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主義運動是一種災難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導 言: 共產主義浩劫的思想源頭

　　對於中國人來說,20世紀最大的認識誤區是什麽? 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以及由此對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先驗設想的盲目實踐。

　　當“十月革命”（現俄羅斯已將之修正為“十月事變”）的影響波及中國時，立即獲得了壹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回響，以為是找到了壹條救國救民的新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192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接著便掀起了共產革命；這場革命的目標首先是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建立共產政權。1949年秋，共產黨奪得了大陸政權，接著便對中國社會進行大刀闊斧的共產極權改造，營建了如同久加諾夫所說的“三壟斷”的極權制度：權力的壟斷，利益的壟斷與思想文化的壟斷。結果是什麽呢？——導致整個中國陷入壹種窒息和撕裂的狀態，社會動蕩，文明斷層，人際關系異化，人民遭受的各種災難罄竹難書！

　　現在，“文革”是壹場浩劫，早成定論。實際上，整個毛澤東極權統治時期都是對人類文明的壹種浩劫，即共產主義浩劫！暴力土改，消滅200多萬地主分子，難道不是壹場浩劫！消滅資本家，消滅私人企業，消滅個體農戶的自由耕作，難道不是壹場浩劫！將五六十萬的知識分子以言入罪，打成右派，剝奪他們的正當權利，在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中受盡淩辱，難道不是壹場浩劫！1958年掀起“大躍進”、“共產風”的狂潮，之後爆發遍及全國的大饑荒，餓死人口達4000余萬，難道不是壹場浩劫！……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覆滅，“文革”告終，此後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壹時期經濟獲得了復蘇和發展，但極權體制依舊，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意識形態依舊，人民仍被束縛在專制主義的籠子裏，離現代化、民主化仍隔著壹條長城。“壹黨專政為體，經濟改革為用”，可稱是這壹時期的體制特征和治國總綱。這就是“鄧小平模式”，或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壹時期，社會貧富分化劇烈，官場與社會各領域腐敗泛濫，文化衰微，道德淪喪，環境汙染，生態破壞，社會矛盾疊加，各種問題成堆。當今中國，對權勢者來說是樂園，對弱勢者來說是苦海——他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因此，有學者認為，鄧小平模式統治下的中國，同樣是壹場“浩劫”。筆者認為，同第壹輪浩劫（毛專制時期）相比，其力度已大有緩和。

　　蘇聯、中國的歷史足以證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謊言所推行的共產主義實驗，都是對人類文明的壹場浩劫！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救國救民的壹條新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馬克思所倡導的“共產滅資”說，“暴力專政”說，“國家壟斷”說，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是政治、經濟、文化與道德的全面衰退，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幸。

　　可見，馬克思主義是誤國主義，害國主義。

　　毛澤東雖提倡“走俄國人的路”，在中國復制“列斯模式”，但俄國人的路與列斯模式，其思想源頭是馬克思主義。無論蘇聯和中國以強力所推行的社會主義，其祖師爺都是馬克思。因此，要清除蘇聯模式對我們的毒害和傷害，必須追根溯源到馬克思的思想。

　　有人認為，20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言下之意，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回事。筆者認為，列寧的思想和馬克思的思想確實存在著壹定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是源和流的差別。相對於19世紀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列寧所堅持和發揚的思想是馬克思的正統思想，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消滅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等。對這些基本主張到了恩格斯晚年，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領袖那裏，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社會主義運動適應資本主義當時的實際情形而獲得社會的認同。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捍衛並發展了馬克思那些不切實際的錯誤思想，並痛斥第二國際領袖是修正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列寧以馬克思的錯誤理論改造俄國，結果將俄國帶入了陷阱。中國的不幸同樣在於，堅持與奉行馬克思那些錯誤教條，將之定格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在半個多世紀中追隨列寧和斯大林，並將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痛加批判。結果呢，毛澤東同樣將中國帶入了陷阱。現在已經清楚，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社會主義，其密碼是：民主（權力共享）的依靠資本主義（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而為列寧和毛澤東所實踐的馬克思早期的社會主義，其核心是：專制（權力壟斷）的共產（財富壟斷）的黨國社會主義。亊實證明，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為我們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必須聲明，對蘇俄模式思想源頭的清理，並非要馬克思對蘇聯、中國等國家在實施共產極權主義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災難性後果承擔歷史責任。馬克思與列、斯、毛的歷史角色以及在歷史上所起的消極與破壞作用，必須加以區分。

　　馬克思是壹位學者，思想者(激情的，毫情萬丈的),是同情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無產階級—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只是對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提出了先驗性的設想和理論論證。他壹生的主要精力付諸於著書立說，而不是組織政黨，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建立共產國家。而列、斯、毛是革命活動家，其壹生的主要精力在於秉承馬克思的先驗理論，不顧客觀條件和實踐後果，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橫加推行。在推行馬克思的空想共產主義過程中，他們也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理論。如，列寧關於落後國家可以超越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斯大林順理成章地提出壹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此外，列寧還提出了“嚴格的集中制”，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法西斯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在此基礎上便生長出了極權式的黨國體制的惡果，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些人類文明成果加以橫掃，乃至完全的毀滅。他們所建立的共產極權國家，彌漫著暴力、恐怖與謊言，堪稱是人間地獄，並不為過！總之，馬克思與列、斯、毛各有各的賬。清理馬克思的思想並不是要忽視列、斯、毛的對人類犯下的滔天罪行。

　　今天，要從馬、列、毛的思想桎梏中掙脫出來，尚有多重之難。壹則，馬克思主義仍是當局的思想旗幟，馬克思主義作為黨國的指導思想，入憲又入中共的黨章，即使從學術層面分析其種種錯誤，不免被指責為異見人士而可能遭遇壹定的風險。二則，經過壹個多甲子年的思想控制和各種方式的說教，從馬主義到毛思想，已神化為壹種稱為“黨文化”的宗教教義，滲入國人的骨髓與神經，要改變這種已經固化定型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很難很難的事。三則，中國人大都有明顯的人格缺陷，具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健康人極為稀有。完全的“健康人”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思維健康，人格健康。尤其是人格健康，在中國只是少數人才具備的品格。中國人大都喜歡做奴隸。要清理馬克思的思想，熟悉他的理論是壹個基本條件，具備這壹條件的在中國不在少數，但為什麽至今對馬克思主義難以作出科學的評價呢？這是因為要做到這壹點，還需要智慧和擔當，即需要有健康的思維和健康的人格；正是這兩條，使許多人寧肯守舊而不敢創新。最近，黎鳴先生提出“太監文化”的新概念。他認為，中國古代宮廷中的太監，閹割其肉體，失去了“性”和“生育”的能力。稱為“肉體太監”。值得重視的是，中國直到今天還存在壹個龐大的“精神太監”的群體。為了在專制統治下求得生存的壹席之地，這壹群體中的每壹個個體，其精神、靈魂、人格遭到閹割，因而失去了精神的再生能力，民族的創新精神也就日漸鈍化。黎鳴先生強調，這是中國的“國難”。所以，要超越馬、列、毛的思想體系的藩籬，有壹個改造與重塑國民性的艱巨任務，有壹個思想啟蒙的艱巨任務。

　　本文集可以說是壹個嘗試。憑著對中國文明現代化的向往，經過十幾年的思考與研究，遂陸續撰寫出清理馬克思思想的系列文稿。文稿除分析指出馬克思思想中先驗性、空想性的基本錯誤與不足，還探討如何走出馬克思的理論誤區，以甩掉套在中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使中國走上壹條健康、明媚的發展道路。這是壹次深刻的思想變革，它要重塑民族的文化信仰，改造民族的思想結構，是比建造三峽大壩、南水北調、航母、太空飛船等工程不知要艱難多少倍的工程。拙文作為壹家之言，提供給文友參考，共切共磋，更新民族的精神境界。

　　筆者幼年時代就在“黨文化”的渲染中“成長”。 大學期間（1959-1964）又受了馬列主義的“專業訓練”。 那時稱馬、列的著作為“經典”， 大家都當作“句句是真理”來加以領會和消化的。這些文章也是對自己過去接受馬列教條的思想洗禮。

　　由此我想到,“思想換代”這壹新概念。

　　所謂“思想換代”，就是壹種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或曰統治思想）在壹個階段的實踐中由於不斷遭到挫折，被證明是壹種錯誤的偽學說，因而被人們所拋棄；在痛苦的教訓中人們才接受現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體系，這壹思想體系在文明世界數百年的實踐中證明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毋庸說明，在中國，這裏所指的“曾經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以及由此派生的列、斯、毛主義。這裏所指的“現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體系”就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套普世價值理念。因此，這裏所說的“思想換代”，就是以人類的普世價值取代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換代，看來至少需要壹百年：1949—2049年。大概說來，毛澤東時期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占有絕對統治地位；進入後毛時期，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退居相對統治地位了，共產主義開始衰落。大概說來，要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幾代人（至少是三代吧）離開世界之後，才會結束“思想換代”的歷程。這壹百年，現代化、民主化進程被打斷、延緩了，其中蘊含血的教訓太多太多，太值得記取了！

　　序論：“俄系文化”與當今中國之啟蒙

　　百年啟蒙，每壹次短暫啟蒙都啟迪人們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啟蒙的每次夭折，都導致了社會的停頓與倒退。百年中國就是在啟蒙與扼殺啟蒙的變奏中曲折前進的。

　　俄系文化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壹種文化變異，在這種文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共產極權國家，都出現了文明斷層，人民蒙受了駭人聽聞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壹 百年啟蒙

　　啟蒙這壹歷史現象出現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西歐社會由愚昧專制的中世紀社會轉變為科學民主的現代社會，就曾經歷過壹個啟蒙的歷史階段，其內容就是常為人們所提及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其時間長達三個多世紀之久。啟蒙運動就其本質而言是思想變革或文化變革運動。

　　五四啟蒙何以夭折

　　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社會進入了轉型的歷史時期，因此也出現了啟蒙現象和存在壹個啟蒙的歷史時期。

　　壹般認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壹次啟蒙運動。這是當然的。

　　實際上，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各種西方式的變化，都包含有啟蒙的因素。因為這些變化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社會的思想文化或多或少起著沖擊、更新的作用。從這壹意義上看，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晚清的“新政”計劃和辛亥革命，都無不有啟蒙的意味。當然，它們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不好相提並論的。

　　大致來說，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間，可稱是中國近代社會以來的壹個啟蒙階段。啟蒙推動了中國的現代走向，這是很明顯的。

　　這壹階段的啟蒙，到了1920年之後，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生了壹個微妙的但卻是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後俄系文化傳入了中國。也就是後來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系文化進入國門之後，立即獲得了壹部分知識分子的青睞。這些知識分子，原來多是崇尚歐系文化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他們轉而追求俄系文化了。

　　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是性質不同、而且可以說是兩種對立的文化體系。歐系文化凝結著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成果，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引航下，創造出近代歐洲的璀璨文明。陳獨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舉起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就是借歐系文化之火種在中國的傳播，以喚醒中華民族。而俄系文化中的暴力文化，專政文化，共產文化，黨國文化等，都是以否定歐系文化為其前提的。兩者可以說水火不容。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壹部分知識分子俄化、左傾化的文化轉向，不但導致當時啟蒙運動的夭折，也是關系中國今後幾十年命運的重要轉折。

　　說實在的，這壹關系到以後中國走向的文化轉向，不但不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察覺，就是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生活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對這次文化轉向的逆歷史性也渾然不知。

　　對於當時追求俄系文化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對歐系文化還是對俄系文化都還缺乏真實的理解，至於將兩種文化的任何壹種實行於中國社會將會產生何種效果，則更是懸而未知。遺憾的是，在對兩種文化價值之正負尚不能作出清楚辨認的情況下，這些知識分子就貿然作出放棄歐系文化、皈依俄系文化的選擇，只能認為是當時思想新潮的魅力所致。正如李慎之回憶所說，當他讀到馬克思的“無產者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更是使我熱血沸騰”。確是，馬克思對未來勝利在握的論述，以及他充滿激情的話語，立刻吸引了當時壹批具有左傾思想的知識青年。

　　陳獨秀就是當時思想轉變的壹個代表。受俄系文化影響，他痛斥自由民主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勞動階級、永遠把持政權的利器，只有勞動專政制度才能建設勞動者的國家。有了這個思想基礎，在蘇俄使者維經斯基的敦促與策劃下，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於1920年創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第壹個綱領，清楚地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以俄系文化武裝起來的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

　　就這樣，陳獨秀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壹轉身就成了傳播俄系文化的開路先鋒了。

　　可以說，扼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啟蒙運動，陳獨秀邁出了重要的壹步。

　　不過，二十年之後的1940—1942年間，陳獨秀經過痛苦的經歷，認清了蘇俄極權主義的本質與罪惡，認識到歐系文化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具有普世性，重新回歸歐系文化。可惜此時陳已貧病纏身，僻居四川江津，且又背負“托派”、“右傾機會主義”等莫須有的罪名，他的思想對中共、對知識界已不能產生影響了。

　　今天我們終於認識到，陳獨秀壹生之不幸全是俄系文化作的孽。

　　百年中國啟蒙壹再遭之夭折的原因

　　啟蒙是怎樣被壓倒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界提出了各種意見。

　　李澤厚提出“救亡壓倒啟蒙”說。1986年他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壹文中提出了這壹論點。此說開始時贏得了不少認同者，後來被學者們否定了。正如李慎之所說，“近代啟蒙運動從戊戌算起就無不都是民族危機刺激起來的。”所以，李慎之認為，“不是救亡壓倒啟蒙，只是啟蒙本身轉向。”

　　王若水在2000年的《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壹文，以延安整風運動這壹歷史事件為範本加以剖析，認為是黨文化壓倒了啟蒙。“黨文化”屬於俄系文化，由此可以認為，是俄系文化壓倒了啟蒙。

　　李慎之在《不能忘記的新啟蒙》（2002年）壹文中，提出“新啟蒙壓倒舊啟蒙”。所謂“新啟蒙壓倒舊啟蒙”，是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啟”傳統文化之“蒙”，而且“啟”五四時代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所加於人民之“蒙”，使中國不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新啟蒙的代表人物有陳伯達、艾思奇、張友漁、張申府、何幹之等）。可見，這場所謂“新啟蒙”是以俄系文化“啟”中國傳統專制主義之“蒙”，還要“啟”五四新文化之“蒙”。哈哈，五四新文化那壹套竟成為啟蒙對象了。可見，“新啟蒙”實際上是清算五四精神的“反啟蒙”。

　　王若水與李慎之的意見相近，簡言之，中國近代的啟蒙是被俄系文化壓倒的。

　　陳獨秀1920年代思想轉變的事例已說明，俄系文化壓倒了啟蒙。陳的思想轉變不能認為是純主觀原因使然。這裏有外因，有內因。外因是起決定作用的。沒有俄系文化的強勢入侵，就不會有力沖擊五四啟蒙，使之轉向。就內因而言，乃系陳當時對俄系文化與歐系文化尚缺乏真切的理解，因而缺乏應有的鑒別力，不自覺地跨到蘇俄這條船上去了。

　　我們不妨把視野擴大之，就百年中國的啟蒙運動為什麽多次遭之扼殺、葬送的這個問題，也可以用這個思維去分析，從中找到正確的答案。就是說，中國五四時期的那場啟蒙運動不久就遭之夭折，以及在以後，啟蒙薪火壹再遭之撲殺，——不像歐洲那樣，壹代又壹代的思想家、科學家，前赴後繼，薪火相傳，思想成果不斷疊加，理性之花終於遍地開放——其禍根就是俄系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來，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都先後影響中國，但影響的力度與形式大不壹樣。歐系文化是西風東漸，滲透性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而且主要是中國人主動到外國去取經。晚清政府派大臣赴西洋各國考察，作出“新政”方案；孫中山西遊各國，學習西方文化，與國情相結合，提出“三民主義”，都是如此。俄系文化入侵則是主動出擊：派遣使者，組織政黨，傾銷主義，供給盧布（金盧布），培養骨幹，納入共產國際體系，將中國綁在共產主義的戰車上，完全是有目的、有組織、有綱領、有步驟的共產殖民侵略。西方列強也對中國壹度推行殖民主義，提出壹些不平等的要求，但與蘇俄壹比，就大為遜色。手段之高明，後果之嚴重，不是壹個檔次。

　　關於蘇俄對中國的文化入侵與共產殖民侵略，在已過去的壹個世紀中，許多中國人壹直未有看透。因為蘇俄打的是“援助革命”的旗號，騙得中國人的好感。中共是完全依靠蘇俄起家、發展壯大的，以致奪得政權，坐了江山。俄系文化那套，暴力革命呀，壹黨專政呀，共產滅資呀等，搬到中國來還真行。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壹直是中共的行動指南，中共歷屆領導人代代堅持、高舉。要求他們認識到文化入侵、共產殖民是難上加難的事。

　　前面已經提及，從1840年到1920年是啟蒙的壹個階段。1920年啟蒙轉向，但俄系文化在當時還只影響著壹小部分中國人（開始只是中共黨內，後影響到具有左傾思想的知識分子），遠未成為社會思潮的主流，所以這次轉向只是“有限”轉向。

　　從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是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兩種文化並存的時期。由於該時期的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在思想文化管制上比較寬松，文藝、學術、教育都比較自由，因此呈現多元文化態勢。該時期俄系文化的影響雖有所擴大，但歐系文化的薪火不但沒有中斷，而且應當說是這壹時期的顯文化、受眾文化。三十年代中期，雖然出現了所謂“新啟蒙”，傳播俄系文化，但與歐系文化相比，仍是處於弱勢的邊緣文化。這壹時期啟蒙沒有止步，自由、理性的啟蒙精神結出了壹批果實。否則我們怎麽理解這壹時期的文學藝術與文化教育呈現令後人驚嘆的繁榮景象呢！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1917—1923），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使北大成為自由主義的搖籃，成為現代大學的楷模，影響深遠。僅此壹例，說明當時歐系文化的社會影響。

　　真正捏殺啟蒙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期。

　　1949年之後至今的六十余年間，是俄系文化獨霸中國的時期。當然，俄系文化能取得絕對統治地位，毛澤東是下了壹番功夫的。建國之初毛就掀起了壹撥又壹撥的批判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整肅、洗腦、改造。如：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反動思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等，對知識分子形成圍剿之勢。

　　俄系文化壹方面以大批判開路，逼迫知識分子臣服；另方面在各種媒體，各種文藝作品，和各類教科書中全面登臺，無孔不入。俄系文化的主旋律時代開始了。

　　就在毛澤東覺得俄系文化穩可稱雄中國的時候，卻冒出歐系文化挑戰俄系文化的事件。那就是1957年中共開門整風之際，壹批知識分子向黨發起了“猖狂的進攻”。這批知識分子立即被列為是共產黨的敵人的右派分子。

　　右派有多少呢？1979年官方公布的數字是55萬。十多年之後又透露壹個數字是：317萬余人（還不包括143萬余人的中右分子）。

　　這個數字說明什麽呢？說明歐系文化在知識階層中仍有廣泛的基礎。這使毛澤東慌了。怎麽，搞了那麽多批判，妳們還不歸順啊！因此大張旗鼓地反擊右派，將他們打入地獄，嚴厲懲罰達二十二年之久。其實，龐大的右派隊伍中，相當壹部分是稱不上是右派的。具有壹定西方文化底蘊的知識分子，人品正直，憂國憂民，才有資格成為真右派。從當時右派的言論來看，1957年的大鳴大放，可以稱之為是壹次“小啟蒙”。

　　反右之後不到二十年，歐系文化又壹次登臺亮相，那就是1976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毛對此也承認。當然，這次運動又壹次被鎮壓下去了。

　　可是，兩年之後的1978年5月，“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鋪開。這次大討論，由黨內開明領導人胡耀邦領航，知識界熱烈參與，對俄系文化形成了壹次強有力的沖擊波。此期間還有北京西單的“民主墻”，是群眾自發形成的自由民主言論的集散中心，受到廣泛的關註。這場黨內外合匯的啟蒙運動，如果沒有“如來佛”的捏殺，是可以與五四啟蒙運動相媲美的。可惜這次啟蒙運動到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後就開始收場了。但知識分子的思想沒有收場，沖擊波向縱深發展，繼續啟蒙。文藝界出現了白樺的《苦戀》為代表的壹批“傷痕文學”作品，理論界熱烈討論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思想的閘門壹打開，自由主義之花開始綻放。鄧小平對此大為不滿，因此發動持續十年之久的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直到1989年6月4日，鄧小平策動武裝部隊，用坦克、機槍血洗天安門廣場，才把這場啟蒙運動打入地下。可見，俄系文化能在中國橫行天下，完全是靠槍桿子撐著的。進入新世紀的十余年來，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又炒得沸沸揚揚。俄系文化還能撐多久？

　　百年啟蒙，壹再挫折，命運多舛。盡管如此，中國的啟蒙看來不需要像西歐那樣歷經三百余年之久了。

　　百年啟蒙，每壹次短暫啟蒙都啟迪人們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啟蒙的每次夭折，都導致了社會的停頓與倒退。百年中國就是在啟蒙與扼殺啟蒙的變奏中曲折前進的。

　　可見，先進的思想對社會的進步是多麽的重要！

　　由此，我們得到壹個結論：先進思想、先進文化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這在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為明顯。西歐社會的轉型，以及中國社會的轉型都已證明並且還將證明這壹觀點。

　　鄧小平說，制度問題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東西。這是正確的。

　　但是，還有比制度更根本的東西，那就是文化觀念。1949年以來的歷史難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為骨架所支撐的歷史。制度以文化為先導，又是兌現文化的保障。只是由於對共產觀念的有所改變，才開放私有經濟，才啟動市場經濟，……我們還得到另壹個結論：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多元的。物質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科學技術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先進的思想與文化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當今中國之啟蒙任重道遠

　　百年啟蒙，在不同階段，其啟蒙的內涵是有變化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啟蒙的任務是批判維護皇權專制的綱常倫理。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在綱常倫理編制的羅網中生活，君臣父子，等級森嚴。個人沒有尊嚴，沒有自由，社會沒有民主，沒有維護個人權利的法制。每個人都是奴隸而已。社會因此封閉守舊，長期停滯。那次啟蒙運動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喊出了“個性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沖決了思想的羅網。但這次啟蒙因俄系文化的入侵半途而廢。

　　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是歐系與俄系文化並存與碰撞時期。由於壹部分知識分子接受了俄系文化，認為俄系文化才是先進文化，為中國的進步所需，因此，兩種文化的優劣高下，仁智各見。當局也不加裁定：誰是香花，誰是毒草。由於這壹原因，此期間的中國，出現了文化多元、繁榮的景象。

　　1949年之後的六十余年間，俄系文化在中國大陸定於壹尊，成為人人必須信奉的國教。而歐系文化則淪落為挨批判、遭聲討的反動文化。作為歐系文化承載者的知識分子，則成了沒完沒了的整肅對象。數十年來俄系文化對國民大眾的教化、灌輸、終於成為民族固化的意識形態，滲入骨髓，融化於血液。但與此同時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實踐中不斷地暴露出它的種種問題、矛盾與弊端；而且隨著時間的延伸，這種種的問題、矛盾與弊端，就愈加明顯與突出。遺憾的是，主宰中國的統治者在這些問題、矛盾與弊端面前，不是有所反省，有所校正，而是壹再堅持，沿著彎路、邪路、死路壹意前行，還不允許任何人提出忠告。而且，為了堅持專政文化、共產文化、黨國文化，還不斷地往俄系文化中添加新元素，那就是神化文化與謊言文化，從而把中國帶入困苦重重的深淵，人民為此蒙受著各種災難的煎熬。

　　俄系文化入侵中國產生什麽後果？它能否給人民帶來自由與幸福，能否使中國走向民主與憲政？六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答案應當是十分清楚的了。但國人中仍有壹部分人對俄系文化執迷不悟。盡管自19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國家面貌大變，人民生活改善；但俄系文化體系依舊，國人仍沒有掙脫這壹文化體系所編制的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桎梏。

　　因此，當今中國的啟蒙，壹方面要繼續完成五四啟蒙先賢未有完成的任務，肅清兩千余年皇權專制主義的余毒，更重要更艱巨的是清除俄系文化對幾代中國人的毒害，在全民族中樹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中國的啟蒙確實任重道遠。

　　二 “俄系文化”的廬山真面目

　　“俄系文化”的基本內容

　　那麽，俄系文化包含哪些基本內容呢？

　　1、 暴力文化。

　　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暴力是每壹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壹句話：造反有理！民主是壹種國家形式，它同任何國家壹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2、專政文化。

　　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對資產階級，包括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專政不是由壹個階級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實現的，而黨是由領袖來領導的。因此，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合乎邏輯的是黨專政，領袖專政。

　　3、共產文化。

　　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直至消滅壹切私有制。私人財產不受保護，政府可以任意侵奪。社會的壹切財富、資源為國家所有，並為國家經營和分配。國家所有實際上為國家官員占有和支配，因此勢必產生共產特權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此為人類史上最龐大最貪婪的掠奪集團，對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資源和社會道德造成空前的破壞。

　　4、黨國—極權文化。

　　共產革命所奪得的政權為共產黨壹黨所獨占。國家是壹黨的所有物。黨淩駕於國之上，黨在法之上，這在共產黨的法統中是天經地義。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黨不僅獨攬國家大權，其觸角布伸到社會最底層角落，真是可怕的“利維坦”。如同蘇共書記久加諾夫所說的，黨實行三壟斷：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經濟利益，壟斷思想文化。國家機構是黨的工具：人民代表大會是通過黨的指令的表決機器，政府是黨的辦事機構，公檢法為黨站崗放哨，新聞媒體是黨的喉舌。壹切冠名“人民”的東西，都是黨的——“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即“國家的壹切權力屬於黨”。“人民軍隊”是“黨衛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讀為“中華共產帝國”。漢娜?阿倫特等學者將此類國家稱之為“極權國家”——將黨的權力運用到極致。不變革黨國—極權文化，要實現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憲政民主，都是緣木求魚。

　　5、集中制文化。

　　列寧建立“嚴格集中制”。後修飾為“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將之歸結為“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導下民主”。實際上只有集中指導，而無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即只有集中而無民主。毛澤東還為民主集中制規定了四條規則：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其中“少數服從多數”是壹虛設。個人專制時期是全黨全國服從壹人。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的指揮機制，奪得國家政權後推至國家政治生活。

　　6、神化文化。

　　個人崇拜在斯大林和毛澤東統治時期均登峰造極，釀成“大清洗”和“文革”等慘禍。神化的對象，還擴大至黨崇拜與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崇拜。黨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我把黨來比母親”。要永遠熱愛黨，擁護黨。“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造神運動使每個人在神化物面前誠惶誠恐，頂禮膜拜，不敢獨立思考，提出懷疑，除了戰戰兢兢地做極權統治的馴服工具，別無選擇，否則招之殺身之禍。

　　7、謊言文化。

　　共產極權統治壹靠暴力，二靠神化，三靠謊言。掩蓋真相，偽造歷史，遺忘過去是維系極權統治的本能需要。新聞輿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可以歪曲事實，弄虛作假）。文學藝術必須為政治服務（只能歌頌光明，禁止鞭笞黑暗）。理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制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學術垃圾）。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做共產極權體內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人民生活在謊言中。說真話歷來是道德底線，共產極權體制下成了道德楷模。謊言文化導致沒有真實的新聞，沒有傳世的文藝作品，也出不了世界級的優秀學者和科學家。

　　馬克思：俄系文化的奠基人

　　俄系文化的奠基人是馬克思與其摯友恩格斯。

　　馬克思是壹位學者，不是叱咤風雲的政治領袖，盡管後人稱他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參加了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的創立，為大會起草了《成立宣言》和《臨時章程》，確立了國際的歷史任務，是國際的靈魂。他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矛盾，同情弱勢的無產階級，因此提出他的救世理論，可稱是那個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了預測，並構想了未來新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藍圖。他的理論有正確的成分，但其基本方面是先驗性的，因而難免具有空想性。根據剩余價值學說，由於勞資對立，推論出必然會爆發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但馬、恩在世之時，以及馬、恩身後，都沒有發生這種普遍性的革命運動。馬恩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這種社會的設想，或者是在西方國家至今沒有出現，或者是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勉強加以實施後，都遭到實踐的反彈而陷入泥潭。

　　但是，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關於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關於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由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理論，馬克思的上述理論，即暴力文化、專政文化和共產文化，卻為以後的俄系文化奠定了基礎，並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到實施，其內涵有了進壹步的發展。

　　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幾點評價：

　　1、他站在社會弱勢階級壹邊，為了他們的觧放，在家庭經濟拮據的情況下，嘔心瀝血，潛心著述，其人格人品堪稱楷模。

　　2、為了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過高地估計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主導作用沒有作出客觀、公允的闡述。

　　3、他提出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壹些歷史現象，但不能解釋全部歷史現象。

　　4、關於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先驗和空想的。

　　本來，馬克思的學說，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壹種認識，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壹種假說。有局限性，有錯誤成分，在所難免，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可是，到了中國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捧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之後，在中共的黨章和國家的憲法中，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立之為全黨全國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這樣，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壹種學說了，而是宗教教條了。性質完全變了。學說和教條的區別在哪裏呢？學說是可以討論、可以懷疑、可以批評的，宗教教條則只供信仰，只能崇拜，不能提出異議，否則就是離經叛道。有壹種罪狀，叫做“反馬克思主義”，獲此罪之人，就會被逐出教門——開除出黨，淪為賤民。彭德懷、劉少奇和黨內外不少先知曾都獲此罪而遭殉難。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宗教教條，結果扼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長，封殺了人們認識進步的道路，黨自身也淪落為壹種類宗教的組織了。

　　反科學、反人權：列寧、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本質馬克思之後，他的學說對東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的歷史後果完全不同。

　　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了修正，使之適合於西歐社會。

　　譬如，將以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修正為通過和平的議會道路獲得政權，建立民主社會主義。譬如，放棄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的方案，保留市場經濟，建立福利共享（而不是財富共有）的社會主義。他們創造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融合的新型社會模式，大受人民的歡迎。

　　列寧則捍衛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他堅持暴力革命和強力專政路線，根據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構想，在俄國推行先驗的社會主義。後來，斯大林在1936年宣告在蘇聯建成了這種社會主義。在此過程中，也形成了完備的俄系文化，形成了東西方社會主義的兩種對立模式。

　　需要提及，有人提出（最早大概是王若水），十月革命之後傳入中國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原則區別，不能混同。這種將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相切割的作法，受到壹些人的贊同，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壹個進步。筆者認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確實存在著若幹區別，但這種區別只能認為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性質與內容不相同的兩種學說。

　　東西方兩種社會主義，誰是正統，誰是非正統（即背離馬克思主義）？長期來爭論不休，是非難決。這裏有兩個關鍵問題壹直不為人們所認識。

　　壹是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是先驗性的學說，還是根據實踐經驗概括的科學理論？如果是前者，那麽，在實踐推行中必然要對之有所修正，有所揚棄，有所補充，這才是壹種科學方法。列寧、斯大林恰恰不承認馬克思學說的先驗性，自然談不上以科學方法對待之。他們不尊重實踐和人民的意願，以血腥手段強力推行極權社會主義，勢必遲早要被實踐所淘汰。問題只是個時間而已。1991年12月25日，克裏姆林宮上飄揚的紅旗落地，宣告俄式社會主義壽終正寢。

　　二是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主義的設想是對後資本主義的壹種社會構想。在俄國落後的農業國家企圖超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推行這種社會構想，無疑是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是壹個根本性的錯誤。

　　再深入壹步思考，我們再提出壹個問題：即使資本主義已經到了頗為成熟的地步，是否就可以推行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呢？是否就可以剝奪資本、消滅私有制，全盤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呢？我們且不論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之後會導致經濟效益下滑、國民財富減少、社會貧窮等問題、我們首先會遇到無法超越的人權法則的障礙。

　　西歐社會幾千年的傳統，就是私人財產壹貫地得到尊重和保護。這是文明社會秩序的第壹條。公元前450年羅馬共和國頒布的《十二銅表法》就是壹部最早的著名的私法，為後世所仿效，成為大陸法系之淵源。近代以來，十三世紀初（1215年）英國大憲章和拿破侖法典（1807年）以及以後各國出臺的憲法和法律，都壹再強調公民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天賦人權”在人們的心目中成了不可動搖的天條（所謂“自然法則”）。再說，西方流行的理念是，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的權利（洛克的《政府論》中將保護私有財產居人權的首位）。不能保障人的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壹個侵犯人的權利的政府是違法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必然被選民們趕下臺。以為有了權就可以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只有在法治缺失、權利意識淡薄，未經過啟蒙運動的俄國和中國才會出現。上述關於人權法則的重要問題，馬克思忽略了，更不為列寧、斯大林思考所及，毛澤東也是如此。他們都沒有公民的權利意識。我們就在這裏走上了歷史的彎道。

　　所以，從蘇聯到中國，空想、專政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壹時能通行無阻，其中的壹個秘密就是，社會普遍地缺乏人權意識，更沒有保障人權的法律。

　　列寧、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壹度被譽稱為“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上述的簡單分析則告訴人們，這種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反科學、反人權，與人類文明對著幹。

　　“走俄國人的路”的毛澤東，緊跟列寧、斯大林，在中國也搞了社會主義。青勝於蘭。毛式社會主義的反科學、反人權，比蘇式社會主義大有過之。

　　在社會主義的開拓中，馬克思與列寧是有區別的。

　　馬克思是位學者，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者，提出改造資本主義與解放無產階級的主張。

　　而列寧是實踐者，是以暴力開拓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成為現實。他是個冒險家，總是勇往直前。他的許多文章都為自己的冒險辯護，認為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他在俄國種植社會主義障礙重重。怎麽辦？於是首創集中制，強化專政。斯大林上位後，除了暴力升級，再添加神化文化和謊言文化。到此俄系文化體系算是宣告完成。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盛行壹時。五十年代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頭。社會主義國家多達41個。足可以與西方國家抗衡。至80—90年代，社會主義急劇衰落，至今社會主義國家只有3個了（中國、朝鮮和古巴）！

　　黑格爾有個著名的命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

　　因此，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現實的，必然要被現實淘汰。

　　二十世紀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勃興與速衰，應了這條規律。

　　二十世紀空想、極權的社會主義留下什麽遺產呢？留下了俄系文化，還有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和還要多出壹半（約逾壹億人）的記錄，還有對經濟、文化、道德和文明傳統的破壞，還有……俄系文化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壹種文化變異，在這種文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共產極權國家，都出現了文明斷層，人民蒙受了駭人聽聞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三 壹代知識精英的迷惘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現了壹批“兩頭真”的人物。他們年輕時（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真誠地投身了中共領導的革命，以為這個革命能使中國擺脫貧窮與落後，走向民主與富強。難以相信的是，中共建國之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和全面專政，中國更專制更貧窮了。他們因此陷入困惑和迷惘。更有甚者，他們當年跟隨中共獻青春、灑熱血，出生入死，想不到在共產政權下，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壹浪又壹浪的政治運動中，被左傾浪潮所裹挾，不能獨立思考，只能被迫緊跟，有不少人竟成了整肅的對象，受盡苦難，淪落為政治賤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們投入的是真誠，回報的是懲罰。當年的理想在現實中破滅了！面對難以理解的現實，他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直至改革開放後，他們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反思歷史，從噩夢中醒來，漸漸地從“黨文化”的羈絆下解脫出來，有了不同程度的醒悟，又返回到了真誠，對歷史、對現實的各種問題，吐露自己的真言。真誠——迷惘——真誠。或者：“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蔡仲德）這就是他們的人生軌跡。

　　必然性

　　這種人生三部曲在當時歷史場景下有其必然性。

　　1、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選擇共產革命有其必然性。二十世紀以來，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在危機中呈現衰落趨向，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掘起，加之共產主義的宣傳，這對貧弱受欺負的民族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左傾化了。左派隊伍迅速擴大。這是壹個革命化的年代。被革命所點燃的火焰，使青年人發熱、發燒，遂之引起整個社會的發熱發燒。他們壹代就要親手埋葬資本主義，建設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幸福美好的共產主義。懷抱理想的年輕人義無反顧地獻身革命成了不可阻遏的潮流，他們決心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這種政治上的高燒現象持續達半個世紀之久（二十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直至蘇聯、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宣告此路不通而另擇新路的80—90年代，政治高燒才漸漸降溫。

　　2、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比較中，選擇共產黨有其必然性。具有左傾思想的青年人，他們所面對的執政黨—國民黨，其政府是壹個專制又腐敗的政府。而共產黨高唱民主、自由，還向人民許下美好的承諾。共產黨因此贏得了民心。許多青年人寄希望於中共，甚至投入中共的懷抱，以加入中共為幸、為榮，也是時代所然。至於共產黨如果上臺執政，是否就比國民黨好，是否會去實現自己的承諾，這是極少有人去遠思的問題。

　　3、在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比較中，選擇了新民主主義，也有其必然性。近代以來，中國壹直是學西方的，但成效不顯。許多知識分子看來，西方那壹套，似乎不靈。而馬克思的學說傳入中國，立即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興趣。尤其是以革命的方法改造舊社會，建立壹個沒有階級壓迫與階級剝削的新社會，迷倒了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陳獨秀這樣旗幟性的人物，也棄舊迎新，成為倡導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不可否認，馬克思的新學說，從理論論述到充滿激情的話語，具有醉人的魅力。

　　李慎之對此有如下生動、真切的回憶：

　　“可能是中國百年來的處境是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緣故，馬列主義的思潮——共產主義的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特別迅速，特別有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說：‘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我們當時看到這些話，都認為是合乎事實的。我談不上有多少學問，然而幼承庭訓，也讀過壹些古書，從小學到大學受的是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畢業以前也看過《資治通鑒》這樣的大部頭書。然而只要壹接觸到馬列主義的通俗讀物，就立刻為之吸引而折服。第壹是覺得它的道理新，第二是覺得它的體系廣大而完備，第三是覺得它的論證嚴密。真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大學問，它把什麽問題都回答了，都解釋清楚了。中國的古書，還有我耳聞目睹的洋書，壓根兒就沒有能與之相比的。雖然現在再看這些書的時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輕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這個能力的，只有欽佩贊嘆，以致頂禮膜拜。”（《革命壓倒民主》，《李慎之文集》上，第153—154頁）釋疑

　　到1949年之後，中共奪得了大陸政權，無論是中國還是曾投身中共的知識分子，其命運都發生了逆轉。

　　就中國而言，不是像中共承諾的那樣，要建立壹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而是相反，將中國帶上了比國民黨統治更專制更腐敗的困境。

　　就曾依身中共的知識分子而言，黨給予他們的不是信任、重用，在新社會的建設中發揮他們的才能；而是相反，對他們施行的是改造、排斥、整肅的政策。

　　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他們陷入了迷惘：這是怎麽壹回事啊？難道當年我們選擇錯了？

　　真理是時間的女兒。人們對某些事物的認識要作出正確的判斷，需要時間，需要付出代價，才有答案。

　　譬如，現在人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與三、四十年之前就大相徑庭了。由於更新了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認識，才有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才使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人們戲言：不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而是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

　　對於國共兩黨的認識，有了壹個甲子年（1950—2010），也逐漸進入理性層面。

　　當年因國民黨的專制腐敗而寄希望於共產黨，這無可非議。問題在於不是寄予希望，而是篤信中共。這就值得反省。

　　第壹，中共高唱民主，偏居延安時壹派開明、艱苦的作風（如《西行漫記》所描寫的那樣）。但壹旦執政，憑什麽就能保證實行民主，不搞專制，不會腐敗呢？第二，1942年延安整風所暴露的問題已說明，這個黨追求的是個人權威至上，扼殺自由民主，說明這個黨不是具有現代意識的政黨，而是類似農民造反的幫會。對王實味的開刀，掀起“搶救運動”，毛澤東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已經亮出了整肅知識分子的羅網。但長期來不為人們所警惕。直到1983年周揚還認為，延安整風運動是壹次思想解放運動。根本沒有意識到是壹次整人運動。中國人的愚昧是推行專制的最好條件。

　　那個年代，對中共真相有所認識的（能見諸文字的）好像人數不多，儲安平乃是其中之壹者。他在《中國的政局》（1947）壹文中寫道：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因此，他認為，“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壹個‘有’‘無’的問題了。”（《戴晴文選》第77頁）儲安平的話被1949年之後的歷史所證實。今天，他的這句話已成了名言，但在當時有多少人當作壹回事呢！中國要經受壹番現代專制主義統治的苦難，這是註定了的。說出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這句真言的儲安平，在文革中死不見屍。

　　選擇馬列主義，選擇新民主主義雖也有其必然性，問題是對這個主義的方法壹直存在很大的問題。什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呀，“人類智慧的結晶”呀，“《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呀，等等，對馬列的書都當作句句是真理那種心態去捧讀的。幾十年來，寫文章要證明自己的觀點的正確，就到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去找相關的句子作為依據，為自己壯膽。文革時期打派仗，為了證明我這壹派正確、革命，也去找對自己有利的毛語錄。這樣，把馬列主義僵化了，然後，我們的腦子，我們的思維也僵化了，缺乏思考、創新的能力了。這就是，主義被主義所害。現在我提出的馬克思的學說具有先驗性，空想性，這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此外，理解馬克思主義（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理解列寧主義。所以我不同意將馬氏和列氏的理論加以切割），對許多人還有壹種困難。因為馬克思的學說博大精深，又是壹個德國人寫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我們存在很大的差別，沒有相當的理論素養和文化基礎是難以明白其要義的。許多人是通過輔導類的通俗讀物或老師的講解學得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當中，大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實；“實”就是精神實質。這就意味著，那些信馬列的人並不壹定懂馬列。

　　還有壹點，弄懂馬克思主義需要有壹個過程。譬如，五、六十年代我們去讀馬列的著作，到文革之後再去讀馬列的著作，就會有不同的體會。改革開放之前去讀馬列的著作，到今天再去讀馬列的著作，又會有新的體會。本來覺得馬列的著作論述嚴謹，無懈可擊，現在就會發現漏洞。本來以為已經弄懂了的問題，現在卻發現其實沒有弄懂。

　　鄧小平1985年坦言：“社會主義是什麽，馬克思主義是什麽，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李慎之在八十年代中期對總書記胡耀邦說：“我二十歲的時候，什麽叫社會主義，什麽叫計劃經濟，不但自己心裏壹清二楚，而且還能說服別人，讓他跟我壹起幹革命。現在我六十多歲了，才發現自己其實什麽都不懂。”為什麽？因為有了歷史教訓這個參照圖系了。將馬列主義付諸實踐，結果遭到挫折，吃了苦頭，認識就發生變化了。人在實踐中獲得知識，壹種是通過實踐，成功了，獲得了經驗；壹種是通過實踐，失敗了，獲得了教訓。無論是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加以理性概括，就成為壹種有益的知識了。所以，如果現在來讀《哥達綱領批判》，就會發現諸多的問題，不會當作句句是真理的經典了。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獲得好評。我曾聽到不少人說，“我當年就是讀了這篇文章後走上革命道路的。”

　　其實，當時他們並沒有讀懂這篇文章。

　　就新民主主義政治而言，毛澤東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壹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後來，在《論聯合政府》中的表述是，“建立壹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裏的問題是，毛澤東已“預定”這個國家只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 的。可是，民主制度下國家由誰領導，是絕對不能“預定”的。而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這是“聯合政府”的核心。結果是，國民黨的“壹黨專政”換成了共產黨的“壹黨專政”。1949年以後的事實不就是這樣的嗎！另壹個問題是，這個國家“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這意味著這個政權不是為全體人民所有，其中的壹部分人被排除在國家政權之外，他們不享有公民權。其命運可想而知！所以，新民主主義政治是閹割民主的國家制度，是新專制主義的國家制度。

　　就新民主主義經濟而言，毛澤東雖承認多種經濟的存在，但是，國有經濟和私人經濟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此點在《共同綱領》中還有具體規定）。這種關系的規定是違反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則的。因為自古以來社會經濟活動中，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如果有壹種經濟是領導經濟，勢必成為特權經濟和霸權經濟，違反平等交換的原則，導致社會經濟秩序的紊亂。所以，新民主主義經濟乃是特權經濟。這就是1990年開放市場經濟之後的經濟模式，也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半途而廢的原因所在。

　　所以，《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和中共立國之後所做的，沒有多大出入。

　　2010年以來，時有人提出“回歸新民主主義”。我真懷疑，這些人有沒有認真讀過《新民主主義論》之類的著作。

　　兩種文化水火不容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說說當年投奔中共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執政之後為什麽受難的問題。

　　當年，中共高唱“民主”，壹批知識分子就以為中共是中國的希望了，把信任票投給了中共。其實，這是中共籠絡人心的壹個策略。可能，中共內的壹些知識分子對民主是真誠的；但中共首腦毛澤東絕對地是當作壹種策略的。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國共和平談判期間，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可是，毛澤東壹回到延安在《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說，對國民黨的方針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還強調：“人民的（應該是‘中共的’——筆者）武裝，壹支槍，壹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告訴中共幹部：“國共兩黨壹定談不好，壹定要打仗，壹定要破裂。”（《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56—1159頁）毛澤東在大眾面前是漂亮的民主言辭，在黨內是磨刀霍霍，為打江山積極備戰！我們應當信哪個呢？

　　結果是：國民黨撕毀和談協議，挑起了國共內戰。——這是多少年來的流行說法。

　　四年之後的1949年，毛澤東在內戰中大勝蔣介石。

　　就在共產政權開張前夕，毛澤東發表了中共建國大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中，毛以明快、直白的語言，推出了俄系文化，昭示了今後中國的走向。

　　毛說：“走俄國人道路——這就是結論。”

　　毛說：“‘妳們壹邊倒。’正是這樣。……必須壹邊倒。”

　　毛說：“‘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毛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毛說：“人民（應該是‘中共’——筆者）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就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更不怕知識分子造反了——筆者）毛說：“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個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毛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壹齊破了產。”

　　……

　　上面的簡要引述，說明毛澤東完全俄化、赤化、左傾化、馬列化了。也是毛澤東與歐系文化決裂的聲明。

　　這是壹個信號，尤其對於具有歐系文化血脈的知識分子，是壹個災難性的的信號。

　　以下幾位以及壹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終於成為歐系文化的殉道者。

　　顧準 1935年加入中共。二十多歲就任之江、滬江大學兼職教授。1936—1942年在上海、江蘇任黨內領導職務。1949年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1952年因堅持“依法交稅”的主張，不同意某些領導“民主評議”的征稅方法，被指責是“與黨對抗”的“反黨行為”而遭到懲處。1957年隨中科院赴黑龍江勘察水利資源時為維護中方主權而抵制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落下個“反蘇”的罪名，被定為右派。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從此妻離子散，勞改八年。1972年返京。1974年去世。留下不朽書稿《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沙文漢 1925年加入中共。1949年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長兼統戰部長，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大學校長等職。1954年任浙江省省長兼統戰部長。1957年提出黨和政府各自應有分工，“政府機關應有獨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統壹的領導組織”。結果被指責是“反對黨對政權的領導”，“陰謀篡黨奪權”，定為右派，組織大規模批判。是黨內職位最高的大右派。1964年去世。

　　黃萬裏 1933年因黃河決口，損失無算，遂刺激改學水利。該年公費留學美國，先後獲碩士與雙料博士學位。在美期間考察美各大水利工程，確立治水基本理念。1937年回國後又步行3000多公裏，六次勘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長江支流，形成水文、地貌觀點。1947年又四下河西走廊，考察河流、地貌，形成他的治水理論。1957年 在水利部召集的黃河三門峽大壩水利規劃討論會上，面對壹邊倒地贊成蘇聯專家的設計方案，黃孤身對抗，堅定地說“不”！是三門峽工程的唯壹反對者。結果，招來了“反對三門峽工程，反對學習蘇聯”的罪名。被毛澤東欽定為清華大學的大右派，被剝奪了教書、科研的權利。文革期間被趕出家門，每月僅發20元生活費，後又發配去密雲、江西、三門峽勞改。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修建三峽大壩工程，1992年全國人大通過修建三峽大壩工程的決議，黃六次上書中央，陳述三峽大壩永不可建的道理，預言“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在將近壹個世紀裏，這位以治水為己任，立誌要讓大江大河為百姓造福的科學家，卻壹再受到排斥和迫害。這是黃萬裏個人、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2001年8月27日，黃萬裏帶著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黃萬裏是“當代大禹”，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本。

　　……

　　上面幾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顧準在20多歲之年就被聘為大學兼職教授。沙文漢曾任浙江大學校長。黃萬裏在美留學獲雙料博士。他們都擔任過重要黨務工作，為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黃是非黨人士，他通過長期考察，建樹了科學的治水理論，可惜為中共所拒，導致三門峽、三峽水利工程的重大損失。他們在事業上和學術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但是，中共不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

　　為什麽？

　　作為知識分子個人操守“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本色，在共產極權體制下肯定被列入異類。

　　作為知識分子懷抱自由民主的夢想，肯定會被中共的共產極權主義重錘擊得粉碎！

　　這是壹場歷史性誤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國共兩黨相鬥，共產黨受到壓制，便鼓吹高調民主，而國民黨專制腐敗，促使壹批又壹批知識分子棄蔣擁毛，投奔延安，湧入“解放區”，或加入地下黨。可是知識分子這種選擇是根據中共的宣傳，而不是根據其執政後的所作所為。他們既不知道中共若取代國民黨之後會有怎樣的表現，也不知道中共的壹套理論實踐之後會產生什麽後果。這類知識分子多少受過西方式教育，還經歷過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因此，自由、平等、博愛那壹套文化理念總是揮之不去。當中共主宰中國之後兩種文化的沖突就立即暴露出來了。作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秉性與價值操守，可以說心知肚明，但在奪權鬥爭中需要他們為中共賣命。待中共執政，就成了推行極權體制的障礙了；因此，即刻秘密下達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上述四位就是知識分子在中共奪得政權後命運的縮影。廣而推之，也是所有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壹場悲劇。

　　知識分子的這段不幸的歷史遭遇亦可用“同路人”壹說作解釋。在中共打天下、與國民黨奪權鬥爭中，毛澤東需要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參與與支持，但僅僅是“同路人”而已，因為他們的文化理念，他們的信仰與追求，同共產黨、同毛澤東的俄系文化、極權體制，是水火不容的。待革命勝利這批同路人與共產黨已經走到了盡頭，再往前，由於誌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們同共產黨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獄之門向他們敞開著。……原來如此！

　　說 明

　　有朋友對“俄系文化”這壹概念認為尚可商榷，有的建議改為“蘇俄文化”。為此作壹些說明。

　　“俄系文化”有特定內涵。這壹文化產生於十九世紀中葉，創始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俄國通過列寧、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努力才得以付諸實踐，建立了共產極權制度。可以說是在俄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的。在這個過程中，以俄國為中心的這壹文化還影響到東亞、南亞、東歐、乃至拉美和非洲的許多地區。從它的產生、演變和影響的擴大，自然不限於俄國，但無疑是以俄國為中心的壹種文化現象，故稱“俄系文化”。西歐自十五世紀以來經過三個多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創立了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自由民主主義文化體系，之後在許多國家陸續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這樣，人類在二十世紀存在著兩大文化系統，即歐系文化與俄系文化，還建立了與各自文化相對應的制度。這兩種文化與制度，在世界範圍內互相沖突，彼此博弈，風雷激蕩，便是二十世紀世界史的主旋律，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的主旋律。

　　此外，有人還認為，在俄羅斯，除列寧、斯大林主義之外，無論是在此期間還是在這之前或之後都存在著別的文化。文化總是多元的。所以，稱“俄系文化”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說，俄系文化之源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壹種西方文化。

　　大家都知道，孫中山提出“以俄為師”，這個“俄”是指“蘇俄”。毛澤東提出“走俄國人的路”，這個“俄國人”，是指“蘇聯共產黨人”。這些提法，都知其意，不會產生誤解。“俄系文化”所指的“俄”也是如此。關於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西方，不應納入“俄系文化”。前面已指出，這種文化雖產生在西方，但只有到了蘇聯、中國等國家才在實踐中得到推行，產生結果。在西歐那裏的民主社會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換了血：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實行計劃經濟，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都被放棄了。還有，文化是流動的，不能過分計較地域界限。始於1975年每年舉行壹次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從首次會議起就有日本國參加。日本是東方國家，怎麽成了西方七國之壹了呢？僅以地理眼光就不大好理解了。但日本確實西方化了（指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文化）。

　　歷史唯物論的問題在哪裏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了誰？

　　作為馬克思兩大發現之壹的歷史唯物論，是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但是，二十世紀的世界史證明，不是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基礎上生長了某些社會主義元素。資本主義好比是壹棵大樹，現在，在這棵大樹上嫁接了社會主義枝葉（東方馬列式的社會主義亦應該如此，但其路徑曲折、漫長得多）。這是人類文明的新曙光。由此而引起我們反思的是，歷史唯物論存在什麽問題呢？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還“科學”嗎？

　　前篇 對歷史唯物論的修正和對歷史觀的補充

　　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原本闡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對唯物史觀作了如下闡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我們判斷壹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壹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壹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馬恩選集》第二卷，第82-83頁）可以將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闡述概括出以下要點：

　　第壹，經濟是社會變革、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第二，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邏輯關系；第三，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第四，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區別在於：凡是把經濟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的是唯物史觀；那種把思想、精神看成也是歷史發展的重要的或決定的力量，便是唯心史觀。

　　恩格斯的修正：經濟的絕對性中加入了相對性

　　盡管我們把馬克思上述對唯物史觀的闡述稱為經典性的闡述，但實際上，每壹種理論在提出之時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它需要在各種批評中加以補充和修正。

　　1890年9月（馬克思已去世7年），恩格斯在給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壹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壹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7頁）恩格斯的修正是明顯的。經濟因素不是“唯壹決定性”因素。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是“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而言的。對歷史進程發生影響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形式，各種性質的憲法和法律，哲學和宗教的觀點等等，經濟的決定作用就是在這壹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下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如果把歷史看成僅僅是由經濟這個因素促使其演變的，那麽，人們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比解壹個最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在信中還進壹步說明：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人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壹個意誌，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壹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壹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恩選集》第四卷，第478頁）這裏，恩格斯對歷史觀提出了壹個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人的意誌在歷史中的作用。這就突破了唯物史觀的框架。因為所謂唯物史觀，只承認物、經濟，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否認人的意誌、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重大或決定作用。因為，承認或主張人的意誌、人的思想觀念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不就是歷史唯心論嗎！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說，歷史事變總是由許多單個意誌的相互沖突，由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彼此激蕩的結果。所以，影響歷史進程的除了物還有人，除了經濟還有人的思想。

　　後來，即1894年1月，恩格斯在給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又說：

　　“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並對經濟基礎發生影響。並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壹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6頁）就是說，上層建築的各部分對經濟基礎，對歷史發展也產生著積極的、或消極的作用。

　　波普爾：歷史有規律嗎？

　　針對唯物史觀，波普爾（1902-1994）著有《歷史主義貧困論》（1957）壹書。

　　波普爾所指的“歷史主義”是指歷史的行程遵循著客觀的必然性規律的壹種學說。波普爾不認為歷史的行程是遵循客觀的必然性規律，因此他是反對歷史主義的，也即是反對唯物史觀的。

　　波普爾認為，自然界的演變過程和人類無關，如宇宙間星球的運動，生物的進化，地殼的變動等。因此，任何科學如果發現了自然界某壹領域的客觀的必然規律，人們就可以據之預言未來，如天文學可以預告日月食，地質學可以預告地震等。而人類歷史的歷程和人類密切相關。歷史活動就是人的活動，歷史事件是因人的活動而發生的。歷史過程無不受到人的主體的影響。人類的歷史即使存在客觀規律，由於無不受到主體意誌的影響而引起改變，因此歷史是沒有客觀規律的，也因此，歷史是無法預言的。所謂預言，或多或少滲入預言者的主觀期望，所以波普爾認為，預言改變著被預言事物的本身。因為預言本身就參與並影響著歷史的過程，所以真正的預言是不可能的。歷史只能進行解釋，這種解釋是多元的，非決定論的。

　　波普爾反對歷史主義的另壹個理由是，真理必須能夠經受正反兩方面的檢驗，尤其是反面的檢驗，波普爾稱之為“證偽”。波普爾強調，凡是不可能以證偽方法進行檢驗，就不可能成為真理。真理是顛撲不破的，證偽就是要千方百計地去顛破它；只有用盡了壹切辦法都顛撲它而不破，它才有資格稱為真理。

　　在波普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觀，也可叫做“經濟的歷史主義”，這種主義的錯誤在於“相信歷史的預言乃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馬克思認為歷史運動有著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且“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同時這個規律又是可以檢驗的，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蘭西第二共和>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但是波普爾認為歷史是隨著人的認識可以作出不同解釋的，所以沒有客觀規律；更為重要的，歷史主義所設想的那些烏托邦預言，如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人類必定實現沒有階級、沒有國家、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都是不可檢驗的，因而不能認為是真理。所以將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社會科學不如說是壹種社會倫理學，即社會說教，是中世紀神學史觀的別名。

　　波普爾提出了“證偽”說，繼而認為馬克思根據歷史主義所作出的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預言，是不能得以“證偽”的，因而否認歷史主義的科學性，這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壹次重大挑戰。波普爾還進壹步指出，根據歷史主義，根據決定論，所引出的結論也好，預言也罷，必然是烏托邦，只不過是壹種幻想，而且還是人們為之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幻想。對波普爾的這壹理論，是對還是錯，國內外學術界至今未見明確的回音。兩種對立的理論，如果壹種是對的，意味著另壹種就是錯的。如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對的，那麽妳就要拿出能推翻波普爾理論的學術論文來。

　　張顯揚：歷史的選擇性

　　張顯揚（1936—2013），著有《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2003）的長文，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進行了批評。

　　張顯揚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歷史變動中的原因都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這個決定論提出了質疑。他說，為了反對“唯心論”從思想上去尋求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馬克思在解釋歷史變動時，抽掉了人的思想、意誌對於歷史變動中的能動作用，而把目光專註於經濟方面，宣布經濟是歷史變動的終極原因。

　　張顯揚指出，歷史領域中的因果聯系與自然界的因果聯系存在著重大的區別。“在自然界，因果聯系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結果直接決定於原因，原因直接產生結果。”“社會歷史領域與此不同：沒有人的思想、意誌和行動，任何前件（原因）都不會自動地產生後件（結果），這裏的因果聯系是通過人的中介、人的活動實現的。”

　　在大致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即原因，包括經濟原因），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為什麽？

