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漫談共產極權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主義對人性對自由對國家的看法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其他學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以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邏輯起點的內容貫穿於他的整個學說。雖然早在聖西門 傅立葉 歐文時代，就已經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了，但他們無法將階級與階級鬥爭系統性的概括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實踐指南，他們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資料的概念最多只是為人類社會發明出自助餐與派對娛樂場所提供了思想啟蒙。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根據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為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由此可見，階級這個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會瓦解。

與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受到剝削受到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表達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如果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共產黨宣言》裡邊，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當《資本論》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統性的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主張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了，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再有國家，因為國家機器的滅亡，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制，沒有僱傭勞動制度，沒有剝削，沒有因為生活所迫產生的社會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馬克思主義，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於這個偉大的階級。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根據以上簡短的總結，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無產階級階級通過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從無產階級專政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出發點是為了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確實令人敬仰。但是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走向偏激。在觀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系的時候，他滿腔熱情地傾註於無產階級，細致、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處境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他對於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至於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采取消滅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幹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從而後來被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鄧小平發展成極端邪惡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屬於馬克思認為的需要消滅的舊的世界？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 和平相處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就可以成為現實嗎？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則為什麽要徹底打碎它？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延伸閱讀 海外反共學者談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國家的本質

作者 金劍平 寫於 二零一五年

中共的法律指導思想是惡法思想
中共的法律完全符合了惡法的標準，因為共產黨對國家、對法律的定義非常罪惡，它的理論是惡法理論，是完全以背棄人類理性、漠視人的尊嚴、踐踏人的權利為特征的。
共產黨講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意思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可以騎在別的階級頭上作威作福，中共成員的地位要比別的階級高。這是“制造社會不公”，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違反法律的公平性，符合惡法特征。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壹定是惡法政權。
馬克思對國家的定義：“國家是階級壓迫階級的（暴力）機器”。馬克思把國家定義成壹個群體迫害、群體滅絕的、準備進行反人類罪行的罪惡機器。所以，凡是以馬克思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來的國家，其法律體系就是惡法體系，共產極權國家血腥殘暴的根源是馬列主義。
實際上“國家是壹個調和的機構”，它必須調和各方面的意誌和利益。
馬克思對法律的定義：“法律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意誌總和”。如果是這樣，那麽法律就成了統治者“謀財害命的工具”，真是胡說八道。馬克思的這句話也是惡法的指導思想。馬克思說的話很邪。
實際上，法律應該代表全體公民的公共利益與意誌，應該代表公平、正義、道德與良知。
可見馬克思對國家、對法律的定義是何等的荒謬與邪惡，這就是惡法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惡法的根源。在馬克思這種理論指導下制定出來的法律壹定是邪惡的法律！絕無例外。所以共產黨國家總是暴力與罪惡同在。這種法律根本就不可能被世人所接受，必為世界潮流所拋棄。
但是，馬克思對國家和法律的定義，卻是共產黨的立國基石，是共產黨法律的指導思想，共產黨不能也不敢拋棄。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共產黨法律非常自私和殘暴，根本就沒有正義和道德可言，完全符合惡法的標準。所以說，中共的法律就是惡法。
最近中共高呼“以法治國”、“以憲治國”，不要奢望這是中共從良了。中共的法律本身就是惡法，翻開中共《憲法》、《刑法》，裏面有許多惡法條文。馬克思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法律壹定是惡法，這就是惡法的根源。共產極權國家的法律都是惡法。“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就體現了惡法概念。共產黨如果不拋棄馬克思主義，它的法律就是惡法，這時的“以法治國”就是最罪惡的東西。
中共上臺後，以馬克思理論指導搞了許多運動：鎮壓反革命、取消會道門、三反、五反、反胡風、反胡適、大躍進、人民公社、城市工商業改造、反右、大煉鋼、反瞞產、四清、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學大慶學大寨、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都是在中共的法律法規指導下完成的，這些法律法規都是惡法。計劃生育也是按照計劃生育惡法實施的，實際是用“兩戶絕壹戶”的方法消滅中華民族。中共的稅法是殘酷搜刮人民的工具，也是惡法。可見中共的法律就是惡法。
近年來，有專研毛共“運動”的學者統計：毛統治中國27年，接連發動有67個大小運動，持續不斷，連環大小相套，被整治的全國人民，數以億計——毛中國時期，除了毛壹家人和少數幾個親信，幾乎所有人都在歷年不斷的“運動”中挨過整，被整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毛的這些運動，都是來惡法。

以惡法治國，罪惡滔天。

中共的法律特征——法律與惡法交織
當然也不是說它的每壹條法律都是惡法，如果是這樣，就無法欺騙視聽、欺世盜名，就不會有人對其產生幻想，它的面目就會暴露無遺，它就會無法維持生存。但是中共出於其本性，不把法律與惡法交織在壹起也是不可能的，中共還可以隨時制定出新的惡法，或者在某些需要的地方加入惡法。
中共的惡法如此之多，真是多如牛毛。下面僅指出幾條惡法：
《勞動教養條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遣送辦法》、1954年的中共的第壹部《憲法》中的鎮壓反革命的內容、文革中的《公安六條》、現行《刑法》中的壹百零壹條壹直到壹百零八條，都是標準的惡法。
現行的《憲法》也是惡法，非法律專業人士也能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的惡法：第壹條、第十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都是標準的惡法。其實整個《憲法》從序言開始，充滿了惡法思想，裏面的惡法條文數不勝數。
中共的法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其某些條文訂得冠冕堂皇，其實也只是欺騙人民和世界，而不是想真正執行的。
《憲法》126條規定：“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憲法》第131條規定：“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在中國，中共壹直指揮檢察院起訴與法院判案，法院與檢察院從來就沒有獨立過，所以這兩條是白訂的、是欺騙世人的。
《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是騙人的，中共讓公民可以辦報紙、辦媒體了嗎？中共從來就沒有打算過讓公民有言論自由。僅在習近平上臺以後，多少律師被關押和判刑？有多少人因言獲罪？別忘了，微博被轉500次就治罪，那就是說壹份報紙發500份就治罪，這是什麽“言論自由”？真是徹底騙人的東西。在中共的眼裏，只有它這個統治者的自由，沒有被統治者的任何自由。因為在中共的詞典裏“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被中共統治的人是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當然沒有任何自由的，只有中共這個統治階級才有自由。

中共對某些對它不利的法律幹脆就不制定，如：《言論法》、《新聞法》等法律，因為這些法律壹制定出來就必然成為束縛中共手腳的繩子，在這點上中共不會作繭自縛。
已經制定的“遊行法”，被中共搞成“限制遊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三條是惡法。最近中共搞的《刑法》修正案（九）也是惡法，它把壹些非法的行為合法化。
最近公布的《反間諜法》中也有惡法條文，讓壹些政府機關更容易對百姓任意迫害。
兩高（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完全是非法的。如果兩高能對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解釋、定義，這就說明兩高比人大還高。這是很荒謬的。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由人大自己來解釋，因為最後說話的才是最權威的。人大自己有“人大法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全國法律高手組成的，代表著法律界的最高水平，還要別人來代替它工作？不可能！別人對法律的解釋違反了它的本意怎麽辦？所以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由人大來解釋。
如果法律可以由人大之外的人來解釋，那麽任何人都可以解釋，唯獨兩高不可以。兩高是執法機構，如果還能解釋法律，那麽立法與執法成了壹家，又是運動員又是裁判，怎麽得了？誰能制約得了它？誰對兩高不利，它來個“司法解釋”，馬上把對它不利的人抓起來。如果兩高可以解釋法，它的權力與地位就高過國家主席、高過人大，它就可以無法無天了。可見兩高的司法解釋完全是非法的，從邏輯上看是荒謬的，不應該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以兩高司法解釋來判案是非法的。
兩高司法解釋是壹種耍流氓法，它徹底摧毀了法律界壹直保護的“程度正義”，中共壹切都可以放棄，只有它的流氓本性不放棄，用司法解釋再耍壹把流氓。所以，兩高司法解釋是惡法加非法，兩重惡法。
現在中共強令電話實名制，也是惡法。中共不僅是為了實名，而是為了監控所有的人。中共通過強迫廠家在電話上留有後門，電話只要不拿掉電池，開不開機，都可以監聽周圍的聲音，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竊聽器。中共通過電話監聽和錄音，對語音進行文字轉換，非常容易監控與程序化處理，還可以翻看信息和微信，對所有的人民進行監控，把中國變成警察國家，對國民進行無辜迫害，所以這壹條也是惡法。由於電話上的後門，中共得以用最少的付出，卻監控了所有的國民，什麽高科技到了中共的手裏，它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來整治人民。因為它的目的很壞、動機不正。它沒有改正的可能。
《人民日報》的社論和評論只是壹家之說，更不具備任何的法律效力。中共壹直來都是把《人民日報》塑造成它的喉舌，從而當成法律的重要依據，最後扭曲人民的心智，擾亂了法律的秩序。
中共制定的《行政訴訟法》也是當擺子看的，並不想真的施行。如果《行政訴訟法》能施行，那麽當官的就不敢胡作非為了，當官的貪汙行為也會收斂，上訪潮很快截止。施行《行政訴訟法》對中共不利，對中共控制人民不利，對馬克思理論不利。所以中共幹脆就不實施。
中共的法律有個特點，就是制定的時候定得很嚴，執行的時候很寬，讓妳有違法亂紀的機會。妳想獲得這些機會就得向中共的官員行賄，於是中共的官員由於權力過大，所以無官不貪，造成整個社會風氣與道德下滑。中國人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經營和技術上，而是放在與官府搞關系上，所以中國的企業先天不足，無法正常地與外國企業競爭，甚至走不出國門。中國的國企更是以搞關系為主業，它們的效率更加低下，僅靠壟斷得以生存。這就是惡法的壹個必然結果。
中共的稅法也是惡法。由於中共的貪汙與無能，造成各種浪費驚人，還把稅款用於共黨組織的日常開支，那些本來是黨的負擔，卻轉嫁到人民的頭上，使人民無辜地增加了許多稅，所以中國人不應該納稅。
中共使中國人民負擔異常沈重，中國是稅負最痛苦的國家。中國有巨量的國有企業，它們的利潤理應完全代替稅款上交國庫，代替稅款後還有盈余。經過分析，中國如果是正常國家，2013年，中國人不擔不用納稅，每人還可以分得大約5286.87元，而中共反過來強迫中國人每人納了8500元的稅。每年都差不多如此。也就是說，中國本來應該是世界上稅負最輕的國家，中共的貪婪和殘暴卻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稅負最痛苦國家。
中國人還負擔著比納稅更大、更加天量的各種費用。壹輛16噸壹年跑20萬公裏高速公路的長途貨車，僅高速公路費就比美國多交36萬元，油料的差價大概是16萬元，兩項相加超過50萬。美國人的人均收入高過我們6倍啊。中國人還有醫療的天價，房子的天價、學費的天價，中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頭，連破衣服破鞋都沒吐出來啊！
中共制定的稅法，先制定非常重的稅，逼得不屬於中共政權的統戰對象的非外資企業不偷稅漏稅就無法生存。執行時又放寬壹點，讓妳有機會偷稅漏稅。最後想整妳時，就查妳的稅，沒人能逃脫。誰沒有保護傘，誰很快就倒黴，輕則丟卻財產家業，重則性命不保。所以在中國，有錢人都買外國護照，隨時腳底抹油，撈壹把就走人。中國的惡劣稅法，嚴重危害了非外資企業的生存，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嚴重危害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在美國投資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曹德旺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麽都比美國貴”，“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這壹言論在社會上引起欣然大波。
中國的實業異常的艱難，中共還不斷給公務員加薪，用人民的血汗來收買公務員，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已成為中共對企業的壓榨手段，中共把中國的企業壹步步推向絕地，把中國的經濟推向崩潰。
在中國，如果能發家致富，不是官二代，就是與中共的官緊密相連，形成官商結合，否則很難成就事業。正是孔子所說“邦無道，富而且貴焉，恥也。”，無道之法就是惡法。現在的中國是五千年歷史中最無道之時。
雷洋在外出接人的路上被警察傷害致死，北京檢方對涉事的5名警察做出不起訴的決定，震驚全球。檢方還給雷洋安上嫖娼情節並說他自己吃飽劇烈掙紮致死（撐死）。這件事，只能說明中共太瘋狂了，它無視任何法律和良知，它無視全世界的目光。任何惡法黑法都沒有中共惡和黑，它早該死了。“上帝要讓誰滅亡，必讓他先瘋狂”，也許中共就死在回的瘋狂上。

中共的執法機構隨意踐踏中共的法律
中共制定的法律連中共自己的執法機構都隨意踐踏，叫司法亂法，或者叫執法犯法，如：
《監獄法》中規定：坐牢人每周只能勞動40小時，哪個監獄不踐踏？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的監獄都是黑監獄。
《上訪條例》：中共想踐踏就踐踏，沒有任何顧忌，連中共自己的面子都不留。
《憲法》第三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現在不是“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而是強行拆除，拆除不知比侵入暴力多少倍？中國到處都有強拆出人命的事，這條法律中共不是在踐踏嗎？
對於這些法律，中共自己的執法機構成了踐踏法律的機構，《憲法》的第三十五條，現在的中共每時每刻都在踐踏。我們正常人憑什麽還相信它的法律？
司法就是維護法律、確保法律被正確執行的意思。但在中國，最踐踏法律的地方就是司法系統——監獄、勞教所、看守所、法律教育基地等部門，所有的監獄都是黑監獄。
公務員的犯罪率比普通公民高，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又比壹般公務員高，知法犯法和執法犯法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講“國家是階級壓迫階級的（暴力）機器”。在馬克思理論的指導下，中共的法律很明顯體現出它的“（迫）害人”的思維。所以中共的壹切都不能相信，絕不能對中共的法律有什麽崇拜和信仰的念頭。
有些律師，在辯護時把中共制定的《憲法》說得很神聖，這是沒有看清楚中共的本質所致。中共的《憲法》非但不是什麽神聖，而是罪惡的！它的裏面暗藏了許多惡法條款。

中共是非法組織，中共政權是非法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凡是全國性團體組織，都必須在民政部註冊。未在民政部註冊，都是非法組織。中共是壹個還沒有在民政部註冊的組織，所以中共是非法組織。
中共的政權是依靠暴力建立的，是屬於兵變類型的政權。這類政權最終要經過民選才能被國際社會承認。象利比亞，反對派雖然用槍打敗卡紮菲，最終還得進行全民大選。伊拉克也是如此，美國打敗了薩達姆，還得讓伊拉克人民自己選舉出自己領導人，而選出的領導人是美國政府所不喜歡的人，美國也得接受。非洲不少政變形式上臺的政權，都經過了這壹步，才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才能融入國際社會，否則政權就是非法政權。中共的政權是暴力取政，又沒有經過民選，還是屬於非法政權。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是分裂民族，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是賣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加暴力，馬克思理論很謬誤很血惺很罪惡。
中國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非法政權；中共的法律是惡法；中共的壹切很荒謬很罪惡。

馬克思的人性論與自由論以及國家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觀察人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充斥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會強調階級性。不管富人、窮人，無論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於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為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就不是自由國家？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註的是人的共同屬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比如生理方面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欲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渴望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成員，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因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思想根源。

馬克思並不滿足於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充斥著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裡邊，因此應當關註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但是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屬性，但是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麽樣的社會關系裡邊，要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恒不變的人性，但是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針對蒲魯東關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系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顯然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所以向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是沒有意義的。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馬克思認為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人的階級性出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以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的引導出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只有首先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演變，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而且彼此沖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馬克思的人性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比如毛澤東就在馬克思的人性論的基礎上擴大解釋，毛澤東認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只有存在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越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認為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人們因此恐懼談論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開始離開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被否定。這種思維禁錮維持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中國學者仍然用這個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偽善現象，很多人擺明了是追求個人利益卻裝出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事實上人的本質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不是決定人的本質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國社會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是不存在階級感情的，雖然他們是從事特殊行業的僱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可是追求出人頭地成為資本家才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工人階級不存在階級感情，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隸就反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歷史社會條件中缺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素的工人階級，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而不是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馬克思的階級性理論是偏激的。

2、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表達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關於國家關於社會制度的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系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觀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當幹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貢斯當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誌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 柏林對自由的定義認為：“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馬克思的著作執著的探索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系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分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邊，每個人，特別是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裡邊，每個人才可以獲得實踐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層面的政治壓迫，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於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制度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盡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自由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於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把自由寄托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的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國家機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滅亡之後才可以存在。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是“聯合體”是什麽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麽？它同國家有什麽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要有公共管理機構。不管妳稱它為什麽：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可以讓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麽人類就會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因此讓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麽實際。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指的是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自由發展的關系。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自由的基礎（條件）；但是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這句話理解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基礎，中國共匪把這句話解釋為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中國共匪的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後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麽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幹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麽？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誌應當淩駕於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無數事實所證明。這與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在中國剛好是相反的。

3、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看法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礎建立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滅亡，都是同階級與階級鬥爭相聯系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列寧認為“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沖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的會滅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是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裡邊，資產階級國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是剝削存在的基礎，人又是存在階級性的，所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性質的國家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必然是專門為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服務的。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麽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限制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的思想框架裡邊。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表達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系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壹，為什麽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建立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托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於社會契約，來自於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如果缺乏監督與制衡，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在制度層面在法律層面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並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效仿。之後傑斐遜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止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讓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議會是“空談館”。他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後來中國共匪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馬列主義，這種“壹黨專政”的體制為共產黨統治人民開創了可行的統治方式。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不可以實行三權分立那壹套。”。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對人民實行專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馬克思的國家觀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之間存在天壤之別。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國家，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憑借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借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政黨的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邊，被專政階級認定的被專政階級，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這樣的國家總是進行著壹場又壹場針對被專政者的政治迫害。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還告誡人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仆從；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現實層面，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

延伸閱讀 歷史學者談共匪暴政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大躍進”釀成了1958-1962五年時間的全國大範圍饑荒，學術界認為共造成了3600-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躍進”之前的中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開始確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要求各地有領導地大量發展勞 動互助組，在有基礎的地區，有重點地發展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 年全國有近半數的農 戶參加了互助組，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農村生產合作為未來的人民公社做了鋪墊，也埋下了罪惡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務院第 194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銷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從 12 月初開始，除西藏、臺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即“統壹銷售，統壹購買”，農民種什麽品種的糧食、種多少、吃多少均由國家統壹制定，除征收糧食外還低價收購糧食並高價返銷給農村，相當於控制了農民的飯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壹書，12 月出版。他為這本書寫了序言 和 104 條按語，對合作化和其他許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尖銳的批評。序言中說：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 1967 年，糧食和許多其它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審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 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 1 萬億斤。（事實上直到1993年全國糧食總量才達到這個數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於指標越來越高，周恩來感到壓力很大。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壹壓”。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在壹版頭條登出由劉少奇、陸定壹、胡喬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論， 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的重點是批評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是“反冒 進”的標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八大”政治報告認為：“我們國 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 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6 年，農業集體化在幾個月內快速完成。年底，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農戶參加了高級社。原來預計 18 年完成的農業集體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7 年，就工業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體所有制和公私合營三者合計占工業總產值的 99.1%，再加上農業集體化，私有經濟基本被消滅。 計劃經濟體制從此全面確立，國家壟斷了壹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城鄉居民的壹切生活資料都由政府按國家確定的定量供應。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發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縣在 33 個鎮中有 29 個鄉鎮先後農民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退社，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 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 的有 116 個，部分垮臺的有 55 個。


1957 年在城市開展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系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 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處理了廣西餓死人事件，省委第壹書記陳漫遠、省委書記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職等處分，《人民日報》18 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 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陳漫 遠、郝中士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 後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 （廣西在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加上農村合作化導致了部分地區缺糧並餓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11 月 18 日，毛澤 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告訴我們，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 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國工會第 8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布了毛澤東的這壹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二、“大躍進”的發動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規模較小的農業合 作社沒有力量辦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將小社合並為大社的想法。毛澤東曾壹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7 年反右派鬥爭，60 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從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輿論壟斷，與政府 不同的意見不能發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封鎖群眾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封鎖了自己的信息，從此， 他們聽不到真實情況，聽不到對錯誤政策的批評。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寧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 政治問題。壹反就泄了氣，6 億人壹泄氣就不得了。”周恩來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帶有方針性 的動搖和錯誤，是壹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壹反冒進的錯誤， 我要負主要責任。 會後，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發《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省、自治區盡快使本地區 的地方工業總值趕上或超過農業總產值，並把達到這壹目標的時間由原來規定的 5 年到 10 年縮短為 5 年到 7 年。這個文件下達不久，壹個聲勢浩大的辦地方工業的高潮在全國形成，各地力爭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業的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協作區要建立比較獨立、 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各地出現了盲目建廠，亂上工業項目的熱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陸良事件。雲南省曲靖地區陸良縣，從 2 月到 9 月，全縣發生腫病 33319 人次， 占總人口的 13%，因腫病死亡 5203 人，占發病人數的 15.6%，占總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其中說，1959 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6 月 22 日，毛澤東對此件批示說：“超過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鋼的產量就達到英國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澤東在北京住地遊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領導人，毛問冶金部長王鶴壽：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鋼產指 標為 1100 萬噸（對外公布是 1070 萬噸）。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群眾運動。加上其它戰線直 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壹億。


1958 年六、七月間，上海市奉賢縣在“掃除殘余反革命”和“反擊富裕中農進攻”的口號下，發生 了亂關、亂鬥的現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興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戰三十晝夜”，“不完成任務拿頭來見”，“要用殺人之心去搞生產”等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普遍發生了捆綁吊打，亂罰、亂鬥、 亂關等現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 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谷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 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贊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壹個好名字，包括工 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 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視察徐水。8 月 6 日，陳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這裏來搞“共產主義試 點”。《人民日報》大力宣傳徐水的試點吸引了全國各地的 32 萬人到徐水參觀。中共中央領導人幾 乎都到徐水參觀過。從此全國刮起了共產主義風。11 月 6 日，毛澤東在《山東範縣提出 1960 年過渡 到共產主義》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 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共產風更加強勁。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 議》。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壹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壹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 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條過渡 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個，加入的農戶 112174651 戶，占總農戶的 90.4%，其中有 12 個省達 100%。到 10 月底， 農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總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報》報道：劉少奇在江蘇省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問鄉黨委書記：“秋後， 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壹聽說吃飯不要錢， 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少奇說：“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話，給 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 （“吃飯不要錢”成為1958年糧食短暫富足期的常態，普遍浪費糧食間接導致了1959年大饑荒的來臨）


1958 年夏秋以來，《人民日報》經常在壹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 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壹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 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28 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傷致殘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 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 4 個區、20 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托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 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 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 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 作越做越細。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


三、“大躍進”的失敗


1959 年 1 月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迅速 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瞞產私分”現象的人是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


1959 年 2 月，《經 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 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2 月 22 日、28 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 八個問題》，決定對“壹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權限。通 過《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1959 年 3 月，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 67 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 2517 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將這兩個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內送到 15 省委第壹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 15 省在 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實際上，從 1958 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征購。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準了中共八屆 七中全會確定的 1959 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1959 年進入第二季度，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壹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 積比上年減少 20%。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 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壹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7 月 14 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著 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壹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 誌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誌參考”。7 月 23 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 懷發起反擊。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 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 “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廬山會議的結果不僅沒能糾偏，反而讓原本已經糟糕的現狀更加惡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刮了起來。農村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征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 據運動後統計，全縣 283 個管理區中，有 259 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 個生產隊中，有 11159 戶被抄家搜查，24063 戶被“集資”，3116 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 人之多。後稱“壽陽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饑餓和持續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而死亡的農民超過壹百萬人，反瞞產手段極其殘酷，包括松針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糧、扣飯、點天燈、火烙乳頭、活埋等。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壹。被稱為“通渭問題”。


1959 年，國家出口糧食 415.75 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 500 萬噸原糧。這壹年進口糧食折合原糧只有 0.2 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占全縣壹半左右 的公社，約 27 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 1－8 月統計，死亡達 17000 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 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 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饑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 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1960 年春青黃不接之際，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饑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誌善帶領 300 多名道徒搶走公 社民兵槍支 18 條，子彈 1200 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占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 4 人，綁架幹部 16 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


1960 年 6 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 14 日的講話中提出 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壹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 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四、“大躍進”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 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壹，八字方針此時 還無法貫徹。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 國開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饑餓起 了壹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壹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 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 暴亂涉及 13 個管理區的 37 個生產隊，共 417 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余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 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 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960 年，中國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這些“貿易糧”折合原糧 326 萬噸，相當於壹千萬人壹年的口 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壹年進口糧食只有 6.63 萬噸。1960 年大量餓死人後，1961 年進口糧食 580.97 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 135.5 萬噸。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 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采 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壹致，真正的調整是在 1961 後下半年開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 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 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 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 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 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壹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壹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壹 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 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壹辦法執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 中央初步總結了 1958 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 2 月 26 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壹整套進壹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萬多人，其中 6 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當局遣返 4 萬人，留在香港 的大約有 2 萬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 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 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 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 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 在遊泳池質問劉少奇：“妳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 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 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麽？”劉壹吐為快：“餓死 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8 月 6 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 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 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 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 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八屆十中全會成為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基礎。


1963 年－1965 年，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1966年由毛澤東發動並持續十年的重大政治運動，非官方觀點認為發動文革的原因是毛為了挽回在大躍進中所犯錯誤而造成的執政風險，借此搞掉劉少奇。文革被稱為“十年浩劫”並不誇張，幾乎每個家庭、每個中國人都在當年不同程度卷入到這場運動之中，造成的死亡、損失迄今無法準確統計，非官方觀點認為至少造成了200萬人死亡、超過1億人被整、財產損失五千億元。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


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制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沖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沖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沈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四、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墻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五、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六、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墻”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重慶武鬥紀實

所謂”武鬥“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奪權後發生分裂所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很多地方的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互毆發展到真槍實彈的內戰，其原因是軍隊支持壹派或像重慶這樣的兵工廠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註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沈，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隊沖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淩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誌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或者“清階”，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起源於毛澤東說“黨內及群眾裏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發動群眾進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沖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鬥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制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臺關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臺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系”，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臺風”，78，746人被揪鬥，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陜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陜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

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對馬克思的極權思想的發展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并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裡邊有一個章節叫道德與法，恩格斯在這個章節裡邊批判了資產階級道德觀念與法治觀念的階級性與虛偽性，道德與法一直是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中國學生灌輸的世界觀，很多接受這種灌輸的中國學生認為人類社會本質上是人治的，任何社會本質上都是人治的，道德觀念與社會制度以及國家機器都是有階級性的，西方社會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國社會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官僚資產階級專政，被共匪嚴重洗腦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被共匪洗腦不嚴重的人會認為共匪的一黨專政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西方民主政治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根本沒有全民性，國家屬於特定的統治階級，很多共匪教育出來的中國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他們會認為反共人士是因為希望屬於西方民主政治的資產階級專政取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對恩格斯的觀點的論述是斷章取義的，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沒有告訴廣大中國人民恩格斯晚年承認了國家的全民性，承認了民主政治的利益博弈效果，接受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支持了社會黨國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國際的成員政黨在很多國家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至今在德國還是最大在野黨，德國的總統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員，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改良過的自由世界形成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共匪編著的馬克思主義必修課教科書只是為廣大中國人民灌輸的只是可以與列寧宣揚專制有理論的國家與革命進行嫁接的反杜林論裡邊的有利於支持專制有理論的觀點。

在共匪的建國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掠奪，第一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與集體化以及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的名義，建立共匪控制的極權計劃經濟的黨國所有制；第二次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黨國權貴集團在黨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瓜分名義上的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共匪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一次的掠奪都伴隨著屠殺與政治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匪的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匪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構成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統治。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匪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份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共產極權統治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黨國資本。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共匪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黨國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共匪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制度，實行社會主義需要依靠民主制度。

延伸閱讀 共匪體制內退休的官員談共匪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跟公有制經濟

作者 應克復 寫於 二零一五年

專政的起源與專政的歷史

（壹）專政的涵義



“專政”這個概念，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只是表明應該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並沒有更多特殊的涵義。他們在評論1848年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曾經批評德國的國民議會和康普豪森內閣“沒有實行專政”，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起來，“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余”，以致難以避免封建專制復辟。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馬克思在1850年所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總結法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因此，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也就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上這些“專政”的概念，所指涵義都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這是他對德意誌和法蘭西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所得出的重要結論。德法兩國的資產階級因為沒有掌握全部政治權力，以致最後仍然導致封建王朝復辟。所以，無產階級將來奪取政權後，壹定要把全部政治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他在1852年給好友魏德曼醫生的信中，正式提出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這無產階級專政三段論裏，核心是第二段，但迄今為止，由於列斯毛把專政涵義暴力化的影響，還沒有人對這個論斷作出準確的解讀。其實，它的涵義十分簡單，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必然會取得勝利，奪取並掌握全部政權。這個論斷裏並沒有暴力鎮壓的意思。在馬克思恩格斯談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十多處論述中，沒有壹處把無產階級專政同暴力鎮壓聯系起來，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二）“只是壹個幻想”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他關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延伸，也是建立在他誤判當時階級形勢的基礎上。他壹方面認為無產階級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改善自己的處境，只有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放自己；另壹方面，還認為無產階級有可能在不久後奪取並掌控全部政權，而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缺乏足夠的估計。十分顯然，他最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前提是不確切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工人運動的開展，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範圍內完全有可能改善自己的處境。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後的1895年為馬克思的上述關於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所寫的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我在三年前寫的壹篇文章裏據此指出：根據恩格斯晚年的反思，我們不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幻想的產物。他們在社會不具備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幻想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又幻想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只要采取專政的辦法，很快就可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盡管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上占有壹席之地，也可以給我們提供壹些思考和研究的養料，卻絕不是我們應該繼承的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由於我國有著歷史悠久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壹旦進入中華大地，就不可避免地會淪為專制統治的工具。歷史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壹點。



（三）巴黎公社專政的教益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嘗試，雖然最後終於失敗，但仍被馬克思恩格斯奉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從他們對巴黎公社的評價，我們不難看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積極涵義。馬克思在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壹書裏明確指出：“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恩格斯在20年後為這本書所寫的導言裏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的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公社所采取的種種措施中，最為馬克思恩格斯所稱贊的，是公社為防止政權機關由社會公仆蛻化為社會主人而制定的制度：1、公社由普選產生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2、法官也“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3、“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4、“壹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幹涉”。這個經驗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無產階級專政也好，“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也好，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本來應該是社會公仆的公職人員，蛻化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這個思想的深刻性在於，革命可以摧毀舊制度舊秩序，但舊的文化傳統、舊的意識形態卻不可能隨著舊制度舊秩序的被摧毀而消失，它繼續不斷地影響著人們循著舊的觀念來思考，沿著舊的軌道來行動。特別是具有壹定權力的公職人員，最容易接受它的影響和誘惑，把為民眾服務、為社會服務的公共權力，轉化成為統治民眾、管制社會的特權。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把防止公職人員蛻化變質的巴黎公社，看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標本是很有道理的。我認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唯壹值得我們珍視和學習的精神遺產。



現在提出並且拼命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真諦？誰能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黨政幹部做官黨老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的經驗總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們有權把最優秀的人才選進國家機關，同時也有權把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權貴官僚拉下馬來。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所在。考茨基認為應當“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可以說是道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諦。



（四）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入列寧主義階段後，有著兩個顯著的特點，壹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暴力統治。他曾多次申明：“專政是壹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直接用暴力來統治”。另壹個顯著特點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上升為政黨專政、領袖專政。他在1920年寫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批評德國有些人把階級專政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領袖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就是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的四段公式的由來。從列寧時代開始，暴力鎮壓和壹黨專政（領袖獨裁），就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主旋律。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及當年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無不奉列寧的專政觀為圭臬，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屠殺異己，鎮壓無辜。出現這種歷史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在於他們雖然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無論是蘇聯和東歐諸國，還是中國、朝鮮，社會的發展程度遠沒有提供任何社會主義的原素，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是歷史悠久的封建主義、皇權主義、專制主義，名義上的社會主義既然要反對資本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就只有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意識形態可供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恰好是容納這些歷史渣滓的最適宜的載體。理解這個道理，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會成為厲行暴力鎮壓、堅持壹黨專政的政策依據了。



（五）利用過渡時期的理論



列斯毛除了在專政的性質問題上不同於馬克思的主張外，在理解專政的特征方面，也同馬克思有很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專政帶有臨時的性質，他在評論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說：“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他用“臨時性”這三個字來規範需要專政的國家機構，顯然是為了強調專政的臨時性質。恩格斯也談到，“革命的專政”所要建立起來的是“暫時的革命秩序”。但是，列斯毛等卻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長期的國家任務，他們主要是利用了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的理論。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裏曾經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過渡時期裏，國家政權的性質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給魏德曼的信裏也說過，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由於對當時形勢和社會發展前景的誤判，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這個過渡時期是很短暫的。但是，這卻成了列斯毛長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大理由。文革期間張春橋等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壹個重要的根據，就是我們要向共產主義過渡是壹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裏，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這裏，他們耍了壹個移花接木的理論花招。且不說關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誤判形勢的烏托邦，即使其中包含有合理的成分，也同蘇聯、中國無關，因為蘇聯和中國都沒有達到可以進入過渡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幾個月前剛成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就其性質來說，不是什麽社會主義革命。由於當時的俄國不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摧毀資產階級政府之後，應該重新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實現列寧曾經宣傳多年的社會民主主義。否則，盡管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上只能是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專制主義。從“十月革命”後打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迫害知識分子、鎮壓克瑯施塔得水兵等動作裏，都可以看出專制主義的影響。這樣壹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專制主義遠未消除的國家，離過渡時期還很遠，根本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摧毀了誕生才幾年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在列寧主義和中國自身的封建專制傳統雙重影響下的專制政權，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因而也和無產階級專政無關。但列斯毛卻都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說成是應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使它成為他們維護終身獨裁專制的法寶。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秘密就在這裏。



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在黨綱上明確宣布：“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90多年來，無產階級專政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支柱，支配著、困擾著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把人們束縛在意識形態的枷鎖裏。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後來被改稱為人民民主專政，但實質上是完全壹樣的，文獻上和媒體裏常見“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只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有著“人民”、“民主”的前置詞，更具欺騙性。因此，為了打開意識形態枷鎖，把思想從這個理論迷霧中解放出來，就需要在剖析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進壹步對人民民主專政進行比較全面的考察。



（壹）概念來源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的來源，也可以追溯到列寧。他早期宣揚社會民主主義，提出無產階級應該成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共在抗日戰爭前的蘇維埃區域裏，也曾經提出過“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抗戰開始後，曾把根據地建立的政權，稱為“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壹戰線的專政”，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把“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確定為未來的民主共和國的“國體”。1948年底，毛澤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並且在接著不久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申述了這個主張。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建黨28周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全面地闡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綱第壹條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壹和富強而奮鬥。”兩天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人民民主專政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直到現在。



（二）歷史回顧



六十多年來，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經歷過壹些大幅度的波動。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後，黨內曾經傳達“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大概是為即將開展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黨內準備輿論條件。但在195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和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裏，提法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1957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裏，也仍然用人民民主專政來解釋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明顯的改變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9年中共九大和1973年十大通過的黨章，在總綱上都有“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說法，已經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了。十大黨章總綱還增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內容。1977年十壹大的黨章總綱仍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記錄。1982年的黨章才在序言裏恢復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等提法，並且寫入了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內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與黨章相適應，1975年的憲法不僅在序言裏三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兩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憲法總綱的第壹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裏還分別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1978年的憲法對總綱第壹條沒有改動，序言裏也繼續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直到1982年的憲法，才把總綱第壹條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序言裏也再現“人民民主專政”而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了。



這個歷史過程表明，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雖然都為鞏固專制統治服務，沒有什麽實質的差別，但在那些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卻曾經在人們的心頭投下有所不同的陰影。記得文革期間有文章說，人民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無產階級專政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文革最後的幾年裏和文革結束之初，都有許多文章論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在看來，這些討論是多麽無聊！其實，人民民主專政也好，無產階級專政也好，不過是專制統治百寶囊裏的同壹個法寶。對於壹部分人來說，它是獵取功名利祿的大好機會；而對多數民眾來說，卻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哪壹天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壹。但自從1982年的黨章和憲法恢復“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之後，人們已經很少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被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前幾天看到壹篇文章，說1975年的憲法是最好的憲法，根據之壹是那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來，對無產階級專政感情深厚的，還是大有人在。但主流意識形態還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因為這個概念裏既有“人民”，又有“民主”，似乎帶有現代色彩，可以沖淡甚至掩蓋專政的殘酷性，但這個概念經不起深入的推敲。



（三）試析“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詞組是否合理，關鍵要看“專政”的涵義。如果按照古典的專政概念來理解，專政指的是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它和民主是具有相容性的。公元前的羅馬共和國就曾經實行過民主的專政，當共和國面臨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機時，國家就賦予最高執政官或保民官以絕對的權力。他有權中止法律，頒布臨時法令，可以調動和指揮軍隊，成為狄克推多，即獨裁者。但這種獨裁專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的。首先，執政官擔任狄克推多的權力是法律賦予的：其次，執政官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由百人團會議民主推選的；第三，專政的時間以六個月為限，六個月之後，狄克推多就要交還絕對權力，作為執政官，仍然受元老院的節制。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這種專政同民主和法治密切聯系的政治制度，在羅馬共和國實行了三百多年，有過九十多次這樣的專政。後來許多國家的“軍事管制”、“緊急狀態”，都可以說是這種專政的延續，但並不都是同民主和法治相聯系。



羅馬共和國的專政歷史，在西方思想界、特別是歷史學界留下壹定的影響，這應該是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思想來源。所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能夠從專政同民主和法治相容的角度來理解。考茨基說：“我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以外，不能作其他的了解。” 可見，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專政，不是沒有可能的。但是，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把專政解釋為只憑暴力的鎮壓和血腥的屠殺，專政就不可能同民主相容，更不可能與法治同行。



毛澤東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專政”，就是列寧主義意義上的依靠暴力的專制統治。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對這個詞組作了最權威的論定：“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後來他還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概括壹句話，就是對人民民主，對敵人專政。



對這壹組概念和它的涵義細加分析，便不難看出它的不合邏輯、不近情理，並且與法治精神相悖。



（四）不合邏輯



人民民主專政，主語是人民，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所謂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憲法裏規定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對人民”民主，或“給人民”民主，“讓人民”民主，則意味著人民之外另有壹個主體，它對妳民主，或給妳、讓妳民主， 妳才能有民主。這個主體不言而喻就是共產黨。這就完全違背了“人民民主”的本意。專政也是如此，專政的主體是人民，人民委托給誰，就由誰來執行專政的任務。但現在卻是先驗地確定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來領導，這個程序的顛倒反映了主體的轉換。同民主的主體壹樣，專政的主體也由人民轉換為共產黨。人民被民主，敵人被專政，主體都是共產黨。人民民主專政，偷換成了共產黨作主的民主與專政。四中全會關於依法治國的決議再三強調要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同人民民主專政的思維邏輯是完全壹致的。



（五）不近情理



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本來應該是平等的社會公民，要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群體，壹種叫人民，壹種叫敵人。“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對敵人則“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均毛澤東語）。那麽，由誰、按照什麽標準來劃分人民和敵人呢？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劃分鮮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後來據此確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也是這兩條，所以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問題在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性定量的尺度，完全由掌握權力者權衡自己的利害所在而定，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在政治運動中，只要掌握實權，上至毛澤東、鄧小平，下到基層支部書記，都可以把自己不喜歡或有嫌隙的人劃成敵人，實行專政。為了坐實“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還要發動、強迫甚至威脅所有家庭成員、親戚朋友揭發批判。於是，會上的批評，會下的議論，平時的閑言碎語、玩笑牢騷，成文的日記書信、著作文章，都可以從中挖掘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這些違情悖理的揭發鬥爭，極大地破壞了中華民族傳統的親親友善、誠信謙和、明德知恥、實事求是、求仁仗義、嚴己厚人等等美德，導致親朋疏離、化友為敵，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倫澌滅、道德淪喪。反右、文革、8964，都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典型。毛澤東、鄧小平把人民民主專政發揮到了極致，傷天害理，無情逆倫，給中華民族造成無窮的災難。



（六）有悖法治



人民民主專政同法治精神相違背是顯而易見的。列寧曾經明確無誤地指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毛澤東、鄧小平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專政的這個定義，他們厲行專政，從來沒有遵守過什麽法律。他們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有什麽法律依據嗎？沒有。毛澤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固不必多說，在他的獨裁統治下，幾百萬無辜公民被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各類“分子”，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社會底層和勞教場所備受淩辱，折磨至死。鄧小平調動軍隊，圍剿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更暴露出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猙獰殘暴真面目。



專政和法治的不同功能，充分表現出兩者的互不相容。專政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類，如何劃分，怎樣處置，全憑掌權者的是非好惡來確定。他們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視法律如兒戲，把法律玩弄於股掌之上。法治則以法律為依據，公民無罪有罪，罪大罪小，如何處罰，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容許任何個人恃權幹預。專政不需要法律，不可能實現法治；法治不允許專政，違法專政者還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所以，兩者從各自的本質來說是相互排斥的，不可能同時實行。從兩者的關系來說，幾十年來的歷史，總的說來是專政壓倒法治的歷史，毛鄧之輩壹貫厲行專政，置法律於不顧；他們的倒行逆施，違憲違法，不受憲法和法律的任何限制；他們所犯下的嚴重罪行，從來沒有受到應有的審判和處罰。這個歷史教訓，應該很好總結。



但是，近幾年來，兩者卻出現了奇異而畸形的結合。專政以維穩的形式出現，把壹些發表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為維護自己或他人的權益而上訪示威的維權者，為受害者據法辯護的律師等各界人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秩序”、“聚眾尋釁滋事”等罪名，跟蹤監控，拘捕關押，甚至威脅逼供，判刑入獄。此類公民是改革、維權、啟蒙三大革命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過去作為“敵人”被“專政”，現在改為“依法”被“專政”。這個轉變令人匪夷所思，但謎題也不難破解。兩者本質上相互排斥的事物，能夠轉而協調壹致，只能是壹方屈從於另壹方，為另壹方服務。上述事實的奇異而畸形之處在於：形式上是專政向法治屈服，有關當局放棄專政，轉向法治，對前述公民依法處置；實際上卻是法治屈服於專政，為專政服務，以“法治”的形式，實現了“專政”的功能。這是壹個非常危險、非常有害的趨向，在大力提倡“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今天，千萬不要以“依憲”、“依法”之名，行“專政”之實啊！





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說明： 我為什麽要把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微博繼續寫下去呢？二十多年來，我通過反復思考而深深感到，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根本問題上，是非混淆，真偽顛倒，人們被偽裝先進而實際上違背歷史規律的謬論牽著鼻子，摸著石頭，跌跌撞撞地在布滿荊棘的歧路上蹣跚前進，卻自以為已經走上光明的坦途。說得明確壹些，是把封建專制主義奉為社會主義，盲目堅持而難以自拔。而要走出這條錯誤的路徑，首先需要把意識形態領域的許多理論問題搞清楚，理論上清楚了，才能解放思想，豁然開朗，走上符合於歷史規律的光明大道。



壹些微博將要關閉的信息傳來，盡管真偽莫辨，我卻寧可信其真，因而決心把關於意識形態的微博寫下去。因為我自從闖進微博這個園地，發現這是壹個更有利於宣傳我的觀點，並且能夠與他人交流思想的新天地，而且傳播及時，讀者眾多。以騰訊為例，晚上寫的微博，當晚至第二天，每條讀者少者幾千，多者幾萬。就以壹個多月前開始的關於意識形態的二十來條長微博來說，每條幾百上千字，讀者少則四五千，多者超過壹萬，加上幾十博友轉播，又可增加壹些讀者，比起發布博客和上網，讀者要多得多。微博壹旦封閉，這個大好的宣傳陣地就沒有了，我將會失去幾萬讀者。我是很在乎讀者多少的，更何況是這麽大量的讀者。當然，眾多的讀者不可能都接受我的觀點，但能讓這麽多的讀者知道我的觀點，引起他們自己的反思，我的期望就達到了。所以我力爭在微博被封之前（我在搜狐的微博已經被封近20天了），盡量多寫壹些。雖然這些問題在我過去寫的文章裏多曾論及，但讀者範圍不大，現在有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我的思想觀點的機會，而這個機會有可能很快就會失去，我當然不能放棄。



鬥爭的實質



現在許多談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的文章，都把著力點放在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把自己放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位置上。可是，我們極目四顧，哪裏有什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近現代的中國，彌漫於整個社會的思想形態，是已經在社會上流布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意識，加上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由共產國際不斷灌輸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這些混雜的觀念形態，由於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而得以發揚光大，形成了現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新傳統。把這些中俄傳統混雜的皇權專制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來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豈不是太荒唐了！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落後腐朽的壹面，如追名逐利、唯利是圖，特別是近二十年來，由於貧富拉開距離和階級的分野而產生的金錢拜物教，加上權錢的相需為用而產生的權力崇拜，使錢和權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兩大標準，這就構成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落後腐朽的壹面，具體說來，就是權貴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當然是應該反對、應該批判的。



但是，目前官方輿論所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主要是資產階級在反對中世紀的皇權神權和封建主義專制主義的鬥爭中產生的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等等具有人類社會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它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流傳於中國，啟動了近現代中國的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現在那些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大塊文章所批判的，正是這些在民主和專制的鬥爭中體現著民主進步的思想形態。而批判的武器，則是已成為專制統治遮羞布的四項基本原則及其派生形態。由此可見，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搬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反對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特征



意識形態問題，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問題，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政治觀等等，都是思維領域的問題。人類思維的資源無限廣泛，但接受程度卻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壹方面，古今中外，天上地下，都有可供人類思考認識的資源；另壹方面，任何個人的思維眼界都無法超脫所處環境和地位及歷史經歷的限制，難以準確無誤地積累起反映客觀世界的知識。因而，同樣的客觀世界，反映在人們的認識裏卻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形成許多不同的觀點。這就使人們的意識形態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如何在豐富多樣的意識形態中探求符合於客觀世界的真理，這是壹個需要嚴肅對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意識形態的這種特征，要求以寬容的精神對待所有與自己的見解相同、相異或大同小異、大異小同的觀念形態，在研究、探尋、討論、爭辯的過程中切磋交流，相互補充，擇善而從。而不應該采取鬥爭的態度，更不應該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對待它。



其實，就階級鬥爭的原本涵義來說，指的只是為奪取統治權力而進行的鬥爭，馬克思把它系統化，賦予它更為廣泛的涵義，但也沒有把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納入階級鬥爭的範圍。列寧斯大林為了鞏固專制統治、排斥異己的需要，才把階級鬥爭擴大運用於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繼承了列寧斯大林的遺產，甚至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壹切問題都歸納為階級鬥爭。他在1957年的壹次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很尖銳。對階級形勢的判斷，成為他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階級鬥爭的理由。



歷史的回顧



即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概念可以成立，那它也是我國壹百多年來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在毛澤東當政的年代裏，中國社會確實可以說是充滿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發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五十年代初的批判《武訓傳》已開其端。接著而來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從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開始，以打擊甚至消滅異己的政治暴力告終。壹系列從意識形態到政治取向的階級鬥爭，破壞了隨著全國解放而建立起來的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和廣大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加劇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封建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那些年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最大特點，是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處於統治地位，壓倒了壹切開放的進步的思維；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來說，是專制主義壓倒了民主主義。



文革過後，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和農民自發包產到戶，解放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賤民階級和農奴階級；他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推動人們擺脫個人崇拜和奴隸主義；大量西方理論著作的引進，使多年處於閉關鎖國環境下的公民得到啟蒙。在這些社會歷史條件的綜合作用下，社會意識形態活躍而豐富，雖然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堵塞了思想繼續解放的大道，但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反腐敗的民主主義思潮，依然不可遏止地洶湧澎湃。八十年代成為我國現當代史上相對自由民主的年代，不同意識形態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得到壹定程度的發展。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經過“清除精神汙染”、“反自由化”等博弈，互有勝負。但好景不長，1989年的民主運動遭到殘酷鎮壓，文革後培育成長的老中青民主力量，幾乎被壹網打盡。於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毛式思維——毛澤東思想重新占有支配性的霸主地位，以迄於今。



小結



歷史表明，所謂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是處在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為了鞏固其專制統治而發動的鎮壓異己的借口，它反映了專制主義對民主主義的壓制與摧殘。進入新世紀後，盡管主流意識形態嚴密控制輿論，宣傳壹律，“五不搞”、“七不講”，但民間的非主流意識形態，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仍然在歷史潮流的催動下，違抗專制統治者的意願而沛然叢生，暗流洶湧。這才又壹次地出現“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之類的喧嚷。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歷史是無情的裁判者，用階級鬥爭的手段來處理本應從容探討的問題，未必能夠勝券在握。





關於公有制經濟的探討



自從中共十三大以來，每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是壹個偽命題。公有制是所有制的壹種具體形式，是壹個經濟學名詞，它表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然而，構成“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樣壹個概念，就成了意識形態問題了。它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壹個虛構的偽命題。

（壹）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論考察



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規定為社會主義的特征，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之後，斯大林進而說明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我國在經過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後，也照貓畫虎地把國有企業稱為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農村人民公社則是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八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容許民間發展個體經濟和工商企業，為了表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立場，所以在代表大會的決定上都突出地寫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從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到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無不如此。

把國有經濟看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或者說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理論上的壹大敗筆，壹大謬誤。

官方輿論都宣傳：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之壹，其實大謬不然。這個論斷同馬克思主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不錯，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由國家沒收資本家的企業歸社會所有之類的話，這同《共產黨宣言》裏提出的用暴力消滅私有制是壹致的。但馬克思後來在《資本論》裏，卻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股份制等形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這就否定了他在二三十年前的采取暴力由國家沒收資本家企業的主張。至於社會所有，這是壹個比較含糊的概念，壹個企業、學校、社區、村莊、機關、團體等等，都可以被認為是壹個社會，由於這些社會的交叉存在，壹個公民可能同時是幾個社會的成員。所以，“社會所有”同“全民所有”，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對於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社會生產方式的設想，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他是在分析私有制的兩種不同形態之後得出這個認識的。按照他的論述，私有制指的是生產資料和其他勞動條件屬於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包括兩種性質不同的形式：壹種是以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壹種是以剝削他人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黨宣言》曾談到，所謂“消滅私有制”是要消滅後壹種私有制，而不是前壹種私有制）。前者由於生產資料屬於自己所有，因而有條件發展本人的自由個性，但這種小生產的方式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和生產過程的分工協作，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後者則由於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而提高社會生產力，必然排擠甚至吞並個人所有制的小生產。然而，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性的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私有制必將為新的生產方式——公共的、集體的所有制所取代。這種新生產方式的理論形態，不是馬克思憑空想象的產物，而是他經過縝密的考察與研究，通過對私有制的揚棄而獲得的結論：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它具有兩種私有制的的優點，卻沒有兩種私有制的缺陷：個人所有制的優點，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並且得以自由發展個性；缺陷是小生產的規模和獨立的勞動形式，限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優點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分工協作，可以有效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缺點是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和勞動者處於對立地位。把這兩種私有制的優點集中起來，就是在大生產的條件下的個人所有制：生產資料是公共所有、集體所有，但每個勞動者都占有壹份屬於自己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人人有產，實現無產者向有產者的轉變。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有權參與企業的管理、決策、監督和利潤分配，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同時也就有了成為社會主人、國家主人的經濟基礎，重新獲得個性自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資本主義私有制向新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是壹個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而且是和非經濟領域的進步密切地聯系在壹起的，如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自由化，社會的平等化、生態的合理化等等。我們現今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不具備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同它緊密聯系的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也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因素，把國有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無視社會主義本身的性質和特征，是十分荒謬的。



需要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名號是很不科學的，於光遠認為應該叫“社會所有制”，深圳萬豐村的潘強恩認為應該叫“共有制”。我認為這兩個名稱都比“公有制”好，更符合於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和特征，不會像“公有制”這樣容易產生歧義。潘強恩在九十年代曾經組織專家撰寫專門論述共有制的文章，出版了八九種書，大力提倡。遺憾的是由於當政者和社會上的傳統觀念，都非常深厚而強烈，潘強恩的努力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這是很可惜的。



（二）作為過渡形式的股份制



從到目前為止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進程來考察，馬克思把股份制、股份公司看做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是符合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和發展前景的。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的必然產物。當社會生產的發展需要開辟壹些規模宏大的產業時，例如鐵路、航海輪船等，個人資本無法獨立進行，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馬克思的時代，股份公司的參與者主要還是壹些擁有相當財富的資本家，他們通過壹定的契約形式結合在壹起，這是股份制的最初形式。隨著生產的發展，壹方面，企業對資本的需求日益增長；另壹方面，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部分公民有可能把超過生活所需的余錢投入生產。於是，股份制就越出了資本家的範圍，出現了股票市場，這是進壹步走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再向前壹步，就是職工持股了。科技進步在有力地促進生產發展的同時，也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和他們在生產過程的作用，這就使職工持股成為可能。這是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股份制發展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也是資本主義轉向新生產方式的第三個過渡點，第三種過渡形式。

股份制所導向的經濟發展前景，即社會主義的前景，都是國有經濟不具備的，最顯著的前景有二：壹是資本的社會化，從剝削工具轉化為生產動力；二是勞動者有產化，從無產者轉化為企業主人。這兩項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重要特征。



先說資本的社會化。資本從產生以來，就兼具兩種特性：剝削性和生產性。資本家通過資本剝削勞動者，同時又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股份制的發展，生動地反映出資本的質的變化，從私人資本到具有社會資本形式的私人資本，再到間接的社會資本、直接的社會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的剝削性逐漸消減，其生產性則逐漸加強，呈現出壹幅復雜而壯麗的圖景。1、股份制的第壹種形式，雖然股份公司是由資本家的私人資本集合而成的，但這些私人資本推動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集中，使資本的生產性得到進壹步的體現，而資本的剝削也由集中獨占轉變為分散，所以，盡管私人資本的本質沒有變化，卻取得了社會資本的形式。2、在股份制的第二種形式裏，股份的承擔者多數是普通市民，資本並非來源於剝削，這就使資本具有社會性，這類資本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真正的社會資本。在這種資本形式裏，資本扮演著推動生產的更為重要的角色，它的社會性消除了自身的剝削原罪，使剝削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合理收入。但由於股份持有者還不是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生產是由來自企業之外的資本推動的，所以就資本性質來說，是間接的社會資本。3、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合而為壹，資本成為直接的社會資本。資本的剝削性已經完全消除了，單純作為勞動要素而存在於生產過程；資本和勞動力——勞動兩要素之間的矛盾也不再存在。資本的剝削、資本與勞動者的矛盾，都將成為歷史的陳跡，被記載於社會經濟發展史和經濟學說史。



再說勞動者有產化。股份制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另壹個社會主義因素，是勞動者向資本所有者轉化，無產者向有產者轉化。這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轉化，也是所有制的轉化。這個轉化過程主要開始於股份制的第二階段。在第壹種股份制形式裏，資本所有者從壹個資本家到幾個資本家，企業所有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第二種股份制形式就不同了，資本所有者既有資本家，也有普通市民，資本家和普通市民共同占有股份公司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個發展，無論從企業所有制的內涵來說，還是從資本的性質來說，都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建立剩余價值理論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它意味著對資本主義原有經濟體系的突破。但是，由於持股者不是本企業的勞動者，資本和勞動力的對立和矛盾依然存在。股份制的第三種形式則是進壹步的突破。在這種形式的股份制裏，員工持有本企業的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資料所有權，勞動者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只有完成了這個突破和轉化過程的企業，才有資格被稱為社會主義所有制企業。



（三）癡人說夢和啼笑皆非



通過股份制的發展與完善，實現資本性質和所有制性質的轉化，達到社會主義，是壹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不但需要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還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社會以至意識形態等等各個領域的發展與進步。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哪壹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已經完成這個轉化過程，中國就更不用說了，也許需要壹兩百年時間才能完成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轉化。然而我們卻在不具備任何社會主義因素的情況下，把國有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且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不是有點癡人說夢的味道啊？



至於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的集體經濟，成為主體就更荒謬了。以土地制度來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推行合作化、公社化，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使農民淪為農奴，實際上是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回歸，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七十年代末期農民自發搞包產到戶，掙脫人民公社的枷鎖，當時能獲得當局承認，壹個主要理由就是土地還是集體所有的。經過五六年後，包產到戶對於農業生產的積極作用已經發揮殆盡，應該及時把土地所有權還給農民，因為小農經濟最適合於我國農業發展水平，也最便於融入市場經濟。但當時朝野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壹點，仍然以土地的集體所有標榜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迄於今。這種土地制度把農民同土地所有權隔離開來，給基層的貪官汙吏提供“發財”的大好條件，卻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阻礙了農業的發展。在土地政策上，現在費盡心思分別處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就是為了維護這個虛假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招牌。其實，在現階段，實現“耕者有其田”，把土地還給農民，是最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最有利於使小農經濟融入市場經濟的土地所有制。目前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莫非王土”的封建主義。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壹個重要內容，是認為股份制、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轉向新生產方式的過渡點、過渡形式。恩格斯曾經指出：有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才有了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用暴力剝奪資本家的企業，以消滅私有制，是剩余價值理論產生以前的《共產黨宣言》時代的共產主義的壹個主要內容；那麽，通過股份制等過渡形式，實現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的和平轉變，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在揭開剩余價值的秘密之後，進而探尋剩余價值的發展趨勢的過程中發現的。遺憾的是，迄今為止，許多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者，無視早期共產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這個重大差別，仍然把暴力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列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卻看不到資本主義經濟在股份制出現後的變化，看不到股份制對於私有制經濟的導向意義，看不到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逐步轉化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也看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以致屈從權力和傳統，仍然把“以公有制為主體”當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更有壹些斯大林主義的盲從者，至今還認為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民有經濟是“復辟資本主義”，把馬克思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批為“私有化”。是非顛倒，壹至於此，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結論



這幾天在微博裏堆壘這麽多文字，意在說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謬誤：我國現階段遠沒有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或共有制、社會所有制）的條件，只有經過股份制等過渡形式的長期實踐，才能逐步積累社會主義因素。目前這些被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包括壹些壟斷資源、壟斷價格、壟斷進出口市場的大企業集團，許多已經蛻化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經濟，成為各級大小官僚私人財富的來源，我們的國民經濟還要以這些經濟成分為主體，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建立政治的、文化的上層建築，那我們的中華民族還有希望嗎？



認同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歐美左派主張的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是改變這種局面的良方。為了推進這個經濟領域的重大改革措施，需要其他領域的密切配合。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因為指導思想的失誤，不但沒有推動國有企業走上資本社會化和勞動者有產化的道路，相反地，卻成了培育權貴資產階級和豪強資產階級的搖籃，成了為貪官汙吏擺設的盛宴。這個教訓應該記取。目前雷厲風行的反腐敗運動，為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但這還遠遠不夠。由於主流意識形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人們難以沖破傳統的思想壁壘。目前在推行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時，有些地區和部門或者猶豫觀望，或者匆促應付，反改革的權貴集團及其代言人也有了抗拒改革的大好借口。這就很難保證這項改革的順利進行，甚至有可能重蹈九十年代股份制改革的覆轍。為了促使改革健康發展，避免可能出現的弊病，應該在排除權貴集團的幹預阻礙的同時，使所有改革的參與者都能理解：混合所有制和員工持股的意義，在於促進各類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資本性質和所有制的轉化，使所有企業都能融入市場經濟，在市場的平等而自由的競爭中求得發展。即使是少數必須保持國家壟斷的企業，也應該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實現所有制的轉化，讓全體員工享有本企業的壹部分生產資料所有權，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主人。


中共建立的國有經濟雖然名義上是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但勞動者無權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監督和利潤的分配，全民就更不用說了。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國有經濟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完全是虛假不實之語。而且，由於它同政治權力密切結合，得以壟斷資源、壟斷生產、壟斷價格，淩駕於市場之上，幹擾、破壞市場經濟，成為比資本主義所有制更為落後的所有制形式。許多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蛻化成為官有制企業、權貴所有制企業。

中共政府實行非民選的極權的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名義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中國沒有政治的民主化，中共不允許獨立工會的存在，中國屬於共產極權國家。

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特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制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制的極右派，這些人并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并不在意社會是否存在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國家裡邊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卻選擇參加工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雖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還是相對真理，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貪官確實無法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他們經常鎮壓上訪討薪的工人，掠奪名義上屬於農民的農村集體財產，可是如果把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看成是絕對真理就會走向偏激，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女，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讓人格特質良好的黑五類子女受盡霸凌，讓人格特質不好可是又出身紅五類家庭的人進入中共體制內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權災難，造成這種人權災難的思想根源就是經濟決定論。流氓無產者很多都是極右派，人性就是階級性的世界觀不是普遍真理，無產階級未必認同爭取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都是階級提升，很多無產階級追求的公平只是叢林法則的有效性，也就是階級差別必須在叢林法則的基礎上形成，他們只是眼紅家庭出身好的人，并不追求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平等，反而很多資產階級因為被白左大愛影響所以認同共產主義。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污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制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幹；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又是生產關系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系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制度公有制會演變成黨有制，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制跟僱傭勞動制度的中國并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制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并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制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制度根本沒有概念，即使這些人也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可是他們卻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上邊，而不是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制度上邊，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裡邊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工運領袖的人，大多數不是因為產生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所以成為民運人士，很多人是基於勞權觀念的產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希望維護勞動權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所以成為民運人士，他們希望建立民主政體保護勞動權利，利用民主政體創造福利國家。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不是經濟基礎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本身沒有特定的階級性，中共長期對中國人民灌輸錯誤的觀念，宣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產物，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願望締造出來的社會制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體除了保護私有財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特別是通過憲政體制與福利國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功能，用馬克思解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反對皇權專制的社會運動以及列寧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初期部份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觀點解釋現代民主制度，中共對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長期愚弄基層人民，誤導基層人民拒絕民主政體接受一黨專政的企圖。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共匪喜歡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定義為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事實上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與西方商業文明無關，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西方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

即使民主國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會發展成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時代中國的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卻比現在高，整個社會充斥著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氛圍。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經濟決定論只能適用於解釋部份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真理。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馬克思生長於十九世紀，他觀察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部份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確實經歷過從皇權專制過渡到古典民主的過程，這些國家的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於是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部分西方國家是因為私有產權的發達產生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根據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馬克思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馬克思生前并沒有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民主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威權復辟與極權復辟，所以馬克思生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

事實上如果了解發生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事實上是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社會變革，造成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變革產生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普遍產生於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之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馬克思沒有見證過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才會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政治變化，我們會發現，在休克療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非常強烈，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一九九三的俄羅斯甚至可以發生公民自發組織公投宣講團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療法的後期，普京政權上臺執政，即使私有制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成份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因為普京集團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卻下降了，因為社會意識形態被普京集團支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宣傳取代了公民意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下降了，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也被削弱了，俄羅斯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經驗，比如之前講到的胡耀邦時代與現在的中國之間的反差，都是證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據。美國長期迷信經濟決定論，以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結果中國不但沒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為美國的輸血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越來越穩定。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商品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只是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至於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商品經濟從來都不是共匪擔心的對象，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印度在高度非工業化與非城鎮化以及農業化外加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民主政治，印度的經驗證明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并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人生活的動力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當人在經濟層面得到安逸之後，就很容易產生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談到利益通常會讓人想到的是物質利益，比如參與一項投資損失了很多錢，利益受損，事實上人類社會除了存在物質利益還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來自於傳統經濟層面的事物，在情感 榮譽 自我實現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會產生精神利益，從需求層次的角度講，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之後的人類，會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開始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在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會發揮作用，人會從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獲取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

很多時候人把追求情緒價值放在首位，精神利益作為一種內驅力不應該被否定。

精神利益可以獲取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愛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實現了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成為不受干擾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制度層面的保障 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獲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冷漠 沒有獲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沒有實現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受到壓迫 不被大多數人接受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不受制度的保障 原本接觸過的宗教信仰帶來的煩惱，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損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給人經濟上的安逸與精神利益層面的富裕，用集體去扼殺個人，用抽象的國家利益否定個人利益，重視經濟發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設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不適合人類生活。

雖然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但是被歷史社會條件賦予的人格動力不應該受到壓迫，相信決定論與認同公民自由權利沒有衝突。

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
延伸閱讀 政治學者談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

作者 杜光 寫於 二零零八年

專政是違背民主法治的國家體制
　　中共提出的第四個確立，是「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他根據的是憲法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曾經把「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確定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最早是毛澤東在1948 年12 月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裏提出來的，說的是在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後，將「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在1949 年6 月30 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寫的文章裏，他對人民民主專政又進一步作了全面的論述，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論人民民主專政》。
　　人民民主專政脫胎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經過列寧的闡釋和實踐，它被點染了過多的專制主義色彩，成為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與生俱來的先天性的病灶，並迅速癌變為專制主義。從專政到專制，中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1953 年12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本無本質的區別」。這也就是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長期以來，這個觀念已經成為黨內的共識。因此，要從理論上認清人民民主專政的含義和作用，首先需要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來源和歷史沿革，作一些簡要的回顧。
　　（一）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起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談到專政，是在1848 年的德國革命之後。1848 年3 月，奧地利和普魯士都發生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並在法蘭克福召開了全德國民議會，建立了臨時政府。但主持議會和內閣的自由資產階級卻溺於空談，沒有採取有力措施去建立集中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國，結果國民議會被取消，國王復辟。在此期間，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
　　上發表了許多文章，評論這一事件，其中多次談到專政，如一再批評主持內閣的康普豪森「沒有實行專政」。恩格斯認為：「國民議會本來應該處處以專政的辦法反對腐朽政府的反動企圖。」馬克思也指出：為了「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並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他們都為德國的資產階級沒有實行專政而感到遺憾。
　　把專政同無產階級聯繫起來，最早見於馬克思的《1948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在這篇總結法國革命的文章裏，馬克思在多次論及卡芬雅克專政、資產階級專政的同時，有兩處提到無產階級專政：一處是說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許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都只是一種空想」，因此，必須提出「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這就是：
　　「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另一處是：「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接著，在1852 年給約· 魏德曼的信中，馬克思說自己的新貢獻就是證明：（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另外兩篇文章裏，馬克思三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
　　此後將近20 年，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談論到無產階級專政。
　　巴黎公社失敗後，馬克思恩格斯在5 年裏曾有6 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1883 年去世後，恩格斯在1890 年至1891 年，又在三篇文章裏5 次論及無產階級專政。1890 年10月，他在致康· 施密特的信裏，談起「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在1891 年3 月寫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裏，他三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的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三個月後，他在評論《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時又說：「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瞭這一點。」十分明顯，這5 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都是有針對性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 年起草《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只提出「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一年多後在總結法國1848 年革命時，就把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轉換為階級專政。從這個時序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觀念的產生，是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革命激情和對革命失敗的冷靜思考的結果。它包含這樣幾個內容：
　　一、無產階級不但要取得政治統治，而且要獨掌政權，不容其他階級分享。這一方面是承接了專政的原始含義，如羅馬共和國執政者的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德意志和法蘭西1848 年革命最後導致封建王朝復辟的教訓。
　　二、專政的目的，馬克思在1848 年9 月寫的《危機與反革命》一文裏作了最簡明的概括，那就是「粉碎和清除舊制度的殘餘」。資產階級專政所要清除的，是封建制度的殘餘；無產階級專政要清除的，則是整個剝削制度的殘餘，也就是要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差別，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那麼怎樣消滅呢？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時這樣論述：「通過把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一個適合於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唯一的基礎。但是必須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實現這種變革。」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過渡性的措施，這在前面所引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和致魏德曼的信裏，都有清楚的表述。在他二十多年後寫的《哥達綱領批判》
　　裏，馬克思是這樣敘述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四、這個過渡時期是非常短暫的。恩格斯在1848 年寫的《7 月4 日的妥協會議》一文裏，一般性地談到專政時說：「革命的專政」建立起的是「暫時的革命秩序」，「這樣的例子在1789 年以來的法國歷史上是很多的」。至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也是一個短暫的存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裏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轉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無產階級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因為國家「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
　　五、馬克思曾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以暴力為後盾。但是，除了這一句話，在馬克思恩格斯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著作裏，都沒有把無產階級專政同暴力鎮壓聯繫起來。這個事實足以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都不強調暴力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作用。
　　根據前面所引材料，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恩格斯的無 產階級專政理論，是在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前景過於樂 觀、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消滅階級的估計過於簡單的基礎 上提出來的。恩格斯在1895 年3 月寫的《卡· 馬克思〈法蘭 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裏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清楚地表明，當 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程度。」根據恩格斯晚年的反思，我們不難理 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幻想的產 物。他們在社會不具備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幻 想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又幻想在無產 階級取得政權後，只要採取專政的辦法，很快就可以消滅階 級、消滅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儘管在馬克思主義 的思想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卻絕不是我們應該學習、繼承 的馬克思主義的精華。 （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西方和東方的分流 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先進的西歐沒有得 到廣泛的傳播和實驗，卻在落後的東方大行其道，這是不難 理解的。 專政和專制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 各賓專政、公安委員會專政和1848 年的卡芬雅克專政，都 帶有濃重的專制主義色彩。這些歷史因由既催生了馬克思的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引起了許多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 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疑慮和反對。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幾年 裏，甚至在恩格斯一手扶植起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裏，也有 不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黨員，所以恩格斯才會怒氣衝衝地 斥責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 這些思想傾向是同西歐的社會發展分不開的。從十九世 紀五十年代起，西歐各國興起了蓬蓬勃勃的工業發展高潮， 有力地衝擊了封建專制舊制度的殘餘，不論是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還是無政府主義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致力於清 除封建專制的殘餘。因此，與專制主義有著緊密關聯的專政 觀念，理所當然地為他們所懷疑。 與西歐不同，在俄羅斯，沙皇專制主義卻依然是社會意 識形態的主流。許多知識份子，包括各種類型的革命黨人， 雖然熱中于反對沙皇的專制統治，但在觀念上卻未能擺脫專 制主義的深刻影響。所以，當馬克思主義向東方流傳時，無 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被東方的革命者欣然接受，並被塗抹了 濃厚的東方色彩。 這個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 西方和東方的分流。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解，可以以 考茨基為代表。對馬克思恩格斯深有瞭解的考茨基認為，馬 克思說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體，而是無產階級在奪得了 政權的地方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態」。考茨基還說：「在研究這 個問題時，要注意不要把當做『狀態』的專政和當做『政體』 的專政混淆起來。」他認為，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不主 張把專政當作達到無產階級解放所不可缺少的國體」，因為馬 克思主張「把國家由一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 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與此相反，專政使國家淩駕於社會之 上的這種情況發展到頂點」。 考茨基以巴黎公社為例，指出：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實 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巴黎公社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政 權，是由巴黎各區按普選制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通過普 選產生的公社委員，按照考茨基的分類，有65 個革命者，「代 表了當時法國社會主義的一切派別」；另外還有「反對派21人，其中15 個是著名的反動派，6 個甘必大派的急進共和主 義者」。如果專政被認為是政體或國體的話，就應該剝奪反對 派的權利，因為「專政按其本質來說是不能容忍任何反對派 的」。但事實表明，「儘管他們彼此鬥爭很劇烈，卻沒有一派 對其他派行使專政」。考茨基以此說明，恩格斯把巴黎公 社視為無產階級專政，只是肯定它處於無產階級統治之下， 處於一種階級統治的狀態，而不意味著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 的政體。 考茨基還認為：「專政可能暫時地阻止民主和無產階級的 發展」，但「一切專政都不能長久維持下去，每一種專政都遲 早要被推翻」。他以法國大革命為例，說明依靠暴力的專 政並不能保證無產階級的統治。他說：「1793 年的恐怖統治 的威力是無與倫比的了，但巴黎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因此保持 住政權。專政成了各種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派別之間互 相鬥爭的一種方法，而最後它成了結束一切無產階級政治和 小資產階級政治的手段。」所以，他認為：「無產階級專 政作為帶引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是必須拒絕的。」與專政 相反，「民主作為無產階級解放的手段是無法代替的」。「我 們除了把無產階級專政瞭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 以外，不能作任何其他的瞭解。」他指責布爾什維克「選 擇一黨專政是自己毀滅」，說「俄國無產階級的未來不是寓於 專政之中，而是寓於民主之中。」 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無產階級在民主基礎上的統治， 認為無產階級的未來寓於民主之中，這大概是在西方的馬克 思主義者中占主流地位的看法。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即使 是曾經屬於第三國際、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西方共產黨，在蘇共二十大後也紛紛從他們的黨章中刪除無產階級專 政的字眼，而東方的一些共產黨卻仍然抱著無產階級專政不 放。這也可以看作是西方和東方歷史文化差異的一個例證。 （三）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列寧主義階段 與在議會民主制下發展起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同，俄 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秘密狀態下艱難成 長的。這個歷史背景使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發 展了專政而不是民主的風尚和習慣，決定了他們對無產階級 專政理論的態度和看法。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作了與考茨基不同的詮釋。他把專 政解釋為單純的暴力鎮壓，直截了當地指出：「專政就是…… 不受限制的憑藉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專政就 是社會上一部分人對整個社會實行統治，而且直接用暴力來 統治。」「專政是一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表 示出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歷史時代的你死我活的無情 鬥爭。」 在俄國民主革命期間，列寧根據當時俄國革命的民主主 義性質，曾經多次強調「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他指出：「歷史上的公社都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 談，只有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才能保 證避免這一錯誤。」他一再說明：「只有建立起無產階級 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並 進而指出：「當革命已經成為事實，而且連革命的勝利也成為 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即完全 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代替』民主專政的口號。」1917 年二月革命後，列寧認為革命性質已經從民主革命 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專政的性質就從無產階級和農民 的革命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托洛茨基也認為：「無 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最低』和『最高』綱領間的界限便立 即不存在了。」按照列寧自己的說法：「黨在十月革命開 始後自然要去直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這就為蘇 聯幾十年的專制主義統治，提供了一個理論藉口。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有很多重要的發揮，它們是列 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最顯著的發揮，也是他的最大 謬誤，並且流毒最廣的，是把無產階級專政引申為一黨專 政、領袖專政。他在1920 年寫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 幼稚病》一書裏，批評德國的工人反對派把階級專政同黨的 專政對立起來，把群眾專政同領袖專政對立起來。他說：「群 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 通常是由……領袖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這就是群眾專政—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這個著名 的四段公式的由來。它成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 導人獨裁極權的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屬於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相當豐富的，例如：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 高表現。」「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 任何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 「專政是一個重大的、殘酷的、血腥的字眼，這樣的字眼 表示出兩個階級、兩個世界、兩個歷史時代的你死我活的無 情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 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 「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擁護資產階級專政，中間道 路是沒有的，中間道路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虛無縹緲的空 想。」 「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誰 指望不通過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誰就 不是社會主義者。」 「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和民 主。」 「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無 產階級專政就在於一個階級引導另一個階級前進。」「專政就 是領導，就是聯合那些分散的渙散的勞動群眾，把他們團結 成一個反對資本家的統一的整體，以便戰勝資本家。」「無產 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 「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不只是暴力，而且是比先 前的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 於暴力，而且主要不在於暴力。它的主要實質在於……無產 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確實 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由於這個理論被賦予暴力和排斥 法治的內涵，它本身已經成為那些專制主義國家實行一黨專 政和個人獨裁的立足點，它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成為負面的 了。從以下幾樁事例中，不難瞭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 質：一、十月革命不久，列寧就因為布爾什維克在由民主選 舉產生的立憲議會裏沒有取得多數，便惱羞成怒，用武力解 散議會； 二、對於曾經是盟友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原來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多數派）進行排斥打壓，查封他們的機 關報，把他們從蘇維埃裏趕出來； 三、1921 年，駐守在克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不滿布爾什 維克的政策，舉行武裝抗議，受到殘酷鎮壓，幾千水兵遭到 殺害； 四、迫害知識份子，連高爾基都被迫出國。 類似這些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下實行的極權專制，被 孟什維克等反對派斥之為「少數人的恐怖專政」。孟什維克譴 責布爾什維克對「稍有不滿表示」的反對派「就採取恐怖、 極度專橫和非人道的鎮壓手段」，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專 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實行專政」。 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孟什維克和考茨基等西方的馬 克思主義者持有相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階級專 政概念，與個人專政即寡頭政治的概念毫無共同之處。」 「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同民主的原則不獨不矛盾，相反，它 第一次為充分實行民主原則提供了機會。」「與工人階級的社 會主義專政概念不可分割的民主，其基本標誌是：自上而下 一貫行使的權力必須真正是人民大眾的權力。」「它必須 以人民不受限制地行使統治權為先決條件，而這種統治權首 先應當建立在真正平等、普遍選舉的基礎上。」由於不斷 的迫害和鎮壓，孟什維克在俄國的政治作用逐漸削弱以至消失，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比較理智、比較健康的觀念也 就煙消雲散了。 列寧的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到了斯大林時代就更變本 加厲。有些人把蘇聯東歐的覆滅歸罪於無產階級專政，雖然 有些片面，但也確實不無道理。 （四）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非 1921年，由共產國際幫助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 黨綱上明確宣告：「採取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 的——消滅階級。」從此以後，無產階級專政就像夢魘一 般困擾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直到今天。 一、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回顧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蘇維埃區域裏，共產黨一 方面由於逐漸改變了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出 於政治策略的考慮，曾經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改為工農民 主專政。抗日戰爭開始後，又以「各階層聯合的民主共和國」 的主張，取代工農民主專政。在抗日根據地建立的政權， 則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 政」。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毛澤東把未來的民主主義 共和國的國體，確定為「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人民民 主專政的提法，首見於毛澤東在1948 年底發表的《將革命進 行到底》，那裏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 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949 年3 月，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裏，再次申述了這個提法， 只是把「主體」改為「基礎」。同年6 月30 日，毛澤東在 為紀念建黨30 周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對人民民主專政作了全面的論述，他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 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的人民民主專政。」 從建黨之日的「採取無產階級專政」，到工農民主專政， 再到人民民主專政，無疑是歷史的進步。它反映了共產黨對 革命性質從社會主義革命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但是，不 論怎樣轉變，只要思維總停留在專政的框框裏，就隱伏著專 制主義改頭換面干預革命的危險。這裏，不僅有兩千多年的 專制主義傳統的薰染，而且還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沙俄專制主 義的影響。1953 年用黨內文件的方式，確定人民民主專政 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只不過是印證了列寧關於專政的 四段公式罷了。從此以後，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在 正式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裏，都是並行不悖地交替使用。到 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報刊文件，都一概只講無產階級專 政，不說人民民主專政了，粉碎四人幫後才恢復人民民主專 政的提法。但不論有些什麼變化，都沒有改變專政的專制主 義性質。
　　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掩蓋了專政的專制主義本質。毛 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 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 政。」在1950 年6 月的政治協商會議第二次會議上，他 又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 法，……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 用民主的方法。」這個思想也來源於列寧，他在《國家與 革命》裏說，「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家就 必須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事實上，不 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民主都不過是他們用來掩蓋一黨專 政的遮羞布。 幾十年來，在官方的宣傳裏，都是按照「在人民內部實 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的口徑來解釋人民民主專 政。其實，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裏，這裏都隱藏著很大 的謊言和欺騙。 二、專政和民主 從理論上說，專政和民主並非像水火不相容那樣絕對地 相互排斥。在歷史上，西元前五世紀建立的羅馬共和國就有 這樣的傳統。遇有外敵入侵或重大危急事件時，最高執政官 或保民官就被賦予絕對的權力，成為獨裁者，叫狄克推多。 他有權調動和指揮軍隊，中止法律，宣佈臨時法令，這就是 最早的專政。但按照共和國憲法的規定，這種專政的時間不 得超過六個月。由於執政官是由百人團會議推選的，而且要 受到元老院的節制，執政官的條件和許可權則由憲法規定， 所以，那時的專政是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和法律規範才能實 行的。羅馬共和國實行這種政治制度達三百多年，直到蘇拉 和凱撒自封為終身執政者才結束。據有的西方學者統計，在 這個時期裏，羅馬共和國實行過九十多次專政。 羅馬共和國的專政傳統被後來的國家以兩種形式繼承下 來，一是從短期的臨時的專政發展為長期的終身的專政，從 一定機構授權的專政轉變為自封的專政，完全排斥了民主程 序和法律的規範；一是臨時性的「緊急狀態」、「軍事管制」，由代議機構賦予國家權力部門以絕對的權力。這兩種情況在 近現代的國家裏都屢見不鮮。 馬克思的專政思想似乎兼有這兩種成分：一方面，認為 專政是取得政權的階級必須採取的臨時措施，前面引述的 「在革命之後，任何臨時性的國家機構都需要專政」，足可說 明這一點；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憑藉暴力奪取政權後，實行 專政必須以軍隊為首要條件，這就意味著不排除使用暴力的 可能。可見，無產階級專政從馬克思提出時起，就包含著與 民主法治不相容的因素。列寧就走得更遠了，他不止一次地 指出：「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 法律或規律拘束而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他的理由是： 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 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必須「用鐵腕來對付舊世界」。「專政 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勇氣和果敢的政權，是無論對 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 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由於用來實 行專政的權力不是來自一定的民主程序和法律規範，它就必 然會轉化成為專制主義。除非是在完成一定的專政任務，如 剷除了被推翻的舊勢力的威脅之後，能夠迅速採取措施，把 專政轉化為民主和法治。 許多媒體長期以來所宣傳的「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 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實際上是在玩弄一種理論障眼法。什 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國家的根本制度； 為了實現和保障民主，就需要根據人民的意志，制定憲法和 法律。有了憲法和法律，專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幾十 年來，憲法幾經修訂，都把專政列為憲法正式條文的第一條。1954 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 民主國家。」這裏雖然沒有提到人民民主專政，但毛澤東在關 於憲法草案的講話裏，卻把人民民主解釋為「無產階級領導 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1975 年的「文革憲 法」，第一條就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 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1982 年修 改憲法，把這一條裏的「無產階級專政」改回為「人民民主 專政」。實際上，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專政， 民主都是幌子，專政才是實質。 為了維護專政，維護個人獨裁，毛澤東借助於兩種手 法，以掩蓋專政的專制主義本質，這是他在提出人民民主專 政時就已經構築起來的戰略據點。 第一種手法是把民主解釋為一種方法和手段，而且是一 種統治的方法和手段。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 題》裏，毛澤東明確宣告：「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 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他還說：「人民民主專政 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對人民來說 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 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 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在這 裏，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用來向人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方 法；民主的涵義，就是向人民進行教育和說服，只是不打不 罵不強迫就是了。 在這幾句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經典性論述裏，還應該注 意的是關於「民主的方法」的又一層含義：「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這句話同《論人民民主專政》裏的「只讓人民有發言 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有異曲同工之 妙。在毛澤東看來，參與政治活動和發言權、選舉權，並不 是人民的固有權利，而是共產黨「給」他們的，或者是「讓」 他們有才能夠有的。這大概就是毛澤東說的「這個民主是集 中指導下的民主」的具體化吧。 另一種手法是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人民和敵人兩類。繼 《論人民民主專政》之後，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 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裏，對這個問題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從表面上看，他所說的「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 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 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似乎具有很大的真理性和說服 力，以致當時被人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但是， 怎樣劃分人民和敵人呢？用什麼標準來劃分？由誰來劃分？ 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可疑的。在這個講話後三個月才發表的文 本裏，毛澤東增加了劃分鮮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它普遍被 認為是劃分人民和敵人的標準。毛澤東說：「這六條標準中， 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兩條。」這六條標準都是 抽象的政治概念，沒有量化的資料，也沒有確定性的內涵， 掌權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把它們加在任何人的頭上，把他們作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來鎮壓。55 萬右派分子（一說三百 多萬），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量 叛徒、特務、走資派，都是這樣劃出來的。 毛澤東時代的大量事實說明，把公民劃分為人民和敵 人，體現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最本質的特徵，是這個獨裁者用 來拒絕民主和法治的的最有用的理論幌子。三、專政和法治 理論的謬誤導致實踐的災難。如果說，人民民主專政在 取得政權後的初期還有一定的意義的話，那麼，有了憲法和 法律後，就應該按照憲法和法律，建立起適當的民主秩序， 依法辦事了。但事實卻完全相反，毛澤東發動的反胡風、反 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等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只憑 毛澤東的臆想和猜測，沒有經過任何民主程序和法律手續， 就把幾百萬無辜的人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成千上 萬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文革期 間，甚至掛起紅衛兵、造反派的袖標就可以對所謂的「牛鬼 蛇神」實行專政，把他們關進「牛棚」，任意毆打淩辱，因受 批判迫害而自殺者不計其數。這些災難都是個人獨裁專政、 沒有民主與法治的結果。
　　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造就了毛澤東的無限權力，同時也 就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毛澤東去世後，八十年代 的改革開放，曾經使人們對專政的觀念有所淡化，社會上逐 漸培育起自由民主的意識和風氣。無奈1989 年發生的對民主 運動的大鎮壓，扭轉了這個進步的、健康的發展趨勢。這次 大鎮壓和後來對法輪功的大鎮壓，都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 義進行的。它們既沒有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討論同 意，更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完全是只根據最高領導人的錯誤 判斷，獨斷專行地作出決定的。這就使專政的反民主、反法 治的專制主義本質暴露無遺。 被吳邦國委員長稱為已經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十 多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特色。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行使 專政權力的主要是毛澤東的話，那麼，由於政治權力的不受制約和監督，到現在，任何一個掌握一定權力的官吏， 出於個人利益的需要，都可以對老百姓實行專政：占他們的 土地，拆他們的房子，扣他們的工資，如此等等，一方面使 千千萬萬民眾陷於水深火熱的苦海，另一方面是培育發展了 權貴資產階級。現在的專政，與其說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 階級專政，不如說是權貴資產階級專政。它是人民民主專政 和一黨專政在現階段的具體表現。 現階段的專政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利用法律為專政服 務。毛澤東不需要什麼法律，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比法 律還重要，還有效。而現在的專政，卻在運用暴力的同時， 還不得不依靠法律。許多憂國憂民、關心祖國前途的愛國者 和維權人士，就是被法院加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擾亂 公共秩序」、「妨礙執行公務」等等罪名而被判刑的。 在專政與法律的關係上，有一個很值得玩味的問題。專 政的功能在於鎮壓敵人，法律的功能則應是保護人民。要實 行專政，就必須分清人民和敵人；法律卻只承認有罪無罪之 分，不管是人民還是敵人。由於人民和敵人的區分不可能有 明確的標準，可以隨著統治者的意旨，為他的利益服務，所 以專政必然會成為專制主義的工具。那麼，法律怎麼也會成 為專政和專制主義的工具呢？ 在某年兩會開幕之前，官方媒體曾經掀起一個宣傳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高潮，《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5 篇 評論員文章，特寫報導就更多了。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 的報告裏，還特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 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在 內的八大原則。按照專政和法律的本來意義和作用，兩者是相互排斥的——沒有法律的時候，才需要專政；有了法律體 系，就不需要專政了。現在卻要以憲法和法律的形式，來確 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這不是很明顯的悖論嗎？ 這裏的奧妙就在於法律的兩重性。在古代和中世紀，法 律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近代 興起的人本主義、民主主義，則把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 權力，作為法律的第一要義。法國大革命時頒佈的《人權宣 言》第六條：「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標誌著對法律 的理解從體現君主意志到體現公共意志的歷史轉變。一百多 年來的中國，由於一直處於從專制主義向民主主義過渡的歷 史階段，憲法和法律也不能不表現出過渡的特點，就是兼有 兩種不同的性質和內容。從光緒《憲法大綱》，到目前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既有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內容，也有 保障公民權利的條文。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事實上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內容的混合。現行憲法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體現了反映公共意志、保障公民 權利的現代法律精神；那些確立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的憲 法和法律條文，那些判處真正的愛國者和維權人士有罪的法 律條款，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為專制主義提供法律 依據的統治工具。 （五）簡短的結語 從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歷史沿革來看，專政和民主本來 是可以相容的，但列寧和毛澤東等人在厲行他們的獨裁統治 時，卻全面地排斥民主，或把民主變成專政的裝飾品。今天 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仍然繼承了這個傳統。至於專政與法治，則表現出一種微妙的組合狀態：維護公民權利的法治， 是不可能與專政相容的；只有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體 系，才能夠與專政相容。被從毛澤東到吳邦國等人確立為國 體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一黨專政，它同作為普世價值 的民主和法治是絕對不相容的。 我們多年來宣傳民主，主張憲政民主，當然不是主張毛 澤東所說的由共產黨「給」的、或者「讓」我們有的民主， 對我們進行說服教育的民主，而是要全體公民都享有充分的 自由權利、真正能夠當家作主的民主。我們宣傳法治，主張 依法治國，絕對不是主張依照體現了統治階級意志、把人民 民主專政即一黨專政確立為國體的憲法和法律來治國，而是 要依照能夠保障公民權利、制約國家權力的憲法和法律來治 國。 我們主張的民主和法治同人民民主專政是互不相容的； 同人民民主專政相容的民主和法治是假民主、假法治。只有 廢除人民民主專政，廢除一黨專政，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和 法治。

共匪的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一年

（Ａ）對立統一。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

對立統一規律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與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Ｂ）量變和質變。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運動可以采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裏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麼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并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制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制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制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制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制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Ｃ）否定之否定。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認為，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馬克思根據否定之否定推論出社會進步的規律，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辯證法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是否定這個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的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教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的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私有制被共產主義公有制取代。”；“原始公妻制被夫妻家庭制取代，夫妻家庭制被共產主義的公妻制取代。”。恩格斯用“麥粒成為麥苗成為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麥子的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無法搞清楚：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解釋人的來源。後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誕生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來源於猿。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沒有從猿變成人的視頻錄像。事實證明否定之否定不是社會進步的規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取代了北洋軍閥的威權統治，共匪的紅色恐怖取代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沒有讓中國民主化，不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中國不但沒有成為民主國家，反而從威權國家發展成極權國家最終成為共產極權國家。

共匪的辯證法的世界觀的本質

（Ａ）內容和形式。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系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系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系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把從毛左共產極權到鄧右共產極權的統治過程解釋為與時俱進，並宣稱共匪統治中國的整個過程都是社會主義的實踐。

（Ｂ）原因和結果。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占的東西。但是這種獨占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余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共匪的支持者根據這個世界觀得出了共匪與廣大中國人民相互依存，沒有了共匪中華民族就會滅亡的結論。

（Ｃ）手段和目的。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誌”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系的。確定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征。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否定反共的中國人的民主訴求，這個世界觀已經成為中國長期堅持黨國資本主義的依據。

（Ｄ）普遍和特殊。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盡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麽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系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幹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為中國社會塑造了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成為拒絕放棄一黨專政的依據。

（Ｅ）相對和絕對。辯證法的世界觀認為，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麽辯證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這個世界觀是共匪引導被統治者辯證看待中國社會的依據，根據這個世界觀可以得出共匪統治中國社會的過程不是絕對的壞，甚至共匪在某些層面很好的結論。

共匪對付敵人的時候的形式邏輯

（Ａ）同壹律：形式邏輯認為，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對共匪的敵人辯證看待。

（Ｂ）矛盾律：形式邏輯認為，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一分為二的看待共匪的敵人。

（Ｃ）排中律：形式邏輯認為，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共匪根據這個世界觀對共匪的敵人徹底否定，共匪不會以運動的眼光看待共匪的敵人。


共匪的辯證法的本質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凌駕於是非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共匪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運用詭辯術否定別人運用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對共匪已經犯下的罪行進行是非判斷。

辯證法是共匪為他們自己犯下的錯誤辯護的工具，辯證法是共匪編造統治合法性的工具。

殺人犯與人類社會之間也存在對立統一，殺人犯對於被殺死的人來講是對立的，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對立性，殺人犯間接的為沒有被殺死的人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間，表現了殺人犯與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如果沒有殺人犯殺人，人類社會就會因為人口危機滅亡，殺人犯維持了人類社會的生存，根據共匪的辯證法可以論證殺人犯的存在有積極意義。

辯證法可以用來為共匪建立的極權統治辯護，比如可以得出東亞大陸人與共匪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的結論，根據辯證法的觀點，即使共匪不好，畢竟共匪代表秩序，所以應該維護共匪的統治。辯證法認為人事物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不好，所以共匪也有好的一面，辯證法認為不應該用片面 孤立 靜止的觀點看待人事物，所以共匪即使歷史上做了很多壞事，還是可以從共匪的被迫改良行為中為共匪辯護，辯證法認為量變最後會發生質變，所以共匪不應該被推翻，共匪會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但是共匪支撐了社會秩序與國家的存在，所以中國人民離不開共匪，只有消滅國家的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這種對立統一才會消失，實現共產主義之前讓共匪統治中國是最好的選擇，共匪的邪惡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規律，共匪的邪惡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之後消失。

延伸閱讀 政治學者談辯證法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零八年

辯證法與放屁
上課時，我放了壹個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當然也絕對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講辯證法。
“請妳自己對這個屁作壹下判斷，”教授說，“它好還是不好？”
我只得說：“不好。”
“錯了，”教授說，“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壹面，肯定有它好的壹面。”
“那麽說它好也不對了？”我問。
“當然。”教授說。
“它既好又不好。”
“錯了。妳只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壹面，沒有看到他們統壹的壹面。”
我只好認真看待這個嚴肅的問題，仔細想了想說：“這個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壹面是主要的，處於主導地位。”
“錯了。妳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壹面，明天壹定處於次要地位。”
“妳是說明天全人類會為了我的這個屁歡呼雀躍嗎？”
“不盡如此，但不能否認這種發展趨勢”
我楞了好大壹會兒，只得硬著頭皮說：“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壹定會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許會不好.”
教授聽得直搖頭，說：“這是徹底的懷疑論，不是辯證法的觀點。”
就這樣，僅僅因為放了壹個屁，我就成了壹個懷疑論者。
教授接著講課：“辯證法的威力不僅在於能夠輕而易舉地駁斥任何觀點，而且他能夠輕易地為任何觀點找到理論根據。”
“可是我的屁就沒有任何根據。”我抗議道。
“那是因為妳沒有找到，其實很簡單，它是妳肚子裏矛盾雙方對立統壹的必然結果。”
我啞口無言。
教授說：“下面我們不談屁，談壹個更復雜的問題：壹個西瓜，壹粒芝麻，無論妳怎樣選擇，都有理論基礎。”
我趕緊說：“我要撿起西瓜，丟了芝麻。”
“很好。”教授說，“妳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說，妳抓住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那我就撿起芝麻，丟掉西瓜。”
“先有量變，才能達到質變。妳解決問題的順序十分正確。”
“我既要西瓜，又要芝麻。”
“即抓住主要矛盾，又不放過次要矛盾。妳是用全面的眼光看問題”
“我既要砸爛西瓜，又要踩碎芝麻。”
“很好，妳是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新事物就是對舊事物的否定。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
“我既要吃掉西瓜，又要砸爛西瓜。既要撿起芝麻，又要踩碎芝麻。可是，只有壹個西瓜，壹粒芝麻，怎麽辦？”
“妳這才算對辯證法入了門，重要的是：矛盾的雙方不僅對立，而且有它統壹的壹面。妳吃掉西瓜當然有它合理的壹面，但妳要砸爛西瓜，也並非不合理。只有將二者統壹，才能進入更高層次的鬥爭。”
我張口結舌，目瞪口呆：“可是，妳並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教授笑著說：“辯證法不解決任何問題，它的用途在於首先把人變成傻瓜——如果還有人不是傻瓜的話。”
“妳是說‘首先’？”我問。
“是對，然後再從傻瓜飛躍到學者。”教授開始整理講義，“關於辯證法為什麽不解決問題，如何把人變成傻瓜，以及怎樣實現從傻瓜到學者的飛躍，這是下壹節課的內容。”
教授壹蹦壹跳，走出教室。
第二堂課：
教授說：“下面我們講壹下辯證法的用途。我們要舉壹個更加復雜的例子：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我說：“那壹定要用辯證的觀點。”
“對。我們有許多大牌的辯證法學者，他們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系實際，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體。最後給妳得出壹個結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妳佩服不佩服？”
“是啊。辯證法不是很有用嗎？”
“以前我也這樣認為。直到我見到壹只喪家的野狗——它改變了我的看法。”
“野狗？”我莫名其妙。
“是的。我家屋後有個垃圾堆，有壹天來了壹只喪家的野狗。它對其他東西看也不看，‘喀赤’壹口，咬住壹塊骨頭。”
“這毫不奇怪，所有的狗都會這樣。”我說。
“不錯。問題是對於狗來說，這塊骨頭就是‘精華’，垃圾堆裏除了骨頭以外，還有磚頭，鐵塊，破水桶等等糟粕，他為什麽只要骨頭這個精華呢？他怎麽知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難道它已經充分理解了大牌學者們的論述了嗎？”
“好像不會。”
“肯定不會，所以說大牌學者們通過精確的論述，得到的精妙結論，其實是連壹只喪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東西。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還要為他們喝彩，對他們崇拜呢？”
“是啊，為什麽？”
“唯壹的解釋就是：辯證法已經成功地把妳變成了壹個傻瓜。”
“我明白了。”
“妳明白以後壹定要問：妳說的沒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誰都知道。問題是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
“對，看他怎麽說。”
“妳難不倒他，他又會充分利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理論聯系實際，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下筆萬言，緊繞主體。最後給妳得出壹個結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高明不高明？“
“是有道理。”
“可是我認為：這不僅是無聊，無用的問題，已經近於無賴了。”
“這怎麽說？”
“難道世界上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嗎？那只喪家的野狗，來到垃圾堆前，難道會象亞裏斯多德壹樣，先把各種東西分門別類，搞清其內涵和外延，再通過歸納演繹，最後確定它是吃磚頭還是吃骨頭嗎？這可能嗎？”
“不可能。那樣的話，他連吃磚頭都有可能。”
“對，孺子可教。沒有人會‘具體問題，抽象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句話，等於沒說。不過辯證法學者倒是喜歡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具體問題。因為辯證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所以如果妳看到壹只吃磚頭的狗，千萬不能小視，它可能是壹個著名學者。”
教授又收拾好講義，說：“辯證法的根本在於使用‘全面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看問題。象所有的謊言壹樣，這話聽起來很顯真理。下壹節課講辯證法的淵源，以及它和形而上學的關系。”
第三堂課
“迄今為止，人類用三種方法研究這個世界。”教授毫不客氣，單刀直入，“第壹種是‘屠夫式’，大部分科學家都是這種方式。他們把世界割裂成極小的部分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生物的並不研究全部生物，有的只研究動物；研究動物的也不研究全部動物，有的只研究哺乳動物；研究哺乳動物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研究猴子的有的只研究猴子的尾巴。他們眼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是極其片面的觀點。”
“不是辯證法的觀點。”我說。
“對，”教授接著說，“不僅如此，他們還盡量割裂研究對象與其他事物的聯系，在盡量不受幹擾的情況下，看看他到底是什麽樣子。科學家花費大量金錢建造實驗室，而不在大街上做實驗，主要原因就在於此。現在有些實驗還要搞到太空裏去做，連空氣引力都要隔絕，可見，為了割裂事物之間的關系，這些科學家是不擇手段的。”
我說：“與辯證法的觀點相反。”
“有說對了，但仍然不止於此，他們還不管壹只猴子過去怎樣，將來如何，只管拿來壹刀宰掉，看看它肚子裏都是什麽東西。他們用的是徹底的靜止觀點。”
“非常野蠻，而且十分笨拙。”
“所以我把它叫做‘屠夫式’。但這是我們壹切科學知識的基礎和來源。沒有這些人，也就沒有任何科學。他們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的人格，才智和他們使用的方法，都應該得到尊重。”
“有誰不尊重他們嗎？”
“有很多，妳可能就是壹個。”
“此話怎講？”
“他們用的是孤立，靜止，片面的方法，這種方法有壹個名稱，妳們中學老師教過妳們嗎？”
“叫形而上學，可那是個貶義詞呀？”
“是的，就叫形而上學，這就是過去全部的科學家，現在大部分科學家使用的方法。”
“那為什麽它是壹個貶義詞呢？”
“因為它和辯證法不相容，而且針鋒相對。有些人不僅自以為是正確的，而且斷定其他人都是錯的。奇怪的是，辯證法整天講什麽對立統壹，形而上學來和辯證法對立，他卻不肯同壹，而是對形而上學采取壹棍子打死的態度。”
“我明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的也是科學家，我稱之為‘強盜式’，這種科學家更重要。
他們什麽也不幹，坐等形而上學的科學家研究出比較確切的成果，在此基礎上綜合升華。千千萬萬的科學家研究了萬萬千千的動物，植物，微生物以後，達爾文拿來壹綜合，就提出了進化論。“
“這活倒很輕松。”
“壹點也不輕松，而且需要更高的聰明才智和更加寬闊的視野。愛因斯坦是其中最出色的壹位。他的視野非常開闊，甚至研究過辯證法。但是他說辯證法對他的研究沒有任何幫助。”
“辯證法到底是幹什麽的呢？”
“研究世界的第三種方法就是辯證法的方法，我稱之為‘上帝式’的方法。也就是我們下壹節課的內容。“
最後壹課
“我被開除了，”教授說，“今天上最後壹課。請先提問。”
我說：“有的同學說，妳的觀點有點偏激。”
“他說對了，我不僅偏激，而且有錯誤。上壹節課我就故意設置了壹個常識性的錯誤，但是妳們並沒有給我提出來。現在我不得不把最重要的東西教給妳們：沒有誰是全部正確的，最多只是正確了壹部分。如果世界是那只大象，我們就是那壹群摸象的瞎子。我們想知道大象的樣子，但是我們誰也不可能把這只大象摸完。我所有的瞎子加在壹起也不可能，如果妳的壹生只能摸完大象的尾巴，妳壹定要認真去摸。如果妳確信自己完全了解了這支尾巴，妳壹定要堅持自己的觀點。
不要聽見別人說大象像柱子或者象扇子就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偏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聽風就是雨，毫無自己的主見。如果妳堅持的錯了，沒什麽大不了，壹定有更聰明的瞎子給妳指出錯誤。科學就是這樣在成千上萬的錯誤中提取壹個真理的學問。但是如果妳對了，卻沒有堅持，世界就失去了壹次前進的機會。
“另外妳要隨時記住：無論妳是對是錯，妳只是了解大象的壹小部分。要聽聽別的瞎子怎麽說。不能輕信，也不能不信。妳別無選擇，只有使用妳的理性，它也許有許多不足，但卻是妳唯壹可以信賴的東西。壹個人的理性十分有限，許多人的理性卻威力巨大。如果妳不知道許多人的理性在那裏，那麽我告訴妳——那就是科學。科學也有不足，以後壹定要被突破。不過那需要許許多多比愛因斯坦更聰明的人，肯定不是妳我。
“理性，批判和寬容，就是我所說的最重要的東西。”
這次我沒有提問，也沒有其他人提問。
“言歸正傳，繼續談辯證法。”教授只好自己接著說，“辯證法也是個瞎子，但是他不摸象。”
“他不想了解大象嗎？”我問。
“他當然想了解大象，但是他認為摸象沒有用，或者說作用不大。他認為大象在到處亂跑，還在不斷地從小變大，而且與他周圍的森林，地球，甚至太陽系，銀河系有無限多的聯系，用‘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觀點徒勞無功，只有使用‘全面，發展，聯系’的辯證法觀點，才能搞清大象的樣子。”

“可是他連象都不摸，怎麽全面，發展，聯系呢？”
“我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把它稱為‘上帝式’的方法。辯證法最初在中國流行，伏羲八卦，陰陽五行，孔子的”過猶不及“，老子的”反者道之動“，《易經》”壹陰壹陽謂之道“，《黃帝內經》”內外調和，邪不能侵“統統都是辯證法。西方只有亞裏斯多德提出過辯證法的雛形，既不全面，也不具體。恩格斯說他闡述了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不過這無關緊要，現代意義上的辯證法是從黑格爾開始的，這壹點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任何意見。”
“妳只說恩格斯，怎麽不提馬克思？”
“馬克思和辯證法關系不大。”
“辯證唯物主義不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嗎？”
“我不同意這個觀點，馬克思早期寫過壹篇《神聖家族》，痛批黑格爾的”泛邏輯論“，泛邏輯論就包括辯證法。以後也沒見他怎樣說過辯證法。直到他最晚的哲學著作《資本論第二版跋》中，他才玩笑的說自己賣弄了辯證法。但是辯證法是什麽，馬克思終其壹生，也沒有回答過。”
“那麽辯證法怎樣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呢？”
“完全是恩格斯的原因，從《反杜林論》到恩格斯致死不願發表的《自然辯證法》，辯證法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所謂靈魂。這壹點我和顧準的看法壹樣，馬克思是不會同意‘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說法的。這完全是後人的需要。不過《反杜林論》是經過馬克思同意的，這壹點倒是事實。”
“辯證法有哪些內容？”
“首先是三大規律：第壹，質量互變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壹部”存在論“。第二，矛盾統壹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第三，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自《邏輯學》第三部”理念論“。這都是表面的東西，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神秘外形“。它的根本在於用全面，發展，聯系的觀點看問題。它的實質是隱藏其後的兩大主義：第壹，真理壹元論。反對真理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這早已成為歷史的垃圾。第二，真理不可分，局部事務的真理都是整體世界的壹部分，孤立的研究發現不了這些真理。只有在森林中找樹木，不能從樹木開始研究森林。這不僅極其荒唐，而且毫不現實。”
“為什麽不現實？”
“有個西方不敗教授說得很好：事實充分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才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這個思維懶怠癥混日子。等到對事物的各種性狀及規律有了較為詳細的把握，再把它放到系統中進行非常謹慎的觀察和研究。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或者說辯證法只是中國古代思想方法的壹種現代表述，中國人從來不缺少這種思維方式，需要補課的正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笨功夫。”
“辯證法到底是怎麽來的呢？”
“妳們中學教科書上是怎麽講的？”
“好像是對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規律的全面正確的總結。”
“這種說法極其荒唐，而且全然不顧任何事實。是徹底的誤人子弟。第壹，別說黑格爾活著的時候，就是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人類對客觀世界僅僅了解壹點，很小的壹點。對人類社會只了解半點。對思維規律了解得半點也不到。壹只大象我們只是了解了尾巴上的幾個關節，腿上的幾根毛，加上耳朵上壹塊皮而已，談得上什麽全面總結，正確總結？純粹是說夢話。
“第二，妳們可以看壹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469頁第十二行到第十四行：”黑格爾的著作中有壹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雖然它是從壹個完全錯誤的出發點發展起來的。“恩格斯在不止二十個地方說過，這個錯誤的出發點就是唯心主義。誰都知道，恩格斯所謂的辯證法原版照抄的來自黑格爾的《邏輯學》，如他自己所說，只不過”打碎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外殼，“取了他”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妳相信嗎？人類從許許多多正確的出發點出發，都要走上彎路。而壹個叫黑格爾的帝國教授，卻可以從壹個錯誤的出發點出發，”全面地，正確地“總結出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的全部正確規律。這是人說的話嗎？
“我絕不相信。就是再把我綁到新教徒的火刑柱上，把我燒死以前烤上兩個小時，我仍然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小聲說。
“可是相信的人相當多。自從打碎了基督教的枷鎖，辯證法是科學發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他把現代科學斥責為不入流的形而上學，機械論。使科學在壹些地方停滯不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蘇聯科學院的壹個院長，就因為要搞農作物的雜交改良而丟了腦袋。”
“那為什麽？”
“因為雜交改良依據的是孟德爾－摩爾根理論，與辯證法格格不入。”
“妳很熟悉前蘇聯嗎？”
“我最熟悉的是中國，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可是打別人頭上的蒼蠅更輕松。”
我問：“對於辯證法的進攻，科學是怎麽反擊的呢？”
“西方哲學用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進行了反擊。現代科學卻默不做聲。它只是不斷地發展，生產出更多的糧食，鋼鐵，機器，以及人類除精神需要的壹切。當這壹切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的時候，辯證法才忽然發現，雖然它在罵別人，丟人的卻是他自己。”
“辯證法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嗎？”
有人說辯證法是壹個早產的怪胎，雖然在人類認識的現階段並不適用，但他整體的觀點確實十分誘人。現代科學的整體論，有機論已經初具雛形。不過這不是對辯證法的回歸，而是在科學自身的發展中，若隱若現地概括出的壹些原則。真理壹元論畢竟是難以接受的。科學從不放過任何壹個發展的可能性，哪怕最微小的希望，也會有人付出百倍的努力。1984年，壹大群名氣很大的科學大師在美國成立了聖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他們包括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許多科學領域的頂尖人物，出錢的大老板也是赫赫有名——金融殺手索羅斯。它們的目標就是研究”壹元化理論“的可能性。當然，他們誰也不會相信什麽辯證法，那就不要研究“壹元化”了。它們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探討控制復雜的適應系統（CAS）的壹般性原理。雖然我不相信他們會取得任何結果，但這是人類科學史上最大膽的嘗試之壹。我預祝他們成功——盡管那樣會打破我的壹切觀念。

延伸閱讀 海外反共學者談辯證法存在的思維誤區

作者 金劍平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現在的中國政府強力推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就使它成為對中國人毒害最深最烈的謬論，變異和扭曲了中國人的思維。

辯證法有三大規律，那是它的核心與支柱，三大規律都必須成立了，辯證法才能成立。就如壹個三條腿的凳子，只要壹條腿斷了，凳子就會倒下。也就是說：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如果有壹個不成立，辯證法就倒下了。但是仔細推敲，三大規律沒有壹個能成立，荒謬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壹個三條腿的凳子，三條腿都去掉了還能是凳子嗎？

中國人對辯證法很熟，都能朗朗上口。它的三大規律是：
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壹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
下面我們對這三大規律壹個個來分析。

