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申有連 寫於 二零一三年

　　謊言無論怎樣裝飾，也不難識破，但如果用暴力威脅，謊言立即就會成真理。馬克思遠比戈貝爾老道，戈貝爾靠千遍萬遍反覆折磨人的耳膜，使謊言逐漸變成真理，馬克思卻揮舞暴力的魔杖，使謊言立即成真理。 但謊言永遠是謊言，暴力威脅下，反抗永遠不會停止。揭開謊言，讓它見太陽，馬克思主義早該壽終正寢。 馬克思主義恐怖下的中國，馬虜們把馬克思主義謊言分成三個部分，壹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另壹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另壹個是馬克思的所謂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三個部分依靠暴力挾持，形成壹個整體。 其實，馬克思主義只有兩個部分，壹個是馬克思主義暴力統治方式，另壹個是馬克思主義強制經濟方式。 馬虜們所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將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部分理論相互嫁接、拼湊而成的產物。他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對事物認識、定性采取的純粹是事物外貌、外形表象的復述。只堅持、停留在形器存在的壹般現象上。這種認識是感性階段的，遠未觸及事物的原理、本質，因此與哲學並不入流。 將“唯物主義”加上“辯證”的前綴，就像在面包上抹黃油壹樣，只是讓調料改變壹下主體的味道，如何能在哲學上創建出新的、獨到的思辨邏輯？無論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還是他的“唯物辯證法”，兩種貨色反覆翻炒，並不見有新奇之處。他從黑格爾那裏撿來並貼上他的標簽的辯證法，不過是在哲學的門檻外對事物詭辯的技巧，算不上什麽高明之法。馬虜們之所以竭盡全力推崇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邏輯，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指黑道百。他們大肆宣揚：事物都是對立統壹的，所謂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而馬克思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宿命論的新演繹。如果直接表述為“歷史宿命論”，當會更加貼切。他以此結論歷史上發生的壹切和將要發生的壹切都是必然要發生的，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任何主觀努力和任何力量要想改變都是徒勞的。 他據此宣稱他的階級共產主義也是必然要實現的，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和阻擋的。可他卻又鼓吹要用暴力才能實現“共產主義”，貶斥歐文、聖西門等人用社會改良的方式實現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只是空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前後矛盾，充滿殺氣的理論，在暴力強制推行下，不知殘害了多少無辜的人。 據說馬克思有壹頂哲學博士的帽子，經濟學倒是個業余水平。但看來，兩方面他都壹樣蹩腳。 馬克思的所謂科學共產主義，不過是暴力共產主義而已。他自己就是這樣定義他的共產主義的，闡明只有運用暴力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只有專政才能實現無產階級永久統治，堅持暴力方式才是科學的，不使用暴力，共產主義就只是空想。 在提出壹系列暴力主張和形成他的整個暴力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始終將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相伴其中。依他看來，暴力才可以，或者是唯壹可以改變歷史的方法。但暴力很血腥，馬克思在做文章時，還是選擇使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詞，這樣要顯得“溫文爾雅”壹點。 論述歷史可以溫文爾雅壹點，但做歷史，馬克思卻堅持必須暴力。這是魔鬼教植根在他靈魂深處的不滅印記。否則，他就不會如此推崇暴力，並把它稱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唯壹方法。“科學共產主義”，就是由此得名。 在這裏，決定歷史的，變成了“暴力”，而不是“物質”。“歷史唯物主義”在這裏也應該稱為“歷史唯暴力主義”，因為在他的理論中，是暴力在決定和形成歷史，形成和決定“科學共產主義”這壹歷史事件或事物，而不再是所謂“物質”了。 他的暴力理論不僅用在無產階級建政過程，更用在無產階級統治的全過程。以他的《共產黨宣言》為核心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理論，就構成馬克思主義的統治方式，非無產階級以及非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都將被強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下。 暴力決定論被馬克思推向了極端，物質決定論早被他扔在了腦後。這就是那個自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馬克思。 與馬克思的暴力方式相比，歷代暴君的殺戮只是小兒科，馬克思主義統治推行近百年來，已經有超過壹億人慘死在他的筆下。而法西斯的權力意誌，也只是權力狂中的小小兒科而已；二戰時期被消滅的三個法西斯加起來，也抵不上壹個馬克思。文明社會在二戰時期最大的錯誤，就是為了消滅法西斯而聯合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是這樣，人類就不會遭受這麽多痛苦和戰亂！ 以暴力奪取政權和維護、鞏固政權只是壹方面，以暴力搶奪他人財產是馬克思主義更兇殘的壹面。這壹面，就構成馬克思主義經濟方式的基礎。 財產從何而來？資本從何而來？劫奪天下有產者的壹切，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方式的“原始積累”過程。以這個過程為開端，馬克思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否定，建立起他的意識形態強權經濟理論和強制經濟方式。 這是政治專制在經濟領域的擴張，是過去的封建帝王認可民間壹定自由度的領域，是民間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的基本空間，也是社會經濟運動和國家繁榮的基礎。而《資本論》卻超越舊專制，公開闡述推行強制經濟方式的理由和原理，並直接規定強制經濟方式。完成了自古以來壹切強權政治無法完成的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面控制。《資本論》因此成為馬虜們實現壹切惡念的魔咒，是這些家夥稱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 其實，馬克思自己也不承認他的相關理論是“政治經濟學”。他直接宣稱他的理論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虜們如此稱頌，即違背他們祖師爺的意願，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玷汙。 《資本論》表現的，是經濟強權意誌，是純粹意識形態。其中浩繁冗長的篇幅，只論說產業革命在消除政治強權下建立的自主資本和自主勞動形成的經濟活動中的“剝削方式”和“剝削過程”。其中雖然有大量的政治經濟學名詞充斥，卻沒有絲毫政治經濟學的意味。馬克思只將人類社會在近代以政治平等權確立的自主生產方式下的生產關系和商品交往、經濟運動過程，描繪成剝削、壓迫、欺詐、盤剝的關系、方式和過程。 這個過程描述，並不是以社會現存的不平等為根據，而是以政治的，經濟的，特別是生產方式的產業革命轉變為根據，他要徹底瓦解產業革命建立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並從社會生存根基上清除人類文明的全部積澱。 商品，這個文明社會形成的紐帶和發源點，就成了馬克思顛覆人類文明的起始點。 馬克思的《資本論》開篇就直達商品原子深處，從壹片麻布，壹誇特小麥，牽扯出他編造的“資本主義”整個生產體系，牽扯出近代社會在產業革命下建立的生產關系中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 馬克思顯然無意於政治經濟學，但他意識到商品的力量非凡。不但資本的形成、運用，以及整個社會經濟運動是商品原子的運動推動的，連整個人類社會的建構都是仰仗商品的力量。扭曲商品，重新用意識形態定義價值，從根基上撼動人類社會建構，徹底否定人類文明，才能使他的劫奪式共產王國建立起來。“商品”於是就成了馬克思攻擊整個自主資本和自主勞動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和分配規則的第壹靶。 他嘲笑、挖苦政治經濟學“庸俗”，就在於政治經濟學看不見更發現不了商品形式下的“詐騙”迷局。以往的交換之所以不公平和混亂不堪、錙銖必較，就是因為社會沒有堅持等價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或者在“故意”偏離這壹原則。 商品在購買者心中如何評價，是自覺、自然決定的，勞動者之間的勞動成果交換，是基於自身對交換物的價值認識和評價。政治經濟學對商品交換價值壹般表現的研究、探討，只是對交換的自然規律和規則的認識和總結。從來沒有誰要妄圖規定它。在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理論中，曾經對勞動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和決定交換的比例關系做了大量研究，他們僅僅是對價值存在進行梳理，是客觀的研究。他們更有大量關於商品效用即使用價值對決定商品交換的認同。特別是以西尼爾為代表的務實學派，更是直接以商品使用價值來決定交換。他們的研究只立足於現實生活，是對自然存在的認識和理論總結。 從來沒有政治人或經濟學人要妄圖規定商品，強制價值，只有共產黨人會這樣做，其根源就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經濟學。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經濟規律、規則的研究和闡釋，變成了意識形態對政治規定經濟的說教。 通過對商品的價值扭曲，馬克思將勞動進行分解，通過對具體勞動創造物價值的否定，馬克思將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形成的創造物權抽離出勞動者本身，將它抽象、凝結成“集體權利”，並將抽象勞動的絕對權利樹立起來。壹種“價值權利意誌”在《資本論》中形成。他以抽象勞動的名義，更以資本從來就不應該享有勞動成果的名義，將全部勞動成果以社會和國家的名義壹概沒收。 不要以為《資本論》只在責難資本，不要以為馬克思有多麽同情勞動者。他咒罵資本剝削勞動，不過是為了否定資本家享有勞動成果的權利，他從來就沒有表示過要把這個權利交還給勞動者。相反，他要連同勞動者的勞動形成的創造物權壹起，也通過抽象化壹並剝奪，收歸在他的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手中。勞動者在他的口號中得到的那個“整個世界”，只是虛擬的，抽象的。 從勞動到商品，再到交換價值；從交換到貨幣，再到資本；從資本連接到生產，再從生產勞動到價值增殖。然後從中挖掘出資本剝削的“根源”。馬克思像巫師用魔法使對像變形壹樣，用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將勞動生產率變形成吸血魔鬼。就像善良的唐僧被妖魔施法變化成吃人猛虎壹樣，生產率被馬克思施法變化成了嗜血惡魔。 馬克思自鳴得意地公開狂叫：剩余價值率是他的“偉大發明”，是工人遭受資本家剝削的準確表現，剩余價值率即生產率越高，勞動者的處境就越悲慘。 這種狂叫伴隨馬虜們瘋狂的暴力驅趕，導致壹個多世紀來，不明就裏的勞苦大眾把他們壹生的不幸，歸咎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咒語渲染下的資本剝削上，而被馬克思變形為“剩余價值率”的原形本身，卻是決定壹國人民福祉的社會勞動生產率。 從商品的價值扭曲，到勞動者對自身勞動創造物的具體物權被沒收；從生產率的妖魔化，到資本家對資本的運用權和生產資料以“國有化”名義被剝奪，《資本論》完成了對產業革命建立的民主憲政秩序和自主生產方式的徹底否定和顛覆。隨著生產資料被“公有”，和勞動者對自身勞動力價值的主張、評判權被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方式背靠其暴力統治方式，在盤剝力和壓榨程度上，不僅超越了他咒罵的資本主義，更超越了過去壹切封建經濟方式和奴隸主經濟方式。而它的經濟方式，卻是人類整個生產史中生產效率的最低形式。 《資本論》卷帙浩繁的論說，就只為了說明兩點：壹、資本從來就不應該享有勞動成果，盡管資本從始至終參與勞動過程，但壹切勞動成果都是勞動創造的。二、勞動者的勞動是社會勞動，社會勞動本質上是壹個勞動符號，只是領取壹定報酬的憑證，並不代表某個具體物權。勞動者也不要對這個具體物權抱有任何幻想，因為具體物權代表的勞動成果，即使用價值，已經被定論為是沒有任何價值意義的，不能形成任何權利。 這樣，財富創造過程中的兩造都被馬克思否定了。《資本論》的欺騙性就在於，它在表面上壹直為勞動說話，極力譴責資本剝削勞動，但是到最後，這兩個參與勞動全過程，創造財富的兩方，都被馬克思否定了。那勞動創造的財富，在馬克思主義規定中，到底應該屬於誰？……現在人們才明白！ 勞動是運用資本創造財富的過程。沒有資本，就沒有勞動，沒有勞動，資本就不成其為資本。《資本論》詳盡地闡述了馬克思否定這壹過程的兩大理論；壹個是“抽象勞動理論”，壹個是“剩余價值理論”；壹個奪走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權，壹個奪走了資本的勞動成果權。《資本論》並不是在論說資本，而是在教唆搶劫，它應該叫《搶劫財富論》才名副其實。

　　形而上學與辯證法

　　在我國大陸的官方文章中，形而上學與辯證法是這樣認識和表述的：1．孤立的觀點和普遍聯係的觀點。形而上學是孤立的，互不聯係的觀點，它把事物、現象之間的差異和界限絕對化，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與此相反，辯證法則用普遍聯係的觀點，把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相互聯係的整體。2．靜止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形而上學用靜止不變的觀點認識和觀察事物，把世界看成是靜止不動，一成不變的。辯證法則用發展的觀點認識一切事物和現象。3．片面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形而上學是用片面的觀點去認識事物，辯證法則能用全面的觀點去認識事物。4．對事物發展、變化的觀點不同。形而上學看不到事物內部有對立的矛盾的方面，辯證法則認為事物存在內部矛盾，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是由這些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學是與辯證法相對立的反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由於以上這種對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的認識和結論，因此隻要在“形而上學”這一名詞出現和被使用的場合，它總是作為一種錯誤的，反科學的東西受到批判和蔑視的，而“辯證法”則成了天之驕子，特別是它因為據說是馬克思的寵兒，因此倍受青睞，聽之如同聽到“聖旨下”。而真正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到底是什麼，卻誰也說不清楚，所能見到的文字，都是大同小異的如上述般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解釋。

　　這樣一來，以其如此咬口咬舌地把這兩個事物叫做“形而上學”和“辯證法”，還不如干脆直接就把“形而上學”叫做“錯誤學”，把“辯證法”叫做“正確法”。這樣還更易於理解，少了由於對這兩個詞意掌握不準帶來的麻煩。

　　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事實上，任何名詞都有其特定的含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盡管在辭源上出處不同，但嚴格說來，都屬於外來語。“形而上學”一詞，我國最早源於《易?係辭》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意思是：具體的有形的事物是物質性的東西，而超乎有形物質之上的，則是抽象的原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形而上即超物質之意，形而上者講的是超形體的東西。“道”在這裏作規律、原理講。“形而上學”在這裏是純哲學或純理學的意思。西方在早期（如十八世紀）也把形而上學一詞用來泛指哲學。

　　在古希臘哲人亞裏士多德遺留的手稿中，有一部分專門討論事物的本質及事物發生、發展的原因的。手稿經後人編選後定書名為《在物理學以後》。中文根據《易?係辭》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一語的含義，將它譯作《形而上學》。我們在這裏要作為辯證法對立面來認識和討論的形而上學，已不再如詞源初始那樣是用來泛指哲學，而是在哲學中作為認識方法之一與辯證法相對立。它在認識事物時一般采取就事論事的方法，或對事物認識隻采取脫離其形質的“道”的探究①，但它並未完全脫離詞源初始的含義，我們在下面用它與辯證法對比討論時，就會看到。

　　而“辯證法”一詞則來源於希臘文，意思是辯論證明的方法。古代希臘與我國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很相似，學術氣氛很活躍。思想家們通過辯論，對事物及與事物有關聯的諸方面進行討論，以此揭示矛盾，求得真理。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認識方法，兩者是對立的，但同時又是統一的。辯證法本身就強調一個對立統一規律，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存在對立與統一；並且強調，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那能否也將辯證法—分為二？將形而上學也一分為二？如果能，那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絕對地位就會動搖。

　　在我們人類的認識長河中，存在一個個認識的階梯。人類的認識是逐步擴展的；這種擴展不由一個人，也不是由一個時代來完成。柏拉圖提出一個“洞穴”的比喻來說明認識的過程：從來就深居洞穴的人，像奴隸一樣，頭和手腳都被捆綁著，隻能面對洞穴內黑暗的壁而不能反顧。

　　-----------------------------------------①這實際上並不全面，事實上，形由道立，形質即器與道是一個認識整體，或者說，器是感性範疇的認識，道是理性範疇的認識，是對有形之物的認識升華，是柏拉圖形容的“實在中的最明亮者”。（參見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77頁）因此，由火光從洞口在洞壁上映出的他們背後的景物的影子，就成了他們能夠認識的世界的一切。等到他們得到釋放能轉過頭來時，才認識到以前所看到的影子的真實形貌，認識到以前看到的不過是這些景物的影像，或僅僅隻是自己官能感覺中事物的一種表象。

　　而到他們走出洞穴，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景物，看到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看到花草、樹木、動物、雨露等等，看到天穹、星星、月亮，看到太陽，才認識到以前看到的影像的由來。而且就是這最後看到的太陽，才使萬物得以存在。因此，他們不會不慶幸今天認識的可貴，再不會願意走回那洞穴中，更不願意象以前一樣被捆綁著，隻能面對黑暗的洞壁。

　　但是，今天在陽光明媚的世界中，在一切事物都“真真實實”地存在於我們身邊的現實世界中，會不會又是一種新的或僅僅是更高一層的洞穴？人類的認識是否真的已毫無阻礙。今天我們也已知道。太陽並不是宇宙的終極，也就不是認識的終極。那更高的太陽在哪裏？人類有沒有必要去尋找更高的太陽？人們最初在黑暗的洞壁上所看見的由火光映照的景物的影子，被認為是事物的真實形態，因為人們無從懷疑更無從否認它的真實性。當能回過頭來時，新的發現使影子的秘密被揭穿，景物的“真實”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以前對世界的認識被看成是形而上學的而加以否定。人類能否再一次走出洞穴，去發現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表象的真實形態呢？或者我們認定人類認識已不存在洞穴，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一個洞穴，而是宇宙全部事物的實在。

　　從柏拉圖的認識階梯或認識等級我們看到，人類在認識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改變對事物的看法，形而上學的認識方法和辯證的認識方法正是相對的、交替的存在這個認識過程中。柏拉圖強調要用辯證的方法，也是在於力求要用嚴謹的，符合邏輯的思維方法合理地運用我們的最高認識，從而實現“善”本身①。

　　牛頓作為他那個時代的科學泰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力學體係。這個理論在那個時代可以說毫無疏漏，其正確性在人們的科學研究和生產活動中都得到了證明。

　　但二十世紀的科學證明，牛頓的理論也有局限性，它在絕對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是正確的，在絕對時空以外，就成為形而上學的了。這個理論在物體速度達到一定(如光速)時，就出現了差誤。

　　牛頓的時代還看不到時間和空間對物質存在有什麼影響和作用，科學研究的範圍還局限在絕對的時間和空間觀念內。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被認為是辯證的，因為它以整個宇宙為觀察點，可以解釋在宏觀世界中一切物體的運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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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柏拉圖提出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定義的辯證法完全不同，後者多是出於自詡，這裏不作贅述。

　　但如我們假設有一天（僅僅隻是假設），人們又發現了在今天被認為組成我們這個宇宙的各星雲係以外的更新的宇宙世界，這種超宇宙世界的存在和運動規律又使我們得出新的結論。那時，站在新的時空點上，相對論又會因局限性而成為形而上學的了。但形而上學的絕不就是錯誤的。牛頓力學理論的正確性在人類幾百年的生產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驗證，它有它特定的認識和運用領域，在這個領域，它是辯證的，全面的認識事物的準確法則。任何認識離開它的特定領域或範圍都有可能出現謬誤，但卻不是確定錯誤的。

　　以上的比喻也許還不能全面地比較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相互關係，下面我們試用一個圖解來達此目的。

      

　　如圖所示，圖中心陰影部分是待認識的事物，事物外圍實線是認識層次或認識點或認識角度，最外層虛線部分表示暫時不可知部分，這一部分表示某一歷史時期人們認識以外的部分，同時也是這一時期人類認識力圖外延的部分。

　　我們以任何事物都與它的外部事物相聯係為出發點，此圖於是可假設為一宇宙（認識的宇宙）。任何事物與外界各類各種事物的聯係總有遠近之分或聯係層次，直接與間接，聯係角度等的不同。我們以圖為例，A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最近點，站在此點，可謂是就事論事，典型的形而上學，因為它看不到任何外部事物。

　　B點則不同，它不但能看到該事物的全貌（這一點與A同），而且能看到A—B這一範圍內與該事物有聯係的外界的全貌；B點於是相對A點是辯證的在認識事物。

　　但B點也有缺陷，因為它看不到B—C—D這一範圍內與事物聯係的全貌，B相對C或D又成為形而上學的了。以此類推。我們認識事物應根據實際需要選擇不同的角度和提取相應的範圍來認識，而不一定拘泥於站在最高點以求把事物的全貌透視無遺，這樣我們反而會顧此失彼，對認識和解決問題無益。我們今天的學科分類，以及歐幾裏德幾何學與非歐幾何學的分別運用；牛頓力學，相對論力學，量子論力學的分別運用，實際就是這一認識方法的直接體現。並且，過分追求最高點，又會進入如圖中的D—E範圍，進入暫時未知部分。這一部分沒有認識的根據，所有對事物的認識都是撲朔迷離的，從而又會陷人形而上學的泥潭。

　　所以，對任何事物采取的是辯證的方法還是形而上學的方法，隻不過是相對的。辯證法不過是自詡比形而上學看得更寬更遠和全面，卻不知自己的頭上還大有天地。就是牛頓力學理論，在十七—十九世紀被看作科學的頂峰，因為它已站到了那個時代人類認識的頂點，到了二十世紀，又一個“洞穴”被識破以後，它就成為形而上學的了。

　　D點本來是一個時期的認識終點，但人類在認識D點以內各事物時，往往會涉及一個時期無法解釋的問題。按理此範圍已超出D點，在D—E範圍內。但人類的求知欲望會促使人們進行種種推理，去企圖預知D—E範圍的事物。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也是形而上學的，因為它沒有認識具體事物的確定的標準和依據，離開事物實質去認識事物，使假想懸在空中。但這種推理一般是運用已有的經驗，或者說是把已有的認識作為認識新世界的梯子和跳板，邏輯性也較強，現實中成功的例子也不少。

　　這種方法對提出某種預見雖不準確，卻能對新的認識尋找到一定的方向與路徑，在人類認識史上也功績卓著。這是與前一類形而上學不同的另一類形而上學。而這一類形而上學也同時就是科學進軍的方向，是不斷使圖中虛線變為實線的惟一方法；它可能一時使人們的認識陷入迷途，但它卻同時又是使人類知識不斷擴展的惟一途徑。

　　於是，哲學中與辯證法對立的形而上學形成了兩部分或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它作就事論事講，作為專對某個別事物作精確討論講，作為一定認識範圍的理論來講(自然科學一般都采用這種方法)；另一方面，它是以超經驗認識和超現實認識來推論新世界的方法，它是把未成現實的事物預先擺在我們面前的魔術師，是幻想家。科學研究和人類知識的開拓就歷來采取這種方式（當然，那些誇誇其談家們也多有采用此法的，“形而上學”一詞的貶斥之意，就是針對此類人物而用的）。

　　在相對性的形而上學與辯證法中，辯證法隻是相對的形而上學的上一層認識。人們的認識最初都是從一個點上開始，從這個點的認識逐步向更寬的面上和更廣的空間擴展。任何一個點上的認識都是它下一個點的辯證認識，同時也是它上一個點的形而上學結論。知識的海洋是不能窮盡的；如果說形而上學是反科學的，應該批判的，那自然科學諸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它們都是采用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因為它們都隻固執地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彼此沒有那麼明顯地或公開地聯係起來，這些科學本身就逃脫不了反科學的罪名，因為它們逃脫不了“孤立”地看待和認識世界本來是緊密聯係著的各事物的結論。

　　政治經濟學更逃脫不了這一罪名，因為“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782頁），它連起碼的犯罪學都沒有包括在內，把“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同上書）這一點都沒有討論進去。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極端。而無產階級專政不正是一種巨大的暴力嗎？這種暴力對政治經濟學能起到什麼作用？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階級暴力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又能占據那一個篇章？