　　張顯揚認為，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主客觀原因，總有人和物兩方面的原因，但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那裏，只有客觀的原因，只有物的原因，把人的主觀的思想、意誌以及由此產生的行動，都抽掉了，就只能都歸結為經濟這個終極原因。歷史主體是人，是人的活動的記錄。但在唯物史觀中，人的作用不見了。人的思想、意誌和他們的行動在歷史變動中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歷史決定論中的這個“決定”，“就是抹煞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把人僅僅當作經濟必然性的玩偶。”

　　雖然馬克思並不否認歷史舞臺上人的活動蹤影，但人們的活動畢竟是受經濟狀況支配的，只能在經濟必然性設定的軌道上唱歌跳舞，因而只能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張顯揚則認為：“人的真正的能動性，決不僅僅加速或延緩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而是在社會發展的轉折關頭或者說關鍵時刻，可以選擇發展的方向。”特別當社會的發展處於十字路口的時刻，此時如果有偉大的歷史人物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能作出正確的選擇，對歷史的進步和人民的福祉具有無可估量的積極意義；如果作出錯誤的選擇，就會產生不堪設想的災難性後果。回顧中國的近代史乃至現代史，中國社會的發展走向曾經歷了多次選擇，中國人在這種壹次又壹次的選擇中渡過了刻骨銘心的歲月。

　　所以張顯揚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人們不斷地作出選擇的歷史。沒有選擇，就沒有歷史。選擇，這是人在歷史過程中真正的能動性的表現。”

　　張顯揚將這種歷史觀稱為“歷史選擇論”。他說，人類的歷史過程始終存在著“趨勢與選擇”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歷史就是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前人在種種發展趨勢中作出選擇之後，經過努力、勞作和辛苦，造成種種新的趨勢；當代人就在這種種新的趨勢中作出新的選擇，然後又是努力、勞作和辛苦……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把歷史推向前進。當然，這個過程，充滿著矛盾和鬥爭；不同的利益群體會有不同的選擇，矛盾和鬥爭不可避免。究竟哪壹種趨勢能夠成為發展之優勢，取決種種主客觀條件，此外，隨機因素也起著相當的作用。

　　張顯揚說，他提出的“歷史選擇論”現在還算不上是完備的理論，他只是希望“恢復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希望歷史理論不再見物不見人，而是見物更見人。他說，恩格斯晚年在《費爾巴哈論》中對歷史唯物論作了新的概括，說歷史唯物論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恩格斯提出了這個命題，表明他對唯物史觀有了新的認識，但他來不及將之發揮成新的理論了。

　　人的意識主導人類的生產活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決定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意識，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可是，生產力完全是壹種自然力嗎？不。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是人的生產活動才出現不斷變化和發展著的生產力。而人是有意識的生命體。人們所從事的各種生產活動，從來都是在人的意識主導下的生產活動，它貫穿於整個人類生產活動的歷史過程：從遠古的原始社會直到今天的現代社會。既然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無疑是說，生產力的主導因素是人的意識。意識，從人類出現的那壹天起，就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種主導性力量。

　　我們還可以作進壹步的分析。人們從事生產，必須借助於生產工具。當人類還不會制造工具時，就利用自然界現成的石塊、木棒等作為工具。後來，對這些石塊進行簡單加工與使用（對木棒的加工物，在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消失），就是人類的石器時代。這種十分簡陋的原始工具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人類十分低下的意識和十分低下的生產力。隨著生產活動中經驗的積累和智力的提高，人類發明了鐵制工具（銅器應用於生產甚少見，可以忽略不計），生產力於是出現了壹個飛躍。人類進入了鐵器時代——相當於人類的農業社會時期。到了近代，人類又發明了機器並運用於生產，生產力又出現了壹次大的飛躍——人類進入了工業社會。也就在這壹時期，科學技術日益廣泛地應用於生產，生產效率、生產成果日新月異，物質財富的湧現令人眼花繚亂。現在，人類不但進入了電力時代，還進入了電子時代，信息時代，進入了後工業社會。人們所說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無非是說，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獨居鰲頭，說明知識、科學技術——造些人類的精神創造，對於物質生產的主導作用愈來愈突出了。這有力地說明，是意識決定物質（指人化物質，不是自然物質），而不是相反。總之，人類的歷史表明，生產工具壹次又壹次的更新換代，推動人類的歷史跨上壹個又壹個的臺階；而各種生產工具或大或小的發明，無不是人類意識（思想、精神、知識）創新的結果。這說明，人的意識才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動因。馬克思重視了生產力，卻忽視了生產力背後推動生產力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動因——人的意識。這是唯物史觀壹個明顯的缺陷。

　　還有，人的意識的壹個重要方面，是對於利益的追求。人們為什麽要忙於生產，以致辛勞有加，殫精竭慮；為什麽要維護私人財產，宣稱“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了利益。對利益的追逐是社會生產發展永不枯竭的動力。如果人們從事生產不是為了利益，這若不是十足的虛偽，就是壹個無意識的人了。馬克思說，人們所忙碌的壹切，無不是為了物質利益（大意）。人的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對於生產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但是，要提高勞動者對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必須能獲得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奴隸制被廢除，除了對奴隸缺乏應有的人格尊重，還因為奴隸的繁重勞動得不到應有的物質回報，奴隸對勞動因此興趣淡然，它的淘汰出局，乃歷史之必然。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連年衰退，農民連溫飽都難以滿足，其原因也是農民對生產勞動缺乏興趣。大鍋飯式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致使農民的勞動付出和成果回報互相脫節，誰願意為集體流汗出力呢！說“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毛澤東時期嚴令禁止，可是它終究擋不住能使利益到位的承包制的期盼。這個微不足道的個人利益，卻是改變歷史的決定力量。壹個資本家、私營企業主，從投資決策，到企業管理，到新技術的應用，再到產品的營銷，無不盡心竭力，不辭勞苦，根本原因是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亦即利益的最大化。市場對於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它隱藏著壹只看不見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每個人的利益。所以亞當?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為了使生產物在市場交換中獲得成功，業主們便得作出種種努力，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成為優勢者。這種出於自利的目的，結果達到了利他的效果，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以產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資本主義財富增長的奧秘。

　　利益是壹種強大的支配力量，無論是什麽人——帝王，貴族，平民，或者總統，學者，科學家，到普羅大眾，無論在什麽時代——遠古的，中古的，近代與現代，以及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利益總是至高無上地指揮著人們有序不紊地忙碌著。對利益（當然是正當利益）的追求，作為人的壹種不可磨滅的欲望和意識，實在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母動力。

　　上層建築也決定經濟基礎

　　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論是歷史發展的單線決定論。

　　那麽，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是否具有決定作用呢？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哲學教科書都說，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某種反作用，從來不承認具有決定作用。

　　明確說出“上層建築決定論”是顧準。（請見《顧準文稿》第341頁的註文：“對不起，我在這裏又在吹噓我的上層建築決定論了。”）顧準是如何亮出這壹重要觀點的呢？

　　他說：“有些侈談什麽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壹種經濟現象，它也是壹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決定，什麽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顧準文集》第318頁）顧準是批評那種認為中國也會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觀點時提出上層建築決定論的。

　　什麽是資本主義呢？顧準說，我也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作過多年的探索，我發現，他的定義，集中在壹點上：“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主義階級。”（《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附註）顧準認為，歷史上中國從來不缺少自由勞動者。對照中國的狀況，顧準指出，還應當補充：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國家的商業本位，科學技術，合理經營的知識，宗教革命所激起的崇尚節儉積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選民意識，是產生資本主義的諸因素。後來，他再次強調，“法權體系、思想體系是其後來強大物質力量由以長成的基礎”。（《顧準文集》第323頁）（壹）

　　首先看看法權體系對於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有著怎樣強大的後勁。

　　早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古羅馬就頒布《十二銅表法》，這是古羅馬第壹部成文法典。其內容雖龐雜，但主旨是保護財產所有制。至公元六世紀三十年代，東羅馬帝國國王優士丁尼安在位時編纂了《優士丁尼安法典》等三個法律匯編。優士丁尼安死後又匯編了《新敕》。至公元十二世紀，集四個匯編鑄成《國法大全》，史稱“羅馬法”。羅馬法對商品生產的各種法律關系，如所有權、債、契約等都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可以認為是保護私有制法典之範本。如恩格斯所說：“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最完備形式。”（《馬恩選集》第3卷，第143頁）該法典對後世資本主義私法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成為許多國家立法的依據。歐洲各國法律，除英國外，大多淵源於羅馬法，形成所謂羅馬法系。如法國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即《拿破侖法典》）就是依羅馬法制定的。它規定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無限制和契約自由的原則，規定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恩格斯說它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馬恩選集》第4卷，第248頁）。影響所及，是“所有其他國家在財產法方面實行改革時所依據的範本”（《馬恩選集》第3卷，第395頁）。

　　英美法雖不屬羅馬法系，但在保護私人財產所有權等權利方面，兩個法系的精神是相輔相成的。代表性事件是1215年6月英王約翰被迫簽署的《自由大憲章》。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權，保障封建領主、教會的特權及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收額外稅金；非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將任何自由人逮捕、監禁、沒收財產；保護市民的商業自由等。大憲章和此後的“權利法案”、“人身保護法”，成為英國確立君主立憲制的憲法性文本。

　　1519年，西班牙卡斯提臘國會向國王宣稱：“陛下，妳要知道，國王只是領俸給的國家公仆。”英國憲章運動影響之深遠，可見壹斑。

　　英國“光榮革命”後，洛克於1690年寫了《政府論》下篇。該篇闡述了政府的起源，政府的目的，政府的職權以及公民的權利。關於公民的權利，洛克提出了人身權，自由權和財產權，他把保障公民的財產權視為最重要的權利。他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於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政府論》下篇，第77頁）。還說：“最高權力，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同上，第87頁）這個發源於希臘羅馬的西方國家的法權體系，無不在齊聲高唱壹個主旋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法是保護權的法；這個權的核心是公民財產所有權。顧準壹針見血的指出了中西之法的重大區別：“這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權聯系在壹起的。可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以及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法首先和權聯系在壹起的。”（《顧準文集》，第316頁）在中國，代之以財產所有權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於公民的財產，歷來沒有壹個明確的所有權概念。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這個以私有制為核心的法權體系，早已為商品生產的大發展奠定了法權基礎。有了財產權的安全保障，資本家才會大膽投資，並盡力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大批商品的湧現，作為商品交換的平臺——市場，自然應運而生，並從國內市場擴展到海外市場。市場的開拓和競爭，又促使商品的品種、質量不斷增多和提高。這時候，我們可以看清，私有制原來是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第壹功臣。所以顧準說，以為對財產所有權缺乏法律保障的中國也能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這是壹種“侈談”。

　　資本家在生產經營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那麽，政府是否會眼饞而動用權力，掠取某些重要項目壟斷經營，從而限制資本家的經營範圍呢？對不起，對西方世界來說，政府官僚們，他們的思想不可能“解放”到這種地步，就是說，壹代又壹代的政府官員，壓根兒不會想到去幹投身經營、以權獲利的那些事兒。這種現象是實行公有制之後的社會主義國家才出現的新鮮事。

　　還有壹個怪現象。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共產學說產生於西方，可是，這個學說為什麽至今沒有撼動過西方各國的私有制，卻只在東方的壹些國家安家落戶？這個現象用的著為顧準提出的法權傳統來解釋。經濟基礎的不變（西方社會）與經濟基礎的大變（蘇聯與中國大陸等），不同的法權體系起了決定性作用。根深蒂固的財產所有權的法權觀念，使馬克思所鼓吹的共產主義遇上了不可超越的障礙，只得避開歐美大陸，改道東行。

　　（二）

　　我們再來看思想體系怎樣影響社會面貌？怎樣決定歷史走向？

　　思想體系涉及很廣泛的內容。它是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宗教、歷史等領域的觀念與學說的總匯。前面所述的法權體系就是其中之壹。西方思想體系、或西方文化中，個人主義是它的壹個核心概念。

　　個人主義在西方文化中是壹個正面概念。它是關於個人權利和個人價值的學說。就個人權利而言，財產所有權是其基礎，此外還有人身安全權，言論、信仰自由權，政治參與權，工作與休息權等。就個人價值而言，人生而獨立、平等、尊嚴，個性應自由發展，人的價值應獲得自我實現。價值的自我實現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每個人都要開發自我，盡最大努力實現自身的價值。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五個層面，其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賦和能力，認為這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這是個人主義的最高層次。

　　個人主義的思想滲透到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決定著西方社會文明發展的全貌。

　　就政治領域而言，認為每個人天然地具有人身安全權、自由權與財產所有權等權利；這些權利每個人是同壹的，不因社會地位不同、財產多寡、信仰與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別。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壹種自然權利，不可轉讓，不可剝奪，故稱為“天賦權利”。不過，社會如果沒有公共權力，每個人的天賦權利就會受到他人的侵犯。因此，人們需要組織起政府，來防範與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組織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天賦權利不受侵犯，政府的職責就在於此。洛克著述《政府論》專門闡述這個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很大。這種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其出發點卻是個人主義的，可也是西方近代民主政體掘起的根源。

　　至於經濟領域，人們忙於商品生產為了什麽？為了賺錢，為了利潤。第壹為了利潤，第二為了利潤，第三還是為了利潤。這是赤裸裸的個人主義。就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那樣，資本家從事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為了利他。個人利益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但是這種經濟行為雖然從利己出發卻達到了利他的結果。而且也只有達到利他的結果才能實現利己的目的。所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雖然都出於利己的考慮，但只要他們的經營活動不有害於他人，而實際上也有利於他人，那麽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應當說也在為他人利益服務；而且也只有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這樣，利己與利他就達到和諧的統壹。而市場為利己與利他的統壹提供了橋梁，提供了機會。可是，在市場競爭中並非每個參與者都能獲得成功。為了成功，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就要使自己的推銷物適銷對路，價廉物美，就要不斷地采用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企業管理……這樣做的結果，就有效地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這就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奧秘。因此，斯密主張，每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競爭。斯密這壹思想被社會廣泛接受後，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其出發點同樣是個人主義的，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秘密。當然，前提是，生產資料必須是私有制的。

　　個人主義在文化科技領域，同樣大放異彩。

　　近代的歐美，人類文明出現了跳躍式的發展。這壹歷史時期發生了壹系列的革命：文藝革命，產業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科技革命等。發生這些革命，十分重要的是因為出現了壹批卓識超群的偉人，他們提出了新思想、新理論，發現了新規律、新事物，發明了新技術、新工具。這是壹個巨星璀璨、傑出人才輩出的時代。

　　偉大時代的來臨與傑出人物的湧現相聯系；而傑出人物之能為傑出人物，是因為實現了各自的自我價值。

　　人生而平等。這僅指法學、政治學意義而言（而且限於自由國家）。在生理、智力上，人是有差別的。

　　上帝給予具有特別天賦的人僅只壹小部分。其中，有的人思想敏銳，有的人想象力豐富，有的人記憶力超強。有的人善於抽象思維，有的人長於形象思維。有的人富於正義感，面對社會不義不平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道義之責，而有的人擅長經營，結果為社會創造滾滾財富。如此等等。

　　多樣的天賦，我們才有多彩的世界。但這完全有賴於那些具有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特殊天賦者自我價值的實現，除了本人的勤奮努力、不懈追求，十分重要的，還需要有適宜人才成長的土壤。

　　譬如，目前中國應試式的教育體制，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的動力與目的，就是為了應付壹次又壹次的各種考試；每次考試決定著應試者的前程，因此無論家長或學生都疲於奔命似地應對。這種教育體制把學生全都塑造成了“考試工具”，結果各種特殊人材就此遭之扼殺了！這種損失之巨大無可估量。特別是對於具有思想家、科學家胚胎的稀缺人材，其成長尤其需要寬容的社會環境。因為他們所提出的標新立異的見解，往往是對權威定論的超越，與世俗之見亦格格不入，如果壹開始就加以簡單否定，對於社會進步是壹巨大損失。而思想家、科學家實在是人類社會中最寶貴、最稀缺的財富。歐美國家早於中國三個多世紀就進入了近代社會，原因之壹，在那裏思想家、科學家群星璀璨；而在中國，這壹時期思想家、科學家寥若晨星。中國為什麽至今沒能像歐美那樣湧現壹批思想家、科學家？原因是中國缺乏能讓思想家、科學家脫穎而出的土壤。國外評論家指出，中國GDP雖已居世界第二，但沒有壹件屬於原創性科技成果的生產品，出口的多是大眾的日用消費品。中國如果再不重視“開放思想市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對中國的忠告之壹），再不重視對特殊人才的開發，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上面所說的是，個人主義——這個西方思想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產生了多麽重大的決定性作用啊！

　　個人主義在中國則完全是另外壹種命運！請見《辭海》中對“個人主義”的詮釋：

　　——“壹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原則。”“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個人主義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根本對立，對革命隊伍起著腐蝕作用。”

　　因此，個人主義成了卑賤的見不得人的思想和行為，成了過街的老鼠。

　　因此，要狠鬥“私”字壹閃念。

　　因此，個性，個人利益，個人理想，個人奮鬥，都成了貶斥的對象，壹個個被打入因此，中華文明，漸次衰落，不再輝煌。

　　實際上，個人主義根本不可能遭之驅逐。那些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比社會主義國家更少個人主義；而在蔑視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個人主義在特權者那裏卻擴大到無限大。

　　（三）

　　日本與中國的近代現代化路徑，是思想文化決定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發展的兩個典型事例。

　　日本也經歷了德川幕府兩百六十年的專制統治、閉關鎖國的歷史時期。1867年明治天皇即位後立即實行對西方的開放政策，向天地神明宣誓，確立“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等維新基本方針，為建立近代立憲政體，特別是開議院、立國憲奠定了基礎。隨後，民治政府大刀闊斧地改革幕府體制，廢藩置縣，改革等級制，允許土地買賣，允許自由貿易，扶持民族工商業，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實行“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使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各領域迅速現代化。日本的這壹西方化的文化選擇，頃刻使其成為亞洲的第壹強國。

　　面對西方文化，中國則堅守“文化民族主義立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半西化政策，不僅被當時的也是以後的中國統治者認為是最好的國策。當時的洋務派就認為，在堅守政治體制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學習、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才是中西合璧、優勢互補的正確選擇。在他們看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徹底西方化的選擇，乃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丟棄，得不償失。但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導致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長期處於躑躅不前（有時甚至倒退）的狀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20年過去了，回首這場戰爭，當今中國學者認為，這場戰爭是“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之間的壹次較量，中國之敗，在於制度與觀念之敗。

　　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文化，壹個是全方位地引進（即所謂“脫亞入歐”），全方位地改革舊制度，全方位地建立起西化即現代化制度。壹個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東方島國與西方世界遙相呼應。壹個則在保存原有舊體制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引進西方文化，結果壹直未能跨進現代化的門檻。壹個多世紀了，面對世界先進文化的沖擊，窮於應付，忙於設防，壹次又壹次地挨打，壹次又壹次地挫折。這種被動的局面何時才能結束？！

　　這個離我們不太遠的故事，說明文化體系不但決定經濟基礎，也決定政治制度與歷史走向。

　　要不要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依然是當今中國需要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大問題。今天的中國，除了還沒有卸掉“文化民族主義”的包袱之外，還背負著壹個更為沈重的文化包袱，那就是共產極權主義。這個文化包袱使中國通向西方化的通道更阻隔萬水千山。然而不打通這個通道，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終究是個夢想而已。

　　可以說，中國的問題，從近代到當代，始終存在著壹個文化選擇的問題。

　　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生活的變遷更直接說明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

　　中共立國之初那場消滅地主經濟的運動，以及由此而導致農村土地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改變，百分之百是上層建築——國家權力直接作用的結果。隨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共產改造，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純粹是以國家權力為杠桿的。從此，私有制被送入墳墓，公有制壹統天下維持了約二十五個春秋。到1980年之後，私有經濟又從墳墓裏走了出來，公有經濟逐漸地有所退縮，直到今天出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與私有和其他經濟形式共存的局面。經濟基礎前後的重大變化，有時雖有底層民眾的推動（如推行“包產到戶”），但關鍵還是決策者權杖的指向。雖然，公有化運動來源於共產主義空想（思想決定），而促使公有經濟的退縮是現實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存在決定），但不能否認，兩者變化的決定因素，都是權力的主導作用。六十五年了，上層建築改變壹切。

　　結論是什麽呢？

　　第壹，兩種基本的力量在推動歷史的發展，壹種是生產力、經濟的發展，促使上層建築的改變，推動歷史的進步。壹種是思想意識、上層建築尤其是國家權力也決定經濟基礎的變化，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

　　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命題比較適用於人類早期的解釋，顧準認為，就中國而言，適用於先殷到殷，殷周制度變革，兩周到秦之間的變革。到了近代現代，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科學技術，這些上層建築的元素對經濟的發展的決定作用愈來愈凸顯了。這壹點，請歷史學家作出具體說明。

　　第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對歷史的發展作用，呈現兩種不同的情況：壹種是正面的積極作用，壹種是負面的消極作用。後者導致生產力的破壞，文明的衰退，人民的苦難，直到歷史經過曲折的彎道後走上正道。人類尤須防止上層建築的消極作用。

　　自恩格斯以來，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斷地在進行著修正與批評。

　　唯物史觀忽略了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區別，忽略了人的能動性、忽略了人的意識、思想、意誌與願望（所謂“人心所向”）、忽略了人們創造的文化與科學技術、忽略了社會法權制度與政治制度對於歷史發展有著重大的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觀的這些缺陷，說它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壹般規律，不如說它所揭示的這壹規律連壹半也沒有。如果我們把經濟的、政治的、科學技術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種種偶然性事件都看作是對歷史發展起作用的因素，那麽，歷史發展的進程與前景是極其不確定的，是不可預先下壹個既定的結論的。

　　唯物史觀的另壹個缺陷是，以純粹的邏輯推理作為構建這壹理論的基本方法。那就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變化，而生產關系所由構成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又導致整個上層建築或快或慢的變革。如此，把十分復雜的歷史發展變得很簡單了：歷史發展無非是三項元素——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築——的邏輯演進。這不免誤入機械論和形而上學之嫌。

　　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的目的要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上層建築是必然要被歷史所否定的，代替它的是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下面的論述將要證明，這種先驗主義的預言如何遭到歷史的嘲弄。

　　後篇 作為論證工具的歷史唯物論

　　馬克思的本意

　　馬克思難道沒有想到，人的思想、意誌，人的能動性在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嗎？對此，我們難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們只能說，唯物史觀的內涵，要求撇開人的能動性，將人的能動性剔除於人類歷史發展之外，進而全然否定唯心史觀。另壹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是壹條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恩格斯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為什麽？因為這兩論雄辯地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唯物史觀告訴人們，即使是人類社會壹般的歷史發展，其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爾後引起上層建築的變革，最終都可以歸結為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終極原因。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時期，這壹規律更加明顯地凸現在人們的面前。所以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831-832頁。）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壹段很有名的文字。這段文字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如果唯物史觀是壹個公式，那麽，馬克思這個對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判斷就是這壹公式對於資本主義命運的具體應用了。

　　所以，唯物史觀實際上是壹個論證工具，它論證：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是由唯物史觀這個鐵的法則決定了的。

　　馬克思的另壹個重大發現，即建立於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則從經濟理論上證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勞動價值論揭示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使工人階級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困境，由此使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造就工業化社會大生產的同時也造就了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

　　馬克思就此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關於無產階級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主張，都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提了出來。

　　在此之後，馬克思著書立說，就是為這壹預言提供理論論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的創立，都是為此目的。

　　本來，預言之是否正確，只能待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只有當預言被歷史所證實時，才可以認為是正確的預言，否則，便是錯誤的。

　　馬克思等不及他的預言由歷史來加以證實，因而以理論來加以證明。

　　可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之後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是向著他所預言的另壹個路徑發展的，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存於同壹共同體之中；無產階級沒有陷入絕對貧困化的命運，他們的物質生活隨著社會文明水準的提高也隨之得以改善；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並沒有因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而達到與之不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權依然屹立，沒有被推翻。如此等等。

　　在這種歷史現實面前，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預言錯了。

　　接著的問題是，預言錯了，那麽，證明預言的理論還正確嗎？

　　只能遺憾地說，這些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同預言幾乎是同樣的命運。

　　關於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的錯誤，早已為中外學者所評述。

　　唯物史觀呢，它的命運似乎比剩余價值論要好壹些，但如同“前篇”所述，問題也不少。

　　這裏還可以補充，歷史上多次發生的革命不是純粹地由經濟、由生產關系不能容納生產力所引起的。最近壹個很明顯的例子：1991年蘇聯、東歐劇變這壹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是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極權性質所導致的。中國自1980年以來的改革包括1989年的“六四”事件，其主要指向也是政治領域的改革；只是由於當局的壹再回避而使矛盾不斷積累，不斷激化。要改變這種現狀同樣不是在經濟領域中去尋找出路。抓政治改革才是抓住了牛鼻子。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俄國的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其直接動因都是非經濟性的。……歷史唯物論所面臨的兩大難以逾越的障礙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現存的生產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舊的生產關系必將發生變革。這個變革對於資本主義而言，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在現實中，它面臨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是馬克思沒有想到的。

　　第壹個障礙：文明社會秩序之基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自從氏族社會解體以來，財產私有制的存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譴責私有制之聲成為壹種思潮。可是，維護私有制的主張仍然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見。

　　財產所有權成為西方法系的基石，有著悠久的歷史。自公元前五世紀羅馬的《十二銅表法》產生第壹部私法以來，直到公元十二世紀以羅馬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完備形態。以《自由大憲章》（1215年）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在維護私人財產和公民自由等權利方面與羅馬法系的精神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近代以降，西方各國進入了憲政時代，各國憲法、民法無不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意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為維系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各領域良好秩序的基本保障，是文明社會不可動搖的基礎。

　　既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是西方近代以來憲法的基本原則，也是人權的基本內容，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革命目標，就是對西方法律體系的根本性顛覆，也是對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來所確立的“天賦人權”原則的傲慢挑戰！那麽，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的主張能否撼動西方的法權傳統呢？須知，要逾越這個歷史障礙，對法律制度不甚完備、法治意識處於朦朧狀態、人權概念尚無確立的國家來說，或許並非難事，甚至不成其為是壹種障礙（如果妳手中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如果妳面對的是西方國家，在那裏，經過幾個世紀的思想啟蒙，人權概念已堅如磐石般地確立起來；在那裏，國家（政府）的職責是保障人權，如果踐踏人權，這個政府就會被趕下臺；在那裏，如果敢於侵犯私有財產（不要說消滅私有制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會被公眾視為盜賊而成為眾矢之的。馬克思不但沒有考慮到西方社會悠久的法律傳統，也把人權原則置於腦後了，竟把“消滅私有制”這壹共產革命的目標從1848年起就確立為他的基本思想。由此可以認為，原來馬克思主義是反西方文明，反西方傳統的異質文化。這種文化肯定不可能為西方社會所接受。要在西方國家消滅私有制，乃是天方夜譚，如緣木求魚。

　　第二個障礙：公有制的致命內傷——社會動力機制的缺失私有制是有弊病的，它導致社會的貧富不均，導致社會的不平等，等等。

　　於是，壹些思想家、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方案。

　　但是，公有制實行之後將會怎麽樣？盡管理想主義者對於公有制條件下的社會寄予種種美好的期許，但對於公有制實行之後的社會現實將會如何，畢竟是個未知之謎。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是公有制壹統天下。結果如何？經濟衰退，國家貧窮，農民連溫飽都得不到解決。到了後毛時代，開放了私有經濟，經濟開始復蘇，但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企業壹直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持續，前後已有六十多年了。那麽，實行了公有制之後的社會究竟怎麽樣呢？對這個問題，今天我們終於有了發言權。

　　總起來說，推行公有制後的社會狀況比私有制下的社會狀況更糟！

　　貧富懸殊，社會不公，這種私有制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顯眼了。

　　公有制下還滋生了壹個特權階級，即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利用權力集中社會財富占為己有，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貪婪、最放肆、最不擇手段的盜竊集團，掠奪集團，腐敗集團，剝削集團。他們要堅持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種社會主義是他們的天堂。

　　更為致命的是，公有制喪失了社會的動力機制，其病竈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壹無可救藥的內傷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必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棄兒。這是歷史唯物論又壹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是在公有制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然仍然需要他們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責任心，創造性大為受損、受挫、受抑，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生產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或壞，盈或虧，與他們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它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它也無需為企業的巨額虧損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企業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決定了他（他們）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由於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這好比是壹艘拆除了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這個致命的內傷決定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對馬克思先驗的即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判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對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註入私有經濟，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籍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們早就撐不到今天了。

　　公有制的這種命運馬克思是絕對想象不到的。

　　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兩個落腳點——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

　　先驗主義：馬克思的學術道路

　　學術研究有兩種基本的方法：壹種是經驗主義，壹種是先驗主義。正確的選擇應當是經驗主義的方法。馬克思的選擇是先驗主義的方法。他的學術人生走的是壹條先驗主義的學術道路。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其科學性、正確性，或者說它的價值，要通過以後的實踐的檢驗才得以判定。按照波普爾的意見，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所以不能進入科學的殿堂。

　　馬克思的學說，不是對歷史經驗的理論概括，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的預測以及對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因而是壹種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具有先驗、主觀和空想的特點。

　　（壹）

　　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馬克思的預測是，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為了論證這壹預測，馬克思積三十幾年之心血著述《資本論》，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這壹理論要證明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起而推翻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剩余價值論揭示了資本剝削的秘密。原來，資本家所獲得的巨額利潤——剩余價值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可是卻全被資本家占有了。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壹極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而另壹極則是工人群體貧困的積累。這就是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理論。遺憾的是，這些理論是馬克思將自己封閉於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在與世隔離的情況下，按照他的主觀需要杜撰出來的，他所索取的資料大都是反映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工人和資本家的情況（《資本論》第壹卷於1867年出版，內中所采用的資料至少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恩格斯在1892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第二版序言中說，“在英國，現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為過去。”）可就在他撰寫《資本論》的年代，歐美國家工人的勞動時間縮短了，勞動條件有了改善，工人的工資也有所增加，勞資之間的矛盾因此趨向緩和。除了1848年至1850年遍及西歐的革命運動，在此之後，馬克思再也沒有盼來普遍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謂“絕對貧困化”的理論不過是他主觀的邏輯推理，在現實生活中子虛烏有。

　　至於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論也是違背常識的虛構之說。因為工人的勞動僅僅是投入生產過程中的諸要素之壹。工業化生產是各種生產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勞動力外，還需要土地與資本的投入，科學技術的應用，對企業經營的管理等。難道其他生產要素在生產中沒有任何意義、因而對價值的創造毫無貢獻嗎？顯然，缺少其中任何壹項生產要素，生產就無法進行，哪裏還談得上剩余價值的創造呢！那麽，任何壹項生產要素從利潤——剩余價值中獲取相應的壹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馬克思也承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成為價值創造的重要源泉，但為了顧及《資本論》的既成理論體系，只能將之擱置壹邊了。所以，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連同他的“絕對貧困化”理論，都是脫離時代的產物。

　　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是十分武斷的。

　　《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為什麽要消滅私有制？馬克思的理由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再容納現存的生產力的發展了，資本的外殼就要炸破了。可是，以後壹百多年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原有的框架下——私有制 + 市場經濟，加之國家的適度幹預，經過實踐的不斷調節，恰恰是適應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到今天，資本主義最早掘起的壹些國家，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領頭羊，公認是世界的先進國家。倒是蘇聯、中國等國家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之後，經濟發展從此壹蹶不振，長期陷於困境。將公有制付諸於實踐，立即異化為官僚經濟、特權經濟，而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不過是長官的命令經濟（毛澤東統治時期為其典型）；加之公有制經濟抽掉了內在動力，經濟效益難以擺脫萎靡狀態，整個國家也因此長期處於貧困的境地。“貧窮”竟成了專制社會主義國家壹道令人沮喪的風景線。只是推行了改革之後，開放了私有經濟，引進了市場經濟，也可以說，學習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後，才解脫了經濟困境。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此言實踐已加以修正：“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

　　有人認為，實行公有制後出現的問題，那是因為公有化在中國“搞早了”，生產力還未發展到消滅私有制的程度。那麽，生產力要發展到什麽樣的水平才可以消滅私有制？在馬克思看來，十九世紀中期就應當消滅私有制了，可是160多年過去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巍然不動，充滿生機，這應作何解釋？私有制雖然也遭之譴責，也有弊病，但存在畢竟幾千年了；而公有制在國家強力下加以推行，不過只有幾十年就奄奄壹息、難以為繼；兩相比較，到底何者符合人性？何者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呢？

　　再說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不但是先驗的，獨斷的，而且與西方社會的民主走向背道而馳。

　　馬克思說，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間是壹個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對這個專政概念的內涵，尤其是如何加以實施，由於缺乏經驗（他雖然十分重視只有72天的巴黎公社的經驗），沒有提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問題首先在於“壹個階級”的專政。憑什麽——壹個社會、壹個國家應當由妳這個階級來專政呢？《共產黨宣言》是以以下的壹句話收尾的：“無產者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憑什麽——革命成功後整個世界就是妳無產階級的了？這不是專制獨裁嗎！這不是霸權主義嗎！列寧為此辯解：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難道多數人就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再說，這類所謂“多數人專政”不過是以“多數”的名義，行的是少數共產極權主義分子的寡頭專政。

　　那麽，壹個階級如何專政？這是列寧所面對的問題。列寧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列寧選集》第4卷，第404頁）。這明確告訴人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壹黨專政”。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壹個重要貢獻。列寧還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選集》第4卷，第197頁）這樣，“無產階級專政”又從“黨專政”演繹為“領袖專政”了。這是列寧為共產極權國家所鋪設的共產獨裁體制。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有壹個重要貢獻，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壹概念表述的法西斯化。他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選集》第3卷，第623頁）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無天的暴力。這不就是流氓無產者性質的政權嗎！

　　毛澤東是忠實地執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上述“創造性”論述的典範，其影響直至當下。

　　對不起，我們離開了馬克思。因為馬克思播下的種子，只有到了列寧、毛澤東那裏才有了收獲。

　　我們不得不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文明生長中的壹種異質文化，它同西方社會啟蒙時代以來興起的自由民主主義的主流文化大相徑庭。

　　現代憲政主義或自由民主主義起源於契約說、人民主權說。人們為在正常秩序下生活，使每個人的安全和財產免受他人的侵犯，於是大家將治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力轉讓給壹些人，便組成了政府。政府的職責是管理公共事務，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這樣政府中又產生了相應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後來，人們將啟蒙思想家的思想凝固為憲法，這是人類的壹個偉大的創造。這個憲法是統帥其他壹切法律的母法，是社會上每個人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從總統到平民，概莫例外。憲法的本質是公民的權利宣言和規範政府權力的總章程。可見，憲法精神是：公民在上，政府在下，公民是目的，政府是手段。

　　馬克思的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理論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壹概掃蕩，無立錐之地；代之以暴力、專政、剝奪、消滅、決裂之類的概念。馬克思不是要消滅階級壓迫嗎，結果他的理論制造了更暴戾殘酷的超級壓迫——新權貴特權階級對無權者的壓迫。馬克思不是要消滅階級剝削嗎，結果他的理論制造了不擇手段的超級剝奪——新權貴特權階級對國民財富及平民大眾的掠奪與剝奪。它是沖破人道主義底線的壓迫、掠奪與剝奪。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壹次文明斷層，是壹場共產主義的浩劫。如此嚴重的後果馬克思本人是不曾會料想到的。

　　蘇共統治垮臺十年之後，蘇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提出了“三壟斷”的概念。他認為，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建立了“三壟斷”制度——權力壟斷，利益壟斷，思想壟斷。

　　我們發現，馬克思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即“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就提出了“三壟斷”的思想雛型。他說：

　　“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壹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壹切觀念的過渡階段。”（《馬恩選集》第1卷，第479頁）這裏所指的“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地進行階級鬥爭，不斷地行使暴力，不斷地進行社會改造，不斷地批判、剝奪、消滅、決裂……這裏所指的“階級專政”，就是實行“權力壟斷”、專制獨裁。這裏所指的消滅由階級差別所由產生的“壹切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是消滅私有制，剝奪私人財產，實行“利益壟斷”。這裏所指的“改變壹切觀念”，就是實行“思想壟斷”，強制推行思想國有化。

　　（二）

　　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散見於他的多篇著作。大概說來，他所說的理想社會是沒有階級，沒有階級壓迫與階級剝削，甚至也沒有階級差別。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也就自行消亡了。那種社會——馬克思稱為自由人“聯合體”，分工也消失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也消失了，大家都成了工人。由於分工的消失，每個人都是十分自由的，不受限制地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每個人獲得了全面發展。在那種社會裏，沒有私有制，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國家，沒有商品，沒有市場，由於社會調節生產，物質財富大量湧現，對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實行按勞分配，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那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對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沒有作過系統的闡述，因此我們只能引述他的壹些原話，借此說明它的空想性。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的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那麽，聯合體與國家有什麽區別呢？其壹，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聯合體不再具有這種性質了。其二，國家是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壹種力量（恩格斯），聯合體似乎不再具有這種特性了，因為，生活在聯合體內的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是馬克思的壹種假說吧。

　　問題的實質在於，聯合體的職責是什麽？不管妳稱它為什麽：國家，政府，共同體，聯合體，但人類社會總得有公共管理機構，這個機構自然賦有公共管理權力。有公共權力就存在這種權力與它治理下公民之間的關系。可是，公共權力在履行其職權過程中是否能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不受其侵犯呢？如果仍存在這種侵犯的可能性，那麽，生活在共同體內的人們仍然不能認為是自由的。不能以為，掛上了“聯合體”的牌子，就萬事大吉、平安無事了。馬克思的著作中顯然沒有考慮到這些。

　　再說自由。自由有兩種理解。壹種是認識論上的自由，即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當人們認識了某壹客觀事物的本質與規律性，便獲得了對這個事物的自由。壹種是政治學意義上的自由。當社會組織了政府之類的公共權力機構之後，這壹機構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在不超越其權力邊界、侵犯公民權利時，公民便是自由的。此外，自由還指不違反法律和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行為。後者是對公民的要求，前者是對政府的要求。馬克思沒有說，他所說的自由是認識論上的自由還是政治學方面的自由，那麽，他所提倡的自由是什麽樣的自由，就令人費解了。

　　有壹點是明確的，馬克思所說的自由，是要在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才降臨人間。可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這壹長長的歷史時期中，人們有沒有自由呢？從馬克思的壹些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在這壹歷史時期中，人們休想獲得自由。可是，我們更需要的是現實的自由，是國家存在的條件下的自由。這方面，啟蒙思想家、自由主義者早已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作出了明確的回答。馬克思對這些有價值的寶貴思想為什麽不加以吸取而壹味空談未來的自由呢？

　　原來，國家是“善”，也是“惡”。國家是治理社會所必需的公權，但也可以蛻變為官僚們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私權。國家作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能成為侵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強勢力量。人類自有文字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中，民眾無不葡匐在國家權力面前，成為國家可以任其宰割的奴隸。

　　那麽，在有國家存在的條件下，人們能否去爭取自由？又如何去爭取自由呢？

　　直到近代西歐壹批啟蒙思想家對國家與社會民眾的關系作了顛覆性、開創性的闡述後，人類對自由的夢想，才劃時代地揭開了新的壹頁。

　　根據契約說，政府的權力為民眾所委托，主權屬於人民。根據限權說，在大選中獲勝的政黨只擁有組織政府、行使行政方面的權力（絕不像以後所出現的蘇俄極權國家，執政黨擁有淩駕於國家、淩駕於社會、淩駕於法律之上的超級特權）。限權說，後來又發展為從時間和空間上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的權力體制。時間上的限制，即定期大選，改組政府；空間上的限制，即將國家權力分解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三者互相制衡。此外還有新聞輿論、利益集團等公民社會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絕不像蘇俄的極權國家的執政黨，壹旦上臺便永久執政，並且集國家壹切權力，還控制新聞輿論，鉗制民眾言論）。政治理論的創新，以及政治制度的重塑，使國家與民眾的關系出現了壹種全新的狀況：公民大眾上升為主宰國家的主體，成了國家政權的駕馭者，而不再是被國家權力所統治的客體；國家（政府）則是為社會民眾辦事的機構，而不再是居高臨下的統治者。從此，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再受到國家權力的任意侵害，他們自由了。自由主義開拓了人類在國家制度存在條件下的自由境界。

　　現在再來看馬克思這段名言，不過是烏托邦的幻想，盡管很為有些人所推崇。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壹切源泉都充分湧流……”（《馬克思選集》第3卷，第12頁）——“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 （《馬克思選集》第2卷，第378頁）——“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份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選集》第3卷，第11頁）第壹， 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還是阻礙進步的消極現象？馬克思要消滅分工，可見他是否定分工的進步意義的。原始社會與農耕社會自給自足，沒有什麽分工。農耕社會晚期，出現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分工。進入工業社會，分工更有發展。各種生產門類的出現（如紡織、采礦、冶金、機械制造、化工等）是適應工業生產發展需要的各種分工。各生產門類內部也有各工種的分工。如汽車制造，必須有各工種的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才能進行生產。國家的出現，產生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公共權力的存在，就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現代企業的誕生，出現經營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生產者。現代社會更有愈來愈多樣的職業分工：教師、醫生、、科技工作者、律師、記者、演員、藝術家、作家、企業經理、各類服務人員，各種體力勞動者，等等，不勝枚舉。隨著社會的進步，分工變化著，發展著。舊的分工消失了，新的分工又出現了。文明的發展，只會使分工更豐富、更細密。分工，與社會同在，與社會進步俱進。

　　第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是壹種對立關系嗎？腦力勞動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愈益發展還是趨向消失？人類到了所謂最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腦力勞動為什麽反而要加以消滅？消滅腦力勞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會導致社會的倒退？腦力勞動被消滅之後，為什麽人反而能獲得全面的發展？生產力為什麽反而隨之增長、集體財富壹切源泉就會充分湧流？對這些問題，馬克思都沒有加以回答，也不可能作出回答。

　　馬克思要消滅腦力勞動，使大家都成為工人，真是壹個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臆想；但事實確實如此：

　　馬克思主張消滅腦力勞動的證據之壹：他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工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概指體力勞動者）。“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階級的屬性了”。

　　證據之二：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從而可以領取相應的消費資料。我們知道，只有體力勞動（或簡單勞動）才能以勞動時間測定他的勞動量。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明的發展，體力勞動的群體在顯著縮小，而腦力、智力勞動者的隊伍在迅速擴大。許多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繁瑣的工作被機器或計算機所代替。歷史在向著馬克思所預設的相反的方向前進。腦力勞動，科學技術，知識經濟……引領人類凱歌行進！

　　——“共產主義社會……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馬恩選集》第1卷，第38頁）——恩格斯也說：“那時（指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 （《馬恩選集》第3卷，第320頁）在共產主義社會，對人統治的國家機器消亡了，但仍有“聯合體”，它的職權是調節整個社會的生產，履行“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

　　可以把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的“聯合體”與歷史上的各類國家，在職能上做壹比較。

　　壹般的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其職能第壹是維護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馬克思主義將之解釋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第二是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第三是經營壹部分經濟項目。

　　而聯合體的職能，據馬克思與恩格斯之說，僅調節社會生產，對生產過程進行領導。就是說，它只承擔經濟事務，對各種社會關系不再加以幹預了。

　　其實不然。即使社會不再存在階級，還會出現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人們之間會發生各種糾紛乃至沖突。毛澤東不是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嗎。所以，這個聯合體還得去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維護社會的公共秩序，不然，人類不是又退回到無政府狀態中去了。所謂“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不免是壹種空想。

　　所以，這個聯合體同以往的國家壹樣，還得承擔處理社會事務、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此外，它還要包攬整個社會的經濟事務，領導這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實際上就是壟斷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這就是後來在蘇聯和中國所推行的計劃經濟。由此，它與以往的國家相比，還背上了壹個管理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包袱。

　　由此可見，聯合體的職能不是簡單了，而是更復雜更艱巨了。由此而來的產生了兩個後果：壹是政府或曰公共管理機構的部門增加了，膨脹了；官僚的驟增，上層建築規模的擴大，至使社會負擔突破歷史記錄。二是社會生產壹旦由政府包攬，經濟官僚主義作為官僚主義的新品種隨之孽生，成為政府和社會身上的壹個寄生贅瘤甚至可以說是壹個腫瘤。這種現象南斯拉夫的吉拉斯首稱為“新階級”（1956年）。9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我認為稱“新權貴階級”更好些，因為這個階級不具有資本主義的基因。政府包攬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其結果是：產生特權階級，不產生經濟效益；產生腐敗分子，不產生管理精英；產生主觀主義，不尊重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必然失敗，原因在此。

　　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由國家掌握全部生產資料，對社會生產進行全方位的管理，也只能是壹個空想而已。

　　（三）

　　對馬克思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進行抽樣評述，對我們有什麽啟示呢？

　　第壹，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遠景進行預設、構想，這是壹種先驗的甚至是超先驗的思維方法，因而難逃烏托邦的空想命運，壹旦加以實施，只能是大禍臨頭，吃盡苦頭。這並不排斥對國家的發展和改革進行規劃，制定方案。這種規劃，是從現實條件、現實需要出發，為了解決現實的矛盾和問題，以引導社會前進，這不是空想，不是先驗主義。當然，這種規劃、方案在實施中也要不斷地加以修正，使其完善化。

　　第二，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被共產黨人稱之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是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最終目標。那麽，人類的歷史有沒有最美好的理想社會以及終極目標呢？

　　請看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說法。他說：“歷史上依次更替的壹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壹些暫時階段。每壹個階段都是必然的……但是對……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 （《馬恩選集》第4卷，第212-213頁）恩格斯還說：“歷史同認識壹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的；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同上，第212頁）。

　　結論是：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和理想國。認識和歷史只作為壹個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而存在。在辯證哲學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恩格斯）。

　　文革時期的思想家顧準也噴發出了這樣的思想。他說：“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壹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麽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顧準文集》第370頁）他在另壹文中說：“至於弊病，哪壹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同上，第363頁）。

　　馬克思設計了壹個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類似於宗教教義中所宣揚的“天堂”、“天國”之類的為人們夢寐以求的美好幻境。兩者雖然都是壹種空想，但不可忽視它們之間的區別：每個人要能進入這種境界，宗教要求妳積德、行善、寬容，要遵守各種戒律；而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獻身革命，犧牲自我，去鬥爭、批判、消滅，推翻罪惡的舊世界，建立壹個全新的社會。兩者的社會影響因而大異！

　　筆者剖析了馬克思學說的先驗主義性質。所謂先驗主義的學說，就是不能被實踐經驗證明為之正確的理論。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可是他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卻是先驗的，是從他腦子出發的。

　　在近壹個世紀裏，馬克思的學說在中國獲得了不少信眾，成為中共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曾被毛澤東獨斷地贊譽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可是，在中共成立及其之後的壹個時期中，即使黨內的壹些主要領導人，如陳獨秀、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等，他們只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這個主義卻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系統的了解。及至1949年之後，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陸有了相當的普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基本問題的理解在學術界仍存在分歧而進行不斷的研討。這是壹。二是，中國的知識界和中共的領導層中，至今沒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壹種先驗主義的學術成果，這是不能科學地評價馬克思主義價值的壹個重要原因。三是，將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之後將會產生何種後果，在實踐之前固然不得而知（實施主持人如毛澤東及中國民眾以為能夠為社會帶來福祉）；就是在實施之後產生了種種災難性後果，對之的認識和反省也都是從領導人的思想、秉性等去尋找原因。或深入壹步，從制度方面去尋找原因。這雖然是必要的，但卻沒有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根子，有些人至今還把執政黨犯錯歸結為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以致在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後，馬克思主義依然是中共的思想旗幟，認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取得的（見《憲法》）。現今中國，馬克思的學說仍享有主導地位，以不斷地給予註射強心針的方法，繼續在誤導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繼續在誤導中國。時到今日，我們應該從馬克思的先驗主義陷阱中走出來，回到經驗主義，然後才可能再上升到理性主義。中國的知識人首先應該有這個覺悟了。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性成就：對社會主義的包容與吸吶馬克思主義的詞典中，社會主義概念的內涵是：暴力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共產黨）專政，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無論西方和東方，二十世紀的歷史都否定了這種社會主義。

　　用壹個先驗的模式去塑造、定制社會主義，肯定是不行的。

　　社會主義是壹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的先哲、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斯坦早就預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蘇式的專制社會主義和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同時生長，彼此對峙，壹度難分優劣。

　　與專制社會主義相反，民主社會主義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合法政府，不實行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私有制，不實行公有制，不搞計劃經濟等。為此，它壹直遭到馬系原教旨主義者的譴責，痛斥為無產階級的叛徒。

　　但是，認真地實施了馬克思的先驗社會主義原則的壹些國家其結局又如何呢？——連遭挫折，壹路碰壁，直至山窮水盡，人民為此蒙受不幸之災罄竹難書！

　　至1991年社會主義的大國母國，列寧、斯大林創建的專制社會主義用暴力和恐怖堅持了74年之後，終於壽終正寢，壹夕解體，人們才開始理性地考量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

　　面對俄式社會主義的敗局，民主社會主義所創造的新型社會主義模式穩穩地站立於西歐各國。那裏的人民選擇了它。二戰以來，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登上了執政寶座。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訣是什麽呢？

　　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而不是像馬列的社會主義那樣，壹個吃掉壹個，全盤否定資本主義。這種融合，首先要歸功於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包容和吸納了社會主義。這種融合，也要歸功於民主社會主義，它繼承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並向社會機體註入社會平等、公平等因素。所以，這種融合是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融合，是資本主義文明也即人類文明的壹種新生長，是兩種主義、兩種制度、兩個階級的融合與共存。可以說，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既是資本主義的，又是社會主義的，是資社合壹的新型的社會形態。

　　具體地說：

　　———社會民主黨能登上政治舞臺，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並享有與其它政黨壹樣以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行列；在此之前的每次大選則是富人、貴族黨派之間的角逐。社會民主黨登上執政黨舞臺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是利用現成的政治法律制度進行治理，並在某些方面加以完善化，促使社會主義因素的生長。

　　———社會民主黨上臺執政後，不是運用權力去改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私有制，而是保留私有制，使社會生產的動力機制免遭破壞，從而避免了由於消滅私有制所引起的人心波動、經濟衰退、社會貧困化的後果。社會民主黨利用私有制所提供的豐富的物質財富，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異，體現社會公平。這種社會主義的經驗是：國家不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通過稅收杠桿調節社會財富，將福利賜予全民。這種經驗可以概括為：生產由妳，分配（二次）由我；財產私有，財富共享。它還可以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從繁瑣的經濟事務中脫身，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不失為是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

　　這是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成就，也是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成就。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至他的整個學說，貫穿壹種“對立的思維”。馬克思的著作中有著壹連串的關鍵詞，那就是：對抗，鬥爭，批判，決裂，推翻，消滅，等等。這或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預設的社會主義就是建立於這種對立的思維方式。它絕對不允許事物所謂“對立”的雙方的融合，合作，綜合，調和，妥協，等等，從而產生壹種新的事物，新的力量，如同民主社會主義所做的那樣。結果是什麽呢？結果是壹度把人們引向絕路。

　　兩種價值論與資本家的價值定位

　　引言——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癥結

　　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誤解，是不少中國人（其中，多數人是陷於理論迷霧，“左派”是因幼稚而與之不共戴天）認識中的壹個死結，構成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中的壹大障礙。這壹歷史現象的形成和延續，已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第壹階段是1949——1976年毛澤東統治時期；第二階段是1978年直到現在的後毛時期。

　　毛澤東統治時期，其治國理念可以歸結為壹個公式：“個人專制 + 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對象很“集中”，就是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隨著政治鬥爭的需要發生過變幻莫測的變化。開始是壹個實在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這個階級在生產關系領域中已不存在了。此後毛“繼續革命”，不斷尋找新的對象。壹旦有了新的目標，就冠名為“資產階級”，加以全殲。如1957年的“反右鬥爭”中把55萬（官方1979年公布的數字）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更是壹場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大革命。鬥爭的主要對象是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與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的理論是：“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事實上，1956年之後，所謂“資產階級”這個鬥爭對象虛擬化了，它是從毛的主觀需要出發加以欽定的，其實質是，凡是與毛的路線、政策（如“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與勢力就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就被納入毛的鬥爭對象。因此，毛在此期間所謂的“資產階級”實際上是打人、整人的棍子，也是運動群眾時揮舞的壹面旗幟；與科學的階級概念相差何止十萬八千裏！也因此，毛發動的壹次又壹次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決不是什麽“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與實在的（1953——1956）與虛擬的（1957——1976）資產階級鬥爭給當代中國帶來了深重的消極後果，其中之壹，就是使國人對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陷入了深深的誤解，使國人在心理上患有嚴重的“恐資”病與“恐私”病。

　　第二階段自鄧小平執舵開始。鄧復出主政之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絕然對立的僵化關系有所松懈。鄧的思想主導依然是個人專制。他直言不諱地說，毛在的時候毛說了算，我在的時候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妳（指江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他晚年執政獲得成就之所在，是他對資本主義有了壹定的寬容。如允許實行農戶承包制，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出土問世，開放外資入境，創建經濟特區，特別是92年南巡談話倡導市場經濟。也因此，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受到來自“左派”的責難，認為改革姓“資”，不姓“社”。實際上，鄧小平的改革與治國，在政治上嚴守傳統的社會主義防線不動搖：

　　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壹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力拒借鑒西方政治體制，罷黜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具有自由民主改革思想的總書記，對89民運果斷地實施鎮壓。總的來說，從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鄧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者。他設計的改革藍圖是有限的“跛足改革”。他的治國理念也可以歸結成為壹個公式：“政治嚴控 + 經濟放松”。

　　鄧的改革指向與治國模式為他的接班人所秉持。江澤民的名言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要消滅在萌芽狀態”。胡錦濤登基（以2004年獲得軍委主席權力為標誌）的詔令是“向古巴、朝鮮學習”。耐人尋味的是，自改革以來，盡管在經濟上對內資與外資均有所開放，但在官方的話語中決不言“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稱“非公有制經濟”。真是“中國特色”了。

　　中國的改革已走過了30年的歲月。即使改革是壹種“跛足改革”，也引起“左派”們的深深不安。30年改革、30年風雨，其間無不充滿著激烈的思想交鋒。2006年原定是“改革年”，結果出現了改革的第三次爭論（第壹次是1984年前後，第二次是1990年前後）。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如貧富的兩極化，民生狀況的惡化，黨政官吏貪腐的普遍化等），“左派”怪罪於改革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是資本主義復辟；主張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向“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奪權，回到毛澤東時代那種社會主義的正道。

　　面對“左派”的責難，中共改革派如何為之辯護呢？鄧小平為此發明的招數大致有三。招數壹，不爭論；招數二，有些東西，不姓“資”，也不姓“社”，市場經濟就是；招數三，我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招數都回避了壹個字：“資”，都是“避資”術。這就叫，資本主義可以做，但不能說。

　　其實，姓“資”又如何？為什麽老躲躲閃閃呢？

　　難道，這個“資”真的像瘟疫那麼可怕嗎？是罪惡的淵藪、萬惡之源嗎？真的那麼大逆不道、十惡不赦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請妳講講中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曾遭受過怎樣的苦難？或者，那諸多的西方國家如何長期地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地獄之中？

　　對“資”的誤解與恐懼，是毛“極左”統治下對資本主義進行長期錯誤批判所留下的壹份消極遺產，乃至成為民族的壹塊心病。不管是毛的錯誤批判或今天的“左派”為之招魂，其認識源頭都來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非科學論斷。因此，要消除對資本主義的誤解，根治心理上的“恐資”病，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對資本、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所作出的理論分析，必須清理他的經濟學說中壹些明顯的偏誤，特別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對於後人的誤導（須知，“左派”不過是馬克思主義某些非科學的理論結論的衛道士），以對資本主義（指自然資本主義，而不是權力孵化出來的權貴資本主義，後者應另當別論）求得客觀、理性的認識，掃除當代中國現代轉型中深層次的思想障礙。為此目的，本文通過對勞動價值論與生產力價值論的比較以及對資本家歷史價值定位的闡述，對資本家與資本主義的認識提出了新觀念、新思維，以撥開長期籠罩於國人心頭對資本主義認識的迷霧。如果妳認同文中的分析，那麼，我們可能都會發出這樣的感嘆：這真是壹個深深的歷史性誤會，何況毛對資產階級批判的指向是壹個個虛幻的對象，那就更荒誕了！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錯誤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表現為愈來愈多的商品堆積。每種商品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復合體，都是勞動的凝結物。馬克思將人的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認為每壹種勞動既是具體（有壹定目的和形式）勞動，又是抽象（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勞動；具體勞動形成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價值。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認為，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源泉。兩種商品可以互相交換，因為它們的價值量相等，即生產它們的勞動量相等。所以，價值量以勞動量計算，而勞動量以勞動時間計算。這並不是說，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愈多，價值量就愈大，該商品就愈值錢。馬克思就此指出，作為價值尺度的勞動時間，不是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而是“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從勞動力能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別的商品在使用過程中消耗其價值，直至殆盡；而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還能為資本家創造新的價值。譬如資本家購買壹個勞動力（實際上應當說是“租賃”，因為勞動力的所有權仍屬於工人），他支付20元工資要工人勞動壹天——12小時，結果工人勞動6小時，就創造了20元的價值，就可抵償他的工資（馬克思稱這抵償工資的6小時勞動為必要勞動時間），接著又勞動了6小時所創造的20元價值就是剩余價值（馬克思稱這6小時的勞動為剩余勞動時間），為資本家占有，是資本家的剝削收入。這就是剩余價值的來源，資本積累的秘密。

　　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建構了《資本論》的恢宏大廈。列寧說，《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聖經。1949年以來的中國，根據《資本論》的基本思想所編纂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官方命定的統壹教材，人們無不當作真理加以接受。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學術界才對勞動價值論的缺陷進行了壹番討論；但這種討論是在捍衛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只對勞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某些修正。