荒謬的辯證法之壹：質量互變規律是眼神錯亂
質量互變規律：
辯證法的認為，事物的變化只有量變與質變這兩種形式，它們的關系是：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壹切事物變化都是從量變開始，當量變積累到壹定程度時，必然發生質變。事物是以量變開始，最後以質變結束。量變為因，質變為果。事物的發展演變過程是量變的積累過程。並且認為所有事物的發展演變都必然經歷這兩個過程。
什麽是量變？量是事物的規模程度。量變就是“質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數量的增加或減少、或位移”。
什麽是質變？質是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規定性。質變是事物的質發生了變化。
雖然辯證法的書千本萬本，辯證法者雄辯滔滔，如果讓辯證法者舉出壹個例子說明質量互變規律，或者找遍辯證法所有的著作，只能找到二個與下面類似的例子：
壹是爛蘋果的過程：爛壹點是量變，爛壹點是量變，壹點點爛下去，就是壹點點量變，當量變不斷地增加，最後蘋果全部爛掉了，就是質變。辯證法裏有壹句著名的話：“實現了質的飛躍”。
二是度：什麽時候實現質變呢？辯證法學家們又引出了壹個“度”，說是量變達到了事物的“度”，就會產生質變。甚至舉了例子；當水達到100度時就變成水蒸汽，當水達到0度時，就變成冰。在辯證法的書中，還花大篇幅的、有模有樣地對這個“度”進行剖釋。真覺得可笑之極。
我們先對上面的兩個例子進行封存，後面再剖釋。
我對別人講辯證法時，我就用辯證法的矛破辯證法的盾。先請別人舉出質量互變的例子，那麽就得到上面的兩個例子。我自己再用辯證法的方法，舉壹個從量變到質變的例子：
水龍頭往水桶裏放水，這是壹個量變的過程。因為它符合“質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數量的增加或減少”，也符合位移——水從水管裏位移到水桶。我會問大家，這是什麽變化，當然都肯定回答是“量變”。我接著問，那麽當放滿壹水桶時，水桶裏的水就變成金子了？還是變成石油了？還是變成大米了？還是變成金剛石了？
當時聽講的人，認為我瘋了，水怎麽能變成其它的呢？
我馬上拿出量質互變規律來反駁他們：“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那就是說“水只要繼續放下去，達到某個‘度’，就壹定會發生質變，變成其它東西。誰不承認這個規律，誰就是不承認辯證法，不承認辯證法就是反革命，在文革時就拉出去斃了。只要還承認辯證法就必須得承認這種變化的存在，什麽時候水可以變成金子？我們找出這個‘度’就行了。”“只要大家還承認辯證法，若要發財，回家往水桶裏放水，說不定就能獲得金子，還用費什麽勁挖金礦？從今以後大家不用再幹活了，回家放水就行了。”
聽講的人當時就傻眼了。按質量互變規律，這麽說是對的。但是常識告訴我們，水只要放下去，哪怕地球上全部是水，全宇宙都是水，還是水，永遠不會因為放水就變成其它東西。這不就是否定了“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這壹規律了嗎？
我接著再用最簡單的數學原理來破這個質量互變規律：
量變是“質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數量的增加或減少。”那就是說1個量變時，質變的成份（稱質變量）為0，當N 個量變發生時，它的質變量是Ｎx0還是0。具體地說，如果每1滴滴向水桶的水，它的質變量是0，當滴滿壹桶水時，它的質變量還是0，水還是水，沒有發生質變。用數學公式表示如下：
1個量變時，質變量為：1X0＝0
N個量變時，質變量為：NX0＝0
∑0＝0（0的集合是0）
我宣布：“0乘任何數都是0，所以量變永遠不會產生質變。”
這時馬上有人反駁：“錯，0乘無窮多結果是未知數。所以說只要水放下去，還不定什麽結果呢？”
我反駁說：∞是壹個概念，不是壹個數。自然界不存在∞，所以自然界不存在質量互變規律。
水龍頭放水，人類可以看到最遠的地方（150億光年）都充滿了水時，也不會發生質變：
[150X100000000X365.24X24X60X60X300000X1000（米）]^3X3.14159X0＝0
從數學上看：
如果N≠∞，那麽N+1≠∞。
（如果N不等於無窮多，那麽N+1也不等於無窮多）。
N不是從∞開始，是從1開始、從0開始的，所以無論如何加下去，永遠也不會達到無窮多。
這裏再奉勸大家，不要再做實驗去找 “質量互變中的‘度’”了，這個“度”是永遠不存在的。就比如，壹個二維坐標，當沿著X軸走下去，無論走多遠，永遠不會在Y軸上有壹點點體現。
從這個簡單的數學演算中可以看出，質量互變規律是如何荒謬。
我們應該明白壹個原則是：
無機物的最小微粒是分子，分子沒有發生變化，就不是質變。分子發生了變化，就是質變。有機物的最小微粒是細胞，細胞沒有發生變化，就不是質變。細胞發生了變化，就是質變。我們只有把著這個原則去分析，才能真正認識什麽時候發生了量變與質變。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上面那兩個辯證法者提供的例子：
冰-水-水蒸汽：
冰<＝＝>水<＝＝>水蒸汽
分子式：H2O<＝＝>H2O<＝＝>H2O
從分子式中可見，冰、水、水蒸汽的分子式都H2O，分子沒有發生變化，所以沒有發生質變。冰、水、水蒸汽，那只是水的三種狀態而已，物理與化學特性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在所有的物理化學書中從來沒有把它們當成不同的物質。絕大多數物質都存在著三種狀態。
水變成水蒸汽和冰，還是水，沒有產生質變，也與量變沒有壹點點關系。這三種狀態之間的轉變，是溫度變化引起的，不是“量變”引起的，它與量和量變沒有任何關系。壹克水0度時就變成冰，100度時就變成水蒸汽，壹萬噸水也是如此。與量和量變撘不上壹點點關系，扯到量變與質變中來，完全是胡說八道。辯證法學者窮途末路到這種程度，把溫度變化都說成是量變，把壹種物質的三種狀態說是質變，真是思維扭曲到什麽程度？溫度變化既不是量變也不是質變，也不是量變促成的，是外界環境的變化造成的。
上面辯證法者提到的“度”——水的溫度，其實不是量變程度的“度”，水的溫度與量變程度根本不是壹回事，聯不上壹點點關系。當往水桶裏放水達要壹桶…Ｎ桶時，這才是量變的“度”。因為量的單位是重量“kg”或者體積“m³”,量變的“度”的單位必然也是kg或m³。水溫表示熱量，水溫的單位是“Ｋ”，扯到量變中來毫無道理！水溫是水所處的熱運動狀態，也不是量變造成的，與變量沒有任何關系。辯證法者怎麽這麽愚昧，連“度”都看錯！
這裏也可以看到，質量互變中的這個“度”也是完全不存在的。
水只有變成金子銀子鉆石大米，或者其它的什麽東西，才是質量。水變成水蒸汽和冰，不是質變。
有人耍賴說，按妳那麽說，水永遠不會變成其它什麽東西，所以質變是永遠不存在的。
我就會反駁說：只要妳能力夠，水可以變成任何東西。根據宇宙大爆炸原理，宇宙大爆炸的最後壹刻，首先形成了氫原子，再由氫原子合成其它原子。太陽上現在每時每刻都發生著氫的核聚變反應。如果妳能力夠，可以也利用這個原理，先把水打成氫原子，或者打成中子、質子與電子，再把這些合成妳所需要的原子，再組合成妳所需要的分子和細胞，最終組合成妳所需要的壹切。按照這個原理，水不但可以變成大米、金剛石，變成動物也是可以的，拿起壹桶水，變成壹頭豬是可行的，還不違反物質不滅定律。
上面所說的那是神仙的本事。我私心所猜，那些能力妳可能不具備（但願我猜錯了），但是把水變成氧氣和氫氣，這種本事壹般人都有，這也是質變。
水變成氧氣和氫氣：
2H2O（水）<==>2H2（氫氣）+O2（氧氣）
把水變成氧氣和氫氣，分子式已經發生了變化，這是不同的物質，這就是質變。水是可以滅火的，但是氧氣是助燃的，氫氣遭到火會劇烈燃燒甚至爆炸。呼吸需要吸進氧氣，但是如果把水吸進肺裏去，那就是溺水。水與氧氣和氫氣，它們的化學物理特性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這就是不同的物質。辯證法學者把冰、水、水蒸汽說成是不同的物質，他們怎麽這麽弱智。渴了可以把冰含在嘴裏就變成水解渴，但妳把氫氣含在嘴裏試試？小心成烤豬。
這裏想問壹問辯證法者，如果水變成水蒸氣和冰是質變，那麽水變成氫氣和氧氣是什麽變化？難道是量變？
水變成氧氣和氫氣的過程，就是壹個壹個水分子地被電解，就是壹個壹個水分子在質變，是壹點質變壹點質變的過程。可見水的質變過程是質變到質變的過程，是質變的積累過程。
水加了電就變成氧氣和氫氣，氫氣氧氣燃燒就變成水，這都是質變。水的質變過程不是量變的積累造成的，與量變沒有任何關系，這個過程也不存在量變的“度”。這就再壹次證明：質變絕對不是量變積累所致，質變與量變不存在任何因果關系。
其實很多事物應該有三種變化：量變、質變和態變，三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某種變化不是其它變化所誘導的。
現在再看看爛蘋果的過程：
界定蘋果與其它東西不同的是細胞，蘋果爛了是蘋果細胞發生了質變。有機物的最小微粒是細胞，細胞沒有發生變化，就不是質變，細胞發生了變化，就是質變。當我們拿起蘋果咬壹口，這時是量變，因為數量減少了，壹口蘋果位移到嘴裏了。當蘋果壹點腐爛時就是壹點細胞質變，二點爛就是二點細胞質變，當壹個壹個細胞爛時，就是壹個壹個細胞質變，這時細胞的分子式絕對發生了變化，已經不是蘋果的細胞了。最後整個蘋果爛掉，就是所有的蘋果細胞發生了質變，整個過程是“質變的積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蘋果的量沒有發生變化，量變不存在。辯證法學者把質變看成量變，什麽眼神？

從蘋果腐爛和水變成氫氧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事物的發展演變過程，是質變到質變的過程，是質變的積累過程，是部分質變到全體質變的過程，與量變沒有任何關系。
通過仔細觀察，所有事物的發展演變過程都是這個規律。化學變化、核反應、生物反應、人類事物的變化，都符合這個規律。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質量互變規律。
所謂的質量互變規律，是辯證法者把質變看成量變，是眼睛壞了。
本人為什麽壹開頭就讓辯證法學者舉出質量互變的例子，這是因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這種規律，壹個例子都找不出來，舉出壹個，就可以破掉壹個。要用辯證法者的矛破辯證法的盾。
如果量變就能達到質變，那麽“謊言千遍就成為真理”。那就會造成人類的思維扭曲、假話盛行。當年毛澤東還沒有死的時候，中國人壹遍遍地喊萬歲，不是千遍，而是千億遍，千千億遍，千千千億遍，結果連84歲都沒活到。當時的中國人都楞住了，不是說好萬歲嗎？怎麽83歲就走呢？讓我們喊他萬歲，騙我們嘛！
其實“量變永遠不會成為質變”。“謊言千遍依然還是謊言，謊言永遠不會變成真理”。這才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可見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是何等荒唐！
……
結論：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是根本不存在的，量變永遠不可能達到質變。辯證法者把質變看成量變，是眼睛有問題，也可能是有意看錯的！又胡亂造出來壹個量變的“度”，完全把世界搞亂了。質量互變就是“謊言真理論”，讓人崇拜謊言，走向墮落和滅亡！

荒謬的辯證法之二：對立統壹規律是邏輯陷阱
辯證法認為：“矛盾是指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壹及其關系。即矛盾是事物統壹體內部的對立因素之間的關系。”、“矛盾是同壹性和鬥爭性的統壹”。 推演來推演去，最後得出結論：“事物的矛盾是事物的發展動力”。這就是所謂的辯證法的對立統壹規律。
１、對立統壹規律中存在三大邏輯陷阱
對立統壹規律是辯證法者使用的壹種陰謀的手法，這其中包涵了三個邏輯陷阱。我們許多研究辯證法的人，總是迷失在裏面，其實是掉在這三個大陷阱裏了。
第壹個邏輯陷阱：把壹個待確定的問題用壹個自己需要的有內涵的詞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
“事物……的關系”這是壹個沒確定的、中性的問題，為什麽用“矛盾”來定義，而不用“和諧”、“無為”、“無賴”、“有為”、“荒唐”、“勤快”、“暴力”、“友好”、“敵我”、“同壹性”、“糊塗”等等其它詞呢？辯證法者用“矛盾”有其特殊的目的——告訴世人“事物的關系是矛盾的、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永恒、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為了這個目的再編造出原因，也就是胡扯八扯證明這些。
由於首先用矛盾來定義“事物……的關系”，所以無論千證明萬證明，最後得出結論“事物……的關系”壹定就是矛盾。這種手法非常無賴。
我們就依照辯證法的邏輯，用“友好”代替“矛盾”，就變成這樣：“‘友好’是指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壹及其關系。即‘友好’是事物統壹體內部的對立因素之間的關系。…‘友好’是同壹性和鬥爭性的統壹。”最後得出結論：“事物的‘友好’是事物的發展動力”。把上述的幾個詞代替“矛盾”也壹樣，這在邏輯上與辯證法是壹樣的，其實也是錯誤的。
這裏不是說它的結果錯誤，而是方法錯誤。從壹個錯誤的方法出發，當然得不到壹個正確的結果。總之把壹個待確定的問題用壹個自己需要的有內涵的詞來定義，這就是陰謀家的手法。其實用“和諧”壹詞更接近事實。
應該創造壹個新的名詞，或者就用“關系”、“事物”等詞來表達這種“事物……的關系”。辯證法者卻用壹個帶有片面含義的詞來定義，所以說對立統壹規律從源頭上就是錯的。也就是說，對立統壹規律是從壹個錯誤的基點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它永遠是錯的。
第二個邏輯陷阱：給矛盾壹詞制造了“真假”兩種內涵，根據需要在兩者之間切換。
事實上矛盾與鬥爭是等價的，“矛盾”只有對立性沒有統壹性，只有“鬥爭性”沒有“和諧性”，這是普世共識，我們稱其為矛盾的“真內涵”。辯證法者假意地往“矛盾”的內涵中裝入“統壹性”、“同壹性”，我們稱其為矛盾的“假內涵”，因為是“假”的所以根本就裝不進去。不但裝不進去，他們根本也不想真正的裝進去。壹個名詞二種內涵，造成邏輯混亂、真假難辨。
我們必須清清楚楚地明白：普世共識就是“真內涵”，事物只有“真內涵”沒有“假內涵”。
在我們平時的認知中，說A與B有矛盾，就表示A與B有“沖突”有“鬥爭”、是“互害”的，根本沒有“統壹”、“和諧”、“互惠”的內涵，這是普世共識。這時的矛盾用的是“真內涵”。按照辯證法的定義“矛盾是指事物…關系”，只是表示A與B有關系，未表示這種關系是是“和諧”的還是“鬥爭”的、是“互惠”的還是“互害”的，這時的矛盾用的是“假內涵”。大家看看，壹個名詞兩種相差如此巨大的內涵，造成混亂。其實內涵是不能沖突的，“假內涵”是不存在的，“真內涵”才是真面目。
辯證法者在兩種內涵之間切換，達到了渾水摸魚目的，想說什就說什。他們切換的手法很陰明，非常難以識破。當辯論辯證法時，例如：“矛盾是…的對立和統壹及其關系”，這時用的是“假內涵”。當推斷出結論時，例如：“事物的矛盾是事物的發展動力”，實際上是說“事物的鬥爭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用的是“真內涵”。所以馬克思者說的“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就從這來的，這時的“矛盾”就赤裸裸地等於“鬥爭”，沒有統壹性。這時辯證法者與馬克思者使用的是矛盾的“真內涵”。“假內涵”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只是辯證法者忽悠人時使用。
妳與妳的女同學吵架了，妳說與她發生了矛盾。如果她剛好在學習辯證法，理解成與她發生了“…關系”，她非打斷妳的腿不可。這就是辯證法造成的混亂，這種學說妳敢相信嗎？妳敢用嗎？
我們可以用這種偷換內涵的邏輯描述另外東西，更能看出它的荒謬：“世界是黑的…這個黑裏有白和赤橙黃綠青藍紫各種顏色”。說來說去，最後結論“所以世界終究是黑的”。第壹個“黑”假裝要裝進去“各種顏色”，實際裝不進去，用的是“假內涵”。而後面的“黑”只是我們普世共識的“黑”，沒有“任何顏色”，是結論者所需要的，用的是“真內涵”。這是有意搞亂名詞的內涵所致。馬克思理論裏也經常出現這種邏輯陷阱：使用已有的名詞，中途加進自己的概念（內涵），最後又使用別人的概念，造成邏輯混亂，渾水摸魚。
我們描述事物必須準確，南就是南，北就是北，因為南和北是不同的方向，不能同時成立，不能說南中還包涵有北和其它方向，那樣就造成意思混亂。如果南中還包涵有北和其它方向，哪我怎麽打汽車的方向盤？對立統壹規律也是這樣，先用“矛盾”來表示“事物……的關系”，再告訴妳“矛盾”中還有“同壹性、統壹性……”，最後證明“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這就是辯證法的邏輯陷阱，它在玩真假內涵。這是陰謀行為，“矛盾”就是“矛盾”，沒有“同壹性、統壹性……”，對立統壹規律是從壹個錯誤的基點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它永遠是錯的。
再舉壹個例子加深對對立統壹規律的理解：對於壹個新的待確定的方向先用“南”來定義，再說“南”中有“北東西中上下”，最後證明這個方位就是“南”。第壹個“南”說的是“全方位”，這是“假內涵”，後面那個“南”是指南針所措的方向——“真內涵”。如果這個待確定的方位本來應該是“北”，也因為首先用“南”來定義，造成錯認為就是“南”了。這種作法何其荒謬。所以對於未確定的東西不能用有確定內涵的詞來描述。
第三個邏輯陷阱：扯下“同壹性”，掩蓋“和諧性”。
雖然前面已經有兩個陷阱，但是第三個陷阱才是辯證法者最大的陰謀！看看“對立統壹規律”是多麽恐怖。
辯證法對同壹性描述——“矛盾的雙方處於壹個同壹體中”。從這裏可以看出“同壹性”那是形成事物的條件，是必要條件，是在事物之上、之外。例如我的左手和他人的右手，不在同壹個體中，當然不形成事物，如何有矛盾和其它的呢？同壹體中的事物，壹定有矛盾嗎？不見得，我的左手與右手和諧得很，從來沒有矛盾！所以“同壹性”是在事物的外部，是形成事物的必要條件，是發生“和諧”與“矛盾”關系的前提，當討論事物的內部問題時，不應該再扯它進來。“同壹性”就像婚姻中的媒人，把夫妻撮合在壹起以後，家庭內部事務，不能再扯媒人的事。夫妻吵架也把媒人罵壹頓，家裏分財產也給媒人壹份，這種作法是不對的。
從上可以看出，“同壹性”是在事物之上、之外，是包涵著矛盾的。而辯證法者反過來把同壹性塞進矛盾裏面，這種作法很荒謬。辯證法者把同壹性塞進矛盾裏面之後，告訴妳“同壹性”是在“矛盾”之內、只是矛盾的壹部分，並把和諧性中的某些特征，抽出來放入同壹性中，這樣就把和諧性掩蓋過去了。如果有人想到和諧性並拿出某些特征，馬上就有人指出已經在矛盾內部的同壹性中了，堵住了人們找到和諧性的可能。
可以形像地這樣描述：事物中原本還有壹種與矛盾相對立的、地位相等、作用相反的特性——和諧，辯證法者把和諧性打碎，把殘渣裝入從高位扯下來的同壹性中，再把同壹性塞進矛盾之中，這樣既消滅了和諧性又壓低了同壹性，那麽事物就變成完完全全是矛盾的了。這是極端精致的包藏禍心，難怪發明者叫黑哥兒，看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這也是辯證法者創立對立統壹規律的真正目的——掩蓋“和諧性”。辯證法是陰謀家發明的騙人把戲。
所謂的對立統壹規律，是辯證法者設計的陷阱，他們良心壞了。
２、事物內部真實存在著對立的兩種特性——“和調性”與“矛盾性”
矛盾只是事物的壹種鬥爭特性，不是全部特性，事物中還有壹種特性，與矛盾是作用相反、地位相等，用“和諧”來表示最合適。辯證法者所說的同壹性中部分內容其實從和諧性中抽出來的，應該回歸和諧性中。同壹性是在更高壹層，它包涵了矛盾性與和諧性，同壹性是形成事物的條件，可以說同壹性已經約等於“事物”了。
事物內部存在著對立的兩種力量，也叫兩種特性、兩種特征、兩種屬性，它們地位相等、作用相反，目的和效果都是對立的：
壹種是分裂、對立、鬥爭、相互排斥、互相拆臺、互相為害的，我們稱之為矛盾鬥爭性——矛盾性。它使事物的離心力越來越大，推動使事物走向解體和滅亡，解體也是滅亡。它是事物毀滅的力量，是惡的力量。

壹種是團結、和睦、協調、相互依存、互相幫助、互相有益的，我們稱之為和睦諧調性——和諧性。它使事物向心力越來越強，凝聚力越來越大，使事物繼續生存和發展。它是事物發展的力量，是善的力量。
矛盾只是對立性，沒有統壹性，統壹性在和諧之中。
事物內部的和諧性與矛盾性是兩種對立的特性，是兩種相反的力量，處於壹個同壹體中，起著相反的作用，是把事物推向兩個相反的方向。事物就是在這兩種對立的力量作用下存在。很顯然，和諧的力量是保持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矛盾的力量是把事物推向解體和滅亡。和諧是良性的力量，矛盾是惡性的力量。
用佛家的“緣分”來看，和睦諧調性是善緣，矛盾鬥爭性是惡緣。辯證法者無限度地張揚擴大矛盾鬥爭性的惡緣，竭盡全力地隱匿否認和睦諧調性的善緣，從這裏可以看出辯證法者毀滅世界的目的。

荒謬的辯證法之三：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鼓吹犯罪
辯證法認為：事物要經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過程，才能且必然推動事物向前發展。
“新事物就是對舊事物的否定。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新的事物必然產生。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新事物壹定比舊事物先進。”
不斷有舊事物的滅亡和新事物的產生，事物就向前發展了。
這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革命理論的核心。革命者認為，通過革命加速舊事物滅亡，新事物就會必然產生，於是事物就向前發展了。新事物壹定比舊事物好。有的革命者狂叫“只有破壞壹個舊世界，才能創造壹個新世界”，這個口號是從“否定之否定規律”中得來的。
１、三個必要條件都不成立，否定之否定規律不能成立
我們通過分析發現，否定之否定要成立，必須依賴於如下三個的法則，它們必須都成立，否定之否定才能成立：
第壹，舊事物滅亡就壹定有新事物產生。
第二，新事物的產生壹定以舊事物的滅亡為前提。
第三，新事物壹定比舊事物好、比舊事物先進。
如果這三個法則中有壹個不成立，否定之否定就無法成立。記住是三者缺壹不可。它們都是否定之否定的必要條件。
誰來維護這三個法則？什麽力量能維護得了它們？是上帝嗎？只有上帝才有這個能力，可惜辯證法者多數不承認有上帝，上帝當然也不會維護他們定下的法則。
對於上面的三個法則，只要問憑什麽？憑什麽？憑什麽？問了三個憑什麽就行了，辯證法者就啞口無言。因為沒有任何力量保證得了這三個法則。
我們通過分析，發現這三個法則都不成立。下面用最常見的例子就可戳破這三個法則，從而戳破否定之否定規律：
第壹，舊事物滅亡不壹定有新事物產生：
辯證法者把舊事物的滅亡與新事物的產生看成是因果關系，而且完全等價起來。這很荒唐。當然如果舊事物滅亡卻沒有新事物產生，誰也不會去主動滅亡舊事物了，否定之否定也就不存在，也沒有革命理論了。
有人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去了，新的壹定會來嗎？憑什麽？
舊事物滅亡後，新事物沒有產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壹找壹大把。

我們知道，地球上物種曾經非常豐富，現在物種的數量不及地球鼎盛時期的十分之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物種滅亡卻沒有新物種產生。就是說，壹個舊事物滅亡，不壹定有壹個新事物產生。
第壹個法則破產。
否定之否定的惡果：如果有人迷戀於否定之否定規律，為了新事物的產生而把舊事物滅了，卻沒有由此產生新事物，那麽這個人就是壹個罪惡滔天的毀滅者。

第二，新事物的產生不需要以舊事物的滅亡為前提：
辯證法者說：“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這種邏輯是非常可笑的，這和說“父親的滅亡是兒子出生的前提”壹樣荒唐。嚴重地把新事物與舊事物對立起來，把壹切新舊事物都弄成替代的關系。大家知道，父親要好好的活著兒子才能出生和成長得好，孤兒的生存條件差和生存率低。父親的死亡與兒子的出生不是因果關系，兒孫滿堂的老人，比孤寡老人壽命更長。
以筆為例，最早是刀筆，後來有毛筆，又有鉛筆鋼筆圓珠筆粉筆彩筆油筆蠟筆鐵筆……筆的家族越來越龐大。後面的筆並沒有令前面的筆滅亡，鉛筆沒有讓毛筆滅亡，鋼筆沒有讓鉛筆滅亡，圓珠筆也沒有讓鋼筆鉛筆以前的筆滅亡。什麽筆都沒有滅亡！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和平共處。
就是說，新事物的產生不壹定要以舊事物的滅亡為前提。
第二個法則破產。
否定之否定的惡果：如果有人迷戀於否定之否定規律，為了新事物的產生而把舊事物滅了，但是這個舊事物是不需要滅亡的，不該滅亡的被他滅了，那麽這個人就是壹個罪惡滔天的毀滅者。
從第壹和第二中可以看到：舊事物的滅亡與新事物的產生不是因果關系，沒有必然聯系。那麽否定之否定規律根本就不成立。
辯證法者又說：“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辯證法者狡猾就在這裏，說必然滅亡卻沒有說時間。如果是壹千萬年，現在的新事物也會滅亡，新舊毫無意義。
我們又看看筆，現在什麽筆都沒有滅亡！刀筆毛筆是舊的，毛筆滅亡了嗎？刀筆滅亡了嗎？都沒有。刀筆都那麽長時間了，也不滅亡，需要刻字時，就用它。我看只要人類還存在，刀筆就不會滅亡。即使人類滅亡了，猴子要寫點什麽，也得用上刀筆和毛筆，可見刀筆和毛筆生命力是最強悍的，新的鉛筆鋼筆圓珠筆滅亡了，舊的刀筆和毛筆也不會滅亡！新的滅亡了，舊的還沒有滅亡。這裏又打了辯證法者的嘴巴。
第三，新事物不壹定比舊事物好、不壹定比舊事物先進：
大家知道，服裝上的潮流，都是新生事物，是革命者，但是都是短命的，能流行兩年以上的服裝幾乎找不到，只有非潮流的才是生命力最強的。
基因突變就是基因革命，產生的新基因99.999%是有害的，是失敗者，新變化出來的基因多數不如舊基因。
起碼從基因上看，99.999%的新生事物不如舊事物。
不是說“花園選花，越選越差”嘛，說的是“新花不如舊花好”。
不是說“初戀的情人永遠是最好的”嘛，說的是“新人不如舊人好”。
某人原來的車是剛買不久的寶馬，生意突然虧本，只得賣掉寶馬買壹輛國產長安面包車，難道也是“新車壹定比舊車好”嗎？
在歷史上，時有新不如舊的情況出現。唐朝以後到宋朝之前的那些朝代都不如唐朝。元朝把宋朝滅了，但是元朝與宋朝相比，無論是文明程度、科技水平、政策開明性、生產力發展水平、人民生活幸福程度，都不如宋朝，宋朝的GDP達到世界的80%，連明朝和清朝前期的生產力水平都趕不上宋朝，其它方面更不如宋朝。這不是新事物不如舊事物了嗎？
“離亂人不如太平犬”，是現在新的離亂中的人對舊的太平時的向往，就是新的離亂不如舊的太平好，新不如舊。
婚姻中的例子更加明顯。家庭中夫妻矛盾重重，只能離婚，分裂成了兩個新家庭，舊家就滅亡了。新家壹定比舊家好嗎？答案恰恰相反。再婚離婚率比初婚的離婚率高60%，就算不離婚的也是多數不如意的，只不過那時人老珠黃，沒本錢再鬧矛盾了，於是湊合著過吧。多數再婚者在“新不如舊”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哀嘆中度日。單親和再婚家庭的家庭關系很難堪，當事者受到心靈創傷不說，連兒女都很難教養，問題兒童往往出自這類家庭，禍害延續下壹代。
新事物不壹定比舊事物好、不壹定比舊事物先進。
埃及金字塔是非常久遠前造的，到現在全世界都沒搞明白它。以現在埃及的科技水平和國力，根本就造不出金字塔來，勉強造出壹個新的金字塔，壹定遠遠不如舊的金字塔，新不如舊。印度德裏城壹根公元五世紀鑄造高6.7米，直徑約1.37米的巨大鐵棍，含鐵量99.72%，矗立壹千多年不銹。人類現在科技都造不出這麽高含鐵量的鐵，更無法避免不銹。千多年來，人類造的鐵棍都不如這支，又是新不如舊。辯證法者把人類文明看得如此簡單顯淺，真是腦筋打結了。
第三個法則再破產。
否定之否定的惡果：如果有人迷戀於否定之否定規律，以為新事物壹定比舊事物好，而把舊事物滅了，但是新事物卻不如舊事物，那麽這個人就是壹個罪惡滔天的毀滅者。
從上面可以看到：舊事物的滅亡不壹定有新事物產生；新事物的產生不需要舊事物的滅亡為前提；新事物不壹定比舊事物好。完全顛覆了否定之否定的三個必要條件，否定之否定當然不能成立。否定之否定是騙人的謬論，相信它的人當了多少次罪惡滔天的毀滅者？
辯證法者還說“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新的事物必然產生。”說滅亡卻沒有定量的時間，辯證法者狡辯就在這裏。只要時間足夠長，壹切新事物也必然變成舊事物，不但壹切舊事物滅亡，壹切新事物也必然滅亡。
這裏強烈地呼籲，堅持向民眾灌輸辯證法及其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人，趕快把妳的房子拆了再建吧，然後拆了再建、拆了再建、拆了再建……感覺壹下新舊的差別，或許妳是例外。
再說，如果否定之否定能成立，老是否定了再否定，否定了再否定……何時是個頭啊？像大海上飄蕩的永遠見不到陸地的船，沒有盡頭、沒有歸宿的流浪，這是多麽痛苦的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啊！諾亞壹家在海上只漂流了150天，都感覺快瘋了。我們能漂流永遠嗎？

２、唯物辯證法的再荒謬
辯證法者可能也發現這個否定之否定規律存在問題，馬上又發明了唯物辯證法，對否定之否定作新的修改。我們來看看這斯怎麽說的：
“唯物辯證法認為，新事物是指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發展前途的東西。舊事物則是那些同客觀規律背道而馳、日趨滅亡的東西。
區分新舊事物的根本標準，只能是看這個事物是不是符合客觀規律，有沒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發展前途。……
總之，新事物在和舊事物的鬥爭中，最終必然戰勝舊事物。整個世界的發展，就是新事物不斷戰勝舊事物的過程。”
看看，所謂唯物辯證法又篡改了“新舊”壹詞的概念和內涵，玩的又是“真假內涵”。上面“新舊事物”明明表達的是壹個好壞、善惡的概念。為什麽不用好壞、善惡、順逆、正反等等現有的比較切合意思的詞？ 用“新舊”代替“好壞”，那麽“好壞”就非常混亂和毫無意義了。
大家知道，在普世的認知中，新舊是以時間來界定的，這就是“真內涵”。同類的東西，昨天的是舊的，今天的是新的。為什麽辯證法者要改變新舊的內涵？這樣做不把世界搞混亂了嗎？把上面說成“好事物和壞事物”不就行了嗎？偏偏用“新舊”？辯證法又在玩邏輯陷阱。狗改不了ＸＸ，辯證法改不了偷換內涵。不久的將來，辯證法者會不會把南北對調、好壞顛倒呢？真不好說了。其實辯證法者現在正在這麽幹呢！
“新舊”與“好壞”是兩個毫不相幹的名詞與內涵，辯證法者有意把“新舊”的“新”定義為“好壞”的“好”，把“新舊”的“舊”定義為“好壞”的“壞”，是為了搞亂人的思維，消滅人原本就具有的對錯標準和是非觀！造成了各種各樣的混亂與荒謬，這是非常罪惡的事情！可見辯證法者居心不良！正因為用了“新事物”、“新生事物”這些詞，才會有“破四舊”的運動，才會有對中國“舊的”古代文物進行徹底破壞的行為，這就是辯證法者有意用錯詞造成的惡果。
其實“新舊”與“好壞”沒有任何關聯，“新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舊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上面提到的埃及的古建築已經很“舊”了，卻是很“好”很“先進”的。辯證法固定了“新舊”與“好壞”的關聯，混淆了人們的好壞標準和是非觀。
按照唯物辯證法的邏輯，唐裝上千年了，現在還流行，那就是新的了；去年的時裝今年不流行了，肯定比唐裝還舊的。世界上可能慈喜太後的衣服才是最新的。西方國家的民主思想流行很多年了，現在還在流行，生命力強，肯定是新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流傳時間短，還有人批判，肯定是舊的，淘汰吧。
歷史研究者的共識，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中最好的朝代，最符合現在的人類文明，最符合客觀發展規律。那麽宋朝就是最新的啰，為什麽還被野蠻落後的蒙古毀滅？是漢族人沒出息，被辯證法迷惑，等著矛盾自然把社會搞好，沒好好保護好文明，更沒有主動地把美好的文明制度推廣。文明的歐洲為什麽也被野蠻的蒙古征服？不是不如別人好而是力不如人。文明人打架壹般打不過流氓，總不能說流氓是好的符合客觀規律吧！流氓能打贏是因為流氓沒有底線，什麽都能用，而文明人是用不出來那些陰招的。人的能力分為兩種，有用的創造力和有害的毀滅力，文明人創造力強，流氓毀滅力強而無創造力。其實毀滅力不需要什麽技能，只要夠黑就行，壹把刀要殺壹個人只需幾秒鐘，而壹把手術刀要救壹個人，那得多少年的苦功？我們往往把毀滅力當成能力，造成對流氓大肆崇拜，這是大錯特錯的。人的創造力才是人真正的能力。內鬥時流氓容易取勝，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文明人才是真的漢子。
辯證法者敢不敢比較民主與獨裁，說出哪個更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然後再比較美國與中國，哪個更民主？哪個出學者更多？哪個對人民和世界的貢獻更大？
歷史並不像唯物辯證法所說的那樣，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就發展，文明被野蠻征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人類歷史出現多次文明大倒退，就是文明被野蠻消滅，總不能由此說野蠻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吧！所以人類要努力，好好保護好文明，這就是人類的史命，千萬不要相信辯證法所說的“矛盾自動把世界搞好”那種邪論，放棄自己的使命，等著天上掉餡餅。

辯證法者要好好研究歷史、好好研究社會，下壹點功夫作基礎工作，不要說出話來總讓人打嘴巴，總得靠控制輿論媒體才能生存。
辯證法說歷史是曲折前進的，倒退是暫時的。它荒謬就在這裏，這個暫時不說多長時間，沒有定量。3天是暫時，3年還是嗎？300年還是嗎？宋朝後300多年都不如宋朝，妳還說歷史是前進的嗎？如果人類發生核戰爭，把人類全部消滅，幾百萬年都沒有人類，妳還能說歷史是前進的、倒退是暫時的嗎？如果彗星撞地球，既把地球上的生命徹底毀滅，又把地球撞離了軌道，永遠不適合生命生存，妳還能說歷史是前進的、倒退是暫時的嗎？如果太陽系運行近於黑洞，被黑洞吞噬，妳還能說歷史是前進的、倒退是暫時的嗎？辯證法真是胡說八道。可見辯證法這種東西，不但毫無用處，而且是有巨大危害的，它妨礙了人的正常思維，混亂人的是非觀，把人搞成是非不分善惡不明，把人類導向自我毀滅的險途。如果人類是非不分善惡不明，哪與魔鬼何異？
真對辯證法者的臉皮不敢小覷了，這麽荒唐的邏輯競敢堂堂正正地講。學生應該對講辯證法的老師說：“老師妳又穿舊鞋上課，丟人。”老師說：“我今天剛買的，怎麽舊的？”學生又說“不好看，就是舊的！我去年買的鞋子都比妳的新！”、“老師，妳的衣服太舊了，還不如慈喜太後的衣服新！妳還不買新衣服？”、“老師，妳的字太舊了，不如王羲之的字新，妳寫它幹什麽？”，看看他如何辯？忙死他也買不到新衣新鞋！累死他也寫不出新字！或者每三個月紮他四個輪胎，幫助他把“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新的永遠比舊的好”、“只有破壞壹個舊世界，才能創造壹個新世界”的理論聯系實際。當然如果每月砸他壹輛車，他“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新的永遠比舊的好”的理論就因為沒錢再也實踐不下去了。
辯證法者把“新”代替“好”，把“舊”代替“壞”，它壞就壞在這裏。“新舊”就是“新舊”，“好壞”就是“好壞”，這是兩個毫不相幹的名詞與內涵，辯證法者偏偏把它們等價起來，致使是非混亂，造成非常惡劣的後果。可見辯證法不但荒謬，更是罪惡的，發明辯證法的人居心不良。辯證法越研究越可怕！
看到了吧，世界被辯證法搞得如此混亂不堪，再容許它胡鬧下去，我們還得從頭再創造語言、文字和詞匯，人類的文明還得從頭來過。不滅辯證法，人類無法生存。

３、否定之否定惡果累累
“新事物就是對舊事物的否定。壹切舊的事物必然滅亡。新的事物必然產生。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新事物壹定比舊事物先進。不斷有舊事物的滅亡和新事物的產生，事物就向前發展了。”這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
辯證法鼓吹了對舊事物的毀滅。所謂舊事物，就是前人或古人的智慧結晶，包括物質的和非物質的，人類的文明正是這壹塊塊結晶所壘成的，毀滅這些結晶，就是毀滅人類文明，就是毀滅人類自己。現在各國拼命向聯合國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要保護這些結晶遺產（古物），越古老的東西越要保護。否定之否定正好與這相反，越古老的東西它越想毀滅，可見否定之否定是反動的。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革命理論的核心。革命者認為，通過革命加速舊事物的滅亡和新事物的產生，於是事物就向前發展了。有的革命者狂叫“只有破壞壹個舊世界，才能創造壹個新世界”，這個口號是從“否定之否定規律”中得來的。
革命者要找到歷史潮流和歷史發展規律，革命就是順應歷史潮流、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並且幫助和加快這種潮流的發展速度。這就是革命者對革命的定義。辯證法者從否定之否定出發，創造出革命與不斷革命理論，由於否定之否定都不能成立，所以它的出發點就是錯的。
我們都知道，地球在某個時期物種非常豐富，現在物種的數量不及那時的10%，而且現在地球上的物種還在減少（不斷滅亡），“物種減少”是不可逆轉的。按照唯物辯證法者的說法：“新事物是指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發展前途的東西。”也就是說，辯證法者認為“物種減少”是新事物、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人類不用保護物種，滅了就滅了，甚至革命者要加劇物種滅亡的速度，這才是革命行為，如果保護物種，那就是逆歷史潮流，是反動反革命的。滅掉物種才是革命的行為，很明顯，這是罪惡的行為。
現在由於吃得好，人越來越肥胖，是歷史規律，是歷史發展趨勢。革命者不用減肥，不用節吃，甚至多吃，越胖符合歷史規律，越胖越革命。人出生後就壹步步地走向死亡，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規律，革命者不但維護這個規律，還要加快這個發展步伐；人是要死的，革命就是要早死，都自殺才符合革命理論和實踐。妳看革命者就是這麽沒腦。
有的革命者狂叫“只有破壞壹個舊世界，才能創造壹個新世界”，他們對舊世界盡情破壞稱為“革命”。誰能保證，破壞了舊世界，就能造出壹個新世界？誰能保證新世界壹定比舊世界好？把埃及的古建築炸掉，妳不壹定能造出壹個各方面比它更好的。就算能造得出來，為什麽要把舊的炸掉，留著在那擺著也很好。花那麽多的錢也太冤枉了。妳認為世界上的飛機都不理想，妳要造最好的飛機，先把世界上所有的飛機砸了。妳造出來再砸也不遲，或者留著壹塊飛也行，先滅舊的再造新的，這種人很無賴無聊，對付這種人，直接關精神病院算了，不用跟他們啰嗦！革命者的思想就是這樣！所以說“只有破壞壹個舊世界，才能創造壹個新世界”，意思與否定之否定所說的“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壹致，是壹個邏輯混亂的口號！是壹個罪惡的口號！
辯證法者有意把“新”當成“好”，把“舊”當成“壞”，任何東西只要打上“舊”的標簽，就毫不猶豫地想滅掉它。辯證法者這樣做，是為了搞亂人的思維，消滅人原本就具有的對錯標準和是非觀！可見辯證法者居心不良！

事物的對錯是有客觀標準的，正義與良心才是對錯的標準，而與革命毫無關系。所以不能拿“革命”來定對錯、論好壞，那會落入否定之否定的圈套！
法律也未必是最正確的。法律有良法與惡法兩種，抑惡揚善、保護公平正義就是良法；抑善揚惡、制造不公就是惡法。在人類的歷史中，惡法處處可見：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法律是惡法；日本的“村八分”、武士道是惡法；印度的種姓制度是惡法；種族隔離制度是惡法；劃分階級與搞階級鬥爭是惡法；東德柏林墻隔離法是惡法；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黑奴制度是惡法；中共的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是惡法。古人講“作人憑良心”，古人的法律很簡單，社會卻沒有現在那麽墮落，有的人壹輩子不識字，也不知道法律，人壹樣很善良，對社會有良好的幫助，就是良心起的作用，使社會處於很好的狀態！良心才是最好的法律。正義與良心才是對錯的標準。
所以“作人講良心、講正義，不講革命！”
人類經常可見惡法，我們絕對不能相信辯證法所說“矛盾自動把世界搞好”這壹邪說，我們要勇敢站出來，保衛正義、保衛良知、保衛世界！
……
結論：否定之否定規律不但不能成立，而且是很壞的。它首先把“新”當成“好”，把“舊”定義為“壞”，擾亂了人的是非觀和善惡標準。辯證法者還“把毀滅當成進步”，“不斷的毀滅就是不斷的進步”，把罪惡滔天的毀滅行為當成有功的革命行為，是行為的指導壞了。辯證法三大規律都是壞的，但是最壞還是否定之否定，因為它把謬論轉化為行動，名正言順地破壞和毀滅壹切。

荒謬的辯證法之四：辯證法是毀滅人類的三壞詭辯術
辯證法是詭辯術，它的三大規律中，質量互變規律是看錯了（眼睛壞了），對立統壹規律是精心設計的陷阱（良心壞了），否定之否定是把罪犯當功臣（行為壞了），是地地道道的“三壞詭辯術”。這三大規律分別誘導出三大謬論：謊言真理論、內鬥有益論、毀滅進步論，這是禍害人類最大最深的謬論，始作俑者是辯證法。
辯證法者發明辯證法的目的有三：
壹是鼓吹“謊言千遍即成為真理”，讓世界謊言遍地，永遠找不到真話，這是“謊言真理論”。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看來辯證法與企圖毀滅世界的納粹是有壹腿的。這是由於眼神錯亂，弄出個不存在的質量互變規律，最後得出“謊言真理論”。
二是鼓吹“矛盾自動把世界搞好”，讓人類放棄保衛世界的使命，還鼓吹“內鬥是發展的動力”，鼓吹內鬥哲學，讓人類在內鬥中自我毀滅。這是“內鬥有益論”。這是由於良心有問題，把“矛盾定義為事物的關系”，最後壹步步得出“內鬥有益論”。
三是鼓吹“毀滅就是進步”、“不斷的毀滅就是不斷的進步”，讓人類不斷地自己把自己毀滅。這是“毀滅進步論”。革命論、進化論、階級先進論與民族先進論都是這壹條推演出來的。階級先進論是馬克思的，民族先進論是納粹的，再次坐實了辯證法與納粹有壹腿。這是由於把“新”當成“好”，把“舊”定義為“壞”，擾亂了人的是非觀和善惡標準。最後得出“毀滅進步論”。
辯證法者稱辯證法“使用了‘全面的，發展的，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是對客觀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思維規律的全面正確的總結。”、“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謙虛了，想說宇宙真理沒好意思說）”。現在看來，它與某些組織宣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壹樣荒謬絕倫。辯證法哪裏是什麽真理，是最騙人害人最深最烈的謬論。辯證法者把這麽壹個人類自我毀滅的“三壞詭辯術”當成宇宙真理，真是荒唐之極。
可見，辯證法是毀滅人類的理論。它不僅是最荒謬的，更是罪惡的！辯證法越研究越可怕，真是毛骨悚然！如果世界上真有魔鬼，那麽魔鬼首先要做的就是搞亂人的是非觀和善惡標準，這壹點，辯證法做到了，辯證法真邪！辯證法是魔咒，中國人中咒最深！可憐的民族！

二十世紀全球死於非命的人中，喪身於共產黨鐵蹄下的無辜生命，竟是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的2.5倍！許多人誤認為共產黨的血腥殘暴是後來人歪曲變異了馬克思的觀點造成的，仔細分析起來就可發現，罪惡的根源早就在其老祖宗馬克思身上。馬克思別有用心地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成壹種對抗對立的關系，同時在冠冕堂皇大公無私“解放全人類”的借口下，誘發人性中自私陰暗殘暴的壹面，為所欲為地從事骯臟的勾當。現在人們把零星的暴力叫做恐怖活動，成規模的暴力叫做革命，暴力達到革命就有了合法性。這就是馬克思留給我們的遺產。
假如妳正貧困潦倒，或妳看見別人過得比妳好，妒火中燒，這時馬克思就會走過來對妳說：妳知道嗎？妳窮不是因為妳笨妳能力差，或妳以前幹過什麽壞事所遭的報應，實際上妳窮是因為妳是被剝削的，奉勸妳要拿起武器推翻壓迫，奪回勞動成果，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人類，這世界沒有什麽善惡有報，這世界既沒有上帝也沒有神佛可幫妳，妳想幹什麽誰也管不了。最後，他給妳兩個寶貝：能千變萬化的唯物辯證法和繪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類藍圖。當妳轉身跨出豪邁的步伐時，他揚起巨手，高聲大喊：“工人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世上有比這更美麗的謊言嗎？世上有比這更惡毒的鴉片嗎？

馬克思之信徒對馬克思的理論推崇極致，總覺得很高明，總覺得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真是這樣嗎？通過對馬克思理論的分析，發現它非常荒謬，漏洞百出，看出馬克思思維很邪！和正常的思維與邏輯恰恰相反，卻迎合了壹些粗劣、暴力的思維。推崇馬克思謬論，就是把世界推向災難和毀滅。

共匪唯物論與無神論的危害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四年

現代物理學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覺來觀察事物的現象，然後通過抽象思考得出有關事物本質的結論；越來越多的則是把理論抽象得出的結論借助某些工具在實踐中進行驗證。例如，理論的發展，讓科學家們能用「無限」這壹概念解釋有限觀察的現象，甚至用「空間彎曲」來解釋「萬有引力」。這些理論的認識早已超越了人們的有限觀察能力的範圍，使用先進工具的觀察和實驗不幸成了對科學家們早已預知結果的驗證，而受觀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學家們卻只能試圖憑借對有限觀察的思考來揭示無限存在的本質。當代物理學涉及的理論之艱深，工具之複雜，耗時之長，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學之上、並超越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的進展，已經遠遠落後于自然科學進步的步伐。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壹都感嘆：「哲學僅餘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
哲學是否已經從難以理解的抽象回歸到表象、淪落到壹種類似因為繪畫不出更好的藝術作品而只能塗鴉的地步呢？
從另壹角度看來，哲學不但不應該被現代科學的極速發展所拋后，科學反而應該可以為哲學發展提供更新的證據，糾正以往有限認識的錯誤，促使人的認識能夠不斷更新，進而能接近和達到對各種存在和現象本質的認識。例如，人們可以超越以往對空間的有限觀察範圍，借助於最新的觀察工具，探測到宇宙深處的奧秘，用觀察的結果檢驗以往對宇宙的認識是否正確。
本文不是要做壹個物理知識的介紹，也不列舉物理學家們精深的物理理論、公式或演算法，而是利用了他們發現的結果，並試圖從他們的發現中尋找到哲學的含義。由於存在是認知的基礎，有關存在和認知之間的分歧分別導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以這裡從與「存在」有關的概念開始。

壹、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
壹切觀念都是由感覺或反省來的，感覺對象是觀念的第壹個來源。因此，感覺對象的存在是觀念產生的基礎，即認知的首要條件是感覺對象的存在性。要說明存在是認知的首要條件，最簡單的證明就是笛卡爾的《第壹哲學沈思錄》。在繁多的哲學理論中，或許沒有比找到壹個能稱為「第壹」之前的問題這樣的方法更省力和簡單明了的了。「存在」這個詞在唯物主義者羅素的《哲學問題》里與「實在」同義，必須是特指壹個「對象」的名詞而不是形容詞。由於「現象」與「實在」之間存在差別，致使「存在」和「認知」之間存在著差別，因此在這裡對存在和認知做了區分，將「實在」的實際存在形式稱為「存在形式」，將「實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形式（或「現象」）稱為「表現形式」。認識到這兩者的差別，有助於屏蔽掉有限觀察的局限，進壹步探究到存在的本質。
正是由於存在和認知之間有所差別，認知的過程成為聯繫「實在」的存在和人的認知結果形成的結論－即「觀念「之間的橋樑。整個認知的過程就是「存在」通過人的感知、思考等認知方式，反映到人的思維中並得出結論，形成觀念。認知的直接來源是「存在」，認知的過程則包括通過觸覺、視覺、嗅覺、聽覺等來自身體器官的感覺，經過「智力的思維」(而不是大腦的思維)；認知的結果則是對感知得出結論，如顏色、形狀、尺寸，以及公式、定理、推論等觀念。由於人的感知能力、認識能力、智力、著重點的不同，即使對於同壹個「存在」，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也不會完全相同。這些都是關於認識的基本常識和法則。
「存在」包括具有實體物質形狀的「物體存在」和只能作為概念而存在的「意識存在」，即它們是以物質形式或是意識形式而存在的。例如，物體的形狀、尺度、硬度、重量、味道等通過觸覺感知的屬性，是物質的 「物體存在」，它的屬性的特性是不受其它物質的影響或不隨測量工具的改變而改變；當然這裡要認為水和冰不是同壹物體，雖然它們是同壹種物質。它們具有不同的形態，即在形狀和體型上有所區別，所以是不同的物體。(請注意，這裡是「物體」而不是「物質」。)
「意識存在」則有更多爭議。意識的存在形式包括情緒的好壞、喜好或厭惡、能量，也包括只能存在於思維中的概念、意義。和其它觀點的根本區別之壹，我認為壹個重要的概念就是顏色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雖然難以相信或理解，但我認為光必須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因為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後面將闡述為何光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的根本理由。認識光的存在本質是將認識從「物體存在」 過渡到「意識存在」的決定性跨越。
能量必定要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當我們觸摸壹個物體，感知它的溫度時，通常會很自然的把物體的溫度作為物質的屬性，因此常將溫度作為物體的自然屬性。但是這種認識有很大的錯誤，是沒有認識能量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溫度、熱度只是能量存在的度量形式，而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具有溫度的物體則是能量表現的介質。同意了這壹點，就容易同意後面關於光的描述。
同樣，由於聲波的本質也是能量，所以聲音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簡單的說，由於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光和聲音是能量的不同表現形式。
所以，光、溫度、聲音，這些用人的直覺所能感知的「實在」的存在本質，卻是能量。
按照通常觀察，人所能夠感知的「物體存在」有壹些共同特性：(1)組成該物質的元素是實粒子；(2)該實粒子有靜止質量；(3)該物體有小於光速的相對速度。同時具有這樣三個特性的物質，才能構成具有確定形狀的、可被感知的物體。光子雖然是實粒子，但是它沒有靜止質量，卻具有恆定的、且是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能構成物體。光子的實粒子特性，可以看作光是由意識存在到物質存在的過渡，光子是將意識表現到物質的載體。
或許有人質疑：如果能量是意識，那麼該怎樣認識宇宙星體發射的光？難道那些光也是星體的意識嗎？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認識。既然星體總有燃燒殆盡的那壹天，它們的存在是有時間限制的，它就是有生命的。星體雖然沒有大腦，它的存在卻有生命這種意識形式，為什麼它們發出的光就不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呢？物理學中量子力學的大統壹理論(或GUT)中對萬有引力統壹的失敗，以及引力將導致星體生命的最終終結，也可以證明萬有引力是決定星體具有生命過程的意識表現形式。這裡沒有提供物理證據，只是從萬有引力的存在性上得出的壹般結論。
二、人的認知局限
如果人們認知世界的根據僅僅是來自人的感官，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例如人的感覺途徑中，觸覺和嗅覺的產生不但要有外在物質的物理屬性存在，還要求感知者有相應的感知功能的器官。正如瞎子不能感覺到光，嗅覺失聰的人無法嗅到氣味。所以，感知觀念的形成有兩個要素：屬於外在的感覺材料；屬於內在的功能正常的器官。感覺器官是感知工具，也是感知的依據。功能不正常的感知器官將產生錯誤的感知，並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使正常的感知器官，由於其自身的存在局限性，也只能感知壹部分存在。例如，人不能憑借感覺器官來觀察虛粒子這種物質的存在，儘管物理學能證明虛粒子的存在。
上述特別講到關於光的存在本質的問題。在認識物質構成的物體的時候，物體的顏色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它和人的感知有什麼區別呢？特別是當在此處把光作為「能量」這種意識存在的表現形式的時候，由於與以往認識的不同，難免產生很多爭議。這裡引用羅素《哲學問題》中的「現象與存在」章節，看看人們對光和顏色的認識過程：
　　為了明確我們的困難，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張桌子上。看起來，它是長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澤的，摸起來，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時候，它就發出木器的聲響。任何人見到、摸到這張桌子，並聽到它的聲音，都會同意這樣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會有什麼困難問題發生似的；但是，只要我們想更加精確的話，我們的麻煩就開始了。雖然我相信這張桌子「實在地」是清壹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來卻比其餘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於反光的緣故，某些部分看來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動身子的話，那麼反光的部分便會不同，於是桌子外表顏色的分佈也會有所改變。可見，假如幾個人同時在看這張桌子的話，便不會有兩個人所看到的顏色分佈恰好是同樣的，因為沒有兩個人能恰恰從同壹個觀點看見桌子，而觀點的任何改變都要使光線反射的方式發生某種變動。
　　就最實用的目的來說，這些差別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對於壹個畫家，它們可就極其重要了。畫家必須摒除這樣的思想習慣，即慣於斷定物體所具有的顏色就是常識認為它們所「實在」具有的那種顏色；他必須養成壹種習慣，能按照物體所表現的樣子來觀看它們。在這裡，我們已經開始遇到壹個構成哲學上的最大困難的區別了，——即「現象」與「實在」的區別，事物好像是什麼和究竟是什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畫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麼，實踐家和哲學家則想要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而哲學家想知道的願望比實踐家的更為強烈，並且因為他知道解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也便更感到煩惱。
　　我們再回過來談桌子，根據我們以上的發現，顯然並沒有壹種顏色是突出地表現為桌子的顏色、或桌子任何壹個特殊部分的顏色，——從不同的觀點上去看，它便顯出不同的顏色，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其中的某幾種顏色比起別樣顏色來就更實在是桌子的顏色。並且我們也知道即使都從某壹點來看的話，由於人工照明的緣故，或者由於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藍色眼鏡，顏色也還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沒有顏色；儘管摸起來、敲起來，桌子並沒有改變。所以，顏色便不是某種本來為桌子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某種依賴於桌子、觀察者以及光線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東西。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說到桌子的顏色的時候，我們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線條件下，桌子對於壹個站在普通觀點上的正常觀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種顏色。但是在其他條件之下所顯示出來的其他顏色，也都有同等的權利可以認為是真實的；所以為了避免偏好，我們就不得不否認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獨特的顏色了。
　　同樣情況也可以適用於它的質地。壹個人可以用肉眼看見木頭的紋理，但從另壹方面看過去，桌子卻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們通過顯微鏡來看它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式各樣的差異。兩者之中，究竟哪壹個是「實在的」桌子呢？自然我們總想說，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才是更實在的，但是用壹架倍數更高的顯微鏡來看的時候，那就會又有所改變了。那麼，我們既不能信賴我們用肉眼所看見的東西，又為什麼應當信賴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東西呢？這樣說來，我們所由以出發的感官對於我們又是靠不住的了。
　　談到桌子的形狀也不見得更好壹些。我們都習慣於按照物體的「實在的」形狀來加以判斷，而且我們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致於我們竟以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實在的形狀。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要畫畫，我們就必須曉得，壹定的物體若從各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形狀便會不同。如果我們的桌子「實在」是長方形的，那麼，差不多從任何觀點看來，它都仿佛有著兩個銳角和兩個鈍角。如果對邊是平行的，那麼看起來它們就會在離觀察者的遠處收斂成為壹點。如果對邊長度是相等的，那麼看起來，仿佛較近的壹邊要長些。在看壹個桌子的時候，所有這些情況通常都未曾被人注意，因為經驗已經教會了我們要從外表的形狀構想「實在的」形狀，而「實在的」形狀才是我們作為實踐者所感興趣的東西。但是「實在的」形狀並不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是從我們所看到的之中推論出來的東西。再者，我們在房內走來走去，我們所看見的東西也便經常地在改變著它的形狀；所以，在這裡，感官又似乎並不給我們提供有關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過提供有關桌子的現象而已。
以上引文描述了我們通過視覺對桌子的顏色與形狀認識的過程。由於桌子的顏色將會隨所照射的光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有必要認識光和顏色的本質。
顏色的本質
就物理學而言，顏色的本質是某壹頻率波段的光。當不同波段的光照射到物體上的時候，物體就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所以，物體的顏色並不是物體的屬性，而是被反射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已。光線雖然能使人辨別物體的長度和形狀，它自身卻和物體無關。它的作用就如作為獨立存在的尺子，尺子雖然可以用來測量其它物體的長度，但尺子由什麼材料做成卻與被測量的物體無關。據此推論，光或顏色也是獨立存在的，它不是物體的屬性。各種物體的有不同顏色，只是因為它們對光不同波段的反射和吸收特性不同而已。而與此特性不同的是，被測量的長度是物體的屬性之壹，是必定和被測量物體相關的。
光的其它特性，如折射屬性，也證明了光甚至不能作為測量物體長度的尺度。不同密度下的不同折射率，使得我們用光直接測量物體時，根本不能反映實際的長度。水中的木頭，看起來彎曲的；水中的魚兒，實際位置也不處於它被從水面看到的位置。由於我們用視覺判斷物體的位置時，是根據光的直線特性確定物體的位置，光的折射特性也證明了物體所反射的光、以及它的顏色不是它的自身屬性；光是獨立存在的物質。顏色是物體對光的不同波段的吸收與反射特性。
既然被反射的光是獨立存在的，它的存在與反射它的物體無關，它為何能反映物體的顏色呢？
物理的解釋是在於物體的顏色反映了物體能反射何種波長的光。被反射的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才感知到物體的顏色。但是被反射的光波和以及進入人眼中的光子本身沒有本質變化，還是入射的光波和光子，並沒有被轉化成能量；那些被反射物體吸收的光子卻發生了根本變化，轉化成了能量。可見，被反射的光子與被觀察的物體的顏色並沒有關係，它們只是被因反射而改變了路徑。就如不論用乒乓球還是皮球投向壹個平面，反彈的路徑都會遵守同樣的規律，和它們是什麼類型的球無關。所以顏色不是物體的屬性。
物質的相對存在
物體的另壹個屬性就是電荷。電子具有的電荷是個很奇怪的屬性，因為電子帶有的正電荷和負電荷是如此常見、而又是具有完全相反的屬性。雖然人不能看到虛粒子，人卻完全能認識到正電子和負電子這兩種物質。從物質的存在性的角度看，正電子和負電子作為屬性完全相反的物質存在，證明了物質存在的相對性。人只能觀察到實粒子物質，但是不能觀察到虛粒子和反物質，只能間接通過的理論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這個觀察結果是由於人的肉體的物質存在局限性決定的。因此虛粒子的存在證明了自然物質的存在也是相對的。
因此，人對物質的感知，如果僅僅是通過肉體器官的感覺來認識，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差和甚至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包括對物體本身的錯誤認識，同時也會給人帶來認識方法上的錯誤。
認識意識
因為人的肉體是物質的，人的感官也是物質的，僅憑物質的感覺來源形成的認知，就會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質決定論和唯物主義。特別是在無信仰國家和文化中，比如中國的儒家、道家中，認為人的存在僅僅是作為肉體的存在。由於不能認識到意識的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根本無法認識到生命的本質。
認識生命存在的本質，要從認識生命的形式開始。這不僅僅是對生命這個主題的認識，還是因為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是將思維方式從形象認識提高到抽象思維、將對世界的認識從物質表象過渡到意識抽象的最直接方法。「如果不是我們認識自己心靈的內容，我們是不能想象別人的心靈的；因此我們也便永遠不會達到他們具有心靈這壹知識。」
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的區別在哪裡？如何區別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這不僅關係到怎樣認識存在，也關係到怎樣認識物質、區別物體存在的形式，並通過意識存在的表象形式來認識意識。
三、物質和物體的存在性
　　物質和物體
區分「物質」和「物體」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在《哲學問題》中，羅素有大量篇幅描述通過視覺的感知如何引導對物質的認識，甚至由此引發物質是否實際存在的爭議描述。根據本篇的觀點看來，羅素實際上引用了壹個不恰當的例子，即用視覺感知來辯論物質是否真正存在。
借助物理學知識的發展，在重新檢驗以往的哲學理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壹些新的論據支持或反對原有理論。例如，《哲學問題》中有這樣的描述：「讓我們把感覺中所直接認知的東西稱作『感覺材料：如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等等。」實際上，由上文可知，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是完全不相同的：顏色、聲音是能量的表現形式，作為對象單獨存在；而氣味、硬度、粗細只能是依附於對象的屬性。當物體受不同顏色的光照射時，將顯示不同顏色的光；喇叭有不同的聲調，只是因為不同的振動頻率產生不同頻率的聲波；而硬度、粗細則由於必須依附與具體的對象，不能單獨存在，所以硬度、粗細才是物體被感知的某個屬性的量度，通常把這個量度作為物質的具體屬性。當把感覺對象和感覺對象的屬性相混淆的時候，自然也會把依附於物質本身的「物質的屬性」當作物質本身。例如，把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統稱為「感覺材料」，就容易把「物質」和「物質的屬性」相混淆。因為顏色、聲音是物質對象，而硬度、粗細被感覺到的物質的屬性。而當他說「只要有某些光波到達眼中，無論光波所離開的那個客體有沒有顏色，我們就壹定會看見某種顏色。因此，我們絲毫沒有必要假定物體有顏色，也沒有正當的理由作這種假定」時，他雖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糾正後得出了正確結論，卻沒有找到物體顏色的產生是「物體對光的不同反射特性」這個原因。可被感知的物體所有的存在、感覺材料、對象或實在都曾經被賦予「物質」的概念，但是只有實粒子組成的物質才能構成能被人感知的「物體」。唯物主義者所能認識的「物質」，只能是由實粒子構成的「物體」。 從物理學上講，實粒子和虛粒子都是「物質」，但是只有實粒子才能被人通過感官的感覺來認知。「意識」 作為被感知對象，在傳統意義上卻常常也被籠統地歸類為「物質」、「實在」、「感覺材料」等，只有當它和實際「物體」相比較時，才會被突然認識到它們於物體是有區別、是屬於「意識」的。所以，過去的理論總是把意識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為了把物質和意識區別，在這裡物質僅指獨立存在的外界對象，包括由原子構成的物體、光子、時間。物質與認知的關係如何呢？「對於客體的認知，主要是在心靈與心靈之外的某種東西之間的關係中構成；這壹點就構成為心靈認知事物的能力」。人的從感知到認知有壹個基本特點：雖然感知需要壹個過程，但所有的認知都是在大腦中瞬間完成的。無論是對物質的觸覺，對光線的識別，還是對漸變溫度的感知，從感知到認知實際上都是在瞬間的時間內完成的。例如，人把手放到火或極冷的冰上，人是在瞬間意識到熱或冷的，雖然在意識到之前手已經被燙傷或凍傷。這個「瞬間」時間單位，就是當外界感知從人的神經傳導到大腦後，由大腦做出認知反應的時間。因此，唯物主義者的認知原則「對包含著描述的命題進行分析，其基本原則是：我們所能了解的每壹個命題都必須完全由我們所認識的成分組成」已經將自己的認識局限於現有的存在和觀察能力範圍內。在人的視覺、觸覺兩種感覺所能感知到的物質中，可以分為兩類；這兩類也可以作為組成自然世界的兩種物質：壹類是由分子或原子等實粒子構成的有靜止質量、卻只能有小於光速做可變運動的物質；壹類是沒有靜止質量，卻有恆定速度運動的物質，如光子。當按照羅素這樣定義：「物理客體的總和就叫做『物質』」的時候，由於人的認知被限定於有限存在，因此這樣的描述將會更準確，即「實粒子物質的總和構成物體」。這樣，他所定義的物質就被限定於原子、分子等實體粒子，由這些實體粒子構成了物體，或稱「物理客體」，這樣更符合他的本意。我們能看到是「物體」，而不是構成物體的分子、原子等「物質」。但是當我們談論物體時，仍要指的是構成物體的「物質」。「物體」是物質的表現形式，原子才是實際的存在。顯然，羅素此處所指的「物質」，只能是實粒子物質構成的物體。根據以上他對感覺材料的定義可知，他並沒有把顏色或光當作壹種獨立存在的物質，而是當作了被感知物體的屬性。(雖然顏色只是花兒對白色的陽光中不同波段光的反射，但是即使是物理學家，誰會對花的絢麗顏色無動於衷呢？)顯然，只有實粒子原子這類物質才能構成「物體」。這類物質的物理特性是具有不為０的靜止質量，具有正能量，運動速度可變，佔有空間。而光子、時間這兩類物質不能組成「物體」。之所以要用實粒子、正能量這兩個特性來限定，是由於人的認知有限性使得物質的存在和人的認識之間有偏差。人們總是根據物體來認識物質，但是有些物質無法組成客觀物體；還有些物質雖然在理論上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通過感知來認識到：人不能通過感知來認識作為虛粒子存在的物質。人通過感覺所能感知的物體的存在是單向度的，因此也是絕對性的。光子不能構成物體壹個原因，是由於光子沒有靜止質量，又具有恆定的光速。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恆定的速度，是具有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但能夠作為其它物體運動速度的參照系，在物理學中也被作為描述其他物體空間位置的坐標。光子與其它具有靜止質量、速度可變的實粒子原子物質在構成、運動狀態這兩個重要物理特性上有根本區別。人的認知局限性組成自然界的物質元素有上百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有它們各自的分類；所有有機物和無機物構成了自然界中我們所能感知到的物體。但是構成常見物體的物質卻只有幾種。例如，有機物的基本組成是碳、氫、氧，它們人所能看到的壹切動植物生物體的主要構成成分。由於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物質是這樣的豐富，甚至簡單的幾種物質就能構成我們所能看到的絕大多數物物體。(據統計，地殼中元素的平均重量百分比含量（稱為丰度，abundance），其中10元素的含量最高，從高到低依次為：O、Si、Al、Fe、Ca、Na、K、Mg、Ti、H。10元素佔地殼總重量的98%，其他元素僅占2%。其中O重量接近半數（46.95%)，原子數>60%，體積約94%，Si位於第二位。）這些物體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由分子或原子組成、是實粒子、具有正能量，是列在元素周期表上、可以組成物體的物質，並且佔有空間。「這些物體都佔有科學上的空間，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理的』空間。」這個物體所在的空間，和人的肉體空間是同維度的。因此，羅素所指的「空間」，將被局限於「人的肉體」所在的空間，也就是局限於組成人的肉體的碳、氫、氧這些物質所在的空間。由以上可知，人的自身存在的有限，限制了人的認知，使能被感知的物體具有單方面的絕對存在性。物理學的唯物性，並不能解釋人的所有認知。無法通過感知而認識的「意識」，雖然有各種表現形式，由於物理學並不能解釋這些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也就無法認識意識的存在形式。例如，唯物論的物理學家不能解釋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價值觀、權力、道德、法律等這些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存在的本質。
人對世界的認知不僅要靠對現實世界的直覺感知，還要靠想象中的物理模型、數學的邏輯。對於物理學來說，想象中的模型大多是形象化的物理存在。現代物理的諸多理論的確立來源於對假設理論的驗證。例如，萬有引力被物理學家想象成物體發射的引力粒子，但這種粒子卻又無法用實驗儀器探測到。對於宇宙，則因為沒有人見證創世的那壹刻，即使如何想象，當初的宇宙模型也只是物理性物質的有限形象化。當數學的邏輯與直觀的感知相矛盾、只能用對數學的信任代替對直觀的信任的時候，人的認知和實際的存在就會發生誤差。
人的感知的另壹個局限就是人所在的空間對觀察、感知的局限，導致的對認知的局限。從存在，到感知，再到人的認知，是壹個從客觀物質到主觀認識的過程。 對於所處的空間，「我們就可以假定說，的確有壹個物理空間，物體在這個空間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和各個相應的感覺材料在我們個人空間中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兩者是對應的。幾何學所探討的，以及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假定的，便是這個物理空間。」 由於感知空間或感知工具的局限，人的感知器官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正能量的實粒子；對於在物理上理論上證明存在具有可測量效應、但永遠不能直接檢測到的虛粒子，人無法用觀察和感知來證實它的存在。因此，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存在相對於人是絕對性存在。根據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單向存在性可知，唯物主義所認為的存在是壹種絕對存在。
時間的存在
根據認知形成的瞬間性特點，就能發現有壹樣事物是客觀存在、但是人無法通過感覺來感知，而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識的物質；那就是時間。我們煩惱或感受痛苦時，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情懷愉悅時，時間過得很快；我們睡眠時，時間過得幾乎像不存在壹樣。因此，對於時間的存在，人們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知，而不是像對其它物質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的瞬間反應來感知。時間雖然靠人的感知的對比來認識，它卻是壹個自然存在、不能構成物體的外界物質，它具有非粒子性。由於時間存在的非粒子性，也可以把時間看作壹個獨立的外在對象。時間和光組成壹對看似互相矛盾的組合：光能被人瞬間感知，它卻是能量意識的表現形式；時間不能被人瞬間感知，也沒有粒子存在，它卻是自然的外界物質。物理學中，任意事件的發生都可以用時間＋光速的坐標來表示。「在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猶如任何兩個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壹樣。」時間與光速能夠作為空間坐標，是由於兩者同時具有絕對性特性。光的絕對性特性是光速；時間不是粒子，它的絕對性是它的方向性，即時間只能增加，不能倒轉。時間的這個特性在相對論中有所體現，例如人雖然可以使時間變慢，但由於人不能超越光速，人不會變得比以前年輕。這就是時間的方向性。時間與認知是以往哲學的基礎，時間和認知的結合形成了記憶、知識、先驗、類比、序列、歸納等經典概念上的普遍性規則。例如，記憶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存儲，知識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積累。雖然記憶和知識的形成都有「時間」這個因素，但認知或認知能力是它們的必要條件，時間只是充分條件。因為記憶和知識都是意識，和認知同質。從維度的角度看，時間屬於第四維度，因此，應該把時間和長寬高這些三維坐標屬性壹樣的看待。既然壹個物體的長、寬、高是物體的自然屬性，也應該把物體的存在時間或稱「年齡」看作物體的自然屬性。
認識到時間和長、寬、高壹樣是物體的自然屬性、時間僅僅是知識和智慧的充分條件有很大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意義。特別是儒家文化把自己的「尊老」作為文明的標誌，殊不知這在哲學上體現了認知錯誤，在智慧上則體現了非理性。因為榮譽作為精神利益，只能和意識有關，而不能讓代表時間的「年齡」這個自然屬性決定「精神利益」這個意識。這個倫理的錯誤是因為它的強化，使年齡這個自然屬性兌現為特權，違背了社會公平。儒家文化需要辨別的是：「年齡」這個自然性的時間因素不是智慧、經驗、能力等意識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榮譽、尊敬等意識產生的充要條件。如果因為年齡比較老就理應享有被尊敬的利益，那麼人的身高、體重、力氣、性別、膚色等等其他自然特徵的差別，也應該各自享有特殊的利益。這豈不是要求人們應該屈服於力氣大的強盜嗎？這種將表象區別的強化，使某些文化從倫理意識上就開始違背人人平等的思想。

四、意識及其存在形式
物質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會對人的感知形成錯覺，使人不能認識到存在物質存在的本質，猶如光、波、溫度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壹樣，由非分子或原子這類靜止質量不為0的實粒子結構組成的「存在」，其實質是另壹種存在的表現形式。
對於「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人的感知」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如果把外界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感覺器官之間做必然的聯繫，就會認為感知的存在是由器官的存在決定的，這就是產生唯物主義的源頭。例如，羅素認為「必須注意的是，倘使我們的感覺是由於物體所造成的，那麼就必然會有壹個物理空間，裡邊容納有這些客體、我們的感官、神經和腦子。當我們和壹個客體接觸的時候，我們就從它獲得壹種觸覺；也就是說，這時我們身體的某部分在物理空間中所佔據的位置和客體所佔據的空間十分接近」。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感覺器官只是物質化的工具，感覺器官的功能是否正常才是決定性因素；雖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覺器官是正常的。如果給壹個盲人講光是壹種波動，即使人們能讓他坐上顛簸的船來體驗什麼是波動，他仍然不能理解光是什麼東西。天生沒有嗅覺的人雖然鼻子外形完好，鼻子細胞代謝正常，他也無法感覺味道。睡眠狀態的人，其器官組成與清醒狀態下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他對外界卻幾乎不能感知。因此，由人的器官決定人的感知是錯誤的。器官只是感知的途徑工具或工具，起決定作用的，是器官的功能，即是意識。由於意識常看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很難描述它的感知屬性。人們對常見的物體很容易描述，比如壹張桌子時，可以描述這張桌子的尺寸、顏色(即反射特性)、硬度等等特性。認知的結果即觀念就是意識，認知是意識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所以，意識即人對自身和外界的感知與判斷。類似於認識物體的方法，由於客觀物體是由實粒子的原子或分子組成，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物體的屬性來認識物體，那麼因為認知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如果要認識「意識」的存在方式，可以通過認識作為意識形式存在的各種對象來認識「意識」。意識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客觀存在，也可以僅僅是壹個概念；但是意識抽象存在於人的思想中，客觀存在只是意識的表現形式，例如，書本是知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法律文本是法律意識的表現形式，活的肉體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大腦是思維意識的表現形式。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表現形式來認識「意識」存在的本質。了解意識與物質的不同存在形式，可以這樣設想它們存在形式的區別：壹根繩子的最終端，必然是另外壹個物體。要麼繩子的終端是系在其他物體比如船上，要麼繩子是放在其他物體比如地面上（此時繩子的終端就是地面），否則繩子無法存在，那麼繩子終端的物體的存在就成為繩子能夠存在的第壹原因。而船或地面與繩子在表現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繩子的形象來設想船的存在形式。船與繩子的存在形式的差別，就可以設想成物質和意識之間的差別。作為物質世界的宇宙的最初起源的存在形式，就是意識。所以《聖經》說：「神是個靈」；又說：「神就是光」。「靈」與「光」兩者同屬於意識的存在。對於物理學家來說，由於它們研究的對象基本是外在物體、實粒子物質，因此他們是很難相信意識的存在。只有當他們追溯到物質的起源，直到宇宙的起源的時候，即使他們不得不承認有壹個上帝作為第壹動因，他們所認為的上帝仍然可能是作為壹個人的形象、或者肉體的形象，也就是物體的形象出現。這就阻止了他們對意識的認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有如下特徵：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其中主觀性和選擇性是所有意識形式的共同特徵。理解意識的存在形式，可以從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開始。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幾種：生命；價值觀；道德；信仰；知識和技術；智慧與能力；法律；權力/所有權等。這些概念不但表現于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認識這幾個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來認識意識的存在。通過了解它們的基本概念，就能避免繼續用只適用於實體物體的形象思考來理解意識的抽象存在。 1) 生命　　生命是意識的第壹表現形式。這是因為人的所有認知都是要有壹個認知的主體，即有生命的人。沒有生命，其他的意識表現形式就不存在。從物體對象的角度來講，人有「內在」「外界」之分，但這個內外只是人的肉體與外界他物之間的界限。但從存在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存在只有肉體和意識之分，而沒有內外之分。各種文化中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有很大差別。在東方文化中，認為生命就是肉體，所謂的生活幸福就是要懂得「養生」，以至於養生學的「內經」之類的所謂秘籍佔據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絕大部分；中國的武術文化更加強調了人的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體現在武功高強與肉體的強壯。因此，武術造成了習武的人對自我能力的膨脹意識與自大行為。當中國歷史上出現排外的義和團戰士自以為武功能力卓絕、身體刀槍不入、甚至試圖用肚皮擋槍彈時，他們對能力的認識就來源於儒家文化所認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就是肉體的存在」這壹觀念。當然，用肉體擋子彈的下場可想而知。正是由於儒家文化無法認識「生命」這壹最基本的意識形式，也導致了東方人無法認識其他的意識存在形式，包括對權力、智慧、能力、法律等的認識。對肌肉力量這種能力的自信在民間通過武術這種形式助長了東方人崇尚暴力、狂妄自大的性格，同時也因對作為意識存在的權力、智慧等的無知，培育了奴性和愚昧。當要認識生命的本質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生命的表現形式是否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質」，即生命是否就是肉體。從物理上來看，生物的肉體是由完全平常的原子組成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組成生物體和控制生物行為的基本物質是核酸分子RNA和DNA。但是是否就能認為由原子的某種堆積方式構成的RNA和DNA就能構成生命呢？當我們觀察生物的活動時，就能發現生命的活動的選擇性、邏輯性等複雜性。即便是單細胞生物，雖然原始，卻顯示出任何人工製品所無法比擬的複雜和精巧。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壹個低級的細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身上有複雜的功能和形態的網路。這細菌可以用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其環境相互作用，它可以四處活動，攻擊敵人，接近或逃避某些外部刺激，以壹種有控制的方式交換物質。其體內的情況象是壹個井井有條的大城市。負責進行大部分控制的是細胞核， 其中包含著遺傳 「密碼」，就是使這細菌得以進行繁殖的全套化學指令。控制並左右這細菌的壹切行為的化學結構是由多達上百萬原子組成的分子。這上百萬的原子是以複雜的、高度特殊的方式組合起來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最重要的是核酸分子，即「雙螺旋」形狀的RNA和DNA。即使是壹個單細胞生物，受到外界刺激和威脅時也會躲避和逃跑，而不是靠近導致死亡。雖然可以把這種選擇性行為看作僅僅出於動物的本能，這種本能的行為將是動物必然選擇的行為。具有選擇性行為是意識的結果，也是使動物能夠存在的理性結果。作出出於本能的選擇不但是動物，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本能可以稱為「第壹理性」。有選擇的行為是壹種確定的、必然的行為，這種行為由行動的主體主導，是經過行為主體的意識選擇，並導致可預知的結果。如果把生物體的生命看作只是壹堆毫無意義的原子按照某種偶然的方式堆積構成的肉體, 生物體的行為只是那些原子活動的偶然性導致的某種後果，那麼生物體的行為也將是無法預知的。沒有壹個人會承認：自己經過慎重思考後所採取的行動只是組成大腦的原子某種偶然選擇的隨機行為，因此思考是毫無價值的。由此可知，在「偶然性行為」的偶然性和「慎重思考後採取行動」的行為的必然性之間是有矛盾的。如果生命是偶然製造出來的，則思維也是偶然性的，就否定了思維選擇的必然性。作為物體形狀的肉體和作為意識形式的生命之間的區別，就如電腦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區別。即使電腦不是由人製造，而是像自然界的其他物體那樣本來就存在的，給沒有軟體的電腦加電流之後如果想要它靠偶然性輸出某個想要的複雜結果，可能性是0。而電腦的軟體不但需要從自外部輸入，軟體本身還是編製它的人的邏輯思維意識的產物。關於生命組成的理論還包括「整體論」和「還原論」。整體論的基本思想可以這樣描述：「生命的奧秘也不在原子里，而在原子的締合模式里，其模式即其組合方式。就是說，生命的奧秘在於DNA和RNA之類的分子結構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壹旦了解了整體現象的存在，也就用不著去尋找什麼『生命力』了。原子用不著被『激活』才能產生生命現象。只要將原子以那種合適的複雜方式進行安排，就會出現生命。」[10]整體論仍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原子的成千上萬中組合方式中，它仍然只肯定某個特定的組合方式；只要特定原子完全按照該特定方式排列組合，就會出現生命，而這種組合方式必須是符合某個規律。其情形就如組裝某輛汽車，只要把最後壹個螺絲上好，汽車就已經開動起來，而不是僅僅完成組裝可以開動的汽車。對壹輛汽車來說，少了某個非關鍵的螺絲並不是完全不能開動；說原子的某種特定組合是產生生命的原因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部分殘缺的肉體並不影響生命。在生物體喪失生命的瞬間，構成其肉體的原子的排列組合方式和肉體有生命時並沒有截然區別，但是卻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和價值。由此可見，「整體論」的基本觀點也是基於物質決定意識，整體論無法認識到意識是獨立存在的。對於「還原論」則可以概括為生命就是由原子堆積成的毫無意義的肉體。物理學家通常只是用認識物體的形象方法來認識、分析生命。如果認為生命是物體的自然產生的結果，就會否認意識的存在，否定和貶低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其他存在對象的價值。 2)價值觀　　對「價值」的定義因人而異。享樂主義者會認為：價值即快樂；主張自由意志者認為：價值即願望的滿足；理性主義者認為：價值是純粹理性的意志；工具主義者認為，價值是事物作為手段對實際地達到的目的的關係，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定義，忽視了壹個現實中的已經存在的概念：負價值。了解負價值在現實中的存在形式，對能更清楚理解價值的含義。此處的主要目標，就是揭示「負價值」這個被忽視的概念。負價值的事例在現實中無處不在，連只會算術加減法的小學生也會遇到。例如在數字計算中，如果減去壹個正數等於加上壹個負的相反數，則被加的負數就體現了負價值。在財務事物中，如果壹方的某筆借入款項是另壹方相同數額的借出款項，在各自財務計算時該款項對壹方來說是借入的正價值，對另壹方就是借出的負價值。同樣，壹筆債款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各自的價值是相反的，對債權壹方是正價值，對債務壹方必然是負價值。壹件商品，如醫藥，對於壹個需要用它的使用者可能具有至關重要、決定性意義，對另壹個使用者來說會是壹文不值甚至負作用。因此，商品的價值體現要由使用者決定，而不是由商品自身或商品成本決定，價值具有相對性。正是由於商品的價值由使用者決定，可知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有以下幾個：使用者的理性；使用者的判斷能力；商品對使用者效用的大小。因此，價值是理性判斷的結果。由於需要使用者的理性和判斷，因此價值是壹個意識概念。在對外界物體認知的過程中，外界物體的存在意義不在於它能否形成是否存在的「觀念」，而在於它的存在對於觀察者的「價值」。「觀念」是壹個中性詞，就如「存在」本身是個中性詞壹樣；價值則是對存在的判斷取向。就如兩個人口袋里雖然都有鈔票，等額鈔票可以相互交換，但是每個人只能消費自己的鈔票，各自的鈔票對它的所有者和無關者的價值是不壹樣的。甚至可以說，存在本身沒有意義，只有「有價值」的存在才有意義。「手中的麻雀比天空的天鵝更有價值」。由於任何商品使用時都有負面作用，對於壹個商品而言，其價值就是它的正價值和負價值的總和。有了「負價值」概念的存在，就可知唯物主義者所指的「價值」，僅僅是商品的正價值，唯物主義者的商品中沒有「負價值」概念的體現。所以唯物主義價值觀是壹種絕對價值觀，違背了「價值觀」本身有相對性的基本特性。 3)能力 「能力」也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能力包括兩個因素：壹是實現某個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二是實現目標所使用的工具。從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分別來看，實現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就是意識的存在形式，對工具的使用則是表現形式。由於能力作為願望、方法和智慧而存在，因此它是壹種意識。
唯物主義者對認為能力是唯心主義有壹個很大的異議。壹個例子就是他們會設想讓壹個雄心勃勃的或樂於自我表現的英雄赤手空拳地與野獸或某個困難搏鬥。很自然的，人憑自己的肉體無法戰勝野獸，因此唯物主義者得出結論說，唯心主義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會從小說中來尋找這種例證。他們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工具的作用，而其原因還可以追溯到如上面所述的他們對生命的認識。由於他們認為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表現為體力的強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肉體只是壹個物體，是生命存在的表現形式。在人與野獸的赤手空拳的搏鬥中，人的肉體和力氣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搏鬥的失敗只是使用工具的不當而已，並不代表目標是不可實現的，任何野獸最終都可被人制服。
當在「能力」前加限定詞，特指某方面的能力的時候，則是指該能力使某方面的效率得到提高，或使某方面的效果得到加強。如「學習能力」、「工作能力」、「語言能力」、「生產力」等，就分別指「能力」使學習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工作效率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語言表達效果得到提高或加強、「能力」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
與能力相關的概念還有智慧、知識、技術。同樣，智慧、知識、技術也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
本處對能力的簡要敘述並不是要闡明關於能力的理論，目的只是要闡明「能力」是壹種意識。當認識到「能力」是壹種意識的時候，就會發現馬克思關於生產力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雖然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似乎證明了物質對意識的證明，但是這個生理學家的研究仍然無法攻克無法具體解釋社會意識形態與大腦物理活動之間的聯繫性的困境，這種研究最多可以證明決定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人之前產生過促進了他去按下按鈕的人事物，這個研究或許可以證明這是更早之前的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情感活動作用之下的產物。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增加唯物論世界觀的可信度。如果唯物論者可以發明出觀測人的大腦的神經遞質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神經遞質的具體運動與具體的思維過程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觀測神經遞質率先運動之後產生於這種率先運動的形態相對應的具體思維過程的科學設備，或許可以因為證明了物質是第一性然後意識是第二性所以提升唯物論的可信度，唯心論的存在是有積極意義的，如果沒有唯心論對意識的重視，造福人類的心理學就不會得到充份的發展，如果人類社會普遍認可唯物論，就不會有大量的心理分析與心理疏導產生，人類社會普遍會採取打針吃藥的方式治療心理疾病，把腦袋切開運用酒精清洗一下就可以治療心理疾病。物質與意識的關係運用道家哲學來解釋比較合理，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就好比是一個事物的陰陽兩個方面，精神抑鬱就會引發生理疾病，生理創傷會引發精神抑鬱。人長的強壯不意味著精神境界高，腦袋大未必意味著聰明，經濟發展未必意味著精神文明就會得到提升，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引發嚴重的道德敗壞與社會的原子化證明根據物質決定意識衍生出來的世界觀是錯誤的。

4)道德
　　　關於什麼是道德，如下的定義做了較全面的描述：「道德由美德、原則和規則組成，人們有義務培養美德並將其付諸實踐，有義務依原則行事，有義務遵守規則」(A.J.M. 米爾恩)。「規則」是壹種概括性命令形式，它規定應該做什麼，或賦予由誰做決定的權力；「原則」用於某種規定行為必須滿足的要求；「美德」則泛指能力和品質的優點。作為美德、原則和規則的綜合，道德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
　　　綜合美德、原則和規則的共同特點可以發現，社會有壹個最基本道德，或稱為第壹道德，那就是：公正。「公正」可以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並使有決定權力的人能被廣泛接受；「公正」可以規範社會行為中的基本原則，使社會行為體現公正性的要求；「公正」可以克服人性的貪婪和罪惡，使人們的品質不至敗壞，並使人在社會中有初步的美德。因此「公正」可以同時滿三者的要求，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適用。公正既是規則，又是原則，更是美德。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區分什麼是「公正」的問題。
與道德類似，作為約束性的規則，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白紙黑字、書面形式的條文，那樣的話它和寫在紙上的廢話或塗鴉沒有什麼區別；法律的價值體現在它在人們的行為中否被違反或遵守。因此和道德壹樣，法律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法律條文只是它的表現形式。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可以鞏固良好的社會制度，良好的社會制度可以促進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的產生。社會制度是群體理性的產物，即使維護社會制度的載體存在物質成份，可是社會制度不應該被看成是簡單的物質，社會制度也有意識的成份存在。

5)權力／所有權
自從有人類誕生以來，就有了權力分配。什麼是權力？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壹個人或壹些人在某壹社會活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與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 。而對伯特蘭?羅素來說，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 。丹尼斯?朗認為，「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 丹尼斯?朗對權力的定義比較全面，本處採用他的定義。該定義指明了權力具有施行主體，又有施行目的，說明了權力同時具有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符合意識的特徵。因此權力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同時權力也有自己的特徵：施加效果。
對權力的專門研究，論述比較全面的著作，大概就是羅素的《權力論》以及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了。如果用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分析有關權力的概念，就會發現羅素的作品中關於權力的闡述有不當之處。下面先概括權力的主要目的：利益。
當用物質和意識的觀點分別觀察世界的存在性時，我們就能很容易根據這兩種存在性歸納出兩種利益觀：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例如獎勵，通常的物質獎勵可以指物質給與，精神獎勵則可以是榮譽、稱號等。權力帶給人的利益不僅可以包括物質的佔有，更多的是精神利益層次的榮譽感。所以，當羅素說「在人的各種無限慾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時，實際上兩者是重疊的；如果按照他的觀點把權力欲與榮譽欲並列，則將產生「權力」就是「物質利益」的結論。如果把他的這種權力觀點運用到實際的政府權力機關中，恐怕每個權力部門都將成為謀取私利的極端腐敗的部門。當他說「獲得權力往往是獲得榮譽的最便捷的途徑」的時候，他也沒有意識到權力的權威性屬於和榮譽壹樣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者的權力觀導致權力腐敗是必然的。
他的另壹個關於權力本質的不適當觀點是權力與平等的關係。權力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體現。例如，某個物質或商品的所有權可以屬於個人或團體共同所有，看起來是平等的，但是當該團體的每個成員行使消費的支配權時，這種權力是排他性的，即該商品只能壹次性消費，或在某壹時刻被某個人消費，排斥了其他人的消費支配權力。當他說「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壹向是存在的」時，他認為分配不均或權力的不平等只是權力展現在社會中的特殊現象，雖然這種特殊現象始終存在，卻沒有認識到權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體現。
在羅素關於權力的觀點中，他把權力等同於領袖，並認為「在比較怯懦的人當中，對權力的愛好偽裝為對領袖服從的動力」[，這不僅否定了權力的來源和產生基礎是人民大眾，更否定了普通人也具有由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否定了「普通人的權力」。普通人的權力可表現為遊行、示威、輿論等，由於行使的效果沒有強制性，這些權力被矮化成了「權利」。但是當普通民眾行使選舉權時，他們的選舉結果，也就是權利效果即刻就有了強制性，這種權利(right)也就成了有強制力的權力(power)。所以，選舉權就是「普通人的權力」。否認「普通人的權力」，就是否定普通人具有選舉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中。
既然權力(power)的本質是壹種意識，它是意識的形式之壹，那麼帶限定詞的權力必定也是壹種意識，比如「所有權」。或許在其他語言中，「所有權」和「權力」在詞彙構成上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詞語，但由於所有權的行使是「壹個權力主體(即人)從原權力主體(即原所有者)單方向取得物質利益（即效果）」，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所以「所有權」是權力的壹種。
由於權力關係是壹種契約關係，不平等的權力也有契約上的平等性。這種不平等的平等性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等級的職位，在意識上則體現了對單方面意志的服從，「對單方面的意志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所以，「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丹尼斯?朗在《權力論》中，定義了「權力的形式：武力、操縱、說服」三種形式，實際上他指的是權力實現的三種途徑；「武力、操縱、說服」即不是權力的存在形式，也不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

以上對物質、物體和意識的分類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種分析「物質」、「實在」或「觀察對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提供這種方法的原因，是基於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並可能因對錶現形式的感知的誤導而產生錯誤的認識，所以將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加以區別，有助於認識存在的本質。
意識類型的抽象概念只能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無法僅用壹種表現形式就能體現它的價值。如：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列出的條文，技術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印刷成的書籍。它們的價值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中。如果認為法律或技術僅僅是印刷品的話，就是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從價值的觀點來看，唯物主義不但會貶低法律、道德、技術的價值，也必將貶低作為意識存在形式的人的生命的價值。
五、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失敗的必然性
將馬克思理論付之於實踐中檢驗是從前蘇聯蘇維埃革命成功到柏林牆的倒塌大約70年的時間。經濟貧窮、道德墮落、政治狂熱成了這段實踐中社會的基本特徵。由於唯物主義價值觀被強制灌輸，否定意識的存在價值，否認以上各種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對象中意識存在的本質，因而導致了社會權力腐敗、道德墮落、效率低下、創造力被束縛，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道悲劇，整個社會陷入反理性狀態。這些悲劇事件在歷史真相中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它們都是馬克思理論本身在實踐中必然導致的結果。
之所以說這些悲劇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無法修正的理論。正如壹個實粒子和壹個虛粒子相遇必然爆炸演滅壹樣，壹個自相矛盾的理論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矛盾的雙方在現實中無法共存，除非除去矛盾中的某壹方。
這裡暫且不對馬克思理論的早期哲學觀點進行評論，而是從共產主義實踐的基礎理論，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開始，來鑒定他的政治、哲學理論是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灘上，還是建立在空氣中的空中樓閣。如果建立在沙灘上的建築還能勉強支撐不倒的話，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壹系列與它所設想的完全相反的悲劇現實，說明它的理論是建立在對現實的錯誤認識上的空中樓閣。
既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妨就從他的經濟理論《資本論》開始分析。以下分別從《資本論》的細節和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舉例說明該理論是如何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
1．《資本論》的細節論述錯誤舉例
以下列舉《資本論》的第壹卷第壹篇「商品和貨幣」共三章中每章的前1000字中的錯誤類型以及例證。如果仔細辨別該書的每個細節，甚至可以斷言：《資本論》的論點沒有壹條是正確的。以下僅列舉部分錯誤類型及其例證：
1) 對人和物的屬性認識的錯誤：
(1)「商品首先是壹個外界的對象」(《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此處有兩個錯誤：(1)只有相對於「內在」時，才有「外界」的劃分。但是這裡的「外界」是指什麼呢？如果指人，那麼「外界」必然是指相對於人的「內在」，即人的身體而言。這樣當人的身體的壹部分如血液、甚至器官可以作為商品時，商品就不是「外界」的了，商品就沒有「外界」和「內在」的區別了，因此商品必定不是「外界」的。(2)當該對象必須要「首先」於人而存在時，則除非該對象是自然資源，否則人造的任何商品都不是先與人而「首先」存在。但是現實中有幾個商品不是自然資源的加工、有多少比例的商品不是由人製造的呢？只要經過製造或加工，商品就不是「首先」於人存在的。因此僅僅這句話就有兩個錯誤。
(2)「它們的價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髮生壹種可以說只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係而表現出來。 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或者給它們掛上壹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價格」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五節)：商品是否有活的腦袋呢？而且價值會在商品的頭腦中作祟？是否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壹個別的腦袋來說話？他在這裡不是在講事實，卻是在寫小說，但可悲的是他把小說中的擬人動作變成了現實中已經實現的過程。壹個完全違背事實的理論，連科學的態度都沒有，怎麼能成為哲學基礎呢？根據字典，「荒謬」的定義就是「極端錯誤；非常不合情理」，可知馬克思理論完全符合「荒謬」這壹稱號。
2) 罔顧事實例證：
(1) 「商品……壹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這是壹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斷言。作為人生存的先決條件之壹，由生理飢餓產生的需要是第壹位的。人的身體存活的代表特徵就是身體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即使沒有其他任何活動和需求，生理上的基礎代謝也會進行，由身體基礎代謝產生的能量的消耗是人的意志無法控制的。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對能量的需求，即胃所產生的飢餓的需求是第壹需求。
(2) 「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四節)：這裡的「有用」性是個模糊的、矛盾的概念。因為壹件商品對人的作用只能有兩個：要麼有益，要麼有害。例如壹個藥物對壹個需要用它治療疾病的病人使用就是有益，但如果把它對另壹個患其他疾病的人使用，就是有害。有益的才能稱為「有用的」，才能具有正價值，反之有害的則是具有負價值。如果商品的有用性由商品決定，就不能區別藥品是對病人有益或是有害、正價值或是負價值。顯然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的判斷根據應該是人，而不是商品；就如醫藥，商品的同壹個特性可能只對壹小部分人有益，對大部分人反而有害。如果由商品來決定自身的「有用性」價值，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單向度的、絕對性的。雖然馬克思發現了價值觀與現實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但是由商品自己決定「有用性」就表明了該價值決定的單向度與絕對性，所以是絕對價值觀，與價值觀的相對性是自我矛盾的。「絕對價值觀」在道德上將導致完全自私的價值觀。
(3)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四節)：在寫這句話的時候，馬克思完全有必要到市場上實地調查壹下賣雞蛋的農婦，是她們自己不需要消費雞蛋還是因為要換別的更需要的商品？農產品作為消費商品的重要壹類，對任何商品所有者肯定有直接的使用價值。
3) 不能區分基本的權力概念和對象
(1)「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壹節)：我無法判定在這裡的「監護人」的譯法是否準確。由於「監護權」是壹個法律名詞，參考壹般法律條文的定義可知：(1)「監護」的對象，如果按照法律上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那麼商品由於不是人(除非是奴隸)，「監護」壹詞不適用。(2)「監護人」是可以撤銷的，但是商品的具有「所有者」的屬性並不能撤銷，任何商品都必須被「所有者」擁有所有權。把「所有者」權利和「監護人」權利等同起來，不但是對權力對象的混淆，還將造成道德上的錯誤。壹個人可以是其孩子的監護人，但不是孩子的所有者，因為人只能對非人格性的物品有所有權。馬克思連基本的權力概念和權力對象都無法區分，他的著作怎麼能夠成為正確的政治經濟學說呢？
4)混亂的定義
(1) 「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價格的那個貨幣量等價」(《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十八節)：常見的貨幣名稱有：美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而不是具有數字形態的價格，如「1美元」等；「數字+貨幣名稱」才是價格的形式。如果「價格是貨幣名稱」，難道1美元=美元嗎？

2.馬克思主要理論中的錯誤
如果仔細辨別《資本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資本論》不但從第壹句開始就充滿了謬誤，甚至從頭到腳沒有壹句是正確的結論。它的錯誤不但體現在每壹個細節，連由此得出的馬克思理論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例如唯物主義價值觀、辯證法、共產主義道德等概念，也是相互之間充滿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例如：
(1) 唯物主義價值觀：「唯物主義」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價值觀」首先是壹種「觀念」， 並且「價值」本身具有相對性，但唯物主義是壹種絕對價值觀。由於物質和意識是以完全對立的不同形式存在的，如果必須由物質決定意識的價值，就是用壹個事件的對立面表現它的存在。正如「反射白色光線的黑色物體」不存在壹樣，由物質決定的意識及其價值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唯物主義的價值觀」的陳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2) 共產主義道德：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中，把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的動力來源歸結于共產主義道德，認為只要各人有了共產主義道德，每個人都將發揮自己的最大能力、生產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根據上文的論證，「道德」和「能力」都是意識的表現形式，如果靠道德和能力來創造產品的話，按照馬克思理論，就是「意識決定物質」了，這就否定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所以「共產主義道德」和「唯物主義價值觀」是相互否定的。
(3) 辯證法：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這裡只簡單證明其中的「量變到質變」理論是個錯誤理論。恩格斯曾經舉了個自認為很明確的例子：「我們在那裡舉出了壹個極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狀態變化的例子， 水在標準壓力下， 在攝氏零度時從液態轉變為固態， 在攝氏壹百度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單純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馬恩全集》第二十捲第壹編十二章139頁)：在這裡他所列舉的例子恰恰證明了辯證法的所謂「量變到質變」的錯誤。「狀態」的改變並不是本質的改變，狀態只是形式，是物體的表象，也是物體的屬性，但它根本不是物體的「質」；狀態自身也不是「質」。既然狀態連「質」都不是，何來「狀態的質的變化」呢？對無生命的物質來說，本質的改變只能是分子結構或原子結構的改變。而對於有生命的動植物來說，本質的改變應該是物種分類的改變，而不是組成該生物分子的原子元素（因為就身體的物質構成來講，它們的組成有機物分子在原子成分上基本相同，所以組成生物體的原子物質並不能代表該生物的生命本質）。量的改變無論造成「狀態」的改變，還是「效果」的改變，都不是導致「質」的改變；壹個物體完全可以從壹個狀態轉化到另壹個狀態，就如水能進行從液體到氣體的狀態轉化，但水的分子組成即「質」並沒有改變。現實中，也從來沒有壹種動物因為常時間的模仿另壹種動物的行為，就發生物種的改變，以至於模仿者變成了另壹種動物。

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的失敗，起源於他的理論本身的矛盾和錯誤。即使在現實中不斷的修正、「科學化」該理論的經濟方式，只要還堅持它的基本哲學理論，堅持唯物主義，就無法避免繼續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經濟貧窮，有限開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劇，但用唯物主義指導的市場經濟，必將導致社會道德將隨物質的豐富而越來越墮落。
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生命、能力、道德、權力、價值觀、智慧、知識技術、法律，是相互體現、相互保障、相互促進的，只有意識才能主導意識。例如，權力作為意識的形式，不是用來掩耳盜鈴時捂住自己耳朵，也不是用來捂別人的嘴巴的，那樣只是體現了權力的反理性和道德的自私性。權力既體現了能力，它又是能力和智慧實現的工具，但它絕不是反理性地欺騙自己的工具，因為權力是社會的產物，它的行使應該體現社會理性。馬克思本人連「監護權」和「所有權」這些有關政治權力的基本概念都無法區分，他更無法分辨「所有權的公共性」和「支配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區別。因此當他革命成功，用公有制否定私有制之後，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就被集中在掌握全部社會權力、卻對權力無知的人手裡。壹部分人用國家、全民的名義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卻獨有自己享有支配權。為了達到財產共有，他們不惜用任何殘忍方式褫奪人民對財產的任何支配權力，但在絕對壟斷的支配權造成悲劇后，卻又因為自認為道德高尚、目標崇高，而心安理得、毫無反悔。這些反理性行為都是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的必然結果。
唯物主義者既然蔑視意識存在的價值，也導致蔑視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智慧、知識技術、法律、創造能力、道德的價值。不承認生命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有導致人道災難的悲劇發生；不承認能力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束縛人民的生產能力、造成經濟貧窮；絕對價值下的道德觀，必將導致自私自利；唯物主義者的權力，也將導致暴力和私人利益交換。人道的悲劇、權力的殘忍、經濟的崩潰、道德的自利、信仰的空虛，都是唯物主義價值在實踐中的結果。共產主義者以實現人類美好願望為社會目標，但由於唯物主義的自相矛盾，在實踐中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
但是實踐中的悲劇並不能讓唯物主義者反思，因為他們太過於相信人的能力。當經濟理論導致物質極度匱乏，使共產主義道路無法繼續時，只能通過改變經濟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進」來挽救經濟；而所有制的改變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的理論成立的經濟基礎。雖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權力結構卻拒絕做相應改變，是因為他們需要用「上層」的公有制權力形式來保持這個將傾大廈的外形。當所有制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矛盾帶來社會道德、價值觀的矛盾時，他們仍然拒絕承認意識的獨立存在和唯心主義，因為他們只承認「唯物主義」的正確性。價值觀的絕對性，讓他們不惜用強制手段維護權力和唯物主義「真理」學說的絕對性。這種堅持錯誤、拒絕反思的程度，使他們的理性表現得甚至不如農婦；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婦也會求神占卜，求問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但唯物主義者即使看到現實實踐中的錯誤，也拒絕對自己與後代「道路、真理、生命」的拯救。
反觀市場經濟可以發現，市場經濟才是真正體現了價值觀的相對特性。這種價值觀以人的需要為價值標準，把人的生命作為具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高價值。所以，當用唯物主義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的時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將使這樣的市場出現更多的偽劣、假冒、侵權、甚至危害人們生命的商品；因為絕對價值觀的自私性將導致商品的價值欺騙、質量低劣，對權力意識的無知將帶來產品侵權。唯物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下，關係到人民生命的商品，如食品、醫藥、住房等，造成大量的傷亡事故是肯定、必然的，原因絕對不是來自生產者的疏忽，而是他們的價值觀。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頻率將會越來越頻繁。

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太惡劣了，中國社會的家庭環境太崇尚父權，中國社會的教育環境太反人性，很多人因為惡劣的家庭環境與教育環境精神發育遲滯，中國的老師比較喜歡霸凌家庭背景一般然後精神發育遲滯的學生，中國社會太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學校奉行功利至上原則，家庭背景一般的學生很容易因為家庭環境惡劣難以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然後因為沒有擺脫學校洗腦教育的毒害成為精神發育遲滯的人，這樣的學生很容易因為遭受老師霸凌成績不好，因為成績不好遭受更多的霸凌，形成惡性循環。

信奉唯物論的人喜歡用是否可以當飯吃作為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好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因為信奉唯物論所以特別沒有底線，雖然西方民主國家也有壞人，人本來就有邪惡的一面，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比西方民主國家裡邊的壞人邪惡太多了，應該遠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西方人雖然也有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一面，可是畢竟西方人比起從小接受唯物論世界觀教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好太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深受唯物論 無神論 辯證法 道德相對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結果論 鬼穀子心術 厚黑學的熏陶，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作惡比西方人作惡更沒有底線，所謂的西方國家的生存壓力主要集中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實際上如果在語言方面與文化差異方面已經適應了，還是在西方國家生活壓力相對比較小，西方國家更適合生活。

雖然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社會，但是小政府大社會商本位國家的人情社會裡邊的麻煩事就是少，所以很多在中國無法獲得體面生活的人可以在美國獲得體面生活，離開大政府小社會官本位國家的人情社會之後重獲新生。

延伸閱讀 反共人士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衍生出來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

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倡的辯證唯物主義，從立論開始就是錯的。請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恩格斯語），這壹判斷是矛盾的。思維本身不就是壹種存在麽？那麽，“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存在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不是在說廢話麽？邏輯學上稱這種表術犯了“同文反復”的錯誤。壹個理論，頭壹個立論就不合邏輯，由此而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錯的。
有人或許會說：這裏說的是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就是壹種物質運動的表現形式而已，物質和意識兩者是壹性的。從邏輯上分析，物質與意識不是同壹範疇的概念，物質的種類無計其數，意識只是其中的壹種。馬克思主義承認意識是人腦的產物，那麽，意識只能與人腦對立統壹。說意識是人腦的產物是合理的，說它是物質的產物，邏輯學上就叫犯了概括不當的錯誤，難道空氣、水、桌椅板凳都能產生意識嗎？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就是“魔鬼的唯物論”，這種理論認為神是客觀的意識領域裏的東西，因此來否認神的存在。馬克思定義物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又出現壹種“場”的概念和理論。“場”既看不見也摸不著，馬克思主義對此無法回答。後來改變定義說，物質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現在科學上已經證實了唯物論的錯誤，比如量子力學權威就證實物質和意識是壹體的。
1．辯證法和辯證邏輯學批判
“辯證法”壹詞出自於古希臘，意為“對話”。辯證法壹詞，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裏，實際上是“辯論法”，即對任何壹個概念，都必須經過多方多次的辯論之後，才可能獲得相對準確的界定。亞裏士多德為幫助人們正確辯論，在前人的基礎總結出來壹系列的邏輯規律，發展出形式邏輯，為幾何學的成功奠定了邏輯基礎。
亞裏士多德為人們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論的推理方法，他的邏輯不止三段論。最初的邏輯用在辯論中。當時雅典實行民主制，辯論成了壹種社會風氣；因為只有在辯論中才能出真理，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不像中國人誰權力最大說了算，中國人不許辯論。所以中國人思維能力和說話的能力就較差。像演說，中國人不會演說。壹說出來就是第壹條、第二條幹巴巴。外國人講究演講術，而演講術裏邊最重要的就是在於邏輯。必須把壹件事情講清楚，只有講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能有發展。
康德的先驗邏輯和先驗哲學已把亞裏斯多德以來的西方邏輯和哲學推到了最高峰。辯證法在康德那裏，指的卻是導致產生悖論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維方法。
黑格爾取消了先驗邏輯，推出了他自己的邏輯學所謂辯證法的邏輯學。辯證法被黑格爾變成思維的規律和存在方式，並將自然界同化其中，變成了走向絕對理性的幾乎惟壹的方法。“辯證法”家黑格爾有壹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真假判斷與善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真假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善惡判斷。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壹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違犯了把真假判斷混同善惡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黑格爾的辯證法把德國古典哲學最終推向了死路。
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後，又吸收費爾巴哈的樸素唯物論，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非唯物主義立場，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去掉，加了物質第壹性而已。馬克思只是簡單地顛倒了黑格爾辯證法中主客體的地位，仍然用辯證思維規律替代宇宙規律。
所謂的“自然辯證法”就是說整個自然界都遵循了馬的辯證法“規律”在發展，恩格斯專門寫了本書叫《自然辯證法》，鬧出眾所周知的各種科學笑話。
恩格斯當然反對敢於破壞世界守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恩格斯自然同意電磁波和光線在宇宙空間必然通過某種物質即以太的振動來傳播。恩格斯認為數學基於物質直觀，總喜歡將各種數學運動和物質運動直接對應，並認為計算機不過是不可靠的“數學演算同純邏輯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種種謬論，在《自然辯證法》和《反杜林論》中不可勝數。
辯證本身要求用聯系的、發展的、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而“唯”是單壹、獨有的意思，具有排它性。強調事物的單壹、獨有，本身就是偏執，就是違反辯證思維的，它的發展結果只能是片面、獨斷。這也難怪黨的領袖們壹個個都有偏執和獨斷專行的毛病。
辯證唯物主義這壹命題，從形式上分解開來解釋的意思就是：用變化、發展的觀點方法服務於偏執、獨斷的世界觀。這很荒唐，講辯證就不能有偏頗，講“唯”就要排斥“辯證”，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兩種相反、對立的概念揉在壹起形成壹種主義，並用這種主義指導人們的行動，其結果是難測的。講原則時用唯物，改變原則時用辯證，講唯物可以否定人的精神本性、道德。所以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普遍都實行禁錮思想、封鎖資訊、限制自由、鎮壓不同意見、壹黨專制，同時，黨的政策、原則朝令夕改，出爾反爾，指鹿為馬，都是辯證思維的產物。
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定義的研究對象更接近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加上強調實踐的作用，必然以哲學的力量阻礙真正科學的發展。深受辯證唯物主義影響的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提出壹度支配蘇聯生物學界的米丘林理論，對非米丘林給予嚴厲打擊。文革時，絕大部分中國科學家被打成了“臭老九”。在辯證唯物主義壓制下，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相同的劫難。
辯證邏輯最初是辯證方法論的翻版。相對於形式邏輯，辯證邏輯並不純粹研究思維的形式，而是從思維形式與客觀內容的結合上，來考察思維形式的變化規律。由於不存在辯證的壹般運動，同時現代科學已證明自然界不是決定論的，所以壹般的辯證邏輯規律是不能確定的規律，因而不存在所謂的辯證邏輯。即使辯證法能結合各種領域的具體內容得出具體的規律，但這些規律沒法得到統壹的辯證邏輯，仍然只有辯證方法論。
有學者試圖將辯證邏輯發展成與形式邏輯並列的思維規律。如同黎曼幾何依靠和歐氏幾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設建立起來，可以把形式邏輯中不能為真的矛盾式以某種形式包裝為基本公理，建立辯證邏輯體系。黎曼幾何和歐氏幾何是地位平等的幾何學，黎曼幾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歐氏幾何的定理。辯證邏輯的推導卻不可能離開形式邏輯，而其公理是違反形式邏輯的。所以這種辯證邏輯體系從壹開始就是完全錯誤的。
任何壹個稍微受過點學術訓練的人都知道，提出壹個命題，所用的概念必須經過明晰準確的界定，這才能讓那命題有點確定性，也才能讓他人理解、驗證和運用。恩格斯將形式邏輯斥為“形而上學”，率先使用“辯證思維”的非人思維方式，它的特點就是從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雲霧，讓妳怎麽理解都行。
這套“辯證思維”最受統治者歡迎。毛就是什麽都不說清楚，只是雲天霧地地暗示壹通，還壹定要強調“兩種可能”，讓下屬去揣摩聖意。如果事情辦好了，他就說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辦砸了，他就說是妳違反了他的教導──他不是早就強調過失敗的可能了麽？
辯證法如同算命瞎子，沒本事預言未知，解釋已經發生了的事倒頭頭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準確預言天下壹切父母死亡時間的宇宙運行規律麽？父母死於同壹時刻的概率小到幾乎不會發生，如果父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親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這種處處反對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豈不是無往而不勝？
真正使辯證法盛行，並使之成為人們至理至聖的法寶的，是前蘇聯的列寧，並由前蘇聯傳到了中國。1949年以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教育，特別是哲學教育中，完全只教辯證唯物主義，只教辯證邏輯，而極不重視，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邏輯。中國學生被告之，形式邏輯是“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是錯誤的思維理論。
殊不知，喪失了“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起點、深度、高度，何來聯系、運動、全面的思維發展？事實證明，孤立的、靜止的、片面地來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類現有的認識情況下是最好的方法論，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如果把所有的關聯都考慮進去，就等於什麽也幹不成，就象我們老祖宗壹樣，只能抱著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是總想壹口吃成個大胖子，壹開始便從總體上提出本質的觀點。這種帶有原始思維特征的傳統正與辯證法不謀而合。
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國歷史上獨斷論思維傳統的需要，致使中國人的平均思維能力普遍低於西方人，乃至低於日本人、韓國人，甚至低於香港人、臺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國（文）人不僅不會思維，而且還反思維，倒退思維，這種趨勢更突現在中國的教育，特別是中國的大學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體的傳播之中。
沒有了形式邏輯思維的基礎，辯證邏輯便完全變成了詭辯邏輯、騙人邏輯、說謊邏輯。辯證邏輯是偽邏輯、假邏輯。它不僅不能幫助人們進行正確、有效的思維，更攪亂人們的正常思維，把人們的思維引向錯誤，引向根本不能產生新發現、新發明、新創造的死路，甚至索性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法。
謊言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在今天，人和人之間，互相不信任，辯證思維應是罪魁禍首之壹。正是深得辯證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惡之後心理平衡下來。他們根本用不著解釋什麽？只要事後壹辨正，什麽都是為了勞苦大眾。文革前，有這樣壹段真實的笑話：幹部學哲學時，壹個農民幹部發言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折了主義’，怎麽說怎麽有理。”於是，他們繼續錯誤著昨天錯誤，罪惡著昨天的罪惡。只要有辯證法來撐腰，也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正過來看是不行，就反過來看。反過來看不行，就再倒過來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沒有什麽不能實行的東西。唯物辯證法，完全是為所有邪惡行徑狡辯的歪理邪說。
黨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斯大林、看蘇共要三七開。毛執政27年犯了23年左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壹種深隧的奴性意識。

中共的御用文人說：“中國沒有垮，是因為抓好了經濟這個根本”。這些天真的人們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句老話。因此他們斷定，凡是保住了政權的必定是好政權，凡是失去了政權的必定是壞政權；成者王敗者寇。這是典型的奴豬思維：“豬沒推翻屠夫的統治，就證明了屠夫的仁慈”。
2．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批判
恩格斯從黑格爾哲學的不同地方抽取對立統壹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為唯物辯證法規律。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基本思想的錯誤，這三大規律必然是錯誤的。
1）對立統壹規律批判
對立統壹規律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第二部“本質論”。由於自然運動並不具有辯證的本性，所以對立統壹規律作為哲學基本規律是錯誤的。
大量的事實和實例表明，客觀世界的事物首先是表現為由許多個子系統組成的復雜系統，是壹種群集相互作用狀態。這些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才推動了事物的變化發展，而並非只是由其中某兩個子系統間的“對立統壹”來推動事物的發展。比如社會系統，就是壹個復雜的系統，它由很多子系統組成。至少就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的：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壹瞬間既在壹個地方又在另壹個地方，既在壹個地方又不在壹個地方。這種矛盾的同時發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就包含著矛盾，那麽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物的生存和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某個確定的時間點上處於確定的位置Ａ處的運動質點，同時又在另壹個地方，請問這個地方在哪兒呢？恩格斯永遠也不能確定“另壹個地方”的具體位置！
在平直的常觀時空間中，兩個不同位置之間距離無論再小也不是無窮小量，距離是無窮小量的兩個不同的確定位置是不存在的。恩格斯的錯誤在於混淆層次，不自覺地將位置的微分Lim△x→0△x和非常小的位移△x等同起來。無窮小量不等於非常小的量。類似地，恩格斯的無窮層次觀也犯了將非常大的量當作無窮大量的錯誤。
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運動物體和時空間是分離的，時間和空間也是分離的，表示運動的速度必須用空間位置的變動加上時間的流逝拼湊而成，加速度則是外力的結果。故運動不是物質內稟的特性，因此牛頓才會求助於第壹推動力。恩格斯試圖在牛頓絕對時空觀下用意識系統中內稟的矛盾概念來說明物質運動的內稟特性，必然得出違背科學常識的結論。
關於宏觀整體運動，恩格斯寫道：“所以，壹切運動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離，收縮和膨脹，壹句話，是吸引和排斥這壹古老的兩極對立……所有的兩極對立都以對立的兩極的相互作用為條件；兩極的分離和對立，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依存和聯結中，反過來說，它們的聯結，只存在於它們的相互分離中，它們的相互依存，只存在於它們的對立中。”
恩格斯忽略了表現宇宙本性的單向時間，用表達空間屬性的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正是恩格斯極力反對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最早在學術上表明了單向時間的存在。所以，恩格斯以吸引和排斥作為運動的基本形式，其出發點就是錯誤的。
忽略存在，專註變化是中國思唯的壹個特色。《易》就是這種特色的結晶。由於不去分析主體、客體，只研究矛盾變化，這個矛盾變化只能是現實生活表象的再現。像最重視《易》的孔子講“天”，也只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對形而上的問題，了無興趣。他的傳人只能對現實修修補補。毛的矛盾論，繼承的正是這種忽略存在、只重變化的傳統思想。他借用辯證法的名義，給舊思想穿上了新時裝；在新舞臺上演唱了壹出傳統折子戲。
毛認為辯證法只有壹個規律，就是對立統壹規律，俗稱“壹分為二”。該理論認為世上壹切事物都是由兩個互相對立的側面組成，稱為“矛盾”。換言之，“矛盾”乃是事物的別稱。世上所有事物都具有內部沖突，這是馬列毛共有的，但毛販賣的其實是道家陰陽學說的再版。他和道家壹樣，把事物性質的程度區別如“大小”、“高低” 、“新舊”等等當成“矛盾”的兩方面。毛與道家不同，道家並不強調陰陽之間的“鬥爭與沖突”；毛強調的是鬥爭，而不是雙方存在於統壹體中通過彼此拮抗達成平衡。
在生物和其他自控系統中，確實有兩個互相沖突的機制在工作，相反相成，達到平衡的目的，去除了壹方，則系統就失去了平衡，死亡就是這種失衡的必然結果。
在人類社會中，民主國家運用了這規律，所以才發明了兩黨政治，達到了系統的動態平衡。專制國家則不搞這套，全靠強力壓倒弱者反抗，這才永遠處於危機狀態。
除此之外，“壹分為二”完全是胡話。最簡單的反例壹抓壹大把：請問一個人怎麽把他的老婆壹分為二？一個水桶分為哪兩個對立面？地球呢？太陽呢？萬有引力的對立面是什麽？“11”這個素數又該如何分解為兩個互相對立沖突的側面？就算分解為“5＋6”吧，那也問題無窮：為何不是“3＋8”、“2＋9”等等？分解的標準是什麽？這分解的確定性在哪兒阿？就算規定了統壹分解標準，那請問分解出來的兩個數又怎麽個互相沖突鬥爭法？
除了借用去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外，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可以運用“兩分法”的研究對象。無論是馬列還是毛，提出“對立統壹規律”的原意，都根本不是解釋自控系統工作機制。人類歷史上還真難得見到這種根本無法應用的“科學理論”。
對立能統壹嗎？不能。無論是武裝鬥爭，還是其他對立的情境，當只有雙方“對立”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共存的統壹，而只能有，或者壹方吃掉另壹方，或者二者同歸於盡。這種死亡的結果不是人們期待的統壹。想要達到期待的統壹，明顯的條件是，必須要有第三方，乃至更多方的在場，他們或者加以調解，或者加以阻止，否則，對立統壹就只能是假的，不能兌現的。由此可見，對立統壹規律是假規律。
實體界有互相依存，卻是戀人之類；有單方面的依存，如魚與水；有對立，卻妳死我活；更多的卻是漠不相關。在實體界，對立雙方的同壹性基本上不存在，於是，“矛盾”概念不適用；也就是說，對立著的實體們並非互相依存、互相聯結、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轉化，只對立，不同壹，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只有抽象的、對立的、兩極性的運動趨勢和狀態才互相依存、互相聯結，才符合“矛盾”的定義。
矛盾觀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多個矛盾，其中有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著的兩個趨勢、方面，其中壹方面占主要地位；事物的運動變化體現為矛盾間地位的變化，矛盾著的兩方面地位的變化；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
“矛盾”不是物質運動的動力。例如：生與死該是人體的主要矛盾，人體運動的動力了吧，那麽這兩個矛盾著的趨勢、傾向在同壹個人身上的地位的變化又是由什麽來決定呢？顯然不能由它自身來決定，只能由藥物、病菌等“矛盾”著的方面來決定。上面已論證過，生與死這樣對立的、兩極性的趨勢、傾向才是矛盾，實體性的藥物、病菌不符合矛盾的定義。如果把混進矛盾的藥物、病菌清除出矛盾，“矛盾是物質運動的動力”就不攻自破了。總之，舊矛盾觀就是靠把不符合矛盾定義的實體拉入矛盾，才自圓其說的。
矛盾雙方有壹方必然占上風，這稱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了矛盾性質。本來“主要矛盾方面”壹詞就基本上是主觀判斷，沒有明確的客觀依據，再加上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可以相互轉化壹說，就顯得更混亂了。所謂“矛盾轉化”，指的乃是對立面中弱小壹方通過鬥爭變成強大壹方，這就是所謂的“走向反面”。
按毛的“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說法，凡是法治社會，遲早都要警匪倒轉，變成土匪世界？好人總是要變成壞人，壞人總是要變成好人，變過來變過去，翻來覆去，永無止歇？
比較合理的人類社會應該是壹種自控系統。這種系統要達到平衡，絕不能靠單方面長久壓制某個階級，必須照顧到社會各階級利益，才能長治久安，實現真正的安定團結。因此，社會的系統平衡，也就是財富分配比例處於各階級承受範圍內，使各階級利益沖突達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點，誰也別想壹口吃盡，把事情作絕了。這就是“中庸之道”，用現代眼光來透視，那就是設置個保證各集團利益均沾的“財富分配比例調停點”
如果社會壹部分成員甚至大部分成員的利益被另壹部分成員大肆侵占掠奪，社會就嚴重偏離了上述“調停點”，造成社會危機。這種危機深化到壹定程度便要引出全面動亂，“剝奪剝奪者”，“走向反面”，讓天平向“調停點”的另壹側急劇傾斜，於是壓迫者便成了被壓迫者，被壓迫者成了壓迫者。如此持續下去，社會又嚴重失衡，於是再壹次“走向反面”。
“走向反面”本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病象，毛卻把它當成常態，總結成了“宇宙運行規律”。既然“壹切事物都要走向反面”，那無產階級上臺了，遲早要被資產階級推翻嗎？
把這“規律”運用到自然界裏去就更是笑話了。太陽和地球大概可以算“壹對矛盾”吧？這倆家夥鬥爭的結果，是不是有壹天要強弱易手，主客易位，太陽反過來圍繞地球旋轉？
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毛說，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只能以壹方被消滅的方式解決矛盾（他忘了若壹方被消滅，則另壹方也不存在了）。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它不需要使用暴力，而是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他的錯誤，乃是從“階級鬥爭”邪說裏帶出來的先天性癡呆。他既看不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和妥協可能，又看不到“階級弟兄”之間照樣有利害沖突。
現代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功，已經充分駁倒了“勞資之間必然是對抗性矛盾”的武斷歸納。民主社會的運轉過程，就是各階級之間通過鬥爭達成妥協。這利害沖突根本無法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陣營去機械劃分。人類社會中的矛盾，沒有什麽“對抗性與非對抗性矛盾”的機械劃分。人類沖突多由爭奪社會財富引起。如果采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利益均沾”的方式，並讓社會各階級按同壹民主規則，公開和平爭奪財富，則利害沖突演為對抗性的流血沖突的可能就極大減少了。但若使用中國那種“贏家通吃，不服者壹律鐵拳侍候”的狼羊律，則總有壹天要“走向反面”。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毛說：諸矛盾中，必然有壹個矛盾是主要矛盾。只要全力捉住這主要矛盾並解決之，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在特定的時期有特定的主要矛盾，必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不能讓次要矛盾幹擾了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盡管存在主要矛盾，但其它矛盾並不能簡單約化在主要矛盾中，只有在革命和全面戰爭中，才近似地實現兩極分化。所以，這種“綱舉目張”的思維方法在打仗時有用，壹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麽“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笑話了。這種“抓大放小”的戰爭思維方式，是中國“運動”不斷、不能依法治國的思想原因。

2）質量互變規律批判 恩格斯的“質量互變規律”完全是訴諸樸素的直覺，使用的不是清晰的學術語言，其關鍵概念“量變”、“質變”毫無界定。所謂“量變引起質變”似乎應該表述為：“某物質的量的改變會導致該物質的物理或化學性質改變”，這才能算是及格的學術表達方式。　 量變能質變嗎？不能。僅僅惟壹的量變，永遠不可能有質變。沙坑變成巨大的沙漠，砂粒依然是砂粒，沒有任何質變。須知化工廠都是在試管的基礎上的千百倍放大：化學家們先在試管裏發現了某個化學反應，再把試管裏的反應放大到工廠的反應釜裏去。那量的級別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可反應還不是同壹個，有什麽“質變”可言？  以水的物理性質而論，也談不上什麽“量變引起質變”。誰都知道，不到沸點，水照樣會汽化，不然，洗的衣服永遠晾不幹；而過了沸點後，水就成了汽，再增加溫度，它還是汽，並不會引出什麽“質變”來。 恩格斯說：“溫度的單純變化導致了水的狀態的質變”。水溫改變導致物相改變，那改變的只是物理性質，其化學結構壹點都沒變。用哲學術語來說，那改變的是形式而非實質，談何質變？課堂上教師常舉的例子是：溫度（量）下降，水會結成冰。這裏既隱去了溫度為什麽下降的條件，更隱去了壓力狀況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溫度的“量”，與水（質）的量並不是同壹個量。溫度反映的是物體分子熱運動之動能，其升高乃是表示分子運動的激烈程度增加，跟物質的量（mass，即物理學上的“質量”）有何相幹？真要比較水的量，最好是去比較遊泳池和湖泊，看看水量從池塘的水平增加到洞庭湖水平後，會有什麽“質變”。 化學反應改變是物質的實質，但許多化學反應根本就不需要壹個數量上的“臨界點”，根本就不遵循他的“通過了某個特定點後突然進入了質的轉化狀態”途徑。 普通化學還有個“質量作用定律”，那是說，化學反應的速度和反應物的質量乘積成正比（mass，在物理、化學的概念上為“質量”），但是，反應物的量只影響反應速度，並沒有改變化學反應的性質，更不會改變反應物或產物的性質。說到底，那還是量的關系上的變化，談不上什麽“質”。自然科學理論證明，量變中的“量”，如果缺乏三種以上不同的“量”的關系的變遷，質變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 復雜的生命高分子的性質，根本就不是什麽分子量決定的。在復雜的生命物質中，“結構決定性質，結構決定功能”乃是最重要的規律，根本就不是個簡單的“量變引起質變”的直線關系。是DNA的雙螺旋結構決定了它作為遺傳信息載體的高保真性與穩定性，是它編碼的信息決定了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種“信息──結構──性能”的關系精密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有所謂“點突變”導致的“分子病”：整個基因只要錯了壹個“字母”，則編碼出來的蛋白質就失去了正常性質與功能，甚至可以因此引起死亡。這種點突變引起的分子量變化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壹個人如果想從量變中等到質變，則苦盼終老，卻永遠也等不到質變的發生。因為，質變自有定數，非量變之和。 有人說：批判量變質變規律，就等於說：人只會慢慢地衰老，永遠不可能死亡。“人只會慢慢地衰老”，請問：量變在哪裏？質變在哪裏？“慢慢”——量變，“衰老”——質變；也就是說“時間催人老”，壹句古詩嘛！可是時間與人的衰老、死亡之間是沒有因果關系的。時間是宇宙的性質，不是人的性質。在人沒有產生前，宇宙的時間就是開了；即使人類滅亡了，宇宙的時間仍然存在。時間與人沒因果關系，怎扯到量變質變。 量變質變的“量”，定是該事物內在的量；量變質變的“質”，定是該事物內在的的質。若把毫無關系的質和量生拉硬扯到壹起，那只是做詩而已！那不是講道理，必陷入胡言亂語!

