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苗受害团体筹备起诉 问责国务院、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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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作者: 唐缘媛


上海疫苗受害者家长华秀珍   维权网

近日，中国的疫苗受害者团体发出征集全国受害家庭筹备起诉的呼吁，针对涉及疫苗问题的错误鉴定和信息误导，要求对国务院和卫健委等部门进行追责。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唐缘媛对这起诉讼发起人的专访。

中国涉及儿童免疫、狂犬病、肝病、艾滋病和新冠疫情等相关疫苗长期存在管理缺失、信息不透明问题，而许多家庭的幼儿、老人在施打疫苗后，却留下了长期且严重的不良影响，甚至导致伤残。民众就此维权却屡遭当局打压，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近日，全国疫苗受害家庭发出呼吁，准备起诉国务院和国家卫健委。起诉书起草人之一谭华就此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诉求

记者：“谭女士您好，您可以谈谈此次诉讼的诉求吗？”

谭华：“主要是目前从国内疫苗异常反应来讲，我们认为是不够公平、公正、公开、科学的。很多地方是疾控中心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垄断了所有医疗资源、专家资源和行政资源，形成一言堂，对疫苗异常反应的家庭和患者来讲是极度不公平的。虽然官方说是百万分之一的疫苗异常反应，但对一个家庭来讲却是百分之百的灾难。然而，疾控中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绝大部分疫苗致残、致死的家庭来讲，都是给予‘偶合’和‘无关’来推脱相关责任。”

“我们提起的疑问是，‘偶合’和‘无关’是不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还是凭几位领导、疾控相关的行政部门擅自做的决定？如果这方面存疑，那么就请法院判定他们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公平、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能够做一个公开和科学的诊断。”

谭华指出，疫苗副作用时常为受害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尤其若是受害者是家中成年人，整个家庭便会失去重要的经济支柱，使得老人、小孩生活困难。此外，中国在三年来新冠疫苗接种了34亿次，若照官方公布的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每年应该也有上千名患者发生疫苗异常反应。

进展

记者：“目前诉讼进度如何?大约有多少人参与诉讼？”

谭华：“我们去的是（北京）法院二中院，希望能够立案，但法院一听我们是要告状国务院就不受理。随后，我们又接到警察的电话，一方面是警告，另一方面是维稳手段，希望我们回当地解决诉求。但我们现在诉求是因为国家关闭了正常维权的通道，既不能诉讼也不能正常信访，导致家庭受到了很大的困难。”

“从目前联名自愿参与的家长和患者的人数来看，我们估计可能达到一、两百号人。这一、两百号人是不是能够聚集到北京共同向法院发起诉讼，我们还是存疑的。我们去了第一批人，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左右，法院没有受理。我们考虑是不是有第二波、第三波的人可以共同推进这件事件发生。但是目前还是非常困难，举步为艰。”

记者：“这次的活动，何方美有参与吗？”

谭华：“何方美自从2019年10月份在政府门口做了一些艺术行为之后，至今为止她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从别的渠道旁敲侧击听到一些消息，她是超期羁押，已经过了一年都没有公开审判。她的老公李新目前被以寻衅滋事罪、重婚罪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已经在监狱服刑了。对于这样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心痛。”

何方美是中国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2018年3月，何方美的女儿在河南省辉县接种了甲肝、麻腮风和百白破疫苗后，随即罹患病毒性嵴髓炎而致四肢瘫痪、萎缩。何方美夫妇因此一边在北京治疗女儿，一边上访维权，并与其他疫苗受害家长组成“疫苗宝宝之家”，呼吁疫苗安全并向政府问责。


问题疫苗受害儿童的家长何方美举牌抗议（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2020年10月，何方美带着疫苗致残的女儿在辉县政府门口泼漆被警察带走，与其儿女一同被关进精神病院。有消息显示，目前何方美被当局羁押在看守所，儿子因为已到学龄被寄养在农村，两位女儿则滞留精神病院。

记者：“上诉的过程有医学专家共同参与吗？”

谭华：“很多有资历的医学专家都难以对我们这个群体和疾病做出比较客观的说明，因为2014年国家发布了一个文件，文件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可对疫苗异常反应做出诊断。在早几年之前，确实有相关的医生可以明确跟你说‘这是疫苗反应，你可以找疾控’。但是国家发布文件后，再也没有医生可以在病历里或是口头上，对我们做判定这个病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

信念

记者：“维权的路是相当艰难的，您为何会愿意站出来发起上诉呢？”

谭华：“我本来是复旦硕士毕业，有比较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9年前，在一次偶然机会当中，打了在上海市试点的狂犬病疫苗，导致癫痫和突发性耳聋以及脑病。目前为止，疾控的违规诊断导致我9年的生活陷入极端困境当中。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要给自己一个说法。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病跟疫苗没有关系’？，请你给我科学有效的依据。”

“为了这个执念，我这条路坚持9年了。像我妈华秀珍，她是宁波大学退休教师，因为帮我在北京维权，被判处了一年两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是被剥夺了养老金，没有生活来源，包括医保跟退休金被取消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希望能得到相应、合理的补偿。在我妈的案子中，我们希望能翻案、平反，在我家里写有四个大字‘还我清白’，这可能是我在内心当中，最坚强也是最任性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