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冠阳性康复者,我经历了什么？

Rosanna

每日人物

阳过的人

“阳过的人”，这个词被用在只有6岁的乐乐身上。

5月的一天，乐乐在小区楼下的花坛玩耍，一个女孩突然出现，拉过乐乐的玩伴，指着乐乐说：“她妈妈得过新冠。”孩子们瞬间愣住了，挤在乐乐身边，“你妈妈是不是得过新冠呀？”乐乐的笑容顿时消失，她垂下头，抿着嘴不说话。

远处的刘薇看见，大步走来拉住了女儿乐乐的手，孩子的手在轻轻地发颤，“乐乐是一个很敏感的小孩，我知道她心里非常紧张了”。她问那个女孩，是谁告诉她这些。“我姐姐，她是居委会的志愿者。”

刘薇一家三口4月12日被转入方舱，一直到4月21日，他们才终于等到回家的消息，在此之前多次核酸均为阴性。而在刘薇带乐乐下楼前，她也取得了居委会下发的通行证，这意味着，她们拥有自由活动的权利。

居委会工作人员曾在刘薇一家从方舱返回时在小区门口迎接他们，“你们受苦了，我们给你们留了菜，待会就送上门”。刘薇当时很感动，但她不知道，自己转身离开后，居委会的居民手册上，一家三口的名字就被打上了标记，“方舱返回人员”。后来，做核酸检测登记的志愿者看到刘薇带乐乐下楼，就交待自己的妹妹，“那个小孩和她的妈妈就得过新冠，所以你要戴好口罩”。

“得新冠是因为我没有戴口罩吗？我还要被当作反面教材，来被道德审判吗？”刘薇带着乐乐一起到居委会，她特意带着孩子，为的是让孩子明白，被病毒感染不应该受到歧视。

作为上海一所高校的教授，刘薇第一次和别人争吵到面红耳赤，“你们缺少对人的基本尊重！”她后悔自己吵架时情绪一激动，流下了眼泪，心里充满对孩子的愧疚。居委会向她不停道歉，“今后的志愿者工作一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站在讲台上那么多年，刘薇第一次发现自己说不清道理，我有什么好被批判的？我和我的孩子，又为什么要被区别对待？

21岁的陈枫同样遭遇了区别对待。7月8日，他在自己工作的中介门店前排队做核酸，碰巧站在了一对夫妻的中间，由于实行混检，他前头的女人已经是上一管的最后一位，按照要求，像陈枫这样的阳性感染者，需要单管单检，他领到了单独一根管，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标签。

很快，身后的男人作为下一批混检的首位也领到一根管，陈枫手中那根显得尤为刺眼，男人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个人为什么一人一管？”工作人员告诉他，陈枫进过方舱。

男人迅速朝着妻子的方向叫了一声，挤眉弄眼，目光不断瞟向陈枫，“这个人是阳性，你离他远点”。周边的人听到这句话，都不动声色地悄悄挪了几步。一股无名火冲上头顶，陈枫与男人起了冲突，但对方态度强硬，“我要是歧视你，这个核酸我就不做了，是你自己太自卑了”。

两人闹到了核酸点附近的警车旁，男人骂骂咧咧，一口一个“册那”，陈枫气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警察调解了两人，走的时候，男人还回头用手指了指陈枫，“你看他都要哭了”。

新冠第三年，防控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应对得更从容了，但对新冠的隐喻化和污名化，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衍生问题。

刘薇和陈枫的经历不算最糟糕，有媒体走访上海松江区多家劳务中介单位，发现多家机构声称阳过的人很难找工作，更有甚者直接表示“阳过的不要”，哪怕这个人是曾经的方舱志愿者。

许多零工招聘条件都特别强调：“进过方舱的不要”。图 / 网络

就算找到工作，有人也会因为曾经感染新冠而被开除。一位博主公开在社交平台上称，自己曾经在乌克兰读研期间感染新冠，回国后在某机构担任俄语老师，用人单位在得知她感染过新冠后，竟然要求她离职。

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7月21日，上海人大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促进就业工作的决定》，不得以曾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员工。

尽管用人单位不敢公然违反规定，但歧视依然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于职场中。

5月，吴静和丈夫被检测出新冠阳性。月底从方舱回来后，吴静发消息给领导，询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对方先说等待一周，几天后再问，又变成了一个多月。最后领导直接挑明，“大家都很害怕，同事们都说了，如果你来上班，他们就集体辞职”。

