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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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1〕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de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 (Tome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宾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蕞尔小番邦。《明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就显得莫名其妙！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只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2〕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好读佛书”。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唐朝时据说就有十多万大食番商，黄巢起义曾对他们大开杀戒。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备倭海道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3〕。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烹食小儿，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才极力避免让大明人将自己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番鬼城”。这是让国朝人士感到极不舒服的一件事。总督张鸣上书比喻：广东澳门有夷人，犹如帝国的背上长了个疥疮〔4〕。疽疥虽无大碍，但总让人难受，何况还长在背上，痒痛难挠，让人有苦无奈。比喻还真是细微妥帖。  

佛郎机干扰了一个世纪，商人海盗在边境，传教士在内地京城，但国朝中人，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明史·佛郎机传》说，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他们强占满剌加地，并伪称满剌加人来国朝上贡，后来据说又改称“蒲都丽家”（应是葡萄牙Portugal的译音）、 “干系腊”（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的译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亚王朝Castilla的译音），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何国，让人困惑。来历不明，就难免让人心有疑虑。朝廷不准其朝贡，但边防又无法制止，于是坊间议论纷纷。不知不觉大明皇朝覆灭，佛郎机们倒也没有酿成大害。〔5〕  

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分辨葡萄牙与西班牙了，何况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并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绕道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澳门的佛郎机，还有吕宋岛的佛郎机。满剌加与吕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册封赍赐过的藩属国，但满剌加被葡萄牙人占领，皇帝拖了十年才下了一纸不着边际也不合时宜的诏书，还以为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6〕  

吕宋岛被西班牙所据，马尼拉满者伯夷王后裔们的宫殿化为灰烬以后，入侵者用皮鞭与棍棒*迫土著人，其中可能还有华族移民，为他们修筑西班牙式城堡与天主教堂。灾难传到国朝，变成了一则荒诞无稽的诈骗故事：自称从西方“干系腊国”来的一股佛郎机人，借给吕宋王祝寿献上黄金，并请求国王赐给他们像牛皮大小的一块地盖房子。国王恩准了，想不到他们竟将牛皮剪成细条，连接起来，圈了一块地，大得让国王吃惊。国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于这些远夷……〔7〕  

荒诞传闻正好可以填补知识的空白，让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并一度狂想远征中国，他们开辟了从南美洲到菲律宾的大帆船贸易，于是，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购买中国货。国朝不知海外变故，盛传“海上有银山”。万历皇帝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豪华的陵墓，花了八百万两白银，而朝鲜战争又掏去国库白银两千六百万两。内府、宗藩、冗官，势穷弊极，耗尽帝国财政。人们只知银元流入，却不知银元来自何方，闽南两位风水先生忽发奇想，上奏朝廷说，吕宋有座机易山，山中有树，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获黄金十万两，白银三十万两。神宗皇帝将信将疑，派太监高寀前去勘察。高寀是福建税使，知道这是胡说，又派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带那位名叫张嶷的风水先生渡海前往吕宋。而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面对前来采金豆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质问：“中国派你们来开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随意开采？如果中国有金山，我们可以去开采吗？何况你们说山中树上产金豆，树是什么树？”王时和一时答不上来，看看风水先生，张嶷诡辩：“山中遍地黄金，还要问什么树所生吗？”于是哄堂大笑。〔8〕  

天朝官民的这份糊涂，给利玛窦委实带来许多麻烦。利玛窦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庆传教，但总遮掩不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于佛郎机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儿的传说，而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头，教士的仆人抓住一个小儿，周围的百姓就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说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惩治番鬼。利玛窦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其实问题还是出自那些传言，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9〕  

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1601年）曰：“……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10〕  

