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与制度再造及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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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与制度再造及产业转型

中国的社会问题，表现在社会中的政治、政策和决策以及经济层面。但是，根源却源自于我们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是继承和发扬公元前8—3世纪诸子百家的追求人间美好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发明精神，是在诸子百家的伟大精神基础上，创新华夏民族社会的知识体系、制度体系和产业体系，把我们的社会生活建筑在以文明为核心理念的基础上。21世纪华夏民族文化革命的具体任务包括：1、把现代华语提升为世界上一种主要的科学语言；2、根本而普遍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思维方法；3、树立以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文化形态；4、创新和突破性地建立完善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价值体系。

本来，在华夏民族的话语中，所谓“革命”，即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行动。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过多的使用着“革命”，但是，却把革命歪曲为一种简单的、粗暴的、甚至于血腥的暴力行径。

在20世纪，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华夏民族在这个百年历史中，并没有能够认识和把握社会文化革命的真正意义、任务与目标。相反，不仅严重歪曲了“革命”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科学含义，而且在政策选择和行动上走向了社会文明的反面。

从宏观中国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仍然可以把20世纪中国视为一个过度型的世纪。在政治上，20世纪属于中国的“家天下”向“党天下”的剧烈而动荡的过度型世纪，而华夏民族在政治转型方面的不成功，也是导致整个社会在建设、发展与进步上不成功的主要根源。在经济上，20世纪中国始终没有真正走上一条以产业革命和科技引领的经济增长的模式，而是始终沉迷于私有制和公有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端选择中，并且以此意识形态进行各种经济政策的选择。在文化方面，无论是1912—1949年的中国民国时期，还是自1950年代以来，都是以执政党的理论决定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导致华夏民族的文化始终没有能够走上一条以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为要旨的线路和方向。

显而易见，华夏民族21世纪迫切需要文明、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制度保障，如果真正拥有了这些价值和保证这些价值贯彻执行的制度，那么，华夏民族就能够在短时间里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才又可能在21世纪实现全民族的社会文明复兴。

价值观和制度体系的再造，是一场覆盖全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从政治上说，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伟大的制度体系的发明和确立。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政党制度必须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崭新政党制度建立政党平等的价值原则上。有条不紊的设计、推行和确立公民直接投票选举制度，这是21世纪华夏民族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主要而明确的方向。

从政治角度判断，华夏民族21世纪的政治文明，必然是一个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的转型和升华的世纪。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这是华夏民族远古贤圣便认识到的一个明确的理念。

在政治观念上，确立起公权力是对社会和民众生活提供公共治理的服务系统。必须彻底改变公权力的一切陈腐意识，根除用“枪杆子”夺取国家政权、维护国家政权的观念。并且，改变干部任用上的“选拔”观念，由“选拔”改为“选举”，当然，需要把公务员队伍区分为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两种形态。前者是通过公民投票产生的行政领导人，后者则是根据德才和治理能力通过法律程序任命的技术型公务人员。

中国在政治人才的选拔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根本改革干部制度的一种沉重的负担。

西周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是贡士制，由各地诸侯选拔德行、道艺兼优者贡于周天子使用。
在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的大一统的“家天下”的制度范式和结构中，以隋朝发明“科举制”为标志，之后逐步形成了一种稳固而有效的“文官系统”，所有的官吏固然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授受和任命，但是，在“科举制”之后形成的文官体制，成为有效维护皇权统治的一种制度工具。因为在科举制中，从来没有一门考试“科目”属于科学后者技术，这样的“科举制”只是有利于维护皇权统治，而对于社会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形态的改善和提升、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几乎毫无益处，甚至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察举制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官吏选拔制度。主要是地方和中央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品行对个人进行推举和征召。察举制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官员选拔制度。曹操即依靠“举孝廉”而进入仕途。科举制始于公元621年，直至至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延续了1200多年。

选贤贡士制—察举制—科举制，这样的官员选拔制度，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

可见，在历史上，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选拔”和任命，而被选拔出来和得到任命的官员，便在政治上获得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并且，在中国，由于长期一贯的选拔制和任命制，民众普遍认同了这样的政治作为。因此，所有的中国人，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从来无法自主的选择各个阶层的官员。