3）否定之否定規律批判 否定之否定規律僅僅在兩者之間的否定之否定，將永遠不可能產生任何肯定，想要有肯定的產生，必須要有第三者以上的對象參與。否定之否定規律表明矛盾雙方決定統壹體的演化，具有強烈的內因決定論性質，由此導出了馬克思武斷的社會決定論。分數維結構的混噸系統具有無窮的非決定論的分叉演化點，否定之否定規律根本套不上。 辯證法被濫用的原因源於其核心的“否定原則”。黑格爾認為：“對這壹原則而言，沒有東西是永恒不變的，沒有東西是絕對神聖的，而且這否定原則能夠冒壹切事物的任何風險並承擔壹切事物的任何損失。”但否定概念的內涵比變化概念的內涵豐富，將否定概念哲學化等於把其比變化概念多出的部分內涵強加到充滿了無窮變化的物質世界中。用正題、反題和合題的簡單規定將否定原則組織成辯證法模型，來解釋世界的所有運動，必然導致用少數狹隘的天條強行規定無限復雜的自然界。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就是變戲法、就是在不斷地詭辯。“否定之否定”規律表現為：“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始公妻制——夫妻家庭制——共產主義的公妻制、無家制”。恩格斯用“麥粒——麥苗——麥粒”來證明“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成立是錯誤的。從麥粒到麥苗，是麥子的兩個階段，其基因並未變化，不過是同壹生命發生了存在形式轉化而已，這在生物學上叫個體的發育，並不是對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麥粒是新生命的開始，基因已發生了變化，是對上壹代生命的否定。對於生命來說，有壹次否定就夠了，焉用兩次？其錯誤實在太低級，他連“形式”與“實質”的區別都拎無清：麥粒變成麥苗只是形式變化，實質沒變，而麥苗枯萎死亡則是生命結束，發生了從有生命到無生命的實質改變。可見，辯證法根本不成立！ 馬克思主義說：勞動創造了人類，而勞動又是人類的勞動[恩格斯說，勞動是人的本質]。這完全是繞口令：必然是人的勞動創造人，人自己創造人，沒有回答人的來源。後來，出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馬克思主義連忙說人來源於猴子。可至今沒有科學的證據。馬克思這種繞口令的學說只能騙些流氓傻子。什麽“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等等。把人弄糊塗了，就證明馬克思主義先進，真是荒唐！

歷史唯物主義批判

1．漠視生命、忽視人 恩格斯曾說，“馬克思使歷史第壹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壹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壹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於被承認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完全沒有道理。在伊甸園的亞當就不需勞動，小孩子也不須勞動，老人也無須勞動。首先是消費，其次才有精力勞動！最初人類消費東西哪裏來的，上帝造的賜給人類的，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就要勞動了。 唯物主義認為不是人類自身，而是人所創造的經濟和物質生產力決定了人、社會和人類歷史。難道人吃不飽飯就不允許有自己的信仰嗎？追求高尚的思想境界必須先有富足的生活嗎？耶穌說過“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壹切話。” 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已經認識到唯物主義不能解釋原始社會；原始社會不是首先由經濟決定的，而是首先由人的原因決定的，是由人的繁衍和血緣關系決定的，因此提出人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概念，與物質生產並列，稱為2種生產。 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從總體上說來，都是由人類自身發展決定的。正是人的生產和再生產，也就是人自身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物質生產發展的程度；不是物質生產決定人類社會；不是經濟決定人、決定人類社會。社會是由人的發展程度決定的，不是由經濟決定的；是人和人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經濟層次和水平，而不是相反。 馬克思把經濟說成基礎，他著眼於“產”權的變化。經濟決定人和人類社會的現象，只是人類社會特定階段的異化現象。不僅原始社會直接表現為由人的自身發展來決定，而且未來社會也將直接表現為由人自身的發展來決定。 財產無論它對於人多麽重要，它也在人身之外。經濟再重要，不可能比人重要。不是經濟創造人，而是人創造經濟；不是人為經濟服務，而是經濟為人服務。 馬克思之所以產生經濟唯物主義的錯誤，是他沒有能夠認識到物質生產力不過是人的精神、智力和知識的物化，它只是生產力諸要素中，並非最後決定的因數。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是毫無根據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統統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果，是一棵樹上長出來的兩個果實。唯物主義忽視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唯物主義把壹切都歸結為物質，所以中國的媒體、人民都特別關註物質利益。比如說那個地方爆炸了或橋塌了，包括9.11事件，中國媒體報道的是首先損失了多少錢，往往把死了多少人放在後面甚至壹筆帶過。所以，從整體上說唯物主義是容易漠視生命的，歐洲人常常將唯物主義作為貶義詞來用，就是認為唯物主義者沒有信仰，缺乏人文關懷和道德。唯物主義者眼裏只有物質，最終會走向唯利是圖、走向腐敗的泥潭。

2．忽視精神 唯物主義說物質決定意識。事實上，沒有設計就沒有大樓，沒有木匠心裏的桌子，也就沒有放餐具的桌子。 對壹個完整的人來說，他面對著兩個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指向精神世界的就是人的自由意誌，而指向物質世界的就是人的生存意誌。從精神世界中產生真理，從物質世界中產生知識。可是，唯物論和進化論說，實際上只有壹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物質世界。信仰唯物論和進化論的人們對精神世界開始蔑視起來了、逃避起來了，從而就少了壹個世界。少壹個世界就是少壹份思考，少壹份深刻，少壹份豐富，這種人不愚蠢是不可能的。 唯物論、進化論以為：人只是結構復雜壹點的物體，良心是道德灌輸的結果，與人的天性無關，而道德和法律規條，則只是為了減少人對人的傷害和社會的和諧而純屬人們之間的協議之物，甚至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訂出來控制人們行為的。只有物質利益追求是唯壹正確的追求，而涵養神聖人性、充實神聖人性則被視為無藉和荒唐。也就是說，唯物論、進化論教導人們接受的就是唯功利論，而壹個唯功利論者必然失去理性的思維。 原來悟性只有被神聖人性所有，直覺、靈感都是神聖人性的直接判斷和深刻洞察，人們的大智慧無不植根於人的神聖人性裏面；壹切取得重大成就的藝術家們，無不是悲天憫人的人們。而當神聖人性遭到否定時，也就等於人們拒絕了他的悟性、關閉了直覺和靈感的通道，只給自己留下了“算計”這種思維。從而使得信仰唯物論、進化論的人們徹底失去了以神聖人性為根據地的大智慧而只剩下了理智地精打細算方面的小技巧。這足以使人們愚蠢起來！唯物論和進化論要求人們凡事都要尋求和註重物質依據，把人們心靈的判斷和悟性思考當作是無藉的胡思亂想。可是，在精神學科領域內，人們想找到物質的依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越是精深細微的方面，越與任何物質毫不相關。從而阻礙了精神學科的發展。 唯物論和進化論把壹些什麽“進化、發展、進步”的毒草種植在了人們的心靈深處。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堅信越是新產生的東西越是有道理，傳統就是迷信、虛妄和愚蠢的代名詞。從而信仰它們的人們徹底地失去了傳統、失去了歷史、失去了無以數計的悟性和智慧的結論。雖然今天的中國高校也在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但所註重和揀拾的只是有關物質和欲望的垃圾，而真正精粹的部分卻往往被當作迷信和錯誤加以批判。 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是後天的客觀存在, 因此墮胎問題是各方權力與利益在客觀上的取舍。而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裏, 人權的核心問題就是人性問題, 是道德標準問題, 所以墮胎行為是對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先天精神準則的破壞。 馬克思的另壹個錯誤，乃是實踐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是人的社會活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人的實踐怎麽能檢驗真理呢？牛頓說時空是絕對的，萬有引力是客觀存在的力；愛因斯坦發現，時空是物質的存在形式，萬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質引起了空間的彎曲。玻爾又以測不準原理反駁了愛因斯坦，今後，還會有發展。哪個實踐能檢驗出真理呢？實踐只是接近真理罷了。 實踐唯物主義把實踐和客體，實踐和物質等同起來，就象經濟唯物主義把經濟和壹般物質等同起來壹樣，它把作為意識結果的實踐，當作意識的起點和本源。 事實上，沒有意識的參與，實踐是甚麽也檢驗不了的。這壹謬誤造成了“付學費”、“摸石頭過河”等等大量損失，是嚴重輕視科學的表現之壹。  

3．唯生產力論的困境 唯物主義總是強調生產力、經濟對社會的決定作用，把文化、政治擺在後面。歷史事實卻相反：先有公平競爭的觀念，才有古代的公平競爭的奧運會[公元前776年—公元394年，古代奧運會歷史長達1175年]，而當時並未有公平競爭的商品經濟。 11世紀地中海兩個最大的貿易集團是熱那亞商人和馬格裏布商人集團，熱亞拉是拉丁世界的壹部分信仰個人主義，馬格裏布是穆斯林的壹分子信仰集體主義。熱亞那出現了契約、行會、產權，發展成著名的城市共和國；相反，穆斯林的集體主義使馬格裏布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16-17世紀的西班牙是殖民強國，黃金比英國多得多，軍力也強的多，可後來英國成了民主自由的中心、世界科學的中心和產業革命的發祥地。原因在於：英國有自由主義的傳統；西班牙被穆斯林統治過，專制的集體主義思想嚴重，從而使西班牙日益落後。 英國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榮革命，在清教革命和光榮革解放思想的推動下，發展科學，產生牛頓力學。牛頓力學逐步轉為技術，再過壹百年，產生工業革命，然後才產生現代產業和現代生產力，產生現代工人階級。這與經濟決定論先有生產力，後有生產關系，再有其它經濟關系或“經濟基礎”，最後才產生政治革命的教條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國說來，美國的獨立戰爭比英國清教革命遲了壹百幾十年，當時的產業革命還沒有開始，美國全國都是農民，沒有產業工人，同時還有奴隸制度，生產力仍然不比中國鴉片戰爭時期先進。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關系，以及產業革命和產業工人，是在獨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奴隸制度到南北戰爭時才廢除。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後有經濟變革，然後才產生相應的階級。 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俄羅斯就不該發生十月革命。蘇共統治的俄羅斯與自由民主的美國競賽卻越來越窮，搞得眾叛親離，最後俄羅斯人觀念更新搞起了資本主義，重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近年來人們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捷克在資本主義的奧匈帝國時期人均收入水平遠遠高於奧地利人；消滅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捷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的奧地利人。所以，1989年的捷克更是90%以上的人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到1999年，東歐人均收入水平已翻了壹番；而堅持極權計劃經濟的北朝鮮還在饑寒交迫中煎熬，正等待著世界人民的援助呢。 民主觀念已為東歐人、俄羅斯人所接受，這和他們基督教[東正教是基督教的壹個分支]的傳統有關。《聖經》裏說：人是由神而來，所以人人平等[基督教的興起是人類爭平等運動的第壹個高峰]；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給人的權力不能太大；愛妳的鄰人愛妳的仇人，這是博愛、寬容、人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受奴役的猶太民族產生了這些民主思想的精華是無法用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說明的。 如果用生產力標準來說明執政的合法性的話，那麽，東北在日本占領期間保持了經濟較大發展；之後受到“國軍”、“共軍”的反復蹂躪，產量空前下降，如鋼產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九，那麽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 民國初期中國的紡織面粉業也就居世界前二位，就初步建立了公交車系統就有了電梯出現了小轎車，中國就萌芽出世界級的民營企業。二戰後中國就以世界五大國的成員成為東亞霸主，二戰已經結束很多年了，戰敗國日本已經和平掘起。 5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受長官意誌的幹擾，極左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果是把國民經濟引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連滿足城鄉人民“吃穿用”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十分困難。到1978年，中國的許多人均經濟指標，尤其是與生活水平相關的指標，並未超過1957年，甚至未超過1936年的水平。用生產力標準來判斷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得出什麽結論呢？ 歷史唯物論是錯誤的，經濟搞得好不壹定政治就能上路。德國希特勒時期的經濟政策是最成功的，那時德國是歐洲第壹個走出大蕭條、失業迅速減少、經濟高速發展、全世界第壹個修高速公路的國家，但因為政治專制，走向了戰爭。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極有可能因權力轉移無公平規則而走向動亂，也可能步當年德國的後塵。 唯物論者只能把人類引向災難和毀滅，共產黨極權專制恐怖統治中國幾十年，就已經餓死、害死、冤死中國人八千萬，最少有兩億人遭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之害，唯物論這個邪說的禍害已經遠遠超過了洪水猛獸。

4．經濟富裕與政治民主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改革必將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必將導致政治民主。既然中國政府在不斷地深化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在持續地高速增長，因此許多人斷言，中國已經走上了民主轉型的康莊大道，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勢必愈來愈民主愈開放。 其實，經濟決定論只是壹套神話，壹套危險的神話。 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在這裏，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裏，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壹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系做出壹種趨勢性的分析。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並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中國的中產階級有三個特點：1.中產階級的很大壹部分是在現存政治體制內部產生的，是這個體制的得益者；2.中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集體意識，不可能產生獨立的意識形態；3.中產階級沒有參加公共事物的途徑和能力。從這三個方面看，中產階級的增長不足以在短期內促成中國的政治變革。 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壹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中共統治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中共宣稱反對“資產階級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其次，中共的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他們必將為其利益而拼命維護壹黨獨裁。 第四、“六四”後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後，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借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系，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困境

馬克思荒謬的勞動價值論

1．錯誤的使用價值觀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抹殺了商品使用價值的意義，撇開了使用價值，只認定勞動耗費是商品交換和社會分配的唯壹依據。這完全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馬克思說：“如果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他自以為找到了人類勞動這個幕後操縱者而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忘了壹個非常關鍵的前提，即商品並非都是勞動產品。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實例可說俯拾皆是，如：土地、自然資源、風景勝地、人體器官及精子、卵子、血液等。勞動價值論的前提：“商品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勞動產品這個性質”；根本就不符合實際，因而勞動價值論不能成立。 如果我們把商品千差萬別的具體屬性撇開，或如馬克思的說法，“把商品的使用價值撇開”，那麽無論是勞動產品如皮衣、大米等，還是非勞動產品如天然鉆石、人體器官等，它們現在確實是“就只剩下壹個性質”，即消費者的需求對象，根本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產品這個性質”。馬克思犯錯誤的根源所在了：以偏概全，見物不見人！ 馬克思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但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作為有用的物品，完全就是壹種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不是什麽“飄忽不定的”可變物！如鐵、小麥、金剛石等有用物就都是這樣。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觀中，物就是壹切，根本就看不見人的影子。 如果站在消費主體的角度來看問題，結論就完全不同了。任何物品，若沒有利用它的主體，它就根本沒有任何有用性可言！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被主體需要所產生的相對於主體而言的用處而已，它是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壹種關系。 與馬克思的“這種有用性不是飄忽不定的”的結論相反，物品的有用性恰恰就是壹種依人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既可生亦可滅的“飄忽不定”的可變性質。 所謂使用價值，其實就是那些能夠成為消費主體需求對象的客體或物品。商品，只有那些確實具有可交換性從而可以完成交換過程而進入消費的商品，才真正成為人的需求對象，也才是真正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的結論根本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忽視使用價值，這是他的根本錯誤。其實使用價值最重要。因為： 第壹，生產的目的是消費，消費的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既是生產的結果，又是生產的目的。而勞動只是創造使用價值的手段之壹。根據目的高於手段、手段服從目的的原理，得：使用價值高於勞動價值。 人類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享用物，人們從來就是希望用最少的勞動，獲取盡可能多報酬。這個“報酬”當然是勞動的成果即物品的效用或使用價值，而絕不是“勞動價值”。“價值”只能是財富價值即使用價值，它使人們獲得享樂、愉快、舒適或減輕人們痛苦的東西，而不是令人生厭的勞動。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完全與常人的觀點背道而馳。 第二，人類從事商品生產是希望通過交換使自己用少量勞動換取更多的享用品，這些物品是以它的效用即使用價值來體現它的價值的，不是以它包含的勞動量來體現價值的。 在市場交換中，按質論價的“質”是使用價值的質，不是勞動的質。可見，使用價值對價格具有決定作用。使用價值在市場中的認可，才使勞動具有價值。馬克思卻反過來，認為勞動是勞動力的消耗過程，因為勞動力的消耗，使產品具有價值；勞動量大小決定著交換價值量的大小。這與人類的交換秩序相違背的反科學的結論，本來不屑壹顧，但它被馬克思主義強制於社會中，造成了社會生產和交換規則的大混亂，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破壞。  第三，分配時，人們分配的也是使用價值。人們分到手是貨幣，而貨幣代表的正是使用價值。蛋糕大點才好分，蛋糕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或財富是由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共同創造的。因此，生產要素都應參與分配。級差地租是土地所創，良種帶來的產量增加是技術所創。要承認生產要素不僅創造了財富，而且創造了價值。  如何計量使用價值呢？使用價值的物理量由大家壹致公認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如：kg、km等。不同的使用價值其物理量不壹致，必須通過貨幣把不同的使用價值換算成使用價值的社會量。貨幣是社會財富的通用代表，貨幣是商品交換能力或交換價值的計量單位，價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可以說，商品的成交價格是使用價值的社會量，反映了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評價。因此，社會上通常所說的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反映了人們擁有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多少，並不反映消耗了多少體腦力的勞動價值。

2．交換價值成立原因的分析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包含的勞動價值量相等。 等價交換原理認為，壹切自願、自由的交換都是兩個“價值”相等的商品的交換；否則任何壹方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交換就不成功。因此交換本身不能“創造”任何“價值”。 如果商品有壹個確定的公平的價值，則商品交換是零和遊戲。本來人家做買賣時還尋思著劃算，這下壹概變成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搞的世界不安寧。 等價交換原理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如果按“價值”的原始含義－－中心價格，交易價格等於中心價格（或平均價格）只是壹種特殊情形，大量存在的情況是或多或少地偏離這個中心。某些情況下，離中心價格越遠，交易越容易成功：例如，賣衣服的商家，把正常價格100元的衣服按10元、20元壹件拋售，那麽人們將貨品壹掃而光。因此，如果按價值的原始涵義－－中心價格，所謂等價交換原理就完全是壹個虛構的前提。 交易成功，是因為買賣雙方對商品的估值範圍，可能存在壹個重合的區間，如果重合區間不存在則很可能交易不成。例如上面衣服店的店主，對某衣服的估值範圍為90～110元，因此他可能出價120元，而最低可接受的價格為90元；消費者甲，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80～100元，因此他可能還價70元，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最終成交價格將是90～100元不等；消費者乙，對該衣服的估值範圍為50～70元，無論怎樣討價還價，都不會成交。 在某些情況下，買賣雙方雖然對該商品的估值範圍不壹樣，但會由於其他原因，交易依然成立。張三到郊外旅遊，走著走著感到口很渴，看到李四的小店，過去買瓶水。李四壹口價20元/瓶，而這種水正常的市面價才2元/瓶。張三感到被“宰”了壹頓，但還是買了壹瓶喝。這裏，張三完全不認可李四提出的“交換價值”20元，但也只得買，因為此時這瓶水的“使用價值”對於張三來說非常大，而且是第壹位的。　　　　　　 壹件東西值錢不值錢以及值多少錢，並沒有壹個客觀不變的標準，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不定的。商品的價值是主觀的、不確定的，這就叫邊際效用論。隨著商品效用邊際遞減律的提出，水和鉆石的悖論立刻解決。水的效用比鉆石要大得多，但由於水的供應量任意多，所以它的邊際效用非常低。反過來，在沙漠裏，水的邊際效用就非常高。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不是因為抽象的價值，而是效用。商品交換的目的在於效用的交換。這個商品的實質加上效用邊際遞減的發現，徹底葬送了商品的價值這個抽象的概念。 必須從交換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各自的得失；而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輕言誰占便宜誰吃虧。“沒有壹個商品生產者肯拿自己花了10小時的產品去換人家1小時的勞動產品，除非是傻瓜。”這種說法是想當然的結果。如果別人花1小時可以生產出來的產品妳需要花15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來，不用自己10小時的產品去交換那才是傻瓜呢。 在物物交換的時代，人們並沒有等價交換的概念；交換價值成立的原因是比較利益，即交換商品比自己生產該商品經濟得多、合算得多。也就是說，人們交換的原因是交換來的商品比自己直接生產該商品要合算得多，並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背後隱藏的勞動價值。 茅於軾在《制度轉軌中的人權》說：“等價交換是壹個臆斷”，等價交換、“等價物”只是壹種荒唐的假設。馬克思說壹頭羊和壹柄斧交換是因為二者生產所用的勞動時間相等。這是荒唐的！既然用同樣的勞動可以生產出來，幹嗎還要交換？每個人都將直接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市場經濟的解釋是交換的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各自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同。 人們相互交換各自產品的根本目的不是互通有無，而是為了節約勞動，雙方都可獲利！因為壹旦不能節約勞動，人們便不再相互交換，而是自己生產所需物品了。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說明他沒有真正理解交換的本質。

3．不存在“勞動價值”

人們會說：“商品當然有價值啦！”人們說的價值，指的是商品對人有使用價值，以及人們對該商品有壹個願付出的價格。這個價值是因人而異的，並不是勞動價值論的那個價值。 堅信“價值”的存在，是人類思維的壹個誤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們看到市面上價格變化，很容易相信這個變幻的價格後面，有那麽壹個不變的價值。人類進入這個誤區遠不是第壹次。三百來年前，人們就相信木頭之所以會燃燒，必有壹種使物質燃燒的原因，即“燃素”。木頭燒成灰，乃是因為燃素燒掉後的殘渣余孽。盡管人們始終找不到燃素，當時的化學家們對燃素論深信不疑，以至於氧氣被發現多次而失之交臂。氧和可氧化物愛上了就會燃燒，同樣，賣貨的找著個“冤大頭”就產生價格。事情就這麽簡單！。 古典經濟學中說的商品的價值，在實證內容上相當於現代經濟學裏談的長期均衡價格。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容是說，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與生產單位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成比例，跟需求無關。然而，即使勞動是唯壹稀缺的生產投入，只要存在著勞動效率、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商品的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就不能僅由勞動耗費來決定，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偏好和需求同樣著決定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只看作是適用於原初社會的壹種理論。他指出不同職業的勞動在難易、汙潔、技能、訓練、尊卑、風險、責任輕重、升遷可能、職業愛好等各個側面均有不同，並且考察了在先進社會中，這些差別如何從產品價值或勞動報酬中得到補償。他說明許多補償實際上由人們的偏好和需求來決定，並不僅僅取決於勞動量的大小。

勞動價值論在《國富論》裏屬於畫蛇添足，把那幾頁紙撕掉沒什麽要緊。弗裏德曼指出，國富論的最基本的假設簡單得難以置信：壹項交換只要是雙方自願的，則每壹方都相信他從這筆買賣獲益。要不然總有壹方不幹。  李嘉圖相信勞動價值論適用於國內貿易，他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法則是勞動價值論的例外，但沒有看到在國內市場上人們比較優勢差別。根據他當時作出的、現在被認為並不正確的估計，英國大約有6-7%的相對價值變動，不能由勞動價值論來說明。所以，斯蒂格勒又將他的理論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只需說“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可從來就沒說這波動有多大嘛。既然價格可以大幅度乃至無限度偏離價值，那“價值”還有什麽意義呢？ 按勞動價值論，由於“商品的價值體現的僅僅是人類的勞動，是壹般的人的力量的耗費”；所以，在壹定時期內，現實商品的價值量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就只能是個常數。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資本論》第179-180頁）。並引用他人的觀點來支持此觀點：“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資本論》第180頁腳註17）。 可許多商品尤其是那些時效性強的商品，如鮮花、蔬菜等等，往往因變質等原因而成了毫無價值的垃圾。還有許多商品如衣服等，雖沒有變質，卻因社會需求的變遷而不得不“揮淚大甩賣”；有許多曾經價格昂貴但現已沒銷路的商品則不得不報廢。 商品的價值量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巨變，當然不是因為物化在這些商品中的人類勞動發生了什麽變化，生產這些商品所花費的人類勞動在它們成為商品的那壹刻起，就已成為壹個不可能再變的常數了；也不因為這些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發生了什麽變化，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耐用商品如衣服等，只需換個需求環境比如非洲的貧困地區，它們就可能不再成為廢品了；它們成為廢品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在當時當地缺乏對於它們的有效需求。 至於土地、名人收藏品等會不斷升值等例子更是和勞動無關。所以，勞動價值論徹底敗給了供求關系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市場如果不認可其產品，其產品就沒有價格（或者價格低落），其產品沒有價格自然就沒有價值，空談抽象的勞動價值毫無現實意義。 正是由於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才導致物品的價值和價值量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商品價值和價值量所發生的這壹切變化和現象其實都只不過是社會需求所發生的變化的簡單反映而已。而馬克思的“商品價值具有不變性”的勞動價值理論，根本就是壹種與現實完全相背離的荒謬理論。馬克思之所以會犯錯誤，其根子還在於他的錯誤使用價值觀。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其實證內容來講，基本上是思想垃圾。事實上，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有用成分，早已被現代的壹般均衡理論所吸收，成為後者在特殊場合的壹個特例；而它與壹般均衡理論不壹致的地方，則大多屬於謬誤，已經被拋棄。 張五常的壹句話是蠻中肯的：“馬克思是最蠢的！”

4．價值不是勞動獨創

“價值是商品的屬性”決定了價值不是勞動單獨創造。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和價值是商品的二重性[即二重屬性]，而且馬克思也承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父母所生的兒子[即商品]的屬性[價值]怎麽偏偏是夫妻親壹人所創呢，這說得過去嗎。事實上，兒子的屬性[價值]是父母二人所創，也受社會[市場]影響。 比如：有兩種產品：大米和玉米。生產1千斤大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需要占用2畝土地。生產1千斤玉米需要耗費1農民100天的勞動，但只需要占用1畝土地。那這1千斤大米和1千斤玉米的價值相等嗎？根據勞動價值論，二者當然是相等的。但是，即使是壹個沒有讀過書的農民，他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壹定會說：“如果二者的價值相等，那麽誰還會去生產大米呢？既然生產大米和生產玉米收入相同，那為什麽不都去生產玉米，從而節省出土地幹點別的呢？”所以說，只要生產大米和玉米所占用的生產資料的數量不同（假設勞動耗費相同），那麽二者的價值就決不會是相同的。消費者如果想要吃到大米，他們就必須支付給大米的生產者較高的報酬，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市場上買到大米。而大米價值高於玉米價值的部分，就是由多占用的那壹畝地（生產資料）所帶來的。　　 總之，商品價值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耗費”和“資本（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占用”共同決定的，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和資本共同創造的。這就是“生產費用價值論”。  馬克思說：“如果物沒有用，那麽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白白耗費了，因此不創造價值”。這可得出壹個關鍵的結論：即物品的價值必須以社會的承認為前提。 周小安說：神賜給我生命、氣息和智慧，也供應我生活中壹切所需要的條件：空氣、水、陽光、以及壹切生存所必須的環境。這壹切都不是我的勞動和努力所賺得的，而是神白白賜下的。但我從不對神心存感恩，反而相信“勞動創造壹切”。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嗎？ 天生萬物供人用，古人很清楚的認知到這層道理。因此，古代的木匠要上山伐木前，就必須遵守許多規範，伐木需按吉日規定、不得濫伐，立木起工前則有祭神之儀式；古人之惜物、敬物，也都是這壹“天生萬物”之認知的表現。勞動價值論的主張者卻看不到這壹點，他們只看到了在這壹空間中“可見”的勞動過程。他們恐怕連張獻忠的見識都比不上了，因為這個大流寇至少還懂得“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壹德以報天”呢！

5．勞動價值無法計量

馬克思宣稱他對勞動價值論作出了壹個重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他自稱這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並強調“這壹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原來馬克思發現：象打獵、織布、縫衣等勞動，不僅僅是因對象、方式和結果等不同而不同的生產勞動，而且還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他管前者叫具體勞動，管後者叫抽象勞動。據說，不管具體勞動的性質如何，只要我們僅把其當做抽象的“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它們就神秘地變成可以通約、相等、相加了。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壹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消耗的體腦力即抽象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而體腦力至今沒公認的計量單位，勞動價值沒有客觀的計量基礎。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無法精確度量就不能確定勞動的無差別性。 此外，用貴金屬來計量商品的勞動價值是不可能的。貴金屬所含的勞動量都無法說清，怎能用它來計量商品的價值呢。貴金屬的物理單位是不能與某壹勞動時間劃等號的。 馬克思斷言：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他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第壹，“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語意含混，以致馬克思自己都稀裏胡塗，在《資本論》隨後的討論中，始終無法嚴格遵循他本人給出的定義來進行；第二，“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壹語，甚至從邏輯上就錯了。 先來看第壹個問題。按馬克思給出的嚴格定義，決定商品價值的，僅限於“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的勞動耗費量。所謂正常條件，與現代經濟學中的長期均衡相當。將這個定義用到農業中，就應當包括正常的氣候條件。這樣，農產品的價值，將僅由正常年景下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量決定。純因短期氣候波動而造成的產量波動，可導致短期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其價值，卻不影響價值或長期均衡價格本身。 在棉花歉收、價格上揚的情況下，馬克思不把它當做是價格偏離價值，卻說：“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變了，例如，同壹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壹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6頁)。這裏，馬克思不講邏輯地突然取消了他自己原來定義中的“正常生產條件”壹項限定，將其簡化成了“現有的社會條件”，而不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於是就得出了短期產量波動也會影響其價值的奇怪結論。 如此壹來，價格波動與價值變動不分，短期波動與長期均衡攪成壹鍋粥，亂得壹塌裏糊塗。這反映了馬克思思維上的極度混亂：本想把需求排斥在價值決定之外，到後來又把它從後門塞進來。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搞出個包含社會需求在內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概念來：“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壹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22頁)。 在中國，對於“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及其在價值決定中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界熱熱鬧鬧爭論了四十多年，直到現在，好象也沒吵明白馬克思說的是什麽意思。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還有另壹個問題，這就是他認為價值由“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下的勞動量決定。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因為，在勞動效率、危險度、復雜度、熟練度、比較優勢、職業偏好等等互不相同的情況下，決定市場上均衡交換比例的，並不是平均勞動技能下的生產率，而是邊際勞動者的生產率。 很多產品的價值與勞動時間毫無關系，或基本上無關系。如計算機軟件，書籍，影藝產品，古董，字畫等。有人說古董、名畫可以用稀有來解釋，稀有就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尋找，所以貴。到底是因為滿足不了需求而價格昂貴，人們才去尋找；還是尋找時間長，才價格昂貴？說尋找時間長也毫無根據。盜墓的人都是知道了才去盜的，沒聽說那個人走遍大江南北找了幾十年找到壹個古墓去盜。何況凡高的畫就 保存在博物館裏根本不用去找。有人又說保管需要時間，所以就貴。那麽，到底是因為價值連城才被保管，還是因為保管才價值連城？如果是後者，妳小時候在床上畫的畫壹但被大英博物館收藏豈不也要價值連城？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6．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行不通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第58頁說：“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 馬克思接著給出的答案，在邏輯上陷入了循環論證在觀念上則落入了神秘主義。他說：“壹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壹定量的簡單勞動”。這段話包含著循環論證：為了把復雜勞動化約為簡單勞動，需要知道復雜勞動產品和簡單勞動產品各自的價值，因為正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但是產品的價值不正是有待確定的量嗎？怎麽假定它是已知的呢？ 馬克思接著說：“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後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這段話過於輕飄。既然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市場上決定的，因此，這些換算比例在市場上也是經常變動的。把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簡化為常數，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的復雜程度”。雖然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可在生產中精確地測量，但由於異種勞動的換算比例是在交換時才確定下來的，所以，商品的價值只有在交換結束後才能最終確定下來。因此，商品的價值不可能存在壹個絕對不變的數值，它是經常變化的。因此，商品價值的確定不是壹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標準，相反，它是壹個社會過程，涉及人類的主觀判斷。 勞動的價值與人們對勞動的估價有關、勞動的價值是商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時得到確定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用勞動價值來作為商品價值絕對的度量尺度，是存在問題的。 其實，在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框架內，除了少數極端情形，邏輯上不可能有壹種方法將復雜勞動化為簡單勞動而不陷入循環論證。馬克思的話反映了他的壹個常見招法：面對邏輯上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推搪說有壹個神秘的“社會過程”替我們解決了問題，然後就假裝這個難題不存在了。經濟學家坎南 (E. Cannan) 壹針見血地稱其為“神秘主義”。 馬克思設想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是行不通的。在飯館裏洗盤子和清掃馬路，他們的工作小時是否就能等同？軟件從業人員比三輪車夫的勞動復雜，這是肯定的。但這種復雜的程度怎麽衡量？用他們創造的產品的價格比，或二者報酬的比？這是本末倒置，用價值來衡量勞動，而不是用勞動（勞動時間）去衡量價值了。知識產權規定即使技術專利人在收回成本的情況下，也可依協議從對方的銷售收入中獲得提成。藝術家創作每壹件藝術品的勞動壹旦完成後，該藝術品會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們的認知不斷變化其市場價值，價值永遠都在變化，波動幅度可超過萬倍，但藝術家並沒有再對該作品作進壹步的勞動。將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進行換算比較，結果是滑稽的！因為根本就無法換算。 通常，產品的價值以及不同類型勞動的化約比例，主要由需求與供給的長期狀況決定，與生產技術以及勞動的復雜性關系不大。馬克思見不到這壹點，又想把供求條件排除於價值決定之外，於是就陷入了循環論證而不能自拔。 在美國，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的工資超過從事“復雜勞動”的數學大師級學者，超過同公司的工程師。為什麽？因他們有工會可罷工。可見，馬克思的復雜勞動論又是大謬。 馬克思認為：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勞動分工就會消失，異種勞動的換算就會科學化。事實上，消失的只是體力勞動，而腦力勞動中的分工越來越發展。在企業內部，產品日益復雜、工藝和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使每壹個勞動者能幹的工作越來越窄，分工也必須越來越發展；否則，不但不能使經濟得到發展，反而連現有本職工作都無法勝任。

7．勞動價值論無法指導國民經濟活動

1）勞動價值無法統計微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堅持同量的勞動創造同量的價值，而“同壹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窮礦提供更多的金屬”，因此，勞動價值不能表示兩礦的生產水平和財富量的差別。 馬克思不僅用勞動時間計量商品價值，還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消費品的尺度，即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但是勞動本身無法精確度量，自然也無法科學公平的指導分配。在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按勞分配就是按權分配，就是根據共產黨的意志進行分配。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中共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2）勞動價值無法預測價格變動方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商品的價格，而價值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1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凝結在該商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1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商品的價值減小,這符合常識嗎？1座鋼筋混凝土的萬丈高樓和1座土磚瓦的小矮房在不同生產力下會耗費相同的勞動量，那它們的價值量也壹樣嗎？讓妳付相同的價，妳願意選擇那1座房屋住進去?讓它們的價值相等，這顯然是荒謬的。 商品降價的原因是競爭。若無競爭，商品的價格只升不降。二戰以來，物價總水平與勞動生產率都在提高，沒有呈現馬克思希望的物價總水平隨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下降的趨勢。

3）勞動價值無法指導宏觀經濟活動

馬克思否定非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就否定了歌星的磁帶、技術專利創造價值，因而否定了腦力勞動創造的巨大的價值；而且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二戰以來非物質生產部門所創國民生產總值遠遠超過物質生產部門的事實。例如：現在美國農民和壹線產業工人只有百分之十幾，能說全美國人都在剝削這壹部分人，那些農民和產業工人未必同意這種說法。如果馬克思說法成立，去除剝削的辦法就只好大家都自己做工做農，自給自足好了。 中國在生產中投入的勞動量遠遠大於日本，可生產的財富與國民生產總值卻遠遠小於日本。可見，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只能簡單的說明耗費的勞動量，與當代通行的國民經濟的計量完全不是壹回事，不能作為經濟計算的理論基礎。 “價值”的概念會引致更加嚴重的謬誤。相信“勞動力價值論”的人以為，商品凝聚的人類勞動越多，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他們壹廂情願地認為，在生產中投入多少資金和勞動，產品就具有多少價值，壹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有多少增長。例如，壹條好端端的路，挖了又補，補了又挖。在計算GDP的時候，人們會誤把所有挖挖補補的成本，都算作它的“價值”，仿佛投入得越多，它就越值錢似的。但實際上，無論怎樣計算GDP，路也還是這麽壹條路。人們對這條路的“個人估值”，是不會因為鋪路時浪費了巨額投資而有絲毫增加的。 同樣，某些沙漠開發工程，要投資數以億計的資金，鋪設蜿蜒的水道，延伸到幹涸的沙地，目的是在那裏種幾棵菜。那幾棵菜固然凝聚了千萬資金，它的“價值”或許有幾千萬吧，但它的“個人估值”，卻只是顧客願意支付的那幾塊錢！ 這裏有兩個概念，壹是馬克思的“價值”，二是“個人估值”。確切區分這兩個概念，大家就不會再受到什麽GDP數據的迷惑，以為靠硬性增加政府投資可以“拉動產值”了。任何違反市場需求而作出的硬性投資，都不應算作對總“個人估值”的貢獻。

4）凡是有點知識的人都應該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只承認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麽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因此，“四體不勤”的知識份子便被視為是人民之敵，毛澤東以“臭老九”而鄙之、賤之。而無論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或是在中國、北韓、越南，知識份子被投入獄中者不知凡幾。按老馬的理論，原來教師從事的不是勞動，怪不得有人把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比喻出“嫖客和妓女”，教師不是勞動者，而成了“賣”的了！這直接導致了毛澤東的“皮毛之論”，赤裸裸地宣揚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歧視。

剩餘價值理論的本質

自《共產黨宣言》和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以來，剝削階級就成了資本家階級的代名詞。按剩余價值理論，正是資本家階級無償占有了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階級就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以及社會渣滓了！按馬克思的解釋，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就是不勞而獲。此定義過於寬泛，有許多不勞而獲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對於兒童、老人、殘疾人、社會福利受惠者等等，就屬這種情況。所以，只有那些人類社會所不允許的、非法的不勞而獲才是剝削。看看馬克思的荒唐的分析：

1．荒謬的不變資本

馬克思把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工具設備、原材料）的那部分資本稱為“不變資本”；把用於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叫做“可變資本”。他宣稱，“不變資本”不創造價值，即不能增值，“可變資本”是增值的唯壹原因。實際是如此嗎？
譬如：壹個郵遞員步行送信的話，每天可給20戶人家送信。他買壹輛自行車後，每天可為40戶人家送信。雖然自行車離開了郵遞員寸步難行、更不可能送信。但從總的效果來看，壹個郵遞員加壹輛自行車等於兩個郵遞員，所以這輛自行車是壹個“等效的郵遞員”。
如果壹臺機器在兩個年輕工人的照料下，可以完成100個使用簡單工具的老工人在同樣時間裏完成的工作，那麽，這臺機器就等效於98個工人。　　
當然，堅持機器不創造價值的人可以假設這兩個年輕工人勞動的復雜程度是老工人的50倍，兩個年輕工人恰好等於100個老工人，進而得出機器沒有創造價值的結論。
當全世界都在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時候，當外國人用機器生產的大量商品正在中國市場上攻城掠地、大賺其錢的時候，中國人卻還在爭論機器能否創造價值，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勞動工具或生產資料既然可以創造價值，怎麽能稱作是不變資本呢？可見，所謂不變資本不能增值是不成立的，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是沒道理的。
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馬克思主義體系的終結》中批駁了“剩余價值論”。龐巴維克是這樣表述的：魯賓遜漂流到孤島上，遇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當時是用手抓魚，壹天能抓十斤魚。魯賓遜租了壹張漁網給星期五，條件是捉到的魚要平分。星期五用網壹天能抓到100斤魚。魯賓遜拿走了50斤，星期五得到了50斤。星期五說，馬克思告訴我們，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這壹百斤魚都是我抓來的，是我創造的價值。妳不勞而獲，剝削了我的50斤魚。魯賓遜說，原來妳壹天只能抓到10斤魚，現在用我的網，妳壹天得到了50斤魚，這多出來的40斤正是我的網給妳帶來的，應該說是妳剝削了我才對。

勞動力的價值只有與生產資料結合才能體現出來，勞動力憑空不能產生利潤，也不能收回自己的勞動價值。資本家投入了生產資料，那麽，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生產資料創造的，這部分價值自然應歸資本家所有。
同樣，采用先進工藝技術，更新設備可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即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此時，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未增加，勞動強度未提高，那麽，提高的勞動生產率只能是先進的工藝技術、設備創造出來的，而設備是資本家用自己凝固的勞動——貨幣購買的，那麽，這部分新增的價值只能歸資本家所有，而不能稱為剩余價值，進而稱作剝削。勞動生產率正是資本的貢獻，所以，超額剩余價值不是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而是資本的生產力創造的價值。
資本在靜止時是不變的，在與勞動者結合時就會被“啟動”而產生增值效應。如將款存入銀行可得利息，這說明社會早已承認貨幣有潛在的增值能力。
中國的古人早就將借貸取息看作正常營利活動。春秋戰國時代，私人從事貨幣貸放者，比比皆是，從未見有人表示反對斥責之詞。只是到了漢初，晁錯才開始對倍稱取息的高利貸者加以譴責。但較晁錯晚半個世紀的司馬遷，又把“子錢家”(即貨幣貸放者)看作是同畜牧業、釀酒業等等壹樣的正常營利活動。
對生息資本的認識上，馬克思遠不如司馬遷的常識看法。馬有壹個非常糊塗的見解：既然商品交換都是等價物的交換，壹塊錢也就永遠只能與壹塊錢的等價物相交換；而資本的特點，卻是用壹塊錢交換到多於壹塊錢，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因此它多出的“剩余價值”，必定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剝削收入。馬克思斷定，任何時代的借貸利息，都是不折不扣的剝削收入。據他說，資本絕不能自己增值。因此貸放資金所得來的利息，若不是直接剝削自生產勞動者，就是從別的剝削階級那裏分的壹杯羹，總之都是剩余價值的壹部分，豈有它哉？
馬克思沒認識到，商品都是有時間標計的。今年的壹頭鹿，與明年的壹頭鹿，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今年的壹塊錢，與明年的壹塊錢，同樣也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二者之間不是天生就該相等，就該按1:1的比例交換。

其實借貸利息與剝削沒有半點幹系，也不造成任何社會經濟不平等；不但沒有造成貧富分化與經濟不平等，反而消除了原始收入的不平等！相反，禁止借貸取息，反而成為窒息經濟進步的桎梏，違背了社會上所有人的利益。
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是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行的。那麽，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付給了工人，生產資料創造的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歸資本家所有，雙方誰也不欠誰的。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不存在了，所謂的剝削也是不存在的。

資本家並沒有剝削無產者，馬克思為什麽會剝削的錯覺呢？是因為在他看來，決策勞動根本就不是勞動，只有執行者的勞動才是勞動。所以，由決策者的決策勞動所產生的決策風險成本及其效果，在他眼裏就變成了剩余勞動的產物、變成了剩余價值。
他說資本的利潤[即剩余價值]完全（100%）來自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與作為工廠統帥的資本家的決策勞動沒絲毫關系！這好比說，決戰的勝利完全都是由戰鬥在第壹線的士兵所創造的，因為統帥沒直接戰鬥在第壹線！所以，統帥的戰前分析、戰略決策、帷幄運籌等作用及相關消耗和費用等等，都不能算是對於決戰的投入，從而也不能算是貢獻。最後的結論就只能是只有士兵有功勞，而其他各級將帥首長都是吃白飯的，都是剝削士兵的寄生蟲！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滑天下之大稽的大笑話？！
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時，忘了壹個最簡單的事實，即當剩余價值由正值變成負值——利潤變成為虧損時，按他的理論，這壹切仍只能是雇傭勞動者的罪過。但構成商品價值的任何勞動量都不可能為負值從而不可能由勞動導致虧損或破產。馬克思陷入了自相矛盾境地。
私有制企業的利潤不是剝削收入。利潤包括：壹是風險報酬。投資就有風險。妳買股票，妳收益，妳就承擔風險。不能說買股票賠了，是妳倒黴；掙了，就是妳剝削。要是這樣的話，誰投資，誰辦企業，社會怎麽發展。發達國家沒有工人因為生活貧困而自殺的，到是有資本家由於血本無歸而跳樓的。這就是風險。二是靈活偏好的補償。妳使用了別人資金，要給予報酬，用人家的地要給地租，用人家的錢要給利息。此外，資本的利潤可以來自大規模專業化生產大大降低了商品的生產成本；資本利潤也可以來自“貴賣”，即願意支付“消費者酬謝”。馬克思沒有理解貴賣中的“貴”，指的是價格高於生產者的成本，而不是高於購買者自己生產可能消耗的成本。貴賣不是簡單地提高價格，而是和效率較高的專業化生產結合在壹起。馬克思把貴賣貴買理解成純粹在流通領域裏進行的過程，這是錯誤的。

2．漏洞百出的剩余勞動時間

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他說：“凡是社會上壹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正確的。因為壹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壹樣的。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於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在工業生產中，對“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必須具體分析。馬克思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壹天同樣要勞動這麽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麽會“相同”呢？如果工人不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於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壹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
對於工人來說，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工廠裏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剝削，反而因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他的實際報酬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資本家來說，由於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但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把工人壹天勞動12小時，資本家獲得其中6個小時的勞動成果看作是剝削。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壹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壹地到另壹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於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願意制造汽車了。
馬克思有壹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於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壹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裏，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於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於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資本論》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後，才討論了分工、協作等問題。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並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於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註意了“勞動時間”壹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關於必要勞動時間的錯誤是他把勞動和勞動條件、生產和流通割裂開來研究問題的必然結果；這個錯誤足以推翻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當然，有資本家常常采取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加快勞動節奏等方法剝削工人，創造額外利潤。但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無論理論推導還是實例驗證，馬克思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本身都是存在嚴重缺憾，難以成立的。但這並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小型製造業的利潤是工人與資本家一起創造的，因為小型製造業的僱員屬於藍領工人，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肩承擔著白領工人的責任，雖然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經常利用資產階級法權剝奪藍領工人分享企業利潤的機會，但是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獲取類似白領工人的工資的收入是合理的，共匪在毛澤東時代讓曾經做過小型製造業的資本家接受無償的勞動改造是不合理的。

中共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毛左共產黨依靠建立勞改營讓被統治者從事無償勞動，鄧右共產黨依靠行政審批過程中的權力尋租與有罪推定的威脅恐嚇獲得企業利潤。

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3．平均利潤論的荒唐

1848年《共產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號召工人起來革命，消滅私有財產、家庭和國家，建立壹個無產階級的烏托邦（proletarian Utopia）。《共產黨宣言》是綱，《資本論》是目；《資本論》是為《共產黨宣言》服務的。
為證明資本家就是壹個剝削集團，馬克思花巨大的精力寫《資本論》，從勞動價值推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推出平均利潤。他說：等量勞動創造等量價值。所以，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較多勞動力創造了較多的價值與剩余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較少；競爭使利潤從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流向了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形成了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原則，資本家都獲得了等量利潤。並引伸為資產階級共同剝削工人階級，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論的經濟學“證明”。其實，是技術創造了價值，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創造的價值也較多，不存在所謂的價值由壹部門流到另壹部門。
“資產階級”根本就不是壹個竄通壹氣對付“無產階級”的聯合體。在近似的“完全競爭”條件下，老板和老板之間是妳死我活的競爭對手。有多少老板因經營失敗而樓。在資本實現全國壟斷的狀態下，工人階級才處於絕對劣勢。這正是1949後的中國現實！
《資本論》規定勞動力價值是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日本對華投資經濟學專家大前研壹指出大陸工資相當日本工資2.5%，即1/40,即維持壹個日本工人的生活資料要用來維持40個大陸工人的生命，連家庭都無法照顧，更別提子女的升學費用。

4．級差地租的使馬克思自相矛盾

馬克思認為級差地租是土壤肥力與位置帶來的，與資本、勞動無關，他說級差地租是“壹個虛假的社會價值”，是消費者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也就是說，級差地租是農產品高價出售的結果；另壹方面，他又說“壹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又不能從流通領域裏產生”。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

5．無產階級相對貧困化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會越來越高[即無產階級的相對貧困化]，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因為隨著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勞動變得越來越稀缺，而現有較簡單的產品市場越來越飽合，產品越來越趨於復雜化，需要的研科目越來越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資本家不但要付更高的工資，還要送重要員工股份，剝削程度是越來越低，今天美國勞資分配比例大致為75%:25%，而在中國反要低得太多！
按馬克思的定義，如果1個資本的構成是50c（不變資本）＋50v（可變資本），其剩余價值為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50＝40%；另1個資本的構成是80c＋20v＋20m，那麽剩余價值率m'＝20/20＝100%。若因此得出結論說，前1個資本因為剩余價值率低，它的剝削程度就低，就善良壹些，後1個資本因剩余價值率高，剝削就要殘酷得多；那真是胡言亂語了。從前1個資本的構成來看，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小，其生產條件和生產環境必然較差，它盡管使用了較多的勞動力，但在落後的生產設備和在惡劣的生產環境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低；而後1個資本，它的生產資料所占的比例較大，必然代表1個相對先進的生產設備，其生產環境必然也較好，它雖然使用了較少的勞力，但在良好的生產條件下，人均創造的價值當然就高。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和相對的都是工人勞動強度的降低，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作環境、條件的改善，而不是象馬克思說的那樣，工人們的處境相對更加悲慘。
馬克思實際上是把生產率的高低說成是剩余價值率的高低。也就是說，生產率越高，資本的剝削就越殘酷，生產毫無效率的，也就沒有剝削存在。這種危害人類，阻礙生產率發展的理論，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

6．馬克思主義存在的思想誤區

馬克思把“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當作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得出資本家剝削的結論，雖然討好了工人，實際是不近情理。資本家魯賓遜和工人星期五，是屬於2個階級的人。由於魯賓遜的資本也就是漁網，與星期五的勞動相結合，可以有效的提高生產效率，達到雙方都得益的結果。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壹個分魚比例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是利益共同體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 或問：既然沒有什麽資產家階級剝削，為什麽財富大都跑到資本家手中了呢？ 問題的根源出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方式上。在產品分配上，雙方的利益是對立的，因為壹方的多得，必然是另壹方少得，這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找到了階級對立的根源，就容易找到壹種相對公平合理從而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這種方案只需使生活資料能夠相對均衡的在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之間得到合理分配。無論多麽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都不可能徹底消除階級之間的產品分配上的矛盾，但相對公平合理、雙方都能接受的產品分配方案能把雙方的矛盾平抑在和平的限度之內。 這原本只需通過簡單的社會產品分配方式改革就能和平解決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問題，到了馬克思那裏卻變成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消滅資產階級和商品生產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解決的復雜問題，變成了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之所以會對社會產品分配方式的影響和作用視而不見，其犯錯的根源就是他的生產中心論。他認定：“消費資料的任何壹種分配，都只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在社會生產方式與產品分配方式的關系上面犯了致命的錯誤而不自知，卻還要倒打壹耙。 馬克思所作的壹切，不過是在錯誤的基礎和出發點上再繼續犯更大的錯誤而已，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可言。究其錯誤的根源，就是他未能找到導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根源，把原本由產品分配方式所導致的階級矛盾戴在了社會生產方式的頭上，因而最終只能搞出個計劃經濟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謬論。 馬克思早年其實根本不關心工人的眼前利益，他曾經指責工人的罷工鬥爭是改良主義。他指望的是工人們窮得只剩下內褲，要幹就是全世界總暴動，暴力革命“砸爛舊世界”。按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這些勞動力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罷工漲工資違反了他的唯物主義標準。所以中共政權嚴禁罷工。 中國政府在操作上已經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名義上充分肯定私有企業，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已擁有大量不義財產和私有企業，這些都是靠濫用權力、靠壟斷得來的。

共產極權主義的政治理論的本質

民主集中制的邪惡本質

1．民主集中制提出及其嚴重的缺陷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它是由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但也是主張經濟鬥爭的普列漢諾夫創立的， 1898年召開了第壹次代表大會，然而這個黨仍然是壹個像俱樂部壹樣結構松散的組織。列寧在1900年創辦了火星報，認為黨應是職業革命家和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有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先鋒隊，應實行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 列寧的主張遭到了普列漢諾夫等經濟主義派的反對，卻受到了包括斯大林在內的很多黨員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列寧為首的火星報派。1903年，列寧的火星報派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草擬的“集中制”黨綱獲得了通過。列寧說：“作為黨組織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壹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這“是唯壹的原則性思想，應該貫穿在整個黨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個黨員的絕對權力。” 1904年，羅莎.盧森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壹文中認為集中制對於改變黨組織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強調：社會民主黨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按列寧的“集中制”原則，“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壹些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極端的集中主義”、“無情的集中主義”。她說，如果黨內由黨的中央機關的統治來代替大多數人的統治，由中央委員會監督工人階級的活動來代替工人群眾對黨的機關活動的監督，“那就是錯誤的”。 民主作為壹種制度在運作過程中已經包涵了集中，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後都必然產生集中。如作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選舉，最後必然產生集中：從侯選人中產生正式當選人。如議會通過壹項法案，經過壹定的民主程序最後也必然產生集中；通過或否定該項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因而就沒有必要在民主的後面再加壹個“集中”。 之所以“民主集中制”必須有“集中”的概念，是因為列寧首創這壹制度時是為了強化黨內的集中、樹立中央的權威。遭到盧森堡的批評後，列寧才在1905年將“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語，稱之為“民主的集中制”。列寧申明，“集中制”有專制主義的集中制、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實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1906年俄共“四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壹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來。 但即便將其稱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畫蛇添足。倘若列寧的本意確在民主，直接稱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堅持把民主當作定語來修飾，可見其原本想要的無非是那個“集中”。 概念本身的邏輯矛盾使這壹制度帶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須規定如何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到集中；可共產黨的黨章中缺乏這樣的規定，或雖規定了民主的某些內容，但它對於集中並無內在的邏輯關聯，或者說，它對集中並不構成制約關系。那麽，這種“民主”能有多少實際意義呢?  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對“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特征作了說明：“黨是根據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這就是說，黨的壹切事務由壹律平等的全體黨員處理或者通過代表處理；並且，黨的所有負責人員、所有領導人員、所有領導機構都是選舉出來的，是必須向黨員作報告的，是可以撤換的。” 列寧的民主思想，概而言之：其壹，黨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應每年舉行之；其二，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大會的執行機關，必須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其三，在黨內設立與中央委員會並行的監督機構，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實行監督(地方類推)；其四，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經黨員民主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和地方機關的領導人經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可以撤換；其五，黨代表大會和各級機關黨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當少數的意見遭到否決後少數者必須執行組織決定，但在思想上仍可保留並宣傳自己的主張；其六，黨員在黨內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這些思想並未認真貫徹執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重點是“集中”，這壹貫為列寧強調。1920年列寧強調，“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壹”。列寧還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要求在黨內仍“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誰要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點，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列寧還將“集中制”的原則推廣到了“第三國際”。1920年7月，他在“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報告中，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作為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他強調：“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象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為壹個有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黨才能履行自己的義務。”他還指出：“凡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應該稱為：某某國家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支部)。” 斯大林主政後，為強化個人集權，通過消滅“反對派”使民主化為烏有，使“民主集中制”變為恐怖的集中制。關於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描繪道：在“壹個漸進的過程”中實現“少數開除多數的原則”——“70人開除10至15人，然後是60人再開除15人……這就實際形成壹種結局，中央委員會中，排除了多數，留下了少數，但又沒有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而也就沒違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任何反對派都沒有了，這樣就輕松多了”。這是蘇共體制中致命的內傷，它導致蘇共的衰落，乃至最終被人民所唾棄。

2．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作為“共產國際”壹個支部，中共從創黨開始就以“民主集中制”為自己的組織原則。將這壹原則正式寫入黨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黨章規定：“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壹樣，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創造。1940年毛在闡述“新民主主義政治”時就提出：未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 1942年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這壹點，就“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毛進壹步說明：“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壹種手段。”目的是什麽呢？是集中。從而，他確認集中高於民主。所以他說：“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毛的言論告訴人們，他要集中是真，民主不過是應付形勢而已。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授予毛有獨斷專行的特權。根據劉少奇的建議，並作出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壹切重大問題……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種制度為黨的領袖獨斷專行披上了制度上合法的外衣，從而使全黨服從於壹人，正式開創了個人崇拜的黨內領導體制，導致日後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獨裁。 原先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因在“整風”運動中幫助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在1943年3月的中央機構調整中壹躍而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把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說：“毛主席的關懷，不僅說明對少奇同誌的深厚情誼，更說明對少奇同誌寄予厚望、要委以重任。”換言之，中央高層的人事安排成了毛澤東個人說了算。 在這壹獨裁體制下，中央委員會成員之間已不再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自然失效。如果在某壹問題上多數政治局委員和毛有不同意見，多數人總是放棄自己的意見，跟著毛澤東走。延安整風剛結束時，包括劉少奇等書記處成員在內，凡有不同意見，倒還允許提出來；如毛不同意，即使多數人有不同意見，也只好放棄。 1945年毛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在醞釀“七大”候選人名單時，著名將領陳賡提出：薄壹波是從監獄辦“自新”手續出來的，當黨員可以，當候補中委不合適，建議從候選人名單中去掉。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毛說：“為什麽不可以當正式中委？提候補中委就不妥。”毛的這個意見被傳達給參加“七大”的各地代表團，結果薄壹波反而改為正式中委候選人並順利當選。 建國後劉少奇提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結果毛澤東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主要的罪名當然不是說他執行了《共同綱領》，而是說他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80，81，89頁）。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當時的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當時正在毛澤東自己的頭腦裏醞釀，尚未提請任何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劉少奇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澤東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度。 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0頁上，我們可以讀到毛澤東親筆寫的這樣的話：“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未經中央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作出和發出決議——由偉大領袖親手訂立的這條紀律，就是中共的領導制度。於是劉少奇就完全放棄原來的設想，轉而堅決擁護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楊尚昆曾說：“劉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我看有壹定的道理。社會主義改造沒兩年就完成了，太快了。”  1954年民主集中制寫入了中國的憲法，成了國家的運行原則和運行機制。 1956年毛澤東又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特”在那裏呢？就在於“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實現的。譬如，議會作為近代以來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張與凝聚民意的機關。雖然1954年中國也建立了類似於議會的代議機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將它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現實中在“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黨，“人大”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活動，也就是說，在“最高”權力機關之上還有更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與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體現。  毛澤東認為，這種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其實，這種“民主”即使不與西方的議會制度作比較，僅就自己所走過的道路作反省與總結，也可深知其弊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實是嚴重違背民主原則與憲政精神的。不然，為什麽“人大“向來就有“橡皮圖章”和“表決機器”的譏稱；而西方國家的議會，無論在他們本國，還是在我們這裏，都無人封此雅號呢？中國的“人大”在很長時期內“壹致通過”曾是常規，而西方的議會裏有反對票和棄權票才是常規；在中國的“人大”，發表領袖所不高興聽的意見必遭厄運，在西方的議會裏，反對當局的政策、與政府首腦唱點反調是正當的權利。既然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裏“民主”之處境尚且如此可憐，那普通公民就更可憐了。  1958年，毛又提出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以及“書記掛帥”等原則，進壹步強化了以黨代政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潛規則是“多數服從少數”、“多數服從壹人”，黨內多數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少數人的意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往往徒有虛名。在尚能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時期，也只允許“少數”保留自己的意見，這“少數”卻因此受到歧視，得不到重用；在毛的時代，黨內或國家機關通過重大決定時往往出現“壹致通過”的“盛況”，原因是“少數”者壹旦表明態度便會受到迫害。 1959年的廬山會議表明，整個中央委員會都成了毛的馴服工具。陳雲曾經設問：“假如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意為敢唱反調），那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認為，即便如此仍然是毛占據絕對控制地位；“反‘冒進’不是壹次實踐嗎？中央同誌全都參加了，毛來了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毛選》第五卷裏，毛澤東多處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布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到了六十年代，毛再次重提壹元化領導的問題，明確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壹切的。 以下是周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壹次會議， 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壹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壹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壹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贊成，惟有二人棄權（編者按：毛、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在毛的時代，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的幹部，在受到黨組織的不公正的處分時──或被誣陷淩辱，或面對批判，或被投入監獄受刑──他們總是這樣安慰：“要相信組織，要相信黨”；“黨犯了錯誤，黨自己壹定會糾正錯誤的”，有的甚至認為“這是組織上對自己的考驗”，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這與“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愈所言）之類的忠君信條幾乎沒有差別。在“黨崇拜”的氛圍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成了全體黨員的“緊箍咒”；在多數根本沒有表達機會的情況下，“少數服從多數”不過是壹種擺設！“民主集中制”其實是中國幾千年的“君臣之綱”的現代版本。

鑒於“文革”的沈痛教訓，“十二大”、“十三大”沒有出現“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1970年代末是中共黨內民主風氣高漲的時期，經濟開始好轉；80年代後期鄧小平大權在握，便無視黨內的不同意見，強行拍板搞“價格闖關”，碰了釘子才想到要開會研究善後，這成了接踵而來的經濟停滯與政治風波的直接原因。元老李銳披露說，鄧在江接班時告誡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妳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江澤民正是遵循鄧的遺囑行事，大權獨攬，發誓“絕不搞西方那壹套”。“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復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壹提法。  

3．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剖析

既然民主本身已經包涵著集中，民主與集中不過是同壹事情的2個不同視角而已，因此，集中不可能在民主之上而高於民主，“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暗含了“集中高於民主”的觀念，這本身就是鄙視民主，根本就沒有民主的誠意。“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更是居高臨下，“民主”成了“集中”的下級、仆從，民主成了集中者手中的玩具而已，真實荒謬之極。 毛澤東認為，民主就是對人民進行教育，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1949年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寫道，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1950年6月毛在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來說是用專政的方法”，即“強迫”的方法；“對人民來說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按照毛澤東發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動：黨通過教育使人們提高覺悟，拋棄原來不正確的認識；讓他們理解黨的政策和指示，自覺地加以貫徹執行；使他們改掉缺點與錯誤，改善與領導的關系，消除同誌間的隔閡；教他們履行子民的義務，更好地遵守國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壹言以蔽之，對人民進行說服教育而不用壓服手段，在毛澤東看來就是“民主”了。至於誰來教育人們呢？自然是享有各種權力的大小官員。 毛澤東還有壹個經典的公式：“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對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註意這裏的“對”字。“對人民實行民主”，就是說，在人民之上還有壹個給予人民“民主”的“主”，它領導人民前進，至於什麽時候給人民“民主”，給人民多少“民主”，所給的“民主”是教育式還是壓服式，皆決於上。說是“百家爭鳴”，結果“輿論壹律”；說是“說服教育”，結果“全面專政”──都是這個“對”字背後的含義所決定的必然結果。壹個“對”字，表明了人民無民主之權。  1962年，毛澤東談到了“民主集中制”。毛對他的“民主”作了另壹種表述，即“讓人講話”。其實，“讓”與“對”，都是同義詞語。可以讓妳講話，也可以不讓妳講話；可以言者無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動權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 毛強調發揚民主是為了集中正確的意見；所以首先要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發表各種意見，然後加以集中。集中什麽呢？毛說，就是集中“群眾中的正確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壹認識、統壹計劃、統壹指揮、統壹行動，叫做集中統壹。他的說法蘊含兩個要點。第壹，誰來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種權力的領導者。第二，何種意見才算“正確”？由領導者判斷，他認為誰正確誰就正確；或者說，哪種意見符合領導者的心願，就是正確意見，就集中哪種意見；或者從分散的意見中拼湊，組合出符合領導意圖的意見；即使“正確”意見出於少數人，甚至個別人，也是民主基礎。因為按馬列原理，“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裏”。當然，如果碰巧多數人的意見符合領導心意，那就更好大肆宣揚，說是代表廣泛的民意。於是，民主基礎就是領導的心意，玩弄民意的手段就是領導藝術。 這種玩弄民意的領導藝術被稱為“群眾路線”。領導幹部做的壹切都是為了群眾，是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領導制定成政策，再由群眾去執行。這不符合“自己解放自己”的自治思想，也違背“群眾當家作主”的民主精神；領導幹部推行的政策是否體現了絕大多數群眾的要求，也無衡量標準。在“群眾路線”的政策未必就真的是為了群眾。例如，“大躍進”和“文革”都充分動員了群眾，其實際結果卻是帶給群眾巨大的苦難。  毛澤東說發揚“民主”，就是征詢民意的禦用式的民主。其的表現方式是：“皇帝”開口了，讓妳說話，妳就說吧；說得好聽，“哦，還不錯”；說得不好聽呢？“皇帝”就皺起了眉頭；如果皺起了眉頭，妳還不察言觀色，還要往下說，那就要大喝壹聲：“不許放屁！”再往下說，就抓人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吃素的”！ 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制度，永遠不能丟。他說：“黨的領導就是要善於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不正確的意見給以適當解釋”。如果“不正確的意見”是多數呢？也只是“給以適當解釋”。 這說明黨根本不服從群眾的多數，手裏有了權，就不在乎多數或少數了。如果由多數意見作出決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 要求服從正確而不是服從多數，這是要求服從“黨的領導”的壹種詭證。 共產黨是由少數人組成的。為什麽大多數人民的必須服從它呢？因為它自封為“偉大、光榮、正確”，服從黨就是服從正確。通過投票進行選舉、通過表決作出決定的民主程序在中國被拋棄了。毛把民主看作是種作風，他說，要“讓人家講話”、“好話壞話都可以講”。這樣的“民主”，只不過是“大家長”納諫而已；類似張之洞所說的，“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欲使民伸其情，非欲民攬其權。”因為持這種觀點，所以毛對外國記者說，他“不相信選舉”，他認為“協商壹致”比投票選舉更“民主”。因為這個“協商”過程總是在他的牢牢掌握之中，可以確保按他的意見達成“壹致”，而他的意見則總是“唯壹正確的”。這樣，重要決策和候選人名單，只要“協商”就行了，不需要投票表決。“協商”到沒有不同意見，壹次性鼓掌“通過”；不壹致再“協商”。有了不同意見要求服從正確，只能壹致不許不壹致，沒有多數和少數，民主的原則又不起作用了。 在民主社會，每壹個人的權利都不許侵犯，必須做到人權至上。堅持人權至上原則，既要肯定普遍的權利，又要肯定權利的平等；發表正確意見和發表錯誤意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作出決定時必須堅持“壹人壹票”，不允許大人物“壹句頂壹萬句”和“壹票頂壹萬票”。 荒謬的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將權利分割，即：壹些人只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沒有作決定的權利，作決定的權利交給了核心。沒有作決定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胡喬木說：“不要民主，那是專制，不要集中，又會步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原則”，這話中隱藏了主語，實際上是“我如果不要民主，那是我在搞專制；我如果不來集中，那就會讓妳們陷入絕對自由主義的泥潭”。 大家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主語中的“我”，乃是在“民主”與“集中”之外的，成神了呢！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集中都只不過是工具而已，哪有什麽真的民主與集中存在啊？

4．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剖析

民主集中制在英、俄語中都是民主的集中制，屬於偏正結構；民主與集中不是並列結構，“既民主、又集中”的並列關系不能成立。除了民主的集中[簡稱民主]外，還有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民主的集中是說民主的過程本身就是集中的過程，無須“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用獨裁的集中、寡頭的集中指導不出民主，用民主的集中指導民主是同義反復而已。 劉少奇在七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對“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解說是：“黨的壹切會議是由領導機關召集的，壹切會議的進行是有領導的，壹切決議和法規的制訂是經過充分準備和仔細考慮的，壹切選舉是有審慎考慮過的侯選名單的，全黨是有壹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統壹的黨章和紀律的，並有壹切黨員都要服從的統壹的領導機關的。這就是說，黨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大凡黨內運作中的各種問題，諸如召開大會、作出決議、選舉領導機關和領導人，都是在領導者的指導、安排下實現的。 顯然，這種“民主”不過是將領導者的意誌表達為“群眾的意誌”，將領導者的號召轉化為“群眾的行動”；其間即使允許發表壹些不同意見，但以不違背領導的基本構想為前提，即必須在政治上與領導者保持壹致。所以，這種“民主”，實為主民、訓民也。主民者，為民作主、決定人民之命運也；訓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為馴服工具也! 黨的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是“民之主”而不是“民為主”，可簡稱為“黨主”，不能稱為民主即“民為主”。 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在於服從，而且是無條件的服從。“四個服從”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而中央又是以最高領導人為首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操作辦法是：“黨要領導和支持人民掌管國家權力，……各級黨委壹方面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另壹方面又要通過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機制，加強對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的領導。”“正確”執行民主集中制的關鍵是，堅持和強化中共對壹切人和壹切領域的領導。在民主集中制下，最終都由領導說了算，民眾充其量只有被征詢意見的份。 既然這樣的“民主”實為“集中”所駕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貫徹可以歸結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壹個“集中”是領導者的構想、方案、計劃等，後壹個“集中”是經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成為全黨全民所“認可”的決定、章程、制度等，換言之，後壹個“集中”已有壹層“民主”薄紗的包裝了。問題在於，若民主必須要由“集中”作指導，則它在壹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與軌道。所以，所謂的貫徹“民主集中制”，從出發點到落腳點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主詞是民主，但加了限制詞“在集中指導之下”。運用中的奧妙就更多了：討論問題時由主持人掌握，只允許在限定的範圍內發言；選舉時，只能在上邊提出的候選人中選擇；正式討論之前，先個別吹風，引導，打招呼，甚至威脅利誘，使人接受領導的意圖，美其名曰 “民主協商”；或者，如果某人不易馴服，可以縮小會議範圍，叫他不能與會，如“積極分子會”之類；如要尋求支持，又可以擴大範圍，叫支持者參加，甚至開黨委擴大會，也可以叫非黨員參加。擴大開會早就是政治策略之壹。總之，辦法多多，領導者恒能如意。至此，民主成為演戲和騙局。

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壹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壹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托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只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糟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得到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 “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擴大”會議的效能，在於被擴進來的人或是會議組織者的贊同者，或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壹種榮譽，壹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只有40到會，不到總人數的壹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壹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壹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壹致通過”之效。 “開會”還有壹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壹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妳們抓起來，要妳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壹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 康生說：“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只是修飾”，壹語道破了民主集中制的靈魂——獨裁。這種制度主要領導說了算，黨員的民主權力微乎其微－－只有拍馬屁和鼓掌的權利－－連彭得懷和劉少奇也不例外。只要和壹把手不合作，就連黨內說話的機會都沒了，甚至還要丟掉性命。在中國，官場總是“官不在大，壹把手則靈”，官員個個“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工作是“壹把手說了算”，以致於官員們自己也總結說，“壹把手說話，絕對真理；二把手說話，相對有理；三把手說話，豈有此理”。  李慎之說：“民主集中制，只是壹種新式獨裁，即極權主義的別名，根本不是什麽民主。”集體領導表面上是監督壹把手，實質上既無民主、也無監督，不過是披著“集體領導”外衣而個人獨裁制而已。在集體領導的幌子下，壹把手的錯誤或嚴重犯罪總能冠冕堂皇地得到支持和認可；集體領導成員不過壹把手政治的工具，大多在搞曲意迎合或助紂為虐。 民主集中制對共產黨領導人當然有無比的優越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是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永遠不受挑戰，確保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永遠不受制約。它的優越之處還在於，即便是最高領導核心犯了大錯或決策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他還可以名正言順地繼續集大權於壹身。民主集中制帶來的是權力無條件的絕對集中，並為後帝制時代的新式中央集權大壹統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安排。 民主集中制不過是集權的壹塊遮羞布！民主集中制的實質是集權，民主的實質是分權，這是背道而馳的！民主集中制表現為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核心。在這種局面下，根本不可能有什麽民主！民主集中制不過是秦始皇邪惡制度的當代語言表達而已。古代的官員上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議事”，即對皇帝或某大臣提交的問題，共同商討，獻言進策，供皇帝決斷，開明的皇帝也能采納大臣的正確意見。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壹直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根本沒有民主，只有專政，這已為歷史的經驗壹再證明。 什麽時候“民主集中制”遭到拋棄，民主就有了希望，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露出了曙光。

反和平演變批判

“和平演變”不是要革誰的命，不是要革那個黨的命！那要演變什麽？是政治制度，監督制度，公共制度等等制度的“和平改變”。“和平演變”首要的壹步，就是打翻壹黨獨大，推行黨權平等！ 改變“人民代表”的“傀儡”狀態，改變政協的從屬地位！“和平演變”是要把“共產黨”請下來和別的黨派平等和人民平等，而不是高高在上！ 195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中國的第壹代、第二代領導人由於長期處於革命當中，其專制政權已經建立，可能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能和平演變。”和平演變是壹個國家以和平的方式漸漸地影響另壹個國家，以期改變那個國家的社會、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既然是和平的方式，就沒有打仗、沒有軍事沖突，就和軍隊、武器、恐怖主義無關。和平演變不是搞侵略、也不是幹涉內政，也不涉及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其實是制度之爭，不是“入侵”與顛覆。那有什麽好怕的呢？ 所謂“反和平演變”，實際上是共產黨對政權不能穩定的極度恐慌。很多國人認為，美國政府是內外有別：即對自己國民很好，對外就功利之極，居心叵測，所以她對中國人倡導的民主自由必是洪水猛獸。這種盲目排外的思想頗有義和團之風，仍然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代博物館思維，對“自由、平等、博愛”壹竅不通。 任何壹個國家、任何壹個社會都是要變化的，而且只要沒有把自己完全封鎖在起來，總要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同時也給世界以影響。壹般來說，先進的社會對落後社會的影響要大於落後社會對先進社會的影響，因為人往高處走嘛。落後國家接受的國際影響壹定正面的多，有利於改進自己，追上先進；而先進國家根本不必擔心落後的國家改造妳，開放妳自己意味著妳將更深地影響世界，為世界做出更大貢獻，而世界發展了反過來又會促進自己。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行了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沒有見到哪個國家真的就被西化。歐洲接受了美國戰後的援助，結果很快從戰亂中恢復過來，英國人，法國人也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真的優越的話，應該是美國佬、歐洲佬要擔心被我們和平演變才對啊，哪用得著去反“和平演變”呢？其實是自己的制度不好，就算別人不來誘惑妳，民眾遲早也會覺醒的。口口聲聲鼓吹自己的優越性，不過為特權集團的利益的穩固找個借口罷了。

穩定壓倒壹切批判

在復雜系統發生質變，也就是出現新結構取代舊結構的突變過程中，只有舊狀態或舊結構失穩，系統才能經由躍遷的方式，即經由壹系列不穩定的中間態的方式，進入壹個新的穩定有序態。在這個過程中，舊結構的穩定性是壹種消極因素和保守力量，是扼殺生機和希望的；不穩定性則起了壹種揚棄舊結構、激發和導向新結構的建設性作用。 從計劃經濟——壹黨專制——黨領文化之舊穩態，躍向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多元文化之新穩態；這壹躍遷符合人類文明進化大方向。然而，在中國社會面臨根本變革的歷史關頭，鄧小平鼓吹穩定性崇拜。 所謂穩定性崇拜，就是麻痹了或喪失了對穩定性的批判意識，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穩定性總是好的，積極的，建設性的，是有百利而無壹弊的。有人甚至認為，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去求取穩定。國內社會科學界與人文科學界，則幾乎眾口壹辭地、無批判地褒揚和突出穩定；政要人物，則言必稱“穩定”。鄧小平的“穩定壓倒壹切”與江澤民的“始終把穩定作為頭等大事來抓”，更是把話說絕，達於顛峰。 “壓倒壹切”是否包括“壓倒”生命、憲法、法律、法規？如果不認真界定法律範疇，很容易被壞人利用。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破壞憲法、踐踏法律開始的嗎？如今此伏彼起的瓦斯爆炸事故，日甚壹日的環境汙染，屢禁不止的三亂……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暴露的是同壹個問題——權力“壓倒”了法律。這種現象還要延續嗎？　 “穩定壓倒壹切”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是屠殺、殺人的代名詞。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對“穩”的解釋是：叫妳去東妳去東，叫妳去西妳去西。如果叫妳去東妳不去東，這就叫“不穩”。在古代則被稱之為“犯上作亂”，應當“格殺勿論”。今天則稱之為“不穩定因素”，應當“消滅在萌芽狀態”。不然，就會威脅統治階級的正常統治。所以，“穩定壓倒壹切”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的座右銘。“不穩”，那是絕對不容許的。 如果穩定是至高無上的原則，那麽，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最可靠的穩定因素；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由於現行制度剝奪了他們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投票權利，因此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言行都構成了對既定秩序的挑戰，因此就成了危害穩定的因素。按照這套邏輯，權勢者代表秩序代表穩定，沒理也是有理，再錯也是對的；反之，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和個人，有理也是沒理，再對也是錯的。壹切有良知的人，絕不能墮落到維護暴政的地步，而應為自由與正義不懈地抗爭！ 人類不是螞蟻，不是蜜蜂。對於人類，穩定不是唯壹的價值，不是最高的價值。在穩定之上還有自由，還有正義。沒有自由、沒有正義的穩定是暴政。中共果真贊成“穩定壓倒壹切”嗎？那當初幹嘛要革國民政府的命？可見，“穩定壓倒壹切”，其實是共產黨壹黨專政的穩定壓倒壹切。壹旦妳接受了這個口號，壹切善惡是非就顛倒了。中共可以用破壞或妨礙穩定而定人罪名，“穩定”正如“反革命”壹樣，沒有任何法律上的具體的界定標準，他們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加以解釋。 1989年春鄧小平就曾極端無恥地說：“殺它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後來，他果然為了穩定，壓倒了壹切；導演了壹場空前絕後的“6．4”大屠殺。江澤民重談“穩定壓倒壹切”的老調，甚至比鄧的嗓門還高，發出了要把所有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當局的壹切暴行，都打著“穩定壓倒壹切”的旗號。官方的穩定，是壹種死的穩定，它窒息了社會的活力。這種穩定靠的是暴力工具的控制、經濟資源的壟斷、政治資源的獨占來實現的。穩定是統治者的穩定，是某黨的穩定，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穩定。今天的穩定，是老百姓忍受獨裁統治的穩定，是獨裁者作威作福的穩定。穩定，穩定，官僚集團越穩定越闊氣，越穩定越高高在上；老百姓越穩定越貧窮，越穩定越活不下去。不徹底打破獨裁者奴役剝削人民的“穩定”局面，人民就永不能取回本屬於自己的權利。 在“穩定壓倒壹切”的名義下，很多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且，為穩定而實施的政治高壓本身，就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壹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穩定壓倒壹切”所造成的負面效應的積累，將使被強行推遲的結構取代過程終於發生時，社會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社會脫序行為之頻度、烈度將提高，社會動蕩將加劇，社會動亂將更可能出現，人民將承受額外的痛苦，作出額外的犧牲；甚至將使結構取代成為不可能。 專制權力是壹種沒有制約的絕對權力。統治者必然貪得無厭，它不可能有什麽理性去自我約束，對老百姓的壓榨和盤剝必然慘無人道。這就必然帶來社會的不公平。民性若水，水性至柔，但水到不平處也要喧嘩。這“不平”如果太大，必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社會哪有可能存在穩定、和諧？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凡專制必無穩定、和諧。 200多年前，法國著名革命家羅伯斯庇爾說過：“只要翻壹下歷史，妳們就會看到，到處是公職人員壓迫公民，而政府則取消人民的主權。”“社會災難從來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政府。”這完全可說是2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寫照。 中國今天要避免社會動亂，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藥方只有壹個，就是實行民主，使人民的主權得以確保，讓強大的人民主權制約和限制官僚權力，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政府的腐敗和職權的濫用。 民主化改革後，會不會象鄧小平說的“今天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圍政府，中國13億人口，壹年365天，天天都會有人鬧事，那還有什麽精力搞經濟建設”？ 首先，“鬧事”是壹種汙辱人格的語言， 在中國是長輩對孩子訓斥的常用語。他把全國人民當做他幼稚的孩子，證明了他的“大家長”心態，這是中國專制獨裁的心理基礎。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專制落後性。群眾遊行示威是為了反對“權力者鬧事”讓人民自己安心建設！有人提議“執政黨的中心工作由經濟建設轉變為法治建設”：仲裁勞資糾紛、調解群體爭議、了解社情民意，這正是新世紀裏政府的主要職能。如果不是“天天都有事”需要政府處理，納稅人為什麽要出錢養活公務員呢？ 發達國家幾乎無日沒有人遊行示威，但並不影響政府執行公務。在選舉期間，政府首腦忙於競選；選舉結果出來後，有時連新內閣都無法成立，有些部長長期缺位，但只要有壹支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和不受政局變化影響的民間企業家階層，經濟照樣可以正常運轉並保持穩定增長。相反，長期靠壓制來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眾鬧事的溫床。