佛郎机横行海上一百年，中国的饱学之士大多不知“狡夷”来自哪里，孤陋寡闻令人失望。而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透。 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又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对社会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一个可以解释的世界，总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都可以帮助人们忍受苦难与灾变，甚至获得道德上的优胜感。荷兰人占领台湾，大陆流传着另一个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老故事解释新现实：荷兰红毛欺骗土番用重金购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地，台湾土番像吕宋土番那样上当了，红毛夷则像佛郎机那样将牛皮剪成绳，续起来圈了很大一块地，筑城而居〔11〕。又是一个割牛皮乞地的奸诈故事。总不值得为一群逞凶斗狠、杀人越货的海贼费太多思量，野蛮人可以拥有武力上的强大，但绝不可能拥有道德上的强大，动摇不了天朝帝国文化优胜的神话。直到1680年清朝遣使巴达维亚，人们仍以为荷兰国没有陆地，在爪哇岛附近的大海深处。或者，“地近佛郎机”，而佛郎机又在何处呢？近满剌加，或狼徐鬼国对面？  

二  

万历时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与西方形象，不仅让利玛窦神父难堪，实际上也让国人自己难堪。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汪大渊浮海万里，杜环经行西亚，法显玄奘西游，张骞“凿空之行”，国人不仅漫游世界，也将世界知识带回中国，胸怀眼界，何等开阔。至少此前一千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罗马帝国，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国” 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风土文明，不仅引为同类，而且颇有些羡慕。只是后来遗忘了，远的不说，就连本朝人郑和远航，两百年后也变得荒渺蹊跷，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无。利玛窦在北京那些年里，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碧峰长老给永乐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图中画着西洋十八国。长老说：“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三国，女儿国；第四国，苏门答剌国；第五国，撒发国；第六国，溜山国；第七国，大葛兰国；第八国，柯枝国；第九国，小葛兰国；第十国，古俚国；第十一国，金眼国；第十二国，榜葛剌国；第十三国，木骨国；第十四国，忽鲁国；第十五国，银眼国；第十六国，阿丹国；第十七国，天方国；第十八国，邦都鬼国。”  

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大西洋国，甚至连两百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12〕。历史衰落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毕竟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原不属于人的经历，衰落中的现实也就不会令人难堪。《西洋记》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事迹演义，三宝太监郑和已变成一个虾蟆精，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送帝国水师西洋取宝。所以，《西游记》与《西洋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英雄的人的事迹已经微不足道，他的所有的努力与成败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西洋记》写作的史料依据是《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幻想的内容却无奇不有。两百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三百年前汪大渊（1311～？），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甚于郑和〔13〕，后人更不可想象，他所著的《岛夷志略》录岛夷九十九条，今天可以考证的只有五十三条〔14〕。郑和时代不论就航海还是世界知识，都不见比汪大渊时代有所进步。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合成的。遗憾的是两幅中国的地图已经失传，但从留下来的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看，汪大渊时代〔15〕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非常广博，中国人的西方地理知识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多，而且还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一百个欧洲地名和三十五个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状很正确地画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图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许多中国地图（包括《广舆图》在内）上的戈壁沙漠一样，画成黑色。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位置上绘上了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但绘图者没有把它画成黑色，这也许是因为绘图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的缘故。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i-man-ia和Fa-li-his-na），而且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所使用的符号来判断，朝鲜的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个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则位于欧洲，从它所在的位置来看，大概是指布达佩斯。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明确得多。”〔16〕  

万历朝国人的世界知识，已经收敛到爪哇，爪哇以远若有若无，半真半幻。书籍散佚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广博的世界地图已经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到达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扫马从房山“十字寺”出发，去耶路撒冷朝圣，后来又受波斯伊儿汗王之托出使欧洲，远至巴黎。遗憾的是列班·扫马用波斯文写的游记、出使报告、日记以及书信全部散佚了〔17〕。元朝地图上可能出现近一百个欧洲地名，明朝人却基本上不知道欧洲何处。艾儒略撰《职方外记》五卷，详细介绍了世界五大洲，尤其详述了欧洲地理人文、物产习俗、赋税词讼、文学宗教。国朝少数敏感的士人如杨廷筠、李之藻、瞿式谷者，希望该书可以“破蜗国之褊衷”。但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很难。《明史·意大里亚传》最后提到《职方外记》也一带而过，认为那些泰西传教士喜欢吹牛，说起他们国家的风俗物产，“多有夸饰”。  