“天啊，你能理解我当时的心寒吗？”她在公司已经待了三年，一些同事也处成了要好的朋友，过去公司一直将“团结友爱“挂在嘴边，现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发声。倒是有一个不怎么熟的同事每天定时给她发消息，早中晚各一条，“你现在什么感觉”“你吃药了吗”“你今天有发烧吗”。后来，这位同事请假了一段时间，吴静又收到了她的一条消息：“我回家了，你这几天可以来上班了。”

不能去上班的日子，吴静每个月底薪不到2000元，她算了一下，自己和丈夫的租房吃饭开销接近5000元，老家房贷6000元，还有孩子的奶粉钱一分不能省。好在丈夫的公司还算开明，并没有影响工作，起初丈夫说要戴口罩、防护面罩去公司，还被同事们打趣拒绝，“你确诊的时候我们都没感染，你康复了，我们又怎么会有事？”

但吴静一直没有等到公司允许她复工的消息，她曾经打过12345求助，对方却告诉她，这种情况可能不容易受理，原因在于公司并没有开除她，依旧给她发最低工资。日子一天天过去，吴静再也等不下去，她拨通了领导的电话，“我要辞职”，领导甚至都没挽留她，直接回了一句“好的”。

王芳芳没有被单位歧视，但工作同样受到了影响。她在上海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珠宝柜台担任柜员，6月1日复工后，主管通知她，有过阳性感染史的员工被暂停进入商场工作，“这是商场领导的意思”。

王芳芳接受了这个条件，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安排，但直到现在，王芳芳的上班时间依旧遥遥无期，她被临时安排在位于街边的商铺门店里。在珠宝销售行业，存在一个潜规则，借调员工不能与原员工抢单，就这样，王芳芳从主销降成了辅销，她每天的工作是在同事负责推荐产品的时候，为客人添茶倒水。

工资也一路下跌，上海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王芳芳的居家工资只有2000元出头，现在因为没有销售业绩，人每天在门店打卡，也只能拿4000元左右的工资，“这个薪水在上海根本活不下去”。她一次一次地拨打12345投诉，客服告诉她，这属于法律投诉，找到法律援助电话，对方称这有可能涉及到防疫过度，王芳芳最后将电话打到了防疫办，这件事又被定性为商场和公司行为，需要她自己与就业单位协调。

王芳芳彻底放弃了投诉，一天后，12345拨回了电话，询问她问题是否已经被解决，“无话可说”，她对那头说，果断摁断了电话。

“历史无阳”，这个标签第一次如此现实地摆在新冠阳性感染者面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2022年7月20日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8180例。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已康复，除去就业以外，“阳性”已经深深嵌入他们的生活，水面看似平静无波，但隐藏于某个切面的回忆依旧存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刺痛。

无辜的感染者

许多人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感染的新冠。

没有一点征兆，4月2日，已经在家封控了十多天的刘薇突然开始发烧，一天后，她的抗原出现了两道杠，“前一天还是阴性，我也没出过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在上海的陈枫，在确诊之前，一家人已经居家了十余天，除了拿物资、开窗，他们几乎没有和外界有过任何接触。

发烧后，在不到70平方米的家里，刘薇单独搬到了一个房间。在同一屋檐下，乐乐见不到妈妈，她写了几封信，画了一位穿裙子、戴口罩的卡通妈妈形象，塞进刘薇的门缝里：

“妈妈：我爱你，我想问一下，你好吗？我有一点担心，如果要你去隔离，会有什么（后果）？”

“我妈生了病，我很想她快点康复。”

4月4日，刘薇的丈夫也发烧了，乐乐开始止不住地哭，她担心爸爸妈妈都要被拉走隔离。刘薇曾听同事说过，楼上邻居就是被拉走隔离，只留下孩子一人在家。她隔着一堵门，和丈夫发了微信，连用5个感叹号，“绝对不能和孩子分开！！！！！”

当天晚上，乐乐一夜没睡好，反复做噩梦，嘴里在大叫“放开我”。第二天，乐乐也发烧了，刘薇和丈夫反而松了一口气，至少孩子不会与他们分开。4月12号凌晨，刘薇一家被转运至方舱，夫妻俩达成了一个默契——不告诉乐乐方舱是个怎样的地方。“我无法想象孩子知道自己要与社会隔离后，会遭受怎样的打击。”

收拾东西的时候，乐乐穿着校服，马上是考试周，她带上了全部课本。乐乐一直沉默，直到快出发了，她突然带着哭腔，拽着刘薇的衣角，“妈妈，我害怕”。一家人走到楼下，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们，大喊：“我来拉阳人！”