　　馬克思扭曲商品搶劫勞動的秘密

　　資本自主的生產方式是產業革命的產物，但商品方式卻延續了幾千年。馬克思以否定產業革命為目的，他的《資本論》就只針對產業革命成就的資本自主和勞動自主的生產方式進行攻擊，但他卻從扭曲商品和商品的種種價值形式開始，撬動起人類文明的根基。 商品是構築人類文明的基石，它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定義是：用於交換的勞動產品。但這只是壹個表淺的定義。我們從商品的社會功能看，它是社會勞動協作的媒介；從商品的價值功能看，它是勞動者自身最大價值的實現和發揮手段。 商品方式的社會協作，就像單件產品的勞動協作帶來的效率增長壹樣，給勞動者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回報，這個回報率早已經大到任何壹個現代人離開商品社會就難以生存的程度。 過去以來，多少經濟學家在商品身上大做文章。可是，像馬克思這種連“勞動產品壹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謎壹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裏來的？”（《資本論》壹卷88頁）都弄不清楚的門外漢，卻把商品舞弄得天花亂墜，並被馬虜們用江湖騙術加暴力，把馬克思用意識形態胡編亂造的商品理論強制灌輸給天下迷茫的人們。 商品並不難懂。對依靠商品生存，采用商品形式實現自身價值的社會成員們來說，商品天天在接觸，在消費和運用。但馬克思卻把商品拉出現實生活，拉出商品物的實在，把它定性、編排成：“古怪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之物（《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 將壹個人人每天形影不離的對象突然拔離開日常生活的感觸，剩下壹個“同壹的幽靈般的對象性”（《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51），使人像幽靈附體壹樣，從此像在雲裏霧裏，對商品不知所終。這是馬克思的非凡本領，還是暴力的本領？相信沒有暴力威脅，凡思維正常的人，如何會被他的魔霧籠罩。 我們看馬克思的手法。他先將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分割開，將使用價值在價值層面上否定掉，將交換價值突出到決定勞動產品價值的地位，把它表述為“商品價值”，或直接就是“價值”、“價值實體”。壹種絕對價值，獨立於勞動創造物之外的價值。 他宣稱，這個價值與財富意義的使有價值沒有任何關系，它是由抽象人類勞動凝結形成的。 壹件商品的交換價值直接代表了該商品的價值，這在道理上也說得通。但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據以形成的條件和依據是什麽？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有買賣的經歷，至少時常都在買。買什麽？生活所“用”；因為“需要”而買。可是，馬克思卻給交換價值規定了他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他的“同壹的幽靈般的對象性”。 馬克思規定的交換，不是依據需求，不是依據人們消費看中的商品的效用，而是依據幽靈的指引。這個他冠以“幽靈”稱號的對象，就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抽象人類勞動”。 隨著馬克思對交換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絕對權利的定位，產生和形成這個權利的對象也隨之出現。馬克思說道，商品是勞動產品，勞動的二重性是形成商品二重性的原因。 同壹個勞動被馬克思分解了，壹邊是具體勞動，壹邊是抽象勞動。具體勞動產生的是使用價值。使有價值已經被他定論為是沒有價值意義的，因此是壹個沒有地位的小媳婦。而抽象勞動卻不同，它產生的，或形成的是交換價值。也即他說的：價值或價值實體。 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形成具體物權。如種地的收獲他的莊稼，天然就具有享有他的種植物的權利。但馬克思用抽象勞動理論架空了這個權利，不承認這個權利。 在馬克思主義中，具體勞動創造的實實在在的物並不具有價值實體的資格，而抽象勞動的虛幻表現卻構成了商品的價值實體。這就是馬克思的勞動理論邏輯。他以使用價值不具有價值意義，不能作為享有創造物權利的價值依據。而抽象勞動雖然是勞動者的勞動，但在他的抽象、提升下成為了“人類勞動”或“社會勞動”，在整體上不屬於任何個別勞動者。整體取代了具體，掩蓋了具體，架空了具體。勞動者得到的，只是付出壹定量勞動（如工作日、工分）的壹個勞動符號。這樣，勞動成果的歸屬權就被馬克思剝離出勞動創造者本人手中。 在商品社會中，單個勞動只創造壹種使用價值，有的甚至不是壹個完整的使用價值，如工廠中的分工。因此，單個勞動在商品社會中不能形成整個生活需要。婉轉地剝奪單個勞動的創造物權，在被資本支配而不是支配資本的勞動群體中，甚至沒有引起絲毫猜疑。因為它有“全民所有”做幌子。這是壹個事前無人能識破，事中無人敢說破的騙局。 用壹個勞動符號換走全部勞動成果，對只能按照指揮勞作的勞動者來說，根本無法知曉自己的命運由此而來的悲慘變遷。 因此，馬克思順利地用抽象勞動理論將勞動創造形成的具體物權剝離開勞動創造者，凝結成個別勞動永遠無法夠格，無法具有的“集體權利”——無產階級先進份子才具有的權利。 馬克思完全不在乎商品交換自古以來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則和交換依循的自然規則，更不在乎商品方式的社會勞動協作對財富創造所起的作用，狂妄地用意識形態的偏執和權力欲的野蠻，將資本對財富的創造功能抹殺的同時，將勞動者的勞動置換成壹份“社會勞動”符號。 勞動者的悲慘還不只在於權利被剝奪被置換，更在於權利被剝奪後，還要對這個魔鬼感恩不盡。因為馬克思許諾，要給勞動者們“整個世界”。這個大騙子。 這是壹個與商品交換，與商品的社會協作原理毫不相幹的意識形態魔念。這種意識形態並不在於社會分配的公正，而只在於集權的建立。極權的狂妄在這裏透發出來。 馬克思聲稱，商品的價值是由“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創造出來的。那些具有質的區別的具體勞動，如縫和織、種地等等，只創造使有價值，不能形成價值。他壹再強調，具體勞動創造的財富，即使用價值，只是壹個物質承擔者，是沒有任何價值意義的。因此，勞動者不能憑此享有任何權利。勞動者的勞動獲得的，只是壹個社會勞動符號，他們可以憑這個符號領取壹定報酬。 可以想像，這樣領取的報酬，其隨意性會有多麽的大。這和奴隸的境況有什麽區別？ 如此荒唐、野蠻的論調就在他的《資本論》中通篇貫徹。這個邪惡的理論直接催生了壹個海陸空大盜。 勞動壹經抽象，商品和勞動的二重性就具有了魔靈壹般的效應。像幽靈壹樣，壹種權利，抽象權利，表現為報酬權，凝結為分配權，上升為統治者支配、占有權，就被馬克思提煉出來。在社會權能上，商品不再表現它的使用價值，只表現它在抽象勞動下定義和規定的價值或交換價值或商品價值。 價值的這壹連串等式是抽象勞動壹連串權力建立的需要，和以社會或國家的名義占有全部勞動成果的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極權建立的基本原理。這不是經濟原理。在《資本論》中，壓根就沒有經濟原理，只有階級意誌的狂妄、野蠻要求。 這種狂妄和野蠻要求的危害還不只是在搶劫社會財富上，更在於對社會生產的毀滅上。因為馬克思的抽象勞動不以物質的形式——使用價值體現勞動創造的意義，它甚至不屑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在財富意義上的體現，而只在它的形式——社會勞動量或僅僅只是表意勞動顯示的意識形態規定和要求上。這種意識形態表現的階級意誌完全違背自然法則，它不僅違背價值規律，也違背勞動創造者的意願，徹底毀滅了商品的價值功能，直接導致社會生產無止境地倒退。 這種抽象形成的表意勞動價值理論，背離了人類勞動的主旨，人類勞動從來只為創造財富，政治經濟學用“使用價值”來表述它，使用價值正是商品生產的價值核心。撇開使用價值來評價商品的價值和決定交換，將使財富創造失去意義，使商品生產失去價值標桿，必然使國家走向衰亡。 馬克思顯然並不在乎這些，這些只是政治經濟學看重的內容，他看重的是經濟極權的建立。 用勞動付出取代勞動創造決定商品的價值會導致什麽後果，馬克思當然清楚。壹個不創造使有價值的社會生產，壹個以表意形式付出的“活勞動”量或汗水量來衡量和決定創造物價值量的社會生產，會創造出什麽東西？人們不用細想就可明白。那些借靠馬克思主義搶劫的人，最後都會因為可供他們搶劫的財物越來越少，不得不“經濟改革”。否則很快就會無物可搶，連他們也會被餓死。 馬克思將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在價值層面上否定後，用抽象勞動理論將勞動者的勞動轉換成“社會勞動”或“人類勞動”，商品生產被轉變成計劃生產，商品方式的社會勞動協作，被轉變成產業軍團勞動協作（參見《共產黨宣言》）。 社會勞動不是具體的物權，它像氣泡壹樣漂浮在空中，讓妳看得見，卻永遠夠不著。因為馬克思規定它只是壹個“勞動符號”，因為勞動壹經抽象，勞動創造的具體物權也隨之被剝離。勞動成為“社會勞動”，形成為壹份勞動者永遠也無法明了的抽象權利。這個“權利”以勞動的抽象使勞動創造者的創造物權模糊化而剝離開勞動者，集中成為階級意誌決定的統壹分配權和占有權。 這是強權意誌在經濟領域的瘋狂。它不是依據自然法則，更不是依據勞動創造者的意願，而是依據階級的或部分人的意誌要求，用謊言迷惑，用暴力強占的權利，它使馬克思主義極權直達人們的衣食住行。 相比馬克思殘暴、血腥地消滅資產階級，剝奪資本的手法，馬克思剝奪勞動者的手段和方法，只是顯得“溫情脈脈”壹些。他正是用這兩種手法配合，實現了霸占全部勞動成果的目的。 魔鬼跳起舞來，他壹邊對著資本張牙舞爪，壹邊附著在商品體上，裝扮出種種同情勞動的模樣，然後吸幹商品的精血，留下壹個空殼。勞動者得到的，就是這個被魔鬼吸幹了精血的，沒有具體內容的抽象玩意。壹個所謂“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竟然是壹個玩弄魔法如此高明的巫師。 馬克思甚至提出：“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64頁），從而架空壹切具體權利，廢棄商品的價值功能和社會協作功能，讓勞動者的勞動“化為壹般人類勞動”（同上65頁），成為社會勞動的壹部分，使勞動者與他們的創造物權脫離開，同時否定勞動創造“物”的價值意義，使勞動者對自身勞動創造物的預期，變成對黨的“關懷”的感激。形成以國家名義的社會財富“先進份子”獨占權。 壹方面，馬克思以否定使有價值的價值意義，以具體勞動創造的是使有價值，否定了具體勞動的價值主張權；另壹方面，馬克思以抽象勞動是社會勞動或人類勞動，將單個勞動的創造物權利模糊化，遊離出勞動者手中。 我們從他的方法可以看到，從他的抽象勞動理論建立的所謂按勞分配，是如何使勞動創造在以往的商品交往規則中的權利和利益脫離開勞動者，最終按照他的理論邏輯，直接規定在以國家名義的無產階級政權名下，規定在共產黨手中。勞動者得到的，從此只是養活他們自身的生活費，而不是他們的勞動力價值，更不是勞動創造物的物權應當據有的權利。因為勞動者已經不再有對自己的勞動創造提出主張和討價還價的權利，通過抽象集中到共產黨手中的分配權和絕對占有權，使勞動者失去了據有和支配自己勞動創造物的權利，使勞動者領取的報酬低微到被餓死的程度也不敢聲張。中國的幾千萬勞動者，就是這樣被活活餓死的。 勞動之間的交換，從此不是基於自然自發的不同使用價值之間的交換，不是利得平衡的自由、自願、平等交換，而是依據抽象的表意勞動框架下的社會分配。這個分配比例的劃分、確定和分配的對象，在馬克思主義強制經濟秩序下，在“國有化”下，勞動創造者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他們的勞動創造物權已經被抽象而完全被剝奪，被“上升”為社會財富由共產黨支配和占有權。 這個權力超越了封建帝王和奴隸主曾經有過的權力，具有妖魔般的欺騙、迷惑性，無貪不至其極的任意性，和對勞動隨意浪費、踐踏的邪惡性，給下層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苦難。它導致的不僅僅只是商品交換和社會交往秩序的破壞，更是勞動者勞動熱情的崩潰和社會創造力的崩潰，以及社會公平、公正規則的徹底崩潰。 勞動創造形成的權利，從此不是在勞動創造者手中，而是在階級意誌的規定中，被牢牢附著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統治權上。 勞動得到的權利是如此，那勞動的意義呢？它在馬克思主義中，也不是體現在創造物上，而是體現在耗費量上，在顯示的汗水量或表現的“勞動”量上才具有價值。就像安徒生童話中的兩個騙子，他們辛勤地“勞動”了幾天幾夜，給尊敬的皇帝做了壹件讓他穿著實際是光著身子的新裝，騙子因此也能得到他們要求得到的報酬。這就是共產黨官員無論享有多大報酬，占有多大分配比例，都是應該的和合理的根據。因為他們給天下人構織了壹幅比那兩個騙子“縫制”的新裝更加美妙的共產主義美景。 安徒生的童話無疑是對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最生動的描述，最透徹的體驗。中國人對此的體驗就更深刻，更刻骨銘心。幾代人怕都不會忘記那恐怖的大饑荒，那淒苦難熬的票證供給制。勞動全被抽象了，沒有具體勞動的地位，失去了使用價值，失去了財富，得到的只是抽象勞動描繪的共產主義“美景”。馬克思主義強迫人民用他們編造的“美好理想”代替生活，代替壹生，就像那兩個騙子對赤身裸體的皇帝虛假的描繪代替新裝壹樣。而他們自己，卻占有了天下現實的財富，享受的是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 馬克思的商品和勞動理論表明，這個魔鬼教的信徒不僅傳承而且超越了魔鬼的本領。在他剝奪勞動者壹切權利的時候，卻能用他編造的謊言讓勞動者們以為這個魔鬼是在為他們說話，而且真的相信會得到他許諾的那“整個世界”，從而順利地用他魔鬼般兇殘的暴力相配合，驅趕迷茫的人們走進他的階級共產主義魔窟中。

　　商品價值剖析

　　馬克思的《資本論》開篇從商品說起，並不僅僅因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見《資本論》開篇），更重要的是，商品是社會生產的起點，也就是人類文明的起點。馬克思從“龐大的商品堆積”的商品生產成熟時期，切入對資本的論述，而不是從商品的形成機理或原始形態，更不是從資本壹的搭檔——勞動開始來討論資本，是馬克思意識形態資本理論的特殊手法。他要將商品離開廣泛的社會生產，將它固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只有這樣，才能在特定的社會形態下，對商品進行扭曲，讓它變形。也只有把壹個扭曲變形的商品形態，聯系上商品曾經的社會成見，才能達到徹底否定和摧毀成就人類物質文明的商品方式的目的。 ————————————————- 壹無論馬克思只把雇傭勞動的資本認為是資本，還是資本的天然形態，都是壹樣。 商品方式無疑包含了太多的自由自主和自私自利成分，曾經的專制無壹能夠駕馭它。摧毀這個自由主義的堡壘，對建立壹個徹底的極權專制王朝，比剝奪和占有資本的意義更大。 但商品畢竟與資本不同，資本有壹個人格化的資本家，可以從人的弱點切入，實現剝奪和占有資本。商品雖然也要經過人手，會沾染人的種種惡習，但商品卻找不到壹個類似資本家的對象。 這壹切，並沒有難倒馬克思。他首先將商品在政治經濟學中提出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另行解讀，明確他的意識形態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概念。他把使用價值定論為商品物的外在表現，交換價值則是商品內在的權利。交換價值即價值，也是商品價值，他把它們三位壹體用等號連接起來，在他的商品理論中貫穿、等同和混合使用。因為它們都能同樣表達他認為的，具體的可讀出的價值量。馬克思如此陳說。 如此混亂的價值概念，如何能將各類價值的含義理清。顯然馬克思做不到，他於是就將它們壹鍋端。而他的價值理論，只是為壹個沒有任何物權依據的價值權利創立理論依據，他這樣做也就必不可少。 要認真對待政治經濟學，就必須認清各類價值的含義。首先我們來辨清“商品價值”，澄清商品的價值功能對人類文明的作用和意義。 商品首先以某種使用物的形式存在，以交換、流通，最後到消費者手中完成它的過程。它在售賣人眼裏是交換價值，在購買人（消費者）眼裏是使用價值。而售賣人的交換價值依據也是該商品時下的使用價值地位。 壹件商品在眾多商品中，它的各項價值會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如它時下的稀少性，包括生產時的為難為易，其他可替代或相近用途的商品的存在狀況，等等。當然也有消費傾向構成或決定的它的價值地位。 很顯然，決定消費者購買欲望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能使消費者獲得享用愉快或消除煩惱的能力。除此之外，還有什麽理由呢？如果還有的話，就是購買者之所以購買或與之交換，是該物品用其他方法獲得，會大於其交換即購買付出的代價。因此，交換是用最小付出獲得最大使用價值或更多財富的方法。這壹點至關重要。因為正是這壹點，決定商品的意義，決定個人參與社會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 同樣，對售賣人，無論他是生產者還是批發或零售商人，他看準了壹件商品時下的使用價值地位，他就看準了它的交換價值。他將這壹切與他能獲得該商品的成本對比，就是他是否生產或經營該商品的抉擇依據。 這就揭示出壹個價值內容存在其中，壹個物品之所以成為商品，就是因為它具有這樣壹個價值，這個價值與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有關，但卻與它們不屬同類。這個價值就是：商品價值。 以往人們也說到過“商品價值” 這個詞，但都是作為商品的物品價值或表象價值在使用它，卻忽略了物品作為商品時內涵的價值意義，即為獲取它的成本與它售賣後的整個商品過程中的收益之差。前壹個價值有時是就它的使用價值，有時是就它的交換價值來談論或評價的，我們要討論的後壹個價值則是它獲取——售賣這個過程進行後的收益評價。這個收益就是這個物品的“商品價值”。因為它是經過交換過程也就是在作為商品後獲得的收益或價值差，因此這個價值就應該稱為：“商品價值”。 商品在日常生活中是指能購買到的物品，在研究中商品卻不是具體的有形物而是無形的或形而上的抽象物。於是，在研究中，商品價值就不是作為商品的物品價值，而是物品作為商品實現的價值。即前面說的，是在生產或者買進到賣出這個過程中形成或產生的價值。商品的意義就在這個價值形成或創造上。 也許有人會質疑，價值不可能憑空形成，商品如何會在物品本身的功能、用途絲毫沒有改變下另行創造或形成實在的價值呢？ 那麽，我們在這裏需要把商品的屬性介紹壹下。應該註意的是，商品的屬性是指“商品”本身，而不是指作為商品的物品屬性。比如上衣可以成為商品，它的物的屬性是保暖，它作為商品特意到市場上去，並不僅僅是為了炫耀自己的保暖功能，它如此炫耀，是有壹個明顯的目的，它要去換回壹個對生產者或持有者來說更大的價值。比如它能換回五十公斤大米。因為上衣生產者用生產壹件上衣的勞動時間加上為生產上衣需要耗用的原料而勞動的時間，遠遠小於如自己生產這五十公斤大米時所要耗用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它（上衣）到市場上去是為了以小換大。 同樣，大米到市場來也是為以小換大。大米的生產者和上衣的生產者感受壹樣，他們都同樣受益。這就是上衣和大米到市場來的目的。因此，商品的屬性不是保暖和充饑，這些是上衣和大米的屬性；商品的屬性是以小換大，是價值增殖。形形色色的物品作為商品時只有壹個屬性，這個屬性是商品獨立於物品屬性以外的那壹層引起交換或促使交換的含義。商品價值就是為衡量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實現的這個價值增殖量的。 如果要再詳細點說明，我們就需要從價值來源上說起。 我們還是用上面舉例的大米和上衣生產——交換過程來說明這壹價值（或財富）形成或增殖過程。 比如那位種植大米的勞動者，他會有壹塊精心培育的土地，有必要的農具，更為重要的，是他有從事農耕的豐富經驗。對這樣壹位勞動者，他壹年生產兩千公斤大米或者平均壹天生產五公斤大米是再正常不過了。也就是說，這點產量對這位農戶不至於使他操勞過度而不堪重負。 平均每天五公斤大米足夠他和家人吃飽而有余。但他也需要穿衣過日子。比如他時下需要壹件上衣，他當然可以停下農活來制作壹件。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憑他幹農活的手和並不在行的手藝，他用上壹個整月也難縫制好這件上衣；並且還會十分粗糙。他為了制作這件上衣，要耗費三十天時間，收獲會因此減少壹百五十公斤大米。 但市場中有他中意的上衣，只需五十公斤大米就能交換。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用五十公斤大米去交換壹件上衣。五十公斤大米只需他十天勞動。他用這十天勞動獲得的五十公斤大米換回了他要用三十天勞動才能成就的上衣。五十公斤大米的物的效用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對持有者即這位農夫的收效顯然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這五十公斤大米作為商品時產生的，這就是商品價值的意義。這位農夫用他十天勞動換回了他需要三十天勞動的成果，這多出來的二十天收獲，就是這五十公斤大米作為商品時的價值，我稱它為：“商品價值”。 記住，在這裏，對農夫來說，這五十公斤大米的商品價值是它為這位農夫省卻的二十天辛勞或增加的二十天勞動收益，而不是三十天（他制作壹件上衣需要耗費的時間），更不是十天（他生產這五十公斤大米需要耗費的時間）。 當然，對那位用上衣交換大米的工人，情形也會壹樣，他在這個交換中絕不是無償為他人服務。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制衣工人憑他長年從事的專業技藝和應手的工具，他完全可能用不了三、五天就能縫制出壹件上衣；加上他耗費在原材料上的勞動，他總共也不會超過十天就能成就壹件上衣。而如果他要自己種植大米，恐怕他平均壹天的收獲不會超過壹公斤。他要實現這五十公斤大米，恐怕耗費三、五十天勞動也難如願。 對這位制衣工人來說，就算他用十天完成的壹件上衣，通過交換，也就是通過將上衣作為商品，就使他省卻了，或毋寧直接說使他多獲得了至少二、三十天的勞動成果。這就是制衣人將他的這件上衣當作商品時的商品價值。 我們再回過頭來從表面看。農夫和制衣工人的交換確實絲毫沒有改變大米和上衣物的外形、本質和功能。甚至可以說，上衣和大米的使用價值也沒有改變。但兩相交換，雙方的利得倍增。 因為交換使他們的產品形態發生了變化，產品成為商品，生產者的壹切優勢形成了價值，最終通過商品價值形態得以實現。 在整個過程中，他們雙方沒有任何壹方曾經想到過對方利益，他們每個人都在專心為各自謀生精心勞作，也是為了謀求自己的私利來到市場。上衣制作者完全是為了自己的需要才到市場中去尋找，農夫也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來到市場。當他們的願望實現的時候，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樣，他們從始至終並沒有打算要為他人做點什麽，也沒有想要為社會做點貢獻，卻都在為實現他們自有產品的商品價值過程中，在壹切動機都是利己的驅動下，將與他們獲得的利得相當的壹份利益給予了對方。在貨幣出現並越來越發達的時候，這個對方會越不確定並最後表現為社會。 這就是亞當斯密描述的那只“看不見的手”。我們在這裏通過對“商品價值”的揭示和認識，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然清晰可見。這只手就是物品作為商品時的商品價值，正是它引導著人們在為自己謀利時也為他人謀得了利益，為社會增添了財富。 如果說人的利已之心如亞當斯密“贊美”的那樣，是社會的“運動原理”，那麽，“商品價值”就是社會運動和社會存在、社會秩序得以建立的強大引力。它是人類社會中壹切瘋狂的暴力，任何生命都會戰栗、恐懼的血腥殺戮都毀滅不了的人們向往社會的力量。 “看不見的手”在整個社會商業活動中無處不在，商業活動的壹切交換和服務，壹切商務交往，都是基於“商品價值”所在，它使我們在同量勞動，甚至同量資源耗費下獲得的財富量大大增加，使整個社會生產在參與者的獨立行動中井然有序地組織起來，使分散的，利益取向完全私己的各個生產、經營者在無邊的市場中共同為社會的繁榮服務。 而馬克思卻將商品價值在他的《資本論》中張冠李戴，將商品裹上意識形態的重重迷霧，掩蓋、毀滅商品的價值功能和社會協作功能，只圖用階級意誌取代商品方式，實現他的階級極權統治王朝。

