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到来的第六危机——民族智能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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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宋国诚

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在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垄罩下，采取了各种文化政策上“自恋－排外”的退化路线；这种“自反/内缩”型的文化灌输与强制，一再排挤多元包容的外来文化，其结果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那就是文化自闭症与民族智能的退化。

民族智能是指一个民族整体的智识水平与能力，其中作为核心要素的“文化智能”（cultural intelligence）则是指对于异文化的识别、理解、适应与创造性转化的能力；这种“跨域（语境）能力”的培养必须以“国际通用”语言为媒介，从中获取新的知识与技能，进而增进语言运用与知识创新的能力。一个只能运用单一母语的人，在当今资讯爆炸与科技猛进的全球化年代，几乎与“现代文盲”无异。

去人文、反历史、造党奴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推行的是一种以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名目的党化教育。特别是在塑造民族素养的历史教育方面，以扭曲、夸大和编造事实的手法，强力灌输一种爱国主义的英雄史观，将历史充当政治服务的工具，目的在塑造一种盲目崇拜共产党的忠诚史观，一种思想“单面性”（one dimensional）的“党奴”状态。

除了党媒、党报等等宣传机器之外，教科书是中共用来塑造“党奴”的主要工具。依据《报导者》（The Reporter）一篇“习时代下，党让中国人读些什么？”（作者金笠笙）所述，一些“神化领袖”的课文，充斥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科书。像是二年级上的《朱德的扁担》，四年级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下的《黄继光》、六年级上的《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等，都是对党史英雄的讴歌膜拜。作者金笠笙指出：“这些课文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共的领导人或官方定义的‘英雄人物’为主角，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常与战争相关，内容残酷血腥”。

依据金笠笙的报导所述，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从当年9月起，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以“部编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为例，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已被改成《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人祸被窜改为“艰辛探索”，灾难被描述为“建设成就”！学生所阅读的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歪曲的党史”，一种因人而异、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的“伪史观”。

于是，年轻世代脑袋里装满的只是党的教条和领导人讲话，只有《人民日报》的“八股训文”，或党媒编造的政治叙事或美化泡沫。中国新世代将无法获取世界新知、科学发明、世界名著或人文教养。中国新世代只能是“党化教育”下的应声虫，一群视野偏狭的爱国侏儒，而不是具有创意和主见的知识主体。

“红书”充斥，作育“奴才”

相较于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文化热”时期，今日文人社会书籍的出版事业，有如风中残烛、油尽灯枯。除此之外，文化界的“习近平崇拜”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一进入书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所谓“党建专区”，架上铺置的尽是对习近平歌功颂德的“红书”，例如《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等等。2021年9月起，上海的中小学生被要求阅读一本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教材，每个学生每周必须参加一次课程，藉以造就“习近平的思想奴才”！

这些“红书”与“教材”，尽是对习近平事迹的编造与神化。尤有甚者，2017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习总书记的初心》中，习近平亲自出马为自己造神，叙述他下放“梁家河”期间，“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神话故事，如今这段“十里不换肩”已成为对习近平自我吹嘘、凭空杜撰的讽刺与笑料。

去英文化

除了“党奴教育”之外，最为后果堪忧、灾难深重的，莫过于习近平大力推动的“去英文化”。

自2020年开始，中国教育部门禁止小学和初中使用海外教科书，2021年，一位政府顾问建议每年一次的高考应该“禁考”英语。到了夏天，中共当局针对营利性课后辅导机构实施新的限制，包括限制长年教授英语的培训机构以及外籍英语教师；其所带来的立即效应是，在中国颇负盛名的“华尔街英语”宣布破产，许多英语的培训机构关门倒闭。

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北京地铁站的“站”的英文翻译，从“Station”改为汉字拼音“Zhan”，把原先的英文路标“East，West，South，North”改成了“Don，Nan，Xi，Bei”，奥林匹克公园“Olympic Park”变为“Aolinpike Gongyuan”，把北京机场2号航站楼的英文“Terminal 2”变为“2 Hao Hangzhanlou”，把“开往滨海国际机场”变成了“To BINHAIGUOJIJICHANG”；其结果，不仅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即使众人有如雾里看花，但人们清楚看到了中共统治者的民族虚荣心。

文化自闭症

对外国涉及对中国大陆不友善的商品进行抵制与拒购，对“眯眯眼”的广告模特儿施加“辱华”指控，对好莱坞电影进行抵制或窜改，对“非政府组织”（NGO）施加盘查与限制，对外国记者与媒体任意干扰与歧视，乃至指责提倡素食主义的名人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强迫艺人修改外语艺名，以及敦促艺术家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来拥抱所谓“文化自信”等等，都是一种文化逆淘汰与文化自闭的表现。

文化义和团主义

在习近平文化专制的统治之下，出自于一种对“英语/西方霸权”的刻板认知与排外心理，一种“文化义和团主义”，把学习英语视为崇洋媚外，把英语教师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把英语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把杜绝“英语渗透”看成是保护民族文化与国家尊严的手段。这种“反智”的文化意识形态，将使中国新生世代满脑充塞虚伪的爱国主义，以及不知所以然的排外思想，其为害之深，难以估计。

对此，《纽约时报》记者袁莉在一篇《开倒车？中国弱化英语教育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写道：“如今，英语已经变成可疑境外势力的特征之一，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这种被民族主义宣传助长的恐惧情绪在语调上更加恶化。结果，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在被一一切断”。

在英语教育受到打压之下，中国新生一代将失去经由英语能力吸取世界先进知识与机会与渠道，失去应有的英语阅读与听写能力，形成一种“中文单一化”的知识闭锁状态。长期下去，将造成整体民族素养的低落和文化智能的愚昧化；中国将成为一个被世界通用语言边缘化的国家，成为世界文明的孤儿与落伍国度。

雨夜

不是智能的问题，是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