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赚了30个亿 孔祥熙宋霭龄出访欧美聚敛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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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孔祥云

　　1936年底到1937年初，世界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国际关系呈日益复杂的形势，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态势咄咄逼人……

　　孔祥熙、宋霭龄夫妇几乎每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经过深思熟虑的蒋介石想让孔祥熙再一次出访欧美各国,让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因为一旦中日开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上，中国都是弱国，都需要支持。

　　但是此次出访的旅程却并不平坦。

　　孔祥熙这次出访欧美对外宣称是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经济合作。实际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来遏制、推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寻求对中国的支持。孔祥熙曾和一些军政要员秘密计算过，如果真的与日军正面交火，仅步枪子弹每月约需7亿发，而自己国内只能生产20%～30%，更何谈其他军需装备。因此，购买军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秘密使命。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华民国特使”身份，率30余人从上海启程乘坐意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前往第一站英国。孔夫人宋霭龄及孔令仪、孔令杰随同孔祥熙一同前往。

　　埃及是孔祥熙此行的中转站。当时也是天公作美，他们到达埃及的当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群众穿上光彩夺目的服装，带着自制的食品走出家门，在野外游玩，就像上天有意安排的欢迎仪式一样。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国留学时，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古迹就成了孔祥熙和宋霭龄向往的地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才梦想成真，这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不免因为命运对人的左右而产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一行30余人万里迢迢来到英国。一路游山玩水，在英国又滞留半月有余，耗资数十万，最后英国人却一点面子不给，只签订了一项关于建设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该项借款分两批，共700万英镑。此外，孔祥熙还和英国国家银行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争取在伦敦银行发行中国债券3000万英镑等。孔祥熙访英的成果也就仅此而已。1937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英国。

　　孔祥熙对法国的访问，比在英国稍好一些，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后因中日开战，法怕得罪日本，协议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当时正处在对德日关系的困境中，二是法国国内自身经济不景气。孔祥熙来法国的主要目的，表面是加强两国友谊，实质是要米、要钱、要军火、要援助。而此时的法国从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刚刚复苏，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面临着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在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上，中法双方都只在外交辞令上兜圈子，空口许诺多，实际东西少。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在德国，孔祥熙的运气不错，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而且还会见了希特勒。孔祥熙在德国期间还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4年前访问时，孔祥熙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即中国向德出售钨砂、锑砂等矿产，以换取德国的枪炮军械。

　　孔祥熙对德国的访问自我感觉是满意的。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访德的情况，特别详细汇报了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但蒋介石似乎对德国这位独裁者了解得比孔祥熙透彻。他在孔祥熙回国后对孔祥熙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希特勒是个政治流氓，他公开说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果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形成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中德关系开始恶化，并最终破裂。

　　在欧洲这段时间，孔祥熙为“国事”频频奔走于英法德之间，无暇外出观光游览。宋霭龄带着儿子女儿住最好的饭店，吃名贵的饭菜，游遍了这几个国家的名胜古迹，尝遍了这几个国家的美味佳肴。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结束了对德国为期7天的访问，乘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孔祥熙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他幼时能入太谷福音小学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后来他能到潞河学院读中学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再后来他能出国赴美留学，仍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可以说，是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培养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孔祥熙进入政界后，和蒋介石、宋子文一样，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怀抱”，主张亲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这次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美国，就是希望能使这次访问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6月21日，孔祥熙一行横渡大西洋后到达美国东部的大城市纽约。一到纽约，他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访美的目的。他说，他这次到美国来，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财政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二是为解决中国的外债问题；三是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的经验。其实，孔祥熙所说的3个目的，一头一尾是虚，借钱才是实的。

　　到美国之前，就听到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偿还能力、外债用途等表示怀疑，所以孔祥熙就干脆对新闻界交牌。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和上升时期，极有利于国外投资和还债。中国政府将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当时中国每年的海关收入约为4.5亿银元，可以用其中的1/4作外债的担保。

　　孔祥熙抵达美国第7天时，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这次和4年前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大不相同。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还因为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罗斯福隐隐感到了威胁。罗斯福觉得，中国在亚洲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牵制日本侵略的战略力量，在反日及维护太平洋地区稳定上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罗斯福对和孔祥熙会谈也很有兴趣。

　　为了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当时罗斯福对孔祥熙要求的援助尽力予以满足。但因美国国会曾在不久前通过了中立法，规定不允许各大公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所以罗斯福暗自授意有关方面负责人办理此事。当下美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玛斯心领神会，立即和孔祥熙会谈并同意贷款
1000万元。随后这笔贷款在中国游了一圈，又变成了购买美国武器的购货款。孔祥熙对此颇为感慨。

