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集权政府也需要政策透明

广宇

中国终于解封了！三年了，多少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是解封后的中国并没有回到大家梦想中的正常生活。短短数日，许多人反而比清零封城的日子更加恐慌了：周围人群大量发热转阳，医院患者猛增；发烧药甚至连花清瘟、抗原试纸断货；免费核酸点消失，仅有的收费点大排长龙；商场门可罗雀，小区比解封前更加安静。大家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传新冠病毒的可怕，强调后遗症的严重性，特别是对国外“躺平”政策的批判。真的轮到中国要解封了，大家发现这不和国外一样了嘛，自然就恐慌了。

恐慌的本源是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又前后矛盾的信息。中共总是希望社会稳定，百姓的言行受到控制。然而控制言论很简单，控制思想却是困难的。当民众的心中已经被种植了对病毒的恐惧，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忘却恐惧，接受与病毒共存并回复正常生活？当中共发现势头不妙又急匆匆地搬出钟南山来澄清奥密克戎感染没有后遗症，这种前后打脸的操作徒增人们的疑惑，怎能让人信服？

其实恐惧并非完全来源于风险本身，更多出于对风险的未知。感染新冠病毒当然有健康风险，有一定几率发展为重症甚至导致死亡。当西方国家（其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选择放弃清零与病毒共存时，他们的国民为何能够相对平静地接受而没有中国式恐慌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病毒的风险有着清晰的认知，并且了解政府和医疗机构为应对患者所做地准备。

有别于中共的宣传，西方社会的解封并不是所谓的躺平。“躺平”一词是中共精心选择的宣传文案，故意污蔑他国的共存政策。躺平给人的感觉是消极和无所作为，一副失败者自暴自弃的颓废模样。但真实了解西方政策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解封实际上是有准备有计划按条件分步骤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解封的前提条件是感染率和重症率在医疗系统可接受范围之内，保证医疗资源不会被击穿。在降低重症率方面主要依赖疫苗的普及，特别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在降低感染率方面则是尽量压平感染曲线，降低一个感染周期内的峰值感染人数。为了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了解实际感染人数，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配合科学建模可以得到合理估值，然后再按照感染率安排相应的开放政策。国外从来就没有真正“躺平”，也没有完全解封到疫情前的程度。不同程度的封控手段（比如要求特殊行业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限制一定人数的聚集等）一直存在，并按照实际感染情况调整。每个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感染病毒的几率有多大，感染后重症的可能性是多少，也明白即使重症也能够获得医疗救治，那么自然就不会恐慌。

反观中国的解封，疫苗效果、疫苗普及率、感染重症死亡率（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社区感染实际比例、医院床位数量和占用比例等等，这些信息何处可以获得？政府是否有应对不同感染率和重症人数的应急预案？至少我没有找到。如果这些信息和准备都没有，那么中国的解封就真真正正成了它们自己口中的躺平。借用疫情中某地方政府的金句：“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放在解封后的中国也是完美符合，这无法预测才是恐惧的本源。

政府要政策透明，要信息公开。很多人觉得这种要求都是那些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提出的，是颠覆国家政权，是反党反共。其实不是，我认为即使对于专制集权政府，信息公开和政策透明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政策即使并不公平合理，但只要稳定明确且具有可行性，那么还是容易为人所接受。奴隶即使明白自己终身只能为奴，但只要知道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基本的温饱和安全，那么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但如果奴隶主随心所欲无原则惩罚甚至杀戮奴隶，那么奴隶就只能造反了。这也是为什么法律如此重要的理由。推崇法制的国家可不只是现代的民主国家，自古以来成文法对于国家的强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成文法，君主就不可以随意更改，民众学习法律就可以规范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统治者）的要求。秦国的强大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制定的法律虽然严酷，但只要严格执行，还是引领秦国统一中原。可是现在的中国在中共统治下偏偏缺乏法制精神，有法不依，甚至有官员宣称“你和我讲法律我都感到好笑”。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但威不可测的结果是恐惧，而恐惧到极点会导致绝望，绝望的后果绝对不会是稳定！

法律都不遵守，行政就更加随心所欲了。纵观三年中国抗疫乱象，本质上就是政策的混乱，不可预知也丝毫不具备透明度。在底层，地方政府的防疫政策混乱不堪：核酸多久一次；密接如何判定；谁会被强制拉到方舱隔离；楼道小区何时会被封；封锁的小区何时解封，生活物资如何解决；工作学习如何维持，失去收入如何开支？问就是口头通知，没有文件，一切皆有可能。但各地方政府的混乱实际上源于中央的政策对地方也不透明！显然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对抗疫的具体政策有过明确指示，从来只是传达所谓“精神”让地方领会，具体方案由地方决定。然而中央的“精神”总是既要清零又要保经济，自相矛盾的要求让地方上手足无措，只能揣摩上意。而且清零是个不讲科学且过于绝对的要求，也就难怪地方上层层加码万事做绝，最终搞到民生凋敝。而近期的大解封显然又是中央突然做出的决定，地方上似乎完全没有做相应准备，连最基本的发烧药都准备不足，只能完全躺平，老百姓好自为之。

虽然世界上对与新冠病毒共存早有共识，但还是对中国突然解封惊讶不已。也许是中国的经济再也承受不起清零的代价了。可是解封了经济就可以迅速恢复吗？只能说会有好转，但快速恢复恐怕难以实现。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投资建厂开店都是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实现盈利的，政策的稳定性或者最起码遇到各种状况下政策的可预期性必须有所保证。否则别人花了大笔前期投资建设厂房或装修店铺，突然又被封锁无法开工营业，损失谁来承担？恰恰中国这三年抗疫的乱象表明了这里的经济政策极不稳定且不可预期，这对资本是极大的劝退。今天可以无预警的突然解封，那么明天疫情严重了是不是又会突然重新封城？这是完全可能的。

其实国际资本早就在逐步撤出中国了。中国特立独行的抗疫方针已经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干扰，国际大厂们纷纷搬迁到印度、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早已不是新闻。中国解封前夕河南富士康的两次动乱就是明证，逼得苹果公司加快将高端iPhone生产线向印度迁移。世界各国和大型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是长期的计划，不可能因为中国宣布解封就迅速改变。国际资本加速离开中国并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这一趋势将保持很长时间。

综上所述，即使从维持中共政权稳定和对中国统治的角度出发，其政府也应当维持基本的政策透明度。三年抗疫的乱象凸显了中共政府的愚蠢和无能，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了中共之心不在治国，中央之心不在治党，领袖之心不在团结中央，习近平之心全在个人得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方位的自私自利，离心离德。这个党真的是已经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