共產極權與暴政統治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大殺天下
　　1.土改殺地主
　　毛共到達陝北後，出於無奈，利用西安事變，要求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曾公開發表宣言放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很多八路軍指揮機關的房東就是地主。如果不是地主，也不會有那麼多房屋供各級指揮部之用。
　　誰曾想抗戰結束後中共又重操故伎、恩將仇報，昧著良心在北方農村更大規模地殺地主。1947 年第三季度的土改，魯南地區就有 20 多萬人被活活打死，其中 1/3 只是富農、中農或小商販。輕者戴高帽遊街，全家埽地出門，重者全家抄斬，就連剛生下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劉少奇在遼南，先已作出了屠殺樣板。
　　1948 年擔任過《新華日報》總編輯的華崗到香港，對各民主黨派人士做過壹個關於解放區土改的報告，既講了運動的偉大意義與成就，也講了不少運動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領導人很不滿意，打電報給香港的中共工委會，指令工委會開會批評華崗。
　　每壹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士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壹種橫行鄉裏欺壓良善的“惡霸”；壹種專作好事的“善霸”；壹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的“不霸”，“三霸”同壹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中被殺的地主有的是被鬥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說，農村的鬥地主“按照農民的心理，要麼不鬥，要鬥就往死裡鬥。在（河南）杞縣丁莊鄉的鬥地主運動中，發明了坐飛機的刑罰。把地主束縛後，再用繩子系於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燭，火燒牛身體，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幾分鐘，人就血肉模糊了。”
　　蘇南從 1950 年 7 月開始土改的典型試驗。亂鬥亂打現象主要發生在蘇南土改全面展開的初期，即 1950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間。在全蘇南的 2741 個鄉中，普遍亂鬥亂打的鄉就達 200 個以上。亂鬥現象有如下特點。首先，鬥爭會不是說理而是鬥力鬥蠻，鬥打的花樣繁多，血腥味甚濃。主要有吊、跪、綁、坐老虎凳、蹲水缸、剝衣服、澆冷水、爬、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燒陰毛、戳乳房、吃雪等。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以下簡稱“檢查隊”）的統計：奉賢縣 5 個區被鬥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起來的 13 人，被捆綁的 18 人，被剝光衣服的 80 人，每人壹般受多種體罰。武進縣百大區鬥壹個婦女時燒陰毛，潢裡區鬥壹個婦女時逼她脫光衣服在臺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時，要求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 7 個鄉鬥爭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 人跪下；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還發生了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還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物件身上或要求鬥爭物件吃雪。無錫縣各地的鬥爭方式除了綁、打、剝、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普遍產生有鬥必打，有鬥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等等。
　　1951 年 1 月 28 日的《蘇南土改情況》報導，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徴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壹夜；遊子鄉趙公廟抓了 2 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求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去吃了酒。青浦縣龍固區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不完全統計，蘇南在鬥爭中壹共打死 60 人，其中鎮江專區 4 人、常州專區6 人、松江專區 50 人。實際被打死的不止此數。據“檢查隊”調查，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 18 人，金壇縣打死 2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統計，在鬥爭期間蘇南共有 293 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 97 人、蘇州專區 81 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 20 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殺。溧水縣在土改期間有 27 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有的地主是被逼死的。前新華社社長穆青在 1950 年 6 月 2 日的中共《內部參考》中報導：河南土改運動中壹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餘起，大部為中農以下成份。據《帶刺的紅玟瑰》壹書透露，1953 年春季，廣東粵西地區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殺。其中，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只壹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 85 人。
　　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殆盡。比如，在進行土改運動時，工作組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鬥的目標，羅織壹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臺下問：“這個人該辦什麼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
　　以周恩來胞弟的嶽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運河水利局局長，從未在國民政府中做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革命，他將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黨南下時，他認為自己不會成為鎮壓對象。不料壹解放，他便因為“地主”身份成了第壹批鬥爭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真是革命徹底、大義滅親啊！
　　周的親戚尚如此，別人的遭遇就更慘了。
　　1938 年趙紫陽 19 歲在家鄉河南省滑縣加入共產黨並於年底任縣委書記，21歲又升為地委書記，開始領導土改運動，殺地主、分浮財。他殺別人，別人也給他出難題。趙紫陽的父親是個很謙和的老中醫，又是教了壹輩子書的私塾先生，壹年四季都勞動，每天早晨起來背著糞簍到大街上拾大糞，還拿著本兒書念，工作隊壹再發動群眾，但確實壹點民憤都沒有。但縣委硬是命令農村必須村村見血，要殺人口的百分之壹，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無罪惡無民憤者也要殺，說這是為了推動革命，檔中還介紹黨的中央委員陳鬱親手開槍把他的父親槍斃了，共產黨員都要向陳鬱學習。1947 年當地組織決定要殺掉他的父親趙廷賓，他毫不猶豫簽字“同意”，因此獲得黨組織的賞識重用。他說：“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壹方面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
　　當時的場面很慘烈，土改工作隊是把老人當作還鄉團來鬥爭的，幾個壯漢把老人高高擡起來，問道：“看到國民黨回來了嗎？看到了吧！”壹邊說，壹邊把老人往高處壹扔，給活活給摔死的，這種鬥爭方式叫作“望老蔣”。趙紫陽對其父親和家庭的態度，是共產黨性征服其人性的野蠻歷史。
　　1951 年 4 月中南局將趙紫陽從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調來廣東，具體領導全省土改。1951 年 11 月，在廣西主持剿匪有功、殺人 4 萬（其中 1/3 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廣東土改；其人更“左”更狠，來粵後以反“右傾”
　　的口號整頓土改隊伍。壹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或處分，壹些被開除公職，有些更被殺害；如中山縣幾十個這類土改幹部被處死刑。廣東全省約 5.2%土改隊隊員遭清洗或處死。
　　陶鑄在廣東搞“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亦即是每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
　　在廣東被濫殺者中，就有名中醫、好鄉長、歸僑教師、中農、前國民政府低級公務員。
　　壹位原鄉土改隊副隊長說：過去殺地主沒有限定數額，1952 年荔枝大熟時節每個鄉要定出殺多少個地主的計畫；過去審批判處地主死刑的許可權由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三巨頭共同掌握，後來下放到區壹級領導；過去對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還要核實，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查有實據”，後來只要窮苦農民（不論良劣）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用以作為判處死刑的“證據”。
　　這位當事者說，“那時，上頭壹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的都被處份。”
　　1951 年 5 月始僅粵西自殺的地主達 1165 人；1953 年“土改複查”時，僅 2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壹個月，自殺者又增 805 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土改”
　　的恐怖。此外，陶、趙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 2 萬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包括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古大存托李富春帶壹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此信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
　　曾在湖南漵浦縣八區（江口）擔任區長的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有壹次，我在曹家溪村，領導壹次反霸鬥爭大會。壹個惡霸地主站在臺上被鬥，貧雇農壹個個上臺訴苦鬥爭。壹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壹半，“呸！”壹聲吐在臺上，臺下的群眾駭了壹跳。他又準備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馬上制止他。 對於所謂的“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鬥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鬥會後立即拉出去槍斃。在土改中擔任過民兵的盧峰鎮橫巖村的李佑良回憶說：對於欺壓百姓的地主，就整他，關起來，有材料的就打掉（即槍斃）。都是民兵去抓，用繩子捆起來，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風，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陳宗元，當過鄉長，抓到後三天就槍斃了。有壹次在水東區，鬥完地主後，將地主牽到江坪（漵浦將江河的河床灘頭叫江坪）去，排壹路跪著，壹個個打掉。吹號了，就同時打掉。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壹槍，腦殼開了花，腦殼不見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壹次，壹下子就打掉了18 條人。家裡有人屬的就將屍體擡回去埋了。沒有人屬的就死在江坪讓狗吃掉。
　　當時鬥爭時，有壹個地主的孫子鬥爺爺的爭，說爺爺睏了他媽媽，也打掉了。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繼熹，有幾百畝田、幾十桿槍，屬於武裝地主。將他抓到後，用鐵絲穿起他的鼻子，牽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鬥後打掉了。他全家 20 多人全部打掉。雷繼熹小婆子生的兒子，七八歲，也打掉了。他壹屋人冇留根根，全家誅滅。
　　時隔 50 多年後，郭靜秋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準，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準，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妳，只要妳完成任務。我們區裡有個幹部叫羅良驥，我當區長也管他不到。他將壹個 80 多歲的壹般地主殺掉了，還將他全家男的都殺了，只有壹個男的跑掉了。
　　《炎黃春秋》2006 年第 8 期發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說：邵陽地區的土改本來遵照“《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的精神順利進行，1950 年 12 月突然下達了根據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才造成這壹段殘暴野蠻“血淋淋的歷史”。接著，鬥爭會上打人成風，有的甚至被當場打死。
　　為了多搞錢財，盡可能擡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還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掃地出門。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隨後自殺，留下孤兒只好交給其親戚或願意收養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壹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壹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鬥；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由此可見當時的混亂、殘暴和野蠻，簡直與流寇相差無幾。“和平土改”變成了暴力土改。農會派人去抓逃亡地主，壹時農民紛紛到各城市集鎮去抓人，幾乎造成城市工作壹個亂源。當時有些地主還有起義人員住在城市或兼營工商業，從此以後，集鎮的店鋪全部關門倒閉，農村經濟壹片蕭條。當時只要能搞到錢財，哪管什麼破壞工商業和統戰政策。在壹片紅色恐怖氣氛籠罩下，壹般農民特別是中農和婦女很是害怕，不敢參加鬥爭，有的連開會都不敢來了。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畫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當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煙紙燒掉，毀了多少文物，無法計算。亂抓亂打亂殺之風還影響到當時的鎮反，並出了大亂子：邵陽縣七區由於非刑拷打，“逼、供、信”，發生了抓捕中、小學教師百多人，打死多人，震驚全省的大錯案。……暴行也證明，人們在被煽動起來的冷酷殘忍的“階級鬥爭”中，可以異化為禽獸，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蕩然無存。
　　鄧子恢在《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報告》中說：“……殺了占農村人口 10%的地主分子中的兩成。”中南地區土改沒有東北和華北激烈，因為東北和華北土改時正值共產黨在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階級矛盾，以便裹脅貧雇農出兵為共產黨火中取栗的現實軍事意義。而中南地區土改時，天下已經歸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區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國當時人口 5 億計，80%的農村人口是 4 億。4億人中 10%的地主分子是四千萬。4 千萬中被殺 20%，就是 8 百萬；據統計被殺地主的“不少於壹千萬”。
　　官方宣傳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及 Teiwes 的文獻記載都說明，部分農民並不支援土改。土改運動比文化大革命殘酷多了，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對這段血淋淋的歷史所知甚少。有人推算，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死人應在壹千萬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臺灣政府的贖買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王若望指出：“中共特別強調地主還鄉團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試問：促成並加深這種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誰呢？”
　　正象《中國農村曆滄桑》壹書作者陳佩華教授寫到的那樣，“村民們樂意把地富當作鬥爭對象，他們很明白，只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四類分子的罪惡上，像他們那樣的普通農民就可以躲在壹邊，免受批鬥。幹部們樂意拿四類分子開刀，因為反動階級壹向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對象，如今他們要開展階級鬥爭，就等於再度表明了共黨幹部自身的合法性”。
　　暴力土改既違反國際人權法則，違反了 1950 年公佈的土地改革法，也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
　　土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
　　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對地富的政治迫害從 1949 年 1950 年開始，壹直到 1979 年才結束，壹共持續了 30 年（從 1925 年農民運動算起就更長了），比任何其它群體受迫害的時間都長。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式，無罪受罰，輕罪重罰，壹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發生了對地富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 年，中共宣佈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 30 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沒
　　有給家屬任何補償。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多達 400 萬。
　　2．鎮壓反革命
　　在建國前後，壹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毛澤東說：“國民黨殘渣餘孽亡我之心不死，要推翻我革命政權！”毛澤東在剛“和平解放”北京以後並不急於進城，而是住在西山，等進城的部隊肅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
　　以後才安全進城。那時全國都展開了剿“匪”運動。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壹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壹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壹兩批人”，用國軍俘虜練刺刀還不過癮，壹些共軍中下級軍官還挖出俘虜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壹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
　　1950 年 6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對壹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此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因此，“妳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壹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劉少奇隨後的解釋更為形象說：“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壹個地主，那裡也打了壹個，到處鬧”。
　　鎮反運動剛開始，劉少奇批示對自新分子不應處死刑，毛澤東卻將其改為：
　　“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
　　1951 年初抗美援朝極為順利，毛澤東遂決定大力鎮反。1 月 17 日，毛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廿七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 21 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4600 餘人，並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處決壹批。區區壹個湘西，人口密度也遠小於河南與華東地區，就處決了 4600 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壹個省處決了 3000 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不過處決了 2911 人。毛立刻就做出批示：湘西準備再處決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1951 年 1 月 21 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內，恐怕需要處決壹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1 月22 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妳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壹步的鎮壓計畫。1 月 29 日，見公安部對中南局公安部逮捕 19823 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 160 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會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的報告時，他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1951 年 2 月 5 日，中共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 500 多人，並處決了 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畫，壹定求穩，批準殺人壹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準執行”即可。
　　由於各地高層領導人責任大，任務重，顧慮相對較多，毛澤東這時甚至還親自批示要求各地縣委書記都直接與他通信，彙報各縣市鎮反運動的開展情況。用這種方法，來推動各地領導人解放思想，切實跟上他的要求。
　　根據毛的建議，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殺此數的壹半”；“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壹批，殺壹批，不可停得太早”。毛不認為千分之壹是壹個絕對不可逾越的處決人犯底線。對那些強調情況特殊，申請超出比例者，他都表示贊同。
　　毛隨即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壹個 6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 2 萬餘人僅殺 2 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 1951 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 3 千人左右……南京方面，據 2 月 3 日柯慶施同誌給饒漱石同誌的電報，已殺 72 人，擬再殺 150 人，這個數目似太少。
　　南京是壹個 50 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 2 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那時候，因為廢除了以往的壹切法律制度，且又未提出和頒佈任何新的刑法為“殺”“關”“管”的依據，各地掌握的判刑尺度頗不壹致。“雙十”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以政務院頒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為依據，但直到中央決定了大致的處決人犯比例和毛開始向各地提出了具體的鎮壓數字之後，政務院才於 1951年 2 月 21 日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根據毛要“大殺”人犯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地方上能夠放開手腳，有意使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相當寬泛。《條例》否定了“已遂”、“未遂”
　　的概念，規定：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壹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至於該殺不該殺，則主要取決於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節嚴重”，二者占其壹者，均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都可以以反革命處死。
　　《懲治反革命條例》剛頒佈，毛即發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緊實施鎮壓。
　　依毛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壹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
　　壹些地區就反映說：他們那裡很少有很大民憤的所謂惡霸分子，相反，“群眾對於直接對他們的利益有妨礙的小偷、流氓、二流子壹類人的憤慨倒比較普遍。”
　　而且，罪多少為“大”，惡多大為“極”，多少“民”有“憤”即可算“很大”，實在難有確切的尺度來衡量。包括血債問題，壹些地方找不到歷史上殺害共產黨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過去有過人命官司的，統統視同“血債”，結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偽軍、殺死偽軍數名”，“因與人通姦致使其妻氣憤投河自盡”
　　之類，也都當作反革命血債看待了。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當時有些人僅僅是為了生活才參加了國民黨，他們僅僅是些普通的士兵而已，而絕大多數鄉紳富戶基本上都是有兩個小錢的好人。較典型如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壹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處決了七、八百人。
　　2 月 17 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壹夜間逮捕反革命 675 人，次日即公開處決 58 人；槍斃時有數萬群眾圍觀且興高采烈。羅瑞卿指示，今後執行死刑前可召開群眾大會等，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3 月 7 日夜北京市壹舉逮捕了 1050 人，緊接著，北京市公安局專門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及市區兩級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宣佈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與會代表討論懲治辦法。經過壹系列宣傳工作之後，市公安局於 25 日當天分別在三處壹次性就槍決了 199 人。以後每天都把壹車壹車的人拉出去槍斃。
　　天津市在 3 月間提出了壹個具有相當氣魄的補充計畫，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 人的基礎上，再處決 1500 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壹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按毛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捕 1068 人、處死 100 餘人的基礎上，再捕 10000 人、殺 3000、關 4000、管 3000。毛回電稱：“如果妳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妳們註
　　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壹批，然後每隔若幹天判處壹批。”他還特別要上海領導人註意看 3 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的鎮壓經驗。即先開上百人的代表會，再開上千人的各界會議，最後召開上萬人的公審和控訴大會，刺激起群眾的義憤，使之自覺地擁護“鎮反”。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 3 月開始，實施了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太原市委報告說：他們 3 月 13 日開始實施大逮捕行動，緊接著“學習京津的經驗，於四月五日召開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的擴大聯席會議，並於 5～6 兩日分批分區執行。公審大會採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壹群，五百壹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
　　毛澤東於 4 月 20 日致電各中央局書記稱：雖然 2 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壹，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壹，個別地方且已超過。壹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壹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
　　我有這樣壹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壹，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壹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貴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準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壹千萬已殺壹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壹萬多壹點，留下壹萬多不殺，已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準和狠了。”
　　毛澤東於 4 月 22 日在公安部的報告上公開表揚北京壹天處決 200 個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證明害怕震動過大而束手束腳是不對的，是沒有根據的”。上海在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處決人犯不過 100 多人。而 4 月 27 日壹舉就捕了8359 人，僅 4 月 30 日壹天就槍斃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斃 28 人，6 月 15 日又斃了 284 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壹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壹百四五十名，到11 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 2000 人之數了。
　　殺戒打開，慣性巨大。“至今年四月底止，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 35.8 萬余人，共殺反革命罪犯 108400 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 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 5 月中旬，“殺人已近 20 萬，距人口千分之壹點五隻差五萬左右”，遠超出處決人犯壹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壹的原則規定。未到 5 月份，兩廣地區就捕了 188679 人，處決了 57032 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 10488 名”。據報，“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數的殺人數的30%左右，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 40 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歷及年齡都沒
　　有。縣區個人都有殺人的，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 226 人，蒼梧壹區先殺後報 14 人，又壹個區殺而不報 24 人，宜山批準殺 52 人，貴縣壹次夜間從後門拉出 8 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並都要求增大比例。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 1.3 萬人，內欽縣壹縣即捕 8 千人，鐘山縣委不經討論批準各區自行逮捕，結果全縣捕 1126 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壹個壞字。
　　自 3 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畫。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壹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因挾嫌報復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週邊，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 200 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槍斃，5 人被判刑，4 人被開除公職，1 人下落不明。
　　1953 年春，湖南在查出的 763 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縣人民法院認定的壹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壹是解放前充當“圈子會”的“大爺”；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 元；三是解放後組織地富 300 餘人進行反革命暴亂，毆打幹部，企圖推翻農會和篡奪鄉政權。經查，所定罪行全無證據，純屬誣陷。原因只是因為鄉村農民和集鎮居民競選農會負責人時，曾組織農民遊行助威，被人懷恨在心，以致乘機栽贓報復。
　　勉強湊數、濫捕濫殺的壹個極其嚴重的後果，就是把大批與舊政權有關的人員打成了反革命。福建長汀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壹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只因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將他人的罪過也扣到他的頭上。而且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只憑縣公安局長壹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
　　在剛剛結束的國共戰爭當中，中共就是利用對國民黨投誠人員“不咎既往”
　　的優待政策，瓦解了國民黨幾百萬大軍的戰鬥力。在鎮反運動中，所有這些曾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具有極大感染力的政策檔，在各級幹部眼裡都成了壹紙空文。
　　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湖南茶陵 20 余名國民黨中將和少將，除去港臺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 9 人，鎮反運動中多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4 人被槍斃，3 人被判刑（2 人死於勞改期間）。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 81 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位，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滿清搞“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順之者生，逆之者亡。而中共只要認定妳為階級敵人，順之亦亡，其殘暴程度遠勝於滿清。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1918～1951）在 1936 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董必武安排朱邁先直接進入廣西的 11 集團軍從事政治工作，擔任該軍 131師壹個團的上尉指導員。1942 年，131 師調守南寧，曾參加過桂柳會戰。次年，朱邁先被派往 19 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隊長。1949 年 6 月，蔣雄從部隊轉到桂林任專員後，又舉薦朱邁先任自己的秘書。同年 12 月，桂林解放前夕，由於朱邁先等人的積極工作，蔣雄手下的 70000 余名軍政人員起義。其後，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 年學習結業後，朱邁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學任教，該校的董事長就是蔣雄。在 1950 年 12 月的“肅反”運動中，蔣雄和朱邁先被捕，壹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寧縣。1951 年 11 月，湖南新寧縣法院以莫須有的“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並立即執行。死時，朱邁先年僅 33 歲，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3個幼小的孩子，其幼子因饑餓而死。“文化大革命”中，其妻傅麗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頭髮，還多次遭到毒打、抄家、遊行示眾，身上留下了不少傷痛。1984 年才澄清事實真相，給予平反。
　　另壹位是三十年代被譽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沈從文的三弟，抗日將軍，抗戰後在家賦閑。50 年代在湖南遭槍斃，臨死時席地而坐，冷笑數聲道：“想不到妳們這麼搞！”
　　抗日將領，曾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之職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其組織的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員警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害。
　　甚至像在全國範圍內十分著名的抗日將領李杜，在 1951 年的鎮反運動中，也曾因信奉壹貫道，而被定為反動會道門首領密謀叛亂而被捕。只是因為西南局第壹書記鄧小平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調閱了國民黨軍團長以上、文官縣長以上被捕者名單，偶然發現了李杜的名字，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過壹死。
　　李杜原本既在統戰名單之列，而他的命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大批官階在團營以下的普通國民黨軍官兵的命運將會如何。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 2.2 萬人。接近“解放”時，壹個青年曾短時間參加了國民黨的某個組織，這個組織就像現在的什麼自願者之類的，他沒從事具體的反共活動。解放後，這個青年被判處了徒刑，在他入獄時，他已有壹個愛人和壹個三歲的女兒；共黨將這個男青年送進監獄後，還把他愛人家裡的壹切衣服及財產都沒收了(只留下兩個碗)，由於沒有吃的，她三歲的小女兒很快就被活活地餓死了；由於沒有穿的衣物,這個女青年也很快就被凍死了……那時，重慶三峽壩區某縣官壩區開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壹次槍斃 12 個人，同時拉了壹些人來陪殺場，他壹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
　　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壹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壹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壹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壹個。這在當時不算什麼，補壹個手續就行了。該縣黃金鄉金銀村有壹個姓方的青年人，忽然就被列入了槍斃名單。方某被押赴汝溪執行槍決的路有幾十裡遠（那時沒有公路），要經過壹道山溪。那天卻忽然發了山洪，波濤洶湧，無法渡過，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遠遠的繞道而行，這壹繞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邊久等不至，怕誤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開槍行刑了，等方某壹行趕到早散了場。第二天上面有人來通知說，方某可以不殺了，已經引頸待斃的方某於是從鬼門關檢回了壹條小命，他實在是太感謝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壹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壹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 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當宣佈張國錦的罪名為“壹貫道”（當時定性為反動會道門）成員時，張國錦壹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壹貫道，更沒有參加過壹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群眾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壹個人看見我參加過壹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壹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將近壹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頓時壹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壹會兒，壹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壹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傑、秘書範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裡找證據呢？議論之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壹片。審判臺被迫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由範梓裡宣佈，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壹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範梓裡的示意下，壹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壹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它說，張國錦肯定是壹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它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它，但怎麼敢呢，因為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壹邊說壹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壹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覺說，有壹次我和張國錦在上南門官茅廁（公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著壹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這兩個毫無道理的所謂反革命證據立即為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定下了。範梓裡馬上宣佈，現在有兩個辦法，壹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壹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範梓裡走到臺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壹個人（除張的直系親屬外）舉手同意巴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 。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說著範梓裡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1 秒、2 秒、3 秒……還有兩分鐘，1 秒、2 秒、3 秒……還有壹分鐘……”這時全場死壹般的沈寂，人們都好象屏住了呼吸壹樣，誰也不敢吭壹聲。當三分鐘快到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呢？”時間到了，沒有壹個人舉手。範梓裡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三分鐘內舉手，說著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壹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來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
　　席臺立即以舉手表決為依據宣佈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 15 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
　　直到槍響倒下。
　　那時，沿海地區的居民不斷偷渡逃難到香港和境外。而留在內地，能夠活下來的起義投誠人員或者家屬，改革開放紛紛要求平反。僅湖南壹省，經認定身份列入複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銷判決，恢復名譽，約占複查數的79%。而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裝人員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糾正。在全國範圍，總共有 15 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難看出當時情況之壹斑。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開過新壹輪的“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就又捕了 71128 名，處決了 10727 名。並且該地區還進壹步部署了第三階段“鎮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處決 12279 人。以華東第壹階段“鎮反”
　　處決 139435 人即已達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九四的比例來看，可知三個階段下來，其被處決人數大大突破千分之壹。
　　據新華社記者 1953 年初報導：“貴州省農村中群眾管制壞分子的面寬、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區嚴重的混亂現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經過有關公安部門審查、批準，許多都是由群眾或工作組幹部說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屬，壹般都是全家大小壹律管，部分地區將小偷、遊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來。
　　紫雲縣四區德興鄉二村共有 310 戶，居民 1627 人，管制了 23 戶（均全家管）150人，占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中央規定（千分之三）的 30 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占該鄉總人口的 1/2。獨山縣基長鄉全鄉人口 8361 人，共管制 456 人，去年 12 月經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廳檢查結果，僅 11 人符合管制條件，不該管而管的 454 人。紫雲縣壹區松山鎮五村，農協主席梁秀清貪汙銀元壹元半，自己說出後，即被管制起來。該縣四區德興鄉壹被開除的團員，因壹次在館子裡跟地主同桌吃飯（各自付錢）被管制。紫雲縣二區四村農民班長元兩夫妻打架，被工作組宣佈管制壹年。獨山基長鄉平定村羅登雲年已七十八歲，不能行動，亦無反革命活動，僅因其 1926 年曾當過壹年偽區長而被當做主要管制對象。”
　　據壹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中共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 70 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到 1979 年 8 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 人。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壹個說法，叫殺了 70 萬，關了 120 萬，管了 120 萬。以官方的被處決 71.2 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 5 億人口的千分之壹點二四的水準了。如果註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毛澤東委婉批評壹些地方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 71.2 萬的這個數字。同樣的情況，比較上述貴州農村的管制情況，亦可知其所謂管制數小於判刑數的統計，也未必十分準確。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間，至少有 300 萬人被中共殺害。據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 年至 1952年有 280 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萬人被殺。
　　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 2 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 60 萬人，反動黨團骨幹 60 萬人，共 3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後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中共內務部長薄壹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 2 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遊擊戰士)。1999 年 9 月，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方分別殲“匪”共計 258 萬 4 千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最少在 500 萬人以上。
　　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壹個“政協委員”或甚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1965年 6 月李宗仁抵上海時，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李回國不到壹年，陪伴他 42 年的夫人郭德潔於 1966 年 3 月逝世。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有關部門先後物色了 60 多位年輕美貌的女青年照片資料，當壹個叫胡友松的照片擺在他的面前時，被李壹眼看中。胡友松是壹代影後蝴蝶的女兒，1959 年從醫專畢業後就壹直在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周恩來找李宗仁談話，建議他們正式結婚，李宗仁只是擔心比他小 48 歲的胡友松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做思想工作。胡同意了，二人於當年 7 月結婚。1969 年 1 月 29 日，李宗仁因病逝世。沒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趕出李府，被說成是港臺特務，受到了審查，後來又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之後又把她調入了國家第壹歷史檔案館工作。
　　1969 年和 1982 年，胡友松兩次將國家發放的生活費 13.7 萬元和李宗仁先生的私款 83662.39 元全部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160 幀照片捐贈給中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臺兒莊史料館。
　　3．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主要是針對腐敗。建國後，大批中共黨員進入城市花花世界，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和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毛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由此，毛下令展開“三反” 運動。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發佈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反”運動。確實有壹部份中共黨員被判了罪。
　　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 1952 年 5 月 26 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壹目標。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專政對象。
　　在工商改造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壹人，將自己壓死。時任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壹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壹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壹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壹書估計，鎮反時期有 50 多萬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 20 萬人自殺。
　　據 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萬 3100 餘人被逮捕，280 餘人自殺或失蹤。
　　“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從史書中只看見階級鬥爭。他壹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策”。他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甚麼都重要。
　　1960 年，被毛打倒的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壹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兇，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
　　1962 年鄧小平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壹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 1600 萬，有的估計是 2500 萬。”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消滅了，可農民階級沒有勝利，階級鬥爭只是殺了壹批保長，並將“壹個保長”換成“好多保長”而已。
　　思想改造運動
　　1．剝奪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權威，而權威最討厭懷疑、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知識份子的災星。柯慶施以男人評婢女的口吻說，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不肯作自我檢查，總是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高崗更是粗野的咒駡知識份子，說他們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而毛澤東壹再教訓知識份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從文盲上司的領導。並警告說，知識份子是否有前途，決定於服從命令的程度。
　　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諷刺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話外之音是，知識份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意是：共產黨供給知識份子飯碗，妳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權的皮上面才能夠生存，我不給妳飯吃，妳就得餓死；所以，妳得老實點。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否定，必然匯出知識份子依附性的結論。既承認知識份子是個社會階層，又判定其是壹個只能依附於壹定階級而沒有獨立性的階層。知識份子從壹開始就或者屬於敵人（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屬於異己（依附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即使不屬於被消滅物件，也僅僅只是屬於團結、教育、改造、利用的物件 。1978 年 3 月 18 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即使“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壹張‘皮’
　　上的問題”，存在著“註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只要堅持壹黨專政，知識份子就始終是專政者的心腹之患；知識份子必須忘我，必須失去自己的獨立意識，成為沒有主見的工人階級的壹部分。被當局重視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奴才，絕不是主人。
　　毛在七大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人士了”。千家駒指出：毛既嚮往又自視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所以對知識份子既蔑視又敵視。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唐太宗喜稱“天下英雄盡入吾殼中”。毛則笑謂“妳們都上了我的賊船”。全是帝王心態，知識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間。
　　1947 年 10 月 27 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組織和平統壹大同盟陰謀的指示》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壹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檔時加上了壹段話說：“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
　　“壹步壹步地拋棄他們”。
　　1949 年 8 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共在大陸上的軍事 ? 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壹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所講的“外國羈絆”是指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勢力。
　　毛為此壹連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國的知識份子與美國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他心懷叵測地說：“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必要”，“給中國人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這就是把當時中國數百萬民主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都列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五縱隊了。毛在評白皮書的文章中還直稱他們為“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他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壹文中已把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共產黨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壹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壹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壹個很好的東西，是壹個護身的法寶，是壹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壹個寶貝。”從而已把自由知識份子打入了懷疑和整肅的範圍之中。毛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
　　1950 年初，毛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外乎兩類；壹類是讀書越多越糊塗；壹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第壹類是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談的是孔孟之道、資治通鑒之類的書，所以讀得越多越糊塗。第二類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接受了個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動。毛還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說的是封建帝國閉關自守時代的事。現在不同了，海禁大開，有了艾奇遜所說的“外國羈絆”。孫中山這位大秀才就壹舉推翻了滿清王朝。我們共產黨也不是秀才造反嗎？
　　有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外國羈絆”，不也推翻了有“美國羈絆”的國民黨反動派？
　　所以，對我國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們可要感謝艾奇遜給我們的教誡啊，必須記得，秀才們雖然上了我們的賊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須慎加留意，小心為上。
　　所以，1949 後的中國，以文盲為榮，以有知識為恥。1950 年華北 150 萬黨員中，130 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幹部中近 50%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
　　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壹向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前者神氣而霸氣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後者動輒得咎，如胡風說的，咳嗽壹聲都有人錄音，所以總是臨深履薄，像惡婆前的小媳婦，退不完的褲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為了扼殺民主自由、鎮壓知識份子，進行了壹場又壹場鬥爭。改造思想的實質就是消滅良心，消滅自尊，消滅獨立思考。要人人無人格，人人說假話。
　　1930 年年輕的沈從文（1902～1988）就公開發表《論郭沫若》壹文，對這位比他年長 10 歲的成名人物作了無所顧忌的評價，壹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 “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1948 年 3 月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動壹場批判和“再評價”
　　運動。在該組織創辦的文學理論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第壹期上，發表了郭沫若充滿火藥味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界定為“黑色”作家，沈從文則是 “桃紅色”作家，文章宣稱：“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壹批作家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特別是沈從文，他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壹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周有光回憶說：“49 前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壹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壹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叢刊還發表了邵荃麟、胡繩、喬木（喬冠華）等激烈抨擊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的清算文章。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另外幾家進步刊物也壹起配合對國統區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創作進行了有計劃的批評，被批評的作家有姚雪垠、駱賓基、錢鐘書、臧克家、李廣田等，範圍相當廣。這壹運動可以被視為在國統區肅清自由民主主義者影響的前兆。
　　1949 年元月，沈從文呻吟：“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壹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949 年 3 月，他兩度自殺。先是長子沈龍朱看到他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慌亂中沈龍朱拔掉電源將父親蹬開；再是將自己反鎖在房內，用刀片割開手腕動脈及頸上血管，並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鮮血四濺。獲救後，沈從文壹度“住在壹個精神病院療養”。當他由“瘋”
　　恢復“正常”，作為壹名作家，沈從文便“死”了。
　　40 多年後，張兆和依稀記得：“1949 年 2 月、3 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
　　1949 年 4 月 6 日沈從文在病床上寫下壹篇很長的日記，他感歎：“可惜這麼壹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將登上文藝界權力頂峰的郭沫若。
　　1953 年，在絕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圖自殺，獲救後辭去北大教授的職務，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他從此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1953 年，開明書店通知他，由於“內容過時”，他的書盡數銷毀；而 1954年，從香港傳來消息，他“所有作品，在臺灣均禁止”，因為他留在大陸“匪區”。
　　他的作品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全化成了紙漿，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這個名字。
　　凡舊作中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刪掉。為表示與新政權壹致，與新社會合拍，寧可“剜卻心頭肉”。連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餓鄉紀程》
　　裡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壹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
　　曹禺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將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添個革命的尾巴。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壹片空白。
　　中國大陸唯壹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兩位作家，老舍和沈從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諷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際，老舍已自殺身亡；提名沈從文時，沈已高齡病逝，享壽 86 歲的沈從文的全部作品，均創作於解放前，解放後再也沒有在文學上創作過壹個字。
　　2．批判《武訓傳》
　　1950 年毛先批電影《清宮密史》，1951 年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電影《武訓傳》的主題
　　是宣揚文化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巨大推動作用，最令最高決策者側目的則是興學的武訓和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下面的幾段對話：“餵，武七，跟咱們壹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只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壹度佔領過堂邑、壽張、陽穀等縣城的山東貧民首領王倫都是壹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裡，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
　　“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武訓遲疑地說：“周大爺，我還是打算討飯積錢修義學……。”武訓與周大最後壹次見面時，武訓又說：“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周大的頭不由得低了下來。他皺著眉恨恨地說：“可惜咱們就是少壹個好的頭領給咱們好好地帶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寶座就忘記了咱們窮人！……”
　　影片於 1951 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
　　毛澤東看了《武訓傳》後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1951年 5 月 20 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壹場政治批判運動，因為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該社論批評43 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 48 名作者。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 7 月 23 日至28 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反動宣傳”。
　　1951 年 6 月，胡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學習》雜誌上發表《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文章特別強調《武訓傳》中壹段對話：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對興學的武訓說，“好，武七！妳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壹文壹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文章指出：這‘壹文壹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壹重在革命武裝，壹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胡繩直接提示讀者：《武訓傳》作者及其歌頌者，不過是借《武訓傳》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即把自己擺在和“武裝起義的群眾”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在胡繩看來，“文”當然無“功”
　　可言，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同期《學習》雜誌發表的署名鄭昌的文章《從討論裡應該學到什麼？》。文章斥責《武訓傳》“把壹個投降了反動統治的奴顏婢膝的小醜武訓，描寫成為革命者。把那種根本不聯繫政治鬥爭，根本不損害封建統治任何壹點東西的所謂‘行乞興學’，與領導武裝鬥爭的周大的行動等同起來，稱之為‘壹文壹武’。”
　　文章進壹步指出《武訓傳》的問題不僅僅是壹文壹武並列，而且通過這‘壹文’
　　的口辱駡農民戰爭為只會殺人，那‘壹武’居然被罵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寫那‘壹武’的行為毫無結果，這‘壹文’卻幹成了據說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把農民戰爭的內容與作用歸結成為僅僅壹個字：‘殺’（用周大的口說：
　　‘咱們就只有殺！’）他把幾個領導過農民戰爭的領袖李自成、王倫與洪秀全，誣衊成為‘殺人魔王’，而其結果是‘敗的敗，擒的擒’，‘殺，又有多大的用處’。相反的，壹個得到靠屠殺‘撚黨’起家的山東巡撫張曜的支持的武訓，被描寫成為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人。”
　　《武訓傳》批判時壹直深諳天機的楊耳說：“最觸目的是電影對於武訓時期農民革命鬥爭的否定和汙蔑，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汙蔑。電影裡用武訓和周大兩個中心人物來代表當時中國的兩條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農民起義的革命路線，在電影中是慘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無益的鬥爭……。
　　電影《武訓傳》兩次借用武訓的嘴，咒駡並質問革命農民道：‘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又說：‘周大爺，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實際上，中國的農民革命，除了張獻忠等少數錯誤的領導者在失敗之際殺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動統治者才不遺餘力地汙蔑革命農民愛殺人。《武訓傳》的這兩次質問，和惡毒的汙蔑咒詛又什麼區別呢？”
　　不再寫詩而只寫批判文章的何其芳說：電影《武訓傳》上捏造了壹個太平軍的戰士周大，說武訓和他是‘壹文壹武’，肯定他們都是農民的反抗，批判他們都不能獲取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歪曲地寫為只是燒殺。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正是封建社會裡面農民最革命的表現。像武訓那樣剛好走著相反的道路，怎樣能夠和太平軍的戰士相提並論呢？把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相提並論，對於太平軍的革命戰士是壹種莫大的侮辱，而對於武訓卻是壹種粉飾到極點的擡高。何況電影裡面把武訓寫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卻成了只知道燒殺的‘響馬’。根據歷史材料，太平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並不亂燒亂殺。而且像電影裡面所描寫的張舉人那樣的惡霸地主，那完全是應該殺的，周大殺了他又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呢？這實在是對於中國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橫加汙蔑”（《學習》
　　第 4 卷第五期）。
　　周揚認為“《武訓傳》對農民革命給與了極大的汙蔑，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隊伍歪曲地描寫為只是燒殺”。他指出：這種對農民革命的歪曲，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的。
　　無論是楊耳文章，還是何其芳周揚的文章，實質上都是奉命之作。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訓傳》“文”“武”分野的幾個小鏡頭做大文章，反映了最高決策者的意圖。在最高決策者眼裡，《武訓傳》根本就不是什麼藝術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學”、“影射文學”，用深諳天機的楊耳的原話講，是“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換句話說，是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向執政黨挑戰。《武訓傳》中“文”“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代表了現實中“文”
　　“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在毛看來，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則是武訓的繼承者。
　　對武訓的褒揚，也就等於是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自吹自擂；對太平軍和洪秀全的種種批評，諸如“殺人魔王”的批評，洪秀全登了寶座就忘記窮人的批評，莫不構成對毛本人“惡毒的汙蔑咒詛”。在毛澤東看來，思想層次上的資產階級，遠比經濟層次上的資產階級可怕。“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毛自然要予以迎頭痛擊。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批判因此鳴鑼開場。
　　1916 年，陶行知從英國留學回國後，單純提倡改革教學方法的問題。五四運動後，陶提倡平民教育，後熱衷於鄉村教育……。後來由於有共產黨在曉莊鬧革命，曉莊學校（即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在 1930 年被國民黨封閉。曉莊的被封，雖然促成了陶先生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對立，但陶先生依然繼續從事他那種超政治的教育活動。
　　陶行知看到國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愛，沒有博愛的概念。中國人的人性觀是壹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是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性。生命的社會性壓倒壹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說：“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壹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陶行知特別推崇博愛，“愛滿天下”是他的座右銘，贈之友朋以互勉互勵，終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斷言：“共和之大本”在博愛，若無博愛，“則希望共和，猶之水中撈月耳。” 1943 年他說：“人生最大的目的還是博愛，壹切學術也都是要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我們仍當向這個方向努力。”他關註最多的是“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
　　1946 年 7 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壹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壹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 49 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 年批《武訓傳》時，因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他生前推崇過武訓，輿論界翻臉不認 5 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其博愛精神被宣判了死刑。批判者中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知名人士，其價值只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壹種是像郭沫若壹樣批武訓、寫檢討；壹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錢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壹個致命問題：“為什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裡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卻偏偏要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會找到武訓這樣壹塊朽木來做自己的招牌呢？”
　　“陶行知企圖繞開階級鬥爭，繞開暴力革命，僅僅用教育、科學、文化來改造社會，建立自由平等世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須經過階級鬥爭，採取革命手段才成。”這就說得很明白了：只有中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革命事業，才是救國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與此沒有直接聯繫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都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範疇、都是歧途。
　　錢俊瑞在《改良派為反動派撐腰》文章中說：壹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點，就是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教育觀，就是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看法。他們認為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雖然存在也是不重要的。他們只願意清高和自在地辦他們的“普及教育”、“科學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教育”等等；且願意憑著這個教育之“萬能”來救我們的國家。結果怎樣呢？和他們的宣言相反，壹切改良派的這種“超政治”“超階級”的觀點和作法，在客觀的社會實踐上，只是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勞動人民的認識，從而欺騙和麻醉了勞動人民，並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戰鬥意誌，也就是這樣，幫助了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這也就是壹切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確的階級烙印（1951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報》）。
　　錢俊瑞在這裡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事業”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來，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似乎有三種人生路向：壹是歸附於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壹是走中間道路，實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壹是充作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鷹犬。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中間道路本來就沒有的。換句話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需要文化創造、文化積累，不需要經濟建設，只需要中共領導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武裝鬥爭，只有這種事業才是正當的。而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走“中間道路”，絕大多數在客觀上“為反動派撐腰”、“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花朵”。所以，就總體而言，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是壹個有罪的階層，其基本歷史應予否定。實際上也就是如馮友蘭所說，只要不投奔解放區而留在國統區，就是“助長蔣政權的兇焰”，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比武訓的錯誤更大。
　　具有與武訓類似經歷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慘了。晏氏1918 年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創辦識字班。1920 年歸國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並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本著“與平民打成壹片”的精神，數十年如壹日地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 年他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在美奔走呼號 10 個月，募得 50 萬美元，全部用於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 年，在抗戰大後方，他又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他仿效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他以辦學的實績贏得人們的關註、解囊，不必像武訓那樣以作賤自己來換取人們的拖舍，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教育教國的精神卻是與武訓相通的。在 1943 年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壹。
　　1950 年，晏氏在美國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但他留在國內的事業卻被當成了異端：他手創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被宣佈為“反動組織”；他在抗戰期間歷盡千辛萬苦支撐下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被定為“反動學校”，學院的院長魏永清則被定為“反革命份子”（30 年後方被宣告無罪），學校師生受到株連，成了批判對象。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國的事業被摧毀、有家歸不得的百般無奈之下，於 1960 年代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陶、晏都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在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積弱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壹藥方。共產黨執政後如果對異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們及其弟子繼續其平民教育事業，則他們向幾億農民灌輸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識而不是階級仇恨。如果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的畢業生散佈到全國農村，無疑會妨礙中共基層組織執行其階級鬥爭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兩支隊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瞭。
　　馮友蘭在自我檢討《關於<武訓傳>筆談》中說：”如果各大學的教授及各工廠的工程師，都算是人才的話，在解放以前，他們確是大部分集中在蔣管區底幾個大都會裡。這件事實，就助長了蔣政權的兇焰，就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這壹方面說，這些學術或教育工作者底錯誤比武訓又更大了。”可見，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非但無寸功可言，反而有過乃至有罪，決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 48 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壹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對《武訓傳》的批判及其後的文藝整風運動，使電影創作處於停滯狀態，當年除《南征北戰》外幾乎沒有壹部影片投入生產。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妳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壹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壹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專政的物件。
　　1990 年，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瞭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壹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壹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 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麼？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壹點兒感慨，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1985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報》第壹版上，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壹場大冤案！
　　3．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的幾個月後，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採用蘇式教育度的計畫。由於大多數教授受過歐美教育，他們的抵制使計畫未能實行。中共看到“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壹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是“危險到極點”
　　（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的言論）；遂於 1951 年發動了壹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 1951年 9 月。在這次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變成了新政權的附庸。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他用“4 個 S”來總結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十幾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階段就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 S）。
　　根據科學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1951 年 8 月，周恩來總理在壹個全國性專業會議上報告說：知識份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校長大受啟發，當即就在北大搞起了壹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 月初，馬給周恩來寫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 12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壹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這封信在 9 月 9 日轉呈毛澤東。9 月 11 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誌去講演。我不能去。”9 月 29 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 1700 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思想改造運動” 至此正式開始。
　　馬寅初在壹篇文章中宣稱：“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報》1951 年 10 月 23 日）。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壹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壹。
　　接著，《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檔“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 月 23-24 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很快，“思想改造”運動從大專院校延及到文藝、科技、宗教、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中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脫褲子，割尾巴”，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面嫩耳軟，聽不慣這麼形象的語言，於是選擇了壹個比較文雅的名稱，叫做“洗澡”。這個運動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坦白、審查、改造、總結。
　　“思想改造工作”的第壹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檔。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壹篇簡短的檔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妳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壹手持可蘭經，壹手持寶劍”。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份子開始被灌輸壹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
　　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份子根據所學檔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主要是寫自傳，壹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
　　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份子都成為整肅重點。
　　張東蓀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壹面旗幟：日偽時期坐過日寇的監獄，堅貞不屈；1945 年 11 月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6 年當選為民盟秘書長；1948 年底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北平和平解放。抗戰勝利後作為民盟負責人，為和平民主不懈奮鬥。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壹邊倒，張東蓀認為“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在當時，是否擁護壹邊倒是考驗政治忠誠的壹個主要指標。張公然對壹邊倒持保留立場，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1951年被指控向美國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1952 年 4月 21 日毛澤東關於北京市高校情況的壹個批示就點了張東蓀的名，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張東蓀已與敵特分子並提，不在“可以過關”
　　之列了。梁漱溟曾當面向毛澤東為張求情，毛的回答是：“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壹起開會了。”張東蓀被指為“壹貫反共”、“為帝國主義服務”，在燕京大學和校長陸誌韋壹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後銷聲匿跡。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壹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著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認出的樣子。愛國誌士、學術泰鬥竟潦倒至此。
　　張東蓀於 1968 年 1 月被捕，關押於秦城監獄。當張東蓀被關入秦城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捕。在秦城被迫害致瘋，後監外就醫。
　　張宗炳的妻子劉拙如在其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被監禁了近壹年。二兒子張宗燧 1968 年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 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 31 樓服安眠藥自殺，時年 50 多歲。1966 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樸遭鬥爭後，壹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 46 歲。除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壹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第三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判階段，知識份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周恩來就曾多次指示：運動要“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物件有兩個人，壹個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另壹個是法學家周炳琳教授。1952 年 3 月 7 日，朱光潛教授在西語系師生大會上檢討，但與會者壹致不滿，先後有 5 位師生在會上對他進行揭發批判。3 月 29 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批判朱光潛。4 月 9 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朱光潛作了第三次檢討。會上，馬寅初校長總結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壹邊來”。
　　與朱光潛壹樣，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檢討難以通過，因此他向馬寅初校長表示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壹切後果”。但馬寅初先是帶人到他家裡找他談話，然後又召開 20 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親自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澤東給彭真寫信：“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在共黨接管北京大學時曾表示：“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黨就是要改造他。他終於被迫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檢討，題為《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他承認“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反動透頂”（1952 年 8 月 13 日《光明日報》）。民國初年赴美留學歸國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金嶽霖是個唯物主義者。他歸國三十多年，同唯心鬥爭了三十年，到此時仍不免要檢討過關。因為他的學生殷福生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自己培養了“壹個反動份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民族立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要肅清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1952 年 4 月 17 日《光明日報》）。
　　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 1957 年回憶說：“前幾年，大學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也還是讓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的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的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子辱駡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許多人在壹些運動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現在還舒不過氣來”（《文匯報》1957 年 5 月 19 日）。
　　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金嶽霖跑去勸他說：“芝生，妳問題嚴重啊！妳壹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壹起，眼淚和鼻涕齊下。當初國民黨請馮有蘭搭機南下赴臺灣，他曾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臨時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接共產黨。現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對方是中共，他竟忍氣吞聲，不敢辯壹個字；經過多次“高壓定型”，不僅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成了壹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學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也就是說，“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
　　雲南大學的教授劉文典就是拒不檢討的壹個。他是壹個狂放不羈的學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內，曾同蔣介石當面頂撞，說：“我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並沒有聽見過妳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過蔣介石三個字”。以至壹度被蔣拘留軟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籲下方獲釋放。他壹貫目中無人，自稱是三千年來唯壹真正懂得莊子的人，自然不會因為來了共產黨就肯“改造”自己。
　　劉氏對於學校當局將他當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會上，他公然宣佈：
　　“我是壹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如果說政治思想錯誤，那就是孫中山的錯誤。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妳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倘若妳們覺得莊子的思想有問題，妳們可以不選讀或是取消這壹門功課。妳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妳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
　　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壹談了！”
　　這個年愈花甲的學者，軟硬不吃，拒絕接受改造，終於落得個無課可教的下場。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壹些知名知識份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駡自己。但知識份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壹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份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駡，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 20 世紀 30 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我於 1920 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
　　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壹研究“是我壹生歷史上最可恥的壹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
　　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壹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份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份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
　　1952 年 3 月到 5 月間，也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收尾階段，北京大學有 7個人自殺身亡，相當於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十分之壹。
　　5 月 6 日，北大校長馬寅初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此後兩周，北京大學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在壹周左右的時間內，據稱有三千多人交代了問題，約占參加運動人數的 90%，其中 41 人有“重大問題”。
　　馬寅初的北大是壹個時刻觀察政治風向的北大，壹個趨炎附勢的北大，壹個既不保護自己的教授、也不保護自己的學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內，北大成了政治鬥爭的風向標、角鬥場。馬寅初在解放前就與周恩來私交甚深，曾說，“只要為了國家利益，我是壹定要跟共產黨走的。”而他為自己的孫子、孫女分別起名為思潤、思澤、思東，更可見他本人的傾向。馬把自己的政治傾向攙雜到壹所大學的建設之中，可以說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失敗的關鍵。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可以讓 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 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譬如東北工學院便利用這場運動將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為老教授）撤掉，換上了清壹色的共產黨員。
　　從 1951 年 9 月 30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
　　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份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份子之手。體制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範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民主黨派領袖則帶頭呼籲知識份子響應中共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真正作為改造物件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非體制知識份子，包括馮友蘭、賀麟、梁漱溟、金嶽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樓邦彥、鐘敬文、金克木、週壹良、黃藥眠、羅常培、周培源、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錢偉長、董渭川、李宗恩、葛庭燧，等等。經過著名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誣與他誣，自由主義者的形象被搞臭了，完全喪失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號召力。
　　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憶苦思甜”、向黨靠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人生觀，以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學習，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愛、寬容、正義感、人的真誠和尊嚴，……最後剩下是壹個既無國家觀念亦無天賦人性只有黨性，完全聽黨指揮棒，無主見無大腦功能的動物。以奴性取代獨立性，對不堪教化的就將其思想連同肉體壹齊消滅！這是數千年來多麼慘烈的壹部思想文明滅絕史啊！真正的知識份子全面死亡了，從此“大地白茫茫壹片，真乾淨，只剩下皇帝與流氓，任馳騁”。
　　在 50 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份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4．批判胡適及其弟子
　　1949 年毛澤東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並把他們宣佈為戰犯加以通緝。胡適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離開北平南下，1949 年 4月 6 日從上海乘海輪去美國。胡適離開大陸後，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報》
　　發表了壹封出自胡適的老朋友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壹封公開信》。
　　胡適聲稱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 1950 年 1 月 9 日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
　　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北京解放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壹箱財物，並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壹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叛》，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壹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文章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1951 年 11 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壹輪胡適批判高潮。這場批胡適的運動從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底，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的。因為“三反運動”而擱置。這場運動只局限在京津高校，涉及的人員主要是些高級知識份子。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如湯用彤、金嶽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胡思杜雖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為成分不好，壹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壹直努力工作，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壹直是二等公民。他壹直想入黨，1957 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主動地給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卻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 1957 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殺了。留下壹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妳了。妳來了我壹定不在了，找我的壹個同事，他會告訴妳我的壹些情況。妳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妳不要難過。妳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妳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壹個手錶也給妳，留個紀念。希望妳們努力工作，妳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4 年春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壹篇文章，發表在 1954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第 9 期上。文章說：“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尤為明顯。”
　　江青讀了發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文章大為讚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於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後，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事情便擱下了。
　　9 月中旬，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督促《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周揚說：
　　“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藝報》轉載。於是，《文藝報》第 18 期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10 月 10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壹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
　　10 月 16 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關同誌寫了壹封信：“各同誌：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壹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壹次認真地開火。……俞平伯這壹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這封信當時只是內部傳達學習，沒有公開發表。此信後來被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信的標題是：《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 月 18 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傳達貫徹這封信的精神。確定了對《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改為以個人研究為主，採取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和討論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報》
　　發表。為了加強對這次運動的領導，成立壹個委員會，由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組成。
　　10 月 23-24 日《人民日報》連續推出了鐘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麼樣的路》，提出這場討論“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正式拉開批判運動的大幕。
　　10 月 24 日，中國作協召開了批判俞平伯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揚、馮雪峰、邵荃麟、俞平伯、馮至、王瑤、吳緗等 20 多位學者和評論家。周揚指出：
　　“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壹個具體的物件，執行了尖銳的批評任務。”
　　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於會後第十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語氣已與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從“由我個人負責”變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據俞平伯講，“是胡喬木叫她那樣寫的”。11 月 28 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1958 年她下放到工廠鍛煉，說她“破壞生產”被批判，1960 年被開除公職，“文革”中又成為批鬥對象，不久便自殺。
　　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文藝組負責人袁水拍寫壹篇批評《文藝報》的短評，袁提出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未被同意。這樣以袁水拍署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在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在審稿時加寫道：“《文藝報》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壹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置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壹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壹種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
　　中國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馮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是魯迅晚年和共產黨聯繫的中間人，參加過長征；1949 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壹任社長和總編輯）感到袁水拍的批評措詞辭厲，甚有“來頭”，馮在當年 10 月 31 日在文聯的大會上做了檢討，在 11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當時毛並沒有註意，當《南方日報》在11 月 14 日加以轉載時，卻被正在南方巡視的毛看到了，而且作了極為嚴厲的批示。馮在檢討中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說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道：“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馮說“我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毛在此句旁批道：“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毛逐字逐句地看壹個人的文章並批註，還真不多見。既然毛對馮的看法如此，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把他拿出來鬥爭了。
　　12 月 8 日，馮又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把馮定性為：“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制；在文藝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撤銷馮的主編職務。改組編委會，責成作協改進對該報社的領導。
　　周揚等 1955 年 1 月向毛彙報時說：“雪峰同誌因《文藝報》的錯誤受了批評，心裡很痛苦。”毛說：“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 年 7 月 25 日起，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連續召開，批判馮雪峰。8 月 20 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是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為題，報導了他的“錯誤”
　　及批判他的情況。就這樣，馮雪峰被加上“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被開除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被撤職後的馮雪峰1959年1月被安排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組建的編譯所。
　　雖然 1961 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請求恢復黨籍，直到死都未能如願。文革中，馮雪峰先是被關進牛棚，後被發配到湖北鹹寧勞動改造。他種過菜、挑過糞、插過秧、清掃過廁所、放過鴨子。1976 年 1 月 30 日終因肺癌晚期去世。
　　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是批判胡適的主將，就在他大批胡適的時候，1955 年 5 月中旬，他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柏山“文革”中再遭衝擊，1968 年 4 月 3 日在鄭州含冤去世。
　　1954 年 11 月初，鄧拓要王若水寫批胡適的文章。鄧拓轉達了毛的指示：俞平伯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1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的《肅清胡適反動哲學的遺毒》，這是批胡適的第壹篇文章，得到了毛的贊許。12 月 8 日，郭沫若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上說，王若水的文章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壹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誌的說法”。
　　批判胡適的時間持續到 1955 年 8 月，前後長達 10 個月。作為這次運動的壹個總結性成果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洋洋三百萬字——《胡適思想批判》（8 輯）。
　　當時批胡的文字遠遠不只這些，散落在各種學報、刊物、報紙上的批胡文字還有不少。很多青年學生在課堂內外以作業的形式，撰寫的批胡文字，其數量就更無法統計了。
　　批胡風
　　文藝理論家兼詩人胡風（1902～1985），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的貧寒之家，原名張光人。壹位著名的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已在路翎等人的創作中結出碩果）。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讀，1929 年去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與日本反戰同盟。1933 年被捕，被日本政府驅回國，抵上海，先後任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及左聯書記等職。
　　由於他和魯迅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引起周揚的極大怨憤。在文藝方針上，有過所謂“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之爭。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壹戰線問題》可看出魯迅對周揚（當時叫周起應）的憎厭之深。在周揚眼中，胡風跟魯迅壹道另提口號，不是“內奸”是什麼？他以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充當了魯迅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連絡人。魯迅逝世，胡風作為魯迅的密友，是扛靈柩者之壹。
　　他抗戰時期在重慶，胡風團結了壹批作家詩人，形成了壹個既真誠追隨中共革命運動，又強烈追求創作個性的文藝派別。人們以其所編刊物《七月》而名之“七月派”。胡風在文壇上聲譽頗隆，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
　　毛澤東早在 1940 年代初期發表的、1949 年以後近 30 年中被奉為文藝界“聖
　　經”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明確指出：“在現在世界上，壹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壹定的階級、屬於壹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還借列寧的話進壹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壹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強調：“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壹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在毛澤東看來，文藝離開了政治鬥爭和黨派需要，就成為了多餘。
　　胡風始終反對將文藝降低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壹”的文藝批評原則，胡風始終強調的是“社會學與美學原則相統壹”的批評方法。他認為：
　　文學與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誰主誰從、誰尊誰卑、誰高誰低的問題；而且，文藝與政治“合為壹體”的唯壹條件和標準就是文藝真實地反映社會和歷史，文藝應當“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歷史現實底內容和發展趨向，由這來為政治開路，推動政治前進。”他不贊同文藝成為“權變的政治戰術的應付”。他希望文藝不要異化成黨派政治鬥爭壹時壹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異化為政治領袖包裝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異類”的刀槍。胡風對那種“壹切都簡簡單單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視“文藝底專門特點”的錯誤乃至荒唐做法，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40 年代初胡風與周恩來身邊“才子集團”的喬冠華等發表文章，反對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並發表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施行應區別對待的的觀點。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嚴重關切，1943 年 11 月 22日，中共中宣部關於《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的工作問題《致董必武電》對此指出嚴厲批評：“現在《新華》、《群眾》未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同誌思想，而發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論民族形式、×××論生命力、×××論深刻等，是應該糾正的”。1944 年 7 月黨員作家何其芳、劉白羽由延安抵達重慶宣傳毛的《講話》，並與胡細談幾次，其實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觸情緒。
　　胡風在重慶時期牴牾《講話》的言論，都被他的“宿敵”周揚記錄在案，連毛澤東也芥蒂於心。胡風始終堅決反對文藝只顧宣傳、動員和組織農民參加“抗戰”，卻完全忽視農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完全忽視對農民的封建思想意識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風看來，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並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證反封建的勝利；換言之，反帝能夠保證民族的解放，但決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可是，胡風在抗戰時期的真知灼見到了 1955 年都成為他“反人民”、“反黨”、“反革命”的根據！胡風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也與毛澤東大相徑庭。他認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民”。
　　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文藝叢刊》連續發表了黨員作家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人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風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
　　的對立。這顯然是壹次中共組織的、清算國統區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舉措，當然也是藉以進行政策調整的舉措之壹。胡風則以長達十萬字的《論現實主義的路》提出反批評。
　　1949 年開國大典後，11 月 20 日，詩人胡風在 8 月 1 日剛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以 1949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為緣起，極力誇張和渲染會場的熱烈氣氛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最後壹章為《又壹個歡樂頌》，回到了開國大典的歡慶場面。
　　胡風在詩中用飽滿的激情大聲歌唱：
　　海
　　沸騰著
　　它湧著壹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軀
　　好像他右手握緊著拳頭
　　放在前面
　　好像他雙腳踩著壹個
　　巨大的無形的舵盤
　　好像他在凝視著流到了這裡的
　　各種各樣的大小河流
　　長詩近五百行，佔據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對此並不領情。因為緊接著的長詩第二樂章《光榮贊》就不能繼續在《人民日報》
　　上發表，而被擠到《天津日報》上去了。接下來合計長達四千五百行長詩的五個樂章《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煩，只得先後由上海的兩家私營出版社出版，幾乎都是胡自己操辦；而批評長詩的文字卻接踵而至，搞得書店積壓賣不出去。照說歌頌中共及其領袖的作品，在這舉國歡騰之際，按照常理是沒有人敢從中作梗的。解開這個誤區之謎，還是魯迅這句話說得透徹：“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據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風日記》：“和胡喬木通電話。他不贊成《光榮贊》裡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解放後，胡風認為黨文藝觀點、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予以調整，因此他極力反對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態度，把文藝作品作為圖解某種觀點政策的工具。當時人們都厭惡這種所謂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謂庸俗社會學觀點，而胡風挑起反對的大旗。
　　據學者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壹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藝界壹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後，毛澤東很不高興。”
　　1951 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壹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 1951 年 9 月 24 日至11 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壹次整風學習，藉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首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1952 年 4 月周揚在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陪同下訪見胡，這三位毛身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黨”提出批評，而胡則沒有認錯檢討的表示。7 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9 月 6 日至 12 月 16 日，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周揚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1952 年《人民日報》上就公開稱之為“以胡風為首的壹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中共眼裡，胡風及其“小集團”成了唯壹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勢力。他屬於魯迅所稱道的那種“硬骨頭”。
　　1953 年 1、2 月，《文藝報》連續發表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林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何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林默涵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
　　壹，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壹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 林默涵的文章並非個人意見，而是毛澤東，共產黨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系統批判後的最後結論。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
　　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但胡軟硬不買帳，拒絕檢討。胡始終認為，是周為了 30 年代文藝理論論爭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恩恩怨怨，而對自己泄私憤。
　　1954 年 2 月，胡風讀了報紙上公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中有劉少奇在全會上不點名嚴厲指責高饒的內容：“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壹，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裡所指“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的措詞，原指高饒；而胡聯繫到自己總是受周揚擠壓的實際，把周揚拿來對號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揚。胡風遂於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在北京與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協助下，三個月足不出戶，全力以赴地寫成《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著名的《30 萬言書》。胡風對林文、何文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反駁，指責周揚等封鎖了中央關於文藝的壹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蒙蔽了文藝界的幹部群眾；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1954 年 7 月 22 日，通過習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遞。中共中央將“30 萬言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
　　1954 年 10 月 31 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本來不想發言，經人動員才講話。胡風在會上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地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壹”，“壹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投降。向《文藝報》的上級主管人周揚猛烈開炮。胡風的發言登報後引起毛的註意，這才調來“三十萬言書”看。胡風可謂自投羅網，成了毛澤東的眼中釘，肉中刺。
　　毛便從這壹“壺”（胡）到那壹“壺”（胡）──不再批胡適，而完全針對胡風了。
　　1954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其中第三節《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胡到這時才提起筆來寫《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經遲了。
　　1955 年 1 月 12 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關於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壹同誌，照辦”。毛澤東批示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1955 年 1 月 14 日胡向周揚提出，不要公開發表《三十萬言書》，他還要修改時，已經由不得他了。這正應了“壹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何況三十萬言呢！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壹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 月 24 日，由毛簽發的《關於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
　　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壹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壹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將展開。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頓時，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熱潮。巴金違心地寫文章批胡風。批胡風文藝思想的工作由周揚、林默涵具體指導。
　　1955 年《文藝報》壹、二期合刊，以發表“30 萬言書”中最主要的兩部分作為靶子，隨後每期都發表好幾篇批胡文章以進行批判。
　　此時，舒蕪提供了壹批胡風過去給他的私人信件，並且已經分類編輯、註釋。
　　舒蕪將胡風主要在四十年代《論主觀》發表前後給他的信件，摘引 34 則，“按照林默涵同誌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註釋”：第壹、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第二、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第三、胡風為了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和革命文學隊伍，進行了壹系列的宗派活動；第四、胡風這壹切反共宗派活動，以怎樣壹種思想，怎樣壹種世界觀作基礎。舒蕪最後寫下壹段總結性評論：
　　“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後，不禁觸目驚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地強烈。”
　　中宣部決定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壹些材料》和胡風《我的自我批判》
　　同時在《文藝報》5 月初加編者按發表。《文藝報》排好清樣送交周揚，周揚又送毛澤東審閱。毛讀到了舒蕪提交的那批掐頭去尾的信，親自將“胡風小集團”
　　改成“胡風反黨集團”，將文藝思想批判壹下升格到政治鬥爭！下手之狠，連早有整胡風之心的周揚、林默涵等人瞠目結舌！
　　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處理“胡風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組，指定陸定壹任組長，派人四處搜集與胡風有關的材料。公安部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裝裱成冊，還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了何其芳、劉白羽、張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領下審閱這些文字，用紅筆勾勒‘有用’
　　之處，並寫上註釋，呈交上去。”
　　5 月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壹批材料”，公佈了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壹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這裡有壹個插曲：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報》5 月 13日應登載反省最為懇切深入的第三稿，結果卻錯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記。胡風壹看，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與胡風有十數年深交，深知胡風為人，承認過理論上曾受他啟發。周恩來要《人民日報》檢討。但毛澤東發話：
　　“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了反革命了！”
　　5 月 16 日傍晚，胡風和家人正在吃晚飯。穿便衣的公安部幾個人和作協領導人劉白羽來到他家。公安人員將胡風和梅誌分別隔在兩個屋子裡，不讓他們接觸。公安人員向梅誌出示了搜查證，便對胡風家裡進行了搜查。屋子裡的書很多，搜查人員壹本壹本地翻；對屋子裡的信件搜查得特仔細，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壹個地方，便於最後帶走。壹家人的飯還沒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幾雙筷子橫七豎八地散亂在上面。這樣壹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員才將胡風從裡屋帶走。胡風被帶走的時候，還回過頭來，看了看桌上自己沒吃完的半碗飯。
　　公安部留下的人員，對這裡再搜查了壹遍。淩晨，負責搜查的人認為可以結束了，便將梅誌帶走。從此，整整 11 年，胡風與梅誌再沒有見過壹次面。根據事先佈置，公安部留下幾個人在屋裡“蹲點”，負責監控電話和外來人員，三個月後這個“點”才撤離。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在 5 月 18 日正式做出拘捕決定。
　　胡喬木曾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陸定壹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時，毛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指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後還是照毛的意見辦，定了胡風“反革命”。胡喬木說，他對毛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要完了。
　　隨著《人民日報》公佈由毛親自撰寫按語的三批材料（5 月 13 日、5 月 24日、6 月 10 日），胡風問題已經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
　　6 月 10 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佈編者按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6 月 15 日毛在胡風材料上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通過胡風事件，“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壹步壹步地清查出來的”。毛認為，胡反《講話》，就是反他本人。其實，胡並無直接反毛言論。毛說：“胡風集團給我們壹些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著這壹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壹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毛澤東寫了編者按語，在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之前，斬釘截鐵地斷言胡風“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壹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壹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因此，留給司法機關的嚴重任務就是為這些斷語千方百計地搜尋罪證。
　　毛澤東為胡風及其集團成員之間的信件親自加寫或修改按語，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望風撲影，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羅織罪名，鍛煉成獄。這樣的文字獄，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會自愧不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蔣介石統治大陸的時期，蔣介石本人也沒有做過這種親自出馬超越司法加罪於政敵的事情。
　　壹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冊子，全國就印刷了700 多萬冊；那本以妖魔化為能事的漫畫小人書，估計不下千萬冊之數，當時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戶散發的。當時，迅速出版投入運動的書籍還有：《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參考資料》第壹至第五輯、《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及其《續編》（作協上海分會）、《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第壹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這裡所存錄書名，恐怕現在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這些書已成了稀世文物與古董了；其內容與印數就不必去說它了。但當時的陣勢，則由此可見壹斑。
　　7 月，五人小組又發展擴大為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由胡風事件轉入了“肅反”運動，整肅包括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內的各類知識份子。對此中央卻未發過壹個正式檔，對整肅給以壹定的政策界限。具體的辦案人員，每天只能學習《人民日報》上面的編者按，以（毛寫的）這些按語來指導工作和劃定政策界限。
　　清查胡風分子有口頭傳達的的內部政策，辦案人可做筆記。當年壹辦案人保留的那時的記錄，有六條：1）與胡風直接經常接觸，直接參與胡風有計劃的向黨的文藝領導思想進攻，在壹個小地區若幹胡風分子推崇的小頭子。2）壹般分子，在胡風問題上不很嚴重，但其他政治歷史問題嚴重的作為壹般分子。3）壹些受胡風分子影響較深者為影響分子，包括偶爾同胡風與胡風分子通訊、求教、崇拜的人。4）與胡風有直接、密切的關係，與胡風思想壹致，積極寫作，壹貫宣揚胡風思想，為胡風出謀劃策或某地方的小頭目，應作為骨幹分子。5）凡與胡風骨幹分子密切，擁護胡風主張，參加活動但與胡風無直接關係，應作為壹般的胡風分子。6）與胡風集團分子沒有直接關係或者有若幹聯繫並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觀點上與這些人是壹致的甚至說謊和發牢騷，但沒有謾駡、汙蔑我們黨的，應作為受影響分子。
　　壹場搜捕知識份子的風暴席捲了祖國各地。被捕的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閆望、於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滿濤……，天津的阿壟、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鈿……，陝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鄭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廣東的朱穀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動……，重慶的何劍薰、馮異……。能迅速提供壹份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名單，非周揚莫屬。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文藝批評家、編輯、翻譯家，還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教授、專家、學者。
　　1955 年 7 月 28 日，中宣部查禁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達全國。正如謝泳所言：從《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誌的兒童文學”。從“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 50 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胡風案的最大特點就是無視通信秘密受憲法保護的規定，不顧世界文明、世界通行法律的基本準則，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層層株連，無窮輻射，以信定讞，最初累及者達兩千餘人。例如：南京軍區後勤政治部有壹位創作助理員，因為從某個胡風分子那裡搜查出他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這樣的人中，還有中學生。
　　2004 年第 6 期《隨筆》上剛披露的，詩人賀敬之當年因胡風問題被隔離審查半年，“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誌發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壹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後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並結合我的文章和創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後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後改為黨內警告）的紀律處分”。
　　1956 年夏季過後，陸續被釋放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滿子、梅林、王元化、任敏、王皓、羅洛等，北京的牛漢、李嘉林等，天津的魯黎等，南京的化鐵等，武漢的曾卓等……
　　北京的牛漢 1955 年 5 月 14 日被關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托兒所後，壹直單身禁閉。關到 11 月，又轉至頂銀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剛到關押處，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著他天天寫檢查、寫證詞。夜晚睡在床上，頭頂上吊壹盞壹百多瓦的燈泡，徹夜通明，不讓睡好覺，以便考慮問題。在這壹年多時間裡，不準看報，不準看書，與外界徹底地隔絕了。 牛漢從小追求革命、加入共產黨，跟著共產黨鬧學生運動、搞地下工作，如今卻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對共產黨的人。
　　他無法想通。他為自己辯解，為朋友辯解。在關押時，寫出的第壹份交代，就是為綠原辯誣。他瞭解綠原，他絕不相信綠原是什麼軍統特務。他舉出自己所知的證據，說明當年綠原如何受國民黨迫害，在詩中如何謳歌進步和革命。
　　1957 年 5、6 月間，牛漢被釋放回家，繼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兩年關押，沒有審判；釋放回家，依然沒有任何說明。對於他，能早早獲得人身自由，已是幸運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去深究壹切有關法律程式的細節。在人們心中，沒
　　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的何滿子開始關在建國東路的壹個看守所，後來換到上海第壹看守所。
　　起初不能看報，看書，1956 年初允許看報。最後壹次審訊，沒有結論。只是對他說：“妳過去的歷史都已經查明白了，我們花了不少錢，飛機火車，總算對妳瞭解了，這對妳也有利嘛。”1956 年 9 月底，何滿子釋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學出版社工作。1956 年 11 月，羅洛釋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後釋放回家。羅洛拿到壹份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原單位重新安排工作。賈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 1956 年國慶日之前釋放回家。
　　武漢的曾卓被捕之後，開始半年，生活待遇還算不錯。雖然不能看書看報、卻給他開幹部夥食，和別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聽報告。半年之後，情形驟變，審問者的態度頓時忍劣起來，原來公安部門在四川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寫有：運用通訊員曾卓 400 元。經手人：陳藍遜。曾卓承認和陳藍遜認識，是小學同學，但在重慶從無來往，根本不存在提供什麼情報，領取報酬之事。後來公安部門查明，是當特務的陳藍遜當時為了虛報多領錢，將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還虛報了白揚、秦怡等當時的影星。對無辜關押，曾卓滿肚怨氣，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審判，為自己辯護。自然是無果而終。他被逼著寫揭發別人的材料，也給他看別人對他的揭發交待材料。他看到胡風寫到：“我記得他從沒給我投過稿，只通過幾封信。”阿攏寫到：“他對文藝理論從來不感興趣。”曾卓看到這些材料，反倒從心底更感激這些朋友們，更懷念不知下落的這些人。在獄中壹年多，唯壹悄磨時間的辦法，是寫詩。無用草紙寫，後被抄走，改為口吟。1957 年 3 月 27 日，曾卓由於身體有病，被保外就醫。第壹個消息，是妻子提出離婚。
　　天津的魯黎壹關進獄中，他的妻子就和他離了婚。從此，魯黎在獄中成了無人探望、無人關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們也不理他，連換洗衣服，也沒有人送。冬天，魯蔡沒有棉衣，還是 5 月抓來時的單衣，只好和難友換著穿壹下棉衣，或者鑽在被窩裡，動也不動。可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罪。雖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說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卻反復壹句話：“我不可能承認。”1957 年春天，魯黎被釋放出獄，發給他壹封公函，上面寫：情節不嚴重，免予起訴。
　　1957 年突如其來的反右，打碎了李嘉林、曾卓、任敏、王皓、化鐵……所有胡風分子的夢，壹些與胡風有過關係、或者發表過與胡風文藝思想相近意見的人也成為右派了，和胡風交往甚密的聶結彎、周穎，無疑被打成了右派。更把許多參加批判胡風、聲討胡風的人，捲入新的政治風暴。舒蕪曾在打倒胡風的運動中立下了“反戈壹擊”的大功。然而他 1956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壹篇題為《說“難免”》的短文，批評壹些官員以“難免”作為工作馬虎的藉口。1957年 1 月 27 日毛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點名批判舒蕪的這篇短文：“這就是壹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壹個對臺戲。”結果，《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批駁舒蕪的文章。舒蕪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吳祖光 1954 年受共產黨感召，全家遷到北京；到京後的第壹件事，就是把他父親吳景洲壹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 件文物裝了幾汽車拉到故宮博物院。1957 年吳祖光在文藝界整風座談會上說：“如果黨壹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裏哀的”（《戲劇報》1957 年第 11 期第 5～7頁）？北京戲劇電影界 1957 年 9 月 6 日到 13 日，陸續召開四次批判吳祖光“（胡風）小家族”的大會，被列入這個集團的有戲劇出版社編輯杜高、《劇本》月刊編輯汪明、北影編輯田莊、對外文化聯絡局幹部陶冶等。吳祖光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22 年不見天日；其妻新鳳霞因拒絕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誘勸、不肯與吳祖光離婚而得罪了劉，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罵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1957 年四川省文聯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被打成與胡風集團“臭味相投”
　　的反黨小集團。流沙河寫了壹組散文詩《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詩刊 1957 年1 月號上，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批判者咬定他咒駡共黨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衊”。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盼望國民黨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領導說：“我壹看見《草本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的東西，壹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流被打為右派，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1957 年河南文聯負責人蘇金傘被戴上了“胡風文藝觀點的批發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報》的標題是：蘇金傘生意倒臺醜態畢露，肩題就是那頂“帽子”。
　　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審”胡風，判決說：“被告胡風早在大革命時期，即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為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效勞。後又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勾引公職人員，盜竊國家機密，造謠誣衊，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 14 年。剝奪政治權利 6 年（1969 年又改判無期徒刑）。
　　文革高潮中，解放軍押送胡風夫婦到位於四川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壹座孤零零的小屋裡。壹年多後即被分開。當周揚挨整時，胡風卻不肯落井下石。梅誌在《往事如煙》說，1966 年 7 月，四川省公安廳負責人來找胡風：
　　要他揭發周揚，鼓勵他“立功受獎”，甚至可以減刑。胡風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沒有了談文藝問題的資格。”第二年，苗溪勞改茶場看守所長拿著登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報紙又來找他，也被他頂了回去。隨後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壹度單人囚禁。1969 年 5 月，他因 14 年刑期已滿，要求出獄，得到的指示卻是“關死為止”！胡風被害得精神失常。1979 年出獄，1980 年、1985 年、1988 年三度平反，推倒壹切罪名。
　　許多“胡風分子”遭遇更慘。1966 年 2 月，阿壟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3 月，賈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路翎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被譽為“史詩性巨著”，路翎被捕時只有 32 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癥，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時間狂嚎。他壹度被保外就醫，痊癒後又不斷上書申辯，因而再次入獄，被判 20 年徒刑，1975 年才得到釋放，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裡打掃衛生，靠每戶每月交的壹毛錢的清潔費維生。在他那像貧民窟壹樣的家裡，已經不再有壹本書。路翎的二女兒也患精神病，壹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響啊。還有幾個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綠原的小女兒，插隊時受了刺激，也是受綠原被冤枉成‘國民黨特務’的連累……”
　　1980 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說：“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壹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胡風反革命集團壹案應屬錯案錯判。”該報告還指出：“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離 62 人，停職反省 73 人。
　　到 1956 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 78 人（黨員 32 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 23 人。到 1958 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 62 人。”許多胡風研究專家，如萬同林、戴光中等都認為，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並指出：湖北蘄春縣中小學所有語文教師，就因胡風問題被停職審查壹年，而其中只有壹個張恩是胡風的侄兒；除此之外，沒
　　有壹位教師與胡風有任何關係。當年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壹康濯說：“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余萬人，被捕入獄的壹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壹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60 餘人自殺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1989 年第 3 期）。
　　批劉少奇罵梁漱溟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綱領》第二條，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共同綱領》規定公民有思想自由、新聞自由、遷徙自由；後來那些“四個堅持”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統統沒有載入《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 12條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無怪乎毛必須在 1953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趕快把《共同綱領》廢掉；否則，1954 年的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怎麼開？1953 年毛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標誌著《共同綱領》被正式拋棄。
　　1．批周恩來、批劉少奇
　　毛澤東從來不滿意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式。早在 1948 年，毛澤東把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專門致函劉少奇解釋：因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壹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這些私人資本雖然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毛剛進北京城時設想：要在建國 15 年之後才考慮向社會主義轉變。劉少奇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他在天津說：在現階段，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是有功。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全國政協壹屆二次會議上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日常工作第壹線日理萬機，在百孔千瘡的戰爭廢墟上恢復生產，動員壹切物資支援前線，與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美國抗衡。在這個背景下，山西推動農村合作化，高崗在東北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被當成“左傾冒進”批評。1951 年 7 月 5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壹、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壹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過渡需要的時間大約在15～30 年之間。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集體、私營、合營、個體應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對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中國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國有化，只會傷害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不利。六、只有工業發展了，農業發展了，國營經濟成為國家經濟主體的目標實現了，企業管理幹部也成長起來了並日漸成熟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也大批培養出來了，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定並提高了，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的報告，遭到高崗們的質疑。接著，毛批評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這是什麼樣的歷史任務？劉少奇委屈地解釋：《歷史任務》的講話提綱事先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毛同意；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需要 20～30 年時間，是西柏坡政治局會議毛親口說過的；整個講話並沒有創新，完全是闡述毛著《論新民主主義》。接著，劉少奇收回《歷史任務》的講話，痛作檢查。高崗關於東北農村合作運動的報告被毛批示，以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1952 年，毛在修改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根本不顧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臉面，毫不客氣地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年 9月24日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會後不久，劉少奇率代表團訪蘇，他受毛委託於 10 月 20 日寫給史達林的信中，明確使用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提法。
　　1952 年 10 月，調東北主席高崗、西南書記鄧小平、中南書記鄧子恢、華東書記饒漱石、西北書記習仲勳等進北京充實中央領導班子。劉少奇原本分管組織人事，經高崗提名，任命饒漱石為組織部長。11 月成立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任主席，與周恩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身份領導的政務院平級，為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兩大執行機構，專司財政經濟，又稱“經濟內閣”。
　　1952 年底周恩來批準頒發執行的《關於稅制若幹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
　　和《商品流通稅制試行辦法》這些通告和辦法根據“三反“、“五反”以後公私關係緊張、市場蕭條現象和中共中央關於第二次調整工商業的指示，取消了對國營企業與合作社在加工、調撥、代購、代銷或包銷的課稅方面的優惠條件，實行公私壹律的平等競爭。
　　毛指責新稅法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毛認為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錯誤，1953 年 3 月毛決定：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中壹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批準；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4 月 28 日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將政府工作劃分為計畫 、政法、財經、文教、外交 五“口”，分別由高崗、陳雲、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等負責，毛澤東戲稱為“五口通商”；各自直接對黨中央負責，總理辦公室僅負責五口的聯繫事宜；而高崗卻分管 8 個工業部，重要性明顯超過周恩來。毛倚重高崗，顯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 1953 年 6 月 13 日開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批評“新稅制”說：“公私壹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而是找資本家商量，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周、薄兩人分頭大會小會深刻檢討，撤銷薄壹波中央財政部長和華北局第壹書記職務，財政部改組。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3 年毛在同中南局、武漢市委負責人的談話（2 月 17 日）中批評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2 月 27 日毛在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壹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戰爭創傷遠未平復；全國需要休養生息；土改遺留問題大量沒有解決；普選剛在基層進行；城鄉依舊文盲充斥。實現《共同綱領》任重道遠，沒有任何根據和理由把《共同綱領》否定掉。
　　為了用總路線否定共同綱領，毛在 1953 年 5 月、6 月、8 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張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選》第 5 卷，80、81、89 頁）。劉“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尚未提請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劉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共國的制度。
　　1953 年 5 月，毛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佈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毛批評道：“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未經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準發出決議；可見，毛淩駕於中央之上。
　　1953 年 6 月起開始了“公私合營”。6 月 15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幹問題的報告，毛在會上第壹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9 月 24 日發佈的慶祝國慶四周年口號，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了這條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2 月，中共批發中宣部擬定的《為動員壹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 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毛在提綱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壹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2．罵梁漱溟
　　蘇聯建國初期，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曾經發生過工農關係的爭論。《聯共（布）黨史》寫道：1926～1929 年間，“在莫斯科的黨報黨刊上和黨員大會上，當時有人大造輿論，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不宜向富農徵稅，說工業化對人民負擔太重，說建設重工業為時過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324～325頁）。說過這些話的人後來全成了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消滅了。50 年後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引發了“工人九天，農民九地”的爭論，爭論的時候沒有壹人贊成附和，而是壹片斥責之聲。直到 2000 年 3 月，壹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呼籲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道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真相；2002 年又出版了《我向總理說真話》的書，把事實與資料公之與眾。
　　《共同綱領》第 12 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代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代會的職權。包括毛在內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協選舉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常常有政協委員應邀列席。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邀請 100 多位民主人士徵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
　　11 日下午梁漱溟在會上發言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裡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壹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大講民主，大講自我批評，大講言者無罪，講得很動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壹回，不知怎麼搞的，壹聽梁漱溟提出建議，毛大怒，9 月 12 日毛說：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妳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妳梁漱溟在那壹天之上呢？妳在十天之上，十壹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妳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很嘛！……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妳的薪水，因為妳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這壹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妳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殺人有兩種，壹種是用槍桿子殺人，壹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妳就是這樣壹個殺人犯。”妳梁漱溟功在那裡？妳壹生壹世對人民有什麼功？壹絲也沒有。而妳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第壹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示範表演的鬥爭會。印在毛選五卷裡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這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毛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
　　梁對這壹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申辯道：“妳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妳說得不對。請妳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妳有沒有這個雅量……”
　　毛未予理睬。
　　9 月 17 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聯繫歷史上的壹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壹貫的。在 9 月 18 日的大會上，梁漱溟登臺發言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梁再壹次質問毛：“我還想考驗壹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妳，我沒有雅量！結果梁被會場上壹陣陣狂暴的吶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喊口號者計有陳銘樞、史良、榮毅仁、許德珩、章伯鈞、李維漢等六人。最後大會表決，大多數人反對梁講話，梁漱溟被轟下了臺。
　　毛開闢了壹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作為議員和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壹些計畫的內容”。中央政府主席毛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壹些機密，越少越好。”國家計畫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準老百姓知道，這就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使政協失去了共同綱領，使農民失去了剛剛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壹概淪為無產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權利，使共和國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批林批孔”運動壹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對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壹起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撰文批孔，大出風頭。梁漱溟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1988年，梁漱溟逝世，馮友蘭以 93 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壹代直聲”，這壹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
　　打倒高崗、饒漱石
　　1949 年 6 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秘密訪蘇，請求蘇聯援助，商談兩國關係和中共建政的壹些問題。在聯共（布）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竟然發言，向史達林建議“宣佈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以保護東三省免遭美國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張膽“裡通外國”的言論，叫劉少奇怒不可遏，在回賓館的汽車上，劉少奇指責高崗叛變，回到賓館立刻向毛髮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應當比劉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當高崗回國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卻對他勸勉有加，還面許他準備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崗受寵若驚。當時毛已向世界宣佈他要“壹邊倒”，因此高崗的“賣國”之言正中毛向史達林輸誠之下懷。1949 年底毛澤東訪蘇，在瀋陽特地下車遊覽市容？看什麼？為親眼見證壹個傳說：在瀋陽的高樓大廈上，都掛著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卻沒有毛的畫像。當他得到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給史達林贈送了壹車廂的禮物時，抑制不住氣憤，下令“把車廂摘下，把禮物卸下”。
　　1953 年劉少奇、周恩來受到了毛的批評。高崗認為毛要倒劉少奇，也覺得到還權於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直接起因之壹，是資深的中央組織部第壹副部長安子文(被認為是劉的骨幹)，私擬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居然“有薄(壹波，與劉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為作白區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幹)無林(彪)”！壹時激起軒然大波。軍隊高幹與白區高幹的矛盾趨於白熱化。毛曾經對高崗說過：“中國革命大而言之全國，小而言之陝北，都有壹個圈圈，井岡山是紅軍的圈圈，陝北是八路軍的圈圈，我們靠著這兩個圈圈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有人又說還有壹個圈圈，那就是白區的圈圈，是紅區和白區兩個圈圈，製造思想上的混亂，不可不察。”這段著名的講話成為當時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主基調，被高崗多次引用，他指責劉少奇搞白區圈圈壓紅區圈圈，說周恩來搞政府攤攤壓黨中央的攤攤。高崗壹面佈置饒漱石在中組部開會批判安子文，藉以打擊劉少奇，壹面請人出面調查安子文、劉瀾濤、薄壹波、彭真出獄自首的歷史問題，壹面竄聯彭德懷、陳正人、李富春、陶鑄、林彪等人，給他們灌輸劉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論。根據後來李富春、陳正人的揭發，高崗說過：“少奇在 1947 年就開始犯了錯誤，主席壹直容忍他，他在壹線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將來中央開會，妳們都要說話，少奇打擊排擠妳們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書長了嗎，現在還只是部長，正人同誌也是井岡山下來的嘛，還不如叛變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則鳴嘛。”高崗反對由劉少奇出任即將設立的黨中央總書記壹職，希望在中央實行“輪流領導”等等。彭德懷和林彪做了附和的講話。高崗專門找陳雲和鄧小平談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選，明確說總理也要換人，副主席妳壹個我壹個（指陳雲壹個，高崗壹個）；陳雲立刻給毛打電話彙報此事，小平則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給毛。
　　毛想：假如副帥地位可以競爭（國民黨統治時期就競選副總統），主席之位難道不可以競爭嗎？建國前夕毛就下了除掉高崗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壹目的達到之後，再利用劉周除掉高崗。毛慮及於此，把陳雲和鄧小平找來，談了幾大要點，這也就是後來七屆四中全會上《增強黨的團結》
　　的主要內容所在。陳雲、鄧小平被毛澤東囑咐不要以毛澤東的口吻說話，而代之以他們自己，而小平壹旦講完黨目前還是要以團結為主、消除分裂，陳雲壹旦講完張國燾式的人物出現的背景之後，毛澤東立刻予以回應，批示：“盼照陳雲、小平同誌的意見為主，另請少奇、老總、恩來酌定。”小平的聲望就此而起。1953年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指責搞“清君側”，不會有好下場！
　　他說：“我現在感覺，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壹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來、老總、陳雲、小平等人在內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是那麼幾個人組織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壹種風，燒壹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這兩個司令部現在是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我在北京，還沒死，饒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請示中央，請示有的人，什麼圈圈、攤攤的，什麼自首叛變的，亂了陣腳，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亂的不徹底，想亂中奪權，想渾水摸魚”（引自《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摘要－（1951-1955 年）》第 13 頁）。雖然沒有點高崗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了是說他，高、饒開始走下坡路了。
　　隨後毛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線來，不要單獨搞壹個路線出來，要團結，不要分裂，少奇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這點不能動搖，他有錯誤要檢討，但是不能動輒就要人下臺，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麼幾個人嘰嘰喳喳的，不好嘛”。毛要求高崗、劉少奇都作自我批評，而他自己則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 2 月 6～10 日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就自己批評東北、山西合作化冒進，批評晉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
　　和天津剝削有功的講話；作了深刻檢討。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覺得冤枉。高崗給毛澤東去信要求到杭州見面，毛不同意並把高的信發給政治局。鄧小平在會議上指出高、饒有野心，少奇同誌的天津講話並不見得都是錯的。陳雲重複了張國燾事件，暗指高崗就是搞分裂的陰謀家。周恩來聲色俱厲的說：“高崗同誌至今沒有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把主席的講話、政治局的意見都當耳邊風，我認為他這樣做只會越滑越遠”。根據幾位元領導人的講話，中央請示毛同意給高饒展開“同誌式的幫助和批評”。
　　1954 年 2 月 15～25 日，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會前中央書記處通知壹律不稱呼高崗、饒漱石為同誌，展開徹底的幫教活動，要他們主動的認識錯誤。周回憶說：“高崗脾氣暴躁，喜歡動粗口，操姥姥。那天談話組裡有位警衛局幹部挨操，就打脫高崗三顆牙齒。
　　當時我氣得發了昏，當即喚來醫生給予治療，我壹直沒有離開，並向高崗道了歉”。
　　不久，高崗 2 月 17 日第壹次自殺未遂。2 月 25 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總結發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崗的“九大罪狀”：散佈“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高崗無視黨紀國法，與蘇聯人談論黨中央的機密；高崗目無毛主席，在群眾集會上公然接受“高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幹部會議上多次妄議毛主席只會打仗、只會古詩文，不懂經濟、不懂工業、不懂建設，而他高崗是全面之材。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偽造毛澤東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劉少奇和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誌(指陳雲和鄧小平)；提出自己當黨的副主席等等。此外，還有私生活腐化。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1954年 2 月 28 日）：給高崗問題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壹種反映”。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反對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社論。4 月 4 日《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論提出：國內外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暗指高崗為敵人）。社論說：“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圖破壞黨、分裂黨的反革命分子、投機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4 月 19 日，高崗被迫寫了檢討書《我的反省》，承認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除批評薄壹波同誌外，還有指桑駡槐說少奇同誌的意思”，“企圖把少奇同誌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壹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毛在高崗做出檢討之後私下讓習仲勳給高崗捎話：主席還要用妳，不會拋棄妳。仲勳未捎話，因此，是年 8 月 17 日深夜高崗吃下隱藏的全部安眠藥死亡。高、饒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向來對劉有看法、又敢於說話的陶鑄文革初期壹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卻不敢向劉開炮，相當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崗的教訓：擔心打虎不死，反被虎傷。
　　何家棟後來批評說：高崗提出壹個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為自己拉票，那不是壹個黨員應有的權利嗎？如果有壹點黨內民主的話，誰都可公開競爭來獲得選票，民主社會中當政者身邊出現權力挑戰者，應該是壹件很正常的事情。
　　據說，1950 年 2 月在毛訪問蘇聯即將離開莫斯科之前，史達林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送給了毛。毛利用整倒高崗壹事要全體高幹交代他們同蘇聯人的壹切：“這裡講壹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壹個。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什麼叫“情報”？毛故意不說清楚，人們為了保險起見，乾脆什麼話也不跟蘇聯人說。
　　高崗事件壹石二鳥，既警告了劉少奇，又打倒了高崗；毛大權在握，誰也別想從毛手裡分權，以架空毛。1954 年 9 月 20 日，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從而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國防委員會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機關。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認為：必須同建國前壹樣，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等12 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少奇的軍委副主席被拿掉，說明了劉少奇地位的下降。
　　1955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將高崗正式開除黨籍。高崗案還株連了 8 個省級以上的官員，包括中共山東分局第壹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張秀山，中共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中共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趙德尊，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中共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和中國駐北韓大使倪誌良。
　　1980 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主張為高崗平反，但是被鄧小平阻止。儘管鄧小平說：“高崗批評少奇同誌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了的，有批評對了的。”
　　但是他堅持認為，“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壹份兩萬多字的書面檢查，認真地交代了自己歷史上的四個主要錯誤。1954 年底，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復名譽；這壹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壹反其沈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復，並壹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面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面彙報。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並表示即將在全國範圍進行壹次大規模肅反運動的決心。毛號召黨的高級幹部主動交代問題，只要講清楚了，黨組織都可以寬容。陳麒章等人的書面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 3300 多人”。
　　原來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楊帆根據上級指示，採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利用他們深諳內情的特點，讓他們戴罪立功。而“3300”的數字原本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壹個幹部在閒談時對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部長楊帆開的玩笑，說楊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說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楊帆手下超過三千，並隨口謅兩句打油詩：“楊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當時不過引起壹陣哄笑。到了 1955 年，“3300”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物件。
　　其實，這是江清的陰謀。1930 年代揚帆按黨的指示，以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左聯”活動，對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叛變自首和生活上的醜聞瞭若指掌。1939年毛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項英很不滿意，他找到瞭解江青情況的揚帆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壹封密碼電報：“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壹氓同誌。這份電報落到了康生手中。康生把這份電報扣下後給了江青，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壹氓。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壹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 1943 年 10 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誌，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 10 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4 年 3 月下旬，江青收到壹封揭露她過去醜事匿名信。江青得到毛的默許，於 1954 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揚帆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務”帽子，長期關押，在獄中經受了 20 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癥，就連來勞改農場接他回家的妻子兒女也相見不相識了。
　　代表們看過揭發饒漱石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代表們對饒的歷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壹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把饒漱石“永遠開除黨籍”。其實，高崗不是反黨，是和劉少奇的權力之爭、路線之爭，他是擁毛的，是毛為保劉少奇而犧牲了他。
　　1955 年 4 月 1 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65 年已經服刑 10 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癥。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 14 年；同年 9 月被假釋。1967年重新收監。1975 年 3 月因病死亡。
　　1955 年 4 月 2 日，年僅 49 歲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陳毅報告了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黨傾訴了當年曾去見汪的事，陳毅立即報告了毛。4 月 3 日夜晚潘漢年在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連市長陳毅都不知情。與潘漢年有兄弟關係的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在武漢的新華社湖北分社任社長的潘梓年壹度遭株連。壹時間，弟兄三個“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長江重鎮竊據高位的傳聞，沸沸揚揚！於是，1955 年 4 月 4 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後來，官方又將潘漢年的下級──著名女作家和特工關露等人殺人滅口，中共前地下工作者被中共壹網打盡。即使在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黨”罪行的情況下，毛依然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汙蔑潘犯有“投降國民黨”的“可殺之罪”。可見，毛做賊心虛，便拋出潘來轉移視線。
　　於是，到 196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 15 年，1972 年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為無期徒刑，1977 年 4 月14 日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1978 年底，中紀委經過反複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題”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 1981 年，在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說：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1982 年 8 月 23 日黨中央發出檔宣佈：把潘漢年、揚帆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壹個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揚帆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壹天，並且有機會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思歷史的教訓。他在自述的最後壹節《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裡說到：今後發生冤假錯案就不能再強調“既往不咎”了。否則，老是口頭上說下不為例，不認真追究，老是這樣下去，又怎樣保障人權？怎樣主持社會正義？怎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
　　現在的立法機關應當汲取這些教訓，以形成法律來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還應該立法來懲治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人，並對受冤假錯案傷害者的損失進行賠償。我們已經建國五十年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這話說了不久，揚帆便於 1999 年 2 月 20 日與世長辭，時年 87 歲。老人臨終前的這片肺腑之言，可謂金玉良言。如果為政者能夠聽得進去，加以實行，必定有功於當世，造福於後代。
　　大肅反
　　打倒了高饒、胡風後，毛感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認為，反革命分子已經層層疊疊地鑽進到黨政軍民內部，需要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
　　1955 年 7 月，毛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 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1955 年下半年，1430 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壹個大學壹關就是上百人。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
　　武漢大學的壹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妳們的材料證據，在妳們面前只有壹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註釋）。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北大歷史系王承照在肅反時挨鬥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
　　1955 年 5 月 17 日，毛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定了指標：將暗藏的反革命“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反革命五年抓 150 萬，每年 30 萬”。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 71.5 萬人被打成反革命。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 5%的指標，即將部內百 5%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江蘇文聯，2/3 的成員被關進監獄。全國人民噤若寒蟬，愈是相熟的人，見面除了談天外，國事、校事壹概三緘其口，惟恐被別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壹天挨整。
　　這次肅反已在 1980 年代正式予以否定。在“肅反”運動中，有 21300 餘人被判死刑，4300 餘人自殺或失蹤。有人稱“鎮反肅反”殺人達 3000 萬。
　　比江青大 10 歲並比江青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性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04 年生，21 歲與胡也頻同居。1928 年初，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對地下黨員馮雪峰壹見鍾情。胡也頻被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1931 年 11 月被捕，3 個月後被殺，成為“左聯五烈士”。
　　被欲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於 1932 年正式加入共黨，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鬥》雜誌，並與另壹地下黨員馮達同居。1933 年被逮捕關進南京監獄。
　　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讓她在獄中與馮達繼續同居，並生下壹個女兒。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閒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1936 年丁玲被釋放。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丁玲抵達中共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瓦窯堡，見到毛澤東。
　　兩位老鄉壹見傾心，親密相處了幾天幾晚。丁玲說毛在瓦窯堡時即表現出來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窯堡的女人（包括紅軍女戰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數了個遍，封了個遍，也未能湊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中宣部在壹孔大窯洞裡開會歡迎她，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出席。沒當過壹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慶陽前線，丁玲收到壹首詞，那是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後來發表時題為《臨江仙.給丁玲同誌》——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捲孤城。保安人物壹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壹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用電報寫詩，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恐怕也算壹樁奇聞。毛澤東當時對投奔蘇區的文化人寄望厚愛之深，由此可見。不久，丁玲從前線回來，毛澤東又親筆抄錄了全詞給她。
　　1937 年初國民黨當局容許中共遷入延安城。毛隨即任命丁玲為八路軍總司令部延安留守處主任，過後才由蕭勁光接任。讓毛振奮的是，夕照下的邊關孤城，不再寂寞，因為有了新人的到來。風姿綽約的北平女子吳廣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萊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毛的私生活，自然要把女作家放棄了。丁玲隨後到了山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據說她最初追求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朱德把丁玲推薦給彭德懷，彭德懷對朱德說：“我敢要她？她是個遊擊主義者！” 朱德說：
　　“遊擊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不都在太行山上打遊擊嚕”。彭老總說：“人家是在個人感情上打遊擊！找男人打遊擊，還有什麽杯水主義……。” 後又追求總參謀長劉伯承，均未獲結果。以後重返延安，在“紅軍大學”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後與她的秘書、小她 14 歲的劇作家陳明結婚。
　　抗戰勝利後，丁玲去了華北，參加土改，寫了長篇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經推薦，獲 1951 年度“史達林文學獎”2 等獎。中共建政北京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等，紅極壹時。她與中共的另壹員文藝大將周揚宿怨新仇，關係日趨緊張。
　　1955 年夏天，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約請丁玲在中南海裡劃過壹次船。玉液泛舟，眷顧隆恩。小船上只有毛和丁玲兩人。毛自然是親自掌舵了，憶述之余，毛忽然問：冰之，妳工作有甚麼困難？妳覺得周揚這人怎樣？丁玲見主席親切地喚起自己的小名，壹時忘乎所以，半嬌半嗔地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揚的怨恨，壹古腦列數出來：周揚有十大問題……丁玲太過天真，太過政治化了。她原該繞過毛的話題，說些開心有趣的事，逗毛快快樂樂，使毛喜歡她，為日後的再次被寵鋪平道路。可是共黨的鬥爭哲學使她執迷，從而犯下了她壹生中最大的失誤……毛澤東認真地聽著，凝視丁玲的面龐。此時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發福，頭髮也變了色，臉上有了皺紋，徐娘老矣，不復當年風韻……毛澤東耐心聽她講完，倒真的笑了：“妳講周揚有十大缺點，我倒是覺得周揚還有兩個優點，他的馬列主義水準可以……”。此後，毛再沒有單獨召見過丁玲，他已覺得她已是個乏味的女人。
　　1955 年 8 月 3～9 月 4 日，中國作協黨組舉行了約 70 人參加的黨組擴大會，對丁玲陳企霞進行了批判鬥爭。“丁陳”問題是從追查壹封匿名信開始的，該信向中央反映了對作協黨組領導人在處理《文藝報》問題上的意見；官方認為是陳企霞所寫，牽連到丁玲；接著追查丁玲與胡風有關“反革命關係”及康濯“揭發”
　　丁、陳反黨問題。這以後，作協前後召開了 16 次黨組擴大會，加緊揭發“丁陳”
　　問題的罪證與批鬥“丁陳”的反黨罪行，同時又通過莫須有的罪狀於 1955 年 8月 19 日將陳企霞逮捕。會議結束後，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並代中央起草了批語壹同呈報。9 月 30 日，由部長陸定壹主持的中宣部部務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上報黨中央。經毛澤東批準，中央書記處於 1955 年 12 月15 日將此檔批轉全國縣團級以上黨委。
　　《報告》列舉了“丁陳反黨集團”的罪狀有四點：壹、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所謂不尊重或反對黨的領導，是指丁玲和周揚的關係。丁玲對周揚有些意見，絕不能說是“反黨”）；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派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是指挑撥周揚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報告中沒有提出具體事實）；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認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壹本書主義”，鼓勵作家寫出壹本書，以此為資本，和黨鬧獨立。調查結果是，丁玲在壹次向文學講習所的學員講話時談到，作為壹個作家首先應有作品，如果壹本書也寫不出來，那算什麼作家呢？若說丁玲提倡“壹本書主義”，她不只寫了壹本書；若說名，丁玲早在 30 年代就聞名國內外了；若說利，丁玲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獲史達林文學獎金全部捐給了全國婦聯婦女兒童委員會；平時所得稿費也大部分交了黨費或買了公債。關於《文藝報》主編問題，原來主編是丁玲，陳企霞是副主編。後來丁玲提議陳企霞也提升為主編，曾口頭請示過周揚。周表示同意後，刊物上才並列出丁玲、陳企霞兩個主編。這頂多只能說是任命主編手續不完備，不能說是向黨鬧獨立。因為在宣佈前已經請示了領導。
　　1956 年 5 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託派嫌疑”終於被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與公安機關所否定。5 月 22 日，他們二人恢復了自由。恢復了自由而又不知被開除出黨的陳企霞、李又然，立即向機關黨委申訴。陳企霞在申訴中，還把他與周揚之間在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相互關係中的問題
　　做了全面陳述。他認為作協黨組向中央的那個報告是捏造事實，是對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敘述了他與周揚之間的各種意見分歧。1956 年 6 月 28日， 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討論了“丁陳”的申訴，同意陳企霞、李又然繼續參加黨的生活；成立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誌為組長的審查小組。經過慎重的調查，得出此案不成立的結論。1956 年 12 月，陸定壹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埋怨周揚說：
　　“當時壹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是這樣的！”周揚即刻表明：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並不出於他的建議，而是根據毛主席（恐怕是江青）的指示，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說了丁玲的不少好話。
　　1957 年 1 月，周揚和作協黨組將“反黨小集團”改為丁玲、陳企霞“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1957 年 6 月 6 日，作協黨組召開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講話，表示 1955 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會議的同誌壹致認為，1955 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銷，應該消除這壹批判所造成的後果。
　　丁玲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講話更尖銳些。領導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休會。
　　休會期間，形勢發生了變化：反擊右派的運動開始。作協迅速將無法解決的“丁陳”壹案轉向“為‘肅反’翻案”的新罪名。隨後，在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對丁玲的歷史結論要重新進行修改。在沒有發現任何新事實、新證據、新證人和新理由的情況下，宣佈將原結論改為：丁玲被捕後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有計劃派回來的。這個決定宣佈後，張際春問周揚：原來結論是妳同意後才簽發報中央的，妳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根據？……接著，作協黨組擴大會於 7 月 25日復會。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黨進攻”，指責“反黨小集團”要翻案等等，會議規模由原來的幾十人擴大到幾百人。先安排陳企霞作“坦白交代”並揭發丁玲。
　　會議進行中有壹些人憤怒指責，壹些人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臺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臺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 會場上壹陣混亂。直到 1957 年 9 月 16 日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壹場大辯論》的講話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集團”外，還宣佈丁玲“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她“早在 1933 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周還點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和戲劇家，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壹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隨後，又對丁玲等的作品繼續組織了“再批判”，打倒了壹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壹批有好評的作品。 周揚後來回憶說：
　　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壹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1957 年毛澤東改寫的《再批判》說：“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壹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幹年中進行了壹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1957 年還要拿出來再批判的奇文《三八節有感》裡面有壹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壹星期可以有壹天最衛生的交際舞。”被認為是諷刺江青的。丁玲晚年承認，確有諷刺江青之處：“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誌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壹次舞是衛生的’”（《丁玲自傳》第 232 頁）。可見，丁玲是確實“傷害”過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進行報復的。
　　1958 年 8 月 14 日，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宣佈已被中央批準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
　　《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壹共有四條：壹、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 年被捕後叛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在他們的眼裡，李之璉等人聽取陳企霞的申訴是“鼓動翻案”，而劉白羽等人複查“丁陳”案件卻是正當工作？這完全是顛倒事非！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壹壹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
　　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
　　（《人民文學》1986 年第四期第 43 頁）。自 1958 年起，她在農場養雞，小孩見了她就罵北京來的臭右派，就用石塊、土塊擊打。到了 80 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壹切辱駡、諷刺、壹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
　　（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 1985 年第 3 期）。1966 年文革風暴壹來，她被投入監獄，直關押到 1977 年才出獄。1978 年末，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被平反。1980 年 1 月， 丁玲案被定為“右派”的結論，經中央批準，作了改正，恢復了黨籍（隨後各地為此受株連者也或前或後逐個得到平反或改正）。
　　在 1983 年“清除精神汙染”期間中國作協召開的壹次座談會上，丁玲發言時說道：“壹個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認識自己也那麼難，他對我怎樣，不管，但我對他是壹往情深的。現在看到很多人還在指桑駡槐罵他，我心裡是很難受的”。真是露水夫妻難忘恩啊。在晚年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所寫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有這樣的回憶：“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壹天能走六、七十裡，這時去區黨委二裡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壹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是想著有壹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
　　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
　　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擡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壹個字壹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統購大剝削   

1953年中共頒布“統購統銷政策”，強行毀滅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及其體制，強制架構專制權力型經濟、即無計劃的所謂中央計劃經濟。統購事件的見證人薄壹波說：“正如陳雲同誌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像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家具、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像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的數字是134人。逼死農民排行第二的是廣東。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廣東新會縣蓮溪鄉被殺的人中間有壹個老太太。可憐的老人，被前來收糧食的工作隊封在屋子內，然後上吊自殺。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征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壹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1650人受株連，1503 人被捕（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鉆雞窩，抱磨盤、拔胡子。僅在7-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災難性合作化   

自從1956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壹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餓，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20多年肚子。    農村壹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當時全國已建成的67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裏，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裏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壹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裏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壹個縣餓死10個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    毛澤東在1955年9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宣布“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於是快馬加鞭，比毛設想的還要快，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結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147萬擔，豬減少了350萬頭，大牲畜減少了100多萬頭。1956年9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 。1956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了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龍江省當年7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 7 個區、 20 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 16 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擡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寧、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 5% 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 20% ，為全國之冠。仙居縣的事態最嚴重，在“接近於農民暴動”的“仙居事件”中，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在群眾鬧事中合作社壹轟而散，入社農戶由占總農戶91%退到了19%”。　　　    為鎮壓農潮，當局在 1957 年藉反右運動之勢在農村采取行動，廣東省壹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兩千余人。而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當局在該縣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臨汝縣近6千人鬧退社，15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采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8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被捕入獄。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壹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2/3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壹“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6萬畝稻田顆粒無收，1957年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5800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誌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華社記者戴煌采訪了他的蘇北故鄉後說：“看看鎮內外鄉親過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顫了！對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等，他們固然‘望洋心嘆’，就是對自己血汗澆灌出來的許多東西，他們似乎也無權享受——養雞者吃不上雞蛋，養豬者吃不上豬肉，種棉花的壹年沒有幾尺布票，種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幾小兩油。還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體……”。許多鄉親登門喊冤：原來在解放後短短的幾年內，這裏的部分村鎮幹部已成了“新惡霸”。統治這個小鎮的就是戴煌當年的小學同學：他掌握了汽車站和輪船碼頭，強迫壹些過路的老百姓必須搭乘，並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過客趕上岸，將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蓋了三間大堂屋，所有的磚瓦都取之他人，還白用了許多小工。壹個幫他家代工的農民因要求吃了午飯再幹，就被他當眾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勢毆打無辜；他自己借權力而“尋花問柳”，壹些現役軍人的妻子和婦女幹部都在他“尋問”之列而無人敢於揭發……。    戴煌問：在四鄉八鎮這樣的“新惡霸”有多少？回答是：“說不清”。人們舉例說，鄰近壹個鄉，幹部們兩三年前，還常常東借西貸，窮得叮當。自合作化以後，忽然挖開了“金山銀山”，幾乎人人穿上的絲綢，吃得流油，高大寬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鄉親們背後小聲罵道：這幫老鼠！他們每月才拿二十來塊錢，這大手大腳的開銷從何而來？還不是從老百姓頭上刮去的？……來告狀的鄉親越來越多，有的甚至來自百裏外的鄰縣，揭露的事實更加觸目驚心。他大聲疾呼“我國的農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系，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壹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1957年浙江永嘉農民在李雲河帶領下，帶頭搞包產到戶，最後曾導致上百萬農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二百多農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後死於監獄。    1957年12月雲南通海壹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800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人遭冤獄，到1979年才平反。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壹些在農村裏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大躍進大破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壹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的先聲。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蘇聯提出十五年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在12月2日召開的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向全國人民公布了這壹目標。這年冬季，全國各地發動冬季農業生產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6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其中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趕美”的時間表在大躍進中壹再縮短，後來壹度想要兩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煉鋼鐵等。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535萬噸的條件下，要求生產1070萬噸鋼。由於鋼鐵廠不可能達到這個產量，他號召全民煉鋼鐵，將農民的鐵炊具煉成廢品，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林木被毀掉。    “六王畢，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宮賦》使我們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壹次大難。2200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幹旱；1958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幹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幹旱。又過了20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壹場大雨降臨9/10為山地的四川，沒有了森林，山洪壹瀉千裏，半個四川變成了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樹。

兩千多年前專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築起了壹道萬裏長城；大煉鋼鐵則毀去了無數綠色長城！湖北省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湖南古丈縣1935年桐油產量曾達350萬斤，1960年卻只有25萬斤，因桐樹被砍了。廣西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余的林木也所剩無幾。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餵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丟荒，成了兔子窩。    當時全國各地壹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跡”。河南省境內的函谷關，1926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年，當地的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壹瞪：“什麽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壹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掃而光。    柳州地委規定石龍縣要建起3000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縣委決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磚修爐，拆梁檁門窗燒爐。社員們家裏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頂“破壞大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當年大約拆毀民房8000多間。    1958年的全民煉鋼又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十二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鹹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瓦倍。鐵器不夠，別的金屬制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缽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壹起送進了土爐子。    毛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壹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1984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沈默不語。”堂堂壹個政府部長，對屬下壹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壹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9000萬人上山煉鋼，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譬如四川省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裏未收獲入倉。毛澤東親自制定的農業八字憲法，強迫農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莊稼空殼，秋天顆粒無收。    李銳回憶：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夠了”。    《安徽日報》十月十八日頭版刊出壹篇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可能超出了過去壹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幹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壹無所獲。    1958年2月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除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計劃實現的期限，搞了個全民參加的剿滅麻雀烏鴉的全國會戰。    1958年4月19日，北京開始大規模捕殺麻雀，有三百萬人上陣，連續三天共打死麻雀40萬只。平均起來，每25個人合作奮戰1天，消滅麻雀1只。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中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1958年12月13日這壹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這種做法導致了水稻減產，因為鳥類是害蟲的天敵。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生物學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殺戮。1959年7月10日廬山會議上，毛咆哮說：“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文革爆發後，紅衛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墳、曝其屍骨，因為他“反對毛主席殺麻雀”。   

浮誇風與打人瘋   

接著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將農業合作社合並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農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壹碗壹筷歸個人，壹草壹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壹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浮誇風。中共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糧。各級幹部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個田地裏，放出衛星——稻谷畝產3萬6千斤。這件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親自帶了壹大批科學家、專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經考察證實，3萬6是真的，他們回京後寫了報告登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湖北省隨縣金屯鄉將9.75畝稻子移栽到壹塊田裏，放出了畝產6萬斤的“衛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壹作家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壹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壹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壹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113萬余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 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在這謊言齊放的氛圍中，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實物農業稅)，征購量隨產量走，1958年的征購數比1957年增加了215億斤。如河北張北縣1958年糧食產量被近4倍地虛誇和擴大，使國家征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貴州實產70億斤糧，省委上報的卻是150億斤；安徽鳳陽1959年糧食產量是1.54億斤，縣委宣布是4.05億斤。毛澤東認為糧食太多，下令減少1959年春播面積9千萬畝，加上減收和征購增加，1959年春夏饑荒就開始蔓延開來。    河南省西平縣放了壹顆畝產7320斤小麥的“衛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來就打，受打擊的7萬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中央黨校的楊獻珍說：“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幹幹凈凈，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麽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借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壹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征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全國範圍內，執法者普遍不依法辦案，律師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社會中，壹旦被誣、被冤、被捕，那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蹲在監獄中等死。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5-6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人中，應該勞教的僅44人，占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辦食堂招大禍   

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公布後，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導，在100多天的時間內全國農村辦起食堂265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裏；最遠的有三十裏，每天騎毛驢上食堂，壹天忙吃兩頓飯”。張家口地委第壹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壹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裏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裏，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妳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裏，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

由於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口號風行南北，公社食堂在無計劃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從1958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    江澤民老家的江都縣，這個富庶的水鄉，三年間餓死了38400多人。    蘇北揚州地區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艷陽天”的那個柳堡，那個“風車轉呀轉”的美好境界，也餓死了414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本強盜和蔣介石軍隊的屠刀和槍彈下的總人數。整個寶應縣境內也新墳累累，哭聲不絕於耳。    當時村裏的司務長、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裏的人，貪汙、克扣社員口糧現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莊的壹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靈壁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司務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炊事員。”    按1959—1960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壹年人均糧食消費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有人利用職權占更多的資源，使許多人餓死。1961年3月，各地開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四川餓死1億2千萬   

1959年核定的糧食指標是5000億斤，而59－61年實際產量分別為3400、2870、2950億斤，這三年實產平均比1957年減產827.6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征購糧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億斤。這種收購“過頭糧”的必然結果是農民的災難。    中央政府卻認為饑荒是階級敵人搗亂和瞞產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擬文件批發全國：“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1959年7月5日毛澤東給征糧的幹部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壹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壹步。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1959年秋各省興起反瞞產私分運動，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    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仁壽縣餓死了20萬人。自古從不曾被饑饉光顧成都平原的灌縣也餓死了四萬多人。    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100余斤。結果38000農民餓死，差不多1/4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壹生產隊共82戶491人，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隊同壹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竈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裏強制節余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 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牟牟’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壹撮泥壹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沈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沈，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妳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盡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竈臺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竈，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壹聲，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壹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壹人搶壹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只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壹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壹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200萬。1959年四川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汙、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7990人，占到會幹部的73.3%。1959年四川內江市將1035名幹部劃為有貪汙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62.6%。    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1958年轉公社時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個居住20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缽邊撬著壹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壹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有的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麽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麽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滎經縣，三年饑荒中，餓死3.4萬多人（官方縣誌所記），幾乎占全縣人口的半數。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裏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經死了。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屍走肉，除了饑餓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經死了。如榮經縣縣委書記說：該縣人口死了壹半，有壹個村子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壹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壹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歷史啊[李銳：從壹個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手段惡劣（見反“右傾”壹節），大量說真話的幹部遭迫害，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城鎮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 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歷來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真實的數字為1250萬]。也就是說，每七個四川人就死壹個！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壹個就是廖伯康，另壹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河南熬人油當肥料   

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1961年9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 三年災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約為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7具屍體裏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成為奴隸，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有些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江蘇省委向林彪匯報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時，林說，“我們這麽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麽”。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種罪惡。這種罪惡泛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毛和他的戰友要負很大壹部分責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壹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壹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聚家並屯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壹個縣為壹個團，壹個公社為壹個營，壹個村莊為壹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裏，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臺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兒童壹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壹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壹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跺。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壹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壹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裏找出壹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在“少年營”裏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    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麽多，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麽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裏壹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那時壹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壹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壹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壹看，骨頭被咬折了。人比牛馬還賤。    河南挨門逐戶搜查“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無所不至的村幹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壹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壹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奸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    在“反瞞產”過程中，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眾形容當時的氣氛說：“處處都有閻王殿，只見活人去，不見活人還。”後來河南省委向中央檢討，也稱這個時期的信陽地區“壹時間成了壹個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帶頭鬥爭右傾的縣委書記張洪福，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洪福頭發連頭皮壹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縣委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40余農民，親自打死4人；壹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壹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整個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動手打人者占93%。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糧，有13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農民口糧、飼料、種子悉數奪走。結果大面積餓死人，發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裏（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縣不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黨臉上抹黑；不準農民向上反映情況，說那是反對基層黨組織，是反黨；不準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公共食堂、反社會主義。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設法查出來。有壹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說好象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並“消滅外流”。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慘案”。    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200多人；縣委第壹書記梁德柱動手打人；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發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這個婦女拉死；全縣先後餓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淒慘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陽縣五裏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壹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裏餓死了。    潢川縣有壹個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妳不要吃我！”當這個孩子死了之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十七個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壹個二十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壹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壹只羊，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樸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壹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息縣餓死十萬人，有639個村子死絕。    有的采用了點天燈、活埋、燒胡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口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發拔掉。以致有些人壹聽到開會，首先把頭發剃光。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二百多人；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德富打過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16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 打過110個民兵， 打殘11人，打死6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他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四歲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固始縣白果沖水庫、 百裏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 被扣飯6822人，被開除飯籍859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裏罰站)1686人，被拳打腳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罰挑雙挑子17220人，另有4972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6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隊去了200多精壯勞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4百多個。    固始縣90萬人口，官方記載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2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壹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仍在貧困中。    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餵牛的趙振堂把牛料偷吃了個精光，土山大隊壹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3個月時間就餓死了4000人，占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1.2萬人之多！陶鑄在信陽地區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壹百多萬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別山區壹些縣的人口總數也未恢復到半世紀前的水平。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裏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壹次擺了二十四個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暄天，鞭炮歡迎。    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竈，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幹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竈，壹天三幹；幹事竈，二稀壹幹，大隊壹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十二個大隊幹部，用了四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八千斤，貪汙4785元。    1960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百無聊賴餓死在滑縣。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推算，河南全省這三年的死亡人數約315萬（其中1960年約190萬），少出生人口兩百多萬（其中1960年約100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為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1998年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執政時姐姐將他接走，逃到香港與美國，成為壹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在1960年的饑荒中餓死。   

湖北——餓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萬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壹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壹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示範“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餓死、病死七八萬人，浮腫、幹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壹位當事者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麻城縣委第壹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說：“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斤壹兩也不準少。少了壹兩，黨籍幹籍壹齊拿。妳不拿糧食，我就拿妳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蘄春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壹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年1月，壹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壹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壹些地方提前壹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壹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年洪湖縣壹次就支援江陵縣200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10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壹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湖南——人給豬戴孝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麽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麽天堂！”湖南寧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壇壇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竈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準私自起火，不準私吃食物，不準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準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準許社員家養壹兩只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準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壙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壹只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 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進塘裏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妳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妳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妳看老子怎麽整妳！”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1961年12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年初全縣共有炊具500萬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萬件，三年來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58年初共有農具424萬件，三年來損失274萬件，占64.5%。全縣1958年初群眾住房有702641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37.25%，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    據1961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25600間，每戶平均1.6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壹點，被幹部壹頓亂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僅拿出壹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壹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壹間破屋裏。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壹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裏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竈中，讓幹部社員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壹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采取了4條“技術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調動壹百多個勞力施肥。1.5畝地施土雜肥450擔，人糞尿4500斤，畜糞4500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25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壹整天，名為2×2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壹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裏。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裏，以增強“光合作用”。寧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寧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壹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麽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桿，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裏，寧鄉縣幹部說“壹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壹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裏，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恒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甚至還發明出“人工防寒法”。當冬季寒流來臨的時候花明樓、流沙河、雙鳧鋪等地的幹部又心血來潮，強迫社員排成人墻，站在田頭日夜擋風！幹部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壹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裏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壹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裏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獲後播水稻，壹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壹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裏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墻。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    1960年農歷臘月十九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布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壹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谷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花明樓公社的壹個小土爐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200工人，挨過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幹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    58年初寧鄉共有炊具500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180萬件；58年初農具424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128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裏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家具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寧鄉有林面積125萬畝，覆蓋率為28.6%；到1960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160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57萬多畝，覆蓋率下降為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180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68.54萬畝，水土流失面積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全縣30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裏，晚稻在田裏過冬。來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隱患。如此代價，58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1958年，寧鄉煉出共計504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裏豬城，這壹建築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麽‘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本來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    胡仁欽專門召開公社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壹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屎，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發、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壹個地方的事，哪裏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達。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妳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壹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壹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1961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壹撕便鉆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壹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壹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璣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壹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9個，打後還未痊愈的28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198個，受迫外逃的157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系的73個。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壹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壹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裏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壹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壹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壹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壹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奸取樂。周組織學生擡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奸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160多人的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壹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壹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年6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壹貫腐化墮落，調戲、奸淫婦女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強奸婦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奸婦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強奸、奸淫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強奸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壹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奸。而被奸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壹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壹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壹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有壹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壹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壹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壹次連吃帶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壹發不可收拾。幹部白天往外面轉壹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1961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壹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壹路，開壹路葷，壹家更比壹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壹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壹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壹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臺。    社員壹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壹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壹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縣委第壹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汙挪用公款200余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以1958年為基數到1962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八萬人餓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萬以上。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92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壹些人是壹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咨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壹些病人為了吃上壹口飯，只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布了口糧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谷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谷”，實際上是從脫過谷粒的稻草中復打殘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錢糧！ 1960年元月，餓死了18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谷。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1萬斤谷。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壹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壹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餓死4口人，只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壹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壹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竈，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壹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會有數的，壹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壹個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壹袋米，就當是餵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澧縣人委會壹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壹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壹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壹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壹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壹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擡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壹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壹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20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妳害死想吃肉！”批鬥壹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餵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擡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我還妳來世帳”。5.豬墳要埋壹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見幹部壹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壹個月。    他還壹再強調：“壹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壹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壹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壹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壹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壹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壹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兩廣慘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萬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畝產量高363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環江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麽壹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叠。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裏，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壹個青蛙壹跳可過12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1956年王定說：“壹個鄉，方圓幾十裏，壹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麽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麽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準許環江搞試點。後來，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地委書記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裏的水稻移植到壹畝田裏……，沒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壹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壹畝壹分三）裏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王定這時還在縣裏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麽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強趕至壹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裏，四面透風。最後幹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壹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裏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壹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58年9月初，自治區黨委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壹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壹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壹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壹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另壹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谷子，壹擔壹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谷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布置壹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谷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復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幹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壹，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壹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壹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壹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壹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壹個，就處罰壹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道。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道。《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壹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擡起，壹路擡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壹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裏，儼然壹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裏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壹堆，禿山光嶺壹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麽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制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余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饑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壹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征購任務是1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幹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環江第壹書記洪華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麽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縣委宣告，開倉的壹律開除黨籍，偷糧的可予以開槍打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壹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龍巖公社壹個糧管幹部發現壹名僅12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壹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三天後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壹個偷糧的小孩，毒打壹頓後，竟慘無人地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裏。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時，發現壹戶家庭鍋邊有壹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釬，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壹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壹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壹個多月，長的壹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饑，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擡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擡不動那麽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壹天洪華見壹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縣16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那時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18～19萬人。    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    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鬥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是饑餓，死人太多。區黨委遂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采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谷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死人16萬！這幫混進黨內的家夥，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麽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麽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趙紫陽在廣東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他到雷南縣召開4000人幹部大會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刮余糧，在20天內就超額完成了征糧購糧任務，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1960年也餓死兩萬人。這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779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淪為性奴   

奉賢縣委第壹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麽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麽！搞生產要跟打仗壹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壹樣？”    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壹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妳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壹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余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裏漚肥。奉賢壹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壹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壹丈三。全縣計劃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壹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壹樣，只有手裏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壹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壹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家夥（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壹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響：“任務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註，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壹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麽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妳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壹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裏監督。誰的活慢壹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壹個社員栽倒下地，又壹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壹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壹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裏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妳！”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壹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2613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壹模壹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壹片淒涼”。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壹勞動、統壹居住、統壹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壹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壹風吹的情況下，壹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壹個小包袱裏，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壹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裏、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壹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松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壹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奸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壹級幹部中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後給壹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幹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壹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裏，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奸。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復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余人。   

安徽餓死500萬   

1958年共產風，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安徽鳳陽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縣裏提出“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土裏挖，水裏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1400多斤。    安徽鳳陽縣縣委第壹書記趙玉書居然在壹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他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

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壹人為他逮黃鱔，有壹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布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壹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    喬山大隊長張永家，壹天三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壹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任他們隨意奸汙的有7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    高指標，高征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於死地。1959年10月鳳陽開始了空前野蠻的“反瞞產”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壹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有10萬鳳陽農民餓死，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壹個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五六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生產隊。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20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妳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麽“十裏芋峰嶺，五裏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裏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裏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    面臨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澤東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他還原，夥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 (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 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麽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誌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    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3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 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壹次，三宮殿魚苗場場長賴風旭（縣委委員）匯報場裏死豬情況，姚即罵他：“豬死掉了，妳怎麽不死。”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餓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壹個。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    據官方公布，亳縣農村1958年底71萬人，到1960年底死亡15萬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5000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萬間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安徽餓死500多萬。   