　　那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錯在哪裏呢？

　　勞動價值論的第壹個錯誤：將工人的體力勞動視為價值的唯壹源泉。

　　馬克思說：“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裏面。那麽，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壹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馬克思還說：“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 1顯然，用勞動量、即勞動時間作為測定價值尺度的勞動只適用於簡單的體力勞動。馬克思無意中排斥了復雜的腦力勞動也是勞動，而且是更重要的勞動，這種勞動自近代工業社會以來其作用愈來愈顯著，亦愈來愈重要。簡單的體力勞動其勞動成果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如至今仍沿用的計件工資），而復雜的腦力勞動是絕對不能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聶耳所作的《義勇軍進行曲》（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輝煌不朽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何占豪 陳鋼作）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魯迅的《阿Q正傳》其價值可以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嗎（吳冠中說，壹個魯迅抵300個齊白石，因為魯迅是思想家。意思是思想家的勞動與畫家的勞動不能同日而語）？還有無數的科學家在創造發明中所貢獻的勞動成果，其價值都無法用勞動時間作為尺度去簡單地界定其無量的價值。當人類尚處於原始的農業經濟時期，純體力勞動是那個時代勞動的基本形式，這種形式的勞動其勞動量當可作為勘定其勞動物品的價值。馬克思所舉的1匹布=2只羊的例子大體符合那個時代的情形（說“大體”，因為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如果說，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時期）所提出的勞動決定價值的理論還是基本正確的（他尚且還認為價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的），那麽，馬克思的價值論（《資本論》第1卷於1867年問世）則遠遠地脫離了他所處的時代。

　　即使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也堅持認為，每個人以他的勞動時間核算出他的勞動量，以此向社會領取他所應得的消費資料。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他說：“社會勞動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裏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與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2 這是馬克思堅持將簡單的體力勞動作為價值唯壹源泉的又壹證據。

　　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撇開其若幹的空想不說（如國家消亡，分工消失，商品和貨幣不復存在等），他的以每個人的勞動時間獲取其生活資料也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事實是，腦力勞動者隊伍的不斷擴大，他們在物質和精神生產中的作用愈益顯赫。他們如果也同體力勞動者壹樣，只憑其勞動時間去領取生活資料，這合理嗎？馬克思認為，在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後，大家都成了勞動者。問題是，他所說的勞動者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呢？在《法蘭西內戰》（1871）中馬克思如是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3 馬克思的意思是，以往，繁重的體力勞動壹直是全由工人來承擔的；勞動解放之後，這種勞動就由大家來承擔了。可見，他所說的“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是說“大家都會變成體力勞動者”。馬克思不但不承認工人所從事的體力勞動以外的那些與物質生產有各種聯系的勞動（如經營管理勞動，科學技術勞動，教育工作者與醫療工作者的勞動等）屬於他的勞動範疇，而且還要消滅這些形式的勞動哩！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原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在馬克思看來是“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因而這種“分工”被馬克思認定為是壹種“對立”。既然是“對立”的，自然必須消滅。怎麽消滅呢？就是上面所說的，使大家都成為工人，也就是說，消滅各種形式的腦力勞動。人類文明史表明，只有依賴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才能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社會才能獲得重大發展。馬克思則反其道，認為體腦對立消失之後，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壹需要，“個人”全面發展實現了，“生產力也增長起來”了，“集體財富都充分湧現”了，那個時候，“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就實現了。4 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人類只會退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只承認體力勞動是勞動，否認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在毛澤東那裏有了豐富和發展，在實踐中還得到了有力的貫徹。如知識分子必須進行勞動改造。這個勞動就是體力勞動，內中意含智力勞動不是勞動，而且加以歧視。大躍進年代，提出“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口號，提出知識分子要在勞動改造中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學習，拜他們為師。就是說，腦力勞動者、有文化的人要接受體力勞動者、接受沒有文化或略識幾個字的人的教育。毛還認為，知識分子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他早就說過，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文革期間宣傳“知識愈多愈反動”；工人階級（工宣隊）占領上層建築，領導鬥、批、改；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如此等等。毛澤東主宰中國的年代，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民間流行“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操作手術刀的不如耍剃頭刀的”順口溜，譏諷體腦（收入）倒掛。歧視和迫害腦力勞動者，導致中國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陷入低谷，社會遭受深度創傷！

　　有人會說，馬克思沒有否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巨大作用呀！是的，馬克思對當時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在生產中的運用沒有視而不見。譬如他說：“資本的趨勢是賦予生產以科學的性質，而直接勞動則被貶低為只是生產過程的壹個要素，”甚至還說：“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壹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水平，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旁邊。……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從事勞動的時間，……壹旦直接形成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5 可以說，馬克思的這壹論述已經使他的勞動價值論不能自圓其說，從而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但他仍沒有去修正他的價值理論，以體力勞動為依據的勞動價值論依然是他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因而是價值創造的重要因素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體系中仍無立足之處，因為這樣壹來，將完全改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面貌，也不符合他研究經濟學的初衷。

　　勞動價值論的第二個錯誤：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創造價值。

　　常識告訴我們，勞動力只是生產中壹個必要的要素，要進行生產還必須有生產設備（工具，如機器）和生產加工物（如棉花、鋼材、礦產物等）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為人力資本，那麽生產資料可稱為物力資本。

　　物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消耗和改變了自身的價值，它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了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新產品的價值之中；問題是，除了轉移價值之外，是否還產生了新的價值？馬克思對此是否定的。

　　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是過去勞動的產物，它在生產過程中只是為活勞動提供條件。新價值只能由活勞動創造，過去勞動的產物——死勞動，只是轉移其固有價值。他說：“生產資料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於舊的使用價值形態中的價值，才把價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還說：“生產資料加到產品上的價值絕不可能大於同他們所參加的勞動過程無關而具有的價值。”6 比如，資本家投入資本，蓋了廠房，添置了機器設備，購買了原材料，這些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只轉移其相應價值而不形成新價值。所以，馬克思將生產資料這壹物力資本稱為“不變資本”。“轉變為生產資料及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而將人力資本即支付工人工資的資本稱為“可變資本”。“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壹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轉化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7馬克思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在理論上是壹個悖論。因為，所謂資本，就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見《辭海》）所以，凡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其價值都會發生變化，不存在“不變資本”。

　　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廣泛運用，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自動化生產設備的那些企業，使工人的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顯得愈益微不足道。那麽，這些企業所創造的巨大商品價值，如果仍都歸結為工人的勞動，這符合事實嗎？按照馬克思只有可變資本才創造價值的理論，這些企業的利潤應該減少（因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工人及其勞動將不斷減少）。可事實恰好相反，這些部門的利潤率隨著勞動力的減少反而往往上升。可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生產力愈來愈依賴於科學技術，由智力成果轉化的物力資本愈來愈成為生產中創造新價值的主體。如果還硬要說壹切新價值都是由工人的勞動創造的，那麽，在無人車間乃至有些無人工廠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又作何解釋呢？以物力資本形式存在的壹切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出新的價值，這在古典資本主義時期是如此，在現代的資本主義時期更是如此。物力資本投入者獲得利潤所得理應，絕不是工人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

　　勞動價值論的第三個錯誤：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是價值的重要源泉。

　　為了維護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也否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他說：“生產上所耗費的資本的補償，只是表現為壹定生產資料的價值的補償。作為要素加入生產但不需要代價的自然要素，不論在生產中起什麽作用，都不是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加入生產，而是作為資本的無償的自然力，也就是，作為勞動的無償的自然生產力加入生產的。”8 如果承認利用自然生產力是需要有代價的，那麽，商品價值的源泉就立即多出了壹個，而且壹旦承認自然生產力的利用是有代價的，那麽，生產資料即物力資本也理所當然是價值的源泉了。這豈非動搖了勞動價值論，也動搖了馬克思的整個政治經濟學大廈。

　　但是，否認自然生產力是價值的壹個源泉，在事實面前立即陷入困境。因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的生產條件下所帶來的成果往往會有差別。比如“同壹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8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表現為4蒲式耳。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9 再如，壹農夫同時在甲、乙兩塊地上種植，甲地土地肥沃，乙地土地相對貧瘠，假定農夫在甲、乙兩塊地上花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比如都是500小時的勞動量，結果甲地收獲500公斤谷物，乙地收獲250公斤谷物，這樣甲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1小時勞動量，乙地每公斤谷物包含了2小時勞動量。這就意味著，甲地每公斤谷物價值要小於乙地每公斤谷物價值量。但在現實生活中，只要這個農夫種植的谷物品種壹樣，他所收獲的單位谷物的價值就是壹樣的。那麽，在花費同等勞動量的情況下，甲地多出250公斤的谷物其價值從何而來的呢？

　　為了化解這壹矛盾，馬克思提出了“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馬克思說：“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壹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壹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壹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量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壹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0 筆者認為，“勞動生產力”這壹概念非但沒有解決相同的勞動量帶來不同的價值這壹矛盾，反而引出了壹個荒謬的結論：即為了增加商品的價值量不應當提高勞動生產力。或者說，維持低水平的勞動生產力，反能保持較高的商品價值量。

　　如果說勞動力是蘊藏於人體中的自然生產力，那麽，大自然中的每壹種自然生產力就是蘊藏於某種自然物中能被人類開發利用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價值的力量。土地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蘊藏於土地之中，它被人類開墾之後可以種植糧食、棉花等莊稼，貢獻價值。水，稱為壹種資源也是壹種自然生產力，這種自然生產力儲藏於江河、湖泊之中，它被人們開發之後可以用來飲用、灌溉、航運、養殖、築壩發電等。不過，有的自然力不但不能成為對人類有利的生產力，反而對人類帶來種種危害，如颶風、地震、洪水等，對於這種破壞性的自然力，人們采取各種防範措施，減少它們對人類的損害。土地作為創造價值的力量，它的價值貢獻額就是地租。地租應分作兩塊。壹塊是成本地租，它用於補償土地生產力，維護生態平衡，是土地資本或地力資本折舊。土地這種自然生產要素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無償的”，“不需要代價的”。將荒地開墾成可以種植的土地就要付出代價。土地，也如同人的勞動力壹樣，在使用過程中，需要補償，如地力的恢復，水土的保養等。因此使用土地等自然生產力也是必須支付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成本地租。成本地租的用途就是用以補償土地的生產力，保障自然生產力系統的再生，使整個生產力系統能正常運行。人們對自然生產力如果只利用、不補償，就會造成自然生產力的透支、虧損，致使生態平衡的破壞。所以必須糾正自然生產力是大自然無償地賜予人類的錯誤思想。地租的另壹塊是剩余地租，即地力資本所創造的利潤（剩余地租又可分為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兩部分，這裏不再細述）。傳統的地租理論，包括馬克思的地租理論，將地租籠統地算作剩余價值，未能分割出實際上存在的成本地租，這是傳統經濟學的重大缺陷。11馬克思的預言在實踐中煙消雲散

　　勞動價值論論證了工人的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壹來源，它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用延長工人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等方法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社會“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壹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道德墮落的積累” 12 ，造成社會貧富對立的兩極，“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13 兩極化的積累所導致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了。剝奪者將被剝奪。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的革命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馬克思沒有盼來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在馬克思之後，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爆發這樣的革命。同馬克思的壹系列論斷相反，比如資本家為了多獲利潤，並沒有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人工資的方法，而是相反：不斷地縮短勞動時間，而工資卻有所提高，還獲得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障等社會福利。原因是什麽呢？第壹，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愈來愈依靠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而不是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勞動，相反，工人在生產第壹線的勞動對於價值創造的分量顯得愈來愈小。第二，資本主義制度提供工人階級權利的保障機制。工人們享有結社、遊行、請願等權利，整個社會言論和輿論是開放的。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來自資本家乃至官方侵犯時，他們可以運用法律所賦予的權利進行抗爭。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因為有悖於勞動價值論，因而被馬克思所忽略。

　　再比如，根據馬克思資本積累的絕對規律，預言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少，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貧困。可事實是，無產者人數愈來愈少，有產者人數愈來愈多。大富者雖是少數，但中產者卻是壹個社會的基本階層。工人是勞動者，又是擁有壹定股份的資產者。原因是什麽呢？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國家幹預實行財富共享。從宏觀層面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特別是普選制和議會制）的積極成果。資本主義民主制愈來愈成為大眾的護身符，而馬克思寄予厚望的無產階級專政卻被社會主義政黨們束之高閣。從中觀與微觀層面看，是實行現代股份制的積極成果。馬克思在世時已看到股份制的端倪，但尚是資本家的“資本集合體”。所以被馬克思預言為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14。馬克思的意思，它是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但是，股份制在以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就是說，股份制的資本除了物力資本，人力資本也成為股份制中的新夥伴。於是，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分享企業的剩余。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包括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壹般勞動者）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余。這表明，股份制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它與企業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馬克思所設定的勞資之間對立的關系在這裏顯得愈來愈淡化了。

　　有人認為，馬克思創立他的理論所產生的偏誤，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尚處於早期，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在往後的發展中所出現的種種情況。這種說法並不確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手工工場已經結束。就在他撰寫《資本論》的英國，工業革命已告完成，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已被馬克思看得壹清二楚。為了從經濟學證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沖突，他把自己封閉於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從以往的圖書資料中去搜集他所需要的論據，以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創立與時代相脫節的勞動價值論。因此，勞動價值論是壹個假說，而不是科學學說。前者是未經實踐證明的學說，後者是被實踐證明的學說。在科學史上，許多學說開始往往是壹種假說（如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以後被實踐所證明，才成為科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成了壹個例外：由假說而被證明為是偽說，或者基本上是偽說。勞動價值論之所以遭此命運，在於馬克思方法論的先驗性。他首先設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無產階級必定要剝奪資本、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然後，他以勞動價值論作立論論證這個先驗設定的正確性。盡管馬克思建立了壹個經濟學體系，著述了三大本《資本論》學術巨著，他的論證的嚴謹與充分，似乎無以復加，但立論的片面性使他的論證系統在實踐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資本論》問世以來，只是少數專業學者的研究對象或高等學府的選修課程，在大眾中問津者極寥。它作為圖書館的壹部重要藏書，靜靜地躺在那裏。這本為工人所撰寫的書，工人們卻不予理會。

　　生產力價值論 ——經濟學的革命

　　勞動價值論只有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被確立為正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無論是在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勞動價值論都無法解釋經濟活動中的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問題。那麽，在實踐中所通行的是什麽理論呢？是“生產力價值論”。

　　所謂“生產力價值論”，是指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財富)，是由投入生產的各生產要素所聚合而形成的合力即生產力所創造的。我們通常說，人力是壹種生產力，自然力是壹種生產力，物力是壹種生產力，科學技術更稱為第壹生產力等。嚴格地說，它們都是生產力的要素。特別是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僅有某幾種生產力要素，還無法形成生產力，因而無法進行生產；必須將各種生產力要素加以有機聚合，繼之，按壹定目標，循壹定次序，協力運動，才能達到生產的目的，創造社會財富(價值)。因此，生產力是各種要素有機組合而產生的壹種力量，而生產是生產力中各要素所形成的合力之發輝。因此，“生產力價值論”就是生產力中各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理論。

　　生產力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區別卻是原則性的：勞動價值論只承認勞動者的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不創造價值；生產力價值論則認為，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生產要素在生產中共同創造價值。

　　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及其價值分配

　　理解生產力價值論，首先要考察生產要素的歷史演進。

　　人類社會已經歷了若幹經濟發展階段。大體有資源經濟階段，勞動經濟階段，資本經濟階段，目前正向著知識經濟階段邁進。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呢?是生產力中要素的變化。簡單的低級的生產要素與低水平的經濟發展階段相聯系。復雜的高級的生產要素的出現，標誌社會的經濟發展已達到較高的水平了。資源經濟階段，相當於狩獵與采集業階段，人類以自然界提供的資源為生。自然資源狀況決定著該階段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自然資源即自然生產力也就是該階段最主要的生產力要素，成為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勞動經濟階段，大體是農業經濟階段。在這壹時期，土地是自然提供的，勞動工具簡單，人們從事生產活動主要依靠人的體力勞動。所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壹分勞動才有壹分收獲。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勞動是人們獲得價值(財富)的主要源泉。到了資本經濟階段，人類步入社會化大生產時代，人的手工勞動愈來愈被機器所取代，生產要素開始多元化、復雜化了。除了勞動力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要素之外，還需要有強大的物力資本。資本這壹要素開始獨居鰲頭，並成為其他生產要素的統率者，擔當了組合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的使命，因此被稱為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在大生產的舞臺上殫盡竭慮、東奔西走，喚風呼雨，成了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目前，人類正在向知識經濟時代邁進。以知識創新為前導的科學技術開始成為生產中最突出的要素，所以，有人稱這壹時代是“知本家”主宰的時代。

　　各種生產力要素的先後登臺以及在生產過程中重要性的角色更替的歷史現象啟示我們，無論是“勞動價值論”還是“三元價值論”(土地、勞動、資本)，不過是那壹時期生產力狀況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

　　斯密這樣論述了資本主義時代之前人的勞動在價值形成中的決定意義。他寫道：“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壹標準。例如，壹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壹頭所需的勞動，若二倍於捕殺鹿壹頭所需要的勞動，那麽，海貍壹頭當然換鹿二頭。所以，壹般地說，二日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壹日勞動的生產物，兩點鐘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壹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是很自然的”。15 這段話被視為“勞動價值論”的經典論述，但是我們不應忽視斯密對勞動價值論的限定，這就是“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末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這個社會大體是人類的狩獵社會和早期農業社會。工業革命之後，在資本積累基礎上的以機器為動力的大生產逐步取代以人工為動力的小生產，商品價值構成中對應於人工勞動量的價值部分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單純以勞動量作為衡量商品價值尺度的做法勢必為社會實踐所拋棄。正是由於生產要素結構的這壹深刻變化導致價值構成的改變，使斯密將“三元價值論”作為資本主義時代分析價值的工具。

　　其實，“勞動價值論“或”三元價值論”雖尚能成為壹定時期分析價值的方法，但應看到其相對性。就斯密所說的那個“初期野蠻社會”中，勞動對價值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但是自然資源與簡單的工具難道對價值的形成壹點也沒有作用?同樣，在工業社會中，如果說物力資本對價值的形成具有決定意義，但是，土地和勞動力二要素難道對價值的形成可以忽視。對任何時代來說，生產力價值論都將避免這壹片面性。生產力價值論申明價值是由生產力的各要素共同創造的。但是，生產力要素的構成是壹變數；其中，各要素的重要性也隨著生產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如前所述，在遊牧經濟時代，生產力要素主要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自然資源。在農業經濟時代，勞動力要素顯得比以前的時代重要得多了。到了工業時代，機器大生產的條件下，首先需要有雄厚的物力資本的投資和再投資(擴大再生產)，同時，資本還起著聚合其他要素的功能，因而成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知識與智力在生產中的作用雄踞首位，資本主義時代物力資本的重要地位被智力資本所取代。總之，對於生產力價值論來說，不論在任何時代，既肯定某種生產要素的特殊重要性，也不忽視或抹煞其他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由於價值是由生產力各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價值應當在各要素中加以分配，其分配額應以各要素在生產中作用之大小而定。在農業經濟時期，土地、勞動力與工具三要素中，以勞動力要素倚重，因此勞動者應分得較多的剩余價值。土地所有者所獲取的剩余價值應少於勞動者所分享的剩余價值，否則就是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時期，如果生產要素仍分為三類，即三種資本：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資本，那麽扣除其各自的成本外，剩余價值應在這三種要素中按其創造價值貢獻額之大小進行合理分配。但在分配中事實上遠非這麽簡單。因為工業生產不像農業生產是壹種簡單的小生產，不需要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可以說，組織者和經營管理者是大生產的核心和靈魂；沒有了他們，大生產不能創立，也不可能持續進行，他們理應獲取相當的剩余價值。此外，工業經濟時期，科學技術開始應用於生產，成為壹種愈來愈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科技工作者顯然應當從中分享壹份剩余價值。這裏還沒有談到那些與大生產發生間接關系的某些部門的勞動者對社會化生產所作出的貢獻，如教育工作者，醫療衛生工作者，文藝與學術工作者等。總之，人類進入工業經濟時代後，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是壹個復雜的問題。勞動價值論顯然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生產力價值論克服了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

　　資本剝削的新界說

　　勞動價值論和生產力價值論都承認，資本家是剝削者；但對剝削概念的界定上，兩者出現了差異。

　　勞動價值論認為，生產中的全部利潤，即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剩余價值，全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在這裏，利潤為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因此，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是利潤的全部，剝削率是利潤的100%。

　　如果用生產力價值論來計量資本家的剝削所得，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這裏，全部利潤即扣除成本的新價值是由幾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這些生產要素大致有：第壹，土地為代表的自然力資本；第二，勞動力為代表的人力資本；第三，資本為代表的物力資本；第四，科學技術為代表的智力資本；第五，生產的組織與經營為代表的管理資本。假定這5種生產要素在價值(利潤)創造中貢獻額相等(其實不然)，那麽，各種要素所創造的價值各占總價值(利潤)的1/5。即使勞動力所有者(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全部被資本家所占有，那麽，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只有占總價值的1/5，即只占全部利潤的20%，這就是資本家的剝削量，與勞動價值論相比，剝削量(也可以說是剝削率)減少了80%。

　　當然，資本家的實際剝削量壹般會超過利潤的20%，這是因為，我們把5種生產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額設定為壹個平均值。還因為，資本家還要從別的要素所有者那裏盡力獲取剝削收入。但是，資本家作為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的投入者，其投入生產中所創造價值的貢獻額，都應當是資本家的合理收入，不能歸入於剝削的疆域。問題是，對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也有科學、合理的方法；如同對人力資本(工人的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的界定應當科學合理壹樣，不應誇大，也不應縮小。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應當承認的，即物力資本和管理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額應當高於各要素所創造的總價值的平均值。這是因為，物力資本是其他生產要素的基礎，是配置、聚合各生產要素的前提，如果把其他生產要素看成是壹種資本，那麽，它是資本的資本，是資本之母。至於管理資本，其投入者所付出的勞動的復雜性、創造性與風險性，也不能與普通的體力勞動相提並論。

　　因此，資本家在利潤中應享有以下幾項合法收益：第壹，風險收益；第二，投資收益(機會成本)；第三，經營管理收益。只有當收益超過這幾項收益的總和才是剝削收益。由於勞動價值論將資本家幾項合理收益劃入為剝削收益，誇大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這是否定資本家的歷史價值並遭之無情貶斥的重要原因。對於中國人來說，客觀、正確地認識資本家的剝削是壹個全新的重大課題。但是，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的指導下，才能解決這壹問題，使人們的認識接近於客觀實際。否認、掩蓋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固然是錯誤的，然誇大資本家的剝削也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工人的權益應當受到保護，特別在勞資之間他們往往處於弱勢壹方，其權益容易受到侵犯。另壹方面，資本家的正當權益同樣也應當受到保護。但是，什麽是資本家的正當權益也只有在正確的經濟學價值論指導下，才能有正確的答案。

　　知識經濟時代價值觀的轉向

　　如果將生產力仍界定為三項基本要素：人力資本，物力資本，和自然力資本，那麽，可以將人力資本又分解為體力勞動資本和腦力勞動資本，後者即智力資本。所謂知識經濟就是腦力勞動的智力資本在生產中發揮著主導的和基礎的作用，以致體力勞動只起著輔助的作用。這是對知識經濟通常的理解，卻是壹種膚淺的理解。

　　我們忽略壹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人類的智力對於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其廣度和深度在理論上是無限的。壹項重大科技成果的創造發明以及在生產、生活中的運用，可以使人類進入壹個新時代：如電力時代，電子時代（信息時代）。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卻是有限的。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礦物資源等都是有限的。當人類的科學技術還不能使人類遷徒到地球之外的星球中去生存，或還不可能從別的星球上獲取人類生產與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源，以滿足地球人的需要，那麽，人的智力資本與自然力資本和物力資本將會發生尖銳的矛盾。地球上的人口呈幾何級數增長著，人的消費需求在日益膨脹著。智力資本能滿足貪婪的人類無限的物質需求嗎？生態平衡的破壞，環境的汙染，氣候的惡化，資源的短缺，災害的頻發，這些都是這壹矛盾尖銳化的警告。羅馬俱樂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指出如不抑制人口和經濟增長，地球與人類將由於環境汙染和糧食不足而在壹百年內毀滅。2010年9月，天才物理學家霍金又爆出驚人言論稱：地球將在200年內毀滅，因為“人類基因中攜帶著自私、貪婪的遺傳密碼，人類對於地球的掠奪日盛，資源正在壹點點耗盡……”與此同時，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壹份研究報告中亦指出：到2030年，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將出現衰退，除非人類從現在開始就減少使用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資源。世界自然基金會與霍金的預言可謂不謀而合。16 即使沒有這些科學家的警告，每壹個地球人也已感受到逼仄的空間、惡劣的環境正日甚壹日地威脅著人們的生存。幾千年來，人們竭盡全力發展生產力，渴望經濟增長。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的增長，能為人們帶來愈來愈豐富的物質資料與社會財富，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但是，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以索取與利用各種自然資源為前提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促使人類對自然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與貪婪的占有。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稱王稱霸的後果是什麽呢？生產力無節制地擴張和經濟的日益“繁榮”，是否能給人類帶來錦繡前程？近壹個世紀無數的事實足可證明，人類在無限制的追求物質財富中正在使人類自身快速地走向毀滅！因此，我們所面對的前景是：生產力無節制的擴張其結果不是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而是人類生存力的下降。“生存力”，這是筆者提出的壹個新概念，是地球人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所亟待認真討論的大問題。這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關於未來美好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如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過是閉門造車，遠離現實的烏托邦。馬克思關於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生產力的發展，促使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築的變革，從而推動社會不斷前進這壹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顯然沒有考慮到自然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再沈湎於以GDP為綱，年年盼著GDP升帳，更不能與發達國家攀比GDP的總量。所謂知識經濟時代，人類首要的任務是實現價值觀的轉向，即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價值。知識和智慧更多的應當引導人們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高尚的道德情操；保護生態，敬畏自然，節約每壹點資源，應成為每個公民的公德；要使人們學會如何節制消費、合理消費，使揮霍財富的消費主義成為壹種愚昧與可恥的行為；要控制人口和經濟的增長，力求使人口與經濟的增長控制在環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內。總之，人類要把智慧和知識用於如何使人類持續生存、永久生存、文明生存。

　　從財富價值轉向精神價值，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生產方式，應當成為世界各國、更應當是中國治國的基本方略。

　　資本家的價值定位

　　對資本家的兩種基本評估

　　兩種價值論對資本家作出了不同的價值定位。

　　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定位對於20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太根深蒂固了：他們是惡貫滿盈的剝削者，是批判、否定的對象。我們壹貫以這種定位作為推動社會主義前進的行動綱領。

　　馬克思在撰寫出版《資本論》(第壹卷)之前，《共產黨宣言》就已問世。《共產黨宣言》的經濟綱領是“消滅私有制”。《宣言》特別聲明：“不是要廢除壹般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宣言的政治綱領是：“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宣言》尚未對上述的經濟與政治綱領作出理論論證。《資本論》可以認為是對此綱領的理論論證。這個理論論證就是勞動價值論以及建立在勞動價值論之上的剩余價值論。“兩論”論證了：

　　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利潤)都是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卻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是勞動者，他們創造了社會財富，卻壹無所有；資本家是剝削者，他們不勞而獲，卻擁有愈來愈多的財富。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壹極是貧困的積累。因此，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是利益上對立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只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才能獲得解放。

　　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歷史定位是：第壹，資本家是剝削者，它所獲得的財富全部屬於剝削收入。第二，資產階級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階級，無產階級則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革命階級。第三，資產階級已成為革命對象；推翻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無產階級才可獲得解放。

　　在生產力價值論看來，勞動價值論對資本家的定位有失公正，也不夠科學。

　　勞動價值論把資本家定位為剝削者，而且僅僅是剝削者。事實上，資本家不僅僅是剝削者。

　　資本家作為資本的所有者，首先是生產的投資者；由此而來的，它必定是這壹生產中風險的承擔者；而且投資愈巨，意味著風險愈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所提出的結論還只是建立在邏輯推理的基礎上，它將實際生產過程中的許多因素排除在外。譬如，市場競爭條件下不可能使每家企業都是贏家。可是，剩余價值論使每個資本家無例外地都成了可以預計的利潤的獲得者。

　　資本家也是生產的組織者。在決策之後、正式生產之前，首先得配置各種生產要素。生產需要場地，需要各種工具和設備，需要生產的原材料，需要勞動力，需要某種科學技術，資本家都得將它們壹壹地組織到生產中來。生產要素配置狀況對即將進行的生產，關系極大；生產要素配置得好，則生產效績優，生產要素配置得不好，則生產效績劣。所以，要素配置這壹工作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勞動價值論下，卻將這壹要素配置的勞動排除在價值創造之外。有了必需的生產要素，還不會自行進入生產。這時，必須有壹種主導力量，統率各生產要素，將之有機組合，按壹定程序與目的協力互動，生產才得以進行。這種組合生產要素，將之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進行生產，創造價值，是作為生產組織者的另壹個重要職責。總之，作為生產的組織者的資本家，首先得精打細算地配置各種生產要素，然後，統率與組合各生產要素，使之協力互動，進入生產狀態。

　　現在，生產已按預定的目的進行，但需要經營管理。在經理階層出現之前，經營管理者的角色也是由資本家充任的。在經營管理作為壹種獨立的職業出現之後，資本家以高薪聘用經理，因而仍發揮著對於生產、對於創造價值的統制與支撐作用。現在人們已承認，經營管理也是創造價值的壹項重要要素，那麽，承擔這壹職責的人，不論他們是資本家或受聘於資本家的經理人員，都是價值創造中的重要成員。

　　最後，商品必須經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其價值，因此商品生產必須始終依賴市場。對於市場，資本家是客體，也是主體。客體者，它必須聽從市場這壹“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不得自行其事，否則壹事無成。主體者，市場乃由千萬商品生產者的參與才能形成，星羅棋布的企業是市場的基礎；同時，每壹個資本家只有駕馭市場，才能在競爭中成為贏家。可見，市場的開拓與創立，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都凝結著資本家的辛勞。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市場經濟的發展史是與資本家的名字聯系在壹起的；雖然其中不乏有不光彩的紀錄(如對落後國家的不公平的貿易乃至掠奪和戰爭)。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逐步承認市場對於生產力的發展有著魔法似的推動力量，而資本家正是這壹力量的勇敢開拓者。

　　綜上所述，在生產力價值論看來，資本家這壹概念蘊含著多重內涵，在歷史上充當著多重角色。它壹方面是剝削者，但更為重要的，自工業化時代以來的社會化大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投資者、決策者，市場風險的承擔者，是生產要素的配置者、統率者，是現實生產力的組織者，是生產經營的管理者，最後，是國內與國際市場的開拓者與推進者。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看來，資本家這壹階級是現代生產的主導者，是資本主義新興生產力的代表,是建樹資本主義文明的第壹功臣。在肯定資本家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決不忽視資本家作為剝削者這壹面的消極作用和所產生的社會後果，但同積極作用相比較，它的消極作用在歷史過程中畢竟是第二位的。我們也決不忽視工人階級在生產中，在價值創造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但工人——勞動者，作為壹種生產要素，在生產的全過程中則處於被主導、被組織的地位；他們在生產中的作用基本上是在資本家的組織之下得以發揮的。

　　資本家概念的內涵——積累資本的專家

　　將資本家稱為“專家”，將他們列入專家的行列，對中國人來說直到今天都會倍感新奇。確實，這是認識上的壹個新境界。包括前述認定資本家是“社會化生產力的代表”，現在又稱之為“積累資本的專家”，都是對資本家認識上的壹次深層次的革新。

　　“專家”者，概指那些在某壹領域的行家裏手，他們有造詣，有貢獻，受到人們的尊敬。不同領域的專家，如科學家、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等構成了社會的精英，是國家寶貴的財富。各行各業都有專家，惟有在經濟活動(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這壹領域中獨具貢獻的壹族——資本家，卻將之打入另冊，賦予貶釋的涵義。這不能不認為是認識上的重大誤差。

　　資本家，是指社會中那些擁有資本和經營資本的人(階級或階層)。傳統的思維是，所謂“經營資本”，不過是從事剝削活動而已；所謂“擁有資本”，不過是擁有剝削所得的錢財罷了。雖然馬克思肯定資本家的壹切活動都是從事於資本的積累，但資本的積累，不過是罪惡的積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積累資本、積累財富的同時，對工人來說卻是貧困的積累。資本是壹種“惡”，資本家則是這種“惡”的行為載體或是“惡”的人格承擔者。這就是資本家概念內涵的認知定論，它統治我們的頭腦足足有壹個世紀了。人們因而很難超越這壹思想藩籬，特別是在企圖跳越、摒棄資本主義這壹極“左”思潮所控制的那個歷史時期。即使經歷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中國，對那些私企民企中卓有成效的佼佼者，我們仍諱忌稱他們為“資本家”，他們自己也決不願頭戴這項“桂冠”。回想50年代的“對資改造”，以後壹浪高過壹浪的批資、鬥資運動，直到“文革”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批資、鬥資的狂潮達到了頂峰。“資本家”這頂血跡斑斑、罪重千斤的帽子，確令妳不寒而栗。如此，資本家就只能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如果全面地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結合中國兩個不同時期(即改革開放前消滅與禁止私人資本的時期，之後逐步開放私人資本自由經營的時期)經濟發展反差現象的活生生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當國家消滅了資本家，實行大壹統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時，經濟發展就陷於滯緩，社會是普遍的貧窮；當私人經營者破土而出，他們開始時東張西望、心有余悸，後來終於放手大幹時，社會(開始是有限的地區)竟不要官方機構的操心(特別是不要國家像對國有企業那樣給私營企業輸血、供奶，不斷地投入資本)奇跡般的富了起來。私營企業家是積累資本的專家，是創造財富的能手，已是不爭的事實。

　　江浙以及廣東南部等地，由於私營企業領先發展成了全國首富地區。2002年，江蘇個私經濟生產總值1373.6億，占全省產值總量的29%，增長率為全省平均增長率的近3倍。2000年全省個私稅收為103億；2002年突破200億。兩年內個私稅收實現翻番，說明私人資本積累成效顯著。浙江省人多地少，資源貧乏，人均0.55畝耕地數量居全國末位，人均資產綜合指數全國倒數第三。建國後國家對浙江投資很少，從1952—1978年的26年間，中央共投資77億元，人均僅410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壹半。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增長速度為全國之冠。至新世紀初的20多年中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2%，高出全國平均增幅約4個百分點。2001年，生產總值6700億元，人均已達1800美元。“浙江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個私經濟獲得了較早的發展。浙江的工業經濟，非國有經濟從1978年的38.7%至2001年上升到95%以上，他們貢獻了全省財政收入的四分之壹。

　　全國的情況如何呢？據國家工商局、商貿部等官方機構宣布，2006年個體私營經濟生產總值已占全國GDP總量的50%，預計在未來的4年中，可占全國GDP總量的75%。

　　以上事實信服地說明，個體私營企業者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輝煌的業績。但是，我們特別不能忽略，這批個體私營企業者是在怎樣的社會背景中作出這番業績的。雖然國家的政策導向使個私經濟的發展環境逐步趨向寬松，但是與國有企業相比，如同壹個是親生的，寵愛有加，壹個是後媽養的，缺少關愛。金融業是國家壟斷的，貸款壹直偏向國企，即使虧損，或效益大不如民企，也給錢；私企則難矣，還不準妳開辟融資渠道。資金是企業的血液。沒有資金，創業起步、擴大再生產都無可能。生產經營的領域與市場準入也是受政府控制的。2004年戴國芳的民企“鐵本”在江蘇常州勒令下馬就是壹個例子。國家要妳死妳就得死。國家不準，妳縱有雄心壯誌又有何用！還有市場競爭、稅收等與國企相比也是不平等的。在種種不利條件面前，壹批私企的創業者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從全國各地紛紛掘起，他們如同璀璨的星星，在夜空中熠熠閃光。如果他們享受國民待遇，如果他們享有自由發展的空間，享有與國企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們必將如虎添翼，壹定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這就雙倍地證明，私營企業家是積累資本的專家。他們是專家大家族中的壹族，是社會的精英，實乃當之無愧。

　　有人認為，國家也可以承擔起積累資本的職責。他們說，在計劃經濟年代，為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本都是有賴國家所提供的。應當承認，在建國以後的壹個時期，國家運用行政權力集中資金投入壹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對實現工業化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是，50—60年代那個時期國家集中資金、集中建設的做法不過是戰爭年代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和平建設中的運用。這時國家看似經濟人，實是政治人。它是以政治的方法而非經濟的方法在積累與經營資金。因此，這種方式隨著時間的持續其缺陷愈益明顯。我們看到，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部門的政府官員，不過是以權力調撥與支配資金，他們在行使職權時不過是執行計劃，落實指令，完成上級的(行政)任務，其資金運行的效益和效果他們並非十分關心，壹則無須承擔風險責任，二則與自身利益無直接關系；他們操心也是多余的。因此，國家所擁有的資金只能稱為“資金”，而不能稱為“資本”，或基本上不能稱為“資本”。因為資本的本質是必須能增值、能贏利的資金(長期使用資金的概念而拋棄資本的概念，除有意識形態的原因外，資金本身所行使的使命尚未具資本的天職)。這種體制下資本的積累不但效率低下，而且，由於重大決策失誤與重復建設無法避免，往往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尤其是在“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極“左”思想的指導下，這種損失更為巨大。同私人資本家的資本積累相比，其成效真是天壤之別。或許，壹個在政府計劃經濟部門終身從職的官員(包括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在積累資本方面的經驗與知識會遠遠不及壹個僅僅從業5年或10年的私營企業家。原因是，前者是履行公事，後者是他們的本能與天職。資本家之價值，其壹生成就之大小，都凝結於資本的積累之中。

　　有人可能還會提出，資本家的資本積累其成效雖大大優於國家，但這種積累起來的數量愈來愈巨的資本，畢竟是屬於私人的，如果鼓勵這種性質的積累，社會勢必出現兩極分化，這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

　　這種看法是膚淺的。

　　資本確實是私有的，而且法律必須保障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我國憲法已於2004年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否則無人會殫精竭慮、千辛萬苦地從事資本的積累了。但這種私有財產中的壹部分(在利潤中，必須始終有足夠的壹部分留給資本家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卻會流向社會的各個方面，流向貧困的弱勢的人們。其途徑首先是國家稅收杠桿的調劑，特別是累進所得稅、遺產稅(遺產稅目前在我國因條件尚未成熟，還未有出臺)。這些稅種表明，妳利潤收益愈多，妳積累的財富愈多，妳為國家與社會提供的財富也就愈多，富人為窮人、強者為弱者所提供的幫助也就愈多。西方國家所建立起來的各種福利保障事業(失業、養老、醫療等)其資金來源絕大部分來源於那些資產大戶所繳納的稅款。其次，西方社會所設立的各種民間性的基金會，其經費亦來源於社會中的富有階層，它對於幫助解決社會中的各種需求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社會中的壹些慈善事業也是資本大款們樂意資助的去向。“為富不仁”在此成了“富者從善”。(2001年，香港著名實業家邵逸夫設立“邵逸夫獎”，每年對天文學、數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獲得突破性成果者予以獎勵，獎金金額高達100萬美元，遠遠高於“諾貝爾獎”的金額)上述三種情況在我國都已出現，有的雖只初露端倪。隨著私人資本的壯大，它對於整個社會的共同富裕肯定起著有力的推動作用。

　　由此可見，這種資本首先是私人的，然後不斷地轉化為社會的。或者說，社會將資本積累的職責委托給了資本家，而後，這些積累起來的財富通過某些途徑和方式轉化為社會財富，由社會進行合理地消費。就像那些音樂家、作家、科學家那樣，其作品的成果是以個人名義創作和創造發明的，所有權因而是私人的；但受益卻是全社會的。

　　由此可見，我們愈是希望提高整個社會的富裕水平，就愈是要支持私人資本的發展。

　　資本家的人文特質

　　人們承認壹個人為科學家，或文學家，或什麽家，在於他的成就，在於他貢獻給社會的成果。自然的，壹個人成就為資本家，同樣在於他的成就，在於他貢獻給社會的成果。如果說，其他類別的專家的建樹主要是在精神領域，那麽，資本家的建樹是在物質領域，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量，表現為貢獻給社會的財富的量。然而，物質的背後所支撐和所推動的是精神，在積累起巨量資本的同時也積累起資本的新形象。這是我們所要接受的另壹種財富——“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的概括)，盡管它在當前的中國遠未臻於成熟。

　　鑒於長期來資本家不過是罪惡的代名詞，是詛咒的首要對象。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則是，面對私人資本在壹個短時期內不但在不公平的市場競爭中紛紛脫穎而出、站穩腳根，而且市場空間迅速擴大，其資本積累幾乎是呈幾何級數增長，那麽，研究這壹新興的群體是怎樣從事創業的?他們是壹群什麽樣的人?作為專家的壹族他們具有什麽特殊的品質和人格精神?就十分必要了。

　　資本家的特質，首先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的核心。從生產前的投資決策，到各生產要素的精確配置，生產過程的組織管理，市場交換中商品價值的實現，再到擴大再生產，資本家在這壹過程中無不體現著核心與靈魂(這壹點在“社會化生產力的代表”中已作了論述)。

　　其次，他們在社會化大生產中要發揮核心作用，必須具有相應的能力、經驗和知識。如決策如何富有遠見而又避免失誤，要素的配置如何合理而節省，生產如何科學管理，使之有秩而高效，商品的價值如何充分實現，利潤如何合理分配，擴大再生產如何推進，等等，解決這壹系列的問題，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非凡的智慧。

　　第三，在資本的積累中表現出他們的獨特品格與精神。如創業與開拓精神。如刻苦耐勞與勤儉節約的精神。以往，總是將奢侈、腐朽歸罪於資產階級，所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實這是深深的誤解。如在組織管理、技術應用、產品開發等方面的創新精神。“創新、創新、再創新”，他們總是這樣念念有詞。否則，無有資本的加倍擴大，也無有在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又如，誠信精神，奉獻精神。2006年，美國的沃倫?巴菲特將370億美圓的資產捐獻給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會；比爾?蓋茨則宣布將逐步退出微軟，專門從事慈善基金會的事業。關於“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有以下概括：他們具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性格。他們承擔無比繁重的工作。他們並不是投機商、大金融家，而是在冷酷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他們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幹，全心全意投身於事業之中。他們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活動已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了。他們是為了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了生存才經營事業。17 只有了解資本家上述特質，我們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在文化、政治、教育、道德等方面所創立的文明成果。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只不過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壹種現象，即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現象。我們知道，經過各方面的種種努力包括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弊端，在資本主義社會已大為改觀。當然，資本家作為人，難免存在某些缺陷以及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這是我們必須關註，並時時要加以限制的。但是，我國私人資本的起步與發展中所出現種種不盡人意的狀況，壹則是受私營企業主自身素質的局限；二則是私人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我國發展時間還很短，很不成熟；此外，政治體制中的某些缺陷(如權力進入市場)也誘發私人經濟的消極作用（如官商勾結）。因此，能達到資本家水準的，在中國現今的私營企業主群體中，還是寥若晨星。

　　上述對資本家的新評價，揭示的是在歷史常態下出現的資本家的壹般特質。當代中國在開啟市場經濟之後，這類資本家已初露倪端。與此同時，由於權力介入市場，在權力與資本相結合這種特殊條件下，還出現了壹批所謂“權貴資本家”，他們完全不具有上述資本家的壹般特質，卻具有另外壹些特質，需專文另作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積累資本的專家。他是資本成長中的壹種怪胎；這種怪胎不加消除，健康的市場經濟和健康的資本發展都絕不可能。

　　結 語

　　西方壹批先進強國的掘起，最本質的原因就是社會順其資本主義的自然法則獲得了自由的發展；因而使資本家群體脫穎而出，他們前仆後繼，百舸爭流，各領風騷，盡盡地發揮他們在財富積累中的核心作用，因而使西方社會在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各領域，大生光輝，昌盛不衰。

　　中國，則曾走著另壹條道路。毛澤東主宰中國之後，把資本主義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他在建國之初在所謂“社會主義改造”中立即“成功”地消滅了微弱的民族資本主義，此後把中國引上了“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歧路。頻繁的政治運動便是壹撥又壹撥的“批判資產階級”、“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直到“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壹霎那”。這壹切的後果導致中國貧困、落後、愚昧與野蠻。而當我們逐步地開放資本主義(外來的與本土的)後，中國的面貌隨之日新月異。滅資、批資、防資、恐資，可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壹切教訓中最為重要的教訓了!也是中國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

　　至於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不過是推進資本主義社會文明作出不同貢獻的兩個階級。他們之間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他們都是國家的公民，政治地位平等。其矛盾可以遵循法律、以理性的方式求得調節，而不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如果說壹定要消滅某個階級，那麽應當消滅的是無產者階級。消滅無產者的方法就是使也們成為有產者。這需要壹個歷史過程。西方社會是否也是循著這壹方向前進的呢!消滅資產者的結果如何?中國的實踐已有了答案。

　　階級鬥爭“不擴大化”和“擴大化”都是錯誤的階級鬥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享有重要地位，在毛澤東的執政實踐中更是壹個首要問題，搞得舉囯上下，天怒人怨。

　　所謂階級鬥爭“不擴大化”，就是將階級鬥爭的範圍限定於馬克思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所謂階級鬥爭“擴大化”，就是將階級鬥爭的範圍擴大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鬥爭之外的領域，將不是這兩個階級鬥爭的問題也當作是這兩個階級鬥的問題來對待。

　　現將階級鬥爭“不擴大化”與“擴大化”的錯誤，分別論述於下。

　　壹

　　關於階級鬥爭“不擴大化”的錯誤，我們先從馬克思的現代社會階級鬥爭理論與這個理論在西歐社會中的回聲說起。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論證，可以簡述於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中工人是剩余價值的唯壹創造者，卻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是，工人階級大眾愈來愈貧困，而資本家階級少數人卻愈來愈富有。因此，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是不可調和的，消滅資本主義、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否正確還有待於實際生活的證明。

　　1848年至1850年，爆發了席卷西歐各國的革命，這些革命都失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等著作總結這次革命失敗的教訓，豐富了《共產黨宣言》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的概念。1871年法國又爆發了巴黎工人的武裝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這壹臨時政府。巴黎工人這次英勇嘗試僅72天便被梯也爾政府鎮壓了。馬克思寫了《法蘭西內戰》這壹重要著作總結這次革命。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熱烈稱贊公社在打碎舊國家機器基礎上所實行的民主制。認為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原則是永存的。1875年，馬克思又寫了《哥達綱領批判》這壹名篇，總結了無產階級整個鬥爭的經驗，提出了壹條著名的原理，即“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度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巴黎公社失敗後，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再盼來無產階級的革命。恩格斯的晚年，即19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有了緩和。恩格斯於是及時提出了調整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策略。1890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任上期間，國會廢除了《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資產階級政府對工人政黨禁令的廢除，社會主義政黨在各國隨之普遍興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壹個偉大的轉折。它標誌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開始包容了它的“敵對階級”的政黨，而且這個政黨可以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平臺上與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平等競爭，結果，工人政黨不但融入了這壹制度，而且當大選中獲得多數選票之後還可以入駐政府，登上夢寐以求的執政黨的寶座。而在過去，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登上這個寶座，是必須經過暴力革命、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才能實現的。以工人為基礎（當然必須兼顧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壹旦上臺執政，自然要實行有利於工人與全社會利益的政策。這不就是伯恩斯坦預言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嗎！這種社會主義不是如馬克思設想的以消滅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為其前提，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不能再說是“無產階級”了）共同融合於壹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個什麽玩意兒？是姓“資”還是姓“社”？我的回答是，不姓“資”也不姓“社”，既姓“資”也姓“社”，是亦“資”亦“社”的統壹體，這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互相合作的偉大創造物。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框架，按照我們幾十年來形成的僵化的思維方式，總是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看成是水火不容、絕然對立的東西，因而難以理解這個共同體的偉大創造，反而會對這個共同體作出錯誤的理解。現今西歐各國，資本主義依然存在，資產階級依然存在，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制度）也保存下來了，而且更臻於完備了。與此同時，工人的政治和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變。工人爭得了民主，爭得了各種自由權利，爭得了各種經濟權益。國家政權不再為某壹政黨、某壹階級所獨霸，而是為各政黨輪流執政，為各階級共同主宰。它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經濟發展成果也不是為少數有產者所壟斷，而是通過政府調節為社會各階級所共享，實行了分配正義，社會公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和平的途徑進行調節處理，不再需要付諸暴力、流血的方式拼得妳死我活。壹個社會，其國家權力和社會財富能夠比較合理地為社會各階級所共享，這不就是社會主義嗎？是的，這就是20世紀在西歐各國大行其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文明階梯的遞升，是保留資本主義上層建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自由經濟）基礎上，滲入社會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不是堅持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產物，而是放棄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

　　以上簡單的敘述說明，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使自己獲得解放的理論，沒有被西歐各國的歷史發展所證實，也就是說，即使是“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沒有被西歐各國的實踐所證實。由此可以認為，它終究不是壹種正確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被毛澤東不切實際地套用於中國，就更顯荒唐。

　　首先，毛罔顧西方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關系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對立關系理論的提出，其歷史背景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資本主義的這壹歷史時期，由於資本對勞動的殘酷剝削，勞資關系是緊張的。但是，進入19世紀9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工人運動及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促使資本統治調整了對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政策，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有了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新情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因此逐漸淡化。對此上面已作了說明。但是毛澤東的認識還停留在資本主義早期為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結論，並施加給中國，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

　　其次，毛還不顧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獨斷地推行他的滅資計劃。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政治法律制度，都已經比較成熟和完備了。可是中共建政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還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僅占10%左右。在中國，不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是“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馬克思語。見《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版序言）。要將落後的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就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就要有壹大批資本精英為其殫精竭慮。這壹點，毛澤東似乎是知道的。他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言之鑿鑿地承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毛還說：“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發展資本主義，“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1949年9月中共主持下制定的《共同綱領》中也規定，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私有財產”。可是，毛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卻放出了另外壹種空氣。毛說，中國革命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毛的這壹論斷，是毫無根據的；卻說明，就在革命勝利的前夕，在毛的腦海裏就已經暗暗地盤算著在政權到手後立即實施他的空想社會主義計劃了。因此，在四年之後的1953年6月，毛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以個人的名義提出了“壹化三改造”（完成工業化，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並強令全黨接受，說脫離了這條總路線，“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毛澤東迫不及待地向資產階級開戰，這個“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是完全錯誤的。錯誤之壹是，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並不突出，更不尖銳，根本用不著以消滅資產階級來調節勞資之間的矛盾。錯誤之二是，當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而不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消極力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遠未在中國確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建立於商品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人類史中不可超越的歷史階段。毛憑他的專制權力企圖超越這壹歷史階段，立即進入無商品生產、無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只能是壹場空想壹場夢。這個空想計劃，毛在世時在推行中，就顫顫巍巍，舉國貧窮；毛去世後市場經濟出臺，自由經濟掘起，經濟狀況迅速好轉。這都說明，毛的滅資創舉完全破產。

　　為什麽毛澤東在40年代承諾要發展資本主義，到了50年代初期就要消滅資本主義了呢？是什麽原因促使毛在短短地七、八年中發生了180度的變化？第壹，在奪得政權之前，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揚言發展資本主義，以迷惑人心，消除人們對共產的恐懼。第二，毛是壹個空想社會主義者，這是他年輕時就立下的理想。在毛主宰中國的27年中因而始終不渝地在不斷的挫折中實踐他的空想社會主義。第三，毛熱衷於鬥爭哲學。他自己說，年輕時看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只取了其中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壹生的座右銘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當然還可以補充壹條，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壹條，那就是毛對資本主義的無知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的背叛。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反思文章中，經常引用馬克思以下的重要文字：“無論哪壹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這實際上是對毛背叛馬克思主義的聲討。

　　還需說明的，毛掀起的消滅資本主義運動，談不上是什麽“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基本事實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似乎有同語重復之嫌。但用此語揭穿毛的偽階級鬥爭卻有壹用。1953—1956年的這場滅資鬥爭中，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的不是壹個工人階級，而僅只壹個人，那就是毛澤東。請讀者註意，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所提出的包括“滅資”計劃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以毛個人講話的形式提出來的。它不是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提出的建議，不是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決定，也不是經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決定，更不是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所作出的決定。自然更談不上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通過的決定了（當時尚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以說，這個滅資計劃，這個總路線，不是全黨的意誌，更不是國家意誌，純粹是毛的個人意誌和個人行為。毛甚至與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也無有通氣磋商，反而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有害”的提法，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請問：壹個人與壹個階級的鬥爭能稱為階級鬥爭嗎？當然，這個“壹個人” 不是普通的壹個人，而是握有囯家機器的黨和國家的首領，這個鬥爭因此是壹個囯家對壹個階級的剿滅。

　　再說，階級鬥爭的起因通常都是由於弱勢階級壹方難以承受強勢階級的壓迫、剝削而爆發的。中國歷史上農民階級反抗統治階級所爆發的多次起義，西方資本主義（主要是早期）社會工人階級為爭取自身的權益與資產階級的鬥爭，都是如此。而1953—1956年毛所掀起的滅資運動卻是個例外，它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獨裁者對弱勢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壹場殲滅戰，簡言之，是強者對弱者的滅殺。這確實是人類階級鬥爭史上的異例。但是，強者對弱者的滅殺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共產暴政的降臨。

　　綜上所述，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理論沒有被西方國家的實踐所證實，因此，這壹關於現代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不能認為是壹種正確的理論，即“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也是不正確的理論。所以，即使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大體相同，毛將這壹階級鬥爭理論套用到中國，也是錯誤的，更何況，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文明階梯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毛將這個理論套用到中國，就更加荒唐，更遭大殃。

　　同時，我們也可以認為，雖然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屬現代社會常規的非擴大的階級鬥爭，但發生在中國的1953—1956年那場“滅資”運動，即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所謂“改造”就是“消滅”，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企業，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個體農戶，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消滅個體手工業，知識分子改造，就是消滅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如此等等），卻完全是毛澤東主觀人為的、是沒有理由所進行的壹場鬥爭，因而應同樣歸結為是壹場擴大了的階級鬥爭。

　　二

　　毛澤東搞完“不擴大化”的階級鬥爭、實現他的“消滅資本主義”計劃之後，緊接著大張旗鼓地開展“擴大化”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階級鬥爭在“滅資”鬥爭之前就已經起步了，如1955年毛所引爆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前者（消滅資產階級）僅3年（1953—1956），後者長達20余年（1957—1976）之久。前者至多打擊了幾千人，後者傷害了上億人，有許多人下了地獄，進了墳墓。

　　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或理由）為列寧所首創。其要點被中共概括如下：1、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企圖復辟；這種復仇心理還會傳予子孫，綿延不斷。2、小資產階級會自發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中國是小資產階級如同汪洋大海的國家）。3、資產階級思想會廣泛地影響知識分子、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甚至工人。4、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和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是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存在階級鬥爭的外部條件（見《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1964年）。

　　毛澤東信服列寧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客觀原因有二。壹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罪錯，毛認為給斯大林、給社會主義抹了黑。之後，赫魯曉夫又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路線。毛澤東批評蘇共領導人丟掉了斯大林和列寧兩把“刀子”。“刀子”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二是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毛澤東和黨內有的領導人感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了挑戰。毛澤東於是認為，僅有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僅有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解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

　　在“反右”後期，鄧小平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理論，又加了壹條：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否“心服”，如果“不心服”就是敵我矛盾，就是階級敵人（見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1957年）。

　　因此，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前毛澤東作了以下重要補充：“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壹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需要說明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是毛後的提法。毛時代不可能有這個提法。那時候，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階級鬥爭，都是響當當的階級鬥爭，哪個敢說，這是“階級鬥爭的擴大化”。

　　“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內涵和本質是什麽呢？——是將階級鬥爭延伸擴張到人的思想領域，即意識形態，世界觀，人的思想和人心。把那些與統治者的意誌、觀念相左的意見和思想傾向，特別是對專制、特權、官僚主義以及在決策、政策上的失誤與偏誤所提出的批評或建設性意見，有的甚至是私下的議論，都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不滿的惡毒攻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言論，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總之，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鬥爭，因此，對之實行專政。這樣壹來，階級鬥爭就有實際的東西變為虛幻的不確定的東西，由客觀的東西變為統治者主觀隨意的東西。於是，階級鬥爭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了，階級鬥爭也必然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某種情況下的尖銳性的特點。“階級鬥爭擴大化”是對公民言論自由權的粗暴剝奪，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野蠻蹂躪，它使幾十萬、幾百萬善良、正直的國民成為階級敵人，領教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

　　把思想領域乃至人心引入階級鬥爭的範圍是荒謬的。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存在與互相交流，是不可消滅的永恒現象。要求思想高度統壹，不允許存在與官方不同的意見，這是思想專制，這是消滅言論自由，絕不是階級鬥爭。不同意見，不同觀念，何者是正確的，何者是錯誤的，何者是革命的，何者是反動的，何者是無產階級的，何者是資產階級的，還有，何者是善意的，何者是惡意的，用什麽標準來加以區分和判斷呢？又有誰來加以區分和判斷呢？對於第壹個問題，我們沒有辦法找到壹個區分是非的客觀的普遍的永恒的標準。對於第二個問題，倒是有答案的，那就是握有權力的人。在中國，通行“權力真理”論，小權者有小真理，大權者有大真理，享有最高權力的統帥就擁有絕對真理。所以，握有權力的人掌握著區分是非的標準。也因此，在中國，除了毛澤東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是真理的代言人。其它壹切人，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黨國的創建人和領導者，都可以被打成為走資派，右派，右傾機會主義者，反黨分子等，遭之整肅，乃至迫害致死。毛澤東高呼“以階級鬥爭為綱”，時刻揮舞“階級鬥爭”的大棒，實際上是將階級鬥爭作為整人、打人、消滅異己的法寶，以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異化和濫用。

　　至於鄧小平將“人心”服不服引入階級鬥爭範疇，就更為寬大無邊了。人心服還是不服，倒還直白，但什麽是“心服”，什麽是“不心服”，還不是全憑統治者的主觀感覺。階級敵人的帽子可以在任何人的頭上揮舞，隨時隨地可以落在所謂“不心服”的某個人、某些人的頭上。即使統治者如何地專橫無道，如何作惡作亂，人民只能心服，只能歌頌，只能說形勢壹片大好，領導者的決策如何英明正確。否則大禍臨頭，厄運難逃。幾千年的皇權統治中，尚有微服私訪，體察民情，統治者尚有自我約束之心，尚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現在竟可以將“不心服” 者打成階級敵人，這意味著為政者可以為所欲為地貪贓枉法，肆無忌憚地魚肉百姓了。將“不心服”當作階級敵人，在民主國家那裏就如天方夜譚。在那裏，執政黨的對立面都有反對黨，時刻窺視著執政者的壹言壹行。如此，反對黨不就是執政黨不共戴天的敵人了！？在那裏，“不心服”的現象太普遍了，遊行，請願，罷工，媒體對官場醜聞的曝光，大選時將某個政黨拉下臺。正因為有“不心服”的壓力，執政者才不敢以權謀私，才不敢為非作歹，才不敢侵犯公民的各種合法權益，當然，更不能將異見者打成階級敵人。否則，鼓吹推翻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怎麽可能安身立命，早就被專政掉了。