有明一代，国人也不清楚天涯何处是欧罗巴。一打传教士、三五个热心西学的士人，他们的知识既不能广告天下，也不能取信于人。《明史·意大里亚传》开篇就断定意大里亚“自古不通中国”。万历年间人阎从简收集旧闻写成《殊域周咨录》，其中提到一个拂菻，可能与欧洲有关，却显得语焉不详。但《宋史》曾为拂菻国立传，称：“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此灭力伊灵改撒可能是东罗马帝国皇帝迈克尔（MichaelDucas）或其政敌布里延涅斯·凯撒（BryenniusCaesar），也可能是塞尔柱克突厥的副王“Melek-i- RumKaisar”。拂菻国可能是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塞尔柱克帝国。因为塞尔柱克国王也曾称自己为罗马王（KingofRum），在伊斯兰世界里，直到十五世纪，还称小亚细亚和土耳其帝国为罗马（Rum）。  

《宋史·拂菻国传》断定拂菻国“历代未尝朝贡”，而且似乎混淆了塞尔柱克与东罗马。实际上拂菻国通唐，就是已知近千年的“大秦”。《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记：“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拂菻国或大秦，据考就是东罗马帝国〔18〕，不仅古已通中国，而且在中国获得“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的好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帝国的视野内，大秦是一个不同于荒外四夷的文明国家。汉帝国虽雄霸，但国朝人却没有后世那么自大，并不自以为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19〕。《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有关犁靬、大秦、海西国的记载，可能指希腊化时代晚期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欧洲确属远国绝域，丝绸之路经“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据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还曾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大汉天下分崩离析，《晋书》记大秦，除照搬《后汉书》并有所删减或遗漏外，还渲染了猎奇色彩，如“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洏，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栏础”。在将近四个世纪里，华夏王朝朝立暮覆，战乱频仍，直到元魏时代才有定局。《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元魏时代洛阳永明寺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四夷馆中“西夷来附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大秦的陈述较为全面，除复述《后汉书》的内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产方面，似有所补充，并想当然断定“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域外谓之大秦”。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例如，西方作为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最初是出现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和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的消息。犁靬、大秦、海西国、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指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指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印度，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了海西、远西、泰西。直到近现代，西方才特指欧美。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并不表现在地理上，而表现在文化上，即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来）、基督教信仰与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  

拂菻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20〕，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菻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21〕。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旧唐书》（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遣使的拂菻王波力多，据西方汉学家考证为罗马教皇西奥多罗一世（PopeTheodorusI）或叙利亚总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将PopeTheodorus连起来读或读 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译音。  

大秦国是因为“有类中国”，而被称为大秦的。最初出现在中国的世界视野里的西方形象，尽管并不具体准确，但至少不像后世那么诡异荒蛮。在汉唐胸怀中，国朝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华之说被一再重复。大秦如中华，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西亚数十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广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了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到大秦，它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三  

国朝祖上胸怀宽广，对世界、对西方，有知识也有好印象。利玛窦神父却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然而，一切都变了。在中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凶险的海洋，几个鸡零狗碎的小岛，加起来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伤透脑筋。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他，这个泰西和尚……利玛窦到京师，自称大西洋人。而礼部上书称，大明会典记载到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继续传播他们的地图，介绍天下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对欧洲人的看法。徐光启在南京见过赵可怀、吴中明进士刻印的《山海舆地图》，李之藻与友人造访利玛窦时，也见到他悬挂在堂前的“大地全图”。神父感到欣慰是，不仅一些有知识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他的《山海舆地图》，对欧洲文教制度有好感，而且万历皇帝传旨将大西洋和尚利玛窦献的万国全图印在宫里的屏风上。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过世，十三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杨廷筠协助下编成《职方外记》，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之后分五卷，即亚细亚总说、欧罗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和四海总说，其中欧罗巴总说对欧洲的介绍尤其详细。然而，艾儒略还是感觉书不尽言，1637年又出《西学问答》，进一步解答了有关西方风土人情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方域、列国、饮食、衣服、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形、武备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绘。国朝总算有人明白，如谢肇淛《五杂俎》所言： “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22〕  

