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建立的社会契约 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

FRANKSTON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反对政府严苛新冠防疫措施的抗议被认为与1989年的抗议类似，当时学生为争取政治改革和民主举行了示威。1989年的民主运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自由、包容和开明的时期，而当自由派领导人赵紫阳下台后，已经找不出其他控制工具的政府在天安门开了枪。这就是所谓托克维尔悖论：专制政体在最不专制的时候最为脆弱。

但更贴切的对比应该是在1976年4月5日。那天和在那之前的几天，抗议者聚集在天安门，抗议暴政、恶化的经济状况和四人帮（因而也牵涉到他们的保护人毛泽东）的政治迫害。这是一场出于民怨而非渴望的运动。

对新冠的抗议发生在中国专制的巅峰期。虽然也有要求言论自由和选举的呼声，但周日以来的抗议口号是在反抗耸人听闻的压迫：数以亿计的人民被关在家中或是方舱医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专制政权都带有压迫性，但有哪个专制政权曾剥夺过如此多民众正常生活的权利吗？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违反了他的前任们用来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久经考验的办法：分而治之。1989年之后，中国人的大多抗议都是针对地方性和具体的问题。农村人口失去了土地，城市居民却获得了大量福利。体制内员工失去了工作，私营企业家却被鼓励经商。

最终得失相抵。不同群体有不一样的不满，他们的诉求并不相通。中共不仅挺过了那些分散的抗议；其力量还不断发展壮大。如今，该党拥有约9600万党员。如果算成一个国家，其人口将排在全球第16。

现在再来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封锁措施几乎让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处境，据估计，2022年有近四亿人都处于某种程度的封锁之下。富裕的上海人和新疆乌鲁木齐人原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当乌鲁木齐一栋高楼起火，据称楼栋出口因防疫被封导致10人丧生，住在类似高层建筑的上海人也产生了同理心，这是集体行动的关键。中国任何一个政权都从未面对过多座城市同时发生抗议的局面，即便在1989年也没有。

习近平的专权作风损害了中共的制度利益。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领导人想出了一个成功的模式，既能维护一党统治，又能实现经济增长、鼓励创新、并为创业成功提供土壤。这一模式需要中国公民保持忠诚，但也给了他们空间。

年轻人可以去卡拉OK和摇滚音乐会，崇拜他们喜欢的K-pop明星。知识分子可以在中国充满活力的社交媒体上宣泄他们的愤怒和不满。而企业家正忙于赚得盆满钵满，压根无心理会所谓的“政治”。这是中共通过遵守一定界限以换取社会遵守其界限的社会契约，是把中国从天安门危机的悬崖边拯救回来并推动经济增长繁荣的关键。不论西方的我们接受与否，那些年的民调都说明，中国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议程。



习近平打破了这一社会契约。早在2013年，他的政府就开始以牺牲私营部门为代价，将银行信贷引向长期低效的国企。然后，他的政府又开始打击各类非政府机构，如女权组织和帮助农民工协商工资合同的律师。即便是环保人士也未能幸免，哪怕习近平的政策重点之一正是解决中国的污染问题。对社交媒体和大学的审查明显收紧。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罚款和监管限制，他的政府开始打击代表中国科技和创业领域最巅峰的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

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打压结果适得其反。中国私营部门是税收和土地资产增值的来源，为中共及其许多成本高昂的项目——是的，也包括强制核酸——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以惊人的速度推出了健康码，对早期控制病毒的成功做出了关键贡献。这些企业还为中国年轻人创造了无数就业机会，管理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也成了榜样，与其为人权和言论自由烦恼，还不如一心创业。中共手握两全其美的优势：一方面是推动GDP增长的私营部门，另一方面则如学术研究表明的那样，社会没有政治开放的要求。

新冠“清零”成了又一个自伤案例。2020年，习近平政府靠着武汉封城迅速拉平了感染曲线，取得了抗疫早期胜利。但中国政府没有利用2021年和2022年的窗口期为民众接种所有可用疫苗，包括辉瑞和莫德纳，面对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反而对“清零”政策不断加码。正如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所说，这就像“试图让风停下来”，是注定要失败的。

习近平的决策体现了极度的妄自尊大，成了一位把自己的声誉押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的领导人。在封锁带来无尽苦难的同时，新冠感染数还上升到创纪录的水平，最近统计每日新增感染都在三万左右。他夸下海口，结果未能兑现承诺，实属意料之中。

习近平在不经意间降低了民主的门槛。当学生们在抗议中举起白纸，他们想的并不是要捍卫那些不受欢迎的、对立的观念。他们在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是去公园散步、去马路对面吃午饭、或是找朋友一起打游戏的权利。

中国公民只想要回自己的生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从未想过这会成为捍卫言论自由的理由。如果这就是打响民主与专制之争的战场，那民主必将胜利，而这都得感谢习近平。

