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是中国经济的百害之源

frgtrew

　　整个经济链条中，人们最关心哪个环节？我想，不同的人们，当有不同的心思罢。例如官员们最关心的，通常是gdp和引进外资，这与他们的升迁有关；企业家们呢，则关心销售额和利润什么的，这决定了他们能否跻身“先富者”行列；而那些脑体劳动者们，最关心的大概就是工资了，还有日用品的价格吧，因为他们首先要生活。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最关心的，应当是工资问题。

　　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分配”问题，最能扯动人们的心弦，最能使人民快乐或者痛苦。

　　但表面上，事情似乎看不太出来。首先，报刊上没有见到多少老百姓谈工资的报道。同时，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特别是著名的、资深的、得大奖的那些学者，几乎没有什么关于当代工资问题的专著或者有影响的论文。总体上，这情形真使人遗憾，我感到，中国高级的经济学者们似乎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




经济学家们认为“低工资制”已成历史




　　中国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们关心什么？从他们汗牛充栋的著述和文章、讲演中，不难发现，他们大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关心gdp总量，还关心增长速度。这当然也难说有什么错。但不过，我注意到，他们大都很少论述“分配”问题，他们不关心这个。

　　其实，这是个很难绕开的话题，目前也是个充满危险性的事物。看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动乱，主要源于分配不公，而不仅仅因为经济的困难。而且，经济即使发展了，土地的过分兼并和人民的贫困化，也会使得全社会最终走向“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再表现出来的、不可改变的逻辑。

　　所以，只管发展经济而无视分配问题，恐怕最终只能将社会引向动乱。

　　再说，在理论上，像人类的一切动作一样，发展经济总得有个目的。我们总不能说：发展经济就是为了经济发展。我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能享受其成果。问题是：是极“少数”人享受，还是大“多数”民众都能享受？这就涉及到了“分配”问题。我知道，我们经济学界也有人申请到了课题费、研究所谓“收入分配”问题，但是，鲜见有人郑重其事地提出中国的“低工资制”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很大的理论疏忽。

　　当然，说主流学者完全不理睬“低工资制”也不是事实。他们也会偶尔顺便提及此事，但他们多认为“低工资制”是改革以前的制度，董辅礽、吴敬琏等明确说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制”，称它是当时的、过去的。从网上可以看出，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过去是“低工资”，但是改革后已经变化了。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王珏、高鸿业提出了几个消费阶段：（1）“元级和10元级”阶段，是从建国开始到60年代初。他们指出：这一时期是“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然后是（2）“百元级”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比较时髦的消费品是所谓“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3）“千元级”阶段。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该时期消费品的档次已经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他们指出：“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4）“万元级和10万元级”阶段。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吃、穿、用已得到基本满足。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是房子、小汽车等，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于是，他们欢快地判断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现在正向10万元级的台阶迈进。

　　从这里不难看出，经济学家们认为“低工资制”已成历史。

　　但这里，经济学家的理论令我不服。我认为，用一些消费品的不同，并不能证明“低工资制”什么。今日的电视机，也并不比60年代的手表更加昂贵。以我自己为例，60年代末毕业时，3个月工资才能买一块手表；而今天，我2个月的退休金就可以买一台3千余元的彩电了。其实，消费品本身的变化，只能说明技术的进步，并不能说明工资的高低。古代皇帝通常是全国收入最高的人了吧，但他们全都没有消费过彩电，见过手表的皇帝也只寥寥，但能说皇帝们的收入是“元级和10元级”的吗？




我要证明当前中国仍是“低工资”




　　其实，正确地说，“低工资”和“低工资制”还是不同的概念。我们常说的“低工资制”，是指建国后在国家基本负担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情况下，给职工发放“低工资”。当时是故意这样做的，国家主观上大概是为了更有利于集中建设资金，同时为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那时，除了这三大民生问题外，还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证基本生活品物价稳定，必要的时候即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使人民的工资不致贬值。另外，还有许多福利性质的东西，例如市内交通、水电煤火费等，都须保持在低价格上；在北方，公家的房屋里，冬季取暖也是免费的。

　　显然，只有在上述情况下，“低工资制”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认为，改革以后，本来意义上的“低工资制”已经逐渐地消失了。尽管陈云在1980年仍在讲应当实行“低工资制”，但作为一个制度，它已经在走向消失，也可以说被改革摧毁了。

　　“低工资制”是建立在基本的“社会保障”基础之上的。到了今天，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三大民生问题的“社会保障的屏障”业已坍塌，所以，“低工资制”的消失，也正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但最大的问题是：“低工资制”虽已过去，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低工资”是否已经变成了“正常工资”呢？

