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新闻流着泪 那些政治抑郁的中国青年

FRANKSTON

自由亚洲
作者: 陈品洁

对于部分海内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怀抱着让社会进步的理想，却因为当今中国政治环境，让他们感到无力、孤独、愧疚。本台记者陈品洁访问了多位政治抑郁的年轻人，听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

2018年冬天的某一个夜晚，互联网上昵称为“祈翠”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东部的宿舍里，看着网上流传的抑郁症自我检查表：“是否一直感到伤心或悲哀？”、“是否感到前景渺茫？”、“是否长期失眠或睡眠品质变差？”她不知不觉在几乎所有项目上打勾。

当时西方媒体关注美中贸易战、新疆再教育营，以及隔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祈翠认为自己只是基于对家乡的情感，外加面临毕业后找工作的压力，导致暂时出现了抑郁症状。尽管找到合意的工作曾让她一度以为自己恢复了，但祈翠的情绪随后被国内局势不断恶化的新闻重新打回谷底。她曾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过分敏感。

从彻夜刷推到麻木

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发，世界各国将矛头对准中国，同样在国内，纪录武汉封城的《方方日记》在互联网上引起回响，多名公民记者也为调查疫情真相而相继遭逮捕。

祈翠回想当时的心情，向本台说：“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几乎是在通霄刷推（推特）或者发微博，像强迫症一样的刷推发微博，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只有一半的魂是在现实生活中，另外一半的魂在网上政治抑郁。这一切都被政府的胡作非为毁掉了。”

每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社会案件、当地政府的错误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删帖炸号，都让祈翠感到愤怒沮丧。2022年2月，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枪声响起，她的政治性抑郁被推往巅峰，然后整个人麻木了。

祈翠：“政治性抑郁也会渐渐麻木吧，我已经从被愤怒冲击到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的状态，变成现在我意识到我可能无法改变它。按道理说，任何人都不应该长期处于政治抑郁的状态之下，但是当你身为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政治抑郁，那么你要嘛是坏、要嘛是傻。”

中国青年政治抑郁的根本原因

祈翠不是唯一一位有政治性抑郁的人。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各式“抗疫科普”、“疫情下的政治性抑郁”等文章，教导民众如何纾压、调解忧郁情绪。在中国政府高压统治、严密审查之下，大部分的民众面对社会事件，趋向于做把头埋在沙漠里的鸵鸟。

这些文章没说的是，许多抱有理想的青年之所以“政治性抑郁”，是来自对于当今政府的不满，却身处高压环境自身无法改变的无力感，以及因为严格审查制度、迅速删帖封号，让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抒发却得不到回应、找不到共鸣，不仅觉得孤军奋战，更像脖子被掐着，发不出声音。

身在国内的张姓大学生说：“算是不好受，也是无奈。时常发外网、发朋友圈吐槽，会用一些阴阳怪气（的方式）。我更多是觉得无奈。”

张同学的政治抑郁来自于个人体验，他在高中期间曾经举报该校中学生的基本人权遭侵犯，而被校方打压、噤声。自此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乃至政府体制可能有问题。

“我为了研究六四（运动），把《人民日报》从4月15号到6月4号的报道都看了一下，觉得叹息、无奈、想哭。原来当年《人民日报》真的是一家敢讲真话、为民发声的媒体，真的是群众的喉舌。”

张同学告诉本台记者，原本以为改革开放是个起点，当经济快速发展时也能带来政治局势的改革、带来民主进步，现在却发现“没对比，没伤害。”

当理想碰上中国的现实

同样在高压的家庭环境成长的凯拉，长期面对政治冷漠的父母“像石头丢进深水中没有回应”，她也曾在高中时期提出关于民主的问题，而遭到老师当众嘲笑。当时她以为只要长大后就能替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可以改变，毕竟我也会慢慢长大，也会工作、会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再发现，现在连参加活动的权利都没有。我记得在初二之前，大部人的想法是将来要（海归）回国，去改变中国建设社会，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想法是假的，永远不是真的。”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就读博士的凯拉以英文名受访时说。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一次的限制，给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限期连任的权利。凯拉是在那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帮助社会的理想终究无法实现，“政治性抑郁”逐渐将她吞噬，去年底看到彭立发在四通桥高挂横幅，眼泪终于控制不住。

