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疫情大爆发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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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促使上海民众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自发悼念，随后演变成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反对残酷的动态清零政策。抗议蔓延到北京等全国各地，最终形成了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抗争，即白纸运动。民众忍无可忍走上街头迫使当局作出了回应，12月7日，国务院发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放松了管控力度。包括缩小核酸检测范围，除特殊场所外不再要求核酸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对跨地区流动人员也不再要求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民众的抗争似乎取得了成果，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久违的自由。

但是，由于放开管控时正值奥密克戎在中国传播的高发期，且政府将此前严格的限制措施瞬间解除，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和过渡，导致封控三年的民众来不及像国外百姓一样摸索出一套与病毒共存的方法，就完全暴露在高传染性的病毒之下。政府的这种荒谬做法无异于之前打着怕你淹死的旗号，连澡都不让你洗，现在突然一脚把你踢进汪洋大海，说该到你自己学游泳的时候了。这就带来了解封之后近几个星期国内的疫情大爆发，直接后果就是医院满员，退烧药供不应求，殡仪馆超负荷运转。由于太多人在短时间内同时感染，导致预想中的恢复生产也困难重重。骤然放开会给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巨大损失，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影响，我认为这次疫情处理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信任问题，防疫政策的急速转向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原本就很脆弱的互相信任彻底瓦解。

众所周知，维系社会运转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只有人们存在基本互信，才能在交往中形成对彼此稳定的预期，从而使现代社会复杂的分工协作得以实现。而政府作为现代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对塑造一个社会的信任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政府有公信力的社会。而当下的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人失去对政权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毛时代开始，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中，，中共鼓励人们互相告密揭发，严重损害了社会的信任氛围。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政治逐渐解冻，人们刚刚恢复了一点对社会和国家的信心，六四开枪就使这种宽松氛围戛然而止。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对六四的残酷开始渐渐淡忘，和国家形成了新的社会契约：共产党带我们发财，我们接受共产党的统治。这个政权与民众达成的隐形契约，一直持续到疫情爆发前。疫情爆发后，习近平不顾经济，只顾清零，主动打破六四后中共政权和民众达成的默契，老百姓又一次发现，国家背信弃义了。

从具体的社会政策就可以看出政府的反复无常，比如年初上海封城前信誓旦旦说不会封城，只会精准防控，但后来突然大规模封城，带来无数惨剧。到了年底由于民众的抗议，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把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全部取消，人们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同样带来无数悲剧。政策在短时间内180度大转弯，反映的是决策者对民众利益的漠视。经过三年混乱的防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话。民众对国家彻底失去信任，将是中国未来面对的重大挑战。因为对政府指令集体性的冷漠，无论国家说什么都无动于衷，正是苏联解体前的大众心理。中共三年来罔顾民众心声，最终可能给自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