山西貴陽等地——人間活地獄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歷三個月時間。據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壽陽縣第壹書記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 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壹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 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個專設的“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壹位50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許。     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1960年內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饑民外逃路斷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不僅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不準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這種特供制壹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壹個屍體，發壹斤糧食”的辦法，將近10萬具屍體埋葬。    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饑荒時期，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甘肅省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甘肅省當時組織壹批窮兇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卷壹空，同時下死命令“不準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壹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壹律格殺勿論”。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發出“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的豪言壯語。結果全省遭殃，送掉300萬條人命。    武山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餓死了近1/3。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裏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壹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    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壹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壹邊搶壹邊把米往嘴裏塞。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裏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陜西省5萬多人，到1964年後仍然有4萬多人滯留在陜西。    在革命聖地陜北，1942年第壹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壹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裏去賣錢換糧，活壹天是壹天。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夥夫”，予以釋放。    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壹寡婦成親。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壹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家生活已很困難，他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有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卻被壹位縣委領導推出去，挖苦說：“妳這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壹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裏，還只有壹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希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1961 年夏情況進壹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山東餓死了800萬農民。    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1961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兩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月6日，戒嚴部隊的壹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對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邊境線上塔城、裕民、霍城7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寧予洋人 不與家奴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壹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結果人禍變成了重災。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壹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壹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4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成果交給了國家，轉運到國外換硬通貨了。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系。1960年1月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6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59年中國政府購買的220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年1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壹起反對赫魯曉夫，又得到500萬盧布。從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億美元。    吳冷西披露，1963年毛澤東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反蘇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饑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全國人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2百億美元。    韓素音說1960年壹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1200卡路裏。張戎指出，在納粹的奧斯威辛奴隸勞動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是1300-1700卡路裏。    1950年至1953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77.5億元。到1961年底，共還掉47億。1960、61兩年間還掉的債10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壹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77%。1961年2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誰能享受到這些白糖？

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壹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1/3就把債還清了。僅1961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150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1958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2000億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86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3000億元。”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災情是旱災。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壹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全國民眾描繪出壹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幹幹凈凈。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壹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壹部份嗎？    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壹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萬多人。”而毛澤東壹個“大躍進”，就餓死了4400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4219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10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440倍。這是怎樣的壹場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四千萬人，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信息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壹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準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幹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盡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壹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毛餓死了1億1千2百萬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間，“農業學大賽”的發源地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的人達141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2人棍棒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其中62人是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盡，6人跳崖，還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壹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麽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壹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萬裏看望了壹衣著破爛的婦女。萬裏問：“妳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裏去了？“出去玩了。”“請妳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裏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裏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沈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幹4百萬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余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壹彎腰比幹壹晌活掙的還多！”

四清運動

1961年11月29日，中國因阿爾巴尼亞問題與蘇聯公開決裂。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糾正“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作自我批評。劉少奇在7000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餓死了4000萬人的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卻不露聲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問題》的講話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請同誌們要清醒地看到，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三股黑風正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三股黑風都有後臺”，說的就是劉少奇。毛決定在城鄉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壹抓就靈！”“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壹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壹抓就靈。”
劉少奇說，“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壹下行動，搞壹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壹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
在這次會上，兩人共同確定在全國展開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汙、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賬、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運動後期，幾乎全簡稱為“四清”。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大四清”。
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是第壹個把這個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
3月毛澤東批示：“階級鬥爭有分黨內外嗎？註意：右傾正搶占陣地。”拒絕暫緩在非黨員和機關、團體中開展“五反”運動的建議。
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開會制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5月20日公開發表時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答：“壹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四清運動中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機關、企業、公社、大隊都搞“專政”隔離室、拘留所。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11個區中共鬥爭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
1963年8、9、10月，各地都發生了自殺事件。山西、陜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發生了地主、富農子女全家自殺事件。
以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壹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余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1963年8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壹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壹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壹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布紀律：1.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壹律不準吃肉、魚、蛋；2.壹律不準送禮受禮、行賄受賄；3.壹律不準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系。違者，壹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針對上述問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1963年11月發出了由鄧小平等主持起草的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
《後十條》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群，提出了如何避免過激問題，但運動仍沒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壹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殺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1964年初，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
劉少奇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壹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劉少奇還進壹步認為：“三分之壹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於是，毛認為40%左右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是階級社會就有階級區分”。7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嚴，火燒壹下怕什麽？妳是正的、清的，火燒壹下也有好處。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理論界，我們提倡要引火燒身”。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劉又修改《後十條》，1964年9月18日正式發出。修正的《後十條》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此後又提出“反右傾”、“奪權”等要求，廣泛打擊基層幹部和地富分子。
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紮根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實行大兵團作戰來整幹部和地富。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壹縣。如江蘇省組織了壹支6萬人左右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壹支2萬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54000人。
許多單位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比前壹階段更嚴重，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問題。陜西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采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壹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 “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采取“群眾運動”的方式， 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澤東在“四清工作組”的蹲點報告上分別批示，矛頭都對向劉少奇，批示說：“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我看不止1/2，要壹個壹個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來自上邊。…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壹個多月的工作會議。12月20日在壹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上，兩個主席爭論起來：劉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毛則認為，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緩地解釋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激動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請教式地問道：“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張被造反派批鬥毆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毆打至死的正部級官員）。
12月24日，毛直截了當地說：“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凡是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要堅持發動群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壹起過他的71歲生日。在這樣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責劉少奇關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怒氣沖沖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只講這兩個問題，壹個是頭壹條性質問題，壹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妳們回去找黨章看壹下，憲法第三章也看壹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壹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件》，第100頁到104頁，妳們去看壹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壹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壹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我們和妳們講幾句話？”

當毛講這些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壹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壹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把憲法拿出來當個“擋箭牌”而已。
1964年底的壹天傍晚，康生來到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書房，向毛澤東密報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出戲與1959年廬山會議有關系，是為彭德懷翻案！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壹個小型會議上又壹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 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幾乎已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各地區、各部門、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相當部分為資產階級所占據，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發動壹場大革命奪回被資產階級攫取的權力。他說服其它領導人進行壹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壹，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
這次沖突結束後，修訂頒布了《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二十三條》頒布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
從1963年持續到1965年5月的三年多的“四清”運動：
中央和地方、部門，先後派出工作團（組）13萬5千2百15個，到機關、企業、基層、學校、農村、公社，初步整頓、改組了17萬1千6百20個黨組織班子。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體，5千7百60個。組織結論．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萬6千2百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萬8千2百20人。
共有532萬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幫助”和自我檢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農村有7萬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學雷鋒運動

60年代初，剛剛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首先在軍隊開展了神化毛的運動，並隨後推至全國。林彪開始大肆鼓吹毛澤東思想，借《毛選》四卷發行之際，大力掀起“學毛選”活動；同時，還開展了“政治選美”，即選取幾個政治“典型模範人物”作為向社會廣泛宣傳的範本，從而形成了壹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軍效忠毛的運動。
雷鋒就是軍隊政工部門營造出來的“宣傳品”。1963年3月5日，毛題詞“向雷鋒同誌學習”。雷鋒的生死月日都與3月5日無關，毛澤東為什麽要選擇這壹天？因為斯大林是在這壹天死的，學習雷鋒不過是學習斯大林的具體化而已！斯大林稱其黨人為特殊的材料——鋼鐵制成，雷鋒就是鋼鐵制造後剩下的邊角余料制成的螺絲釘而已。
（中共聲勢浩大地慶祝蘇聯51周年國慶）
雷鋒1960年1月應征入伍，62年8月死於車禍。在他死後，發現他的日記記載都是對黨、對毛感恩戴德和幫助婦女、老人及貧苦農民。雷鋒作為壹個軍人，不守軍紀，離軍營到火車站去接送壹個不認識的婦女，這種事允許嗎？雷鋒自己穿的襪子有幾十個補丁，卻寄給災區200多元（當時這是壹筆不小的數目），那時軍人每月補貼只有7元，即使壹分不花的攢，也得攢個三、四年。另外雷鋒還省下錢給其他壹些貧窮的人。
改革開放後，共青團中央在報上登了雷鋒的英格納表和皮箱的照片，這說明雷鋒不是苦行僧。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較富有的家庭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壹般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才50幾元，當時壹只英格納表要180元，皮箱則在100-200元之間。而雷鋒是僅有7元生活補貼的解放軍戰士，怎麽能買得起這麽貴重的東西？同時也與壹只襪子才值幾角錢，而又逢上數十個補丁這事，成了鮮明反差。
何況壹個兵無論走到哪裏，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這可能嗎？“雷鋒出差壹千裏，好事做了壹火車”，雷鋒在火車上擦桌子，領導是怎麽知道的？難道說雷鋒連這麽點小事也向組織匯報？“有時候熄燈睡覺了，他還找地方去看書學習。他晚上常到連部辦公室去學習”。作者肯定沒當過兵，軍隊裏有鐵的紀律，熄燈了就得睡覺，哪能允許當兵的熄了燈還到處亂跑，找地方去看毛選？
“學雷鋒運動”的核心乃營造“個人崇拜”。隨毛打江山的領袖們對此個個心領神會。連向來不太過問具體國事的朱德也在題詞中準確把握住關鍵：“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學習雷鋒”的精髓就是要“忠於毛”。所以，在連篇累牘的宣傳當中，最常見的照片就是雷鋒坐在卡車駕駛室裏學習《毛選》。除了效忠黨以外，雷鋒的“事跡”其實完全是壹大堆平凡無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瑣碎小事。雷鋒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會稱道的事，又比其它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壹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政治偶像”號召全民把《毛澤東選集》當“聖經”來讀，從而把毛本人當神來敬。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從60年代就開始流傳，後來盛傳西點軍校也學習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長江日報》、《北京晨報》、《中國民兵》都散布過這個謠言。中央電視臺還做了壹期“雷鋒出國”的訪談節目，梁曉聲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談。於是，許多中國人去西點軍校“尋找雷鋒精神”，最後竟然逼得西點軍校不得不出面辟謠。
作為“雷鋒精神”創造者的林彪或作為“雷鋒精神”守護者的毛澤東，都沒有想到，雷鋒的政治生命居然會超過毛、林本人。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處，也是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結出的壹大怪胎。如今庇護並鼓吹“雷鋒精神”，又有了進壹步的“時代意義”，那就是從中可強化“黨指揮槍、槍效忠於黨”的政治原則；而且還從“雷鋒”身上提煉出為黨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鋒精神”依然在“教導”著人們充當“黨的螺絲釘”。
雷鋒生前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會被“法老們”制成壹具政治教條的“木乃伊”，承載著權力的神話、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盜名的詛咒。那樣壹個瘋狂的時代所發酵出來的低智符號尚在今日揮舞，這反襯出我們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對全球文明和現代社會，“雷鋒精神”是壹個陳舊僵化、愚昧無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維系這壹“政治圖騰”只能證明當代政治的貧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難開，民風難清。徹底消解雷鋒神話是潮流所向。
1964年5月，軍隊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小紅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在其後的3年時間裏，軍隊出版了數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和大約1.5億冊的《毛澤東選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壹筆政治財產，而且他認為赫魯曉夫的下臺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

文革爆發

1965年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下決心搞文革反攻。據李誌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臺上見到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和張玉鳳開玩笑，該通信兵所模仿的話是毛澤東在車廂裏和張玉鳳打情罵俏的話。張玉鳳大驚失色，立即返回車廂報告毛。毛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布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裏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了解毛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澤東看。毛看了之後沒作聲，似乎沒當壹回事，但回到北京就決定搞文革並說服了林彪支持他。
1965年11月10日，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其主題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權。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
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都不讓轉載。彭真同誌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誌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裏去了”。
11月28日 在周恩來同誌的督促下，彭真同誌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誌文章的問題。彭真同誌壹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誌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認為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他。
11月29日《文匯報》發表壹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壹株大毒草。《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出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誌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誌文章。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誌加的。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同誌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誌談話。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誌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系，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試圖將《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
3月25日《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誌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3月底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壹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4月10日中央批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了文藝界“被壹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樣，絕大多數作家和文藝領導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幾十年來，壹直拿著筆桿子寫東西，……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壹點價值”。
1966年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幹幹凈凈，然後重新壹筆壹筆寫過壹遍”。
梁漱溟致信毛澤東稱贊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
4月10-15日彭真同誌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誌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4月16日在彭真同誌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壹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
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壹）《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制造混亂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壹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壹直開到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誌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誌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誌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文藝工作者，已在本單位被揪出來批判鬥爭。
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誌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胡績偉在《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的》中披露：“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壹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壹位滿腹經綸的知書識禮的偉人。很快，他謾罵鄧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舊費’，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壹個黨的領袖的身份！……鄧拓終於被迫辭職……在他離開報社以前，他曾約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轉悠了壹次。我們兩人懷著沈重的心情，拖著沈重的步伐，邊走邊談，有時就在石頭上坐下來談。……他說：‘我們黨員，連當和尚的自由也沒有，我真想在哪個深山名寺，落發為僧，讀壹點自己想讀的書，寫壹點自己想寫的文章。’………多少年來，我都在想他的這句話。”
在中央通過《‘5.16’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壹個叛徒”。這位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在5月17日夜晚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壹封信》和《與妻訣別書》，於18日淩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壹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壹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而把文革由對壹批電影和舞臺劇的攻擊，升級為對壹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的攻擊。
1966年5月16日， 是劉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壹六通知》。《五.壹六通知》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摧毀古代文化和外來文化，“封、資、修”便是“文化專政”的對象。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壹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註意這壹點”。
《五.壹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和張春橋。“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五.壹六通知》通過的這壹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壹天。

文革50天

劉鄧不僅舉手贊成《五.壹六通知》，更積極實踐。鄧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壹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誌，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壹套，背後壹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在7月2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壹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壹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壹書記烏蘭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誌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長期以來，人們壹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裏貼出了壹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壹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當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開了內部廣播大會，陸平講話說：現在右派又開始向黨進攻了，全校師生要奮起反擊。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周恩來說：“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掃壹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對象。
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關心時事的大學生們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僅僅是“地、富、反、壞、右”，黨的高級幹部、尤其是大學的黨委書記們也在那個“壹切”之中。各省、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壹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沖，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壹批鬥爭對象。

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歷次政治運動的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1500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龐大隊伍。
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裏“奪權，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幹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校園裏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幹擾”運動。“反幹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給群眾進行“左、中、右” 排隊、把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們的黑材料等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學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到壹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壹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裏跳樓自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蔑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汙辱”。“晚上壹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壹會來敲打壹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不準我們找人談話，不準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壹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麽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壹大批人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事件，後被稱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根本不予理睬，在38樓設置“鬥鬼臺”、“斬妖臺”，揪出以陸平為首的40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那天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壹根繩子往他脖子上壹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松弛壹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未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北京林學院“6.20”事件圍繞壹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6月20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也稱《22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壹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等34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壹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 ”，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壹波把林院定為“反幹擾”的重點學院之壹。7月9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余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XX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據不完全統計，四千余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
這張大字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黴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XX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 ’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壹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誌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清華大學20歲的學生蒯大富6月21日在壹張大字報上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裏，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裏，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王光美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壹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月24日工作組組長葉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壹種反革命行為”。6月26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18天，開除團藉。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壹人自殺身亡。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壹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壹輪的爭論。紅衛兵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於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下壹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麽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以劉鄧為首的“中央”在全國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6月10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壹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它的打擊面比第壹次反右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在第壹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麽“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麽“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7月3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學校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壹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後來工作組進校，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3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8月5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武漢大學“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 ’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
北京。6月9日，第壹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壹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壹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妳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壹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5%是指全國，具體到妳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圍攻，他們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月20日，師大壹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貼出題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壹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千方百計地制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壹樣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
從6月24-30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壹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壹次鬥爭會就開了8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7月11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壹個左派學生打陳壹個嘴巴。另壹名反工作組的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三次鬥爭會後，全校1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有壹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壹個左派，壹個中間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看看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該校上學，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小平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6月4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對造反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造反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小平壹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
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壹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妳是領導小組的，明天壹調查出妳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壹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壹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壹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在“反幹擾”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組”制造了壹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時間裏，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
7月初，劉鄧制定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集訓期間，全國的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消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
7月26日，毛澤東幹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壹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贊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壹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誌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壹張壹張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壹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1966年不同尋常的50天至此結束。

橫掃壹切的紅色恐怖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殺”了！據汪東興的交代材料，證實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6月中，毛澤東曾對李誌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文革初期自殺的人20萬左右。僅壹個陜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6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在這個最高指示下，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
7月28日江青就在壹次會上煽動打人，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麽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
毛澤東於8月1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起來“造反”。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壹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
8月5號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隨後在其主持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制訂了“十六條”。“十六條”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 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的“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壹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了“資產階級權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諜——向舊世界宣戰》，宣布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壹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壹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於毛。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壹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 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發指的。它應該受到人間正義的永遠譴責。人們實在無法想象有什麽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反抗力，葡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奸刑”。清華大學壹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奸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隊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裏，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奸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強奸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盡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壹時並沒有制止它。因為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布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8月18號，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當時她是壹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改名後真得變得非常“要武”，曾把自己的中學校長和老師活活打死。據專家考證，宋要武還是文革中第壹個打死人的革命小將，並且開創了文革武鬥和對黑五類大屠殺的先河。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壹紅衛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儲安平的兇手。
宋任窮在任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時，成為政委鄧小平的鐵桿死黨，成為鼓惑逼迫士兵充當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腦‘宋大牙’。文革開始，宋彬彬率領紅衛兵瘋狂打殺地富反壞右，乃秉承鄧小平宋任窮的意誌，企圖引開毛澤東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窮還是免不了作為鄧小平的死黨被毛遠新取代。這段時間，李長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年鄧小平復出，宋任窮也在東北恢復當權，把31歲的女婿李長春提拔為副局級。1987、1989宋任窮兩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李長春連升三級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從遼寧經過河南、廣東‘轉官’，終於成為內閣九常委之八。
由於公安局長們擔心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被追究。毛澤東於8月22日親自批轉了《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幹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壹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壹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謝富治還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壹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妳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妳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妳們就要犯錯誤。”
8月18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壹望無際的人群。數百萬紅衛兵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壹切”，提出要“破四舊”，“我們要大破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壹切害人蟲，打倒壹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行動了。
如果說“8.18”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麽在“8.18”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沖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暴力大規模升級。壹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
從8月20日始，壹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壹槍。北京市第二中學3千多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沖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余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壹定要堵住壹切鉆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壹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表店”改名為“首都鐘表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壹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勛。
8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壹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壹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壹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余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連宋慶齡也受到了沖擊。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壹次張還能沈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著張的鼻子質問：‘妳是什麽人，是什麽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著顫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妳去問毛主席去！妳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幹年後，這將成為壹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是被壹群女紅衛兵抄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兇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裏，聽她們宣讀《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壹點的東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贊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壹切藏在墻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這“功勛”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人士的迫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壹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
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壹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壹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裏搜出壹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恒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迫害最為典型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沖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臟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
1966年8月29日，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86歲高齡的章士釗也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殘暴淩辱和折磨。
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在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浙江嵊縣，8千余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壹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 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壹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壹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壹級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畫，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壹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壹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杭州名學者馬壹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壹空。抄家者 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壹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壹記耳光。84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妳消毒，燒掉，妳服不服？”“沒有什麽不服”，沈答道，“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壹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常和沈來往的畫家範增，無中生有地揭發沈壹百多條“罪狀”，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數人壹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在場壹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麽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壹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周恩來對“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壹個最後通諜，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諜，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
1964年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閑工夫養花擺花。”1966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見不到花，毛說：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1%。導致1959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1966年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壹樣，但有區別，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最近妳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壹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紅八月始，寺院、道觀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了紅衛兵們的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壹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都五官不全，無壹完好。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思武裝起來的紅衛兵砸佛像，目的是鏟除“舊文化”，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壹律用白漆塗刷覆蓋， 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國都如此這般。
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建於唐代的四川什邡縣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等國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幹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壹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壹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壹掃而空。……
1966年的壹天，康生要譚厚蘭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壹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陜西周至縣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臺。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臺’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臺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壹，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壹炬》）。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壹文記載：北京市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8、9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裏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117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18.5萬件，古舊圖書236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53萬多件。
1966年5月15日，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誌堅、李雪峰、汪東興等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首都工作組采取了壹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壹個長期計劃，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壹批“老紅衛兵”——“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布的。他們在校園裏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
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裏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這些人的家具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準許帶壹只碗，壹家人只準許帶壹只鍋，其余的炊具都被沒收。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壹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車上擡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壹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壹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裏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博訊boxun.com)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裏，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達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11.4萬戶。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120萬兩，就是60噸；白銀12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壹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壹些……成績是偉大的。”目擊者稱，每次毛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壹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
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征。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她母親有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梁自盡。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10萬居民返京後不斷上訴，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布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號文件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壹文件轉發全國。這壹“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黨高幹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這種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1962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黴。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壹場不亞於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最高峰。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有壹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壹位天津老大夫說：1966年8、9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壹些，還會見到兩、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裏的汙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廠排出廢水，然後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北大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屍體。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裏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下午3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些人被壹個壹個叫出來，每叫出來壹個，就被套上壹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壹排站在院子裏。4點鐘，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裝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裏。那裏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教育機構，後來成了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裏架起了壹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打倒反黨份子”！“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那天和他壹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軍，肖軍列出了其它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把他的頭發剪掉。
這29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臺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壹下壹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裏。這29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他們咬緊牙關，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壹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被毒打完後，這29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聯，另壹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裏。老舍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壹間小房子裏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的子女到機關找他，也遭毆打。肖軍被關了壹個多月才準許回家。
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壹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文集》下冊第5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
在紅衛兵要老舍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壹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著口號，皮帶夾著唾沫，又挨了壹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裏救出）。經過壹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裏，中學紅衛兵們，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壹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8月24日壹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老舍身上帶有筆和紙，他投湖前在湖邊坐了壹整天。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壹個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為困難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許會想到他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新社會就是壹座大學校》的文章。該文說：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開會了。臺上宣布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臺下，在適當的時機，壹組跟著壹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壹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臺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擡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壹壹的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臺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麽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壹齊喊：“該打！該打！”這壹喊哪，教我變成了另壹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壹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壹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寫的“控訴大會”，活脫脫就是15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場“鬥爭會”的翻版。老舍寫出的被鬥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的故事，應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麽性質的罪行。但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講法律準則，壹片喊打之聲就興起並實施了，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在老舍被鬥的事件裏，鬥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提供旅行花銷的。而且，在1966年，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感到了慚愧。
8月24日夜，老舍是手握著壹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壹步的，走進了太平湖。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語錄。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壹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裏投湖。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壹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28塊錢的事嗎？”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28元火葬費，但不能保留骨灰。
8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盡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焚屍爐超負荷工作。這樣壹來，造成了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允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對人的迫害壹直到了骨灰，不許保存。
196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鬥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盡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臺進行屍體解剖。解剖後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據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屍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後鬥爭。
左奶奶和馬大娘，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開過壹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有壹些房子，壹部份自己住，有壹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們夫婦都已70多歲，這壹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壹個院子裏。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裏幫人作家務掙錢。8月24日下午三點左右，壹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壹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裏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壹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壹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壹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
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壹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壹驚，回想到那壹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另壹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象殺豬壹樣”。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壹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壹樣”來形容，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
在那壹天，8月24日，東廠胡同2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壹帶開過壹個眼鏡商店。他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壹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壹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壹天，東廠胡同裏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壹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壹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說：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1966年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進行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後從閣樓上查獲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壹只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壹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壹本舊畫報上，翻到了壹張宋美齡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沈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壹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淩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於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壹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麽多人在那麽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紅衛兵靠的就是壹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報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國家機器當時是如何指導屠殺事件的。
案例壹：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壹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壹家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準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這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
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之妻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桿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壹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講話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會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劃。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是民兵。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8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獸性瘋狂的是大辛莊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獨鍘十六條人命，最後他癱倒在地。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講話。他說：“紅衛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壹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汙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9月5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壹文錢的大串聯；全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十歲上下的男女孩子們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廢金色童年。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月15日100萬，10月18日150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道，先後８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10月5日，黨中央批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決定除野戰部隊外，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黨組織可以不要了！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紅衛兵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裏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裏“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裏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壹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壹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制訂了壹條“打擊壹大片，保護壹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

武鬥

1967年1月2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壹月三十日，他在壹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點。毛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從那後，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普通人了。毛的設想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充當了打頭陣的1966年8月“老紅衛兵”，到1967年初被中共拋棄了，不少人還被宣布為“聯動分子”而入獄。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壹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沖擊武裝部門，奪取槍支。零點，雙方開始槍戰。造成5人死亡，6人受傷。槍戰在白天再壹次發生，從武裝部門壹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壹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采取專政措施。”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余人被拘捕關押。
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劃，該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院的學生韓桐，這是“文革”時期軍隊殺害平民的第壹槍。幸好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非常克制，預謀的屠殺才沒有擴大。
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嶽縣公安局於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壹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22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紅旗派成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準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占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打死174人，打傷224人。 趙永夫繼續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壹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24人，但塞進了70-80人，甚至有塞進100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壹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天津3月27日6千人沖南開大學, 50人重傷，220人受傷。
成都4月4日到11日連續發生6次武鬥，死傷1萬人。
北京4月13日 4千人武鬥，傷數百人。北京從4月30-5月10日這13天裏，發生了50人以上規模死傷的武鬥133次。
蘭州4月18日軍區司令楊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繼裳指揮十萬群眾，爭奪《甘肅日報》社，重傷27人，輕傷70人，屍體投入黃河。
鄭州4月下旬3000人武鬥，傷340人 。
南昌4月30日報導 四百余鄉鎮發生流血武鬥 全市54間工廠33間停工。
石家莊5月1日 動員軍車150輛 毛派245人傷，15人重傷百余人被捕。
成都5月1日到5月4日動員十萬人，毛派死11人，傷2400人，重傷700人，被俘千余，5月6日 反毛派20萬人沖入成都，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傷入院。。
鄭州5月上旬5萬反毛群眾，毛派紅衛兵死傷數百。
上海青浦縣5月4日，竟連續三次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人數達7000多人。
四川宜賓5月4日起，小規模武鬥連綿不斷。到5月15日，演變成大規模武鬥，成都有上萬人前來支援，雙方傷亡慘重。
重慶武鬥事件：1967年5月，重慶兩派動用各種常規武器相互開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壹連數日，嘉陵江上都可見到漂浮的死屍。
重慶5月6、7日二萬人武鬥，死300人，傷者無計，另撞沈毛派渡輪。7789部隊政委張繼臣指揮反毛派群眾進攻毛派，毛派死200余人。
佳木斯5月6日二萬人武鬥，毛派死11人，被捕150人。
長沙5月5日毛派死22人，6日死39人 兩派爭奪廣播電臺。
宜賓5月13日 二萬反毛派死200余人，傷1900人，28人被活埋，700人被捕，軍人支持反毛分子鎮壓毛派紅衛兵。樂山 5月中，百余紅衛兵被活埋。
宜賓5月13-16日 三萬人武鬥，毛派死300人，傷1500，被俘700余人，24名活埋。攻擊毛派據守的建築物。。
昆明5月29日 反毛派三萬人包圍毛派2200人，毛派僅500人逃出，死266人，重傷千人。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區對打。
鄭州6月初壹萬人武鬥，死105人。軍區政委何運洪指揮群眾襲擊“二七公社”。
長沙6月6日 死62人。
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10個“反革命分子”。他們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壹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河北農大武鬥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農大兩派發生武鬥，死7人，傷250余人。
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壹仗打死2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殘廢。
重慶7月8日，“8?15”派與“反到底”派在紅巖柴油機廠發生武鬥。雙方首次使用槍彈。結果，死9人，傷數人，雙方各有100余人被對方抓走。7月25日，“8?15”與“反到底”派在重慶工業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中，槍支代替了石頭、鐵棒，造成數十人傷亡。7月28日晚11時，“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領的軍用工廠──嘉陵機械廠，潛入廠房，偷走3挺機槍，30多支步槍、沖鋒槍和壹批彈藥。在回撤時，被哨樓裏護廠的紅衛兵發覺，當即以猛烈的高射機槍火力掃射。“反到底”紅衛兵也組織還擊。壹名紅衛兵被高射機槍的數發子彈攔腰打成兩截，另壹名紅衛兵的腦袋也被高射機槍威力巨大的子彈打掉。數名紅衛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慶市郊榮昌縣，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參加武鬥的人員700余人，使用了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被打死78人，此戰持續到8月6日。
8月3日，國營望江機器廠武鬥人員，用高射炮擊沈了重慶軍分區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軍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長江、嘉陵江兩大河道被強行封航，壹有船只出現就立即開炮。這次封航達40余天。
8月5日，兩派在國營建設機床廠清水池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除了步槍、沖鋒槍、手榴彈、輕機槍外，還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雙方死亡22人，傷者近千人。
8月8日，國營望江機械廠的武鬥組織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長江艦隊”，在江上橫沖直撞，並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只。並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打死24人，傷129人，擊沈船只3艘，打壞12艘。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人員逾千名，支援上萬人。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坦克、戰車，雙方死亡數十人，傷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組織向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部隊指揮部發動攻擊，打死4人。
8月14日，兩派在嘉陵大橋發生武鬥。打死11人，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及重慶市六中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和部分設備。
8月18日，兩派繼續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雙方死亡人數達128人，傷者無數。此次流血慘案壹直進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損失財產無數。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余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經濟損失重大。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壹周激戰，楊家坪街道房屋成為壹片廢墟，慘不忍睹，雙方死亡人數達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軍重慶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武鬥流血事件。32名學院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1968年3月中旬，川東北石油處在長壽雲臺處本部發生武鬥，持續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鬥人員魂歸西天。
4月7日，國營長安機器廠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工廠被炸成壹片廢墟，死傷人員無數。4月28日，兩派武鬥致使長安機器廠發生大火。晚9點10分，市消防大隊前往救火現場，途徑重慶鋼鐵廠時，竟遭槍擊，9人死於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輛消防車被打壞。
到7月9日，兩派武鬥組織仍然在江陵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彈擊得千瘡百孔，造成大批武鬥人員和無辜居民偽亡。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壹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2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壹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12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陜西省勉縣武鬥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汽車肇事死亡13人、觸電死亡1人、打死無辜群眾3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34人。城區十余條街道的2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壹年，毀房屋3300余間，死亡784人。
1967年北京紅衛兵掀起了壹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6月18日他們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他們竟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還把英國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並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占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壹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麽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采取了強烈的行動”。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什麽？
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在香港，出現了“六七暴動”，“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準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香港軍警采取行動後，他們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制造流血沖突；就采取路邊炸彈戰術，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壹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壹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

1967年武漢地區主要有兩大群眾組織：壹個是人數較少的“工人總部”派，簡稱“工總”；另壹個是人數眾多的“百萬雄師”派。其中“工總”經常組織沖擊軍隊機關，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而“百萬雄師”則屬於支持軍隊的群眾組織。 1967年2月初武漢工總、二司、九壹三等造反組織奪了“長江日報”的權，發表了“二八聲明”。
以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2月28日公開反對“二八聲明”，3月21日宣布工總為“反動組織”，勒令其解散，並逮捕了朱鴻霞為首的壹大批工總頭目。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的將領，他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不願落井下石，因此成為中央文革壹幹人的眼中釘。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總”。而“工總”得到支持後，公然打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標語，從而使武漢的武鬥壹再升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警告武漢、成都等地軍隊領導，不要壓制紅衛兵和造反派。4月6日頒布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組織。武漢軍區雖被迫釋放了除朱鴻霞等人外的大多數工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隊（湖北軍區獨立師）參與了百萬雄師專業武鬥隊的建立和指揮。
從1967年4月29-6月24日武鬥200余次，死350人，重傷1500人，輕傷1.5萬人。7月15日，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區遊行、漢口遊行，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沖擊遊行隊伍，傷工人學生多人。研究者王紹光說，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傷，80人輕傷。
周恩來為此先期去了武漢，找陳再道、鐘漢華等人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澤東對陳再道的看法是壹介武夫，掀不起什麽風浪來。毛的意思是要陳再道做個檢討，承認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轉而支持造反派，從而得到“工總”等造反派的諒解，以此為基礎促成“工總”和“百萬雄師”的大聯合，穩定武漢地區的局勢。
7月14日，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此時，周恩來費盡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陳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匯報。毛澤東指示解決武漢的問題還是要靠武漢軍區，要轉變對待革命左派的態度。“工總”是革命造反派，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要受些委屈，但要堅持聯合，工作由中央來做。7月 18日周傳達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來隨即動身返京。
7月 18日晚，王力和謝富治去了“工總”的司令部。當時“工總”已被取締，王、謝二人公然佩戴“工總”的袖標，對造反派們大加撫慰，並宣布“工總”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是保守派。“工總”的造反派們立時氣焰高漲起來。第二天，“工總”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王力和謝富治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則群情激憤，人們把對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不滿全都發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來澄清問題，討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這就更使人們怒火中燒。
獨立師蔡炳臣政委違背周恩來“不要向下傳達”指示立即將會議精神傳達給師團級幹部，次日又傳到排級幹部和戰士，並調軍代表回營聽傳達，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19日深夜獨立師作戰部長召集會議，成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聯合的“專揪王力指揮部”。
20日淩晨5點10分，獨立師軍車數十輛從前、後門沖進東湖賓館；緊接著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輛大型救火車跟進。王力、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被獨立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帶到了軍區大院4號樓。並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被打傷腳踝），逼他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性質重新表態。
10點後，武裝大遊行開始。有各種車輛396部，其中消防車27輛，空軍軍車15輛，打獨立師、8216部隊旗幟的車83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壹說“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百萬雄師”亦出動200多輛汽車，數萬人馬。滿街“揪出謝富治”“打倒王力”口號。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車至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
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裏的群眾，壹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沖沖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21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沖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槍下，200余人被關押。壹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電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二癩子（按：對二司學生的卑稱），今天晚上血洗妳們學校”！ 由於懷疑王力藏在在8199部隊，8201部隊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連。當日“百萬雄師”和8201部隊出動卡車約900余輛。據調查，在武漢約有兩千余名8201的官兵參加事件活動。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攻打體院的“百萬雄師”約壹萬多人：晚上，18車人馬包圍體院大樓，進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的空軍前去制止武鬥。24日黃昏，“百萬雄師”壹萬多人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大批武裝“百萬雄師”對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的圍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來調入的空軍部隊的制止。
19日離漢的周20日返漢，安排毛21日淩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到了上海。21日，25軍3個步兵師從九江、開封向武漢運動。15軍空降部隊占領了孝感機場，運動到黃陂。東海艦隊三艘炮艦從長江口啟程當晚可達漢口。22日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
“7.20事件”對毛澤東無異於當頭壹棒，他重新估計了形勢，認為全國75%以上的地區和駐軍都是支持右派的，當前必須武裝左派。22日當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會議，聽取謝富治關於武漢情況的匯報。會議決定：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空軍“紅尖兵”《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揪軍內壹小撮”。壹時間，各地沖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將領之風空前嚴重。各種造反組織明目張膽地搶奪部隊的武器裝備，各地的武鬥大規模升級，嚴重流血事件頻頻發生。文革進入了“全面內戰”的最動亂階段。7月28日獨立師被調出整訓。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等被指控為“7.20事件”後臺，遭到抄家。
據湖北省委統計，“7.20事件”之後，全省被打死的幹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打傷打殘者6.6萬人，打死600多人。
“7.20事件”發生之後，福建省福州市發生了火燒交際處事件。兩派群眾對峙，短兵相接。部隊派兵制止，士兵們手挽著手築成人墻試圖把兩派群眾隔開，以致許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當場被抓獲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灑上汽油，活活燒死。
上海柴聯司武鬥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總司”10多萬人，圍攻對立組織“聯司”盤踞的上海柴油機廠。武鬥從上午8點開始，運用彈弓、大鏟車、高壓水龍頭、消防車、船只、雲梯、敢死隊，展開進攻。到下午4點攻下大樓。此次武鬥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山東郯城武鬥事件：在壹次武鬥中，壹派打死對方18人，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
1967年8月，開封化肥廠發生武鬥。雙方傷亡慘重，有些被俘者被當場活埋。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準，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壹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武部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1967年8月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她。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三人走到 壹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壹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 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壹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 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 ，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只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相親相愛，夫唱婦隨。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 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告訴他，“妳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妳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趕去，最後竟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審訊的人問他：“妳看怎麽處理？”他竟回道：“由妳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壹棒子打昏過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壹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醫院檢查。”可這位貧農的兒子不為所動，決絕地說：“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沒人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起來，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敵人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的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這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20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余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零陵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1966年7月，康生誣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元帥等人在北京“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1967年8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壹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壹百余人。
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135人，打殘319人，燒毀房屋1200余間。浙江嵊縣雙方共戰死191人。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壹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壹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壹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陜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286人，自殺20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壹次“審訊”活埋了13人。
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江西宜豐縣的壹派到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擡屍遊行。在壹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武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壹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壹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見到8具這樣的屍體。”壹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30萬至50萬之間。

廣西大屠殺與吃人運動

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文革廣西、湖南壹帶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文革開始，由於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這壹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聯指”是支韋(韋國清)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壹九”聲明的大字報後，以大中學校學生和另壹部份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4.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知識層面較高，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韋國清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拋棄。
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22”。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22”群眾)。
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亂殺人命聽而不聞，甚至縱容“聯指”對“4.22”屠殺。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壹派壓壹派之實。
廣西軍區不但給“聯指”武器，在各地慫恿“聯指”對“4.22”進行圍剿，而且還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在此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制的《廣西日報》則發表對“4.22”批判的社論。4月9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臺風。
廣西大屠殺又分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會，“刮12級臺風”為第壹波高潮，下半年則以“七.三”布告的頒發，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1968年春，“聯指”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制造屠殺合法借口的工作。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2000多人，配備步槍800多支，輕重機槍26挺，沖鋒槍407支，各種炮八門，手槍164支，以及自制坦克壹輛，攻打“4.22”派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13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72間，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
從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2月11日至20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靈城打死3人陳屍示眾。大會總結號召對敵人鎮壓，中間有人布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5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召開縣區村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武裝部長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17天內，全縣被殺害239人。
合浦縣，“2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刮起了壹股亂殺人的歪風，至5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頁）。
3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數千人圍攻“4.22”據點。8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月，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壹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110多人。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在縣武裝部長馬政華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壹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沖的女兒，被兇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兇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寧的妻子被強嫁給兇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頁）。該縣殺死、害死1651人。
3月19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以天等縣為榜樣，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94人。
3月18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專區共殺人2000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1000多人(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
1968年3月23日晚9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起野蠻事件沒有得到處理，導致該公社從3月下旬到5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殺害22人。
3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22”圍剿。“4.22”派被殺110人，受審查1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8人被槍殺後，用炸藥毀屍。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7萬多元。
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廣西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10個月的嬰兒)；有13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害者財物。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貴縣壹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
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滿，並沖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壹小孩劉小圈，“4.22”擡劉小圈屍體沖擊大會主席臺，砸爛縣革委會牌子。接著貴縣“聯指”提出刮“12級臺風”(大屠殺)。壹是圍攻炸毀“4.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余分別關押。從“4.13”後的壹個月，將關押的全部槍殺，貴縣城區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卷全縣。據統計，受這壹場‘十二級臺風’的影響，全縣5、6月份有2129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1968年4月14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聽了地區革委主任電話會議講話後，召開大隊領導成員會議決定：4月15日殺24人，4月16日又殺52人。從4月5日至5月6日殺56戶92人(其中15戶被殺絕，1戶17人被殺13人)，共刮死者財物2701.27元(內改嫁證明費218元，設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22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5角錢，3個民兵負責殺1個人，得3元賞錢，3個晚上共殺22人(其中殺絕5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雙打”委員會批準(“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投機倒把)。張玉使等24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征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894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1968年4月25日，廣西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
4月21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的幹部武裝包圍“4.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多人，將12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發生後，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4-6月共打死殺死177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
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刮“十二級臺風”(大屠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臺風”中被殺害的。
陸川縣部署“十二級臺風”，掀起了殺人新高潮，全縣11個公社155個大隊，有154個大隊布置殺人，從4月26日至29日，全縣共殺害1229人。城鄉各地，陳屍百裏。
1968年4月30日，廣西駐軍8個連的解放軍戰士和民兵壹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5月1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4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判各種徒刑的達22人，有4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此案調查組，發現根本沒“制定反革命計劃和行動綱領”的東西。
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將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4.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等20人拉到南寧市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組織群眾前來觀看，展覽三天時間。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10000多人。　　
欽州“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縣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4.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22”派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壹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向自治區報告：“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
段振邦為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上思縣“聯指”民兵和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壹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壹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系，壹律槍斃！”這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22”派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冤殺了61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容縣誌》記載：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738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頁）。
1968年5月17日，韋國清為向中央提交壹份重要報告，說在廣西“破獲了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經捕獲團長1人，副團長3人，政治部主任3人，經濟部長1人，支隊長4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革命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系的秘密通訊地址及部份槍支彈藥等罪證”。“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發展組織的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易地活動，鉆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派的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系”。這個莫須有的“反團”案到1983年已徹底平反。
“反團”案壹公布，千百萬反對派的平民百姓就成為他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首當其沖的是當時自治區的“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其實是省委壹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皆被定的罪行。
南寧警備司令部發出通輯令抓的“反團”骨幹，都是“4.22”派的，全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團”的有5213人，廳級幹部1人，縣級十部23人；百色地區僅那坡—個縣就逼出“反團”40名“團長”。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反團”，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巖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楊巖生又被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壹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9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壹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正是如此。
在柳江縣，打死了“反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僅防城縣的壹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殺17人（救活13人），暗殺3人，外逃1人，重傷21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據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1968年6月底至7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856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
武鳴縣的壹個公社，在趕集時將60多人押到墟場，壹字排開，用鐵錘逐壹砸開腦門。相鄰壹個公社，將40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
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約2500人，其中“農村居民2176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及其部份親屬1800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2頁）。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2-3萬人，大部份是華僑，都是“4.22”派成員，受到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捕74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個“反共救國團武嗚華僑農場支隊”，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4.22”，不得不派了壹個連去繳了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武鳴華僑農場有1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物，數日後“紅衛兵團”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裏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兇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壹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竈，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壹次政治運動中，查出他曾有變節行為，遭到打擊。事情是這樣的：壹次國民黨軍隊將他及村人包圍在壹山洞中，喊話要他出來繳槍。本來山洞中有足夠的糧食，完全可以長期堅持，但為了洞內外大批群眾的安全，黃某只好出來繳槍，村民得以平安。沒過幾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隊伍，轉戰於桂東山區。調查核實：他並未出賣同誌、出賣機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個小小的尾巴：在困難時期產生動搖。縣政府於是給了他個級別大致相當的重點中學校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大小會批鬥，1968年7月1日晚被殺死。翌日晨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學生挖他的肝、剝他的肉，以示與之劃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風潮，整個中學校園內，到處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收屍的“牛鬼蛇神”教師後來追述，黃校長被割得只剩下壹副骨架子，用兩個挑土的竹簸箕壹裝便挑去埋了。第壹個割肉者誰？竟是校長大兒子的女友！此人原來狂熱追求校長公子，此時為擺脫關系，竟惡狠狠第壹個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長肉的學生們至今當官掌權 。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壹幫兇手把廖天龍等4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
某頭頭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盡。後將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殘骸掛在鬧市示眾，逼他妻子跪地請罪。壹兇手執匕首在她背上劃了壹刀，惋惜道：瘦了點，不好吃！然後逼問：這是妳男人嗎？是。妳男人是反革命嗎？是。女人已身懷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夠了，最後說：妳不是愛妳男人嗎？妳就抱著他人頭睡覺！於是將早已砍落的人頭塞給她，硬逼女人抱頭睡覺。在這種毫無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書將對立派某人妻子奸汙，怕日後報仇雪恨，遂煽動村人將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數捉拿，並威脅利誘村人押解這些無辜者乘船渡過黔江，在縣城墟亭附近的鬧市區批鬥致死，割食殆盡。這便是武宣獨有的壹例“滅族”案。
某案，壹女民兵因參予殺人堅定勇敢，且專吃男人生殖器，並因此入黨做官，官至武宣縣革委副主任。但該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認專吃生殖器，只承認壹起吃過人。最後的處理是開除黨籍，撤銷領導職務，現已調離武宣。縣處遺辦人員談此案時，稱：她當年還未出嫁，估計也幹不出那種事……。——當然，妳可以估計她幹不出那種事，我也可以估計在吃人狂潮到立案偵查這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裏，她完全可以憑借權力和關系把罪行掩蓋得天衣無縫。參予殺人、吃人（就算她沒吃過男人生殖器，只吃過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開除黨籍，削官為民。而廣西最高當局韋國清的回答是：“為什麽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窺壹斑。 　　　　　　　　　　　　　
5月24日地處鐘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22”被圍剿。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22”慘遭殺害。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割腹取肝、陳屍野外。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6月12日桂林“聯指”在桂林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壹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258人，其中被害致死35人，致傷致死75人。7月14日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等24人，沖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黴等12人拉到桂林十壹中對面樹林裏集體槍殺。
桂北融安縣便有壹條“寡婦街”。壹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殺完人，便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行同盜匪，無恥之尤！　
6月19日淩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喜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劃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壹夥兇手拉趙永喜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喜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布置殺人。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面展開。王德堂還先後多次強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學生共6人，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七.三”布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 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人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墻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1968年8月16日，上林縣三裏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23種人”及他們的親屬，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167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壹起事件。該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1906人。
上林縣三裏公社曾發生壹起大屠殺，壹次殺害160余人。起因壹起“國會縱火案”：在軍隊支持下，壹派成立革委會後，加緊打擊另壹派。幾人密謀，半夜用壹小炸藥包在公社革委墻上爆破了壹直徑不超過壹米的窟窿。天未明，廣播喇叭就公布這是對立派破壞新生紅色政權的罪行，號召以戰鬥來保衛。隨即開始大肆逮捕，將對立派骨幹及“牛鬼蛇神”160余人押解到河邊，壹聲令下，用刺刀、槍托、大棒驅趕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向河中走去。橋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殺未淹死的人。壹水性好的人潛泳順水逃遁，人們沿岸追了二裏，將其擊斃，無壹幸免。那天到過現場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沒腳，鞋全泡透了。
上林——南寧附近壹山區小縣，人口少，但殺人按比例全區第壹。壹陣“階級鬥爭的十二級臺風”刮來，人們便開始亂抓亂打亂殺。壹時間殺人如麻，縣城電線桿上皆掛滿人頭。人們記得的案例是：某Q將人活活剖腹取肝後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見壹人，問：被殺者同意妳吃他肝了嗎？答曰沒問。不行不行，他若不答應，妳吃他的肝沒用。某將肝丟棄，又去抓了壹個“階級敵人”，用種種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縣壹位殺人而食的支部書記在遊擊隊時就吃過人，文革時也吃了人。問：“人肝怎麽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們吃過多少人呀？吃過人的老人英勇無畏地說：“對，什麽我都承認。我已八十六歲了。反正活不了幾天了……為什麽要殺他？他父親上山當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親有什麽罪惡？把村裏準備燒磚瓦的壹垛草放火燒了！害得大家沒東西燒磚瓦！……是我殺了他。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妳死我活，階級鬥爭！……是我動的手。頭壹把刀割不動，扔了。第二把刀才切開。……伸手去掏心肝，血熱得燙手。只好從河裏戽水沖，沖涼了我把心肝掏出來，壹人切壹塊，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廣西吃人狂潮經歷了三個階段：1）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壹案卷記錄了壹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壹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竈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壹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2）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壹“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壹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壹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壹塊。　　
3）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壹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人吃瘋了。動不動拖出壹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壹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某老太太搶割了壹葉人肝，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壹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壹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被害者壹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裏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壹根鋼管，趴下就著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壹瓶酸奶 ！有婦女背著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凈，只剩壹副剔得幹幹凈凈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
壹般群眾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制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裏都煮過人肉！
廣西出現了吃人的群眾運動。僅廣西省被吃掉的壹萬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為補自己的身體。廣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陰補肝，竟在“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中，專門選取年輕體壯的，將其殺害後選新鮮優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壹廣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來壹看形勢不對，於是自己壹天幾勺給吃了個幹凈。……這哪裏是人的行為，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蠻行徑！中國人，妳怎麽叫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類社會中罕見的野蠻行徑。11屆3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唯有廣西原區黨委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貴縣的壹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交出來。　
文革中周恩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聯指”和“4.22”)代表，第壹、二次接見兩派代表，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第三次接見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1968年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時，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1968年夏，周恩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宣布廣西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22”)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對付“聯指”的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8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沖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習稱“七.三”布告)，韋國清等利用此機，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敵人，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
“七.三”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變為他們堂而皇之大屠殺“4.22”的尚方寶劍。7月9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布告傳單90000多份。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5000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7月11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3萬人大會歡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布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所有的口徑都是“4.22”是違反“七.三布告”的“階級敵人”，這些現行反革命都在“4.22”那裏，必須堅決“鎮壓”。7月19日《廣西日報》刊登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壹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裏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沒有任何證據！
7月15日廣西軍區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的成立。
1968年7月至8月壹個多月中，廣西軍區、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
7月19日柳江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市“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幾縣“聯指”聯合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壹郊、壹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7月24日淩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壹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40-50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50-60人。在被包圍後，他們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裏)。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壹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4萬多元，糧食5萬多斤。
7月15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中午12時，“4.22”壹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炮轟，壹朵朵煙雲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象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軍區和“聯指”的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認為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人們聽到轟轟的炮聲，接著是的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沖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被炸啞了，南寧市上空只剩下“聯指之聲”還在廣播：“‘4.22’壹小撮階級敵人，殺害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制造了壹起震憾天下的血案………”這種謊言也被廣西軍區當作“4.22”的罪狀報告給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
21日上午9-12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27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墻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7月31日15時開始對“四二二”派占據的展覽館發動大圍剿。經過壹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點，耗費高射炮彈690發，機關槍子彈1000多發，沖鋒槍、步槍子彈17000多發，消滅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軍隊共抓獲“俘虜”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新‘4.22’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軍區負責人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部隊和南寧、武鳴、邕寧等縣“聯指”武鬥人員大舉包圍“4.22”的解放路據點，那裏的12條街道被打成壹片廢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1470人，抓獲“俘虜”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事後，“聯指”用翻鬥車搬運屍體，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陽溝掩埋75具，從解放路俘出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壹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26人遭軍隊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到8日為止，抓獲“俘虜”9845人。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246人。南寧市解放路壹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33條，各種房子2820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分社，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財產損失價值6000萬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廣西發生了壹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4.22”近3千人（壹說7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軍隊和聯指壹時無法攻入，因為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
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案：打開邕江上遊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壹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頭目去請示韋國清時，韋國清佯作大怒：“妳們混帳！我管不了妳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泄洪，我更管不了那麽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壹窩蜂，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哪壹行不要我來抓？還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妳們那些屁事，我哪有時間過問？”
但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這不過是壹場“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韋國清點撥他們可將人為的大壩開閘，說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幾乎年年都要開閘的，不是很自然嗎？於是聯指頭頭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74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58年74.71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只好爬出來投降，卻當場被殺。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壹具壹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壹些家禽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壹具具屍體從上遊漂來，港澳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壹時震動世界。
韋國清等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壹具，可報銷人民幣10元。更多的屍體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裏。自1968年起的整整幾年內，盡管省市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裏噴射福馬克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壹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來，那個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聯指的頭目，在1970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獄中。
消滅了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立刻對剩下的各地“殘余分子”進行斬盡殺絕。
8月1日由淩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6911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1000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這天，解放軍和淩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裝民兵10多人。解放軍和淩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只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淩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3小時後，槍殺了7人，其中壹個小孩僅12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
8月10日，軍區調宜山、河池、巴馬等9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軍隊共3000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1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103138人！經這壹次圍剿，就槍殺了1016人，占整個文革中死人人數1331人的7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頁）……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壹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17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1968年圍剿到1982年。鳳山縣打死1300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8月12日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26個所謂的“戰犯”、“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禽獸展覽，組織了50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壹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慘死在鐵籠內。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壹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動前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市革委會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工糾”武裝人員、各縣民兵，其它“聯指”成員以及反戈壹擊的原“造反大軍”部分成員共1萬多人進行大規模搜捕，桂林的反對派被消滅，被直接殺死的有345人。軍隊和聯指共抓獲反對派9845人，關押期間動用15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桂林8月20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壹個多月。9月4日的壹次遊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7發子彈打死6人(此人74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據桂林市革委會68年向區革委匯報：“8.20”到“9.20”壹個月打死90多人。據處遺辦統計“8.20”至年底殺死160人，批鬥死，遊鬥死94人，自殺91人，總計345人。
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臨桂縣革委會委員婿XX，在“七.三”布告下達後，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19名縣區幹部。婿某親手殺死3人，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幹乾凈凈，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婿某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1984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婿犯，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
賓陽縣，在軍隊革委會主任王建勛的直接指揮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時間裏，打死了3951人（其中農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戶全家滅絕）。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繼而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最慘無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僅靈山縣檀墟、新墟兩公社就有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19例，欽州縣小董荼場有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7.3”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飯。食肝者中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壹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壹起煮食。他還勉勵人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殺害4人，部腹取肝，傳令每2-3個生產隊分壹人肝吃，以示“共同專政”。
上思縣思陽公社壹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占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1983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死後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七歲的女兒壹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秀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輪奸。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
東興縣那勤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柳州鐵路局的壹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1968年10月7日，因6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屍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誌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更殘忍的是，由於屍骨埋的時間不長，骨上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三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屍骨。”
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都安縣被打死441人；開鳴縣被打死698人；百色地區被打死1073人；河池地區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欽州文革被逼害者達22100多人，致死10420人。玉林地區殺害10156人。
博白縣，“在貫徹‘七三’布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9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337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頁）。
博白縣有壹浪蕩貧下中農子弟趁亂欲強奸壹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女殺死。又要求入黨、表揚。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了解妳的事跡……。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蹦來跳去，“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人人自愧弗如。於是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私刑致死603人。蒙山縣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虐殺其父母，然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壹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認得是常來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 妳莫開玩笑。話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嚨。案卷上兇手們的供詞：“我們套上就跑，背後 大路上塵土飛揚。”沒到地方，孩子們大多已被勒死、拖死，連哭都沒哭壹聲。把孩子們扔進壹廢棄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裏砸。
扶綏縣，“7月下旬至8月初，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傷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平果縣，在“刮十二級臺風”中“全縣被亂殺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頁）。橫縣，“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1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頁）。
陽朔縣，“文革中打死639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頁）。
羅成麽佬族自治縣，“6月15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誓師大會’，錯誤批鬥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死全縣1389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麽佬族自治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三”布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南寧地區自“七.三”布告下達至10月止共揪出壞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鬥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戰8、9月的結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兩個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數40.6%。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1859人，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占死亡人數90%左右。
全州縣於7月8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7月份共開批鬥會1107 次，165062人，被批鬥者2179人。7月13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內全州縣共殺人1111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57.4%)。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以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月7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19人(各占壹半)。各公社均采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7月20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1200人。8月5日縣裏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臺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面哭聲震耳。到8月5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2120人，全縣死人312人， 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98人，之後214人。
6-8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全地區10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壹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壹階段全縣共揪鬥7367人。在“七.三”布告威力下，壹個“三查壹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鬥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9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壹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80多名教師職工被殺11人，批鬥56人。未廠中學22名教職工被殺7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120次後逝世(這是比66年7、8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壹次對教師的摧殘)。
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壹部份而已。
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據1982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這場大屠殺，死人近20萬之眾。
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9,000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19,000多人”。從中可看出，廣西有近48,000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抓叛徒和打倒劉少奇

如果說毛澤東是比希特勒兇殘十倍的大魔頭，劉少奇則是比毛澤東“善良“十倍的二魔頭。劉少奇的人品比起壹位侵華日軍司令官的人品來都相差太遠，他為了權力，兇殘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楊劍雄先生。
楊劍雄先生與劉少奇都是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花明樓人，楊劉兩家都是當地富豪。楊劍雄與劉少奇從小學到中學同班就讀，且為密友，但後來分別走上了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劉少奇在長沙被捕時，楊劍雄是當時湖南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僅位居趙恒惕之下。楊劍雄作為劉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設法將劉少奇釋放了。
1949年，湖南省國民政府的楊劍雄、黎澤泰先生等官員隨程潛先生壹起入仕中共政府，成為參事室參事。1950年，楊劍雄曾先後對黎澤泰先生等僚友說：我和劉少奇是這樣壹種關系，又是同窗，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過是當個參事，要搞個大官當當。楊劍雄去北京後，劉少奇拒絕見他，宣稱不認識此人。楊劍雄離京返長沙之當日即被捕，大約兩三天後即被處決。
文革時，寧鄉縣公安局的霍局長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了壹份劉少奇當時寫給他的親筆信：“霍青同誌：既然楊劍雄是當地惡霸地主，請按黨的政策辦理。劉少奇 壹九五○年”
1966年8-9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1930年代中他曾坐過牢，於是著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裏生病時，前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餵過他飯。而楊是1964年被毛點名批判下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裏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壹同出獄的人名：薄壹波（1966年時的職務是國務院副總理）、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壹書記）、胡錫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趙林（吉林省委第壹書記）、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統的幹部。這對打倒劉少奇提供壹個重量級的炸彈。盡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麽做的，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壹波等人壹定是叛徒無疑。十壹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壹個大叛徒集團。
與此同時，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無所適從，於11月23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周恩來於24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復：“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恩來趕緊將他的批復件送毛澤東審批。毛馬上簽字批復“照辦”。
此時，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壹人叛徒集團”裏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壹書記趙林的化名，於25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周恩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12月25日，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頭頭蒯大富，經過他人的精心策劃，帶頭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莊嚴的國家大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1967年初，毛澤東發現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壹票。這是他不欲見的。他原先覺得，1966年10月間他親自宣布了薄壹波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問題就解決了；現在看來，要將薄壹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劉少奇的最大資本是“白區工作”。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壹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壹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了那裏。文件中說，“薄壹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壹揮，批準印發全國。那“六十壹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22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13人為司局級幹部。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1945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要求張設法釋放100余名已被關押了幾年的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在忙於成立新疆民族聯合政府之際，幾次給蔣介石打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員，終獲蔣介石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張舉行宴會為他們送行，又派了壹位將軍壹路護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時，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沖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把他們揪出去鬥爭。
那批人中有壹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誌純，1959年夏，毛澤東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誌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20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壹面。江青探知方誌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於是“打倒大叛徒方誌純!”的標語立刻在全國散布開去。方誌純在鐵窗下蹲了8年。他幸運，活了下來。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監獄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24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只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壹月四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布“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7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
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誌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壹天劉誌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壹個“叛徒”標簽，關了起來。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1938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遭殃。1967年12月26號，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唐山宣布，“解放前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壹個叛徒黨”。他壹句話就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迫害的達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殘。
“抓叛徒”成了運動。壹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1967年的頭五個月裏，因歷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5200余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
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1943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暴露，王瑩夫婦於1954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國。反右運動中，謝和賡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1966年王瑩和謝和賡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8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被關進監獄，1974年被打死在獄中，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壹個代號“6742”。
1968年2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是後臺。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1200余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發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44人，包括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1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勞改農場。

江青說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河北深澤縣有壹個叛徒集團，於是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主管深澤縣的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撥壹筆經費去抓叛徒。有個中白莊大隊，“深挖”中打死了3人。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3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5。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過。她1934年9月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自然，她當時不到20歲，算不得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38年春在天津被捕，九月轉押北平，和那“六十壹人”成了難友。陳被判處兩年徒刑，但關了不到壹年就通過大革命時期陳任其秘書的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面，填寫“改過書”後保釋出獄。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是看準這是壹條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面被“鬥”，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
1967年3月9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欺人之談。”21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澤東批準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壹案。
30日，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刊登在《紅旗》雜誌上；3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戚本禹對人人皆知的那個“妳”，寫道：“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４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鬥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壹大圈破鞋，咨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墻外“揪劉”壹個多月。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20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墻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壹行動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持。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壹行動的壹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壹天慨而慷”（這是從毛詩“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壹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墻外的行動配合，紅墻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壹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當時關於這壹事件的正式“報告”中，壹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壹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壹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壹戰鬥團”的頭頭之壹。
1967年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壹周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全文，並發表《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為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同壹天，在中南海內，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與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相呼應。江青說：批鬥會要“拍電影，拍成紀錄片，好放給全國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熱難當。劉少奇、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了會場。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大漢們揪著劉少奇稀疏的白發，強迫他擡起頭來，拍照錄像。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不斷遭到野蠻的謾罵和扭打。他的每壹次答辯，都被壹陣陣口號聲所打斷，隨之，壹本本語錄本劈面打來，劉少奇鼻青臉腫。會畢，劉少奇、王光美被押到會場壹角，被強按著頭，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小將鞠躬。
鼻青臉腫的劉少奇，鞋子不知什麽時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襪子，雙腿象灌鉛似的壹跛壹跛走回了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妳們怎麽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妳們這樣做，是在汙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壹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壹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劉少奇倒黴時想到憲法；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幺？1950年代劉少奇就說說過：“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參考。”既然只是“參考”，是自己“參考”呢？還是給批鬥妳的人“ 參考”呢？其實，劉的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裏“連夜築起壹堵高墻”，不準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壹文中還有另外的壹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把已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壹的解釋，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題名《劉少奇在壹九二五年、壹九二七年、壹九二九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通過中發〔68〕152號、155號文件，下達全黨、全國。同時發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10月13-31日）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壹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向全國散發的報告是用無中生有的材料編織成的。該文件指控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而歷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壹位鼓動兵變的共產黨員韓淵波被殺以外，直到“9.18事變”為止，東北地區沒有任何同誌被殺。
特別具有“匠心”的是，還蓄意選在11月2日劉少奇年入古稀這壹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布了上述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壹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體溫攝氏40度！劉少奇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壹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壹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幹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壹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開始後，除了經常拉出去批鬥審訊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裏。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發表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壹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劉少奇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翦所講述的真相，巫中予以否認，並說：黨中央已經查明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將在“九大”公布。妳只要就這件事寫壹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妳的事了。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壹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壹拍，說：“今天妳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妳！”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妳！”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於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壹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壹張字條。壹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壹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1969 年10月，劉少奇已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其洗澡，也不準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壹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壹個碉堡地下室裏。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發有二尺長。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在高壓恐怖政策下仍敢為劉鳴不平、以致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國多達兩萬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槍決，包括寧夏中學教師朱守中、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誌新。
第92節 “清理階級隊伍”
老毛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上書給偉大領袖，提及當年忠心救主，跪求放他壹條生路。偉大領袖豈有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容身之處？1968年3月14日秘密逮捕了傅連璋，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天後傅連璋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1968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1968年至1969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年清階時的紅色臺風，更甚於1966年8-9月份的紅色恐怖。壹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1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萬多名，其中8.5千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1萬多人後，宣布清理出2.6千多個各類“分子”。
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萬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5月1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江蘇昆山縣總共46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1.8萬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
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萬余人，其中8.4千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24級紅色臺風”，五月間，先將縣壹級的牛鬼蛇神1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於是上行下效，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廣西大新縣，人口共20萬 ，揪出了3千多人。僅12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僅3.25萬人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8人自殺。
全國2千余縣，被揪鬥者超過2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兩千余縣，壹般死於“清階”的都在壹百人以上。遼寧臺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鬥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許多人致殘。43人被投獄判刑。
壹縣打死壹百多人是多數。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鬥人員的15.45%。致殘32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上海青浦縣1967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壹年，總共死亡20人，傷100左右。可從1968年3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4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170人。
人口特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100。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萬的陜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其中8人自殺。
壹般說來，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73人。
這場運動，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2百。上海寶山縣清隊中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對象1702人，非正常死亡334人（自殺220人），還有12人逃跑後下落不明，應為自殺身亡了。松江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291人，6人出逃。川沙縣，5063人遭揪鬥，236人非正常死亡。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456人。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達4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樹縣，僅1968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1800多人。
1968年5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六月，抓捕壹批中學生，打死3人，打傷打殘10多人。
湖南寧鄉縣，1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有人統計，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湖南省還活埋了4萬人。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壹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壹顆子彈”。
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裏聽了報告後，回去傳達說，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擡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妳”。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11年。
1968年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興國縣殺人270余名。興國縣某公社抓來19名“階級敵人”，這19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正準備殺掉。這時縣裏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有人正準備給這些人松綁，可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瑞金縣的壹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上山挖樹洞。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壹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裏埋掉了事。事後，公社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傾刻間，該縣殺人達300多名。
瑞金縣有個小理發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壹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壹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壹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妳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發店門口張貼了壹張布告。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年4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壹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壹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許的哥哥讀中學時，曾被誣參加“反動組織”判3年管制。
在“革命樣板戲”《白毛女》中，楊白勞被逼按指印，回家對女兒無法交待而自殺。而實際並無被逼按指印的事，這戲是當年延安的文化人編出來的。而今的真實故事是：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口人壹起上吊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洗恒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級臺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1）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2）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3）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科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個報告說：“估計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戶，拘捕了9千餘人。
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萬兩……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臺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幹凈，甚至連家具被查抄。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工廠、城市的“紅色臺風”也不弱。山東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壹間大型飛機制造廠。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10年的米谷四歲喪父，由寡母壹手拉扯大。他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中共搞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他們壹入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壹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壹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七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110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44人被揪鬥，致死致傷41人。
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2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致死10多人。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180人。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裏。想要揪誰，就寫壹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多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臺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凡與李家有壹點聯系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誰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5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裏都擺不開。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在壹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周恩來在聞知容的死訊後，過問體育界說：“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不允許批鬥關押！”莊則棟等人因此獲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壹。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五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癥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4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是壹大內容。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480戶，錯誤批鬥683人，受株連2118人。當時死亡17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20人，致殘30人。”
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份子207人。此外，還有380個懷疑對象，現在先懷疑妳，下次再來什麽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壹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1975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30萬人，其中3.7萬人死於非命。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壹個大學批鬥牛鬼蛇神時，壹個老教師的脖子上掛著個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因為他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鬥爭會上，壹位十五歲的少年跳上臺去，對他大喝壹聲；跪下，接著對長者左右開弓壹頓耳光。臺下的群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這少年就是那老教師的兒子。少年還在臺上向毛主席保證，回到家裏，也還要對其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湖南大學自校革委會成立後，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3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18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6人，被錯判刑的16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階中被審查的達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安徽大學支左的軍代表在該校搞法西斯專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809人，受審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120人……並有5人被迫自殺。"
清華大學6千名教職員工，1/5被審查，178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2人自殺，包括兩位壹級教授。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24位教授自殺。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幹部。1968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壹種形式。他在1959年的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年冬天在江蘇壹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裏，因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1968年11月4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項罪名。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8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壹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李季谷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壹整天，並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後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裏，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壹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臺前，替他接受批鬥。
文革中，壹大批人遭鬥爭後自殺；死後，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萬年”。自殺可成為繼續迫害的借口。他們死後仍要被戴上各種罪名，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逼人自殺，還在於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種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1962年進北大哲學系，和幾個同學討論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壹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郭沫若大義滅親，把此事主動地報給公安局。1963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農場勞改兩年後，郭沫若安排他進了北農大。
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妳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妳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妳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壹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
1968年春，郭世英的舊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月21日夜裏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26歲。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壹夥兒的羞辱。因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壹分為二：統壹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壹分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壹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是女作家謝冰瑩的女兒。謝冰瑩抗戰勝利後應臺灣師範大學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生父符號1950年應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職，五七年反右時與部長章伯鈞壹道成為右派分子，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壹次圍鬥後，她爬上學院建築的最高層，縱身而下。於是學校給符號發了壹則電報，電文僅壹句話：“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2/3。河北邢臺縣，4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8人被逼自殺身亡。
山西省山陰縣，6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裏清階，壹位剛從北京分配去的大學生記述道：這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栓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壹邊鬥還壹邊往桶裏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家夥，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壹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
廣東和平縣，1100余名中、小學教師，424名被抓起來審查。全縣被揪鬥1.2萬余人……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750余人。
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堿面廠的8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工程師全部打死。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221廠及開采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40余處監獄，先後關押了4千余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1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90%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59人，包括九院副院長，打傷、打殘的則有3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臺風刮到該所，157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壹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1968年12月，省革委會指示撤銷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員、研究人員們或送農村，或去工廠，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滅了兩處。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獲救未死。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50萬人以上。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1950年自美國歸來，1957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年10月，該所工宣隊派出專政隊，將他家的財物抄沒壹空，把他關進了牛棚。在挨了數不清的斥罵和鞭打後，他服安眠藥結束了生命。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見到丈夫的遺體後，決心赴黃泉與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15歲的女兒壹並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大肆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壹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占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張海默，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劇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45歲。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家夥霸占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壹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辦的學習班裏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40余人。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壹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壹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肚子裏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1968年4月7日夜自殺身亡，慘死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學內科病房裏，年僅37歲。當時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為了顯示革命性，將“黃梅戲”改名為“紅梅藝”）的革命代理人對她的定論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為了尋找所謂的特務“發報機”，她的喉嚨還被割開挖出，五臟六腑也被打開。
革命樣板戲之壹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的。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在裏弄裏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年9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壹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4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共反智的頂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復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
毛以對文藝界的大掃蕩揭開文革序幕，以廢除高考制度為正式登場鑼鼓，繼而停辦大學，汙辱知識份子。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裏的水就馬上染病。壹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1968年12月22日起，全國有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壹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極的發展：全面廢除文化教育還不夠，又“改造”已有點文化知識的人，讓他們知道厲害，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全國上下全是愚民和順民；十億人民只剩下壹顆腦袋，愚民愚到這種層次，真是可驚可詫可歌可泣成了中華壹絕矣。
文革中的自殺行為壹直延續了幾年，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壹萬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殺現象的三大特征：壹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殺者幾乎遍布壹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壹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以中國最珍稀的知識分子為主的。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布雷的女兒，背叛父親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逼上絕路。1968年，楊朔在單位裏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他自殺的時候，55歲。甚至壹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壹對。
被毛澤東選作“文革”第壹個突破口、被姚文元們連篇累牘地批判而遭到殘酷批鬥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解放前28歲時就被雲南大學聘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起響應毛澤東“學海瑞”的號召，陸續寫出《論海瑞》、《海瑞罵皇帝》和京劇《海瑞罷官》等作品，沒想到這卻被毛澤東認作是為彭德懷翻案而遭到殘酷迫害，於1969年10月11日自殺身亡，終年60歲！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壹，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毛派出北京衛戍區8341部隊於1968年9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壹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大搞群眾辦案，1400多名1949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百多人被審查，32人戴上各類帽子接受群眾專政的批鬥，4人逮捕入獄，逼得14名老工人自殺身亡。有1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15年徒刑。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臺風”，揪出了2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9名幹部和8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大慶油田自1967年3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16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壹至四月份自殺15人，五至六月份自殺36人，打死7人。
陜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壹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無端株連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8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壹場大血案。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鉆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壹起打出第壹口油井的於連傑。
陜西漢中的飛機廠自11月開始大揪國民黨特務，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60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5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1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幹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1969年3月的萬人批鬥大會還請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2百多名代表到場觀摩學習。運動中逼死了21人，包括壹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15人自殺未亡，74人被打傷打殘。
銅川市焦坪煤礦將壹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壹口水、還在爐邊幹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壹通，說在1962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壹見抓出個大鯊魚，馬上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壹直報到了省裏。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軍軍長)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成績巨大，連不識字的、以買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壹只眼、斷了壹只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的桂冠。最終證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無端受株連卻多達5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8人。
1968年夏開始的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1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壹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壹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壹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汙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壹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殘128人。

對少數民族的鎮壓

四川涼山彜族區1956年“民主改革”後，黑彜阿侯（奴隸主）交出壹切財產，僅留壹點土地和牲口維生。文革時，阿侯還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準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壹個阿侯家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壹當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壹部落而幸存。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
雲南江城哈尼族、彜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6人，被迫自殺10人。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即有計劃地開始對烏蘭夫等蒙古族領導幹部進行誣陷。華北局書記解學恭等人生拉硬扯地羅列了五條罪狀，稱“烏蘭夫的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上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壹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1961年1月，為了讓人們了解內蒙古自治區的地域範圍不僅是歷史上形成的，而且是1935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劃定的。為此，烏蘭夫決定向內蒙古的各級幹部印發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壹舉動竟被指為“以1935年《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而且歪曲事實，說1935年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當時黨內教條主義者假借毛主席的名義發表的”。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共調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很快發動了壹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運動，簡稱“挖肅”運動。
經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王再天，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以及巴圖巴根、博彥巴圖、鮑蔭紮布、木倫、義達嘎、巴圖等壹大批蒙古族領導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最後，將內蒙古的蒙古族幹部，無論是西部的，還是東部的，絕大多數都被打入了“烏蘭夫叛黨集團”。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1924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年，該黨恢復，並由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中共怕它無法控制，1946年指示停止活動。
滕海清挖“內人黨”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裏。上百萬人受到株連，80萬人遭逮捕和關押，近10[或35]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何誌，內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壹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裏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只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壹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壹個才20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壹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壹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120多戶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還有16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80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挖“內人黨”不僅限於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同時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只要是蒙古人，就難逃壹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們又拋出了壹份文件——《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份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壹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這是滕海清等人對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壹大發展。這還不夠，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真可謂：千古奇聞！
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林彪提出了壹個歪點子，叫“政治邊防”，強迫幾十萬蒙古人從邊境地區向內遷徒，趁機向內蒙古大批移民。霎時間，翻天覆地，壹片混亂。
在宗教上，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認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會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故要徹底砸爛。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聞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壹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鉆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蒙古人騎著馬，沖破層層封鎖，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門前，默默地訴說內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內蒙古的“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胸脯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人們極為同情，暗罵……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布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壹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節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當蒙古族人民對所受迫害進行強烈抗爭的時候，中共中央未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裏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2/3領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壹打三反運動

1970年的“壹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員們只對“壹打”感興趣。
1970年春開始的“壹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壹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尤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壹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通知》。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裏，首犯是顧文選。1957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顧文選是上臺控訴的同學之壹。後來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裏。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澱清河農場。絕望中，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壹位是1957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裏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裏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因寫了《出身論》而被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警察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壹輛警車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後才得知，壹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貴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那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30歲。
1970年3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刑事判決書 ，13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余13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為1957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1966年8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任大熊：1957年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1970年3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布破獲壹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壹舉槍決13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壹。
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壹打三反”合壹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壹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對象”、41人被迫自殺。青海貴德縣，“壹打三反”中14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壹打三反濫殺無辜。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他說了壹句“哪裏能活壹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壹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1970年8月的壹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1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壹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
其中魯誌立（北京農業大學1970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麽是法西斯主義》說：“當局禁止壹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反動血統論，人為制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3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壹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壹天，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 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壹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1970年10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壹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槍斃張誌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壹點。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4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離子死。直到“三自壹包”政策傳下來，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壹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巖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
1967年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合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壹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由於“清隊”、“壹打”、“清查五壹六份子”三場運動，壹個連著壹個，江蘇省只籠統公布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壹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文革10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24萬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2千余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1千人。陜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壹億人以上”。“去臺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10多萬。
壹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二十分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慘絕人環的沙甸事件

1967年，雲南的回族聚居區蒙自縣沙甸回民丟了鋤頭、鐮刀、扁擔、谷籮，舉起紙裱的小紅旗，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造反隊”、“戰鬥隊”、“兵團”。聽上邊說清真寺在被掃的“四舊”之列，於是，部分群眾拿出了“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瘋狂地燒起宗教經典和“地富反壞右”家的書籍來。那氣勢，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嘆不如的。“毛澤東思想大無畏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沖擊並關閉了清真寺。
壹場爭奪清真寺的鬥爭展開了。拉鋸爭奪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馬上成了“造反”與“捍衛”，“革命”與“復辟”的勇士們的用武之地——開始武鬥，刀槍相見。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識、謀略盡情地具體發揮，對自己的“敵人”要進行“革命的大掃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數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隊那裏領了武器，帶著其它地方的“左派”，來攻打“復辟”的沙甸。1968年7月，包圍了沙甸，炮打爛了清真寺的屋頂和部分民房。雙方都死了人，沙甸沒被攻破。
1968年11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壹、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包圍了沙甸，並展開了輿論攻勢。在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傳隊”會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上，於是把準備對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宣傳隊（解放軍）進村。“宣傳隊”進住清真寺。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裏。
清理階級隊伍，“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醜”、“小爬蟲”抓起了兩百多。對這些人專政，反復開鬥爭、批判大會，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強迫這些人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有壹孕婦滾得小產。
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要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擊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現。沙甸搞以教劃線，禮拜、把齋者是批鬥對象。公開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抓革命、促生產”，沙甸的幾百“牛鬼蛇神”抓出來了，生產“上去了”，學大寨的標兵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值8角，其它生產隊還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壹個共同點就是九個生產隊都評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則就少。
在艱苦漫長的歲月裏生存發展起來的回回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團結力最堅，鬥爭性最強，不能接受對自己的侮辱與糟蹋。
為了維護回回民族的尊嚴，為了得到正當的生存權利，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信仰自由，1973年10月，在馬伯華等同誌帶領下，以開放清真寺為起點，回民拉開鬥爭的序幕。
可是，開放清真寺被說成是“宗教復辟”，州縣工作隊進村，調子更進壹步：“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過開齋節被說成“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未奏效。
1974年春節後不久，沙甸村的回民們，準備恢復過“齋月”。當壹月後的新月重現時，便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們最盛大的“大開齋節”。這麽重大的回族節日，竟被蠻橫地禁止。
1974年5月底，蒙自縣公安局抓馬紹美，因此群眾包圍了工作隊駐地，強烈要求放人。工作隊卻卷起行李溜了。
1974年8月，周興到沙甸，承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還存在，答復可以清查生產隊的經濟帳目。周興離開沙甸，前言盡否，“黑帳”依舊……
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訪（昆明）要求落實政策，要求解決在少數民族地方存在的經濟、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 得到的答復是：“這是鬧事”，“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雞街地區成立了“民兵聯合指揮部”。民兵進行示威，用大字報“揭露”沙甸“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團”。12月中旬，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壹要員到沙甸，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的民兵借口保駕包圍沙甸，荷槍實彈，進行威脅。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奪槍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傷3人的巨大代價。對方民兵雖被回民俘虜七人，都得到回民的優待，教育後而放歸。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縣委落實政策、解決問題，在僵局的情況下沖擊了縣委機關和縣武裝部，結果被官方民兵騙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傷16回民，回民壹怒之下，攻下對方，擊斃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等回民代表十人與雲南省委壹起赴京解決問題。做了兩天的思想工作後，1月3日晚，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
1975年元月上旬，貫徹中共中央1975二號文件，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為貫徹此文件，專門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半個月時間，沙甸等地回民上繳了全部槍支彈藥。
1975年2月中旬，建水縣館驛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雙山做聖節。香木橋大隊肖家莊的民兵持槍前往威脅挑釁，做節的回民在驚怒之下欲奪其槍，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訪。
3月5日王洪文令駐玉溪的部隊炮擊玉溪西營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開始抓捕“鬧事”的回民頭頭。沙甸空氣緊張，人心惶惶。
5月初，幾個團的部隊要進駐沙甸，群眾怕重吃1968年部隊進村後的虧，竭力阻攔進村，因此部隊未進成。5月23日，周興等人以雲南省委的名義發了“通告”，並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通告”把回民群眾要求落實政策說成是被“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鬧事”，幾個回民頭頭是違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實沒有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壹出路。
回民義憤填膺，幾千份“通告”壹下就被集中成幾大麻袋，小夥子們簇擁著扛到工作隊駐地——雞街糖廠的大門口，壹把火燒了。
當時紅河州的壹個領導人說：“現在回民就象壹頭瘋牛，我們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7月中旬，“四人幫”及雲南的周興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別強調交出新式武器）和歡迎部隊進村。
沒有什麽新式武器，當然也就無法交出。關於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眾的條件後就交。條件即：歡迎少而精的部隊進村落實政策。沙甸這麽壹個村子，怎能容納幾個團的部隊？解放沙甸時，對付國民黨的壹個團只需要壹連的解放軍，今天到沙甸落實政策卻要進駐幾個團的部隊，要搞什麽呢？六八年部隊進村的教訓，大家記憶猶新……
群眾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的意見。
“四人幫”最後無恥地給沙甸等地回民扣上“與蘇修、敵特掛鉤，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要叛亂、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經軍委批準，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出動大炮、裝甲車，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進行了鎮壓。
1975年7月29日淩晨三點，“四人幫”開始對沙甸回民武裝鎮壓。村邊站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腳捆起來丟到糞池中溺歿；沙甸父老被槍炮聲驚醒；大清真寺的守衛者殉難；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裝人員占領。
淩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進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價，奪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壹點現代武器的裝備。此時，西營已被部隊占領，後山、馬家井、林家巷、金雞寨、川方寨的部分生產隊場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裝人員控制，於是，在這黎明前的黑暗裏，街戰、巷戰、以住房為據點的攻守戰在殘酷地進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聲、火光裏，在槍炮的呼嘯聲中回民壹片片倒下。沙甸人沒有屈服。到天亮時，又收復了部分民房據點，收回幾間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幾百條寶貴生命的代價。
更為淒慘者，沒抵抗的回回們——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擊斃於門旁，甚至有的被槍殺於床上；有的指望逃生，願意當俘虜被押出村去，卻在押送途中被槍殺。
群情震怒，憑據用無數生命換來的那幾支步槍、機槍、手榴彈，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奮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後也含酸忍淚拿起那點土炸藥去尋同歸於盡的對象。然而真正找到同歸於盡的對象的並不多，自己反而喪生的卻不少。
炮火越來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開始被炮擊，哪裏的房屋堅固哪裏被炮擊。哪裏出現炊煙哪裏被炮擊，哪裏有水井哪裏就被火力封鎖。無須說明，大家都清楚了，這是沙甸穆斯林的滅頂之災。於是，以安拉的考驗、以樂園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氣節相互安慰著、鼓勵著、遺囑著……此時，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減弱。但只要哪裏房屋透出光亮，隨著炮彈就劃破黑暗，呼嘯著在哪裏爆炸，於是慘痛的呻吟聲、幼兒被驚嚇的哭聲……撕肝裂肺。
30日，進攻的武裝人員放棄對老沙甸村內的部分控制點，縮小村外包圍圈，占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在無線電報話員的指揮下，對老沙甸村子進行更猛烈的轟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壹片火海。入夜，馬伯華帶領部分群眾也撤到金雞寨。通過商議，決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體健康者可設法轉移。
31日，通過反復勸說，2千余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眾馬上被分住幾個小集中營辦學習班，頭頭們鋃鐺入獄。入夜，突圍轉移未成，在川方寨發生遭遇戰，傷亡慘重，馬伯華腳被手榴彈炸傷，只好撤回金雞寨。
8月1、2日這兩晝兩夜中，金雞寨、川方寨兩村的房屋據點爭奪戰從未間斷。壹方是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壹方僅憑精神；壹方是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壹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樣拼呀！在炮火硝煙迷漫中，在血洗之後，老沙甸與川方寨已沒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雞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壹半左右，爭奪、拼搏仍在進行。炮火依然未斷。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的地段，殘酷的“清剿”在繼續，傷殘的“回匪俘虜”被提著腳手，象丟死羊壹樣丟上汽車，運去“醫治”，而有的幹脆在現場補槍，來個“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現有五名幸存者以為鐵證，其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補死的。
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同誌壯烈殉難。當大部份村民都躲進地窖、地道時，竟用大炮、火箭筒將村莊化為廢墟、夷為平地。
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這七天八夜，不知耗費了多少彈藥。被摧毀的民房4400多間，被奪去生命的沙甸回民9百人，傷殘6百余人，進剿者死傷人數不得而知。以參加“沙甸叛亂”的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縣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個事件中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
1979年2月，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了（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壹九六八年以來，由於潭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搞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支壹派、壓壹派，嚴重分裂了各族幹部群眾，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眾的錯誤做法，傷害了民族感情，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了民族團結，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1974年5月，中央作了正確指示，要周興親自處理，落實政策，周興卻堅持錯誤、采取壹系列激化矛盾的錯誤做法，釀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嚴重後果。因此，沙甸事件並不是反革命叛亂，采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經黨中央批準，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
中共雲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時發了（79）1號文件。即“關於處理沙甸事件遺留問題的通知”。國家補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發了（80）142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平反善後經費的若幹補充意見”。按照文件精神，紅河州委、個舊市委處理了孤老、孤兒、半孤兒以及死難家屬的撫恤救濟問題、傷殘人員的醫療補助問題。全民所有制單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孤兒及受害家屬子女；沙甸劃為經濟作物區，吃國家返銷糧。
1987年8月，針對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79）7號文件第3條留下的尾巴，雲南省委發了（87）31號文件，即《關於撤銷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聯發（1979）7號文件中個別結論的通知》。
（87）31號文件指出：“……實踐證明，這個文件[(79)7號文件,筆者註]總的是正確的.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發現文件第三條中關於“馬伯華、馬開誌、鄭全書、馬紹美等幾個人對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錯誤的。特別是他們成立非法秘密組織，妄圖背叛祖國，搞打砸搶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民族團結，是有確鑿罪行的。但考慮到歷史原因，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可以不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這壹結論不確，經過反復查證，其結果是： 壹、關於“非法秘密組織”，是指“罕指奔位協”，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少數人搞起來的壹個宗教性組織，不應作為罪行。二、關於“妄圖背叛祖國”問題，查無實據。所謂背叛祖國的罪行不能成立，應予否定。三、關於打砸搶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打砸搶是錯誤的。鑒於“沙甸事件”這壹特殊情況，不再追究。據此，經請示中央同意，將聯發（79）7號文件第三條結論，予以撤銷”。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徹底平反了。這是黨中央對廣大回民的關懷。經受冰霜摧殘的禾苗，最能感到陽光的溫暖，深受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體會黨的恩情，同時，沙甸回民還知道，洗劫之後的祖國及家鄉，文化、經濟恢復發展的重任擺在我們面前。歷史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安定團結。這樣，我們才能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奮鬥。

割喉與活摘犯人器官

更有慘絕人環的事例：張誌新僅因寫反毛澤東的日記，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輪奸；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奸，終至精神失常。1975年4月4日被被劊子手們慘無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話，然後才槍斃。

《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 熊光炯
壹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壹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
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 清明雨，洗不凈不清明的時候──
野心取代了良心， 獸性代替了人性， 權力槍斃了法律， 暴政絞殺了自由……
1935年秋趙壹曼任東北抗日聯軍第3軍第2團政治委員。是年11月，她掩護部隊突圍，身負重傷；後被日軍俘獲。1936年8月，被殺害，時年31歲。趙壹曼女士慷慨赴死時，尚能高唱《紅旗歌》、能夠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比較趙壹曼和張誌新，壹個臨行前高歌猛進、口號喊得山響，壹個喉管被割、悲憤無言、默默死去。日軍沒有割趙壹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國人割了自己同族的喉管！壹個眼看就要被殺死的人，讓她說幾句話，留下幾句遺言，這最起碼的人道、這最後的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如此滅絕人性，豈不是連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實質上是割壹個人的言論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張誌新不是第壹個。曾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後來壹位醫生發明了割氣管的方法，張誌新是第41個被割喉的。
1970年，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壹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黎蓮被秘密拖到另壹城市執刑。囚車快到另壹城市時，壹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裏，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壹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被往上壹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壹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壹個巴掌大的口子。……壹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壹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裏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裏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
而在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個奄奄壹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壹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壹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這壹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了壹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看看國民黨槍斃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洗凈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的絕命詩。整8時，36師特務連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壹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壹半，瞿秋白說：“人之工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他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著他翻譯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到了羅漢嶺下，他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
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2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李九蓮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錯誤，妳們為什麽要殺我？”她拒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臨刑前，她在壹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墻咳壹聲，還能聽到壹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壹個死人！” 為什麽沒有壹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3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巖刑場。讓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劊子手懶得動手，壹槍擊中其腿，才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槍殺於兩棵小松樹之間，享年31歲。她的死相很慘苦，鼻孔流著二縷黑血，半張開的嘴巴也躺著血，雙眼微睜，眉頭緊皺……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數日，除了壹群蟻螻在這具屍體亂爬亂鉆外，沒有人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殘骸。最後有壹個人對這具開始發臭的屍體產生興趣，是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他奸汙屍體後割去了雙乳和陰部。
李九蓮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發指。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站了起來，拖著沈重的鐐銬，在監獄的墻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的口號。
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與李九蓮不同，鐘海源聽完死刑判決後，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後把筆壹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什麽後事要交代？她平靜地說“跟妳們講話白費勁，我們信仰不同。”昂首離去。看守們暗暗咋舌。
鐘海源被五花大綁，先在監獄裏批鬥，又是揪頭發，彎腰低頭，接著掛大牌子遊街，又是背後插壹個斬牌，又是用繩子勒住喉嚨，又是壹長串威風凜凜的車隊……那場面遠遠勝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兵殺人時的排場！
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取。據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 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壹位副營長，不能壹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為了保護好她的腎，遊街時，壹個頭戴白口罩的軍人示意押解人員按住她，從後面給鐘海源左右肋下個打了壹針。那針頭又長又粗，金屬針管，可能是給大牲畜用的，直紮進她的腎臟……竟然連衣服也不脫，隔著短大衣就捅進去，鐘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劇烈地顫抖。
到了刑場，架到指定地點，副營長故意朝她右背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擡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壹縷縷鮮血溢滿了車廂底版，滴滴塔塔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裏太滑，壹位軍醫用拖把來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後又擠進壹個塑料桶裏，幾次之後，竟盛滿了半桶血。
中國人壹判了死刑，這個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實驗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腎也和鐵礦壹樣，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可以自由支配。鐘海源的遺體沒有暴棄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走，供醫生們作解剖標本。

林彪之死

共黨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壹個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獨裁壹切，置壹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全國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文革中只誦讀壹本“經”——毛主席語錄，發展到不背語錄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也要背壹句毫不相幹的語錄。
文革中，林宣稱“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在九大通過的新的黨章中明確提到“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從此毛與林的名字就壹直聯系在壹起。林彪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
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後，林彪開始與毛產生了分歧。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凸顯。在會議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稱贊毛的偉大、英明，同時提出恢復國家主席壹職。因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設國家主席，肯定會由林彪這個黨的第壹副主席擔任。此時的毛並不願意林彪獲得主席的職位，上述提議遭到了毛的反對。會議既沒有宣布任命國家主席，也沒有宣布毛是天才。
廬山會議的結果是：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同時全國興起了壹股不小的批“天才論”運動，陳被說成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在隨後由毛發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林彪並沒有完全順從毛，采取拒不出席會議的消極抵抗態度。這愈發增加了毛對其忠誠的懷疑，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
廬山會議後，毛決定逐步清除林彪在軍隊和黨內的支持者。1971年初，毛在確信得到北京軍區部隊的支持後，開始了對南方各省軍區的巡視，意在消除林彪的影響，爭取各軍區對自己的支持。毛還采取壹貫的作法，表面上聲稱自己實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希望林彪改過。但同時又說到：“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
有學者研究認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機前後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麽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麽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1971年9月13日淩晨零點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了壹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兩點二十五分左右墜毀。飛機全程飛行了約113分鐘，其中有83分鐘是在中國境內，這83分鐘裏面又有近30分鐘飛機是沿著中蒙邊境飛行，而不是直接跨過兩國邊境。
根據後來中共披露的文件稱：林彪和其兒子林立果與其親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壹工程紀要》，內裏明確提出“壹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並制定了炸毀毛的專列的計劃。不過，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由於害怕計劃敗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飛機，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林彪父子的“小艦隊”的綱領——《五七壹工程紀要》說：“Ｂ－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他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壹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波及遭殃者達6億人。僅雲南、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就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有34,000人被迫害致死。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見《交鋒》第10頁）。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毛澤東所作的惡，比秦皇以來二千二百年的“歷史總惡”還要多。章伯鈞說，“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大流氓”。跟毛打過交道的理論家王若水先生說：“1949年後，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毛的專制超過了斯大林。”
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李銳先生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罪。”這個說法仍然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建國不是功，而是罪。不僅是罪，而且是罪大惡極。我們必須清楚，在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國，也不是沒有政府。毛澤東的革命實質是武裝叛亂。
毛自詡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以霸道和對人民專政為己任，毛壹輩子都是殺人整人。他不斷地以殺人來取樂，以整人尋開心；不殺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樂。他的敵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國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樂的對象。他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就餓死幾千萬人。餓死人與殺死人有什麽區別？如果毛澤東不邪惡，還有誰邪惡？如果毛澤東不是魔鬼，那還有誰是魔鬼？大陸某些文人用馬屁語言，把他胡做非為說成是詩人的浪漫、是理想主義的試驗家。真是人性喪盡的胡說。
他用“壹小撮”的辦法，把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幾千壹批、幾萬壹批、幾百萬壹批、幾千萬壹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幾億人全都掉進了毛設計的絞肉機裏，這時他仍然說是壹小撮。他使暫時不被整的人群自以為必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大多數壹邊，而心甘樂意地去替毛擔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他對中國人民的蹂躪是多幺觸目驚心。在世界史上絕無僅有，什麽希特勒，什麽日本帝國主義。與他的罪惡相比，都差得太遠。
1937年12月13日，中國首都南京被侵華日寇攻陷，瘋狂的倭人進城後，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血腥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中國軍民十九萬余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十五萬多具。日寇在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月殺害三十四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17萬人。
毛在掌政期間，27年殺害8千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24萬6914人。毛澤東每個月比日寇多殺害76914人。這是因為，漢奸毛除了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還是制造階級的兇手（村村見血，紅色恐怖萬歲），比日寇多了壹層殺人需要。
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長了南京大屠殺，執行了日寇想做而沒有做到的獸行，更徹底、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進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許多財產，毛則搶走霸占了中國人的全部財產。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則嫌奴化還不夠，甘脆關閉了全部學校，其中大學壹項被關閉到他死，這僅僅因為他自己考不上大學，只能在大學裏短期看管圖書（即使連看管圖書也不稱職）。毛竊國期間的許多“創舉”實際上是繼承了日寇占領時期的奴化措施，如糧食配給、統購統銷、驅民修路、思想灌輸、強迫勞改和集體屠殺。
毛澤東死後，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淩晨開始有全國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殺害的人呼喊冤枉。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勛、萬裏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壹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壹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誌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識分子工作手冊》；該《手冊》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分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分子冤假錯案，至少680多萬件。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不壹定被主管部門的所統計。據宋任窮1981年說，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分子數量為800多萬，加上建國前遺下來的人數，知識分子總數約1000萬。知識分子冤假錯案人均達到了0.68個，即每3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1951年至1990年中共以各種辦法迫害致死藏人共計120多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目前僅藏區第壹監獄囚押政治犯就達254萬人。新疆維吾爾地區1949年國民黨的統計維吾爾人是4百萬，到了1951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3百萬(這些人是被王震部所殺)。到了1952年，中共為掩人耳目，欲蓋彌彰的又恢復了屠殺前的4百萬。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共產極權與中國社會

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並是強搶惡要造成的。土改剛結束的1953年，黨就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農民的所有財產都歸了黨。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擡糧價，然後命令全國23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壹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壹場淮海戰役”。
1953年10月，黨頒布了過度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953年6月起，又開始了“公私合營”，至1956年底基本結束。執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稅收政策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歧視。但薄壹波的新稅率方案被毛澤東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來。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後統壹定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來，定息取消。由此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皆自動轉為國營企業。壹場文革，無端地剝奪了中國幾萬民族資本家應得的家產和股東利息。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99.6%和占職工總數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29598個，240萬人。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經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98.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黨手中。經過文革的“狠鬥私字壹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財產私有制是文明進程必要的保證。沒有人類對物資的占有規則，社會就是無序的。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社會財富無法良性積累，無法做乘法，只會在以暴制暴的循環中做些加加減減罷了；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裏，也不會建立起壹套以契約為基礎的憲政秩序，只會生成權錢交易的黑幕與專制的鐵閘。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達到制度約束。私有制是有底線的，而公有制是沒有底線的。公有的結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資源 ，然後又來掠奪人民。公有制蔑視壹切個人的權利，造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進壹步破壞了文明，直至造成戰爭。
共產黨的公有制才是最極端最徹底最殘酷的私有制，它是極少數管理公有財產的個人或政治小團體對失去私有財產的全體公民的私有制。歷史和現實證明，公有財產根本不可能歸全民所有，也沒法管理，它只會歸少數小團體所有，而全體公民倒是真的變成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然就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維護政治小團體權威之外，壹無是處。當壹個人不具備財產權的時候，他必然失去責任心，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他隨時可以被剝奪，也隨時可以剝奪他人。最後結果是，權力至上！走向了獨裁與專制。少數幾個堅守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在經濟是壹敗塗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恥的封建世襲王朝。這些都是實證。
列寧說：“壹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這就是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萬人的意誌服從壹個人的意誌”，這才是公有制的結果和內在實質。對領導人來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維護他們的絕對權力。社會主義制度這塊招牌的唯壹優越性是給他們堅持特權專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會主義，他們立刻就罵妳想“篡黨奪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實行對社會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們沒有經濟的自由，社會資源完全為權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擇業。人們壹旦偏離了這個所謂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飯碗的可能。在中國，國企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還在指望政府賞壹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裏多夾壹塊肉，討好上級都來不及，還談什麽選舉、監督、罷免、創制、復決等民主形式呢？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訴冤、上街遊行是“顛覆國家政權”，記者揭露腐敗現象、知識分子和網民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卻是“危害國家安全”，…這種“人民的國家”，豈不是天下的笑話嗎？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毫無自由。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
中國電信是國有資產，但中國電信漲價的時候征求過妳的意見麽？中國石化是國有資產，妳從中國石化的巨額利潤裏分到過壹分錢麽？CCTV是國有資產，妳能在妳需要的時候到CCTV的演播廳裏由衷地說句心裏話麽？滿大街跑的高級轎車，全國各地的高樓大廈，大部分是國有資產，妳能像屬於自己的資產壹樣走進去坐上兩分鐘麽？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這些資產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沒有民主投票的社會中，國有資產就是當權者可以隨意宰割，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資產。在這種背景下，當權者巴不得國有資產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才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貪汙天堂。
胡主政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另外還有四五百萬的巨額資金用於各種工農業大項目。只因為胡無意中的壹句話——“我小時候，常常在東城河遊泳，現在那裏還好吧？”泰州方面馬上立項並投入八億多元巨額資金對因汙染嚴重而早就不能遊泳的東城河進行改造。聽說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泰州向江蘇省政府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用於姜堰舊城改造。隨後江蘇省政府撥款5億，地方籌3億（後來又追加2億多）對原來只有巴掌大壹點的姜堰城區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個多億重建了個天價火車站（包括火車站廣場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資三千多萬還沒有投入使用但與現在的豪華火車站風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車站炸掉了事。

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時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四十年的時候，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即清朝，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是33%。當時整個歐洲才占世界經濟的23%；美國只占0.8%。1900年，中國的經濟在世界只占6.2%。又過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國在1800年時雖僅占0.8%，現在則上升到占全球經濟的30%以上，綜合指數占全球的43%。保守地說，現在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時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占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國經濟好像數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9強左右，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只相當於美國的壹個紐約州；或相當於德克薩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國占世界的GDP比重來看，中國150年來經濟根本沒有進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執政的幾十年。這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臺灣原是個貧窮的、缺乏資源的地方，但他們把經濟搞起來了。當臺灣人民人均收入為1.5萬美元的時候，中國大陸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億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這到底是為了什麽？難道共產主義，真的如壹般人所說的，代表貧窮與落後？同樣是中國人，他們的經濟為什麽成長那麽快？而中國大陸擁有那麽豐富的資源，為什麽下滑速度那麽快？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25億元，虧損總額升至1150.7億元，盈虧相抵後的凈虧損高達625.6億元，相當每賺100元的同時賠出去219元（據200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不知何故，中國統計年鑒後來只公布利潤總額，不再公布虧損總額。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只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只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制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堿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壹半因掠奪性開采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2001年，我國國有企業相互拖欠貨款已經超過1.6萬億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馮傑透露，從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質檢總局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貨值111億元人民幣，而保守估計，市場上假冒產品總量超過1370億元。國家為此每年損失稅收250多億元。

據2002年報道：中國總計40億份已簽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私營經濟中的逃稅額占應交稅的50%，而逃稅帶來的損失每年1000億人民幣；假冒偽劣產品占全國所有產品的40%，每年造成2000億元的損失；大型國營企業中有2/3虛報帳目；基建項目平均有15%-20%的資金損失在行賄、詐騙和質量低劣上。另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在參加福建企業家活動時透露；中國每年因為不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由於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由於產質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見《新聞自由導報》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布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2003年11月26日發表報告，中國的四大銀行和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全為投機級，中國銀行業不良壞帳比例在44－45%，不良貸款，即壞帳的總數高達3萬5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不包括1999年已從銀行剝離的14000億壞賬）。 香港大公報報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在公開場合指出，2004年中國國債累計約2兆元人民幣，雖然相對於2003年11兆元的GDP來說，還不到20%，但是1千7百億美元的外債，換算成人民幣約1兆余元，加起來中國就有3兆4千億元的債務。此外，中國還有3千億元的財政赤字、3千億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億元的出口退稅沒有退，這些總共加起來約占當時的GDP的37%。大陸專家提醒，中國包括國債、財政赤字和銀行不良貸款等在內的債務累計達六兆余元人民幣，超過當時的GDP的50%，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中共掌控全部資產，不斷增加稅收。中國大陸的稅收，每年的增長幅度從2001年的27%增長到2004年的31%，表明統治集團向百姓斂錢的速度加快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稅，比實際增加的收入還多。 受美國鹽湖城申奧活動中暴露的醜聞的警戒，中共改變了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行賄辦法，具體做法是： 第壹，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於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時，中共給考察團的每個成員配備了壹個懂外語的美女，給這些委員陪吃、陪玩、陪睡覺。 第二，經江澤民批準，中國奧申委以絕密的方式送給薩馬蘭奇壹個由陜西出土的真實文物：兵馬俑。1993年，中國以同樣方式送薩馬蘭奇這老狗壹個真實的兵馬傭。 第三，由於用金錢行賄國際奧委會成員已經很危險，中共改為用壹種更為不留痕跡的方式對國際奧委會成員進行賄賂：把北京在未來7年中要進行的大型建設項目發包給壹些國際集團，而那些將要投中國票的奧委會成員與這些國際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事後，再由這些國際集團暗中把錢送給那些投中國票的國際奧委會成員。這樣，雙方都安全保險。 中共贓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貪、最殘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萬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5千億元，占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鄭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門人員編制是虛設的，這種情況已連續存在五至七年。虛報人員的工資、津貼，每年達壹億八千二百萬至二億壹千二百萬元被侵吞。國土部到廈門檢查，證實廈門城市地區土地已經全部“出賣”完，是全國首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土地告賣罄，有7百多億土地資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開發資金四千二百億元，其中高達三千億元下落不明。 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壹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出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系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15%，壞的和最壞的高達30%；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8%，壞的和最壞的占到了60%。壹中紀委幹部講：“中國的腐敗太嚴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產黨個個都抓出去槍斃算了”。 目前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並，政府和壹些公司聯合起來兼並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把它征購、征用，然後倒手買賣。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征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 楊世洪歷任武漢市江岸區區長、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局長等職。檢察機關查明：1994年至1999年間，楊夥同他人共同貪汙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幣，楊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楊收受他人賄賂2,125,000元人民幣、101,000美元、10,000元港幣、價值 511,080元人民幣的兩套住房。他壹方面瘋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讓其情婦出面將武漢市1千多畝土地以每畝7.3 萬元買進，轉手以每畝50多萬賣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廳廳長劉佑林等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和規定，從1993年先後強行征地15000畝左右，致使1萬多農戶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讓費也超過50億元人民幣。自貢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讓費，打發走這塊土地上的3萬多農村人口。不同意拆遷的農戶，先是遭斷水、斷電、斷路的逼迫，後由司法部門出面搶財物、炸房屋、將房屋推平等等。失地農民葉興華被鄉長陳文賢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幾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簡易動遷房環境惡劣而掉進深溝活活摔死；被抓捕打傷的農民比比皆是。劉佑林的弟弟、自貢市郊農民劉偉林成了呼風喚雨的、擁有上億元的財產的老板。劉佑林的“忠誠”下屬、紅旗鄉的鄉長陳文賢擁有的土地、別墅、私人公司、各種汽車等有形資產已達數千萬元，其無形資產還有5千萬元。當地農民編了幾句順口溜形容陳文賢的生活：“住的豪華別墅，行的奔馳代步，穿的高檔衣褲，玩的壹正五副(指六個女人)，吃的山珍龍肉。” 溫州的地價為50—60萬每畝，按正式規則，農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點“活動費”，比如總價的3%。但是現在呢？政府得大頭，壹畝地50萬，政府至少拿去30萬，農民能得10萬就不錯了，中間還有層層卡要。誰是真主人，誰是假主人，實看特明白。 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中國政府土地征用的財政收入有幾十個億，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場價格自願地從農民那裏購買的話，農民會比城裏人富，香港和臺灣的鄉下人就是這樣。所以三農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妳土地私有了，農民就自然富了。 農業的發展肯定離不開土地，中國有60%的耕地處於中等產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每公頃土地農業增收127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在韓國是22400美元，臺灣是13150美元，因為韓國與臺灣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穩定，這說明穩定的土地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貪汙腐化潛逃國外。據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壹份期刊的報道和2000年北京大學的壹份研究報告，從1978年到1994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達2400億美元；從1997年到1999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將近1000億美元。二者相加，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被各級官僚和太子黨轉移到海外去了，他們用這筆錢在海外辦了實體，購置了豪華別墅、汽車、遊艇及房地產。這些錢可以為中國建30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學，相當於目前美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30萬公裏鐵路，相當於目前美國鐵路的總裏程數，…… 朱熔基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用12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觸目驚心，舉世無雙”。他承認，2000年資金外流5500億人民幣、2001年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價62%。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1%。大陸人在美國壹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麽新聞。  審計署2004年報告：從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間，國有企業每年因貪汙而外流的資金達3500億，共外流1.98萬億至2.1萬億元。據報導，2003年1月以來，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級主管外逃，卷走的資金或造成的資金黑洞近百億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資金7億多元的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留下40多億元貸款窟窿的奧園發展董事長劉波，以及在9.88億元巨額擔保面前“人間蒸發”的ST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國大陸嚴禁賭博，民眾壹有機會赴境外就大肆豪賭，據估計，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資金近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貪官萬人次赴朝鮮賭博，每年為朝鮮帶來10億收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中國大陸賭客2001年在澳門壹地輸掉的賭資高達20億人民幣。 沈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壹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改革以來，“中國每天有壹億美金流入美國，也就是說每個月有30個億的美金，壹年有300多個億的美金流入美國。”這裏說的還僅僅只是流入美國，壹個國家的數額。那麽，流入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有沒有人敢算。 據統計，在西方國家定居的，幹部家屬占85%，高級幹部家屬占8.2%。在香港、澳門定居的幹部家屬，分別有15萬人、1.2萬人。高幹家屬在外國定居簡況：副總理壹級高幹家屬，有81人； 正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1795人； 副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34700余人。6.2萬多名高幹家屬，在國外的資產超過2千億美元，相等於中國大陸20多年來外匯儲備數。另外，近50萬在外國的黨政軍幹部家屬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資產、資金生活；有六成在當地設有公司和在國內設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國中資公司經商；有壹成在當地的其它方面發展。江澤民在各省培養出的黨的好幹部外逃壹覽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國際機場，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黨組書記蔣清芳神情自若地將出國護照遞到了機場檢查人員的手中。幾小時後，蔣清芳攜百萬巨款順利到達美國。第二天，中國國家煙草局和河南省煙草局分別收到了蔣清芳以傳真形式發回的辭職報告，文中有“對不起煙草系統，對不起黨”等言辭。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歲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出境，經新加坡，轉至美國。她在紐約黃金地帶置辦至少5處高級房產，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涉案金額高達2．532億元，19名官員被查處，楊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處。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竣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後，分別遠遁海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陳新攜帶據為己有的4000多萬元公款輾轉潛逃到越南；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竈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在貪汙銀行儲備金後，攜帶著巨額現金偷渡到泰國。 2002年短短壹年間，河南省有兩位廳局級高官攜巨款相繼出逃。這兩位廳級官員，壹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曾任漯河市市委書記）；另壹個是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清芳。 索娶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就持因私護照，攜妻倉皇出逃澳大利亞。 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則貪汙1600多萬元後逃匿海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顏旭東夥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設資金5000多萬元，潛逃國外……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非法向國外轉移資金達１億元之多，然後攜帶壹家8口逃到國外，而公司財務上竟沒有這筆賬。 2004年官場集體揮霍國庫的五條渠道是：1）幹部公費出境出國開支，年達5千億；2）公費專車412萬輛，年耗資6千億；3）公費招待吃喝2千億元；4）非法獎金、福利年達三3億元；5）侵吞各類稅收年達4千5百億元。這五大腐敗加起來，每年達二萬億元。 經專家統計，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間，平均每年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5-14.9%。中國坐穩了世界頭號腐敗大國的金交椅。每年資本外逃的數字，比同年引進的外資還要多。2000年，外逃資本480億美元，而同期引進的外資為407億美元，中國於是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國際接軌”的超高地價和房價；中國股市上瘋狂圈錢的上市公司；連學校和醫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兩條惡狼！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人民辛辛苦苦積攥下來的血汗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進貪官和少數人的腰包，權力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  銀行行長貸給妳壹百萬，妳要回頭給他五十萬，給他存到美國Citibank（花旗銀行），或存到瑞士。當了幾年銀行行長，這麽百分之幾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國投資移民，50萬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國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連5000萬資產的壹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壹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 每個人都利用權力盡快的把國家財產轉為個人資產。中國正處於壹個把國家財產瓜分化的過程，所以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在是“盜竊經濟”，人人盜竊國家財產。因此導致中國的壞貸款特別多。全世界沒有這麽高的。 2003年1月7號我國第壹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正式開通，粵海鐵跨瓊州海峽，全長345公裏。粵海鐵路最初的設計運力達1100萬噸，然而從2003年3月開通貨運業務以來，它平均每月的運輸量還不到2萬噸，每天四個航運中，至少有兩個在空駛。整個粵海鐵路總投資額超過48億元，除近20億的國債投資外，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22.25億元，僅銀行貸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萬元，每天6萬元的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　
　　　 經官方查明，從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成立7個實體，充當中間商，套取鐵路建設資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資金6億3千4百88萬元毛利，實際流失建設資金達3億3千2百45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作為獎金福利分給了個人。2003年12月26日，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原領導班子成員唐建偉、樸英元、杜惠榮、李遜、張培金等人因私分國有資產和受賄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總經理唐建偉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壹紙劃給了個別人。壹夜間，深圳又出了壹批億萬富豪，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托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壹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於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壹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後隨即宣布全體員工壹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壹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壹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浪費占65%。“大躍進”和“文革”使中國損失的財富，據估計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還是當時的價格。可以用它建80個第壹汽車制造廠，可以建800所大學，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八萬公裏鐵路，比目前中國的鐵路總裏程還多二萬公裏，……。 豆腐渣工程勞民傷財。毛澤東說：“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麽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幾百裏的渠道，沿線調集17萬民工，先後逃跑勞動力2萬人，從1958年壹直幹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僅僅在離工地不遠的壹個大坑裏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工程整個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資金1.7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裏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裏逃生，三十年後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大躍進時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橋、石漫灘等52座水庫1975年發生垮壩，遂平縣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 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全地區有大小26座水庫相繼崩堤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裏，南北75公裏範圍內壹片汪洋。400多萬群眾被洪水圍困，10多萬群眾死亡，30多萬頭大牲畜漂沒，300多萬間房屋倒塌，打撈到的屍體10萬多具，後續因缺糧、感染、傳染引起的死亡14萬，共24萬多人死亡，與次年的最大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數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庫垮壩還更禍害人。直接經濟損失34.97億元，相當於建駐馬店專區以來十幾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庫造成了後來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時洪水開始破安康城進水，20時就淹沒了全城，未淹斃者奔向二樓、三樓，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如此快地漲水高達19.4米，顯然是由於下遊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則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寬深的河槽裏排出去。當地人民或謂淹死千人，或謂萬人，慘絕人倫。安康以上漢水流域面積僅38700平方公裏，已建有四個大壩，理應攔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遊丹江口大壩與石梯峽谷之阻，使卵石沈積河槽而擡高洪水成災漢。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8 月），計劃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堿化，不長莊稼了。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 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 1961 年鹽堿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堿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壹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遊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山東省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庫、33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 為證明“黃河清，聖人出”而興建三門峽水庫，當局把反建壩的黃炎培之子黃萬裏打為成“右派”，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斥彭德懷和黃萬裏壹樣腦後長著反骨。三門峽工程建成後的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淤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裏，河床擡高，渭河航運窒息，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鹽堿化、沼澤化，糧食因此減產。這壹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後橫向沖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壹個縣城被迫遷走。

