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挂帅，以疫代牢，防疫还是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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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新华社2008年6月的一则报道称，汶川大地震造成四川省部分监狱的监管设施受到严重破坏，2400多名服刑人员被转移到户外。由于面临余震危险，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及武警部队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服刑人员紧急大转移。

十二年时间过去了，四川多地普通民众羡慕起当年的服刑人员。包括人口超过两千万的成都在内，四川多地政府以防疫为名，将全体民众囚禁在家里。早有人比较过，“静态管理”或者“原则居家”之下的普通民众，很多方面的待遇远不如监狱囚犯。比如，囚犯们有机会放风，参加集体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好歹还有饭吃，生病了还能就医。而“以疫代牢”的民众连家门都不能出，很多人在饥饿中度日如年，还有不少人在病痛中得不到救治悲惨离世。

讽刺的是，政府囚禁亿万民众的理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很多人都困惑于“人民群众”到底是谁，显然跟自己无关。

2022年9月5日，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至少82人死亡，另有35人失联、至少270人受伤。成都等多地震感强烈，但是官方却不允许他们逃生，防疫人员将下楼躲避的民众赶回家中，并封闭紧急通道。赶赴地震现场救援的消防队员，也被官方要求“先核酸后救援”。人们似乎忘了，就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全国人民都在讨论“72小时黄金时间”，敦促现场进行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

疫情“清零”与麻雀“清零”

今天的疫情“清零”让人想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麻雀“清零”，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有辱人类智商和尊严的政治运动。

195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国务院随即下达“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是，各地除“四害”的活动风起云涌。为了抓麻雀，学生停课了，工人上街了，教授上房顶了，农民上山了，军队拿出了枪炮。这一年的4月19日，北京进行了全市抓麻雀总动员，300万人热烈响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鞭炮齐鸣。

今天，在官方的宣传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捅鼻孔，唱着歌捅鼻孔，跳着舞蹈捅鼻孔，在瓢泼大雨中排队捅鼻孔，在地震现场见死不救捅鼻孔……不用等到多年以后回忆，现在我们就知道这种小丑化的防疫政策何其荒谬。

这两种运动都是“杠精”行为，麻雀不可能清零，病毒也不可能清零。

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区别是，当年中共建政初期，洗脑和恐吓还没有全面展开，不少学者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生物学家郑作新教授解剖了大量麻雀，发现麻雀的食物中虫子占95%。他得出结论说：麻雀有许多益处，不应一律加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称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说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今天的中国，并非专家们不知道人人排队捅鼻孔的荒谬，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正式发表反对意见。

被捅的不只是鼻孔，被禁锢的不只是身体。

政治斗争与反人类罪

三个月前，中国国家卫健委要求，“没有疫情发生，也没有输入风险的地区，查验核酸不应成为一种常态”。三个月后的9月8日，同一个国家卫健委又要求，对于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国家卫健委没有给出科学和医学的解释。显然，查验核酸不是基于科学，也不是基于疫情，

在中国政府眼里，防疫、抗疫不是一个卫生和医学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是制度之争、文明之争。在这种政治化的操作中，中国的疫情防控成为一个笑话。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笑话。以政治挂帅的“疫情”为名，将没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民众囚禁起来，甚至用铁栅栏、电焊封锁他们的住宅，地震来了都不让逃生，是骇人听闻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由于这种行为规模巨大，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而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即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对“反人类罪”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