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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作者: 王赫
12月6日,印尼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其中,一个最受关注之处,乃是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者可判刑4〜15年。根据该法案第188条,任何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包括通过任何媒体,传播或弘扬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将面临最高4年刑期;若上述行为造成社会骚乱或财产损失,最高可判刑7年;若造成人员受伤及死亡,可判刑12〜15年。
有人不免要问:印尼历史上并没经历共产政权统治时期,为何新刑法仍对马列共产主义严刑打击呢?
这大致有两个因素。第一,目前的刑法典,基本上是荷兰人于1918年在印尼实施的。自1945年宣布从荷兰独立以来,印尼一直在寻求修订其刑法典。“多年来有一些零星的变化,但仅此而已。”这是第一次全面修订,自然要把百年经验教训予以总结。
第二,反共是印尼独立后获得的最深刻、惨痛的教训。1951年,与“国父”苏加诺总统关系密切的艾地重整印尼共产党,到1960年成为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1965年拥有党员三百多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似乎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1965年9月30日,总统卫队翁东中校发动军事政变,捕杀陆军司令等六名将领,但被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镇压。随即,苏哈托集团铲除印尼共产党,并最终推翻了苏加诺。期间约有50万人被杀,其中包括30万华人(因为中共支持印尼共产党革命,贾祸华人)。此即“九‧三〇事变”。这是印尼的最危险时刻,也是国家的巨创。自此,印尼立法规定,传播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犯罪,是对印尼国家安全的威胁。印尼新刑法,不过是再次对此予以确认而已。
“九‧三〇事变”使印尼从一个对中共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亲美和亲西方的国家,这还是附带的,最重要的是,印尼共产党的覆灭改变了印尼的命运。这从印尼与菲律宾、印度的对比中,看得格外分明。
12月16日,即印尼国会通过新刑法之后十天,流亡的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西森(Jose Maria Sison)在荷兰的一间医院里去世。18日,菲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为期10天的哀悼期,“在哀悼期间,新人民军可以对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发动战术进攻,以保护人民。”同日,菲律宾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则表示,在12月26日菲共成立54周年前夕,他们已准备好应对新人民军可能发动的任何攻击。可见,西森之死,带给国家的仍是战火。
西森被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文革期间曾经到访中国接受训练,他另组新菲律宾共产党,1969年建立“新人民军”(Bagong Hukbong Bayan)——“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发动全面武装斗争(中共一直向菲共提供军火以及游击战训练,直到邓小平宣布停止输出革命)。这一打就是半个世纪。菲律宾国防部说:“50年来对国家和菲律宾人民残酷和血腥的侵略,给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带来了毁灭和纷争。”
1986年起,菲律宾政府与菲共进行过不下于40轮和谈,惟成效不彰。杜特尔特政府期间,“新人民军”发动了多次袭击,使他放弃了和平努力,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宣布菲共为恐怖组织。
现在西森死了,虽然菲律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和平最大的绊脚石已消失,现在我们有机会迈向和平。”显然,情势并不乐观。
与菲律宾相比,印度共产党毛派的叛乱更严重(印度的共产党派系众多,有走和平道路的,有走暴力道路的,后者以2004年9月正式成立的印共毛派为主体)。2009年,印共毛派控制着印度1/3的土地和人民。2013年8月,印共毛派公开宣称将在2050年前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成为印度的最大安全隐患。
在莫迪政府的强力打击下,2018年4月,印共毛派的总书记贾纳帕蒂被捕,游击队兵员下降到6000人,游击区也从2015年时的74个县减少到10个。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2021年,游击队战力有所恢复,4月3日400多名游击队员竟打败了2000名印度军警。是年底,印度展开年度最大军事行动,兵分24路全面出击,可迄今战果并不突出。
相比菲律宾、印度至今仍罹共产党“暴力革命”之祸,印尼之幸运不言而喻。不过,印尼之幸运,也是付出了惨痛代价的。例如,“九‧三〇事变”的真相至今仍不清晰,人权组织要求调查1965年大屠杀,还人们以真相和正义。但是,无论如何,拒斥共产党、共产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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