1962年3月，水庫內的淤積已迅速發展，潼關河床在壹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成了“懸河”，危及西安的安全。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後花了20多年將該電站的設施壹再改造（如增設大壩的排沙底孔等）。經多年改造，這個當初設計為裝機百余萬千瓦的大型電站被縮小成只能發20余萬千瓦的中型電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無家可歸。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災。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災最重，渭河河堤多處沖潰，幾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大量農田、村莊被淹，經濟損失慘重，生態破壞巨大。以渭南市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過渭南全境需要7、8個小時，後來需要20多個小時，到了2003年洪峰通過渭南全境則用了50多個小時。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卻高出1.7米。照這趨勢，不用多久，關中平原這個天府將不復存在。 70年代在長江修建葛洲壩水電站是個典型的“三邊”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這個耗資幾十億元的工程上馬時居然沒有規劃設計文件，也沒有比較方案和計算經濟效益。開工不久就出現了質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築。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長達十幾年之久，工程投資的決算超過原來預算的4倍多；電站裝機容量為271.5萬千瓦，而保證出力僅為76.8萬千瓦；水電站因受到長江航運的限制不能擔任電網調峰的任務，長江汛期的水能也難以利用；船閘閘門常因沖沙而發生事故，長江因此經常停航。這個得不償失的工程，其單位千瓦投資比長江不少支流上的水電站貴幾倍。 三峽工程還沒開始，3個億就花掉了。原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7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貪了幾個億，已外逃。負責三峽工程移民金文昭[軍人出身]，貪了12個億。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征地辦公室主任的黃發祥，貪汙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在控訴書中指出，按照當時李鵬簽署的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他們每畝被征用的耕地應得補償不少於56,000元，而且補償期限應該是15年。然而實際上，當地政府付給他們的補償費，每畝地僅僅為1,408元，補償期也僅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規定的移民安置費，每個移民應得30,000多元，實際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們生活補助費被克扣了近4/5，房屋補償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國《星期電訊報》說，四川萬縣、湖北宜昌的農民，被迫遷移卻又壹無所有，紅頭文件裏答應的安置條件竟然有壹大半成為泡影。 原計劃移民120萬，實際牽涉面卻達1,000萬；原計劃用於移民的安置費是150億元人民幣，後來追加到700億元，還在叫嚷短缺。三峽移民80%在萬州，中央曾規劃在那裏建氯堿化工廠，近20億的資金投入後打了水漂，未見出產品，建了壹大堆職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萬州事件就是官員們不把百姓當人引發的。去年溫家寶總理在萬州區為民工熊德明討工資，壹些官員如果能體會到總理親民的苦心，何至於有“萬州暴動”！ 三峽工程移民，官方大談移民“顧全大局”。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產損失300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70萬元。 後來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也僅是2002年全國發電量16400億千瓦時的5%左右。2002年全國的水電發電量是2710億千瓦時，也是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的三倍多。即使以後9年沒有其它新的水電工程竣工，三峽工程的發電量也只是全國水電發電量的1/4弱。三峽電廠的人說，如果漂浮層厚壹米的話，三峽每天發電損失是60萬元。 2004年4月三峽壩區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壩淹死18人，其中12人為幼兒。9月川渝地區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萬人受災，181人死亡，50人失蹤，三峽船閘停航4日。開縣、達州及千年古鎮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沒；重慶北碚、萬州鐵峰山、宣漢縣天臺鄉等發生山體滑坡。其中萬州鐵峰山滑坡3平方公裏，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場鎮變為廢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 1986年，為緩解冀東地區缺水困境，河北省決定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境內灤河支流青龍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庫，從此，青龍縣8個鄉、36個村、104個自然村的4萬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規模非自願性移民的血淚之途。在壹個典型個案中，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訂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安置辦法》計算，移民張友仁應得林果補償金55萬3千元，但依據安置地秦皇島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記林果補償金超過1500元的戶，按每戶1500元進行補償”。這壹切下去，張友仁應得款項的99.7%就抹了。據上萬人簽名的唐山移民上書中透露，各級移民辦公室從不公布帳務，移民費被唐山市長等層層克扣。僅唐山市移民辦正副主任李增榮張兆榮二人，便貪汙挪用移民款達1181萬元（見《唐山勞動報》）！桃林口水庫移民上告8年了，不僅公道沒討回來，還屢遭毒打監禁。據“萬人折”舉證：“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恐嚇道：‘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妳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中國青年報》2004年7月28日報道，建國50年來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萬，其中有1000多萬壹直處於貧困之中。這個殘酷的事實使政府以“水電扶貧”的托辭破產。 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在1940年代大峽谷水壩中受到影響的印地安人科爾維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賠償5400萬美元外，每年還付給1500萬美元的電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蘇裏河流域基金價值2億美金專門用於幫助印地安部落爭取補償過去在美國聯邦政府建設大壩中蒙受損失的法律援助活動。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洪峰襲擊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視察該市，問及防洪準備時，該市壹名副市長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證：九江堤壩，固若金湯。幾天後，九江堤壩決堤，3656名市民葬身魚腹，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結果，就在堤壩的關鍵處，人們發現，工程被偷工減料，應放鋼筋處，竟放了竹筋。原來，在貪官眼裏，防洪大事，不過是兒戲。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要是依照水利專家的建議從荊江分洪，就不會造成壹萬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達500多億元的財產損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東縣焦家灣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2003年3月，主體工程剛完工的廣東信宜市石崗嘴大橋突然坍塌，連裝修都來不及；…… 1999年1月，耗資人民幣4億2,600萬元興建、被譽為亞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寧波大橋，在合攏前因發生橋板斷裂而不得不將將大橋主體拆掉重建。 湖北黃石長江公路大橋竣工僅7年就“重病纏身”，有關部門在投入7000多萬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大修”仍未矯正後，只好決定投資29.4億元再建壹座大橋（《揚子晚報》2006年4月9日）。黃石長江公路大橋開工之時，地質資料不全，施工設計圖未及時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還沒有到位就急著上馬；施工期間，隨意更改設計的現象時有發生；竣工驗收報告上明明寫著“主橋邊跨現澆段結構主拉應力安全儲備偏小，局部出現裂縫”，有關部門仍將其評為優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廳對錢塘江江堤工程進行檢查時，發現壹段造價500萬元、按百年壹遇標準設計、為防禦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單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克扣1804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360萬元。阜南縣3個鄉鎮的17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20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投資壹點零五億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由於相關工藝對垃圾分類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國內不具備這個條件，引進設備試運行四個月即被棄用。 有網民稱，大連市到今天還在使用日本當年占領東北時期修建的自來水管道。在長春，日本人當年主持修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很結實，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晚蓋了半個世紀，質量還遠遠不如早年的。  為什麽同樣是城市別人可以管理得那麽好，以至於紐約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還可以用，地下管道還可以布線纜。德國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時代修的，現在還好好的。 中國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幾年年就壞了。珠海的機場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沒兩年，路基嚴重沈降，以至車開在路上，每幾百米就要剎車減速，然後“咣”地在橋面上彈起。壹條“高速”簡直就是搓板路。 投資760多萬元的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原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坍塌，連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號稱亞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車站、北京西站，是這類“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後頻頻發生的漏雨滲水、電梯故障、通風不暢、地面凹凸、井蓋翻倒、以及因乘車道狹小陰暗而造成乘客擠傷踩傷，不壹而足。在這些亂象的背後，是該站招標、設計和施工階段中層層賄賂、處處回扣，高達數億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陽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層大樓突然垮塌，還砸死了20位消防人員。 曾當阜陽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王懷忠從阜陽調進省裏之前，就與數名婦女不清不楚，為王懷忠生過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個”。這在阜陽是盡人皆知。王懷忠貪贓枉法問題，帶出了壹大批權力系統的關鍵人物。王“咬”出來的官員已多達160多名，據了解，遠不止這個數字。當中紀委負責王懷忠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向阜陽市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宣布，凡與王懷忠問題有牽連的幹部，必須主動交代問題，否則壹旦查出將從重處罰時，整個阜陽市恰似“烏雲籠罩”，大大小小官員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們彼此見面的第壹句話就是：中紀委找妳談話沒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萬元買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澤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他人人民幣總額為517.1萬元，被立即執行死刑。

1989年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發展成本。中國科學院算了壹筆賬，幹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狀況下每花1美元，在中國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態環境占0.17，結構不合理與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過10%的世界能源，卻僅產出3.4%的GDP，而同期美國消耗20%的世界能源產出了35%的GDP。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約相當於中國的15倍。中國平均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余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余倍。 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組數據表明，中國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30多萬億美元，可中國的GDP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為1087美元[世界60億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撐全球4%的GDP卻耗費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鐵礦石、34%的鋼鐵、30%的煤炭、近20%的鋁和銅、13%的電力，以及7.6%的石油[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產出的經濟總量和投入的資源總量顯然不成正比。中國年進口石油6500萬噸，占中國總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擔心中國長期增長會否導致全球資源不足，“中國會不會餓死全世界”？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快，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壹個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麽樣了，經濟落後，民生雕敝，貪官橫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山西還是模範省份；清代的山西，經濟強；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現在的山西是貧困省”。 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郁郁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及至春秋戰國，硝煙彌漫，烽火連天，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壹統天下，繼續折騰，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漢時，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農貴粟（發展單壹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於是為解決吃飯問題和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軍隊的供給問題，只好大規模毀林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毀滅。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面臨著威脅；隋時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1949年後在北京城建規劃中，建築學家粱思成試圖保護住北京的古都風貌，毛澤東否決了，說：“不，我要站在天安門上滿眼望去全是煙囪，冒著滾滾的濃煙！”於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墻不該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來：“城墻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擋農民的”。當時的中宣部官員，現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何祚庥還建議要拆除故宮，理由是“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征”。 1949年後，“大躍進”全民煉鋼，又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汙染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開發區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全國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絕大多數國營森工企業將面臨無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劇。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占1/3，並且以每年2萬平方公裏的速度發展。由於牧畜過載，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壹。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裏，約占國土面積的15.5%。沙化面積每年擴展2460平方公裏，每分鐘就有4.5畝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國土面積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億畝，荒漠沙漠就占了10億多畝。中國喪失了土地3.9萬平方公裏。2004年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裏鐵路以及許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脅。 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沙塵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紀25次/年。沙塵暴不斷襲擊北京、南京、重慶、甚至臺灣；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裏的速度增加，中國的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約1/3。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壹。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裏。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裏，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萬平方公裏，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主要有：西遼河上遊，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遊，金沙江下遊，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每年因水土流失，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層，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黃河經常斷流，泥沙淤積，成為懸河；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長江的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長江已經成為第二條黃河。 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幹涸；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裏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在內蒙，黑河下遊也斷流幹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近些年來，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幹涸。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積達600平方公裏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裏的茍魯錯湖，已完全幹涸成壹個幹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為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瑪多縣4千多個湖泊中90%已幹涸，如今銳減到3百多個。 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裏，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嚴重汙染、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壹大半；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經為20000平方公裏，1972年徹底幹涸了。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余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汙染嚴重，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汙染；汙染河流1998年已達72%。全國達標排放的城市廢水，至今還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夠正常排水的區域只有50%，汙水處理率只有40%，有60%的汙水隨便流淌。北京就因為壹場“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澤國”，全市多個地區嚴重積水、交通癱瘓，人們甚至可以當街遊泳。 中國大陸約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汙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采已造成汙染和地面沈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149個，面積達15.8萬平方公裏。已有46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沈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沈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鬥，有10多萬平方公裏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沈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億九千萬人喝的水，含超過設定標準的有害物質。中國東部、東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萬農民，他們的飲水中氟含量超過標準。氟是壹種有毒化學元素。與水汙染有關的肝癌和胃癌，已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殺手。 2001年的壹場特大洪水，有380億 加侖嚴重受汙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發生前的若幹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癥的幾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且，淮河沿岸農村男孩的身體素 質從來都達不到參軍的要求。淮河水汙染造成了眾多的腫瘤村。三面環水的黃孟營村長期處在汙染的包圍之中，井水與河水壹樣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壯年常年拉肚子，育齡夫婦中多數人患有不育癥，人口呈負增長，新生兒畸形，早夭現象屢見不鮮；在近十年的應征青年入伍體檢中竟無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別死於各種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癥，其中有兩戶（8人）成“絕戶”。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東中部的壹個普通村莊。80年代後期以來村裏每年有十數人死於癌癥。2000年，死亡人數17人，其中11人是因為癌癥死亡。2001年，9人因癌癥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癥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癥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癥死亡。記者和研究人員發現，肖家店村的癌癥與遺傳無關，致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汙染。 肖家店村位於大汶河的下遊，距離大汶河和黃河的交匯點不遠。大汶河汙水的主要源頭來自上遊的壹些縣市。肥城市環保部門對大汶河水的檢測報告顯示，近年來大汶河流域的許多河段水質常年都是汙染最嚴重的劣五類，並且其中的亞硝酸鹽都嚴重超標，而這種物質是壹種強烈的致癌物。嚴重的汙染，不僅影響到肖家店村，該村附近的馬家窪村、李店村的癌癥患者都是越來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據世行九十年代的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 大氣汙染嚴重。中國大氣汙染屬於煤煙型汙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汙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國，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燒為主，造成大量汙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國，粉塵、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於燃煤等帶來的汙染，北京、沈陽、西安、上海、廣州5城市名列世界汙染最重的城市之列。當乘坐飛機來到沈陽、太原、西安、蘭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工業粉塵和化學煙霧之中。 當沙塵暴壹次次漫卷大半個中國，酸性粉塵和沙塵已漂到了日本列島、韓國、臺澎列島上空；當飛機飛過南海、東海、黃海、渤海上空，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應湛藍的海水幾乎全部變成壹片灰黃。國產黃花魚和國產帶魚，早就由於汙染而發生畸變了。科學家們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由於工業汙染，中國 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中國日報》報道，中國環保的力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使中國酸雨汙染問題失控。全國有250個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億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2001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汙染最重的20個城市，16個是中國的。全球汙染最重的10個城市，中國就占9個。在那裏兒童壹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兩包香煙據世行估計，空氣汙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每年奪走30萬中國人的性命。 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廢舊物資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東南亞的廢、舊服裝大量傾銷中國。後來又是成套的工業淘汰設備在中國成了搶手貨，幾千億的美元交了“學費”。現在，其它國家汙染環境的企業大量向中國轉移。 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中國為治理環境汙染支出數以千億元，單是淮河就扔下幾百億元。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壹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政府懲治環境汙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個漏洞是政府對造成汙染企業的罰款，遠遠低於企業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意治理。另外壹個漏洞是，由於環境監查是階段性的，很多企業在監查期內表現非常好，但是風頭壹過，就又固態復萌。只要媒體不曝光，中央政府沒有發現，能蒙混過關就蒙混過關。

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批判

把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是錯的。科學技術只有極少數的壹部分能夠轉變為生產力，即能夠改善資源的利用或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發明有成千上萬。可以想象，如果人類忽然忘記了全部科學技術，回到了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換，壹切新技術就會重新被發現。相反，如果禁止交換，現有的全部科學技術就會立刻變為壹堆死東西，根本不可能造福於人民，更談不上再去發明什麽新技術。
有人以為單憑科學技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就可不斷地改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科學技術可以克服稀缺性。什麽是稀缺的，只有通過交換，形成了價格，才能精確地度量。在價格無扭曲的情況下，錢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標，節約錢就是節約了稀缺性。壹種新發明是節約了稀缺性還是浪費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賺錢。所以科學技術只有在壹個價格系統的引導下才能豐富社會的物資供應。以為依靠不斷發達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滿足人類不斷擴大的物質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學技術必須在壹個具有正確價格系統的市場經濟內發生和運行。
馬克思認定人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作為勞動對象，都是生產資料。沒有人，沒有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產品的能力，沒有錢購買科技產品，科技及其產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就無從發揮。相反的是，沒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壓力，人的生產幹勁就會沖天，想象力就能馳騁於宇宙、微至電子，科學發現力、技術發明力、產品創造力就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因此，科技及其產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產力。
自由世界的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先進的人權制度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鄧貓發現“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最具詐騙性：它能讓真正的第壹生產力——人民個個爭當好貓，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讓專政權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畢竟有鼠尾吃總比吃素強。這貓論的辯證法是：鄧是貓，專政集團是群鼠；專政集團是群貓，人民是群鼠；兩個基本點是貓，壹個中心是肥碩之鼠；壹個中心是貓，科技是鼠。專政是目的，科技是騙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禍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反平均主義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顯的局限：
1）忽略了經濟領域的基本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遵循機會平等、按貢獻分配等公正的原則，才能達到壹種經濟上較高的“效率”的目標和狀態，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機會的起點應是平等的，機會實現過程應是平等的，同時應當承認並尊重社會成員在發展潛力方面的“自然”差異。機會平等的準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是把個人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壹起。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顯然，只有堅持公正的機會平等和按貢獻分配的規則，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平均主義的弊端、激發社會的活力，從而獲得真正的效率。
2）將這壹提法泛化並覆蓋非經濟領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屬於壹種短期化行為。這壹提法在某個特殊時期對經濟領域起過壹定積極作用，對於非經濟領域而言，其負面作用則是巨大的。在這種提法的影響下，“創收”或亂收費在許多非經濟領域極為流行。
3）這壹提法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顯然是把經濟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中的任何壹個層面或環節如若脫離其它層面或環節的有效支持就無法存在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突進、單方面長足發展的可能性。對於GDP增長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轉型國家的“共發癥”，謂之“GDP崇拜”。
GDP代表經濟增長，但不是全面發展。它反映不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城市與農村是否協調，反映不出壹個經濟體內的貧富差距，反映不出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DP並不等於經濟上的好處。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例如，用於軍火生產的GDP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福利；引起汙染的生產也帶來GDP，但汙染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也許遠遠大於產品帶來的福利。GDP也沒有包括閑暇。
李昌平說：“貴州畢節地區的壹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約值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板”，他們每年給鄉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裏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麽GDP？是垃圾GDP。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什麽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4）這壹提法忽略了作為全社會代表者——政府對於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國作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且整體經濟水平還很低，可分配資源有限，過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個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適的。這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些年來很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5）這壹提法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中國以經濟為中心，倡導效率優先，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人們以經濟效益為惟壹目標，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這必然導致唯利是圖，全社會流行拜金主義，人會被貶低成工具。窮人的生命最易被當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價的名義有組織地剝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對生命尊嚴的集體冷漠，會摧毀壹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如果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麽，全社會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最終也會將災難“分配”到每壹個漠視者的頭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將經濟效益放到了壹個絕對化的位置，它沒有看到發展應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以人為本位的發展應當表現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保證、基本需求應得以滿足、生活水準應不斷的提高。如果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壹方，那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為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無發展的增長”。因此，將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顛倒，便會使發展走形，無法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誤了中國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的形成。有人說：效率屬於生產力範疇，公平屬於生產關系範疇；在生產力落後的條件下，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應優先考慮效率，其次考慮公平。“公平”能兼顧就兼顧，兼顧不到也就算了，結果是“野蠻拆遷”竟成了壹個全國性的問題。河北的壹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妳們只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妳們兩個嘴巴，沒打妳們壹槍，妳們就認便宜吧！”效率高雖然是壹件值得誇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從“高效率”中分享益處，反而因此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變成“流浪者”，那麽這種“高效率”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壹些國家生產力落後的原因是綜合的，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在這些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專制的東西多，如等級、特權、腐敗等等。正是這些不公平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至關重要，應優先考慮之。
2）這壹提法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因而無助於社會不公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社會不公的現象。籠統地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給人們以錯誤觀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這恐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最嚴重的缺陷。

在這壹分配原則中，“效率”是作為與“公平”對應的概念提出的，當簡單地把分配結果的均等視為“公平”時，也容易使人們簡單地把“效率”的實現等同於“拉開收入差距”。
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崗職工實際累計近5000萬人。中央黨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業率達 18.1%；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報告顯示中國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達總勞動力的23%，將近1.7億人。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城市貧困問題凸現出來。
很多人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壹切，帶來壹切。他們信奉“經濟就是命運”，把發展看成是高於壹切的本原。他們把當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歸結為經濟不發達。“物質豐富了，餡餅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這看似有道理，純粹是想當然。它不符合歷史，歷史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我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家住北京海澱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癥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壹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3000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國標準的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萬元人民幣)，人均4224美元(約合35059元人民幣，月均2922元)；2003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1/55。2004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約500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約250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有7億，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人口也有2.5億人，遠不是2900萬人。中國社會為什麽有這麽壹大批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是壹個“官權”遠遠大於“民權”的國家，是壹個不知人權的國家。
中共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按中國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128年！貧困縣的壹般公務員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貧困線的十幾倍。廣東省壹個縣的公務員月收入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個縣則達6000元左右。這兩個縣的鄉鎮幹部月收入還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達10萬元左右。廣東佛山鄉鎮幹部年收入不低於15萬元、高達30萬元。公務員的收入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玩樂旅遊出國及其它福利。國企領導實行年薪制，每年幾十至幾百萬元。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系數或稱洛倫茨系數。如果A為零，基尼系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系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壹旦基尼系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中國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現基尼系數已達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世界銀行1984年在壹研究報告中提醒我國改革中壹定要註意收入分配公平問題，1997年則提出“嚴厲警告”，到了2003年則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25年裏，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速率，為世界之最。隨著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的進壹步增長，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壹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
四川漢源縣修水電站征用的土地是每畝2萬元，可農民基本上沒得到任何補償。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錢，才能買回壹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對不願搬遷的群眾，當局動用公安、武警進行逮捕、驅散。由於官商勾結，不法官員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了官員手中，民眾聯名集資上訪也沒結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漢源縣五、六萬名農民，沖破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壹名30來歲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磚頭打死，數人受傷。隨後，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擡著屍體沖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有20名農民被打死，40多人受傷。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稱：10月4日淩晨3點，陜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警察開槍，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
河南鄭州七月亦發生同樣的暴力征地事件，當地政府出動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圍該市師家河村，用催淚彈、霰彈槍、電棒等圍捕抵制征地的農民領袖，三十多人中彈受傷。
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幹的惡行，中國官僚們都敢幹。圈地，圈錢，窮人失地又失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社會沖突已達到公眾忍耐的底線。中國新的階級對立已經產生，我們所居住的大地，越來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臟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麽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圍堵政府，當局最後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進行鎮壓，聚集的民眾則用磚頭木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雙方激烈沖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萬元壹畝的土地，到農民手裏只剩2萬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雲南昆明官渡園地區關上鎮和甸營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遊行，當局出動警察、黑社會鎮壓農民，黑社會流氓用釘了釘子的棍棒，當場打傷3位農民。農民毫不畏懼，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奮力反抗，奪下流氓手中的棍棒。當局又出動軍隊驅散農民。
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來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濫用權力、貪汙腐化、巧取豪奪、嚴酷的剝削壓迫、社會財富向極少數群體集中，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社會權利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心理不平衡，自然導致社會矛盾深化，引起社會動蕩。暴力革命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會的不平等如果趨於最小，社會就不會發生政治動亂，更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之類的事情。社會財富占有的構成呈橄欖球形狀看來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國家是這樣的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十個階層的劃分，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中國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狀，極少數富有階層高高站立在頂尖，而絕大多數貧民處於最底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對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
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極少數人，那屬於正常狀態；如果造成大多數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矛盾，並且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解決的唯壹辦法就是讓多數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數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會財富、政治權利等的平衡。做到這壹點，事情也就解決了。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引導下，讓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來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多少地方GDP長壹寸，各種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長壹丈。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在過去壹段時期裏，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不公平。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壹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妳死我活的鬥爭。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是在強化壹種高強度的經濟取向，而不是強化壹種規則意識，因此，它所助長的是壹種畸形的社會。公平擺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無形中就放在第壹位，這必然會導致壹切向錢看，目光短淺，行為短期化。
如果司機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載快跑，導致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超載車難剎、船易沈，中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於交通事故。中國政府統計的公路交通死亡數字低於實際情況；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數字還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業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會拼命的降低成本，會導致勞動條件惡化、事故頻繁發生：“中國五金城”永康市上萬臺沖壓設備沒有安裝防護裝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機器軋斷，成為“斷手之城”；而且會導致工資增長緩慢、勞動者陷入相對貧困化；會導致商品質次價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還會導致企業汙染治理不力、生存環境惡化、癌癥村癡呆村不斷地出現。

最近幾年，見諸報端的各類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其中以煤礦爆炸事故最為頻繁。不論是官企老板，還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驅趕礦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價值”，導致災難連連，人命賤賤。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發生爆炸，次日繁峙縣政府作出的調查結論是：事發當時有40人在井下作業，2死4傷，另外34人安全轉移。壹個月後經礦工和記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礦難死亡人數為46人，數十具遇難礦工的屍體被礦方拋棄於二三十裏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屍滅跡。繁峙礦難也因礦主的殘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驚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產量約50億噸，全球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高達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礦工死去。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總量的84%。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全員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慶市去年產煤2430萬噸，死亡466人，死亡人數占了全國的6.7%。重慶市因煤礦死亡的人數是全國死亡人數的4.7倍，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國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礦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了147位礦工遺體，還有壹失蹤者沒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負責人惡意瞞報，當班下井的63名礦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礦工獲救，仍有29名礦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遼寧省撫順市礦業集團西露天礦發生毒氣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灣礦難，16名礦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魯山縣礦難，33名礦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礦難，19名礦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礦難，68名礦工死亡；12月1日，貴州盤縣礦難，16名礦工死亡。
陜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的遇難者人數達166人。據了解，礦工們多生產，獎金就發得多，年底能領到上千元，而礦領導可能拿到25萬到40萬元不等的獎金。11月22日，陳家山礦井發現有著火現象，但礦領導不停止生產，而是壹面采取灌漿方法滅火，壹面換了個工作面繼續生產。11月23日，火越燒越大，從外面就能聞到濃煙，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產，礦上威脅說誰不下井就扣誰的全年獎金和當月工資，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產。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產值麻木不仁的礦領導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這裏就發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隱瞞沒有上報，煤礦零星死人已經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2001年4月6日，陳家山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導致38名礦工死亡。當時，陳家山煤礦代理礦長宋戰宏被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壹年處分；陳家山煤礦黨委書記南民生被給予撤銷黨委書記處分。過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個煤礦當礦長去了。礦工們說，正是處理過輕，才造成領導不負責任，不把礦工的生命當回事。
這次遇難礦工的賠償標準初步定為4.464萬元人民幣。此標準略低於河北沙河五家鐵礦礦難68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4.8萬元。礦工們用166條生命書寫對專制制度的控訴，用166條生命譜寫中國工人的悲歌。礦工的悲慘景象並沒有促使當局從制度入手改革，當局還在自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繼續用謊言欺騙人民。當局把“生存權”放在第壹位，礦工的“生存權”在哪裏？權力和資本浸透工人們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處伸冤。
英國1960年代發生了壹次礦難，有5人在事故中遇難，英國法庭根據法律判處該礦主必須在壹次付給死難礦工賠償金之後，為了讓礦主永遠記住這壹血的教訓，裁定礦主每壹年礦難這壹天必須拿出壹定數量的慰問金去慰問每壹位遇難礦工家屬，三十年不變。
20世紀80年代，韓國聖水橋垮塌，漢城市乃至政府副總理壹級的高官立即遭逮捕，這壹事件曾震動世界。他國為什麽要如此重判？因為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個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礦長都把礦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還會出現明知有瓦斯危險還叫礦工下井的事嗎？什麽叫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為本。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
幾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時，首先問人受傷了沒有，這是壹種對人生命尊嚴的關懷。
五代十國末年，南漢亡國之君劉宮室以玳瑁珠翠裝飾。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們入深海采珠，辦法是用石頭系足沈下去，用繩索系腰拖回來，“溺死者眾”。後來宋太祖遣潘美率師滅南漢，南漢宮室焚毀，潘美找到劫餘的珠寶，攜回京師獻上禦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狀”。宋太祖壹聽，馬上下令解散采珠隊伍，“禁民不得以采珠為業”。這不是新中國式重要指示，只是舊中國君主壹顆不忍人之心（《續資治通鑒》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會好大喜功、忽視公平，好高務遠，搞什麽“大躍進”、“洋躍進”、“聖人出”工程，蓋了樓又炸樓，勞民傷財，草棺人命，會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會出現大量的政績工程，餓死幾千萬人，執法不公，禍國殃民。
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數千名工人因為抗議資方的欠薪而發生罷工騷亂，壹些人破壞財產，累計造成工廠直接損失153534元。10月22日，東莞法院對為首的5名工人分別處於兩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紀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歲的女孩，五位工人為資方的15萬元損失，需要付出累計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資是引發騷亂的原因，如果工人們應該為他們的憤怒付出代價的話，難道資方就不應該為它拖欠累計上百萬的工資欠薪而受到懲罰嗎？購買該臺商產品的美國耐克、瑞跑等鞋業公司獲悉後，致信給中國官方，要求對這些工人從輕發落。2004年底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七人被減刑至九個月，緩期壹年執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陽市殘疾人羅賢漢沖進珠暉區政府，來到副區長鄒傳雲的辦公室，將汽油潑灑在鄒和自己身上，然後點火焚燒。二人先後從二樓跳下，都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先後死亡。37歲的羅賢漢因腿部殘疾，壹直未婚，平時靠開三輪車載客為生。衡陽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羅每月領不到130元，而且僅領了1年。羅先後被扣過4輛摩托車。他到珠暉區政府要求歸還，但鄒說：要車，自己到廢品站找去。此外羅還欠著他人的飯錢和房租。羅賢漢面對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終於爆發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絕望能量。
如果社會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麽人人都拼命發財，金錢崇拜、人欲橫流、假貨泛濫，坑蒙拐騙、貪盜搶殺就會越來越多；把“升官、發財”等效率目標看的比生命還重要，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違背了平等博愛的人權原則，不可能做到以人為本。
2004年張秋兵因向老板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便縱火燒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滅門慘案。同年7月21日，四川樂山市發生壹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財產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因缺乏愛心欺負農民]被炸身亡。
在壹個物化的社會，人不是社會的主宰，金錢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會裏，道德底線可以被突破，法律規則可以被踩在腳下。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害死12名嬰兒，229名嬰兒畸形。當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必須以懷疑的心態面對擺在我們面前食品的時候，壹些關於發展的討論都變得毫無意義了。壹個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社會，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凡“至親第壹”、“經濟第壹”，搞兼顧公平、正義第二的國家必然是野蠻國家。
所以，當我們的壹些決策者還在嘖嘖稱贊發展速度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執政者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個別政府官員非常喜歡用“犧牲壹代人來發展經濟”的口號，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並非沒有人的觀念，但是，他們把當代人當作客體，當作發展中可以犧牲的對象，而把未來人作為執政的目標。這是壹種虛偽的政績觀。他們只是打著犧牲當代人的福利發展經濟的幌子，為自己的仕途添磚加瓦。我們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將這樣的政府官員徹底趕下臺，讓那些真正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上臺。
3．公平與效率的關系
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及結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稱為機制公平；起點公平指的是起始狀態同壹。過程公平指的是競爭規則的公平。
1）機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對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從壹般意義上講，公平體現為壹種競爭規則的公正。公正的規則只會促進競爭的有效性。比如按到來的先後排隊買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經驗證明排隊既可省去擁擠、插隊的糾分、財務的丟失，而且賣票的進程也加快了。體育競賽的規則合理，運動員就會心情舒暢，競爭也會有效率。可見，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於各人的實際能力和稟賦不同，機制公平並不導致結果均等。相反，結果太平均說明機制不公平。
如果規則不合理、沒有體現公平的精神或沒有規則，競爭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臺、戰亂。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效率與非公平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普遍偏低、又被拖欠，這種不公平只會降低效率。許多低收入者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麽會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權，是做人的起碼底線！公平是壹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
羅爾斯認為在功利與正義之間，正義具有優先性。正義首先是自由的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為人類活動的第壹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可能作出妥協的。他說，效率驅動的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公平驅動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權利和人的全面發展。在壹個家庭中，只有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處在滿意狀態時，這個家庭才是和諧幸福的；同樣，在壹個社會中，只有當所有的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平等的自由時，這個社會才是正義的。穩定、發展、效率都不能擺在社會的首位，擺在首位只能是人權、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總統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的目的”。
每壹種的公平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都將受到人性“惡”（自私自利）的攻擊，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壞和改變，致使生產效率下降。不能簡單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所謂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存在長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們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會生產率，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設計實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追求公平是壹個永恒的歷史過程。所以，中國應確立“以公平為目標，以效率為手段”的新原則。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80%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種福利優惠的城裏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能夠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制造的“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GNP之和。
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1/5的城市貴族每年從4/5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80%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說，只占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年至1998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25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9.9%，後者比前者高出6.6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37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裏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裏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麽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征用。國家征用1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裏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征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裏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麽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2003年3月1號出臺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壹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占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麽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裏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裏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她所在的生產隊200多人，大饑荒餓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裏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裏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6兩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裏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裏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裏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壹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壹個城鎮人的1/29。
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報告說，中國衛生分配極不合理，農村分配不到政府的衛生投資。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數第4。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據2004年11月6日《新京報》報道）。
《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04年》記載，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壹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裏；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凈賺8元多。

城裏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壹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壹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壹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壹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道：2004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應為城裏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壹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壹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壹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500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壹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3．中國政府壹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徒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壹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麽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徒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陜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徒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屆人大第壹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公民的這壹基本權利剝奪了，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徒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張花了壹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壹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證件繼續得辦。壹張暫住證300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壹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1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系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麽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讓妳住！
壹位民工說：“1998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壹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80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240元錢。三年後要女兒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景，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廠打工。因為在淩晨２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壹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壹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裏面的５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壹頓後，每人罰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警察、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誌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誌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誌剛”。《南方周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亞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壹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麽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壹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壹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警察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發廊，男的賣給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隸，壹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警察把他們擡上車到廣西、湖南壹帶拋棄。廣東壹省2000年就強制收容58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誌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700元，從該所人員手裏買走了8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壹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道：《湖南壹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10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12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壹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A、B、C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費，10日以上則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裏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320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警察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壹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們的輪奸。
《中國青年報》報道：1999年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壹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議，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壹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裏的壹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奸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壹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麽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壹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裏。在那裏，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別強奸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 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裏，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壹輛中巴起火，車上25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壹個接壹個地掉下來。這5名外來工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壹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壹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壹直受到壓制和歧視。妳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壹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壹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麽？壹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壹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2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沈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麽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妳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壹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壹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采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壹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臟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壹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徒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壹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壹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徒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壹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壹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麽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壹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壹個在城裏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裏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壹萬個農民也頂不了壹個城裏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壹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毛裏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壹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7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2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征，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中國權貴以農民素質低劣為由拒絕農民的選舉權。1983年中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壹個人大代表的人口數是城裏人的8倍，也就是1個農民=0.125個城裏人，1995年修改選舉法使1個農民=0.25個城裏人[1783年1個美國黑人=0.6個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中國農民名義上在全國人大裏代表總名額裏占8%，實際比例不超過1%。
2003屆政協委員共2238名，農業界委員68名，占政協委員總數的3%。在這6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來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曉：《為何“九億農民，壹個委員》）。
縣裏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裏人的代表權。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幾個純農民也是幹部提名的。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個反映農民利益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臺的重要原因。對壹個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
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說：“美國黑人共壹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壹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這段文章裏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麽的貼切！惟壹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裏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壹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壹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於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妳這輩子就沈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裏所占的份額僅占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為1.388% 。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壹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數據，發掘出了壹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黴蛋！整個壹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萬元，而2003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頭，相差了近25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壹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50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裏，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麽收獲，反而欠國家壹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餵了壹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壹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壹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壹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裏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壹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臺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8 個婦女住壹間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板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嘆：“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壹建築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8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癥狀。內江民工尹世詳壹邊輸液壹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布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饑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平，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　　
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壹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裏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種壹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稀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沈清海寫給縣長的壹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壹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壹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壹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麽”。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壹文中說：1997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夥食費為102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壹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7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1308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60%，即382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平是貧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壹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壹筆帳：壹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壹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裏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壹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壹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壹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壹個農民的10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壹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數字18.8%、2.44億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 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 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壹黨專制的全局性危機。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1日報道：中國每年大約有28.7萬人自殺，其中80%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15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裏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裏人的自殺率的3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中國農民，在壹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妳在隔離了自己3/4的人民的時候，妳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3/4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3/4的智慧、泯滅了中國3/4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13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壹首民謠說透了今天中國現狀：“民脂民膏胡緊掏？三個代表無幫國。人民尚未溫加飽，反腐方知無官正。夜夜笙歌裏藏春，苦幹實幹是裸幹。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黃局。”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獲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麽？春耕夏種，秋收冬閑，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壹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裏，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裏，“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麽？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壹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壹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 “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壹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壹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壹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1991年河南省嵩縣石坡村王次鈕的兒子姚國強在當地金礦打工，礦主白華山懷疑姚偷竊黃金，夥同4名警察動用酷刑將姚活活打死。事件發生後，屍體停放20多天，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均不立案處理，政法委書記居然喝斥告狀的家屬“滾出去”。王次鈕求告無門，竟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禦狀”。後來兇犯雖被判刑，由於他們用錢活動，不久又放了出來。王次鈕不服，從此成常年上訪。13年來，她無數次去北京、鄭州、洛陽告狀，傾盡了家產，死了丈夫，屢遭迫害。現在她是洛陽地區重點監視防範對象。
洛陽市新安縣西鄉後溝村，村霸李洪貴打死6人，誘奸、強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婦女98人，打殘12人。在那個村子，凡有點姿色的，都被他奸汙過。李強奸了郭秀秀後說：“我什麽時候來，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說：“我要告妳！”李洪貴大笑說：“法律是網，是網就有洞，是洞就能鉆。我鉆就沒事，妳鉆就脫皮！” 李洪貴的兒子在縣裏當官，鄉裏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親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過，從鄉裏告到省裏，都沒用。
河南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農民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十五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奸！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派出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雲南信息報報道，2002年9月4日，王樹紅到丘北縣城打油買菜，被禁毒大隊副教導員劉自春拽進了丘北縣公安局。他被汙蔑為“嫖娼殺人犯”，被打斷了胸椎和腰椎，在被關押295天後，真兇終於落網，但他已成了壹個幾乎完全喪失腰功能的傷殘人，落七級傷殘，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扛起家裏的生活重擔了。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象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
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征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壹傷；
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20元的夥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沈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沈可理持槍征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沈寨村采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臺：下不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泄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黨家莊鎮反腐敗的下場，壹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該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上訪而數人坐牢；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魏家莊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組織查賬小組，查出近四百萬元的問題。他依法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該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2003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裏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為堅持清理村裏1997—1999年的財務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歸案。
新華網2004年6月30日報道：“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75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征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2004年7月30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陜西某地幹部催糧，農民無錢交納，服毒求解脫。被救活過來後，那個幹部不僅沒有壹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妳說沒有錢，怎麽有錢買農藥自殺？”
湖北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墻拆掉，把農民家裏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4版）。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裏，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征稅隊的到來。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晉中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槍殺死14人，使3人重傷。兇殺案起因於他代表該村121名村民舉報該村幹部的貪汙受賄行為。村書記曾幕後使人對胡文海行兇，企圖殺人滅口。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舉報壹直置之不理，使胡異常失望。他最後選擇了極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後陳述中說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汙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上交的400余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沈大海，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勾結欺壓老百姓……。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註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與國家機構相重叠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舉世罕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1947年英國治理印度時，印度人口4億，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萬，而印度種姓階級和宗教語言復雜萬端啊！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187人。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6000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有2000多人吃財政飯。1999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580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1000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壹半！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徹底清理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的通知》，清查的結果沒對外公布，外界猜測當時鄉村兩級債務已經達到2000多億。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壹組數字：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壹級凈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麽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有基層幹部推算，全國近3000個縣（市），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億～3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但有專家學者認為遠不止這個數。
2000年對四川省的100個鄉鎮政府的抽樣調查表明，有82個有明顯的債務，46%鄉鎮政府債務高於100萬元，有壹些高達120萬元。個別鄉鎮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預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縣級政府債務總額達739.2億元，平均每個縣負債4.11億元。其中鄉鎮債務279.7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552萬元。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2001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5倍，鄉鎮平均負債近2千萬元，村平均負債23萬元。以中國5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5.6億多元，逾期的就達4.9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6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1.4億元，而另壹“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4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3.34億元，村平近50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湖北襄陽的調查表明，襄陽縣鄉村債務驚人。1998年底鄉村債務為8.34億元，2000年清查是12.5億元，其中鎮級負債3.3億元，村級負債9.2億元。2001年6月普查為14.1億元，其中鎮級負債4.1億元，村組負債10億元。
湖北壹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余人都已經“罷工”。 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裏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誰願意從壹個派出所所長變成壹個流氓，現在是不得不變成壹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　
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的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壹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壹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壹事實，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鐘”了。
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茍活著的“準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壹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住鄉下，而到了98年，95%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裏。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5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勞動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老父母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湖北的壹個鎮政府出現全鄉的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妳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甭管妳逃哪去。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裏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壹身病。老了，鄉裏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裏，天理難容啊！”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裏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壹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幹”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壹塊三，見《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3 個月裏，棋盤鄉竟有4 個農民死於收繳稅費的過程中。壹姓堯的農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19000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14000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裏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11個村民關進壹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後，堯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2000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監利縣廣電局長蘇兆新有壹次在飯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顧壹旁有女領導在座。又壹次應邀赴筵，進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著壹個“僑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蘇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據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壹位女幹警，為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的人。蘇很快使問題順利解決。蘇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擾器”。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每臺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的平民來講，不是壹個小數目。縣人大常委會壹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著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裏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湖北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壹年花掉農民血汗錢39.4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31.6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汙挪用公款的幹部1000余人，涉及金額32億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納交售糧食、油料，但從來沒有得到壹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壹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年1月號）。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1998年11月24日淩晨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 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根據規定，家裏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200 元。火化費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這樣，死壹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農民壹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壹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壹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裏人看他死了，怕鄉裏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裏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裏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1992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和省紅十字血液中心舉行了首次承包經營合同簽字儀式。在承包期內（1年），省血液中心將完成生產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產值2000萬元。政府為號召廣大農民獻血，積極組建血站，並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員為鼓勵開辦血站，還出面為血站剪彩助威。為了能賣上血，多數人員徹夜排隊，甚至開後門，排隊賣血成了當時河南的獨特風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區防疫站的技術員王淑平首次在獻血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並迅速報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認她的檢測結果。王將血液樣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處檢測，得到進壹步的證實。中央政府備感震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締所有的有償獻血，並關閉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締血站，反而辭退了王。艾滋病乘機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絕癥，地方官員不施醫藥，還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華勢力服務”為詞，禁止為病人義務診治的壹位老醫生赴美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獎金。

全國上下400個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個。有些血站就是壹臺小拖拉機上放壹個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
當地醫療部門的嚴重失職的行為，造成艾滋病泛濫。對待這些賣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換針頭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絕或減少艾滋病的傳染。他們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個針頭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當地的醫療部門管理能好壹些，當地的政府部門能及早采取措施，這些無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絕艾滋病。目前，地下賣血活還在河南地下湧動著。
全國的生物制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精明和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頭鳥”著稱的武漢人不會想到，自1992年以來，河南的血頭就是將這些大量的汙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制藥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幹擾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這些營養藥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萬名各界人士在網上聯署，致函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狀告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間，蓄意隱瞞地方賣血染上愛滋病情況，導致愛滋病迅速擴散，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高達80多萬人，加上未檢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壹數量相當於整個歐洲艾滋病毒攜帶者的總和。大批愛滋病患者在缺醫少藥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處理愛滋病，國際援助完全不是問題。有錢、有人、有經驗、有醫生，卻被河南政府拒絕了。政府說河南人是有骨氣的，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看看法國的汙血案，由於政府對血液管理不當，造成輸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數達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國公眾和法國輿論抗爭下，法國當局不得不多次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將法國前總理送上被告席。法國前衛生部長判刑四年，相關當事人以及壹批官員均獲不同刑處。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輿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誌星不堪村民的歧視，先後殺害8人，重傷1人。事發當日，兇手李誌星在公安幹警及群眾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殺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兒心中充滿了仇恨,他們發誓要報復醫務人員,炸毀血站。
南街從來沒有民主選舉，財務也從不公開，決策是壹人說了算。1999年王宏斌決定投資2000萬元上馬永動機發電。左右都反對，他卻壹意孤行。結果，折騰了4年，2000萬元交了學費。他的獨斷專行做法引起群眾不滿。南街大修廠廠長耿宏，因廠區衛生檢查不合格被撤職，並且命令他從所住樓房搬出。這種蠻橫做法引致風波。有人說：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裏裝著哩，想給誰掏出來，不想給裝起來。所以，他被人私下稱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職工編入民兵組織，實行軍事化管理。上崗前要經過壹段民兵訓練。這就是克隆“大躍進”時搞的“全民皆兵”，“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把南街變成壹座軍營。對職工工作，曾實行每月評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標，10個必須評出1個最差職工，從工資上體現懲罰。還在職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項是“查壞人壞事”，挑動職工無中生有，制造矛盾，便於控制。對所謂犯錯誤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黃坎肩，到板車隊勞動改造，對職工施用專政手段。很長壹段時間，職工沒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為什麽剝奪職工休息權？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在這種環境中，職工就只有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權利了。
壹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余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壹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稱壹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裏，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 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壹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制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麽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壹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維穩作用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壹分為二然後對立統壹的世界，那種觀點讓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少數統治者統治多數被統治者的社會，很多人會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專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會積極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馬克思的觀點的馴化，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也是統壹的。

儘管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存在掠奪與被掠奪之間的矛盾但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共匪雖然貪腐雖然掠奪廣大中國人民但是畢竟共匪的存在維持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共匪的統治本質上也是在提供壹種管理服務，如果共匪滅亡了說不定會出現社會動蕩，馬克思的哲學是有利於共匪鞏固統治的。

至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更有利於類似共匪那種政治流氓為他們自己的流氓行為尋找合理性了，辯證的思維就是耍流氓的思維，比如壹個人把另外壹個人打成了殘疾人雖然讓另外壹個人成為殘疾人但是讓對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對方比以前更堅強了，如果用辯證的思維去分析換壹個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不應該去追究把他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的責任。

馬克思主張的無神論跟歷史唯物主義在促進人的墮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神論認為生前做壞事死後不會遭受報應。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之所以做壞事是歷史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歷史必然，共匪的官員可以大量的貪污腐敗並且認為不需要內疚因為中國會出現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誰在專制制度中做官都會貪污腐敗，就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毒害。

根本馬克思的說法人只能在歷史社會條件的框架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中國官員貪污是必然的，如何貪污是中國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極權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這種觀點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專制曾經存在過，可是君主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專制滅亡了，共匪應該也會滅亡。

自由民主會取代極權專制，存在當然有原因，那個原因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學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這個概念偷換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誤導別人。

比如會讓沒有機會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相信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歡說歷史選擇了共匪選擇了壹黨專政，可是壹黨專政不合理。

憑什麼共匪可以壟斷真理 壟斷經濟利益 壟斷政治權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不幸說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實際上是阻礙人類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順應人類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與人類的進步相適應，不能促進人類進步的文明應該被拋棄，某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專制就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為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諜無非是利用很多中國人從小接受黨國洗腦教育認同對立統壹的原則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覺悟上面的弱點，似乎這個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本質上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對立統壹，中國是這樣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讓中國人誤以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對立性就體現在統治者掠奪被統治者上面，壹致性就體現在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對立統壹的。

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就算實行了民主也不能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如果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說不定西方列強會趁虛而入然後結果更糟糕。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強統治者了中國說不定社會財富會更加的向少數人集中，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人基本上會成為共匪的擁護者。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跟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沒錯，但是共匪畢竟也是壹個管理部門，沒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被統治者怎麼可能會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被統治者不壹定會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強沒有統治中國民主制度也不會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還是不要追求什麼民主了，量變到壹定程度就會出現質變，壞到壹定程度就會產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就越是要積極的進行經濟建設，就越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賺錢。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但是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還是有統治合法性的。

延伸閱讀 政治學者談中國社會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徐賁 寫於 二零一零年

本文以具體的例子分析和說明了當今中國常見的壹些極權和後極權宣傳話語形式。極權宣傳對中國的公共語言有著直接而廣泛的毒害影響，使得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成為壹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隨著極權制度向後極權轉化，中國的官方宣傳已經從以前的黑色宣傳過渡到白色和灰色宣傳。但是，作為壹種專制權力的話語，它仍然在阻礙民主說理話語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它仍然是壹種以控制信息、隱瞞真實目的、給民眾洗腦和操縱輿論的統治工具。認識宣傳、抵禦宣傳因此成為當今中國民主建設的壹項重要任務。





壹、引言

2009年初出版的《中國不高興》壹書是當年的暢銷書，2010年初卻又被評為2009年“十大爛書”之首。在中國，《不高興》這樣的書之所以能出版，並且十分暢銷，除了商業炒作的作用，讀者的民智不高應該是壹個原因。《不高興》的言語方式反映了當今中國公共語言的武斷、粗暴、空洞和蠻不講理，實質是中國長期愚民政策的後果和表現。《不高興》的作者們既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反過來又在為繼續愚民推波助瀾。

但是，《不高興》不久後又被評為是壹本“爛書”，除了是因為評判者多數受過較好的教育（多為學人或知識人）之外，大多數普通讀者讀過此書後，反感和厭棄這本書的立場和語言也應該是壹個原因。這說明，絕大多數人並不喜歡武斷、粗暴、空洞、蠻不講理的言論方式。因此，幫助他們認識造成這種言論方式的原因，並且學習如何去改變它，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長期占領和宰制中國公共言論空間的極權式官方宣傳是影響和造成中國不講理、非理性公共語言的主要力量。公共語言的說理匱乏和非理性化，應當提醒我們去認識中國普通民眾受愚民宣傳之害的嚴重程度，並因此而特別關註中國公民教育的失敗。《不高興》作者們並不是中國公共話語匱乏的始作俑者，他們是在不知不覺中延續和幫助再生缺乏理性的公共話語。

霸氣、含混、反邏輯、少理性的語言在中國已經成為壹個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非理性話語不僅僅是個別人話語的弊病，而且更是整個社會的危害。理性話語是民主社會的特征，而非理性話語則常常伴同專制而生。不講理的話語可能存在於任何社會，但只會在專制社會中大行其道，甚至成為政府的權力話語。學校教育重視學生的理性話語能力，從社會作用來說，是壹種幫助維護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從公民修養、稟性來說，則是壹種提高國民素質的人文教育。專制的公共話語教育和體制則正好相反，那是壹種受乖戾、強權邏輯所支配的虛偽和謊言話語，而形成這種話語的直接原因就是長期主導和宰制民眾思想和言語表達的極權宣傳。



二、中國語境中的極權宣傳

壹個國家中公共話語的敗壞和毒質化，是在逐漸的過程中發生的。正如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說，語言環境中的變化和自然環境中的變化壹樣，“開始都是緩慢地累積，然後突然達到了物理學家所說的臨界點。壹條被逐漸汙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遊泳成為壹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換句話說，即使河裏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並且它惡劣的條件對於周圍環境會產生不良的影響”（波茲曼，2004：34）。中國的後極權“公共語言”已經達到並超過了敗壞和毒質化的臨界點。還有人在用這樣的公共語言在寫作，但許多寫作是在用扭曲、隱諱甚至逢迎的方式進行的，它的公共價值大大降低了。當然也還有像《中國可以說不》和《中國不高興》這種“說不”類的寫作，它更是在惡劣的條件下，向周圍的話語和文化環境擴散非理性的不良影響。

在中國，扭曲公共話語理性的力量主要來自壹種特定的，叫作“宣傳”的話語。長期以來，它由權力控制，為權力服務，並宰制各種社會公共話語（新聞、學術、教育、時事辯論、法律）。自由學術體制中的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傳媒學、大眾文化和群眾研究中都會討論到宣傳的問題。宣傳是壹種傳遞信息的手段，目的是在接受者那裏營造發送者想要得到的影響效果。有人會問，所有的交際（communication）難道不都是為了取得這樣的效果嗎?是的。“宣傳”這個詞是從拉丁文的propagatus壹字來的，原義是“播撒”。播撒思想和觀點本來不是壹件壞事，但如果為了播撒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而不擇手段地弄虛做假、愚弄欺騙他人、壓制他人的思想和言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那宣傳就成為壹件我們必須警惕防範的事情。

用來散布或擴散觀點的宣傳本是壹種話語公器。公器私用會給公器造成傷害，最後甚至毀去公器。宣傳的壹種社會功能是“鼓動”，口號是這種宣傳的主要形式，例如“建立和諧社會。”口號雖然簡單籠統，但並不是不能有益於社會。然而，如果假借“和諧社會”之名，把不同意見和批評統統當作“不和諧”的敵對思想，加以鏟除，這個口號就成了壹種帶有欺騙性的宣傳。它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這種反感針對的不只是這口號本身（被嘲笑為“河蟹”），而更是宣傳這種公器本身。宣傳這件本來可能有用的公器已經損毀，看上去還在宣傳，但已經不再有良性作用。壹說起宣傳，人們就會說這是假的，是變著法的騙人。只要有新的宣傳，人們就會起疑心，認為是不是又在搞什麽鬼名堂，壹準沒什麽好事，沒安什麽好心。人們因為害怕上宣傳的當，受它欺騙，而變得充滿懷疑，十分犬儒，根本不相信世界上還能有不公器私用的宣傳。這樣就把宣傳與欺騙、強迫直接而且完全地等同起來。

“宣傳”與“說服”是不同的。朱維特和奧多奈爾的《宣傳與說服》正是以這壹區別來定義“宣傳”的（Jowett and O'Donnell, 2006）。宣傳是單向貫徹信息發送者的意圖和需要；而說服則是雙向互動的，兼顧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雙方的交流需要。宣傳居高臨下，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隨時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環節上違背真實原則；而說服則必須平等對待對方，誠實地遵守真實原則。宣傳往往不容受眾發問，因此依靠某種外部強制力維持信息的傳遞機制；而說服則必須容許、鼓勵對方發問，雙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脅迫的自主主體。因此，在宣傳和說服之間不只是話語樣式的選擇，而且是話語制度環境的區別。在某種勢力可以為所欲為進行宣傳的社會中，壹定存在著某種不受節制的脅迫性權力制度。

“宣傳”在當代語言中往往用來特指由某種組織體制從事、完成的“散布”。宣傳散布的思想、觀點，開始是宗教的（17世紀），後來則是政治的和政黨的。20世紀是宣傳成熟、發展、多樣化的時代，不僅用於政黨口號、群眾動員、思想控制、輿論引導，而且也用於商業廣告。也正是在20世紀，原先中性詞義的“宣傳”變成了壹個貶義詞，獲得了虛假、欺騙、蠱惑、玩弄、操控、洗腦這樣的含義。這主要是因為象納粹和前蘇聯這樣的極權政權把“宣傳”和“組織”壹起用作全面控制社會、鉗制思想和壓制政治異己的根本手段。在他們那裏，宣傳成為壹件重要的、冠冕堂皇的事情，這也增強了其他人群對宣傳的負面看法。

民主社會中也有宣傳，但是，很少有大言不慚、冠冕堂皇地自稱是宣傳，甚至專門為此設立官僚部門或機構的。在民主社會中，“宣傳”常常被“公關”、“公告”（或“廣告”）、“公共信息發布”這壹類說法所代替。它們所指的是壹種與專制霸道話語不同的話語形式，包含著以公開、公正理由來說服公眾的意圖，當然也不排除實際上與有此意圖不合的。意圖雖然重要，但比意圖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和言論總體政治制度環境作用。由於民主社會擁有自由言論和公共理性的話語環境，民主社會的宣傳與極權社會的宣傳並不相同。民主社會中的“公關”式“宣傳”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組織的政權力量來作後盾。而且，它在自由公共社會空間（尤其是獨立媒體）中總是受到監督和質疑。它的受眾是能夠用獨立判斷、自由思想來表述自己看法的公民。這樣的公民不是愚民教育制造的“群眾”，因為他們從小所接受的是鼓勵合理懷疑的理性思考教育。

極權國家中的宣傳與民主國家中完全不同，它依靠的是壹個“有全國上下壹致的、協調嚴密的、非常龐大的、資源可觀的、經驗豐富的宣傳系統”（丁學良，2008）。這樣的宣傳要走出國門，需要作根本的觀念改變，需要“從壹個信息流通相對不自由、不透明的環境，跨入壹個信息遠遠更為自由、更為透明的環境，而且是在各種聲音和多種價值觀念相互持續競爭的狀態之下，力圖使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聲音被眾多的‘他者’（即不是自己人）所認同、接受、分享”（丁學良，2008）。後極權時代的專制政體繼承了極權時代的“宣傳”和“組織”體制，繼續通過維護、運用這些體制加強它的統治，但也作了必要的調整。除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時代的宣傳方式（自上而下、壹桿子插到底的統壹口徑），還包括新發展出來的那種宣傳主管部門的匿名電話指示和指令，以及增加了壹些看似不那麽專制的“公共信息發布”形式，如記者招待會、新聞發言人發布消息、與網民“網聊”，等等。

這些新的宣傳手段被標榜為“開放民主”的舉措，甚至想借此到國外增強宣傳“軟實力”。但它顯然低估了民主國家中人們對“宣傳”的厭惡、反感和不信任。這些新形式的手法並沒有改變極權宣傳的性質，只不過是在幫助它從先前的“黑色”宣傳（全謊言宣傳）過渡到“灰色”和“白色”宣傳（不同程度的半真半謊式宣傳）而已。這種變化了的宣傳經過了重新包裝，但仍然是極權統治的主要工具。它的話語環境仍然是非自由的，因此也是非理性的，它必須依靠暴力壓制而不是平等交流來得到維持。

宣傳有“黑”、“灰”、“白”三種（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6-17）。黑色宣傳是壹種編造的、顛倒黑白的謊言，也是奧維爾在《壹九八四》中描繪的那種最“經典”的極權謊言。黑色宣傳是所有謊言中最富有“創造性”的，也是最強勢的。這種謊言需要有壹個成功的極權制度作保證。它依靠壹個封閉的信息、話語環境。它的先決條件是“宣傳對象心甘情願地相信宣傳的消息來源和內容，”也需要宣傳的觀點能投對象的“社會、文化、政治”所好。缺少了這兩個條件，黑色宣傳便不能成功（Jowett and O’Donnell, 2006: 19）。《壹九八四》中描述的“戰鬥就是和平”、“愚昧就是力量”、“奴役就是自由”、“專制就是民主”，就是典型的黑色宣傳的例子。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笑忘錄》中，有用換掉領導人的頭像來篡改歷史的事例，這也是極權宣傳常用的手法。其它例子如，1957年宣傳右派要殺共產黨；1958年宣傳萬斤畝產；1960年宣傳因蘇修逼債而發生自然災害；文革中宣傳“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神州大地到處鶯歌燕舞”、“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等等。黑色宣傳在失去了先決條件時仍會被使用，例如，宣傳1989事件天安門廣場除了人民解放軍戰士沒有死壹個人、共產黨“代表”所有中國人民。這是壹種後極權時代的黑色宣傳，人們對它已經不再真的相信，但仍然會做出假裝相信的樣子。

與黑色宣傳相對的是白色宣傳。白色宣傳提供的信息是確實的，不是編造的，它甚至提供確實的信息來源。不過，它的目的仍然是灌輸對宣傳者有利的觀點，或者故意混淆某些問題的實質。近年來中國政府發表的“美國人權紀錄”就是這種白色宣傳。例如，美國發表《2008年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190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作出評估。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也發布了壹份《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並不涉及其他國家，單單針對美國。《2008年美國的人權紀錄》中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實的，因為都是來自象《紐約時報》這樣的美國媒體報道，例如美國有多少槍擊事件、有多少婦女受到家庭暴力侵犯、有多少貧困兒童等等。這似乎給了這個紀錄很大的“客觀”性。但這些客觀材料卻被用來混淆“人權”的實質含義，那就是，人權要保護的是公民不受政府權力的侵範，而不是個人不受其他個人的侵犯（如果是美國政府不管，甚至鼓勵或縱恿槍擊，那時候才會涉及到人權）。這種白色宣傳要混淆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美國的“人權問題”的根本不同，從而使中國政府獲得“我錯妳也錯”的合理性。

灰色宣傳是介於白和黑之間的宣傳，它的信息來源可靠，但真實性卻不確實，例如，文革中所說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所說的事件、人物也許都不是編造出來的。但是，這並不就等於真的有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林彪事件、黨史及歷史書上的許多“事件”也都屬於這壹類宣傳。最典型的灰色宣傳例子還有“人大”和“政協”的人民“代表”性，以及它的升級版“三個代表”。2008年人大增添了3名“農民工代表”，政協有“新階層代表”出來說話，被大力宣傳為“民主改革”的顯示。人大代表的產生，“人民”確實“投了票”，但卻沒有民主提名、競選的程序，也有沒有普選的合法性基礎。還有壹些具有靈活性的灰色宣傳策略，如簽署《人權公約》但不履行，奧運前承諾新聞開放而事後加緊控制，也是頗為創新的灰色宣傳。但是，這類權宜之計壹旦暴露出欺騙性，便更增加了人們的反感和不信任。還有的灰色宣傳甚至已經成為民間笑話，如“俯臥撐”、“躲貓貓”、“草泥馬和河蟹”。

隨著公共信息的全球性傳播在網絡時代變得越來越難以控制，隨著極權統治權力機器的發條越來越難以上緊，黑色宣傳越來越被灰色宣傳和白色宣傳所代替。中國國家政權正在用巨資打造、更新它的宣傳機器，以達到“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宣傳目標。但是。要想在國外取得期待的效果不是壹件容易的事。在西方，對宣傳的學術研究與普通民眾對宣傳的認識是同步發展的。有論者指出：“在壹次大戰之後的許多年間，欺騙性的宣傳是無數人文和科學研究的對象。到了1940年代，高中和大學課程中都有關於宣傳的教學內容單元，例子都是來自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商業廣告。但是，對宣傳的學術研究壹直是多元並不斷發展的，到了1960年代中期，出現了不同的新概念”（Smith, 1989: 2）。

宣傳研究的新概念開始關註那些極權黑色宣傳之外的更巧妙、更精致、更靈活的宣傳手法。這些手法不只是在極權國家裏，而且在民主國家中也被廣泛運用。正因為如此，後極權的宣傳更新不僅發生在它內部，而且也發生在向外部的學習和借鑒中。前幾年，清華大學和美國杜克大學聯合舉辦的中國官方“發言人”訓練班（由《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作者之壹的劉康牽線），就是這種學習和營造“軟實力”宣傳的體制性合作。灰色和白色宣傳都是運用不同程度“半真”手法的宣傳，但正如希伯來諺語所說，“半真話，便是全謊言”，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們，大概不會輕易相信“軟實力”的宣傳。用改良說謊，而不是用加強說理，是不可能打造真正的“軟實力”的。說謊不是“軟實力”，說理才是“軟實力”。



三、諸多種類的宣傳和非理性話語

壹般人都知道說謊不是壹件好事，因此他們向其他個人說謊時，往往難免會有壹些內疚感。但宣傳是壹種體制性、制度化說謊。與個人說謊不同，宣傳不會因為說謊而感到內疚。宣傳是壹種不受個人道德良知約束的說謊。宣傳部的發言人即使有名有姓，也都是擔當組織和機構的話筒角色，他們是宣傳的化身，從他們口中發出的聲音，與他們作為說話者的個體內心道德良知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然而，即使如此，宣傳或宣傳化身也沒有“膽敢”（姑且用“擬人”說法）以謊言的名義來說謊的。宣傳也希望接受者把它散布的信息當作真的來接受。宣傳者知道，在只能以強制力維持宣傳時，接受者實際上已經不相信宣傳，只不過是做出相信的樣子而已，所以更需要在宣傳的說理邏輯和其它關節上做手腳，盡量掩飾做假的痕跡。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繼續依靠以往的非理性話語之外，它也把非理性話語作更多的理性裝扮。下面的例子會兼及這兩個特點，有心的讀者不妨對下面列舉的宣傳類型和特征自己靈活增減，也可以在它們之間建立多層次關系，重新調整組合，總之，舉壹反三，自行獲得更全面的認識。

1、不願說理：

說理的首要前提是願意說理。有的人不說理，不只是因為不知道怎麽說理，而且更是因為仗著有權、有錢、有壓制別人的手段，根本就不願意講理。這種極端強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經超出了話語討論本身的範圍。講理的弄不過不講理的，說正經道理的弄不過講蠻理的，再怎麽說理，也是白搭。如果這成為現實，社會也就會陷入壹種普遍的非理性、無是非狀態。

2、“事實”和“看法”不辨：

“事實”是公認的知識，而“看法”只是個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動的正確性，都需要證明其正確性。證明也就是說服別人，清楚地告訴別人，為什麽妳的想法是正確的，理由是什麽。

“客觀事實”與“個人看法”之間有兩種辨認方式。第壹，人們可以共同確認“事實”是否確切，例如，中國是壹個亞洲大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而對“看法”則必須通過說理、討論，共同確認。例如，中國是壹個民主國家，共產黨是英明的。第二，事實陳述使用那些比較可以共同認可詞義的字詞，如“園形”、“歐洲”、“木頭”、“有毒物質”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則是有待個人理解的字詞，如“美好”、“醜陋”、“棒”、“爽”、“折騰”、“胡鬧”。歸納起來便是：客觀的“事實陳述”說：“請妳核實”；強梁的“看法陳述”則說：“我說對，就沒錯。”前者是謙虛的、協商的；而看後者則是傲慢的、獨語的。

3、定義曖昧、武斷和含義模糊：

說理所使用的詞語應當有清楚的定義。在任何具體的，尤其是較復雜的說理中，主要概念（關鍵詞）的定義不會就是《新華字典》壹類工具書的定義，而是需要作“特別界定”（stipulation）。說清詞義是說理的第壹步。

壹般來說，有5種字詞定義方式：（1）正面定義：以它是什麽來定義（字典中壹般是這種定義）。（2）反面定義：以它不是什麽來定義。（3）舉例定義。（4）特別定義，即在具體說理話語、場合中的特定含義，有的還要說清楚主體和對象（例如，“折騰”，要說清楚“誰折騰”，“折騰誰”）。（5）綜合定義：靈活使用上述4種方式。第4、第5種定義是最有用的。

說理的爭論往往就發生在定義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義當作是當然正確、不容置疑、不容他見的真理。在群眾社會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詞語，這往往是壹種蓄意誤導的宣傳手段。正如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所說，“詞語的威力與它們所喚醒的形象有關，同時又獨立於它們的真實含義。最不明確的詞語，有時反而影響最大。例如像民主。社會主義、平等、自由等等，它們的含義極為模糊，即使壹大堆專著也不足以確定它們的所指。然而這區區幾個詞語的確有著神奇的威力，它們似乎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勒龐，2005：83）。眼下高頻率使用的“和諧”、“代表”、“發展”、“掘起”等等都是這壹類詞語。

4、“新說法”：

勒龐把說法翻新看成是宣傳吸引群眾興趣的壹個主要手段。他指出，“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系在壹起而無法改變，那麽壹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壹遍。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如此等等”（勒龐，2005：86）。文革後出現了許多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說法，如“改革開放”、“和諧社會”、“三個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說法”往往是惡狠狠的：“反右鬥爭”、“階級鬥爭”。“鬥爭”是壹種有爭辯字詞，人們對是不是非要“鬥爭”，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後的宣傳已經基本上放棄了這類“壞詞”。此後創造的“新說法”有壹個新的共同特點，那就是用壹些根本不容爭辯的“好詞”。沒有人會說不該“改革開放”、不該“和諧”、不該“代表”。問題是，這些“好詞”中可以塞進與它們應有的意思相違背的東西。如果“和諧”用來消滅異己，和諧就會變成不和諧；如果“改革開放”用來辯護社會不公正，開放就會是為腐敗打開大門；如果“代表”用來強奸民意，代表就變得不代表。

5、隱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結論）和“論證”（理由）之間會有壹些隱而不見，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這個理由和結論之間其實有壹個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麽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會不公和腐敗，不管多麽專制獨裁，都是好政府。這個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標準嚴重單壹化了。《不高興》作者之壹說，中國GDP增長比美國高，所以中國比美國更有活力，就是從這個不可靠的假定出發的。

6、斷言、重復和傳染：

斷言、重復和傳染，勒龐早就把這三項確認定為是給群眾洗腦，並徹底控制群眾的宣傳良方。

斷言：“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是讓某種觀念進入群眾頭腦最可靠的辦法之壹。壹個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壹切時代的宗教書和各種法典，總是訴諸簡單的斷言。號召人們起來捍衛某項政治事業的政客，利用廣告手段推銷產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斷言的價值”（勒龐，2005：102）。

重復：“如果沒有不斷地重復斷言──而且要盡可能措辭不變──它仍不會產生真正的影響。我相信拿破侖曾經說過，極為重要的修辭法只有壹個，那就是重復。得到斷言的事情，是通過不斷重復才在頭腦中生根，並且這種方式最終能夠使人把它當做得到證實的真理接受下來”（勒龐，2005：102）。

傳染：“如果壹個斷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復，在這種重復中再也不存在異議，……此時就會形成所謂的流行意見，強大的傳染過程於此啟動。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在群眾中都具有病菌壹樣強大的傳染力”（勒龐，2005：103）。

有斷言、重復和傳染，便有人雲亦雲、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黨偉大、光榮、正確。“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高。”“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話，通過斷言、重復和傳染就變成了真理。

值得註意的是，“傳染在作用於廣大民眾之後，也會擴散到社會的上層。”傳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識分子的思考意識“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得到民眾接受的每壹種觀念，最終總是會以其強大的力量在社會的最上層紮根，不管獲勝意見的荒謬性是多麽顯而易見”（勒龐，2005：106）。就接受宣傳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時候並沒有什麽不同，例如，壹位賣鵝蛋的老太太說：“美國人都要飯去了”（楊恒均，2009），而教授張旭東則說：“中國人今天所做的壹切是在創造新的普遍價值”（張旭東，2009）。

7、套話：

僵化、程式化的宣傳語言發展出壹整套能適用於各種正式場合的套話，報道時事、攻擊敵人、效忠領袖、熱愛祖國、人民團結、表揚先進、檢討錯誤、開場白、祝賀詞，甚至連死人的悼詞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場合，那壹套語言依然陰魂不散。套話使人在不思想的狀態下照樣可以滔滔不絕。

套話是壹種動嘴不動腦的說話方式：“並非所有的詞語和套話都有喚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詞語在壹段時間裏有這種力量，但在使用過程中也會失去它，不會再讓頭腦產生任何反應。這時它們就變成了空話，其主要作用是讓使用者免去思考的義務。用我們年輕時學到的少量套話和常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便擁有了應付生活所需要的壹切，再也不必對任何事情進行思考”（勒龐，2005：83-84）。

8、感情用詞，訴諸於情感：

凡是自己喜歡的，定用“好詞”，正如順口溜所說的：“會議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看望沒有不親切的；接見沒有不親自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完成沒有不圓滿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紮實的；效率沒有不顯著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人心沒有不振奮的；班子沒有不團結的；群眾沒有不滿意的；領導沒有不微笑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

凡是自己不喜歡的，必用“壞詞”，還沒說什麽，用詞先已經預先設定了貶意：“密謀”、“公然”、“妄圖”、“壹小撮”等等。無需分析、辯駁，便斥之為“壹派胡言”、“猖狂攻擊”、“大放厥詞”。

9、人多勢眾、以“人民”的名義：

自己喜歡的就說“廣大群眾”支持；自己不喜歡的就說“壹小撮壞人”反對。“受到群眾好評”、“被傳為佳話”、“群眾們都說，……”、“大夥份份表示：……”、“劉少奇要復辟，廣大人民不答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石油電信電力等行業中幾乎沒有壟斷，它是國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的。”

10、訴諸於無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這是壹種以未知的可怕將來作為恫嚇手段的宣傳。它以人們目前還不知道或者根本無法證明壹定會發生的未來結果，來論證自己現在的做法是正確的。例如，鄧小平說：“中國這樣壹個大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必然四分五裂，壹事無成。”

其他類似的說法有，“我們要反對西方式民主，中國再也不能亂了”、“這些人要求民主不懷好心，中國不能再亂了”、“實踐證明中國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穩定發展，決不能搞多黨輪流執政，否則中國將倒退若幹年”、“階級敵人復辟，勞動人民就會受二薦罪。”

11、訴諸於權威：

先樹立絕對權威（永遠正確的黨和領袖），然後要求絕對服從。例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黨要求我們做到……”、“在黨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極度簡單化：

對復雜和多種因素的事情進行單壹、膚淺的解釋，並將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質總結”的模樣。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大躍進”時代的共產主義宣傳口號：“共產主義就是壹切生活資料歸大隊”、“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壹句頂壹萬句”。

文革時的“壹句頂壹萬句”，現在有了新版本。新聞報道“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稱表達了全國人民意誌”稱：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激情”解讀“不折騰”三字的含義。王晨說，“這表達了全黨、全國人民總結30年的改革開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樣壹個道路，不是別的什麽道路，就是這樣壹個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什麽理論，我們中國在下壹個30年、下壹個50年就壹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壹定能夠發展得更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折騰’確實說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全黨的共同意誌”（王晨，2008）。

13、籠統泛論：

這是壹種壹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例如，“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壹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壹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難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環論證：

這是壹種原地打轉、永遠正確的自說自話“論證”方式。例如，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某某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某制度，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

15、不當的或謬誤的類比：

任何類比，即使在結論正確的時候，充其量也不過是壹個“說明”，不能用作結論的“論證”。許多類比甚至根本就是謬誤類比，例如，《不高興》中說：“俄羅斯就是老黃瓜沒刷綠漆，美國人是老黃瓜刷了綠漆，其實在本質上都是老黃瓜，半斤八兩。”這是壹個謬誤類比，因為國家和黃瓜沒有必然的類別關系。2010年3月7日，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在“兩會”記者會上，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問及：美方認為，美中關系中的核心問題包括人權。請問人權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嗎？楊潔篪則以“畫”來類比“人權”，他說，談人權，要拋開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思維定式，“我既喜歡油畫，也喜歡中國的水墨畫，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畫的標準來欣賞中國的水墨畫，那恐怕就要出錯。”這是壹個謬誤類比的宣傳，因為人權與藝術畫本來就不是同類的東西，是楊潔篪為逃避人權問題，而被牽強附會地硬扯到壹起來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壹種偶爾的巧合，卻把它當之壹種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所以壹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所以壹定壹貫正確。”

17、虛假兩分對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慮極端，而故意隱去所有中間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敵人。例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又例如，“用中華武德壓倒軍隊國家化”。“中華武德”和“軍隊國家化”為什麽非要互相“壓倒”不可？為什麽不能兩者並存？完全是專門為了抵制“軍隊國家化”，才杜撰出這麽壹個子烏虛有，與之對抗的“中華武德”來。

18、叫妳兩頭不討好：

這是壹種常用來攻擊對手的宣傳手段，目的是將對手於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樣的外交政策，就說英國是“隨從”；如果兩國意見不壹，就說：看！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不與之為伍了。要麽斥之為狼狽為奸，要麽嘲笑是眾叛親離。如果美國介入中東，就說是霸權的表現；如果不介入中東了，就是不負大國責任。
美國歷史上民主選舉權不包括婦女、黑人，就說是假民主（當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選，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國式民主”，仍然對別國沒有參考價值。

19、我錯妳也錯：

不講是非、對錯，而是用挑別人的錯，或者找看上去類似的事情，來堵別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國發布了針對多國的《2007年國別人權報告》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立即發布了壹份專門針對美國的《2007年美國的人權紀錄》。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這是壹種變相的賊喊捉賊：我骯臟，妳也不幹凈，我說妳不幹凈，看妳還敢不敢說我臟。

又例如，設置網絡防火墻，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傳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權利，卻偏偏說，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不對網絡進行“管理”的，意思是說，“管理”就得限制自由，妳既然也在限制自由，為什麽我就偏偏不能這麽做？這是壹種故意混淆關鍵概念（“管理”和“壓制”）的宣傳手法。

20、絕對的“最”和最強語勢：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親”，“最高指示”。報紙如果不用“形勢壹片大好，”“到處鶯歌燕舞”這樣用最高級形容詞來形容某個地區，這個地區壹定出了麻煩。

文革後這種“最最”句式延綿不絕，例如，“中國銀行業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李稻葵）、“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來不斷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時代煥發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顏圓圓，2008）。“事實表明，現在是藏民族文化發展的最好時期。”可曾有過“不太好”的時期？
《中國不高興》說：“近30年來，我們處於壹個長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國人以最大的熱情欲圖擁抱西方，以最親善的姿態告訴西方：我們在向妳們靠攏。”“最大”和“最親善”是和什麽比較出來的呢？

21、滑坡推論：

從壹個看上去是事實的斷語，壹路不加中介論證地隨意引申。例如，全國人大代表、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說：“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優越性第三個體現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西方利益集團之間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選舉成了金錢政治，效率不高；我們沒有利益集團，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他的結論來自壹系列滑坡推論：美國有利益集團，所以就有民主競選，競選要花錢，花錢不如不花錢，民主得花錢，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花錢的民主不如不花錢的不民主。再得問了：“西方利益集團”，哪個西方國家？哪個利益集團？工人、農夫算不算利益集團？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錢？
相似的論調：美國危機深重，奧巴馬救不了美國，奧巴馬是民選產生的，所以民主選舉是瞎折騰。

22、因人廢言：

先把對方說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麽樣的人說什麽樣的話。例如，“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壹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妳們，還有什麽好說的。”有人贊美道，“說得好，有骨氣！！！”

可是，“自己吃飽”和“批評別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邏輯因果關系。原話的謬誤推理是：吃飽了沒事幹的人，都是無事生非的蠢人，這樣的蠢人，他的批評意見那裏會有什麽道理可言？蠢人的話，不值得理會。

類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孫東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壹類。因為他擾亂社會秩序……”“妳們可以去調查那些很偏執地上訪的人。他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沒完沒了地鬧，妳怎麽和他解釋都不成。”孫東東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們的話，當然不能當真，不值得理會，不僅不值得理會，還要強制關押起來！

23、常見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經常有美國槍擊事件報道，可見美國人權狀況很糟糕。經常有美國人因買大房子而負債的報道，可見美國人全都很貪婪。美國常出頭幹預別國事務，可見美國是世界警察。
有沒有想過，盡管人們不喜歡警察，沒有警察的社會是更安全壹些？還是更不安全壹些？誰最怕警察？沒有美國幹預的世界壹定會比現在好壹些嗎？

24、訴諸偏見、愚昧和無知：

這種宣傳往往用壹些高調、抽象，普通人無法用經驗來證實或證偽的“知識”愚弄和欺騙聽眾。例如，教授程恩富說：“中國面對危機，我們各個階層是沒有區別的，哪怕犧牲本單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來應對危機，西方國家就很難，華爾街的金融企業家有想法，下層人員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根本利益壹致的基礎上，矛盾協調起來方便，所以我們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較高，不僅經濟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聽程恩富這話，又相信他的人，必須對自己國內的貧富懸殊和利益沖突壹無所知，必須是壹個十足的無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論調：“美國文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和個人中心論上的，美國的媒體都是操控在大財團手裏，哪裏能有獨立的輿論”。相信這樣的論斷必須不知道美國也有人重視家庭、社區、社會，也有人關心社會正義和弱者權利、福利。當然也不能知道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獨立媒體。

25、半真話，全假話：

以表面“事實”，掩蓋實質謊言，例如“反右運動”中，說“右派分子”有“言論”，那是“半真話”，因為這麽說“不假”。但是，有言論就上綱上線為“猖狂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全然的假話。同樣，說中國“公民權利受憲法保護”，那也是壹句半真的全假話，因為中國雖然確實有憲法條文（不假），但公民權利卻並沒有受到憲法的有效保護。

26、大膽說謊：

膽子越大越好辦事，謊言越大越是有氣派、聽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3月12日電（記者秦華）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論論壇，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談中國特色民主政治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民主充分體現人民性、人民的權益，體現程度不同，體現性質也不同。優越性不是空洞的，我們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議員那樣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我們的人民代表，個人屬於某黨派或者屬於某壹階層，屬於企業、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但壹旦作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人大代表單純從個人所屬的群體階層或者地區來說話。”

這是在大膽說謊，中國的“人民代表”絕不可能不和共產黨保持壹致，也絕不可能違背共產黨的利益隨意表示自己的意見，他難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說的“西方議員是某壹個黨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壹個“西方國家”。就以美國而言，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是選民直選出來得，選民雖支持某個政黨，但並不是黨員，許多選民根本就是對競選議題進行投票。眾議員代表選區，參議員代表各州，雖有政黨分別，但在具體問題上的表決，並不代表黨。共和黨的可以投民主黨的贊成票，民主黨的可以投共和黨的贊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黨州長就和共和黨的布什總統在許多政策上意見不同，也沒有聽說因為不代表黨而受到什麽黨內紀律處分。

27、老百姓的話：

用無名無姓、沒有面孔、無法核實的“老百姓”來做主語，造成壹種大家都這麽說，所以壹定正確的假象。這種假象就是謊言誘騙效果。例如，“廣大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勞動人民喜愛的春節晚會”、“壹農民新年感言：胡總書記的“不折騰”說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騰’是中國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願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說出了人民心願。”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說成為非人的異類，排斥到人類之外，剝奪他們人的屬性，使被虐者自覺低人壹等，施虐者沒有負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幾只蒼蠅嗡嗡叫”、“砸爛狗頭”、“臭老九”、“黑五類”、“引蛇出洞”、“關牛棚”、“小爬蟲”、“害人蟲”、“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語言把人劃分成“我們”和“敵人”，用無法講理的“妳死我活”來代替必須講理的相互溝通和妥協。以戰場邏輯來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規則。例如：利用“打倒”、“消滅”、“粉碎”、“鬥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壹只腳”、“砸爛狗頭”等等詆毀性、攻擊性的語言，來挑動仇恨和暴力。這些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詞匯，數十年如壹日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下意識之中，壹有機會或需要就會重新被啟用。

30、篡改真相：

對真實信息作手術切除。例如，連《開國大典》這樣的歷史文獻畫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開國大典》第壹次改動是在“高饒事件”之後。當時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畫面中高崗的畫像。《開國大典》中的第壹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使畫面不受損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畫像。“文革”爆發後，“四人幫”在美術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將《開國大典》中的劉少奇去掉。這時董希文己身患癌癥，不得不拖著被病痛折磨的身軀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做畫面修改。經過修改後，劉少奇畫像的位置換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繼尼，2008）。

31、以我為中心、隨我需要的“辯證”：

對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對我不利的，就全盤否認；實在無法否認的，就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例如：“透過現象看本質”、“形勢大好”、“困難是暫時的”、“看主流”、“看發展”、提拔幹部要看“大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特別是要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並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貪官汙吏再多，也壹口咬定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應該毫無疑問地說，我們的幹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整體是優的，是積極向上的。但在幹部隊伍中也還存在著少數幹部的理想信念不堅定、宗旨觀念不牢固、幹部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問題，確實暴露出我們在幹部管理方面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特別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頻發，有的小事釀成大事，就與治黨不嚴、對幹部疏於教育管理有直接關系。這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有百害而無壹益，對幹部自身的成長也是有百害而無壹益。”

還有壹個堪輿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顛倒”辯證法例子。有人問毛澤東的攝影師陳石林，為什麽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齒都顯得那麽白？陳石林回答：“剛解放時，主席抽煙抽得牙齒顏色很深，拍照的時候，壹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來的照片，那壹定是要把牙齒的黑色修掉的。”還有人問，這是不是違反真實性呀？陳石林說，“這個問題要這樣看，主席工作那麽忙那麽累，叫他經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這樣做！我們搞技術工作的，要體諒主席，給照片簡單地修壹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認為這是不真實的，要從本質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齒修掉才是真實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頌德：

這是壹種出格的，沒有限度的，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諛奉承。例如，“形勢壹片大好”、“鶯歌燕舞”。春晚：“咱們老百姓今兒個真高興”。
又例如，19歲的十壹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講，震撼全場。班禪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歡呼四起”。班禪說：“我由衷地感謝黨給了我壹雙明亮的眼睛，讓我能夠分辨是非，認清誰真正愛護西藏人民，誰為了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破壞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這個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來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來自壹個無神論的政黨？在佛教徒心中，共產黨比佛祖偉大，還有比這更出格的歌功頌德嗎？

33、推諉、抵賴、不認賬：

拒絕對所有發生過的歷史錯誤承擔責任或表示悔過，用種種方法推諉、抵賴。例如，“汶川地震遇難學生人數仍在認定”、“遇難學生最終的數字，我上次在新聞發布會也通報過，它與我們整個汶川地震死亡人數的最終確定是聯系在壹塊的，汶川地震最終的死亡人數的確定，我們必須按照國家有關部委對死亡人數特別是失蹤人數的最終確定的有關規定來進行，涉及到很復雜的工作和過程。”

變“過失”為“評功擺好”：不是不公開數字，而是在積極準備公開數字。在過失和錯誤無法否認的時候，強調改正錯誤的“決心”和“能力”，不但沒了缺點，而且反而增加了優點。

34、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對壹般民眾有好處的計劃，來掩護對他們不利的，有傷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掃黃”為名義來控制公共言論空間，達到限制網絡言論自由，消除政治批評和社會“雜音”的目的。

35、豪言壯語式泛論：

把自己說得非常了不起，以顯示自己的絕對正確。這種建立在情緒高漲之上的正確是根本用不著理性思考和邏輯論證的。政治口號中有許多例子：“敵人壹天天爛下去，我們壹天天好起來”、“大造人造糞，氣死小日本”（不買日本化肥），“東風壓倒西風”。

36、耍橫：

妳說我不對，我不對妳能拿我怎麽辦！？妳說的不對正是我說的對，對錯是沒有什麽道理可說的，只要妳不敢惹我，拿我沒辦法，就算是我對。這是壹種政治流氓話語，例如：“‘妳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妳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的壹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壹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權發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開本題，竊取論題：

把主要問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例如有這樣的官方說法：“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積極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壹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決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黨、分權、民主，本來是政治學的重大討論議題，在中國討論這些議題，提出有關建議和設想，與西方不西方沒有必然的取舍關系。從本題扯到“西方”，利用國人對西方的異我族類感覺、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見，用“西方”壹詞誘發的非理性因素，轉移對民主本題的理性討論。

38、鼓吹所謂的“中國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國特色”，黑可以變成白，馬可以變成鹿。壹黨專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公檢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報》2009年03月15日頭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說：“外國法律體系中沒有的法律，只要我們需要就及時制定；反之，外國法律體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需要，我們就不搞。”

39、文化絕對相對論：

取消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道德標準，代之以價值相對論和不可知論。其結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別是非和對錯的必要，可以為所欲為。例如，《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常有媒體報道，中國人出遊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形象，“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外交部領導武大偉卻認為：“這是壹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妳看，在機場裏、餐廳裏，大家聚壹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壹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滴滴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武領導笑著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壹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也不能單靠壹方的努力，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溝通，相互理解。”報道稱贊武領導很“幽默”。的確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試問，在中國的任何壹個城市，如果不立壹塊“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誤責任推給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政府的責任推給“自然”，或推給“蘇修逼債”。又例如，盡管“四人幫”必須對“文革”承擔重大責任，但把“文革”完全歸咎於他們，他們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禍首毛澤東的替罪羊。

41、證詞、反正都有理：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挑選和利用所謂的“客觀報道”，來證明某項宣傳的“客觀真實”。這是《參考消息》壹類出版物在中國所起到的壹種主要宣傳作用。它選擇性地引用西方報紙的材料來說自己不方便直接說的話，即所謂的“連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而在西方媒體有不利消息的時候，就說是“惡意攻擊”，或用作“西方反華勢力忘我之心不死”、“幹涉中國內政”的證明，即所謂“反面教材”。

42、利用聯想轉換：

利用暗示和聯想，把表面真實的現象轉化為實質虛假的意義引申。例如：周恩來穿補丁衣服，所以是壹心為民的好總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幹下了無數助紂為虐、禍國殃民的壞事。因為溫家寶穿舊旅遊鞋，所以，他能證明共產黨是廉潔、愛民的執政黨。

這則報道也是壹個例子：“焦裕祿、孔繁森──壹個，長眠在為之耗盡了心血進行治理的沙丘下；壹個，獻身於帶領邊疆少數民族脫貧致富的事業中。兩個閃耀著時代精神的名
字，如同兩顆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時空，交相輝映，光彩照人。……從焦裕祿到孔繁森，中國共產黨湧現出了如此優秀的領導幹部，感動了、激勵著千千萬萬的民眾，絕不是壹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它深刻地反映了黨的本質，鮮明地體現了黨的主流，同時也充分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所以能英雄輩出的歷史必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上書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體現了我們黨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這種宣傳的，民間順口溜說，“群眾學孔繁森，幹部學王寶森”。（王寶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務副市長。曾任北京市財政局局長。1995年4月5日，因腐敗案發，自殺於懷柔鄉間。7月4日，中紀委開除王寶森的黨籍。）

43、數字簡化：
這是壹種“妳不要多想，只要記住這幾點，能照樣重復就可以了”的宣傳手段。它的“化繁為簡”手段很適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眾，同時也使得這樣的群眾能滿足於最簡單的信息，成為非常容易控制和駕馭的群氓和愚眾。

例如：“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五”“四”“三”，具體指什麽？“八榮八恥”，除了這個“八”，有誰真的記住了哪些“榮”和“恥”？“榮、恥”問題又何曾有過公共討論？數字還得挑簡單的。章立凡說，“數碼以三、四為多，絕少過五，蓋因簡單好記”：“三反”、“五反”、“壹化三改”、“三面紅旗”、“四個第壹”、“四個現代化”、“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三支兩軍”、“三結合”、“壹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項指示為綱”、“兩個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躍進口號：“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兩年內建成壹個像樣的共產主義”、“壹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傾家蕩產大搞鋼鐵”、“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更有追求“修辭”效果、“易記上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口號。山東菏澤的計劃生育：“寧可家破，不可國亡。”安徽某縣：“寧添十座墳，不添壹個人。”“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數字簡化甚至侵蝕到壹些學者的“學術語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覺也成為壹種簡單、不實的宣傳。例如，北京大學教授王嶽川在“中國的‘三和文明’應與西方的‘三爭文明’互補”中寫道：“中國不是好戰的國家，中國文化是壹種和諧文化。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究竟是什麽？在我看來，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體社會中是和諧，在國際間是和平！但中國文化已經被邊緣化了，這導致‘三和文明’的聲音不僅沒有放大成為國際的聲音，反而成為中國落後僵化保守的說法，進而成為西方妖魔化中國的理由”（王嶽川，2008）。

中國真的有什麽“三和文明”嗎？中國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嗎？西方就沒有和睦的家庭了嗎？中國的群體社會真的是壹派和諧而沒有矛盾沖突嗎？中國人不喜歡打仗嗎？與別國之間也都只是和平相處嗎？壹口咬定中國“不是好戰的”，是否就可以因此壹筆抹去血腥內戰的歷史，壹下子變成壹個與喜歡侵略和戰爭的“西方”完全不同的愛好和平國家？為“和諧社會”的宣傳敲邊鼓，名大學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宣傳官僚高明到哪裏去呢？



四、被宣傳洗腦是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江蘇電視臺的壹個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有壹次以罕見的媒體人激情和坦率評論道，現在中國的食品、用品、商品、語言、活動、人際關系充滿了虛假，“什麽都是假的，只有王八是真的，因為王八本來就叫假（甲）魚。”不錯，虛假、偽裝、謊言、假面充斥於當今的中國社會，但真實並沒有從此絕跡，因為這位主持人說的就是真話。而且，無論“假”多麽盛行其道，但畢竟不能以假的名義作假。“假”必須說自己是真的。這就像最強橫的專制也必須以“民主”的名義實行專制壹樣。在這世界上，真和假、美和醜、是與非畢竟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在《說謊概要》壹書中，蘇裏文（Evelin Sullivan）問道：“人為什麽說謊？人說謊的動機是什麽？”她認為只有兩個原因，“而且明顯得叫人驚訝。”第壹個原因是“因為不想讓別人知道真相，”第二個原因接著第壹個原因，“因為如果讓人知道了，自己就會失去許多東西：權力、地位、尊敬、金錢、舒適、快樂等等”（Sullivan, 2001: 56-57）。顯見的動機使得謊言成為壹種淺薄、平庸的罪過和邪惡。但是，淺薄、平庸是可以包裝的。壹旦謊言用高深的理論、高尚的事業、高貴的說辭裝點起來，並且當作絕對真理來強行散布，它就成為冠冕堂皇的“宣傳”。

虛假、強梁的宣傳及其非理性話語會對整個社會的文化、道德、心態、思維方式造成持久的傷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壹種語言的暴力，它賴以生存的政治基礎就是奉行“強權即公理”，“政權即鎮壓職權”，以及無需程序合法性的權力結構。它的洗腦作用使人們把謊言當作真理，因而陷入壹種比不知道什麽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中有這樣壹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麽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妳不說真話，我就沒辦法了解妳。而且，妳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醜說成美），妳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麽，而且反而會陷我於壹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飽受德國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學者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紀錄納粹德國話語的《第三帝國語言》中，揭示了壹個陷千百萬人於比無知更可怕境地的極權國家（Klemperer, 2000）。主宰這個國家的是壹種滲透到每個普通人日常語言和思維方式之中的官方宣傳。克萊普勒深深憂慮納粹語言對普通德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他看到，德國媒體和宣傳所使用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呈現在意識層次上的詞匯、概念和說法，而且更是壹種在下意識層次誘導和左右普通人思維的毒質話語。這種極權語言象是很小劑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覺中毒殺人自發獨立的思想能力。

克萊普勒之所以對這種毒質話語還有壹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認並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響），是因為他能夠有意識地去“細讀”這些話語。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過學習、教育，去了解宣傳手法和邏輯謬誤，獲得必要的知識，增強免疫力。所以，在二戰以後，他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這本書。

克萊普勒是壹位語文學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實際接觸和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看上去是口語的，但卻滲透著納粹書面語言和政治宣傳的思維模式、乖戾邏輯和意識形態特征。民主話語的理性邏輯和說理是納粹非理性話語的死敵，也是阻止納粹非理性話語徹底勝利的最後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之邀，德國漢學家、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顧彬教授與董健、丁帆、王彬彬、蘇童、葉兆言、畢飛宇、黃蓓佳等學者、作家討論到中國語言的現狀，“重新學習中國語言”成為壹個受關註的問題。顧彬提到，從1933年希特勒上臺到1945年下臺這十二年，德語遭到了汙染、歪曲，德國作家們不得不要重新學習德語。壹位與會者深有體會地說：“我回想我本人在60年代寫的文章，那是用汙染了的語言。可是我們沒有察悟到，這壹點我覺得給我觸動最大。我重讀賀敬之的《雷鋒之歌》，小說《歐陽海之歌》，重讀劇本《霓虹燈下的哨兵》、《豐收之後》、《年輕壹代》……重讀了壹大批作品，那種語言的汙染確確實實是存在的”（顧彬，2009）。

語言的汙染當然不會僅僅發生在小說寫作中。說理，尤其是公共說理，更會受到同樣的汙染。說理是壹種特別與“書面文字”（區別於“口語”的“文字”）相關的表達形式。說理的交流特別得借助於文字。邏輯謬誤出現在口頭話語中，壹句接壹句，往往不可能壹下子“聽”出來。當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讀”，也是讀不出來的。所以，說理教育的壹項基本的學習和閱讀訓練就是“細讀”（close reading）。

“細讀”是壹種專註的閱讀，也是壹種開放式閱讀。“細讀”要求讀者先擱置自己的立場和想法，從寫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說的是否有道理，評估文本是否能夠自圓其說、言之有據、論之有理。邏輯是評估的關鍵部分，但並非全部。“細讀”還要對文本的內容有所思考和判斷，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義原則，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說理反對極權宣傳的理由不僅是因為極權宣傳不邏輯、非理性，而且更是因為極權宣傳的目的是幫助維護壹種專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義的政治、社會制度。“細讀”的人不是壹個被動的文本閱讀者，而是壹個以價值判斷積極介入公共生活的獨立思想者。

共產極權國家對思想自由的鉗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中共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滅亡，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沒有言論自由，共匪就可以運用謊言愚弄廣大被統治者，廣大被統治者在思想上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因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邊界憂慮，人確實容易有那種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圍的環境對自己越不複雜對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傾向，可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讓人喪失獨立的人格讓別人在思想上淪為他人的人質，這種行為終歸是扼殺人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應該受到抵制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認為人改造世界的過程也被歷史社會條件支配，馬克思那一套本質上還是決定論，雖然跟封建時代傳統的相信命運的說法不一樣，可是仍然是一種歷史的決定論。只是傳統的決定論以解釋個人的歷史為主，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歷史為主，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是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種。只是馬克思曾經認為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每一種經濟制度必然存在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共匪從這種觀點中認識到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并沒有直接告訴共匪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據一種經濟基礎必然伴隨著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論述中領悟了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共匪從馬克思主義中得到的啟發是認為任何經濟基礎都必須擁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實行黨國資本主義就必須在社會意識形態層面為一黨專政辯護。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僱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後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人的本質，很多時候是經濟結構跟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推動著人的本質的演變，人的本質的演變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也就是經濟結構的總和跟社會意識形態的總和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情況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觀念 道德觀念 宗教信仰 藝術形式 哲學思想的總和就是社會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保障私有產權的政治信仰，維護市場經濟跟自由貿易的法治觀念，奮鬥光榮的道德觀念，以及對上帝的信仰，各種鼓吹髮財跟宣揚物質文化生活如何快樂的綜藝內容，還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服務。

中國作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跟黨國資本主義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認為國家需要穩定的政治信仰，維護權力市場經濟跟黨國特權的人治觀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則的道德觀念，以及對共匪的信仰，還有各種鼓吹縱慾主義跟貶低貧窮的綜藝內容，還有功利主義跟極端實用主義的哲學，構成了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服務。

生活在哪種社會就會面臨哪種社會意識形態，從而作為個人的人會形成特有的屬於那個社會制度的人格特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統治者，告訴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就可以對廣大被統治者進行馴化，共匪反對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擔心言論自由會阻礙他們馴化廣大被統治者。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

無神論與有神論無法互相否定，沒有人親眼見過猿變成人的過渡過程，無神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沒有實行傳統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總是會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規律，所以進化論無法被證明是真的，沒有人親眼見過上帝，所以創世論也無法被證明是真的。在民主國家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信奉無神論還是信奉有神論，在極權國家人民沒有選擇世界觀的自由。美國雖然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可是美國信奉基督教的傳統是在自由自然的狀態下形成的，美國內部也有人選擇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對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區與華人社區存在，在美國甚至允許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組織反基督教的集會，美國社會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國只允許信奉共匪政權接受的世界觀。

在中國學習中文就必須接觸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裡邊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學習歷史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裡邊的內容是共匪編造的史觀，在中國學習政治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裡邊有共匪的政治理論 共匪的黨文化的世界觀。

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精神病學這五個領域是沒有學術自由的，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要堅持馬列毛鄧主義的指導，政治學必須為一黨專政辯護，哲學必須肯定唯物論與無神論，經濟學必須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史觀必須宣揚共匪的黨國史觀，精神病學必須接受共匪關於被精神病的相關標準，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屬於超價觀念，屬於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極端內歸因罪惡妄想癥不屬於精神疾病。

共匪越來越沒有制度自信了，以前共匪還會允許地方衛視引進包含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現在共匪的地方衛視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樂方面，以前共匪還會允許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在一定的空間裡邊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現在基本上中國所謂的流行音樂已經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樂了。實際上沒有政治自由也就沒有經濟自由與文化自由，中國人無法自由的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出去，中國人也無法自由的享受亞文化的文化產品。

很多中國人在精神層面被共匪套上了兩層枷鎖，在認知層面被防火墻加黨媒以及沒有言論自由鉗制，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或者中國比歐美更好。在世界觀層面被沒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學術自由鉗制，在中國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經濟學都是共匪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中國人認為自由就是放縱 民主就是動亂 人權是生存權。中國人在經濟層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鎖，私有財產不受保障，個人生計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統治中國，主要是因為共匪把很多中國人的經驗範圍局限在無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墻 沒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空間 剝奪信仰自由與學術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鉗制的環境裡邊了。即使反共人士擁有關於共匪的負面資訊，掌握了比共匪進步的政治理念與制度設計，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境內不受鉗制的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與廣大中國人民溝通，沒有辦法在立足點平等的基礎上跟共匪進行政治競爭，所以根本無法對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脅。

共匪絕對不會開放言論自由，因為一旦中國人民擁有了言論自由，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可以公開的發表，共匪依靠資訊不對稱外加洗腦宣傳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判斷就會被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以及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情感判斷否定，共匪實行的洗腦宣傳就會失去效果，共匪為自己以及共匪認可的紅頂商人塑造出來的正面形象就不會繼續被別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一旦有了這三種東西，大多數人就會找回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我覺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會鴻溝，拆除防火牆，讓大多數人在牆外獲得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在墻外培養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成為不受共匪誤導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成為擁有反共意識的反共人士。

中國的統治者主導的社會文化是極權主義文化，這種文化環境是為培養順民服務的，這種文化環境是依靠防火墻與暴力以及洗腦宣傳維持的，如果盎格魯薩克遜人從小在中國出生，還是可以被馴化成順民，中國無法民主化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征無關，豬即使不被鉗制還是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豬無法學會人可以學會的事情與豬的生理特征有關，雖然共匪統治中國人與屠宰場的老闆在養豬差不多，可是中國人不是豬，一旦歷史社會條件改善，可以成為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人。

我發覺小時候教英文的，屬於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外教在中國生活久了也會被馴化，甚至比華人親共人士更加親共，雖然共匪長期宣稱民主制度是地方特產，盎格魯薩克遜人適合民主制度，華人適合極權制度，可是只要環境配合，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被共匪馴化的盎格魯薩克遜人與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華人證明盎格魯薩克遜人可以適應極權制度，華人可以適應民主制度。

共匪創造的教育環境是為有利於共匪的社會規律與社會分工服務的，共匪不希望共匪體制外的被統治者接受素質教育，長期接受數學高壓與不允許世界觀層次的思辨的文科高壓的教育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經歷的支持，基本上不會成為擁有思索型的思維方式與擁有創造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很容易成為擁有接受型的思維方式的人，基本上不會成為反共人士。

共匪需要沒有自由的輿論環境，只要中國人可以自由的討論人事物，即使沒有接觸過墻外的反共內容，還是容易形成不利於共匪維持統治的觀點，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反共人士，以前的沒有被整肅過的凱迪網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沒有自由的輿論空間才可以有效的鉗制被統治者的思想，自由度高的網站可以讓中間派成為親共人士，墻內自由度很低然後存在大量的小粉紅的網站就是最好的證明，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因為共匪對待被統治的對象與被統戰的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很多外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的人誤以為共匪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或者誤以為中國人的本性適合極權統治，他們認為既然東歐人可以輕易的推翻東歐共產黨，中國人就有機會輕易的推翻共匪的統治，他們不知道共匪建立的維穩體系的邪惡本質，事實上共匪還可以統治中國是因為共匪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維穩體系。

每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不同，反共人士沒有必要把個人接受思想啟蒙的過程強加給別人，這樣容易轉化失敗，這樣很容易因為失望成為認為反共必須反華的極右翼人士，建議積極的推銷翻墻工具，讓不同成長經歷與思維方式的人自己在墻外學習。

延伸閱讀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狀態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最近壹段特殊時期，很多人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壹些文章在微信公眾號上能暢通無阻地發表，發表之後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聯網上，反而是在更小眾也更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上發表時，迅速遭到審查和刪除。這種有趣的對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體的結構搭建。

政治哲學中的“公共領域”這壹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些現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壹件事：網絡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顯然這個理想最終破產了，但其破產的原因其實值得被分析。在這個層面上也能更宏觀也更直觀地理解為什麽我們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體是現在這個樣子。

互聯網剛剛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那段時期，許多人幻想“數字化理想國”的到來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臘城邦當中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傳統深刻地影響了此後的西方政治體系，但其參與者僅僅是成年男性，而奴隸、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紀法國的沙龍、咖啡館和街心花園也是公共事務討論場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參與者其實也限定在新興資產階級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互聯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的時候，自然有壹部分學者熱切企盼，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因此，它為什麽不可以成為烏托邦式的公共領域呢？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復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覆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壹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用戶制造的內容（UGC）徹底潰敗給專業團隊制造的內容（PGC）。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個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始質詢至今的問題——追隨領袖與創造等級制度是否是人類社會不可撼動的天性？

高質量的對話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充要條件。“公共領域中，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在這裏他們不斷通過理性對話達成統壹的意見——公共的意見。公共意見在很多時候不同於統治性權力的意見，或者公眾探討並揭示的“真相”不同於統治性權力對於該事件的敘事。個體用戶來到壹起，借助公共領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見。它是獨立於國家和人民，又處在國家和人民之間並起協調權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韓國的青瓦臺網站和美國的白宮請願網站都算得上是（經過簡化後的）數字化公共領域。它在壹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國民的意見，推動相應政策的改革。

壹篇公開發表的內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戶瀏覽，但如果它結構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討論的產生，這篇內容仍然不是“公共”的。這也是為什麽當代傳播學中壹般認為，論壇、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數字時代迄今為止最好的公共領域。很遺憾，我們已經見證了論壇與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體的留言板早已被閹割到殘缺不堪。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種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論壇和博客的衰亡歸咎於其從電腦端轉戰智能手機端的失敗過渡，把社交平臺中嚴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釋為對粗俗內容以及鉆空子、刷流量等惡意行為的防範。但是綜合說來，數字時代公共領域的消亡是技術原因，是時代發展，但是究其根本還是體制原因。

1.微信公眾號

我們從自身發布內容最常用的平臺——微信公眾號平臺開始，具體解剖這個問題。

作為全世界日/月活動量最大的社交平臺，微信的成功與它初創時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開關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見發表的場所，但是發布的內容只可以由用戶的好友看見。正是這壹點促成了這款產品最初時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這壹點使得這個平臺——無論其用戶數量有多麽龐大——實質上仍然是壹個多中心的私人領域。

那麽在微信平臺中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場所，容許“互不相識的，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進行討論而產生公共意見”？事實上是有的，那即是公眾號推送中的“留言區”，這是微信平臺中唯壹壹處允許“並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戶”同時出現並且匯集公共意見的地方。這樣的情況也並不是沒有發生過。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識的微信用戶們在壹篇推送的留言區接龍《人物》周刊的“發哨人”文字內容，體現的正是這種陌生用戶之間富於合意的互動。

這大概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微信推送中“留言區”受到如此嚴格的限制。

限制壹，無法討論：並非所有公眾號都擁有留言區。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續發布原創內容的公眾號會得到官方邀請，開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並不長的“好日子”，在這段時間註冊的公眾號自動帶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後註冊的公眾號再次沒有留言區。理論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時進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後向公眾號運營者發出邀請開通留言功能。但是就運營者之間的交流可以知道，這實屬極其個別的情況。

限制二，討論的數量受限：如果公眾號擁有留言區，那麽留言數目的上限是100條。精選評論的限制是5條。另外更重要的是，作為討論場所的留言區顯然依附於“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數量被限制在訂閱號每天1次，服務號每月4次。

限制三，討論的互動次數受限：留言出現以後，只能由作者對評論進行最多壹次回復。他人不得回復。（即便是後臺已經極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樣限制了48小時的回復時間。在此之後留言會被刪除。）

限制四，公眾號主體對討論內容負責：留言的發布並不是由讀者自主決定，而是由公眾號的運營者在後臺選擇出來展示，這也意味著，如果留言區中出現的內容違規違法，公眾號的運營者也需負擔責任。事實上，這種邏輯體現在公眾號運營的每壹處細節。譬如，每篇推送發送之前需要用手機掃碼確認發送——明確責任人——如果推送內容違規違法，那麽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經綁定了身份信息的個人。也譬如在留言區的申請上，2018年3月12日之後如果想要獲得留言區，幾乎唯壹的方法是進行公眾號遷移，即從“個人訂閱號”遷移至“企業訂閱/服務號”。而“企業”號的註冊則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稱、註冊號、法定代表人、社會信用代碼、登記註冊地址等。這種門檻的升高將公眾號的內容發布更緊密地與企業綁定在壹起，意味著主體要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身對於內容的發布、留言區的討論內容，都負有無處遁形的法律責任。

2.豆瓣

在此基礎上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麽更小眾也更偏“自由主義”傾向的豆瓣平臺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了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是因為豆瓣的傳播架構比起微信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容易形成“公共領域”了——無論是廣播、日記、評論、相冊或是小組中的發帖，留言區都是自動存在的。豆瓣平臺上的留言數量不受限制、每壹篇留言的字數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間互動次數依然不受限制。又因為自從2005年網站創建開始，“書影音”的標記就是功能的重點，豆瓣網的第壹批“網紅”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甚至帶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為主。可以理解，這個數字空間自然有潛力成為公共意見凝聚的場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為社交平臺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實上以“友鄰系統”知名。彼時，用戶和用戶之間的交往方式是申請“與對方成為友鄰”，在這種情況下，兩個用戶要麽互相關註要麽是陌生人，更類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還原平常人際交往過程中交朋友的過程。這種親密感、在場感和私人化特征打動了不少用戶，最後也導致壹部分用戶在其“友鄰系統”改版時壹怒之下註銷了賬號。改版以後沿用至今的“關註”式互動基本類似於微博。當原先那種更趨向“原子化”的結構改變成更復雜也更流動的網狀結構，“廣播”、“小組”功能塊也就正式化身成為豆瓣在數字時代的“廣場空間”——如果說“友鄰系統”更像是街坊鄰居之間點對點的走訪做客，那麽現在，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來討論事情了。

回到審查的話題上，正是因為“廣場空間”的出現以及留言區的開放，豆瓣必須采取比微信更加嚴格的內容審查。豆瓣運營團隊自身也清楚意識到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做的不僅僅是對用戶發布內容的嚴厲監管：在特殊時期，廣播功能、日記功能、甚至熱度很高的小組（如“豆瓣鵝組”）都會被暫時停用——“廣場”暫不開放；特殊時期，擁有高粉絲量的活躍用戶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戶遭到禁言甚至封號——意見領袖不許“搖旗吶喊”；此外，壹些敏感內容即使不被刪除，其留言區也會被限制為“不允許回復”——嚴防死守任何“公共領域”的出現。最後，幾乎每當公共意見翻湧的時期，都會再次傳來“豆瓣有可能被整個關停”的消息——非要進行公共討論嗎？那就幹脆壹窩端掉。壹些清楚意識到此間取舍的老用戶也會語重心長地規勸：勿商國是，知識分子還是回去討論文藝作品吧。

如果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那即是說公開的討論會揭示出真相。如果討論不被允許，那麽真相就會永遠隱沒在陰影當中，某壹單方面想要壟斷敘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漢娜·阿倫特也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達了基本相同的意見。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壹次提出了“公共領域（public realm）”這壹概念。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既是多樣的又是統壹的。人們從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對同壹位置進行觀察，聚集在它周圍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出了統壹性。所以公共領域的現實性依賴於多樣與統壹的同時存在。另外，真理或許本就是虛無的。在公共領域中，公眾應“以意見取代真理，以意見掌握真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發表不同的意見，沒有人掌握的是絕對的真理。意見相互交流，公眾才能對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3.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後談及微博，因相似的“關註”機制，兩者之間有許多“結構性預防公共領域產生”是類似的。區別大概在於，在空間上，微博平臺中表現出來的更多是用戶以“大V”為中心產生聚集而不是以“話題”為中心產生聚集。我們無法否認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後擁有壹段黃金時期，但也同樣無法否認在2013年以後，新浪微博似乎義無反顧實則必須走向了越來越表淺的娛樂化。

當談及微博對於留言區公共性的控制，它則更多是從交互設計的空間結構上去降低留言討論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視層級要遠遠低於內容本身。討論的困難還在於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往復交流被插入的廣告打斷。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壹，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復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復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了。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blog）”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向。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復，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復制（go viral）。

