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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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正在北京召开，会前和会议期间，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有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习近平是否连任。目前看来，习近平的连任没有悬念了。

一、中国的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一向坚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很多人会把这句话理解为它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其实，这句话同时也是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更是最高领导人巩固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手段。

谁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党的主席、总书记，还是军委主席？答案是，这几个职务都可以让在位者成为最高领导人；但是，不见得有了这些职务，他就必定是真正的最高领导人。这里面隐藏的秘辛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实际权力不单纯是宪法、党章所赋予的；在中国，只有真正掌握军权的人，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可以决定党的总书记是否下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秘则之一：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未必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既非党的最高领导人，也非军委主席，却掌握着军权，并且可以更换党的总书记。邓小平1989年秋天辞去了军委主席的职务，成了名义上没有职务的“一介平民”，但他此后几年内仍然掌握着军权，并且曾谋划撤掉总书记江泽民。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现任总书记同时也担任军委主席，但这种制度上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意味着他真能掌握全部军权；因此，即使名义上他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只要还有另一些人削弱了他对军权的掌控，这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可能被“下台”，或者是战战兢兢地做到届满退休，胡锦涛便是如此。

那么，习近平现在究竟属于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个问题关系到他是否可能被别人换掉。关于二十大前高层有“政变”的猜想，就是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准确把握而提出来的一种说法。

二、1992年“平民”邓小平“南巡”的真实意图：撤掉江泽民

邓小平南巡现在被中国的媒体称为送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那么，这春天之前的“冬天”是谁“送来的”？答案是，江泽民以及他背后的陈云。1989年以后，随着中国的民主运动被军事镇压，以及东欧民主化浪潮此起彼伏，北京的政治气氛和主调骤然变成了“反和平演变”。刚上任的总书记江泽民跟随中共高层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开始了反资本主义、批判经济改革的政治运动。一段时间内，连邓小平也不得不默默地观察着动向，而不便“唱对台戏”。

但随着陈云强化计划经济、打击经济改革的路线连连碰壁，1991年中国的经济落入低谷，国营企业大范围亏损，市面一片萧条。这时，“潜水”的邓小平看到了时机，于1992年春节突然南巡。邓小平南巡的意图并非只是到深圳吹一阵改革开放的风，他还有实质性的动作，那就是筹备撤掉江泽民，这是比“吹风”重要得多的大事。“一介平民”邓小平如何撤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江泽民？关键在于，邓小平虽然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仍然通过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牢牢地控制着军队，而江泽民这个新任军委主席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军队的一切事务仍然听命于杨尚昆，而杨尚昆则听命于邓小平。

中国的媒体报道南巡时，只谈邓小平在深圳的视察和讲话，却不提邓小平离开深圳后坐船横渡珠江口去珠海干什么。那时，由乔石主持的中央政法委正在珠海开会，而杨尚昆则率军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也抵达珠海，等着邓小平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除了有杨尚昆等人参加以外，乔石也参加了。会议的主题就是为邓小平保驾，准备撤换江泽民，用乔石来当总书记。这个秘密行动合乎党章宪法吗？撤换江泽民的安排一旦付诸实施，党内只需要履行一番开会、同意之类的程序，军委主席江泽民则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邓小平为什么敢在南巡期间车停武汉时，特地让湖北省委负责人记下他的话，转告中央办公厅，“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如此强硬的底气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最高领导人更替的党内秘则之二是“枪指挥党”，尽管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是“党指挥枪”。邓小平这个“一介平民”只要还掌控军权，他就可以撤换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珠海会议之后，江泽民及时转风改舵，加上薄一波、李先念等高层大佬劝邓小平慎重，不要换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之后再换第三个，邓小平才放了江泽民一马。

三、总书记可以碰军权吗？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若军委主席另有其人，总书记可以碰军权吗？答案是，绝对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秘则之三。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小心翼翼地做到了这条，哪怕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却不敢听取军委副秘书长的工作汇报，为的就是避嫌。

1987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之后，赵紫阳被安排为新的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纯粹是个名义上的职务，赵紫阳如果敢插手军队事务，那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立刻就会起疑心。

事实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确实是抱有戒心的，生怕赵紫阳以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名义过问军队事务。因此，他派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向赵紫阳请示，让刘华清给赵紫阳汇报军队工作。这其实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试探，看赵紫阳懂不懂“规矩”，别以为自己可以听取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那涉及到掌管军队的实际权力问题。如果赵紫阳上当了，邓小平就会认为，赵紫阳有觊觎军权的“野心”，因此需要“换人”，以便保住邓小平自己那真实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按照赵紫阳表面上的军内职务，他和邓小平一样，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的上司，刘华清有义务向新上任的上司赵紫阳报告军方工作；赵紫阳听取刘华清的汇报，也理所当然。

但是，刘华清三次与赵紫阳办公室联系，要求汇报工作，赵紫阳每次都找借口避而不见。刘华清心里当然明白，他只对邓小平个人负责；刘华清也非常清楚，赵紫阳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只是挂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刘华清还要三次求见赵紫阳呢？刘华清当然懂得，邓小平要自己找赵紫阳这个挂名的军委第一副主席，不是真为了汇报军队工作，而是邓小平在挖陷阱，要测试一下，看赵紫阳是否敢听刘华清汇报。

赵紫阳之前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赞成邓小平退休，也试图接任军委主席，稍微过问了一下军方事务，结果胡耀邦就被邓小平除掉了，因为邓小平不容任何人动他手中的军权。赵紫阳当然明白这一层，所以刘华清几次找赵紫阳汇报，赵紫阳都托辞避开，以免让邓小平怀疑赵紫阳想碰军权。

