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词之三：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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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宽松"建立纵向比较座标

写江泽民时代的“宽松”这个关键词比前面“腐败”、“开放”两个词难度大多了。对法轮功而言，1999年7·20事件是受严酷打压的开始，专职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就是打压前后成立的。我本人更是因为2000年对“三个代表”的分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迫辞国。但是，我准备建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纵向比较座标：前有毛邓、后有胡、习，从事实与当时中国人几大群体的实际感受出发。好在有香港前有线电视台女记者张宝华的榜样：2000年10月27日，张女士在记者会上询问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否钦点董建华两年后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江不满“钦点”一词，澄清自己只是“支持”，并斥责张宝华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张女士因御斥一战成名，随着岁月流逝，终成“膜蛤文化教主”。2016年，张宝华在新浪微博上捧著江泽民卡通像蛋糕合照，为江泽民九十岁大寿庆生，深为怀念2000年江时期的新闻自由宽松。珠玉在前，写起来就没那么难了。

江泽民时期的宽松可分为三个层面：宽放（对高层同僚）、宽政（纵容官僚系统腐败）、宽和（对知识界的赎买政策，对异议江湖的掺沙子政策，是谓“曾庆红路线”），出于某种原因，第三点我只提个梗，明白的自会明白，有意糊涂的仍然会糊涂。

对高层同僚：宽放

中共掌门人对高层同僚的态度各有不同。毛泽东视之为臣仆，开国元老们也以臣仆自视；邓以“党内退休老人”身份垂帘听政，与胡、赵的关系有如晚清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但与同辈元老陈云则成犄角之势，互为牵制；江泽民在中共党内资历较弱，在邓去世后真成了“核心”，但不能将高层同僚视为臣仆，而且当时中共元老还有不少在世，多少有点牵制。因此，当时很多事情江并非心想事成，比如江泽民的一号心腹曾庆红入常之事，因为政治局常委们的反对，就只能等到他卸任总书记之后，在2002年11月六届一中全会上获得安排。

不能独断专行，其他同事也就有较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个性强硬、喜怒不深藏于心的朱镕基，就在国际国内的公共舞台上自由挥洒，很多讲话的片段几乎妇孺皆知，比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去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之所以有此胆气，皆因其仕途与江泽民无关。此前朱在国家经委当副主任时，因其能干与性格棱角而为邓小平注意并欣赏，曾说过“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不能当第二把手。朱镕基的性格容易得罪人，他在国家经委时是副主任，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搞得不好。大家都没想到，他当了上海市长, 却干得那么好。” 1991年4月朱镕基升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按邓小平的说法，“这并不适当”。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被安排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又被安排任第一副总理。虽然这两项职务表面上都屈居李鹏之后，但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国务院的经济工作由朱镕基主抓,，所以他这个副总理实际上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 故被海外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不过，据传在说过前述名言后，朱镕基在高层生活会议上吃了瘪，据说田纪云曾问他：“谁给你布了地雷阵？谁给你挖了万丈深渊？我们不都在帮着你么？”这话真假无从考察，但1998年九江洪灾时，据说江本来要去，他的御用气功（命相）大师说九是皇帝之数，江是本尊之姓，不利于行。于是朱镕基至九江抢险，每发言都将江总书记摆在第一位，锋芒有所收敛。当时我在看电视时，觉得传说可能为真——当时的体制号称“江朱李体制”，江泽民时代是到了胡锦涛时期才正式提出的。

胡温时代的胡、温关系，温的发挥远远超过朱镕基，大谈政治改革、民主，与胡锦涛力主“反颜色革命”、吴邦国的“五不搞”不同调，但未闻遭受批评。估计那是因为胡时代是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格局。习近平当政之后，告别了集体领导，海外畅想的“习李新政”的双头体制只持续了两年不到，李克强已经明显居于弱势。但如果据此就怀念江泽民对同僚的宽容，显然忽视了一点：江泽民时期的常委资历并不弱于江，以及江附骥于邓之下7年这一事实。

对官僚群体：宽政

江泽民的对官僚群体的宽大，主要体现在包容贪腐。这点与他自身有关。既然放纵其子江绵恒政商两栖，自然也得容忍官员腐败，因此，江时期各地提拔重用了不少带病升官的腐败官员。习近平上任伊始党政军内抓的一大批官员，比如108名亿元级贪官，不少人的仕途发韧于江时期，尤其是军队，徐才厚、郭伯雄均是江钦点留下的人马。