可喜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由明入清，百年间编制了坤舆万国全图，金尼阁到中国，又带来了七千多部图书，大量介绍欧洲，从山川风俗到政教、军事、物产、技艺各个方面，一应俱备。但国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张维华指出：“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 〔23〕在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中，四国传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误当作南洋国家，近满剌加、吕宋或爪哇。虽然听说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与五大洲之说，评价“其说荒渺莫考”，“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顾炎武可算当时饱学之士，《天下郡国利病书》写佛郎机也不外是流行套话：“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24〕  

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国人们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将信将疑。当然，将信将疑者还算是温和，激烈者已开始大加讨伐，认为“外夷”所传，不可尽信，甚至尽不可信。魏濬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国》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25〕由此看来，明清之际，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  

往事已经忘却，大秦或拂菻，早成为无稽之谈；新知依旧漠然，欧罗巴或大西洋国，妖妄怪诞，说了也没人相信。就连徐光启那一代人的西学知识，也很快被遗忘了。只有那些迷山蹈海、诡诈莫测、杀人掠物、烹食小儿的番鬼红夷的形象，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与想象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了，被称为佛郎机；荷兰人来了，被称为红毛夷或红毛番；英国人又来了，也分不请究竟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总之一头红发，便是红毛番夷。英国人1638年到中国海岸，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个“英圭黎”，觉得与荷兰难分别，都属于“红毛”〔26〕。同时有台湾知县蓝鼎元《粤夷论》道：“红毛乃西岛番总名，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丝腊诸国，皆凶狡异常……”〔27〕有关西方的观念，总还是那么乱七八糟。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四十五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的混乱模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真可谓全白费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 等意，可见《尔雅》、《说文》等，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28〕。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宄的红毛打破国门，即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就在他的皇宫中，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全图》，其中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中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29〕。  

中国并不是没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而是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明季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也开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爷（闽南话：TsiuBi-ya）的华人医生，随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高恩（RijklofvanGoens）至荷兰，一年以后返回巴达维亚。1702 年10月，福建莆田人黄嘉略随梁弘仁神父到欧洲，10月中旬到伦敦，月底到巴黎，又转赴罗马晋见教皇。他娶了法国妻子在巴黎生活了十四年，编就了一部《汉语法》，最后死在巴黎（1716年）。这些人去欧洲，却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就现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国人最早留下记录的是山西人樊守义（1682～1735）。他从少年时代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707年随艾若瑟（JosAntiProvana,1692～1720）从澳门出发，到了欧洲和美洲。1719年从葡萄牙启程，1720年回到广州，写成了《身见录》一书，记述自己这十余年在欧美的见闻。遗憾的是，这部书并未刊行。又一百年过去了，杨炳南根据谢清高遍游海外诸国的经历编成《海录》。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国人了解西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西方形象依旧是那般模糊怪诞。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个异域文明，而是证明该异域在本土视野内的特定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意义与功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国人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确立秩序的“世界观”。天下九州，中国只占一州，所谓赤县神州。神州为“海内”，其他为“海外”，海内以天子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蛮、由高雅而低劣。尽管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与征服一再打破这种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更加强化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与信仰的强度。蒙元入侵之后，明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优越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而满清征服之后，国人的华夷之防心态越发敏感顽固。中国之外有四夷，中国恩威，四夷宾服。可西方出现在四夷之外，对国人的现实与观念秩序，都是一种冲击。在国朝朝贡典录中，没有这些国家，他们在知识之外；这些国家横行海上、威胁内陆，在帝国的权力之外。在观念上，我们发现，晚明清初国人对西方的心理有拒绝与归纳两种倾向，拒绝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认佛郎机或红毛夷或西洋国是现实中的国家，将其鬼化或妖魔化；归纳是试图将晚近出现的西方国家纳入南洋朝贡国家系列内，坚持佛郎机或红毛夷近满剌加或爪哇，西班牙与菲律宾是大吕宋与小吕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塑造一个荒远、模糊、怪诞、诡异、危险、低劣、野蛮的西方形象，可以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更重要的是维持这种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在这种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刻。将日见强大的西方妖魔化为一个诡异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证明天朝上国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现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还可以将这种危机的声音压制遮蔽起来，所谓“戒世人侈谈异域”。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意义还在从文化上确认、缓解、超越国朝与西方紧张的现实关系。西方扩张势力到中国，犯边扰民。首先是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事业冲击中国原有的国家与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与军事势力与经济文化力量结合以来，冲跨中华帝国的内外防线。强调其荒远模糊，可以在无意识中远离威胁，使威胁变得似是而非，从而减少压力；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是一些不通人伦、不通情理的番鬼红夷，不可一般见识；贬低其文化低劣野蛮，可以从失败与无奈中解脱出来，巩固或重获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我们注意到，在国朝历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强大，它在国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蛮低劣。  

