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连任引发的中国政治疲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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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正在召开，此刻对习的连任已经没有疑问，接下来的竞猜题是习将续任五年、十年还是终身国家主席。这个局面其实早就定了，2013年开始的10年，习近平通过反腐治官，社会管控治民这两手抓的策略逐步奠定“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与其他威权国家（利比亚除外）不同，中国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因此，习近平是否连任、连任五年还是十年甚至无限期，都取决于中共党内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反习势力。

不满声音一直有，但无法成为有组织力量

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并不容易，一是时势远逊于胡温接班时，二是经历了党内严酷的内部斗争。2012年11月份中共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中共总书记，他应当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但在3月14日举行的投票中，当日投票人数为2956人，习近平获得的赞成票为2952票，1票反对，三票弃权。在稍后人大代表选举中国中央军委主席时，结果同样。这个选举结果让国内外议论纷纷。媒体竟猜可能投反对票的代表是哪几人。猜想名单上有李源潮，令计划，甚至认为习近平自己投反对票以示“民主”。

在习近平执政的前10年中，最有争论的是2018年修宪。所谓“修宪”，就是要在中国宪法中删除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此议从2017年开始浮出水面，遭遇海内外强烈质疑与反对。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3月11日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1张无效票，通过国内外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海内外将此次修宪形容为“政治的大倒退”。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几乎无人去猜测那些反对、弃权票究竟是何人所为。

遴选全会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

习近平身兼中共政权党政军的三个重要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外加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这个政权的权力部门几乎尽在其掌握中。有了这几个要害职位，只要习近平不大权旁落，不象某国领导人那样失智，我相信由于权力得失以及反腐，中共党内不满者甚多，但能够形成对习大位之威胁的不多。

习近平对此也警惕性甚高，一发现苗头，立即掐死，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开查处者中已包含有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数十名正部级、数百名副部级。以至于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敢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组织反对习近平的活动。除了习近平控制着安全部门及其庞大的监控权这一事实之外，组织这样的阴谋与长期以来反对“宗派主义”的中共规矩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敢出面这样做，以习近平控制能力，立刻会知道，后果很严重。

中共是一党专政，形式上总书记由全体党代表选出。因此，遴选党代表的过程就是保证选票的政治忠诚度。中共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2021年11月启动，到今年7月全部完成。全国38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一是认真组织推荐提名，二是严格组织考察，三是逐级遴选择优。其中遴选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听党的话。这样经过中共党组织严密考察、逐级筛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全会党代表，基本不可能失控，在全会上突然发难，换掉自己的主人。更何况整个会议期间的监控措施非常严密。

长期执政，真正的问题是独裁政权（独裁者）无法避免长期执政引发民众的政治疲劳症。

两位被政治疲劳症击垮的政治强人

二战以后，除了君主制国家的君主仍然是终身制之外，政府首脑基本是任期制，长期执政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本文仅以21世纪前十年还非常辉煌的中东四强人当中政治形象最好的穆巴拉克与本·阿里为例，这两位的精明、政治手腕不逊于习近平，后者的开明远胜中共江胡习三任。

一位是神坛上的“现代法老”穆巴拉克。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曾是第4次中东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空中英雄，声誉卓著，被视为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传人——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后，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杀，这位尼罗河三角洲农家子弟出身的政治家毫无争议地成了埃及总统，开创了“穆巴拉克时代”。他在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更让埃及民众服气的是，在中东这个政治风浪迭起之区域，在其30年执政生涯中，穆巴拉克迭遭刺杀，九死一生，这些惊险故事增加了其传奇魅力。每次暗杀之后则是他对政治的更稳固掌控，终成为北非国家的区域性领袖。200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埃及举行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的总统大选，穆巴拉克以超过80%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自认为获得民意拥戴的穆巴拉克在任期接近终结时，仍然未打定主意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二号人物接班之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宝座倾覆。

另一位更冤的是开明专制者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本·阿里自1987年11月发动政变推翻老总统布尔吉巴，直至2011年1月茉莉花革命时期一直担任突尼斯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是该国自1956年从法国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本·阿里当政期间实行开明专制，在其领导下，突尼斯一度十分成功。本·阿里是位务实的领导者，苏联解体后，他抛弃了此前一直实行的苏式政体，更不盲目照搬西方体制，而是循序渐进的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策略，逐步推进政治多元化。正是本·阿里的政策得当，突尼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始终保持每年5%的增长率，成为令人羡慕的发达国家。除了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例如，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他允许多党制，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活动提供资助，从而创造了“突尼斯奇迹”。与埃及、利比亚等国不同，突尼斯在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中产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发育程度较高。拥有这份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单的本·阿里，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阿拉伯之春”浪潮中第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

这两位政治强人2011年初面临的国内局势，远比如今的中国要稳定，引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高通胀率与失业率的2022年，回望2011年引发中东北非四国的茉莉花革命，就会发现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非发生革命的充分条件，二者最多只是诱因。这些国家至今也未恢复至革命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但民众甚少后悔，原因在于这两位强人当政都太久了，让国内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疲劳症，普遍希望换个人带来改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2022年喧嚣了大半年的“习下李上”，其实就是不少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患上“政治疲劳症”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