江泽民时期，贪腐官员落马，基本是地厅级以下。贵州省委书记妻子阎健宏的案件，当时就算是高级别了。

以上这些，经历过江时代的人很熟悉，不多着墨了。

对知识精英的宽容：收买+打压

江的三个代表、新阶层论，主张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三联合。当时因为要加入WTO，必须展示“与国际接轨”的诚意，因此在高校是 “学术无禁区，讲台有纪律”，只要学生不举报，教师可以讲一些在红线边的内容。对媒体业则宣称“新闻有自由，宣传有纪律”，采用自律与事后审读、追责相结合的模式。也因此，一些有责任心的教师、出版人、媒体人都努力拓展公共领域的空间，围绕《读书》、《书屋》、《东方》、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以及《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南方系列，凝聚了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较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曾有过为期五、六年的一段“小阳春”。

尽管也时常有人会被整肃，但那时社会风气不同，被当局点名批评，会带来体制外的荣耀。因此，当局发明了几个方法：一、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查腐败、经济、生活问题）；二、电话下达整肃指示，不许录音；三、不公开批评，理由是防止被批评者“猎名”；四、调离岗位，下降至资料室等地。

上述四种，本人都曾一一经历过，第一种只是没得逞，后来不少异议维权人士包括企业界都曾尝过这滋味。现在所揭露的招术，其实都是江泽民时代首创，只是那时的打击面低于胡、习时期，海外声援网络还未形成，唯有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痛。

在对知识界极少数人施之以威的同时，还对大多数加之以恩（利）。一是对高校职称的评定放宽，一批人晋职教授；二是经济上施惠。自1997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高校招生人数大跃进，学生的学费成了一只金母鸡，再加上政府财政收入随着经济繁荣大增给高校的补贴增加，学校有钱为教职员工增盖住房，高校教师终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成员。最重要的一招是采用体制外名声换取体制内资源的方式（时间在2002-2005年），吸收了不少自由派知识精英进入大学任教，从此这些人不再批评政府。

江泽民时代后期的定向打压

江泽民时代最大的政治压迫事件当属对法轮功的镇压，这场政治迫害遗祸至今。但是，有个社会背景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兴起与迫害有个变化过程，这点连法轮功自身也不否认。

1980年代前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无疑问陷入崩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讲了，但连党内都认为他是“打左灯，向右转”）。这时候人们需要新的信仰填补，在政府的支持默许下，佛学院、尼众佛学院、道教学院纷纷开办，天主教基督教也开始恢复活动。仅气功就有好多种，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练。最重要的是，党政军内信这些的人员众多，尤其是气功师与易经大师，佼佼者都在中共高层内有特定服务对象 并且以此标榜（我在深圳就见过几位，每见一位普通信众收费数百乃至上千），法轮功只不过是气功当中一种。不过，事后得知，各地法轮功修炼者均在在地组织，因为其创始人已经在1990年代中期被当局要求前往国外，原因是修炼者太多，组织能力太强，让政府感到不安全。其影响之大，以我亲见事情为例：1999年7月中（约镇压前一周），我在北京参加“199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住在西山，那地儿是国务院各部委、军委及中央招待所云集之地。傍晚与数位与会者散步至樱桃沟，见一别墅门前的大铁门上有法轮图象。守门战士要求我们停步并查验我们的出入证，检查后笑谓“是自己人，但这是军委的地方，不能进入，请离开。”同行者都未注意到门上的图像，都在猜测，那豪宅至少得是军委副主席这级别才能拥有，但不知是谁。

法轮功在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应该是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群体上访事件。1990年代中期，法轮功创始人虽然离开中国，法轮功传播势头仍然很旺。尽管媒体当时普遍采取不评论气功包括法轮功的态度，但总会有一些法轮功不喜欢的报道出来。这种报道一般都会引起法轮功学员的不满与抗议。这起上访的近因是425之前月余，天津市抓了45名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因此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上访，希望政府结束不合理的对待，争取合法的炼功环境。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及其他高级官员会见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随后据说达成口头协议。这次被外界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访事件被上报给江泽民，其中提到：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抗议，没出现一起暴力失控事件，抗议散场后地上没留一点垃圾。与之对比，中国任何层级的集体活动，经常出现踩踏失序现象，散会后一地垃圾。结论是法轮功的组织能力太强，任其发展，将对党与政府形成严重的挑战——以上这些，我在国内时就知道，并非来国外听法轮功说的。

综上所述，对江泽民时期的“宽”，要有全面的理解，一是要看到江泽民自身对社会环境的管控在不断调整。1998年他接受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时，根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这个项目实施之年，正是他退休之时。二是要全面，不能因自身当时的境遇好就认定那是所有人的“黄金年代”，毕竟那个年代的最大利益受损群体是国企下岗工人，农民负担也很沉重，直至温家宝任总理于2005年废除农业税才算真正减负。以上两点对非学界中人来说比较困难，但对研究者而言，必须做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