　　商品1=2規則

　　勞動產品作為商品，首先是某種可供使用的物，但物品作為商品在政治經濟學中討論時，它的物的特性就被完全掩蓋了，所存在的惟有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等等這些屬性。 值得提出的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本來需要認真討論的有關商品的各種價值，在以往的運用上卻較為混亂。比如，商品價值在大多數場合就是與交換價值混同或 等同使用的。也就是說，商品價值就是交換價值或甚至直接就是價值。對使用價值的運用就更加混亂，有的場合，它是沒有大小區別的，有點場合，它卻有大小的區 別。如在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和西尼爾等人那裏。 但西尼爾有所不同，他認為，“各種各樣的物品對各種各樣的人說來的相對效用（指使用價 值），會有無窮無盡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壹切交換的動機。”（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8頁）。他並說，任何物品要使之具有價 值，“最顯著的是足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的能力”（同上書，17頁） 這是壹個與眾不同的觀點，他不僅指出商品存在的使用價值大小，並且與斯密、李嘉圖等人的結論相反，把使用價值置於商品的交換關系之中，作為影響交換的決定性因素。 在 馬克思那裏，商品的使用價值則完全與政治經濟學的結論完全不同。馬克思把使用價值僅僅作為某件商品的物的屬性或使用性質來看待（“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 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9頁，並參見49-59頁〉）。在他看來，使用價值在量上的區別，也只 是如幾打表、幾碼布、幾噸鐵這種在數量上和物品性質上的區別。至於某件物品有用性的大小，能產生多大效用，卻與他使用的“使用價值”這壹名詞無關。 似乎“使用價值”壹詞中的“價值”二字，在馬克思看來只是為商品性質或用途不同使用的。（“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壹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同上書，第50頁〉）。 然 而“價值”這壹名詞本身卻是在“量”上來確立的，運用在有用性已有穩固基礎的商品身上時，就更是如此，而很難在“性質”上找到它們的統壹處。“價值”壹詞 單獨使用時，壹般是泛指，抽象或不確定地指某壹價值含義。交換價值、使用價值，也包括商品價值則是特指。就像木材是泛指壹切樹木原材，而松木、杉木、楠木 等等是特指，具體、明確地指那壹種木材壹樣。使用價值與使用屬性是商品中兩個含義截然不同的名詞，其他有獨立名稱的“價值”也有其獨立的含義或詞義。 難怪李嘉圖說，在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中，造成錯誤和分歧意見最多的，莫過於有關價值壹詞的含糊觀念”（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9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就商品價值進行了討論，現在我們需要單獨對“價值”壹詞進行討論和辨識，或者只是恢復“價值”壹詞的本來面目。因為名詞運用上的混亂，很難避免論證上的錯誤。 在 這裏，我們首先要把單獨運用時的“價值”壹詞提取出來，它不能只具體地指交換價值或僅僅作為交換價值的代名詞。“價值”壹詞在特定的場合可能指交換價值， 但不唯獨屬它。其次，我們還要把“商品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別開來。商品價值應歸於商品的屬性那壹類去，而交換價值則應歸於商品在交換過程中體現出來的 與它物相對的比例關系上的價值那壹類上去。各有所指，不應混淆。為做到這壹點。我們需要從價值的來源上說起。 假定在社會早期，人們需要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壹切來維持生存。如樹枝、獵物等是生存必需的。但這類物如樹枝不通過折取，獵物不經過捕捉是不能到人手裏來的。於是折取樹枝和捕獲獵物使人得以享用，就是這類勞動取得的價值。 這樣，有用物只有在實際能被人們利用的條件成就時，才顯示出價值來。 但這個“價值”還不是商品社會中人們通常理解的那種價值意義，即至少它還不是針對交換產生的價值概念，它顯示的還是在享用的層面上的價值意義。 因 此，很顯然，首先是物品即這裏的樹枝和獵物的可供享用性才使為獲取這些享用物的勞動成為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勞動，即價值認識首先是從物的使用效能上形成的— 即效用是價值形成的基礎。物質價值的判斷是利得的評估，不是意識的賦予。精神價值則是另外壹回事，它壹般不是政治經濟學討論的內容。 同樣的 道理，如果折取樹枝和捕獵的勞動者停下手來制作壹把石斧。制作石斧假如耗用了他壹天的時間，也就是說，他（這位勞動者）這壹天除了這把石斧外壹無所獲，自 己生存眼下直接需要的柴草和獵物等壹無所獲。但從第二天起，他都在運用這把石斧使砍下的樹枝和捕獵的動物比直接用手時增加了壹倍，那他在第二天就彌補了他 頭壹天因制作石斧而少獲的生存需用的樹枝和獵物。 如果這把石斧沒有在補償了因它耗掉的勞動後就立即損壞，而是在這之後依然可供勞動者繼續使用，幫助他繼續把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並且石斧幫助他使以前用手無法折斷的較粗的樹幹也能砍斷了，無法捕獲的較大較兇猛的動物也能捕獲了，那這把石斧的價值就顯示出來了。 也就是說，從第三天起壹直到這把石斧損壞時的這若幹天內所增加的勞動成果，就直接體現了石斧這壹物質實體的價值，也體現了制作石斧這壹勞動的價值意義。而不是倒過來，是制作石斧耗用的那壹天勞動在體現石斧的價值。 因此，不是勞動在決定有用物的價值，相反，正是有用物在勞動前後效用的大小差別在決定勞動的價值，有用物的價值也正是在這壹層意義上來顯示的，而不是單純由勞動就能顯示和決定的。 這裏這把石斧的用途與樹枝、獵物等的用途不同，但它們作為有用物其價值含義是壹樣的，即它們都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其物質實體的有用性是可直接觸摸和感受得到的。樹枝、獵物可直接享用，石斧則是為了在同量勞動下增加這些享用物，或減輕獲得這些享用物所要耗費的辛勞的。 前者是人直接作用對像（樹枝、獵物等），使自身得到滿足，後者是人通過操縱石斧，讓對像相互作用從而加倍得到滿足（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勞動，歷史學家就以此作為人與動物的區別之壹）。 樹枝和獵物的價值是直接體現在它們自身身上的，如樹枝的燃燒或建造棚舍，和獵物的食用。也正是樹枝和獵物這種使人得以享用的有用性使勞動者的勞動成為有價值的勞動，而不是反過來，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是因為勞動者的勞動才使樹枝、獵物等具有了價值。 石 斧的價值如何體現呢？它既不能燃燒也不能充饑，它的價值是體現在減少勞動者的辛勞上，或體現在它能有效作用的對象的增加量上，即以它作用、增加的對象的有 用性來體現它的價值。這是最早的生產資料，它對價值的形成不能說毫無意義。馬克思對生產資料在勞動產品的價值定性上顯然背離壹般常識和自然規則。 以 商品的實際效用與生產資料的效用無關從而撇開生產資料來確定商品的物品價值的馬歇爾觀點已經使人們在價值認識上飄忽不定，馬克思則幹脆把壹切效用都歸零， 不但把商品的效用在決定價值量上歸零，更把生產資料的效用歸零，只從生產商品的現實“活”勞動耗費量上來確定價值量。他的方法首先使我們回到石斧出現以前 的時代。而前面的例子說明，即使那個時代，也不是像他說的那樣在認識和確定價值。 以上兩種勞動—即人直接作用對像和制作工具使對像相互作用—都是使物發生某種可見的變化後以適於使用的那類活動，它們都能使勞動者得到實際的利益。另還有壹種也能使勞動者得利的活動。那就是“交換”。 但交換是壹種絲毫不變更物的外形的活動，所以沒有人承認它也是壹種勞動，而只把它當作商品生產的終點。商品生產似乎就以交換為最終目的，而不是像上面兩種勞動那樣，是以使用為目的的。政治經濟學就把商品定義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 可物品總是要使用的，不管是產品也好，商品也好，人們只能在使用中得到享受，不可能在交換中得到享受。因此，這個定義顯然是有缺陷的，這壹點我們留待後面再修補。 交換活動是商品的壹個必然過程，但它與目的相差甚遠，它如果無利可圖，誰也不可能多此壹舉。結合到商品價值的揭示，我們再以制作石斧的勞動為例來繼續說明。 如 果這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制作了兩把或更多把石斧而暫時又用不了這麽多。作為人的需求又是多方面的，在某壹方面已相對滿足的時候，就必然會尋求其他享受。比 如他需要享用魚，他當然可以立即到河裏去捕撈。用手，像他最早捕獵時那樣。但他同樣也可以像制作石斧來捕獵那樣也制作壹個能捕魚的工具，比如漁網或別的什 麽來捕更多的魚。如果他制作壹張漁網需要兩天時間，而有網的幫助他壹天能比直接用手多捕壹倍的魚。那他明智的做法就是停下來先制作壹張漁網。 但這時更妙的事情發生了，他的鄰人或壹個與他毫不相識的另壹位勞動者向他提出願意用壹張與他的石斧有壹樣使用耐久性的漁網來換他的壹把石斧。因為這另壹位勞動者能壹天制作壹張漁網而要用兩天時間才能制作壹把前壹位勞動者壹天就能制作的石斧。 這 當然是皆大歡喜的事。這位壹天能制作壹把石斧的勞動者用壹把石斧換了壹張他需要兩天時間才能成就的漁網，這壹成就是在交換下實現的。石斧通過交換這壹過程 就使壹天的勞動所得翻了倍，這就是石斧的商品價值。這個價值來源顯然與前壹個作為物質實體的價值來源不同。前壹個價值來源於勞動，這後壹個價值則來源於交 換。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漁網與石斧不同嗎?難道不是同樣的物質實體嗎？當然，它們都是物質實體，僅僅只是用途各不相同的有用物。 但對於制作石斧的勞動者來說，石斧自己使用和石斧用於交換獲得的漁網的價值來源不同。用於自己使用的石斧的價值是體現在用石斧幫助多產生的勞動成果上。漁網最終當然也要這樣來體現。但漁網在這裏是石斧作為商品時與石斧作為物質實體直接使用時的區別。 石 斧作為商品時在制作石斧的勞動者這裏體現了兩倍石斧作為物質實體時的價值。因為他制作石斧只需費1日的勞動，而制作漁網則要費2日的勞動，他費1日的辛勞 制作壹把石斧後通過交換就得到了要費2日辛勞才能得到的漁網，交換使他的勞動價值增加了壹倍。這增加的壹倍價值就是石斧的商品價值，是石斧作為商品獨立具 有的價值。它雖然不能脫離石斧存在，卻與石斧作為物質實體的價值不屬同類。 對另壹位勞動者，即制作漁網的勞動者來說，情形也壹樣。這位勞動者把他的漁網作為商品時使他新的欲求在不增加勞動付出的情況下得到了滿足，交換省卻了他本來要多付出的壹倍勞動代價。商品價值正是這樣來體現的，並且也只能這樣來體現。 以上是用兩種早期使用的勞動工具來比較時的情形，以此推論壹切商品都是同樣的道理。種糧食的與種棉花的進行交換，也同樣是期待壹個糧食或棉花作為商品時的價值，而不是糧食或棉花作為勞動創造的享用品自己使用消費時的價值意義。否則，交換就不可能發生，商品就毫無意義。 如果我們在這裏，即在石斧與漁網的交換這裏仍然使用1把石斧＝1張漁網這種老壹套的等式法，那整個商品的真實印象又會模糊。這種1把石斧＝1張漁網或1件上衣＝10碼麻布等等以往人們貫用的公式，無異於1＝1，2＝2這種既正確又毫無意義的等式。 我們來看，在這裏，即在石斧制作的勞動和在漁網制作的勞動裏，石斧制作耗用了壹天勞動，漁網制作也耗用了壹天勞動（我們撇開其它，以此把他們的勞動看作是等量的），兩個勞動耗用了相同的勞動量。 並 且我們在前面還強調，石斧和漁網的效用大小也壹樣（都能使工效提高壹倍，都有同樣的使用耐久性），即使用價值的大小也壹樣。如壹把石斧與壹張漁網交換時， 它們是等價的，即1把石斧＝1張漁網。這裏的結論似乎又回到了前面要否認的那壹點上去了。但商品的結論在這裏並沒有完結，這裏的1把石斧＝1張漁網的等式 是就兩個勞動產品有壹個相同的物化勞動量以及有壹個相等的使用價值量來說的，這個等式並沒有沖掉，只不過是掩蓋了商品的真正價值，商品的真正價值應該在促 使兩個勞動者交換的動機上。 在這裏，制作石斧的勞動者用壹把石斧換了壹張漁網，而壹張漁網要耗費他兩天勞動，石斧卻只耗費他壹天勞動。制作 漁網的勞動者呢，與制作石斧的勞動者壹樣，他用壹張漁網交換壹把石斧並沒有吃虧，正像在前面介紹的那樣，他制作壹張漁網只需壹天時間而制作壹把石斧卻要用 兩天時間。於是這個等式應該補充改正為：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我們把這兩個等式合並壹下，就得：

　　我們如果把合並後的這個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去掉，等式確實是1把石斧＝l張漁網。以往人們的運用並沒有錯。但如果我們保留式子兩邊括號中的內容而把兩邊括號外的內容去掉呢，以上式子就成了： 1天勞動＝2天勞動 奇 怪的事情就在這裏發生了，人人都有理由對此感到納悶。1＝1的式子雖然無聊但卻是正確的，這l＝2的式子任何人都難以接受。最多不過是這式子的等號上面有 壹個“交換”的條件。但交換並不是裂變，中子在轟擊鈾核時也只會從核中釋放出本身就存在其中的能量，物質在任何反應下等號兩邊總是平衡的。似乎這交換成了 觀音手中的靜瓶，人間的希望和祈求都能從中如願以償。 事實上，遠古的人們想不出編壹個能救苦救難、成人之美的觀世音，卻能想得出用協作互助的方法使勞苦之下多有增殖，商品就是這樣在交換過程中使勞動產品各互增了壹定值。 這 種在交換過程中增殖的部份，即這個例子中多出的1天勞動價值，就是商品價值，商品價值的全部含義只在其中。只不過因隨後而來的商品生產的擴大和不斷細化， 使商品的價值與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模糊化，單個生產者在商品的海洋中要想得到滋潤，全靠自己的產品在作為商品投入這汪洋大海之中後的捕獲，而自己的勞動 產品對自身消費卻顯得微乎其微，甚至不直接使用或消費自己的勞動產品。 於是，人們對物品的概念全部轉嫁在商品身上，商品成了專指有用物而言，商品價值被當作作為商品的物品的價值不分場合地混同使用，而真正的商品價值卻被人們遺忘了。 關 於商品價值，亞當?斯密有壹段很近似的描述，他說：“每種東西對於已經獲得它而又願意出售或以之交換他物的人說來，其實際所值等於它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 身上的辛勞。”（摘自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8頁）。不過這後壹句，“使他省卻並轉加在別人身上的辛勞”卻與事實不符。 照斯密看來，每種東西都必會耗用壹定的勞動量，他雖然已看到交換能使交換者“省卻”壹份辛勞，但不相信任何東西會在勞動量付出不足的情況下成就。於是就把省卻的這份辛勞說成是“轉加在了別人身上”。 如果甲、乙兩人互相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甲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乙身上，乙也因此把他省卻的辛勞轉加在了甲身上，那到底誰將辛勞轉加給了誰呢？如果誰都能用交換的方法把本該屬於自己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那“交換”不就成了壹個醜惡的巫師了。 事實上，誰也沒有把他省卻的那份辛勞轉加在別人身上，而又確確實實在交換中都省卻了壹份辛勞。這才是斯密本來要說的那件用來交換的東西的“實際所值”。這個“實際所值”與我這裏說的商品價值很相近似。 商 品在其交換關系中，除了它的商品價值外，還有壹個不可或缺的成分，那就是使用價值。盡管由於馬克思的影響，那些崇拜的學者們已決斷：使用價值在政治經濟學 中不具有研究的價值，只是因為它存在於商品中，才勉強把它提出來（“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像……”政治經濟學提到它“因為它是交換價 值的物質承擔者。”《政治經濟學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頁）。 照馬克思及其信徒們看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已包括了商品的全部內容，而這位所謂“德國的第壹位政治經濟學大師”又只把商品的使用價值當作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卻把交換價值安放在壹個至高無上的位置上。 但 使用價值又不可丟棄，因為沒有它，交換就會像氣團壹樣漂浮起來。馬克思是看到了這壹點的，因此他在論述商品時，通篇都在嘮刀使用價值，卻始終不肯承認它的 價值地位。但商品也好，產品也好，使用都是它們的最終目的，這就使得使用價值必然在人們對商品的取舍上產生深刻的影響。它雖然不完全如西尼爾說的那樣，是 壹切交換的動機，卻更不是像馬克思說的那樣，與商品的交換完全無關。（“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馬 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51頁）。 在《資本論》中，“商品”是馬克思開篇的第壹個章節。作為壹個業余經濟學者，他大 量照抄了李嘉圖和斯密的商品和價值理論，作為壹個意識形態的蠱惑者，在他的商品觀中已完全看不到物質財富的痕跡。他的商品理論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 抹殺了勞動創造的意義。他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個定論與人類從古至今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分配的自然規則大相逕庭，完全違背 了人類物質生產和財富創造的基本規律，是導致用他的理論建立的國家生產、經營效率低下，永遠落後於他國和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荒謬的勞動耗費價值論

　　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人們普遍認為，使用價值體現的就是財富價值。但把使用價值與財富價值完全等同，那就又把詞意看得太狹窄了。財富是人們對壹切需用或可用物品的統稱，這種物品的多少，標明財富的多少或財富價值的大小。而使用價值卻不能單純僅用2噸鐵比1噸鐵的價值大這種物品數量上的多少比較來概括。

　　從使用價值的發揮即物的效用能否充分利用上，就存在同樣1噸鐵在使用上的那種區別。比如1噸鐵可能在兩個不同地方的使用價值不同，在兩個不同的人手裏也同樣有這種可能。

　　對同壹類物的使用價值大小區別就更明顯。同樣兩件上衣當然沒有區別，它們無從交換，但普通上衣與羊毛上衣就壹定有區別。

　　並且，漁船和漁網都是捕魚工具，它們即使不交換，其使用價值大小也絕對不同。不能說捕魚工具是壹種使用價值，保暖的是壹種使用價值，充饑的也是壹種使用價值……如此等等。在今天，同樣用途的不同商品五花八門，新材料和新技術還在繼續使商品多樣化。如果只把使用價值限定在商品種類的區別上，僅僅以其有用而排除同壹類商品之間的價值比較，顯然對認識商品是極為不利的。

　　除此之外，還有用途不同的商品之間在使用價值大小上的區別。由於這是理解商品使用價值大小及其在商品交換關系中的作用的關鍵，因此需要對它較詳細地加以說明。

　　我們還是拿前面例子中提到的兩位勞動者來進行比較，並假設他們的能力或技巧或智力都壹樣。他們倆同樣用壹天時間壹個制造了壹把石斧，另壹個制造了壹張漁網（這是兩種用途不同的物品）。還是像前面的例子那樣，壹把這樣的石斧能幫助用斧的那壹類勞動如折取樹枝或獵取獵物的效率提高—倍，壹張漁網也能使捕魚的勞動成果比直接用手時增加壹倍，並且它們使用的耐久性也壹樣。那這兩件勞動產品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說法，是相互再合適不過的交換對象了。

　　對於這兩件不同用途的工具，它們都能使適合運用它們的那壹類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並且都具有壹定程度的耐久性，這些就是它們的使用價值。

　　如果這兩個因素—效率和耐久性—不能共同使勞動者從使用它們中受益，那它們就沒有使用價值。比如，它們雖能使勞動效率提高壹倍，但耐久性不夠，如只能使用壹天就會損壞。那耗用壹天的辛勞制造出來，僅在第二天使用時剛補償了制作它們耗費的時間和辛勞就損壞掉了，那它們就可以說毫無使用價值，但它們並不能說完全不能使用，因為它們畢竟使用了壹天，只是在價值上來講是毫無意義的。

　　或者，它們雖具有壹定的使用耐久性，但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微乎其微，那它們也可能會因此失去使用價值。如果相反，它們的使用耐久性增加或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增加或者兩方面都增加，那它們的使用價值也會增加。

　　如果以上兩件勞動產品的耐久性不壹樣，或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不壹樣，那它們的使用價值大小是不是也不壹樣呢？李嘉圖顯然是忽視這壹點的（參見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章），而馬克思卻根本沒有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使用價值大小的區別或概念。在他看來，使用價值只有質即屬性的區別，而無任何大小的區別。他們都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取決於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上述例子中的斧與網，無論它們的使用情況如何，只要它們是同量勞動生產的，它們的交換價值就應該相等。

　　在李嘉圖的類以例子中，他沒有把兩件工具直接用來比較，而只把兩件工具運用下的勞動成果拿來加以比較。如在我們這個例子中，他認為，獵人如用捕獵工具壹天能捕獲壹只鹿，漁人用同樣價值的捕魚工具壹天能捕撈二尾鮭魚。那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定論，壹只鹿就能也只能換二尾鮭魚。或者說1只鹿＝2尾鮭魚。並且他說，“如果用同量勞動所獲得的魚減少，或是所獲得的獵物增加，那麽魚的價值和獵物相比就會上升，反之，如果用同量勞動所獲得的獵物減少，或所獲得的魚增加，那麽獵物的價值相對魚而言就會上漲。”而且，“不問產量多少，也不問壹般工資或利潤的高低，魚和這種獵物的相對價值都完全由實現在兩者之中的勞動量決定”。（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0、21頁）。

　　粗看起來，這確是壹個千真萬確的真理。但這個世界上什麽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我們按他的說法假設，獵人壹天能捕獲壹只鹿，而漁人壹天只能捕撈幾斤魚或幾條並不怎麽樣新奇古怪的魚，那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壹只鹿就只能換這幾斤魚了。可我們說這只鹿子我們並沒有假定它得了侏儒癥，使它小到只能和幾斤魚相交換。就算魚是經過千難萬險來到大森林裏與鹿相見，鹿也決不會因是初見陛下而就自認卑下，與魚成交。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是捕魚的勞動收效較低，而捕獵的勞動收效較高。於是漁網就會相對石斧減小或失去使用價值。

　　只要其它方式的生產相對較易而漁業的生產相對困難和收效較低，漁網的使用價值就只會相對較低或致無使用價值。

　　而魚呢？當然會因其稀少在交換價值上有所增加。但僅僅只能是“有所增加”。它的交換價值不可能像李嘉圖說的那樣與其稀少的程度成正比，因為它的使用價值會限制交換價值的增長。

　　如果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那壹只鹿就只能和任意數量上的魚相交換了。這壹原則如果體現在國家制度中，對國民財富的增長是多麽有害。用馬克思理論建立的公有制經濟，正是從始至終都遵循著這壹原則。

　　在上述情況下，漁網是壹種使用物，依然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它壹天多少能捕幾斤魚。石斧是另壹種使用物，壹天能獵獲壹只鹿。它們都是等量勞動下的產物。可使用效果上的這種差別，又如何能勉強它們之間按照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呢？

　　李嘉圖的這壹結論，本來是在論述自然交換率時作出的（參見《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21頁）。按照這個自然交換率，任何社會產品的取舍，都取決於市場的選擇。

　　因此，等量勞動相交換在李嘉圖的分析中只是壹種趨勢，而不是壹種規定。可它卻引起馬克思長篇大論地在勞動等於勞動上大兜圈子，另壹方面又責備李嘉圖“眼中只有生產，卻絲毫不提隱藏在分配後面的社會的罪惡和歷史的根源”。

　　那在哪些商品的交換中，最“接近”等量勞動相交換呢？只有在那些使用屬性完全不可取代，又是人們所必需的商品之間的交換中，才會出現。比如糧食和棉花，壹是用於充饑，壹是用於保暖，它們完全不可取代。正是這些絕對無法取代又不可或缺的商品之間的比較，才最易使人們想像到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的產生和由來，並理解到它的“正確性”。

　　但如果人們願意冷靜的細想壹下，就可知道這壹理論，即“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在人類這壹自然物種為生存而進行的整個勞動產品的相互交換過程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正確的，或者是可接受的。

　　誠然，人們必須吃也必須穿，缺壹不可。如果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2公斤棉，那自然交換率就是20公斤糧＝2公斤棉，天經地義。可這是在今天說的，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需要。壹 就是有壹天突然變為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1公斤棉，那人們也許還會同意20公斤糧＝l公斤棉。

　　但我們如果設想得極端壹點—只要我們冷靜到承認它的可能性，那怕是千萬分之——就是突然有壹天變為壹天勞動是20公斤糧或僅僅只是1克棉，那還能不能認可20公斤糧＝l克棉？人類在大自然中的生存努力就真的如此被動？非穿不可。今天的人們這樣認為。可原始人，類人猿會這樣認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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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習慣’’在這裏是指人們已在為生存而生產的選擇中，確定和認可了兩物的需求與勞動付出之間的比例。

　　事情絕不是這樣，因為各種物品的使用價值是根據它們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生產的。或者說，各種物品中需耗費的勞動量是根據它們的使用價值來決定是否值得付出的。在商品生產出現以後，交換價值也必然與使用價值聯系在壹起，因為人們不可能對價值的認識盡退步到不知道交換的目的。也許我們今天習慣使用的棉，正是早期與其它禦寒物的勞動付出與使用價值大小的比較下選擇而來的，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完全可以證明這壹點，漢代的黃道婆距今並不算久遠。

　　棉的使用給人類生存發展註入了新的活力，也像谷物給人類的生存發展註入的活力壹樣，它使人類在地球上的數量大大增加，遠遠超過了那些在過去比人類多得多的生物。

　　如果人類今天還是以這些生物為自己的食糧和衣著的話，就算是在今天的這種良好基礎下，人類也只能數著自己的指頭就可看到末日來臨了。如果人類是在那個時候就啟用了“等量勞動相交換”這壹理論，那谷物和棉花會出現嗎？用什麽力量來使它們出現呢？因此，把這壹理論運用在國家制度中，就猶如把國家的發展釘上十字架壹樣。馬克思的公有制經濟正是在自覺和不自覺中都在這樣做。

　　從上述情形可見，僅用勞動量來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何等困難。追索這壹理論，我們似乎可以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那裏找到它的起源。亞當?斯密說：“勞動是第壹價格，是支付壹切物品的原始購買貨幣。”並說：“在那資本積累和土地占有出現以前的早期原始社會狀態裏，獲得各種物品所必需的勞動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為這些物品互相交換提供的唯壹條件。”（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參見《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8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李嘉圖也說：“在社會的早期階段，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幾乎完全取決於各商品上所費的相對勞動量。”（《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壹卷第8頁）。

