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当人看” 工人亲述重庆大渡口药厂抗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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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作者: 王允




近日，重庆大渡口区中元汇吉公司的工人因为不满公司突然解聘，在厂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对峙。该事件被外界视为自去年郑州富士康工人抗议活动之后，中国发生的又一起工人抗议事件。现场参与者对这次抗议行动有什么想法？中国经济下行之际，类似的工潮是否会再次发生？

1月7日上午睡醒之后，李华（化名）就在中元汇吉的工人微信群里看到厂区抗议的消息。他立马骑车赶到了二十公里之外公司所属的建桥园区。

李华在电话里还愤愤不平地说，他当时就是要去打那些中介，“公司的中介有一个我打一个，这些中介太坑人了。”为安全起见，他只能用化名“李华”。

李华提供了多个现场抗议的视频，内容与此前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能相互印证。这些视频中，有工人殴打公司管理人员和中介公司代表的画面，也有工人与区政府代表谈判的画面。

另外，路透社还通过技术手段，确认了网络上所传中元汇吉公司工人与当地警察冲突的画面。

“补贴一下子就没了”

和大多数参与这次抗议的人一样，李华的愤怒直指中元汇吉和把他们招进工厂的劳务派遣公司，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劳务中介。

李华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辉烨集团，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中元汇吉公司工作的。李华估计，同一批进厂的工人超过几千人。

进了公司他才知道，这些中介实际上克扣了他们一半的工资，“公司正式开出的工资是40多块一个小时。但我们去这些厂工作，最高拿到的也就是17块一个小时，然后因为疫情赶工又加了3块，实际也就是20块一个小时。”

李华实际在公司只干了不到10天就离职了。他说实在受不了，“这个工厂根本就没把工人当人，而是当牛马……那些小组长人手一个喇叭，成天就在吼叫，反正就是骂得很难听，各种辱骂，根本就没把工人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

另外，该公司还严格限制工人的行动，工作期间只能上厕所两次，每次只能10分钟。

从公司出走的时候，中介公司按照原先约定的条件，按天数和李华结算了工资（220元/日）。但李华对公司和中介霸道的做法蕴积着很大的愤懑。

李华介绍，这批参与抗议的工人对公司和中介早有不满，其中多数人是因为从1月3日开始就被公司在没有商议的前提下突然解聘，到了1月7日更是达到了高潮，“1月7日大规模爆发。”

中元汇吉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产品中包含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和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等。这批被解聘的临时工大多数是在12月左右被招进公司，在这些核酸检测产品的生产线上工作。

据本台获得的劳务派遣公司为中元汇吉发出的其中一份招聘启示，临时工从2022年12月23日开始到2023年2月10日为公司工作，打卡上班不低于50天的，可以获得3000元全勤奖，也称为稳岗补贴，春节期间工作还有额外的高工资。

李华说，其实大多数到中元汇吉来应聘的临时工都是冲着这些补贴和春节期间高工资来的，“如果是做满的话，一个月下来起码都是一万多。但突然一下（这些补贴）就没有了，再加上平时受了很多气，就一下子爆发了。”

被迫妥协

据本台粤语组报道，有知情人分析说，中元汇吉在全国执行动态清零政策期间接到重庆市政府的大量核酸检测试剂订单，需要扩大生产，便通过劳务公司招聘了大批季节性临时工。但12月初，中国政府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全国放开，核酸检测试剂滞销，大笔货款被政府拖欠。中元汇吉被迫削减生产，解雇临时工，才导致了此次工人抗议活动的发生。

李华介绍说，区政府在1月7日下午就派人到园区来和抗议的工人谈判。区政府代表声称，他们也是代表了重庆市政府。但双方没有谈拢，直到1月8日，工人代表才接受了区政府提出的条件。

本台获得有关政府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显示，工人们在12月14日之前的工资按23元/小时计算，12月14日之后按28元/小时，稳岗补贴每人1000元，另有一次性遣返费用每人1000元。

李华说，工人们对这个方案并不满意，虽然这个方案所提供的工资比他们按劳务合同的工资要高，因为劳务合同提供的实际工资是20元/小时，但其中提供的稳岗补贴低于他们此前预期的3000元，也低于工人们和劳务公司自行谈判获承诺的6000元补贴。

李华解释说，工人们迫于形势，接受了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已经闹了很久了，大家都很疲惫，又冷又饿，没有什么吃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没有休息的，坚持不下去。”

本台记者拨通了辉烨劳务公司在建桥园区值夜班的负责人胡先生的电话，但他明确拒绝了采访。

本台记者也电话联络了帮助中元汇吉招工的哲宁和申发两家劳务派遣公司。哲宁对外公布的电话全部无法接通，申发办公室的值班人员对采访明显推诿。记者还接通了大渡口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值班人员也表现出推脱，让记者联系区委宣传部；而宣传部并没有对外联系方式。截至目前，中元汇吉公司也没有回复本台的查询邮件。

“劳务派遣”几宗罪？

李华从中元汇吉辞职后，现在仍在寻找工作。他明显有些焦虑，尤其是他并不信任那些招工的劳务中介。他说，这些中介公司问题很多，多数都是“黑中介。”

身在纽约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华海峰对本台分析说，中国疫情三年，经济不景气，劳工阶层有普遍的焦虑，尤其是不合理的劳务派遣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

华海峰曾在2017年到中国的两家鞋厂卧底，探知当地劳工状况。他也曾花了三年时间，跟踪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加工厂和硕公司的劳工状况。

华海峰说，中国国内使用劳务派遣服务的大多数是大公司，“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比较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其次他们在供应链中也有一些劳工方面的要求。他们如果直接招工，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使用派遣工，把所有问题都归咎在派遣公司的头上。”

他指出，和硕公司当初也因为使用这种劳务派遣公司的服务而出现类似于这次中元汇吉公司的问题，工人也发起过抗议，只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因为薪金等问题而发生的工人抗议行动已有多起。杭州抗原生产企业杭州艾科和新跃生物等工厂员工上周也发起了讨薪维权行动。

但华海峰认为，这些抗议行动还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丛生，工人问题可能未必很突出，工人群体的诉求也各有不同，“他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可能不仅仅是收入或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而是更多的社会或家庭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当他们有共同的诉求、共同的目标，才能很快走到一起。”

华海峰强调，中国的工人运动最好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在四、五年前，网络钳制还没有这么严厉的时候，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们诉求单一；并且当时社会比较平稳，工人的问题容易凸显出来，所以才形成了影响较大的工人运动，比如2018年的佳士工人罢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