刘薇赶紧捂住乐乐的耳朵，蹲下来告诉她：“你是人，不是阳人。”

由于传染病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其病理所昭示的社会属性，往往被人们加以联想，进而对患者污名化。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在公共空间被传染，一旦被传染，有些人会被认定为“不戴口罩”“乱跑”“爱玩”。2020年初，在江苏淮安，三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曾经被确诊为新冠阳性，一时互联网上到处散播着关于她们的谣言，“出轨”“去武汉会了情人”。经历网暴后，三人都曾在医院说过“死了算了”，事情平息后，她们有人选择换掉了自己的名字。

在今年3月以后全国爆发的多轮疫情中，由于感染者数量大幅增多，网络上对感染者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开始把新冠阳性感染者戏谑地称呼为“小阳人”“羊”，甚至以性别、年龄区分为“公羊”“母羊”“老羊”“小羊”，更有人将转运集中隔离人员的行为形容为“抓羊”。

对于许多新冠患者而言，是在不明原因、自身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对他们的玩笑、谴责与标签化，实际上是一种叠加在身体痛苦上的二次伤害。

迄今为止，吴静都不知道自己和丈夫的感染源头在哪儿，甚至两人的流调报告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但夫妻俩的生活已经被“阳性”搅动得天翻地覆。吴静不敢告诉老家的父母和朋友，她的老家至今没有一例阳性，父母年迈，对新冠的认知一片空白，觉得这是会要了命的绝症。但她更害怕的是，如果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到时亲戚朋友该如何看待她，自己能否回家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陈枫后来的回忆里，反倒是在方舱里的日子有一种平静的快乐。他和父母一起在方舱隔离，这里人多，吵得慌，但也热闹，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一样，没有人会另眼看你”。父母喜欢唠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经常不见踪影，有一回，他听见父亲和一位保安聊天，才得知对方来方舱应聘短期保安，之前是健康的，后来感染了新冠，干脆就一直在方舱工作下去。每个晚上，护士们会组织大家一起跳舞，音响放在地上，放着陈枫这种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广场舞曲，他干脆不参与，就呆看着，权当消遣。

刘薇一家先被安置在隔离点，这个隔离点此前是一个未交付的写字楼，一共14层，仅刘薇所在的楼层就容纳了两百多个单人床位，彼此间隔一米，没有能通风的窗户。这里的夜晚灯火通明，呼噜声、吐痰声、聊天声此起彼伏，乐乐睡不着，刘薇就用英文和她解释方舱的含义，她特意避开了“集中隔离”这个词，而是用cabin mobile hospital来解释。乐乐突然抬头对她说，“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假家了”。

刘薇所在的隔离点厕所还算干净，但依然无法洗澡。她用盆接了热水给乐乐擦身。孩子很兴奋地说：“就像泡温泉一样！”平时，乐乐也常常和隔离点的孩子一起玩，“今天认识了哪个小朋友，她都会介绍给我”。学校的线上班会，有时需要开摄像头，刘薇和丈夫帮乐乐设置了一个虚拟背景。他们暂时没有把确诊的消息告诉老师和家长，“不能让孩子受到无谓的指点”。

“芭比Q了”“开心的锣鼓敲除年年的喜庆”，在短视频外放的音乐声中，乐乐度过了自己的线上期中练习周，结果很好，“娃特别开心”。每天早上8点，乐乐准时上网课，她坐在行军床的一角，桌子是一把棕色的塑料凳，上面架着平板电脑，课本和双手就搭在另一把蓝色塑料凳上，在这样的环境里，乐乐在7天的时间里看了42本书。

4月18日，乐乐第一次哭了，她看到有人隔离期满回家，当时一家人的核酸和抗原都已经转阴，却迟迟没等到回家的消息。她不理解，“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回家？”

漫长的影响

4月24日，乐乐回家了，刘薇却发现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

回到家当晚，乐乐就做了噩梦，她突然惊醒，抱着刘薇说：“妈妈，上海着火了。”同样的噩梦之后持续了三四天，乐乐的梦从“上海着火”变成了“家里着火”，刘薇和丈夫把乐乐抱到了中间，一次一次轮流哄着她，看着她睡去。