　　他們都說在社會早期或在原始社裏，勞動是物品互相交換的唯壹尺度。那在原始以後呢？斯密又提出了用谷物來做價值尺度。

　　但谷物是被當作“在市場上所能換得的勞動量”來看待的，這就跟工資很相近似。當資本已經積累起來，和對土地使用必須支付地租的時候，當商品並不僅僅只是個別的勞動或是瞬間的勞動所能形成，它必須由資本、勞動、土地或西尼爾稱作的自然要素等等壹系列構成生產成本的因素形成時，僅僅把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改成所能支配的相對勞動量就能解決問題嗎？這種改變在意思上並沒有發生根本的偏離。勞動也好，成本也好，都只是指的耗費，明確無誤地就是指耗費就是索取的理由，並且兩者必須成正比關系。

　　也似乎是：交換時付出物品中耗費掉的必須與索取得到的物品中對方耗費的量相等。這裏交換似乎成了壹種遊戲，所註重的是雙方耗費壹致，而通過交換謀求價值增殖的目的已淡漠得幾近無遺。

　　盡管李嘉圖不同意斯密用谷物來做價值尺度的說法，但他自己也說：“勞動者的工資……是壹定量的食物和必需品。”（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11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勞動的自然價格取決於勞動者維持其自身與其家庭所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價格。”（同上書，第77頁）。

　　李嘉圖堅持他壹貫的立場，認為勞動才是唯壹的價值標準尺度。這壹價值尺度在社會的早期階段和在資本積累到壹定程度的先進的工業條件下壹樣適用“只不過沒有任何壹種商品，在現在和在所有時期都恰好需要同壹數量的勞動來生產它。因此，壹個作為完善的價值標準的商品是得不到的。谷物、黃金等等都不可能成為完善的價值標準”。

　　但例外的情況並不是絕對沒有，李嘉圖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30頁）中說道：“資本在不同行業中劃分為不同比例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在幾乎完全只用勞動來生產的情形下能普遍適用的壹條法則，即除非生產中所用的勞動量有增減，否則商品的價值決不會改變。”

　　他壹方面表示贊同斯密說的勞動是第壹價格的說法，另壹方面又把勞動的自然價格說成是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如果按照壹般邏輯常識推論，我們就會得出“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是第壹價格”的結論，這顯然是荒謬的。

　　但李嘉圖顯然無意下這樣的結論。因為在這裏，前壹個勞動是作為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來講的，後壹個勞動則是作為受雇傭的工人付出的勞動量來講的。

　　可這兩個勞動會有什麽區別呢?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包括馬克思的“批判學”那裏，都只有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過去勞動與現實勞動，活勞動與死勞動，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等等的區別，從來沒有勞動等級的區別。勞動就是勞動，同壹勞動中沒有貴族和平民。

　　可在這裏，兩個勞動地位顯然不同。前壹個“勞動”作為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被尊為來決定商品的貴賤，而後壹個“勞動”只是被用來決定勞動者工資的低賤的活勞動。政治經濟學中無形中存在的這種勞動地位差別顯然荒誕不經。這種現象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引起的呢？就是李嘉圖可能把“物化勞動”加進了“過去勞動”的成分，即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的成分，使物化勞動的價值“地位”提高了。但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李嘉圖，都沒有在這方面明確指出過。李嘉圖甚至說：“生產時運用了固定資本的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會跌落；而且固定資本量愈大，跌落的程度也愈大”（這倒是事實。因為生產率愈高，單件產品的價格就會愈低。我們在後面會討論這壹問題）。這就證明，這裏說的物化勞動，至少與過去勞動無關。馬克思就更是，他從來就不承認過去勞動。過去勞動在馬克思眼裏，最多只有折舊的權利，沒有獲利的資格，也就不是他認可的價值提高或形成的依據。

　　那麽，這種勞動“地位”差別的意識流露，是不是馬克思抽象勞動理論產生的根源呢？馬克思壹向沾沾自喜於他的抽象勞動理論，相信這和剩余價值理論壹樣，只是他的個人發明，沒有旁人做他的幫兇。事實上，李嘉圖在這裏是忽略了商品價值的存在。物化了勞動在其中的商品是有價值增殖功能的。勞動者在資本的操縱下，付出的勞動融入在商品中，僅僅以其中的現實勞動衡量商品的價值，是把商品的價值功能，包括資本的功能全加在了勞動上，才使得他“不經意”地做出兩種勞動地位的表述。

　　而僅僅以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決定勞動力的價值，又顯然貶低了勞動者的勞動付出。勞動除非是在強迫下，否則不會僅僅只夠糊口。

　　那勞動者的工資是不是代表勞動者付出的物化在產品中的勞動量呢？並且，工資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物化勞動量是不是等於勞動者為獲得工資所付出的勞動量呢？

　　這壹問題的提出，對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對這壹理論所確立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將產生無窮無盡的疑慮。

　　如果按等量勞動相交換，勞動者的工資（或工資代表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就應該代表壹定的物化勞動量，這個物化勞動量應該平等地與其他任何有相同物化勞動量的商品進行交換。如壹天工資應等於物化了壹天勞動即平均壹天所能生產的谷物量或別的生活必需品量。因為1日勞動＝1日勞動，否則勞動決定價值的原則就會被破壞。

　　可是，如果壹個生產谷物的勞動者用他勞動壹年的全部收獲作為工資支付給另壹個勞動者，要這個工人（我們在這裏稱呼這另壹個勞動者為：工人）為他勞動壹年。那他這樣做又有什麽意義呢？如果有意義的話，就是他如果不雇用這個工人，這個工人就會餓死，如果他雇用了這個工人，就反過來他自己餓死，因為他壹年的勞動所得，應全部作為這個工人壹年的工資支付給這個工人，才符合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

　　要麽，讓工人留下壹部分給雇傭者。那我們看到，交換發生了偏離，在這裏不是按等量勞動進行交換的。馬克思正是以為在這裏發現了秘密，驚呼勞動者不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把勞動者除成本外的勞動創造物全部拿走，而是剩余了壹個更大的部分讓使用他勞動的人剝削了。照他看來，雇傭者只能依靠成本生活才是合理的。可成本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就是有了也總有壹天要被吃盡。

　　另壹方面，斯密和李嘉圖也認為，無論何種情況，只要是用壹年勞動所得的谷物，就總能，也只能交換用壹年勞動所得的任何其他物品。那像前面壹樣，用壹年勞動所得的谷物交換壹年的勞動，是再標準不過的等量勞動相交換了。因為這裏不存在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折差麻煩，就是有這種勞動和那種勞動的差別，也極容易找到衡量它們的標準—只要看雙方都未多占對方的勞動，就能精確地確定雙方勞動付出壹致。可這種交換又有什麽意義呢？它對財富增長（不管是雇傭者還是受雇者）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

　　交換是基於不同使用物的等量價值交換，不是等量勞動交換。因為價值的概念是形成於人們對事物有用性的認識和評價，不是對事物辛勞的認識和評價。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就只評價商品的辛勞，不在乎商品的有用性。而沒有可用性的物品又如何能成為商品呢？這顯然是荒謬的。

　　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價值論

　　在政治經濟學中，人們普遍認為，合理的交換應該是1日勞動＝1日勞動。斯密和李嘉圖在說到這個問題時，從始至終都是圍繞形成商品交換的規律在討論。馬克思卻對此的全部意圖是就勞動的剝削與被剝削。 既然在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中，人們都認為合理的交換應該是1日勞動＝1日勞動，那1日勞動＝幾日消費呢?這就沒有人論究過。在勞動剩余存在的前提下，必然1日勞動＞1日消費。如果我們假定，1日勞動＝2日消費，那2日勞動就＝4日消費……以此類推。如果壹個勞動者從零開始， 那他當然得按這個過程勞動—積累。 但如果他利用別人的預先積累勞動呢，而預先積累參與的勞動又具有增加勞動創造的能力，使他的勞動比如說變為1日勞動＝4日消費。那因此產生的他們之間的分配問題又該如何解決？是按照平等自願的自然規則呢？還是按照強加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在消費是必不可少的固有前提下，又該如何來對待這個勞動與積累的時間差，和它們在不同狀態（分離或結合）下創造的價值差呢？ 又壹個問題是，既然壹日勞動總可以交換壹日勞動，那勞動者為什麽要出賣他的勞動而不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呢？更為離奇的是，如果我們同意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那“就會得出結論說，勞動的價值取決於勞動的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這顯然是荒謬的”（賽?貝利《對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l頁，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85、586頁註）。 馬克思也同意賽?貝利的反詰，但深刻的意識偏見扭曲了他的正常思維。他盡管看見了這壹矛盾，卻只用它來非難李嘉圖，卻不用來端正他自己的觀點。他依然壹邊堅持價值取決於生產中所使用的勞動量的理論，壹邊又結論說：“勞動的價值只是勞動力的價值的不合理的用語，那麽不言而喻，勞動的價值必定總是小於勞動的價值產品……創造6先令價值的勞動有3先令價值。”（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9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這樣壹來，似乎整個世界都顛倒了過來，勞動不是在勞動者自己使用而是把它與工資交換以後就使勞動者所得減少。馬克思後面這句話如果寫成等式就是：6先令＝3先令。這與我們在前面討論商品價值時的結論完全相反。勞動者把勞動用於交換時不是像其他物品用於交換時那樣得到1＝2的收獲，倒相反得了壹個2＝1的結局。 這是不是說，當物品作為商品時，或勞動產品作為商品時，就會有壹個美好的世界，而當勞動作為商品時，世界就會顛倒過來呢？ 要麽，就是觀察者自己倒轉身子，才看到了壹個與事實不符的顛倒的現象。因為我們如果對前面的例子倒轉身來看，也會得到這種相同的結果：1把斧交換1張網，1把斧對制網人來說要用2天勞動，l張網只用他1天勞動，那該死的制網人用他的1天勞動換走了2天勞動，制斧人該譴責制網人剝削了他。因為制斧人創造了2天勞動的價值產品只得到了制網人1天勞動的價值報償。 同樣，制網人也要譴責制斧人剝削了他，因為制網人創造了2天勞動的價值產品只得到了制斧人1天勞動的價值報償。 這種顛倒認識事物的方法也能合理地解釋這個現實世界。因為世界是無極的，這正像我們在白天是頭頂著太陽，到了晚上，當我們倒轉身來用腳對著太陽時，也同樣能正確認識這個現實世界壹樣。 馬克思為上面的結論補充說：“拿資本家來說。他無疑希望用盡量少的貨幣換取盡量多的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59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是，作為交換雙方的另壹方，工人又為什麽不希望用盡量少的勞動換取盡量多的貨幣？這是交換關系呢？還是所有權關系？ 如果是交換關系，是貨幣代表的妳情我願的交換關系，那麽勞動力的這種交換就是相互的自願讓度與如願獲取的結果。 如果是所有權關系。馬克思聲稱是因為資本家占有了資本，占有了生產資料，才導致了這壹顛倒的，暗無天日的結果。 可按他的說法，交換價值並不是由資本也就不是由生產資料決定的，而是由勞動（即他只認可的現實勞動，不包括任何過去勞動的成分）決定的。可勞動是在勞動者手裏而不是在資本手裏。在價值取決於勞動產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或必要勞動量的理論下，在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下，“無論情況如何，1日勞動都總能交換1日勞動”。那勞動者依靠他的勞動就足夠了，又何需要資本家的資本呢?又何必鼓動強占生產資料呢?壹個並不能決定商品交換價值，僅僅依據物權法擁有所有權的資本，又如何能欺行霸市呢？這顯然是前後矛盾的。 相反，壹個沒有任何所有權依據，卻要占有壹切勞動成果的理論，就在他的《資本論》中建立起來。 馬克思竭力鼓吹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卻又難以自圓其說，只好將社會規則的不理性，歸咎在資本的社會存在形式上。壹方面，他堅持強調勞動量等於價值量，而他的全部理論卻又為搶奪資本，首先是搶奪生產資料不遺余力。想必是，這些他稱之為過去勞動的生產資料，在增進勞動效率的作用上，在決定勞動產品的價值上，還是那麽令人難以忘懷。 在人類自主勞動的歷史中，在社會理性主導的人類交往和財富創造過程中，勞動在量上的消耗和在這種消耗創造的財富量上、質上的預期實現，正是由於資本無窮無盡、無拘無束的存在形式，提供了勞動發揮的自由空間。在這整個過程，任何商品的價值定量，從來就沒有絕對穩定過。正是這種不穩定狀態，或者說，正是這種隨勞動任由發揮的自由天地，激發人們永無止盡地追求。也正是這種無拘無束對使有價值的追求和開拓，創造了這個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 如果讓商品交換在勞動量下衡等，如果讓勞動與資本失去自由伸展的環境和空間。只要這個秩序壹建立，人類勞動創造的末日也就來臨了。 商品的價值如同是水，永無定形。它是商品的生命，是“勞動創造”的生命，是勞動與資本發揮的無形、無限空間。如果固定商品的價值，就如同將大海凝固，生命將不復存在。馬克思意圖用勞動量固定商品的價值，會使社會生產出現什麽後果？其做法是何等地愚蠢。他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和生產資本統治階級所有制，就是在建立這個秩序。中國就是這個秩序的最大受害國，它給中華文明帶來的是滅頂之災。 如果說，毛澤東的死亡使中國在不斷滑向這末日深淵中停止下來，那麽，“堅持馬列主義”的牌位，就是束縛中華脫離這深淵的枷鎖。

　　商品交換

　　李嘉圖說：“勞動是壹切價值的基礎，”（《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壹章15頁）。這是正確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中，它只是壹個在抽象意義上運用的概念，它並不能因此引起勞動成為唯壹的標準價值尺度。從原始的簡單交換開始，從古至今，壹切交換都不是只在勞動量的衡量下進行的。如果是這樣，那人們交換尋求的就不是財富，不是享用物，而是壹個斤斤計較的勞動耗費上的平衡。 在現實生活中，購買商品的消費者，從來沒有哪壹位只關心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而忽視它的使用價值。人們正是看中商品的使用價值，才產生的購買願望。只有對商品生產者或對商人來說，他們註重的才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正如亞當?斯密說的那樣：“商人所考慮的只是貨物的名義價值或其價格。”但是，這個名義價值或價格的後面，仍然是貨物的使用價值。或者如西尼爾說的，是效用，是“可以直接或間接產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能力。”（西尼爾《政治經濟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17頁）。商品不具備這個能力，就不成其為商品。這個能力決定商品的成否，也決定商品的沈浮，即對商品的價值大小，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為即使是商人，也只有從使用價值的大小，即物品的效用大小上，才能讀出這個名義價值的物理量，從而求出交換價值的實際量，僅從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上是讀不出多少這個只謀求利得的量的。對於使用者來說，他們就更是只認為使用價值才是商品唯壹可供滿足的。 這裏使用了“唯壹”這個詞，並不是說使用價值的大小是決定交換價值的唯壹因素，而是就它對消費者購買所起的作用。 盡管購買者的欲求只是他交換到手的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物品的實際效用，但商品是壹個人人都可平等選擇、爭取的事物。因此，除使用價值外，還有壹個與勞動相關的因素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產生影響，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商品價值”。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因素是如何決定商品交換的。首先我們看看使用價值。 下面是我們借用前面的例子列舉的幾種使用價值不同時的情形： 1)、斧與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壹樣時，斧能使用15天，網能使用10天； 2)、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壹樣時，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網能使工效提高1倍； 3)、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網能使工效提高1倍，斧能使用10天，網能使用20天； 4)、同樣1把斧或1張網，勞動者A能用15天，勞動者B能用10天（近似於第壹種情形）。或者，勞動者A用它能使工效提高2倍，勞動者B用它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近似於第2種情形）。這壹點似乎是節外生枝的事，但從此處我們看到，比如像文化、體育、娛樂等等這類物品，如果是在壹個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群體之中，其使用價值就會極小，甚而可能無任何使用價值。而這些物品如果在壹個有壹定發展的群體之中，就會顯得極為重要，其使用價值就會顯示出來，物的效用就可能得到充分發揮。 只要我們能認識到，物在不同人手裏確實具有不同的使用價值這壹點，我們就可因人、因地、因時而異，選擇適合的商品從事生產，讓物發揮它的效用，而不是沖動、盲目地要求市場憑空承認自己的勞動，更不是由行政法規去強制市場憑空接受那些無效勞動。 在第壹種情形下，壹把斧能用15天，壹張網只能用10天，都要制作者耗用1天勞動時間，而購買者如自己制作時要耗用2天勞動時間。這樣，斧的使用時間長，反而會因此使得它的交換價值降低。因為網用壞時斧還未用壞，制作斧的勞動者在網用壞後就會首先急著去找制網人交換。制網人因斧還未用壞不急於換斧，就會藉此擡高網價。 這是多麽順理成章可又是多麽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按等量勞動相交換，壹把斧也能理直氣壯地換壹張網。可上述不合理的現象卻得到了這樣壹種理論的支持，並運用數學的精確計算把它說得煞有介事。 這個理論說：因為較為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慢，較不耐用的工具價值轉移較快。斧因為較為耐用，其價值每次就只有壹小部份轉移在鹿身上，而網因為較不耐用，其價值每次就會有更大的部份轉移在魚身上。 這樣，鹿肉的交換價值在這方面就會低於魚肉的交換價值。這就必然使得石斧的交換價值也小於漁網的交換價值。因為人們很容易就想像得到，如果糧食的交換價值很低，農具的交換價值會高得了嗎？農業機械化的步伐又快得了嗎？ 這個理論如果用於企業對自身產品的經濟分析和評價是合宜的，但要用在國家制度規定的產品價格管理上，對國民財富的增長將起著極大的阻礙作用。公有制經濟從來就是把它作為各生產部門產品的主要定價依據的。 當制斧人看到這壹點並有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他就會只用0．8天時間制作壹把只能用10天的斧交給制網人用以換網。那立即，他們的勞動又會不等量。 當然，制斧人不壹定非偷工減料。因為市場上不止壹個制斧人與制網人，就會形成兩個制斧人與三個制網人對立，用兩把斧換三張網，使市場上網與斧的需求與供給平衡。 這樣變動後對商品價值會產生什麽影響呢？ 這時對制網人來說，1日勞動＝2日勞動；對制斧人來說，0.8日勞動＝2日勞動，1日勞動就等於2.5日勞動。這兒出現了不平衡，情況對制斧人有利。 那大家都來制斧，比如形成3個制斧人與2個制網人對立。3個制斧人1天制3把斧能用3×15＝45天，2個制網人1天制2張網只能用2×10＝20天。那市場供求不平衡，又會亂了套。如要市場平衡，就只好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來搪塞，硬說制斧人的0.8日勞動應該等於制網人的1日勞動。於是問題得到了解決。而的確也存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這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得到了認可。 事實上，任何有用物品在生產的難易程度與使用價值上都不是成正比例的。盡管世界上確實存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但這裏的斧與網不同絕不是這種區別引起的，而是上述比例不同形成的。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制斧人占有天時地利之優。這種優越本來是使用價值使形成的，可人們都壹概而論認為是勞動不壹致形成的。加上壹切價值都是由壹定量勞動創造而來的認識，這就使人們容易產生壹種錯覺，認為勞動是衡量價值的標準尺度，商品的交換價值就以商品中通常所耗勞動量或必要勞動量相壹致。 可人們只要細心地留意壹下就會看到，人們在市場上選擇的並不是勞動，而是享用物。當人們購買準備付價時，並不是掂估該商品耗用了出賣者多少勞動，而是掂估該商品對自己有多大用處。 在壹個市場上，任何兩件商品對立時，都會存在種種顯豁的差別。只要兩個持有人心甘情願地交換，就必然都受益匪淺。但兩人受益大小是很難絕對壹致的。受益小的，也不壹定是吃虧，因為可能是他沒有或不能把換到手的商品使用價值像別人能做到的那樣發揮到最大。 如果他是能將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並且有相當的消費者都不如他，撇開商品價值這方面的影響，那他就是能出最高價格購買該商品的人。但該商品顯然無法用這個最高價格在市場上立腳，它必須退讓到壹個能擁有必要的消費數量的價格線上。那這個能把該商品的使用價值發揮得最好的人就會占便宜，就像日本人在中東石油價格上占的便宜那樣。 所以我們說，使用價值在商品的交換關系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2種情形是，在斧與網的使用耐久性壹樣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比網高。 這種情形最能左右它們協助生產的那類產品的相對價值。如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高，使獵物的捕獲量比魚的捕獲量在同量勞動下增加較多，同量的獵物相對魚的價值就會比過去降低，但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卻會上升（這壹點我們在前面已討論過，這裏就不再贅述）。而不是像以往人們論證的那樣：只要勞動量不變，各類商品之間總體的相對價值量就始終不變。 斧與網的價值是通過它們協助生產的能供人們直接消費的那些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的。因此，這些產品的相對價值發生變化，就必會使它們的相對價值也相應地發生變化。斧由於效用高，使用價值大，它協助生產的壹定量產品的相對價值降低了，但總體的相對價值卻必然會增大，它自身的價值也必然會在這個過程中增大。 在這裏，降低，是說明人類謀求生存所耗費的勞動在減少；增大，是對勤勞和智慧的報償。 如果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只是彌補了徒手勞動時的不足。比如在未使用工具前，徒手獵獲的野味是平均1日2.5公斤，捕獲的魚是平均1日5公斤。當有了斧與網這兩種工具後，使平均1日獵獲的野味和捕獲的魚都同樣是10公斤。在這種情形下，用斧幫助提高的工效較大，在其他因素都相同時，其與網的相對價值會如何表現呢？ 這種較為特殊的比較，只能說明未使用工具前，徒手捕獵的勞動收效低，壹定量獵物的價值相對較大。但同量的野味和魚用於充饑時其使用價值是相當的。野味只會因其稀少在口味追求者這壹邊能贏得較多的消費者。如在饑餓所迫到壹定程度，人們就只會選擇從事漁獵生產而顧不及野味了。而只有在使用工具使兩種勞動的價值達到壹定水平時，才會使兩種勞動按比例進行。在這裏，斧幫助提高的勞動效率相對網高，但它的價值效率相對網並不高。 因此，在討論勞動效率的時候，壹定要註意價值效率的大小。價值效率大的，產生的使用價值就大，交換價值也必然大。我們在這裏為說明商品使用價值舉例的斧與網提高的勞動效率大小，也是在有價值效率區別的基礎上才有意義。 第3種情形從表面上看，斧能使工效提高2倍，但只能使用10天，網雖然只能使工效提高1倍，卻能使用20天，它們似乎在工效與耐久性上使它們相抵了。因為如果兩把斧依次使用和兩張網同時使用時，正好可以相抵。 其實不然，兩把斧依次使用必然有壹把暫時閑置，即意味著這壹把用不著急於購入占用資金或不必在開始就用這樣大的勞動預付。並且它是1人操縱。而兩張網必須同時使用才能使工效提高兩倍，即要由兩人來操縱才能實現。這樣斧與網的使用價值仍然不同。斧相對網即成為投資小，見效快，效用高的工具。盡管它們都是同樣要用壹天的勞動時間，分別由具有不同專長但智力壹樣的勞動者制造出來，仍然無法使它們平等地被市場接受。 所以我們還得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壹 第4種情形近似於第1和第2種情形，這裏就不再多述。 下面我們再看看商品價值是如何影響商品交換的。 前面我們在討論商品價值時提到了這樣兩個等式：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2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在這兩個等式中，兩個勞動者都同樣耗用了1天勞動，交換結果都取得了兩天的勞動價值。也就是說，在這個斧與網的交換中，它們的勞動耗費是等量的，商品價值也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設想當兩件商品的商品價值不同時，對它們之間的交換會產生什麽影響。 —————————————- 壹以往的論述家們都認可商品的使用價值就直接體現了財富價值，可又正是這些論述家們在以社會財富和它的增長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中，卻把體現社會財富的商品使用價值看得如此無足輕重，有的甚至竟把它說得毫無研究價值。這就像人們辛勤勞動追求的不是財富，倒是勞動耗費本身。 比如，制作石斧的勞動者1天制1把石斧，2天制1張漁網；制作漁網的勞動者1天能制1張漁網，3天才能制1把石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2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1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這樣，斧與網的商品價值就不壹樣。如果它們交換時，對制斧人，l天＝2天；對制網人，l天＝3天。網的商品價值＝3—1＝2天勞動價值（對制網人）。斧的商品價值＝2—1＝1天勞動價值（對制斧人）。 如果斧與網的使用價值壹樣，在商品價值相差不大的時候，盡管制網人由於交換取得的商品價值較高，交換的心情要迫切壹些，但交換對雙方都有利，並且是在等量勞動下的交換，表面上也許還看不出會妨礙交換。但制斧人自己動手制網的能力或者制網人自己制斧的能力使商品價值懸殊到壹定程度時，就很難設想不會不影響到交換了。 如果制斧人1天制1把斧，3天制1張網；制網人2天制1張網，3天制壹把斧。用式子表示就是： 1把石斧（1天勞動）﹕1張漁網（3天勞動） 對制作石斧的勞動者； 1張漁網（2天勞動）﹕1把石斧（3天勞動） 對制作漁網的勞動者。 如果1把斧換1張網時，對制斧人1天＝3天；對制網人2天＝3天，l天＝1.5天。它們的商品價值和物化勞動量都不壹樣。如要使它們的物化勞動量壹樣，就只能用2把斧換1張網。那對制斧人2天＝3天，l天＝1.5天；對制網人2天＝6天，l天＝3天。和前面正好顛倒過來，結果對愚人和懶漢反而有利。 這種等量勞動相交換的理論在自由競爭下難道也成立？就壹般而論，自由競爭是智者爭先。這種理論只有在沒有合理競爭的公有制經濟中才成立。所以公有制是懶漢和愚人的天堂。 也只有在自由貿易中，商品價值才會表現出來，作為價值規律的影響因素，左右商品之間的交換。 盡管我們在這裏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介紹得如此表淺，也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商品價值是交換的動機或交換的基礎，使用價值是交換的價值依據；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個因素，在商品交換中缺壹不可。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只有商品價值而無使用價值的物品根本就不存在，卻有那種只有使用價值而無商品價值的物品，比如空氣和陽光就是這類物品，它們的使用價值都很大，但卻對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商品價值，因此它們無從用來交換。 那商品在市場中的交換價值又是如何來具體確定的呢？它是由壹個商品使交換對方取得的商品價值量或在壹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商品價值量，結合交換對方取得的使用價值量或在壹個自由貿易區域內由市場認可的使用價值量來確定。用式子簡單表示就是： 使用價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在用於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時，並不是由生產者自己來認可，而是由市場來認可。生產者對自己的產品認可的商品價值只決定他交換的動機，即他是生產商品而不是直接生產自身所需物品的原因。比如在前面的式子中。漁網的商品價值對制網人來說是3－l＝2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對制斧人來說是2－l＝1天勞動價值。這實際是對制作者或售賣人來說的。對市場來說。則應把結果倒過來。因為商品不能按售賣人的意誌來定價，而要由公正的市場意誌來定價。這樣，實際是網的商品價值由制斧人或市場認可應是2－1＝l天勞動價值，斧的商品價值則由制網人或市場認可應是3－l＝2天勞動價值。 那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在市場中又是如何來確定的呢？ 我們在前面討論商品價值時已看到，商品價值並不是簡單地僅由商品中的物化勞動量或社會通常所耗勞動量來確定。對社會來說，商品價值是由買者如自己生產時將會耗用的勞動量減去賣者生產時耗用的社會必要或通常所耗勞動量來確定。 由於買者如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賣者，並會浪費較多的資源，因此社會應大力提倡商品生產，並協助它不斷擴大和細化。 對單個消費者來說，商品價值則是由買者如自己生產時將會耗用的勞動量減去買者交換時付出商品的實際耗用勞動量來確定。同樣，由於買者如自己生產時耗用的勞動量必然大於其交換時付出商品的實際耗用勞動量，因此，對個人來說，也會積極參與商品生產。 由於社會市場總是由形形色色的生產者和形形色色的消費者所構成，即使能確定生產者是相對穩定的，消費者也是從來不穩定的。誰都可能買，種地的、做工的、教書的……，等等。各行各業以及各個消費者對商品的認識都會不同。因此，商品價值將是壹個至少在壹定範圍內必然伸縮的量。它由各個消費者獨立確認，並匯集為壹個社會值由市場確認。 而使用價值呢？也近似於這種情形。對同壹種物，各地的和各個購買者的派場和用途也不相同，因此使用價值也是壹個至少在壹定範圍內伸縮的量。 對於兩件交換價值相同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也並不會壹定相同。並且對同壹件商品，不同的購買者購買時認定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的比例也不壹定壹致，它只是說明該兩件商品在壹個市場中被“確定”為使用價值與商品價值結合後的交換價值相同。 並且只是被市場所“確定”，並不是每壹個購買者都會受益壹致。這就是為什麽凡商品存在市場上，並不是每壹個有購買能力的人都會買，而買的人中間也有的人認為很合算（這並不壹定會刺激他超過需要的買），有的人則認為不大合算。但決定於買賣雙方各自的利益所在，它將驅使商品朝向顯示其最大的價值能力和發揮出最大的使用價值方面努力。 因此，讓商品在市場上自主地謀求壹個相對最高的價格出售，將有利於發揮它的最大效用。這就是自由價格下才會使物盡其用的原因，也是亞當?斯密描述的“看不見的手的效應”的作用所在。 最後，我們來為前面提到的商品的定義作壹個歸結，原因是這個定義顯然失之過窄。我在這裏要給商品下的定義是： 通過交換實現的，用最簡便的方法生產出來，並使用得最得當的那些物品。 這是從社會角度來說，我們對商品應有的認識，對生產者或從個別角度來說，對商品的認識還可以是：用最簡便的方法生產出來的最大物質財富的媒介。 顯而易見，商品交換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商品交換的目的是用物質方法以外的社會協作方法使盡可能用少量勞動取得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 因此，商品既繁榮國家，也充裕個人。它並不是馬克思形容的那樣，“是壹種古怪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第87頁）。