如果嚴格深究“社交媒體”的定義，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體甚至都還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體架構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進行過大數據抓取，結論是推特中用戶的“互粉關系”其實非常不對等，所以，這個平臺的主要功能或許應被理解為“獲取信息”而不是“建立關系”。既然並不建立關系，也並未促進平等多元的對話，那麽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聞媒體（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體（social media）”了。

微博中草根用戶的“喪文化”流行顯然也與社會結構的原子化分不開關系——個體無法參與公共討論或參與公共討論也沒有意義，這加強了個體的無力感，而這又進壹步消耗了個體下壹次參與公共討論的積極性，於是無力感更深……在這種循環之下，似乎只有“喪”、“低欲望”和看似無關政治公共領域的“偶像消費”才是年輕人發泄註意力的僅存話題。

事實上以微博作為主要陣地的“飯圈文化”或許在這次分析中確實值得壹提。我們可以把“飯圈”視作“消費世界中的公共領域”，它也行使了我們上述權力模型中的效果。這種嚴密的組織把本來互不相識“作為私人的個體”通過壹個偶像作為中心聚集了起來，他們凝聚成為極具行動力的團體，在虛擬空間中進行大範圍的“控評”和“公關”。因為可以結成社群，粉絲團體的話語權和地位顯著提升了。他們不再是從前“偶像-追隨者”二元關系中無法發聲的普通受眾，而是變成了可以積極參與偶像的“人設定位”和職業規劃的長輩式人物。

4.知乎
知乎與微博相似的地方在於，老用戶同樣普遍認為這個平臺在其早期擁有壹段黃金時期，而現在已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2011年起開放內測註冊後的兩三年裏，知乎更像是壹個未出圈的學科精英遊戲場，其早期用戶憑借廣博的知識積累，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們展示優秀的求索過程，也擅於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論以及帶有明顯火藥味的意見沖突。

與豆瓣的慢節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經按成了F輪4.5億元的融資。十年來激進的商業化推動平臺邊界迅速擴大，從前那種所謂小圈子“精英氣質”顯然難以為繼。這種狀態驅逐了壹部分老用戶。可以看到，新用戶並不再著迷於接近真相，不再進行深度理性的討論，甚至也不再擁有早期用戶插科打諢的幽默感。在這個“知”字打頭的平臺中，似乎真正意義上以求知求真為目的的討論正在快速消失。

從結構上來說，知乎內部意見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見之間的內耗。出於瀏覽體驗的優化，交互設計中內容發布和評論之間也有明顯的等級劃分——評論的可視度大大低於內容本身。並且因為按照“贊數”對評論進行排序，用戶和用戶之間平等多次的對話變得困難。

近些年來，運營者也盡量避免平臺對於特定社會事件形成公共領域的輿論熱潮。而他們此時需要做的事情其實相對簡單：只要把問題刪掉，大量回答的內容也就壹同消失。

5.機核網
今日頭條屬於新聞媒體而不是社交媒體，虎撲對於公共事件的討論並不太具有理性的傳統，短視頻平臺因為其所選擇的媒介特性，同樣並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領域。我們認為機核網值得壹提是因為發現其中知識性、思想性的內容在留言區引發了超出我們預期的高質量討論。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十余年前壹些論壇的黃金時期。

我們並不是機核網的老用戶，在此處把它與前面四個社交媒體相提並論是因為它可以作為壹個類型進行分析。我們需要考慮這個事實：中文互聯網中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優秀的討論，像機核網這樣的平臺還是存在，只是這些討論存在於比較小眾的互聯網島嶼裏。

機核網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來的用戶其實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眾的角度，而是充滿能動性地站在開發者、創作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去展開討論。這樣的傳統鼓勵用戶把思辨過程呈現出來，這在中文互聯網中已經算是稀有品質。只是這個帶有很高黏著度和cult氣質的小眾平臺，其用戶量顯然沒有辦法和上述幾個等量齊觀。由於並未占據中文互聯網生態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視的疆域，機核網不太可能，事實上本來也無意成為壹個真正的公共領域。

從結構上說，機核網的小眾也體現在它在組織形式上更類似於壹個線上社團而不是社交媒體。在時間維度上，媒體必須強調即時性。然而草根用戶想要在機核發布內容，往往要經過幾天甚至到幾個月的內部審核時間。

6.比較與綜述
我們描述了中文互聯網中微信公眾號、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機核網這五個“社交媒體”的結構特性，並比較了這些平臺上提供給用戶們進行討論的具體形式和空間，因之理解它們分別在技術上如何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不同文獻中的評價維度大同小異：《麥圭爾大眾傳播理論》中，丹尼斯·麥圭爾（Dennis McQuail）把新媒體的關鍵特征分為互動性、社會現場感、媒介豐富性、自主性、享樂、私人化和個人化。簡·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將社交媒體分為七個功能塊，分別是分享、在場、關系、身份、對話、群組與聲譽。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系》裏，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個理解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則是：交互性、時間結構、社交線索、存儲、可復制性、可及性和移動性。

因為中文互聯網的特殊性，我們把這些評價維度簡化成了五點：審查力度、時間調度、互動強度、平臺熱度和存儲。

不難發現，上述五個社交媒體都選擇性地舍棄了五點的某些方面。微信公眾號並沒有過於嚴苛地進行內容審查，但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豆瓣在時間調度和互動強度方面都沒有進行過多限制，但用戶數量顯然低於微信，審查力度也明顯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設計把留言區隱藏在更不可見的位置，以此勸阻了用戶之間多次往復的討論。至於機核網這壹類網站，其互動強度確實非常優秀，但是代價是漫長的審查時間以及內容熱度的有限性——內容停留在小眾平臺上，無法進壹步復制、轉發以擴展意見的影響範圍。

“存儲”這壹點主要針對於公眾討論的過程以及討論以後形成的公共意見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況》相應章節的論述中，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潛在世俗永恒性的領域。它“持續存在”——壹代又壹代的人們生生滅滅，但發表公共意見的火種永不熄滅，重要的事件也應該被永久儲存在公共領域中，作為後來者值得參考的歷史材料。

相比阿倫特的時代，當代信息的存儲顯然在技術上進步了無數倍，然而數字信息的“持續存在”所面臨的審查和刪除威脅也增長了。對不少讀者來說，放在書櫃裏的紙質文件反倒比新時代的數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數字化場所中信息的流動顯然異常迅猛，即便不被刪除，絕大多數內容也被遺忘在數字空間發黴的虛擬倉庫中無人問津。

重要的應是互聯網怎樣對公共事件和意見進行記憶。對用戶而言，重要的則是怎樣找到特定的記憶。答案自然是通過“檢索”。很遺憾的是，當我們從搜索時代過渡到如今的投餵時代，搜索也變得比從前更困難了。首先，中文互聯網中幾個重要平臺之間並不共享數據庫。這好比壹個曾經包羅萬象的中央圖書館分散成了幾個地方圖書館。譬如說，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臺內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個微信公眾號的歷史推送內容，那麽騰訊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應更方便好用；至於豆瓣，其內部甚至還並不具備壹款差強人意的搜索引擎。

結合這五點，其實我們也可以反向歸納出將近二十年的學者們暢享的理想化數字公共領域到底應該是什麽樣的。

審查力度：內容發表不受過多限制——沒有篇幅/字數/形式的限制。不設置過多敏感詞。內容不被刪除或者由用戶自己選出管理者來審查並刪除。
時間調度：用戶發表內容的同時，其他用戶可以即時在平臺中瀏覽。平臺不限制用戶每天發表的內容數量。
互動強度：存在留言區。內容可以被討論，而且討論本身是被看重的。討論的內容沒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視層級不應比回復的內容低太多。留言之間的交互次數不受限制。
平臺熱度：平臺對所有用戶開放。可達性高，占據互聯網中壹塊重要的疆域。用戶身份是多元而非單壹的。
存儲：歷史內容不被清理並且作為壹個整體易於檢索。

事實上接近於這種烏托邦的社交媒體並不是沒有存在過。十余年前的論壇和博客幾乎都滿足了這五點要求。從這個角度上也更好理解為什麽這兩種平臺衰落了。它們或許確實沒有跟上技術叠代的節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國情所致——在今天的環境下，它們必須衰落。

對於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似乎也成了頗具諷刺性的壹課：想要創業成功，還須自己在搭建平臺的時候就考慮清楚這個問題——如何嚴防死守公共領域的出現？如果搭建出來的新平臺滿足了上述的四條甚至五條要求，那麽很遺憾，幾乎可以確定這次創業將在未來某個時間失敗。

7.整體結構反思
如果我們把視野進壹步擴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結構上，思考運營者為什麽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戶提供“討論”的場所，那麽這背後的原因和這個國家幾乎所有政策的執行都擁有同樣的邏輯。對於壹個“從中央到地方”的嚴格金字塔結構，社交媒體面對的版本即是：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到互聯網企業內部的網絡信息審查部門（從主管到審查員），再到具備廣泛影響力的用戶（“大V”、“網紅”、“POL”），最後是草根用戶。政策在虛擬空間中的傳達和真實空間並無二致，依舊是強調“領會上級的意圖”以及“向上級負責”。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時候會表現出從中央到地方層層擴大的反應強度。因為“寧肯執行得過度，也不能執行得不到位”、“表態要充分”。

壹般認為，審查和信息管控的具體執行方式是“3F”政策——恐懼（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沒（flooding）。

“恐懼”政策很好理解，對於發表過多“敏感內容”的用戶，對其進行禁言和封號的處理。這種懲罰會讓其他內容制造團隊明白發表特定意見的代價何為。如果說為某些事情發聲，其結果是運營了數年，擁有大量粉絲和影響力的賬號被封禁，那麽發表這些內容的賬號將會大大減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壹種軟性也相對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懼”政策在很多時候或許會造成更強烈的民意反彈，那麽在這些時候，許多政策執行者會選擇“怠速”政策，也就是為違規的社交媒體增加“摩擦力”——讓平臺的運行不再完美流暢。具體措施可以是暫停平臺的部分服務器，使得用戶在刷新和加載頁面的時候等待時間變長，或者關掉平臺壹部分受歡迎的功能板塊，讓用戶體驗變得遲緩、殘缺。這種情況下，即使不進行粗暴的禁言封號，平臺自身的熱度也會大大降低。

如果說上面所說的都還是“1984”的世界，那麽“淹沒”政策則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做法。前兩個政策或許會導致真相不斷被刪除，用戶的語言表達不斷被閹割和篡改。在最後壹個“淹沒”政策的施行下，這些都不會發生，真相或許也並不被刪除。反而，它只是被無數的異議、異見、證據、假證據、謠言、半謠言、反謠言的澄清、反對反謠言的“實錘”不斷擠兌，直到閱讀者被難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沒，失去了最後的耐心，對該事件也變得麻木了。

值得指出的是，“淹沒”在很多時候並不需要任何實際政策的實施。因為在今天，每壹個用戶身處的本來就是壹個信息不斷淹沒信息的混亂世界。很多時候真相確實仍然存在著，只是被無數的娛樂資訊和商品廣告吞沒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註意。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為什麽在英文互聯網中也有壹大批用戶在懷念2000年代初的互聯網1.0時代，也在感嘆現在的討論質量低下。畢竟“淹沒”的情況是全球性的。

德波寫下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幫助解釋這種信息洪水。景觀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由圖像主導的人際關系代替了真實的人際關系”。十余年前互聯網中那種真實而生動的網友互動已經漸漸消失，許多人都懷念那種“親密感”和真誠的關系紐帶（connectedness）。

公眾號運營者尤其能夠明白這樣的感受——每天點開公眾號的首頁查看關註人數等數字與圖表曲線。在這個圖像世界中，關註者的人格特征完全消隱了，他們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標準統壹地抽象為了數字。這種由圖像主導的、虛假的、間接的人際關系加強了景觀化文字的產生。我們已經見證了無數公眾號文章通過不斷降低思辨門檻來招徠更多的看客。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真實可感的人，這些作者未必能夠說得出他們寫下的那些聳動、不堪或低幼的內容。這些文字垃圾不引發思考，不促進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註重於煽動情緒，宣泄情感，貼標簽，或是急於發表觀點，明確自己的站隊，包括對他人進行兩極化的道德審判。

這種反智的措辭摒棄了問題可能帶有的多義性以及論證過程可能具有的復雜步驟，它將絕對的、暴力的簡化淩駕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對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來說，這意味著大眾媒體已經將公眾的“批判理性訓練”轉變成了“預判（presupmtion）訓練”。此時，即便某個場所名義上仍然面向公眾開放，它作為壹個公共領域實質上已經關閉了。

解釋公共領域的存在為什麽必不可少是壹件很多余的事情。我們已經不止壹次看見中文互聯網中，人們圍繞某壹話題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各自在不同的平臺抱團形成同溫層並向對方進行激進的攻訐。網民這種強烈的仇恨、鬥爭和揭發行為已經形成了高速自動運轉的機器。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著不同的語言。在這種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戰爭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不必奢望對於某壹話題討論形成壹個統壹的公共意見，更不必談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針對“女性主義”這種宏大話題，群體內部形成兩派互稱“女權婊”和“男權癌”，他們都覺得對方是鐵板壹塊、愚不可及，雙方都在各自陣營中覺得和對方爭吵是雞同鴨講；面對“疫情期間留學生該不該回國”這種具體問題，群體內部依然形成兩派，雙方仍然進行毫無可能達成合意的罵街式對戰。這都說明了這樣壹個事實——當所有公共領域被取消，有效的討論不復存在，不再有“作為私人的個體來到壹起，形成公眾”，而是“作為私人的個體更加遙遠地分開了彼此”。

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汙名化，更多無意義的爭端。

共匪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污染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是壹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很多中國人都會歧視農民工 歧視城市窮人歧視外地人 歧視外型肥胖的人 歧視黑人 歧視穆斯林 歧視印度人 歧視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 歧視女性，即使是那些攻擊海外民運的小粉紅，平時也會歧視別人，北方人喜歡用南蠻子來稱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歡用土包子來稱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權思想的小粉紅還會歧視女性。

極端實用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社會是壹個互害的社會，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

被中國共匪以及小粉紅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純屬是共匪國小粉紅自卑心理發作的結果，共匪國小粉紅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騷擾海外民運的行為是一種反智傾向，這種反智傾向充份的表現了部份中國人極端自卑極端希望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因為過度自卑誤以為沒有受到別人的尊敬，就通過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霸淩別人的巨嬰心態。

共匪國小粉紅運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國與中國共匪的人道歉的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別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侵犯，何況中國文化裏邊本來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國人可以批判，中國人更應該用批判精神的態度面對本國文化中的負面內容，積極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會進步的。

共匪國小粉紅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不允許外國人評論中國，共匪國小粉紅卻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國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國小粉紅的主子們可以壹邊宣傳反美壹邊在美國生活。

發生在中國，用來煽動民族主義，被共匪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論戰除了部份小粉紅是因為反智傾向自發參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積極介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轉移國內人民的註意力。

事實上最歧視中國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國小粉紅長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強調中國人不配擁有壹人壹票選舉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國人定義為只能接受壹黨專政的政治奴隸，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劃分低端人口，剝奪被劃分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權，中國人如果真的要反對歧視，要做到自己不歧視別人，首先應該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父權思想 極端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傲慢心態，改變認為自己高人壹等的優越感，改變趨炎附勢排斥非權貴人口的行為模式。

華人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群體，因為華人幾乎不會當面表達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所以很多非裔美國人認為右派盎格魯薩克遜人才是歧視非裔美國人最嚴重的社會群體。華人喜歡通過私下使絆子的方式施加精神傷害，部份非裔美國人的社會性死亡是華人造成的，非裔美國人應該提升判斷力，不然很難避免遭受華人的傷害，華人的厚黑文化是值得研究的社會科學，華人喜歡運用厚黑文化讓非裔美國人社會性死亡。

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假的，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中共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中共不譴責俄羅斯侵佔中國的領土，不譴責擊沉中國漁船的俄羅斯，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中共寧可圖利非洲人也不讓中國境內的人得到充份的社會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中國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中共或者討厭中共的敵人的政治話術，認同中國的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要避免被共匪歧視，就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專制統治，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完整的人權，才可以免於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種族歧視政策，才可以擺脫政治奴隸的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至於對華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種歧視，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為華人共匪蔑視生命，因為華人共匪常常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的殺人行為辯護。

他們把共匪迫害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看成是壹種受壹定的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歷史的演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誌，他們把共匪搞的鎮反大屠殺是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

他們認為共匪的殺人行為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歷了太多動蕩，所以統治者的心態希望穩定，外加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中國出現動蕩，而共匪又長期經歷戰亂所以在心態上希望穩定，所以共匪選擇去屠殺異議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換壹個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為雖然殘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對於他們看不起的人，就算殺了壹個人也是該死的。

可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的隨機殺人案，雖然只殺了壹個人，可是卻有華人共匪跑過來批判，建議政府嚴懲隨機殺人的那個人。

根據他們為共匪辯護的時候所使用的邏輯，只殺了壹個人的殺人犯為什麽就要被嚴懲，難道那個殺人犯不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後人格發展上出了問題，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嗎。

為什麽華人共匪的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的思維壹分為二的看待殺人兇手，不可以作為讓那個殺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據。

華人共匪顯然是雙重標準，原因很簡單。

殺人兇手即使只殺了壹個人，但是因為他是華人共匪不喜歡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該死。

實際上希望不喜歡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無論是華人共匪還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沒有必要過份的掩飾，我反共我支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希望親共人士消失。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運人士死了華人共匪不會幸災樂禍嗎，應該會吧。

如果妳們會幸災樂禍妳們就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興奮。

把反共與反共匪五毛區分開是沒有意義的，共匪造就的邪惡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為載體施加給別人的。

共匪統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觀上面已經被共匪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準備向人民兜售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是對自由民主的發展沒有正面意義的。

共匪五毛因為長期被共匪統治，他們的民族性他們的國民心態與民族性與自由派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存在本質沖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惡總是會傷害中國民運的生存與發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共匪五毛的邪惡是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成長環境的特殊性造成的，應該對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們回到壹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上思考，當壹個小偷或者是強盜要傷害妳的時候妳的第壹反應是先思考這個小偷或者是強盜從小成長環境不好然後產生同情，還是會覺得很憤怒，還是會覺得對方很可惡。

當某些共匪國小粉紅發泄仇日情緒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先去思考，所謂的日本侵略者是因為從小成長環境不好，長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洗腦，然後因為受到蠱惑去選擇參與侵略戰爭。

小粉紅為什麽不能放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為什麽不能包容認同日本侵華的日本人民，就像妳們叫我們包容那些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匪五毛壹樣。

很多共匪五毛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黨國洗腦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黨專政是有優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錯的，只有被共匪統治中國才有救，中華民族才可以實現所謂的偉大復興，所以他們會主動參與配合共匪扼殺中國民主運動，面對那些包藏禍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說他們會那樣做是因為環境造成的，應該包容他們理解他們，可是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共匪五毛為什麽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難道他們不是環境造成的嗎，於是小粉紅開始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必須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好吧，他們擔心他們的祖國受到傷害，所以他們抵制日本，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因為擔心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傷害，所以我們選擇抵制親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運隊伍的人喜歡說專制是民運的敵人，共匪五毛不是民運的敵人，這樣劃分根本就不客觀。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惡基本上是會傳染給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黨國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就是中共五毛的價值觀念，因為利益關系共匪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權力尋租者周圍賺了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吧，他們出於本能會維護共匪的極權統治，所以視民運人士為威脅極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民運人士不僅僅是共匪要鏟除的，也是他們要鏟除的。

比如中國民運堅持的中國民主運動，對於共匪來講是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還是可能會帶來和平演變的不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當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處於鞏固極權統治，強化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需要扼殺中國民主運動，而那些共匪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幫助共匪對付民運人士。

共匪的邪惡共匪對民運的企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幹五的邪惡，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國自幹五對民運的企圖。

認為專制是民運的敵人，然後自幹五不會是民運的敵人，把反共與反對自幹五區分開是別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運人士的敵我意識，共匪國自幹五就是民運的敵人，把共匪國自幹五當成敵人來對待很正常。

延伸閱讀 文化學者談文化形態與思維方式之間的關係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有人說：“世上有兩種邏輯，壹種是邏輯，另外壹種是中國邏輯。”說者不懂邏輯。因為這句話中的“邏輯”是屬（大）概念，“中國邏輯”是種（小）概念，它們是從屬關系，不能並列。正確的說法應是：人間有兩種邏輯，壹種是正確的邏輯即形式邏輯，壹種是錯誤邏輯即強盜邏輯，強盜邏輯就是邏輯謬誤，是病毒掠奪性本質在人腦的殘余。所以，世上只有壹種邏輯即邏輯思維，其他所謂邏輯都是負邏輯即邏輯謬誤。

壹，強盜邏輯是病毒掠奪性本質在人腦的殘余

“強盜邏輯”是指以唯我獨尊的強力為前提而作出的強詞奪理、蠻不講理的推斷，是壹種違反邏輯規則的謬誤。儒家的“親親為大”，讓血緣親情壓倒社會的正義規則；吳思先生讓暴力壓倒了壹切，成了元規則。這些都是強盜邏輯的體現，犯了訴諸情感、訴諸暴力的邏輯錯誤。

病毒的本質就是損人利己、他肉己食即掠奪性。病毒極小，沒有細胞結構；它們只能在宿主細胞內繁殖，在生命體外，它沒有任何生命特征。病毒缺乏代謝必需的酶系統和能量，其增殖所需的原料、能量和生物合成場所均由宿主細胞提供。病毒表面的蛋白，能識別宿主細胞的某個膜蛋白並與之結合，結合以後便如同護士打針壹樣，將內含的DNA註射進宿主細胞去，讓其在裏面大量繁殖，導致宿主細胞裂解，讓子病毒大量釋放出來，再去感染其他細胞。病毒完全是個有條不紊的系統陰謀設計，整個程序就只有壹個目的：入侵宿主，靠掠奪人家復制裝配自己，大功告成後便引發定時炸彈，炸毀宿主細胞的墻壁，使自己能從裏面逃出來，再去尋求新的犧牲品，簡直是搶劫銀行的慣犯。

錯誤的邏輯是以病毒的掠奪性為前提的。打著“最終目的”的旗號，最有可能把人當手段而不是目的，從而給人類帶來最大的危害。辯證法大師馬克思說，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赤鬼們把自己當目的，把他人當手段。他們鼓吹“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就是讓那些弱者成為他們的犧牲品。吳思鼓吹：人類“文明”的起點不是商品交換，而是弱肉強食的搶劫。暴力統治集團和黎民百姓的關系是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之間的關系，統治集團掠奪人民即狼吃羊是在行使“合法傷害權”；那些掠奪來的財富叫“法酬”（有法律限度的掠奪）；統治集團的各種特權和享受，他稱之為“血酬”；暴力統治集團對社會規章制度的決定作用，他稱之為暴力元規則。吳思滿腦子的病毒性胡言亂語，說明他中唯物進化論的病毒思想太深！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為了自家經濟利益把上百萬的殘疾兒和女嬰拋棄，交給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撫養，顯然是病毒的掠奪性行為，為人類文明所不齒。

病毒的掠奪性在人的思維上的反應就是幫派思維，幫派思維就是原始生物的掠奪性本能在人腦的本能反應！病毒不能自己養活自己，必須靠掠奪其他生物體的物質才能生存。這種原始弱肉強食的本能在初民思維中反應就是幫派思維——發展我（家、國）這個小圈子，掠奪我之外的世界。這種思維路徑突出表現就是：家醜不可外揚，家人必須相互包庇罪惡，沒有真相，沒有正義。父子相隱，父子相互包庇罪惡而仁愛就成了儒家最高的善！這樣，推責即甩鍋就成了幫派文化之特色。什麽“美國投毒”、“外星人投毒”就成了這次新冠病毒文化之特色。為什麽要天方夜譚地推責呢？因為做賊心虛，不得不賊喊捉賊也。只要賊喊捉賊並父子相隱，就可以使我幫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了，這是壹種死不認錯的夜郎自大的病毒思維方式。

幫派思維的原則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按照這原則是無所謂是非曲直的，只要認為是同誌，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認定是敵人，則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義！其實，“敵、我”都是“罪人”，“我”不壹定比“敵”正確、正義；更不壹定比“敵”高級、優越。可是，幫派思維始終把“分清敵我”放在第壹位，而不是把正義放在第壹位。這就是病毒思維的原始性、落後性、野蠻性和殘酷性。

對於幫派思維者來說，不用思考，僅僅用感情，就可以建立敵視心理，企圖致對手於死地。為了自己的幫派能克敵制勝，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沒有爭議底線！什麽“斬草除根、誅九族、殺人放火、兔死狗烹……”，這種弱肉強食的做法充滿了叢林的恐怖！可見，幫派意識只是壹種原始病毒的本能反應，沒有什麽深奧的道理，就是辯證法的“壹分為二”：它把人簡單地分為“敵、我”兩部分，把二者搞成“妳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排斥性關系，是壹種病毒性的弱肉強食的原始生物的本能。這種病毒本能被尼采升華為“超人取代常人”的過程，被馬克思描述為“共慘制新人取代私有制舊人”的過程，被華夏獅人們謳歌為“我花開後百花殺”的過程，本質上都是反邏輯的病毒性幫派思維。

二，何謂普世正義的邏輯思維？

正確的邏輯是以普世價值為前提的。在萬事萬物中人的生命是第壹位的，人的生命永遠擺在第壹位！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是絕對重要的！除了上帝之外，人是至高無上的；人是我們生活的全部目的，人就是目的。康德說，“壹切人都是目的而且壹切人又彼此地都是手段。”在相互利用（“互利”）中達成自己和他人之目的。這種“互利”必須在有利於生命的範圍內，而不是相互危害生命。凡危害生命活動如吃人肉、喝人血、吸毒等必須禁止。人不能僅僅作為手段；人就是人的最高目的。所以，顧準說：沒有最終目的（即共產主義）；只有不斷地實現或完善人的自由的經常性的工作。

正義的邏輯思維強調的是壹律平等、壹視同仁的同壹律。普世的公平正義是超越了幫派立場後進行邏輯思維的結果。西方提倡博愛，就擺脫了幫派思維。為了能夠公平、正義地生活，他們壹定要由中立的、超越的第三方（司法）來裁決社會糾紛，並做到司法獨立。中國壹直無司法獨立，從慈禧太後幹預楊乃武小白菜的案子中，就可以看到行政官員判案，司法未從行政裏面分離出來，何來司法獨立？而且習近平特別反對司法獨立，這就說明：中國壹直就是最原始的病毒社會。以審判例，兩千年多年前的古羅馬就實行無罪推定，定罪要翔實可靠的證據；而中國壹直推行有罪推定，嚴刑逼供——扒皮、抽筋、滾釘板……冤案層出不窮，直到最近才考慮推行無罪推論。病毒社會無公平正義，而司法獨立的西方就保證了公平正義原則的貫徹落實，使社會和諧安寧。這樣，他們就跳出了小圈子立場意識而樹立了公德意識。聖經說，收割的時候，不要割得太幹凈，要留些果實給窮人。可見，社會正義的實現，有賴於對弱者的保護。希臘羅馬的法律說：樹木不要太靠邊界或太高，以免影響了鄰居的采光和通風。這種處處替他人考慮的博愛之心使人人向善，社會和美。

西方社會不搞分清敵我的妳死我活的鬥爭，而是要講維護人權尤其是維護人的自由平等權和尊嚴權！譬如：林肯總統的軍隊擊敗南方李司令的叛軍，美國沒有把叛軍斬盡殺絕，而是讓叛軍解甲歸田，李司令後來出任大學校長，李司令紀念碑依然樹立在南方。這就是美國人的妥協博愛傳統，雙活雙贏！而同時期的李鴻章在長江流域大殺戰俘，太平天國戰亂引發了人吃人。人吃人就是原始生命的病毒性本質。

形式邏輯是所有人共有的思維形式的規律，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源於市場經濟的公共理性，即：如果壹個人想要獲得幸福，那他就必須先使別人獲得幸福。可見，市場的邏輯就是普世正義的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就是人們理性思維的公約數，這些正確思維規則當然會被大家接受。

邏輯這個詞來自英文logic，是指經過判斷和推理得出結論的正確思維方式，而判斷和推理是離不開由概念組成的命題（陳述句），因此有人把邏輯的定義簡化為：通過概念來進行正確思維的方法。這種舉世公認的普世邏輯就是我們平時所學的普通邏輯或形式邏輯。中國人知道邏輯這個概念才壹百來年。雖然古代中國人沒有邏輯這個概念，但是他們也會判斷和推理。例如《兩小兒辯日》記載了兩千多年前，兩個小孩運用推理和孔子討論太陽的遠近。當然，古中國人邏輯水平很低。最著名的例子是孟子批判楊朱和墨子時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的意思是：楊朱主張為自己，就是不要國君；墨翟提倡愛眾人，就是不要父親；不愛國君不愛父親，那他們就都是禽獸。依此類推，胡適大聲疾呼“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孫中山常題“博愛”贈人，按照儒家理論，胡適孫中山豈不都是“禽獸”？

孟子顯然是條件關系弄錯了：“兼愛”與“無父”之間不能劃等號，“兼愛”與“有父”是相容的。現在我們學習了西方人總結出的有條件聯系的因果關系（假言判斷和假言推理），三段論等方法；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思維方法和老外是壹樣的，只不過邏輯思維還不普及罷了。由於邏輯未普及，中國人很容易犯邏輯錯誤，譬如：東拉西扯，訴諸情緒。所以，中國人必須認真學習形式邏輯，以便克服邏輯錯誤。

三.邏輯思維與幫派思維的區別何在？

1.重心不同。邏輯思維強調思維要遵守邏輯規則；幫派思維強調遵守幫派規則，如分清敵友、拜老大為聖賢，把老大當神壹樣的崇拜。幫派思維的語言的本相是其反義詞，如“先進性”其實就是落後性、野蠻性；“為人民服務”其實就是掠奪性、侵吞民脂民膏；“老大的神性”就是病毒的寄生性和強奸性。說中國人是炎黃子孫，意味著古時所有的女人都被炎黃二帝強奸了，並為他們生孩子。漢人自豪的盛唐則長期給吐蕃等進貢，很多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二頓飯，戰亂時期就盛行人吃人。漢人驕傲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頂，居然是遼國和金國的兒子國和孫子國，最後成了蒙古人的下等奴隸。

2.說理的有無。邏輯思維強調遵守同壹律和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是強調說理過程中的壹致性。幫派思維強調等級和壓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說服人的邏輯。這種拜權威的思維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無違”，就是聽老大的話，尚同老大。聖賢根本不屑於推理論證，直接把結論灌輸給粉絲。如老子、孔子的書就只有結論，沒有論證過程。利瑪竇認定：華人“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學領域所達到的，也僅是“壹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中華書局版《利瑪竇中國劄記》第31頁）。儒學連最簡單邏輯如定義都不懂，這導致了概念模糊，易引起誤解和詭辯。如“仁”就有多重含義且包含了矛盾，“仁者愛人”愛誰？“親親為大”愛血親，“克己復禮為仁”愛帝王，與博愛矛盾，沒有公平正義“父子相隱”就是最大的不仁。

中國人愛用類比，先秦諸子的議論文中，大量的使用類比推理的手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中國人之所以使用類比，是因為他們邏輯思維能力差，不善於說理。西方人用得少，是因為西方的邏輯學產生的早，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類比推理結論的或然性（不確定性），所以，他們在壹些討論中就會有意地去避免類比。中國初民的思維是原始人的巫術思維。巫術思維的特點就是抓住事物相似進行類比，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感應”或者“天人合壹”的手段硬扯到壹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圓地方，故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365日，人有365塊骨頭”……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挺有理，實際上這句話的前提推不出後面的結論。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說，《禮記》中《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這種推理是錯的。這個推論居然從“個人”層層放大到“天下”，連續不斷的飛躍，使人有從人變成神的感覺。修身了就能齊家？齊家了就能治國？治國了就能平天下？顯然是沒有分清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和充要條件等假言判斷問題。

3.正義的有無。邏輯是價值中立的。這意味著，邏輯是超階級、超黨派、超國家政治的。而中立恰恰是公平正義的基礎。西方的司法女神之所以要蒙上雙眼，就是要擺脫視覺誘惑導致的審判不公，法官要傾聽雙方的辯護詞，然後經過邏輯思維依法做出公正的判決。可見邏輯是社會正義的基礎。“幫派思維”缺乏蒙眼女神的中立與公正，更容易受視覺誘惑而偏聽偏信而遠離正義。這是因為幫派思維與象形文字有關聯，象形文字的重心在視覺及其形象思維，拼音文字的重心在聽覺及其邏輯思維。人類最初的形象思維就是在原始社會早期，當然是幫派思維。為本幫派謀利，哪怕殺人祭祀搞得人頭滾滾，妳也得執行；當然要隱瞞醜事“父子相隱”，沒有公平正義。所以：幫派思維叫邪惡的仇恨思維，邏輯思維叫正義的博愛思維。

中國文化是強調“孝親”的立場文化，看任何事情都是從自我（家）利益的立場看問題。由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莫衷壹是，人們只能以權威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這樣，中國人喜歡用名人的話作為自己推理的前提，這叫做“以人為據”的邏輯錯誤。其實就是現代名人說的話，也不壹定可以作為論證的前提，可是文革時中國人開口閉口都是偉大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這是壹種拜聖思維，與邏輯思維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人習慣於拜聖思維，是因為中國人心中沒有是非，只有對錯。何謂“對錯”？對者，隊也，站隊。和我站在壹起就“對”了，如果“錯位”了就是“錯”了。因此，國人在公共討論的時候，首先要分“對錯”。壹句話，站在什麽立場，為誰說話？分清敵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不跟聖王壹撥的，肯定是壞蛋。這就走向了二元對立思維。二元對立思維要求射人先射馬，殺敵要誅心。不管對方說得是不是事實，關鍵是，妳這樣說，是什麽動機，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妳批評壹位名人，其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妳什麽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機炒作？進而上升為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妳道德敗壞，所以不誠實，說話不可信。這便是抹黑對手，把對手打成品行低劣者。這種謬誤叫“訴諸人身”，指的是攻擊（或歌頌）提出論題的人。通過詆毀（或拔高）對方的人品，達到否定（或肯定）對方主張的目的。人身攻擊者的目的，是激發情感，引發聽眾心理聯想，訴諸非理性因素，達成否定對方論題的目的。用籃球運動中的“打人犯規”來比喻，正常的討論就好比是“打球”；但有人不是“打球”，而是打帶球的人，便是犯規了。因為，即使是人格有問題者，別人說的話，未必全錯。不能搞“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反對”。正確的邏輯應該是，事實就是事實，不在乎誰說出來。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言廢人；人與事，應該分開考量。

二元對立思維根本錯誤就混淆了反對關系與矛盾關系。反對關系和矛盾關系都屬於不相容關系或叫全異關系，但是二者是有區別的。矛盾關系是指對立的兩種情況，沒有第三種情況存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比如“愛”和“不愛”，二者必居其壹。反對關系是指在對立的兩種情況之外，還存在其他情況，非此不壹定彼，非彼不壹定此。比如“愛”和“損害他人”。不“愛”，不壹定就是“損害他人”，還有中間狀態如“兩不相幹”啊。由此可見，對矛盾關系的事物搞二分法是有道理的，對反對關系的事物搞二分就是錯的，因此不應壹概采用兩分法。

中國人的二元化思維，總是喜歡在不知不覺中造神，將好人神聖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諸葛亮等，似乎他們是完人；將壞的妖魔化，如壹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們壹無是處。這種思維是片面的，沒有認清人性的復雜性與多面性。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展開權威崇拜，在不知不覺中蔑視他人。或者把別人無限放大，把自己無限縮小，或者把自己無限放大，把別人無限縮小。面對上級、領導，心甘情願做奴才，在做奴才中能夠體味出無窮的快樂。面對下級或不如自己的人，又往往趾高氣揚、不可壹世、吆五喝六。這種發自骨子裏面的主奴劣根性，其實就是其二元對立的辯證法思維決定的。

4）科學的有無。中國最早的數學書《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大約成書於西漢時期，是“數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 產物，全是為了實用，它寫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壹。”既無“圓”的定義，又無“方”的定義，甚至沒有“矩”的定義，誰能理解？這是因為：華夏數學沒有邏輯學指導，沒有“概念”的邏輯思維，所以，中國數學就毫無科學性可言。中國的實用數學的計算工具是“算籌”，主要是壹些小竹棍。由於特別崇尚“位置”的貴賤（貴賤位矣），算籌自然要體現出“……萬位、千位、百位、十位、個位”等等尊卑貴賤秩序，算籌最終變成了僵死的算盤。

講邏輯規則的思維必然必然生出崇尚真理的科學，講幫派規則的思維必然生出種種拜人的迷信，是壹種原始野蠻的病毒性思維。社會科學應有壹個公認的標準，即人類生活的最優目標，它應該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感達到最大化，其基本原則是公平正義。這個標準必須以邏輯學為根基。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這麽點意思，比如定義“正義”為各盡其能各司其職，比如由最不自私且智慧的哲學家來當國王。而儒學根本沒有公平正義的觀念：男人可三妻四妾，女人只能從壹而終；皇帝可壹夫萬妻，太監就得割屌。《禮記》規定國王可以娶幾十上百個妻妾嬪妃，並規定每晚都得和妻妾們輪流性交，這哪能有效治國啊？除非他偷工減料（儒學這方面的設計還不如伊斯蘭）。諸子百家鼓吹的獨裁王道違反了這個最優目標，甚至連公平、正義、自由的概念都沒有，而中共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和新權威主義，和舊王道專制獨裁沒有本質區別；都是病毒思維之產物。

壹個處於幼稚型思維的人群，不可能擁有平等的人格和互相尊重的邏輯自信，更無從產生正義的科學——法治科學。公元壹世紀，漢章帝召集儒門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觀開會，由班固執筆寫出壹部《白虎通議》，章帝批準後頒行天下。以儒學為指導，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詳細的規矩或規範。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六紀（六親），服從尊長。以後歷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繼承了《白虎通議》，將三綱六紀作為貫穿始終的東西。壹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親疏關系給妳定罪。違背邏輯的同壹律，是邏輯謬誤。

共產專制在經濟層面的基本特徵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前言

無論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還是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工人階級都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無論是中國毛左還是中國鄧右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本文的主要內容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工人階級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階級的方法。


第一章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商品價值實體”的理論卻不可以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定義為“商品價值”的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包含的“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就好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系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一家木材公司的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這家木材公司的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者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比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雙方都在同樣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進行創作，使用的都是一樣質量的創作工具，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根本無法衡量衡量天才畫家與平庸工匠之間的價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畫家與隨便應付的平庸工匠之間根本無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來計算兩個人真正的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價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

　　關於馬克思提出的“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概念，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復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復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復雜勞動。比如手工作坊裡邊的複雜勞動未必就比機械化工廠裡邊的簡單勞動更有效率，同時盡管復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復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這樣，復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余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復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者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復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復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借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復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采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雇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的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復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盡管不直接參與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著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先談勞動價值論好了。我認為勞動價值論概括的說法就是被稱為價值規律的三句話：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其中最後壹句是說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它是如何得來的，則完全未作說明。而前兩句話的論證思路交代的比較清楚，簡述如下：根據商品能交換的事實推斷出商品內必有壹個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個屬性所承載，這壹共同物不僅屬性相同而且數量相等。然後把商品的自然屬性代表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後剩下的就只有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價值量。同時也得到商品交換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接下來又談價值如何計量問題，因為 2個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價值量)當然也相同。但是考慮到勞動的熟練程度，賣力程度以及生產條件不同，具體勞動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馬克思說要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示價值量，具體勞動需要按壹定時間內的商品生產量比照同壹時間內同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量進行折算。最後馬克思用價值規律的前兩句話給出了商品價值的完整定義，為敘述方便，稱這2句話是馬克思提出的2個價值定義原則，並稍作解釋如下：

　　

原則1 「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舉例說，「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壹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壹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這就是說，同壹商品的不同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進行折算，得出當量係數。此係數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則2 「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馬克思下面的話說得更清楚：「 在這裡，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對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則1計算得到的每壹種商品的壹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所代表的價值是相等的。

　　

如果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上述理解大體是正確的話，則在我看來其漏洞多多，擇其要者提出如下質疑。

　　

壹 缺乏事實根據

　　

不妨就從馬克思為原則1所舉的織布工例子說起，「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馬克思這樣講真的那麼理直氣壯?他如何回答手工織布工的如下質疑：蒸汽織布工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機嗎?而且還不是自己的，論技術含量，論工作複雜性他們未必比的贏我們，憑啥我們的勞動只能當他們的壹半?既然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那麼使用不同的機器所帶來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見如此定義的勞動價值連工人內部都擺不平，更不必說提供機器的出資人了。事實上人類勞動離不開工具的使用，熟話說七分工具三分手藝，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否認工具和機器對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壹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沒有出資人提供工具和機器，商品生產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壹切活動也就無從談起。

　　

原則2同樣缺乏事實根據。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專業化和貿易的好處(即市場經濟內在的動力機制)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原理，而不是因為商品里有個「共同物」。當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擅長的，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時，社會總產量就會提高，通過貿易會使每個人獲益。而交易雙方都能獲益的的價格，壹般來說在兩者的機會成本之間。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壹書中有壹個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的是有農人和牧牛人兩人，開始時各自生活，互不往來。兩人均壹天工作8小時，4小時種地，4小時養牛。農人花1小時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時可獲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農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議說「農人，妳就別養牛了專門種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換5盎司牛肉」。 農人壹想，好啊，這樣壹來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來還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樂而不為;牧牛人則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了貿易交換並不是按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進行的。而是因為牧牛人用1小時40分鐘生產的5盎司牛肉與農人用3小時45分鐘生產的15盎司土豆交換的結果能使雙方都受益。用機會成本分析，對農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格低於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買牛肉就比自己養牛合算，對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錢高於2盎司土豆，則用牛肉去買土豆就比自己種土豆合算。因此所謂商品交易遵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並不符合事實。

　　

二 邏輯不自洽

　　

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也有問題。壹是邏輯不嚴密，前面提到的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明商品交換並不壹定要有壹個什麼「共同物」。即使有個「共同物」，嚴格地說勞動也並非是唯壹的，生產商品過程中都會產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馬克思的邏輯，這個製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屬性的固有屬性，為什麼製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為價值的承載屬性呢?可見馬克思的邏輯推理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因此結論是不可靠的。此類邏輯不嚴密的地方還有不少，下面還會說到。

　　

二是馬克思竟沒有對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無差別人類勞動」究竟是僅僅指人在體力和腦力上的耗費，耗費越多勞動價值就越高;還是不管借不借助工具和機器，凡是生產商品的能力強，其勞動價值就高。連這些概念都不願明確區分，商品價值怎麼可能定義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內部爭議其實也是因此而起的。這且不提，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種類繁多的勞務工種和五花八門的商品交織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產中有不同工種，不同商品生產中要用同壹工種，這些勞動價值該如何計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車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別在兩個生產不同商品的企業工作，這2個企業在行業內都屬於具有正常生產條件的企業，可甲開的是老式車床，乙開的則是數控車床，甲干1件活的時間，乙可以幹完2件。是不是甲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於乙的1/2呢?錯!按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的定義，他們所在企業的工人平均壹小時生產的商品所凝結的價值便都為1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甲乙2人工種不同，同樣會出現上述勞動價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論。其實馬克思的例子中將織布廠的鍋爐工都視為織布工本身就大有問題。

　　

三是馬克思有關勞動價值的論述中，從未涉及價格問題，只在說到價值規律時，提了壹句：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是人們天天要接觸的事情，馬克思卻以壹句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就打發了，這也是很奇怪的。再說價格是貨幣單位，價值是時間單位，兩者不在同壹範疇，如何能圍繞著上下波動呢?邏輯上似乎也講不通。怪不得詞條解釋的編者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勞動價值論始終沒有解決價格的決定問題。

　　

四是兩個定義原則在處理使用工具導致生產能力的變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標準。按原則1，馬克思因為蒸汽機織布工生產效率高壹倍，就規定他們的勞動價值比手工織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則2的規定，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又都是等價的，似乎不同行業之間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別。勞動密集型行業，服務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淵之別，難道馬克思真的沒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環論證。 分析定義的邏輯結構可以發現，原則1從同壹商品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原則2則從等量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即等價出發，定義商品的等價交換。這不是典型的循環定義嗎?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還是交換的商品，要麼都用原則1處理;要麼都用原則2處理。如果統壹按原則2，以等量勞動定義價值相等，那就應該對等價的同壹商品同樣採用原則2，只要勞動具有平均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就應認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在馬克思的織布工例子中，手工織布工的勞動與蒸汽織布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應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價值則可定義為2/3小時社會壹般勞動(假定手工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1米布，蒸汽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2米布)。這樣定義價值，邏輯才是統壹的，既可理直氣壯的回答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也解決了不同行業關於勞動價值的爭議，並且還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歸社會共有的政治主張，當然這樣壹來馬克思將很難回答如下問題：手工織布工明明1小時只生產了1米布，卻能得到1.5米布的報酬，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現實中有可能發生嗎?面對如此嚴重的悖論，馬克思選擇了壹個緩兵之計，將從資本家那裡奪來的權益暫時劃歸蒸汽織布工所有，待以後論述剩餘價值理論時再將其收歸社會公有;如果統壹按原則1，從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那麼商品交換也應從價值相等出發，要麼論證實際商品交換的比例確實等於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要麼按類似原則1的方法，將生產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黃金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全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準時間(「黃金時間」)，然後以市場上實際發生的與1盎司黃金的交換比例來算出其他商品相對於此「黃金時間」的當量值。例如市場上1噸小麥可換1盎司黃金，其中壹盎司黃金所代表的 「黃金時間」設為100小時，1 噸小麥所凝結的必要勞動時間設為200小時，那麼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黃金時間」的當量係數就為0.5，也就是說小麥行業的1 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凝結了0.5小時「黃金時間」。某單位商品凝結的「黃金時間」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時)

　　

式中：a-壹盎司黃金可交換的某單位商品的數量;

　　

b-每單位該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這樣定義也能保證邏輯統壹，雖然無法解決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但能解決勞動密集型行業與資本密集型行業勞動價值之間事實上存在明顯差別的悖論，而且計算處理也並不複雜。馬克思作為壹代偉人，可從英國蒸汽機織布工的例子中創造出「社會必要勞動」的新概念，難道想不到用類似的方法，將黃金行業的必要勞動定義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豈非咄咄怪事。但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以「黃金勞動」作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那就相當於承認黃金就是貨幣，價值就是價格。對於做買賣的人來說價格怎麼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賣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稅費再加利潤。如果價值與價格直接掛鉤，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壹些結論，如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與人們日常的交易行為和經驗完全相悖，人們交易時從來只問價格，那裡問過商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所以馬克思只好選擇以等量勞動相交換定義不同商品間的等價關係。為避免人們將價值混同於價格，馬克思還壹再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馬克思所以犯循環定義的錯誤，實在是形勢所迫，左右為難，最後也顧不得邏輯不邏輯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勞動概念，以壹個「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說法讓勞動價值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銜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環定義手法，用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原則來替代市場上商品交換的實際規則，從而堅持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原則立場。

　　

三 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應用

　　

壹個科學理論必定能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如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在各自領域均有無可爭議的應用。反觀勞動價值論的情況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勞動種類都數不勝數，相互交織，又因為價值計量方法完全沒有可操作性，所以馬克思從未實際考察統計過壹個商品的價值，即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後來是否有人實際統計過、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需要很多人擇係數，例如：什麼是正常的生產條件，什麼是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各工種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話又如何折算，由誰來認定，誰來折算等等。因此係數選取要做到完全客觀幾乎不可能。所以不僅市場經濟中根本不用勞動價值那壹套東西，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也不用勞動時間作為憑證進行物資交換，而仍然用貨幣作為物資交換的媒介。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的價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價所依據的方法也仍是參照市場經濟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潤來計算價格，壹般加5%的利潤。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謬誤。其實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領域，就如馬克思所聲稱的那樣，這是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專門鍛造的思想武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共產黨用來搶劫人民財產的借口！

我覺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裡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難以計算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衍生出來的按勞分配理論缺乏可操作性，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輕工業的體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重工業的體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會計工作的腦力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理工作的腦力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產物絕對不是等價物，一定要當成等價物進行按勞分配，除非認同齊頭式的平等的勞苦大眾得到政權並且實行民主計劃經濟，在共匪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根本沒有機會實踐，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直接生產者以外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忽略了土地資源 資本 經營管理 科學技術的價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在於肯定了藍領工人的勞動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成為衡量勞動的數量與勞動的價值的依據，反而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制度實行按權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於正確的分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藍領工人的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的組成部份，對於馬克思沒有必要全盤肯定，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錯誤的部份應該被拋棄，正確的部份應該被傳承。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存在錯誤不等於剝削就不存在，比如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刻意降低工資，增加勞動量，延長工時，運用嚴苛的勞動紀律與語言暴力以及精神剝削壓迫工人，為了節省成本讓工人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企業利潤增加德時候沒有增加工人的收入，甚至拖欠工人的工資，長期為工作的工人無法佔有公司的股份，或者根據一定的比例得到部份企業利潤，比如政府不為工人提供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作為利益回饋，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掠奪原本屬於資本家與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在法治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家剝削工人與政府官員掠奪企業的事實確實存在，中國社會的血汗工廠與中共政權就是最好的證明，只有約束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給予工人階級組建獨立工會參與勞資協商的權利，允許工人階級組建左翼政黨參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才可以減少剝削。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是找到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即所謂資產階級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沒有了剝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餘價值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它揭示不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資產階級也不是應該打倒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下面三個因素組成：1、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另外他還加上歷史道德的因素。(馬克思既反對勞動力成為商品，但這裡卻又給勞動力開價，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並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它是雇傭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體現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所謂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勞動時間進行的勞動。

　　

馬克思顯然忽略了壹個關鍵性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價值是怎麼體現的呢?難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勞動就創造了價值?顯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是通過產品(物化品或服務)來體現的，勞動力只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其價值才得以體現。當然，生產的產品越多、質量越好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就越大。

　　

作為資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賣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那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說工人還創造了剩餘價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麼多了，總之，總共是多少妳說吧，100元?OK，資本家就給他100元，這樣，工人不能說資本家剝削了吧?好的，這些產品，資本家拿去賣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還賺了20元，這20元跟妳工人沒關係的，不是剝削妳工人的，更談不上是剝削什麼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開工廠，總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賺錢，他開工廠幹什麼?好玩啊?

　　

如果那些產品賣不到150元，那麼資本家就不會招工人來進行生產了，於是工人連靠勞動賺取生活費的機會都沒有了。事實上，資本家在決定開工廠搞生產的時候，就考察了勞動力的價值水平和所生產商品的市場行情，進行了分析評估，有賺才會做。資本家在招工人的時候，就是根據考察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達成的協議，這是兩廂情願的事，談何剝削，又哪來的剩餘價值?

　　

不論是採用計時制還是計件制，工人按勞動合約完成了規定的勞動量就可以不幹了，他為什麼要用剩餘勞動時間去創造剩餘價值讓資本家去剝削呢?這不是傻瓜嗎?顯然，只有當額外工作另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幹，那麼，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的勞動也取得了報酬，談何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呢?

　　

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個標準來準確計算，比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中包含了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麼勞動者繁殖後代按幾個來計算?是否有男女之別?每個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麼標準來計算?顯然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無法確定壹個真正合理的標準的。勞動力價值只能是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根據價值規律和通過鬥爭磨合來調整。

　　

就算能夠計算出壹個具體的勞動力價值，並按照這個數目付給工人工資，那麼就應該不存在剝削了，工人應該滿意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應該沒有了，但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時候還是會把工人工資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資本家還是會賺錢。既然能賺錢，那麼隨著生產的延續乃至擴大，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的財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對資本家的招工條件不滿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后覺得工資低了，他也可以離開，當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資低了，還可以通過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武力來進行鬥爭(例如英國工人破壞機器);而資本家則有三種選擇：解僱工人、工廠停辦、與工人妥協。這壹切，雙方都是從如何對自己最有利來考慮的，跟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剩餘價值純粹就是壹個杜撰出來的虛無的東西，是為了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造反而編造的壹個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餘價值論被提出之前，是不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反對過資產階級呢?當然不是。那時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被剝削剩餘價值」的概念，那麼他們是為了什麼而反對資產階級呢?農民與地主、奴隸與奴隸主，他們之間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麼?假如以後又出現什麼新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難道我們又要去尋找其特殊原因嗎?所有這些矛盾難道沒有壹個共同的根本原因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從而針對它來選擇壹種最佳方法以預防以後的各種矛盾嗎?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問題的根本實質。

　　

事實上，工人跟資本家的鬥爭也罷，農民跟地主的鬥爭也罷，奴隸跟奴隸主的鬥爭也罷，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麼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願意承受這樣壹種不平等的狀況。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維持生存並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階級不是自私的，那就去為資本家無私奉獻嘛，還搞什麼鬥爭?鬥爭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爭取利益，這沒什麼好掩飾的。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外在客觀原因和個人能力的原因，人與人的利益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人如果能夠、願意承受這種不平等現象，那就相安無事，如果不能、不願意承受，那麼就必然會去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人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輕重程度不同的鬥爭方式，諸如辭職、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等等。

　　

在決定要去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所要考慮的是：1、鬥爭是有風險的，可能連自己既有的利益都會損失掉，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自己是否敢於、願意、有能力承擔這種風險;2、鬥爭要達到怎樣的目的、效果?

　　

第1個問題簡單得多，有時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不顧壹切了;第2個問題對於個人來說也比較簡單，而對於壹個群體來說就比較複雜了。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次群體鬥爭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考慮得不好，以致沒能達到好的效果，即使是鬥爭勝利了，也只能是狂歡壹陣子，最多是使自己獲得壹時的利益，卻沒能長久，沒能對社會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是把資本家打倒了，怎麼辦呢?把生產資料歸公、搞平均主義?由於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強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獲得更多的利益，那麼他就不會有積極性，這樣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允許能力強的人靠其能力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在為自己謀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財富，這樣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何樂而不為呢?剝奪別人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實際上也就剝奪了自己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

　　

我們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人們通過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並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說，可以實行有限差別制，能力強的人能夠靠他的能力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別人差得太多。這種模式也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既然獲得的利益有限，其發揮的能力也就會有限。因此，不能對人們所獲得的利益進行限制，而這壹前提就是，必須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並使其得到保護。既然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如果不讓其投資生產，那麼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壹種浪費，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應該允許人們將私有財產拿去投資生產，而這樣壹來，就必然又會出現資本家。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把資本家打倒以後，只有實行允許有私人財產並利用私人財產進行投資生產的社會形式才是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這等於是又回到了資本主義。既然是這樣，那還打倒資本家幹什麼?況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明天別人也會用武力搶奪妳的財產，這樣等於是誰的利益都沒有保障，這相當於社會長期處於無序狀態。如果把財產交給共產黨，再讓共產黨用一黨專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經歷過毛左官僚計劃經濟跟鄧右權力市場經濟的沒有失去獨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國工人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所以，打倒資本家、搶奪其財產的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是不合理的。實際上，在壹個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誰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沒有壹個永恆的規則去保護人們正當獲得的利益，這種富翁當著也不穩當，也沒什麼意思。所以中國的富翁都陸陸續續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財產的國家去，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什麼時候又來壹場革命把他們的財產搶奪掉。

　　

既然無產階級搶奪資本家的財產的這種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麼，無產階級應該怎樣跟資本家鬥爭呢?那就最多隻能是罷工、遊行示威。可是，如果資本家不肯妥協，怎麼辦?這就只能是通過政府來協調處理。雖然通過武力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忍受不了了，並且團結了足夠的力量，那肯定是會發生武裝鬥爭的，那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對資本家不滿了，對政府也不滿了，因為政府沒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武裝鬥爭，就必然要採取措施來處理，當然，這取決於事態的發展。資本家不會因為幾個工人隨便鬧壹下就妥協，政府也不會因為少數群眾隨便鬧壹下就出面解決。不管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過權衡來決定的。

　　

所以，鬥爭其實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權衡。大家都是為了利益，無非是找到壹個平衡點。

　　

壹般來說，工人不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不會去鬥爭的。如果壹個政府總是等到問題發生的時候再來處理，那麼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事情壹旦發生，就很難說會是怎樣的情況。壹個明智的、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平時就通過壹些措施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會不至於出現激烈的矛盾，諸如實行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等等措施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

　　

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消除了這壹種矛盾，就必然會出現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試圖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資本家消滅)，而應該是讓矛盾處於壹種既有活性又有制約的良性狀態，這樣才既能促進社會發展，又不至於使矛盾激化。社會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許人們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許存在利益量的差別，制約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個國家，若要想讓政府能夠真正為普通民眾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盡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叢林法則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則，壹個好的社會奉行的法則應該是「生有保障、能者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所衍生出來的那種惡性競爭，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權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現象猖獗，更使民眾感到憤慨。


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裡邊，國營企業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徵，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象徵，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最佳方式。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讓共產黨可以比以往的資本家更加兄殘的剝削工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在全民所有制的偽裝之下，實際上還是雇傭勞動者的工人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成為超級的資本家的共產黨則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路人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比任何壹種其他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都要邪惡。它不但讓剝削者可以更加瘋狂的剝削，更讓剝削者多了壹層道義上的光環。為了讓人們認清，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背後的邪惡，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而清除混入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投機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讓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掌握經濟命脈就是災難。為了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清楚的明白這種共產專制的邪惡，我們必須從共產專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狀態下所帶來的災難進行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明白共產專制的邪惡，才能避免被那些偽裝成社會主義者的投機人士利用。

現代社會都是社會化生產，產品的生產必須分工協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協作，就涉及到產品在各分工協作者之間的分配問題。人們進行生產合作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只有在生產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標的前提下，生產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產的分工協作形式實際上已經內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來決定的，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關係就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關係。
　　
產品生產無非有兩種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動性的勞動，包括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和其他企業家、軍官、官員、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等等的勞動；二是死的物的必須依靠人的勞動才能發揮作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金、物品、產權等等壹切無意識的生產要素。
　　
因此，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也有兩種，壹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出資，購買勞動力，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企業生產；二是由相同的勞動者進行合作，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建立合作企業生產。前者是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分工協作方式，後者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協作方式。
　　
因此，產品的分配形式相應地也有兩種，壹種是生產出的產品歸提供聯合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壹種是歸提供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前者我們稱之為按勞分配，後者我們稱之為按資分配。
　　
按勞分配的說法，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依據勞動價值論，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創造的。如果要實現這種按勞分配，就是要實現壹種讓產品的所有權歸產品的生產者所有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從而實現勞動者、人、無產階級等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按勞分配的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按勞分配，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歸還給勞動者自己，而不是由壹個被共產黨以壹黨專政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所佔有。
　　
而根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產品的價值來源是資本，是資本家依靠所擁有的資本進行投資的結果。誰投資于企業生產，企業生產就歸誰所有，這就是按資分配。在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中，各生產要素是由資本為中心組合起來形成生產的，所形成的生產也歸資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決定，勞動獲得工資收入，土地獲得地租，而兩者之外的所有收入歸資本家所有。
　　
顯然，我們判斷壹種生產方式是不是按勞分配，只需看其生產勞動成果是否歸生產勞動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資分配就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出資者所有；按勞分配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聯合所有。毫無疑問，這才是按勞分配的本質和意義，是真正的按勞分配。
　　
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國家不是企業勞動者。全民所有制企業實際上是由國家依據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雇傭壹定的勞動力進行社會生產，生產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種生產方式。顯然，這與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過壹者是國家出資，是掌握國家的共產黨出資，壹者是私人出資而已。因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壹種實質上的按資分配。
　　
只要生產的所有權不歸生產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勞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取決於企業生產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係，只要所有者和勞動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勞分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並不歸企業的勞動者所有，而是歸企業的出資者，因此這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
　　
按勞分配不止是壹個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要與勞動貢獻相掛鉤，從而多勞多得；更是勞動者要擁有和佔有自己的所有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再多勞多得。勞動者不能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不止是工資收入，也包括企業的利潤在內，只有把企業的利潤也分給勞動者，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才叫按勞分配。
　　
顯然，根據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這種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也是壹種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勞動者並未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國有企業之中，「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提供資本的資本家不壹定是個人，也可能是經過共產黨包裝過的某個單位，某個組織，甚至某個國家；而能進行企業生產勞動的不會是國家或某個虛擬的、物的、沒有主觀能動性的什麼東西或虛幻的共同體，而只能是壹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個人。因此，真正的按勞分配只有壹種形式，就是具體生產的所有權歸具體的生產勞動者自己所有，即聯合生產勞動形式。反映到具體的企業中，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共產黨所謂的國營企業，更不是什麼法人企業、合夥制企業、股份制企業，而只能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平等共有的員工所有制企業。
　　
國家不是勞動者，全體勞動者也不等於具體勞動者，具體的社會生產只有由具體的勞動者佔有才有意義，也才科學。國家或全體勞動者都只是壹種虛擬的共同體，是壹種被動之物，無法進行主動的社會生產，也沒有對物質利益的實際自然需要，更沒有對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時反應和生產的本能。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計劃管理，但對具體企業生產的佔有和管理註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國家無法及時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千奇百怪、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物質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滿足人民紛繁蕪雜的生產與生活需求。由共產黨統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國有計劃經濟實踐早已證明了這壹切！
　　
同時，壹個人、壹個組織或機構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卻顯然不能佔有這些人的利益。國家可以代表勞動者，卻並不就是勞動者；國家可以代為管理勞動者的利益，卻不可以佔有勞動者的利益；生產勞動成果歸國家所有，就無法歸勞動者所有，這都是客觀現實。因此，從按勞分配的角度來講，共產黨的所謂國營企業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根本是錯誤、沒必要也毫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發展要求的。國家的這種類似中介的作用既沒必要、也沒意義，只會為人民帶來貧窮，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帶來阻礙。
　　
勞動者自己的具體利益及其實現，人民自己微觀層面的生存與發展，均無需國家來操辦，不應由國家來主導管理和計劃安排。勞動者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只需滿足勞動人民的這種生產與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會制度、物質條件為勞動人民創造最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和所有權交給企業勞動者自己，壹切由企業勞動者自己來掌握，才能有效滿足勞動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才能最終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國家對人民的具體生產與生活的管理、計劃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學的，只會是划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家對勞動者的這種代表，僅僅是國家自己的說法和做法，是國家的壹廂情願，並沒有經過勞動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來認可和確認，這種代表本身就有問題。
　　
傳統的共產國家的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弊端和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國家對勞動者的勞動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上。本來應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生產勞動，卻要由國家來計劃、安排和決定，國家怎麼可能像具體的壹個個勞動者個人那樣有效、及時的掌握經濟信息，從而最好的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事務呢？具體細微、變化多端的企業生產，偏要由龐大笨拙的掌握國家行政機構的共產黨來佔有和管理，這必然導致企業生產的效率低下，導致屬於共產黨內部成員的企業官僚大規模的腐敗，導致工人貧窮困苦等的社會弊端。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按勞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甚至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更加壓制無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難怪社會主義國家會普遍失敗，這些國家普遍以這種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這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做法又怎麼能不失敗呢？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這壹切。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為國有計劃經濟的無效與失敗而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
　　
不可否認，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實現按勞分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實卻是完全相反。雖然像前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傳統的共產國家號稱是代表全體勞動者或全體人民佔有和管理社會生產的，由國家來決定和安排企業生產的壹切，然後再由國家把企業的勞動成果依據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工人等，但這種代表，這種方式是沒有必要、多此壹舉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如果把社會生產的所有權直接交給企業的勞動者，則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也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能夠更好的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需要。
　　
共產黨所倡導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分配是由國家統壹計劃分配的。雖說是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國家怎麼能確切知道各個勞動者的勞動量有多少，該獲得多少收入和報酬呢？壹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是多少，國家根據什麼來判斷？怎樣來判斷？這種判斷具有科學合理性、可行性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真正的共產主義，勞動者應該是自覺的參加勞動，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勞動的，是壹種自由的聯合勞動。而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勞動者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怎樣參加要由國家來決定。真正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者擁有所有自己創造的產品，只不過這種產品表現為是社會的產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則以自己勞動時間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勞動者全部拿回來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而國有計劃經濟既沒有表明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也沒有確定合理的消費品的分配依據和比例，結果使按勞分配名存實亡，國家佔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個國家又是共產黨的國家，分配也就成了實質上的國家分配、按共產黨的意志分配。
　　
實際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設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謂的在取消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組織的運用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按勞分配根本無法操作。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其實無法直接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有效構成。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只有在與其他具體的勞動者合作，並其產品通過社會認可之後，才能有效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其次，根據勞動價值論在進行按勞分配時，哪一種生產方式，什麼生產條件，哪一個工人的勞動能力可以作為衡量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標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時間進行數量上的精確計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任何壹個組織單位都無法正確確定壹個人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應該是多少。因此，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根據勞動時間確定按勞分配的標準是行不通的。按勞分配在實踐過程中淪為徹底的按權力分配，毛澤東時代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所設計出來的等級工資制度顯然不是按勞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業的範圍內，盡可能的由勞動者個人自己佔有自己的勞動，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其產品的價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對最好地衡量、確定和執行按勞分配。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存在缺陷的設想在現實中進行應用的表現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的空想成份正是國有計劃經濟種種缺點與弊端的根源。
　　
然而，馬克思的設想在全國範圍內行不通，但在企業範圍內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協作勞動有效組成企業的集體勞動，集體勞動成果在不廢除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換行為有效構成社會總勞動。企業中有限的勞動者集體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協商的方式，初步確定每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貢獻，從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而馬克思是主張取締市場經濟並由壹個抽象的虛擬的名義上的國家來佔有生產資料，因此，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雖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結果，實際上員工所有制企業才真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失誤，實際上只是擴大了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把本來應該首先應用在企業範圍內進行的聯合勞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在設想上的失誤，應用在了整個社會的範圍內之內，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敗。因此，國有計劃經濟的正確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從整個社會，還原到企業就可以了。應把國有計劃經濟變為集體市場經濟，把被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的企業還給工人，把國營企業變為員工所有制企業。要適應更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要求，只需在勞動者擁有所有權的基礎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體企業之間的聯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廣泛的聯合即可。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主導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裡邊，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馬克思雖然提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是有差別的，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複雜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是無法相等的，可是畢竟馬克思定義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指的是廣義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內部不同職業之間的具體勞動價值差異如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馬克思並沒有具體的論述，關於不同職業之間如何具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勞動量與勞動價值合理的確定工作收入，馬克思是沒有具體論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不到具體的標準，如果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一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一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一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一把石斧的勞動量是一天，製作一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一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而且製作石斧的人要跟製作漁網的人進行交換之前必須出示用錄像的方式記錄並確定對象在生產石斧與漁網的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天的錄像憑證，不然無法進行等價交換。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一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性質。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工人不可能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麽，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麽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是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無法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盡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蘇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汙、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裏、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沖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汙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

蘇共與中共沒有建立產業民主，蘇共與中共建立的是黨領導一切的制度，蘇共與中共從來沒有實行軍隊國家化，所以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是黨營企業，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不受民選國會的監督，企業內部也不是工人自治的，蘇共與中共建立的黨有制與民主左派主張的民主公有化與產業民主性質不同，我支持建立在市場化與民主監督基礎上的公有制經濟，反對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我支持的混合經濟是英國的混合經濟，不是共匪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混合經濟。公有制經濟如果建立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基礎上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不是公有制經濟。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無法成為衡量勞動的數量與勞動的價值的依據，反而為毛左共匪建立工分制度實行按權分配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忽略了其他生產要素的作用，馬克思值得肯定的部份在於正確的分析了市場經濟存在的部份弊端，肯定藍領工人的勞動作為生產要素的組成部份，對於馬克思沒有必要全盤肯定，也沒有必要全盤否定，錯誤的部份應該被拋棄，正確的部份應該被傳承。

共產極權國家的權力等級制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等級制度對基層人民的壓迫程度更加嚴重，共產極權的國家權力世襲制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比原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世襲制度造成的階級固化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國家對社會的鉗制程度比皇權專制國家對社會的鉗制程度更嚴重，共產極權制度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邪惡的社會制度。

延伸閱讀 政治學者談共匪建立的特權制度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壹、馬克思主義的壹個二律悖反

    馬克思當年設想，他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把它變成公有制，就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了“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天國；當然，他也想到了被剝奪了的資產階級、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人員會起來反抗，於是想到要有壹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待到資產階級的反抗徹底平息了，新政權鞏固了，這個過渡就可以結束，然後進入真正的沒有國家、沒有暴力的“自由人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應該是怎樣壹種狀況，如何避免執行這種“專政”的機構變成新的專橫的統治者？馬克思也想到了，而且他自以為找到了解決的方法。那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這個模式的核心和精粹就在“巴黎公社原則”之中。主要是：公社的領導人、公社社員代表、以及法官等由公社社員普選產生，人民有監督權和“毫無例外地撤換”他們的權力，從而防止新政權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人民的老爺”；廢除國家官吏的高薪和壹切特權，從公社委員起，壹切公職人員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公職人員依職務的不同薪金保持適當的差距，但嚴格控制這種差距，等等。馬克思熱情地贊頌：“公社原則是永存的”！

   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完蛋了，它的上述設想還沒有得到執行，更沒有經受時間的考驗。馬克思對它的贊頌也許過早了，太樂觀了。因為任何革命者、暴動者在尚未奪得政權的時候，總是宣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甚至權力草創時期，其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是很正常的，所以公社制定這些原則並不值得歡呼雀躍。問題的關鍵是在他們奪得政權、成了統治者之後的表現。不幸的是，後來按照馬克思的設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國家，沒有壹個經受住這種考驗，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中國、朝鮮、古巴......等等，沒有壹個繼承“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實行真正的民眾普選，也沒有壹個最高領導拿普通工人的工資。......反之，卻變成了等級森嚴、特權橫行、民不聊生，統治者階層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特權生活的新式“帝國”，“王國”。前蘇聯的埋葬者、俄羅斯第壹任民選總統葉利欽在其《自傳》中很坦率地描述他曾供職的蘇聯：“如果妳爬上權利金字塔的頂峰，則可以享有壹切——妳進入了共產主義！專門為妳服務的醫院、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各種特制的佳肴，不花錢源源不斷的奢飾品，舒適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時妳就會覺得什麽世界革命、什麽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所謂世界大同啦等等，都不需要了。因為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壹個單獨的國家裏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暫時壹億人只能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

    為什麽現實會變得跟馬克思的預計完全相反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壹黨專制或領袖獨裁的政治體制與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概念是互為水火、不能兼容的，沒有壹個獲得無限權力的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願意過被他們統治的子民那樣貧困的生活。而壹個人壹旦獲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就受另壹條規律所支配，那就是英國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馬克思的失誤在於，壹方面，他要求他的信徒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另方面，他又要求他們過清教徒式的生活。這是壹個二律悖反的命題，古往今來追求統治人民的權力的個人和集團，莫不為了“占有天下”，享受榮華富貴、封妻蔭子、驕奢淫逸。要限制、取締這種邪惡的欲望，只能靠民主、靠民眾的權力超越統治者權力的監督，約束。而馬克思提出的“專政”，實際上與“民主”是“天敵”，是不能共存的。列寧在奪取俄國政權後很快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是靠暴力奪來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又發現：所謂階級專政實際上只能是少數人的專政，最終要表現為領袖的個人獨裁。列寧對馬克思“專政”學說的這壹“發展”，其實是勢所必然，他不這樣做，共產黨的政權就會被推翻，或者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化，變成“修正主義”了。列寧是實幹家，他不能如馬克思坐在書齋裏要求“魚（專政）與熊掌（民主）兼得”。列寧之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其他共產黨人無壹例外地繼承和發展了列寧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所以後來在馬克思的“信徒們”掌權的國家無壹個能夠繼承“巴黎公社原則”，都成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實行壹黨專政乃至領袖獨裁的大大小小的專制的皇帝和國王了。

     另壹個規律是，當某個政黨或集團取得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之後，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奪取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所有它想奪取的社會資源。沒有壹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搞革命是為了“當馬車夫”。列寧在他還沒來得及作物質上的享受就去世了。斯大林壹上臺，就用他的權力以物質上的好處（在召開黨的“十二大”上作出了壹個“改善黨員領導幹部物質待遇的決議”），拉攏他的部下，到後來他廢除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工資制，讓他們“各取所需”，任意攫取、揮霍國家資財和人們血汗，這就是前面我們引用葉利欽所說的那些情況......在這壹點上，各國共產黨人學習蘇聯毫不遜色。於是各個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都毫無例外地執行著壹種被稱為“官本位”的“按權分配”制度，為了避免混亂無序，只好以官階衡量壹切，鼓勵人們向上爬，讓政治權力、政治地位成為壹切的主宰.....。事實證明，共產黨人並不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種“特殊”大概只是表現在對敵人的殘忍和對黨的“忠誠”上），他們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為有權，這些欲望比壹般人更強烈更膽大妄為。在別的國家，人們要靠積累財富才能問鼎政治，而積累財富要靠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奮鬥；在共產黨國家，事情反轉過來，只要有了政治權力，有了“官位”，財源就會滾滾而來。所以，簡言之，在實行“專政”的國家，強權、腐敗、暗無天日等等不知要比別的地方，比民主國家要壞多少倍！這樣就註定了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巴黎公社原則” 永遠是癡人說夢。

    壹句話，既要堅持極權的“專政”，又想制造出公平、正義、人人平等的清廉政治，只能是緣木求魚罷了。

二、與平等、公正、正義絕緣：毛統治時期等級特權制度的基本特點

   二十壹世紀很多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認定當下中國貪腐橫行、官商勾結，沒有公平、平等和正義，是由於搞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造成的。壹些別有用心的毛主義余黨趁機蠱惑，大造今不如昔的輿論，說什麽在毛時代，政治清明，沒有腐敗，人人平等，個個有工做，雖然生活苦點，但大家壹樣，那才叫做真正的“社會主義”雲雲。

    這種叫囂本來不值得壹駁，但由於當局要替毛掩飾，不能讓人們知道毛時代的真相。所以並未受到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時代官員的貪腐比之今天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它表現為合法的形式，此即長期存在於共產黨內的等級特權制度，即官員壹切待遇、享受以政治權力、級別劃線，它是合法的，制度規定的，不觸犯任何法律紀律，我們可稱之為“合法的腐敗”。即使有人違反這種制度規定，胡作非為，也僅僅被指為“搞特殊化”，最多受點黨紀、政紀處分而已。對老百姓而言，他們打出的是“公有制”的招牌，以掩蓋其“官有制”之實，即壹切以“公有”“囯家”之名，而由官員們按政治等級分配、享受。而這對於老百姓也有相當的迷惑力，當時多數人以為這是官員——幹部們應有的“待遇”，而且官員們享有的壹切仍然是“公家”的，沒有想到它實際上是壹種集體強占，集體腐敗行為。到了今天，由於提倡搞“市場經濟”，不能公開搞“按權分配”了，但壹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未變，於是握有大小權力的官員們只好采取變通、隠蔽的方式，大搞權錢交易。所以，毛時代的等級特權制度實為今日的貪腐之風的根源。

   在那個“按權分配”的時代，貪腐最大的當然也就是權力最大的“偉大領袖”了，關於這點，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篇裏壹壹揭露、展顯。在本章，則主要揭示毛共壹般的、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等級特權現象。從而截穿毛時代所謂公平、平等、亷潔的真相。

    為了尋根溯源，我們不妨從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前的情況說起。

    中共接過歷代農民造反者的“均貧富、等貴賤”、“平分土地”等口號，以反對剝削壓迫、社會不公、不平等為號召，煽動窮人，首先是農民起來“革命”、造反，這在中國這種貧窮落後、文盲充斥的國家裏是很有市場的，所以它最終成功了。於是有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共產黨在它“革命”的過程中，真的與貧苦農民打成壹片，起碼在它取得政權以前，真正實行人人平等、官兵壹致、上下壹色的政策，因而被稱之為“窮人的大救星”雲雲。

真實的情況與這些相差十萬八千裏。共產黨號召“窮人翻身鬧革命”是實，但那只是它搜羅炮灰的手段，主要是以消滅部分相對富有壹點的人群即所謂地主、富農，“土豪劣紳”為誘餌，讓窮人瓜分他們的財產、淩辱、殺戮他們及其親屬，以盡情發洩窮哥們的貪占之欲,獸性之快，然後義無反顧投身於共產黨的“革命”。

但是，與太平天國壹樣，壹旦入了毛共的軍營，就只能成為任其宰割的羔羊了。還是看壹看亊實吧，三十年代初毛澤東為了打擊黨內政敵，壹統江西蘇區之權力，不惜制造冤殺數萬人的“打AB團”驚天假案，那麽多忠心耿耿，為共產黨出生入死的工農子弟就這樣被殘害了。在整個蘇區，光那次“肅反”就殺害“自已人” 十萬之眾，而當時紅軍總共才三十萬人。難道這些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同誌”嗎？

紅軍長征，十萬人從江西出發，到達陜北時不足4千人，95%以上的人為保衛這不足5%的人“犧牲”了。這95%的是什麽人呢？就是被“土地革命”席卷進毛共隊伍的戰士和中下級軍官，即“參加革命”的工農子弟；那5%的又是什麽人呢？是中共的高、中級幹部及他們的夫人、親信、隨從，其中有的是年老體弱者，他們卻能安然無恙地抵達目的地，因為有數以萬計年輕戰士為保衛、護送他們獻出了生命。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走”完這二萬五千裏艱苦行程的呢？很多時候，他躺在壹種類似轎子的“滑竿”上，由政治保衛局選派的戰士輪流擡著行軍（出發前紅壹軍的政治保衛局長羅瑞卿挑選了10名身強力壯的戰士作為毛的“轎夫”）。毛躺在上面可以觀風景，看書（直到過草地之前毛都帶著沈甸甸的線裝本《二十四史》）作詩，還策劃了壹場遵義政變，奪得了中共領導權，愜意極了。

  擡著大官們以及他們的夫人們趕路的挑夫有多辛苦呢？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采訪的幸存者回憶說：平地走也就罷了，最慘的是上山下山。為了使在滑竿上的“首長們”舒服、保持身體平衡，在前面的轎夫們上山時要跪著走；到了下山時便反轉過來，在後面擡的轎夫要跪著走。翻過壹座山，挑夫們無例外都是雙膝血肉模糊，又缺醫少藥，第二天還得繼續翻山越嶺，名副其實留下壹路血和淚。不幹行嗎？保衛幹部的槍口在對著妳！

    中共建國後為了教育下壹代，大肆宣揚長征中艱苦卓絕的事跡。饑餓、寒冷，啃草根、吃皮帶，很多人凍死餓死，這當然也是真的。可這主要是戰士和中下級幹部，“首長們”例外。比如毛澤東，在整整壹年的“長征”中，他精神飽滿，還性欲旺盛，這壹年當中他使妻子賀子珍多次懷孕、生產。害得賀子珍苦不堪言。

    這就是中共隊伍內部“平等” “官兵壹致”的真相。對“自己人”尚且如此，對老百姓、對“敵人” 妳就可想而知了。

鐵的事實證明，不管叫“革命”也好，叫造反也好，不管打出什麽旗號，也不管說得多麽美妙動聽，只要看壹條：在造反成功以後，在領袖們手握大權以後，只要堅持實行“專政”，大權獨攬，那就是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毛建立的就是這樣的壹個新的王朝、新的帝國。所以，它建立壹套新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必然的，只不過把原來的秩序顛倒，使“貧者富之、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已。

有人為它辯護者，他們說共產黨只是在政治主張壓迫（專政），主張階級鬥爭，為的是保持政權。經濟上卻實行按勞取酬、平等、平權，他們說中共最響亮的口號便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因而贏得了廣大民眾的由衷擁戴，取得了勝利。

這是把口號、騙術與實際所作所為混為壹談了。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也是十分錯誤、不能成立的，因為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離的，而且經濟是“基礎”，政治上取得了統治地位、並且實行“專政”的統治者，難道經濟上還要保持貧窮嗎？“無產階級”領袖們搞革命可不是為了當“馬車伕”啊……惠靈頓公爵的鐵律：“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 在共產黨人身上再次獲得應驗。

早在井崗山時代毛就開展批判“絕對平均主義”， 並把它寫進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到了延安時期，毛發動了壹場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運動初期的“鳴放”階段，以王實味為代表的壹批知識分子大膽揭露了曾被宣揚為共產主義平等標誌的中共“供給制”，實際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特權制度，當“壹方面害病的同誌喝不到壹口面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而另壹方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卻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於感覺他們是異類”。結果說出這種話的王實味被砍了頭。

不但食、衣、住、行，而且所有方面，如醫療、教育、日用品分配，以及家屬、子女的待遇等等，莫不與等級掛鉤。特別是，在烽火連天、血腥遍地的抗戰的最艱苦歲月裏，專為中共高幹們服務的“梨園舞會”卻辦得紅紅火火，“舞迥金步蓮，歌囀玉堂春”，好壹派娛樂升平景象！既不會跳舞，又不會唱歌的毛卻以不少“桃色緋聞”聞名於邊區……

    老實講，以今天的標準看，毛共高官們當年的特權享受實在算不上什麽。但問題在於它所體現的特權的封建性、獨霸性、恐怖性，在於它所體現的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粗暴踐踏！這才是毛共特權制度的本質所在。

    延安整風不過是毛式政治的初露崢嶸。應該說，那時的等級特權制還是初創的，不成熟的。到了奪得全國政權之後，這種制度才得到全面強化，完善，才真正反映共產黨的政治本質和它的“革命”的追求，也即“共產主義革命”的真正本質。

    要全面、完整描述毛共的等級特權制度是困難的，那是專門著作的任務。在這裏。我們僅從以下幾個方面窺視毛中國等級特權社會之壹斑。

   （壹）工資分配上不斷拉大差距。
    工資是毛政權下除農民外壹切人們勞動的最主要、甚至唯壹的收入，是生活的源泉（當時還沒有獎金）。在奪得全國政權之前，毛共實行“供給制”，等級比較粗糙，奪得全國政權後，以工資制代之。這種工資制度及其後的工資改革，都體現了“論功行賞”、拉開等級差距的基本取向。

     第壹次工資改革開始於1950年4月。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結果是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8.33倍。這時供給制並未完全取消，在繼續實行供給制那部分人群裏，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反對平均主義。改革的結果是：小竈（高級幹部）津貼提高了19倍,中竈（中級幹部）津貼提高了4倍，大竈（壹般幹部和戰士）只提高了1倍。很明顯，改革體現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原則，高幹們功勞大，得到最大的“桃子”，中級幹部次之，壹般幹部和戰士雖然人數最多，在戰爭中的風險最大，但在當政者眼中，只能算是“跑龍套”或充當炮灰的角色，所以只讓其喝壹點“湯”。

    第二次工資改革是1952年7月，改革的目標是將工資制與供給制全部統壹起來，合並後統稱工資制。合並後最高工資為最低工資的25.88倍，差距稍為縮小。

    1955年8月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工資改革，實行了全國統壹的“職務差別工資制”，利益的天平大幅向高幹傾斜。全國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外加占工資總額16%的物價補貼。改革後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31.11倍。以上壹次改革時的工資為基數，行政13級（廳級）以上人群的收入增加14.35%，14級以下收入增加2.26%。最高級別增加工資收入95.67元，最低級別增加收入0.23元，兩者相差416倍！這就是天天高唱“平等”、 “正義”的毛共在利益分配時的真正做法。（以上資料來源於楊奎松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相關研究文章）

   （二）非貨幣化的隱形分配

    但是問題還不完全在此，從毛時代生活過來的人們都很清楚，當時社會上的壹切交易，商品或服務品的供應，並非以貨幣（人民幣）為唯壹媒介，諸多商品、服務實行限量、定向供應，貨幣之外，還要憑票、憑證購買。而這種票、證的發放、審定完全操在各級當權者之手中，基本按照人們的政治地位即政治等級發放。最低等級的是城鎮街道居民，然後是集體企業職工、國營企業職工、各類幹部；幹部內按其職務、級別逐級而上。農民和壹切農業人口則被排除在票證供應之外。

    非貨幣的物質分配和享受是體現毛共的等級制度特權的重要方面。它的背景是毛時代的計劃經濟——“短缺經濟”。計劃經濟的壹個基本特點是，關系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大至糧、油、肉、布，小至肥皂牙刷，全都短缺，全部需要“按計劃供給”，也就是憑票證供應。在平時，通過票證供應的差別，可以讓特權階級充分感到自己的特殊優越地位，例如壹般居民每個月只能吃半斤肉，而各級當權者，則照樣可以“朱門酒肉臭”；到了特定時期，如饑荒之年或戰時體制，這種差別就可能是性命攸關的了。例如在毛壹手制造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完全沒有“國家供應”的農民餓死幾千萬人。城裏人餓死少些，但也不能幸免，據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解禁的資料，從1959年至1961年，全國餓死（非正常死亡）3755.8萬人，其中城市人口687.3萬（見辛子陵著《紅太陽的隕落》第18節）.這些被活活餓死的城裏人大部分是因為無糧票供應，因為當時有大量雖然居住在城鎮、但卻是沒有城市正式戶口的“黑人黑戶”，這些無任何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的“黑人”在死人大潮襲來時自然首當其沖。相反，即使在大饑荒年月，在黑市也有糧、油、肉票出售，這大概出自那些享有特權、享受“特供”的人家。

據2007年第8期《炎黃春秋》刊登的高誌勇的文章：《北京困難時期商品追記》，揭示了當年票證供應情況的壹角：

    北京是全國商品供應最好的城市。1959年北京的居民口糧和副食品由原來的“憑證”供應改為“憑票”供應，糧食定量嬰兒3斤、少兒6斤、兒童8斤......成人21斤；豬肉每人每月1——3兩，蔬菜每人每天2兩。後來這壹標準也不能保障。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全年）才8兩半。但是，官員們依其官階高低，不但沒有綏凍之虞，還能保證過著不錯的日子，因為他們屬於“特供” 對象，而特供是要保證“萬無壹失” 的。文中寫道：享有“特需”待遇的幹部的的特供標準，依各人的權位高低、官職大小、級別不同，有所差異。除享有“壹級勤務”的首長各取所需之外，二級首長、三級首長.....逐級遞減。如：

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簡稱四副雙高），中央明確規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應之外，每戶每天再供應鮮肉1斤，每月供給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食油、蔬菜適量。

    正副部長壹級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鮮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長壹級的，每位每月再供應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1斤，甲、乙級香煙各壹條。

    除中央人大、政協、國務院之外，在北京市的國營大企業、大單位任職的，凡是行政7級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應鮮肉4斤，雞蛋3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行政7級以下，13級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給鮮肉2斤，雞蛋2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1條。

   行政13級以下，17級以上（縣級）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標準供應之外，每位每月僅能得到2斤黃豆，1斤白糖的額外照顧。（之下的便不在特供之列了）

   除此之外，還有“軍特需”、“國宴特需”、 “兩會特需”、“外國專家特需”......。均屬“特供”之列。

   以今天的眼光看起來，這些“特供”算不了什麽。但在那個要救命的時代，每壹項“特供”都能讓人垂涎三尺，甚至能決定人的生死。

   即使到了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地步，上述特供商品、糧油票證等等，仍然有黑市交易。因為此中不乏有些確實有“有余”的人家，他們將自己用不了多余的票證拿來黑市出賣。北京黑市糧票的售價是：本市糧票每市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市斤4元。（而當時80%的壹線職工的月工資不過三、四十元），這個價格全國差不多。壹般老百姓，為了活命，在公家定量供應之外，不得不去黑市買高價食品充饑；那些住在城市，沒有城市戶口的黑人黑戶則主要依靠購買黑市食品度日，壹旦到了黑市食品供應減少，或價格暴漲之後，便只好坐以待斃。還有就是領導人政策的隨意性也能致人生死，如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居然在1960年7月1日死人的高峰期突然做出壹道決定：宣布現行的四川省糧票作廢！這壹紙命令就將老百姓手中的4800萬斤糧食（糧票）化為烏有，不知有多少人為之喪命。

另外，受政治保障的人群除了享 “特供”之外，還有壹些獲得食物和營養品的特殊渠道，如，各地都有專為高幹和特需人群設立的高級飯店，特供商店，高擋醫療機構、高級娛樂場所、休假勝地等，均可對相應人群免票證平價供應髙擋食品、用品和奢侈品。另壹渠道是以參加“會議”、“考察接待”等名義享受平價免票證食品、商品。凡此種種，都是壹般老百姓和不夠資格的幹部不能問津的，上述機構，場所，都是他們不能涉足的“禁區”。

   於是，就有了所謂“貨幣含金量”壹說。總的說，凡有壹官半職者，雖然他們的工薪不是很高，但卻很“抵用”，因為他們可以買到“平價”、“計劃內供應”的商品和服務；而同樣收入的普通百姓，則要花比之高出幾倍的價錢，而且，有時還要冒去非法的“黑市交易”的風險，隨時可能被有關部門的人員發現而遭到罰沒。

    “貨幣含金量”依其官階和實權而逐級上升，差壹個級別，就往往“兩重天”。而且，這種差別不可能像今天用金錢來擺平。比如，妳想入住壹家高級醫院去治病，或者想在家裏安裝壹部電話。這些都不是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待遇的問題，“資格”的問題，沒有相應的級別，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所以，低等級的人們才不遺余力，拼命往上爬。而在體制外的子民百姓就只能仰天興嘆，認命了。

（三）附著於政治特權的“高福利”政策

  對於毛政權中的高級別人員來說，從上述“特供”中獲得好處是次要的，那也只是在“特殊困難時期”才采取的壹種臨時措施，在正常時期，正常情況下，只要按照“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他們就可以過上“神仙”般的日子，這就是因為他們享有“高福利”待遇。

   對於不能接近高層的普通人來說，都不大清楚毛集團中高層人物的生活狀況，當局也極力將知道真相的人群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內，並以“紀律”約束不準向外吐露實情，以免暴露出去有損其“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現在我們只好求其次，從有關人員的壹星半爪的記述中窺其壹二。

   前幾年，前“右派頭子”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寫了壹本風靡壹時的書：《往事並不如煙》（很快就被當局列為“禁書”了）。書的內容和主題我們暫且不論，這裏只說章女士“無意中”披露她家當年的生活狀況。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民主黨派頭頭，不是毛共集團的核心成員。然而，就是這位章部長家所享有的“待遇”，還是令人吃驚的。在家裏，除了配備秘書、警衛、司機之外，還有醫生、護士、廚師、勤雜人員等等，真是壹應俱全，“照顧”得無微不至。

   部長尚且如此，之上的大員就可想而知了。據現在已知的情況，中央“四大班子”壹把手出行時坐火車要乘“專列”，配備警衛、秘書、生活服務等壹整套班子；副職配專門車廂；省部級則備豪華包廂。國務委員以上出行均由警車開道，實行“清街”、“清道”，壹路紅燈避讓，警笛長鳴，那威風遠非“八擡大轎”可比。

   除了“行”，“住”也是官員的重要特權享受之壹，除有公款提供的壹應俱全的官邸之外，外出公務或私務，接待標準都有嚴格規定，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壹位省級官員去到壹個城市搞調查，他的隨行人員有廳、處、科級官員和壹般幹部、司機等等。於是接待方按規定把他們安置於不同的樓、館，不同的歺廳。官員們都感到工作很不方便，但鑒於級別森嚴，也就不得不“遵從”了。

   醫療保健是官員特權的重要方面。不同級別的官員享受不同的醫療保健待遇。每個城市都有專為“高幹”（標準由各地自定）設置的專門醫院、病房，配備最好的醫生，最好的醫療設施和藥物，而且病房內生活設施壹應俱全，形同賓館。為高幹設置的醫療設施哪怕空置也不能對其他人“開放”。中共中央前統戰部長李維漢在壹篇文章中提到壹件事：八十年代初，已經“復出”的李維漢因病住進壹家醫院，醫院按照規定給他壹人安排了三間大病房。而當時病人多，病房緊缺，這家醫院的走廊上都“住”滿了病人。李維漢無意中發現了壹位他熟悉的老教授，也擠住在走廊裏，教授患的是呼吸道疾病，而走廊風大寒冷，對教授的病極為不利。李覺得自己壹人占三間病房太浪費，向醫院院長建議將那位教授轉移到自己病房的“客廳”裏來。可是院長告訴他：這是上面的規定，是個原則問題，政治問題，他無法擅自改變。李無法。不久，這位教授就因救治不力死去了。

   達到壹定級職的幹部不僅治病上有諸多特權，而且配專職保健醫生；不能專配者，亦享受高規格保健醫療待遇，免費享受進口特效藥品、高級保健品，著重於健身卻病，防病於未然，所有費用全由國庫報銷。（這壹政策至今絲毫不變，而且擴大至所有“離休”人員）

  當時壹般幹部和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亦可享受有限的、低水平的醫療治病。而壹般城鎮居民及廣大農民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壹切都得自掏腰包。然而正是這類入不了“國家保障”的人群，卻是收入最低、支出最多、最困難的群體，其中又以農民為甚。所以，在毛時代，農村戶口的人們打破腦袋也要往“城裏”鉆，而城裏的人們，則要想方設法擠進壹個吃“皇糧”的單位，享受國家最低的生活“保障”。

    共產黨幹部的“高福利”還表現在出差、參加會議、學習培訓、以及出國公務等等方面（現在叫做“三公消費”， 即公車、公務接待、公費出國）。但凡參與這些活動都有不菲的補助和享受。而且補助標準因人而異，職級越高享受的標準越高，其“收入”甚至遠超其工資。幹部們這種享受，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還是壹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壹種榮譽。為了突出政治特權，毛共當局出臺了很多具有政治獨占性、排他性的政策規定。例如乘坐飛機、軟臥、高等級的輪船艙位，就必須具有相應官職、等級的證明，否則妳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同樣，高檔賓館、豪華娛樂場所、著名的風景勝地遊覽、療養等等，沒有相應的身份是絕對進不了的。而且，就壹般人而言，“富有”是壹種災難，壹種罪惡，地主、資本家不用說了。即使妳有“海外關系”，受到海外親友接濟，也要提心吊膽，弄不好會成為“運動”的對象。如果妳多才多藝，在正當職業之外去“創收”，撈外塊， 那就會被斥為搞“歪門邪道”，或“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就是進監獄的事了。

    所以，只有官員們的享受和富有，才是合法而且人人羨慕的。

（四）不成文的政治等級特許—— 法外“豁免權”。

   等級特權制的另壹個重要表現是對現代司法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顛覆，或者說，它公然推行壹種“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治國理念和司法制度。

   毛主義繼承了列寧的“國家理論”，將國家說成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公然為自己推行殘暴的極權統治提供“理論依據”。“政治特許—豁免權”就是這壹理論指導下的必然產物。

   所謂“政治特許—豁免權”是指：針對不同人群，不同個體實施不同的適用法律，擁有官位或政治優勢的群體和個人可以在壹定範圍內獲得司法豁免；反之，對另壹部分人則實施超越法律的懲罰和制裁。

    舉例來說，甲、乙二青年因故引起鬥毆，結果訴至當局。毛共的司法機構介入這起案件後，它首先要做的是確認這二人的“身份”，假設甲是“根正苗紅”的青年，而乙則是“地主”或“黑五類”子弟，那麽這起糾紛的處分原則就是：如果是甲打傷了乙，不管何種原因，他是沒有罪的，這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反之，乙打了甲，也不管是何種原因，必須嚴懲，因為這是“壞人打好人”，是“階級報復”。在這裏，甲享有了最低級別的政治豁免權，即普通人群之間糾紛的“階級成分判斷法”。

   真正的政治特許和豁免權首先是黨員豁免權。壹般情況下，只要是不嚴重的犯法、犯罪，不是政治問題，都可從輕發落。例如，非黨員犯了要判三、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黨員的“黨籍”可以抵消，即將其“開除黨籍”了事。在毛時期的法院判決布告中，常有這樣的案例：在同壹案件，相同的犯罪行為中，非黨員的普通人被判幾年徒刑，而身為黨員的犯罪嫌疑人卻以“開除黨籍”了事。

   次是官員豁免權。這比較復雜。首先這官員必須是共產黨員，非黨員幹部犯了法的，就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不在豁免之列。具體講，官員的官職或官階能頂多少罪，得依情況而定，壹般來說，司、局（師）級及以上官員就不會受到刑事追究了（政治性案件和“反黨集團”不在此列）。按照有關規定，對地、廳（即司、局）以上官員犯罪案件的處理，包括是否立案、起訴，必須經省級黨常委會討論決定；低於地、廳級的黨委成員犯罪（如縣委委員），也要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決定，並報上級黨委批準。司法部門的處置、宣判只是奉命行事走程序、走形式。所以，只要在黨內有人緣，特別是與“壹把手”關系好，黨內要員都不會受到法律制裁。

當然也有另外的、特殊的情況。有壹件案例也許能說明官員特許豁免權的這個確實存在而又缺乏明文界定的概念的運用法則。

在1951年底、1952年初毛親自發動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初起的時候，曾經有壹起轟動全國的大案，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經毛親自批準，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為毛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以非政治罪名處決如此高官在毛政權來說是極為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他們的罪名是“貪汙公款”40余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後新幣40余萬元），挪用公款200億元（200萬元）。按照當時三反運動中的規定，凡貪汙或挪用公款達2000萬元（2000元）以上為“小老虎”，5000萬元（5000元）以上為“中老虎”，壹億元（10000元）以上為“大老虎”，“大老虎”壹般在“必殺”（判死刑）之列。劉、張二人單是貪汙公款的數量已經超過“必殺線”的幾十倍，遠遠超出了他們“司法豁免權”。但即便如此，毛也不壹定要置其死地。後來判處劉、張死刑表面上是其貪汙、挪用公款罪，其實另有玄機。據信，劉、張二人還有政治上的出軌之舉：在其管轄地區的子民曾在公開場合呼喊劉、張“萬歲！”這就犯了大忌，“萬歲”只能屬皇帝壹人專用。至此，劉張不值得“保”了，毛決定除去這壹“隱患”，因為他們已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問題，而且成為潛在的“對手”、“野心家”了。

當然，毛也有“借”劉張二人之頭為運動造勢的“政治需要”這壹因素。

我們且看，當時是否有貪汙、挪用公款遠在劉、張之上，並有其他犯案情節而又未受到處分和追究的呢？有，典型的就是時任東北黨、政、軍“壹把手”的“東北王”高崗，在三反運動開展如火如荼的1952年1月，有署名“東北壹黨員”，實即中共鞍山市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聯名檢舉揭發高崗罪行的控告信件，通過時任財政部長的薄壹波於1952年1月27日轉到毛澤東的案頭，那上面非常清楚而又駭人聽聞地寫著：

     “東北局已成為壹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高崗的私生活十分講究、排場、闊氣，揮金如土，壹頓飯能讓普通百姓吃喝壹年，每逢周末，他都要舉行豪華的舞會，在舞臺上，葡萄酒、點心、糖果等，成汽車成汽車地往舞場裏運送。高崗是有名的舞迷，每場必到，壹些漂亮的女郎爭先恐後地與之攀交......不知有多少姑娘、小姐投入他的懷抱。他生活上腐化糜爛透頂，已經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極大的公憤......誰要給他們提意見，馬上就會遭到他們的打擊報復！”

    高崗貪汙、浪費了多少公款、國家資財，是難以計數的。他的私宅、官宅裏堆滿了從各地“進貢”來的奇珍異寶。高崗還野心勃勃，東北各地所有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都要掛高的照片，也有人在公開場合呼喊高“萬歲”……   

   這樣壹位巨貪、巨蛀、野心家，按照毛共當時的法律，不論哪壹條都夠判處死刑幾十次了。比之劉青山、張子善不知嚴重多少倍（據現在查明，劉青山、張子善貪汙、挪用之款，實際只是作本單位的福利性經營之用，而非進入私人腰包）。可是毛看了舉報信置若罔聞。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發動的“三反”運動，就是根據高崗的相關報告作出的，高崗成了這場“三反”運動的實際發動著，頭號的“大功臣”，毛接著將高調入中央，試圖讓其取代劉少奇的二把手地位。

毛為什麽對高崗的嚴重貪汙腐化行為不作任何處置和回應呢？原因很多，首先，從政治上講，高雖然野心勃勃，但對毛忠心不二，他只是想取代劉少奇成為二把手，並無反毛之意。而毛這時也正想把劉少奇這個二把手撤了，正可利用。在毛心裏，對高崗來說，只要政治不出問題，其他均可不論了。

其次，揮霍國家資財，玩女人，在毛看來，對於高崗這壹級別的幹部來說，都屬“小節”、算不上什麽大亊。因為，高崗的“官位特許權”已經可以涵蓋了這壹切。也就是說，在毛共內部，到了高崗這個級別，就不存在什麽經濟和刑事犯罪的問題了。這壹點，毛自己更典型、更“大方”，遠的不說， 1949年他剛進京，當時全城滿目瘡痍，百廢待興，毛住進中南海的皇家園林卻嫌拘束，立即吩咐在西郊建“新六所”別墅區，在香山建遊泳池，大興土木，大肆揮霍百姓血汗。

   到了1952年，也就是當“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各地貪官、奸商人頭滾滾之時，毛叫他的“大警衛員”、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湖南省委傳話：在長沙給主席建壹棟房子，主席可能回家鄉看壹看。可是這時全國“三反”“五反”正搞得轟轟烈烈，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心存疑慮，不敢貿然動工，只把自己的寓所騰出來裝修、改造升級了壹番。結果卻引不進毛“回鄉”。這才恍然大悟，立即動工興建了“蓉園”，毛才欣然起駕。後嫌蓉園不夠，又建了個“九所”。

   還是在“三反”“五反”之時，毛又下令興在香山建他的遊泳池。“建費5億”（已經足可以砍5個腦袋了）。但建成後毛又嫌小，廢置不用。在中南海擴建了自己專屬的遊泳池。

    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毛那宏大無比、無所不包的“官位特許權”：高崗與之相比，顯見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又何必與之斤斤計較呢！

  所以，毛對他的封疆大吏、“東北王”高崗的貪腐和揮霍民脂民膏視而不見，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於有毛帶頭示範，各級官員依例而行。但它卻不是明文規定（不便明文規定），“運用之妙，存乎壹心”。這正是毛要達到的效果，它變成了毛掌控臣下的又壹條無形繩索，壹把達利克斯之劍。此中最微妙的是其中的“度”，除毛本人之外，但其他人都必須有“度”，而這個度只存於毛壹人心中。

   但是卻苦了中國老百姓。中國有如此多的官員，每個官員都有大小不等的“特許豁免權”，它們既有經濟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例如，每個運動中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都有對鬥爭對象實施抄家、打砸、甚至打死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權”。這些特權加總起來，對民眾而言是多麽可怕！於是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恐懼之中。

  （五）等級特權的溢出效應

   政治特權本質上具有擴張性，如果它不向外宣示，向外擴張，權力本身便會變得沒有意義。而擴張的結果，必然使特權泛化、社會化，從而使整個社會成為等級社會。

   上行下效，是壹般社會的規律，在極權社會中更是如此，因為這種社會是人治而沒有法治，壹切以當權者的意誌為轉移。這本身就是壹種“溢出效應”。所謂“溢出”，就是享有政治特權的階層、人士，在其特權達到壹定程度後，便自覺與不自覺向社會輸出這種權力，致使其權力範圍不斷擴大，“力度”不斷強化。首先，權力向“身邊人”擴散，然後向其他關連者擴散，其順序大致是：配偶、子女、親戚、親信（秘書、司機等）、朋友、各種關系人。各依其與特權主體（主人）關系遠近和親密程度而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特權實惠，整個社會不得不接受這種現實。

   例如，文革中毛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於是，他的特權向他的至親、親信擴散，江青、毛遠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華國鋒等便成了氣焰熏天的權貴；等而下之，各地方的黨政軍實權派，也被賦與了相當大的特許權，政治上可以隨意殺戮階級敵人、可以隨意假以罪名消滅政敵；在經濟方面和其他方面只要不弄出大的亂子就不會受到追究。這些人的特權也擴散到與他們關系親近的人身上。如文革後被揭露的浙江杭州軍方首腦人物的兩位熊姓公子，竟然強奸婦女百余名之多！廣西軍區壹位副司令員陳某某的兒子，因某女子想與其終止戀愛關系便開著小車將其碾死。這些特權人物如果不是因為文革的結束，毛的死去，根本不會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因為他們老子的“官位特許權”完全可以庇護他們。

  隨著 官位特權的溢出、泛化，凡與特權者能攀上關系的人，在就業、參軍、提幹、調動等等社會“熱點”問題上均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好處；往小處講，能夠買到別人買不到的平價商品，緊缺物資，能參加壹般人不能參加的舞會，看壹般人看不到的“內部電影”或“黃色小說”等等；往大處講，便可得到入黨、轉幹、提拔，逐步擠身特權階層。於是全社會對這種特權趨之若鶩，人人都想沾到壹點特權之光。當局也利用人們對政治特權的向往，引導人們向當局靠攏，效犬馬之労。

壹般地說，壹名“體制外”的積極分子，只要親近權力，善於鉆營，就能在就業、升學、參軍等各方面占到先機，並有可能吸收進體制之內。已在體制內的就可得到提抜，甚至飛黃騰達。當然，要在中央層面出人頭地，必得偉大領袖的垂青。

農村的社、隊幹部，雖然不吃“皇糧”，不是編制內官員，但相對壹般社員，他可以多吃多占，可以獲得諸多補助，甚至為所欲為成為壹方“土皇帝”。即使當壹名“基幹民兵”，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但能夠拿槍，也就顯得威風凜凜，可以對階級敵人咬三喝四，在同齡人面前出盡風頭。這就叫做權力的逐級溢出效應。

所有權力溢出的受益人都得有壹個前提，那就是要遵照“政治掛帥”的原則，必須“出身好”、血統純凈，那些出身“不好”、血統不正者，任妳怎樣表現也沒有用，文革中就有－些“黑五類”出身的學生，主動向那些“紅五類”紅衛兵靠攏、獻媚，試圖擠身革命隊伍，被後者譏為“白色烏鴉”。到了關鍵時刻，白烏鴉照樣被揪出示眾。這也是毛共的等級社會的壹個特點：絕對沒有公平、平等競爭，只講階級、血統。於是，全社會逐漸地向新的“種姓”制度過渡。

   毛建立的這個政治等級社會還有壹個非常特殊之處，那就是它為了加速其原始積累，加速對外擴張，加緊對人民的盤剝。人為地建立了壹個分割城鄉的“二元”經濟制度，將占總人口近80%的農民整體上貶為專門向國家提供積累、卻沒有公共福利、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二等公民”，實即現代農奴。但農民作為人口最多的群體又必須成為毛政權的統治基礎。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毛祭起的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法寶。他首先在農民內部通過黨組織和政權組織網絡了壹批爪牙，利用這些爪牙對廣大農民進行統治、奴役。然後利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開展農村“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對農民群體進行分化、瓦解，“以農治農”。再將農村中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子女作為“階級敵人”供其他農民壓迫、羞辱、掠奪，於是，本身被盤剝、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貧下中農”們有了發泄怨氣的渠道，有了欺壓、打罵的靶子。人們的滿足感總是從與他人比較中得來的，看到了身旁這壹批比自己更窮苦、更悲慘、更加低賤、更加倒黴的階級敵人，“貧下中農”終於得到了壹絲安慰，找到了壹種優越感；還從毛的媒體日夜不停的對“革命群眾”的“贊美”中找到了壹種“主人翁”的感覺。


第二章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污。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制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制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制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裡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與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

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與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與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下面這段對話是中共黨員與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的對話，鄧右的支持者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段對話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借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佔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占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裡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里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借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資本家的高收入不是按勞分配的結果，而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果，如果資本家沒有佔有企業，即使從事經營管理工作，最多只是獲得白領工人的工資，不會獲得大量商業利潤。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與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嗎?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于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麼，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制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台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延伸閱讀 法學教授談共匪垮臺之後處理共匪黨產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寫於 二零一二年

