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7日，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网上图片
1 被捕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路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12月18日的卡特尔世界杯决赛，直播是在中国的半夜。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球赛大约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诉男友，她全身都凉了。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杨柳。
“那个夜晚，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梅西获胜的喜悦，一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说。那是个奇特的夜晚，愤怒、担忧交织在心头，让他至今难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了湖南衡阳的老家。“她觉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朋友说。
在老家的五天里，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录下了一段视频。如果她被抓，这段视频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视频上，她穿蓝色的衣服，中长的头发。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时分。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了湖南衡阳的家门，带走了曹芷馨。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纪念活动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了朝阳看守所。
很快，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让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托了她的朋友，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
从湖南出来上学“北漂”在京，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离开学校后，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
朋友说，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个房子更小，是一个铁皮搭的阁楼，“站在房子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学时，她的专业是环境史，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末的长沙。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看过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并不喜欢胡同。胡同里环境杂乱，没有厕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说。“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民间生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次，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说。
毕业后，男朋友想去国外继续读书，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等。
在男友看来，她想去出版业，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另外，学历史专业，本来就业就困难，周边的同学，或者考公务员，或者去国企、大厂什么的做宣传员，或者去中学当老师。这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
可他们也都清楚，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其实“很窒息”，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要在北京立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最终，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她工作也十分卖力。如今，在B站上，还有她介绍《全球通史》这本书的一个长视频。那时，她刚到北大出版社，正赶上推广这本书。
“她很聪明，老师也很欣赏她。她有学术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锐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男友说。事实上，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她也想出来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但最终，伴随着读书、成长、阅历，这个女孩，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识，2019年开始交往。他们在一个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硕士。2021年毕业后，他出国了，两人开始异国恋，每天都要电话。有时，两人视频，什么也不说，各自做各自的事，她会弹奏尤克里里，唱着歌。爱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
2022年11月27日，上海的示威现场，一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并被押上警车。摄：AP/达志影像
3 “半积极分子”，“有趣的人”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的、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她太年轻了。从学校刚毕业，一切都开始，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北京，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去现场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忆。
在男友眼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
“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男友说。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卖唱”。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觉得好玩，像玩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也并不是很认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认为，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积极分子”。她们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电影、读书会讨论等等，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环境、家庭等议题，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学，学社会学。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在路上见到好几次，后来回到人大，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这就熟悉了起来。”
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和大家一样，关注相似的议题，从文学、艺术、电影到女性主义，生态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带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样，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住进胡同里，没有厕所，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送外卖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蓬蓬（为保护受访者，此处用化名）说。
蓬蓬也是她们的朋友。她说：“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这些抵抗，很多时候，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
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东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
但是，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近年来，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不管是媒体上，还是学校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愈发压抑。一位朋友说，每次聚会、放映等活动完，大家一起会讨论，但其实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讨论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欢小动物，也关心环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每年捐几百元，“给小野猪加餐”。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政府防疫政策，同时纪念乌鲁木齐火灾中的遇难者。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青年运动50周年。
5月11日，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场“致敬60年代”的朗读会，位于居民楼的二十层、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这是为纪念“五月风暴”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
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空间里的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将我们吞噬”。这是居伊·德波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
在“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朋友。
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空间，因各种困难，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大家在这里读书、讨论、生活，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彼此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北京，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曾经的北京，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后，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新时代”已开启，很多过去老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渐渐萧条。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空间里的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公正议题，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单向街书店，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除此之外，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有地下音乐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这样。她喜欢传统的民谣，包括新裤子乐队、张悬的歌等。“她也喜欢地下音乐，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她的男友回忆。
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她会想起胡同里一个叫“暂停”的小酒馆，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里只有10平米不到，挤在胡同里，透过一张开在墙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
10平米，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馆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当年那里却是一些“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发生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前往现场支援。许多年轻人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关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者眼中，他们是“左翼青年”。
曾经，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这里的常客。她记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馆实在太小，有时大家只能站在门口。冬天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瞎聊，酒馆会提供军大衣。
酒馆内常有“不插电”的演出。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在另一个视频中，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风呼呼吹着，天很蓝，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几何时，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寻找自由。
这些自称“廉价而业余”的小酒馆，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年轻人也循声而来。“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就像节目里我说的，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开一家⼩酒馆能有什么意义，其实趁年轻，开一间酒吧，帮任何人完成⼀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们的经验中，在北京，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另一个酒馆，在2019年开张2个月，卖光了2019杯酒，然后就决绝关张。
除了这些小酒馆，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
这一片，以音乐为载体，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影视公司，文化媒体出版机构多。很多时候，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有文章曾这样描写。
2022年12月18日，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学时，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叫“不二酒馆”。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
一位常去酒馆的朋友记得，不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这里会做一些读诗、观影的活动，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记得，酒馆曾放映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正发生》，让她印象深刻。
这位朋友是先认识杨柳的。杨柳做记者，文字很好，她们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动，后来见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顾，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压“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觉得，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
“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2023年1月，怀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这样说。
2022年11月28日，北京，为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守夜后的集会上，一名车内的人拿著一张白纸抗议。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后，阿田去搜索，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此次失去自由并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个晚上，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他说。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次被抓的朋友，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她们都是同情心、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参与再说。”阿田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
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个网络上的交流，议题是关于“躺平”的。阿田问登登：“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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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8 04: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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