　　商品交換價值的理論探源

　　關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著作中說道：“價值這個名詞，有兩種不同的意義，有時表示的是某種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占有這物品後所取得的購買他種財貨的能力。前者可以稱為使用價值，後者可以稱為交換價值。”這就是說，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是壹件物品價值的兩個方面。 那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又如何區別和聯系呢？這“兩種不同的意義”又如何反映物品的價值呢？例如壹件上衣用於自己穿著時，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它也可以用以交換壹定數量的大米用以充饑，實現另壹種效能。當它用於穿著時其保暖的作用或其他效能是已定的。而同樣壹件上衣用於交換大米時具體能交換30公斤還是50公斤卻是不確定的。於是，壹件商品到底能交換多少其它商品，就成為人們討論的重點，也成為人們認識價值的關鍵。 李嘉圖對此結論說：“效用（即使用價值）對於交換價值說來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壹卷第7頁）。他對商品交換的結論是：使商品之間成交的，是它們包含的勞動量。 我們需要註意，這壹結論除非是上述交換的雙方，即那個用上衣交換大米的人和那個用大米交換上衣的人，對上衣和大米的效用完全沒有認識，只對上衣和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有所認識。 即大米持有者要交換上衣時，不是根據上衣的保暖和其他效用，而是根據上衣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同樣，上衣持有者要交換大米時，不是根據大米的充饑效用而是根據大米中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交換。 這在實際交換中是否可能？並且，按斯密的說法，使用價值是指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是指物品交換他種財貨的能力。這裏說的這個“財貨的能力”，當然是指物品交換到的“他種財貨”所具有的使用價值。因為“財貨”是就使用價值來說的，不是就勞動來說的，誰也不能拿包含在“財貨”中的勞動來享用，只能拿“財貨”的使用價值來享用。因此，交換價值實際還是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對立。 那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又如何區別大小呢？即壹件上衣的保暖作用到底與3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呢，還是與50公斤大米的充饑作用相等？物理作用上它們當然永遠不可能相等，但是在商品交換上它們必須要有壹個對等量，於是，這就與它們中必須耗費的勞動量有關聯的商品價值相關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勞動耗費量只是決定交換的因素中的壹方，另壹方，即使用價值的變量，只是因它在與他物比較下的高度抽象性（物的使用價值在使用時是具體的和絕對的，在與它物比較時，就變得抽象了），使它在馬克思之類被意識形態扭曲了正常思維的所謂“思想家”中無法認識到。對平常人來說，任何壹個消費者的交換行為，都顯示出他對欲交換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準確判斷，卻對該商品中包含的任何勞動量，確確實實都嚴重地認識不足。盡管各個消費者的意見並不壹致，但是他們對使用價值的真切感受，卻是無可置疑的。 為什麽書本與現實生活會如此地相互背離，是書呆子們的錯，還是只註重物質享受，只看重利得的消費者們的錯？ 壹件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可以在靜態分析中，即在既定的社會生產狀態下，適用來衡量和探究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這種既定的生產狀態下，社會各種產品已經根據它們的使用價值大小，確定了它們的生產比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即在決定交換的其中壹項已經相對穩定的狀態下，產品中包含的勞動量才可能參與決定它們的交換價值。 也就是說，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連價值的資格都不具備，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根本無從決定它的交換價值。 因為無效勞動理所當然不會被社會承認。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必須在它的使用價值與它物比較下具有為生產它付出壹定量勞動的前提下，才能參與決定商品的交換。 這就表明，壹件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本身，也是它的使用價值決定或賦予的。只有它的使用價值量，即效用能力支撐下的勞動付出才是有價值的。否則，誰也不會理睬和看重它。 即便這樣，這種由壹定勞動量參與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情況在競爭的社會生產中也是轉瞬即逝，很難長久穩定存在的。因此，僅用勞動量來決定交換價值甚至決定價值量是何等地無知。 斯密和李嘉圖也正是從壹個局部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各種商品生產的難易和需求狀況，從靜態上探究商品之間交換的依據，從而論述價值和價值量。 顯然，壹個產品是否值得耗費那麽多勞動量，是由它的使用價值來決定的。正是使用價值與勞動耗費量的結合，在決定壹個物品與其它物品的生產比例。也只有在這個比例已定時，用勞動量來確定交換比例才是可能的。 因為勞動創造價值的前提是，創造物的效用和功能。勞動創造的是效用，是財富。不同效用或不同用途的物品，它們的價值關系必須先由其效用，即使用價值來確定或做它們的“生存”依據，由勞動耗費量來參與決定它們相互“依存”的比例和參與決定相互交換。 物品中包含的勞動量也只能在這個時候，在壹個時期或壹個自由貿易區內穩定的局部時期，才可能決定商品之間的交換，它在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只能參與價值分析和產品生產、生存前景和地位的評估，而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唯壹依據，更不可用制度將之固定下來。如果這樣，無疑會窒息勞動創造，對社會財富生產和交換秩序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壹個物的使用價值，在消費者手中是其親身感受產生的，它是個絕對的量。但此物與彼物（用途各不相同的物，比如這裏的壹件上衣和壹定數量糧食）的使用價值比較時，卻很難絕對它們之間的量，因而是相對的。它們在同壹時期的不同消費者，在同壹消費者的不同時期，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都難以絕對化。 商品價值中的勞動因素卻不同。在壹定情況下，不同商品中耗費的勞動量卻能夠用絕對的量來衡量，如幾個工作日或幾小時等。 因此對任何兩種商品在壹定數量（如幾件、幾斤、幾打等）的比較下，它們之間在使用價值量上的相對徘徊，就能夠在壹定量勞動耗費下被穩定下來，或被最終用來確定它們之間的交換比例。 但我們清楚地看到，勞動耗費在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或交換比例上，只起到了壹個穩定劑的作用，交換的依據卻是使用價值，這壹點是不可動搖的。否則，我們就會找不到勞動的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商品社會中勞動是為了什麽，更無法明白價值波動的原因是什麽。 當然商品交換本身也是勞動交換，是勞動的社會協作，勞動耗費量不可能不在商品交換中起到壹定作用。 但歸根到底，既然勞動是為了生活和享樂，勞動創造的是享用物，那麽交換的依據就必然是享用物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增大或相對減小，必然隨時突破勞動耗費量的規定改變交換比例。 勞動耗費量的變化當然也會對商品交換產生影響，但遠不及使用價值大小的變化對商品交換產生的影響要敏感和作用顯著。 在競爭的動態下，對商品交換價值起主要作用的必然是使用價值。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今天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尋找不到新技術得以開發和啟用的動力，還會從此失去改善我們人類智力狀況的環境。 李嘉圖對此還說：“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泉源得來的—壹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壹個是獲取時所必需的勞動量。”稀少性是由自然決定的，壹般也只有勞動可能改變它，於是，在他的理論中，這個結論無異於說，勞動量是交換價值的唯壹泉源，勞動量的大小就決定價值的大小。李嘉圖從來也是這樣結論的。馬克思的結論，於此之中也有很大關系。 但李嘉圖說到的“商品”，是“具有效用的”，馬克思幹脆連這個部分壹概去掉，只堅持：勞動量等於價值量。 李嘉圖的這壹結論顯然失之偏頗，因為誰也無法確定這個“必需”的勞動量到底是多少，即使是市場確認，也從來沒有哪壹個市場對商品用勞動來標價。 並且，商品僅僅從它獲得的困難程度—稀少性和生產需耗費的勞動量—就成了它定價的依據，那商品的立腳點在那裏？“困難”顯然不是它成為商品的理由。它要成為商品，首先要具有壹定的使用價值，其次才是它的“困難”。即使它具備了第壹條件，結合獲得它的“困難”，使它成為了商品，它的“困難”度也絕不是它定價的依據。 李嘉圖等人也許忽略了“稀少”的原因。譬如某壹物品本身很多，但是某壹時期或在某壹地區需求的人群大，個體需要的量也大，等等。恐怕沒有人會對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產生需求欲望吧。沒有使用價值的物，任它稀少，以至獲取難如登天，也不會引起人們對它產生任何興趣。 某壹物品的稀少或缺乏，是由人們需求的程度決定的，而需求是由該物引起人們享用欲望的特質形成的，這就是它的使用價值。 人們為什麽要忽視事物的本質，去追究它的表面現象呢？稀少啦，生產它費時、費力、費腦筋啦。它耗費的勞動多，它的交換價值就大。那人們幹脆把壹切本來容易辦到的事情，都采用費時費力的辦法去做。馬克思的勞動耗費價值論，就得到的是這樣的結論。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在不知不覺地這樣在做。 壹件商品為什麽要費時、費力、費腦筋去制造它呢？原因就是它的使用價值值得為它去這樣做。並且，每個這樣做的勞動者，都會在這個過程中自覺地努力減少勞動耗費，同時努力提高商品的效用和質量，即增加商品的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價值功能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大公無私或者奉獻精神等等能起作用的地方。 商品的價值定量在使用價值，它的價值定位在費時費力。因此，使用價值才是決定交換價值的主要因素。馬克思經李嘉圖壹挑唆，立即就老眼昏花，所看見的就只有勞動，再也看不見使用價值了。 實際上，馬克思只是在紙筆之間看不見使用價值，他在肚中饑餓時，就會體會到，並且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地看見面包的價值是充饑的功能，而不是面包師制作面包耗費的勞動。他掏出馬克支付面包費時，壹心只想滿足他的胃和他那張嘴的需要，而在紙片上糊塗亂寫時，卻說他支付的馬克，是為購買面包師制作面包耗費的勞動。這個連日常生活都教不乖的十足的白癡。 李嘉圖的上述結論，同前述情形壹樣，須在壹種極為穩定的靜態的社會生產，或叫既定的生產狀態下，才是適用的，在謀求發展的商品生產的競爭狀態下，就難以適用了。我們如果閱讀李嘉圖“論價值”這篇文章中有關價值來源的論述，就可看到李嘉圖正是在對社會生產作靜態分析時，或是把社會生產的壹個斷面拿來分析時得出的結論，這就難免他的結論在動態的社會生產中出現偏差了。 但這壹顯見偏頗的結論又被馬克思取用為其“勞動量等於價值量”的理論根據，並出於強烈的意識偏見，不但否定了勞動效率在商品社會中的作用，也完全否定了過去勞動的價值作用，完全混淆了勞動創造與勞動耗費的區別。使他的理論成為阻礙社會財富增長的障礙，成為扼殺人們勤勉、努力、節儉等良好品性的消極理論。

　　資本與剩余和資本運用的變遷

　　政治經濟學在追尋資本積累或預先積累的進程時，就像生物學追尋萬物演化的進程。生物進化本身就是壹種積累，生命起源和形成過程也是壹種積累。如要夢想那種現成的天堂，這個天堂就不屬於人類，也不屬於生物和生命界；艱辛和困苦就是壹切生命形成的過程總結。

　　還在地球上第壹個生物分子形成之前，偉大的生命界還未開始它的長征，星體的形成和演進就已經歷了千萬年的漫長積累過程。大自然用它漫不經心的手，隨意地撫弄著這個宇宙世界。

　　偶爾，在壹個星體的表面上，溫度開始降低，開始是基本粒子集聚為原子核，稍後是質子、中子和電子的集聚形成原子。

　　原子和原子之間有著質的差別，個體的區別在這個星球上開始出現了。這種區別的形成過程與這個星球本身的形成有著同樣的偶然性，它不是上帝的作為，也不是任何既成的規約，它純粹是大自然的隨意作為。

　　隨著溫度繼續降低，使各種化合物的形成具備了適宜的條件。但溫度又保持住了，使這各式各樣，新奇多態的化合物得以保留，不致被這個繼續冷卻的星球凍餒。使這個星球保持住這個適宜溫度的，就是這個星球上壹切生命的太陽。從此，生命的偉大進軍開始了，有機大分子開始了它們的自我復制過程，同時通過壹定的組合方式構成生命的基體——細胞開始誕生。

　　這整個漫長的演化過程，就是生命得以形成的艱難的積累過程，生命的形成之始就是依賴已成的自然條件。這個積累過程，更以適宜的自然條件分不開。同時，新的合成又以其母體為模板，合成需要的能量又必須使合成自身而後有所剩余，以便進行新的合成。否則，生命就無法形成。

　　這壹切表明剩余的存在對推進演化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表明，剩余的產生所依賴的各種條件的預先存在。這個預先存在來源於不斷的積累，積累又來源於剩余的產生。剩余的量越大，積累的規模就越擴大，積累規模的擴大又不斷為新的剩余量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這種生物演進的過程與人類社會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發展過程是多麽地相似，簡直就是它的模板。

　　生命依賴的預先存在，是生物在壹定階段賴以生存的條件，我把這個條件叫做生物生存資本或叫生物資本，而把生物依靠壹定的生存條件即這個生物資本維持自身生命過程的能量剩余稱為基礎剩余或基本剩余，生命體缺乏這個剩余就必然滅亡。

　　如果壹個生命體依靠它特定的生物資本取得的能量，大於其維持生命消耗掉的能量，那麽積累開始，它的發展也就開始。如果取得的能量僅夠補充消耗掉的能量，那麽積累停止，它的發展也就停止。如果取得的能量小於消耗掉的能量，那麽該生命體就會很快消亡。

　　自從地球上有了細胞，多種形式的生命體開始了各自的長征。各種各樣復雜的生物體，都同樣以細胞作為自己的起跑線。在這場大競賽中，人類有幸處於領先地位。人類之所以能領先，完全是人和分化為人的祖代的這種生物形式比其他生物付出了更多的代價。

　　還僅在細胞時代和生命體還未表現出自身活力的時代，任何生物的演進都只能得愛於自然的選擇和先天的決定。壹旦生命體能表現出自身活力的時候，各自的奮鬥就與自然選擇緊密結合起來。

　　也許是某壹種生命體在演進過程中更具活力，在自然選擇中搶先壹步，也許是自然界對偶然形成的某種生命體的差異性表現出偏愛，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使這壹種生命體構成了高智能的大腦細胞基礎，成為人類的祖先繼續在生物界與其他生物壹起再接受大自然的考驗。

　　在這個過程中，生物之間的差異最初是各自演進過程中自然條件和環境的差異形成的，繼之這種差異性既有自然條件下的差異，更有生物自身在各種復雜條件下各自努力生存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差異。而這後壹種差異，又在擴大前壹種差異。

　　但是有壹點卻是相同的，就是任何得以存活和有機會發展進化的生物，它們在大自然提供的現存條件下所能獲得的能量，必然大於為獲得這些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從這壹點來看，凡是能生存下來的生物，都是大自然所偏愛的。大自然提供給了它們生存的資本，其他的卻沒有給。

　　但各類生物為獲得能量而消耗掉的能量之差是不壹樣的。這樣，生物自身的適應能力也就成為生存的另壹關鍵。

　　顯然，如果壹個生命體或某種生物為采擷食物耗掉的能量不能從所采擷的食物中得到完全補充並有余，那麽這個生命體就會逐步在地球上消亡。如果某壹種生物有很好的適應能力，對自然界提供的現成物產能充分利用，其采擷能力很強，使它從消耗的能量獲得的食物，不但使它的能量得到完全補充並剩余量較大，那這種生物就有足夠的時間用於恢復體力，即使在食物逐步減少時也能有充足的時間繼續尋覓新的食物來源。並且它能努力地不畏辛勞地這樣做，那努力的結果就會使它不斷得到改進，不斷增強它自身的生命力。

　　生物生存首先取決於大自然的供給。隨著生命的形成和發展，大自然也在不斷完善其環境，如果要說天堂，這就是最好的天堂。但大自然的供給總是有限的，不能供給生物無限發展。生物的競爭就在於各種類對自然的適應能力和對自然提供的物產的采擷能力。種類之間的競爭和種類內部的競爭共同使能適應者和強者保留下來。如果要說殘酷，這就是最殘酷的現實。達爾文對此有過精辟的描述，馬爾薩斯的筆調雖然悲觀，但卻是現實的。這兩位大師從兩個角度取得了近似和相通的結論。

　　自從類人猿在生物界分化為壹個獨立種類，其生存和其他生物壹樣，仍然依靠的是那種生物資本和基本剩余。但作為動物界中的壹個組成部份，類人猿與其他動物壹樣，其生物資本與基本剩余的情形這時與生命形成之初已有所不同。

　　作為生存資本，這時的生物資本是指無意識運用下的由自然提供的要素。如空氣、陽光、雨露、食物來源的為難為易，以及自身具備的壹定的先天條件。如身體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對自然物產的采擷能力，四肢的發達和靈巧性，視、聽、嗅等等壹切官能的完備性。類人猿正是以這種種條件（既有自然提供的，也有祖輩遺傳的），作為其生存的資本。

　　但這個生存資本的運用也並不是天堂的諧音；大自然風風雨雨，喜怒無常，此時的類人猿與其他動物的差異性並不壹定都是它的優越性，虎豹的尖牙利爪就是它的敵害之壹。

　　當然選擇在樹林高處築巢定居並不壹定就是為了躲避敵害，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樹木高處的物產豐富、果實累累，對已具備了特定先天條件的類人猿來說，選擇在這個區域內生活能使它用最少量的體力消耗采擷到更多的食物，從而產生更多的基本剩余。

　　正是由於從采擷到的食物中能完全補充采擷過程中和肌體正常運轉中消耗掉的能量而有所剩余，類人猿才能和其他生物壹樣得以生存下來，並從這個基本剩余中求得發展，提高自身對變化無常的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而任何生物如果這種基本剩余量極少，或其不善於利用這個剩余進行積累，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就必然會發展遲緩，從而被其他發展較快的生物擠出生物圈。

　　人類現今的存在狀況，依然在演繹著這個過程。很顯然，類人猿在諸生物中是最善於積累他們的基本剩余的壹個種。他們在這個積累中發展了他們的智力，強健了他們的肢體，從而又為產生更多的基本剩余創造了條件。這個條件我已在前面把它叫做“生物資本”。它是生物無意識積累和自然條件結合形成的。

　　生物資本是生物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前提，它既是大自然的賦予，上天對壹切生命的恩賜，同時也是生物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艱難困苦，積累又積累取得的結果。而在地球上的千萬種生物中，也惟有類人猿通過這種積累，通過生存方式的適時選擇突破了生物資本的界限，——當生物資本轉化為勞動資本後，同時也是從依靠基本剩余積累轉化為依靠勞動剩余積累以後，類人猿也就完成了向原始人的進化過程。

　　但並不是說，人類從此就不再需要生物資本和那種生物性質的基本剩余，直到今天，人類也在依賴這兩種剩余發展，依賴這兩種資本創造，既創造物質文明，也“創造”人類自身。

　　當原始人在足夠的基本剩余下摸索著制作出工具，工具的產生標明勞動的出現，它也正是勞動剩余和勞動資本的出現。人類的生存發展開始由生物資本向勞動資本轉化。人類從無意識運用基本剩余進行積累與其他生物競爭的時代，跨越到了有意識運用勞動剩余進行積累競爭的時代。這是其他生物無與倫比的，人類從此將其他生物遠遠拋在了後面。

　　勞動剩余出現後，在工具的幫助下，原始人的勞動收效倍增，它產生的剩余使積累加快。

　　那個時候，由於人人都能真切地從自己的勞動中獲得相應的物質報償，人們的勞動熱情必然極高；由於積累的財富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人們運用積累來改良他們的勞動都能如願以償地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因此人們積累的熱情也很高。