　　我們還要鄭重地提到，階級鬥爭擴大化還擴大到壹個十分龐大的群落，那就是出身於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國民黨政府舊職人員家庭的子女。由於每次政治運動都會產生壹批批新的階級敵人，如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反黨集團分子，走資派等。因此這個群落總是與時俱增地不斷擴大著。這壹大批青年人，從幼年時代開始就承受著“出身歧視”的折磨。無論他們如何品學兼優，表現如何出色，他們總是受到社會的冷眼、歧視和排斥。他們無權跨入大學，無法找到正規的工作，評優、參軍、招幹更與他們無緣。他們的戀愛、婚姻史中積澱著心酸的往事。他們被壓在社會的底層。他們只能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改造自己，將青春獻給廣闊的天地。他們“生而有罪”，犯有“出身原罪”，他們無論如何地勤奮努力，積極向上，也無法洗刷、掙脫這個與生俱來的“原罪”。遇羅克在“文革”初期寫了《出身論》，廣為傳播，對反動的“血統論”痛加批駁，為“生而有罪”者挺身抗爭，竟以反革命罪而被處決。這個群落實際上成了“準專政”對象。毛澤東給了他們壹頂帽子，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說，他們生來就是孬種。這個群落壹共有多少人？社會學家至今沒有加以調查統計（筆者估計有幾千萬）。這個群落，在三十年不堪回首的歲月中，他們的心靈備受創傷，人格遭到侮辱，才華任其毀滅，國家因拋棄他們又何嘗不受到無法估量的損失。他們幾乎成了被遺忘的壹族。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他們才開始回歸社會，成為社會大家庭中的壹員。在清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時，我們不能再將他們遺忘了。

　　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基本矛盾”。在此之後毛主政的二十七年中始終將階級鬥爭作為治國之綱，以此為根據毛提出了壹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路線。這就是文革年代家喻戶曉的壹段“最高指示”——“社會主義社會是壹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自然不知道，這條基本路線就是他主政中國時期的基本錯誤。其實，毛時代，中國人民與毛的極權體制和錯誤決策、政策之間的矛盾，才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無產價級專政：邏輯起點、理論追問與實踐走向引 言

　　毛澤東在奪得大陸政權前夕，撰寫了行將立國之綱：《論人民民主專政》。在文中，他回顧了中國人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曲折過程。他說，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先進的中國人都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但是，“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都失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人終於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壹新。於是，毛澤東認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壹齊破了產。”1954年，毛澤東在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的開幕詞上詔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是黨、也是國家，不僅是革命，也是建設的“指導思想”了。從那以來，中國進入了“馬列化”時期。到了“文革”，又進入了“毛澤東化”時期。

　　“馬列化”時期 中國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第壹，根據馬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建立了集權、專制的國家體制，即中共批評蔣介石的“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政治體制。所不同的是，將三民主義更換為馬列主義，將國民黨更換為共產黨，將蔣介石更換為毛澤東。第二，根據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和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及城鄉手工業者、農民個體勞動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大資本到小私有壹舉徹底消滅。壹個沒有商品、沒有市場、沒有私有制的大壹統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就此確立。中國從此進入社會主義了。毛澤東的名言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第三，為了鞏固上述改造成果，還需要建立大壹統的思想體系，使馬列主義成為全民族由衷信仰的真理，這就需要消滅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批判其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征服其心靈。於是，知識分子經受洗腦（“思想改造”）與群體煉獄（“反右”）的長期煎熬。第四，毛在建立社會主義體制後，急不可耐地企圖“超英趕美”，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直奔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美好社會。接著遭到慘重失敗，造成餓死三千多萬人的慘烈後果。

　　“大躍進”的慘敗，黨內壹些人的批評使毛如鯁在喉。雖然彭德懷已被毛嚴厲整肅，但站在他這邊的看來只有幾個人了：林彪（林當時捧毛是策略上的考慮），柯慶施，康生等。毛不願這樣沈默下去，更顧慮他身後會像斯大林那樣將罪錯示眾。他孤意發動壹場使中國“毛澤東化”的革命，“文革”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毛澤東上演的“毛澤東化”時期（即“文革”）的主要特征是：第壹，崇拜、神化毛，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懷疑壹切，打倒壹切。第二，毛拉攏親信私自組建（非法）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為黨和國家事實上的最高領導機構。黨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等組織機構被架空靠邊，名存實亡。全國從上到下的黨政機關受到沖擊，其領導人被指控為“走資派”，靠邊挨批，沖擊波波及工廠企業與邊緣農村，甚至部隊（所謂揪“軍內壹小撮”）。第三，國家的法律法規，社會的正常秩序，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範棄若敝屣，橫遭踐踏。人們（其中有“文革小組”的煽動與指使）可以任意抓人、抄家、關押、批鬥、毆打、誣陷、密告、賣友等等，由此造成的各種後果無須承擔法律與道德責任，結果血腥暴力事件不斷，冤假錯案成堆。這是壹個極端恐怖又極端專橫的年代。毛死後留下了專制與貧困（不僅僅是物質）兩大遺產。

　　70年代末鄧小平執舵開始了後毛時期，這壹時期的特點是對馬列的實用主義與機會主義（某種意義上是鑒於實踐中慘重挫折的矯正，但這種矯正帶有極大的黨派私利局限性）。就鄧小平而言，他否定了“文革”，批評毛的晚年錯誤，卻捍衛毛的歷史地位，提出所謂“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他否定“兩個凡是”，卻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無產階級專改，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可稱“四個凡是”），繼承了毛的極權衣缽；他提倡對外開放、引進外資與國外先進科技與管理經驗，卻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與政治制度；他主張市場經濟、開放私人資本，卻維護壹黨派私利的特權體制；他對毛的個人專制、中央集權有所反思，但當人民起來揭露專制與腐敗時，卻毫不手軟地施以血腥屠殺。結果，後毛時期是維護專制、開放腐敗的時代；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更衰退為操守專制、深度腐敗。中國社會在繁榮的表象下全面墮落了！極權政體四面楚歌。

　　怎樣估價1949年之後共產政權對當代中國所造成的負面後果呢？歷史學家們將會作出不同的答案。筆者的回答是“三破壞”：第壹，破壞物質生產力；第二，破壞精神生產力；第三，破壞自然生產力（生態的破壞與環境的汙染已嚴重危及中國經濟的後續發展與民族的健康生存）。“三破壞”的內容太豐富，文章可以做得很大，這裏僅提出壹個大思路。“三破壞”的估價並不表示這壹歷史時期內中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中壹無是處，只是如果沒有馬列主義的誤導與毛的罪錯，中國人在各方面將更有所作為。

　　回想以往的歲月，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為了中國的獨立與強大，或者，為了自由與民主，為了免除奴役與剝削，無數熱血青年，億萬勞苦民眾，背井離鄉，投奔共產黨，為革命流血奮鬥。革命終於成功了，新中國誕生了。“時間開始了！”（胡風語）壹切都是新的：新的國家，新的政權，新的領袖，新的氣象，新的目標，……除了“壹小撮階級敵人”，人們無不為之歡呼！但是，接連發生的壹系列運動、鬥爭、挫折、災難，與原先想象的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國家的情況壹年比壹年壞。懷疑產生了，增長了。是什麽地方出了問題？根源在哪裏？還得追溯到源頭。源頭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壹步壹步地走過來的，雖其中有毛輩等人的獨特“貢獻”，但是實踐的基本路線是沒有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軌道的。因此，曾被毛澤東熱烈贊頌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不能不壹壹詰問：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嗎？是“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嗎？是解放全人類的指路明燈嗎？是集人類智慧、真理的思想寶庫嗎？他的理論是怎樣把我們引向歧途的？

　　為了從理論的源頭上總結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教訓，筆者將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作壹力所能及的分析與評述。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與理論框架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概念，就此，使馬克思主義獨樹壹幟，使馬克思主義與西方主流學說有了明顯的區別。

　　往後的闡述還表明，作為邏輯起點的“階級”概念貫穿於他的全部學說，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是他學說的基點。

　　雖然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闡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已對各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但他們不可能將階級概念作為全部學說——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終身的實踐指南。

　　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他自己概括了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1由此可見，“階級”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概念，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廈就會坍塌。

　　同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遭受剝削、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闡述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的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治統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

　　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當《資本論》（第壹卷、1867）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政治號召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裏，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沒有強制性的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無產階級，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壹偉大的階級。

　　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方能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1875）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重點號系原著所有）以上簡短的概述，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階級——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體味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其出發點是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為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當時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在考察當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關系時，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闡釋，他對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致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左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譬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命題，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它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能成為現實嗎？另外，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那麼，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呢？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論、自由論與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兩種人學論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考察人的本質。

　　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浸透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人學的鑰匙。

　　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厚此薄彼。不管富人、窮人，不管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它、對待它。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人學研究的另壹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每壹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怎能稱是自由國家呢？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如生理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要求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2 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基石。

　　馬克思並不滿足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社會關系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3 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 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5 但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6 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7 針對蒲魯東認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8 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9馬克思的人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壹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10 所以，向工人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有什麽意義呢！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等。從人的社會性出發，不同的類，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地引出了革命的結論，即只有首先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裂變，即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並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

　　馬克思人學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譬如，毛澤東就此發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帶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11 毛的此言等於說，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大陸，人們因此畏言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索性免談而逐出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遭之野蠻的踐踏。這種思維禁錮中國人至少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胡喬木仍以這壹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12 當然，這樣的時代已經與我們漸行漸遠了。

　　2、兩種自由論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莫大的區別。

　　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闡述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國家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考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之壹——貢斯當（1767——1830，他的思想在二戰後才受到重視）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13 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柏林（1909——1998）對自由的定義仍守衛同樣的邊界：“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14馬克思壹生著作恢弘，其目的無不執著地探求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試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每個人，特別是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裏，每個人才獲得了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地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呀，自由呀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則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消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消亡之後才能普降人間。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得有公共管理機構呀！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等等。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不是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蠻荒時代。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疑團，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也因此，使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現實與實在。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壹切人）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僅指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15 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壹切人）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語義來看，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壹切人）自由的基礎（條件）；但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壹切人）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呢？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壹切人”是指什麽呢？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為人類進入大同世界還是遙遠的夢想。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

　　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6 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或至多是，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集中者（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這同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而在此則相反。

　　3、兩種國家論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石建樹其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17 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消亡，都是同階級、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列寧）。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壹定階段上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會“自行消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18 恩格斯極而言之：“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9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20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呢？——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1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會自由壹些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著重號是恩格斯加的）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 就不再存在了。”22 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著重號是列寧加的）23 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緊緊地鎖定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框框內。

　　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闡述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政府）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在無政府狀態下，由於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訂立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契約，來自人民的授予，其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具有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吏，如果缺乏監督與制約，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從制度上、法律上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為此，洛克首先提出“限權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我稱它為狹義的權力制約，是囯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即“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理論），成為美國立憲的框架，並為世界許多國家效仿。以後，傑斐遜等人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我稱它為廣義的權力制約，是各種社會力量、即各種非囯家權力對囯家權力的制約）。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範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使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資產階級議會是“空談館”。他贊賞巴黎公社實行“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24 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這種“壹黨專政”的體制為斯大林日後個人專制鋪平了道路。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壹套。”25 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對人實行專政。不能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

　　比照馬克思的國家觀真有天壤之別。馬克思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是在階級鬥爭的暴力中建立，而不是人們選擇、認同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並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壹政黨）之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並為了保障人們的自由。在這樣的國家中，專政階級與被專政階級（兩者都系主政者的人為設定）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進行著壹場又壹場迫害被專政者的戰爭。愛因斯坦說得好：“國 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 國 家而生存。”（2005年德國政府把這壹信條鐫刻在德國政府的大樓上）他還告誡人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而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現實中，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26“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追問

　　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的浩瀚著作中論述得並不多，但卻是馬克思的重要主張。1852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強調“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是他的“新貢獻”。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更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27 從馬克思的自我表述中，可知“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學說中的壹個核心概念，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而達到無階級社會又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列寧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的試金石。他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28馬克思在世時，除了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專政在各國實踐的情況。之後，以列寧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以及第三國際的各國共產黨，都切實地實施了無產階級專政。今天，我們翻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記錄，怵目驚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統治時期，上個世紀30年代，以專政的名義進行了“大清洗”。據蘇聯晚期負責冤案平反的官員說：“在肅反中受到迫害的達2000萬人（占蘇聯人口的十分之壹）。”黨的領導人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遭到殺害（蘇共17大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被殺害；軍隊中767名高級軍官中，有512名被鎮壓；6名元帥中，有4名被處決）。毛澤東統治時期，繼1957年對知識分子全殲性的整肅後，1966年又發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史稱“文革十年浩劫”。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劫難逃，迫害致死；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領導被指控為“走資派”，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據葉劍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文革”整了壹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波爾布特執政的紅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8個月（1975——1978年）時間裏，對本國人民進行大批屠殺，竟使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壹（據《國際統計年鑒》1995年版）。當時柬埔寨人口約700余萬，據此數計算，被殺戮人口在200萬左右。這在死亡人數與國民人口相對值上創造了空前荒謬、空前血腥的記錄。波爾布特在“文革”期間幾次來北京取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曾向他推薦了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壹文，並盛贊他“妳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29上述發生在三個國家的歷史事件，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帶給人民的是恐怖、迫害與災難！這壹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幹的。正是：試圖將其變成天堂的東西，卻總是使壹個國家變成人間的地獄。作為後人，責備這壹理論的提出者無濟於事，但是，既然這壹理論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後果，那麽，這壹理論的不完備性、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了。研究和廓清這壹理論中的缺陷應當是我們的責任。

　　1、“階級國家”與“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

　　任何國家其權力只能為某壹“統治集團”所占有。所謂地主階級是封建國家（應當是“皇權專制囯家”）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未免言過其實。在某種生產方式下，雖然有壹個階級主導其生產活動，成為經濟上乃至政治上的強勢者，國家的內外政策因而往往向這壹階級利益傾斜，但這壹階級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

　　在封建社會，以皇帝為首的皇族集團代表國家，控制國家權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國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國家，清朝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國家，所謂“家天下”也，如此而己。地主階級則不享有國家權力，雖然在經濟與政治方面與農民階級地位懸殊，但與皇族集團不可望其項背。

　　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作為壹種公器不容某個集團永久占有。各階級、各集團可以通過組織政黨，通過競選，攫取有限的國家權力。那種把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說成是資產階級專政，是難以服人的。

　　至於社會主義國家，“階級專政”的本質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統治者向被統治者所宣揚的“工人階級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只是壹個政治標簽，只是壹個空名。國家權力的實際享有者和操作者（所謂“領導”） 是黨的上層寡頭和壹批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官員。在計劃經濟年代，工人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工人，只領取微薄的工資糊口；農民是公社裏的農奴，連人身自由都難有保障。改革開放之後，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邊緣化了，貧困化了。“階級專政”實在是壹種反諷。

　　“階級專政”的“虛幻性”，其後果是帶來了專政主體的不確定性。但是，它提供了壹面旗幟，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幟，誰打著（或篡奪了）這面旗幟，誰就可以對任何人實行專政，就可以有恃無恐地作惡作亂，無法無天。比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區區幾個野心家對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絕後的浩劫。

　　2、“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客體）的非科學性。

　　要實行專政，首先要科學地界定專政的主體與客體，即由誰實行專政與對誰實行專政。在應當對誰實行專政的重大問題上，既缺乏科學依據又缺乏法律條文。

　　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通常認為是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如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分子。但是，對被推翻的階級為什麽要實行專政？眾所周知，革命勝利後，經過土地改革，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財、資本家的資產都被剝奪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資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對他們實行專政，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強勢力量對已經失去土地和資本的普通公民實行專政了。如果說，土改後的地主，工商業改造後的資本家與其他公民尚有區別，那麽，“區別僅僅在於歷史”。至於他們的子女，“區別僅僅在於血統”。階級，按馬克思的理論是按其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劃分的，只有“種姓”才是按血統劃分的。因此，之後幾十年中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壹種“種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統論”泛濫時達到顛峰。

　　“無產階級專政”相對於“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說，前者是向後者學來的，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過去妳專我的政，現在我專妳的政。如此，這不是壹種“階級復仇”！這大悖於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信念。

　　更為嚴重的是專政的泛化與濫用。本來，對已經不是資本家的“資本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實行專政，已經是對專政的壹種濫用了。以後，領導人又根據主觀需要不斷地制造新的專政對象，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等。這裏的壹個基本方法是，要把妳打成專政的對象，只要與“資產階級”掛鉤，或定壹個罪名（如對領袖的思想表示壹點疑問就是“現行反革命”）就可。這更是專政壹次次的泛化與濫用。

　　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專政的人是否是國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麽與其他公民有什麽區別呢？如果有區別，那麽在法律上應當有“專政公民”與“非專政公民”的相應規定。可是至今在國家的任何法律中沒有這樣的規定。由此可以認為，把愈來愈多的公民群體任意地劃定為專政對象從而粗暴地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壹種非法行為。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

　　專政對象的不確定性，給專政權力擁有者在實施專政中給出了很大的主觀任意性，這既導致專政對象任意性與無限地擴大（在中國曾上演過“全面專政”的鬧劇），還同時使專政成為不受限制的權力，結果使權力的為惡的災難在全國持續泛濫。

　　3、剝奪資本、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這就要聯系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特別是其“剩余價值論”；因為他的經濟學說是他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的理論依據。這裏姑且作壹些簡單的提示。

　　第壹，“剩余價值論”是壹個理論假說。很明顯的是，它誇大了工人的勞動價值貢獻量。事實上，利潤（剩余價值，即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只是利潤的壹部分；將剩余價值等同於利潤的全部是不科學的）是諸生產要素投入的結果，而非單壹勞動要素的結晶。這裏還涉及到“資本”的概念。馬克思著述了《資本論》巨著，可對“資本”概念只給出了比較含糊的定義：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他的意思是，用於支付勞動力價值的資本才是資本。他因此把生產中的各項投資分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認為除了勞動力之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所耗費的資本在生產過程中都未有帶來價值的增殖，因此都是“不變資本”。這種理論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資本作為增殖價值的母財都是可變的，壹旦投入生產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價值的增殖。既然稱之為資本，在生產運營中其價值都是可變的，不變的資本不能稱為資本，“可變資本”壹詞也因而是多余的。

　　第二，如果承認生產方式要求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那麼，經濟剝削也是同生產水平相聯系的，消滅剝削有待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可見剝削是壹種自然歷史現象。因此，視剝削為罪惡的倫理價值觀作為對弱勢階級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權力壹概剝奪有產者並加以專政則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第三，資本家作為“剝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質的全部，而只是它的壹個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壹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者，投資風險的承擔者，生產經營的管理者，國內外市場的開拓者。總之，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代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馬克思對這壹階級的錯誤分析，同歷史與現實存在很大的距離。

　　第四，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能完全認為是對立對抗關系；在生產活動中他們更多地是互相協作關系。資本家是生產活動中的主導者，工人在生產中的作用是在資本家的主導下得以發揮的。他們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遂使資本主義社會持續發展。依此推論，可以認為：階級鬥爭雖然對社會生活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但社會發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階級之間和平關系中演進的。馬克思為了論證其革命與專政的政治結論，阻礙了他對諸多復雜問題的全面思考。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中國人（不是全部）壹直把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當作討伐的對象，各種汙穢的字眼全將之堆積在姓“資”的頭上，什麽“爾虞我詐”呀，什麽“好逸惡勞”呀，什麽“惟利是圖”呀，什麽“貪得無厭”、“貪圖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馬克斯?韋伯（1864—1920）那裏，對資產階級的作為卻作了另外壹種描述與界定，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這壹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壹書中將上述這堆汙穢字眼壹壹予以推翻。在韋伯的筆下，塑造了資產階級真實的新形象，那就是：誠信、勤儉、敬業、守法，他們為上帝而積累財富，在臨終之際往往將巨額錢財捐獻給教會或慈善機構。他們為事業而生存，而不是為生存才經營事業。韋伯這些文字發表於上個世紀之初。整整壹個世紀，中國人卻沒有發現“資本主義精神”的新大陸。

　　4、多數人可以對少數人實行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通常被解釋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它表示這壹專政的“正義”性。

　　多數對少數的專政，在歷史上曾有發生，如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時代，壹切由多數人說了算（所謂“民主是人民的統治”），曾發生過迫害思想家與科學家的暴行。法國大革命雅各賓專政時期多數人暴政又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中國“文革”時代，億萬“紅衛兵”與“造反派”，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壹切，出足了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的威風。這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壹種情況。我們更要關註的是多數對少數實行專政的更多的情況是，少數人甚至個人，以多數人（如“人民”、“階級”、“國家”）的名義對多數人實行專政。斯大林與毛澤東統治時期都發生過這類突出的事件。

　　在理論上還要辨明，多數人為什麽無權對少數人實行專政？在現代民主制下，無論多數與少數，都享有同等的法權；任何人不能對任何人實行專政，不管是多數還是少數，都無此特權。在這種制度下，被剝奪公民權的人都經嚴格的法律程序與有確鑿的違法依據，而不是憑多數人的意誌；壓根沒有“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的非法稱謂，也不允許杜撰什麽“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的專政對象。在現代民主制下，選舉與決策當然要遵循“多數決定”的原則，如果對問題的認同不可能“高度統壹”，反對與棄權的少數（或多數）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這少數派的命運在專制制與民主制下截然不同。專制制下，少數派受到歧視、壓制與迫害；在民主制下，少數派受到保護，保護他們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決不要求他們“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集中制”的壹條重要原則），與多數保持壹致。保護少數的意義在於：多數不壹定正確；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少數的存在是糾錯的重要動因，從而使錯誤不會像專制國家那樣難以糾正；促使政府決策照顧到社會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護少數”與“多數決定”同樣重要。

　　5、“無產階級專政”是臨時的革命措施還是長遠的制度安排？

　　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壹重大問題的論述所留下的思想資料及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達綱領批判》中的壹段文字，這段文字僅72字（見本文第壹部分）。我們的分析僅限於這段文字。“無產階級專政”可以理解為“臨時的革命措施”，因為馬克思說，“革命轉變時期”“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而“革命轉變時期”自然是壹個較短暫的歷史時期，不可能理解為漫長的歷史階段。然而，同樣是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將“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長遠的制度安排”。因為這壹“專政”存在於“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歷史階段；而共產主義社會是壹個階級消滅、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實行按需分配的社會。人類到達這樣的社會勢必要經過長期的努力。這後壹種理解實際上是今人的認識加之於馬克思的。在馬克思看來，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並不需要經過壹個漫長的歷史。問題在於，馬克思的這種估計，與真實的歷史發展存在很大的誤差，也因此，本來是在短時期中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後人那裏就演化為“無限期”堅持的專政了。這壹切，都是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缺乏明確的時間概念所導致的結果。

　　歷史從來不是按照先哲的設想那樣發展的。既然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缺乏應有的理論闡述與制度交代，既然他對歷史的發展進程的估計與現實的歷史發展存在著明顯的誤差，那麼後人有責任糾正馬克思的“專政”論斷中的錯誤。那就是：將壹階級主宰之專政權力轉變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共權力，將暴力為依憑的權力轉變為法律為支撐的權力，將無限、絕對的權力轉變為有限的受制約的權力，將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轉變為以公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不要寄希望於美好的未來，重要的是從現實中去爭得每個人應享有的自由權利。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走向

　　馬克思的國家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在實踐中導致了國家權力的集中，由於國家權力的集中和高度集中而導致極權，導致權力的濫用和權力的腐敗。這裏，只簡單分析國家權力的集中。

　　1、國家權力機構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的，因而是勝利者的專利。

　　民主制下，政府的權力在每隔幾年的大選中和平更替的規則，對這類國家絕對無緣。這類國家的政治首腦都是實際上的終身任職制，長期處於權界高位，享有無限和絕對的權力，對權力的專制和濫用勢不可免，而且難以遏制。中國目前最高層領導的任職雖結束了終身制，卻創造了由前代領導人指定繼任接班人的“代際政治”。1989年，鄧小平，還包括李先念和陳雲，以非法手段罷黜趙紫陽總書記的同時，指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並且還指定胡錦濤為江之後的總書記。對中國的政治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後果。

　　2、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理論上說是“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 在實踐中所實行的是“黨專政”，是黨上層的“寡頭專政”，或“個人專政”。

　　前面已指出，“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壹種虛幻。階級怎麽專政呢？實行專政的只能是認為代表這個階級所謂“先進分子”的少數人的專政，即黨專政。列寧承認了這個現實，因此坦率地提出，專政只能是由它的先鋒隊來組織實現實的。列寧說：“無產階級的專政不能由包括整個這個階級的組織來實現”，只能由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實現這種專政”30。這樣，階級的專政就演變為少數人的專政了。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包含著壹個十分重要問題，即少數先鋒隊專政如何確保“階級專政”的性質不發生變異呢？這壹點列寧沒有從制度上加以解決。相反，他批評了那種把黨專政與階級專政對立起來的觀點。他說：“‘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單是這種問題的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的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在這裏，列寧武斷地否認了黨專政與階級專政的某種區別，他因此認為：“群眾是劃分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31 列寧的這段文字壹直被認為是群眾、階級、政黨與領袖之間的關系的經典論述，由此得出結論，階級專政就是黨專政，黨專政就是領袖專政。“階級專政”最終演繹為“領袖專政”，這是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又壹發展。可見，列寧為“階級專政”嬗變為“黨專政”與“領袖專政”已鋪平了道路。

　　之後，斯大林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把無產階級專政更明確地強調為個人專政。他認為：“真正管理國家的並不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國會或者在蘇維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人。不是的。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曉國家執行機關事務和領導這些機關的人。如果工人階級真正想掌握國家機關來管理國家，它就應當不僅在中央，不僅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32 幾年之後，斯大林把黨的領導與發揮蘇維埃機關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對立起來，認為後者的“作用愈增大，它們對黨的壓力就愈顯著，它們就愈頑強地力圖削弱黨的領導，它們對黨的反抗就愈猛烈。”33 列寧與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使黨和領袖的權力成為絕對無限的權力。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論是在告訴人們，蘇聯有了斯大林這樣“有經驗的代理人”，“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有了斯大林這樣的“神”，什麽民主選舉呀，議會制呀，統統都不需要了；無產階級專政使人民擁有壹切。對這樣的“代理人”妳們還不由衷的擁護、信任和崇拜嗎？所以“代理人”理論使“無產階級專政”進壹步蛻變為赤裸裸的“個人專制”，由此還誘導出“個人崇拜”。顯然，這壹理論是對“主權在民”和憲政制度的反叛。

　　人們從“代理人”壹說中自然會聯想到“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編造者自以為煞費苦心，官方的壹切媒體持續大肆鼓噪；2002年寫進了中共黨章，2004年又載入國家憲法，似乎是壹個偉大的創新。實際上，“三個代表”說與“代理人”說如出壹轍！無非是說，現在妳們有了我這樣英明、正確的代表，還不由衷地擁護我啊？所不同的是，有點具體化了。我不是某壹方面的代表，是“三個代表”；我不是普通的代表，是先進代表；我不是人民某些利益的代表，是根本利益的代表。但“代表”得愈多就“專制”得愈多。“三個代表”乃是“專制”的別名，或者說，是蘇共久加諾夫“三壟斷”的偽善表述。蘇共解散後久加諾夫醒悟到，蘇共垮臺是因為它長期堅持“三壟斷”的制度：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利益的特權制度。34 今日的世界，專制與壟斷已是明日黃花，無可奈何花落去，孤苦伶仃，氣息奄奄。“三個代表”的說辭，決不可能阻擋民主的潮流。

　　上述的分析表明，從階級概念這壹邏輯起點出發，其演繹進程是：階級——階級專政——黨專政——個人專政。歷史與邏輯的統壹如此默契，令人深思！

　　不可否認，公共權力論在實施中也有諸多漏洞。它在18世紀直到20世紀上半葉的制度化實踐中也存在互相脫節的情形。這正是馬克思和列寧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理由。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事實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買賣的自由，勞動力買賣的自由。工人的勞動失去了通過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來實現自己發展的條件，他們“生產得越多，自己能夠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貧困，工人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大，工人所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己異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強大，人越是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沒有自己的目的。”35 列寧也批判資本主義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騙局和陷阱。是的，資本主義早期的民主制存在不少缺陷，如選舉制，有著財產、性別等條件的限制，民主制只能認為是貴族民主制。但是，對這種民主制缺陷的批判指向只能是民主制理論與實踐的某種脫節，應該要求克服民主制在實施中的不徹底性，而不是去否定民主制本身。比如，我們不能因為“主權在民”貫徹得不徹底而否定“主權在民”的原則，不能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現象而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此等等。重要性還在於，資本主義民主無論是早期還是直至今天都不能認為是白璧無瑕的管理人類的制度，但正如普列漢諾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遺囑”中所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還指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36 無論如何，民主制畢竟比專制、比暴政要進步得多。我們不要忘記，正是借助於資本主義民主的政治舞臺和人文環境，馬克思才可以幾十年如壹日地潛心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揭示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並且可以公開出版主張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壹系列著作。盡管馬克思壹生的經濟生活十分艱困，但自由的學術研究著實讓中國知識分子羨慕不已。

　　3、實行 “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想象的是“善”，現實上演的卻是“惡”。

　　西方思想家根據對人性的弱點的考慮，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中作出權力制約的安排，防範有權人以權謀私或對權力的濫用。馬克思則沒有對這個專政可能產生的消極性設防。他研究“資本”的罪惡，卻無有研究“權力”的兩重性；他設想人類社會的遠景，卻沒有思考這個政權會給未來社會帶來什麽後果。或許，在他看來，無產階級是“大公無私”的偉大“救世階級”，他擔負著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神聖使命，因而對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的權力制衡思想不屑壹顧，反而對“議行合壹”的巴黎公社贊揚備至。他認為，無產階級只有改變其階級地位才可能改變其生存狀況，卻沒有回答，當這個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之後，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貪婪之心是否會有所滋長？既然無產階級起來革命首先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那麽，革命成功之後，難道不會首先從勝利果實中索取回報？或許，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此已有回答。那就是，為了防止政府官吏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公社采取了“兩項措施”。但是，略有常識的人都不難知道，這“兩項措施”在正常情況下是很不切合實際的。對政府官員的“隨時罷免”談何容易！即使對官場進行監督也須有專門的法律與健全的制度保障；真的可以“隨時罷免”，也足見其制度的不甚成熟（如“文革”時期，造反派可以任意奪權）。至於公社委員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若轉變成制度常規也只能說是壹個政治童話。若加以推行，效果如何？——或者不願去政府服務；或者消極怠工，得過且過；或者籍權力之便撈取灰色或黑色收入。人類為惡的智慧在權力不受約束的環境裏，“無產階級”決不會比“資產階級”遜色。這壹點在蘇聯和中國的“專政” 史中都有了充分的證明。

　　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導致社會生活中自由的嚴重喪失，不僅僅限於本文所列的壹些理論缺陷。譬如，十分重要的，他還提出要“消滅私有制”，“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代之以公有制與計劃經濟。這壹理論缺陷與所產生的後果，由於篇幅所限，不再展開論述。對於這種後果，馬克思或許是應該知道的，因為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明確指出，勞動資料—生活源泉的壟斷是無產階級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貧困和奴役的原因”。既然如此，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壹旦變成現實，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及社會的生產活動將產生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度的集中和壟斷，那麽，生活在這種體制下的人們，對壟斷壹切的國家勢必更加依附，並且更加貧困和更加受其奴役。這已被以後的歷史所證實。

　　馬克思思想中存在上述重大疏漏，或許是，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是壹個無私的階級（它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因而寄予厚望。如果無產階級也是惟利是圖、見權望義，覬覦眼前物質利益而放棄遠大抱負，怎麼可能完成共產主義的偉業呢！馬克思在無意之中神化了無產階級。在他的思想中，把壹切愛與美好的東西都給了這壹階級，把壹切恨與醜惡的東西給了另壹階級。壹個偉大的“救世階級”——無產階級降世了。它向世界宣告，天降大任於斯人，未來由我們所主宰，英特納雄耐爾，壹定要實現！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地在壹些國家取得輝煌的成就，大有“東風壓倒西風”不可逆轉之勢。然而，社會主義夢幻般的發展，是壹步步地走向專制，而不是走向民主。馬克思的美好預言，現實中降臨的卻是壹次又壹次的災難！1848年馬克思曾宣告：“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以後的實踐卻反其道而行之：人們得到的是壹條條的鎖鏈，失去的是整個世界。至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劃上句號。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令人震驚，令人感慨，令人醒悟。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的正確性也因此受到質疑。馬克思若地下有知，壹定也會反思自己的理論缺失。

　　蘇聯（1917—1990）與中國（1949— ）的歷史都啟示著人們：神化壹個階級（無比偉大），神化壹種主義（無比正確），神化壹個政黨與領袖（無比英明），以及神化壹種制度（無比優越），都是幼稚的，愚蠢的。因為神化的前提是否定自我，神化的結果是災難。妳越是神化某種對象物，妳就越是在褻瀆妳自己，妳就會遭到這個對象物的任意玩弄。

　　所有制與當代中國

　　——公有制、私有制的價值重評

　　引 言

　　所有制的格局極大地關系著當代中國的走向。

　　毛澤東建構了公有制壹統天下。這是他創立的重要歷史偉業。他斷言，“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事實與毛唱了反調。公有制專政下的中國，經濟萎縮，物質匱乏，百姓貧窮。說貧窮還不夠到位，是饑餓，是恐懼，是屈辱，是苦難，是人的權利的失落與剝奪，……改革啟動之後，“萬惡之源”的私有經濟復蘇，再生，並且掘起，成為市場經濟的寵兒。中國已成了另壹個樣子。遺憾的是，在官方的話語中，至今將私有經濟稱之為“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異類，決不明媒正娶。

　　毛和毛後時期中國的變遷，都證明著上層建築（國家權力）決定著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有制狀況）。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唯物主義定律對中國似乎失靈了。

　　中國的悲哀在於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可置疑的絕對真理。馬克思在30歲之年向世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是《共產黨宣言》（1848）中最重要的結論，毛澤東對此自然刻骨銘心。他在登上權壇高位之後，不遺余力地實踐馬克思的這壹旨意，結果把中國引向絕路。

　　不過，馬克思倒有關照的，他說，“共產主義的特征並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列寧卻無視馬克思這壹關照。十月革命之後他把註意力轉移到小生產者身上，頻頻地向這個群體發起攻擊。例如，1919年他這樣認為，農民“是壹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 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鬥爭。”1 毛澤東信仰馬克思，更熱衷於列寧。更何況，中國是個農民的國家，小生產汪洋大海。早在立國之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就說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可見，他在那時就註意到農民會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難怪1951年當壹些農民才分得 土地時，毛就倡導互助合作、土地交公運動，從此壹發而不可收。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向公有化方向不斷地跳躍，時間不過6年（1952—1958）。“共產”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其速度不可謂不快。這個過程無非是農民的權利 不斷地遭受“剝奪”的過程。毛確實超過了馬克思。至於對資本家的“剝奪”更不在話下了。

　　現在，這樣的歲月離我們已漸行漸遠。馬克思、列寧的話語已經淡出，“左”的風暴已經平息。公有制壹統天下也已不再。但我們不能忘記苦難的過去，這裏曾經有幾千萬人在絕望中死去。我們要為他們銘寫碑文。公有制與私有制，恩恩怨怨，是非功過如何評說，應該有壹些值得記取的教益。更重要的，近30年的經濟改革可稱之為是壹場“改造之改造”，是對當年改造之主體—公有制的改造（政治改革也是如此），這可又是人類史上的壹件新鮮事。時下，對“公”改造深化艱難，如何前行，達到較為理想的目標，十分值得探討。

　　對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研究，其意義還不限於上述所列。它與人類的生活切切相關，它規定著人類生存所必須的道德、法律與制度的元法則。我們如何對人們行為的善和惡作出最基本的道德評價呢？如何對善法和惡法作出最基本的法理判斷呢？如何對制度的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作出最基本的歷史評定呢？如果對公有制與私有制在歷史上的功過表現、特別是20世紀這兩種制度在人類四分之壹的國家中的興衰起落的歷史不作出壹番理性的考察，那麼，對上述的基本問題就會作出錯誤甚至荒謬的回答，從而使人性扭曲，人權失落，人類社會的文明也會因我們的無知而受到野蠻的蹂躪。對私有制與公有制的研究不為人們所重點關註，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從馬克思到毛澤東已有了“權威性”的結論，人們提到這類問題就不加思考地以他們的結論作為標準答案。譬如，中國的新“左”和老“左”們為中國在改革中公有制地盤的收縮而憤慨而已。他們要把私有制永遠打入地獄，以為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升入“天堂”。再如,對西歐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壹些國家為確定其社會性質在中國學者中爭論叠起，壹些學者根據其私有制的“主體”結構，因而輕蔑地認為，還不是壹些資本主義國家嘛，與社會主義還差著哩！因此，這個問題，對於認識人類的文明史，對於中國人認識當前的世界與當代的中國，實在是壹個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共和國史上所經歷的幾次災難已成定論，那就是：“反右運動”（1957），“大躍進”與“大饑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1976），“六四”屠城（1989）。本文研究表明，以公有化為目標的“三大改造”運動後患無窮，也應列為共和國史上的壹大災難。

　　公有制的基本矛盾

　　在人類思想史上，對私有制的譴責連綿不斷。到了資本主義早期，批評私有制形成了壹種思潮。17世紀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盧梭則明確提出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蒲魯東的名言是“什麽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也都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到美國的印弟安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加以示範，不久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批判。他們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以及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指出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它為自己準備好了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馬、恩的學說至今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因為“科學”，其影響超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尤為深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以及所作出的若幹結論，對中國人來說成了金科玉律，是人人信仰的國教。“以階級鬥爭為綱”實際上是批判資產階級為綱，因此，滅資、批資、鬥資的運動此起彼伏，“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狠鬥私字壹霎那”，“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這壹切，充分表明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文明十分無知，又十分野蠻，導致中國愚昧、專制與貧窮。幸好，馬克思的科學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源地與大本營 沒有產生顛覆性挑戰，這是令人深思的。

　　公有制在未經實踐之前，對公、私兩種所有制的孰優孰劣，壹直是個懸案，難以定論（從人類的思想資料看，對公有制的評說比私有制要好得多）。現在好了。有了大面積幾十年的實驗，人們對兩種所有制有了實實在在的感受，因而獲得了比較性的認識。人們如夢初醒：公有制並沒有像理想家們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在實踐中對它的責疑四起，它的弊病在世人面前壹壹暴露。社會主義公有制無比優越性的神話被打破了。

　　壹些經濟學家評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就其結果是物質匱乏，社會貧窮。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是壹個“票證的時代”。每個人、每個家庭失去票證就寸步難行。購買各種生活必須品除了人民幣還必須支付相應的票證：糧票、油票、肉票、布票、蛋票、豆制品票，等等，還有購買某些工業品的工業卷。經濟學家還評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患有“投資饑餓癥”。壹個企業、壹個部門、壹個地方政府，總是不斷地伸手向上面計劃經濟部門要錢、要設備、要項目。不要白不要，管它是否急需、要來是否用得上。掌握著人、財、物大權的政府主管部門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資源調撥各處。但是，妳無論下撥了多少，總是滿足不了眾多“兒女們”的需求，他們永遠表示處於“饑餓”狀況。這其中浪費了多少資源，誰說得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稱為“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有計劃”不假，但這種計劃不以市場(那時壓根沒有市場)需求為前提，不以社會消費與社會需求為目的，而是從長官意誌出發，以經濟指標的增長為目的，官方的金字招牌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按比例”也是主觀設定，因而常被“比例失調”所嘲弄，結果計劃經濟常常成了調整計劃的經濟。而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在實踐中往往壹再碰壁，欲速反慢，不得不放慢速度，壓縮指標，吞下浮誇的苦果。

　　上面說的，只是公有制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某些經濟現象。那麼，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麽呢？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內在的基本矛盾。

　　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前者是其主體。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的那種經濟形式。因此，全民所有制又稱國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國家所有制的概念，從邏輯到實際運行都存在無法克服的矛盾。

　　全民所有制，其概念之意即生產資料屬全體人民所有。從理論上說，只要妳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妳就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可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或作為全體人民中的壹部分，或某個個人都不可能直接地親身占有、支配、運用、享受屬於他們所有的那部分資產。因此，全民所有制下的資產為人民所有，便只具有名義與道義的意義。實際掌握龐大的國有資產的是政府的相關部門；這些部門制定計劃，下達指令，調配資源，指派到各企業指揮生產經營的官員，聚集並分配利潤。所以，實際情況是，全體人民同歸於他們所有的資產是相分離的，也就是說，全民資產的命運與他們無切身關系。他們每日所忙碌的是自己那份工作與生活瑣事。至於國有企業的工人，他們倒是與這些全民資產朝夕相處的，而且，他們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企業的主人。可是，這也僅僅是壹種名義。實際情況是，他們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與領導者的領導，並沒有發言權，只有私下發點牢騷而已。主人的義務與權利是完成任務，安全生產，不出廢品，領取微薄的工資，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勞保。由此可見，與其說是主人，不如說是國家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除了有壹個好聽的名聲，他們同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雇傭工人並無多大差別。

　　現在我們再來考察與全民所有制發生著另壹種關系的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情形。他們是全民資產的主宰者。他們無須經過所有者的同意，對這壹資產就擁有占有權、支配權、分配權、處置權以及經營活動中的決策權。需要註意的是，這些官員在運營這些資產時所采取的方法與措施，並非都會十分正確與正當。知識與經驗，道德與修養，主觀意誌，個人好惡，都會影響其中。他們的領導與管理，其後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可能盈利，也可能虧損。當然，不好也不壞，政績平平，是謂常事。對於國有企業的業績不佳至今開不出可以應對的藥方。曾經嘗試過“自負盈虧”即承包制（短期激勵）的方案，但行不通，因為虧了，誰能承擔起這個責任？而且還誘發承包期內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往往為後任者留下不少遺留問題。所以，國企的老總與政府有很大的權力，但都不承擔相應的責任，權與責不對稱，也不可能對稱。這同私營企業存在莫大的差別。私企老板必須承擔虧損的責任。當然，在私企那裏，如果盈利了，就是妳老板的。對於國企老總，企業的利潤不能落入他的口袋。這裏，權力、責任、利益三者，互相脫節，無法聯結成壹個整體。他們有投資決策權，但不承擔投資風險。他們有經營管理權，但不承擔虧損責任。他所管理的企業如果創造了可觀的利潤，必須如數上繳，他的收入依然是那份定額工資。他是個經濟人，因為他所面對的是完成經濟指標。他又是壹個政治人，不但因為經濟是為政治服務的，更因為他是政府指派的壹個官員。他代表國家行使他的職權，這同政府機構中的大小官員並無差別。這種具有雙重色彩的身份說他是實業家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官員。作為行政官員，服從上級，對上級負責，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道。他若要仕途通達、平步青雲，必須以相當的精力去應酬他的上司。更何況在“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極左”口號下，國有企業能正常運轉就算是不錯的了。實施市場經濟之後，如果企業屬於非壟斷性行業，那麼，他必須以市場信息來運籌企業的經營。那就是，市場導向是每個企業最權威的“上級”（所謂企業受“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但因為他是壹個受制於政府的官員，當市場信息與上級指令相矛盾，或上級指令滯後於市場信息的情況下，他的選擇只能是舍棄市場，服從上級。這就決定了，國有企業不是市場經濟的寵兒，不適應市場經濟或被之淘汰，也屬情理之中的了。

　　綜上所述：成千上萬、星羅棋布的國有企業，雖然實行了人類自古就夢想的公有制，但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了它的種種弊病，更無良策克服由這個制度所產生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作為所有者的全體人民與國有資產是相分離的，這份資產好比是自己的孩子，但不能親自去撫育、培養他。作為經營管理者的政府官員，雖然可主宰國有資產，但卻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也不會悉心地去照管與關愛他。這樣，所有者與管理者對國有資產（公共財產）都漠不關心，浪費、失策、虧損、流失等都不會痛心，也無人負責。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國家這個總老板，妳能怎麼樣！於是，整個國有經濟大動脈缺乏動力，缺乏活力，也因此缺乏效率與效益。這是國有企業的通病與痼疾。中國的企業與發達國家相比，至今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汙染，低效益。馬克思若地下有知，也只能直搖頭，嘆息道：真沒想到呀！還要補充壹句，世界各國凡是國有企業，上述的現象與矛盾，都是在所難免，只是大同小異而已。這壹點，“中國特色”恐怕說不通。

　　公有化在中國農村的慘重失敗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申明，中國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之後是有多種經濟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年的《共同綱領》也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第三條）。但開國不久，毛就將當年的理論妄自作廢。1951年8月間（此時距全國完成土改尚有壹年時間），毛就組織起草關於互助合作的決議，他針對《共同綱領》中關於“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所得土地的所有權”（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認為，壹邊保護，壹邊也可以動搖。現在保護它，就是為了逐步動搖它。他責問：為什麽不能動搖私有？保護之，就不能動搖之？2 毛澤東此言頗有皇氣與霸氣，也是他毫無法律意識的表白，他可以輕率地推翻《共同綱領》中關於“保護私有財產”的莊嚴承諾，這是以後農村公有化與國家壹系列災難事件的禍根。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關於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0月、11月，毛兩次談話，都明言要改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他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3 是“走資本主義的路”。他還說：“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合作社有低級的，土地入股；有高級的，土地歸公，歸合作社之公。”4 10月，中央召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這是由註重互助組轉向合作社的壹次轉折性會議。1954年全國掀起了辦社熱潮。由於出現了貪多求大、強迫命令的傾向，鄧子恢（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於是提出了“停、縮、發”的三字方針進行整頓。

　　1955年7月，毛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開展了建國後全黨範圍 第壹次“反右傾”鬥爭。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貶斥中央農村工作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農業合作化運動於是勢如破竹。至1956年底，入社農戶占全國總農戶數的96.3%，其中高級社占87.8%。另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又掀起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工業、小商小販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熱潮。至1956年底，合作化的手工業人數已達91.7%；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達7萬戶，總產值占原私營工業總產值的99.6%。5 毛澤東原設想在10—15年實現三大改造的任務，卻在短短的四年之內實現了。毛多次向人說：1949年那樣大的勝利並沒有使我高興。到1955年，當我看到有那麼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我開始高興了。6合作化後，糧食從絕對數看雖有所增長，但從增長速度看，卻呈下降趨勢：1955年為8.5%，1956年下降為4.8%，1957年再下降為1.2%。7 毛澤東當時的心態對此情況是不可能引起重視的。他的邏輯與此相反：“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 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8 毛大概從此時開始，以主觀臆斷代替客觀事實。

　　合作化運動實質上是對農民的壹場“剝奪”。基層幹部和農民把集體化稱為“歸大堆”，“第二次平分”。“耕者有其田”是農民的長久期盼，也是積極參加共產黨革命的動因。他們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土改分得的土地只是過了壹下手而已，立即被“共產”了。而且，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被剝奪的不僅僅是土地、牲畜和農具，還有自主經營權。從此，他們在生產活動中成為被動者。土地等財產權和自主生產權的喪失，也是人權的喪失。當然，在毛的意識中是沒有人權概念的。

　　然而，合作化對農民的“剝奪”，還僅僅是初級階段。

　　1958年，毛澤東又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壹場更激烈的“剝奪”風暴 來臨了！8月，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不要計件工資，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他還說，過去革命打死很多人 ，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麽不可以這樣幹呢？他還說，人民公社的特點壹曰大，二曰公。大，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了不起。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余，如自留地、私養的牲畜逐步去掉，搞公共食堂、托兒所，全體勞動婦女可以解放。9 可見，“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壹場“共產化”、“國有化”運動。

　　北戴河 會議根據毛澤東講話精神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至9月底，《人民日報》宣布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此時距《決議》公布僅20天。

　　與此而來的是“五風”狂潮襲擊廣袤的農村。“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風。五風的核心是“共產風”（ 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是實行共產的手段，浮誇風、幹部特殊風是共產風的某種結果）。“五風”的風源來自毛澤東在視察中和黨的會議上的壹系列講話。

　　所謂“公社化”就是將各合作社的全部財產為公社所有。公社壹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它可以調撥各大隊的勞力、資金和財產。這種調撥，用於農田水利建設、興辦工業、大煉鋼鐵等。這種調撥還用來填平窮隊與富隊之間的差別，實行平均分配。公社還享有生產指揮權。公社化之後，原來農業社的生產要聽從上級的命令，生產經營權也被“共”了。“共產風”還刮到每家每戶，不僅“共”生產資料，還“共”農民的私人生活資料。作為人民公社示範的樣板河南省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的簡章規定：“社員入社後，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私有資料轉為全社公有”。10 河北徐水縣的壹些地方連社員家裏的箱箱櫃櫃都收歸公有。社員說，除了壹雙筷子、壹只碗是個人的，其他都歸公了。安徽鳳陽縣組織“專業隊”到各家各戶搜查，看中什麼拿什麼。幹部公開揚言：“什麼是妳的，只有壹口牙是妳的”。11從合作化到公社化毛澤東關於對農民的生產資料乃至 生活資料進行“共產”與“剝奪”的言論，大大“發展”了馬克思關於剝奪資本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正面地說，則是對馬克思關於消滅私有制思想的惡性扭曲（這並非說馬克思的思想正確），也是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基礎和基本構成。群眾說得好：“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12面對“共產風”的襲擊，農民無力抵禦，他們的反抗只能是“怠工”。人民公社宣稱“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民對此以“出工自由化，吃飯戰鬥化，收工集體化”加以對抗。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好壞不分，強弱不分，大人小孩不分，結果是懶漢歡天喜地，青年人大不滿意，老漢們唉聲嘆氣，於是：出勤率下降，勞動生產率下降，勞動質量下降。基層幹部出於來自上面的壓力，采取強迫手段，像趕鴨子壹樣叫農民幹活。有的幹部動不動打人，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由於實行 集體食堂制度，幹部以控制食品分配的權力胡作非為，動輒以克扣飯票來威脅農民。幹活遲到的、誤工的要克扣飯票，因饑餓或生病不能幹活的，或講幹部壞話的都要克扣飯票。幹部們就這樣掌握了群眾的生死予奪之權。

　　由此可見，公社化期間的農民實際上已淪為農奴。他們有限的財產被“共”了，他們的自主生產權被“剝奪”了，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也失去了保障，最後，人身的自由權、生命權也難逃厄運。因此，人民公社實際上是共產制度下的農奴制(說農奴制還算是輕的,因為沒聽說歷史上的奴隸制下有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悲慘記錄。共產農奴制的某些特征，如野蠻性與無人道性，值得進壹步研究)。這是至今研究這壹段歷史的學者們所沒有看透的。

　　眾所周知，大躍進 、公社化運動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三年（1959——1961）的“大饑荒”。1960年糧食產量僅1435億公斤，跌到1951年1437億公斤的水平。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口糧極度困難。農村人口因饑餓而大量死亡。面對饑餓、死亡的威脅，農民逼迫吃樹皮、野草、觀音土，乃至食人，令人慘不忍睹。據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2005年壹項研究成果，1959—1961年中國餓死人計3755.8萬人。他的這壹數字是建立在對1462個縣統計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的，這為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關鍵的壹步。這比中共上臺執政前的2129年中203次重大氣候災難的死亡人數之和2991萬人還要多764萬人。特別需要說明，三年中餓死近4000萬人，既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也不是國家沒有救濟的能力所致。13 “大躍進”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倒退”、“大災難”。

　　1959年，毛澤東與中共上層 開始糾錯，這種糾錯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糾正工作中的壹些偏差，糾正“壹個指頭”的問題（成績是“九個指頭”）。毛不能容忍對他所掀起的“共產風”的批評。1959年彭德懷等為民“鼓與呼”，被打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1959—1960年安徽等地試行“包產到戶”，雖得到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支持，又遭毛的嚴厲批評，指責是“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1962年毛的秘書田家英經調查後向毛匯報，認為“包產到戶”對恢復生產明顯有利，深受農民歡迎，對此毛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14 這樣，“包產到戶”壹直成為壹個禁區。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的底線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個經營體制壹直勉強維持到1978年。雖然在人們的心目中人民公社早已成為壹具僵屍，但只有到毛去世後才能退出歷史舞臺。到80年代初中國農村普遍推行“包產到戶”、恢復 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竟成為中國改革的帶頭羊，這是毛生前所不可預料的。

　　通 向 富 裕 之 路

　　公有制經濟體制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其試驗結果勢必是貧窮，普遍的貧窮！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1955年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則下降為2.5%。15 這說明，中國在實行大壹統公有經濟時期，與世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呈現出衰退狀況。長期生活在這壹體制下的人們深深地感受到，這壹制度絕非人類的福音。這壹點，到上世紀80年代初即“文革”結束後也為中共上層人士中壹些具有開明思想的領導人所認識，鄧小平以至憤憤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在他們面前首先遇到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公有制經濟已經試驗了，不行，只有召喚私有制經濟壹策了。這壹點大家肚知心明，但都不說。80年代初，個體雇工現象露面了，鄧小平對之很謹慎，他的態度是，不禁止，也不宣傳。實際上給了壹條生路。到1988年，國家通過憲法修正案：“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初步獲得了合憲性。那時候，強調的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性”與個體私營經濟的“補充性”。維護“主體性”是不能動搖的社會主義原則，這使私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層層制約。人們對“資”與“私”心懷余悸，如履薄冰，如涉雷區，不敢理直氣壯地為其鳴鑼開道。包括鄧小平也只能使出“不爭論”壹招為他的改革政策護駕。若公然號召發展私有經濟立即會被指責“復辟資本主義”。於是鄧小平迂回地找到另壹條路徑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開辟通道：那就是市場經濟。對於市場經濟雖也爭論多年，但其敏感性弱於私有經濟。92年鄧下了個決心，在南巡中大力鼓吹市場經濟，且辨明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即使是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強人，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再生也不得不力避姓“資”姓“社”之嫌。可見我們這個民族要消除對私有制的偏見是何等之艱難！

　　不久，市場經濟被中共十四次代表大會（1992年）所接受，從此，私有經濟被迅速激活起來，它無孔不入地開拓著自己的生存領地與市場空間，對中國經濟的勃興大顯身手。鄧小平的戰術很是成功。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18.23萬億元，平均每年增長9.4%。此期間，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財政收入由1132億元增長到3.16萬億元。16 另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民營經濟》藍皮書披露，2004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已達42.8%，2005年底上升到50%，預計未來5年，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將達3/4。17顯然，如果不開放民間私有經濟並獲得迅速發展，中國這近30年中的經濟起飛斷無可能。

　　中國某些大牌的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歸結為是實行了市場經濟，對私有經濟這壹關鍵因素有所忽視。人類史上，經濟奇跡都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出現的，這在資本主義時期尤為突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以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我們要充分估計市場經濟對於推動商品經濟與企業組織的作用。市場經濟與企業組織是壹種互動關系；然企業組織是市場的基礎。可以說，沒有自由的企業就沒有自由的市場。我贊同D.諾斯所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18 我們可以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中國的發展正是當代中國興起的原因所在。這裏所說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應當是指私有性質的企業與兩權（中介的法人產權與最終產權）分立的股份制企業。

　　經過兩種所有制的試驗與比較，為人們獲得新的認識提供了依據。現在，對於哪種經濟形態更利於經濟的持久發展，或者說，更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促使社會走向普遍富裕的境地，顯然是私有制，關於這一點基本上無可非議了。

　　也許，歷史上的壹些思想家對私有制的批評都有壹定的道理，但歷史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沒有能看到人類在20世紀所進行的公有制經濟在眾多國家中的試驗。這個試驗，今天我們終於可以說，它同歐文在1824—1829年間在美國所進行的“新和諧公社”的試驗壹樣，都以失敗而劃上了遺憾的句號。所不同的是，20世紀的試驗是在國家權力的驅動下強行推行的，擴展到10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10多億人口，持續達幾十年之久，其歷史紀錄之悲慘比之私有制下人們的生活狀況，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在與公有制的比較中，人們應當為私有制說幾句公道話了。

　　1、 說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貧富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者的天堂，官僚主義者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僚們以改革的旗號作掩護，進行暗箱操作，大肆盜竊國民財富，化公為私，紛紛成為擁有千萬、億萬財富的暴富者。“權貴資本主義”竟成了“改革”的壹個豐碩成果，是當代中國腐敗勢力猖獗的集中表現。

　　2、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它對勞動者進行奴役與壓榨，從而引起階級對立。

　　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現象呢？問題是，公有制下的剝削具有新的特點，因而不易為人們所識破。公有制下的剝削以權力為基本條件，因而可稱之為“權力剝削”，這種剝削方式具有很大的偽善性。19 這是壹。其二，權力剝削往往在生產過程之外或在分配中進行，是壹種超經濟剝削，較之資本剝削更落後，對生產力的發展並無積極意義。其三，權力剝削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彈性，難以有壹個計算尺度，較之資本剝削更無人道，如工人的剩余勞動無條件地被國家占有。這種剝削形式長期來以工人為國家作“奉獻”等言辭加以哄騙與掩蓋，使工人、農民的生活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權力剝削”問題有待進壹步研究。就概念而言，“權力剝削”與“權力剝奪”哪種界定更恰當，更合科學性？尚可探討）。

　　3、 說私有制，特別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周期性地爆發了經濟危機。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曾出現過危機？“文革”結束之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這難道不是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其實，何止是經濟危機，還有信仰危機、政治危機（接班人危機、執政危機）、社會危機。近10幾年又出現了生態危機。

　　4、 說私有制加市場經濟，使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說到浪費，公有制下的浪費則更為怵目與痛心。人們都知道高指標，瞎指揮，勞民傷財；都知道共產風，浮誇風，人心浮動；都知道長官意識，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都知道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遊……如此林林總總，不知浪費了多少國民財富，揮霍了多少民脂民膏！

　　此外，公有制經濟還具有私有制經濟所沒有的壹些弊病。

　　公有制經濟是政府包辦的經濟。除了經營成本高，浪費嚴重，管理不善外，它使社會在經濟活動中成為被動者、旁觀者與依附者，每個人失去了自主權與進取性，失去了對生產活動的興趣。本來，社會應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而直接經營生產並非是政府應當承擔的基本職能。現在，政府倒成了經濟發展的第壹動力與唯壹動力，社會動力則讓其靠邊。包辦經濟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生產的發展進入慢車道，原先對優越性的期許成了泡影。

