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是中国下一任总理,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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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尽管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总书记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毫无疑问。与此相反的是，总理李克强明年卸任后的继任者人选却依然迷雾重重。

从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还没有哪一届中共的党大会在即将进行权力更替时像今年这样确定、却又令人担忧。如此情形倒是有点像1967年好莱坞电影《猜猜谁来吃晚餐》的经典剧目，种族主义虽然制造着紧张和悬念，但是挡不住两个不同年轻人的爱情。

当然，这种张力和结局只是1967到69年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一个隐喻，有关一个主流自由派白人家庭如何在紧张的冲突中接纳一个黑人家庭的喜剧。中国当下的政治局势当然没有真正的喜剧气氛，但却充满了中国人民所熟悉的黑格尔的讽刺意味：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二十大：一场闹剧

在洪宪称帝106年之后，对在袁世凯的“二十一条”遗产刺激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和革命者来说，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自然更接近一场闹剧：孙中山和他的民族主义同志们缔造的共和国被颠覆了一次，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同志建立的第二共和即将被再次颠覆。毕竟，理论上，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期任职关乎国本，也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唯一重大区别。

不过，另一个区别还在于，与袁世凯试图复辟的帝制不同，中共正在从制度上完成从冷战后的威权主义政权向一个有着庞大经济体量、庞大政党官僚体系和发达现代科技支撑的极权主义政权的最后蜕变。尤其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软性政变、党国改造和社会清洗之后，二十大的党代表们继续选举他们的领袖连任早已经不是悬念，真正的悬念在于那些儒家官僚们将推举谁为总理。这一选择将决定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官僚们的道德生命，也将影响全球政治的稳定，而且两者息息相关。

习近平 vs 儒家官僚

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清洗和重整之后，中共不仅已经悄悄转型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且颠覆了1979年以来建立并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一个新的斯大林模式的领袖体制即将在二十大上宣告成型；然而，尽管对领袖本人来说党内外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能够挑战的政党、派系或者社会力量，他的连任路上已经消灭了所有宪法和现实的障碍，但是，他仍然需要面对邓时代、乃至毛时代或者说过去两千年中国政治传统里最为稳固的遗产——儒家的官僚群体。他们仍然影响着中共高层的权力分配，特别是反映“君相关系”的总理人选、以及与形式上的集体领导有关的其他重要职位的人选，如人大委员长等等。

换言之，以李克强为代表的这个庞大群体，虽然说无法改变习近平的连任、也无法扭转习近平“打什么旗帜”的根本路线设定，虽然说这个儒家群体在过去两千年里经历了无数次腐败和危机，但是他们在推翻满清帝制的民族革命中最重要的共和口号“天下为公”却来自明末清初儒家文人对帝制的批判，例如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力倡的“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和“不以天下私一人”等等。这在重新以所谓天下主义代替普世理想的今日中国，仍然振聋发聩，具有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力量，代表着中共党内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继承者们、儒家官僚干部们所能坚持的历史理性。

据此，习近平再有个人集权的野心，也不得不设法与李克强等人、和改革开放路线共存、共治，不仅不得不保留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和若干老人席位，而且难以专断总理职位。毕竟，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党内改革路线的遗老遗少们虽然没有能力把二十大变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翻版，也至少能够以经济、民生、就业、稳定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议题对习的集权形成强大牵制。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能继续控制总理人选，也可能在“人民领袖”的封号之外，抵制“党主席”的设立——那对保留形式上的集体领导也就是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若干职位、然后保持邓小平路线的存在感至关重要。

李克强与李鸿章

而且，这种重要性对国际社会来说同样如此。当李克强和他的国务院官员在过去一年不断劝说外资、外企和民企保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不断出台安抚性政策，包括各种避免中美脱钩的技术性安排，国际社会看到的是一个李鸿章似的总理大臣依靠每日口服大量德国补药顽强地支撑着病体、继续办着洋务，减缓中国与世界的脱钩乃至对抗进程。

虽然囿于中国法律和党内惯例的限制，李克强的总理一职无法连任，所能做的只是提名自己的接班人并且达成党内的交换。这样的交换也许是以李克强的彻底退休为代价，而非坊间传言的转任人大委员长——中共的三号人物。否则，他的转任很可能将把总理人选让位于更效忠领袖、更缺乏改革色彩的胡春华。那或许也是一种不坏的平衡。

八月中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习、李二人分赴辽宁、深圳，似乎就表明了两人对未来总理人选的不同意向。习对辽宁的视察、对振兴东北的呼吁，似乎更适合过去十年作为主管扶贫工作的副总理胡春华接手强调平衡发展的习氏路线，区别于李克强视察深圳、拜祭邓小平所暗示的改开路线传人。而对国际社会来说，前一种安排意味着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将更趋意识形态化，从而加速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脱钩，引发新一轮全球供应链和地缘政治的动荡，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在这个意义上，当国内的压力声音消失之后，中南海或许听不到来自上海、徐州、四川的苦难消息，那些被“战狼们”过滤的国际意见却前所未有的刺耳。从今年年中以来的七国集团决议到联合国人权高专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再到今年底的世界民主峰会，如果中国政坛中不再有李鸿章风格的洋务派，那就意味着一个难以管理的世界与中国关系，中国政府可能陷入沉默或者对抗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