“总要有一点点秩序，将我们保护起来，躲开混乱。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某种事物难以捉摸，某种观念稍纵即逝，或遁于无形，或没于遗忘，或陷于我们不再能够把握的他者……”〔30〕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在谈到观念秩序的意义时这样说。西方人出现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文化视野内，冲击了华夏天下的观念秩序，该秩序内在的协调机制迅速反应，或者将西方纳入其藩属贡纳体系中，或者将其排斥到鬼国魔域，在观念中抹杀其现实性。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识的退化之外，另一点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汉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类中国；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方形象是一个被压抑置换表现的他者，有关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31〕，它在不同文本中构筑同一种西方形象，它们的价值不是认识或再现西方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天朝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必要的关于“外番”的意义，使得国朝文化能从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认同自我。  

注释：  

〔１〕（意）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上　，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８１页。
〔２〕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转引应祥的这段话。
〔３〕《明实录》世宗嘉靖三年记载屯门岛剿海：“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州，守臣擒之。初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是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并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至梢州，向化人潘丁荀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剌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尔丁、甫思多灭尔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岭，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首。”朱纨剿海禁，双屿、走马溪之役，被擒的葡萄牙人有名有姓者七个：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浪沙罗的哔咧可能是ＬａｎｓａｒｏｔｅＰｅｒｅｉｒａ的译音，平拖的《东方旅行记》中曾提到过这个人，是双屿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市政长官，曾下令劫掠华人村庄，屠杀百姓。佛南波可能是ＦｅｒｎａｏＢｏｒｇｅｓ，兀亮别咧是ＧａｌｅｏｔｏＰｅｒｅｉｒａ，喇哒是Ｒａｄａ至于“鹅必牛”、“鬼亦石”就难以想象了。见《甓余杂集》卷四“六报闽海捷音事”：“正月二十六日，等旧浯屿夹板、尖艚、叭喇唬等项贼船，同佛郎机夷王船陆续追出境。内有夷船于二月十一日复回，至诏安县洪淡巡检司地方灵宫澳下湾抛泊。卢镗、柯乔会同出兵埋伏贼夷所泊山顶。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乌铳上山，被梅岭伏兵打伤跑走下船，卢镗亲自擂鼓督阵，将夷王船二只、哨船一只、叭喇唬四只围住。贼夷对敌不过，除铳标矢石落水及连船飘沉不计外，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矮王，番名浪沙罗的哔咧，系马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马六甲国王孙；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别咧，系马六甲国王嫡弟。白番鹅必牛……共一十六名，黑番鬼亦石……共四十六名俱各黑白异形身材长大贼首喇哒贼封大总、千户等项名色，李光头的名李贵……共一百十二名；番贼妇哈的哩等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名口颗。……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４〕〔５〕《明史·佛郎机传》：“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
〔６〕马欢：《纪行诗》，见《瀛涯胜览》。
〔７〕“有佛朗机者，自称干系腊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朗机乃取牛皮剪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月征税如所部法。”《东西洋考·吕宋篇》，《明史·吕宋传》亦如是说。
〔８〕《明史》卷二百二十三《吕宋传》。
〔９〕张维华：《月山丛谈》，转引自《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页。
〔１０〕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广文书局１９６９年台北版。
〔１１〕余文仪《台湾府志》记：“……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借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比较一种新事实如果无法纳入人们既定的知识视野，就无法接受、理解。《台湾府志》记：“天启元年，汉人颜思齐，为荡漾国甲螺，引倭屯于台，郑芝龙附之，寻弃去。久之，荷兰红毛舟，遭飓风飘此，受其地，像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已复筑赤嵌城与相望，设市于城外，而漳、泉之商贾集焉。”