　　公有制經濟是命令經濟。發展速度、經濟指標與重大決策由最高權力者欽定，然後層層貫徹。它不顧客觀規律，發動經濟建設的人民戰爭（如1958年的“大躍進”與“大煉鋼鐵”），大轟大嗡，弄虛作假，勞民傷財。發展計劃受挫，國家墜入深淵。只繳學費，老不畢業。領導者無須承擔過錯責任，無下任之慮，反迫害不同意見者。可見，公有制經濟不過是為發泄權力意誌提供了廣闊的場所，百姓深為受害。

　　開啟市場經濟後 ，公有制經濟仍享有“主體”地位，“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憲法第七條）。政府在整個經濟活動中仍是“主導者”，操縱種種大權（資源調配權、項目、指標審批權、經濟生活的決策權與監督權等），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使市場競爭有失公平，還為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賄賂公行大開洞門。國企改制，成了官僚們鯨吞國有資產的盛宴。老百姓為改革、也為腐敗埋單，社會財富迅速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改革改出了壹個“權貴階層”，其孽生之源是官有制經濟。

　　如果壹定要說堅持公有制有什麽重要意義，那就是為國家所操控的龐大的國有資產與滾滾而來的利潤是極權主義的經濟基礎，它為極權統治提供物質支持，又是官僚們索取特權享受的物質源泉，因此，作為公有制的國有經濟在相當程度上是官僚特權階層的所有制，這並非讒言。20 所謂“相當程度”，因為國有經濟還不得不為社會提供公共需求並承擔著國家的前瞻性發展。

　　但是，私有制是同“惡”相聯系的，這壹點恐怕是無法否認的吧！

　　其實，這種惡，作為人性的壹個方面（人性中也有“善”的壹面）在任何環境下都會有所表現的。說私有制誘發了人性中的惡，難道在公有制的場景下，人性中的惡就消失了。當然不是。問題是，這種惡的表現在哪種制度環境下能引導到有利於社會的進步，產生較少的消極與破壞作用。這是值得人們仔細思量的。

　　人都有需求、自利的欲望，需要得到充分的財富。如果他是以正當手段獲得的，並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與法律的懲罰。但社會若不確立私有制的法律保護，那麼侵占別人的財富並不認為是行為不當（如1958年刮起的“共產風”，1966年掀起的“抄家風”），這無疑助長了偷盜與搶劫等惡行。以平等為原則的共產主義制度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個人利益受到藐視，個人欲望受到壓抑，個人積極性受到摧殘。大鍋飯，養懶漢。出工不出力。平庸者與勤奮者均是“按勞分配”，活得壹個樣，餓不死，也富不了。社會不是獎勤罰懶，實際上在提倡獎懶罰勤。由此可見，在私有財產制不確立或共產公有制的社會裏都存在著壹種潛在的消極因素，即人們不願為個人利益而奮鬥。人缺乏熱情與激情，社會缺乏生氣與活力，在這種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不要說大躍進，連小躍進也是絕不可能。私有制的意義在於，它使個人奮鬥所創造成果均可帶來看得見的利益，因此激發了人的欲望、熱情、智慧與創造力，激勵著人們去競爭、去拼搏，乃至去冒險。這就給社會註進了前進的恒久動力。

　　人的欲望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應當視為正當，卻也容易偏離理性，跌入違規的泥潭，因此被人們稱之為惡，私有制助長了這種惡，產生了欺詐、掠奪、奴役、征戰等罪惡，因此它擡不起頭，挺不起胸。其實，對這種惡，先前的思想家們並非沒有作出過公正的分析。譬如黑格爾，他認為，善與惡，是編織世界歷史的經緯，他稱贊“惡”在歷史上的作用甚至比“善”更為重要。他說：“我們對歷史的最初壹瞥，便使我們深信人類的行動都發生於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要、熱情和興趣，便是壹切行動的唯壹源泉。”21 這樣的意思，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表述的更為直率，他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先考慮這些，然後才考慮到公正和善德”。22我們贊賞大公無私、毫不利己、憂國憂民德行高尚的人，但是抱著這種人生目的的人同蕓蕓眾生相比只占十分細微的比數，如果教育和號召人們都要懷抱這壹誌向與實踐這壹目標，未免是烏托邦的空想與偽善的說教。所以，我們應當承認：“個別興趣和自私欲望的滿足的目的卻是壹切行動的最有勢力的源泉”。23 恩格斯在研究了自私有制產生以來的文明史後，以十分清晰的語言道明：“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壹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人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壹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24 恩格斯在此當然不是在宣揚人的貪欲與自私，而是揭示了文明社會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動力。這個動力就是人對財富的追求，或者說，就是人性。私有制是與人性相通的制度。否定私有制的空想家們，或者無視人性，或者扭曲人性，或者企圖改造人性。他們的美好計劃結果都遭到人性的反抗而歸於失敗！由此也使我們明白，私有制為什麽是文明社會的基礎而立於不敗之地。

　　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消滅了壹切形式的私人所有制。此後我們經歷了壹個無私有制的社會。沒有私有制的時代也是個人權利失落的時代。社會在壹切方面停滯下來了。說停滯還算是不錯的。更多的是經受著挫折、動亂的苦難。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2004年國家的憲法終於確立“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007年國家又出臺了《物權法》(稱《財產法》更妥)，保護私人財產權開始有了專門的法規。

　　私人財產的明確界定與法律保護，這在中共建政以來的立法史上還是第壹次。但是，私產與公產的法律保護其地位是不平等的。對於公產，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私產憲法只稱“不受侵犯”而已。前者“神聖”，後者不“神聖”了。法律用語的差別反映主流意識對私產還存在壹定的歧視。這方面同西方國家還落後二百余年（或許能在不大長的時間內消除同西方國家的差別）。我指的是官方的認識水平。譬如，18世紀中葉英國的壹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就私有財產的神聖性發表過這樣的演講：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裏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房子甚至會在風雨中飄搖，但是英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不敢跨入這間已經破損了門檻的破房子。這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對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可謂作了經典的說明。25現在，我們終於又把私有制請了回來。從廢除私有制到重新確立私有制，這壹大起大落的震蕩，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是走了壹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才終於駛入了人類的文明航道。正如何清漣在“中國改革的得與失”(2002年)壹文中所說：“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壹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壹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壹選擇付出代價。”歷史是否在嘲笑我們：財產權的原則恰恰是在對財產權否定的實踐中確立起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商品生產為目的，迫使資產階級不遺余力地去開辟國內外市場。市場經濟中的激烈競爭形成了千萬企業的外在壓力。對於每個資本家，既有攫取更多利潤的內在動力，又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這兩種力量：內在動力與外在壓力，集資本家於壹身。正如馬克思所說：“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壹個資本家。”26 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過去世代相比成了壹個奇跡。但是，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因為商品交易的前提是交易者擁有對某物的權利。在公有制基礎上推行的市場經濟，只能是夾生飯的市場經濟。因此，私有權的確立才可望中國有健康的市場經濟。

　　通向富裕之路現在已經比較清楚了。不是“劫富濟貧”（像中國歷次農民起義所做的那樣），使社會依然貧窮。不是“剝奪資本”（像中國上世紀50年代所做的那樣），使大眾成為無產者。而是在私有制下人們以不同方式的努力去正當地獲得財富。當壹部分人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時，國家就有條件通過合理的稅賦政策，實行財富的再分配，調節貧富差異。要消滅貧富差別，不是消滅富人，剝奪他們的財產，而是讓富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富，然後將他們中的壹部分財富流向窮人與弱勢者，幫助他們致富，由無產者變為有產者。如此，社會才能達到總體富浴☆態。這是西方國家所走的壹條成功的道路。要消滅不平等，得允許不平等，然後當條件具備時去填補這個不平等的溝壑。

　　經濟體制改革：重建所有制結構

　　“單壹公有制”已被實踐所否定，並不意味著是對公有制的否定。公、私兩制，除了性質上的不同規定性之外，各自還因其不同的功能而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需求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此，任何壹種所有制都不可能獨坐天下。

　　至2005年底，全國民營經濟在當年GDP總值中已占50%。須知民營經濟這壹可觀的成就是在市場競爭有失公正與發展條件不及國企與外企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說明民企在機制和效率上遠優於國企。但從功能方面考察，國企比民企要復雜的多。民企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的自身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那種賺錢少甚至賺不到錢的生產它是不會去經營的。這就是它的局限性。當然，民企通過向國家納稅，客觀上也是支撐國家職能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的商品，滿足社會各種需求，還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是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國企的功能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力量，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追求多重效益：1.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個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2.國企的效益具有宏觀性，它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它是面向全社會的。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不能單純地核算其自身的盈虧狀況。由於它的效益的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健康地發展曲折地反映出來的。3.國企的效益還具有未來性，為了社會的發展，國企承辦起某些重大的基礎性產業（如南水北調）與先導性產業（如太空工程）。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企無力、也不願承辦這些產業，這些任務就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身上了。

　　國企與民企在功能上的差別，彼此在客觀上存在壹種社會分工，即他們在經營內容、所居行業應有所不同。認識這壹分工法則，有利於形成公、私兩制的最佳結構，最大限度地實現各自的功能，使之優勢互補，效益互補，協調發展。具有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社會（不管它是什麽性質的社會），必定比翼雙飛，久享昌盛與繁榮。

　　對於所有制的認識，人們至今停留於公與私的界分。其實，有的事物的性質具有多重性。對於所有制來說，公與私只是財產歸屬的差別。筆者所提出的所有制功能的論點就是所有制的重要屬性。這壹論點為我們較為全面地認識所有制的本質開闊了視野，對於重建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很有益處。我們必須超越公優私劣、褒公貶私的狹隘思維框架，進入公私並存、功能互補新的思維境界。

　　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追求的基本目標。所謂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是指公有與私有兩制的行業分布合理，使兩種所有制各盡所能，使各自的功能與效益得到較為理想的實現。

　　市場化改革以來，公私兩制結構的變化多半是在市場的沖擊與催化下發生的，它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壹種自發、半自發的現象。這不妨也可稱之為是壹種“市場調節”，理論指導壹直處於缺位狀態。國資委在2006年12月作出部署，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要保持“絕對控制力”，對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要保持“較強控制力”。27 國資委還認為，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就是說，那些在國資委看來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都應當由國企和國資來經辦。這種觀點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大家知道，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是國企的改革，阻礙建立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困難也在於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

　　國企的改革，政府的導向大概可以歸納為兩種安排。壹種安排是將相當數量的國企推向市場，即市場化安排。90年代中期，有壹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能與市場經濟相容。所謂“相容”，意指國企能在市場經濟中生存與發展。這種觀點是為了表示，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企的龐大陣線也無需收縮。為了開通這條道路，對國企提出了種種改革措施與口號，如“政企分開”，“產權明晰”，“自負盈虧”，甚至要求其“轉換經營機制”。十幾年之後這壹大批國企市場化“化”得怎麼樣？我們知道，“化”得卓有成效者鳳毛麟角，從全局看，是“化”多為少，“化”有為無，虧的虧，散的散，國企在市場突圍中紛紛敗退下來。現在，對上述那些口號，人們不再堅持了，留下的壹句“遺言”是：“抓大放小”。

　　那麼，這種選擇為什麽走不通？深層的原因在那裏？90年代後期，我在“國有企業的走向與解困”壹文中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後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較為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的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麼，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如果是公平競爭)。再過五年、八年、十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民企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開拓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日趨萎縮。”28因此，政府對這部分企業 所謂“市場化”的安排，實際效果是通過市場競爭讓其自行淘汰之。

　　所以，“抓大放小”中的“放小”，不是政府對國企改革的原初設想，而是經市場化實踐之後，這批企業難以生存，成為政府財政的個沈重負擔，不得不作為包袱甩給社會。這批企業破產或長期虧損，就要轉讓、拍賣企業的資產，這就產生了另壹個問題，即國有資產的流失。這雖令國人心痛，遭到輿論的廣泛抨擊，但似乎又成為改革中必定要付出的代價。國有資產流失的另壹通道是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中國的改革不是兩條腿走路。經濟市場化走向，政治卻仍堅守 計劃規則。參與呀，監督呀，公開化呀，統統靠邊。加上法制不盡完備，有法也可不依。企業的大事由內部的頭頭與上面的領導說了算，實行暗箱操作。人民當家作主叫了多少年，結果連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都沒有發言權！所以，不論是企業破產或盈利，權貴們都有利可撈。他們既可利用市場，又可以利用計劃，頗為得心應手。他們是化公為私的“專家”，是盜竊國資的“明星”。改革培植了壹批暴富者，而民眾為改革承擔著愈來愈沈重的代價。這條路什麼時候才走到頭？！

　　政府對那種大型、特大型的國企則作出了另壹種安排，即由國家壟斷經營。國資委在2006年12月所作出的部署就是屬於這種安排。為什麽要對這類企業作出這種安排？國資委並無說明，只是說，對於不屬於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資本，可依法轉讓。言下之意，這類企業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所以要由國家壟斷經營，以保持“絕對控制力”與“較強控制力”。這種含糊的說法缺乏明確的邊界：什麼是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也沒有說明，為什麽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要由國家壟斷經營？實際上，國資委的這種部署自有其深層原因，只是不便坦言罷了。依筆者的分析，內中原因：壹是仍受“左”的觀念或傳統所有制結構模式的束縛，認為公有制經濟應享有“主體”地位，它在國民經濟中必須占大頭。其實，民營經濟在全國GDP中的比重以及就業人數等方面已經突破“主體”框架。二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壟斷利益的驅使下，要求對這些行業與領域加以“絕對控制”與“較強控制”，使民間經濟不得滲入與染指。三是市場化改革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已發生顯著變化，但離符合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合理所有制結構還有很大的距離，政府至今對此仍缺乏應有的認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下，真正由國家投資經營的行業屈指可數，並且壹般並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為了彌補市場的缺失，因為市場難以滿足國家和社會現實和未來的全部需要。而國家卻有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安全、公共需求、公共秩序和未來發展的需要，這些領域由於無利可獲或無力承辦而不為民間企業所光顧。所以，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投向應該是涇渭分明的。那種以“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來劃定國營與民營的邊界，可以帶有隨意的傾向，即可以隨長官意誌的變化擴大或縮小這種邊界，因而是不科學的，不利於公、私兩種所有制合理結構的形成。必須建立起這樣的共識，只要不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公共利益，只要民間經濟願意經營、有能力經營，都應當壹律開放，讓其經營，不應該設立種種禁入邊界。即使壹時沒有能力經營的，國家也要給予幫助，鼓勵經營。美國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就有鋼鐵大王、石油大王、煤炭大王等，後來又有電力、電信大王。按照我們的觀念，這些行業都應當是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不解決合理的所有制結構，那麼，其結果是：第壹，不可能有完全發育的市場經濟。第二，壟斷企業與市場競爭相隔離，在既缺乏競爭的外部壓力、又缺乏內部的約束機制的條件下，決不可能有良好的經營業績；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推出的壟斷價格以及所獲得的壟斷利潤，這類企業職工所享受的壟斷工資與壟斷福利，29 必然要轉嫁到消費者的頭上，損害消費者的利益，這大大有失社會公正，勢必引發社會矛盾，這與建構和諧社會豈非背道而馳！第三，以行政權力劃定壟斷經營範圍，既大大縮小市場空間，也大大抑制民間經濟的發展，抑制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性。須知，經濟發展的動力與重心在社會而不在政府，在民間而不在官方。政府應當遠離企業，遠離資本，遠離資源。由國家來操辦、經營工商業決不是政府的職能，而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不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難以深入，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將缺乏持久的動力。

　　總之，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必須拋棄對公、私兩種所有制“左”的價值觀；必須使政府完全退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承擔的職能，當好經濟發展的守夜人，而不是與民爭利；必須使公、私兩制按其各自的功能正確定位，各盡所能；必須使壹切可以進入市場的行業全部入市，使民間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成為創造與貢獻社會財富的主角。這才是中國真正的掘起。

　　所有制理論的兩個基本概念

　　以往的教科書，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對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歸結為這樣的公式：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中國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正是以這壹公式作指導，開展大規模的社會改造並以壹撥又壹撥的政治運動來鞏固和發展這壹改造成果。歷史證明我們錯了。

　　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是自然界歷經幾億萬年緩慢演進而形成的。和諧的生態結構，有利於多樣生物體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平衡發展。同樣,人類除了要依賴壹定的社會組織之外還需要合理的所有制配置作為其基礎，這種所有制也是依憑自然生長與發展支撐著社會的不斷演進。雖然在開始的長時段內共同狩獵與耕作，然後才有家庭耕種的土地與私產，但是作為壹種財產的制度與觀念，在沒有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產生之前，也不可能產生公有制與公有的觀念。也就是說，公私兩制與相應的觀念是相比較而存在的，大致是同時被人們所認識的。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壹直是公、私兩制共生、共存，功能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的雙線演進，立足於各種社會形態。也因此，所有制發展的歷史過程，決不是先有了公有制，然後被私有制取而代之，最後，私有制又被更高級的公有制所取代的單線演進。這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論公式把我們害得好苦！

　　人類的個體不能離開壹定形式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從古代的氏族、部落到近代的民族國家，此外還有各種形式的集合體（如非政府組織、政黨、利益團體）。這種共同體在設置管理機構同時還需要有屬於這個共同體所有的財產制度，即公有制，以便給共同體的公共利益提供物質支持。這是維系共同體的經濟紐帶。與這個共同體的財產制度壹樣古老的是私有財產制度。因為共同體的公有制是“無差異共有制”。30 它的基本特征是共同財富不可分割，作為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有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共同體的壹個成員，在理論上他就具有平等共享其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它滿足不了每個人對財產的需要。在這裏，個人享有公共財產所帶來的利益需經過共同體的管理環節，在此過程中，分配公正必打折扣；何況在財富匱乏的情況下，滿足個人需求更是難求。另壹方面，如果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對於每個人能力的發揮，激發其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激情，極為不利。鑒於上述兩種情形，私有制的存在與發展，顯得更為重要了。它同公有制壹樣，都發生於人類的需要。

　　我國理論界有壹個觀點廣為流行：認為我國上世紀50年代取消私有制是錯誤的，只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尚未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可以消滅私有制的水平。也就是說，當時消滅私有制只是早了壹點，時機尚未成熟。待生產力獲得壹定的發展，私有制遲早要被消滅，退出歷史舞臺。

　　這種觀點現在不會對我國再生的私有經濟構成取締的威脅，但其科學性大可商榷。1.財產權，即個人（家庭）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的法律原則，是人權的壹項基本內容，它與人權中的生命權與自由權壹樣，都由人性所派生、所規定。每壹個人，作為人，來到世間，要生存、要實現自我價值，都應當同樣地享有這些權利。因此，這些權利是同人、同人類壹樣是亙古長存的。它的存在與生產力狀況沒有必然聯系。壹定要說聯系，只能是生產力愈發展人權狀況會愈好。因此，認為生產力的發展必定要消滅私有制是與人性、人權的原則相抵牾的錯誤觀點。2.這壹觀點沒有認識到人類社會的公、私兩種所有制由於同人們的關系與功能的差別，存在著壹種分工關系，各自滿足著人類社會的需要。人類在任何時候不能沒有公有制，也不能沒有私有制，兩制不能互相取代，他們共生、共存、互補，由非均衡向動態均衡發展。這就是人類文明史。過去人們只揪住所有制是“公”是“私”這壹點認識，沒有去研究、認識功能上的特性，其實，認識後者更為重要。3.退壹步講，假定生產力的發展獲得相當高的水平之後，私有制將會被消滅，可是，這個“相當高的水平”的生產力是什麽樣的數量概念呢？有沒有壹個可以供衡量的客觀尺度呢？遺憾的是，對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至今只有假說性的說法，遠未具理論形態和實際可操作性，因此，這種假說性的觀點只能認為是壹個偽命題。4.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可是，即便是今天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人們並不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窒息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美國有壹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在現代化大生產中，大企業、大銀行、跨過公司固然在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但中小企業在美國發展中也愈益重要。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中小企業的年產值占美國GDP總值的2/5，近13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日本的GDP年總值，遠遠超過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年GDP總值。31 因此，即使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其所有制結構仍然是：國有、私有並存，大私有、小私有並存。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仍然需要大私有，也絲毫不排斥小私有。

　　其實，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對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應當建立什麽樣的所有制，還是壹個迷，這壹點可從《資本論》第1卷的最後結論中得到證實。馬克思寫道，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後，“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不過，這種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32馬克思的這壹思想，如同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令人費解，學者們的解釋於是眾說紛紜，甚至有“無解的命題”壹說。33這裏的難點是：1.個人所有制與私有制有何區別？2.這種個人所有制如何建立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如何保障既共同占有，又為個人所有？值得註意的還有，馬克思在這裏沒有提到公有制。

　　馬克思在對未來所有制的設想中，他對個人所有權的重視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當時尚無實踐經驗，他對未來社會的所有制的情形不可能作出具體的描述。到了19世紀，壹種新的所有制形態——股份制出現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對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於此種所有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馬克思對未來的所有制依然沒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後的壹個多世紀中，股份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全面認識它的本質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當時對股份制雖作了深刻的分析，由於股份制促使資本的集中而產生了壟斷資本，競爭又促使資本更集中於大資本家手中，盡管資本采取了“社會資本”的形式，但沒有克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34 馬克思的意思是，它為無產階級剝奪這種集中的資本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準備了條件（後來，列寧也認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產生的壟斷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因此，股份制必將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臺。

　　但是，股份制在往後的發展中，出現了由“資本集合體”階段發展到“資本集合體”與“勞動集合體”（此時勞動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至相融合的階段（勞動集合體成員開始是企業高級主管與高級技術人員，然後向壹般勞動者擴大，他們以股份額可索取相應剩余）。這是股份制發展的第二階段。此時股份制的資本還僅為物力資本。股份制的第三階段是人力資本成為股份資產中的新夥伴，並分享企業的剩余（以前只為物力資本所索取）。就是說，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共創利潤，公司職員的人力資本所創造的剩余應屬於公司職員。如此，人力資本所有者（主要是企業主管與高級技術人才的智力資本，然後向其他勞動者擴大）不但可以獲得工資報酬，還可以索取相應的剩余。這不但表明，股份制與商品生產、市場經濟共存共榮，而且還產生了壹種新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種關系為消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展現了可喜的前景。35 馬克思曾設想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在此不是成了現實了嗎？

　　有人認為，股份制不是獨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性質要由持有50%以上股權持有者的性質來決定。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社會共同體或政府，它就是公有制；如果50%以上的股權屬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制，如此，就有了公、私兩種性質不同的股份制了。其實，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的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還要說的話

　　全盤消滅私有制，建立與鞏固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曾是中國人的神聖事業。這段歷史發生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的30年間。在那個年代，人們以為，這壹偉大事業真的可以使中國超越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理想境界。結果呢，幾乎全體中國人為此吃足了苦頭。但我們也不要忽視這段歷史給中國人帶來的益處，就是，從此人們知道了私有制不全是罪惡，公有制不全是福祉；人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以及列寧關於消滅小生產的理論實實在在地把我們誤導了。

　　中共執政已將壹個甲子年了。60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30年。從所有制方面看，其變化是，前30年搞了共產，公有制壹統天下，我稱它是“公有制專政”。後30年公有制經濟有了壹定的收縮，個私經濟於是破土滋生，迅速掘起。建國60年前夕，個私經濟已占國家GDP總量的60%。左派於是驚呼：“資本主義復辟了”。實際上，所謂改革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因為產生並在壹定範圍內擴展了個私經濟。然而，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回顧改革時提醒大家：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過大關。舊的經濟體制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現行憲法（2004）上說，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這表明，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在政治上、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國企至今是淩駕於市場之上的特權壹族。憲法上的這些規定大不如《蘇聯所有制法》，該法第4條規定：“蘇聯的所有制具有蘇聯公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三制並列，沒有指明哪壹種是“基礎”、是“主導”。從其順序看，倒是公民所有制列其首位，表明了在所有制這個關系國民幸福的根本問題上回到了人類社會的正道。至於計劃經濟，雖在九十年代初期改稱市場經濟了，但這個市場經濟壹直是由政府所駕馭的市場經濟：政府控制金融，控制資源，控制核心產業，控制信息，還控制財富分配，計劃經濟並未退位。所以吳敬璉說是“壞市場經濟”。上述兩方面，都嚴重遏制民間經濟的成長，也使經濟體制改革陷於半途而廢。現在，國內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導輿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有壹點，但不能認為改革時成功的；因為舊體制還具有強勁的“殘余勢力”。中國的經濟改革要出現更好的前景，必須將舊體制送入墳墓。

　　理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方法論問題

　　壹、個人所有制是什麼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說法，多年來為我國學者所探討不息，分歧頗大。近幾年，結合經濟體制改革，壹些學者對這壹命題又提出了不同的闡釋。由於這壹命題是馬克思對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後的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盡管這壹命題提出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但僅以這壹有限的歷史經驗，還難以完全證實馬克思的這壹設想。因此，要完全解決這壹問題，猶如數學王國中的“哥德巴赫猜想”，還面臨較大的困難(實踐的經驗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

　　較為流行的壹種看法並至今仍為壹些論者所堅持的是，認為馬克思所說 的“個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持這壹觀點的主要依據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解釋。恩格斯說：“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1 他們還認為，恩格斯的這壹解釋，是得到馬克思贊同的。恩格斯自已也申明，《反杜林》的原稿曾由他全文念給馬克思聽過，是經馬克思的認可才得以完成的。而且，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也認為：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2 據此，有的論者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只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的統壹，才能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和最終共同富裕，又保證個人的物質利益即個人所占有的消費品不受侵害。”3 他們推論，如果個人所有制包括生產資料，那就是為主張私有化提供理論依據。

　　另壹種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4。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社會的生產資料歸每個社會成員所有，不存在有些社會成員有生產資料，有些社會成員無生產資料的現象。他們認為，私有制有兩種類型：壹是“部分人的私有制”，即社會生產資料只歸社會上壹部分人所有；二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即“個人所有制”。並認為馬克思批判的是第壹種類型的私有制，沒有批判第二種類型的私有制，他並不反對個人私有。持這壹觀點者還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壹句話作為論據：“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5 根據這壹理解，他們主張當前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把國有資產分解，分配到每個人手裏(價值形態)，以實現個人所有制。

　　還有壹種意見認為，“個人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是與“共同占有”聯系在壹起的，因此，它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應當是同壹概念，二者不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都上壹致的。但是，這種公有制不能認為就是我們曾實踐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這種公有制，並不能使每個勞動者切實地感受到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每個社會成員不僅認識到生產資料是公有的，而且也能體會到他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制的意義

　　上述是對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說法理解的三種代表性觀點。為了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這壹重要提法，本文以以下三點方法作指導。

　　方法壹：馬克思這壹提法是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

　　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和不合理性均有所暴露，解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是當時壹切進步思想家所探究的目標。馬克思基於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科學分析，指出它必定要走向自我否定。可是，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將是什麽樣的形式，因為無實踐經驗，馬克思因此只能借於科學的假說或科學的推測。就是說，馬克思提出“個人所有制”的提法，還不是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產生了這種所有制的形式，然後，馬克思據此所作出的理論上的概括。限於當時的實踐經驗，馬克思還不可能采用歸納法，而是采用了演繹法提出這壹提法的。我們從馬克思對這壹問題的表述中清楚地表明了這壹點。

　　馬克思寫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壹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對於未來社會的所有制，馬克思無論在這裏和其他論著中，都只作了原則性的提示，不可能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所建立的所有制作出具體、詳細的論述只能待這種所有制建立之後而不可能是在這種所有制建立之前。

　　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嚴謹的。但正因為馬克思的結論是推測性的，提示是原則性的，因此，人們有理由可以作出各種解釋，但也因此難以斷定那種解釋是唯壹正確的，是附合馬克思的原意的，那種解釋是不正確的，是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重要的是，既然馬克思的命題還是壹種假說和推測，那麽，這壹提法以及人們對這壹提法的解釋都需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加以補充和修正，使之成為壹種科學形態的理論。

　　因此，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主要的恐怕不是解釋自已對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理解，而是將馬克思的這壹提法，即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置於壹百多年來各國豐富的實踐之中加以觀照，這壹方面可以檢驗、補充和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理論，另壹方面可以指導所有制改革的實踐活動，使所有制的形式和結構更適合社會生產力的要求。

　　簡言之，對馬克思的這壹提法，我們不能用完善化的眼光，以凝固的態度對待之，也不能將它與壹百多年以來的實踐經驗相隔離，孤立、封閉地去理解它。雖然理論與實踐是互補的，但對於壹種科學假說來說，更有待於實踐檢驗和證實。對馬克思這壹命題應當如此，對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若幹重要預言性結論也應當如此。

　　方法二：要將馬克思(包括恩格斯)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多次論述加以比較、綜合，領會其精神實質。

　　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的思想，在《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的表述可以說最為集中。這壹表述，確立了兩個質的規定性，即“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以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為了有助於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底蘊，應當將馬克思在別處對這壹問題的表述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1877年，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的壹段話，可以說是對《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那段話的重要解釋：“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章中只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在那壹章末尾，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壹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壹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壹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7 馬克思在此處未提“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強調的是“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可見，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實際上也就是“社會所有制”。

　　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序》中也強調了“社會所有”。他指出：“這裏第壹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壹致用以概括自已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8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十三章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二十四章結尾處的壹段話作了以下的援引：“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自由勞動者的協作的基礎上和他們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以自已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社會所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在這段話中，用“公有制”和“社會所有制”兩個用語來稱謂未來的社會所有制；特別應當註意的是，恩格斯在提到重建個人所有制時，強調了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來重新建立。這表明，未來社會的個人所有制與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是有機的統壹，它不但不與公有制相矛盾，反以公有制為前提。

　　但是，這種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又是以個人所有制為其基礎的。早在《德意誌意識形態》壹書中，馬克思就說過：“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應當受每壹個個人支配，而財產則受所有的個人支配。”認為未來社會是“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著私有制。”9 從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表述來看，十分重視個人所有權。如“把壹切勞動資料交給生產者”，“由工人階級自已占有全部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把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裏”等。10 直到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馬克思還明確指出：巴黎公社“曾想把現在主要作為奴役和剝削勞動的工具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變成自由集體勞動的工具，以實現個人所有權”11。

　　將馬克思、恩格斯上述壹系列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表述中所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勞動者個人所有”三類概念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就能較為完整地理解未來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李光遠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及其他》壹文中將上述三概念的內在聯系作了這樣的概括：對於“公有”，可有此壹問：“公有，誰所有?”答曰：“公有就是社會所有(或集體所有)”。如果再問：“社會(集體)是誰?”答曰：“是織起來的勞動者個人“，或“社會個人的聯合。”12 由勞動者聯合起來組成的社會對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就是未來社會所有制基本要義。

　　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壹個難點是，為什麽馬克思將“公有”、“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相提並論。因為習慣的理解或法律上的規定，公有與個人所有是兩個範疇的所有權，而且在性質上正好相反，正是在這壹點上令人們感到費解。對此，筆者的理解是，這表明馬克思對個人權利的重視。應當把個人權利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實現作為衡量公有制是否完善與成熟的基本尺度。也可以說，如果個人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公有制，就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至少可以說，這種公有制還有缺陷，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制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個人權利愈到重得充分、合理的實現，也就表明公有制的愈加完善。而要保障個人權利的實現，必須在所有制上體現個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上述的理解是附合馬克思關於“個人”與“社會”，“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及其關系的思想的。 馬克思指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壹點。他們的物質關系形成他們的壹切關系的基礎。這些物質關系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13 可見，包括生產力在內的社會壹切方面的發展，無疑地會推動人的發展，但是，首先要以人的發展為基礎。而人要獲得發展，就要擺脫經濟和各種社會關系的奴役，保障人的權利的合理實現。這樣，人的發展或者說人的解放與社會的發展與解放，實際上呈現互相依賴、互相制約的狀況。恩格斯對此指出：“要不是每壹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4方法三：應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制的設想置於馬克思對於未來社會的設想的大框架之中。

　　在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體系中，所有制問題是重要組成部分。但前者是整體，後者是部分，把握整體，才能對部分有更深切的理解。

　　壹些論者在解釋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制時，往往以自身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所有制模式為背景，這是研究方法上的壹個誤區，並且成為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的壹道屏障。

　　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除了提出了生產資料的公有或社會所有外，還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重要設想：(1)社會生產力獲得高度的發展，社會的物質財富已“極大豐富 ”。(2)徹底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壹切階級對立、階級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等等。只有消滅分工，改變人們“屈從於分工和自已所有的生產工具”的狀況，才能實現“個人全部占有生產力的總和”，才能有“社會所有制”。恩格斯對此指出：要實現社會所有，使社會和每個人都得到解放，“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改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15 (3)隨著分工的消滅，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也不復存在。恩格斯認為，壹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國家業已消亡。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以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必然是壹個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

　　應當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若幹設想還很抽象和原則，只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致趨勢，而且，實現這樣的目標還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壹歷史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復雜的問題和積累各種經驗，從而對馬克思的設想作出某種修正和補充，這壹切都是馬克思所無法預見的。因此，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何時能夠實現以及實現之後與馬克思的設想將會有哪些差異，這些都是我們所無法回答的。既然如此，企圖對遙遠時代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要作出具體正確的解釋，這種方法本身就是違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

　　馬克思之後的壹個多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出現了某些新變化和新趨勢，但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的目標還遠未達到。因此，要說清未來社會所有制還為時尚早。但是，壹百多年來的情況又表明，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所有制在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推進，創造了某些形式。我們的工作應當是概括這些實踐經驗，豐富馬克思所有制的理論寶庫。

　　三、無差異共有與差異共有——實現馬克思

　　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兩種基本形式

　　從資本主義私有制演進到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所有制，是壹個自然歷史過程，中間必然會出現某些過渡形態。在討論如何理解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所有制設想的問題，筆者雖認為要將馬克思的設想解釋得具體明白，目前尚不具備條件，但它並不是說，深入研究這壹問題在目前是無意義的。筆者認為，馬克思在對未來社會所有制所提出的兩個基本點對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有重要啟示意義的。這兩個基本點，壹是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二是這種社會所有包涵並保障個人的所有權。

　　無論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存在著兩種共有(公有)制;壹種是無差異共有制，壹種是差異共有制。這兩種共有制是通向馬克思未來社會所有制的橋梁。

　　無差異共有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共同體)的財富為每壹成員共同所有,它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共有財產的權利。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制息息相關。也因此，它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這種所有制的客體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1)不便進入個人所有權範圍的自然資源，如土地、河流、森林、礦產等；(2)維系社會生產、生活、安全、文化娛樂共同所需要的公共設施，如水利、通訊、交通設施，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禦設施(古代長城、近代以來的各種軍事設施)，公園、學校、俱樂部、博物館、圖書館等；(3)用於抗災、救災所需要的社會保障(保險)財富；(4)不宜讓公民個人經營的生產領域。

　　這種公共所有制自氏族社會解體之後便以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至今，因此，這壹所有制還有壹個基本特征便是政府代理產權。政府既然是公共權力機關，是共同體成員共同意誌的代表，因此也必然是共同體公共財產的代表主體，也因此，政府對這壹共有財產享有管理權，包括經營、調配、處理等權力。正因為這壹共有財產經過政府代理管理這壹環節，因此，對財產的實際占有和收益，對共同體的不同成員就產生了壹定的差異。理論上是無差異共有制，在實際生活中卻沒有絕對的無差異共有制。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提出的“公有”、“社會所有”和“個人所有”制不能認為是國家所有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因為馬克思提出的未來社會所有制是國家消亡之後的所有制形態。以往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與社會所有制混為壹談，造成所有制概念上的混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以往我們所實行的公有制，還不完全是馬克思所設想的公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對於維系共同體以及保障共同體每壹成員的基本利益是必要的，但由於個人與共有財產無直接掛鉤，即並不存在供個人直接占有、所有的財產，而且，個人利益的實現還需要通過政府的管理環節;因此，這種所有制形式對於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和利益的公正實現難免存在某些弊端。因此，社會還需要有別的所有制形式。如個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總的說來，構成以往文明社會的基礎，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存在貧富差別,因此歷來遭之詬病。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的出現，預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最後形態的私有制。至於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形態，馬克思雖不可能描述得很具體，但我們可以根據馬克思的設想，通過對實踐經驗的總結，推進馬克思的設想。

　　馬克思在世時，他對股份制已引起足夠的重視，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潛在否定因素。他指出：“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這種“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16。馬克思認為，在股份公司內，勞動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這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因而它是“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表現為通向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17馬克思對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的分析更值得註意。他認為這種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壹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壹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壹定發展階段上，壹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壹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18股份制與合作制受到馬克思如此高的評價，因為它揚棄個別私人資本的生產方式和財產組織方式。股份公司使個別資本成為社會資本，出現了資本集合體。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內則出現了以勞動作為資本的另壹種集合體：勞動集合體。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制二百余年的發展中，已由資本集合體演進到資本與勞動相結合的集合體，由此也由資本與勞動的分離與對立轉變為資本與勞動的結合(盡管集合體中資本仍占居主要地位)。這種發展趨勢，愈來愈證明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

　　在馬克思之後,股份制在世界範圍內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樣，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它既不同於資本家私人所有制，也不同於以國家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無差異共有制，它是眾多所有者組成的差異集合體中，實行土地、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進行社會化生產的所有制形式。這種所有制形式丁建中將之概括為差異共有制。19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集合體中的每壹成員因投入份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的所有權，在這裏，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但這種分散的資產必須組合成有機整體，成為共同占有的形式，才能形成新的強大的生產力，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差異共有制將所有權分割為兩個層次：最終產權和中介產權。前者為企業產權的原始所有者，即多元、分散的股東；後者為企業產權的支配者，即企業法人產權，其職責是運營資產，使其增值。前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分散性和個體性，後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集中性和共有性。差異共有制是人類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產權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其現實原型就是各種形式股份制。這種所有制形式中的產權共有性超越了私有產權的獨占性，其產權的差異性超越了公有制產權的無差異性。它以亦公亦私、非公非私為特征使之兼有私有和公有的優點而克服了兩者的缺點，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

　　這種所有制形式顯示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所有制設想的兩個基本特點：(1)實現土地及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2)保障個人所有權。馬克思當時已指出是通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它的優越性和生命力還可能證明，這正是未來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但是，從資本主義私有制通向未來社會所有制的過程中，將有壹個多種所有制長期並存的時期。這是馬克思所沒有指明的。當代中國的所有制發展史也證明，從私有制不可能壹下子跳到單壹的公有制。經濟改革改變了單壹的公有制結構，但是，代替這種單壹公有制結構的除了鼓勵發展私人所有制外，更為重要的是對國家、區域性的公有制經濟中的壹部分改造為差異共有制。筆者認為，通過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與調整，特別是根據中國情況大力發展差異共有制，才可能使中國出現既高效又公平的經濟體制，由此使生產力和市場經濟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總之，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差異共有制將是社會所有制中的主要形式。這就是筆者研究馬克思這壹提法的結論。

　　所有制理論中的若幹誤識

　　經濟改革的實踐使人們逐步發現以往所有制理論中的壹些問題。筆者根據自己的認識水平，提出並探討以往所有制理論中的七個誤識。

　　誤識之壹：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目的。

　　長期來認為，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本質特征，因此，搞社會主義就要無條件地實行公有制。公有制覆蓋面愈廣，公有化程度愈高，標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愈穩固，社會主義制度愈先進。在近40年的時間裏（從50年代到80年代）人們壹直把公有制作為目的加以追求，並凝結成相應的觀念和信念。公有制被神化了。人們幾乎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所有制是生產關系中的核心）的常識棄之壹邊，更不去細想，馬克思當年提出的以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過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在目的論的誤導下，不根據生產力的狀況搞“壹公二大三純”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是所有制去適應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損害與犧牲生產力的發展去追求公有化。

　　鄧小平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糾正了這壹錯誤觀點，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也可以理解為目的）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搞公有制或發展多種經濟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所有制只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這就意味著，什麽樣的所有制形式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就應當采取之，否則，我們就應當放棄之。發展生產力，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才是我們的目的，才是社會主義本質之所在。沒有高度發展的生產力作基礎，沒有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的不斷提高，就沒有資格談什麽社會主義。

　　在改革的實踐中，所有制目的論正在被手段論所取代，這是認識上的壹大進步。不過，仍有壹些人在接受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的觀念的同時，在思想深處還沒有完全放棄把所有制當作目的的觀念。這些人在改革中遇到重大問題時就難免左右搖擺。

　　誤識之二：過早過急地消滅私人所有制。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和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兩個部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基本內容。歷史的邏輯應當是：既然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那麽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社會就應當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遺憾的是，毛澤東本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立即放棄了他自己建樹的這壹理論，並且竟批評了劉少奇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正確主張。在“左”傾思想支配下，全黨接受了以下的錯誤結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標誌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的結束，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開始。本來應當有壹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以便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作好必要的準備，結果是革命不停頓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根據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的實踐，社會主義社會不容許存在資本主義經濟，甚至也不應當有個體經濟。因此，在1953—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就很快地完成了消滅私人經濟這壹歷史性變革。可見，過早地消滅私人所有制其根源在於對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論斷的錯誤所致。直至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1987）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糾正了企圖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錯誤，私人所有制才恢復了合理的歷史地位，個體、民營、私營經濟才雨後春筍般的掘起於中華大地，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新的生長點，在市場經濟和推動中國經濟的繁榮中顯示出方興未艾的歷史作用。

　　由於長期受“左”的思想的支配，現今仍有不少人對私有經濟的發展存在疑慮和歧視的心態，他們唯恐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會損害社會主義。因此，深入闡明在壹定範圍內大力發展私有經濟的必要性和積極意義，幫助人們從“左”的思想藩籬中走出來，是理論工作者壹項重要任務。

　　誤識之三：對公有制和私有制價值評定上的簡單化和絕對化。

　　長期形成的思維定勢是，公有制是遠比私有制優越的所有制，它消滅了剝削，財富為勞動者共同所有，分配公平合理。私有制是人剝削人、少數人占有財富、多數人陷於貧困的制度，它歷來遭到人們的譴責。

　　公有制與私有制孰優孰劣，是歷經幾個世紀爭論至今無有統壹認識的復雜問題，這裏自然不可能對兩者的價值進行詳盡的評論。但是，至少是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公有化實驗已可證明，把公有制與私有制作為兩種對立的互不相容的事物的觀念是不切實際的。對公有制絕對肯定，對私有制絕對否定，這很簡單，似乎也很容易，但不科學，不符合整個人類文明史的事實。應當實事求是地辯證地分析公有制與私有制。公有制有其優長的壹面，但也有弊端，至少在效率和效益上差於私營經濟。正因為有弊端，所以要對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經營機制要轉換，企業制度要創新，有的要兼並、淘汰，改制為民營和私營。至於私有制的弊端早已公認，但是在效率效益上、在財產的維護上、在內在機制和在滿足社會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上，比之公有制有其特有的優勢和合理的內核。在這壹方面作為有待研究的領域，值得深入探析。私有制在人類社會已存在幾千年，它已經歷了幾種形態，自身也適應著文明的發展而不斷演進。作為文明社會增值財富的基本制度的私有制是不能簡單否定的。習慣認為，私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的所有制形態；壹旦生產的發展達到社會化大生產的地步，私有制就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應當被公有制所取代。可是，這樣的觀點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動搖了。自馬克思之後，西方國家的生產社會化又有了新的發展，可是，生產的社會化既沒有消滅大私有，也沒有消滅小私有。事實是小私有、大私有、股份制所有和國家所有在社會化生產中各自扮演著相應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成為不可缺少的經濟成分。大生產與私有制相容的事實應當從理論上得到說明，從而糾正簡單否定私有制的觀點。

　　誤識之四：以先驗的方法構建所有制結構。

　　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改變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應當有什麽樣的所有制結構，是人們所普遍關切的大問題，也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所面臨的壹個重大問題。

　　在構建所有制結構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法。壹種是尊重實踐的選擇，具體地說，各種所有制經濟各自應占何種比例，應以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通過市場經濟的調劑，根據各種所有制的功能，自然地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結構。另壹種是不尊重實踐的選擇，從主觀偏向出發，先驗地給某種所有制經濟劃定壹個框框，特別是企圖給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確定某種不可變動的比例（把所有制形態僅劃分為公有與非公有已經落後於實際生活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並蓬勃發展著既非私有也非傳統意義上的公有的所有制形態。這點將在誤識之五中加以專述）。如果按後壹種指導思想構建所有制結構，不可避免地會使所有制結構改革停滯不前。因此，很需要運用唯物辯證法更新所有制結構上的陳舊觀念。

　　問題不在於哪壹種所有制非要達到何種比例，而是在於使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而且，所有制結構不是凝固不變的），以便最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目前的中國尚處於所有制結構的大變動初期，我們應當調整指導思想，因勢利導，推動所有制結構的合理化發展。

　　誤識之五：所有制分類上非公即私的二元論分類法。

　　在所有制分類上，長期來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分類法，即不是公有制就是私有制。近十年來，還劃分為公有制與非公有制兩大類，同屬此種分類法。

　　在現實生活中，股份制經濟已日益成為重要的所有制形式。那種“非公即私”的分類法就無法將之包涵。可是，股份制該是何種性質的所有制形式，眾說紛紜。囿於傳統所有制分類法，有的認為是公有制（因公司的經濟是按集體意誌經營的，且為多元所有者共有），有的認為是私有制（若公司股份所有者全是或基本上是屬於私人的）。也有的認為是壹種混合所有制，還有的認為是社會所有制。因此，股份制經濟屬性的正確、科學界定，懸而未決。

　　股份制在西方國家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馬克思生前所見的可以認為是西方股份制發展的第壹階段。當時，馬克思認為，這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是“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是“壹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1 馬克思之後，“社會資本”（馬克思語）的形式更是擴大了。可見，股份制已經不是純粹的資本家所有制，當然也不是國家所有制。我國的股份制更是在重塑公有制和勞動者投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能等同於私人所有制和傳統意義上的公有制。至於“混合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的提法，其內涵混噸不清，都未提升為科學的抽象。

　　股份制屬性的科學界說，筆者認為是“差異共有制”。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集合體中的每壹成員投入份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的所有權；在這裏，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但他們必須共同委托法定代理人支配運營其共有財產使其增值，因而產生現代法人產權制度。差異共有制將所有權分割為兩個層次：最終產權和中介產權。前者為企業產權的原始所有者，即多元、分散的股東；後者為企業產權的支配者，即企業的法人代表，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前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分散性，後者表現出企業產權的集中性，即產權組織形式呈現出分散和集中的有機統壹。差異共有制是人類私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產權組織形式，其現實原型就是各種形式的股份制。這種所有制形式中的產權共有性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獨占性，其產權差異性超越了公有制產權的無差異性，因此它兼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優點而克服了兩者的缺點，是兩者的辯證綜合，因而是比私有制和公有制更高的所有制形式。2相對於“差異共有制”，可以把傳統的公有制（國有制和社區所有制等）看成是“無差異共有制”。無差異共有制中，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享有天賦、平等及無差異的權利，但這種共有財產不能分割，因而個人在這裏所享有的產權界區是混噸不清的，或者說，這裏不存在屬於個人的可以遊離於共有產權的終極產權，產權的合法代表只能是公共機關——國家或社區管理機關。要明晰無差異共有制中屬於個人那份資產，是不可能的，也是無意義的。問題是國家和社區管理機關如何有效的管理、經營好這壹共有資產，並將這種形式的產權規定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因此，人類社會至今有三種基本的所有制形態：公有制，私有制和差異共有制。差異共有制在我國正在興起，並將成為重要的所有制形態。所有制三種形態論的確立使傳統的所有制分類法失去意義，也促使人們重新考慮我國所有制結構的未來走向。

　　誤識之六：對所有制只局限於性質層面的認識。

　　各類事物除具有某種基本屬性外，往往還具有別的屬性。可是對所有制這樣壹個復雜的事物，我們的認識老停留在性質層面即姓“公” 還是姓“私”的層面上，不再深入研究別的屬性。比如，在機制方面，在功能方面，各自還具有什麽特性？

　　在機制方面，公有制中的國有企業，其資金是國家投入的，管理人員（廠長、經理）是由政府主管部門派遣任命的。僅此兩條，在自主性、盈虧責任和風險意識方面就不及私營民營企業。即使經過制度創新，激發了企業的活力，要求自負盈虧，但總有壹部分國有企業要由國家直接經營，這部分由國家壟斷並且不進入市場競爭的企業，在機制上仍將區別於私營民營企業。私營民營企業，自籌資金，自願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這壹機制，外有壓力，內有動力。這壹特征和優勢，是與這類企業的產權制度天然地聯系在壹起的。所以，私人企業在性質上姓“私”，在機制上姓“自”，從而具有自我生長的頑強生命力。公有企業在性質上姓“公”，但在機制上姓“大”（大鍋飯），責、權、利三者不可能完全對應，因而在效率上壹般難以超越私人企業的水準。正因為公、私兩制機制上的不同特性，因此，任何壹個社會，這兩種所有制要有合理的結構，社會經濟才能獲得良性循環。

　　這裏有壹個認識有待澄清。經濟體制改革中提出了搞活國有企業的目標。如果壹概要求所有國有企業扭虧為盈，或者效率和效益上達到如同私有企業同樣的水平，是否可能？因為有的國有企業並不以盈利為目的，這類企業或事業因不可能產生多少效益，私人是不會去辦的，但社會公共利益又需要它，只能由國家來承辦。有壹類國有企業，如果讓私人去辦可能會產生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益，但這類企業因關系國家安全，不適合由私人去經辦，而只能由國家來經辦。所以，搞活國有企業要作具體分析。要求所有國有企業都具有象私人企業那樣的活力和效益，在認識上也是壹個誤識。

　　在功能方面，公、私兩制亦各有差別。公有制、特別是國家所有制具有基礎先導、宏觀調控和社會保障三大功能。私有制經濟則不可能具有這樣的功能。但是，在與人民生活比較直接和密切的食品業、飲食業、服務業、服裝業等生產經營部門，個體、私營經濟比國有企業更能顯示出它的優勢。由於功能上的差別，公、私兩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上存在著壹種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曾壹度被取消，致使社會生活陷入僵滯的局面。

　　誤識之七：在所有制演化進程上的機械三段論公式“原始公有制——私有制——高級公有制”，這壹所有制的演進公式的正確性，從未遇到過挑戰。

　　這壹演進公式的第壹個問題是，所有制的起點是否就是公有制？還是公、私兩制是同時出現的？筆者認為，人類社會所有制的邏輯起點是公、私兩制雙雙問世。因為，在原始社會的漫長時期中，人們勉強維持生存，無剩余財產可言，也就不存在財產的歸屬問題，即不存在所有制問題。只有當有了剩余財產之後，才產生了財產屬於誰的問題，是屬於妳的還是屬於我的？是屬於私人（家庭）的還是屬於公眾（氏族）的？開始的時候，氏族和部落的首領往往憑籍權力把部分剩余財產占為己有，而不動產（土地）仍為全氏族和部落共有。無論如何，沒有私有觀念也就無所謂公有觀念。這兩個對應觀念是同兩種財產所有權的確立同時產生的。

　　這壹演進公式的第二個問題是，否認公、私兩制的長期共存。所有制產生後，公、私兩制長期共存與演進，壹直延續至今。可是，這壹公式所蘊含的理論卻告訴人們，在原始社會是公有制社會，這壹社會形態解體之後是漫長的私有制社會，否認了公有制與之並存的事實。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社會又回到了公有制社會，排斥了私有經濟的與之長期並存。這個公式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應當實行單壹公有制經濟的理論依據。這是這壹公式又壹個嚴重錯誤。事實上，如同於光遠所說：“自從財產發端之後，迄今為止所有的社會都是私有、公有並存的社會。”3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跳出所有制演進公式的思想藩籬。

　　這壹公式，不僅是機械的演進公式，也是單線的演進公式，否認公、私兩制共生、並存、互補、協調發展的雙線演進路線。排斥雙線演進路線的重要原因是認為公、私兩制是互相對立、互不相容的。這是這壹演進公式的第三個問題。然而，任何社會都表明，公、私兩制是既互相矛盾，又各自分立和互相補充的。公、私兩制各有其優勢與劣勢，各有其長處與短處。認為公有制絕對的好，私有制絕對的壞，這種認識是膚淺的，有害的。應當辯證地、實事求是地評價兩種所有制的全貌。

　　上述所指出的所有制理論中的若幹誤識，有的已被人們所認識，有的正在受到改革實踐的沖擊，或被某些人依然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信奉。當然，所有制理論中還可能存在著壹些別的誤識，只緣筆者認識所限而歉告闕如。

　　國有企業的改革與走向

　　國有企業的改革，政府已投入很多，然仍在自由王國面前躊躇徘徊。

　　筆者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所以尚在困惑中蹣跚而行，某些不切實際的口號還在作為改革的目標為之追求，皆因為我們尚未認識國有企業改革的規律性問題。為此，本文主要從理論層面闡釋國有企業的本質、地位與功能，並指出改革中的某些誤識，在此基礎上對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壹些基本問題提出建言。

　　馬克思的假設學說與實踐的檢驗

　　社會主義與公有制、特別與國有經濟相聯系，是馬克思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假說。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社會化與資本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分析中，提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實行公有制和國家運作的計劃經濟。最典型的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話：“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資本論》第壹卷不過是這壹結論的理論論證)其實，馬克思關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主張，還只是壹種假設學說。因為，這壹主張並非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是尋求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壹種方案。只有當這壹主張經過實踐檢驗證明為之正確的時候，才能認為是科學的理論。恩格斯說得好：“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有三百年之久壹直是壹種假說，這個假說盡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可靠性，但畢竟是壹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壹定還存在壹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後來加勒確實發現了這個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學說就被證實了。”1 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也是這樣。可惜，長期來我們卻把馬克思的這壹假說當作是應當無條件遵循的科學結論，並長期陷於這壹誤區。現在，影響國企作大幅度地戰略撤退的深層思想障礙，仍然是誤把馬克思的假說當作社會主義的“絕對命令”，似乎國企退場就動搖了社會主義；因而強調公有經濟(主要是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強調國有經濟必須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

　　壹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泥潭深陷，這些歷史事實本身已修正了馬克思的假說；只是在理論上還未作出新的概括。

　　私有制是與較低的生產力水平相聯系的，壹旦生產力提高到社會化的程度，就要被公有制所取代。這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的重要支點。但是，20世紀特別是二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的突破性發展，即使像美國這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各種規模的民間企業仍是經濟結構中的主體，可見，私有制並未限制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由此，馬克思關於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據值得重新審視。更何況，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沒有必要去顧忌私有經濟與初級社會化生產相沖突了。

　　因懼怕私有制所患的“恐私癥”成為半個世紀來民族的心理痼疾。這種病態心理阻礙我們去認識這樣壹個基本的歷史事實：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史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歷史。根據這壹事實，對私有制即使認為是最應當加以否定的要素——剝削，也應當重新慎加審定。

　　第壹，剝削不等於掠奪；掠奪是運用暴力或權力將公共或他人的財富占為己有(或團體、國家所有)的行為。掠奪不是壹種經營行為，沒有使財富增值，只是財富所有者的不法(或合法)轉移。

　　第二，剝削又有合法與非法、合理與不合理之分。如果因為反對剝削也同時否定合法與合理的剝削，那麽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便是最理想的社會了。要界定合理的剝削，首先得科學地界定“剝削的界域”。傳統經濟學認為，利潤(剩余價值)全是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因而把資本家占有的利潤全都納入了剝削的界域。這裏存在著兩個理論差錯。第壹個差錯是，利潤是生產力的三項基本要素(物力資本、地力資本、人力資本)在生產中有機結合的結果，而非僅僅為人力資本單個因素孤立運動所創造。第二個差錯是，人力資本除了工人的勞動力外，還應包括資本家和經理人員的經營能力、風險等資本。當我們糾正這兩個差錯之後，那麽資本家對工人勞動的剝削，其數額將會小於傳統經濟學下勞動價值論所得出的價值量。這樣，資本家因投入物力資本、地力資本和自身的人力資本而分享總利潤中的壹部分不能認為是剝削；只有超過了這壹界限侵犯勞動者分享利潤權益時，才構成剝削；其侵犯值愈大剝削愈重。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剝削是企業與社會積累財富、擴大再生產的必要條件。剝削的結果是積累了利潤。所以，利潤與剝削是同壹對象的兩個方面。問題在於，資本家將利潤“無償”地歸己所有，因而為千夫所指。但是，如果要求資本家不剝削而且如果確實出現了不剝削的資本家，即資本家將全部利潤分配給了創造這壹利潤的工人(利潤是否全是由工人所創造的，上面已作出了新的解釋)，那麽，這個資本家由於無法擴大再生產，實際上結束了作為資本家的生涯。這不但不符合資本的本性，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利潤對於資本家之所以重要，因為有了它才有生產的擴大，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有取勝的可能。盡管利潤中的壹部分或壹小部分成了資本家的消費基金，但是，擴大再生產是資本運動的絕對規律，妳要成為壹個資本家就要服從這壹規律，或者說，資本家不過是這壹規律的人格承擔者。所謂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積累與擴大的專家 (企業家的稱謂，在內涵上與資本家同壹，兩者相比，稱資本家更說明事物的真相)。因此，以下的結論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發展史告訴我們，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積累也是社會財富的積累，可以說資本主義把社會財富的積累歷史地委托給了資本家。”2 由此可見，資本剝削直接淺顯的目的是為了利潤，其進壹步的結果是生產的擴大與社會財富的增加。我們還應當承認，不可能將利潤全部分配給創造者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難道將利潤全部分光吃光嗎?國家將利潤從企業中提走投放經濟建設，才有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這同資本家將利潤投放於擴大再生產所產生的結果，在本質上沒有什麽差別，即都是促進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社會財富的增長。區別僅僅在於承擔擴大再生產的主體角色不同而已。問題是那種方式更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國30年的國有經濟史和20年的多種經濟史所提供的事實已有力地回答了這壹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利潤與剝削是與社會生產相伴的現象，因此，在消滅剝削的條件尚未具備時，企圖去消滅剝削也就等於停止了社會生產。由此，我們應當歷史地科學地看待剝削而毋庸過早地加以否定，也毋庸懼怕私有制與資本家，毋庸擔憂國有企業的收縮與民間企業的擴大。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若幹誤識

　　20年的改革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所提出的壹些改革舉措都是為了扭虧為盈，但從總體上看，這壹改革目標難以成為現實，因為它並不符合國企的本質特征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能實現“政企分開”嗎?