　　没有。

　　不少人认为，低工资已经改变。改革前只有30-40元平均工资，现在已经有1000来元的平均工资了，难道还是低工资吗？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糊涂。

　　我认定，直到今天，“低工资”状态也并未过去。但论说的困难是，我无法用“可比价格”的计算来证明这一点。因为它实在太难算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变价格”也实在太粗略了，且没有供计算用的指数。所以，仅仅用60年代手表价格“相对的讲”高于0年代的彩电，还是不能说明整个低工资制度。有人曾经计算过鲁迅先生的月收入为2000多斤猪肉，以此来何现今人们的收入水平相比较。改革前北京的猪肉价格是8毛来钱1斤，现在10元左右1斤，但是目前0年代的总体物价水平比起改革前，上涨绝不止10倍。要证明这一点，须将数千种商品的上价格上涨综合起来作加权计算。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

　　但不管怎么说，应当还别有证明途径呀。于是我苦思冥想，煞是费力。后来，竟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证明中国现今的工资水平仍然是“低工资”。

　　2002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宏观经济叫人捏着一把汗》。我把1978-1999年每年的“全国工资总额”（它包括加班费和各种补贴）与gdp的比例算出来，列了一张表。我惊奇地发现：1999年的该比例比1978年的还要低3.6个百分点，而1988年比1980年则低了5.4个百分点。从1978-1998年的20年间，竟然有14年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比头年要更低！

　　这就是说，经过20多年改革，全国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是一条下降的曲线。
也就是说，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相对的讲，工资部分所占的比例更低了。

　　所以，我终于证明了，目前仍然是“低工资”。

　　确切地说，目前的中国是没有“低工资制”的低工资！

　　后来，去年我又把2002年算的那1978-1999年的表延长到2004年。另外，我又把1949-1983年每年“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也算出来，也列了表。因此，我发现：在经济情况比较正常的例如1956-1957年、1963-1964年，工资总额的比例都高于改革之后。而且高了还不是一星半点！若相比今天的0年代，竟能超过10个百分点上下，老天，那还是在很有些“社会保障”的年代呢！

　　我国现在的“工资总额”到底出了什么鬼！

　　不过至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种计算是不是科学可靠，但无论如何，我是最早做出这种计算的。我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在杂志上都发表不出来，于是我只好办了一个“李志宁网页”，把详细的表格和推算都放在里面了。希望能够有读者理解。不错，这篇文章后来也被热心的人转贴到别的网页上，但是数目不多，只有几百处而已，大概也没有进入任何有影响的网站，这使我稍稍感到失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文章的算法有错误，误导了读者，仍应当由我的无知负责，可以对我进行批判就是了。




“低工资”是中国经济的百害之源




　　“低工资”是不正常的，那么什么是“正常工资”呢？

　　2005年底，国家公布了修订了的2004年gdp，比2005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要多出2.3万亿元。这样一来，我原来计算的“工资总额”与gdp的比例也要修改了。

　　原来是12.35%，而现在则是10.57%了。下降的幅度不小！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美国的该比例90年代末达到60%多。我问讯了一位美国的经济系教授，他为我计算了一下：不包括农业工人、个体户小业主、临时性散工的工资性收入，据统计2001年美国的该比例为49%。

　　我真的很吃惊。

　　照此说，比起美国，中国的“剩余价值率”实在是太高了！这样高的剩余价值率，中国还会有什么“内需”？还会有什么“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很脆弱。如果没有持续增长的“引进外资”、出口、及所谓投资热，那么中国的经济平衡将无法维持。不错，中国今天像念经一样在不断说着“扩大内需”的空话，但是人民收入这么低，人们怎能因为国家的口号动听、就全不顾性命地大把花起钱来？难道不怕钱没了只能喝西北风度日吗？

　　过高的剩余价值率，对于任何社会的经济，都肯定是一个灾难。

　　据公布，2004年中国的全国工资总额（包括各种工资性补贴），仅有1.69万亿元。而“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有5.40万亿元（虽包括办公用品等公用消费品，但不包括公家汽车消费和宴请费用，这后两项据说就达到8000亿元规模）；而居民储蓄增加额就有1.60万亿元之巨；另外居民购买汽车和住房的支出；全国农民的总劳动收入，国家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仅这样几笔大账，也已让人感到问题的沉重。