　　在這個時期，勞動資本（盡管微不足道）是由所有權者獨立享有並自主運用，勞動成果由創造者完全占有的時期。這就是人類最早的勞動資本運用方式。它是由自然規則形成的，人類最早的生產方式。

　　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農業和商業的興起產生的更多勞動剩余，使財富的積累加快，也使得用掠奪方式取得財富比勞動生產更為便當。人類的生存競爭最終發展為戰爭的形式，並在掠奪和反掠奪中不斷擴大。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少部份人逐步脫離了生產勞動，成為了專事強奪他人勞動的寄生蟲——奴隸制的形成改變了勞動資本的運用方式。

　　在奴隸制社會中，奴隸在強迫下不得不從事高強度的勞動，他們的壹切勞動剩余都要被奴隸主完全占有，是否用於積累轉化為資本也完全由奴隸主決定。而且，不但勞動資本被奴隸主獨占，甚至連同奴隸，即人本身也成了奴隸主的財產。

　　這個時期，是壹切勞動剩余以及被迫為奴的人都被奴隸主強行占有並揮霍浪費性使用，生產資本被奴隸主毫無章法地運用的時期。勞動熱情在這種制度中已經蕩然無存，所存在的只有奴役者無止境的欲望。

　　隨著人類良知的逐步覺醒，思想家們揭示出人相奴役的恥辱。封建制度解放了奴隸，使人不再成為生產資料被任意驅使，人類終於向文明邁進了壹步。

　　奴隸解放使勞動者從此不再屬於生產資料，他們與生產資料分離了。無論這種分離於資本擁有者還是於勞動者誰更有利，奴役強度的緩釋和奴隸鎖鏈的打破帶來的是社會進步，但馬克思卻對此予以猛烈抨擊（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782—783頁。），他要從資本主義的形成條件，追究奴隸和農奴擺脫出生產資料造成的原始的資本及以之相適應的資本自主生產方式的前史。

　　奴隸的解放在中國遠在武王伐紂之後的三千多年前，可在歐、美，卻近在幾百年前，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整個過程中都伴隨著，因為那裏壹直是自由民與奴隸並存的社會。這場革命的歷史文獻中曾經記載了長久在奴隸主“關愛”下的奴隸離開主人後的無奈。他們已經喪失了自由、自主和獨立的本能。但社會正義壹直在“迫使”這群人走向自由，走向屬於人的彼岸。不單為他們，也是為“人”的尊嚴，為人類創造力的解放。

　　從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或者直接說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它終使得勞動生產和勞動剩余的占有方式及資本運用跨入了新的時代，壹個文明、進步的時代。無論馬克思怎樣攻擊奴隸從生產資料中解脫出來後如何成為無人“照顧”的自由民，從而如何為自主資本創造了何種條件，也詆毀不了解放奴隸重新建立的資本自主生產方式的進步意義。但他的詭辯終使得他的“公有制”名義下的奴役方式在現代社會中“理直氣壯”地建立起來。

　　奴役方式最初的轉變只釋放了部分生產力，封建制度的建立使盤剝和掠奪有了底限。賦稅方式取代了強制集體勞動方式下的完全占有，使勞動生產有了部分自主的空間。

　　但在封建的，仍然帶有直接強制勞動和專制奴役的社會體制中，封建領主連同帝王和他們的侍從，占據著社會上層，霸占了全部社會資源。這個階級陣容龐大，人數眾多，他們不從事任何勞動，並通過世襲世代維持和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欲，他們不但強行霸占了自然賦予人類的壹切財富，還憑空向人民強行征收沈重的賦稅。勞動剩余在嚴苛的賦稅盤剝下所剩無幾，資本積累受到極大制約。勞動生產的等級制約和重稅盤剝遏制著社會進步。

　　在這個制度中，人民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從事生產。加上統治者的重稅盤剝，人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余力去改良生產，因為任何努力都是難以奏效的，封建領主的胃口極大，會毫不猶豫地鯨吞壹切。

　　在這個時期，是勞動剩余被封建主強行盤剝占有並任意揮霍浪費和生產資本在封建等級制制約下運用的時期。

　　產業革命推翻了封建奴役和等級制度，使繼奴隸的人身解放之後，實現了勞動剩余和資本運用的徹底解放，從而全面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恢復了勞動剩余的勞動者自行占有和生產資本的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為社會財富增長創造了完美的條件。

　　雖然這個時期的生產資本運用與原始時期表現不同，但這並不是性質的變化，而是資本在較大規模上運用，使社會協作和資本內部的勞動分工不斷細化的結果，它直接帶來的是勞動效率提高和資源耗費減少。馬克思正是以此為理由，鼓動用暴力推行集體勞動，聲稱這種集體勞動更能提高效率和減少資源浪費，以藐視人類的記憶和善惡評判能力，他要將人類的勞動生產方式重新推回到政治強制方式下。他把大協作的勞動方法顯示的生產力，解讀為強制集體勞動的生產力。他以國家的名義並明確表明最終將消滅國家推行國際化的產業軍團集體勞動。

　　人類勞動從來就建立在協作的基礎上。越來越擴大的資本和資本集團，表明人類並沒有停止，而且不但沒有放緩而是在加快擴大協作的規模。跨國集團的形成，顯示出人類協作的自然傾向和強烈願望。它遵循著自然法健康地發展，它伴隨著人性良知的不斷啟發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但人類無論是社會生活還是社會生產都絕不會再接受強制。奴隸制度下的集體勞動是壹次強制，封建制度解體了這種無人性的強制勞動方式，但仍然維持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強制關系。產業革命徹底否定了壹切形式的強制關系。但馬克思主義卻運用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建立起了更加野蠻、無道的強制制度。

　　這是人類災難的新體驗，中華民族是這個災難蹂躪下最不幸的民族。

　　剖析馬克思的資本觀

　　產業革命恢復了勞動剩余由創造者自行占有和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為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掃清了障礙。剩下的事情應該是共同尋找社會財富增長的路徑，研究那些可能阻礙財富增長的原因，並嘗試消除它們的方法。政治經濟學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但我們也別以為政治經濟學只是近代人的科學，實際上，遠在紙墨論爭之前，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存、競爭就已經寫下了最好的政治經濟學。紙墨登場後，其中大量的也只是現實生活這部政治經濟學的翻版。因此，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立足生存現實。它討論的正是眼前或當代對國民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相關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只是為實現這樣壹個目的，那就是壹個國家的富強和繁榮，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愉快。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這個問題上說道：“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所教導的，並不是交換價值怎樣由個人來生產，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怎樣被個人所消費。……作為壹個政治家，此外還首先應當並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激發、增長並保護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另壹方面，他還須懂得這種生產力在怎樣的情況下就會趨於衰退，處於睡眠狀態或被完全摧毀；怎樣依靠了國家的生產力，就可在完美的方式下來利用國家資源，從而爭取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權力、文化與遠大前途。”（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98頁。） 盡管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突出強調了國家意識，他甚至把政治經濟學說成是國家經濟學，是“以研究如何使某壹指定國家（在世界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的科學”。（同上書106頁）而把斯密、魁奈等人的理論說成是世界主義經濟學，因為他們的理論“是從事研究如何使全人類獲得發展的那種科學”（同上書106頁）。但我們看到，在文化國界的現狀下，任何國家或民族只要願意，都可以方便地取得他國的文化資產。包括李斯特在內的全部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都可以毫無限制地運用於壹切國家。盡管斯密等人的理論是立足於全人類的發展，但在現代世界政治背景下，國家的存在使“人類”這壹無限包括的名詞在政治經濟學中還不具有實際的意義。國家利益要實際得多，也現實得多。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還是為壹個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該國國民的幸福、自信和美好前途服務的科學。生產資本和勞動剩余正是在這壹前提限制下進行討論和加以運用的。 毋庸諱言，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尋求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它的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滿和舒適愉快，使國民增強信心，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優勢，其次才是人類整體的利益，這是當代世界政治決定的立場。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振作全體國民，激勵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要做到這壹點，依靠國家的行政規章壹般都是有害的，有利的作法正如亞當斯密總結的那樣，“是合理的租稅，公正的司法與政治民主”。 對社會財富的增長，斯密曾有過精辟的論述；李嘉圖、魁奈、薩依、馬爾薩斯、西尼爾、李斯特等人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都共同從財富的增長著手，對社會生產、分配、消費進行了分析。其中，勞動剩余的產生和積累，以及資本的合理運用對財富的增長具有的作用，就是壹個重要的課題。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是以勞動剩余和積累和資本為主要對象，但馬克思卻機警地回避了財富，至少沒有直接非難它。因為這樣做將很容易被人們識破而引起社會普遍的反感。 可實際上資本本身就是壹筆財富，只不過是用於再創造財富的財富（“資本是壹個國家為了未來生產而使用的那部份財富”。李嘉圖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37頁)。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資本就常常跟財富聯系或相隨使用，原因就是“財富是指我們必需的，有用的或合意的那些物質對像”（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壹章第壹節）。而資本就是這些物質對像當不用於消費而用於再創造財富時的稱謂。因此，對國家的生存來說，資本實際比用於消費的財富更為重要。 資本形成依賴的是積累，積累又依賴於勞動剩余的存在。因此，資本就是人們有意識將勞動剩余節儉積累形成的。從第壹件勞動工具的誕生，就意味著人類有意識將勞動剩余進行積累創造的開始；而有意識的積累則是勞動者所期望實現的更大的收獲。如果積累不能使他的願望實現，或願望沒有保障，那勞動剩余就又會被用於消費，不會用於積累。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之壹，就是要探明勞動剩余如何才能更多的用於積累，而不是被那些與財富增長無關的因素所奪走。 並且，已經積累起來形成的生產資本如何運用，才會更有利於財富生產，也是政治經濟學歷來討論的問題。無論如何，將生產資本交給壹個與這筆財富的積累、創造和最終命運沒有直接關系的人來掌管，就算他天生壹顆善良的心，也無法使他做到與直接創造這筆財富的人，與這筆財富的利害攸關的人同樣真誠地對待這筆財富。 對壹個國家來說，單個資本無論所有權所屬多麽不同，都必然構成國家財富的壹部份。但資本的歸宿和所有權的法律判定是否合理，將決定壹個國家的繁榮與衰亡。因為它將決定國民勞動的熱情，社會勞動剩余的積累，以及資本能否有效地運用。國家要走向繁榮，只能依靠全體國民的勤勞、智慧和節儉。 斯密就強調了這樣的壹個道理，他說，有壹種與貿易差額全然不同的差額，隨著這種差額的為順為逆，會促成任何壹個國家的繁榮或衰退，這就是每年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差額。這說明剩余的積累和資本的合理使用對國家的繁榮是多麽重要。馬爾薩斯也說，“如果在壹定期間，壹國的生產超過了消費，就具備了增加資本的手段，……如果在這壹期間，消費與生產完全相等，那就不再有增加資本的手段，社會將處於接近停滯的狀態。如果消費超過生產，那麽在每個相續期間會看到，社會獲得的供應將越來越差，其人口，其繁榮，將每下愈況。 “既然這種差額這樣重要，既然它決定壹個社會處境的進步、停滯或衰退，那就肯定有必要，把對順差作出主要貢獻的那些人，同主要使局勢的另壹面占優勢的那些人區分開來。沒有這樣的區分，我們就無法探索為什麽這壹國繁榮而另壹國衰退的原因，也無法明白解釋，為什麽工商業者眾多的那些國家，要比以宮廷和貴族的侍從占優勢的那些國家富裕得多。”（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壹章第二節）。 因此，國家財富的分配是傾向於生產還是傾向於消費，能否有效地刺激和鼓勵起生產，是壹國走向繁榮和導致衰退的根本原因。 但馬克思與眾不同，他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壹立場和觀點。因為他不是從財富的生產和增長著手，這些對於他是次要的，財富只不過是政治經濟學的命題，而他的目的正是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在這個批判哲學中，財富自然就不能有政治經濟學中那樣的地位，作為財富母體的生產資本也自然就成了另壹副面容。 並且，他的研究是以剝削和掠奪為前提的，而他又堅持認為剝削和掠奪是以資本自主生產為前提的。於是，在政治經濟學中是通過勤勞和節儉積累起來作為財富產床的資本，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成了用戰爭、殺戮、掠奪而來的用於榨取剩余價值的元兇。 從這壹立場出發，他建立了壹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圍繞資本將勞動的剩余產品改稱為剩余價值，又為了建立剩余價值理論將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 就資本而言，政治經濟學是把它當作國民財富的增長之源來研究的。馬克思卻完全不同，他壹方面否定了資本的勞動形成過程，稱“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782頁）。另壹方面，他又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余價值壹次次積累形成的。這時，他卻是為了說明資本家的資本實際是剝削勞動者的勞動得來的。並由此給資本定下了壹個可怕的形象，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同上書829頁。） 在政治經濟學中被大加頌揚的資本，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卻成了猙獰怪獸。因為馬克思既不是從經濟著手，也不是從政治經濟問題著手，而是從意識形態著手去研究現實社會的。這種研究手法自然與政治經濟學難入同轍了。 在他的《資本論》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中，馬克思這樣說道：“資本發展成為壹種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制造者，作為剩余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壹卷第344頁）。而對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馬克思也說道：“‘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壹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辟了壹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同上書791頁。） 這幾段文字既是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價，也是他對資本自主的結論；它使以往的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在這壹結論中得到了自它們滅亡以來最高的升華，強調了資本自主主義才是人類最黑暗的社會；而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人類最悲慘時代到來的開端。可歷史又是如何評價這壹開端的，他卻並不理會。 從奴隸制開始，武力直接強制勞動就代替了過去的間接“強制”關系。過去壹直以來，人必須相互依靠，原始時期就結成了捕獵的，防禦敵害的生產和生活依賴或互助關系。這些關系如要稱為“強制”關系也未必不可，因為那個時候，人們就已經相互不能離開，他們已經不能獨居而“不得不”跟隨群體生活。 但這種因為依賴形成的所謂“強制”，比起奴隸的枷鎖和死亡威脅下的直接強制，以及隨後稍有緩釋但卻仍然存在的封建直接強制，應該如何評價？ 資本的“強制”形象由馬克思勾畫編排出來，它是原始的，人在自由時代由於相互依賴形成的“強制”關系的發展，它再具有馬克思賦予的醜惡形象，也只能如同那壹時期的相互依存關系產生的“強制”壹樣。當然，壹些人因此擁有了優勢和在利用這種優勢，產生了種種不合理。而馬克思卻把這種“強制”怒斥為，比奴隸的枷鎖和封建的鎖鏈更加殘暴和更無人性的強制關系。他也由此開始導演了壹場武力直接強制的歷史大回放，用專政的直接強制方式取代了資本的間接強制方式。 馬克思不會不知道他也是在發展壹種強制關系。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像資本，像封建制，像奴隸制這樣龐雜的、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關系和系統，他的強制力在規模上、在效果上、在作用上、在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往壹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和以宗法的、宗教的間接強制和約束為基礎的強制制度。伴隨他的階級專政理論，他在政治經濟領域大肆宣揚武力直接強制遠比資本的間接強制溫和和親切，世界和平因此被他破壞，半個地球的勞動人民又陷入了他鼓動的武力直接強制的奴役之下。 馬克思對資本的評判是將資本拉出它與勞動相伴的世界而將它強制到政論的沙場上。在這個沙場上，政治經濟學失去了它的功能；這門科學不再是為人類的發展，為國家的富足和力量，為國民的自信和幸福生活服務的科學，而成了壹門道地的鬥爭哲學。 可又在幾乎同壹個地方，馬克思這樣對資本描述道：“假設這個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並且滿足於工人的生活，那麽只要有再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比如說每天8小時，對他來說就夠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夠8個勞動小時用的生產資料。但是，資本家（即自己占有生產資料的這個工人，這時馬克思叫他做‘資本家’，是因為他不知滿足）除這8小時外還要工人再進行比如說4小時剩余勞動，這樣，他就需要壹個追加的貨幣額，來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按照我們的假設，他必須使用兩個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價值來過工人那樣的生活，即滿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生產的目的就只是維持生活，不是增加財富；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增加財富是前提。為了使他的生活比壹個普通工人好壹倍，並且把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壹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和工人人數都增加為原來的8倍。”（同上書第341壹342頁）。 我們倒要問，怎樣來增加呢？難道靠資本家念壹個咒語？在這種意義下談增加資本，總得靠預先積累，靠政治經濟學中那種勤勞、節儉的積累，而不至於又是用劫掠和殺戮吧。資本家不可能壹當資本不夠時就去發動壹場戰爭。當然他此時也不能用剝削的這種手法啦，因為此時還是他自己在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又是自己在勞動，如果他要剝削的話，就只能剝削他自己。這壹下矛盾又壹次顯露出來，馬克思自己顯然壹點沒有察覺，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後面那幾卷來。

　　反動的剩余價值理論

　　要置資本於死地，只是用“原始積累”的悲慘經歷還不夠，資本壹方面也是依靠勞動剩余積累形成的。而如果要說人的需求是有限的，勞動的收獲總可能會大於人的需求，所以就會有所剩余，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人的需求永遠都不會滿足。 那勞動剩余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實際正好說明人的需求太大，為了謀求更大的需求而對勞動所得的暫時節欲。政治經濟學，包括我們的文學都把這種暫時的節欲稱之為節儉。但馬克思對此嗤之以鼻。出於對資本的厭惡和對積累的憎恨，他要重新審查勞動剩余，因為只有否定勞動剩余的節儉積累，才能達到批判資本的目的。於是，馬克思建立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從“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說起。不過馬克思的“勞動過程”要晚得多。盡管他強調，“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他還是壹開始就置“勞動”於資本主義形式下，從勞動已有大量機會利用非所有權的資本的較晚時期，即資本在較大規模下運用，個別勞動者自己使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的現象只是這個時期的支流這樣壹種社會形式下來考察勞動過程。 ————————————— 壹馬克思把資本的預先積累稱之為：“原始積累”，並用此專列—章。在其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政治經濟學，而是充滿仇恨的人類生存的罪惡史（見《資本論》第壹卷第二十四章）。 在這個過程（即勞動過程）的敘述中，馬克思開始只是泛泛而談。例如：“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於自己和勞動對像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像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等等。不過他在之中說道：“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壹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同上書第203、205頁）。這種認識的流露，對他在後面把資本分割為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顯然是壹個敗筆。 這樣敘述顯然事倍功半，他於是抓了壹個資本家，並從他“狡猾的眼光”開始，把從對物的敘述變成了對人的輕蔑。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這位主角先生不滿足於價值形成過程而堅持要超出這個界限實現增殖，才帶來了人間的種種不愉快。他說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壹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超過這壹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同上書第221頁），而這個過程“正是他（這個資本家）發笑的原因”。（同上書第220頁）。 可我們只要細心地想壹想，如果這個資本家不會笑，也就是說，不論他投人多少資本，他都只能形成這個資本，他投人壹佰，收回的也是壹佰；所有的壹切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那他還會去自找鎮壓嗎？他還用得著資本嗎？這個時候，他就只會把已經足夠自己使用外的壹切也都消耗掉。這樣壹來，人類社會將會是什麽樣子？從這兩個過程中吸取了“靈感”後，馬克思開始了對資本的分解。 我們知道，利潤是就資本的增益來講的，資本就是用來再創造財富的財富。但這樣就掩蓋了剝削，必須要把資本中的壹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作用否決掉，把增殖的作用全部加在活勞動上，才能實現“揭露”剝削的目的。 為此，馬克思說道：“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像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壹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同上書第255頁）。並且，“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掉的是它們的使用價值，由於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勞動制成產品，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沒有被消費”（同上書第234頁）。 ———————————————- 馬克思特別強調單純價值形成的必要勞動，他說道：“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才允許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勞動上”（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壹卷578頁），而真的有壹天實現了這壹點，那人類的末日也就隨之實現了。 被否決的正是資本中這個生產資料的部分，馬克思稱它“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就把它稱為“不變”資本。 好像這個不變資本是壹種天然服務。當妳建造房舍，修造機器的時候，我在壹邊欣賞，當妳建好房舍，造好機器的時候，我就住進去，然後按時付給妳的只是這座建築和其中機器的消磨折舊費。壹切都是合理的，因為我付足了房屋和機器的消磨折舊費，它們的價值就還在；當房屋倒塌機器報廢後，壹切就又原封不動回到了妳手裏。只是時間過去了，妳的苦心白費了。 如果真的籌備生產資料只是某些人的義務，那人人都樂得坐享其成，剩余就不可能會有，資本就不可能形成。 緊接著馬克思對勞動力卻說道：“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並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會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勞動過程在只是再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並把它加到勞動對像上以後，還越過這壹點繼續下去。要再生產出這壹等價物，6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6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12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壹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同上書第234—235頁）。 於是，“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壹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變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可變資本。”（同上書第235—236頁）。 這樣，資本中就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是資本，因為只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才創造價值，既創造原資本的價值，恢復了舊價值，又創造了新價值（預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同上書第234頁），更又創造了剩余價值。壹切都是可變資本的變化作用。但馬克思又不得不把不變資本叫做不變資本，因為他意識到，沒有不變資本參與，可變資本也變化不了。於是，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就產生了這樣壹對荒誕的對詞。 在否定了不變資本的資本作用後，馬克思把資本增殖的這兩個部分，即新價值和剩余價值都定論為是活勞動的創造。新價值已作為工資付給了勞動者，剩余價值也應該同樣交出來，但卻不是交給勞動者。《資本論》中處處可見馬克思譴責資本家通過占有剩余價值剝削工人的言詞，卻沒有剩余價值應該由工人占有、支配的表示。馬克思雖然堅持新價值和剩余價值都是活勞動創造的，但作為付出活勞動的勞動者，是否有權占有這兩部分價值，即全部勞動成果，他卻始終含糊其辭，並旁敲側擊的以“社會扣除”，和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具體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沒有價值意義，搪塞勞動者有權占有任何壹部分價值。 在資本自主和勞動自主的生產方式中，新價值作為勞動力價值，是資本家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無論是資本家把勞動當成商品，還是勞動者自己把勞動當成商品，都改變不了這部分價值的“勞動力價值”意義。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勞動者不能按這種價值計量領取報酬，即不能按這種“勞動力價值”意義決定報酬，因為它不符合共產主義分配原則，勞動者應該憑勞動符號領取工資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因為勞動者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中是“商品”，在共產主義中是“貢獻”。 不要說這聽起來讓人覺得荒誕不經，就連說起來也感覺荒誕得無法敘述。馬克思憑壹個抽象勞動理論，壹個剩余價值理論，就將兩個參與勞動過程的主體享有勞動成果的資格全取消了？再加上壹個“共產黨宣言”，就將全部勞動成果都劃歸了共產黨？ 剩余價值為什麽不能歸在共同勞動的人們名下公平分配？它要麽被強勢者借勢過多占有，要麽被歸在所謂勞動者的代表名下，從此被別人全代表。 馬克思否認資本享有勞動成果權的根據是，沒有勞動者的現在勞動，機器就不會運轉，產品就生產不出來。那沒有機器和相關的廠房設施這些過去勞動呢，產品是否也能同樣生產出來？他看不到。實際只是這個時候看不到，前面他就看到過，後面他還要看到。因此他激動地譴責資本家，要資本家把已經實現資本投入後的剩余價值全部交出來。 交給誰？為什麽要交給那些根本不勞動，與財富創造根本不沾邊的政客和意識形態者呢？這些人僅僅以“社會扣出”的名譽就要占有這部分財富，而這個“社會扣出”是沒有底限的。這就又把勞動者推入沒有底限的盤剝和壓榨之下。 但在另壹種場合，馬克思又聲稱資本是資本家用剩余價值壹次次積累形成的，而剩余價值又是工人創造的，因此資本也是工人創造的，他鼓動強奪資本，占有生產資料，把機器和廠房全部收歸“國家”所有。這時他又看到了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的重要了。沒有它們，產品同樣生產不出來，沒有它們，勞動就只是壹句空話。 馬克思顯然把這種資本自主運用方式的勞動過程看成是原始生產的過程，就像資本是自然物產壹樣，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利用這個自然富源采擷。因為自然物產是不會向采擷者要求代價的，資本也就不能要求代價。這種勞動秩序如果永恒的話，勞動資本就不可能形成，人類將永遠駐足於自生自滅的動物狀態。 從剩余價值的資本占有，馬克思即判定了資本的剝削（不管這是否過於草率，反而會掩蓋現實存在的剝削）。這壹立論即是以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來確定的，那麽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率，就可確定為資本的剝削程度。即如果剩余價值被資本全占有時，剝削程度就為100%，如果剩余價值被資本占有—半時，剝削程度就為50%。但這對於實現宣揚剝削，實現煽動階級仇恨的目標顯然是有一段距離的，馬克思為此在理論上把從宣傳上說的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改為對剩余價值的產生，他的剩余價值率就是剩余價值與可變資本的比率。於是，剝削程度就變為資本中的“可變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產生率。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壹種危害性的後果，我們請看下面的分析： 馬克思先把總資本C（見《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的符號和公式，下同）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不變資本c，另壹部分是可變資本v，即C=c十v。當生產過程結束後，得到的產品價值=c+v+m（剩余價值）。這時的總資本就變為C+m= C’。 —————————————-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已經遠不是斯密說的剩余產品，斯密的剩余產品是就總資本說的，它實際就是資本的利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是就他的可變資本說的，構成資本生產資料部分的不變資本是壹個與此毫不相幹的部分。實際上，就人類社會整體來說，生產資料才真正構成人類的勞動資本，不管單個資本家如何變通使用他的資本，都改變不了人類整體對已有生產資料的物質利用狀況，因此，馬克思的所謂可變資本純粹是壹個意識形態產物，它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相去甚遠。 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決定，所以從這裏可以得出結論：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m／v=剩余勞動／必要勞動。…… “因此，剩余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對此舉例說道：“假設產品的價值=410鎊(c)+90鎊(v)+90鎊(m)，預付資本=500鎊，因為剩余價值=90，預付資本=500，所以……剩余價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說，不是90／500而是90／90=100％，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5倍還要多。……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244—245頁）。 馬克思之所以要采用這種剝削程度的判定方式，目的就是為了說後面這句話，他要從物化勞動的形式和流動勞動的形式上表現的工人為自己的勞動和為資本勞動的比率來判定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 可這種比率卻正好說明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或社會不同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因為技術進步就意味著生產中所耗用的勞動量越來越少，社會發展也表現出人類生產勞動中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占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樣壹來，馬克思的判定方式就只能使他的理論走人絕境，進而引導它的追隨者們擁入死亡狹谷。 我們來看，如果壹個資本的構成是50c+5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壹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如果我們因此得出結論說，前壹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就少，它就要善良壹些，後壹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高，它的剝削就多，它也就要殘酷得多，那我們就真的要誤進八陣圖了（諸葛亮擺的迷陣）。從前壹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必然代表壹個相對陳舊落後的生產設備，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壹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壹個相對先進優良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動力，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較小，但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 —————————————- 在馬克思的m/v這個分式中，v所代表的只是總資本中所需的勞動量，或者說僅只是總資本中用貨幣代表的勞動量所占的份額。m並不是通常認識中資本的利潤，它遠比利潤更大，它是資本總增益。它是由c+v來共同推動的，而不是馬克思理解的那樣僅僅只是由v來推動。當—個資本中c的比重加大時，在v不變甚至減小的情況下，m必然會增大，這種情形反映的真實情況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用馬克思的m’=m/v公式卻反映出工人遭受剝削的程度在加大。因此，照馬克思的這個公式，社會生產力越是發展，工人們的處境就越悲慘。這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對社會生產力的反動性，他的m/v公式正是誘導人們進人死亡狹谷的魔鬼公式。 盡管我們仔細考察了不同行業之間，同壹行業的不同資本之間，以及社會不同時期的資本構成不同的各種情況，無論怎樣比較，也無法得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能夠說明資本剝削程度大小的情況。相反，這種所謂剩余價值率較高的資本，不但不是剝削程度較大，它說明的正是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情況，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娛樂和精神生活的增加和充實，物質生活的豐裕，而不是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難道我們能說，在人均創造價值大的資本中，剝削就嚴重，而在人均創造價值低的資本中，剝削就輕微，或甚至規定生產資料即所謂不變資本所占比例大的資本，必須在剩余價值率上與落後的資本看齊。那這樣壹來，人類社會就只好走向倒退。 這種剝削理論並不能夠揭示真正的剝削。馬克思其實也並非想要揭示現實社會中由不公正和各種不平等導致的實際存在的剝削，他的意圖是挑起階級仇恨，鼓動階級鬥爭；這種意識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學的結論，它對消除不平等，鏟除不公正毫無益處。相反，他的錯誤理論只會導致更加不合理的制度建立起來。 勞動剩余就它的存在來說，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前提，就它的產生來說，只能是勤勞、節儉的結果，這是政治經濟學的結論。不管它是國家的還是世界主義的經濟學，都是這樣。資本積累預示著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不斷改進，資本的運用方式曾經被政治強制幾經變異，但它必然回歸在自然法則的規定下。迄今為止，人們還不可能尋找到比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更合理的運用方式。因此，馬克思的思路不管從歷史來說，還是從現實來說，都不但與政治經濟學截然相反，更與人類的生存發展和文明進步背道而馳。人類要謀求發展，特別是壹個國家在當代世界政治背景下要謀求生存、獨立、強盛、權力和繁榮，它的人民要尋求幸福、美滿和舒適、愉快的生活，就必須立足現實，依靠我們的勞動、勤奮、智慧和節儉，而不是靠暴力搶奪。