　　國企與民企的壹大區別是，前者有“兩個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與市場，後者，市場是它的唯壹上級。面對兩個上級，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很難使勁，並經常損耗寶貴的資源和機遇。有鑒於此，提出“政企分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國企的本質屬性是資產為國家所有，所有者管理(雖不壹定直接經營)其企業是天經地義的。既然是國有企業又要使企業擺脫政府的控制，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也不符合公司法的精神。這就是國企實施公司制之後與之前不可能脫胎換骨(被人們稱之為“翻牌公司”)的原因。有人認為，企業享有法人財產權後可以與最終所有權相分離，使企業獲得獨立性。其實，法人財產所有權不過是資產最終所有權所派生和委托的權力，因而這種分離和獨立是相對的、有限的。國家(政府)作為所有者所享有的資產收益權、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益，就說明了這壹點。

　　從另壹種思路考慮，如果國企真正實現了“政企分開”，企業完全獨立後恐怕也會出現新問題，如“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獨立性愈大，企業管理者的權限也愈大，就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而違背國家利益，這樣的國企就變味了，與民企還有什麽差別呢?或許比民企更糟!

　　“政企分開”的目標不可取並不等於說政企關系無須改變。計劃經濟時代的政企關系必須改變，實際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國企來說，政企關系只能講“合理”而不能講“分開”。應當將改進政企關系視為國企管理系統的內在環節，或者說，不能離開政企關系來談國企的管理。這壹方法是否有助於我們走出政企關系認識中的困惑。

　　2、國有企業能“自負盈虧”嗎?

　　對於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可以負盈卻無法負虧。虧了，誰來負?廠長、經理，還是職工?實際上都不可能。也沒有聽說有哪家虧損囯企其虧損值是由企業自己承擔的。國家也沒有出臺過壹個法規，具體規定企業如何承擔虧損責任。實際上，國企的虧損責任至今仍只能由國家來承擔。“自負盈虧”即使喊得最兇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對於非參與市場競爭的國企來說，有幾種情況。壹類是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享有壟斷價格的特權，壹旦出現虧損，可以提高壟斷價格相補。這類企業無虧損之憂。另壹類是公益性的並非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這些行業因為無利性為民間企業所不願涉入，在市場經濟下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市場經濟的這壹缺陷由政府來彌補義不容辭。主要不是為了贏利是國家辦這類企業的初衷(當然，企業不能因此而輕視科學管理，應當嚴格核算，減少投入與虧損)。還有壹類企業是為國家與社會的長遠利益服務的，近期投入大，見效慢，自然也別指望有多少贏利。對上述三類企業來說，“自負盈虧”的目標並不適用。

　　總之，自負盈虧的目標對國企來說是不切實際的。

　　3、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相容”嗎?

　　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問題，在理論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壹種意見認為可以相容，壹種意見認為很難相容。筆者傾向於後者的觀點。

　　所謂相容不相容，我的理解，是指是否能適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

　　實行市場經濟後，國家雖不斷扶植國企，但仍難以扭轉國企持續大面積虧損、效益滑坡、紛紛倒閉的趨勢。而民間企業即使面對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以及資金短缺的窘況，在市場拼搏中卻以小勝大、以弱勝強，不斷擴大市場空間，成了國民經濟的生力軍。在民間企業面前，國有企業似乎成了壹只只紙老虎。雖然民間的個私企業也時有破產歇業的情況，但同國企日趨衰落的現狀相比，其前景在總體上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勢頭。顯然，市場經濟是各種民間企業的天地而非國有企業的家園。

　　誠然，目前有壹部分國企在國內外市場中還有壹定的競爭優勢。這能否說明國企與市場經濟相容呢?壹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享有優勢大致須有以下因素：規模優勢、資金優勢、技術與產品優勢、機制與管理優勢，以及人才優勢。縱觀那些尚具優勢的國企壹般具有前三方面的優勢，有的也略具後兩方面的優勢，這通常是那些大型企業。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由於起步不久，作為企業血液的資金還十分短缺，要擴大企業規模，采用先進技術生產新穎產品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因此，在大型特大型國企面前，民企還不是其對手。但是，待民企與國企經濟實力大致相當之時，那麽，在市場競爭中稱雄者肯定不再屬於國企了。再過五年、八年、十幾年，壹批民企強大之後，昔日在市場上曾領風騷的國企恐怕也會遇到今日某些國企的困境。問題只是時間而已。所以，資金困擾企業的發展是暫時的。對企業來說，生命力之源在於企業的機制，最寶貴的財富也是機制。機制之差別是國企與民企的根本差別。民企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競爭中能不斷爭得自我生存、自我發展的空間，對國企來說，最缺乏的恰恰是內生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因而在市場經濟中日趨萎縮。

　　人們似乎看到了國企在機制上的缺陷，因而在90年代中期曾提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目標，企圖使國企培養出自我激勵、自我約束這壹可貴的企業行為，然經過壹番轟轟烈烈的努力，預期目的再次落空。為什麽呢?原來，企業的機制又是由企業的產權制度所決定的。這是各類企業本質之所在。

　　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與社會功能

　　1、國有企業的本質特性

　　國企是公有制的壹種形式。它的資產為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由於全體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占有、支配、營運)這類資產，只能以國家為代表，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類共有財產。因此，全民共有制亦稱國家所有制。進壹步的分析可表述於下：

　　(1)國家所有制是壹種無差異共有制。這是壹種古老的所有制形態(盡管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內容)，其基本特征是：共有財產為共同體(國家)的每壹成員平等地即無差別地所有(所謂人人所有)；它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存在，共同體的任何壹個成員不能從中加以分割認為是屬於自己所有部分與整體相分離；因此，共同體的每壹成員對共有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不能肢解其某部分為個人所獨享。由此可見，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對國有資產來說，不存在“產權明晰”的問題。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至今壹直是維系壹定共同體的紐帶(並非為社會主義所獨有)。

　　(2)無差異共有制的實現形式只能是委托—代理制。無差異共有制—國家所有制，在其邏輯起點上就陷於所有者空缺的困境。所謂國家所有，實質是國家代理所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國家代理全體人民管理這壹財產。在理論上，國家(政府)是受人民委托代理人民行使所有者的職能，但在實際上，國家(政府)是憑借其行政權力占有與管理這壹共有財產的。以後便是通過多級委托—代理環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條)，從中央政府到所屬有關部門(塊)，直到眾多單個企業，推動這壹共有資產周而復始地運動。因此，委托—代理制的壹個必然結果是，所有者(全體人民)與所有權相分離，代理者(政府及其管理者)的行政權力與所有權相結合。

　　(3)國企財產所有制的特性，使它缺乏天生的激勵與約束基因，其投入與產出之比與民企形成明顯的反差；同時，它又為代理者竊取國民財富、中飽私囊提供了條件，成為權力腐敗的溫床。

　　委托—代理制是現代社會所通行的壹種合作關系，它適應現代社會的分工、效益與利益的需要，並能達到較為理想的效果。現代西方國家，由於社會化大生產以及企業規模的擴大，分工的專業化以及產權的多元化，所有者與經營者相分離，使委托—代理制得到充分的發育。委托—代理的雙方是謀求壹定利益人格化的經濟人(個人或團體之代表)，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契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但是，將這種委托—代理制移植於國有企業，將有別於壹般的委托—代理制。其變化了的情況，值得重視。在這裏，共有資產的委托—代理雙方是具有壹定行政權力的官員，不是資產的人格承擔者。由於國家以行政權力運作這壹共有資產，由於真正所有者與這壹共有資相分離，因此，所有者的意願和權益將被國家行政權力的行為和要求所淹沒。損害所有者利益的情況(如玩忽職守，決策失誤，貪汙揮霍)時有發生。在這裏，所有者(全體人民)由於與所有權相分離而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擁有所有權的國家與政府官員由於不是資產的真正所有者，也缺乏對資產的關切度，因此，國有資產存在著關切度的雙重缺乏。更何況，國有資產經營中還存在著“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 3 所謂“財產權利私人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產的權利這壹事實；所謂“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責任。這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普遍地缺乏激勵與約束機制，效率低、效益差，不適應市場競爭，虧損頻仍的深層原因。結果必然是，國企愈多，國家的包袱愈重。更為甚者，由於國有資產所有權與行政權相結合，政府官員和經理層在私利的誘惑下，以權力作掩護，運用種種手段，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使國有企業成了權力腐敗別開生面之地，成了國家財富流失的無底深淵(據國家有關部門保守統計，國有資產每年流失500個億，日均流失1、3億元)，也是當代中國“私有化”、“兩極化”(不是指個私業主的“私有化”與“兩極化”)的壹股潛流。

　　2、國有企業的社會功能

　　國有企業的功能應當從國家職能的視角去加以考察。國家，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其基本職責是保障社會的共同利益，即保障社會的秩序、公正與安全。國有企業的功能就是為實現國家這壹基本職能提供為民間企業所不能提供的物質條件，或者說，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壹部分物質保障。

　　國企的這壹功能使它所追求的效益與民間企業相比，應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既然國企是為實現國家職能提供物質保障，因此，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產生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當然，不是每壹國企都能同時實現這三種效益，有的以實現其中壹種效益為主，兼顧其他。提供多重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壹個特征。

　　(2)國企所產生的效益不是僅為社會某壹階層、某壹地區、某壹領域提供服務的，而是面向全社會的。它或者為社會各部門正常運行提供基礎性條件，或者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創造良好的環境，使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得以有序進行。因此，考察國企的效益有的就不能僅核算自身的收益狀況。由於它的效益輸出促使了其他企業效益的增長，促使了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就是說，國企的效益有的是通過其他企業的盈利和社會各領域的變化和發展、通過社會生活正常有序曲折地反映出來的。創造宏觀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二個特征。

　　(3)國企還承擔著興辦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某些重大基礎性產業與先導性的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由於耗資巨、周期長、風險大、見效慢等原因，民間企業無力、也不願承擔(尤其是我國的民間經濟起步不久，規模小，實力不夠雄厚)，這壹任務，便義不容辭地落到了國企的肩上。為了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為了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儲備後勁，國家必須不惜資本興辦這些產業。在這裏，國有企業著眼於未來的經濟效益，這是國企功能的第三個特征。

　　國企特殊的效益目標，揭示了國企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重要功能。

　　國有企業與民間企業的差別

　　國企改革中的壹個誤區，是將國企與民企兩類企業混為壹談，以壹般企業的目標模式指導國企的改革，如壹概要求它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要求以經濟效益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要求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獨立主體。順著這壹思路，雖經過艱苦的改革摸索，收效甚微。為了調整改革的思路，還需要研究這兩類企業的差別。

　　1、功能差別

　　國有企業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需要所建立的企業，其功能是謀求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即為國家控制社會、服務社會與發展社會提供特殊的物質保障。因此，國企所追求與提供的效益是多方面的，除追求經濟效益外，還追求政治效益與社會效益，除追求微觀效益外更追求宏觀效益，除追求眼前效益外有的著眼於未來效益。由此可見，對國企的價值評價不能簡單化，即不能以近期內純經濟性的盈虧作為評價企業好壞的唯壹標準(不同企業評價指標又有所不同)。

　　民間企業的功能是單壹的，僅追求企業自身的眼前的經濟效益，實現利潤最大化。但在客觀上，由於承擔交納稅金的義務，也是支撐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的物質力量。它生產各種商品，滿足社會生產、生活各種需要，提供廣泛的求業崗位，顯示了它的社會效益。此外，它對於市場經濟的發育，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企業結構的調整，起著國企所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顯示了它的改革效益。不可忽視的，它還對國企的改革貢獻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如就業再就業，增加財政收入，消化倒閉的國企等)。因此，改革國企與發展民企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只有民企的加速發展，才能使壹批虧損的國企不再成為國家的包袱。

　　2、機制差別

　　企業的機制雖然要人們去摸索與創造，但在客觀上，企業的機制乃至企業的行為受到企業財產制度隱蔽而深刻的制約。國企的財產制度是無差異共有制，其產權主體是抽象的——全體人民；從抽象到具體便是政府所承擔的委托——代理制。不論是委托方與代理方都不是這壹共有資產的真正所有者。資產在其運動的起點上就存在著所有者空缺與資產非人格化的缺陷。代理者的權力與資產所有權相結合，而代理者的責、權、利與資產的命運卻無對稱關系，使國有資產在營運中缺乏內生的激勵與約束力量，缺乏風險與競爭意識，國企的這種產權特性以及它所承擔的社會功能，使企業不可能賦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權責，加之，管理者與經營者在資產營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帶有個人目的的行為。國企的這些特性是國企缺乏活力、普遍地存在效率低、效益差的根本原因。民間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產權明晰，不存在所有者空缺的頭疼問題。所有者、所有權、所有者的權益結合得較好，能切實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企業風險自擔，成功自享，榮辱與興衰與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命運休戚相關，因而具有內生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具有天然的風險意識與競爭意識。這類企業在效率與效益上大都優於國有企業，它們能在短期內迅速掘起，其秘密主要在於機制上的優勢。

　　3、與市場與政府關系的差別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熟起來的。之後所建立的某些國企，則是為了彌補市場缺陷、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國企的使命不是為了參與市場競爭，與民間企業爭奪市場空間，它不過是國家履行其公共職能的壹個工具。嚴格地說，是經濟活動中的壹種非經濟目的行為；至少，創利不是國企的主要目的。

　　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起步時，面對的是計劃經濟時代所留下的龐大遺產，在國民資產結構中，國有經濟占有極大的比重。要理順國企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除了理論障礙，還有壹系列的實際困難。譬如，它容易使人產生這樣壹種錯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這樣的認識，把市場經濟又分為姓“資”姓“社”兩種不同形式，並阻礙人們去認識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初始性與特殊性，還企圖去創造壹種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其結果使市場經濟永遠帶有計劃經濟的胎記，既抑制各種民間企業的生長，也使國企的改革陷入深深的困惑。

　　因此，在現階段，國企要處理好與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頗為艱難。就壟斷性的國企而言，由於不參與市場競爭，情況比較簡單。就競爭性的國企而言，既要面向市場，又要面向政府，國企在“兩個上級”的夾縫中實在難以有所作為。特別是當政府意誌與市場命令相矛盾時，企業還得無奈地執行政府的意誌。如此，使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處於頗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國企的管理者是由政府任命的(所謂戴官帽的企業家)。廠長經理的升遷榮辱是由上級決定的。只要與領導關系好，企業經營得好壞並不重要。這更導致企業的經營者以主要的精力去“經營領導”而不是“經營企業”。

　　壹切民間企業雖也有政府的幹預，但它們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策劃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方向。參與市場競爭是企業發展唯壹之路。市場既富於挑戰性，又頻送機遇，既促使其興盛，也導致其衰敗，總之，興衰榮辱都在市場。

　　由此可見，國企與民企各有優劣長短，在國民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的功能。

　　國有企業的走向與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

　　上述幾個問題的討論只是為了解決壹個問題：國企是什麽?我們迫切希望國企改革早日成功，但如果對國企的本質、功能以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規律的認識還處於壹種盲目狀態，那麽，盡管加大改革的投入，其結果還可能是蒙受挫折。檢討以往20年的改革中的某些舉措，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因此，當下是該解決“國企是什麽”這個根本性問題的時候了!

　　本文下面所討論的關於國企改革的若幹基本問題，都是以國企本質認識為根據的。

　　1、國企與民企應遵循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各就各位，優勢互補，效益互補。

　　在市場經濟下，國企的萎縮和民企的壯大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個過程，也是市場發育和經濟繁榮的過程。市場經濟將經濟發展的重任交給了社會，國家即使經辦企業，也只能在市場失缺，在民企不宜、不願和無力經營的領域行業，才主要由政府出面經辦。

　　這些領域，大致有三：

　　第壹，關系到國家與社會安全的軍工、金融、郵電、通訊、鐵路、能源、重要原材料的開采與加工等產業部門。

　　第二，為社會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提供生產、工作和生活所必須的公共產品的產業部門，如供電、供水、供氣、市政建設、環保工程等。

　　第三，為了增強國力，為提高國民素質，為增進經濟發展的後勁，國家必須在先導性的新興產業，主要是教育與科技部門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這些產業的特點是投資巨、風險大、周期長，壹定時期內無相應的效益，但為了社會的未來發展，國家必須投入。

　　上述三大領域，構成了國有企業的三大部類。第壹部類具有壟斷性，第二部類具有基礎性，第三部類具有先導性，分別體現了國有企業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控制、服務與先導的三大功能。

　　相比之下，對於民間企業來說，第壹部類中的某些產業是不宜經營的，第二部類是無力經營的，第三部類是不願經營的。

　　鑒於我國民間企業起步不久，上述情況，僅適合我國現階段的情況。

　　國企和民企，由於產權、機制、功能等方面的差別，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客觀上存在著上述的自然的社會分工。我們應自覺遵循這壹自然的社會分工法則，推動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

　　2使國企、民企結構合理化

　　如果僅靠市場優勝劣汰的效應實現國企、民企結構的合理化，將要經過壹個較長的過程，因此，政府的推動不必可少。政府應制定“國退民進”的實施計劃，讓那些經營不善、前途黯談的國企有步驟地撤退，扶植民間企進入市場。

　　鑒於民間企業經濟力量尚較弱小，無力壹次性並吞有壹定規模的國有企業，因此只能采取債務償還的方式實施“國退民進”計劃，即讓民企先占用國有企業的資產，並向國家支付壹部分資產的銷售金額，余額及利息可讓民企在經營中逐步按契約計劃還清。如果壹定要到國企破產、職工下崗，壹定要到民企有實力購買破產的國有企業，那樣不僅時間會拖得太長，社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人們的思想上已經歷了搞活國有企業——搞活國有經濟——搞活國民經濟三個階段。人們的視野是逐步打開的。第壹階段，希望搞活所有國有企業。第二階段，認識到不可能搞活每個國有企業，於是把目光指向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但仍把改革的視角局限於國有經濟這壹塊。到了第三階段(90年代末)，才認識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搞活國民經濟的全局，求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效益的日益高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應求助於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合力。所有制及其產業結構合理，這種合力就大，經濟增長就快。在這個問題上我國曾走過很大的彎路。經濟體制改革，國退民進，說到底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是對建國初期所有制關系“改造之改造”。把扶植民間企業看成是改革份外之事，說明還沒有從傳統的所有制模式中解脫出來。搞活國民經濟，要求政府壹手抓國企的改革，壹手抓民企的發展，把社會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整體經濟效益。只有這樣，我們才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模式。

　　3“產權明晰”對國有企業來說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科學的，對國企來說，只能實行“產權管理責任制”。

　　國企的資產是無差異共有，在現實中只能實行委托—代理制。從中央政府直到企業經理階層，是各級委托—代理者。因此，國企的產權大體上只能實行“三級管理責任”。壹級管理者是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其職責是制定涉及國有資產管理、評估、轉讓、出售、配制、投資、收益分配等問題的法規。二級管理者是國有資產投資決策部門，其職責是根據國家制定的國有資產管理法規，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配制(包括評估、出售、重組、投資等)，還對國有資產的營運情況進行監督(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督的還有社會各中介機構)。三級管理者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廠長經理)，其職責是具體操作國有資產的營運，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後者視企業情況而定)。建立三級管理責任制，共同的目標是保障國有資產的安全與有效營運。

　　4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是國有企業管理制度的核心。

　　經理廠長是國有資產管理責任制中最重要的環節，也是企業興衰的關鍵。壹級、二級管理者的管理目標最終能否落實，資產能否安全有效地營運，最終都依賴於經理廠長。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機制，核心是經理廠長制度。

　　根據我國現狀，完善法人治理機制面臨以下三項任務。

　　壹是營造經理廠長的競爭機制。

　　經理廠長應由政府部門任命制轉變為競爭上崗制。政府部門任命不僅選人視野狹窄(是否幸運遇上“伯樂”)，難以做到能者上崗、人盡其才；而且選人標準不夠規範，容易帶有長官意誌的偏狹性；並導致人事腐敗和權力腐敗。競爭上崗應建立經理市場，以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招標競爭，擇優聘用。由政府任命制轉變為營造人才市場，讓優秀管理人才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二是強化經理廠長的激勵機制。

　　西方經理代理制的成功經驗表明，經理所以能在企業中發揮卓越的作用不取決於企業家覺悟之高低，而在於在代理制中實行利益激勵機制、風險分配機制、監督約束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沒有這些機制，經營者決不會像所有者那樣關心企業的利益。

　　在我國國企中，長期來缺乏激發企業經營者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機制，對他們的才能、責任、風險和貢獻沒有給予相應的回報，這是國企管理落後、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作為企業法人代表，要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要承受市場風險，要組織生產經營，責任可謂大矣!有“責”就得有相應的“權”和“利”。責、權、利的統壹便是企業家的激勵機制，而“利”是這壹機制的核心。為此，必須改革經理廠長的工資制度。取消行政級別工資制，實行年薪制；根據才能、責任、風險、貢獻等指標確定工資收益；重獎同時實行重罰，工作失誤、玩忽職守、資產流失、企業受損，應給以相應的處分：取消經理資格，承擔終身賠償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

　　國企中缺乏激勵機制，損失無法估量。稱為“歷史上罕見的巨貪”褚時健壹案，人們開始震驚，事後又引起反思。從企業家制度上總結教訓，就是“責、權、利”不對稱的問題，致使“好人變成了壞人”。褚時健1979年出任玉溪廠廠長以來，把壹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建成了亞洲第壹、世界第五的現代化煙草企業，實現利稅從0.97億元增加到206億元，自1988年以來年年進入中國稅利十強，1995年名列中國稅利大戶第二名。這番業績顯然與褚15年嘔心瀝血的操勞是分不開的。但國家對他的回報是什麽呢?低額的工資。所以，他在退休之前就想：我也苦了壹輩子，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決定私分300多萬美元。眾多企業家認為，如果有壹個“適當的機制”，褚本來可以合法得到比他貪汙的錢還多的財富。難怪國企的老總都有這樣的心態：給國企幹活，不能幹得太好(因為無相應的回報)，也不能幹得太壞。有了這種心態，國企還能搞好!還有，國企的老總對財產的處置權很大，他可以無度地揮霍公款也不算犯法，就是不能將企業的財產占為己有，否則就是犯法。在此制度下國企資產流失驚人。因此，強化激勵機制確是當務之急。

　　三是健全經理廠長的監督約束機制。

　　企業的監督約束機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壹是在企業內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加強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對經營者的監督。不少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極大地削弱了董事會對經營者的監督制約。二是建立並健全審計、會計、資產評估、技術監督等社會中介機構，形成約束企業家的外部力量。骸集團總經理張瑞敏說：“在社會的其他環節還跟不上時，對國有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制，難以取得真正的效果。比如，在會計師的審計結果可以用錢買的情況下，誰能辨別帳目和業績的真偽?又如何給企業家定價?”這說明，監督機制與激勵機制應當配套。西方國家的社會中介機構壹般要承擔無限責任，不敢與企業合夥弄虛作假。我國的社會中介機構其行為還很不規範。審計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和技術監督機構大多掛靠在政府有關部門，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中介機構，不承擔獨立的法律責任，加上部分人員素質不高，評審結果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有的為了獲取好處，幫助企業做假。所以，社會中介機構不僅應與各自主管部門脫鉤，成為真正獨立、公正的社會中介機構，還應明確規定對其行為必須承擔無限法律責任，使之真正承擔起從外部有效地監督、約束企業經營者的社會職能。

　　國有企業改革中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改革的成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都是帶有根本性的，從而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經濟改革有望成功，必須解放思想，以“三個有利於”為指導，跨越觀念障礙；必須消化50年來經濟建設與20年來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惟此，我們才有清醒理智的頭腦，駕馭改革而獲全勝。

　　公私兩制的歷史命運

　　事關國企走向、民企發展、政府改革的大問題

　　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與公有制孰優孰劣，這是兩千余年來人類思想史上的壹個懸案。

　　私有制的出現至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它是在氏族社會解體之後、由於共同互相協作的生產方式已無必要的情況下出現的。之後，人類社會文明的演進無不與私有制相伴相依，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工業大生產。

　　與此同時，壹些思想家提出了公有制的社會理想。因為他們認為，私有制下存在著種種弊端，給社會上壹部分人帶來苦難。對私有制的譴責到了資本主義早期形成了壹種思潮。十六世紀初就有莫爾的《烏托邦》與十七世紀初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敘述對公有制生活的夢想。十八世紀中葉盧梭指出私有財產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壹書是影響廣泛的名著。蒲魯東直指：“什麽是財產？財產就是盜竊。”此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認為，私有制是壹切罪惡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與歐文都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歐文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兩極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滿了財富……但到處是貧困！”他設想的新制度下應當沒有剝削與貧困，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占有，權力平等，義務統壹。為此他出巨資到美國印第安納州創建了“新和諧公社”進行實驗，可惜不到三年公社就關門收場，實驗宣告失敗。

　　之後，公有化事業為馬克思所繼承和發展。不過，馬克思主要是在理論上提出了壹套共產主義設想，還沒有在實踐中加以推行。在廢除私有制、實行財產共有這壹主張上，馬克思與前輩共產空想家們是壹致的。不同的在於，以什麽方式去實現這壹目標。前輩們都主張以改良的和平的方式達到這壹目標，而馬克思認為這不過是畫餅充饑的空想而已，只有以暴力和專政才能開辟壹條到達這壹理想境界的道路。這壹方式首先被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所采用，接著中共仿效之，果然取得了成功。不過，俄共的共產主義事業依仗暴力和恐怖支撐了74年之後，最終還是無奈收場，私有制又重返俄羅斯大地。中國的情況與蘇俄雖略有差異，但回歸原點——私有制為社會的基礎，看來也是不可抗禦的。

　　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大國在二十世紀所進行的共產主義實驗，為之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及其巨大的，沈重的，不但有上億民眾付出了生命，生產力疲軟，經濟衰退，……還有文化和道德的深度創傷。唯壹的收獲是得到了極其寶貴的教益。人類關於社會發展的知識，關於美好生活方式的創造，不是根據先驗的推測，也不是某個聖人的啟示，而是來自億萬群眾在實踐中所獲得的教訓。現在，公有制的神話破滅了。以蘇俄和中國的教訓為鑒，今後世界上其他國家恐怕再也不會愚蠢地重走公有化這條歧路和死路了！

　　對公私兩制的歷史評說

　　人類在以往幾個世紀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沒有發出過批評公有制的聲音，有的只有對私有制的譴責和對公有制社會的美好向往。那是因為人類尚未進行過公有制的實踐，人們不好對公有制說三道四，公私兩制的孰優孰劣還無法進行比較從而對它們作出中肯的價值判斷。現在有了公有制的壹番實驗，情況就全然不同了。人們終於有評說公私兩制長短的資格了。

　　——說私有制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形成了貧富的差異與對立。可是公有制下難道不是特權者的天堂，官僚主義的樂園！即使在改革年代，由於權力主導市場，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權貴資本主義橫空出世，貧富差距懸殊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說私有制是壹種剝削制度，對勞動者進行奴役和壓榨。可是誰能說公有制下杜絕了剝削和奴役！問題在於，公有制下的剝削和奴役的手段不限於憑籍所有制，更重要的是憑籍權力。權力剝削是壹種超經濟剝削，它無條件（不靠譜）地占有工人、農民的剩余勞動，使勞動者長期地處於十分貧困的狀況。中國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0）的農民淪落為農奴的悲慘境地典型地說明了這壹點。

　　——說私有制下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指資本主義階段）。可是公有制下難道就消滅了經濟危機！中國曾有壹個“票證時代”，對居民必須的消費品實行嚴格的控制，商品嚴重短缺，難道不是經濟危機！而且不是生產過剩危機，是嚴重的匱乏危機！大饑荒年代餓死四千多萬人，還發生了慘不忍睹的“人相食”，難道不是罕見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文革浩劫達十年之久是否也應當認為是壹場危機？文革後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庫空虛，民不聊生，難道不是經濟危機！即使改革以來，又有什麽信仰危機，生態危機！……——說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使社會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可是，在公有制下是杜絕了浪費還是存在著比私有制下更觸目驚心的浪費？公有制下所實行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命令經濟（這在毛澤東時代是典型），它是壹種不顧經濟規律的長官意誌，往往導致決策失誤，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這類比比皆是的現象，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

　　——公有制體制下的企業—國有企業，還存在私有制企業所沒有的壹個重大弊端，那就是無法對龐大國有資產進行有效的監管。

　　現今國企共有15萬家。誰在監管這個龐大的國企群體？是國資委。但“國資委的監管並非全方位覆蓋所有國企。”周放生（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如是坦言。國資委通過組建監事會受國務院委派對國企行使監督，監事會主席均由國務院直接任命。為防止監事會與企業形成利益關系，所監管企業每三年輪換壹次。但業內人士透露，憑借與監事會主席的特殊關系，從其所監管企業獲得好處，也是壹條隱蔽的腐敗途徑。每年對國企的考核中，壹些和國資委“關系好壹點兒”的央企年終核算也不全是公事公辦。所以，國企的資產存在壹個“黑洞”，每年從這個黑洞中流失的、被盜的、被貪的、揮霍浪費的國有資產誰知有幾多？《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2013年共有133名國企高管被公訴或宣判，共涉及受賄罪、貪汙罪、挪用公款罪等19項刑法罪名。壹年之中如此多的國企高管“犯案”，說明國企監管體制對國有資產的監管還很不到位。（《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24期）國企陷入腐敗泥潭實乃必然。

　　看來，公有制在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弊端，遠勝於私有制下所存在的問題與弊端。這是主張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空想家們所沒有估計到的。

　　公有制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那麽，為什麽公有制在其實行中暴露出比私有制更嚴重的弊端？

　　答曰：因為在公有制體制下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主體與客體發生了錯位。這是公有制體制下各種弊端的總根源。

　　原來，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自古以來就是億萬民眾，而不是政府；政府是為社會生產發展和維護社會秩序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可在公有制的體制下，億萬民眾由生產活動的主體淪落為生產活動的客體，成為受政府擺布的雇傭勞動者（雖然在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的主人）。生產活動雖仍然需要他們的參與，但他們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實際所有權和生產活動的自主經營權，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令性的計劃（生產指標），主動性受到抑制，創造性受到挫傷，責任心拋到腦後，生產效率自然大大下降。

　　政府呢，則由生產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生產活動中的主體。這個主體享有很大的權力——生產資料和各類社會資源（如土地、礦產、森林等）的占有者、支配者，生產活動的決策者，指揮者，各種環節的管理者。十分遺憾的是，他們對生產經營卻缺乏內在的動力。因為生產經營的結果：好與壞，盈或虧，與它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譬如，作為公有制企業的管理者，他無權從巨額利潤中獲取相應的報酬；更為致命的，他也無需因企業的巨額虧損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作為政府派往的壹名管理人員，說他是壹個經濟人，不如說他是壹個政治人，是政府這架機器中的壹顆螺絲釘。在市場信息和政府指令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所以，說他是壹個生產經營者，不如說他是壹個行政長官。這種壹身二任的角色雖然不全是他自己所願，卻決定了他不可能兢兢業業地在生產經營中付出壹切。與此同時，這個主體（包括政府主管部門和企業的管理者）還缺乏內在自我約束意識。他們對於企業的虧損和資產的流失不怎麽心疼，對於企業經營中的浪費和種種不應有的損失麻木不仁。這是因為，他們只是企業管理的代理人，而不是像私營企業那樣是企業的實際所有者。社會生產活動中這種主客體的錯位，導致雙方都失去了內在的動力—自我激勵之力。這就好比是壹艘沒有動力裝置的巨輪，雖然目標宏大，卻只能在大海中漂泊。

　　公有制體制中的這個致命的內傷——即主客體錯位的基因，決定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只能處於壹種疲軟狀態，決定了此類社會主義只能是“貧窮的社會主義”。

　　公有制體制下出現的主客體錯位這個致命的內傷以及貧窮的社會後果，這是馬克思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的壹句名言。在無奈中私有經濟得以逐步開放，以至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成分。當社會壹旦註入私有經濟，社會的經濟發展立即活力湧動，如同春回大地，生機盎然，貧窮的物質生活亦立即改觀，票證時代終於結束。為什麽？因為私有制所具有的內在動力機制終於得以啟動，施展其無窮的偉力；它的魅力在於：經營者的付出和回報大體是對應的。私有制企業憑借這壹機制優勢使壹個個公有制企業在競爭中敗陣下來。目前國家尚保有的壹批國有企業，如果不依仗行政壟斷，如果不依賴政府輸血，它早就撐不到今天。

　　現在，公有制與私有制孰優孰劣，經過壹番大規模長時段的實驗，終於有了歷史性的答案。人們將以理性的眼光看待私有制，看到它的優勢和局限。私有制被誤解遭否定的歷史將永遠地成為過去了。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現行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

　　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對上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所形成的所有制結構進行“再改造”。50年代將私有制改造為單壹公有制。80年代是逐步恢復私有制以及將部分公有制改造為私有制。可稱為“改造之改造”，或“再改造”。從“改造”到“再改造”，從共產恢復到私產，其間正是壹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大約需要壹百年，可以說是“路漫漫”。這是壹場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

　　50年代改造的對象是私有制，三年就解決了問題。80年代開啟的改造，其對象是公有制，三十年了還不解決問題，長期處於停頓狀態。這個“再改造”阻力大的原因，壹是意識形態的障礙。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二是公有制以權力為後盾，得到權力的保護。這個“再改造”成了“自己改造自己”，要放棄權力，放棄利益。這個坎要跨過去就難了。關鍵看上層領導的魄力了，有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這個“再改造”也不是將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是實現私有制壹統天下的格局，而是要構建公私兩制的合理結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要起決定作用。同理，市場在合理所有制結構的形成中也要起決定作用。只有那種不明顯受市場約束的經濟領域才適合成為公有制經濟的活動領地。這個“再改造”的最終目標，農村是把土地還給農民；在城鎮是公有制企業大面積的退出，讓位, 回歸社會.

　　為什麽公有制企業改革的出路只能選擇“退出、讓位”壹途呢？

　　第壹，30多年的改革史告訴我們，所有的改革舉措都試過了，都不可能消除公有制企業的弊端。應當說，這些改革的結局都是失敗的。

　　開始是施行承包制。可承包制不包“虧”，因為承包者無力承擔虧損責任。承包制還出現短期行為，只顧承包期內的企業效益，對企業後續經營極為不利。接著是抓大放小。實際上是政府卸包袱，好的留下，差的轉讓給別人去經營，出現職工下崗潮。下壹輪就是企業改制，搞股份制改造。結果將企業相當壹部分資產轉到廠長、經理的名下，他們壹夜暴富，卻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企業的活力仍不見有新的轉機。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案。正像有的學者（如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所說，這是“新瓶裝舊酒”。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混合經濟思想。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可見已是個老話題了。中石化響應這壹改革舉措，2014年初提出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但規定：社會和民營資本持股比例不超過30%。學者評論，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和私有資本在鐵路、能源等領域已嘗試過合作投資，最後都以私人資本的鎩羽而歸終。目前中石化推出的改革方案，對私有資本而言，以小股東身份參入國企，只能說是壹種投資行為，對企業的管理可以說輪不到他們。這種參股只是混合所有制中的點綴，仍然難以改變國企產權虛置、難以激活企業活力這個根本問題。國資委在2014年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考核，對長期虧損“不在狀態”的企業將“嚴肅處理”。正如譚浩俊所說，盡管考核手段不斷創新，但始終沒有改變央企的面貌。虧的照樣虧，不虧的也加入到虧損的行列。國企的出路是讓市場來決定企業的命運，讓虧損者出局，走國企非國企資本化和非國有體制化之路（《中國青年報》2013年12月31日）。就是說，國企只有“退出、讓位”這壹條出路了。

　　第二，國有企業，或者公有制企業壹切弊端的根源，前面已指出，是社會生產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錯位。那麽，要根除弊端的根本之法，自然就是將錯了位的主客體恢復到原來的方位——讓社會民眾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成為企業經營的主體；而政府的權力觸角從這些領域中完全地退出，即將參與經濟活動的各種權力從行政權力中剝離出來，它不再插手企業的經營，不再包辦企業的盈虧等等。它只對社會經濟活動提供公共服務（如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對商品價格和質量的管理，國家經濟發展的宏觀規劃等）。當企業完全脫離政府的依附，國企就不再成其為國企了。只有到此時，中國的市場經濟才能走向發育與成熟，由半市場經濟轉變為完全的市場經濟。

　　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歸宿

　　需要說明，國企“退出、讓位”的歷史走向，並不等於國家不再經管有關國計民生的任何項目。我們看到，即使已實行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也義不容辭地承擔經管那些公共性、公益性的項目，以造福於民。如公共交通，水、電、氣供應，水利興修，生態與環境的治理，涉及國家未來發展所需要的先導與基礎科研項目的攻關研究等。這些項目，對民營企業來說，或者因資本實力不足而“無力經營”，或者因無利可圖、投入大於產出而“不願經營”，有的則“不宜經營”（如軍工、制幣等），但對於社會與國家來說，卻都是必須的，因此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此任了。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在職能上是有差別的，他們之間存在著壹種自然分工，應該根據各自的職能在相應的領域對號入座，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所謂國企改革要“到位”，就是退回到與它的職能相稱的領域之內，不再占據理應由民企經營的地盤。也由此可見，國企和民企對社會對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單位，問題是兩者要結構合理，分工有據，以發揮各自的優長，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幾十年來，私有經濟雖有壹定的發展，但公私兩制的結構仍然是很不合理的。認識上的原因是，只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屬“公”屬“私”的差別，而社會主義是應當抑私揚公的；沒有看到這兩種所有制在職能上的不同，致使國企改革壹直未能到位，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壹個老大難問題。

　　國企退位，以及政府將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力的退出，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它為民企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發展民間經濟，呼聲不斷，也為黨國上層所重視。2005年國務院頒布了“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之後了無聲息。到2010年又提出新的“發展非公有經濟三十六條”，實際效果仍然不顯。再到2012年國務院47個部委提出發展非公有經濟引導性政策。結果只有雷聲，未見雷雨。為什麽？因為國有企業的龐大身軀擋著民間經濟的去路。可見民企發展的前提是國企的退位。而政府的權力從社會經濟活動中退出後，就失去了以權力謀取不當利益的手段，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大批官員走向貪腐犯罪的道路。這不啻是防治腐敗、促進廉政之良策，也是轉變政府職能這個千呼萬喚的改革目標的必經之途。

　　由私有制獨占鰲頭，改造為公有制壹統天下；再由公有制壹統天下，轉變為以私有制為基礎，公私兩制共存互補——人類獲得這樣的經驗和知識，已走過了坎坷的道路，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

　　“個人主義”與中西文明之反差

　　個人主義是西方的文化基因，如同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基因。因此，中國與西方社會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和詮釋完全不同，是毫不奇怪的，由此造成中西社會演進的巨大差別，成為展示中西文化的壹個窗口。

　　“個人主義”詮釋：西方的深邃與中國的淺薄

　　在西方，個人主義是壹種正面的積極的價值觀。它是關於個人權利與個人價值的壹種學說。

　　個人權利。啟蒙思想家認為，人人都應享有人身安全權，財產權和自由權，他們把這些權利稱為人的“自然權利”，因而認為是“天賦人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幾個世紀以來，人身自由、個人財產、言論自由等權利意識已根深蒂固，融化於西人的血液，成為西方世界的共識和立憲的基本原則。

　　聯合國1946年通過的《人權宣言》豐富了人權內容，宣布：“人人有權享有主張發表意見的自由”；“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閑暇的權利，……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宣言》還莊嚴宣布：“人人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壹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等任何區別。”

　　人人享有同等權利的觀點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來說，是批判和否定的：難道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能享有同等的權利嗎？或者，當有的言論危害到“國家安全”，難道還能給予這種自由嗎？至於私有財產是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能讓剝削者永遠享有財產所有權嗎？

　　個人價值。個人價值表現為人的獨立、平等、尊嚴，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人的價值的自我實現。

　　對於普遍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會來說，宗教改革對於個人價值觀的確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千年來，教會的教士作為壹個特殊階層享有以下特權：主持聖餐、聖禮等宗教儀式及講道、懺悔等活動。這些活動的重要意義被認為是人與上帝交往的基本方式，從而也是人獲得上帝恩典、靈魂獲得救贖、生命獲得永生的基本方式，因此對基督徒來說生命攸關。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會教士的特權。路德抨擊羅馬教廷築了三堵墻來束縛信徒的心靈：第壹堵墻，宗教權力在世俗權力之上；第二堵墻，只有教會才有解釋《聖經》的權利；第三堵墻，只有教會才能召開宗教會議。路德指出，人為地區分“教會階級”與世俗階級，是“壹個多麽富於欺騙性的巧妙發明！”他認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真正屬於教會階級的。人的靈魂救贖是很神聖也很個人的事。信仰屬於人的心靈。人從內心希望與上帝交往，獲得上帝的恩典，這些都是別人不能替代的事，但現在卻屬於了別人。路德說：“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轄”。

　　宗教改革確立了眾信徒皆教士的原則。不論男女，不論長幼，不論主仆，都是神聖的教士，有著教士的尊貴，都有資格出現在上帝面前，為他人作祈禱，相互傳授有關上帝的道理。這壹原則的確立，千年亙在廣大教徒與上帝之間的龐然屏障被打通了，所有這些充滿神秘和神聖的大事不再靠別人，而靠自己。千年來最重要的事情無過於信仰，最重要的權威無過於教廷和教會，最重要的傳統無過於服從天主教的統治。現在這些全被推翻了，個人還有什麽事情不能自我決定呢！正是這種“新教個人主義”，為近代個人主義的橫空出世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從此個人主義從中世紀的重重帷幕中走了出來。獨立、平等、自由、尊嚴，成了人最寶貴的價值。羅素指出：“新教徒移動了宗教中權威的位置，起初是把權威從教會和《聖經》轉移到單獨的《聖經》方面，然後又把它轉移到每個人的心靈裏。”（[英]羅素：《宗教與科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6頁）宗教改革，推翻了教會的權威，使之轉移到了教徒個人，“這是現代社會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得以發展的壹個根源。”（[德]弗羅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102頁）此外，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啟蒙時代“天賦人杈”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工業社會商品經濟的滾滾波濤，都使個人主義成為時代最強烈的音符。

　　個性的自由發展，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是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的主要內容。

　　個性是使壹個人之成為壹個人的那些獨特性格、素質、能力的總和，是人之為人的最寶貴的東西。試想，如果社會中的每個人按照壹個模型鑄造出來，那會是何等的單調乏味，毫無生氣。社會崇尚個性的自由發展，才能開發每個人智慧的潛能，才會不斷出現見解獨到的學術成果，標新立異的文藝作品，科學技術才會不斷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人類社會才能呈現繁花似錦的精神世界。密爾說，人類要成為思考中高貴而美麗的對象，不能把自身中壹切個人性的東西都磨成壹律，而應當把它培養起來和發揚出來。他說：“相應於每個人個性的發展，每人也變得對於自己更有價值，因而對於他人也能夠更有價值。”（密爾：《論自由》，第67頁）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指出，人的基本這是人類的終極價值。顯然，這是個人主義價值的最高層次。對於壹個智者、學者、思想者、科學需要包括五個層面，其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賦和能力，認為家，這是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藐視個性，甚至是扼殺個性，是對人類的壹種犯罪。

　　在中國，特別是1949年以來，個人主義遭到誤解和歪曲，完全成了否定性的貶斥之詞。個人主義曾被譴責為“萬惡之源”，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辭海》對個人主義就作出了如下詮釋：

　　“壹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是私有制經濟在意識上的反映。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和資產階級道德的基本原則。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的最後最完備的形態，因而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身上發展到了頂峰。表現為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等。個人主義也是小生產者世界觀的壹個特征，表現為自私狹隘、自由散漫、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等。個人主義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根本對立，對革命隊伍起著腐蝕作用。”

　　以上詮釋同西方對個人主義的理解正好相反，完全成了負面的消極的價值觀，它代表官方的意識形態，至今仍有相當市場。但是，這壹詮釋是對西方個人主義的嚴重曲解。

　　第壹，西方社會資本主義文明在三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壹直弘揚以人為本的個人主義，那麽，“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爾虞我詐”，是否因此成了西方人的道德規範與社會的道德風尚？答案是否定的。

　　誠然，個人主義中有利己的成分，但不能歸結為利己主義，更不能歸結為損人利己主義。

　　第二，說“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等思想行為“是私有制經濟在意識上的反映”，那麽，我國在近三十年中曾壹度徹底消滅了私有制，公有制壹統天下，損公肥私、損人利己這種現象是否就此消失還是更為膨脹了？今天，國有企業仍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在這類企業中的各級管理人員是廉潔奉公、不謀私利，還是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揮霍浪費？答案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事實上，公有制在實踐中暴露出比私有制更多的弊端，在此不加壹壹列舉。其中之壹是，公有制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蛻變為“官有制”。官僚們貪婪之心不免紛紛外化，從中咨意掄劫，化公為私，貪汙浪費，成為腐敗泛濫的重災之地。

　　第三，說“損公肥私、損人利己、唯利是圖”這種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身上發展到了頂峰。那麽，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各級黨政官員紛紛陷入貪腐泥潭，盡管黨紀國法嚴加懲處，仍“前腐後繼”，對此作何解釋？

　　第四，說個人主義同集體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按此邏輯，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應當是混亂不堪的了，其公共福利（如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救濟等）也是無人問津、乏善可陳。可在事實上，咱們中國比之西方國家在公共福利諸社會保障上存在天壤之別，可以說是望塵莫及。“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是現今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西方經驗表明，個人主義不但沒有損害集體主義，反而促使集體主義獲得健康、全面的發展。

　　1949年以來對個人主義進行曲解與批判，是中共所宣揚的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為建立與鞏固極權政治、極權經濟與極權文化提供思想支撐。

　　中國歷經幾千年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無不與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為敵。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壓根沒有個人權利的思想萌芽。“三綱”說作為思想禁錮統治中國人的心靈達幾千年之久。如同某人所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統治者憑籍“三綱”，“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以此坐穩帝座，壹統天下。與專制主義相映襯的是奴隸主義。中國人的奴相是皇權專制長期馴化的另壹筆遺產。在專制皇權的超強控制下，做奴隸成了惟壹的選擇。魯迅認為，對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即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往往只能遠離塵世，隱居山林，普天之士則紛紛“躋之仆妾之間而以為當然”（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沙文漢（中共立國之初曾任浙江省省長）在淪落為“右派”後，潛心研究中國史。於1963年著成8萬余字的長篇論文“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認為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實際上是壹部奴隸社會史。這是沙文漢落難後沈思之作。說明專制主義需要奴隸作為邦國的基礎，共產主義亦需要沒有人格的奴才為統治者效力。針對中國人的奴性，胡適就說過：“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第壹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願每個中國人都有這樣的覺悟，不再做“馴服工具”，才能埋葬專制主義，伸張個人主義，建立現代國家。

　　中西文明演進之反差

　　下面，我們討論西方近代文明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個人主義在其中起了怎樣的主導性作用？

　　1、創立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民主主義國家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是實行階級專政的需要。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造反與暴力橫行天下的社會動亂，毛澤東認為，每隔七、八年得再來壹次。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導致血腥的專制和階級鬥爭的沒完沒了。

　　西方的啟蒙學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都認為國家（政府）起源於契約。他們設定，人類都曾經生活於自然狀態。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是又處於很不安全的狀況，每個人的生命和財產會不時受到他人的侵犯和威脅。為了結束這種充滿恐懼的狀況，人們需要建立起壹種公共權力，把治理社會的事物委托予它，與它訂立契約。國家（政府）就此產生了。國家（政府）的職責，壹是制定每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律，規定每個人許可做的事情，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與安全，這就是立法權；二是遵照法律治理社會，公正地裁決人們的糾紛及懲處危害社會的罪犯。這就是行政權與司法權。洛克強調，政府產生之後，人們仍享有天賦的權利，最基本的是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政府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護每個公民這種天賦的權利。但是，政府的權力容易超越它的邊界而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下運用它的權力，以防濫用。如果政府濫用權力，人民便可收回政府的權力，重新選擇代表他們意誌的政府。

　　上述關於國家起源、國家目的和國家權力運行規則的思想，體現了主權在民、權利本位的個人主義思想理念，現代民主憲政制度就是這壹思想主導下的結果。這同中國從傳統延續至今的主權在官、權力為本、無視公民個人權利的思想理念，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2、追求個人利益是市場經濟繁榮的動因。

　　個人主義被曲解後，維護與追求個人利益成了不光彩、猥瑣的行為。社會所宣揚的是“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的教條。但是集體主義當它否認健康的個人主義的時候，它就會帶有極大的虛假性。這是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說過的。馬克思還說過，人們所忙碌的壹切都與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關。

　　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被認為是現代自由資本主義奠基之作，影響深廣。斯密經濟學說的基石是對人的本質的剖析。他認為，人們從事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利己而不是利他。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他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斯密認為，這種自利或自私行為不是“惡”。只要這種自利行為不傷害他人，而實際上有利於他人，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在為他人利益服務；而只有在為他人利益服務的情況下才能實現自己的私利。這樣，利己與利他，個人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就達到神奇般的和諧。斯密的精辟論述，在“狠鬥私字壹瞬間”的年代裏為人們嗤之以鼻，至少是聽不進去的。

　　斯密進壹步指出，市場為利己與利他的統壹提供了橋梁，提供了機會，但在市場競爭中並非每個人都能獲得成功。為了成功，為了“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不得不“去盡力達到壹個並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這裏所說的“並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是指為了使他的生產物實現價值的最大化，必須使他的生產物受到市場的歡迎，為此他只得作出種種努力，如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產品更新換代，這樣他在市場競爭中才能獲取優勢，贏得成功。當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就有效地增進社會利益，促進社會財富的快速增長。斯密因此說：“每個人為改善自身境況所作出的不懈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以產生的重大因素。”斯密揭示了社會財富增長的奧秘，所以他主張，每壹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相競爭。斯密的這壹思想被社會廣泛接受後，資本主義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增長。

　　相比之下，否認個人利益，消滅私人經濟，取消市場競爭，結果是經濟萎縮，社會貧窮，說明公有化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壹次不成功的實驗。

　　3、無數傑出人物個性的自由發揮，成就了西方近代以來文化與科學的輝煌。

　　西歐自文藝復興以來，是壹個需要巨人而巨人輩出的時代。這些巨人之所以成為巨人，為人類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因為他們具有非凡的才華，還具有鮮明的個性，為實現其抱負不懈追求。個性能得到充分釋放的社會條件對於他們能獲得耀眼的成就、創作出傳世的作品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當人們翻開這壹時期西歐的文學藝術史，或翻開其科學技術史，這些巨人的名字如璀璨的群星在人類文明史上熠熠閃光。從青少年時期就知道：達?芬奇、牛頓、達爾文、哥白尼、貝多芬、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等大師的大名。隨著學業的提升，知道了更多近代以來西方的學術與科學巨星。如：培根、笛卡爾、洛克、盧梭、歐文、雨果、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麥哲倫、哥倫布、華盛頓、林肯、伽利略、法拉第、愛因斯坦、門捷列夫、居裏夫人、普希金、海涅、黑格爾、康德、密爾，當然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

　　實在奇怪，那麽多如同繁星閃爍的巨星的不朽成就中，無論是文學的，藝術的，學術的，科學技術的，竟沒有壹項是“集體創作”的。為什麽都是個人的作品、個人的發明，而不是以集體的名義的傳世之作？偏好提倡“集體主義”的先生們，請在這個現象面前沈思吧！

　　我們不是全然否定集體主義。每個個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離不開集體力量的保護。為了抵禦外敵，國家需組織武裝力量衛國保家；為了免於洪水之災，國家需動員民眾興建水利工程；為了提供便捷的交通，國家需籌建公路、鐵路以及開通空航、水航；面對環境與生態的日益惡化，國家壹方面治理環境、修復生態，另壹方面，采取措施保護環境，凈化人類生活的家園；為了使經濟獲得良性、健康的發展，國家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如此等等。但是，國家作為集體意誌的代表，其作用必須限定在合理的邊界之內，超越這個邊界便會造成消極的後果。這個邊界就是它的壹切活動只能在公民權利領域之外而不能闖入這個領域。就思想與信仰這個領域，我們所看到的：如對爭論的學術問題裁定誰是誰非；如確定壹種學說為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指南，人人必須信仰和遵循；如規定新聞媒體只能報道什麽，發表什麽，否則就遭之懲處；如規定作家只能寫生麽，不能寫生麽，等等，都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侵犯，皆與憲法精神相違背！導致思想入牢，萬馬齊喑，文化雕零，學術萎縮，社會出不了國際級的卓越人才。

　　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有位啟蒙思想家叫做福澤渝吉（1834—1901）。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明確地指出了中日文明的差異。福澤認為，中國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至尊和至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渝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吸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我們今天還在喊壹個口號：“振興中華”。這實際上承認咱們中國還不是世界上壹個強國。強國標準不可忽略文化觀念這壹極其重要的壹條。中國文化觀念中的專制主義病根至今阻礙著中國邁向現代文明，遏制著中國的強大。這種專制主義的壹個十分重要的特點是政教壹體，君師合壹。妳壹旦上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寶座，妳就是國王，又是教皇；妳既是壹國之君，又是壹國之師。妳口含天憲，口吐箴言。妳的話既是法律，又是真理。明明有違常識、又不合邏輯的話，統治下的臣民也歌頌其“英明”，“正確”，“及時”，“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這就是資中筠先生指出的“頌聖文化”。這種專制文化和奴才國民性怎麽能建設起壹個現代國家！

　　4、近代法律體系的基石

　　古代法與近代法的區別是，近代法系中有了憲法，形成了以憲法為主導的法律體系。憲法的實施就是憲政。憲法的產生標誌人類進入了憲政民主時代。

　　什麽是憲法？或者說，憲法的本質是什麽？

　　毛澤東說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的“總章程”。（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9頁）這種觀念已被國人所普遍接受，卻回避了憲法的本質。

　　憲法的本質是公民權利宣言，或者說，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

　　民主制下，主權在民，但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國家，於是就把這件事委托給了政府。但是，政府如何管理國家呢？人民就按照自己的意願與政府訂約：規定政府賦有哪些權力，這些權力分別由哪些部門去執行；以及人民將管理國家的權力委托給了政府之後，自身還享有哪些權利，這些權利，政府是不能侵犯的。這就是憲法。所以，憲法就是人民與政府訂立的契約。這個契約具有兩項內容：壹是主權者的人民關於管理國家權力的委托書；二是主權者的人民享有各種權利的宣言書。前者是規範國家權力，後者是確保公民權利。前者由後者所派生。憲法體現了公民權利本位的個人主義精神。

　　英、美、法三囯是有代表性的民主國家，也是三個典型的憲政國家：依憲立國，以憲治國。三國的憲法都體現上面所述的憲法精神。但是，三國中哪國之憲法為近現代憲法之典範呢？絕大多數人的回答可能是“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筆者則認為，英國的憲法最體現憲法之精神。

　　頒布於1787年的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壹部成文憲法。憲法共七條。規範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以及各州的權力。但這部憲法有壹個明顯的缺陷，即沒有規定公民應享有的天賦權利。這就把憲法最本質的東西疏忽了。不過，兩年之後，即制定了“權利法案”，作為“憲法修正案”的第1—10條入選；雖彌補了1787年憲法之缺陷，但作為壹個當時制憲之殘缺，永留於美國憲法之史冊。

　　法國呢，1789年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表明，對於憲法宗旨是有深刻領悟的。如《宣言》第二條稱：“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但法國大革命後，政局和政制壹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自1789年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直到1875年議會共和制的最後確立，八十六年間經歷三次君主立憲、兩次帝制和三次共和的交替演變。這種演變不是通過和平方式，而是以革命、戰爭、政變方式進行的，憲法也伴隨壹次又壹次的變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相繼建立了第四和第五共和國，法國的共和政體才最終得以完善與穩定。這種漫長、曲折的立憲過程自然不是別國值得仿效的榜樣。

　　英國的憲法並不為世人所關註，大概是因為英國沒有壹部冠名為“憲法”的成文憲法，只有被稱為憲法性文本的法律（稱為柔性憲法）。也沒有像美國那樣，為制定憲法在費城專門召開制憲會議，經十三州代表的爭論與協商，最後經各州簽字後正式生效頒布。還有，英國憲法性的法律中，有的內容與民法、行政法、財產法、選舉法等其界限比較模糊。但英國的憲政制度自確立以來十分穩定，其中之原因值得我們研究。

　　令英國人自豪的是早在十三世紀初即1215年就誕生了《自由大憲章》，大憲章的誕生標誌英人權利意識覺醒並不懈地註入政治生活。大憲章共六十三條。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權，保障領主和教會的特權以及騎士、市民的某些利益。憲章承認教會的自由權，保障貴族和騎士的繼承權，規定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違例征收額外稅金。任何自由人未經合法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監禁、沒收財產或放逐出境。歸結起來，就是限制王權，保障臣民的財產、自由和人身安全權。因而具有顯著的憲法特征。在封建領主同教會、騎士和城市市民的共同壓力下，英王約翰於該年6月15日被迫在大憲章上簽字公布。由此可見，大憲章開世界憲政之先河。它不僅是英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治、法律文獻，也是世界憲政史上的裏程碑。

　　大憲章公布之後，強迫臣民繳納種種款項，或無端遭受監禁、羈押，甚至臆斷處死或殘其肢體之事時有發生，使臣民皆有遭受陷害或被處死之虞。為此英上下兩院於1628年又向英王提呈《權利請願書》，目的在於制止政府對於公民權利的無端侵犯。1676年國會又向政府提呈《人身保障律》。1689年國會又制定《權利法案》。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君主立憲制國家，以公民權利為立國之本的民主制度終得以確定下來，為此英人前後奮鬥了足足四個半世紀。洛克《政府論》（下篇，1690）中所闡發的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就是這段歷史的結晶。

　　所以，要理解憲法精神就需了解英國的這段歷史，以及在這壹歷史時期所頒布的關於限制王權、保護民權的壹系列歷史文獻。

　　前述提到美國憲法在制定中的壹個缺陷。這裏還需要說明，了解與理解美國憲法不應忽視1776年的《獨立宣言》。或者說，應當把《獨立宣言》看成是美國憲法的壹個組成部分。特別是《宣言》第二段，對於人民主權、政府目的的經典論述，壹直是被認為是憲法精神表述的典範，對世界憲政史影響深遠。所以，《宣言》+《憲法》之和才體現了完美的憲法精神，這是美國憲法的壹個秘密。由此我們方可理觧美國憲法何以被公認為是世界各國成文憲法的範本。

