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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名臣列传.魏徵传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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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7 12:56: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唐太宗贞观名臣列传.魏徵传 二   

    魏徵素有治国安邦之贤明才能,性情又刚正不阿,无所屈挠,深为太宗所礼敬器重。
    太宗曾经多次将魏徵请進内室,向其请教治国安邦之道,每次交谈之后,从来没有不高兴的。
    魏徵也庆幸自己逢遇知己之主,于是竭尽其才能,尽忠尽义,辅政治国,无懈无怠。
    太宗又抚慰魏徵说:“爱卿所進奏的谏言前后共二百余次,朕看了都非常的称心如意,如果不是爱卿忠诚为国,怎么能这样尽心尽力呢?”
    贞观三年,魏徵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秘书监,参与朝政大事的决议。魏徵深谋远虑,对于国事的治理从多方面都深有补益。
    太宗曾经对魏徵说:“爱卿过去之罪超过春秋时管仲箭射齐桓公小白带钩的罪,而我信任重用爱卿却超过齐桓公对待管仲。近代君臣如鱼水之相得,难道有象我和爱卿这样的吗?”
    贞观六年,太宗驾临九成宫,设宴招待群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过去侍奉李建成,我见到他们就象见到仇敌一样,没想到今天却又在此同聚宴会。”
    太宗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是他尽心于他所从事的职事,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朕能提拔重用他,和古代的圣贤忠烈相比,又有什么可愧疚的呢?魏徵每次犯颜直谏,不许我为政犯错,这是我之所以重用他的原因啊。”
    魏徵再次礼拜太宗说:“是陛下引导臣進奏谏言,臣才敢直言不讳。如果陛下不能接受臣的谏言,臣又怎么敢违逆陛下、触犯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各赐金钱十五万。
    贞观七年,魏徵代替王珪为侍中,加封郑国公。魏徵以自己并没有开基建国的功劳,只是凭借辩理言说而身居高位,参议国政,决断大事,深惧满盈招损之祸。于是后来以眼病多次上书请求辞去所任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
    太宗说:“朕提拔爱卿于仇敌俘虏之中,任用爱卿于国家机要之职位,你每每见到我的过错,从来没有不劝谏的。公难道没看见金在金矿之中,何足为贵呢?然而如果遇上优良的工匠将其提炼锻造成名贵的器物,便为后人所珍贵宝藏。朕正自比为矿中之金,而以爱卿为良工巧匠。爱卿虽然有疾病,但尚未衰老,怎么竟然要辞职呢?”魏徵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多次上书坚请辞职。太宗只好免去其侍中之职,授以散官特進之衔,使其仍然掌管门下省之事务。其后魏徵又先后四次上书,以陈述时政之得失。其一、其二,已见于“君道”篇。

其三曰:“
    明德之君,慎用刑罚,悯恤生民,刑罚不滥。
    君有纯一之德,则臣无二用之心;君上广布忠厚仁义之诚心,臣下则竭尽忠诚忠义之心力;然后天下太平之根基才会稳固不动,人民歌功颂德的诗歌就会兴起。
    当今王道覆盖华夏四夷,功德高耸云霄宇宙,无论谁都想归服,无论多远都能到来。政论崇尚简明宽大,心志在于明察无误。赏赐、刑罚之根本,在于劝善而惩恶。帝王为天下制定统一的典章,不以亲疏贵贱而论赏罚之轻重。

    然而当今的赏罚,却未必全都如此;或是出于喜怒,或是出于好恶;高兴了则宽用刑罚,恼怒了则严用刑罚;如果刑罚滥用,则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罚不当,则君子之道就会消弱;小人的罪恶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劝進,而希望国家治理,民不犯法,刑罚弃置而无所用,这是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的事情。
    在闲谈的时候,则都能尊奉崇尚孔儒、老子的宽仁公正之道;在愤怒的时候,却专意效法申不害、韩非的严刑酷法。
    道德的旨意尚未尽力弘扬,而刻薄的风气已经扇动;如果上风扇动,则下面就会生出许多事端来,人们竞相跟随时势,则法令就会混乱不一;考察古代先王的法度,这确实是有损于君王的大道;究其原因,实在是骄奢的浸染所致,尊贵不与骄傲相邀而骄傲会自来,富裕不与奢侈相约而奢侈会自至,可见这话不是空谈。

    况且我们大唐能取代隋朝的原因,实际上在隋朝本身自己,隋朝之所以丧乱败亡的根源,当为圣明的帝王所明察鉴戒。
    以隋朝的甲兵,比当今的兵马;以隋朝的仓储,比今日的储蓄;以隋朝的人口,比今时的百姓;度量长短,计算多少,这彼此是何等的等级差别?
    然而隋朝以富强而丧乱败亡,是因为其妄用民力,百姓动荡不安的原因;我以贫寡而安宁,是因为安民勿扰,百姓平静的原因。使百姓平静安乐则天下安宁,使百姓动荡不安则天下混乱,这是人人都能知道的道理。少走平坦大道,多循覆车之辙,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的原因。
    从前隋朝未丧乱之时,自以为天下必定不会丧乱;隋朝未败亡之时,自以为必定不会败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甚至是到了身受耻辱被杀戮的时候,竟然还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败亡的原因,岂不是很可悲吗!
    要想鉴照形象的美丑,必须要用清静的水面;鉴照国家的安危,则必须借鉴败亡的国家政权。
    臣愿当今之所为政治理,必须反思隋朝的兴亡,以之作为借鉴,那么治乱存亡的道理就会明白。
    如果能明思隋朝之所以导致危患的原因,则大唐安定吉祥;明思隋朝之所以导致祸乱的原因,则大唐太平治理;明思隋朝之所以导致败亡的原因,则大唐长安久存。
    国家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王节制贪欲嗜好、顺应民心、勿妄劳作。减免游赏田猎的娱乐,停止奢侈豪华的建造,罢免不急要的役务,谨慎偏听偏信的愤怒,接近忠义诚厚的大臣,远离奸佞诡诈的小人,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苦口的忠言,采用尧、舜之言路广开,追思禹、汤之引咎自责,珍惜百姓的财产,顺应人民的心愿;体恤百姓,宽仁待人;劳苦谦让则受益,自夸自满则招损;如果能这样,君王有所作为则百姓随和,言论号召则天下响应;建立高尚的道德超越先前,树立良好的风俗流传后世;这是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够善始善终,在于谨慎保守;如果不能够保守牢固,必是骄奢淫逸的原因动摇人心,所以慎终如始,怎么可以不勤勉厉行呢?‘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才能够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所以不可以不明思深察啊!
    臣诚愿陛下向善之志不减过去,改过之心不少先前;如果能以当今之平安无事,敬行以往之谦恭节俭,则能够尽善尽美,固然物无所得而天下百姓则会称颂赞美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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