现行的干部制度（或者官员选拔制度）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政治腐败。一方面，制定出来的政策不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并且带来许许多多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与矛盾，根本没有良好而有效的化解之策。长期的领导干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直接导致整个社会治理层与民众生活完全脱节。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仍然没有民众与官员的良好的沟通机制，也就是说，在社会与政府之间，由于没有合理而公平、公开而透明的沟通机制，导致许多政策决策天然地带有许多不合理的成分，而对于许多不合理的政策，更没有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

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把选举制引入社会的政治程序的基本条件。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态势已经形成，而且经济生活成为主导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治理和决策已经不能有效而合理的化解各种具体问题。

中国大陆在干部体制的改革上，必须有条不紊地引入选举制。并且，把民选官员和政治任命官员做出职能和程序上的区分。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政治注定是一个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转型和升华的世纪。因此，中国大陆需要一步步良好的《政党法》，以保证社会政治的安定与有序。固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政党都是一个有效而机动的政治工具，也是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理念的智库组织。由于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形成的“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所形成的大一统的“家天下”形态，导致中国在20世纪“家天下”向“党天下”的政治转型存在严重和明显的缺陷，这便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上了依靠军队为生存支柱的线路，并且，最终演化为一场争取国家政权的大规模的内战。因此，20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形态的进步方面，只是把“家天下”的外壳转换为了“党天下”的外壳。

政党制度的失败，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产业科技发展失败的总根源。现在，华夏民族应该具备这样的起码的理论认知。所以，中国大陆迫切需要设计和建立起良好的政党制度，并且需要制定公平合理的《政党法》。从而把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建立在公平法律的基础上。

可以肯定，政党制度改革与引入选举制度，这是激发华夏民族社会文明创造力的最可靠的政治选项。

人类的社会文明，其实质内核在于产业与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因为产业与科技不仅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且也同时引导人本身质量和文明素质的不断提高。所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基是产业创新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与技术水平是引领劳动力不断发生变化和结构升级的前提。

继1980年代开启改革开放时期，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在经济层面积累了一系列严重而普遍的问题，而且积重难返。这些问题即包括体制型问题，又包括结构性问题；既存在于产业领域以及供给关系的各个环节，又来自于经济政策与决策方面。

以房地产业为例：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的发育，自1992年以来，几乎完全脱离了产业与产业结构转型实际需要，并且与科技创新能力完全脱节。房产是一个基于居住需要而生的产业，房地产的发展必须结合城乡居民的实际需要，并且适应于社会的产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如此，房地产业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撑力量，否则，房地产业的盲目扩张，只能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并且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拖累。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事实上成为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房地产业企业本身的负债远远超过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已经对城乡居民家庭带来严重的债务压力。

中国经济问题呈现综合性的、整体性的和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国制造业的基础较之美欧各国，依然薄弱和严重缺乏技术含量。中国的产业结构，包括吃、穿、住、行的各个行业和各种领域，都迫切需要完整的调整方案，同时，中国社会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各个具体的部门，更需要进行有效的改革。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劳动力质量迫切需要实质性的提升。劳动力质量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基础条件。

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建设是保证中国经济顺利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这是1980年代以来没有能够较好解决的一项涉及企业制度建设的任务。基于改革开放时期40多年的经验教训，中国大陆需要及时设计和确立公平的、具有持久稳定性的企业产权制度。

价值观建设的文明化导向以及公平的制度建设、政治领域里的民主与劳动者的创业自由——这些因素皆是再次激发华夏民族社会活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中，只要能够有条不紊的诸如上述因素，那么，21世纪华夏民族就能够焕发出与诸子百家争鸣般的社会局面，同时，会在社会文明的所有方面迸发出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并且，会铸造属于华夏民族的灿烂辉煌的崭新文明体系。

21世纪百年在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中，注定充当一个枢纽般的世纪。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在政治上完成一场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制度升华、必须在经济上实现一场突破性产业与科技的大革命、必须创建出超越人类18世纪下半页工业革命以来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华夏民族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作为并且做出突破性的实践，那么，华夏民族便能够逐步走向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因为此三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创新社会文明的最可靠的前提条件。

徐国进

2023年2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