四、江泽民：“虚君”变“实君”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当上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时，其实都只能算是“虚君”，因为军权不能全部在握。一个总书记是否成为真实的最高领导人，关键在于，他是否把全部军权都抓在手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秘则之四。

如果总书记只是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但不能掌握军权，或只能掌管部分军队，这样的总书记就仍然处于“虚君”地位；只有完全掌握军权的总书记，才具备“实君”地位。“虚君”与“实君”的差别在于，“虚君”可能面临同一时期“实君”的威胁；“实君”则可以威胁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前朝大佬，别人却很难威胁到他，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关于习近平面临“政变”的说法缺乏根据的主要原因。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这三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习近平上任后都经历过从“虚君”变成“实君”的过程；而胡锦涛则任内十年始终都是“虚君”。

江泽民上任总书记之后，很快就差一点被邓小平给“干掉”，原因就是，他这个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只是“虚君”，真实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介平民”邓小平。江泽民夺得全部军权的过程，完全仰赖曾庆红的协助。曾庆红作为京城“红二代”，既通晓京城高层秘辛，也深通高层权谋，他抓住邓小平死前最大的“六四”心病，通过邓府大公子邓朴方，向邓小平状告杨尚昆有同情赵紫阳之心，结果让邓小平上当，除掉了杨尚昆。邓小平的军权就此旁落，而此时的邓小平行将就木，对军权旁落已经顾不上了。这就是江泽民为何倚重曾庆红的原因，因为没有曾庆红，江泽民抓住全部军权就没那么容易。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先提拔了郭伯雄和徐才厚，给郭伯雄常务副总参谋长的职位，1999年9月郭伯雄进入中央军委；同时，江泽民也给了徐才厚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的职位，徐才厚与郭伯雄同时进入中央军委。郭伯雄从2002年11月起被江泽民进一步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则从2004年9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3年后的十七大进入中央政治局。通过这两个人对江泽民的报效，江泽民得以掌握住了军权。

五、胡锦涛：“虚君”之苦

胡锦涛2002年上任后，江泽民仍然不肯放弃军权，继续担任军委主席达两年之久。这两年期间，胡锦涛是一个只能管党政事务、不能过问军队事务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江泽民卸任总书记职务之后，依然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直到江泽民把郭伯雄和徐才厚先后安排成主管军队的“双雄”之后，江泽民才觉得放心了，因为自己虽然从“实君”的位子上退下来，但有郭伯雄和徐才厚“保驾”，就不至于遇到压力或威胁了。

胡锦涛终其十年任期，不只是前两年完全没有军权，后面的八年仍然掌控不了军队，因为效忠江泽民的郭伯雄和徐才厚一直在位。不仅如此，江泽民还在卸任总书记的前一年，改变了武装警察部队的管理体制，将这支有80万兵力的部队划给中央政法委指挥，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部队装备上的支援等事务。江泽民同时提拔了周永康，让他先担任胡锦涛时期的公安部长，指挥武装警察部队；然后又安排周永康进入政治局常委，以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身份，继续指挥武装警察部队。

在这种军队管理体制下，胡锦涛不但不能掌控解放军的陆海空、二炮等部队，也不能指挥武装警察部队，所以他一直处于“虚君”状态，只能小心翼翼，四方不得罪，方可自保平安。

2012年11月16日新上任的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已经卸任的胡锦涛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是新旧两任军委主席的交接会议。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场画面中可以看到，胡锦涛的表情十分有趣。他那一向绷紧的面孔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轻松，习近平讲话时，他环顾左右，一副无责一身轻的表情。这个时候的胡锦涛终于露出了真性情，毕竟，他那十年“虚君”，过得还真不容易。

六、习近平：“拆庙散和尚”

2012年习近平上任时京城里风云迭起，大案不断，从薄熙来案到周永康案，都是胡锦涛时代积年沉淀的爆发。当时的习近平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也不能有效掌控军权。这种情形与胡锦涛的处境有某种类似，但也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江泽民、曾庆红的势力虽然盘根错节，但毕竟已经是隔代影响了，与胡锦涛时期相比，对习近平的束缚稍微减轻了一些。

习近平收拢军权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郭伯雄和徐才厚虽然在2012年卸任了，但他们的爪牙遍布解放军各总部当中，一呼百应，自成“天下”，轻易难以撼动。其中最关键的两大军方总部是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这两个部门的首脑虽然换了人，新的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不见得会与习近平过不去，但这两个总部统管全军，下面的二级部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盘，每个地盘都关系到一大批军官的既得利益，腐败早已成为积习。

江泽民当年收拢军权时所用的办法有一个放权腐败的背景。他让郭伯雄和徐才厚各自壮大军队各系统的权力和财源，这既养肥了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只军方金字塔顶端的“大老虎”，更养胖了军队各级的“中老虎”、“小老虎”。等到习近平上任时，这些“老虎”们早就可以自己“捕食”了，再给“几块肉”，“老虎”们根本看不上眼。因此，习近平要收拢军权，必须另辟蹊径。

他最后采取的办法是，“拆庙散和尚”，把解放军过去几十年来用四个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来管理军队系统的体制结构打散，改变成16个直属中央军委的小一些的部门，每个部门直接听命于习近平新建立的军委办公室。用这种办法，习近平拆掉了四总部这几个“大庙”，用反腐的名义抓了一批“和尚”，再把其余的“和尚”放到他们不熟悉的“新庙”里，互相盯着，如此则军队系统几十年来的上下结构改变了，原来郭伯雄和徐才厚配置的军内控制系统松动了。

习近平因此获得了重新掌控军权的机会，成为了真正掌控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也因此就开启了个人专断的时代。至于为什么他一定要连任，那就是另一个大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