〔１２〕郑和航海的档案曾被付之一炬。万历年间顾起元：“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永乐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史，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一百五十年过去，海外世界早已隐没到遗忘中。知识无法得到经验的验证，真实的就会变成虚幻；知识的范围缩小，幻想的空间相对扩大，虚幻也会变成真实。问题不是传奇演义了历史，而是传奇取代了历史。明·钱曾《读书敏求记》说：“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
〔１３〕马欢随郑和出洋前就研读过《岛夷志略》，下洋经历证明了汪大渊“所著者不诬”（见《瀛涯胜览》序文）。但《瀛涯胜览》只记了二十个国家地区，远不如《岛夷志略》广博。《星槎胜览》多处抄袭《岛夷志略》，记载少而零乱，更不如《瀛涯胜览》。至于《西洋番国志》，除了“行文瞻雅”一些外，内容与《瀛涯胜览》大同小异。
〔１４〕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九章《元代之航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１５〕《声教广被图》和《混一疆理图》均可能在汪大渊生前问世，汪大渊生于１３１１年，约逝于明初。
〔１６〕（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在第１５５页注释中李约瑟指出，“无论是伊德里西或是伊本·赫勒敦（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都没有提到亚速尔群岛；而在朝鲜的这幅１４０２年的世界地图中却绘上了亚速尔群岛，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亚速尔群岛直到１３９４年以后才被葡萄牙人再次发现，而且直到１４３０年才为大家所周知。”
〔１７〕参见拙文《中国的马可·波罗——列班·扫马西行研究》，《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８〕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有关大秦或拂菻的考证，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１９〕参见《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２０〕见《隋书》（《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大唐西域记》卷一“拂菻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中“大拂临国”与“小拂临国”，译音不同，所指大概都是指拜占庭帝国。
〔２１〕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继承地中海文明传统，君莅君士坦丁堡（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这座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帝都，在希腊人那里叫作（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或Ｂｏｌｉｎ）斯丹波菻或波菻，在阿拉伯人那里称为伊斯坦布尔（Ｉｓｔａｍｂｕｌ），在西班牙人那里称为艾斯丹波里（Ｅｓｔｏｍｂｏｌｉ），在土耳其人那里称为斯坦布尔（Ｓｔａｍｂｏｌ）。唐宋时代的中国所称“拂菻”，可能是从突厥语转译Ｂｏｌｉｎ音。公元５６８、５７６年，拜占庭帝国的使者两次出使西突厥。拜占庭使者讲的是希腊语，Ｂｏｌｉｎ或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从希腊语而突厥语，由突厥语而汉语，就成为拂菻。汉译名有两种方法，或按音节全译，如音节太多，则译尾音或其中重读的音节，如ＳａｍａｒＫａｎｔ（撒马尔罕）译为康居，Ａｌｅｘａｎｄａｒ译为犁靬或迟散。另有说法认为拂菻与佛郎机同源，是Ｆａｒａｎｇ（法兰克）译音，波斯人称欧洲各国为Ｆａｒａｎｇ。参见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４１～４２页。
〔２２〕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
〔２３〕〔２５〕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０页。
〔２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三十三：“交趾西南夷”，第４７～４８页，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２６〕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中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六》卷二百九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
〔２７〕杨光荣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八，“海防”，第２２～２３页。
〔２８〕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５０页。
〔２９〕参见《康輶纪行》卷五，第１页。
〔３０〕Ｗｈａｔ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ｙＤｅｌｅｕｚｅａｎｄＧｕａｔｔａｒｉＴｒａｎｓ，ＢｙＨｕｇｈ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ｈａｍＢｕｒｃｈｅｌｌ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４ｐｐ．２０１～２０２．
〔３１〕阿尔杜塞研究意识形态的意义时使用“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他说意识形态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参见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ｙＬｏｕｉｓ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ａｎｄ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ｉｂａｒＴｒａｎｓＢｅｎＢｒｅｗｓｔ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７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