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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年爆发的“白纸运动”以及在北京四通桥抗议,被海外民主人士视为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赵昕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代代传承,从来不缺少勇士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
觉醒的“小粉红”,会更加爱憎分明?
2022年底,中国“清零政策”的民怨引发了人民反抗,中国各地11月曾爆发3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从在北京四通桥上拉起横幅的“四通桥 勇士” 彭立发(也称“彭载舟”)到“白纸革命”,不少年轻人挺身而出提出强烈诉求。我们采访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六四事件亲身参与者和组织者赵昕,谈谈中国新一代的公民运动。
德国之声:从“四通桥勇士”到白纸运动,抗议活动带给海内外人士怎样的启发或改变呢?
赵昕:十几年前我们就说过,一个社会就像高压锅一样,这个高压锅一点出气的闸门都没有,那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爆发,爆炸。从彭载舟先生四通桥事件,然后引发了白纸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快爆炸了。说白了,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了。之前普通的老百姓,贫困人口似乎对习近平还有些好感,因为他搞了扶贫运动,但是,经过这三年的非常愚蠢非常野蛮的封控,三年的核酸,把整个经济折腾崩了,把人民也折腾疯了,甚至很多人饭都吃不起了,都自杀跳楼了。在没有生存空间的时候,反抗必然要爆发。彭载舟先生之前也有很多人勇敢地反对习近平,比如任(志强)先生,批评习近平,被判了十八年。还有罗湖勇士,还有董瑶琼女士,对习近平画像泼墨,父亲被殴打(注: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在服刑期间暴毙,遗体迅速火化下葬)。彭载舟先生为什么一下子唤醒了人们,这其实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另外一个方面,许多地方都在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存,我们要自由。民怨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得不爆发的时候,又有这样一个人发出了声音,自然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并且勇敢是可以互相传递的,很多人也在生存的绝境中,油然升起了希望,也开始反抗了。这也是白纸运动可以遍及中国和海外数百所大学的原因。
德国之声:所以今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2022年中国杰出民主人士授予彭立发(彭载舟)?
赵昕:彭载舟获得这个奖项是众望所归。其实今年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但是几乎所有的理事都一致选定了彭载舟先生。主要是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这个时刻,人们太需要榜样和英雄的力量了,太需要勇敢者了。彭载舟先生非常勇敢,在这个万马齐喑,都在等风来的状态下,他可以说一个人完成了一个惊天的壮举,而且这个壮举是策划地非常周详的,不仅有条幅,还有扩音喇叭,还有点燃的有烟的道具,包括他制作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的手册和政纲。他提出的口号也是非常由浅入深,很有道理的,也触动了人们的心里面最最敏感的神经,也触到了人们现在最大的痛点。他的口号里有核酸,有封控,涉及到了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和自由。当然也提到了更深刻的“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直指整个中共体制的弊端,非常了不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壮举,才激励了国内外的朋友们,同道们,也才引发了白纸运动。可以说他得奖是众望所归,很了不起。网上也传言说他已经被折磨死了,我们不清楚。并且我们将来也会看情况推动他获得更多的奖项,包括诺贝尔奖。
德国之声:白纸运动的重要参与群体是在中国高校的学生,之后世界各地高校中的中国留学生进行响应,这是否代表年轻一代开始挺身反抗,参与到公民运动中,争取自己的权益?
赵昕:我对年轻人是永远充满希望的,因为年轻人永远是最有血性,最勇敢,同时也是最无私无畏的。年老人,你看这些企业家,资产被盘剥搜刮,宁肯跳楼,也不敢反抗。社会上各种有权有势的人被打压,他们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就害怕起来了,不敢反抗了。大家都希望变化,但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付出,都想坐享其成,都在恐惧害怕,所以大家都在等风来。但是年轻人不一样。
第二呢,粉红更好,事实上我对粉红是非常喜欢和爱的,因为粉红是真的有真情实感,爱憎分明的。只不过他们长期被中共洗脑,被中国蒙蔽,被中国愚弄。他们都活在中共给他们编织的谎言中。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按照中共的统计,有20%的年轻人失业,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绝望之中。小粉红甚至连看外国片都看不到,玩游戏也受到限制,上街甚至被警察拦住要查手机,所以终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逐渐开始觉醒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而且觉醒的小粉红更加爱憎分明。
所以,为年轻人点赞,将来中国人的希望,还是在年轻人身上。
德国之声: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进行抗议的方式和前一辈进行抗议的学生有什么异同?
