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清朝皇家玻璃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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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纪元

文／周晓辉


故宫南院“泥土的座标——院藏陶瓷展”，展出清康熙年间作品《珐琅彩粉红地开光四季花卉碗》（左）和《素三彩黄地褐绿双龙纹盘》（右）。（蔡上海提供）

在现当代社会生活中，玻璃窗以及包括眼镜、显微镜、镜子、望远镜、试管、照相机在内的玻璃制品，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然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对玻璃的兴趣却远远少于对瓷器的兴趣。考古发现，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玻璃珠，但制造玻璃的技术却一直停滞不前，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大规模的玻璃生产才出现。

中国古人对玻璃的兴趣的缺失显然不是技术原因，因为与制造瓷器的技术相比，玻璃制造的技术含量相对低一些。而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就研发出来的造瓷技术秘诀，欧洲18世纪才破译，才开始自行生产。如果不是技术原因，那可能的原因是玻璃的透明与直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朦胧并不相符，自然也就引不起太大的关注。

与之相对的是，玻璃技术从埃及和希腊出现后，经过罗马人的改进，两千多年来在欧洲地区却不断地提高和应用，尤其是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技术趋于成熟，而成本的下降也使得玻璃制品普及，进而对欧洲的建筑风格、葡萄酒文化和啤酒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17世纪晚期，东西方贸易中出现了玻璃制品，而来到清帝国的欧洲传教士们送给清朝皇帝的礼物中亦有玻璃制品。比如康熙大帝1689年2月南巡抵达杭州时，接受了两位传教士献的礼物：一个多彩玻璃球、一架小型望远镜、一个梳妆镜和两个玻璃花瓶。对西方科学技术抱持开放态度和兴趣的康熙帝大加赞赏，并决心生产和制造中国自己的优质玻璃器，遂在1696年下令，于北京蚕宝池口的法国人建造的天主教堂东边建立了清朝首个皇家玻璃作坊。

康熙大帝1689年2月南巡抵达杭州时，接受了两位传教士献的礼物。图为《康熙南巡图》局部。（公有领域）

来自法国的传教士洪若翰在1696年10月31日写给教会的信中如此说道：“在我们住所旁边的一大块空地上，康熙帝正在建造一座漂亮的玻璃作坊。如果我们能管理和使用好它，皇帝就将让我们管理。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请求你们立刻从我们好的玻璃作坊中选派一到两名上等工匠，以造出和我们欧洲生产的一样的玻璃和水晶制品以及玻璃镜面。请同时选派一名上好的珐琅工匠。”

信中提到的纪理安，来自于德国巴伐利亚维尔茨堡。他幼年即在教会开办的拉丁文学校受教育，其后进入由教会管理的维尔茨堡大学学习，学习内容涉及算数、代数、几何、天文、占星、地理、物理、建筑、机械等多种学科。1694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国，最先来到了广州，其在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学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卓越才华，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并上奏给康熙帝，康熙帝于是下诏令其进京，并亲自召见了纪理安。随后，让他创建并负责皇家玻璃作坊，从此开始了宫廷御用玻璃器的制作。

纪理安没有辜负康熙帝的期待，他在皇家玻璃作坊中，与来自欧洲的技术人员一起，培训中国的能工巧匠们如何铸模、着色、雕刻、抛光以及如何操作熔炉等，并依靠皇家雄厚的资金和材料，造出了色彩丰富、质地精纯的“中国玻璃”和珐琅制品。康熙帝认为这种“中国玻璃”比欧洲的玻璃制品还要高档。


清 康熙 铜胎画珐琅嵌莳绘漆片花卉鼻烟壶。（台北故宫提供）

还有在1721年1月，康熙还送给罗马教宗使节嘉乐一只吹制的珐琅玻璃瓶，后来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康熙请嘉乐将如下礼物转交给教宗和葡萄牙国王：给教宗的礼物包括128个瓷瓶、一个画珐琅玻璃盒子、10个画珐琅玻璃瓶子以及136个北京产的玻璃瓶；给葡萄牙国王的礼物包括两盒画珐琅玻璃器皿、两盒玻璃器皿，其中包括著名的“雨过天晴”色玻璃制品。

无疑，皇家玻璃作坊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已经相当高。这除了康熙帝的重视外，还与纪理安的才能密切相关。而除了制作玻璃器皿外，御用玻璃作坊还制造应用于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光学玻璃仪器，有着数学、天文学、光学知识的传教士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工作也就不奇怪了。纪理安就曾担任钦天监监正多年，他除了负责观察星相、创建玻璃作坊外，还制作了600多件仪器和机械。

1720年纪理安病逝，1722年康熙驾崩。不过，在其他传教士的指导下，皇家玻璃作坊在雍正、乾隆时期仍继续发展。视力不佳的雍正戴的眼镜就出自于作坊，而乾隆皇帝则对各式玻璃和珐琅制作的艺术品更感兴趣，圆明园中的玻璃窗、镜子和彩绘玻璃灯笼就大多来自皇家玻璃作坊。

1758年，皇家玻璃作坊的传教士兼技师纪文去世后，作坊开始走向衰落。当两年后，乾隆得知朝中再也没有擅长玻璃吹制技术的传教士后，非常失望。又过了几十年，皇家玻璃作坊停产并关闭，昔日的辉煌只留在历史的岁月中，而这样的辉煌也是康熙盛世的另一个体现。@*#

参考资料：

《宸垣识略》
《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Emily Byme Curtis
《清代宫廷中的外国人》

责任编辑：李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