“我记得（当时）是吃着吃着饭，眼泪就下来，然后就吃不了了。”凯拉苦笑，“就是在聊天谈，然后觉得心理控制不住，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就是觉得好难受、好内疚、好抑郁。有时候不仅是情绪崩溃、哭啊之类的，还会过分地焦虑、担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执业心理谘商师梅尔（Shayna Mell）回复本台时说，政治抑郁症中出现的普遍感受确实包括绝望、无助和无力，以及类似悲伤的症状，那些经历过政治抑郁症的人，时常感到被困住，好像前途黯淡，让他们感到沮丧和精疲力竭。

在未点名特定国家的情况下，梅尔告诉记者：“威权政府可以通过严格审查和控制宣传内容，来加剧人们潜在的政治抑郁。 很多时候，容易患上政治抑郁症的人，会惊恐地看着自己自主行动的能力被剥夺，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程度的打压和限制。威权政府以这种破坏性方式行事，给人民留下了更大的恐惧、不确定性和绝望，让他们不确定是否能够再为自己做些什么。”

此外，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卢森（Robert Lusson）2017年在“赫芬顿邮报”（Huffpo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政治抑郁症可能是一种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抑郁症标准的临床病症。

凯拉现在每周会与心理师进行一次谘商，内容涵盖她的生活细琐到国家大事，虽然政治并不是让她抑郁的唯一原因，但曾经对她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她的另一半曾担心地问，要不要放下手机、停止看新闻？

“但你在抑郁的时候，反而更想看（新闻），想知道更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别人是什么想的，像是一种强迫症的行为（obsessed behavior），等事件转个弯，有轻松的迹象时才会好一点。”凯拉形容抑郁时更想要刷新闻，除了追求心理的安全感，更是一种确认自己仍对社会事件有掌握。

白纸运动加深了政治抑郁

这些青年的“政治性抑郁”跟着中国疫情一起升温，从各地封城、强制方舱隔离、上海“四月之声”，加上习近平连任、徐州铁链女、贵州大巴等政治社会事件，越滚越烈，最后随着乌鲁木齐大火，以及年轻人走上街头的呼喊，一起爆发。

祈翠说，这个时候她意识到“政治性抑郁”是许多华人共同的痛苦。虽然众人起身反抗给了政治抑郁的青年们一丝慰藉，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理想仍可实践，但中国政府的残暴压制，再次将他们推入政治抑郁的深渊。

本台此前报道，多名国内年轻人因为参与抗争遭到逮捕、失踪，身处海外的祈翠和凯拉在受访时不约而同地说，看着国内的同伴相继被抓，她们内疚感与无力感逐渐加重，仿佛一个无止尽的黑洞。

祈翠说：“白纸运动多多少少，是海外华人欠了墙内青年一个很大很大的人情，我们（海外）因此找到同伴，但实际上，国内年轻人的政治抑郁更严重，而且他们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看似无止境的黑洞　希望在哪？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这些理想青年头上，就是一座沉重的山，祈翠感觉这些政治、社会事件就像陨石一样，砸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粉碎他们应该风光明媚的未来。尽管如此，祈翠最后不忘笑着向记者解释自己网名的由来，是拆字后暗示“祈习卒”。

这些政治抑郁的青年，也没有从此失去希望。

现在积极参与海外华人运动的凯拉相信，无论再微小、再遥远的声音都有力量，都是一种积累，有一天能够传回国内“愚公移山”。人在中国的张同学告诉本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权更迭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朋友都想着，要保护好自己、保养好身体，我们要活着看到那一天，要放鞭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