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势必被自身的体制所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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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势必被自身的体制所反噬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政党，这个政党自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尤其是1949年10月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究竟——对于华夏民族的贡献？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与进步？对于全体人民的福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做出深刻而客观的理论探索和认识。

20世纪中国在政治上基本属于“政党政治”的态势，但是，中国20世纪政党制度建设的失败，是华夏民族的最大的失败，也是中国无从成长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根源。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样的旗帜仍然是21世纪华夏民族的未竟之业。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高质量的政党，这个政党必须以文明价值为依归，把华夏民族带向一条持之以恒的幸福之路上。这条路即是坚定不移的进行产业与科技革命的道路。

在1949年10月之后，历史地说，中国大陆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如果用两个代表性的政治人物来说，即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倡导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事实上，在1950—1976年，毛泽东始终居于不可动摇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其中当然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惨烈的权力斗争。不再赘述。

邓小平一代领袖在深受其害的情况下，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政治改革思路，但是，基本上说，在实践上却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落实与执行。

从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到集中统一领导的轮回，可以说，对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理清。

在胡锦涛时代，俞可平曾经提出并且设想让中共走“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的政治转型线路，但是，这样的设想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同尤其是难以得到中共领袖的全力支持。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可称之为“增量民主”。——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俞可平判定的“增量民主”，在进入21世纪之后根本没有发生，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进入第二个年代后。

现在看，中共在干部制度上，始终如一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经难以为继。所谓的“接班人”的问题，是一种没有党内民主机制的永远无法得到顺利解决的问题。

华夏民族是一个从远古即生活在亚洲大陆的族群，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之前，尤其是公元前8—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创造出并且拥有过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自从秦朝建立之后到20世纪终结的大致22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无论在社会的人文价值方面、还是在探索自然界的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几乎都处于一种原地打转的状态。在政治体制上顽固的维持着“家天下”的皇权世袭制度，在经济上从来没有能够逃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力为主的以家庭劳动力的耕种方式，产业分工始终处于小规模的、零星的、分散的手工制造状态，而科学知识体系更是无从产生和系统的发育起来，在文化上，则是食古不化的以识字为主要目的。

中国社会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持续性的产业分工的力量，因此，在文化和政治上也长期顽固的维持着“一言堂”和专制体系。

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场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经济解放，也是中国由文字记载以来社会物质财富创造最多的时期，产业分工呈现裂变式发育，各种崭新的商品和劳务方式层出不穷，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爆发以及经济生活的大繁荣时期。但是，在中国社会内部，相当以部分人却仍然持有顽固不化的“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的观念，以及无法转变的对于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或者赞美。显然，中国大陆社会仍然是一个普遍缺乏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广大民众在长期的“一言堂”的政治宣传环境中，已经普遍丧失对于起码的人文价值的分辨能力。不过，可以肯定，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华夏民族，其社会内部已经具备一支坚定的文明力量，而且，这支力量必将把华夏民族与中国大陆引上正确的方向。

在21世纪的当下，中共大陆迫切设计崭新的政党制度，并且制定一部《政党法》，同时，中共大陆应该也必须有条不紊的发展选举政治，并且制定公开、公平的《选举法》。

在20世纪的这个关头，华夏民族政治文明的一场伟大升华，或者即将发生，或者就在眼前。这场政治文明的伟大升华，必须屏弃所有的传统的暴力观念。

公平制度的设计和确立，是这场政治文明升华的前提条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公平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刻不容缓。

在中共20大召开之际，我已经不想也不能说的更多。我所祈祷的仍然是：在中国大陆走上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决不要再次出现流血和暴力。

徐国进

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