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美国宪政旧瓶装了左派“进步主义”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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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今天的美国，马克.莱文（Mark Levin）这本《马克思主义在美国》（American Marxism）是本不可错过的好书。它不仅为处于焦虑之中的美国人提供了政治解码，还为世界那些执着地认为美国宪政具备良好纠错机制的人抹去遮眼云翳。

所谓“纠错机制”的理论表述就是“钟摆效应”：美国从来不缺左右势力，政治一直在左右之间摇摆，但在宪政约束之下的两党制下的政治竞逐，总能让美国政治最后回归中位。也因此，这类人无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坚持认为美国依旧是世界这片茫茫大海中那座指示方向的民主灯塔。他们不明白，民主党政府的美国价值观，早已是LGBTQI+CRT+气候变化-绿色能源+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大麻（吸毒），这是美国进步人士的标准配备，《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章节标题，列举了上述被赋予宗教般不可颠覆之神圣地位的各种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悉数被美国民主党装入“进步主义”筐篮中，列为治国理政方针，谁要不同意或有异议，本书第六章标题言及的言论审查，以及美国左派发动的群众运动——取消文化将会“光顾”异议者，轻则被社交媒体销号，重则会有“革命群众”写信到其任职机构要求“取消”（解雇、停课），或者逼迫书店、亚马逊将其著作下架。

马克.莱文成书之时，拜登政府还未将上述左派价值观列为向全球推广的美国价值观。二〇二二年四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其任职以来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夸耀本届政府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于四月二十八日宣布：“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援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这条推文由美国驻华使领馆US Mission CN @USA_China_Talk译成中文，通过官方推特广为宣传。

如果关心美国，并且对美国在二〇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期间及以前美国对外推行“颜色革命”的历史熟悉，就会了解，那时美国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谈对外使命均是推广民主宪政及三权分立制度，按自身的模样改造世界。这一使命经历过欧巴马第二任期的模糊化与川普政府放弃推行颜色革命的努力之后，拜登政府领导的美国名号依旧是美利坚合众国，但向外推广的是美国极左偏爱的价值观，与美国此前的民主宪政并无没多少关系。这些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马克.莱文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是解读美国现实的一把合适的钥匙。

马克.莱文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由哪些人构成：“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公开仇视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因此在美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下列的称呼来伪装自己：进步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行动主义者（social activists）、社区行动主义者等等。他们在各种新造的组织性或认同性的名称下运作，例如‘黑命贵’（BLM，Black Lives Matter）、‘安提法’（Antifa，是‘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ist］的缩写）……而且他们声称他们追求‘经济正义’、‘环境正义’、‘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等等。他们发明‘批判性种族理论’（CRT，Critical Race Theory）之类的新理论，以及各种措辞和术语。这些理论、措辞和术语和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有关，或者被放入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中。”

我将欧巴马以来由民主党、美国教育系统、左派媒体主导的“社会改造”称之为“颜色革命”，在二〇一八年就写过〈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一文，指出民主党筹谋多年的“颜色革命”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思想的社会-共产主义化（红色），二是指肤色，美国社会已经成功地让有色人种成为主流。

体制内新长征：左派占领教育的持续集体行动

美国的“颜色革命”得以完成，有赖于左派在美国养成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左派“大军”，这是美国大学多年来批量培养的制式产品。简括而言，美国民主党的“颜色革命”肇始于新左派——“一九六八年人”进行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通过体制内长征，新左派逐渐占据西方国家的大学讲台，在美国教育界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共产革命。欧巴马的政治导师艾伦.艾尔斯等人，就是这场没有硝烟的共产革命的中坚人物。

一九六八年人的革命运动在美国名为“反越战”，在巴黎号称“红五月”，在日本则为“赤军”。这代人受毛泽东与文革的影响很深，其中的佼佼者意识到要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从教育起步，与资本主义争夺未来。运动在各国失败后，不少人进入了大学、研究所，开始了他们自称的“体制内新长征”。

“体制内新长征”的真实涵义是“通过权力机构进行长征”，这是由德国的共产主义学生活动家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创造的口号，描述了他确立革命条件的战略：通过渗透教育学术机构颠覆社会科学专业。这位杜奇克看来熟知毛泽东关于长征的那段话：“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因此，从这段话里得到启发，杜奇克说，要改变世界就是要“穿过体制内的长征”，街头上的“长征”是华丽炫目的，会创造出英雄，吸引公众的目光与掌声；但是体制内部的“长征”却是寻常无奇的，在很多时候，是在满足了我们物质需求，人伦义理，亲密关系之后，才能推动这个社会前进一小步。这是一条比较困难，但也比较踏实的道路，要结合职业与志业，在参与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带来世界的改变。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一九六八年人”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他们在脚跟未稳之时，都刻意隐藏自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与桑德斯在从政初期，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者身分出自同样的理由。他们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一旦站稳脚跟，掌握了话语权并且能够介入学校及各机构的人事安排之后，这个马克思主义族群就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并成功地将保守派逐渐挤出教育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包括聘用教职人员的决定权。

新左派此举极富政治远见，马克.莱文引用了亚伦‧布隆姆（Allan Bloom）在《封闭美国的思想》（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一段话说明教育对型塑人类思想的重要性：“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有一个它想达成、并蕴含在课程中的道德目标。它想要制造某种人类。这种意图多多少少明确可知……即使阅读、写作和算术这类中性学科，在它对于接受教育者的远见中，也扮演着某种角色……。民主党的教育……想要并且需要制造一群支援民主党政权的男女”。我将这个过程称为“构造选民基础”。构造选民基础犹如建罗马城一样艰辛，美国左派积经年累月之功，成功渗入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并最后取得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果。

根据二〇〇七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一千四百一十七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百分之四十四点一，温和派居百分之四十六点一，保守派仅占百分之九点二。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百分之十九），自由派略少（百分之三十七点一）；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百分之六十一，保守派仅占百分之三点九。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五十至六十四岁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二。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

二〇〇七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二〇一六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四十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七千两百四十三位教授中，民主党有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共和党人是三百一十四人，比例为十一点五比一。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三十三点五比一。这与一九六八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二点七比一。

皮尤研究中心二〇一六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百分之三十一持自由派观点，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百分之十七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一九九四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后改称“进步主义”）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

新左派中坚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政治作家、小说家和文化评论家陶德.艾伦.吉特林（Todd Alan Gitlin）这样总结自己所属的“一九六八年人”的成就：“我这一代新左派——随着（越南）战争的继续而成长的一代——放弃了爱国主义的称号，却没有多少失落感。左派所能做的就是发掘正义的传统，并在大学里培养它们。……我们输了政治，但赢得了教科书。”

本文节录自黑体文化新书《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导读：〈美国民主灯塔的基座是如何被蛀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