刘薇心里着急，也在打听去看儿童心理医生。她盼着早点回到郊区的家，换了环境也许能改善孩子的心理状态。

因为隔离，陈枫错过了自己在江苏的专升本考试，从方舱回来后，他得居家隔离7天，到了考试地点还得再隔离14天，“我赶不上了，只能弃考”。事实上，像陈枫这样因为新冠阳性被影响的考生大有人在，更有人险些被取消考试资格，改变的可能是一生的命运。

被他人异样看待后，陈枫开始打心里排斥做核酸，尤其是公司附近的核酸点。实在躲不过，就挑最热最晒的时间去，那会人最少。在上海，新冠阳性感染者在3个月内，只能向工作人员出示绿色的随申码做核酸，而普通人一般情况下使用的黑色核酸码，在陈枫这里根本无效。这也意味着，曾经感染过的阳性患者不可能隐瞒自己的阳性史，在每次做核酸前，陈枫都需要主动向检测人员报备，等待正在进行的混检过去后，才能加入队伍。

这对于陈枫而言，是一种相当“显眼”的行为。站在一旁等待他人混检过去，再拿起属于自己的单管，他特别怕被别人关注到，经常用手紧紧捂住那个红色的小标签，再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姿势递给检测人员。

“人心隔肚皮，你无法判断别人的态度。”别人的眼光还好，陈枫担心的是公司同事将会如何看待他，公司又是否会将他开除、停职。他开始变得神经质，一听到同事们谈论“阳性”就全身紧张，有一回，一位同事找他闲聊，陈枫一时听岔了，以为对方在问自己是否得过新冠，他蹭地一下站起来，直接打断同事，大声说“我没有”，留下一脸茫然的对方。

疫情所营造的不确定性，正在消弭着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这段时间，社区通知吴静，接下来的半年都需要居家核酸，这也意味着吴静每次做核酸前都需要电话通知社区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做核酸时，总是吴静最焦虑的时间段。穿着防护服的大白站在家门口，来往的邻居难免上下打量，前段时间，已经有邻居问吴静，“怎么你们家总是有人上门做核酸？”

陈枫也已经惶恐了好多时日，有一件事他始终不敢向同事确认，他和中年男人吵架的当天，一位同事曾经目睹了片刻，陈枫不清楚对方听到了多少，“方舱”“阳性”这些词，对方又是否听了进去。他还记得，当天回到门店后，店长曾经试探性问他，怎么做核酸去了那么久，后来见陈枫不想说，只能作罢。

他内心有一个隐隐的想法，大家会不会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只是选择默默保护他。那天晚上，店长邀请包括陈枫在内的所有人一起聚餐，一切如常。当天警察看他如此窘迫，也拍拍了他的肩头说：“我不是就站在你旁边吗？你看，我就不怕你。”但陈枫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向他人吐露自己曾经是阳性，“遇到好人是好事，只要遇到一个有恶意的，我可能承受不了了”。

对于这些新冠阳性康复的人来说，隐私保护成了重中之重，一个不注意，就有被泄露的风险。吴静还记得，之前她在的一个确诊病人群里，有一位群友因为隐私被公司同事曝光，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老家地址、电话号码全部被公布在网络上，成百上千个电话涌进他的手机，有好事者竟然将电话打到了他的长辈那里，导致家中老人直接被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吴静发现，从那以后，他的头像换了，变成了一片黑色，其他什么也没有。

现在吴静同样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她正在寻找新工作，面试了几场，好在暂时没有人向她打听过新冠感染史，只不过她依旧要小心再小心，当务之急，还得想个好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得一直居家做核酸。

刘薇也正在为乐乐的开学发愁。一位从方舱出来的家长告诉她，自己的孩子三年级，在上网课的时候，老师提及了方舱的概念，“是一个阳性病人集中隔离的地方”，她无法想象，如果乐乐听到类似的话，又会如何作想。最近乐乐的学校开始统计学生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因为曾经阳性，刘薇并没有打算让乐乐接种新冠疫苗。刘薇曾设想，如果老师询问孩子为何没打新冠疫苗，孩子该如何回答。

“怎么做到既不欺骗孩子，又能实现自我保护，这点真的很难。”这两天，乐乐去看牙科，医院需要填写新冠病史的资料，刘薇只填了自己曾在两个月前确诊，乐乐的那一栏她特意空着，毕竟她不敢保证，如果被对方知道，自己的孩子又将被如何称呼和对待。

只有孩子不会担心那么多，和居委会吵架的那天，刘薇在家愤愤地自言自语，一度想在居委会门口的告示板写上“每个人都应被尊重”。女儿走到她的面前，抓着她的手说：“妈妈不要跟别人吵架，给别人留点面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