　　孔祥熙在获得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把它变为军火之后，他又向罗斯福请求购买石油。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汽车、飞机用油完全靠进口。因此当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

　　另外，孔祥熙在访美期间还达成了不少其他协议，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中国购买20个蒸汽机车车头，价值7.5亿美元，可先预付一部分定金，其余5年内还清。中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银行签订“金银交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可以用白银向美国购买一批黄金。这批黄金可以暂存于纽约，以备急用。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选定了新址。他和宋霭龄亲自在纽约双橡园地区为大使馆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使馆新址。老馆旧址也不卖，而作为大使馆职员的宿舍。此举深受大使馆职员欢迎。

　　孔祥熙此次访美，为美中关系发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希望扩大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希望能控制中国，希望能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而蒋介石、孔祥熙则希望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就是从这次访问开始，孔祥熙开始大举向美国借债。到了1945年，美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债中占了75.5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共贷款1.2亿美元。当时，美国不仅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还通过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来影响中国。每次借款，他们都要以桐油、茶叶、生丝和钨、锑、锡等产品做抵押。几年之内，美国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海关。

　　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样大举向美国借债对国民党政府意味着什么。他这次访美，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外汇的70％存在了美国的银行，总数达9500多万美元。后来，他又两次与美国签订协议，希望美国出面收购法币，以“稳定”法币市场。美国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后两次共收购法币5800万美元。特别是1942年，孔祥熙因滥印钞票引起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竟饮鸩止渴，又向美国贷款5亿美元，使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美国。当然，后来孔祥熙也和美国人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为蒋介石决心撤换孔祥熙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国的渊源是从小就注定的，尽管为了一些利益和美国人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国家，是他最向往的国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后，他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美国，也把子女的归宿放在了美国。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就在孔祥熙访美期间，日军大举向北平进攻，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抗战全面展开。孔祥熙本来想立即回国，但当时蒋介石让他借这次事变再次与欧美列强会谈，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日中开战之事，欧美各国早有预感，所能给中国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访除了平添辛劳、多花一些旅资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孔祥熙于1937年7月19日又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再次和英国党政军要人会谈，英国却仍态度暧昧。因为当时他们最头痛的是欧洲事务，是怎么处理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在英国，孔祥熙的收获仍是上次的结果，就是他与英国银行家会谈，商定了关于建筑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借款问题。英方答应分两批借出，共计700万英镑。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国这次也算给了面子，当即同意贷款2亿法郎。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轻武器一批。

　　1937年9月24日，孔祥熙和宋霭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霭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转道香港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淞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径庭。而此刻的宋霭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依偎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日军的占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几经辗转，孔祥熙终于回到南京，此时的南京已是一片混乱。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孔祥熙不能插手军事方面的事，但他很清楚，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在很多方面，宋霭龄与孔祥熙的想法存在着差异，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不谋而合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霭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

　　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孔祥熙大动脑筋，当然，他的努力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在做行政院长期间，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1937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事件。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可以说这时的孔祥熙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当时的金融财经业。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绝招之一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财政赤字。孔祥熙曾扬扬得意地对宋霭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其中借债的办法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作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访欧美4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以及“赈济公债”等等。

　　在为蒋介石理财的过程中，孔祥熙还有一招那就是滥发钞票。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这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字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7倍的钞票。由于内忧外患，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可谓是处在水深火热中了。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货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相脱离。

　　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孔祥熙当面向蒋介石汇报粮食问题，改革田赋。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他粮食455多万担，超额
10.39％，1942年征收66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了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但是我们应该明了的是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采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4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来赚取其中丰厚的利润，而不是个人。这4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卷烟和火柴。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线生机，但由于它是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两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
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征税。其中，这4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就是在这12年中，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跻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无从知晓。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霭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3条渠道获得的。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蒋介石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1937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曰“公务需要”。而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自家的账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自家的私人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意见相左的人，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作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告他的黑状后，十分生气，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账，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霭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这

　　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作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
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入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和10元4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换美金。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想起了美元公债。美金公债的价格开始攀升，由十几元上涨到三十几元，而且仍在看涨。孔祥熙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进一步加大了对美金公债的宣传。于是从
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霭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在宋霭龄的授意下，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霭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到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由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吕威拿着孔祥熙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几天后，孔祥熙、宋霭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就这样，5000万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吕威等按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霭龄所办公司的账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
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而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金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金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后来美金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霭龄至少赚了30个亿。

　　这次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因为这笔财富也为不久之后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