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美国重新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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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认为，这或许会让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加困难。拜登政府将这次气球事件知会了40个国家，但欧洲反应冷淡，拉美国家对中国气球飞进本国境内也淡然处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坐不住了，2月6日在美国政府加州纪念里根诞辰112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一番以“力量”为主题讲话。赶巧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回忆录近日在日本发售，披露了他在八年任期里与多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谈了自己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意中将世界导入一个大国外交的老话题：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基辛格承认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

基辛格在讲话时首先表示，如今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内部分裂和外部混乱，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建制派却没能“发挥应有的凝聚力”，任由“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主张什么的争论”撕裂美国，这样的美国将无法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基辛格接着话锋一转，称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包括“野心勃勃的中国”，中国现在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基辛格进入讲话重心，称里根总统一直主张要“美国必须在物质和思想领域都强大起来，以保护世界秩序不受破坏，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在这篇基辛格称，美国仍要积极干涉全球事务，“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可能带给世界稳定”。他认为，美国现在亟需“下一个里根”。

道格拉斯·杜班如是说

早在2016年，经营美中外交数十年的美国政要都预感到美国对华外交将面临大变，纷纷撰文贡献自己的经验。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特别助理，他于2016年10月20日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发表一篇文章 《中国：给美国下一任总统关于亚洲崛起超级大国的十条建议》（China: 10 Pieces of Advice for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on Asia's Rising Superpower），我这里引用时，有的一句话可表达，有的根据现实，有详有略。

1、基于对华政策的整体目标背景考虑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涉及中国时，华盛顿的目标是多重的，但这些目标无法全部实现。必须设定优先处理事项，必须做出妥协并提供折中方案。比如说服北京向朝鲜施压，或许有赖于承诺将美国军事力量从韩国撤出；赢得投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让步，可能需要美国在贸易领域予以迁就。华盛顿必须判断，哪一种组合方案对美国而言价值最重大。

2、站在北京的立场看待一些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或许较为强硬，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举动不合理。化解中国决策者的那些顾虑，将在与中国谈判时收获更多成功。问题不在于通报中南海华盛顿希望北京做些什么。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北京那么做。

3、承认美国的错误、伪善和弱点。华盛顿曾在亚洲支持独裁政权，在中东制造流血混乱，在欧洲创建附属国，在自己的国家催生经济危机。在教训他们的北京同行之前，华盛顿官员理当展示出更多的谦恭。

4、夯实美国经济以战胜中国的产业政策；

5、扮演国际懦夫的角色（意即适当的示弱） ；

6、停止助推中国和俄罗斯往一起走。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的妙招或许是令北京转变为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相较而言，奥巴马行政当局逆转了这一航线，助推其两大潜在对手走到了一起。然而，华盛顿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这两个大国对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言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一轮事关重大的博弈正在进行当中，美国的行止有必要更讲战略，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均势上。

7、将相对微不足道的事项争端留给盟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 年1月至2001年1月）曾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大国。美国眼下的确如此，并有一些新的任务。击败重要军事力量，指挥广泛的国际同盟，在亚洲的案例中，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取得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虽然这种取得不大可能。但华盛顿不必充当微观管理者，试图将其意志强加到几乎所有争端上。

8、涉及人权和民主这类国内议题时，和缓表达立场。如同《圣经》中上帝关照一只坠落地面的麻雀，最遥远国度的最细小瑕疵也令美国政府牵挂。对诸如此类的关注，中国通常的回应并不令人满意。相较而言，美国可以利用民间团体的公开批评来强化其理据。

9、认识到中国（仓促的）民主可能制造与其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的麻烦（主要谈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外来干预）

10、做长期准备。中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依旧受缚于其传统型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美国依旧保持非比寻常的优势，以及适应力强、开放、宪政的民主制度。中国渴求伟大，而美国已经拥有这种伟大。华盛顿的任务理当轻松得多：维护令美国得以繁荣昌盛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

美国在对华政策重新定位之前须自我定位

距离杜班先生2016年发表这10点建议已经过去6年，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美中关系均发生了剧变，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中俄事实上已经结盟。美国想再求得保尔森时期的“改革者、改革助推者”的角色已经毫无可能。也许参考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对华外交经验或许有用。安倍在其回忆录中说，安倍在回忆录中谈到对华外交的得意之笔是“管控安全领域课题的同时，在经济方面将中国的市场价值转化为日本的机遇，这是政治技巧。” “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像下棋，如果对手试图吃掉你的高价值棋子，你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敬。 “我感觉我在与中国打一场持续多年的心理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与韩国人完全不同，韩国人唯一的战术就是把棋盘掀个底朝天。”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曾数次与安倍晋三有过接触，称他“八面玲珑”“能屈能伸”。

基辛格谈的是道：原则；安倍谈的是术：技巧。杜班则既有原则，也有技巧。美国对华外交的历届人才还在，但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剧变，在对华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之前，美国得先自我定位：指导中国改革的改革者与改革助推者已是历史，颠覆者这一角色在习近平结束外国NGO时已结束历史使命，剩下的角色是“竞争者”，如何让美国在竞争中获胜，是今后美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