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阐述 政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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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阐述 政体 二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萧瑀应答说：“克制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礼仪，勤劳辛苦的思理政事，每每坐朝处理政务，常常忙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与他们一起坐着在朝廷上谈论国事治理，到中午的时候，命宿卫之士给大臣们传送饭菜在位就餐，虽然其天性缺乏仁慈贤明，却也是位励精图治的君王。”
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隋文帝此人生性至察而心智不明，内心暗淡必然会观察不清，认识不明，决断失误，对事深察就会多疑不解。而且他又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取之不仁不义，所以常常担心大臣们内心心怀不服，致使他不肯信任各部官员，凡事都要自己决定，虽然勤于政事，劳神苦形，却不能使其所处理的政事都符合于道理。朝中的大臣们也都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也都不敢直言進谏，宰相以下的官员，也只不过都是顺承其旨意办事罢了。
朕的心意却不是这样，以天下之广大，海内事情之众多，又千头万绪，变化多端，那么就必须会合精英，透视天下事，凡事都要合理适宜的变通处理，所以我都是委任百官众议，集体商量，会同宰相一起筹划，凡事商量稳妥之后，方可上奏执行。
怎么能一日万机，独断于帝王一个人的思虑呢？而且一天处理十件事情，有五件事处理的不当，那五件事即是处理的很好，可是那些不符合道理的事情呢？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所积累的错误就会越来越多，国家不就是会渐渐的走向灭亡吗？
怎么能比得上朝廷广泛的任用贤良人才，帝王则高居深视，明察天下，严明法律，整肃政令，如此又有谁敢作奸犯科，胡作非为呢？”
因此太宗命令天下各部官员，如果朝廷的诏书敕令颁布下去有不妥当、不便利的地方，必须上奏指明，坚持议奏，不能只是顺从旨意办事，务必尽到臣下的忠义之心。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从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好比治病养身一样，病人虽然觉得病已经治好了，但是还需要好好调养护理，如果有所触犯，就会损伤生命，甚至死亡。
治理国家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天下虽然稍稍安定了，但是必须更加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果此时便骄纵奢侈，安逸享乐，必然会导致国家的丧乱灭亡。
现在天下祸福安危的重任，正落在朕的身上，所以朕为政一天比一天谨慎，治理天下虽然有美好的地方也不敢自夸自美，以示谦虚谨慎，然而辅政大臣的重任，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现在我们君臣以道义而合为一个整体，理所当然的要同心协力，精心诚一的治理天下，如果政事处理有不妥当、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直言极谏，不要有所隐藏忌讳，如果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能够推心置腹，竭诚相待，肝胆相照，吐露肺腑之言，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从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兴有衰，犹如日出日落，朝朝暮暮，都是因为其耳目被蒙蔽，不知其当时为政的得失，忠诚正直的大臣不能進谏真言，说明真相，邪恶谄谀的小人却被日日進升重用，言听计从，君王既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也更谈不上改过自新，所以就一步步的走到了灭亡的境地。
朕身在深宫之内，不可能尽知天下事，所以分布职责于你们众人身上，也是以此作为朕的耳目。千万不要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放松懈怠，疏忽大意，不存心留意政事治理。
人民所敬爱的不就是他的君王吗？君王所敬畏的不就是他的人民吗？身为天子，其有道有德，人民才会去推立他，拥戴他为君王，如果其离道失德，那么人民就会将他丢弃而不用，所以人民确实是可敬可畏啊。”
魏徵应对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政权的君王，都是因为其身居安乐的时候，忘记了忧患危难的产生，身处国家治理的时候，忘记了引起国家祸乱的根由，所以大多都不能够使国家命运长久，长安久治。现在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平，依然能够留心治道，时常能够如身临深渊，步履薄冰一样的谦敬谨慎，不懈不怠，这样国家的气运，经历的年代，自然会广远绵长，历劫不败。
臣又见古语中说：‘君王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能以人民为可敬可畏，确实如圣人的旨意美德啊。”

贞观六年，太宗对侍从大臣们说：“古人说：‘国家遇到危亡之难而不拯救，社稷面临颠覆之灾而不扶持，重用他为国家栋梁之才又有什么用呢？’
从君臣大义上讲，臣下能不纠正君王的过失，扶持国家，拯救危亡吗？朕时常习读史书，每看到夏桀妄杀关龙逄，汉景帝错诛晁错时，未尝不掩卷叹息。所以你们只要能够正言直谏，补益政教，朕绝不会以冒犯尊颜，违背旨意的原因，妄加诛杀指责你们。
朕近来临朝断决国事，也有违背法令的，你们都以为是小事，所以就不提出建议，谏止君王了。凡大事都从小事开始，小事不纠正，就会渐渐酿成大祸而难以挽救，国家的倾覆，社稷的危亡，没有不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
隋炀帝残忍暴虐，最后身死奸臣小人之手，天下百姓苍生，很少听说有为他叹息悲伤的。
你们为朕深思隋朝之所以灭亡的事由，朕为你们避免关龙逄、晁错之所以被妄杀的原因，我们君臣彼此互相保全，岂不是非常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