　　反動的勞動、資本強制理論

　　勞動資本的形成和成為今天高度社會化和高度抽象的勞動載體，它的存在是國家生存發展的條件，是國民實現幸福生活的條件，這就像生物資本是生物生存發展的條件壹樣，它不是與人的貪婪本性有關，而是與人的生存需要有關。

　　在人類整個勞動史中，資本與勞動相伴而生，勞動以資本為前提，資本以勞動剩余積累而成。從個體勞動與自有資本壹體運用，發展到勞動與資本的權屬分離狀態下，也並沒有改變它們的性質。自由勞動和自主資本的結合與勞動者之間運用自有資本進行的勞動合作改變不了人類勞動的本質，也同樣改變不了資本的本質。但馬克思藉助現代勞動與資本普遍分離的現象，先將抽象的資本形象扭曲然後人格化，進而將資本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

　　在他的理論中，他首先否定了資本與勞動的固有關系，說壹切勞動工具和其它生產資料都不是資本，只有在這些生產資料用來剝削他人勞動時，才成為資本。

　　這樣，勞動者自己單獨勞動運用自有的生產資料時，就沒有資本這東西，只要他們與別人協作並提供傭金這類報酬形式時，資本才露出面來，張開了它血淋淋的口。這種荒誕的意識形態結論在武力挾持下，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人。

　　馬克思認為，資本只跟剝削連襟，並且只在現代才出現或至少在勞動協作較發達的狀態下才出現。可資本是遠在勞動出現時就彼此相伴問世的，勞動就是資本的運用過程。無論是簡單工具下的運用過程，還是大協作下的復雜勞動過程，勞動的性質都完全壹樣。

　　因此，資本是為勞動而生，並非是為剝削而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的論述，說是為了揭露和譴責資本剝削，實際是在玷汙人類勞動。他把人性在社會狀態下表現的種種劣行，植根在人類勞動創造的整個過程和動機上，植根在資本自主運用和與勞動自由組合的全過程中。

　　他通過對現代大資本的扭曲宣傳和充滿惡意的意識形態渲染，將現代資本人格化，進而與早期成就簡單勞動的初始資本的形態完全分離。

　　在他的理論中，資本不再是勞動的前提，而是剝削的前提。資本的運用過程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發揮過程，而是血腥、殘酷的剝削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資本與勞動的協作上，就是剝削與壓榨；發生在資本與資本的協作上，就是貪婪與欺詐。

　　勞動為發揮它的效率而擴大運用資本的動機，壹當發展到彼此的權屬分離時，就變成了資本剝削勞動的動機，變成了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剝削和壓榨過程。

　　這種對資本的褻瀆和完全的意識形態化，將資本變形為吃人惡魔。可在人類勞動中，資本不單在現代，在早期時，它就決定著勞動的發揮。資本與勞動和資本與資本合作的紐帶在自然狀態下，是各個個體利益的滿足和願望的實現。可以證明，勞動者美好願望的連續實現和對利益的旺盛追求，是社會協作不斷擴大，資本與勞動良好合作，使人類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結果。

　　這整個過程，都是勞動與資本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在共同利益的有效保障下成就的。

　　正是在政治強制引入後，利益的平衡法則被打破，利益被獨占或壹邊倒時，隨之而來的就是勞動生產效率的下降。

　　奴隸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就是政治強制在過去時代的錯誤或罪行。它們都不同程度地遏制著生產力發揮和人類文明發展。馬克思作為政治強權的鼓動者，他的暴力理論會給社會生產造成什麽後果？政治強制的分配方式於公平是近還是更遠，世人早已經領教。相信政治強制下的資本運用和生產方式，如何導致生產率下降，也逐漸會被大眾認識。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人類經歷的幾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在最早期的勞動中，勞動所得只歸勞動者所有。無論是用於生存消費的，還是有余作為勞動剩余用於再生產使用的，都歸勞動者自由支配。這是人類社會依循自然規則形成的第壹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勞動者的勞動剩余完全由勞動者自行占有，生產資本完全由創造者即所有權者自主運用。可以證明，正是這種勞動和資本運用方式開創了人類社會。因為勞動創造了人，石斧、石鋤等類工具就是那時的勞動資本。它們在勞動者手中的運用、支配和占有方式，就是那個時代的生產方式。

　　在那個時代，還沒有更高級的工具足以使強權者統治、奴役他人，人類的壹切活動，完全依循自然的規定。勞動是自由的，資本的運用是自主的。在這種自由自主的時代，石斧、石鋤也有巨大的創造力。它們創造了人。

　　奴隸社會的形成，使人類勞動的資本運用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政治強制機制的建立，首先看準的就是對強制者有利的經濟方式和生產方式。

　　在這種強制的資本運用方式下，壹切社會資源，包括奴隸身份的人本身都成為奴隸主的財產，全部勞動剩余都被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本是在奴隸主的獨霸下運用。

　　這是人類經歷的第二種資本運用方式，也是人類經歷的第壹個暴力強制下，利益獨占的資本運用方式。

　　可想而知，在這種強制狀態下，勞動剩余會被奴隸主如何任意揮霍，生產資本的運用是何等地低效和毫無章法，奴隸們於此之下憑何會有勞動熱情。這壹點，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有過令人信服的描述。

　　將勞動者像牛馬壹樣驅使，以他們的服從和剝奪他們對自身勞動價值的評判權和主張權，施行無底線的盤剝和壓榨的生產勞動方式，以此實現的勞動創造“高效率”，是值得稱道和仿效的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公有制，正是藉口這種方式下的“高效率”，在鼓動這種勞動方式。可是，馬克思主義強制方式雖然不亞於奴隸主，但他的經濟方式卻遠不及奴隸主。

　　封建的形成，開創了第三種資本運用方式；也是人類第二種政治強制的資本運用方式。這種方式以封建王侯的利益為原則，但它是以稅賦的形式剝奪勞動者的部份剩余產品，並強占著壹切自然資源，不再像奴隸主那樣強占勞動者全部剩余和人身。這個時候，是勞動剩余被封建主強行盤剝占有，生產資本在封建等級制制約下運用的時期。

　　這種方式下的資本運用依然是政治強制的產物。社會延續形成的仁、義、禮、信等等交往規則遠不足憾動封建王侯的政治權柄。

　　隨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思想家們以自然法權為依據，確立了人的自由、自主權利，重新確立了勞動剩余由創造者所有，生產資本由所有權者自主運用的方式，從而創立了第四種資本運用方式。

　　在這種方式下，勞動剩余和資本運用恢復到早期人類依循自然法則形成的狀態下。但它與那個時代的勞動和資本運用規模、狀況已完全不同。它在勞動剩余的占有和資本自主運用權上雖然完全壹樣，但在新的自主資本方式下，社會生產、勞動已經有了根本改變。大協作方式使勞動在規模上，效率上都遠比早期高得多。而大協作派生的再分配等類問題特別是政府這類政治組織使賦稅的存在，使它有別於早期的自由勞動和資本自主運用方式。

　　現代的資本自主是政治民主的選擇，它符合自然法的規定。就像早期的資本自主是自然的規定，它本身就來源於自然法壹樣。因此它必然是最高效和合理的生產方式。

　　但馬克思否定了這種生產方式。他以勞動與資本相分離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理由，否定了資本自主權和勞動自主權。他要重新用政治強制方式將壹切生產資本和自然資源收歸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建立壹個壹切勞動剩余由馬克思主義者占有，生產資本由大官僚憑意識形態運用的方式。

　　這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建立的第五種資本運用方式。

　　這種資本運用方式遠比第三種，即封建強制下的資本運用方式對剩余勞動的占有更霸道、更貪婪、更無約束，也遠比這種方式下對資本的運用更低效。

　　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在毀滅壹切傳統和壹切社會自發、自覺的公義原則基礎上，憑階級意識建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它完全無視個人在社會中的自主權，公開蔑視國民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它以公有的名義強制占有全部社會勞動剩余，即剝奪了勞動主體對勞動和財富創造的自主權，也否定了他們對自身勞動力價值的要求和評判權，使勞動剩余與勞動者現實消費的劃分比例完全喪失了主體掌控的權利，勞動者在公有的名義下，墮落成了事實上的奴隸。

　　在勞動剩余的大官僚占有下，必然是生產資本的官僚主義運用，它使資本的運用變得比封建強制下更加低效、更加黑暗、也更加荒誕。

　　馬克思的資本運用方式無疑是壹次歷史的倒退，它使資本的運用方式退回到了人類生產史上的第二種資本運用方式狀態下。他的《資本論》就是壹次資本強制運用方式的創新，從此使人類社會有了第三種資本強制運用方式：剝奪自由，無視人權，勞動效率低下的生產方式。

　　產業革命建立的資本自主也是壹次倒退，它是向第壹種資本運用方式的回歸，它使人類社會有了第二種資本自主運用方式：民主、自由，建立在人人權利平等基礎上的自主生產方式。

　　剩余價值率的真相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篇第三章“利潤率和剩餘價值率的關係”中，表明了剩餘價值率與利潤率並不一致。說明他是知道利潤率與他編造的剩餘價值率根本不相干的。但利潤率體現的是資本的收益，剩餘價值率卻是他說的資本剝削工人的“準確表現”，它們本應表現一致。這種矛盾的陳述在《資本論》中反覆出現。

　　盡管如此，馬克思仍然不顧矛盾的存在，歪理歪說。他在第三卷第三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中這樣來解釋他的剩餘價值率。也就是資本的剝削程度一定時，如何會出現“極不相同的利潤率”。

　　他是這樣表述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的：

　　“剩餘價值率由於不變資本c的大小不等，從而由於總資本C的大小不等，會表現為極不相同的利潤率，因為利潤率P’＝m／C。假定剩餘價值率為100％：

　　“如果c＝50，v＝100，那麼P’＝100/150＝66又2/3%；“如果c＝100，v＝100，那麼p’＝100／200＝50%；“如果c＝200，v＝100，那麼P’＝100／300＝33又1/3％；“如果c＝300，v＝100，那麼P’＝100／400＝25％；“如果c＝400，v＝100，那麼P’100／500＝20％。

　　“因此，在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時，同一個剩餘價值率會表現為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235—236頁）“不變資本同可變資本相比的這種逐漸增加，就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在剩餘價值率不變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利潤率會逐漸下降。”（同上書，第236頁）。

　　馬克思要堅持他一貫的立場，並且是一種以意識形態定形的立場，就會處處運用他自己發明的剩餘價值理論，並時時用這個理論去勉強其他經濟規律，而不是用這些規律來證明他的剩餘價值理論，他甚至說道：

　　“利潤率下降—雖然剩餘價值率這時保持不變或提高—是因為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減少了。因此，利潤率下降不是因為勞動生產率降低了，而是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利潤率下降不是因為對工人的剝削減輕了，而是因為對工人的剝削加重了，不管這是由於絕對剩餘時間增加，還是—在國家對此進行阻撓時—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必然要使勞動的相對價值降低，從而使相對剩餘時間增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第498頁）在發展的社會生產中，必然表現為勞動的相對價值不斷降低，但絕對價值在上升。馬克思在責難他的仇敵時，不經意地表露出他實際是看到了他處處誹謗的資本自主生產方式的進步本質的，但深刻的意識偏見扭曲了他的思維，他依然視而如不見，他並且繼續說：

　　“因為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同它所推動的物化勞動的量相比，同生產中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量相比，不斷減少，所以，這種活勞動中物化為剩餘價值的無酬部份同所使用的總資本的價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斷減少。而剩餘價值量和所使用的總資本價值的比率就是利潤率，因而利潤率必然不斷下降。”（《資本論》第3卷第237頁）。

　　“在比較不發達的國家裏，勞動的生產率比較低，因而較大量的勞動表現為較小量的同種商品，較大的交換價值表現為較小的使用價值，就是說，工人必須用他的大部份時間來再生產他自己的生活資料或它的價值，而用小部份時間來生產剩餘價值，提供較少的剩餘勞動，結果剩餘價值率也比較低。”（同上書，239頁）這是不是說，“結果”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或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也比較低呢？他對此止而不談。

　　並且，對同一個國家的c：v構成的不同階段上，他隻說：同一個剩餘價值率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利潤率，卻避開了c：v的較低階段，即生產率的較低階段，剩餘價值率也較低，c：v的較高階段，即生產率的較高階段，剩餘價值率也較高這一點。

　　馬克思在他的“相對剩餘價值的概念”這一章（《資本論》第一卷第4篇）中使用了這樣一根線段：a----------b-----c來表述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占有。線段ac代表一個假定的工作日，ab段為必要勞動，bc段為剩餘勞動。b在ac中的相對位置就說明了剩餘勞動的相對量，即b向a端移動，表明ab縮短而bc延長，反之則ab延長，bc縮短。馬克思用此說明資本如何通過使b點向a端移動即不斷壓縮必要勞動時間來延長剩餘勞動時間。這就是相對剩餘價值的產生。如果ab即必要勞動時間不變，c超過它的終點而使bc延長，從而也使ac延長（見《資本論》第1卷第258頁），這就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產生方式。

　　馬克思用這個abc線段是要揭露資本或資本家的剝削。但在人類的生產勞動中，從來就是力求用少量勞動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人類社會並不是隻有資本主義才從事勞動生產，勞動生產是人類的謀生手段。在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即使在奴役狀態下的勞動，bc的延長也是有一個最高極限的。在競爭的資本主義勞動中，奴役的消除和物質財富的普遍增進必然會限製它的延長。在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這個線段能夠表明的，要麼是資本家強迫工人在總的勞動時間已定時，用增加勞動強度來使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剩餘勞動時間延長，使剩餘勞動時間相對必要勞動時間不斷增加。

　　但前面說過，以契約自由為基礎的資本自主生產在這方面的限製是強有力的，就算“資本家所代表的那個東西裏面沒有心髒跳動”（馬克思語），他的資產權也替代不了奴役權，更比不上政治專製權。

　　因此，資本家隻有通過改進生產和通過協調生產來提高生產率，使工人用同樣的勞動強度、勞動時間，或甚至更少的勞動來推動同樣或更多的生產資料，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這是資本家追求的，也是人類的共同追求。工人作為為他人出力的勞動者，本身也在積極這樣做。不斷的發明創造和工藝改進，歷史上並不是資本家在做，而是勞動者們在做。這不但給資本家，也給勞動者們帶來了利益。可隨著這個利益而來的，卻總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上升的現象。

　　從人類社會以往生產的經驗來看，如果我們也權當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是一項經濟參數，那麼在這個剩餘價值率上升的時候，確總會看到生產率也在上升。並且，在社會發展的動態下，在社會生產的發展過程中，隨著這兩項參數的上升，必然有資本一般利潤率的下降。而在社會生產的局部時期，又總有利潤率隨生產率上升而上升的必然結果。在這種生產率和利潤率同時上升的場合，剩餘價值率也從來不甘落後，總是相隨上升的。這種現象到底說明了什麼？是生產率提高帶來人類文明的發展，還是剝削的加劇導致人類社會倒退？

　　在亞當，斯密看來，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是由於資本積累的增加和隨之而來的資本競爭的加劇。在大衛?李嘉圖那裏，他認為是由於資本的積累，是資本的增殖比人口的增長快，以致對勞動的需求經常超過勞動的供給，因而工資在名義上，實際上以及按使用價值來說都不斷提高—不論按價值還是按使用價值來說，都在不斷提高。他說：“隨著社會的進步，勞動的自然價格總是有上漲的趨勢。”

　　“除原產品和勞動外，一切商品的自然價格都有隨著財富和人口的增加而下降的趨勢；因為，—方面它們的實際價值雖然會由於製造它們所用的原料的自然價格上漲而增加，但是，機器的改良，勞動分工和勞動分配的改進、生產者在科學和技藝方面熟練程度的提高，會把這種增加的趨勢抵消而有餘。”

　　亞當?斯密正是說明了這樣一種情形：由於資本的增長使生產率提高，資本的競爭又使它們的利潤平均化，這個平均化的過程首先是遏止資本利潤率的提高，同時在勞動人口相對減少時，必然導致利潤率下降。

　　李嘉圖又強調了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不斷提高，因而利潤率必然會不斷下降的看法。他和斯密的用語不盡相同，但觀點確是一致的。

　　人類社會的生產和消費也說明了這樣一個規律或必然趨勢：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使生產工具和生產工藝的改進成為可能，一定量物質財富中需耗費的勞動量就會隨之減少。即社會產品相對人口增加，使資本相對勞動力也增加，社會總的物質財富中需供養的人數相對變小。這時在相對較少的人口下卻有一個不斷增加的消費品產出量，當這些消費產品和資本充裕到一定程度時，資本的利潤率就必然會下降。

　　因為資本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樣或更好的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直接導致的，這下降的產品價格目的是為了吸引消費和與其他資本競爭，實際效果是從比率上將資本的部份利益讓給了勞動者。

　　這時資本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爭取生存，是從利潤量的增加上來實現的。

　　一方面，一般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標明勞動人口的生活狀況不斷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資本利潤量的增加又使積累增加，從而使投資不斷增加，生產工具和工藝不斷改進，生產率不斷提高，再繼續使物質財富量增加，利潤率再下降。這正是一種繁榮的景象。

　　隻要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費，資本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就必定表明社會總消費量上升，表明資本相對人口（或勞動力—實際是一回事）增加時，該資本領域內的勞動人口的消費數量增加。而這時也隻有在利潤量上升的前提下，生產率才會繼續保持上升，利潤率再繼續下降。如果利潤率下降中也同時有利潤量下降，那我們就會看到，生產將下降，繁榮將不複存在。

　　以上是社會生產在發展的動態下，資本在生產資料相對勞動力，也就是馬克思說的不變資本相對可變資本增加時，一般利潤率隨生產率上升而下降的原因。由於在這種情形下，按照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他的剩餘價值率—即他說的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也相應上升，這本來是一件令他難堪的事，但他卻能從容敘述，使粗心的讀者，更使盲從的，在政治強製下不得不依順的讀者盲目信從。

　　另一圖，即圖乙表明的，是在社會生產的局部時期，同行業資本中在生產資料與勞動力，也就是馬克思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比例不同的資本之間的經濟狀況和“剝削”狀況。

　　在資本的競爭中，利潤率往往由於競爭造成不平衡，卻又總由競爭而平均化。當一個資本裝備了比同行業其他資本先進的生產設備，必然使它的生產資料相對勞動力，或不變資本相對可變資本增加。這個資本就會在圖乙的橫軸上向右端移動。

　　自然如資本所願，它的生產率就會得到提高，它的利潤率也相對過去或相對其他生產設備落後的資本向上移到一個較高的點上。

　　如果一個資本要想具有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它就必須使它的生產設備、生產工藝，即它的生產資料配備要具有社會平均水平。

　　如果一個資本要獲得超額利潤率，它就必須配備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即它的生產資料配備要超過社會平均水平。

　　這時這個資本的生產資料，即馬克思的不變資本當然就會增大，而所使用的勞動力，即馬克思的可變資本相對就會減小。那麼它的表現又會如何呢？恰如圖乙中顯示的那樣，它的生產率、利潤率和剩餘價值率都會同時上升。

　　圖甲和圖乙都表明了不同生產力水平下資本的經濟狀況和“剝削”狀況，它清楚地說明，馬克思的所謂剩餘價值率始終都與生產率相隨上下。也就是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與生產率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完全同步，卻與利潤率完全無關。

　　如果某個資本不是通過增加生產資料部份的投資來改良設備和改進工藝，而是采用比如某項發明在投資不大的情況下同樣也獲得了較高的生產率，也就是這時資本的所謂不變部份和可變部份仍然保持原來的一般水平，這時由於發明帶來的生產率提高，這個資本一樣可以獲得一個較高的利潤率，但這時這個資本也一樣會隨著生產率提高有一個相應較高的剩餘價值率。

　　這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馬克思的所謂剩餘價值率會不會就是變換了一個花樣的生產率的表現呢？或者，剩餘價值率會不會就是生產率？

　　我們如果認識一下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率的計算方法，一切也就清楚了。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資本C分解為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用公式表示就是：C=c＋v。把資本的利潤、利息、地租、甚一稅、國稅、地稅等等稱為剩餘價值m。