赵昕:事实上,现在这代年轻人,和我们89这一辈的抗议的人就是有很多相同点:都是年轻人,都是学生为主,都是理想主义者,这是相同的,中国代代传承,从来不缺少勇士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
89年还有个特殊性,当初中共的报纸这些相对比较自由和开放,在赵紫阳先生的领导下,也报道了学生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现在学生们完全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现在年轻人是网络时代,是去中心化时代的,谁都是发起者,谁都可以是参与者,谁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反抗。所以这一代年轻人抗议的具体方式还有不一样的。在国内和海外,都是年轻人自动聚集,自动发起的,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了,由于现在的时代比89年更残酷了,所以年轻人也更加谨慎,有自我保护意思,但是也因为没有组织,所以没有像89年那样,海内海外迅速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去中心化时代虽然比较自由,动员力比较强,没有组织,还是没有一个长期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这也是很遗憾的,也是现在年轻人需要改进的地方。
而且现在这些年轻人很注重保护自己,这也是白纸运动被中共打压下去的原因。当然,中共也立刻放开了疫情管控措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纸运动和彭载舟先生的部分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最根本的,阻止中国朝鲜化这样的目标,让中国换政策换人,这样的目标也没有达成。甚至是开始救援被抓被捕的英雄们的目标也没有达成,所以白纸运动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我们不担心白纸运动是昙花一现,因为习近平未来的倒行逆施会不断压缩人生的生存空间,会不断剥夺人们的生存资源,那么就必然会引发越来越多,越来越剧烈的反抗。甚至军队内,或者体制内有良知的人也会闻风而动。
德国之声: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游行和抗议的诉求仅仅只是希望减少核酸的次数,或者解除一些严格的防疫措施,这些诉求和希望政权交替之间似乎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跨越?
赵昕:大多数抗议主要是要求一些自由和生活权,尤其是不能强制性地封门,封楼,因为这样的措施带来的次生伤害太大了,不仅仅是乌鲁木齐的大火,也不仅仅是贵州的大巴。绝大多数人也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的体制糟糕到极点了,他们更多地是从生活中了解到要减少核酸次数,不要封楼封村。但是,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反抗自然会开始,但是反抗也不会仅限于此,而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像星星之火,当形成燎原之势的时候,自然会有更多的诉求。从现在开始是很正常的。我6年前也说过,未来的民权运动,必定是从“要生存,反饥饿”开始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
德国之声:在海外的华人如果想要为今后国内可能发生的此类事件出力,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赵昕:89年的时候,海外的华人,不管是在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大家都出了很多的力量,募捐了很多很多的钱,带到国内去支援学生,支援被迫害的人。另外,世界各地的高校都成立了组织。可以说,当初的海外华人在组织力和动员力上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的。但是现在,海外的集会也没有组织,也没有募捐,好像似乎就平息了,这事实上是很不应该的。很多人都有想法,但是很多人都有顾虑,生怕一出面,承担起这个责任,就会被恐吓,还会受到中共的“长臂管辖”。我自己也在线上线下被攻击,也被说是诈骗国内人的钱财。有公信力的人出来做这件事,必然要公开化和实名化,必然会面临中共的污名化和攻击。
但是事情还是要做。我希望海外的华人们,第一必须在财务资源上要做出贡献;第二必须要组织化;第三必须要长期持续化。海外华人应该做更大的努力,更大的贡献。
德国之声:海外有上百所大学都自发组织了集会,还有许多人在推特这样的网站上发布国内抗议的信息,把内容传达出去,您觉得这样的举措有意义吗?
赵昕:那当然。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实在太多了,必须每一个角度都有人想法设法去做,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除了我刚才说的组织化,财务募捐,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也包括海外宣传,也包括国际动员,也包括对世界各国执政党、在野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游说。每个人擅长于做哪些方面,每个人尽力去做,当然就足够了。但是可能的话,能够互相开始形成合作,把熟悉的、亲近的、信得过的一些人形成一种小团队,小团体,也是非常好的。慢慢得能形成更大的组织,也是更好的。当然,加入一些已经成熟的团体,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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