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让人振奋。

上周末，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西部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有些还喊出了呼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

对于扰乱生活、分离家庭、破坏经济的过度防疫措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民主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与当年一样，抗议者成功的几率不大。完全控制了国家的中共已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被政府坚持新冠“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使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从而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是阻止开放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手段。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

革命的种子在今年四五月就已播下，当时为了阻止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全中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2500万民众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在不经意中，民众被拉回到政治生活中。要么被封在家，要么与家人分离，要么担心食物短缺，他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份社会契约是否还能维持。上海遭受的集体创伤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同，它为过去一周的示威奠定了基础。

中共还在往上海的伤口撒盐。等到封城终于结束，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在10月的二十大，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政府二把手。预计明年3月，他将成为中国的新任总理。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责任感都没有。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加紧了对这个如今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的掌控，确保了自己再连任五年，而且党内高层都是他的亲信。中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新冠政策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公众的充分支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动摇。

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当本月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时，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让中国人全都醒了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即中共挽救了中国免受病毒侵害，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之后，人民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

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到处都流传着民众因防疫限制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报道，中国中部一家iPhone工厂的工人因奖金延迟发放和生活条件恶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南方一座城市，民众因食物短缺冲破封锁进行抗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火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官方否认，但许多中国民众立刻怀疑是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人员去救火，全国都掀起了同情和不满的浪潮。中国人总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冷漠和自私的倾向，但大家突然在恐惧和愤怒中找到了共识。

我自己也忍受着新冠清零带来的侮辱：每天向牲口一样排队做核酸检测；不停关注手机上不得不安装的健康码，它决定了你能否在公共场合活动；不知道明天是否又要面临长达数周的封锁。上周末，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年轻的示威者手拿白纸（代表着无声的反抗，这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符号）抗议的影像，我坐在北京家中，和无数国人一样刷手机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我们共同的恐惧变成了共同的力量。次日，示威者冲出封闭的社区和大学校园，哀悼乌鲁木齐遇难者，要求解除“清零”，呼吁人权和自由。

新冠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依然致命，对其他人却不会比流感更重。但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这是二十大政治舞台上看不到的。中国的抗议生动地呈现出习近平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

与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八九”运动相比，如今的抗议给中共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最近的示威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这场运动将不可避免步香港民主示威的后尘，遭受同样的严厉镇压，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升级。但政府要无限期维持这种局面将是极其困难的。习近平的新冠政策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固有弱点，他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那些人。

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让人振奋。

上周末，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西部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有些还喊出了呼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

对于扰乱生活、分离家庭、破坏经济的过度防疫措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民主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与当年一样，抗议者成功的几率不大。完全控制了国家的中共已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被政府坚持新冠“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使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从而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是阻止开放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手段。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

革命的种子在今年四五月就已播下，当时为了阻止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全中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2500万民众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在不经意中，民众被拉回到政治生活中。要么被封在家，要么与家人分离，要么担心食物短缺，他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份社会契约是否还能维持。上海遭受的集体创伤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同，它为过去一周的示威奠定了基础。

中共还在往上海的伤口撒盐。等到封城终于结束，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在10月的二十大，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政府二把手。预计明年3月，他将成为中国的新任总理。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责任感都没有。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加紧了对这个如今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的掌控，确保了自己再连任五年，而且党内高层都是他的亲信。中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新冠政策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公众的充分支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动摇。

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当本月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时，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让中国人全都醒了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即中共挽救了中国免受病毒侵害，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之后，人民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

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到处都流传着民众因防疫限制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报道，中国中部一家iPhone工厂的工人因奖金延迟发放和生活条件恶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南方一座城市，民众因食物短缺冲破封锁进行抗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火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官方否认，但许多中国民众立刻怀疑是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人员去救火，全国都掀起了同情和不满的浪潮。中国人总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冷漠和自私的倾向，但大家突然在恐惧和愤怒中找到了共识。

我自己也忍受着新冠清零带来的侮辱：每天向牲口一样排队做核酸检测；不停关注手机上不得不安装的健康码，它决定了你能否在公共场合活动；不知道明天是否又要面临长达数周的封锁。上周末，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年轻的示威者手拿白纸（代表着无声的反抗，这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符号）抗议的影像，我坐在北京家中，和无数国人一样刷手机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我们共同的恐惧变成了共同的力量。次日，示威者冲出封闭的社区和大学校园，哀悼乌鲁木齐遇难者，要求解除“清零”，呼吁人权和自由。

新冠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依然致命，对其他人却不会比流感更重。但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这是二十大政治舞台上看不到的。中国的抗议生动地呈现出习近平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

与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八九”运动相比，如今的抗议给中共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最近的示威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这场运动将不可避免步香港民主示威的后尘，遭受同样的严厉镇压，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升级。但政府要无限期维持这种局面将是极其困难的。习近平的新冠政策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固有弱点，他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