　　他提出了兩種計算剩餘價值率的方法。一種是貨幣量表現或代表資本各量的計算方法，他把這種方法稱為物化勞動計算法，即：剩餘價值率C’=m/v；另一種是用勞動時間分段劃分的計算方法，他把這種方法稱為流動勞動計算法，即C’=剩餘勞動/必要勞動。

　　第一種方法中，剩餘價值m與可變資本v的比能直接看出生產率的高低，或直接表現的就是生產率的高低，我們在前面（第十二節）已經詳細了解過。在這裏我們再認識一下第二種即流動勞動的計算方法。

　　馬克思把一個生產周期完成後的產品價值中產生用於支付工人工資部份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部份。也就是說，一個生產周期，無論它是一周，一天，還是一個月，它在這個期間平均生產的產品價值中，包含有工人領取的工資部分，有生產資料投入部分，它們包括原材、輔料，能源消耗，機器、廠房折舊等等，餘下的就是剩餘價值部分。

　　馬克思把中間的一項即生產資料部份令它們為零。道理很簡單，因為馬克思說：“它們在價值形成中不起作用”。並且他說，資本家在計算利潤的時候，也是把生產投入的全部資本都歸零來計算的（參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40-241頁）。他在這裏隻是把生產資料一項歸零，應該比資本家更講道理得多。

　　但是在計算資本的利潤率時，資本專家們確不會這麼干，他們不會忽視更不會看不見資本投入的作用和結果，不會看不見每一個利潤分子都是投入的資本分子的結晶。而馬克思隻看得見勞動分子的結晶，勞動力創造了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後，它的任務就完成了，多勞動的部份就是資本強迫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被各種人用各種藉口瓜分掉”了。馬克思這樣說（《資本論》第一卷同上247頁）。可他不但要占有這些剩餘價值，而且連勞動力價值都不肯給工人。真是烏鴉說豬黑。

　　這個理論對於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會如何看待呢？他們甚至還等不到工人們創造完自身的勞動力價值以前，在僅夠工人們糊口時，就迫不及待地強迫工人們開始剩餘價值的生產了。這個時候，他們是不會把生產資料歸零的，因為這便於他們要求工人更多地勞動，不計報酬。但在生產資料被共產前，這些生產資料就必須歸零。

　　這樣，流動勞動方式的剩余價值率計算就只剩下兩部分勞 動，壹部分是工人領取的工資代表的產品價值部份的勞動，即工人為了創造他們的勞動力價值耗費的勞動，這部分才是他們的必要勞動，在壹個生產周期中它所占的 時間段就是必要勞動時間，另壹部分就是工人白替資本家幹活的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說：“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於它所購買的勞動力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 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那麽，壹個工作周期的全部產品價值耗費的生產時間，減去生產工資部分的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馬克思為 此結論說：“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於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m/v=剩余勞動/必要勞動。”

　　盡管在馬克思的計算中，這兩個比始終沒有相等過，但他還是堅持它們永遠恒等。

　　就 算馬克思的道理成立，壹個資本投入後，完成的壹個生產周期中，勞動者為了自身的報酬部份，無論是馬克思說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極限，還是壹個時期勞動力的 壹般價值，只要這個量能確定，只要這個量能代表勞動力價值，那麽，它再生產的剩余產品價值量越大，就足以說明它的生產率越高，而很難如他說的，是剝削程度 的準確表現。

　　為了證明這壹點，我們結合馬克思的兩種剩余價值率的計算方法，也就是他的物化勞動和流動勞動的計算方法，用馬克思陳說剩余價值使用的線段a——–b—–c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率與生產率的關系。

　　我們假定ab段代表生產資料，即馬克思說的不變資本，bc段代表勞動力，即馬克思說的可變資本，ac就代表總資本。

　　在壹定資本量ac下，如果b＝a，那麽這個資本就全由勞動力構成，這種狀況我們大概只能在奴隸社會的最早時期或者是原始社會中才能看到，稍晚時期的奴隸制社會都至少令b≠a，因為銅、鐵的出現使由它們鑄制的工具已廣泛使用。

　　當 然b也不可能（至少在今天還不可能）等於c，因為現在的無人工廠至少還不是絕對的。於是，b既不等於a，也不等於c。但b並不是壹個自由電子，它是壹個被 束縛力很強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約束著的電子。於是，ab：bc的大小就不是在受個人意誌所支配，而是被社會生產力水平所決定。對單個資本來說，則由其本身的 生產力水平所決定。

　　我們看到，ab段代表的是生產資料，即不變資本，它由機器、廠房和原材輔料等構成，bc段代表的是勞動力，它由支付給工 人的工資來表現，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可變資本。對壹個資本來說，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貴賤，可能因不同時期的價格波動影響而從貨幣量上左右這個線段，我們撇開 這些，只從純粹的形式上來分析。

　　如果ab小於bc，那就是大量的勞動力使用粗笨的生產工具的勞動狀態下，生產率自然十分低下。如果ab大於 bc，那就是少量的勞動力使用自動化程度較高的生產工具的勞動狀態下。並且b越是接近c，也就是ab越是大於bc，生產工具的效率即自動化程度就越高，生 產率也就越高，壹定量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就越多。

　　但bc是資本中使用的勞動量，也就是馬克思的可變資本，馬克思用英文字母v來代表它，用它 來做計算剩余價值率的分母，而把資本的利潤以及全部收益統稱為剩余價值，用英文字母m來代表它，用它做計算剩余價值率的分子，即m／v。我們看到，當資本 中的ab不斷相對bc增大，也就是生產資料不斷增加時，分母v在不斷變小，而分子m卻在生產資料不斷增加帶來生產率不斷提高時和利潤量不斷增加時都會不斷 膨脹。盡管此時利潤率不壹定提高甚至降低時，也是如此。

　　於是，生產率越高，社會生產或資本創造的物質財富量越大，m比V必然相應增大，也就 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也相應增大，按馬克思的理論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越加殘酷。如果我們把現代出現的無人工廠拿來比較，是不是說這種跨越時代的高生產率 已經使資本的剝削就到了它“罪惡”的頂峰了呢？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生產率的變換表述，自以為是地誇耀是他發明的剩余價值理論，並用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以否定資本剝削為名，否定了人類社會生產率的發展。這個反動理論欺騙了中國人六十多年，並且還在繼續強迫被欺騙。

　　從 我們人類的整個生產史來看，生產率提高都是生產工具和生產工藝改進直接帶來的，勞動者科技知識和熟練程度的提高也是通過工具和工藝的改進體現的。這個改進 過程都直接表現在資本中生產資料的增加上，通過生產工具和工藝的改進使等量勞動推動更多的生產資料。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壹定量勞動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

　　而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卻把這個改進過程，把生產率的提高結論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在加劇。他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分割，以及對此的種種妄論，正是對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非難，由此造成的惡果是巨大的，它不只禍害了壹個民族，它使整個人類都蒙受災難。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其實不共產

　　共產主義曾經是人類的夢想，從墨子最早構想的理想社會至今，已經過去了25個多世紀。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思想家們構想了壹幅幅美麗的圖景，他們願望全世界人人相互友愛，每個人都為社會，為周圍的人無私奉獻。沒有貧與富之爭和貴與賤之別。

　　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私有制，蔑視財富的私人占有。當然他們首先都譴責政治權力的私有制。

　　從墨子、柏拉圖，到莫爾、康帕內拉……，再到聖西門、歐文、傅立葉……。共產主義從來都是天下人人平等，大家相互友愛，財富人人分享的美好社會。

　　到了馬克思，共產主義開始變味。他提出的共產主義只堅持剝奪和占有。人們不但不再相互友愛，還要明確劃分出階級。階級之間不僅相互對立，而且要相互仇恨，相互鬥爭，彼此視為仇敵。馬克思和恩格斯公開聲稱，暴力實現的，符合無產階級政治統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或“科學”的共產主義。

　　在我們今天被強制推行的馬克思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中，當權者就是把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者混為壹談的，以至今天的中國人壹提到馬克思主義，就像是在說“共產主義”壹樣。

　　實際上，共產主義早為人類思想家們反覆唱響。那個時候，馬克思還遠未來到這個人間世上。

　　而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是他自己和他的追崇者們冠名的壹個暴力統治、搶奪他人財產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自有大量關於共產的言詞修飾和渲染，如壹切公有，住房、醫療、教育，特別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等等。但它的實質卻絕非共產的；至少與前人定義的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這在浸透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宣傳的人群中乍壹聽似乎是壹個悖論，難道馬克思提出的生產資料公有不是共產的明確含義嗎？公費醫療、住房分配，……這些都是有文字顯現的啊。

　　其實，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只是壹個階級的公有，是共產黨高級官員所有天下的“公有制”。不像早先的共產主義那樣，或如這個名詞本身限定的那樣，是不分階級，全社會人人平等的公有。

　　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中，享有壹切財產所有權的無產階級顯然是社會的大多數，社會財富都由這個大多數人的階級占有，最後消滅階級，再最後消滅國家，全世界聯合起來。這聽起來似乎很美好。

　　但這裏規定了壹個最終目標。恩格斯在他的《共產主義原理》中直接提出：“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這就明確說明，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才是共產主義的最終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倆合作的《共產黨宣言》中，也直言不諱地宣稱：“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並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

　　對占社會人口大多數的無產者來說，成為統治者該是多麽美好，而那些少數人口的資產者們將被社會排斥，將永遠被統治，甚至被鎮壓。這和前人提出的共產主義理想有幾分相像呢？

　　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從他的理論中能收集到的最高形式，不過是階級共產主義而已，不是全人類或全社會的共產主義。這種貫穿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馬克思強調至少在階級被消滅之前要如此。

　　那麽，階級什麽時候才被消滅呢？馬克思告訴我們，“工人對反抗他們的舊世界各個階層的階級統治，必須延續到階級存在的經濟基礎被消滅的時候為止。”

　　這個經濟基礎什麽時候才能被消滅？人無毛無羽，上天又沒有給人現成食糧，壹切衣、食、住、行都必須靠每個人自己去創造，否則就只能去搶奪或者去乞討。老天如果不改變這壹切，這個經濟基礎就永遠消滅不了。

　　既然馬克思認定財產私有制形成的對自有財產的專有權利，是導致社會不公和滋生種種社會罪惡的根源，既然連財產不平等都必然帶來不可調和的人間對抗和災難，那麽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又將帶來什麽後果呢？政治權力的私有制度又如何能使人類獲得公正、平等與和平、友愛呢？

　　資產階級以及非無產階級的各個階層人士的基本權利還能否被認可？他們的政治權利難道就從此被剝奪？

　　過去財產的獲得雖然有掠奪的行為存在，但更多的是來自合法的途徑，而對他人政治權利的剝奪，對國家權力的強行獨占，卻沒有壹項是合法的。

　　用暴力強奪國民政治權利的行為，用暴力將國家權力私有化，才是人類壹切罪惡的真正根源，才是導致社會墮落的元兇。馬克思鼓動建立國家權力階級政黨私有制社會，才是人類最恐怖的私有制社會。它比財產私有制對人類社會的危害更大。政治權力私有制遠比財產私有制更加兇惡，更背離天道。

　　馬克思揚言要消滅的經濟基礎，是首先通過無產階級對社會其他階級的改造實現的。可依據自然法，人人應享有平等權利的人類社會，這個改造別人的權利從何而來？誰給了無產階級改造其他階級的權利？

　　而馬克思要消滅的經濟基礎，是要人又像猿壹樣，周身是毛的時候，和像猿壹樣，只會采食天然果食為生的時候才可能實現。我們於此不僅要問，誰給了無產階級強迫人類改變生存方式的權利？

　　但無產階級也別高興得太早，馬克思主義原理中根本就沒有無產階級統治的組織程序，也沒有保障無產階級全體成員基本權利的制度建構，甚至連這種設想都沒有，它只有暴力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號召，和國家壹切權力歸無產階級先鋒隊私有的規定。顯然，無產階級大眾只是為這些人奪取政權的工具。為了把這些人當成奪權工具，當然就會有很多令這些只會像工蜂壹樣辛勤勞動的人聽起來會感動的理論。

　　馬克思在他的無產階級理論中提出來的，就只有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和先鋒隊組織這些稱謂。他們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真正的統治者和主人，而不是全體無產階級成員。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提出過要由無產階級全體成員平等、民主地掌管國家政權。他們也並不認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要由無產階級大眾用信任和選舉產生，更不可能用全民選舉的方法。馬克思在駁斥巴枯寧時就直言不屑於這種全民選舉，稱這種選舉體現的民主、平等都是幻想，說它的政治性質不同於無產階級統治。

　　這就明確地表達出，無產階級統治的權力只來源於暴力搶奪，不是來源於全民，甚至不是來源於無產階級大眾的賦予。

　　全世界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中，沒有哪壹個認可過無產階級平民的普選權，他們無壹例外地都是按照馬克思的要求，用欺騙和暴力把無產階級平民組織起來集體勞動，要求他們作為國家主人為國家義務勞動，不計報酬。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就是這樣提出和規定的。這如何不使貪婪的共產黨充分挖掘他們肚子裏的私欲，為所欲為地剝削、壓榨天下人。

　　馬克思委婉動聽的財產“公有”制度，其實是下層人民什麽都不能有的制度。他的振奮高亢的消滅剝削的口號，其實是用制度化搶劫取代資本剝削。他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國家權力私有制的統治方式，重新恢復了過去強制集體勞動下由統治者完全占有全部勞動成果的方式，使勞動又重新回覆到被強權者任意驅使的奴役狀態下。勞動者在這個制度中，即失去了勞動生存選擇的空間，也失去了人生自主的權利。

　　從這些實質內容可以看出，馬克思的階級共產主義，充其量只是壹個“統產主義”，是將天下財產統壹在共產黨手中的強盜主義，並不是人們向往的，人人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平等，壹切物質財富不分彼此共同擁有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們的暴力搶奪和強權統治的主義稱為共產主義，是對共產主義的玷汙，是對前人美好心願的褻瀆。

　　反人類的馬克思主義

　　要認識政治強制對人類社會的危害，今天人類的智力水平對此並不困難。至少，經驗已經足夠教育人們，專制造成的災禍早已經是婦孺皆知。但對早期人類來說，政治強制的危害性卻處於完全無知的狀況。要在這種完全無知的狀況下推行政治強制制度，反而是及其困難的。因為誰要是在那個時候站出來指著壹群人說：妳們大家從此以後都要服從我的領導，聽從我的指揮。那人人都會面面相覷，不知其所雲何物，最後都會竊笑著躲開這個瘋子。

　　但是以後的發展卻不再是這樣。社會協作的進程使得相互的依賴越來越深。這種發展越是在後期，越是有利於形成精神上或政治上的差別。而人們又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向壹個危險的深淵滑下去。並且，這種差別壹旦形成起來，它的發展幾乎是無限的。壹些人不僅想要比別人更富足、更光榮、更有權勢，他們甚至還要別人都服從他們。而這些人壹旦得逞，就會得寸進寸，只會越來越貪婪。這就是人類最初對政治強制的後果因為無知，逐步放任這些家夥而走上的歧途。

　　它的形成或許有早期的族群相爭不得不采取的權力集中參與。但是族群的爭鬥以至民族的爭伐都不是政治社會的根源。我們甚至有理由否認財產私有制是導致人類社會產生奴役和壓迫的原因，因為財產權顯然沒有那麽強大的力量，只有政治權才具有這種威力，才會有力量產生人相奴役的效果。因為壹個富人如果要壹個窮人服從他，就必須付出讓這個窮人滿意的代價才能做到，而壹個強權者要任何人服從他，卻不需要任何成本。

　　因此，財產私有制並不是社會壹切罪惡的根源，只有國家權力即政治權力私有制才是社會壹切罪惡的根源。

　　政治權利私有制正是這種性質，它將強權引入社會生活中，壹部分人因此可以無需任何成本要求所有人服從他們。這種被迫服從只有在政治權力私有制下才能夠做到，財產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因為財產權的那壹點點力量是不可能有效控制住壹個人的。正是政治權力私有制導致人類歷經了四千多年的苦難，這個苦難歷程占去了大半個人類文明史。

　　奴隸制社會是它的開端，它即是國家形成的開端，更是政治權力私有制的開端，國家的形成正是為了政治權力私有化和穩固化。

　　以前人們把奴隸制度說成是財產私有制的產物，這是錯誤的。在奴隸制形成的很早以前，財產就是私有的，原始人就懂得堅決捍衛他們的個人財產所有權。無論這些財產與現代比較是那麽不值壹提。不過壹把石斧，或簡陋的棚舍等等而已。這些私有之物的持有欲望和決心並不影響他們在共同分享獵獲物時表現出無私的精神和豁達的情懷。

　　甚至包括動物也是堅決捍衛財產私有權的。老鼠的洞穴也是不容侵犯的，鳥雀的巢也各自分明，何況人焉。

　　奴隸制的存在，是社會表現賦予的，它從來沒有在明確的制度體系中確認過，只是用政治強制權堅持和認定奴役他人人身的合法性。顯而易見，財產權是做不到這壹步的，只有政治強制權無所不能。

　　封建社會也是以政治權力私有為典型特征，它與奴隸制的區別，也只是它在社會倫理上更多地承認了人的尊嚴和人身自由權，在壹定程度上不再堅持對他人人身的奴役。封建主繼續堅持國家權力私有制，但放棄了使人為奴的特權。

　　民主革命也是壹個開端，或者應該說是壹次回歸。人們對導致人類幾千年苦難的政治強制制度已經深惡痛絕。為避免人類再度陷入苦不堪言的政治強制中，民主主義以否定政治強制權，提出了天賦人權和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壹律平等的主張。思想家們把人在自然界中的平等規則延續和伸展到了社會壹切領域中。自然法權開始取代政治法權，律法取代了政法。因為人的本源壹體，人人皆源於同壹造物。

　　自然的差別如體力、健康、性別、智慧、膚色、相貌等等遠不足引起人在精神上、榮譽上和社會政治地位上的差別。而民族習俗和文化的、信仰的、貧富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別雖然與上述自然決定的差別不同，也絕不是政治差別的理由。用種族和階級的差別作為政治和社會權利的劃分等次，更是無稽之談。

　　但馬克思主義卻在堅持和強調這種差別，並用階級劃分擴大這些差別，以此剝奪其他階級的政治權利和限制工農大眾的政治平等權。民主主義的上述主張，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被馬克思主義堅決否定，它在人類社會再壹次超越自然法權之上，用政治權力提升階級差別並以國家名義鼓動階級鬥爭，在現代文明下公然鼓吹並直接建立政治權力私有制度。

　　這是人類社會又壹次政治權利的私有化過程，它的實現遠比第壹次要容易得多。

　　人類第壹次經歷和接受政治專制的過程是及其困難和及其漫長、痛苦的。因為那時人們對專制還壹無所知。到了馬克思的時代和在今天，人們對專制已經形成了習慣，習慣得突然失去它會覺得不自在。以至於有人發出，“沒有共產黨的統治就會天下大亂，他們會像沒有父母照看的孩子壹樣悲慘”這樣的哀號。就像馬克思譴責廢奴運動時奴隸主放棄對奴隸的奴役，使奴隸們失去了主人照看而淪為自由勞動者那樣的“混亂”和“悲慘”狀況壹樣。

　　今天的中國人就被馬克思主義認定，壹旦失去了他們的奴役，就會像當年的奴隸失去奴隸主奴役那樣必然不知所措而天下大亂。

　　這些用心險惡的家夥，將專制與社會規則混為壹談，把遵從社會規則說成是必須接受專制。

　　人類壹定要在自然形成的差別之外用社會制度制定種種差別嗎？人類天然的差別難道還不足夠？“社會”的本意原就是要抹平這些差別的。在民族之間刻意突顯習俗、信仰差別，挑起仇恨，制造爭端，推行種族主義，是反人類的行為，為愛好和平的人們所不恥。而馬克思主義遠比種族主義更瘋狂，它在人類社會挑起不同階級之間的對抗，用階級鬥爭理念將人類社會階級化，在同壹民族，同壹文化，甚至同壹家族中劃分出不同成分。公開挑起階級仇恨，宣揚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宣揚國家權力私有制。它與種族主義並列更超越種族主義之上，是人類近代史上戰亂不斷，屠戮和暴力肆虐橫行的兩大根源。

　　階級或階層的形成，與人類社會分工不能說毫無關系，人類由自然或先天形成的差異是自然的規則，按照孟德斯鳩的說法，是宇宙的規律。但人類社會經歷的和現成的分工狀態，即這種分工形式表現或決定的貧富差別，顯然遠遠超過了自然決定的程度，也就是違背了宇宙的規律。這就是人類社會的強權政治導致的後果，它使壹部分人的意誌強制著社會其他群體的意誌，直接產生了今天的社會畸形。

　　無論馬克思怎樣指責過去社會的壹切經歷，在曾經的暴力中，人類社會的主流更多的是相互友愛和相互幫助。人類還沒有那壹種文化鼓動過暴力。是馬克思主義在人類社會開暴力文化之先河，公開宣揚階級鬥爭的固有性和不可調和性，宣揚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爭端從來是，也只能是用暴力、殺戮來解決。在他的理論譴責的不合理中，擴大著社會更深層的不合理。

　　在馬克思主義中，階級鬥爭理論貫穿於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中，是他的所謂“科學”的，有別於“空想”社會主義的精髓。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圍繞階級鬥爭理論展開的。

　　這是壹個真正的“地獄入口處”。正如他所說的，他“多年誠實探討的結果……像在地獄的入口處壹樣”，已經使他表達的資本、商品、生產、分配、交換……通通被他趕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殿堂，進入到血腥的階級鬥爭戰場上，使世界處在了他“多年誠實探討的……地獄入口處”。他使人類刻骨銘心地體驗到，通向地獄的道路，除了良好的願望外，還能用他的“誠實的探討”來鋪就。

　　他從商品到資本，從生產關系到社會壹切交往關系，從土地所有制到國家權力私有制，再到有產者和無產者亙古不變的敵對模式，結論壹個階級壓迫壹個階級的人類社會必然性。

　　應該說，階級鬥爭理論才稱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它貫穿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從對物質認識，社會定性，歷史發展，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國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甚至到商品、交換、勞動、分配、資本和資本運用……總之，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世間壹切事物的準則和理論依據。

　　馬虜們宣揚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與他的資本剝削和抽象勞動理論毫無關聯。就連代表他理論頂峰的《資本論》，也處處充斥著意識形態表達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充斥著他對資本家階級刻骨的仇恨，其中很難發現有“辯證”的痕跡，也難找到有“唯物”的跡象。他的理論只唯階級鬥爭論。

　　也只有階級鬥爭理論才算得上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壹部反人類的偽哲學。這個哲學規定人類社會從來就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爭鬥的戰場。無產階級要想擁有自己的權利，就必須剝奪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權利，他們要反抗和擺脫奴役，就必須奴役被推翻的奴役者。使奴役者被奴役，使剝奪者被剝奪。

　　這種反人類的理論，是人類近代文明的壹大汙點。它在中國的推行，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滅頂之災。

　　人們不要以為馬克思的主觀願望是為尋求社會公正。為社會弱勢群體鳴不平，向來都會受到社會普遍的贊揚和尊敬。但極端主義總是利用這種傾向，反而將更大更深的災難加在人民頭上。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是以極端方式將不同階級置於妳死我活的對抗中，公然用階級鬥爭理念否定人類的共生原則和人性、人權在自然規則基礎上形成的文明準則。

　　在馬克思主義中，社會壟斷了個體的壹切，專制壟斷了社會的全部，個體完全從屬於社會並直接從屬於專制。文藝復興突顯的人的基本權利被完全否定，中華傳統文化中文與質的和諧更無立錐之地。

　　壹個竭盡全力鼓動強權政治，強迫文化、思想、經濟壹體化，生活方式統壹化。完全無視個體意誌自由，無視生命尊嚴和基本人權的瘋狂者，將人類社會延續的全部歷史，包括生產勞動史和傳統的民俗、民風通通定格在階級鬥爭的對抗中，定性為壹個階級壓迫壹個階級的煉獄歷程。

　　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暴力也並未給無產者們帶來任何利益，無產階級鎮壓的地主、富農、資本家是壹方面，無產階級自身也是壹方面，劫奪了政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就將強權的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全部，並遠比舊制度更加殘暴地壓榨他們。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以剝奪為目的的。對資本的剝奪總會有限，對勞動的剝奪才是無限的，永不枯竭的。馬克思主義遠比種族主義對人類的危害更大，更邪惡。它推行的國家權力階級政黨私有制，比封建制和奴隸制推行的國家權力家族私有制對人類的危害更大。馬克思主義是繼奴隸主和封建主之後，在人類社會堅持國家權力私有制的三大惡魔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