　　我國自清末以來陸續出臺多種版本的憲法，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其立憲宗旨和行憲效果同歐美國家相比，如同不同軌道上行駛的車輛——大相徑庭。這，特別是在1949年之後。

　　1954年憲法算是中共立國後的第壹部憲法。可是，這是什麽“憲法”呢？

　　第壹，這部憲法是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主持下制定的，自然不是為了限制自己的權力，而是為了按照自己的意誌統治與改造中國，是體現毛澤東等新統治者意誌的“治國總章程”。毛說：“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實際上，立憲原則早已預立，群眾意見若與中共立憲原則相抵牾，即使再多再有理，是根本不會被采納的。而英美等國憲法是自下而上形成和制定的，反映被統治者要求統治者依法治國、保障民權之願望。

　　第二，就民眾的心理來說，該憲法是國民毫無權利意識下的產物。人民以為，共產黨推翻了壹個舊政權，建立了壹個新政權，壹定會給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給人民創造美好的生活。人民相信共產黨，以致心甘情願地接受共產黨的統治（即“領導”），認為共產黨怎麽會作出危害國家、侵犯人民權益的事呢！人民根本沒有意識到，立憲之目的是為了防止這個革命中獲勝的政黨，淩駕於人民之上，濫用權力，使人民成為它的奴隸。也就是說，人民根本不知道制定憲法是為了限制執政者的權力。人民的愚昧，政治上的不開化，是他們以後遭受種種災難的重要原因。

　　第三，毛澤東說，制憲的原則是兩個：民主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什麽是社會主義原則？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從1950年至1956年7年中，地主、資本家、個體農戶統統消滅。共產革命推翻了民國政權後，立即消滅了大大小小的有產者，這個黨便成了最大的有產者。什麽是民主原則？毛澤東說：“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怎麽領導呢？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壹文中早有交代，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的。所以，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共產黨“壹黨專政”。如此，國家就成了壹黨之私有物。由此可見，共產黨擁有全國之政權以及擁有全國之財產，就是立憲的兩個原則，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這兩個原則，之後全力實施，也圓滿地實現了。

　　第四，有人會說，憲法中不是有關於公民權利的各項規定嗎？這些只能認為是對外國憲法的抄襲，並非制憲人的意願。請問：中共統治下的公民的種種權利什麽時候壹壹兌現過？再說，毛澤東是壹個法治虛無主義者。他在1961年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公然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麽多條文，誰記得住？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共產黨》1998年第四期）更有甚者，毛澤東早在1954年就發表了視憲法為敝屣的講話。他說：“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1954年毛澤東在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毛的廢憲之言簡直難以置信。毛澤東的這種思想，要引導中國從總體上向文明社會哪怕前進半步也是不可能的。

　　1954年憲法之後，中共又出臺了幾部憲法：1975、1978、1982憲法。1982憲法之後又作了若幹次修正。其實，中共對正式頒布的憲法從來是不當真的。因為中共執政靠的不是成文憲法，而是非成文憲法，更確切地說，是潛規則憲法。它不見諸文字，在黨國的政治生活中卻得到切實有效地貫徹；它在若幹重大原則上同成文憲法是相抵觸、相沖突的，卻並不因此有所糾正有所制止。可見，它才是治理中國的“根本大法”。

　　如，成文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可在事實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中國共產黨。

　　如，成文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可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才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如，成文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可在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享有超越和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共宣傳部和政法委享有超越憲法的種種權力，已眾所周知，臭名昭著，為國人所痛恨，但誰也阻止和禁止不了這種違憲的權力。

　　如，成文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可在事實上，國家主席等黨國領導人在全國人大召開之前均有中共中央預定。

　　如，成文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等權利。可在事實上，根據黨的需要，可以剝奪公民的任何壹項權利。

　　如，國家元首——國家主席，應當是國家最高領導職務。可在事實上，黨的總書記（主席），才是黨國的最高領導職務。因外交的需要，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

　　如，壹個省，壹個市，壹個縣，壹個部門的第壹把手是這個省、市、縣、部門的書記，省長、市長、縣長、部長、院長、校長等均在書記領導下工作。

　　習慣所說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軍隊”……實際上是“黨的政府”，“黨的法院”，“黨的軍隊”……如此等等。

　　兩部憲法：成文憲法與非成文憲法，成文憲法雖也有壹定作用，但中共主要是依據其非成文憲法實施其統治的。這種潛規則的非成文憲法是違憲之法，是非法之法。中國要轉向憲政民主，中共要成為合法政黨，必須拋棄這部非成文憲法作為自己的護身法寶。

　　個人主義在中西國家的不同的命運，導致政治、經濟、文化與法律建構與發展之脈絡大異其趣：壹端邁向文明社會，壹端停滯於中世紀的困境，人民蒙受極權統治之苦。為了擺脫這個困境，國人仍在掙紮之中。

　　“ 民主集中制”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

　　民主集中制為列寧所首創。以後在共產黨體制國家內普遍推行。中共建立之後即以此制度為組織原則。奪得國家政權之後又將之推廣到國家權力體系，確立為國家政治生活的組織原則。憲法第三條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今天，中共領導仍不時在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這壹原則。在總結歷史經驗（如文革浩劫）時，往往將沒有執行這壹制度（或說這壹制度遭到破壞）作為重要教訓。特別是，至今尚有不少中共老者，在回顧以往不幸歲月時，也往往責怪民主集中制沒有得到實行。他們冀圖民主集中制能促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即使是新生代的中國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弄不清這壹制度是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化還是相反；在向現代民主國家轉軌過程中，是應當堅持還是放棄這壹制度？

　　本文通過歷史與理論層面的分析回答這壹重大問題。

　　民主集中制提出的初衷是為了建立集中制，確立中央的絕對權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這壹概念是列寧。不過，列寧開始提出時是“集中制”，那是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說：“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1。“集中制要求中央和黨的最遙遠、最偏僻的部分之間沒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21904年，盧森堡對列寧的“集中制”思想提出了批評意見。他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壹文中，雖然也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運動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實現的絕對概念；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照列寧集中制的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壹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盧森堡因此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還認為，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對工人階級活動實行監督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她還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壹部分人力圖使充滿希望的、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通過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中央委員會的托管來防止失策”，這不免是壹種“主觀主義”3。

　　針對盧森堡的批評，列寧在1905年將“集中制”的概念更改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則是民主的集中制。也就是說，集中制有兩種。1905年12月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補充了它的民主方面的內容。列寧說：“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4 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

　　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提出到確立的簡單過程。

　　盡管列寧稱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標以民主的集中制，但其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所強調。譬如，1920年列寧仍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5 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6。“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7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重點號為原文所有)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像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壹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8 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各國黨必須聽命於共產國際的領導，對此，中國共產黨是有深刻的體會的。按照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第三國際是與第二國際的壹個顯著差別。正如列寧所說：“共產國際是在非常激烈的國內戰爭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因此，它應當比第二國際組織更加集中。”9盡管列寧十分強調集中，但全面考察他的治黨思想，也有其民主的思想遺產。概而述之：1.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2.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3.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相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4.黨代大會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5.黨代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6.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列寧在世時是努力實現上述思想的。不過，列寧的治黨思想的雙重性，以及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使他更多地強調集中，為斯大林日後通向個人專制留了壹條門徑。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急劇地扼制黨內民主，通過消滅所謂“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的集中制蛻變為絕端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必然導致蘇共的衰落，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中共在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時候向來偏重集中限制民主作為共產國際的壹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自然是以“民主集中制”作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壹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壹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0中共七大(1945年5月)黨章對民主集中制作了如下概括：“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11。這壹概括影響十分深遠。

　　什麽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什麽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在七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出版後改名為《論黨》)中作了解釋。關於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劉少奇說，黨的領導機關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黨的決議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並由黨員的代表們所決定的；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力是由黨員群眾所授予的；黨內的秩序，是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因此黨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不是離開民主的，不是個人專制主義。關於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劉少奇說：“黨的壹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壹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壹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壹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壹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壹的黨章和統壹的紀律的，並有壹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壹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劉少奇還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即是黨的領導骨幹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即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12在中共七大前5年，即1940年，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明確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13 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更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4 這裏有兩點值得註意：壹是劉與毛對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完全壹致：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表述從此便成為經典，影響至今。二是那時的毛已不再將民主集中制局限於黨內，已擬確立為國家制度，直至今日成為憲法的基本條款。

　　中共九大、十大是在“文革”期間召開的。十壹大(1977年8月)是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召開的。這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大大地向後倒退了，特別是把民主集中制搞亂了”。15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是經歷“文革”之後、中共開始復蘇的壹次轉折性會議。會議公報也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指出：“由於在過去壹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壹關系。”16 三中全會對過去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雖進行了反省，但上述表述有兩點值得註意：1.依然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兩個側面；2.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意味著到了某壹時期就需要強調集中了。不久以後所發生的情況證明了這壹點。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對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變，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放棄了從七大以來所壹貫強調的“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並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條基本原則。

　　這六條基本原則是：

　　(1)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2)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

　　(3)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是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各級委員會。黨的各級委員會向同級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4)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及時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黨的下級組織既要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工作，又要獨立負責地解決自己職責範圍內的問題，上下級組織之間要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和互相監督。

　　(5)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由黨的委員會民主討論，作出決定。

　　(6)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要保證黨的領導人的活動處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同時維護壹切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領導人的威信。

　　十四大、十五大通過的黨章重申了這六條基本原則(其中(4)、(5)兩條文字略有增加)。但在總綱中恢復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傳統提法。這是值得重視的。

　　中共從六大(1928年)民主集中制的確立到十五大(1997年)已有70余年的歷史了。其間貫徹最力、影響最大的是七大對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可能是鑒於“文革”的沈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但到了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這壹提法。以筆者之見，中共貫徹民主集中制70余年來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解之結，恐怕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所謂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按劉少奇的說明，大凡民主生活中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進行和實現的。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誌化為群眾的意誌，將領導者的號召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壹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壹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代表人民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民主既然為集中所駕馭，所以貫徹民主集中制可以歸結為以下壹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壹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等，後壹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等的“民主成果”了，就是說，後壹個集中已有壹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民主要由集中作指導，使它在壹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如果上述分析是符合邏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那麽，我們怎麽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來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克服家長制和個人專制呢?怎麽能期望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對重大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和辯論，從而防止重大決策的失誤呢?!我們知道，黨的多次代表大會都提出或規定過黨內民主的壹些內容，但在實際生活中都難以實施，並難免化為烏有。七大與八大的黨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健全黨內民主方面提出了富有開拓性的意見，但結果都沒有得到貫徹。即使“文革”之後的十二大、十五大所通過的黨章中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六條基本原則中有關民主方面的規定，又有多少是兌現的呢?另壹方面，集中和集中領導下的民主總是做得很到位、很有“成就”，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還須說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這壹提法並不符合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列寧主張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這個集中制是民主性質的，或是通過民主的方式、程序所實現的集中制。至於黨內應該有那些方面的民主以及如何實現民主，列寧也提出了壹些意見，但他沒有說過，要在集中指導下去實現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黨內是壓倒壹切的。那麼，是否出現過不同意見呢？到現在為止，我們發現對此提出質疑者僅壹人，就是蔡和森。他在《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中寫道：“……另壹方面，民眾的黨內生活全未形成，既無黨的討論，又無選舉制度……務使下級黨部完全依賴上級黨部的指導，黨裏完全是聽從號召的士兵。……真是鐵的組織鐵的紀律壹般，可是伏在裏面的危機是很大的。……養成的習慣是：只有上級機關的意見和是非，而沒有下級黨部及群眾的意見和是非。……鐵的紀律成了威壓黨員的工具，而上級指導人卻有超越此鐵的組織和鐵的紀律的壹切自由。”17 蔡氏這壹卓見長期塵封，鮮為人知，即使在今天，仍彌足珍貴。這說明，在中共黨內具有現代民主思想的人才太少太少了。

　　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邏輯矛盾以及可憐的“少數服從多數”

　　就概念而論，民主集中制不能認為是壹個嚴謹的科學概念，邏輯矛盾顯然是存在的。“因為，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有哪壹種民主最後沒有集中呢?除了無政府狀態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再加進壹個‘集中’的概念”。18其所以必須有“集中”的概念，因為這是提出這壹制度的初衷，這在前面已有交代。列寧首創這壹制度就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只是經過盧森堡的批評，列寧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以避專制主義集中制之嫌。但是，即使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可見實質在於領導者所需要的那個集中。

　　概念中的這壹邏輯矛盾使這壹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譬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遺憾的是，無論是俄共還是中共的黨章中，或者是缺乏這樣的規定，或者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存在保障民主的制約關系。那麽，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關於這壹點，我們可以以十二大、十五大的黨章中的第十條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六項基本原則(上述已列)來加以說明。這六項規定，大部分都是民主方面的內容，這是令人欣喜的。可是它對集中存在何種制約關系呢?我們所見到的，只是既有民主的內容，又有集中的內容，兩者平行羅列，卻沒有經過民主達到集中的清晰概念。這樣的民主盡管規定得很多，但集中歸集中，民主歸民主，它們是兩股道上的車。

　　例如，六項基本原則的第壹條（它歷來被認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這壹缺陷。

　　該條原則是：黨員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

　　這“四個服從”中，既有民主的內容(少數服從多數)，也有集中的內容(其余三個服從)。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倒底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疑問。

　　王貴秀認為，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少數服從多數。他將民主集中制定義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為基礎的集中制”。19 他指出，“四個服從”中只有“少數服從多數”是最基本、最壹般、最本質的原則，其他幾個“服從”雖然也是重要原則，但畢竟是由“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的，派生的。他的理由是：第壹，黨的“組織”、“上級”和“中央”是在相應的範圍內和層次上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選舉產生的；第二，“個人”、“下級”和全黨各個部分所服從的決策、決定是被選舉產生的“組織”、“上級”和“中央”在各自的範圍內和層次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的。據此，王貴秀認為，這幾個服從，歸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基礎上的，受“少數服從多數”決定和制約的。20王貴秀的分析將四個服從中的“少數服從多數”與其他三個服從之間的內在聯系作了闡釋，說明“少數服從多數”是四個服從中最基本、最本質的原則，是其他幾個服從的基礎。但這壹分析不是對歷史和現狀的概括，而是他對四個服從內在關系的壹種純邏輯分析；而實際生活卻是另壹番情形。在歷史和現實的環境中，更多的情況是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壹人”。這種情況，我們切不可忘。

　　令人悲哀的是，受著“黨文化”長期灌輸（即在“黨的培養教育”下），黨員已成了黨的馴服工具，成了“黨奴隸”。可以不無誇張地說，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幹部，在受到黨的組織不公正（或不明不白）處分（應當說是懲罰）時，——或受到誣陷淩辱，或面對批判處分，或投入監獄受刑，總之，在身遇冤屈與不幸時，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或別人安慰他們）：“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組織上壹定會弄清我的問題的。”“黨犯了錯誤，黨自己壹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同“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不折不扣的鐵律，是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壓根兒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壹種擺設！歷史的記錄是，民主集中制是多數服從少數，全體服從壹人。這是中國幾千年專制主義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再說，“少數服從多數”充其量只能是壹個準民主的原則。現代民主觀認為，少數與多數同樣重要，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比多數要重要得多；只是在有關公共生活的重大問題上只能按“多數決定”行事，但對少數人的意願同樣給予尊重與保護，否則便是“多數人暴政”了。所以，現代民主奉行“多數”與“少數”並重的原則，它不要求少數絕對地服從多數。考茨基認為：“保護少數派是民主發展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多數派的統治。”21 至於在文藝、學術、信仰等領域更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了。中共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即使實行得較好時期，也只能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但也往往因此受到歧視性待遇，得不到信任與重用。在專制主義盛行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壹旦表明自己的態度，便會受到迫害。這說明，在“少數原則”沒有確立的地方或時候，便沒有民主。

　　毛澤東的“集中主義”思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要從集中制的羈絆中解脫出來，還必須對毛澤東就這壹問題的有關言論作壹清理。毛自1943年確立為中共的首腦人物之後，其威望日增。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建國後，他的思想又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毛的思想其影響超越了他主宰中國的年代。鑒別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義的屏障，是壹個頗為艱難而緊要的任務。

　　1、民主與集中，何者更為重要呢? 毛澤東早在1942年就明確回答：“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如果不懂得這壹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22 集中高於、重於民主，明白無誤。毛後來進壹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壹種手段。”23 目的是什麽呢?是集中。所以毛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24 本文已經說明，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但毛澤東將集中確立為壹個獨立於民主之外和之上的目標，而民主只是達到集中的“壹種手段”。毛的這些言論，十分明白地告訴人們，共產黨是要民主，還是要集中？也告訴人們，民主集中制的出發點是民主還是集中？

　　2、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有時候也出現壹種折衷主義的傾向。毛澤東說，民主與集中是“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壹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壹側面而否定另壹個側面。”25這裏，首先是將民主集中制分解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側面，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本義。按其本義，民主是制約和限定集中的，集中決不能遊離民主而自成側面，否則成了另外壹種性質的集中制了。其次，在分解為兩個側面之後，孰輕孰重、誰主誰從呢?毛的回答是，不能片面地強調某壹個側面而否定另壹個側面，這就是，既要民主，又要集中。這裏的問題是，本來是統壹的壹個東西，現在變成了兩個東西，而且又要不分主次以同等的態度去爭取它；可是，實際的執行卻不可能這樣(且不說這種態度與“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之說相抵牾)。根據情勢的需要，有時(如1978年思想解放那段時間)強調民主多壹些，更多情況下強調集中多壹些是常有的事。如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公報所稱：“過去壹個時期內，離開集中講民主，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這意味著，到了另壹個時期就應當強調集中了。以後的歷史發展完全證明了這壹點。由此可見，衷折是不可能的，結果總是傾向於集中。

　　3、怎樣實現民主呢? 毛澤東在1956年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26 他說，有些人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自由多。從那以來，有領導的自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了不得違抗的國規了。如果說，七大提出這壹規則還只是在黨內實行，自那以來則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準則了。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裏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的象征，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但移植到中國以後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1954年我國也組織了這樣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並被憲法確定為最高的國家權力機構；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就是通過這壹機關表達他們的意誌、行使他們的權力的。但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應在黨的領導下行使它的職權；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貫徹。毛澤東認為，我們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民主有著更多的民主與自由。這種民主形式的實施已半個世紀了，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反省與總結，也可以深知其弊端了。最關鍵的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麽人大很早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對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裏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壹致通過”是常規，西方的議會裏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裏，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如此等等。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裏民主之處境如此可憐可卑，那麽普通公民還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西方國家的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等等有壹個最大的區別，即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種民主權利時必須有黨的集中指導：黨把人民指向火海，人民就奔向火海；黨把人民帶向天堂，人民就升上天堂。人們常常感嘆，由於民主集中制沒有貫徹執行，因此產生這樣或那樣的不幸後果雲雲。這實際上是莫大的誤會。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壹以貫之地得到有效貫徹的，正因為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才發生這樣那樣的不幸後果。

　　4、民主必須有集中作指導，還可以從毛澤東對民主的界定中得到進壹步說明。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向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裏就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又說到：“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27 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28民主，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通過教育使他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使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誌間的隔閡；使他們履行公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是壓服，這就是民主。這種對民主的理解是否妥切，暫且不論。以對人民進行教育而論，就有壹個教育的主體問題，即誰來向人民進行教育呢?不言而喻，這個主體就是人民的領導者，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是也。領導者向人民進行教育，內中蘊含著壹個提前，即領導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總是比人民高明、正確，領導怎麽說總是有理的。因此，領導者總是教育者，人民總是被教育者。民主為什麽必須有集中作指導，原來如此。那些領導總是高瞻遠矚，明察秋毫，統籌全局，千千萬萬蕓蕓眾生的老百姓為了不致迷失前進方向，必須接受領導的教育；還必須懂得，接受教育就是享受著民主的權利。但這樣的民主恰好與民主的本義相背。因為民主應當是公民有參與國事、監督政府、揭露官員的失缺之權，以此使得政府官員不敢濫用權力、違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選擇與監督政府之權，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說”決不能認為是在實行民主，稱為訓導人民的做“馴服工具”或許更為恰當些。

　　毛澤東還有壹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註意這裏的“對”字。雖只壹字，十分關鍵，也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有壹個主，它解放妳，領導妳前進，還給妳民主。於是，民主之多少與有無，給的是什麽樣的民主，是教育還是壓服，皆決定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壹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這都是“對”的結果；壹個“對”字，表示人民仍然無權，無民主之權，只能無限期地期盼賜予。他不對妳“對”，妳有什麽辦法呢?毛澤東這壹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其中那個“對”字卻壹直被人們所忽視，未有體會其深深的意韻。人民已習慣於壹種“對”的地位，也不好怨天尤人了。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在這個講話中，毛對民主作了另壹種表述，即“讓人講話”。言論自由當然是民主的壹種表現。問題在於這種權利也是上頭給的，所謂“讓”也。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妳講話，也可以不讓妳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毛澤東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麼呢?毛說，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壹認識，統壹計劃，統壹指揮，統壹行動，叫做集中統壹。這裏至少有兩個問題。第壹，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有權者集中無權者的意見，大權者集中小權者的意見，享有最高權力的統帥集中全黨全國的意見。第二，所謂集中，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這當然很好。可是，在各種意見中，作為享有集中權的領導者以什麽作根據去判斷哪種意見是正確的，哪種意見是不正確的?這個根據，就是領導者主觀感覺。領導者認為哪種意見正確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意象就集中哪種意見。結果，民主（讓人講話）不過只是虛晃了壹槍。對這種集中，領導者當然可以拍拍胸膛說，沒問題，照此辦理吧!至於實踐結果如何，那就天曉得了。紕漏壹出，領導就拍拍屁股，溜之大吉也：或易地做官，或說壹聲“我應當承擔領導責任”就完事了。值得註意的是，毛澤東這壹講話之後，“妳(們)民主，我集中”，“群眾民主，領導集中”，“委員民主，書記集中”的現象頗為流行，說明這壹講話不但沒有推進黨和國家生活的民主，反為家長制提供了新的依據。

　　5、民主必須有集中作指導，從毛澤東所倡導的群眾路線領導方法中也體現了這壹思想。毛澤東說：“在我黨的壹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中堅持下去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29 毛澤東稱：“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30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是中共的傳家寶，是毛澤東思想精粹之點。毛提出此方法時中共還是壹個並非合法的在野黨。這壹方法幫助中共克服困難產生過重要作用。但是，執政後如果不是運用民主與法律體制來治理國家，還是依賴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處理復雜的國家事務，陷入人治主義的泥潭那是在所難免的。因為，在未有國家政權之前，壹則需要人民支持，二則如果領導失誤，革命立即受到損失，在那種情況下，不聯系群眾、不傾聽群眾的意見行嗎?可是，革命成功、權柄在握之後，則是另壹番情景了。這時候的群眾，是被管理、被領導的對象了，是群眾聽我的，而不是相反；若與領導發生矛盾或沖突，通過說服教育等方法，歸根到底要統壹到領導的立場上來。壹個人有了權，如果沒有制度的約束，決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樣兢兢業業地去走群眾路線。再說，此時的群眾將會以另壹種眼光、另壹種語言來對待妳；至於別有用心的人更會獻上種種殷勤。如果妳再擺壹點官架子，還能聽到多少真話呢?

　　十分重要的還在於，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在思想深處仍然沒有跳出“為民作主”的傳統理念，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即使其成熟階段在政治思想方面仍沒有超越被封建倫理家視為美德的“民本”思想。因為，在實行群眾路線過程中，其能動的主體始終是領導者，群眾始終是被動的客體。是誰從群眾中來，是誰到群眾中去?是誰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是誰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始終是領導者。沒有領導者這個主心骨，群眾的意見不可能集中起來，也不可能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群眾所要表達的意見，只有領導者深入到群眾之中時才能有機會“暢所欲言”；群眾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領導者作出決定並下達貫徹，群眾才可得益。這裏，不但群眾的壹切活動都是在領導者集中指導下進行的，而且，群眾所面臨的是禍是福、是亂是治，也全出於領導之決定。由此可見，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與民有、民治、民享為主旨的民主思想，不能不認為是大相徑庭，有天地之別。

　　結語：清理集權主義遺產是當代中國啟蒙之要務在向現代民主制的轉軌過程中，放棄民主集中制是無可回避的。本文的分析表明，這壹制度是排斥民主、保障集中的制度，它與民主精神回然相異。集中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不難理解，這壹制度是50多年來集權制運行和維系的基本工具。而集中的內核是什麼呢？是“黨的領導”，是“壹黨專制”，是黨的寡頭專制；毛澤東時代是毛專制（其頂峰是文革內亂），鄧小平時代是鄧專制（其頂峰是六四屠城）。它是那個時代發生的災難、罪惡與挫折的總根源。遺憾的是，這壹制度的反民主本質尚不為許多人所認識，他們為其中的民主詞藻所迷惑，朦朦朧朧，不甚了了。由於沒有對這壹制度的歷史與理論作壹系統的清理，存在這種情況，或許在所難免。筆者壹直認為，當代中國的啟蒙僅正面張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意義是不夠的。清理沈重的集權主義遺產，幫助人們解脫現代專制主義的桎梏，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評關於“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重評“新民主主義”》） 第三、四、五、六、十部分）引 言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他壹生中的壹個理論高峰。這壹理論為中共建造起了壹座燈塔，不僅為中共確立了革命的實踐指導，也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和熱血青年，他們從這壹理論中了解了中國的革命道路，獲得了中國光明未來的信念，從而作出了投奔中共懷抱的人生選擇。我們知道，在這壹理論的引導下（當然還有別的種種因素）中共的革命取得了勝利，也就是說，這壹理論的正確性已被革命勝利的實踐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壹個正確理論指導下的革命在革命勝利之後為什麽出現了與革命初衷相背離的後果，那就是：革命給予人民的，不是站起來享有民主與自由，而是跪了下去，備受專制與奴役；不是享有富裕與幸福，而是遭受貧困與屈辱。在毛澤東統治下短短的二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積累各類冤案最多的時期，是遭受迫害與饑餓而導致人口大批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時期，是社會的經濟發展受到最嚴重破壞的時期，是教育、文藝、學術與思想受到最深重摧殘的時期。這場偉大的革命之後為什麽產生了這些層出不窮的災難？這種二律背反的邏輯現象應作何解釋？由此我們想到，這場革命以及指導這場革命的理論不容置疑的正確性，就值得省思了。

　　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在國內學界似乎已形成了這樣的壹種定論：毛在革命時期立了大功，在建設時期犯了大錯。李銳對毛澤東壹生的評價有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壹書中對毛壹生的評價是兩句話：“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馮友蘭在他最後的著作《中國現代哲學史》中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極左思想階段。他說：“第壹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 近幾年來，國內有壹種意見頗為流行，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後之所以犯了大錯，重要的原因之壹是他拋棄了新民主主義，因此，他們籲請執政者回到新民主主義，補新民主主義的課。這些意見，都涉及到對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和評價。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論述集中在《中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新民主主義論》（1940）、《論聯合政府》（1945）等著作中，其基本思想，大致是：現階段（民主革命時期）中國的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但已經不是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所謂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要點是：第壹，這壹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壹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範疇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了；第二，這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而不是資產階級了；第三，這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後來又增加了官僚資本主義，合起來構成了“三座大山”；第四，這個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在經濟上是多種經濟並存的社會，在政治上是建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府；第五，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壹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歷史階段之後，將過渡到社會主義。

　　下面僅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加以分析評述。

　　壹 關於“無產階級領導”

　　關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因此不可能擔任起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無產階級的肩上。“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

　　毛的這壹論斷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經不起推敲。我們知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壹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說是工業社會大生產的產物。這是常識。沒有資產階級也就沒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是弱小的。既然資產階級軟弱，無產階級就更軟弱、更不成熟；既然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無產階級就更不可能領導民主革命，這才符合邏輯。因為，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這個生產方式的創立者和支撐者，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代表。無產階級雖然是這個生產方式的基本力量，但不是決定的力量；雖然是這壹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但不是這壹生產力的代表。過去總是說，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試問：這個生產力指的是什麽生產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共存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的兩個階級，他們所代表的生產力因而也是共同的，都是這個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裏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都是壹個動態概念），只是資產階級是這壹生產力的當然代表，或者說，它更全面地代表著這壹生產方式所要求的生產力；這是因為，工業化大生產的每個環節乃至整個過程都是由資產階級所主導、所承擔的，也因此，他們在經驗、能力、知識、文化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推進等方面要優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勢必由這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以及反映這個階級進步要求的先進分子所領航。這是符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事實的。

　　能否認為，無產階級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是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就是說，它們所代表的生產力是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先進的生產力。但是，這種生產力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出現。由於那時中國的資本主義還相當落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何時才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還是壹個遙遠的未知數。說中國無產階級是這種還是很遙遠的誰也都說不清的生產力的代表，這比天方夜譚還讓人不可捉摸。因此，這壹假設應當排除。就按毛的說法，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開始也試圖以大城市為基地，但無法堅持下去。為什麽？無產階級力量弱小，在城市缺乏基礎，只好退到農村，革命才堅持了下來。但這個堅持下來的革命能否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呢？能否反映資產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訴求呢？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無論是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其中任何壹個階級的力量和意誌都不可能主導這個革命。後來的事實是，在整個革命過程中，農民階級成了這個革命的主要參加者和基本動力，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這個革命就必然會打上農民階級的烙印，成為反映農民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訴求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後也只能以農民的意識（馬克思說，農民是天然的皇權主義者）塑造這個國家。所以，1949年的革命，既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也不是無產階級領導，這恐怕比較接近真理。其革命成果，既不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階級的資本就被剝奪了），也不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的三十幾年裏，他們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領取很低的工資維持生活；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紛紛下崗，被拋向社會的邊緣。這個“領導階級”，什麽時候“領導”過國家？）。農民階級呢，他們得到了什麽？他們在土改中壹度分得了土地，可轉身就成了合作社集體所有的了。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中，他們進入了毛澤東指引的“共產主義天堂”，屬於個人所有的只有壹只碗和壹雙筷子了。共產黨的革命本來向農民承諾“耕者有其田”，農民才願意為這個革命賣命；可是直到今天，土地仍是集體所有，農民的土地問題依然未著，他們的權利根基依然系在政府的手中。所以，這個特殊的革命是值得研究的。

　　所謂“階級領導”

　　所謂“階級領導”的概念也值得討論。壹個階級怎麽去領導革命呢？還不是由壹些先進分子組織政黨，有了黨再去發動群眾，推動革命。所以，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實際上是黨在那裏領導，只是借用了無產階級的名義而已。這是毛澤東所承認的，他說：“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雖然大家都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這個政黨的領導人之間的認識有時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在某些重大問題上甚至存在兩種相反的意見。比如，1929—1930年紅四軍中的“朱毛之爭”，朱德要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要實行集權制。比如1949年中共革命勝利之後，劉少奇提出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毛澤東則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哪種意見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呢？後來，毛的意見成了全黨的行動綱領，是不是因為毛的意見符合了無產階級的願望？再如，人民公社建立後農業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饑荒迅速蔓延，人口大量死亡，黨內不少人主張改變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毛澤東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為理由加以反對。至於在全國範圍內搞文化大革命，毛在黨內更為孤立，對國家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但他卻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高統帥。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壹個方法，能鑒別出不同意見中哪種意見是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願望，從而可以排除那種不符合無產階級願望的意見。因此，當黨內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只能聽從那個最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見。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大概就是這麽回事。這在黨內缺乏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尤為典型。所謂“階級領導”，宣傳上很有用，可在實際生活中卻是虛無，到哪裏去找“階級領導”，所見到的是某些人或某個人的領導。他們聲稱只有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人都不是。可是，結果怎麽樣呢！

　　所以，所謂“階級領導”落到實處是“黨領導”，甚至是“個人領導”。對此，列寧有壹段大實話承認這個事實。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力、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風之後至1949—1976年毛澤東個人對黨國的絕對控制的事實，赤裸裸地證明了所謂“無產階級領導”、“階級領導”不過是“個人專制”遮醜布!

　　所謂“領導”

　　進壹步的思考我們還發現，“領導”與“民主”是兩種對立的思想意識。在民主制度下沒見過哪個黨派可以自封為某個階級甚至是人民群眾的領導。妳是不是領導、能不能執政，要由選民們投票來決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黨派、團體與個人，不管妳的信仰、財產、教育與反映哪個階級的訴求，在選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預設“領導”（所謂“領導階級”、“領導黨”）並強迫民眾服從，這本身就是專制。聲稱某個階級、某個黨是最先進的階級與政黨，天然的應當享有領導的資格，如果妳持有異議而不衷心擁護，就是反革命。這是現代專制主義邏輯。半個多世紀來我們就生活在這種霸權主義的氛圍之中。

　　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這個聯合政府中的領導者有以下表述：中國革命勝利後，“建立壹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這個表述中有幾個要點，核心是“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我們已經分析，預設領導是專制主義的霸道。聯合政府是可以的，但政府中的各成員彼此是平等的，不應當有壹個駕於各聯合者成員之上的領導者，大家要在他的領導之下；若如此，這個聯合政府不就成了“壹家政府”！由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實際體現就是“黨的領導”，因此，承認了“工人階級領導”等於承認了這個政府是黨領導下的政府，結果政府成了黨的政府。這壹點，到了1949年6月，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了更明白的表述：“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終於點明了共產黨在這個國家中的核心地位。當時，新中國尚未建立，毛就作了明白的預告，可知即將誕生的國家是實行壹黨專政，而不是實行民主憲政。中共尚未執政，毛就“總結經驗”了；沒有執政實踐，何來經驗可談？只能說明“壹黨專政”是毛早已打定的主意。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其實是新專制主義。

　　“無產階級領導”而不是“資產階級領導”作為新舊兩種民主革命的重大區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得到國人的普遍認可，誰也不會覺得其中會有什麽問題的。但是，事情就怕進行比較。民主革命早已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發生，在那裏，革命之後建立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政府民選，各黨平等，憑借選民的選票上臺執政；而不是預定由壹個先進的階級經過它的政黨來領導（控制）國家政權。在民主制度下，壹切公民，不分階級、民族、出身、性別、財產多寡、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是將國民分為不同的等級：有的是天然的領導者，有的是必須接受領導者領導的被領導者，有的是這個政權的基礎，有的是這個政權的邊緣分子，有的是人民，有的是人民的敵人。在民主制度下，依法立國，依法執政，各政府機關、各黨派社團以及任何個人，必須在法律下工作和生活，違法者均應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不允許有特殊的黨派和個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無端地廢置國法，禍國殃民。在民主制度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而不是獨攬大權，實行極權統治。如此等等。試問，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建立了符合民主制原則的現代民主制度嗎？革命奮鬥了二十多年，死去了很多的人，結果建立了壹個專制極權國家。可見，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要點的“無產階級領導”是很值得檢討的。中國人缺乏民主知識，更缺乏民主經驗，因而難以發覺毛的新民主主義中潛在著的壹些反民主的思想基因。

　　二 關於“反對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由來與走向

　　反對帝國主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之壹。那麽，這個概念是否是毛創造的呢？不是的。1921年下半年，張國燾代表中共（那時中共成立不久）參加共產國際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且稱“莫斯科會議”）。這次會議的收獲，張國燾說，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確是相當重大的。最主要之點是：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換句話說，反帝國主義被視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張還說，“當時壹般中國人還不知道帝國主義為何物”，“後來經過中共的宣傳，…… ‘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就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後來中國革命起了壹些什麽變化，但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中國，也蔓延到了東方各地。” 國民黨也應邀派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積極成果是將“反帝”貫徹到國民黨第壹次代表大會的黨綱中，將“三民主義”第壹條民族主義由“排滿”更改為“反帝”。蘇聯對此誌得意滿。

　　蘇聯“老大哥”為什麽熱衷指使中國“反帝”呢？這個見不得人的秘密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解密與開放才為世人所知。1917年“十月政變”（現俄羅斯教科書已將“十月革命”改稱為“十月政變”）後，蘇聯在西方世界極為孤立，它受到美英諸國的打壓，因此它的頭號敵人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協約國。為了改變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蘇聯把目光轉向了東方，中國乃首當其沖。不僅因為中國是近鄰，是蘇聯和日本的壹個緩沖空間，也是西方國家的爭奪對象。在這個地區點燃反帝大火，很有戰略意義。解密後的檔案的自白是：它“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敵人的陣營。” 可見，蘇聯的意圖是使中國革命成為蘇聯反美的“工具”，讓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這就是“老大哥”在中國人身上打的主意。

　　對於中國人來說，蘇共指使中共“反帝”，是極易落入圈套的。因為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的欺辱。反帝已積澱為中國人的壹種民族意識。即使是在今天，只要壹提到帝國主義，中國人便下意識地會將目光轉向西方，與“敵對勢力”掛鉤。但是誰是帝國主義，值得做壹番甄別。

　　不錯，西方列強（那時中國人把西方侵略者稱為“列強”，而不是稱“帝國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紛紛侵華，中國被迫簽訂了壹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毛澤東所寫的那樣，“帝國主義向中國舉行多次侵華戰爭，如1840年的英國鴉片戰爭，1857年的英法聯軍戰爭，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戰爭。”（毛在這裏沒有提及沙俄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但是，這些侵略戰爭均發生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也就是說，在中共誕生之後，再無發生西方列強侵華事件。相反，這些國家同中國的關系正在逐步地改善之中。這表現在，第壹，當中國繼續遭到外國勢力侵犯時，美國等國家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從中相助。比如，1921年，蘇聯在莫斯科遠東被壓迫民族大會上策劃中國反美時，同壹時間在華盛頓召開了有美、英、法、日、德、意、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參加的國際會議，在美國的斡旋下，將日本侵華的二十壹條放進了墳墓，還將日本在山東半島的主權和所占領的青島交還中國。我們知道，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正是由於“巴黎和會”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給了日本。第二，美國等國家逐步廢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同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美在華盛頓訂立新約，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關閉在華的領事法庭；廢除“辛醜條約”；終止上海、廈門租界特權；放棄在中國通商口岸的權益，放棄美國軍艦進入中國水域的特權。隨後，中國陸續與其他全部有關國家簽訂了與美國完全相同的新約。由此，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終於廢除了！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到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告結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仍然存在，但已不是西方列強，而是東瀛的日本。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告結束。

　　有壹個國家，那就是俄國，長久以來壹直侵略與欺負著中國，可在中共的宣傳下反成了壹個友好鄰邦。

　　“友邦”還是“惡鄰”？

　　是友好鄰邦還是世仇惡鄰？請看事實。

　　第壹，從1856年起沙皇不斷入侵中國東北，先後強行與中國簽訂了《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天津條約》等不平等條約，至1885年共侵占中國領土150多萬平方公裏（相當於41個臺灣或3個法國的面積）。1919年7月，蘇維埃政府聲明放棄帝俄時代與中國所簽訂的壹切不平等條約，且於1920年9月再次重申，從而獲得中國人民的好感。但此時這些領土尚為白俄軍所控制，因此蘇聯政府不啻是開了壹張空頭支票，這很久為中國人所不知。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訂立的密約中竟有如下文字：“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赤色帝國主義的面目由此可見。

　　第二，蒙古（外蒙古）是中國的領土，壹直為沙俄也為蘇聯所覬覦。為此目的，1921年在蘇俄策劃下建立了蒙古人民黨（後改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同年，蘇軍借追剿外蒙白軍而進軍外蒙，7月占領烏蘭巴托。1924年11月，蘇俄又“幫助”外蒙成立了蘇俄的附庸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從此脫離了中國，成了蘇俄的勢力範圍。

　　另外，蘇聯還有分離新疆的圖謀，後因二次大戰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無暇顧及，遂無奈放棄此計劃的實施。

　　第三，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秘密協定，為要求蘇聯對日作戰，滿足斯大林提出的犧牲中國利益的條件：（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現狀（即繼續逼迫中國放棄外蒙古的主權），從而使外蒙古分離中國合法化。這裏需要特別交代，毛澤東早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壹文中在說明中國的地理位置時寫道：中國的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 這明白告訴人們，毛和中共至少在1939年就已公開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可1945年6月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談判為爭取外蒙主權竟交鋒九次，其中前四次與斯大林當面交鋒。（2）恢復帝俄在中國的權益：大連為國際港，蘇聯享有優先權；旅順為蘇俄海軍基地；中東鐵路中蘇共同經營。蘇聯以密約條件為前提，才同意對日宣戰。但直到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之後的8月8日，蘇才對日開戰，僅壹周後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在戰場上幾乎沒有多大損失，卻在我東北地區撈到不少戰利品。

　　1946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將雅爾塔密約公之於世，引起我國人的憤慨。2月22日，中央大學等校學生在重慶街頭遊行抗議蘇聯對中國主權和利益的侵犯，遊行隊伍打出了“赤色帝國主義”、“打倒新帝國主義”的標語。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二”大遊行。2月24日，傅斯年、王雲五、儲安平、陳明德、趙超構等二十位著名學者聯署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雅爾塔協議的抗議》，指出這壹協定開創了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之惡例，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之記錄。

　　值得壹提的還有壹事。1941年4月，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最困難的時候，蘇聯主動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宣布締約國壹方與第三國發生敵對行動時另壹方應遵守中立。這是蘇聯姑息日本侵華的綏靖政策。試問：道義何在？國際主義又置於何地？更令人氣憤的是，為了蘇日雙方“和平與友好”，蘇聯“尊重滿洲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國”，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這是蘇、日聯手瓜分中國的可恥記錄！此條約直至1945年4月5日才宣布廢除。

　　蘇聯對中國上述侵略惡行，蔣介石因此稱俄國是“我國的世仇大敵”。這壹評價，壹針見血。

　　毛為什麽對日、俄那麼友好？

　　百年以來中國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欺淩，問題在於，到了1940年代即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以後的時期，誰是中國真正的帝國主義呢？是日本與俄國，而不是毛澤東和中共壹直所聲張的美國帝國主義。

　　但是，毛澤東並不這樣認為。對於日本侵華，他多次表示“感謝”，這似乎讓人難以相信，但事實確實如此。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9月25日毛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壹行。田中向毛道歉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卻說：“不要對不起啊，妳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妳們要是不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麽能夠強大？我們怎麽能夠奪取政權哪？怎麽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毛還說：“我們如何感謝妳們？我們不要妳們戰爭賠償！”毛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的這壹談話代表中國方面的立場，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具有最高的權威。

　　在此之前，毛對日本侵華表示感謝的話已說過幾次。比如1961年1月24日，毛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幾次講話意思相同，這是毛的大實話。日本侵華，從民族利益、從執政的國民黨的利益來考量，傷害極大，光軍事力量就損失75個師，陣亡戰士350萬，陣亡高級將領206人。對中共來說，卻為其勢力的壯大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長征後的1936年，中共的軍隊（工農紅軍）僅剩下3萬左右，可抗戰後光正規軍就增加到100多萬，還有民兵200萬。內戰前夕，“解放區”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壹億左右。可以說，日軍侵華為中共日後與國民黨進行武力較量儲備了條件。

　　至於與蘇聯，兩黨、兩國在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都是壹個體系的。中共是在蘇共的“幫助”下成立的，又是在蘇共的“幫助”下逐漸壯大的，遇到重大決策又往往聽從莫斯科的指示的，如第壹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毛蔣的重慶談判，朝鮮戰爭的參與等。甚至中共最高領導人，也由莫斯科指派，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認可。特別是國共決戰的關鍵時刻與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有力的幫了壹把中共。1945年8月蘇軍進入東北後，斯大林急令中共進軍東北，且嚴禁美軍、限制國軍進入，並把大批武器彈藥交給中共，光大炮、迫擊炮、坦克、飛機等重型武器就達5000多件及600多個倉庫的物資，從而為中共獲得遼沈和平津戰役的大捷奠定了基礎。毛為了表示對斯大林的感激，壹再表示臣服。如1945年7月6日致電蘇共，表示“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對戰後中國國內問題的建議，支持蘇聯黨和斯大林同誌關於外蒙古戰後地位問題的看法，支持蒙古黨和人民要求擺脫大漢族反動統治、尋求民族獨立的正當要求”。這裏，毛以鮮明的態度擁護斯大林將蒙古從中國的領土上分離出去。賣國求榮，昭然若揭。再如1949年7月4日，劉少奇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報告，關於蘇共與中共兩黨關系，“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這個喪失人格、黨格的表態，並沒有贏得斯大林的欣賞，他在11日回復說：“壹個國家的黨服從另壹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14日毛急忙回復斯大林說：“關於兩黨關系的那種提法，……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企圖掩蓋這壹不光彩的歷史記錄。在世界史上，恐怕沒有壹個大國如此卑躬屈膝地向另壹個國家表示臣服的。直到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毛認為自己在國際舞臺上已稱雄壹方，才痛罵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

　　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在“壹邊倒”同時，毛將美國定為頭號帝國主義，聲討美國帝國主義，壹波未息壹波又起。可是，第壹，美國從未侵占過中國的壹寸領土。第二，是美國帶頭廢除了歷史上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第三，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全世界向中國伸出無私援助之手的基本上只有壹個美國。第四，國共內戰爆發之初，只有美國出面調停。第五，內戰初期，美國政府是支持蔣介石的，但到1948年秋美國調整了對華政策，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共。1949年4月國民黨南京失守，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奉命滯留南京，以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其時蘇聯大使去了廣州），並於4月底雙方開始會談。但6月毛卻派劉少奇秘密赴蘇覲見斯大林。6月30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正式發布了“壹邊倒”的外交路線，宣告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系白皮書》中仍嚴厲批評蔣介石集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討論承認新中國問題，向中共示好。可是，毛接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系列反美文章作為回應，硬是將美國推向與中國敵對的地位。第六，1949年12月，美發表《關於臺灣政策宣傳指示》，指出“臺灣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戰略上都是中國的壹部分”。這是美國擬拋棄臺灣的“袖手政策”的明白表示。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發表臺灣問題的聲明，宣布：“美國對臺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益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將不對臺灣的中國當局提供軍事援助或軍事上的意見。”1月13日，在美求援長達壹年的宋美齡兩手空空返臺。這意味著美國不僅棄蔣，而且拋臺。1月12日艾奇遜發表《中國的危機》的演講，強調：“俄國壹貫存有將這個北部省份分離出去的野心”，“這種過程在蒙古已經完成，在滿洲已接近完成”，“我們不可把中國人對俄國人的正義憤怒和憎恨招引到自己頭上來，這樣做是愚蠢的”。可是，幾天後毛澤東又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作了回應。

　　順便需要提及的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形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對峙格局達半個世紀之久。此期間，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霸權主義（另壹種說法是“領導者”）的角色，在世界許多地方建立軍事基地，還以不同方式參與或幫助別國的內部事務，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起著積極與消極並重的作用。

　　毛澤東認俄為師，革命後建立起列寧—斯大林式的極權體制；他以美為敵，排斥民主自由，與西方國家對著幹。他長期閉關鎖國，掀起壹撥又壹撥的自亂、自殘式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衰退，社會畸變，國家紛亂，自由毀滅，民主斷層，人權橫遭踐踏，法治蕩然無存，中國壹度進入了無自由、無民主、無人權、無法治的“四無世界”，從而把中國帶到了危機四伏的絕路，其愚昧、野蠻、專制與暴虐為千古人類史所罕見。產生這壹歷史後果的壹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壹貫地借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排斥西方文明。這種情況直到1980年之後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逐步與世界接軌之後才有所改變。

　　中國人可以自豪的是，二戰結束後於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聯合國中國是發起國之壹（其他三國是蘇、美、英），並且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國（其他四國是法、蘇、英、美）。中國是聯合國締造者之壹和核心成員國啊！此時的中國已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除蘇俄在中國的東北仍享有特權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已成為歷史了。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人民在那時已經站立起來了！毛澤東在1940年代和建國之後壹味地鼓吹反對帝國主義，應當認為是壹種誤導。

　　三 關於“反對封建主義”

　　“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中國人喊了近百年，然而這個口號是否完全正確呢？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在實踐中出現了偏誤，對此，筆者已作了壹番研究。關於“反對封建主義”呢，它在理論上就缺乏正確的支撐點。

　　“封建主義”還是“皇權專制主義”？

　　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壹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具體地寫道：“自周秦以來，中國是壹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說”或“周秦以來封建說”並不符合中國的歷史情況。這壹結論忽視了自秦以來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或統治方式同西周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周實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歐封建社會有著相類似的特點。周天子將國家領土分封給各諸侯，各諸侯在分封領土上“封土建國”，成為各國國君；各國君承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在經濟、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權，其王權世襲。秦並吞六國、統壹中國後，既然掃滅了諸侯，也就廢除了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即“廢封建，立郡縣”，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建立了權力集中於皇帝的中央集權制，這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大改變，怎麽還能同西周的封建國家（所謂“國中之國”）相提並論呢！

　　問題在於，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稱其為封建社會，那麽應稱什麽社會呢？按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別無選擇，只能稱其為封建社會。要正確界定秦以來兩千余年的中國史，“五階段論”是橫在我們面前的壹道坎。為跨越這道坎，李慎之啟用了壹個新概念：“皇權主義”，或“皇權專制主義”。 對此，筆者贊同之。那麽，這長達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就可以稱之為“皇權專制社會”。這壹理論觀點，跳出了“五階段論”的狹隘框架，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視野、新方法。需要說明的是：第壹，在兩千余年的皇權專制史中，皇權專制的情況（程度）是有差別的。如秦漢（漢設丞相，有所謂君權與相權之間的某種制約）之間就有差別，唐宋之間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轄行政權力的丞相，皇權專制到達巔峰。雖存在這種差別，但從體制的總體特征看，這兩千余年是皇權專制社會，是秦政制的延續，是沒有錯的。第二，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皇權專制社會其經濟基礎都是以小農為特征的農業社會，這就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國家政權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權專制式的。另外，專制式的國家政權既可以建立於農業社會，也可以建立於工業社會（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極權統治）。

　　用“封建說”與“皇權專制說”來解釋中國歷史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封建說認為，“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毛在另壹處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皇權專制說認為，皇權專制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皇權專制主義的矛盾。

　　在革命對象問題上，封建說認為，革命的對象是封建主義。由於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總不能將已不再存在的東西當作革命對象，毛於是把地主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他寫道，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國的地主階級。”皇權專制說則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是皇權專制主義。辛亥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在於結束皇權專制，開創共和新政。辛亥之後，舊式的皇權專制主義是被推翻了，但復辟勢力，從袁世凱到毛澤東不斷登臺扮演，改頭換面的皇權專制主義不斷再現。“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對象依然是翻新的專制主義。

　　毛對中國史的誤讀與中國革命對象的錯誤指向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作為革命的對象，又把封建主義落實到地主階級，或者說把地主階級拈來當作封建主義的替身，於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階級了。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與財產，消滅地主階級（有不少地主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這樣做的。但這樣的革命是否為中國創立了民主制度呢？沒有，遠遠沒有。為什麽？因為民主革命的對象不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也不等同於地主階級；消滅地主階級無濟於民主制度的降臨。中國民主革命的真正對象是專制主義。因此，以反對封建主義作為民主革命的理論指導實在是新民主主義的壹大誤區。

　　這個誤區的理論根源除“社會形態五階段論”外便是對“階級國家論”的套用。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國家是壹定階級的國家。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階級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據這個非科學的簡單化理論，毛澤東因此認為，秦以來的封建社會的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其矛頭指向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壹言以蔽之，統統歸結於地主階級。毛的這些結論與中國歷史的實際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來的國家不是地主階級的國家，而是為某壹皇族所控制的國家。秦國是秦皇族的國家，這壹皇族覆滅後這個國家也就不存在了。漢、唐、宋、清等各朝的國家莫不如此。這兩千余年專制主義時期的國家始終是以皇帝為首的家族統治集團的國家，即所謂“家天下”。皇帝的權力總是在其家族內部傳承，即所謂“嫡長繼承”，這是延續皇權的法則。地主階級不是這類國家的統治階級，它不是國家權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會中壹個有勢力的貴族階級。它和農民階級都是這類國家的被統治階級；當然，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其中少地或無地的農民受著地主的剝削。地主階級雖然不是統治階級，但它是專制主義國家政權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統治者的施政國策或多或少要向這壹階級的利益傾斜，但他們與國家權力的占有者（統治集團）不能畫等號。馮天瑜在《“封建”論考》（2006年）壹書中提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壹說，以取代“封建社會”的概念，這壹提法仍未有跳出“階級國家論”的思維模式。第二，中國古代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而是專制皇權對社會（主體是農民）的掠奪（註意：掠奪與剝削有區別）與壓迫。這壹點在專制腐朽的皇朝那裏尤為明顯。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大眾（主體是農民）與專制皇朝的矛盾。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是第二位的，從屬性的。劉亞洲亦認為：“中國自古奉行小自耕農本位，大地主很少，因為中國反對土地兼並有兩千年歷史，地主不能成為決定因素。” 第四，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下爆發的多次農民起義，不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是反抗專制皇朝的腐朽統治。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又說每次農民起義“總是陷於失敗”，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這裏前後的邏輯悖論是，既然農民起義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說明農民起義的指向是專制皇朝，而非地主階級，再說，地主階級不占有國家政權，談不上什麽“統治”，也不存在“改朝換代”的問題。

　　對於自秦以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毛並不否認。他說：“如果說，秦以前的壹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麽，自秦始皇統壹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裏又是壹個悖論：是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就不再是封建國家了，是封建國家就不可能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蘊含內在邏輯悖論的理論觀點壹經流行，使“封建”概念內涵模糊，外延擴大，使封建主義頂替了專制主義，從此專制主義長期潛伏，即使在以後的多次革命風潮中仍得以安身，壹次又壹次地逃脫革命的批判。如“五四”運動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有提出“打倒秦家店”（這同新民主主義沒有關系）。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更是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提反對專制主義。倒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滿清皇朝的專制統治。而毛澤東稱此次革命是“舊民主主義”的，這是否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不再反專制主義的了？直到文革之後，中共上層的某些領導才深感專制主義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義以指摘專制主義。如葉劍英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肅清封建主義的講話，李維漢1980年向鄧小平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這壹課”。遺憾的是，專制主義仍沒有驗明正身，更沒有傷筋動骨，源遠流長的血脈延續至今，還敢於當著大眾吞噬自由、民主的嬰兒。

　　毛的秉性：對專制主義的偏好

　　毛澤東將封建主義確定為革命對象，而將專制主義隱姓埋名。從他的智力，從他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及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他應該明白，專制主義是中國邁向民主憲政的大敵，無疑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個中原因，筆者自然不好妄加猜測。但是，有壹點恐怕是清楚的，那就是，毛對專制主義的偏好。這種偏好，在奪取政權之前，自然不便充分顯露，但已有流露。《沁園春?雪》壹詞（此詞作於1936年，發表於1945年毛赴重慶國共談判期間）中所抒發的情懷即是。詩言誌。在詞中，秦皇漢武，成吉思汗，都不在他的眼裏。全詞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收尾，表露出他要超越歷代帝王的王氣和霸氣。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發現了壹個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料，那就是毛在十七歲（1910）那年所寫的《詠蛙》詩。那年毛離開韶山，去了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入學考試時學校規定的作文題目是《言誌》，毛以《詠蛙》命題其詩如下：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此詩雖不像《沁園春?雪》那樣充溢著王氣與霸氣，自信我毛澤東是超越歷代帝皇的壹代梟雄；但山大王那種必欲淩駕群倫、壹朝得勢便橫行無忌那種居心，已表白得淋漓盡致。十七歲的毛澤東就凸現這種強悍秉性，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大刀闊斧地施以暴政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性格決定他的命運，他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中國的歷史至今是領袖的歷史。

　　1949年中共建國。在此之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比哪個專制皇帝都呼喊的多，從此，全國百姓就葡匐在毛的腳下。1958年他說，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在中央全會上毫無掩飾地說，“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秦始皇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毛竟敢說“超越秦始皇壹百倍”，說明專制獨裁就是他的追求。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謀策了壹場殘酷的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壹場全殲性的整肅，使知識分子群體失聲，自由民主斷層。這年夏天，毛接見了上海文藝界人士時羅稷南向毛提出了壹個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思索片刻後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此言壹出，四座皆驚。我們知道，毛壹直推崇魯迅，多次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1937年，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1940年又贊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評價之高超過地球之三極！然而，曾被毛捧上了天的偉人當毛主宰了國家命運之後卻要把他拋入獄中！這典型不過地說明，在毛的極權統治下不允許有魯迅這樣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魯迅可以拿下，還有什麽人不能拿下！1964年12月，毛沖著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任何人，不管妳是魯迅那樣的聖賢，不管妳是我幾十年的舊友，也不管妳為我毛澤東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名臣，在我毛澤東面前，只能臣服，只能奉承，只能山呼萬歲。哪怕說半個“不”字，就叫妳下地獄！這壹切說明，毛的專制主義本性在坐定天下、獨攬大權之後，才有了充分的暴露。

　　什麽是“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可是，他的頭腦是用什麽思想武裝的呢？有壹本書，叫《毛澤東讀書筆記》（陳晉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52年，毛添置了壹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850冊，2249卷，約4000萬字。這部史書，毛生前不知反復看過多少遍，許多冊的封面和其他的壹些地方都磨破了，許多頁上還有毛閱看時留下的種種痕跡。外出時還要將其帶走。1964年5月壹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已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在認真地壹次次地閱讀這部史書。配合讀《二十四史》，毛還通讀《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毛在讀史書時，對於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誌閱讀。可是，人們卻沒有發現毛澤東閱讀英、美、法、日等國近現代史的記錄，可以說，他對世界現代化是無知的，也不感興趣。甚至，“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毛說，1920年他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他僅讀了三本書：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可見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很貧乏的，只能說是個膚淺的馬克思主義者。戰爭年代毛無暇去研讀馬列的書。在延安相對安定時期，曾讀了些馬列著作，但二手貨多於原著，斯大林、列寧的又多於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屬現代專制主義的東西。毛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此時仍停留在膚淺的水平上。建國之後毛傾註讀中國史書，晚年表示“馬克思可讀的東西不多了”，實際是沒有興趣去讀馬克思的書了，還說馬克思的書“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1964年2月）人們不禁要問：那麽，妳毛澤東醉心於讀中國古籍史書會成為什麽主義？毛澤東不是懷抱世界眼光，從世界現代化大趨勢中研究中國的未來走向，而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書堆中汲取皇權專制主義的營養。他能把中國帶到何處？毛澤東說：“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倡導黃老，還是尊孔孟，維持政權運作，都離不開申韓法家體制。”這是毛從1952年到1976年歷時二十四年用功讀史讀經的思想收獲之精辟概括。黃老、孔孟的壹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說教，禦臣馭民、統治天下還得靠法家、兵家，靠“郡縣制”、“秦政制”。所以他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後就公開亮出了皇權專制主義的旗號，聲稱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1973年又說“我也是秦始皇”。毛澤東就是現代的秦始皇，他維系的制度就是現代的“秦政制”，他的思想就是現代皇權專制主義。