　　此外，我还想说，除了“内需”不足外，人们工资部分太低，还会毒化和败坏社会风气。由于“工资”过低，迫使得人们去寻觅工资以外“阴暗的”收入，据网上材料，据中央电视台对京沪穗调查，37%的人说他们有工资外收入。不难明白，人们为了得到灰色收入，往往会通过不正当的关系和途径。这是逼良为娼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是这样的。

　　工资太低，还会使得许多生性老实的技术人才远走他乡，漂洋过海。

　　工资太低，人工便宜，又会使得企业不思改进技术以节约人工。在西方国家，人工很贵，这促发了人们改进技术的热情。

　　工资太低，才会“省”出大量金钱和财富，让那些贪官污吏和不法劣商有钱财可贪。

　　工资太低，能够使“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想得以尽快实现，这是不假。所以不少学者使劲鼓吹“低工资”。例如一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员李剑阁就公然鼓吹“血汗工厂”；而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也说过，“现在低工资制是应该说是我们对外经济的一个优势。”这种短视的、应和上面的学者的论述，目前很普遍。原因是，学者们自己不会去当工人、拿低工资的。而不同地位的人，就会说出不同的话来，这毫不奇怪。




如何能够改变“低工资”状态？




　　我曾在未获出版的一本书稿中写道：对于中国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最痛苦的是事情，还不是就业率太低，而是工资太低了。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一个人工作能养活一家子人。但是目前，由于工资太低了，而中国各种能收费的地方都使足了劲敛钱，所以一个教育部副部长说他们夫妇两人养活一个大学生都难！瞧，那就更别说全国人民，特别是生活悲惨的农民了。

　　农民在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我不知道国家统计局是如何规定的，大概不包括在“工资总额”中，那起码当有8000亿元规模，可能会归于农民的收入。但是城市里的所谓“农民工”，其工资收入总应当包括在“工资总额”中吧。而谁都知道，民工们的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低得毫无道理！但是现在谁能提高他们的工资呢？没有人！

　　人们不会忘记报纸上盛传的美谈，温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但显而易见，温总理不能给农民工“定工资”。那么，由谁来决定农民工的工资呢？那是黑心的老板。

　　历史的规律是：只要工资由老板来定，那就肯定会是最低的工资，甚至是不足活命的工资。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呢？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见到今天的任何中国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见到任何酒足饭饱的国家官员们说过这个事情！他们显然认为，民工的工资，当然是由老板来定，那是天经地义！

　　现在，人们显然不能把提高工资的希望寄托于国家。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单位来说，国家顶多能制定出一个“最低工资标准”。好了，这个低标准，也往往就真的是千千万万民工的实际收入。对于那些黑心肠的老板们来说，就这点钱，他们也是不愿意给的。在几个月前著名的王斌余案件中，王要讨还2000余元欠薪，包工头却只打算给他50元！

　　平心而论，这倒也不能完全怪国家无情无义，因为很多事情，国家已经够不着了，手臂已经太短了。中国已经不像改革前，那时大多数单位都是国家直接控制，国家若是决定涨工资，只消发个“红头文件”就行了。现在，不仅私企职工的工资国家管不着；就是国企，也往往是贪得无厌的高管ceo说了算。工人么，那不过是一群发不出声音的“人手”罢了。

　　目前，国家只有能力给国家干部、公务人员涨工资。而现在，这种本来合理的动作，却使得企业的广大员工格外气愤。因为国家收了那么多的税！2003年2万亿元，2004年2.5万亿元，2005年3万亿元，一年又一年猛涨，但“国家干部”以外的人们，却是很难得分到一杯羹。由于工资涨不上去，所以，人们的气恼是正常的，于是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合理的公务员加薪，也反会使社会上更加人心动荡。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途径能够提高“被雇人员”的工资呢？

　　这个途径是有的，就是允许并保障工人向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只有这个工联主义政策，才能真正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否则，中国就只能是个18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历史上罗斯福新政给予的“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是真正解放工人阶级的大宪章。19世纪的老马克思及一代一代老共产党人曾梦想解放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过于看重“政治层面”，结果是工人和劳苦大众的政治斗争成果，几十年甚至几年后，往往就被“新一代”的政治统治者夺去，已经成了一个规律。对于工人阶级，政治成果既失，经济权利也没有了。

　　公正地说，马克思在一生中都愤怒地指责对于工人的残酷剥夺。像他一样，在“被雇佣者”和“雇主方”这两个面，我内心的同情，也始终在付出血汗、并终日创造剩余价值的“被雇佣者”一方。我不明白，面对今天中国工农大众的痛苦的脸，那些睥睨穷人而抱富人粗腿的、没有良心的中国学者还敢笑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