　　當然，毛澤東更重要的壹副面孔，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前面已提到，毛對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下功夫認真系統的研讀，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有什麽研究和造詣。所謂“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空城計”，壯壯膽而已。林彪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對毛澤東別有用心的吹捧，是對國人的欺騙。但是，馬列主義中有兩條，壹條是階級鬥爭，壹條是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是心領神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確實“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從這壹意義上看，毛澤東確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玩得爐火純青，全力地貫徹於他治黨治國的實踐，編寫了罄竹難書的悲壯的歷史劇，這是後人受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那麽，到底什麽思想武裝了毛澤東的頭腦？答曰：有皇權專制主義，有馬克思主義，看來是二元的。其實兩者是合二而壹的。核心是皇權專制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旗號，是外衣，是策略，使皇權專制主義在推行中具有革命性、現代性、合法性。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或者，什麽是“毛澤東主義”（這是近幾年在國內興起的“毛派”所推出的壹個新概念）？就是現代版本的皇權專制主義。

　　“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否可以通用？

　　學界有壹種傾向，認為不妨將“封建主義”替代“專制主義”概念。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經半個多世紀，人們已習慣將封建主義當作落後、反動、同時也包含專制主義的因素的東西來加以鞭笞的，已約定俗成、積非成是了，因而沒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啟用專制主義來解讀歷史與清除現實中的影響。

　　這恐怕不是壹種科學的態度。封建這壹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為壹種制度而出現的，在現實中早無蹤跡，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徑庭。當然，有的概念隨著歷史的變遷是會發生變化的，乃至演變成為表達另壹種新內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這壹概念不同。毛澤東在提出“反封建”這壹口號時，就沒有對“封建”這壹概念的內涵作出過明確的界定，他只是將地主階級作為封建主義的替身。這壹理論缺失以及對民主革命的貽誤筆者已有分析。我們應當抓緊彌補這壹重大過失。至於今天人們廣泛使用“封建”壹說，其內涵更為含混不清，大凡落後的、陳舊的、腐朽的、乃至反動的東西都將之以“封建”相稱，戴上“封建”這頂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專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買辦，等等。“封建”幾乎成了壹個口頭語，泛化了，其結果，對中國社會危害最大最烈的專制主義卻總是逃遁了人們的批判。主張使用“封建”說的壹個理由是，它已約定俗成，廣泛認同。請問：“約定”了什麽？是怎麽“約定”的？“封建”說的泛化與內涵的模糊，說明沒有約定什麽，只是隨意所用而已。學術界也沒有對“封建”、“封建主義”這壹廣泛使用的概念作出過推陳出新的界定。

　　專制皇朝的始祖與集大成者

　　當人們熱炒封建主義時，專制主義在壹邊偷著樂。專制主義聲明，我們倆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物，其內容、形式以及歷史後果完全不同，兩者是不可通融的。作為專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個特點：第壹，專制主義首先是壹種政治制度，是集權制或中央集權制。這是壹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地方的權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權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種權力的源泉。第二，有壹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他是這壹制度的核心。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殺、富、貴、貧、賤“六柄”之權。皇帝終身主政履職，其權力在家族內傳承。第三，君師合壹加政教合壹為皇帝統治術的法寶。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貴、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獨攬大權，還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權力與信仰於壹身，他是萬眾之神靈，是專供子民們呼喊“萬歲”的偶像。這樣的社會，百姓是可以任意驅使的工具。他們只有義務而無任何權利，帝皇與臣僚們則享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而不承擔任何義務。請問，中國人背負專制主義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義加以清除嗎？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封建主義反了三十幾年，反出了什麽結果呢？反出了壹個毛澤東的專制皇朝。毛澤東說：“歷代皆行秦政制”。譚嗣同也說：“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兩人似乎表述了同壹個意思，其實寓意相反。譚接著說了四個字：“皆大盜也”。57 而毛的後續詞是：“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商量”……毛澤東是秦政制的繼承者，而且大有創新發展。毛澤東集領袖、教父與國師三位壹體。他控制著黨國大權，是最高權力的代表。他排斥壹切宗教信仰，是億萬民眾無限忠誠、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大救星”。他壟斷真理，裁定是非，人民在他的片言只語的“最高指示”中明確前進的方向，他的話，“壹句頂壹萬句”，“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林彪語）。歷代帝王有哪壹個能像毛澤東那樣可以使乾坤倒轉，按照他的主觀意誌塗寫歷史！任何人的統治，只要不是毛澤東，當代中國至少不會大難不斷，毛禍遍於國中。毛的極權是中國專制主義的最高最後階段，是專制主義的集大成者。

　　中國是否已成為先進國家？

　　最近我讀到李揚帆的壹篇文章，題目是“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近代中國為什麽總是吃虧倒黴？不能只怪別人，是自家的專制主義在作祟。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壹位啟蒙思想家叫福澤諭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論概略》中就明確地論述了中日文明的差異。可中國人在此書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後還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種。福澤認為中國人在傳統上“自秦始皇杜絕了爭論的根源以後”，從此實行了專制政治，歷朝歷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並未改變，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權力集中於壹身而支配著社會。在日本並非把自尊和自強兩種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權力壹身的國度，“至尊未必至強，至強未必至尊”，“任何壹種思想都不能壟斷，既然不能壟斷，這時自然要產生壹種自由的風氣。這與中國人擁戴絕對的專制君主，深信君主為至尊至強的傳統觀念相比，是逥然不同的。”福澤諭吉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經過壹番變革就不可能達到日本這樣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說，日本是比中國容易的。” 十年後，福澤又提出著名的“脫亞倫”，積極倡導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與鄰邦“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反觀中國，主導國人的壹直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訓誡，排斥、乃至敵視西洋文明，躺在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不能起身。

　　這個數千年的文化溫床中的文化基因是專制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這個衰老的專制主義為了應對西方文明的沖擊，“不能起身”也得起身。至2008年年底，它在全球78個國家和地區已開辦249所孔子學院，在世界範圍內建築應對西方文明的“防火墻”。在國內，近幾年興起了“國學熱”，壹些論者提出光復儒學以振興華夏，實現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結盟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大有向力主自由民主的憲政主義展開壹場文化圍剿之勢。這都說明，要清除專制主義傳統，實現民主轉軌，中國人還有壹段艱苦的路程要走。

　　四 關於“反對官僚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壹個含混的概念

　　“官僚資本主義”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是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1945）。他說：“官僚資本主義”“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壟斷中國的主要經濟命脈，而殘酷地壓迫農民、壓迫工人，壓迫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

　　1946年陳伯達在《中國四大家族》壹書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概念。他認為，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這中國的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的強制方法，通過掠奪農民及其他小生產者、壓迫民族工業，逐漸形成了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這些資本，據陳初步估算，至少在200億美元左右。陳還認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是封建的、買辦的資本，他們對於中中交農（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在資本上的獨占，是官僚資本最高、最集中的發展。四大家族的經濟獨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軍事活動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摧殘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獨占。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有了更明確的闡述。他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壹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巨大財產，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壹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成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來。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政權；隨著革命的勝利，他們在大陸所擁有的財產也勢必隨之沒收，因此將他們作為另壹個新的革命對象，似乎沒有多少的實際意義，只是為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

　　但是，這個“依據”是有缺陷的。

　　最明顯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巨大資本是否都是他們家族的私人資本？還是其中壹部分是國家資本，壹部分是他們的私人資本？也就是說，是否應當將四大家族資本區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個部分？

　　毛澤東和陳伯達都回避了這個問題，相反，在他們的闡述中有意無意的都將之歸結為私人所有的資本。毛澤東說，官僚資本“亦即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資本”。陳伯達說，四大家族的資本是對金融、商業、工業、農業、文化業的“獨占資本”。筆者認為，“官僚資本”應當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而四大家族作為政權機構的核心人物，他們所經營、所控制的資本不能認為全部是他們的私人資本。遺憾的是，從官僚資本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壹直因循舊說，將聚集於官僚們手下的資本都誤認為是他們的私人資本。

　　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早在1942年，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壹書的附論四“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國官僚資本的三種形態：第壹種，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資本；第二種，是官僚使用的國家資本；第三種，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約的民間私人資本。三種資本所有權性質不同。但是，後兩種資本，由於官僚權力的滲入，能使官僚所有的資本“迅速擴大起來”，如果沒有後兩個資本形態，“第壹個資本形態，也許根本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也恐怕難得形成為官僚資本”。因此，“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資本所以形成為官僚資本的具體內容和條件”。王亞南對當時中國官僚資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見並未為毛澤東和陳伯達所吸取，在以後的數十年中，社會上流傳的無不是秉持毛陳之說，王亞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沒。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壹些學者對官僚資本的研究才突破舊說。最主要的是將“國家資本”從“官僚資本”中剝離出來，這樣，有三種形態的資本：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壹般的私人資本。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所有者主體不同，但官僚資本是官僚們借嫁權力將國家資本融化為官僚私人所有而獲得畸形發展的資本。因此，認識官僚資本的消極作用恐怕首先應當認識產生官僚資本這壹體制上的原因。這壹思路，對於認識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資本至關重要，對於認識今天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也很有現實意義。官僚資本可以沒收，但是產生官僚資本的權力體制如果依然存在，那麽，這種資本形態仍有生長的土壤。所以，有的論者提出了官僚資本對於民國政府的失敗到底應該承擔多大責任的問題。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分析民國政治體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討舊體制與官僚資本形成的關系，分析私人資本是怎樣利用政治體制的漏洞來謀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資本有幾多？

　　在將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了區分之後，人們關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為止，雖尚不能提出準確的數字，但已作了盡可能客觀的評估。陳伯達的200億美元說和毛澤東的100萬萬至200萬萬美元說顯然缺乏科學的和事實的依據。

　　學者們認為四大家族中應將宋、孔與蔣、陳加以區別。宋、孔兩大家族是當時中國最顯赫的豪門資本，依仗官方關系，利用時局大發其洋財，這在抗戰期間乃至戰後都是國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逐步公開了四大家族的“絕密檔案”。經核實，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總資產為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另外，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臺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均無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汙”的證據。

　　另壹個豪門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資產呢？李茂盛對孔祥熙的自有資產進行了考察，對孔氏家族在工業、商業、金融業、文化業的資本作了估算，認為原來盛傳的孔家約有40億美元資產的說法是大大誇大了，孔氏家族實際所擁有的資產約為50—100萬美元。 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數據，確切的數字尚待檔案公開後核定。

　　至於將蔣介石、陳果夫與陳立夫列為“四大家族”是壹種硬湊。資料顯示，蔣介石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宋美齡與美國陳納德合辦的中美實業公司是壹家宋美齡入股的中美合資企業。2003年宋美齡去世遺產只有12萬美元，在臺灣、紐約均無房產。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壹處住房是結婚陪嫁。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倆為蔣介石操持國民黨黨務，壹生清廉。陳果夫1949年去臺灣後不久患肺結核，因無錢治療，導致病情難以控制，後雖得蔣介石特批5000銀元接濟，但對病魔已無濟於事，於1951年8月去世，終年只有60歲。陳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國，辦了壹個小型養雞場，與妻子過著清苦恬淡的田園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讀書自娛，不問政治。晚年積極提倡“中國文化統壹中國”，至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這都說明，二陳從政時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資本，出政後過著平民化生活。將他們列入“四大家族”是出於政治宣傳需要的拼湊。歷史學家唐德剛亦說，陳立夫作為“四大家族”“不夠資格”。

　　國家壟斷資本：市場經濟的天敵

　　除了官僚的和民間的私有資本和私有資產外，就是國家資本和國家資產了（資本和資產的區別在於，資本是經營過程中增值的資產，即能帶來利潤的資產）。民國政府所擁有的資本，如同毛澤東和陳伯達所說的，具有壟斷性、買辦性、腐朽性，以及對社會民眾的掠奪性的特點，因此成為革命的對象。其實，現代國家都占有壹定的資本，問題在於所占有資本的多少以及資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說，國家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這壹資本所產生的效益（包括利潤）在社會各種需要之間的分配問題。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國政府的國有資本，卻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資本，並將所產生的利潤等效益優先滿足少數權貴的需要，對此應作何評價？能否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國有資本具有壟斷性、腐朽性和掠奪性的特點，而共產黨政府的國有資本不再具有這些特性？相反，它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資本主義三百年的發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發展史，我們發現，任何國家壟斷，不論是何種名義何種性質的國家壟斷，都會有損於國家經濟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國有資本不可無，但決不能壟斷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和社會的經濟生活。經過公有化實踐的中國人不能不承認這壹真理，以此可以預見到至今仍是龐大的國有企業體系的歸宿。

　　壟斷性是國有資本各種弊病的總根源，其弊病也遠不止毛和陳所說的那壹些。國家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勢必擠壓民間資本，使民間資本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民國政府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受到國家資本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擠壓，生存維艱。這種經濟結構又使中國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趨向萎縮。1949年後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之後不久，索性也消滅了壹切民間的私人資本，形成了國家資本即公有制經濟的壹統天下，其壟斷性和官僚性達到了極端，也就是說，消滅了壹種壟斷性和官僚性經濟，卻出現了徹底的壟斷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經濟，雖然其性質稱之為“社會主義”的，但結出的果子卻是酸酸的。

　　這種壟斷性的國家資本（國有企業）其內部機理帶有天然的病竈，那就是低效益、高消耗，產出少，投入卻多多。其深層的原因是資本的所有者、收益者與經營者不是同壹個主體。我們可以不說這是國家資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說，這是壹切國有資本與生俱來的弊端。沒收了官僚資本（國家資本），推翻了這座大山，使資本為勞動人民的國家所有，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個不短的時期內人們對這壹問題的認識比較天真。無情的現實才使人們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膚淺地認為，只要通過改革可以克服這壹弊病。改革可能會收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個龐大的身軀不斷瘦身從而減輕這個弊病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既然當年把民國政府的國家資本當作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按照上面的分析，從邏輯上講今天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巨大了。如果說，當年的官僚資本僅只“四大家族”（其中蔣、陳兩家還是不夠格的）而已，那麽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所出現的權貴資本已遍地開花，孽生於大江南北，其資本數額之巨大是當年宋、孔資本的千倍、萬倍，乃至幾萬倍。此說有何根據呢？根據之壹是，2007年5月，波斯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約150萬）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資產，不含灰色收入）。根據之二是，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聯合完成的調查報告的數據，截止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的資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的有3220人。在超過壹億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占據了億元富豪人數的91%，擁有20450余億元。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如果說，改革之前是權力的集中，那麽，經過三十年的改革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壹個財富的集中。現行體制就是沈重地背負著這“兩個集中”在十分艱難地高代價地運行著。“兩個集中”的現實說明，中共已成了權貴性質的政黨。指望它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越來越困難了！如果說，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壹座大山，那麽，如今共產黨的權貴資本壓在中國人頭上的該是壹座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質疑

　　1949年10月1日的慶國大典上，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時，萬眾歡呼，禮炮轟鳴，“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人民沈浸在無比自豪的激情之中。這個時刻標誌著中國從此告別了專制與貧窮，走向民主與富強。如同胡風的頌詩：“時間開始了！”然而，人們的這壹感受和期盼與以後的現實迅速拉開了距離。革命所帶給社會的遠非人們的想象，真可說是悲出望外。壹個個政治運動縱橫疊加，壹場場災難橫空出世，壹次次迫害從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1949—2009，壹個甲子年了，中國雖有大變，執政者的治國理念也有所調整，然傷痛未曾癒合，專制政體依舊。人民要追問的是：這是壹場什麽樣的革命？

　　何謂“革命”？

　　革命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廣義的革命是指整個社會的重建，它要經過多種形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產業革命、產權革命），社會革命，科技革命等。狹義革命僅指政治革命。我們要討論的限於政治革命。

　　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 列寧也說過相似的話：“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這裏，對革命提出的定義，僅包括兩個要點：壹是暴力，二是政權。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但是，這樣的革命我們無法將它與各種政變相區別，也無法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相區別。或者說，按照這個革命的定義，“政變”和“造反”都可將之納入“革命”的範疇了。

　　革命是人類進入近代以來所發生的事。在中國古代，各國征戰，大小帝國興衰，奴隸、農民造反，王朝更叠，社會發生劇烈的動蕩，但史學家們從未稱它們為革命。中國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但史家也不稱它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發生，因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 發生了深刻的變革。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這是社會的重建。適應這壹客觀需要，社會各領域發生了壹系列的深刻變革，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是政治革命。從荷蘭 、英國、美國、法國，近代政治革命相繼發生，其任務是以立憲民主取代君主專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換代。這樣的革命，在中國也曾發生過，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應當看其是否以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價值觀作為革命的目標；這個新制度和新價值觀就是自由民主主義。這樣說來，暴力與政權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政變或復辟。暴力和政權的獲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壹個新制度取代舊制度，即使沒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國17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國1688年國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稱“光榮革命”。中國1911年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帝皇專制，建立亞洲第壹個共和國，是中國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紀初梁啟超與孫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徑進行了長達兩年的爭論。回顧這場爭論頗有意義。梁啟超認為：“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革命不等於奪權，而在於立憲。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立憲的目標上是壹致的，但首先要革命，要奪權，才能革專制而成立憲。梁任公則擔心，“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革命後的共和，恐怕不是立憲，而是專制，即“共和專制”。因此，梁啟超闡釋他的政治革命觀：“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若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發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整個20世紀可以說是革命的世紀，卻未給中國帶來立憲的成功。梁啟超對革命的見解，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余英時在論述“民主革命”時提出了“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很可體味。他說，反革命勢力可分成兩部分：“壹部分是積極的新興的反革命勢力；另壹部分則是消極的落後的反革命勢力。前者是極權主義，後者分散在所有落後國家中的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他說，積極的反革命勢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對民主的革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舊的反革命統治階層的死敵。所以如果就極權主義與腐舊的統治階層而言前者確實是“革命的”，盡管這兩者在整個歷史大趨勢中都只是反動逆流。正因為如此，“我們細察極權主義運動的成長，便可發覺它正是靠反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起家的。”積極的反革命勢力“是最善於運用社會上的革命心理的。譬如東方的廣大人民都痛恨腐舊的專制統治階層，於是極權主義者便以反腐舊統治者的‘革命’號召群眾。因此，不僅大多數不滿現狀的人民群眾擁護它，許多缺乏真知灼見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著它走。”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極權主義的反專制與民主主義的反專制本質上卻是背道而馳的。”顯然，余英時的這些論述是以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背景的。

　　余英時所提出的“積極的反革命”這個概念為我們考察20世紀中國所發生的革命提供了壹種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檢驗的。檢驗革命的標準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價值觀為底蘊的民主立憲制度。雖然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進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增進人民的福祉，從這壹意義上說，制度還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但幾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證明，只有民主立憲制度才能有效地促進社會進步與人民的幸福。

　　要檢驗革命，還要排除那些不屬於革命的東西。比如，暴力與政權的易主。雖然在革命的進程中往往出現暴力與政權易主的此類現象，但政變和歷史上的奴隸、農民起義也伴隨這類現象，因此，它不能作為革命的本質特征。再比如，以推翻腐朽政權為目的的行動，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說，將腐朽政權作為革命對象的社會運動（有的是暴亂）是否就能認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於這種社會運動容易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時間成為響當當的革命。再比如，革命是否可憑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諾呢？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近代所發生的革命，為了取得民眾支持，都會提出壹些迎合民眾需要的口號，宣稱自己是如何地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擁似地擁護這個革命。

　　由此看來，檢驗革命是壹件復雜的事。我們可以提出壹些原則性的東西。第壹，檢驗革命的標準是獲得政權之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憲還是變種的專制制度。第二，檢驗革命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者。第三，檢驗革命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時間，甚至要有壹個歷史過程，才能對其真假革命作出客觀的判斷。這是筆者提出的檢驗革命的三原則。

　　檢驗革命需要時間，因為革命之真假，革命會給社會帶來什麽，——是民主還是專制，是福音還是災難，是推進社會文明還是導致社會失倫，在革命過程中盡不可預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後才可以有答案；這個答案是通過新權貴的所作所為和種種歷史事件才得以逐漸彰顯。檢驗革命需要時間還因為，革命黨人總是向人民宣傳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權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實行的主義是如何地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後的社會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這樣，人們不但同情與擁護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義，願為實現這個主義去獻身，（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成了革命黨人的忠實信徒，把壹切交給了黨（包括生命與靈魂），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即使黨早已放棄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時期的承諾，他們仍與黨保持著“統壹”，維護黨的威信，成了黨的工具。他們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見，人們要對真假革命有壹個客觀清醒的認識是很需要壹個過程的。

　　毛澤東的革命——去民主主義與專制皇朝的復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前者是理論，後者是實踐，這兩方面的功過是非，最終要集中到革命之後以建立起什麽樣的制度這個結果加以評判。既然這壹革命是民主主義的，而且還是“新”的，那麽革命的結果合乎邏輯地應當建立民主立憲制度。遺憾的是，革命後的歷史事實證實，這個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結出的卻是去民主主義的專制主義果實。

　　雖然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的著述和談話中也表示贊賞民主、唾棄專制。如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時毛與黃在窯洞中的壹席對話，表示中共執政後將實行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註意這個“讓”字，它意味著人民能否監督，如何監督，主動權操在“讓人民來監督者”之手。中國大陸的監督體制至今如此），就不會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興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同年8月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建國，期間接受路透社記者甘貝爾時又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壹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壹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賞民主的言論只是在特殊場合的偶爾拋擲，可不是他的常用語，更不是他的核心詞匯。毛在特殊場合表示對民主的喜好，乃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當時中共尚未奪取政權，要取悅於民與取得國際輿論的好評，需打扮自己的形象，說壹些言不由衷的話。有壹個例子，極能說明這壹點。1999年書壇上冒出了壹本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可此書剛問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書市上消匿了。當局為什麽要封殺它呢？原來，讀者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領導人及宣傳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國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的。如1944年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謝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政治顧問）等人的談話時說：“每壹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中美兩國“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說“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劉少奇早在1940年就說，壹黨專政“這是國民黨最大的錯誤，這是最違背民意與違反法律的。”並駁斥那種認為“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這是壹種惡毒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如此言論，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樣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讀了這本書是否會有這樣的感慨：共產黨豈非是謊言黨。

　　從毛的思想與人生歷程來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這些普世價值觀。年輕時他信過無政府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五四運動之後他信了馬列，找到了幾件法寶：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社會主義。他活動的舞臺局限於中國，不像孫中山那樣，到日本、西歐、美國以及東南亞等地進行考察、研究，汲取先進文化與現代性營養，因而思想前衛，眼光開闊。毛在奪得政權前夕，即對西方民主反口。他說：“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應當是說“在毛的心目中”——筆者）壹齊破了產。” 毛依傍蘇聯，走俄國人的路。當斯大林的暴行在蘇共二十大被揭露之後，他很不高興。他挺身而出，與蘇共唱反調，捍衛斯大林，指控蘇共第壹個改革者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大張旗鼓地加以聲討。他竟以身試法，仿效斯大林提倡個人崇拜，說“不崇拜不得了”；從此，個人專制、極權主義之邪氣日益猖獗，終使黨國陷入絕境！當臺灣當局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放棄壹黨專政體制二十多年之後，現今大陸卻仍堅守壹黨專政固若金湯，嚴厲封殺言論自由，大力打壓異議人士。筆者寫此段文字時，正發生了壹件令世界驚愕的事件，即2009年聖誕之日中共當局竟判處《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博士十壹年重刑。此事激起全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劉曉波在法庭上說：“希望我是最後壹個因言獲罪的人。”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出了去民主主義與反民主主義之果，反證了這場革命不是什麽民主主義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假使沒有這場革命或這場革命沒有取得勝利，中國會上演那麽多的鬧劇、悲劇嗎？專制主義會升級換代嗎？人民會遭受那麽多的苦難嗎？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評蔣介石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現在，我們要問，難道中共在奪取大陸政權後不是也實行“壹個領袖、壹個政黨、壹個主義”的獨裁統治嗎？所以，中共的政權取代國民黨政權，不過是用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取代了國民黨的極權專制而已。問題更在於，共產黨的極權專制比國民黨的極權專制更為無道與野蠻，其歷史後果更為慘烈。如果我們將蔣介石與毛澤東、國民黨與共產黨、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毛式空想、專制社會主義）進行壹番實事求是的比較，壹定能有力證明上述的結論。就蔣介石與毛澤東而言，筆者認為，無數的客觀事實可以證明，蔣介石是壹個正面的歷史人物，而毛澤東只能是壹個反面的歷史人物（應屬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之流）。這是壹個值得研究的大課題，相信不久就會有這方面的專論問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裏？難道革了國民黨政權的命，建立了比國民黨更專制、更獨裁的極權統治，是有功嗎？直至今日，中國人要獲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人權保障，由極權體制轉向民主憲政障礙重重，其根源難道不是因為毛種下了極權體制的禍根嗎？極權體制下深得蔭庇的權貴階層怎容人們對極權體制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呢？

　　這裏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批懷抱理想的知識分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選擇應作何評價？如果根據中共在建國之後的所作所為，作出當時的這種選擇是錯誤的評價，這不是歷史主義的科學態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唾棄專制腐敗的國民黨，寄希望於中共將中國引向民主憲政，乃人心所望，情理所歸。中共在奪取國家政權後，反口轉臉，背棄初衷，復歸專制，使國人大所失望，這帳只能記在中共主宰者的頭上。現在，這批國之良士已步入耄耋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兩頭真”（青年時代真誠地信仰主義，擁護中共，投身革命；中共立國後，在持續的政治運動中，在國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過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價值，又重歸真誠）人物。八十年代以來，在批判毛澤東的專制主義同時，亦反省自身，引來人們的尊敬。

　　民主社會主義與極權專制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從理論上說，應當是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指導下的實踐成果。如同蘇聯與中國曾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也就是“專制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成果。但在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模式是在實踐中長期摸索形成的；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壹個先驗的目標模式。這種摸索，大約是從壹戰之後（以瑞典為代表）開始的。此時恩格斯去世已有十多年了。

　　北歐、西歐各國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略有差別，其基本方面則是相同的。第壹，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通過多黨競爭，在大選中爭得議會中的多數席位而上臺執政，即以和平的途徑（議會道路）獲得國家政權。不搞暴力革命，不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第二，上臺執政後，保留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制度，而不是加以推翻與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拋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保留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剝奪資本，不搞壹元化的公有經濟，構建國家與民間的合理所有制結構，保障經濟穩定增長。第四，國家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使國家、企業主和民眾的利益獲得合理化，實現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是民主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因素註入於資本主義社會，或在資本主義制度上嫁接社會主義新枝的歷史性成就。第五，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使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等都可獲得政府公共財政的資助，而政府自身清明廉潔，為使全體國民生活在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而公正高效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歸結為幾個不搞：“他們不搞暴力革命，不推翻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搞無產階級專政，不剝奪資本，不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取締自由市場，不搞計劃經濟。”這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已有天壤之別，全“修”了。我還寫道：“民主社會主義的秘密在於，它是在保留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民主制）和經濟基礎（私人經濟）的基礎上，註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的壹種社會制度。它保留資本主義的文明成就又創造了新的文明成就。”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原則雖然不多，但它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和承受“無產階級叛徒”的罵名的巨大壓力（它確實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結論唱了反調，即所謂“離經叛道”），堅持走獨特之路，而且居然獲得了成功。它的偉大成就可能不是創造了多少原則，而是超越了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的框架，另搞壹套，敢於在資本主義文明基礎上，創造出了社會主義文明，給這些國家的人民乃至全人類帶來了福音。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許多人，都強調，“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他們的意圖是要與“專制社會主義”劃清界限）。其實，對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是上臺執政，以及上臺後民主執政，都是利用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成就。只是，在執政實踐中，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法律體系，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使之更臻完善而已。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絕大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建樹。

　　對照恩格斯1895年以《導言》為代表的晚年思想，還不能證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也不能證明他對民主社會主義已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設想。只能說，面對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策略作了某些調整。如此而已。鑒於此，筆者感到有三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

　　壹、 是否放棄革命權？

　　在《導言》中恩格斯明言，“我們曾經錯了”，1848年的鬥爭方法“已經陳舊了”，指出普選權是“最銳利的武器中的壹件武器”。據此，許多人斷定，恩格斯已認為，工人階級從此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完全可以以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須知，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是壹回事，是否從此可以放棄革命權是另壹回事。許多人把這兩個問題混同為壹個問題了。或者說，他們關註了前壹個問題，卻罔顧了後壹個問題。

　　早在1872年9月的壹次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就說過，“我們不否認，有些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即恩格斯的晚年，已經看到和平過渡的希望。進入二十世紀後，壹批西歐國家，工人政黨通過競選紛紛登上執政舞臺，議會道路已成現實。但是，這裏有壹個前提，即和平的議會道路僅限於資本主義民主開放的國家。對於前民主國家，被統治者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道路還往往被堵塞。因此，不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的方式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套用到這類國家。以往幾千年的歷史，被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與統治者進行武裝的、甚至沒有任何武裝的流血沖突，由此引發革命、內戰，乃是壹種常規。被統治的民眾，以和平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在壹些國家才剛剛開始（大概不到二百年）。就在二十世紀，無論西方或東方，都出現過獨裁者、暴君、和現代秦始皇，把人類推入災難和血泊之中。對此殷鑒不遠，記憶猶新。近十年來的大陸中國，在“盛世”的光環下，所謂“群體事件”的官民沖突頻頻發生，且愈演愈烈，都是“官逼民反”的結果。近年，中東北非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政府與民眾的暴力沖突烽火連天，都是因統治者的專制暴虐所激化的。人類在今後的漫長歲月中，難道不會再出現暴虐無道、倒行逆施的統治者？鑒於此，從西方啟蒙思想家到《獨立宣言》，到《世界人權宣言》，都莊嚴地壹再申明，革命權和反抗暴政是人的基本權利之壹。

　　洛克指出，如果政府“用不堪忍受的虐待殘暴地壓迫人民的全部或壹大部分”，那麽，人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見《政府論》，下篇）美國《獨立宣言》（1776）宣告：“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48）昭告：“鑒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汙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汙了人類的良心”。“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特制定此《宣言》。

　　即使是恩格斯，在《導言》（1895）中亦強調：“革命權總是唯壹的真正的‘歷史權利’”。這是十分正確的，可惜被有些人忽視了。

　　左禍年代崇拜暴力革命，甚至鼓吹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大陸發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本）沒有將恩格斯1895年《導言》這壹重要文獻編入其內，就是因為該文與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的觀念相抵牾。當人們發現恩格斯在《導言》中主張議會道路的新思想後，又把這壹思想加以誇大，掩蓋恩格斯還堅持革命權的思想，使認識陷入另壹種片面性。如何對待以和平與革命兩種方式爭取社會主義，還可以看看恩格斯在1895年4月給拉法格的信（此信亦沒有編入四卷本《馬恩選集》）。信中對李蔔克內西放棄暴力革命的思想進行了批評。恩格斯說：“李蔔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壹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於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於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就不適用了。”（《馬恩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36頁）後來，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中對此事也評述道，恩格斯本人對李蔔克內西壹夥刪節他的文章，以至於使他“成了壹個不惜以任何代價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極其惱火。因此，在新形勢下的工人運動實踐中，恩格斯雖然高度贊揚和平的、議會的、非暴力的鬥爭手段，但在恩格斯總的理論體系中，並沒有放棄暴力革命。

　　因此，不能把和平的議會道路的鬥爭方式說成是恩格斯晚年的唯壹思想，不能把這壹思想誇大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二、 是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

　　1894年3月，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寫道：“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壹些論者將此作為恩格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可是，仔細推敲，恩格斯這裏仍然是針對未來共和國的無產階級統治（專政）形式而說的。只是，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僅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以及這個專政存在的歷史時期，沒有具體指明這個專政所賴以實行的形式。恩格斯則明確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這意味著民主制這種政治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但恩格斯並沒有否定國家的階級性。所以他接著說：“共和國取決於它的內容（即“階級性”——筆者）；當它還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形式時，它就和任何君主國壹樣地敵視我們。因此，把它看成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形式，或者當它還為資產階級所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馬恩選集》第四卷，第508頁）由此可以認為，在恩格斯看來，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只是沒有這樣明說罷了。明確地將民主界分為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兩種類型是列寧。但是，壹旦將民主納入階級性的範疇就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是不分階級、信仰、性別、文化高低、財產多寡的全體國民均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的壹種政治制度。若以階級性劃分民主，國家權力勢必僅為某壹階級、某壹集團所有而排斥其它階級、其它群體對國家權力的所有權。“主權在民”中的“民”，“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是全體國民，不論是貴族、平民，是有產者或勞動者等等，都平等地享有國家權力。民主社會主義能長期立足政治舞臺，就是因為尊重“主權在民”的原則，淡化國家的階級性，在長期的執政實踐中始終恪守“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並發揚光大。看來恩格斯1894年的思想尚未突破階級專政和階級民主的框架，這是沒有疑問的。

　　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馬克思，即《哥達綱領批判》名篇中之立言。此文馬克思寫於1875年，但沒有發表。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於1890—1891年才在《新時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刊物）上公諸於世（為什麽導師的文章在他所指導的黨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如此困難，內中的原因多半是觀點上的分歧吧？）。四年多之後，恩格斯去世。如果恩格斯晚年已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不再贊同馬克思對所謂抽象的“自由人民國家”的批評，恩格斯還會不遺余力地推動這篇著作的發表嗎？

　　社會民主黨通過競選上臺執政，是恩格斯去世之後的事。通過競選入主政府，這個事實本身，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的權力是支持它的選民授予的，那麽，它的執政實踐自然必須符合選民們的意願，必須維護選民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社會中某壹階級、某壹群體的利益。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但壹旦執政，其視線就應當超越階級的框架，考慮到社會中方方面面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社民黨聲稱“專政”而實行“極權”，那麽，在下壹輪的大選中必定會被淘汰出局。所以，暴力革命與政權的專制如果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那麽，民主選舉與為民執政也存在著壹種內在的關聯。社民黨的執政，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理論淡出，遠離了歷史舞臺。政黨、政治、國家等概念，均由階級性轉向全民性。這是民主憲政的實踐對馬克思階級論的歷史性超越。無疑，社民黨執政後，社會中各黨之間的競爭將永久持續，各種意識形態將不斷交鋒，各種政治傾向之間的博弈亦會時激時緩，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這種現象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恩格斯的晚年，雖然看到工人階級可以和平地獲得政權的希望，雖然認識到民主共和國是工人階級統治現成的政治形式，但畢竟沒有親眼看到和親身體受到社民黨執政後社會所發生的重大變化，也沒有看到由於社民黨的執政使得兩大曾經對立的階級的陣線變的模糊，國家，這個階級鬥爭工具的概念亦在人們的意識中日漸煙消雲散。所有這壹切，是晚年的恩格斯所未曾預料的。

　　三、 是否放棄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恩格斯在《導言》中寫道：“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資本主義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在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是要消滅的，只是當時歐洲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還遠沒有到達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恩格斯沒有說，社會民主黨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註入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從而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以，恩格斯的思想同以後社會民主黨長期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戰略安排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於，壹個在條件成熟時要鏟除資本主義私有制，壹個是不管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狀況如何，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為什麽不可簡單地消滅它？

　　以國有企業取代私人企業，瑞典社會民主黨曾有過深刻的教訓。1920年社民黨執政期間以收購贖買的辦法，在全國建立了壹大批國有制企業。由於企業效率效益下降，經濟很快出現了困難，導致1924年大選中退出內閣，離開了執政舞臺。這壹教訓，使社民黨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化不是壹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分配的社會化，即對社會財富進行公平分配，以保障社會多數人受益。他們認為，與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業，國家高投入，結果低產出，創造不出很多財富，政府要提供充裕的公共產品，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那還不如國家除經辦必須由國家經辦的企業外，放手鼓勵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讓私人企業去創造盡可能多的財富，為政府擴大合理的社會分配提供財政支持。可見瑞典社民黨保留私有制的做法，不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現成的思想，而是根據自己在實踐中摸索積累的經驗。這壹經驗筆者將之概括為：“生產由妳（私人企業），分配由我（政府）”。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都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當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而瑞典社民黨開辟了壹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對深化我國的改革大業乃至世界各國極具啟示意義。看來，任何壹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必須以私人（或私人聯合體）所有制為主，才能使經濟發展具有內在的持久動力，為國家進行公平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物質基礎。這恐怕是壹個普遍性的規律。

　　私有制為什麽不可消滅，其原因再作以下簡要的理論說明。

　　第壹，財產所有權是公民人權之基本，個人財產所有權，即私有財產，在西方國家歷來受到憲法的保護，神聖不可侵犯。要剝奪資本、消滅個人財產所有權：⑴ 除非取消公民權中這壹基本內容，將憲法修改為：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我們知道，這個法律屏障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超越的；⑵ 除非共產政權上臺，踐踏人類文明法則，以行政暴力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經濟。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共與90年代以來的俄羅斯也另擇新路，開放內資與外資，私有經濟得以重返舞臺，大顯身手，迅速地改變國家的貧困狀況。這說明，企圖消滅私人財產所有權是歷史性的錯誤，而且只能是壹個短暫的、難以持久的歷史現象。

　　第二，馬克思先驗地設想，社會主義公有制將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越，即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這種認識無歷史根據。蘇聯與中國（還可以加上瑞典等國）公有制的實踐只有失敗的記錄。實踐教訓人們，公有制的弊端比私有制的弊端要大、要多。私有制的弊端可以通過政府參與分配，改變貧富差距得以克服，如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而公有制的弊端——效率低效益差，至今未見根治之方，因為它與公有制的體制是與生俱來的。

　　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後來，鮑彤（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壹）說，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準備階段”。此說的潛臺詞是，這個“準備階段”壹旦結束，就要消滅私有制，推行公有制，正式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這裏的問題是，“準備階段”得有多長？有什麽標準與理由可以結束“準備階段”、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公有制+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還是混合經濟+公平分配是社會主義？如果是後者，“準備階段”的理論就沒有什麽意義了。

　　總之，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顛覆了馬克思關於搞社會主義必須消滅私有制的結論。

　　馬克思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壹個錯誤是，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社會所有制）。謝韜和辛子陵就此認為，股份制使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社會主義，還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股份制作了天才的分析。由於當時股份制問世不久，尚未成熟，處於資本集合體階段，對它的認識不可能到位，因此對其前景作出了與此後實踐發展相悖的結論。

　　馬克思說，股份制是對“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它是“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的“過渡點”。股份制中的資本“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的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第502頁）“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這個提法是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結論。

　　然而，股份制不能認為是“直接的社會財產”，即不是公有制或共有制，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者說，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

　　為了揭示股份制的奧秘，說明它是特殊形式的個人所有制，需要介紹“差異共有制”與“無差異共有制”兩個概念。

　　股份制既不是傳統的個人所有制，也不是傳統的公有制。傳統的個人所有制是以個人（包括家庭）為單位的私人所有制。傳統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為代理的為共同體成員無差異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個人所有為基礎聯合形成的差異共有制。

　　“無差異共有制”是公有制的古老形式，在不同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內容。無差異共有的基本特征是，集合體的共同財產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須作為壹個整體而存在；集合體的每壹成員對共同財產的所有權無壹明晰的界區，即沒有與個人直接掛鉤的財產權，他們只能共享，而不能分割其中某部分為個人占有和獨享；但只要他是集合體的壹個成員，他就具有天然、平等地共享公有財產的。因此，無差異共有制的主、客體均為不可分割的整體。這種所有制形式從古代直到今天壹直是維系壹定的集合體（共同體）的經濟紐帶，比如，氏族、部落、民族、民族國家、範圍或大或小的社區或集體等。人類之所以發展到今天，壹直與這種所有制息息相關，它因此也壹直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所謂“差異共有制”，就是參與這壹共有制的集合體中的每壹個成員因投入分額不等的資產，因而享有不等額（差異）的所有權，因此，集合體每壹成員對其共有財產中屬於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區是清晰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壹個重要區別。這種分散的資產經自由聯合為壹個集合的總資產後，為了投入生產經營，集合體必須委派代理者支配運營這壹資產，這樣，現代法人產權制度應運而生。於是，差異共有制就出現了兩權分立——法人產權（中介產權，即支配權）與股東產權（終極產權）的分立，前者受後者委派並受後者的監督與制約。這是與無差異共有制的又壹個重要區別。這種所有制，既具有財產所有權的個體性，又具有財產運營時的集中性；前者使每個所有者對其資產有著自然的關切，後者使企業實力雄厚，適應競爭。這種所有制，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其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遠勝於傳統公有制，因而在現代經濟大舞臺上大顯身手。總之，這種所有制其產權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產權的分散占有，而這種共同占有又由於聯合體中個體占有的差異性超越了傳統公有制中產權的混噸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優點又克服了兩者之缺點而見長，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這種所有制的基礎是個人所有，是個人所有者自由聯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應歸屬於私有制的範疇，是私有制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偉大創新。

　　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將演變為公有制（“直接的社會財產”）；而“差異共有制”的分析表明，股份制是個人所有制的聯合體，屬於私有制範疇。根據馬克思的結論，個人財產所有權在股份制的演進中遲早壽終正寢，歸於消滅；根據差異共有制分析，個人財產所有權固若金湯，永久地得到保障。這壹點，已被馬克思之後各國的經濟實踐所證明。

　　中國的經濟改革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這種股份制是特殊形式的股份制，它的基礎是公有制而不是個人所有制，因而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股份制。鑒別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條件是看其是否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的最終產權的分立；這裏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聯合體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體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壟斷了企業50%的股權，在體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實行法人產權與股東產權的分立制，因而仍難以克服改制前國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這種企業雖然也可以活動於股市的舞臺上（特別是市場與股市尚未發育、民間私有經濟比較弱小的情況下），但不過是披著股份制外衣的偽股份制，骨子裏仍然是政府說了算的國有制。這種股份制由於產權機制的缺陷尚未獲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上述分析表明，恩格斯的晚年思想，尚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只能說，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通向民主社會主義打開了缺口，但還未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門。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也缺乏實踐的根據。

　　三

　　“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近十年來，有的論者提出，十月革命送來的是列寧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這等於說，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兩種不同的主義。我們承認，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著諸多差別，但這種差別只是源與流的差別，而不是兩種理論體系的差別。在若幹重大基本問題上，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與推行公有化體制，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乃至毛澤東思想，壹脈相承。無論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推行者、踐行者。列寧和毛澤東因此都把不按照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付諸實踐的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異己，大加撻伐，指責為“修正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叛徒”。

　　無論是將列寧主義從馬克思主義中剝離開來，或者稱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大概都是為了說明，唯馬克思主義才是對的，是唯壹可信的真理。這樣做的意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黨的旗幟，是黨從事革命鬥爭的指導思想。如果馬克思主義有錯，那我們到哪裏去尋找正確的方向？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我們到哪裏去借力、使它名正言順？我認為，結合中外歷史經驗，實事求是地討論馬克思主義，分辨出哪些是有價值的思想遺產，哪些是因歷史的局限而有錯（這是任何壹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所難免的。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沒有永恒真理，只能在不斷的糾錯中接近真理，增進認識），就會找到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馬克思主義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盡管馬、恩在世時同意使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也可以推論，如果馬、恩能活到二十世紀，亦會開創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有兩種涵義。壹是共產。就是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國家所有。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共產”大為擴大，擴大到消滅壹切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如剝奪地主的土地和家庭財產；剝奪資本和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和大件農具；取締任何形式的私人經營。可以說，共產得很徹底。文革期間，造反派可以任意抄家，掠走被抄家者家中的任何私物。九十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圈地運動，政府竟動用暴力和黑社會勢力強拆民房，強占農民耕地。報載（《第壹財經日報》2012年2月24日），自1999至2011年的十三年中，全國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總額達近13萬億。透過這壹數字，包含著多少弱勢群體的血和憤！雖然2008年國家出臺了物權法，但公民的財產仍無保障。在為政者的眼裏，“共產”是不犯法的。共產的結果是造就了壹個權貴階級，他們無所不有，無所不為。有人指出，共產黨就是壹個犯罪集團。此言乍壹聽來，猛然壹驚。但正本清源，反省歷史，恐怕不是向共產黨潑汙水，而是名副其實。而且，“共產”只是它所犯罪行的壹個方面耳！如果壹個惡黨、惡政府執政，那麽，它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破壞，比社會中刑事犯罪分子要厲害幾萬倍，幾萬萬倍，……。共產主義的另壹種涵義，是壹種理想社會，其實是壹種烏托邦。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著述中，描繪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剝削和壓迫，是壹個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時國家已經消亡，所以稱“聯合體”）。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等。這既是空想，又是形而上學的。因為人類社會只有不斷地進步，沒有終極目標，沒有盡善盡美的理想社會。

　　社會主義的世紀遺產

　　壹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統壹、分裂、再走向合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民主社會主義及其社會民主黨的統壹時期，或稱國際工人運動統壹時期。時間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的第壹次世界大戰。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當時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李蔔克內西的經典解釋是“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說明兩者互為基礎、不可分離。1876年第壹國際解散。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鬥。

　　第二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與對立時期。時間是第三國際成立（1919年）至蘇聯解體（1991年）。總的來說，共產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但繼而無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幟，謀求新路。社會民主黨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陣容不斷壯大，在許多國家紛紛上臺執政，其影響超越西歐地區，在國際舞臺上，成為壹種重要的政治力量。

　　壹次大戰爆發後，由於對戰爭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3月，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成立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與考茨基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人成立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從此，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出現了互相對立的兩個國際組織。1949年，中國革命與其他壹些國家革命的勝利，世界範圍內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壹。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在世界範圍內共有34個，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社會黨在競選中先後上臺執政或聯合執政，取得了壹定的成效。

　　從1949年到1991年蘇聯劇變，40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最輝煌時曾發展到150個左右，執政的有16個。由於體制的缺陷與執政中的重大失誤，致使 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出現了嚴重的敗局。而此時期社會民主黨得到穩步 、快速的發展。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二次大戰後，先後有40多個社會黨上臺長期執政，且效果顯著。此時期社會民主黨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會黨已達151個，至2003年，已達169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遍及全球。蘇東劇變後，原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改名換姓，轉變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還有壹些西歐共產黨也改名為社會民主黨。

　　第三階段：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和解與合作時期，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黨超越意識形態障礙，開始對話與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更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特別對於共產黨，總結對立時期的經驗教訓，認識到社會民主黨是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二

　　兩種社會主義，經過壹個世紀實踐的考驗，壹衰壹興，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人類的世紀遺產，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這裏僅提出幾個問題。

　　壹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過渡”？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長期爭論的重大問題。如果將其中壹種方式作為獲得國家政權與爭取社會主義的絕對模式，這種思維方式並不可取。無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都沒有加以絕對化。“暴力”還是“和平”，不應當從革命政黨的主觀偏好出發，而是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地說，取決於統治者的統治狀況。如果有和平的可能應當以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種可能的勝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所采取的壹種鬥爭方式。在已經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會裏，依然鼓噪暴力，可能會被當作笑談。我們不應當崇拜暴力，迷戀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爭取基本權利的道路被統治者全都堵塞，難道我們只能在無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權、革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壹。當然，只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啟用這壹權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聲明的關於不放棄“革命權”的遺訓，大概也出於這壹考慮吧！《獨立宣言》（1776）也特別聲明這壹權利：“當壹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壹貫地奉行著那壹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抑壓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種權利，人民就有這種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而為他們未來的安全設立新的保障。”過去我們只強調“暴力革命”，視“和平過渡”為修正主義。現在也不能走向另壹極端。畢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們擔保：人類在今後將永不出現惡貫滿盈、倒行逆施的暴政。從這壹意義上說，所謂“告別革命”壹說是欠妥的。

　　二是怎樣對待資本主義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還是理智地繼承，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更深層次的分歧了。從階級觀點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評價。他告誡工人，“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現成的國家機器”，就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列寧更是大貶資本主義民主制，把它說得壹無是處，並聲稱，“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此點對中國黨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大約整整50年間，無產階級專政大行其道，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壹直缺乏理性的審視和客觀的評價。其結果，自由、民主壹概封殺。至80年代，自由仍作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橫加撻伐；而專政才是無產階級的，壹再堅持而且時有強化。民主社會主義呢，它的成功，它的掘起，恰恰是依憑於資本主義民主制。首先，資本主義民主制容納了社會民主黨這個非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的存在；其次，這個政黨享有與其他政黨平等的資格加入競選的行列，作為選民們自由選擇未來政府中執政的對象；第三，社會民主黨執政後，不是“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即資本主義民主制，而是尊奉這壹制度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這壹制度現成的壹套規則對國家進行治理。實際上，它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成規施政。它不可能廢除選舉制，不可能把議會成為壹黨的工具，不可能拋棄權力分立與政治競爭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剝奪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權。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導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發展，以更利於社會民眾。對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兩種態度，兩種方法所產生的不同後果，作為世紀遺產值得人們深思。當然，在馬克思主義者中，在共產黨人中，不是沒有人對此作出過反省。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在他的《政治遺囑》（1918）中，中共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我的根本意見》（1940）中，對資本主義民主制都曾作出過中肯的肯定性評價，堪稱是兩個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長期被塵封，無人知曉而已。普列漢諾夫認為，“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陳獨秀也認為，“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內容”。還說，無產階級民主“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壹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壹文不值。”可以這麽說，否定資本主義民主制，我們根本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

　　三是在經濟基礎方面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改造是實行保守療法還是連根拔除？這是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確立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剝奪資本，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馬克思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主張。對此，共產黨建政的國家無不都照此辦理。問題是實踐的結果如何？答案是：生產力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遭受破壞，物質財富的嚴重匱乏，社會的普遍貧窮。實踐證明，此種改造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方法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麽？說復雜些可以寫壹部專著闡述之；如果用最簡單的壹句話表述之：那就是勞動者對勞動缺乏興趣；從農村到城市，從體力勞動者到腦力勞動者，概莫例外。整個社會生產由政府包辦，勞動者不過是官家的雇傭勞動者，他們不但與生產資料切斷了聯系，與生產成果也切斷了聯系。生產得多與少，生產得好與壞，與他們個人沒有聯系，無須他們去關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壹心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產主義新人。這當然是虛假的。實際情況是，在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每個人再無條件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實現自己的夢想與抱負。每個人都被捆死在大鍋飯的體制下，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壹個樣，餓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茍安地活著。每個人都成了被動的工具，成了螺絲釘。可悲的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曾堅守著公有制的壹統天下。直到今天，還有人以鄙視的態度將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判定為是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呢！理由是：這些國家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為了認識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必須突破陳舊、僵化的社會主義觀念。這種社會主義觀念將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神聖原則，至於實踐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計較。但是，所有制（不論是公有還是私有）不過是壹種手段而已。判斷壹種所有制之孰優孰劣，姓社姓資，不是看它掛的是什麽牌子，而應當看其以什麽績效報效社會：第壹，是否能為社會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第二，這些財富是否能供全體社會成員合理地共享。對此，社會民主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保留的是經濟發展的潛在動力，從而能為社會提供比妳們實施公有制的國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質財富；有了這豐富的物質財富，政府才可以進行二次分配，調節貧富差別，使全社會共享富裕。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否則怎能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是：國家不掌控（全部）生產資料，不包辦生產經營，但通過稅收集中社會財富進行社會主義的再分配。我們因此把它歸結為壹個公式：生產由妳，分配由我。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成功的秘密。它還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這是對馬克思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修正和對實踐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

　　其實，社會主義的標準不應當狹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質上，它應當有多項測評標準。如看其公民的權利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看其法紀和倫理規範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會財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農、城鄉、體腦勞動與貧富差別是否逐步縮小，看其國家、社會與公民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和諧。總之，社會主義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公正與和諧，個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社會主義的新標準新理念，壹方面融合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另壹方面鑒於蘇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對社會主義概念內涵推陳出新，這是對過去長期為之遵循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超越。

　　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已成為歷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壹個嶄新的時期，即融入了人類普世價值的正途。

　　結束語

　　百年（1920—2020）中國史是共產主義的興衰史1920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到2020年這個黨已將走過了百年的歷程。

　　這壹百年的歷史記錄是什麽呢？如果用壹句話來表達，那就是記錄了共產主義由興起到衰落的歷史過程。

　　共產主義的興衰，是百年史之綱，百年史之中軸。宏大的歷史事件，乃至無數家庭、個人之命運在此時期所發生的的悲喜劇，都圍繞這壹中軸展開，都打上共產主義興衰的烙印。

　　共產主義興衰的史學觀對於官方的革命史學觀是壹次根本性的顛覆。

　　《中國共產黨章程》宣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官方史學家所書寫的所有黨史本本，都闡明這樣壹個基調：共產黨的歷史，就是領導人民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

　　這種史學觀無法解釋以下的歷史現象，即作為社會主義的母國和大國——蘇聯，生存了七十四年之後，於1991年12月突然解體；領導共產主義運動的黨——蘇聯共產黨，同時悄然解散。無論是多麽壯麗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多麽偉大的共產黨的“壹黨專政”，在俄羅斯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都已成了歷史。

　　蘇聯解體後的二十多年中，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節節退潮。

　　共產主義必然以失敗告終，這是壹個帶有普遍性的規律。

　　共產主義，無論妳是懷抱慈善的動機，還是帶有崇高的目的去進行這種實驗；無論妳是以和平自願的方式，還是以暴力強制的手段去推行這種實驗，其結果都逃不出失敗的結局。

　　共產主義確實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但這個理想，是空想，是神話。它只供給妳信仰，欣賞，自我陶醉。如果人們不加以付諸實踐，它永遠是美好的。但壹旦與實踐對接，它的空想性與神話面紗立即在壹系列的血腥事件中暴露其真像。當然，對於第壹個實驗者歐文是個例外：在他的實驗中，沒有血腥、暴戾的記錄。但仍留下了壹個失敗者的遺憾。

　　歐文（他是壹個成功的資本家，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受摩爾《烏托邦》壹書的啟發，決定到美國去試試（因為美國最寬容）。1824年他從英國遠渡大洋來到美國荒涼的中部，花巨資購地三萬英畝，試建共產村。1825年，他在印第安納州建了“新和諧村”，吸引了來自歐洲和美國約壹千人加入了這個新村。美國獨立五十年之際，歐文宣布了他的“精神獨立宣言”。他說，我現在向世界宣布，從這壹刻開始，妳們將擺脫最邪惡的“私有制或個人財產，荒謬非理性的宗教，以及建立在二者之上的婚姻”，從而建成“道德新世界”。“我們的原則將會從壹個國家到壹個國家，從壹個大洲到壹個大洲傳布開來，直到這些原則和制度覆蓋整個地球”。

　　可惜的是，新和諧村堅持不到三年，以及當時美國受歐文感召建立的壹批共產村，在1830年以後，也都陸續消失了。這場共產主義實驗，前後不過五年左右，就畫上了句號。

　　我們不要誤解《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摩爾，似乎他著述此書的目的是為了鼓勵人們去實行烏托邦的原則。恰恰是他，可能是對烏托邦原則提出質疑的第壹人（否則為什麽要將此書定名為“烏托邦”呢？）。他寫道：

　　“在公有制下，人們不可能過著很富足的生活。當人們感覺工作不是為了自己，卻可以享用他人的勞動成果，誰還願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質當然就不會豐富。……那裏不可能如此理想，因為人的本性良秀不齊，要在短時期內改善人性，絕無可能。”

　　這是壹個英國人在十六世紀初提出的警言。他是否定共產主義的思想先驅。

　　到了今天，二十壹世紀了。時間跨越了五個世紀。我們也經歷了壹場共產主義實驗。但我們不再采用歐文的和平自願的實驗方式。因此無論是在廣度、深度和時間跨度上都遠遠超越 歐文那次實驗，教訓和代價也遠比歐文那次實驗慘烈和沈重。但結局是同樣的 ：失敗。失敗的基本原因，都沒有超出摩爾的天才先見：共產主義得不到人性的支持。

　　當然，俄式和毛式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還有種種原因。

　　如，它建立了人類史上頂級的專制制度，即漢娜?阿倫特所說的“極權制度”，久加諾夫所說的“三壟斷制度”：壟斷政治權力，壟斷社會財富，壟斷意識形態。在這種制度下，人們被剝奪了所有的個人權利，所以，稱為“共產奴隸制度”也是名副其實的。

　　如，在這個制度下產生了壹個官僚特權階級。最早發現這個現象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吉拉斯。早在1956年他就著述《新階級》壹書（在美國出版），因此被開除出黨，入獄七年。中國人提出這壹類似的概念已是二十世紀末了，那就是今天被強烈譴責的權貴資產階級。

　　共產主義宣稱要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可是這個制度卻建立了無數個集中營，勞改農場，天羅地網般的監獄——壹位哲人說：“沒有自由，祖國就是壹座監獄。”

　　共產主義宣稱要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可是這個制度卻孽生了比歷史上任何剝削階級更貪婪、更野蠻、更不擇手段的掠奪集團。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

　　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所持續的時間都超過歐文實驗的二十倍以上。這或許是共產黨的領袖們唯壹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成就。但不可忽視的是，這類實驗都是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凡是對共產主義持異見者，有不滿者，甚至反抗者，都壹律當作階級敵人而遭到國家的懲處：或勞改，或流放，或判刑，或成為極權國家機器下的冤屈鬼。根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編者斯蒂芬?科爾多瓦的估計，全世界因共產主義死亡的人數達壹億人之巨，比兩次大戰死亡人數總和還要多出壹半。這是壹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僅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中國非正常死亡者就達8300萬。憑借暴力，共產主義實驗可以壹撐再撐，但充其量不過是人類歷史上的壹個極其悲愴的插曲——人類文明史上曾在這裏發生過壹次文明斷層的插曲。

　　共產主義的暴力實驗，在人類史上不過如白駒過隙的壹瞬間，但在此期間，民主化的進程被打斷了，幾千年來形成的文明秩序被打亂了，社會各領域遭到嚴重的破壞，特別是文化和道德的創傷在壹個長時期內難以修復，還有幾代人遭受無以復加的災難。所有這壹切都應當加以記錄，加以反省，加以總結，使後人不再誤入這條偏離人類文明的彎道與邪路。

　　恩格斯曾指出：“聖西門主義很像壹顆閃爍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註意之後，就從社會的地平線上消失了。………它的時代過去了。”（《馬恩全集》第1卷，第577頁）現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從社會的地平線上消失了。它的時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