結束壹黨專政之後的中國如果要重建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廢除中共當局建立的國家所有制，剝奪讓政黨壟斷國家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國家所有權是解決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壹種重要途徑，但是事實上國家所有權面臨著主體抽象性以及“政府失靈”的困惑，在實踐中往往出現黨國不分的現象嚴重傷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國家所有權國有財產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國家的公權力制度安排。國家所有權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體現人民利益，理應接受納稅人監督；國家所有權應當實行分別所有原則。法人所有權是壹種非所有制性質的相對所有權，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壹種階段性客觀反映。它作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能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以最終達致公共所有權目標。
　　
　　
　　長期以來壹直習以為常的“國家所有權”概念自從中國起草《物權法》以來就在法學界展開了激烈爭論。比如：國家所有權概念有無存在的必要？國家所有權能否適用私人所有權的法律規則？國家所有權能否在《物權法》中加以規定？等等。這些爭論直接關系到作為國家所有權客體的國有財產內涵的理解以及國有財產法體系的構建。某種意義上說，對國家所有權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國有財產立法的前提和基礎，是國有財產法治化的關鍵環節，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礎。
　　
　　壹、國家所有權理論反思
　　
　　1、國家所有權概念產生
　　所有權是壹個眾所周知的概念，無需加以闡述。但為了解抉國家所有權爭議，而不得不為之。所有權概念起源於羅馬法，後被註釋法學家加以解讀。羅馬法規定，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對於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註釋法學家將其“濫用權”解釋為“完全的支配權”。《拿破侖民法典》第544 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國民法典》第903 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不違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範圍內，可以隨意處分其物,並排除他人的破壞。中國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能為內容之權利”。也有學者認為，所有權是確定物的最終歸屬、表明主體對物獨占和壟斷的財產權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於其它權利而獨立存在的財產權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財產權利，這也就是所有權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國的《民法通則》第71條規定，“財產所有權是指所有人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中國的《物權法》第39條規定，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由此可見，所有權就是財產所有權，所有權是壹種權利，“物”則是所有權的客體。
　　英美法系則沒有大陸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邏輯嚴謹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開放與靈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盡管民法學界對大陸法系“僵化”的物權法暨所有權概念存有異議，認為其對財產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財產法暨財產權概念的靈活與實用。物權法暨所有權制度也是人類社會關於財產制度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故對於存在所有權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在所有權基礎上，適當吸收和借鑒英美法系的財產法經驗乃是明智之舉，而不是簡單地否定所有權制度而另起爐竈英美法系的財產法體系。這也是本文闡述所有權暨國家所有權重構的邏輯前提。
　　討論所有權概念不得不正視經常困擾人們的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與所有權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產權就是廣義的所有權。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產權與廣義的所有權在內涵上可以等同。”很顯然，經濟學界所理解的產權暨所有權概念與法學界存有很大差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就是財產權，相當於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權概念。如果把產權作狹義理解，產權就是所有權；如果把產權作廣義理解，產權包括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繼承權等，其中，物權包括所有權和他物權。嚴格而言，知識產權也屬於物權範疇，但如果把物權主要限於有體物暨考慮到知識產權體系的龐雜，故把知識產權從物權中分離出來，這種立法也成為國際趨勢。考證產權與所有權關系的意義在於，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從本源性認識到，經濟學意義上的產權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經濟人”角色，必然要求產權主體明晰，這就決定了法學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必然要求清晰。
　　由於“國家”或“全民”的抽象性，無法保障人們自由的全面的發展和“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這就不難理解無論大陸法系的所有權概念還是英美法系的財產權概念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財產的解讀，所有權概念產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權的內涵，私有財產壹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說的那洋，羅馬人的“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傑裏米 沃爾德倫認為，“所有權”是壹個只有私人財產制度才能加以具體說明的概念。布萊克斯通認為，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是如此嚴密，以至於不能允許對私有財產權的哪怕是最輕微的侵犯，甚至哪怕這種侵犯是出於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考慮。《牛津法律大辭典》對“財產”也作如下解釋：歸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護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財產權和無形財產權。等等。至於涉及國有財產問題，則具體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國主權問題。在布萊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財產權才是所有權，國有財產權是壹個“主權”問題。公法人對公產行使的權利並不是《民法典》意義上的所有權。言下之意，所有權暨財產法是壹個私法範疇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並沒有國家所有權概念。人們所理解的“國家所有權”問題常常是他們眼中的“主權”問題。因此，西方國家壹般都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標準規定所有權的先例。無論國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西方國家要麽按照所有權客體的動產與不動產加以區分規定所有權，同時對國有財產再以公法加以區別對待；要麽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規定所有權，比如德國憲法中的所有權、稅法中的所有權、民法中的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等。有些學者認為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概念”。有些學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有權概念”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限制。
　　那麽，國家所有權概念最早產生於何時何地呢？據歷史考證，國家所有權概念是前蘇聯東歐國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物。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經濟基礎問題,法律是上層建築問題。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只是壹個表像,其決定因素是社會的所有制,即“壹定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據此，前蘇聯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把西方國家具有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與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所有制”結合起來，認為“有什麽樣的所有制就會有什麽樣的所有權、有什麽樣的所有權就必然有什麽樣的所有制”，進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這在1923年實施的《蘇俄民法典》中得以體現。這實際上是對私人屬性的所有權壹種破壞。前蘇聯關於所有制與所有權的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為標準將所有權劃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
　　或許有人認為，如果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將羅馬法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借鑒運用到公有財產身上並發展成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等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無論是公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基於公有制的絕對主導地位和傳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所有權概念本身以及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均發生了異化。
　　正如列寧在20世紀20 年代起草《蘇俄民法典》時指出：“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壹切都屬於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前蘇聯法學家認為，在蘇聯，隨著私有制的廢除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為壹個體現個人利益的法律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個獨立的公法和法律體系中的二元論的基礎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屬性的所有權概念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公有制的化身，成為共產黨掠奪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而非私有財產的概念。所有權概念失去了私有財產存在的空間。當然，有些前蘇聯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差異性，但卻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並沒有認識到所有權的異化問題，而是基於公有制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所有權”進行了重新解讀，因而進壹步助長了所有權的異化。比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會主義國家所有權》壹書中批評了了《蘇俄民法典》繼承羅馬法而給所有權下的定義，認為羅馬法中的所有權概念是壹個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權”的概念，不能體現出不同所有制條件下的所有權的階級特點，因而不能以此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的概念。因而，他將所有權定義為：個人或集體以自己的權力和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會存在的階級關系結構並與該結構相壹致的基礎上，支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權利。
　　2、國家所有權困惑
　　所有權概念的異化直接影響到所有權概念異化的產物“國家所有權”。中共當局的禦用文人普遍認為，國家所有權是指國家對國有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現。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將國家所有權理解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家所有權概念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異化為簡單的“全民所有”，從而有違“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憲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固然可以，但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將“國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則扼殺了具體的個人的權利，因而萬萬不可。其實，早在前蘇聯東歐時期，就有壹些學者認識到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難以量化到個人所有，其結果可能是少數人獲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構成了這樣壹個矛盾，即“公有制還始終被認為是以勞動人民為壹方，以社會資本集體所有者的某種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職務行使者為壹方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進壹步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國家所有權具體主體制度的法律構建，加以國家所有權的公權力屬性，必將導致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首先，從政府等國家機關來看，雖說其代表“全民”行使國家所有權，但是因為“國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義上的，這洋讓政府領導的各級國家機關對國有財產主體界定不清，造成不負責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結果，共產黨的權貴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國家”名義進行掠奪、遇到責任以“國家”名義推卸責任。比如中國的很多國營企業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資設立，壹旦遇到問題，則各級政府在“國家”的名義推卸責任，誰也不承擔責任。即使“問責”，往往共產黨的紀委以黨紀要求首先領銜主導，問責的約束難以上升到法律層面，國營企業淪為共產黨的黨營事業。其次，從人民群眾來看，雖說國家所有權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眾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滿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數人蠶食的情況下），往往對國有財產漠不關心，並利用壹切機會損公肥私。再次，從國營企業的性質來看，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決定了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壹直不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營企業名義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對國有資產的處分權等權利，國有資產成了國家的附屬物。正如前蘇聯著名學者維涅吉克托夫所言，“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國營企業，是把全部國家權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權力結合起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國營企業與國家權力的結合進壹步助長了國有壟斷經濟現象。而且，這種強調“國家是國營企業唯壹股東”的做法也使國家成了所有國營企業的“無限責任股東”，導致國營企業最終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甚至國營企業之間承擔沒有必要的責任的荒唐現象，從而造成企業發展的困境。比如：中國某地區壹個國營企業向埃及出口羊肉，因為羊肉上沒有埃及人需要的標誌，被埃及方面視為不潔之物扔進大海。　埃及方面隨即向這個國營企業索賠，被這個國營企業拒絕。埃及方面請求埃及法院將中國某遠洋運輸公司的巨型集裝箱貨輪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該羊肉出口企業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中國的遠洋運輸公司也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依據中國法律和中國學者的解釋，這兩個企業的所有權只有壹個，所以這兩個企業是同壹個所有權人名義下的財產。既然如此，遠洋運輸公司的財產當然可以用來承擔羊肉出口企業的責任。對於中方，雖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東下屬子公司之間的責任關系未必敗訴，但面對國際法則，足以證明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模糊性和面臨的實踐風險。
　　與此同時，當國家所有權占據主導地位時，即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成為壹個國家財產的最主要所有者時，往往也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和地區，國家作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發生異化。比如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極少數人基於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使所有權與公權力相結合而大行其道，導致“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以及國有壟斷利潤未能足夠惠及於民現象的出現，與民爭利，形成特權階層，從而擠壓私人生存空間，危及公民社會的發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學者卡德爾認為，國家所有制造成國家有管理整個社會資本權利，從而為國家和黨的官僚主義敞開了大門，並使在革命的行動上的集中越來越蛻化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樣，前蘇聯著名民法學家約菲表達的更為直接，他認為，“政治統治階層、官僚階層是蘇聯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壹旦這個真理被揭開，那麽蘇聯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國，這種“異化”並非如同前蘇聯東歐國家因市場經濟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於中國的“國情”與市場經濟的銜接問題，即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非徹底性以及較低的公權力法治化水平，從而使國家所有權在中國除了原有的“異化”外，還產生諸多新的變異與困擾，並影響到國有財產的實現機制。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國家所有權該市場轉型的領域未能轉型或未能徹底轉型，不該市場轉型的領域卻發生了轉型，在此背景下，強調國家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壹體化平等保護，強調國有財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強調政企分開，勢必導致國家所有權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其結果是：壹方面，中共當局縱容“官商勾結”的“官僚經濟”，導致與民爭利和擠壓私人財產空間；另壹方面，導致所有權制度的缺失，國家資本的逐利性，發生與民爭利和公共產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進入市場的領域如房地產業等卻過度介入而與民爭利；應當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如歷史文化古跡、公園、博物館、公路、殯葬服務、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卻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而犧牲公眾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因為中國不承認全社會參與的私有化的合憲性，為了實現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內部私有化。這種缺乏憲政基礎的內部私有化極易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國營企業的員工的利益受損，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並因此影響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本應正當性的合法化問題，其結果反而危及到國家所有權市場轉型改革本身。
　　
　　二、國家所有權理論完善
　　
　　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隨著國家所有權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這種“異化”在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似乎理所當然，即使所謂的“異化”亦無改革的環境。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選擇，這種“異化”愈益凸顯出問題解決的迫切性。
　　面對國家所有權的異化，如何重建中國的所有權制度，主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壹）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定位
　　鑒於人的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臘時期，亞裏斯多德就認為，“財產只能在特定意義上應該公有，但作為壹般規則，應該私有；因為，當每壹個人有其明確的利益時，人們才不會彼此抱怨，而且他們將更進步，因為所有人都會照顧其自己的事。”因此，讓所有權概念回歸私有財產範疇，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將國家所有權限制在私人所有權無法或難以解決的特定領域，這是從源頭上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的關鍵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權概念壹經產生就是壹個私有財產的問題，基於國家職能需要確需存在的國有財產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的“主權”問題，理應主要通過公法解決。如果將具有公權力屬性的國有資產毫無例外地引入私人屬性的所有權範疇並通過國家所有權介入私法性質的私有財產領域，不僅異化了所有權概念本身，而且還導致國家所有權暨國有財產的職能錯位和越位，同時還腐蝕了私人所有權及公民社會，最終危及民主化的進程！進而言之，國家所有權異化的源頭在於國家所有權本身。如果脫離國家所有權自身定位去解決國家所有權異化問題無疑是緣木求魚的做法。這就不難理解無論是前南斯拉夫歷史上的社會所有制改革還是中國歷史上的承包制、租賃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政企分開等改革為何難以根本解決國營企業問題的癥結所在！即使中國學術界經常論述的政企分開，如果僅僅解讀為中國學術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會公共職能與出資人職能分離”，而沒有解讀為“國家所有權應當退出不應進入的領域”，則政企分開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實現了國家所有權的市場轉型及其合理的市場定位，才能把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或“全民”以及有學者認為的“國家所有權”或“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 這壹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國家所有權重構的前提和基礎！
　　對於確需要保留的國家所有權，鑒於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抱著非理想化的態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與代價，按照有別於私人所有權規制路徑的理念進行國家所有權二元結構設計。如果回避了國家所有權的固有弊端，懷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達，最終將陷入傳統公有制的“烏托邦”。歷史教訓依然觸目驚心！良好制度的構建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
　　（二）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重構
　　從國家所有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觀點：壹是“統壹所有說”，二是“分別所有說”。
　　1、“統壹所有說”
　　從“統壹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由國家統壹行使，也就是中國學術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統壹性和唯壹性”。有學者認為，國有資產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這就從法律上確立了除國務院之外任何部門、地方和單位都不能作為行使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主體，也否定了那種“部門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張，維護了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統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統壹所有說”采用了“統壹所有、統壹管理”原則，是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全部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地方政府沒有多少自主權。或許“統壹所有說”也認識到了這壹弊端，進而提出了“統壹所有、分級管理”的原則。中國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4條規定：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相比較而言，這比以前要進步許多，但關於國有財產依然沒有確定中央與地方的所有權邊界，因而常在“國家”名義下中央與地方的隨意性越權，要麽掠奪，要麽推卸責任。因此，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學者還是反對“統壹所有說”，提出了“分別所有或分級所有”的觀點。
　　2、“分別所有說”
　　從“分別所有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或國有財產由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無論中國的法學界還是經濟學界對此都有闡述。從經濟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來看，往往是從“國有資產”的視角分析了“分別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學者認為，對於國家所有制來講，根本而言則需要打破國家所有制或所有權內部結構的認識和做法，建立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國家所有制。也有學者認為，要將中央統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級所有。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政策的束縛，明確提出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分級管理”原則。也有學者認為，建立壹級政府，壹級所有權的國有資產所有權管理體制。也有學者對競爭領域的國營企業建議采用“分級所有”原則，但是對於具有自然資源性質的國有資產等仍采用“統壹所有”原則。等等。
　　很多學者在分析“分別所有”時，並沒有涉及國家所有權主體，到底是國家、國家和地方還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等，並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如果在承認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產權，必須分割所有權，必須承認所有權主體可以分為多個層次，必須破除所謂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唯壹性與統壹性的理論，必須承認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話理解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這與“國家統壹所有、分級管理”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把國家視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又承認“分別所有”原則，則存在嚴重的矛盾，因為國家作為公法人整體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業法人、自然人等壹樣。因此，如果想把國家所有權分割為具體的主體制度如政府、企業法人等，則必須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對此，中國的法學界有些學者從“國家所有權”視角認識到了這壹點。他們所認為的“分別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所有，明確了所有權主體，進而拋棄虛幻的國家所有權；即使保留國家所有權，也僅指中央政府所有權。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說”觀點的學者壹般均認同此觀點。
　　從中國實踐來看，雖然中國並沒有采納“分別所有”觀點，但是在中共建國前有“分別所有”的實踐做法。比如中國1930年制定的舊土地法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省有土地、市縣有土地、鄉鎮有之土地。本條中的國有土地，即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從國外來看，前已述及，國外壹般很少有國家所有權的概念，關於國有財產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權、公法人所有權或公共所有權形式出現，即使使用“國家所有權”概念也是解釋為中央政府的所有權。從政府所有的財產來看，壹般采取分別所有原則，並已成為國際慣例。比如：美國分為聯邦、州和市鎮所有財產；德國分為聯邦、州、縣區或鎮所有財產；法國分為國家、省和市鎮所有財產；意大利分為國有、省有和市有財產；西班牙分為國家、省和村鎮所有財產；澳大利亞分為聯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級所有財產；墨西哥分為國家、州和自治市三級所有財產等。即使前蘇聯東歐國家也紛紛放棄了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即全民所有的理論，回歸所有權本來面貌。比如：俄羅斯除了國家所有權，還有自治地方所有權，實行俄羅斯聯邦、俄羅斯聯邦各主體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財產；越南實行國家和省分別所有財產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財產才稱為國家財產或國有資產，地方政府所有的財產有類似於地方財產等稱呼。
　　然而，也有壹些學者不認同“政府分別所有”的觀點。比如前文提到的“國家與地方說”。也有學者認為，“公法法人的私有財產所有權理論”只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其各級政府機關享有國家財產所有權，是以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相對獨立為前提的。中國是單壹制國家，不具備適用這壹理論的基礎。但前已述及，這類觀點關於國家所有權主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家和地方，最終還是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擺脫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嚴重矛盾。
　　綜上所述，應當將確需存在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狹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至於“全民所有”說法在立法或相關政策中僅僅可以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以強調國有資產實現機制的最終價值目標。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簡而言之，有助於克服所有權的異化，回歸所有權的本來面貌。
　　或許有人認為，過分計較國家所有權主體並無多大意義，這僅是形式問題，無論“全民說”還是“國家說”最終都落實到代理人“政府”身上，從而與“政府說”似乎殊途同歸。無論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政府”還是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實現國家所有權的利益和目標，關鍵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國有資產的實現機制關鍵確實取決於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水平，這也正是本文以“國有材產法”為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但需補充的是，在中國“政府”作為“代理人”角色還是作為“主人”角色，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作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實際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現；享有事實“主人權利”的“政府”壹旦面臨責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責任，導致“政府”利用其模糊身份遊刃於權益與責任之間，權益與責任不規範，隨意性較大，權責不壹致。因此，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級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邏輯，也是還原政府的“事實占有”的真相；將抽象、空洞且“動聽”的“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實到具體責任人“政府”身上，有利於明晰產權主體，實現“責權利”統壹，避免各級政府等利益主體在“國家”或“全民”的名義下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或者推卸責任；有助於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系，有效銜接財政聯邦主義和分稅制等財政體制，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實現國有財產的相對市場化；借此推動中國的憲政改革，完善國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慮將該市中央區東萬代釘的市有土地約1.5萬平方米出售給中國總領事館作為新址用地，但該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惡化”為由暫時凍結了賣地計劃，因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財產，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則無法出售。姑且不論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無政治企圖或是否妥當，但就市有土地的處置則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權和法治色彩。而這在國有財產國家統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難以想象的。也正因為這種“補充”決定了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身上應是相對明智的制度設計，從而盡可能降低所謂的“公地的悲劇”。若此，中國現有的立法諸如《物權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均要改變折中且模糊的立法模式，中國民主化之後應作出相應的修改。
　　（三）國家所有權主體建構
　　從國家所有權主體來看，學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其中最主要的觀點主要有三種：壹是“全民說”，二是“國家說”，三是“政府說”。
　　1、“全民說”
　　從“全民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全體人民。這種理論又被稱為人民所有權理論，曾在共產黨統治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非常流行。前蘇聯學者克利申認為，“國家只是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監督全民財產的合理利用和增值。”這種理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學者認為，“國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不能成為所有權的主體，應改為人民所有權比較適宜。”但人民所有權理論也壹直備受爭議。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學者凱納普的觀點比較典型，他認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並沒有壹個所有者”。人民所有權是“壹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並不是明確的法律概念。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人民並不是壹個法律範疇，不是法律上的主體，即使全體人民作為所有權主體，也無法落實所有權的權能行使。結合中國學術界的學者的共識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洋的結論，人民是壹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過於抽象，不符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將人民作全體公民理解，則就成為所謂的社會佔有，而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所謂的社會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義。其結果勢必存在委托代理的異化問題，反而事與願違而有損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為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可以，但在所有權主體制度構建則不宜采用。
　　有學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全民所有的觀念也有所體現。其理由在於：西方國家的“全民所有”僅是價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語，其實國家所有權主體最終都落實到具體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權或公法人所有權。
　　2、“國家說”或“國家與地方說”
　　從“國家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國家。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的人格，不僅應當得到法哲學的確信，甚至更應當得到張揚。也有學者直接表達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就是國家。這種理論認識到“人民”或“全民”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弊端，代之以“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他們認為，“國家”作為法律概念，可以成為特殊的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這種理論比“全民說”進步了許多，也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中國和前蘇聯東歐國家也普遍認同此觀點。比如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第94 條明確規定：“國家是國家財產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國家說”依然擺脫不了“國家”的抽象性問題。從前南斯拉夫來看，雖然他們認識到國家所有權的弊端，並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為當時特定社會環境的限制仍無法擺脫“人民”的抽象性問題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國家”的抽象性問題。
　　其實，“國家說”也認識到上述問題，因而並不僅僅停留於國家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法律界定問題，還涉及到由誰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對此，中國又有三種觀點：壹是認為由人大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二是認為由政府即國務院代表國家統壹行使國家所有權；三是認為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中國的立法采納了第二種觀點，但又似乎兼顧了“全民說”。這是立法妥協的產物。比如：中國的《物權法》第45條規定：國有財產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國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國的《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等。
　　就國家所有權由人大還是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由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理由主要在於：雖然，國家所有權利益最終歸屬於全體人民，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似乎理所當然。但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無論管理還是經營，只有政府職能更適合，而人大作為立法機關顯然難以勝任。至於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決於人大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中國實行壹黨專政，人大本質上沒有獨立於中共當局的立法權，根本不可能對中共當局構成有效的約束。
　　在“國家說”並同意中央與地方“分別所有”的基礎上，有學者提出了國家所有權主體為國家和地方。比如有學者認為，國家與地方分別所有不同於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所有，即在國家所有權主體上，只承認國家和省級地方為國家所有權主體，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權人。但是，國家所有權主體分解為國家和地方，依然擺脫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問題，而且也擺脫不了地方能否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邏輯悖論。
　　因此，無論“國家說”還是“國家與地方說”均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最終還是將國家所有權主體落實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勢必存在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成本及其異化問題。為此，有些學者大膽提出了質疑並提出了解決方案。比如有學者認為，公法意義上的國家，作為所有權主體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義上的國家應當理解為中央政府。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等等。
　　3、“政府說”
　　從“政府說”來看，是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屬於政府，政府不是國家所有權人的代理人。對此，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觀點：
　　（1）在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政府。其中又包括兩種觀點：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只能屬於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國家所有權，但以立法說明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為區別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權”；另壹種觀點認為，國家所有權主體屬於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2）在不承認國家所有權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權或政府所有權替代國家所有權。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體制度上，或取消國家所有權，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將其確定為各級政府的公共所有權”。有學者認為，國家所有權是壹個偽概念，應當把國家所有權分解為各級政府所有權，即各級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總體而言，持“政府說”的觀點，壹般都對國家所有權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膽質疑。相比較而言，“政府說”克服了“全民說”和“國家說”的缺陷與不足，使國家所有權主體從“抽象”到“具體”，相對吻合了所有權及其責任主體明晰的要求。將國家所有權主體直接落實到政府身上，減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環節。進而言之，從政治上，國家所有權主體當然屬於國家及其人民；但從法律上，國家所有權主體必須明確到政府身上，同時建立民主制度對政府的公權力加以有效制約，方能體現國家所有權的人民利益。否則，所謂的“全民說”和“國家說”會淪為政治宣傳失去實際意義。
　　
　　三、法人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及私人所有權的關系
　　
　　所謂法人所有權，是指法人對其依法獲得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在中國，長期以來，關於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權壹直存有爭議。法人所有權爭議起源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的爭議。這在計劃經濟時期不是問題，因為法人壹切財產都用了抽象的國家或集體加以概括，甚至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法人”，企業往往是政府的“附屬物”。但從中共當局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面對國營企業市場化的發展趨勢，企業是否享有獨立的財產所有權則成了爭議的問題，從而引發了法人所有權問題。這個問題在私有制條件下不成問題，但在公有制為主導的傳統意識形態影響下，則成了敏感問題。根據中共當局的說法，承認企業法人所有權似乎動搖了國家所有權在內的公有制。正如有學者認為，“關於企業對其資產是否具有財產權，以及這種財產權的性質是什麽，在私有制主導的條件下是不需要討論的，之所以在中國出現這壹概念，是與公有制主導的經濟體制緊密相關的。”關於企業法人財產權性質，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存在廣泛爭議，沒有結論。主要有“所有權說”、“經營權說”、“雙重所有權結構說”、“股權與公司所有權說”的觀點，其中“所有權說”已經成為中國學術界主流觀點。盡管如此，因為法人所有權與傳統公有制不協調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官方提出了模糊所有制的“法人財產權”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這壹概念最早出現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定》。中國修訂的《公司法》第3條也明確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同樣，中國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沒有明確國家出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
　　從國外來看，隨著社會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吻合所有權主體明晰的本性。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說法。
　　中國民主化應當從立法上明確承認包括行政事業單位、企業等在內的法人單位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其理由在於：（1）有利於法人制度構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實，也符合政府作為國家所有權主體的理論邏輯。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擁有獨立的財產與經費，並能獨立地承擔有限責任，必然要求法人對其財產享有所有權。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財產隨意劃轉、調撥的可能性，又談何法人獨立承擔法律責任呢？中國壹方面承認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糊法人對其財產是否享有所有權問題，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結果是，對於政府等公法人單位仍然背負著無限連帶責任。（2）以企業為例。投資者對法人企業投資享有的是壹種股權並承擔有限責任，政府對國有企業投資也是如此，而法人企業則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承擔有限責任。至於股權則是壹種新型的權利形態，是投資者財產所有權的客體，但投資者並不直接擁有法人企業本身。這種制度設計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邏輯特征，也有利於投資者與法人企業的相對獨立性，較好地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即適應人們實現經濟利益以便於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也適應了所有權社會化及其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極大地加速了資本積累，解放了生產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現代公司不僅服務於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務於整個社會。
　　對於行政事業單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權原理與企業法人所有權壹樣，類似於股權關系，國家治理某種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單位為例，中國某市公安局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該市政府，並授權市政府財政局行使出資人職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權由其上級政府投資。依此類推。再以事業單位為例，某國營企業對其財產享有法人所有權，它的投資主體是某省政府，並授權省財政廳行使出資人職能，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僅是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依此類推。
　　承認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是否會動搖中國目前所確定的國家所有權或與之發生沖突呢？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實行國有財產統壹所有的情況下，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國務院那裏，由國務院行使國家所有權。即便在實行國有財產分別所有的情況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任何公法人單位所有權投資主體最終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縣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國家所有權，此時國家所有權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權地方政權代表行使。當然，條件成熟時，不排除取消國家所有權說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權來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權也是壹個抽象概念，無論在其內涵還是外延都存在不少爭議。就“法人”整體而言具有抽象屬性，但論及法人所有權本身均是針對具體的法人，比如社團法人所有權、企業法人所有權、政府機關法人所有權、學校、醫院等事業法人所有權等。相比較“國家”和“集體”則要具體得多，而且法人背後涉及具體股東，尤其私法人背後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股東。因此，采納法人所有權既克服了公民個人所有權無法涵蓋財產發展趨勢的不足，也克服了國有財產產權主體抽象性缺陷。將個人性質的財產變成非個人性質的財產，建立起的資本主義集產制，即是法人所有權的體現，是所有權社會化的壹種結果。如果說西方國家的所有權社會化是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的不足，那麽，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時期為了克服私人所有權不足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則是共產黨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忽略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權社會化過度發展的產物。正如有學者所言，“社會所有權思想又如帶有兩面鋒刃之利劍，如用之不當，適足以抹殺私人財產權，戕害個人自由，最終釀成人類之悲劇。”而法人所有權則是適應現有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況下的所有權社會化較好表現之壹，既克服了傳統私人所有權的不足，也克服了傳統國家所有權主體過於抽象的問題。從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的轉變已經改變了而不是消滅了資本家階級。那麽，法人所有權是什麽性質的所有權呢？法人所有權不是所有制意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從所有權持有主體所做的壹種分類說法。也就是說，從所有制意義來看，既有國家所有權，也有私人所有權，以及前已論及值得商榷的集體所有權。從所有權持有主體來看，既有公民個人所有權，也有法人所有權。從所有制來看，法人所有權從終極意義上到底屬於私有還是公有，取決於法人所有權背後投資者的終極所有權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私財產性質；如果投資者具有公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具有公共財產的性質；如果投資者兼有公有屬性和私有屬性，則法人所有權則具有公私混合財產性質。但法人所有權的財產本身愈來愈體現社會化，而這恰是傳統私人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所難以達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權過度發展阻礙社會發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國家所有權主體抽象帶來的“政府失靈”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掠奪的不足，同時又能達至以彌補私人所有權不足為己任的國家所有權所期望達到而其本身又無法達到的目標，即既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又能較好地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增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而已。
　　雖然法人所有權的投資者層級愈多，其所有權社會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時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對於私人所有權而言，因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通過法人治理與社會化大生產，較好地解決了此問題。但對於國家所有權而言，由於主體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則難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這不僅告知國家所有權在構建法人所有權時，投資層級不宜過多，也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從私人所有權視角去解構法人所有權更具有現實意義。
　　由此可見，法人所有權僅是所有權實現的壹種方式和手段。確立法人所有權既非否定國家所有權，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權，僅是不同層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權既包括國家所有權內容如公法人所有權，也包括私人所有權內容如私法人所有權。從某種意義上面講，法人所有權是私人所有權向公共所有權邁進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國家治理水平的階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實現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的壹種方式和手段，以彌補二者實現機制之不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還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這種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相對所有權的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進而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更高層次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最終實現公共所有權的目標。

四、所有權分類理論的反思與重構
　　
　　如前所述，所有權從起源來看，所有權本是私有財產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權的化身。隨著社會的發展，公司以及各種組織形式的出現，西方國家基於傳統私人所有權的價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財產的屬性加以規範公司等各種組織形式，因而出現了法人所有權。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進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權的基礎。即便國有財產，也是盡量避免抽象化的“國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體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現，以這應個人發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權主體的明確。這種所有權價值觀不僅存在於大陸法系國家，即便英美法系國家後來也采納了這種價值觀，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權等。因此，在西方國家壹般沒有抽象意義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說法。在西方國家《民法典》或《物權法》中關於所有權的分類往往是從權利的客體加以劃分，比如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等。
　　然而，前蘇聯東歐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了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將經濟學意義的公有制當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主體，以致將西方國家的所有權概念移植時發生異化，並與所有制關系聯系，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並使由共產黨行使的國家所有權異化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中國也深受前蘇聯的強烈影響，無論相關立法還是理論界壹般都將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比如《憲法》、《民法通則》、《物權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國家所有權的異化需要對國家所有權進行重新設計。其實，集體所有權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集體所有權也是壹個受到前蘇聯東歐國家教條主義強烈影響下的特定歷史產物，與國家所有權壹樣，都是所有權與所有制關系簡單結合下所有權異化的產物，甚至存在著比國家所有權異化更為嚴重的結果。集體所有權虛置現象更為凸顯。中國的學術界對集體所有權早有質疑。比如有學者認為，集體所有權主體是“個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體財產應為集體組織法人所有，而集體組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股權或社員權。也有學者提出了取消集體土地所有權，要麽國有化，要麽私有化，要麽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為集體所有權存在大量的主體不清、產權虛置、權能不全，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權制度。集體所有權除了極少部分回歸國家所有權本來面貌外，應當改革為私人所有權。中國民主化之後需要進行的國營企業所辦的集體經濟組織全面改革目標也應是如此。
　　由此可見，不得不反思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分類。雖然有些學者對所有權分類提出了壹些新的觀點，但均沒有跳出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框架，而且這些分類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社會團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這種分類借鑒了《民法通則》第77條的規定，是壹種所有權分類；而且依此觀點，社會團體所有權實際上是壹種法人所有權，將之與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和公民個人所有權歸類存在分類標準不統壹的缺陷。也有學者將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團體所有權和國家所有權。這種分類表面上借鑒了西方國家的做法，但是實質上未徹底打破中國國內的傳統分類，導致彼此交叉與模糊。比如公共所有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交叉與模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家材產制度；團體所有權有點類似於集體所有權，又有法人所有權的特點。也有學者把所有權分為私人所有權和公共所有權，其中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包括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這種分類忽視了法人所有權的全部內涵，其實，法人所有權既有私法人所有權，也有公法人所有權，而公法人所有權則涉及該學者所認為的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而且，這種“公共所有權”提法既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國內《憲法》第12條規定的影響，不能真正保障人們的法人所有權。
　　對傳統所有權分類，早在中國的《物權法》設計的時候就有了激烈爭議。比如有學者認為，按照權利主體劃分所有權，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反應，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學意味，國家、集體和個人所有權性質相同，保護手段並無差異，因此沒有必要進行區分。也有壹些學者表達了類似觀點。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觀點外，還認為，將所有權分為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所有權還不是完全從權利主體角度進行劃分的，更多地是從權利性質來劃分的，因為所有權主體從本源來看不存在國家和集體這種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現代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明晰的要求。權利主體真正涉及的應當是公民、法人等範疇。此外，這種說法是從《物權法》關於物權分類的角度論及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廢除，並沒有涉及政府所有財產的專門法律保護問題，而這也不是《物權法》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就有學者不以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為標準對所有權加以分類。比如有學者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將所有權按照權利客體分為不動產所有權和動產所有權。
　　壹旦確立了法人所有權，那麽前已述及的將抽象意義上的確需存在的國家所有權解構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將抽象意義上的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公民個人所有權、私法人所有權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就有了法理依據。對於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形成的各類企事業單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客體則是針對股權，而各類企事業單位則具有獨立的法人所有權，這有利於國有產權主體的明晰化及其權責統壹，有利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市場轉型以及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的分開。
　　確立法人所有權是所有權分類理論重構的關鍵前提。在此基礎上，所有權可作如下分類：
　　（1）從權利客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動產所有權和不動產所有權，其中動產和不動產所有權還可以進壹步細分，比如不動產所有權可以分為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和建築物區分所有權等。
　　（2）從權利主體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公民個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權。其中法人所有權可以細分為機關法人所有權、事業法人所有權、社團法人所有權和企業法人所有權。但法人所有權在中國存在諸多特例。從機關法人所有權來看，雖然機關法人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從國家機關職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財產來看，理應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在內的所有財產。在中國，像諸如政協、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共青團、婦聯等從性質上說應當屬於社團法人，這也是國際慣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上述組織財產壹般均由政府出資，且呈現“行政化”現象，行使著國家職能，成為事實上的“機關法人”，因而，也應由政府管理上述組織的財產。故機關法人所有權實際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從事業法人所有權和社團法人所有權來看，但是因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是實行壹黨專政的國家，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資設立，多具有“準官方”色彩，其職能尚未徹底轉型，因而對於這種類型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財產也應納入政府管理，屬於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在西方國家，社會團體壹般都是純粹民間機構；事業單位要麽企業化經營，納入企業法人所有權；要麽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納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比如醫院、學校等。因而，中國民法中關於機關法人、事業法人和社團法人的分類在中國的民主條件還不是很成熟，相應的機關、事業和社團法人所有權的分類意義也無法凸顯，這要取決於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公民社會的變革。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主要的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的需要比較迫切，確立企業法人所有權有其現實急迫性和必要性。至於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問題，則屬於投資者個人所有，無論公民個人單獨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比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等。
　　（3）從權利性質來看，所有權可以分為私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和公私混合所有權。私人所有權包括公民個人所有權和私法人所有權。其中，私法人所有權既包括私有法人企業所有權，也包括由私人投資設立的像學校、醫院以及行業協會等所謂的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所有權。公共所有權即是公法人所有權，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並承擔諸多公共職能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法人所有權。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國家所有權概念的話，公共所有權即指廣義上的國家所有權。如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企業由政府和私人集體投資創辦的，則屬於公私混合所有權。
　　如果說人類社會已經證明的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痕跡是當初人類不得不為之的事情，那麽，私人所有權則滿足了保障個人發展的需要，是人類順其自然的事情。盡管私人所有權的諸多缺陷使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主義的痕跡中憧景未來的共產主義，並誕生了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但是在人類可預期的範圍內，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的異化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回歸私人所有權的思考。西方國家的法人所有權制度則是所有權社會化的較好表現，充分實踐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權制度中，雖然公法人所有權相對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開，以及政府公權力的市場邊界，但仍無法克服終極意義上所有者主體的抽象。因此，克服了傳統私有制和傳統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兩者之長的兼具公民個人對法人財產擁有股權和法人對其財產擁有所有權的私法人所有權理應成為所有權社會化的中堅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實現了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要求。而這對於中國民主化之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及其國有財產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義。結束一黨專政之後，才有機會建立民主公營事業，才有機會建立職業經理人負責經營，民選國會負責監督與支配企業利潤的使用的公有制經濟。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曾經發生在中國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運動雖然被鎮壓了，可是這次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參與抗爭的工人表現了成熟的階級意識。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懂得運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必然不會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因為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理解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與了投資，參與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與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隻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允許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存在獨立的政治傾向與可以免於被割韭菜的私有財產保障，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中國雖然私有財產權薄弱，雖然東亞大陸人無法購買傳統意義上的私有土地，無法購買永久產權的房屋，私有財產很容易被侵犯，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法權是龐大的，資方可以在沒有獨立工會的制衡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勞動條件，中國沒有公有制經濟，國營企業屬於黨營企業，中國沒有按勞分配，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我覺得某些體制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學者是在幫共匪進行思想維穩，他們的階級剝削理論專門用來分析西方國家，面對血汗經濟比西方國家還嚴重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選擇性失明的，他們甚至用穩定壓倒一切為共匪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辯護。在中國基本上真正因為希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共匪鎮壓的對象，共匪只允許中國人接受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不允許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黨國資本主義。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反共，共匪幫助資方壓迫工人階級，共匪無法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共匪沒有積極的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共匪沒有積極的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共匪沒有積極的促進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醫療 免費教育 免費養老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共匪雖然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會對爭取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維護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益，爭取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以薪資提成 股份分紅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免費養老 住房補貼的方式回饋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進行迫害，工人階級應該參與反共事業。中國對剩餘價值的回饋程度低於歐美國家，中國的社會制度不允許爭取分享剩餘價值的工人運動存活，共匪也不會主動的把剩餘價值分享給工人階級，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比原始資本主義時期的歐美國家還差，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應該爭取改善勞動條件。我覺得中國是選擇了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維護工人權益的法治，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不允許獨立工會存在，勞動條件很差，剩餘價值回饋程度很低。

延伸閱讀 獨立工會談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勞動關系常見弊端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法律是如何執行的？工會的作用是什麽？ 中國勞工通訊為這些有關中國勞動關系的常見問題提供了簡明扼要的答案。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

中國有為工人提供壹系列權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護工人免受雇主剝削。工人有權按時獲得足額工資，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工時和固定加班工資，享有涵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在內的社會保險，合同終止時獲得遣散費，同工同酬權以及在工作場所免受歧視的保護。

工人也有權組建企業工會（詳見下文），在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發生重大變更之前，資方必須征求企業工會委員會的意見。然而，自21世紀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來，幾乎沒有新的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權利。政府高級官員公開討論削弱現有的勞動保護法律，以創造壹個更有利於商業的法律環境。

中國最重要的勞動關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按此查看更多有關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

法律如何執行？

中國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勞動法，並確保工人的權利受到保護。但是，地方勞動部門常常資金、人手不足，並缺乏執法的能力和意願。與保護工人權利相比，地方政府壹般更關註促進當地經濟和營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環境。在改革開放時期，政府逐漸將勞資關系的權力讓渡給企業主，使雇主有能力決定雇員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確保勞動法律能夠得以執行——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來要求企業足額支付工資和加班費，簽署條款合理的勞動合同，要求企業足額支付社會保險費，並在受傷或勞動合同終止時，獲得賠償金。

可以說，在過去十年中，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政府對當地投資的保護，勞動法律的執行力度已經減弱。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後，地方政府和工會著手推動確保中國最弱勢的工人群體——農民工——按照法律規定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然而，該舉措從未獲得足夠動力。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群體的調查顯示，2009年42.8％的農民工與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是到了2016年，這壹比例降至35.1％。

中國工人是否有權罷工？

1982年，作為時任領導人鄧小平“現代化”改革的壹部分，憲法中刪除了罷工權。但是，法律並不禁止工人采取罷工行動。事實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們想讓雇主聽取他們的要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罷工。

自2011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超過10,000起事件，表明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抗議活動在整個中國的各個行業都很普遍。罷工活動通常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但近年來中國也發生了壹些大規模罷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約4萬名工人罷工兩周。也有罷工同時發生在中國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別由塔式起重機操作員和卡車司機組織的罷工。有時，工人在參與或組織罷工後被捕，但如果他們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擾亂公共秩序，例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不是“參加罷工”這壹行為本身。更常見的報復形式是罷工領導人在罷工期間或之後的幾個月內被資方解雇，在中國，這壹過程被稱為“秋後算賬”。

中國的工人是否有結社自由？

沒有。中國只有壹個法定工會，即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所有企業工會都必須通過地方工會聯合會的層級網絡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請參見簡化的工會組織結構圖：

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和領導。任何建立獨立工會運動的企圖都被黨視為政治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建立的唯壹獨立工會，是於1989年短暫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軍事鎮壓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並被解散。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主要職責是什麽？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281萬個基層工會中擁有約3.03億會員，其中包括1.4億農民工。這意味著其入會率約為37％，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北歐國家除外）。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工會會員要麽不知道自己是工會會員，要麽對工會代表他們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會法》規定，已經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必須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撥繳工會經費，而工人繳納的會費則微不足道。因此，中國大多數企業工會基本上由資方控制，並代表資方的利益。

企業工會領導極少在勞資糾紛中支持工人，黃興國就是少數的壹例。2014年，沃爾瑪位於中國中部城市常德的門店關閉後，黃興國領導沃爾瑪員工開展了長達壹個月的抗議活動，要求遣散補償。據報道，全國各地工會雇用了超過壹百萬名全職工會人員，他們本質上是政府官僚，對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與資方的談判中代表工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壹直以來認為，自己是工人和資方之間的橋梁或中間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正面臨著變革的壓力。工人和勞工積極分子正在施壓，他們要求工會真正維護他們的利益。壓力同樣也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他們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確保普通工人能夠獲得體面的工資，並確保在改革時期就呈指數級擴大的貧富差距能夠開始縮小。

公民社會在支持工人運動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21世紀初，有數十個主要集中在南部廣東省的勞工組織，積極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些勞工組織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會該做的工作：幫助與雇主發生集體糾紛的工人提出他們的要求，選舉談判代表，制定談判策略，並維護工人之間的團結。他們還幫助工人利用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社交媒體向當地工會官員施壓，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訴求。然而，2015年，當局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打壓，導致許多有影響力的勞工組織關閉。盡管遭受打壓，但公民社會仍然以“個體活動家組成的非正式網絡”的形式存在。他們可以為工人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指導，確保工人運動保持在正軌，並督促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其會員負責。

中國有集體談判嗎？

中國的集體談判仍處於萌芽階段，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別的集體談判機制。且工會目前無法有效地在談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們不得不自行處理勞資糾紛。集體談判通常只發生在工人罷工之後。工人，尤其是廣東的工廠工人，往往願意選出自己的談判代表，並對資方持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坐到談判桌前。在許多情況下，資方會願意對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讓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罷工行動。

壹旦爭議得到解決，工人在罷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團結力量往往就消散了，並很少有任何後續行動。為數不多的為集體談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規之壹是《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經過多次起草，於2014年9月通過了極度弱化的最終版本。這些規定未能給工人提供壹個真正參與談判過程的機會，因此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該省真正的集體談判至多仍是無序且隨意的。

法院在解決勞動爭議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中國，解決勞動爭議的程序分為四個階段：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這壹過程中的關鍵機構是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LDAC），負責裁決大多數日常勞動爭議。次要案件也可能由當地政府的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責處理，這是壹個負責確保雇主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行政部門。申請仲裁較為簡單便宜，大多數案件都能盡快得到處理，但是仲裁委員會只接受原告能夠證明與雇主有正式勞動關系的案件。這實際上排除了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工人，在雇傭過程中受到歧視的工人，以及超過退休年齡、不再被正式視為工人的勞動群體。公務員和軍事人員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壹年，這對於塵肺病等職業病的受害者來說是壹個主要障礙，因為他們往往在離職後幾年才發現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員會接受的勞動爭議案件絕大多數都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解除、終止勞動合同有關，工傷相關案件的比例較小。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6年勞動者勝訴率約為35％，而約45％的案件以勞資雙方的妥協告終。

壹般來說，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後，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訴。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大多數勞動爭議訴訟案件中，舉證責任在於雇主（參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解釋》中規定，如果勞動爭議是由雇主決定解雇雇員、減少薪酬或重新計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應承擔舉證責任。對原告工人的不利之處在於法庭訴訟所涉及的財務成本和時間，即使在最直接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訴訟費。雇主可以通過無休止地向上級法院上訴來擱置案件，即使原告勝訴，也無法保證判決會得到實際執行。鑒於法院必須處理大量積壓的案件，他們經常尋求通過調解而不是正式判決來解決糾紛，而這可能損害工人的基本權利。法院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願意受理集體案件，通常將集體維權者分解成單獨的原告。中國法院不接受集體訴訟。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

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民事法院不願受理集體勞資糾紛，加上中國缺乏正式的集體談判機制（見上文），這意味著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集體行動來解決他們的不滿。 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工人往往可以迫使當地政府和工會官員做出回應。但是，回應並不總是有助於工人的。中國的大多數集體勞資糾紛都與欠薪有關，這個問題在建築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都很普遍。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官員如能夠找到雇主，將向雇主施加壓力，要求其支付至少壹部分工資，然後說服工人接受這筆交易。地方政府和工會經常誇耀他們為工人追討回多少工資，卻不真正解釋為什麽他們最初能夠允許用人單位不及時支付工資。在針對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的罷工和抗議中，地方官員往往向勞資雙方施加壓力，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並讓罷工工人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然而，這些速戰速決的解決方案很少觸及產生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因此，壹場罷工平息後，六個月或壹年內再次爆發另壹場罷工並不罕見。將警察派遣到罷工現場是很常見的，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現場，確保抗議者不會離開工作場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擾亂公共秩序。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有大約5％案例的抗議工人被逮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工人通常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被釋放。

中國有最低工資制度嗎？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嗎？

中國有月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盡管法律上並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這樣做。事實上，2017年，廣東省政府決定每三年調整壹次最低工資，以減緩該地區向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業務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仿廣東，凍結最低工資標準。

國家方針規定，最低工資應至少為當地平均工資的40％。實際上，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平均工資的20％到35％，勉強夠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費用。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包括大多數生產線工人、非熟練工人、車間工人等，他們必須依靠加班費、獎金和補貼來賺取生活費。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減少加班費、獎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會立即要求加薪。同樣，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想要確保在他們在被解雇時，企業會全額支付應發放的每壹分錢。

不穩定用工在中國是個問題嗎？

和其他壹些較為發達的經濟體壹樣，在中國，不穩定工作和勞動力臨時化是壹個日趨嚴重的問題：壹些行業，如建築業，幾十年來壹直依賴臨時工。但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以來，越來越多的雇主試圖通過將長期員工重新分配為福利較少的短期或派遣員工，從而規避法律義務。中國“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許多工人正被雇傭為“網約工”而非正式員工。許多新工作報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例如，貨運司機和快遞員經常面臨交通事故風險，但醫療保險政策（如果他們有的話）往往沒有完全覆蓋他們的需要，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

中國工人有可靠的社會福利嗎？

中國政府正尋求建立壹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雇主和雇員負擔起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保險的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宣稱是為了幫助那些不再擁有分配住房的員工購買自己的住房。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家與政府官員囤積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制度，讓政府與資本家可以把不願意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分配給工人的工資以住房公積金的名義囤積起來。總的來說，在社會保險制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條款的執行也非常寬松，大多數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義務。實際上，違規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電子商務巨頭京東的負責人曾認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經向其157,831名全職員工支付了超過60億元的社會保險費。

政府正在尋求通過引入基於城鄉居民個人繳費的新型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計劃來解決社會保險缺口問題，並正逐步減輕雇主所需承擔的責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規。然而，數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仍然沒有基本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不得不依靠家人養老。

本文首發於2014年12月，最後更新於2018年7月。

就業和工資

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壹直是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然而，數百萬傳統行業的工人被下崗，許多新興工作低薪且缺乏保障。十年前建立的保護勞工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甚至於無法保證數百萬工人能按時獲得勞動報酬。

在過去十年中，最低工資標準盡管穩步上升，但區域差異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沒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盡管政府出臺了長期的扶貧政策，但城鄉差距依然頑固存在。

關於就業和工資支付的法律規定

中國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來界定雇主和雇員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法律規定有1995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載有關於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資支付、福利和終止雇傭的明確規定。具體條例如下：

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0條）
勞動合同應當載明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內容。（《勞動合同法》第17條）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某些條件下允許彈性工作時間。（1995年《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超過標準工作時間的工作應支付加班工資，加班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勞動法》第41條）
加班工資不低於正常工作日員工工資的150％；休息日不低於200％；國家法定休假日，如春節，不低於300％。（《勞動法》第44條）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勞動法》第50條）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勞動法》第51條）
在規定情況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員工有權根據受雇年限獲得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壹年支付壹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合同法》第47條）​
法律保護受到侵蝕

這些法律規定賦予了工人廣泛的權利和合理的保護。然而，自從《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以來，雇主壹直試圖削弱勞動法律，地方政府官員也未能有效執行勞動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過仲裁、法院系統或集體行動來捍衛自身權利。

迄今為止，雇主對《勞動合同法》最常見的應對是重新分配現有雇員，並招聘     勞務派遣工而非正式員工作為新雇員。這是壹種降低公司所需承擔福利的方法，也使雇傭和解雇工人變得更容易。勞務派遣經常被濫用，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臺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確保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然而，許多雇主繼續大量雇傭勞務派遣工，剝奪他們享有與正式雇員相同的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權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東北城市長春，中德合資汽車制造企業壹汽大眾的壹千多名勞務派遣工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申訴，要求同工同酬。盡管采取了集體行動並訴諸勞動仲裁，工人們的不滿在壹年多之後仍未得到解決。

壹些雇主通過引入靈活工時制度，削弱標準工時制的保護，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對中國約10萬名員工實施了所謂“綜合工時制度”。此舉（根據現有條款，幾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許公司根據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加班時間和其他福利，並使低薪員工無法同時擁有第二份工作。沃爾瑪員工以罷工、法律訴訟和廣泛的網絡抵制作為回應。

為了逃脫勞動合同的法律限制，壹些公司，尤其是制造業公司，通過雇用職業學校的學生來滿足高峰期的生產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學生工雇主之壹是電子制造商富士康，該公司於2017年9月從鄭州城市軌道交通學校招募了3,000名實習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導致蘋果iPhone X手機生產延遲之時趕制訂單。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工廠的工作與他們學習的課程專業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們被告知，只有參加工廠實習項目才可以順利畢業。

新興服務行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和共享經濟中，許多工人沒有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而是被雇用為個人承包商，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沒有任何正式員工所擁有的福利和社會保險。例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配送行業越來越多地采用與個體承包商的非正式關系，這些承包商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競標配送訂單，而無需與該公司簽署任何正式勞動合同。

在這些新興服務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然改變。激烈的競爭導致許多新興企業倒閉，工人因此被解雇，卻得不到任何賠償。

創造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失衡

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並將其視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穩定的重要舉措。政府聲稱，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平均城鎮新增就業約1300萬人，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失業率。

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自2012年以來持續減少，但就業人口繼續逐步擴大，從2012年的7.89億增加到2016年的8.07億。這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許多以前被排除在就業人口之外（或被排除在某些勞動部門之外）的人，能夠找到新的工作。

問題不在於缺乏就業機會，而是許多新創造出的工作崗位報酬低且不穩定，通常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大批為網上購物提供包裹遞送服務的快遞員是壹明證，體現了中國湧現的新興就業機會及其帶來的新問題。壹名快遞員描述了他們如何“每天工作12小時，運送300多件物品”。

我們分揀幾噸包裹，即使是最輕的貨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裏，爬過46層樓去送快遞。手機必須壹天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還要自己支付所有的電話費。我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3400元。

對於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規劃師來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而在於雇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員工提供體面且報酬合理的工作以及職業發展機會。

此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需不匹配問題，壹直難以為滿足雇主的需求，為雇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訓練有素、能力強的工人，以推動企業發展。在過去的幾年裏，當新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時，求職者和雇主的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尤其明顯。 2017年，近800萬畢業生懷著很高的期望進入就業市場，但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最終只能找到薪水相對較低的職位，他們的薪酬水平基本與高中學歷工廠工人的薪酬相近。例如，《佛山市12個主要制造產業人才薪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佛山主要制造產業大學生的平均薪酬為3614元。

中國以學術考試為導向的大學培養體系通常無法使學生為就業市場的需求做好準備。同樣，職業學校長期以來也因沒有培養出企業所需的熟練或半熟練工人而受到批評。然而，政府試圖通過促進私有化和鼓勵企業更多參與來提高該體系的效率，但尚未產生任何積極成果。

另壹個主要問題是，許多企業不願意在培訓上投入任何時間或資源；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能夠具備立即開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許多企業主的觀點是，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培訓，只會鼓勵他們跳槽尋找壹份報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國要填補由“低工資經濟”轉型向“技能型經濟”的技能差距，就應改變企業這種短視的觀點。

壹些制造商和物流企業正試圖通過自動化來解決員工的招聘和培訓問題。盡管機器人制造業蓬勃發展，但事實證明，找到機器人能代替的職位比預期困難得多。甚至，以“工業機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縮減了其自動化計劃。該公司的神秘老板郭臺銘（Terry Gou）計劃，2013年公司工業機器人數量有望達到100萬個，但2015年，富士康自動化技術開發委員會總經理戴佳鵬（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國工廠內僅安裝了大約50,000臺完全可操作的工業機器人。他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至少在中國工廠內增加10,000臺機器人，取代所謂的“3D”工作，即骯臟（dirty）、危險（dangerous）和沈悶（dull）的工作。此後，該公司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到2020年，其在中國的工廠要實現30%的自動化。

失業管理

在2010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穩定在900萬左右。這種“穩定”是因為統計數據的來源非常有限。城鎮登記失業率只統計非農業戶口的工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壹半），且僅包括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它忽視了所有農村工人和農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穩定工人、兼職者或臨時工。

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統計數據在衡量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2018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將按月定期發布全國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其數據定義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壹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全國水平略低，分別為4.9%、4.8%和4.9%。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仍低於發展中國家（5.5%）和發達國家（6.6%）平均水平。

雖然比起以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新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肯定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反映整體失業情況。農村失業情況未被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穩定就業者也未被納入統計。

盡管如此，當局還是采取了壹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不會失控。在煤炭、鋼鐵等重工業有600萬工人下崗時，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為提前退休計劃和再培訓項目留出了1000億元。例如，安徽馬鞍山鋼鐵（馬鋼）的員工數量從峰值9萬人下降到只有3.2萬人。工人們在計劃經濟時代享受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早已不復存在，但正如前馬鋼工人張麗娟（音譯）對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國家不會對任何人完全撒手不管”，下崗工人享受到了體面的提前退休計劃，並在達到退休年齡時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對於許多年長的工人來說，這壹福利足以維持生活，而年輕的工人可以通過外賣或網約車等按需服務移動應用打零工來補充他們的收入。

拖欠工資

然而，大多數下崗工人不如馬鋼等國有企業的工人那樣幸運。私營部門的工人往往難以獲得按照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和社會保險福利，很多人在被裁員時，還被拖欠著難以討回的幾個月的工資。

迄今為止，拖欠工資仍是中國勞資糾紛最重要的壹個原因。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仍然無法保證能夠按月足額拿到工資。2017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至少有約80%的工人集體行動與拖欠工資有關。在建築行業，拖欠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約99%的勞資糾紛是由拖欠工資引起的。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清楚這壹長期存在的問題，承認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且這壹問題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在2017年1月《人民日報》的壹篇報道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壹名官員指出:

壹方面，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建築施工業、加工制造業和租賃場地經營業仍是欠薪高發的重災區；另壹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顯，“互聯網+”模式等新業態企業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將新興行業欠薪問題的惡化歸咎於市場不確定性、經營擴張過快，以及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提出若幹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最後期限。然而，大多數措施僅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減輕雇主的過失，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系不平衡問題，正是這種不平衡導致雇主不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並隨意推遲支付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

自2010年中國從全球經濟放緩趨勢中崛起以來，北京、上海、重慶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翻了壹番。然而，其他許多省份，尤其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卻沒有跟上，且主要城市和較小城市地區之間的最低工資標準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北京與廣東制造業中心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相同，但是到了2019年，北京市月最低工資比東莞高出480元。

東莞最低工資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是廣東省政府希望減緩企業業務外流，特別是減緩該省制造業流向成本較低的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總部設在香港的機構“勞動力”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增長放緩嚴重影響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都達到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沒有高出太多，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們被迫住在價格低廉的劣質房屋裏，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為了以節省交通費用，許多人步行上下班。“勞動力”在後續報告中建議，壹個更現實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按照這樣計算，2019年廣州月最低工資應為3728元，東莞2331元，惠州2588元，河源等四線城市應為2298元。

2004年，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最低工資規定》，其附件說明，國際上壹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達到過這壹標準。過去幾年裏，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並未減小，反而在增加。如廣州、重慶等城市，月最低工資不到平均工資的24%，而北京則不到20%。

收入不平等

根據2018年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最富裕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比最貧窮的20%人口（僅為6，440元）高11倍。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間，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2萬元，而城鎮居民最貧窮的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到4000元。

改革開放之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國民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額從27%下降到僅15%。Piketty等人還發現，從1978年到2015年，盡管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底層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長率僅為4.5%，而頂層1%人口的收入增長率接近9%。超級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長最快，平均每年增長10.4%。據福布斯統計，2018年中國共有338位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家馬雲以346億美元的凈資產位列榜首。

然而，與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富人之間的差距相比，中國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仍然相對較小。2017年，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7.20元）是農村最貧窮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301.90元）的23倍。如下圖所示，過去十年間中農村居民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前，最貧困農村居民與最富裕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22倍，2005年大約是21.5倍。回顧改革剛開始的情況，城鄉平均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約350%。

城鄉差距可能是當今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和城市家庭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因為幾乎所有最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都位於城市地區。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獲得這些服務，而農村居民需要支付高昂費用以前往並留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城市。盡管中小城市已經開始放寬對農村居民的行政壁壘，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會向農民工開放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

分析和結論

粗略看中國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壹個相當繁榮的社會景象：年輕、勤奮的中產階級家庭，決心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這壹幻想在2017年末破滅了，當時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為期40天的高調驅逐運動，清理城市棚戶區，驅逐所謂“低端人口”，正是這些人生產、銷售、運送北京中產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務和生活方式。驅逐事件揭露了壹個殘酷的事實，即中國城市的富裕幾乎完全依賴於底層階級的貧困。

中國政府已將減輕貧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擴大中產階級列為高度優先事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指出：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我們將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我們將拓寬人們獲得工作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渠道。我們將看到政府在調整財富再分配方面發揮作用，並盡快縮小收入差距，確保每個人公平獲得基本公共服務。

然而，該演講缺乏實現這些目標的真正具體做法。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獲得體面收入，以及未能彌合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的壹個關鍵原因是，他們缺乏集體談判制度以爭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條件。過去十年來，工人們壹再表明，當勞工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有手段和能力集體組織罷工和抗議。然而，工人沒有壹個能夠代表他們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

作為中國唯壹的法定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在許多工作場所都有名義上的存在，但工會代表主要受資方控制，與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聯系。中國工人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會，使工會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府也需要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施壓，使其在改善勞資關系和維持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本文首發於2008年，最後更新於2019年7月。

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公民生活（包括就業）的任何方面都不得歧視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婦女。 此外，中國還制定了許多旨在促進就業平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然而，私營雇主和政府機構都普遍存在就業歧視，並且這種歧視仍得到大眾廣泛的容忍和默許。受到技術缺陷、執法不力以及相互沖突的立法和政策的阻礙，旨在消除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似乎在助長而非阻止歧視行為的延續。

本簡介將概述中國就業歧視的主要形式（基於性別、年齡、戶籍、健康狀況、殘疾、民族和性取向的歧視），分析工人當前可獲得的法律保護，評估仍然需要進行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充分保護工人免受就業歧視。

中國就業歧視的形式

性別歧視

2019年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為女性在工作場所實現平等的長期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它主張加強用人單位的責任，並增強工會在打擊歧視方面的作用。 然而，該手冊也很好地說明了目前中國性別歧視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它指出，性別歧視並不僅僅局限於招聘過程中（通常會非常明顯），而且存在於所有就業領域，包括薪酬待遇、職業發展機會、職業培訓、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工作條件，特別是職場暴力和性騷擾問題。

盡管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法院等機構越來越支持性別平等，但也有壹些阻力來自於思想傳統的雇主，他們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價值觀的倡導者。此外，中國政府在愈發關註國家低出生率的同時，也強調婦女應該專註於照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職業發展。

實際上，工作場所歧視早在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中實行基於性別配額的招生和歧視性入學政策十分普遍，而這通常導致某些專業的女性在入學考試中得分不得不高於男性，才能被錄取。教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為軍事和警察培訓高校的這種做法辯護，而大學管理人員對於實施性別配額的解釋，通常只不過是壹些“女性最適合做什麽”的家長式判斷。

女性壹旦開始就業，便立即遇到更大的障礙。 盡管法律明確禁止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但招聘廣告往往公開宣稱某些工作是針對男性的，而其他（通常不太有聲望且較為低薪）工作則為女性保留。

人權觀察（HRW）對2013年至2018年期間，在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進行調查，證實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 例如，在2018年，在全國公務員職位表中，有19％指定“限男性”或“男性優先”。相比之下，只有壹項招聘指明女性優先。

壹般來說，男性被認為更適合做體力要求高的工作（實際上，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可以“保護”婦女免於伐木、礦山井下作業、腳手架組裝拆除或高處架線等工作），男性也被認為更適合做白領管理人員、公務員以及與工程和技術有關的工作。

另壹方面，女性通常被認為更適合從事服務業、銷售和文職工作。 此外，壹些需要與公眾互動的職位，例如前臺接待員和航空公司乘務員，招聘時通常有最大年齡限制、最低身高限制和其他身體外貌要求。

2015年9月，深圳舉辦壹個的招聘會上，壹間汽車維修公司的招聘廣告十分典型：

修理師傅：男，高中以上學歷，吃苦耐勞，3-5年以上維修工作經驗，具有獨立完成汽車維修及故障診斷能力。

中工：男，吃苦耐勞，工作認真負責，2年以上機電維修實操經驗。

前臺文員：女性，18-25歲，富有親和力，有良好的服務意識。

即使沒有公開表明任何對於外表的要求，在求職申請中要求提供照片的普遍做法，也使雇主可以輕易根據外表歧視求職者。此外，人權觀察的報告顯示，諸如阿裏巴巴等大型公司居然在招聘廣告中，強調公司有“美女”、“女神”員工，以此吸引男性求職者。 盡管阿裏巴巴後來承諾解決招聘廣告中的歧視問題，但其他知名度較低的公司改變的速度不會有這麽快。

多年來，女性壹直在反擊並起訴雇主歧視。 2013年，女性求職者曹菊（化名）提起了被認為是中國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曹菊在求職網站上申請了北京的教育培訓機構巨人學校行政助理壹職，其後被告知“這個職位只招男性”，曹菊因此將巨人學校告上法院。經過長達壹年多的法律鬥爭，最終，巨人學校與曹菊達成和解，公開道歉並支付曹菊3萬元賠償金。這壹備受矚目的案件被評選為2013年十大公益訴訟案件之壹，鼓勵更多女性抗議歧視性招聘。

次年，杭州壹家法院宣判，新東方烹飪學校侵犯了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並通過“限招男性”的做法實施了就業歧視。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進壹步判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應向原告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2015年11月，北京壹家法院判決，該市郵政局存在歧視女性求職者的情況。25歲的原告馬戶被“只招男性”的理由拒之門外後，將北京郵政告上法庭，並要求57570元的賠償金和正式道歉。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道歉要求，只判決郵政公司支付與杭州案相同數額的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盡管這些法院判決承認了就業歧視的存在，但所施加的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

即使在招聘廣告中沒有明顯的歧視性條款，雇主仍然可以設法對女員工實行性別歧視。由於擔心女員工婚後會離職，雇主經常向女求職者詢問其成家計劃。有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妊娠檢查，或遵守公司有關結婚和懷孕計劃的嚴格規定。許多雇主會通過制定不合理的工作時間或增加工作量，想方設法迫使懷孕的員工主動辭職。員工的產假申請經常被拒絕，使得許多女性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以照顧新生嬰兒。隨著中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並鼓勵女性生育更多孩子，這種情況可能會進壹步惡化。

壹些婦女已成功起訴在懷孕期間遭到非法解雇的情況。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壹家法院判決因懷孕被非法辭退的尹婧勝訴，其雇主，北京市壹家商貿公司，向尹婧支付62,237元人民幣的經濟補償。 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尤其是工廠低薪女工來說，去法院起訴或進行勞動仲裁根本就不是壹個選項，因為她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些。

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壹樣，在職位相同的情況下，中國許多女性的收入明顯低於男性。根據壹個在線招聘平臺2018年對相對高薪的白領員工的調查顯示，女性平均薪酬為6497元，薪酬均值為男性的78.3%。該調查指出，女性更難晉升到管理職位，尤其在工程制造領域，男性在高級管理職位中占比超過95%。

鑒於許多行業都存在著幾乎牢不可破的晉升天花板，無論中國女性還是男性，似乎越來越覺得女性獲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結婚，而不是追求事業。官方調查顯示，2000年有37.7％的女性認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到了2010年這壹比例上升到48％。然而，情況很復雜，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推遲結婚以專註於自己的事業。例如，在2018年的壹項針對白領的調查中，只有49％的女性認為婚姻是必需品。

對於已婚女員工來說，要實現合理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壹項持續的鬥爭，尤其是在科技行業，該行業因工作時間長及日程安排緊張而著名。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女性在做家務和照顧家庭方面花費的時間平均是男性的兩倍，但是人們仍然要求她們像男同事壹樣努力工作。由於繁重的工作量和嚴苛的管理態度，許多已婚已育女性被迫退出該行業。此外，在經濟不景氣或公司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女性通常是最後被考慮雇用和最先被解雇的群體。

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恐嚇在中國是壹個嚴重而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壹點可以從#MeToo運動期間的大量投訴中得到證明，當時全國各地的女性主要對在大學、民間和宗教組織以及媒體中有權勢和影響力的男性提出指控。僅在2018年的前10個月，就有至少36起重大#MeToo案件被曝光。盡管有網絡審查，但事實證明，這場運動勢不可擋，部分原因是#MeToo運動創造性地使用了符號和同音詞，如米兔，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幾十年來，相似案例的大量積累。

早在2013年，壹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就顯示，高達70％的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然而，當時大多數受害者都不願意提出正式投訴或向法院提起訴訟。調查中有約4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保持沈默，而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直接處理了騷擾。

但是，在#MeToo運動之前就已經出現壹些性騷擾訴訟。例如，在2009年，壹名28歲的上班族A女士因抱怨其日籍主管公然性騷擾而被解雇，盡管在壹次公司聚會中，主管的性騷擾行為已經被鏡頭拍攝到。法院判定該日籍主管行為構成性騷擾，須向A女士書面道歉並賠償3000元，以補償因該事件引起的精神痛苦。

基於年齡的歧視

年齡歧視往往與性別歧視密切相關，對於女性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尤為常見。 盡管性別歧視仍然是壹個主要問題，但由於中國勞動力的快速老齡化，年齡歧視的問題在過去十年已略有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的繁榮時期，工廠老板和其他雇主可以靠來大量來自農村的年輕工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空缺。雇主通常會把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在30歲、甚至25歲以下，因為他們相信年輕員工比中年工人更便宜、更有效率、更順從。 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工人減少，雇主被迫擴大招工網絡並招募更年長的工人。 例如，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富士康現在僅規定其深圳工廠的求職者必須達到“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工作年齡”。

然而，年齡歧視在服務行業仍然是壹個問題，特別是在廣受歡迎的專業職位上。 2015年9月，壹家名為“歐品屋”的網上購物平臺招聘拓展經理，提供人民幣8000元至15000元的月薪及五險壹金，但將招聘年齡限制在23至30歲之間，並要求應聘者“性格開朗，善於表達”。

盡管與十年前相比，中國較為年長的工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許多工作機會仍然報酬低、不穩定且不安全。建築行業是年長工人增長的壹個領域，工人的平均年齡可能超過40歲。然而，該行業因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系統性拖欠工資及危險的工作條件而臭名昭著。2015年約35％的工業意外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與建築倒塌、機械故障或高空墜落有關。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主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效用：政府福利與資源分配，內部移民控制以及犯罪監控。每個城鎮簽發自己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該轄區內的居民能夠獲得當地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其他人則不能。根據居住地點，戶口被廣泛歸類為“農村戶口”或“城市戶口”。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對於父母持有農村戶口的孩子來說，無論他們實際出生於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口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 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自那以來，農民工人口穩定增長，2015年達到2.74億。

盡管許多城市放寬了對農民工獲得社會服務的限制，但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其子女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獲取服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實質性障礙。這些障礙，給通常比收入遠低於城市工人的農民工，帶來了額外且無力承受的醫療和教育費用負擔。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也影響到其他城市的專業人員。例如，2010年對大學畢業生的雇主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近60％的人為準雇員設定了具體的戶口要求。壹些求職者在法庭上質疑這些要求限制，但除了2013年壹名安徽省畢業生以歧視為由，起訴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知名案例外，長久以來法庭壹直不願意受理此類案件，因為這將會威脅到當局的利益。包括法官在內的法院官員，均由當地政府支付薪酬，因此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避開任何可能造成利益沖突的案件。

盡管中央政府官員多次宣稱改革戶口制度，使農民工的生活更輕松，但決定權仍然在各個城市手中，各城市將根據自身需求及容納新 移民的能力來決定戶籍制度的改革步伐。

對身心殘障工人的剝削歧視

身體殘疾的工人，例如視障、聽障和行動能力有限的工人，在中國正面臨著普遍的歧視。 正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王治江博士所說：“實際上，沒有不適合工作的殘疾人，只有不適合殘疾人的崗位。”雇主不願創造無障礙和開放的工作環境，意味著殘疾人很難找到任何形式的就業機會。

2019年4月，作為壹名視障人士，溫州大學畢業的鄭榮權報考了南京市盲人學校的教師職位，筆試面試均排名第壹，其後卻被告知按照公務員錄用相關標準，視力不合格不予錄取。這引發了網民激烈的討論，鄭榮權本人也在壹篇微信貼文中指出，他的視力能夠看清教室中人群的出入。他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和過往實踐經驗都證明他能勝任盲校的工作。他寫道：“自從我進入正規大學以來，我壹直在嘗試使用自己的行為來幫助身體健全的人了解視力障礙者。”他補充說：“如果我沒法成為教師，被迫回去做按摩，那我又將回歸那個相對封閉的視障人群體；反之，我將有機會向更多人展示視障人真實的生活和他們所具備的能力，從而讓更多人了解視障人群，了解整個殘障群體。”

2010年的壹份報告發現，在具有自理能力的殘疾人群體中，只有34％的城市居民和49％的農村居民實際就業。此外，那些設法找到工作的殘疾人，通常從事邊緣、低薪的工作，例如盲人按摩師。殘疾人長期失業是中國壹個嚴重的問題，數百萬失業殘疾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龐金鵬從1977年開始成為殘疾人，壹直無法像普通人壹樣工作生活。當時年僅19歲的他在當地國營煤礦工作，因煤礦斜井發生重大的跑罐事故而不幸被撞致重殘高位截癱。這幾十年來，他在家中度過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

為了增加殘疾人的就業機會，國務院於2007年出臺了《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達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比例的，應當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然而，即使在地方政府部門，這壹規定似乎也被廣泛忽視。根據反歧視非政府組織益仁平中心對中國30個城市的政府部門進行的壹項調查，政府部門中，殘障雇員的最高比例僅為0.39％，而有些部門則低至0.02％。此外，也不能確定投入就業保障的資金的主要目的是否為向失業者和殘疾人提供就業服務，報告表明腐敗和資金濫用猖獗。對浙江省資金使用情況的審計發現，只有13.7％的資金實際用於殘疾人的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在湖北某縣，80％的資金用於支付員工福利和行政開支。

最近，由於原因是殘疾人人權活動家在法庭上對壹些制度提出了質疑，殘疾人在就業權利方面取得了壹些小進步。例如，在殘疾人權利活動家宣海於2012年對地方政府提起訴訟後，安徽省政府應視障考生的要求，提供了公務員考試試卷的電子版本和相關無障礙軟件。

對於患有智力障礙的工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人來說，尋找和保住工作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例如，有精神疾病的白領專業人員經常因未能達到工作目標而被解雇等。2008年6月，壹名在IBM任職的研發工程師在被診斷為抑郁癥、企圖自殺並因此被公司解雇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該工程師獲得超過57,000元的賠償。但是員工很少能夠因精神疾病的歧視而成功起訴其雇主，在大多數情況下，員工很少求助於其他同事或公眾，也很難獲得其他員工和公眾的同情或理解。

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極易受到不道德企業主的剝削和利用。這種剝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是2007年的“黑磚窯”醜聞，數百名智障兒童和許多精神殘疾的成年人被迫在中部省份山西的磚窯工作。但自那以後，中國媒體會定期報道類似案件。事實上，許多此類案件只有在調查記者揭露時才會被曝光。

在2010年的壹個案例中，記者透露，十余名工人在新疆壹家建材廠被奴役三四年，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無償工作。這家工廠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幹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還領不到壹分工錢。據報道，這些工人中有八人為智障人士，他們被四川渠縣壹個名為“乞丐收養所”的組織賣給了這家工廠。按協議規定，工廠應向這個中介機構壹次性支付9000元的費用，並支付每人每月工資300元給“乞丐收養所”，如果工廠丟失工人，每丟失壹名賠償1000元，而工人自己收不到任何工資。

對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歧視

據估計，中國有1.2億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占中國總人口的近百分之十。與艾滋病病毒（HIV）壹樣，乙肝病毒只能通過體液的直接交換來傳播，日常接觸不對他人構成風險。然而在中國，人們普遍誤解認為乙型肝炎是壹種可以通過在學校或工作場所偶然接觸傳播的傳染性疾病。

乙肝病毒攜帶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外，直到2000年代中期，反歧視活動家開始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雇主提起訴訟，這種狀況才得到改善。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不僅在訴訟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宣傳案件和向政府施壓要求修改法律方面尤其成功。現在許多限制措施已經被取消，雇主不得非法檢驗準雇員是否攜帶乙肝病毒，罰款措施也已經出臺。盡管做出了這些改進，但是益仁平中心在2011年對180家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發現，有61％的企業仍在對員工進行乙肝病毒篩查，35％的企業表示他們會拒絕攜帶乙肝病毒的求職者。實際上，對乙肝攜帶者的就業歧視仍然很普遍，以至於許多求職者選擇在體檢中作弊。在蓬勃發展的體檢黑市中，許多“體檢槍手”收取高昂費用，代替乙肝病毒攜帶者參加入職前的體檢。詳細信息請參閱益仁平中心在2009年發表的關於乙肝攜帶者就業歧視的深入研究報告。

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面臨相似，甚至更嚴重的歧視，而這同樣是源於恐懼和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 例如，北京大學的壹位教授在2010年稱，艾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人不應該當老師，因為“18歲以下的學生的免疫力可能不足以抵抗這種病毒”。2007年的壹項研究表明，48.8％的受訪者和65％的雇主認為艾滋病毒攜帶者不應該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許多省級政府仍然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擔任教師。但是，在2013年的壹起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案件中，壹位教師因在入職體檢中檢測出HIV陽性被拒絕入職，而起訴江西省教育局。這被認為是中國首例成功的艾滋病毒歧視訴訟，原告最終同意以45,000元的和解費用撤回訴訟。

民族和宗教歧視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持續存在，尤其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由於漢族人口持續遷移到中國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緊張局勢。為了緩解這種緊張，中國政府出臺了壹系列對少數民族的 “積極區別對待”措施，包括向少數民族地區分配發展資金、放寬計劃生育規則、放寬少數民族高考錄取條件。然而，這些措施引起了漢族人民的不滿，並且在緩解針對少數群體的就業歧視方面收效甚微。在2011年對10,796個招聘職位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雇主通常對具有少數民族特征姓名的求職者存在嚴重歧視。只有大約壹半的公司不論民族，平等對待求職人。即使在政府部門，歧視也仍然存在並為公眾默許。地方政府有時會指定部門職位的民族限制和要求。公務員和政府雇員的宗教活動也受到限制，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禁止新疆的公務員、教師等在齋月期間禁食。

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通常會在服務行業面臨歧視，尤其是在低層零售崗位和餐飲服務職位上，雇主更願意雇用對於漢族顧客來說更“熟悉”且 “威脅性更低”的員工。很多時候，少數民族實際上被限制在自己的社群內部，或壹些民族主題的餐館中工作。

在制造業，工廠有時會集體雇用少數民族工人，以彌補當地勞動力的短缺。 然而，本地漢族工人經常認為少數民族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這讓工人之間的關系緊張，並可能導致沖突的爆發。

可能最為人所知的壹個案例發生在2009年6月，廣東省韶關的壹家玩具廠內。當時有傳言稱，廠內壹名維吾爾族工人強奸了壹名漢族婦女。其後，數千名工人爆發了大規模鬥毆事件，造成兩人死亡。雇主的應對措施是將所有維吾爾族工人轉移到城外15公裏處壹個小型工業園區內的另壹家工廠中。

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

直到1997年，同性戀仍被認為是犯罪行為，直到2001年才從中國官方的精神疾病清單中刪除。在中國，盡管存在對同性戀的汙名和大量誤解，但大多數雇主都秉持著“不問，不說”的原則：只要同性戀者不主動表示他們的性取向，雇主就不會揭露、驅逐他們，但如果員工將性取向公之於眾，就可能面臨報復。壹項調查發現，約有四分之壹在職場主動公開同性戀傾向的被調查者，因此被解雇或被迫辭職。

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法律或法規可以保護工人免受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案例顯示，員工在被解雇時，用法律武器保護了自己。

在被認為是中國首個同性戀就業歧視訴訟中，何先生起訴了深圳壹家室內設計公司，據稱，他因同性性取向而被公司解雇。深圳市南山區法院於2014年12月24日審理了此案，但最終判決原告敗訴。何先生又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但法院最終維持了原判。

何先生於2014年8月28日入職擔任設計助理，並很快晉升為銷售主管。然而在11月初，其與和另壹位男性朋友當街發生爭執的視頻片段在網上流出，從視頻中雙方的爭吵可以判斷，兩人是同性戀關系。該視頻帶引起了其雇主的註意，據稱其後雇主告訴何先生，考慮到同性戀因素將對顧客產生的心理影響，他決定將何先生辭退。

2016年3月，壹名在貴陽慈銘體檢中心工作的跨性別者C先生因在辦公室穿著男士服裝而被解雇後，向當地勞資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他們說我是同性戀，有損公司形象”，C先生告訴澎湃新聞。 據進壹步指稱，公司管理層告訴C先生，作為體檢中心，不能雇用像他這樣“不健康”的人。

C先生告訴紐約時報，他去找經理解釋他是跨性別者，而不是同性戀者，並且這種身份絕不是“不健康”的，但無濟於事。“我第壹非常氣憤，第二非常驚訝，”C先生說，“我不想被叫同性戀，如果說是同性戀的話，就等於承認我是女的。即便我承認我是同性戀，她居然說我是不健康的？它壹個體檢中心居然不知道同性戀不是病了麽？”仲裁委員會於2016年4月11日審理了此案，但在5月份的裁決中駁回了C先生的申訴，稱該公司沒有違反法律，C先生獲得了象征性的工資補償。案件判決後，C先生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

“雖然贏得了工資，但這不是我要的。這個過程讓我感到對性別表達和跨性別的歧視情況比我想象中還厲害得太多。希望法律不要繼續縱容歧視。”

與就業歧視有關的法律法規

在2008年之前，中國針對職場歧視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較為理想主義卻不足。《憲法》和若幹法規強調了就業平等，但在實質性打擊歧視方面卻沒有多大用處。1990年的《殘疾人保障法》將就業歧視保護範圍擴大到了殘疾人，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壹步詳細說明了婦女在工作場所應享有的權利。1994年的《勞動法》具有裏程碑意義，從根本上重申了憲法條款，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法律的含糊不清和缺乏執行條例，意味著許多法院和仲裁委員會拒絕受理就業歧視案件，特別是當歧視發生在原告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之前。

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公眾對就業歧視問題的日益關註和積極行動促成了壹些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法規和政策：

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騷擾的內容。

人事部在2005年制定的條例中規定，如果檢測結果顯示乙肝患者所攜帶病毒沒有傳染性，則不應禁止其擔任公務員職位。

2006年中國政府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政府承諾采取廣泛的政策反對就業歧視。

2007年《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

除了放松戶籍限制的多項措施外，國務院還在2003年和2006年發布通知，敦促地方政府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性限制。

2007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發《關於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要求用人單位在招、用工過程中，除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衛生部規定禁止從事的工作外，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原攜帶者。

2008年，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試圖解決現有反歧視立法中的壹些缺陷，也確立了關於就業平等的廣泛原則聲明。新法律的主要優點在於，它為歧視的受害者提供了尋求法律救濟的手段。該法律明確規定，就業歧視屬於法院的職權範圍，而勞動者在受到歧視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法律采取壹般性反歧視政策，呼籲各級政府努力消除就業歧視。該法律特別將免受就業歧視的群體覆蓋面擴大，包括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

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用於補充新法律的《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根據該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與以前的法律法規宣布違規行為不予處罰不同，新法規規定，對違反法規的雇主可處以人民幣1000元罰款。

建立法律救濟機制對乙肝病毒攜帶者來說是福音。研究發現，該法律生效後，法院接受了70％以上的乙肝歧視案件，到2011年為止，審理了200多起案件。在該法律實施之前，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每年提起不到20例訴訟；新法實施後，這壹數字立即上升到每年70-80例。除了將更多案件提交法院外，更強大的法律基礎和法院更強烈的支持意願也使工人在庭外和解中具有更大的杠桿作用和議價能力。

如上所述，反歧視社會活動家在基於性別，戶籍和艾滋病毒歧視訴訟方面取得了壹些成功，但許多法院仍然對受理那些可以推進司法實踐界限的案件保持警惕。此外，許多反歧視活動家，特別是那些與益仁平中心有聯系的人，受到政府的打壓，這使得反歧視活動家開展工作以及為遭遇職場歧視的人提供咨詢和服務變得更加困難。

現行法律的缺陷

顯然，《就業促進法》在管理、有效性和覆蓋面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該法律依靠人手不足而過勞的地方勞動局來監督和執行反歧視政策和法規。

由於準雇員實際上不是法律規定的雇員，因此招聘過程中的就業歧視案件不受勞動爭議仲裁系統的管轄，受害者必須走正式的法院程序，而這可能會花費更多的費用和時間。

雇主如違反《就業促進法》，罰款是遠遠不夠的。 對乙肝進行篩查的罰款為人民幣1000元，但這並不妨礙雇主進行此類檢測。 而且，雇主可以簡單地要求個人簽署文件，表明他們是“自願”參加乙肝檢驗。

該法律規定，受到歧視的人有權提起法律訴訟，但該法律沒有向法院解釋應遵循的標準，應向受害者支付何種賠償類型，以及歧視者應受到何種懲罰。眾所周知，中國的法院不願意在法律法規沒有充分解釋如何審理案件的情況下受理案件。

該法律仍然局限於保護人們免受五種類型的就業歧視：性別、民族、殘疾、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而缺乏對年齡、身高和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其他類型歧視的覆蓋。這些歧視在中國仍然很普遍，法律未能涵蓋這類歧視也限制了該法律的有效性。

結論和建議

《就業促進法》被認為是中國打擊就業歧視方面的壹項重大進展，但其實際效果相對較弱。盡管取得了壹些進展，就業歧視仍然普遍存在，反歧視政策的執行仍然不足。

中國的社會組織在推動職場的寬容和平等方面發揮了作用，尤其在利用訴訟和社交媒體來點名批評歧視性雇主方面。雇主面臨被起訴的高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使得許多雇主開始減少歧視性做法，這也鼓勵地方政府更加嚴肅地對待歧視行為。然而，中國政府自2014年開始對公民社會進行有據可查的鎮壓行動，使近年來取得的許多進展停滯不前，甚至可能倒退。

至關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應該讓公民社會在解決歧視問題上發揮作用，還應該采取額外措施，將反歧視鬥爭推向新的高度。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提出如下建議：

擴大反歧視立法的覆蓋範圍，將廣泛的就業歧視形式包括在內，例如基於年齡、身高、外貌、個人信仰和性取向的歧視。

授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和裁決就業歧視案件，從而減少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所承擔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將對歧視性雇主的罰款從目前的每例1000元提高到至少每例50000元。

闡明在反歧視案件中應遵循的法律程序，並具體說明受害者可獲得的賠償形式以及對違反者的懲罰。

建立壹個專門負責解決就業歧視問題的綜合性政府機構，類似於美國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該機構將負責執行反歧視法，擁有調查和調解就業歧視申訴的正式系統，並能夠代表受害者起訴雇主。

上述措施的實施將向用人單位和公民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對工作場所權利平等持認真態度，並願意為地方政府部門、法院和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打擊就業歧視。

本文首發於2012年1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19年4月。

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

簡介

2014年4月，約40,000名工人在東莞裕元鞋廠發起了為期兩周的罷工。這場罷工成了中國勞資關系的分水嶺，它不僅是中國近年規模最大的罷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裕元鞋廠多年來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幾千名幾乎在鞋廠工作終生的工人拿到的養老金遠遠少於應有數額。從某些方面來看，裕元工人能夠有某種程度的養老金已屬幸運了：盡管中國政府嘗試提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覆蓋，但大多數工人仍處於有效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外，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由社會保險引發的罷工及抗議也在當下的中國變得更為普遍。

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兩個關鍵事件：曾經給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就業、住房、醫療、養老）的國有經濟崩盤，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長者養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員。換句話說，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經濟發展及自由化，曾經支撐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經濟困難時期的國家和社會保障逐漸消失，留下巨大的社會保障真空有待填補。

中國政府推出了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基於個人勞動合同，讓用人單位而非國家承擔起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主要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旨在幫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國企職工買房。

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和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這些零散的法律法規才被統壹納入《社會保險法》，構成了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綜合性框架。 《社會保險法》概述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

社會保險制度應該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

用人單位和個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以及住房公積金。工傷保險費和生育保險費應由用人單位而非職工繳納。

各類保險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並匯總到省或市級基金中。社會保險基金通常是由當地的勞動部門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來管理，而住房公積金則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管理。

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專款專用，即用於為職工和退休人員提供社會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由多部份組成：統籌基金用於所有合資格職工，個人賬戶則用於合資格的職工個人。

職工跨地區就業時，其社會保險關系應隨本人轉移。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高度地區性，該規定很難實施。讓不同的轄區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術上都很困難，尤其是對於來自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工而言。

總體而言，與中國絕大部分勞動法規壹樣，《社會保險法》的大部分規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在執行上都非常松懈，許多職工應享有的社會保險待遇仍被剝奪。然而，政府並沒有提升執法的嚴格程度，而是推出基於個人繳費的新的保險制度，並逐漸減少用人單位及職工的繳費的費率，鼓勵大家遵守《社會保險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原規定的20%降至16%。

本文接下來會介紹中國當前社會保險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此外，我們集中研究了農民工在獲得法定的福利時會遇到的具體問題，並評估了該制度的未來發展。

養老保險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始於1997年的《國務院關於建立統壹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個人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為本人繳費工資的8%，而用人單位繳納比例壹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用人單位和個人繳納比例的上限均有規定，不同地區規定不壹。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內的壹些省份及城市，開始將單位繳費比例由原來的20%調整為19%，其後，包括廣東省在內的部分地區將繳納比例調整至14%。作為減輕企業納稅負擔的政策之壹，2019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用人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職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退休時，連同利息在內的個人帳戶余額將被分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發放。除了個人帳戶余額，職工也會收到基本養老金，可在退休後按月領取直到死亡。基本養老金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而定。基本養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單位繳納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應給予補貼。

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15年的的職工有權領取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15年者，可延遲繳費年限直至繳滿15年、壹次性繳齊保險金額、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全部金額。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儲存額。

過去幾十年，公務員、國家機關人員和教師等事業單位人員享有獨立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不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且在退休後享受政府補貼的豐厚養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引入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以平衡公私兩套制度間的差距。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履行繳費義務；但與此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工資及養老金，從而彌補新養老制度下職工的經濟損失。

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系統最大的問題之壹就是法定退休年齡。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工人為50周歲，女幹部則為55周歲。

這些規定出臺於上世紀50年代，但當今天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到達75歲，且超過65歲的人口約占12%的時候，上述年齡限制顯然不再現實。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宣部各種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例如，2018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唐濤表示會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延遲退休年齡的明確法律規定。

隨著中國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們對基本養老金在未來的可持續性越來越擔憂，壹份重要的報告預測，到2028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余會首次出現負數，此後養老保險基金儲備將迅速下降，並可能在2035年前後耗盡累計結余。

在過去的十年裏，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加率幾乎增加了壹倍，但仍僅占城鎮勞動力總數的69％左右。然而，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能夠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總體而言，在許多省份，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收入仍超過支出，年度結余穩健，尤其是沿海地區。以廣東省為例，其2018年度結余為2,120億元，累計結余11,130億元，是迄今為止結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員過多、年輕人口匱乏的中部及東北壹些省份，養老保險系統已經開始感到壓力。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基金赤字約160億元人民幣，總賬戶余額為負557億元。有鑒於此，2018年年7月，中國建立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2019年中央調劑基金預算規模4844.6億元，主要由七個較富裕省份上繳資金，而22個人口流出、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拿到的下撥資金多。

近年來，政府壹直在推廣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未參保的城鄉居民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的覆蓋之下，該制度要求個人賬戶供款時間達15年才有資格領取養老金。雖然養老金有政府的補貼，但退休職工每月能領取的額度（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中實際領取養老金的有1.59億人。根據該計劃，2018年支付的養老金總數達到2,910億元人民幣，即人均1,83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即使在最小的城鎮中也肯定不足以維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年平均支出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約為2018年全國平均工資的壹半。

失業保險

國務院1999年出臺的《失業保險條例》建立了繳納及支付失業保險的框架，該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保險法》的確認。職工和用人單位最初分別以1％和2％的比例繳納失業保險，但現階段，許多省市政府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已經大幅降低了繳費率。以廣州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單位應繳比例從1.5％降至0.8％，個人應繳比例從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億勞動者參加失業保險。受保人壹旦失業，便有資格獲得包括繼續享受醫療保險待遇在內的福利。該福利的持續時間取決於職工繳納失業保險的時間長度，對於受雇十年或以上職工，該福利最長可達24個月。然而，根據官方數據，在2018年實際登記失業的970萬人中，僅200多萬人實際享受了失業保險待遇。

盡管職工的繳納數額是基於工資，得到的救濟卻非常低。 1999年的條例規定，失業保險金必須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資已經設定得很低了，絕對不能視為足以應付生活的工資。參見《就業和工資》部分。盡管《社會保險法》強調失業保險金可隨本人轉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領取，但要使這種政策成為現實，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目前無法支付失業保險金的農村地區。目前，許多地方通過向農民工支付壹次性救濟來解決這壹問題，但這筆費用遠低於其合法應得的數額。

實際上，失業保險基金通常不是直接發放給職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於創造就業或培訓項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諾“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於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截至2018年年底，失業保險基金的總結余為5,817億元人民幣。

醫療保險

1998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首次提出了中國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框架。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該系統與養老保險壹樣，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盡管具體數額因地區而異，但用人單位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6%左右至12％，職工繳費比例為個人工資的2%。單位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壹部分用於建立統籌基金，壹部分（通常為30％）劃入個人賬戶；個人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統籌基金的起付標準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額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4倍左右。起付標準以下的醫療費用，從個人帳戶中支付或由個人自付。起付標準以上、最高支付限額以下的醫療費用，主要從統籌基金中支付，個人也要負擔壹定比例。超過最高支付限額的醫療費用，可以通過商業醫療保險等途徑解決。如果職工的個人賬戶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少於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10%的部分，那麽他們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職工的個人賬戶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達到10％的門檻，因此許多參保職工最終還是靠自己掏錢治病。同樣，另壹種情況便是職工必須自己支付超出當地年平均工資4倍的任何醫療費用。

《社會保險法》強調，醫療保險基金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通常是醫院和診所）付款來支付職工的醫療費用。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必須先付款，然後要求相關部門報銷。此外，若要成功報銷醫療費用，醫院的所有治療必須在政府預先批準的清單內——超出預先批準清單的治療必須由工人的個人賬戶或自己的口袋來支付。而且，門診治療和藥物的承保範圍更加有限，這意味著需要門診治療和藥物的職工通常需要購買額外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自費治療或完全放棄治療。

在過去十年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所覆蓋的職工和退休職工數量穩步增長，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億城鎮職工參保，其中退休人員達8,400萬，大大少於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與此同時，據估算，2017年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數量僅為6,200萬，約占當時農民工總人數的22％。

鑒於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系統的覆蓋範圍有限，政府壹直在大力推廣針對城鄉居民得補充醫療保險，涵蓋個體工商戶、臨時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兒童。這主要包括兩類制度：2007年推出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旨在覆蓋參保者的大部分住院醫療費用，其資金籌集包括個人繳納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補貼；類似的制度是在農村地區開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該制度下個人繳費金額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這些居民保險計劃的註冊人數迅速增長，以至於官方數據顯示，有超過10億人（10.28億）受保，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所覆蓋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總數的三倍以上。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數喜人，但實際所能提供的福利卻非常有限。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的報告，2018年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基金人均支出693元，這樣的金額幾乎不足以進入壹家大醫院就診。與之相比，主要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萬億元，人均約3,380元。

此外，由於農村地區和小城市缺乏高質量或專業的醫療服務，這些地區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從而給頂級醫院帶來巨大壓力。據《南華早報》 2019年6月報道，中國2300多家頂級公立醫院已滿負荷運轉以努力滿足患者需求，而約95萬所普通醫院、社區衛生中心和診所則面臨著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傷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與其他社會保險壹樣，工傷保險的覆蓋率在過去十年中也在穩步增長（參見下表）。截至2018年底，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達2.39億。截至2017年底，在中國最危險的建築行業中，有超過4,000萬名工人（約占總數的80％）參加工傷保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參保率為99.73%。

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繳費額為工資總額的0.5％至2％，具體比例根據特定行業和地區的工傷風險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職工可以證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並且所遭受的傷害實際上與工作有關，則他們有資格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但這通常不是壹個簡單的過程。壹旦工傷被認定，地方政府將對傷殘程度進行鑒定，等級為1到10，其中等級1最嚴重。遭受嚴重工傷的職工比輕微工傷的職工有權獲得更多補償。確切的賠償金額以及更關鍵的賠償責任主要由《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確定。但是，各地法規的實施情況和對某些規定的選擇性執行意味著實際支付的賠償因地區而異。而且，在賠償金額、賠償應由誰支付等問題上，用人單位與職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經常產生糾紛。如果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則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違法用人單位拒絕支付職工住院期間基本醫療費用以外的任何費用。根據官方統計，2018年，共有198萬人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共領取742億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職業病對職工來說是另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職業病通常會在職工離職後才顯現出來，這壹問題對農民工群體來說格外嚴重，因為他們很少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據估計，中國有600萬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塵肺病，但只有大約10%的人被診斷認定為職業病。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CLB的研究報告《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生育保險

截至2019年，生育保險由專門的生育保險基金運營，用人單位需按照當地政府確定的繳費比例繳納，通常不到工資總額的1%。然而，中央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生育保險基金（2018年底的余額僅為580億元）與更為龐大的基礎醫療保險基金合並。政府聲稱這將簡化用人單位的參保程序，並且不會給職工帶來任何額外負擔，同時又能保證母親及其配偶現有的福利不變。 2017年，12個城市進行了試點項目，隨著合並實施，生育保險參保人數比試點前提升13%左右。壹些省份已經制定了具體措施，將在2020年1月1日完成兩險合並，但實際實施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生育保險涵蓋所有與產婦有關的生育醫療費用，包括節育、產前檢查、分娩和產前護理以及產假期間應支付的生育津貼。根據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產假，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應為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標準。壹些地方政府也會要求用人單位為收入超過平均工資的職員提供額外津貼。盡管各地區間產假津貼仍存在巨大差異，但基本上都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標準。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有2.04億職工參加生育保險。然而，2018年實際只有不到1,100萬女職工享受了生育保險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險金額差異較大，例如，廣東省向190萬女職工支付了114億元人民幣，而黑龍江省向8.4萬女職工支付了5.4億元人民幣。

許多用人單位仍然想方設法避免向女職工支付她們應得的產假津貼。女性經常被問到自己的家庭計劃，有時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條件，例如，接受懷孕測試或作出延遲懷孕或不懷孕的承諾。許多用人單位通過給懷孕員工分配繁重、危險的工作從而迫使她們主動提出辭職，也有單位通過拒絕給產假，然後以曠工為由解雇懷孕員工。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對這種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采取法律行動。例如，北京某購物中心的櫃臺經理尹婧在懷孕期間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審法院判給她62,237元的賠償。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尤其是低薪的工廠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進行勞動仲裁根本不是壹種選擇，因為她們沒有時間和金錢來這麽做。有關此問題的更深入討論，請參見《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住房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不是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正式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而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但是，由於運作方式類似，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通常將其與其它五種官方社會保險歸為壹類。

住房公積金制度始於1999年，當時中國各地有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政府不能再依靠國有企業給勞動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積金的建設，以此為廣大勞動者提供購買以及維護房屋的途徑。住房公積金存款人可以申請優惠貸款，用公積金購買、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納房租。若職工之前未曾使用，則可以在退休時提取本人賬戶內的住房公積金，因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充當了第二養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修正案，允許將公積金用於非住房相關事項，例如緊急或嚴重情形下的醫療費用。

《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和單位的具體繳存比例應由當地政府確定，但均不得低於職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以北京為例，單位和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5%到12%，上海市，單位和職工本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各5%至7%。但總的來說，繳存都是按月進行，且該部分款項可以免稅。

傳統上，國有企業職工、政府職工以及教師、公務員等群體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從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職工和單位的數量激增，繳納住房公積金的職工數量仍穩定在1億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積金實繳單位210萬個，實繳職工1.19億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時間裏，實繳單位已增至290萬，實繳職工增至1.44億，增長了2500萬人。數字上的突飛猛進幾乎可以完全歸因於私營企業和城市專業人士的購房需求。2014年，在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上班的勞動者約有60%，到了2018年年底，這壹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的職工從19％增加到約40％。此外，在2018年新開設的公積金賬戶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員工。

然而，對於大多數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購買房產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據政府2018年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租房居住的農民工占大多數（61.3%），購買住房的占19%，還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廠宿舍中。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許多大城市的農民工只能負擔得起位於城市郊區、年久失修、面積狹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這樣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們月薪的很大壹部分。如果農民工繳存了住房公積金，他們有時可以將其用作壹次性提取的養老金，不過，在實際提取住房公積金的過程中通常會遇到許多行政上的障礙。

社會保險和農民工

《社會保險法》第95條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依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但是，社會保險制度在設計上顯然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社保是壹個高度本地化的系統，它假定職工整個工作生涯和退休後都留在同壹地方。盡管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有所提高，但參加養老保險或任何形式社會保險的農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報告稱，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只有2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的27％，參加失業保險的只有17%，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

用人單位過去經常聲稱，他們沒有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是因為工人本身對養老金不感興趣。他們表示，農民工認為養老金系統沒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繳費比例高且養老金賬戶的可轉移性差。但是，這種辯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單位在法律上有為每位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此外，農民工不願意繳納養老保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繳費比例太高，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資扣除都將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壹個亟需註意的問題是農民工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經在計劃退休。 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008年僅為34歲，而這壹數據在2018年達到了40.2歲。第壹代農民工的年齡已經超過50歲，許多人因為沒有退休金而仍在繼續工作。過去的幾年裏，許多年長工人壹直處於要求單位支付社會保險的最前沿。隨著農民工群體不斷老齡化，這些要求只會越來越顯著。

結論

在中國開始其極力鼓吹的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在勞資關系中的權威逐漸讓位於給商業利益。隨著私營部門的擴大，用人單位可以單方面任意規定其職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從而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壓榨職工幾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試圖通過實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來保護工人的權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會在工作場所嚴格執法。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壹個由用人單位主要對職工社會保險負責的制度註定無法成功。單位通常可以無視其法律義務，而且在當局的縱容下繼續照常營業。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允許陷入財務困難的企業將社會保險費推遲六個月繳納，該政策從未被正式廢除。直到工人自己開始要求企業支付社會保險費時（最著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罷工），企業才被迫遵守法律繳納社保。

中國政府未能執行法律，也未能建立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險體系，不僅使中國工人處於不利地位，而且嚴重阻礙了政府推進並實現其他重要政策目標的能力。

在過去的幾年中，政府經常宣稱其關鍵政策之壹是拉動國內消費，以確保未來更加穩定和均衡的經濟增長。然而，中國的大部分消費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這導致大量資本外流，而沒有增加國內消費。大多數工人仍然不願意消費，由於缺乏養老金或醫療保險，他們傾向於將自己的錢用於銀行儲蓄和其他風險較高的投資上，以試圖確保自己的未來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實際上，過去二十年裏，應該繳納的社會保險只落實了壹小部分，這意味著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所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隨著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和醫療保險基金尤其面臨更大問題。如上所述，政府認為，如果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將來所有預期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則需要提高退休年齡並進行廣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願或無法強迫用人單位遵守現有的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相反，政府正試圖減輕用人單位所承受的社會保險負擔，並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繳款的義務轉移給勞動者個人，無論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正式勞動關系。

與其逃避社保體系現存問題，政府需要調和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建立壹個現實而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時得到照料，並創造對收入滿意的體面勞動者群體，從而通過創新、提高生產力以及商品服務消費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本文首發於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後更新。

農民工及其子女

2019年，中國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三分之壹以上。過去三十年來，農民工壹直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引擎，但他們仍然被邊緣化，並受到制度化的歧視，其子女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有限，並且可能長期與父母分離。



農民工

定義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工作並居住在城市的壹個群體。他們不壹定來自農村地區，許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長大。他們認為城市是他們的家，但由於戶籍制度缺乏靈活性，他們仍被歸類為“農村移民”。

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壹直使用戶籍制度來管理稅收和控制人口遷移。當前的戶籍制度是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進三點：政府福利和資源分配、國內人口遷移控制和犯罪監控。每個城鎮都簽發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當地居民能夠獲得該轄區的社會福利和服務。根據居住地，個人戶口大致被分為“農村”或“城市”。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農村戶口，他們的孩子無論出生在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籍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持續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價勞動力。如此壹來，數億來自農村的年輕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而這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之壹。在深圳和東莞等許多城市，農民工人口迅速超過了當地城市人口。

很明顯，隨著農民工湧入城市，戶籍制度對國內人口遷移的限制不僅無法執行，而且會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壹名年輕的外來務工人員孫誌剛在被警方拘禁期間毆打身亡的悲劇發生後，戶籍所帶來的限制才開始減少。孫誌剛之所以在廣州被警察拘留，是因為他沒有依法獲得暫住證。孫誌剛的死，引發了公眾對戶籍制度的強烈抗議，許多限制自由遷移的規定因此被廢除。盡管在許多較小城市，戶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該制度本身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實際上，隨著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農民工及其家庭獲得當地社會服務的難度——詳情請參見下文有關城市化和戶籍改革的討論。

人口增長與地理分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民工壹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約占8.96億勞動力人口總數的32.4％。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農民工總量為29077萬人，比上年增長241萬人。然而，農民工總量的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且隨著加入農民工群體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中老年農民工逐漸退休，未來幾年的增長可能會繼續趨於穩定。

按照工作地點分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農民工分為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和到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外出農民工。2019年，本地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7％，達到11652萬人，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9％，達到約17425萬人。

在過去十年中，本地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外出農民工。自2010年以來，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0％，相比之下，外出農民工只增長了13％。內陸地區的小城市已經逐漸開放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離家更近的就業機會，而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受限。約26％的農民工選擇到省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和制造業中心。2019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1%。約74％的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工作，其中約40％在戶籍所在鄉鎮工作，其余34％在本省內流動（通常是省會城市或縣級市等）找到工作。

在中國，勞動力的遷移通常被視為壹種簡單的單向流動，從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的制造業和城市中心轉移。在十年前，這種說法大致準確，但目前中國僅有約54％的農民工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工作，有約43％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工作。2019年，中國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速較快，東部和東北地區出現負增長。

隨著珠三角地區傳統制造業中心的持續萎縮，2019年該地區的農民工人數減少了118萬（2.6%），降至4418萬。在江浙滬地區就業的農民工也下降1.1%，比上年減少61萬人，降至5391萬人。而京津冀地區農民工數量略有回升，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區的農民工遭到驅逐，部分導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區農民工人數下降（1.2%），2019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0.9%，達到2208萬人。

年齡，性別和受教育情況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男性占全體農民工的64.9%，女性占35.1%，這與城市工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是，本地農民工的性別差距明顯更小，其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強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過去十年，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穩步上升，越來越少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年長工人由於沒有養老金，不得不繼續工作。201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19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0.8歲。其中，近四分之壹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25%；而40歲以上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34%上升到超過49%。21-30歲、31-40歲、41-50歲和50歲以上四個年齡段的農民工分布如今基本持平。

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5.5歲，其中35.9%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歲，僅13%的人超過50歲。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農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變化也體現在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而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7.6%，且下降0.5個百分點。

就業模式和工資

絕大多數農民工仍在制造業，建築業和越來越多樣的服務業中從事低薪工作。

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在內的服務業目前占所有農民工就業的壹半以上（51%）。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從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7.4%，這既反映了中國制造業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業正在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建築業農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22.3%，那時基礎設施、住宅和商業地產建設正處於發展頂峰，但此後該比例逐漸下降，2019年降至18.7%，約有5400萬工人。

盡管增長緩慢，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中穩步增長，201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長6.5%。2019年農民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667元）和建築業（月均收入4567元），而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於3000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4.5%和4.2%。

去年，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427元，而本地農民工僅為3500元。在中國西部和東北地區，工資增長最慢，年增長為5.7％和5.2％。

工作條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農民工通常還必須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不再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拖欠情況、勞動合同簽訂率和社會保險覆蓋率等數據。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農民工的工作條件幾乎沒有改善。

國家統計局調查中最後壹次提到勞動合同簽訂率是在2016年，當時35.1%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遠低於2009年的42.8%。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壹年後，各方曾壹致努力推進勞動合同的簽訂，但這壹舉措很快消失，不穩定的工作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在建築業，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是陳年頑疾，在制造業和吸收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新興服務行業，農民工也經常通過代理勞務派遣機構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盡管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有所擴大，但農民工領取養老金或享受各類社會保險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到2017年底，只有約22%的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參保率達到99.73%，但這主要是因為雇主繳費相對較低，而且鑒於建築工地安全事故高發，繳納工傷保險對雇主有利。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關於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章節。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提到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13.4%的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工會組織，比上年提高3.6個百分點。在已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中，參加過工會活動的占84.2%。盡管加入工會和參加工會活動的比例在提高，但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農民工很少找工會。2017年數據顯示，在權益受損時，僅2.8%進城農民工會找工會尋求解決。

生活狀況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最小，但增加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

大多數農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於單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內，少部分人自己購買住房。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壹些大城市中，許多農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遠地區破舊建築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相當大壹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寶山區，外來務工人員要租壹個帶共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根據租期長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備單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價格要上千。2018年對該地區流動居民的壹項調查發現，住在這裏的多是附近汽配廠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員、餐館員工、清潔工、個體戶、拾荒者等，他們中工資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為2600元。

對於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隱藏著致命風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壹棟人滿為患的公寓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名兒童。也有許多農民工家長在城市工作時，會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但農村同樣是壹個危險的地方。


農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發表了題為《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中國的農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報告。該報告概述了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所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評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十年後，報告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定義和人口變化

農民工子女被廣泛定義為受父母進城務工影響的18歲以下子女，既包括與父母壹起前往城鎮的子女，也包括父母壹方或雙方遷居時，留在家鄉的子女。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農民工子女總數約合1.03億人，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38%，包括3426萬流動兒童與6877萬留守兒童。

自2005年以來，農民工子女總數壹直穩定在1億左右，但是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地區的吸收，農民工子女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的相對下降，有時被視為他們的狀況正在改善的證據。但是，許多農村兒童現在生活在新發展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的社會服務有限，合適的工作機會也很少。因此，他們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們仍然難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無論身處何地，或戶口情況如何，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都面臨著壹系列大致相似的問題：他們獲得家庭支持、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區和社會支持的機會不平等。

來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積極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父母和家庭的對孩子的支持越大，他們在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發展能力就越強。然而，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時間、能力或資源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們要麽長時間與孩子處於分居狀態，工作時間長，要麽教育水平不高，難以有效輔導子女的學業。與城市中產階級相比，大多數農民工花在給孩子讀書和幫助孩子學業上的時間要少得多，他們負擔不起城市兒童習以為常的書籍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2013年壹項對1518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約壹半（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壹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數農民工只有中學學歷，許多人對孩子的教育方法過於簡單粗暴，更註重成績，而不是孩子發展的實際學習和成長過程。通常，父母會因為孩子成績不好而懲罰他們，並在他們成功後用金錢獎勵他們。像所有父母壹樣，農民工往往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處於不利地位。

與父母壹方、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朋友壹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兒童面臨類似的問題：缺乏與父母的直接接觸，看護人無法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

2013年在山東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75%的農民工父母每年只有在春節期間才回家壹次，5%的農民工父母每兩到三年才回家壹次。只有20%的父母每年回家次數多於兩次。有約61%的受訪留守兒童表示，他們的父母“有時會給自己打電話”，28.6%的兒童表示“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非政府組織“上學路上”在2014年底對2130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壹項調查，發現15%的孩子已經習慣壹整年都見不到父母壹次，即使是在春節期間。他們和父母的電話聯系也很少，大約25%的受訪者每三個月接到壹個電話，4%的孩子壹年才能接到壹個電話。該組織在2017年進行了另壹項調查，結果也令人沮喪。例如，約11%的留守兒童會說父母“已死”，而中國年平均死亡率為不到1%，孩子是故意填錯表達對父母的怨恨情緒。

在貧困和偏遠農村地區長大的兒童，壹般由祖父母照顧，他們在心理和教育發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兒童遭受更多的磨難。研究表明，許多年邁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數人只讀完小學，只會講當地方言而不會普通話，而普通話幾乎是中國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輔導孩子的學業，只關註孩子物質上的需求，而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和情感需求。經常有報道稱，留守兒童會表現出壹種與祖父母的疏離感。正如壹名中學生所說：“我幫助（我的祖父母）做飯，我們也壹起看電視，但我們並不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教育

《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都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學校、父母和監護人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並非所有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對於那些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質量差異巨大，主要城市和貧困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驚人。

在農村地區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教師努力為學生提供的僅僅是基礎教育。農村學校資金、資源短缺，難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師。許多農村教師是所謂的“民辦教師”，其收入大約是城市教師的三分之壹，而且他們通常無法享受法定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紀頭十年，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政府出臺了“撤點並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學生們被迫要麽上寄宿學校，要麽每天忍受漫長而艱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鎮上學。學生被集中至鄉鎮地區，班級規模激增，壹些地方的班級學生平均人數超過100人，給教職員工造成了巨大壓力。“撤點並校”政策於2012年正式終止，但小型農村學校並未重新開放，為了節省資金，地方政府繼續單方面關閉學校。僅在2015年，就有超過壹萬所小學關停，多數在農村地區。

2014年，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估計，貧困地區學生完成中學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約37％的學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這壹比率是90%。對於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幾乎是他們唯壹能夠繼續上學的選擇，然而這些學校不能保證他們未來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提供基本職業技能培訓。而壹些較低層次的高中和大學學費昂貴，許多學生不得不貸款以支付學雜費。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農村貧困學生在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些甚至在畢業前就已開始工作。根據REAP研究小組的調查，2013年農村初中生累計輟學率平均為24％，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6%。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6年關於童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初中學生輟學是童工的主要供給源。盡管減貧計劃在壹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但童工案件仍不時見諸報道。2017年8月，來自四川大涼山區的18名11-14歲的貧困“孤兒”輟學，到省會成都的壹家搏擊俱樂部工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大涼山地方政府強迫他們重返學校，但孩子們不願意回去。壹個孩子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那裏除了貧窮，我壹無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貧窮的家鄉，我回去就會和那裏的人壹樣，吸毒，偷東西。我不想像他們那樣。”

但是，沒有人能保證，如果留守兒童和父母壹起住在城市裏，他們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根據2019年7月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375.65萬人。與此同時，《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3.4%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5.2%在公辦學校就讀。對比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大約有174萬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和約55萬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被排除在公辦學校之外。對於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反映存在本地升學難、費用高問題的農民工所占比重較高，分別為34.2%和28.9%。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升學難、費用高問題，所占比重分別為44.9%、30.1%，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從理論上講，公立學校對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開放，但為了給孩子找個地方讀書，家長們通常必須與教育部門進行艱難而復雜的協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護本地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以廣州為例，僅僅是為子女申請學位，務工人員就必須出示暫住證、工作證明、居住證明、原籍證明和戶口簿。流動兒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學校內上學，也常常會面臨偏見和歧視。他們常被視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種課外活動之外。2012年的壹項調查顯示，86.3%的流動兒童沒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學，流動兒童接觸的大部分是跟自己壹樣的流動兒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調查中表示自己“沒什麽朋友”。

私立學校通常可以為流動兒童提供壹個更熟悉友好的環境，有些學校的價格相對合理，但它們往往不受監管，學生過多且設施較差。例如，有報告顯示，北京約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除了63所擁有辦學許可證外，其余都屬於非法辦學。教師的工資很低而工作量極大。許多教師只是把打工子弟學校的工作視為日後去公立學校的跳板，因此教師離職率很高。

而且，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斷面臨著被當局以各種借口關閉的風險。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裏，北京政府發起了許多行動，以不安全為由關停無證打工子弟學校。但實際上，許多被拆除的學校已經通過了數次政府檢查，在大多數情況下，拆除學校的真正原因是為新的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讓路。根據中國流動兒童教育領域的行動倡導機構“新公民計劃”，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從2006年的300多所，減少到2014年的127所。北京於2017年再次大規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在此期間，北京最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之壹，位於北京石景山區擁有約2,000名學生的北京黃莊學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遷到城外，拆遷工作從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開始。

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後，家長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遠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要麽嘗試在公立學校申請學位，要麽將孩子送回家鄉讀書。但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孩子們都要被迫迅速適應陌生環境，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壓力。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最後壹道教育難關，是高考。即使在城裏的學校學習了12年，但幾乎無壹例外，他們都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而且，由於每個地區的教材、學習內容不同，他們在考試中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由於難以適應家鄉的新環境，許多回老家繼續讀高中的學生幹脆輟學。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反映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上年提高4.3個百分點至14.3%。其中，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城市規模越大，高考問題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更加顯著。

已經有城市嘗試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的大門，壹些學生現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參加高考。但是，由於政策門檻過高，這些優惠政策實際上幫助不大。2013年，中國首度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大門，有二十余省實施異地高考，但實際上全國只有數千名隨遷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進壹步放寬這壹制度的舉措，都可能會遭到當地學生及家長的強烈抵制，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越來越多的隨遷子女獲得在當地考試的資格，那麽高考的競爭程度將會越來越激烈。

2019年，有22.4萬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比2013年增加了50多倍，但仍只占參加當年高考總人數的的2.17%。2019年，北京有5.9萬人報名參加高考，其中僅373名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北京參加高職招生考試。

衛生保健

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在商業化醫療體系中，看醫生的費用可能會高得驚人。《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醫院次均門診費用245.5元，人均住院費用8604.7元，日均住院費用914.8元；相比之下，2016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3275元。如此高昂的醫療成本下，許多農民工只會在緊急情況下去醫院治療，但往往為時已晚。

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相對便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07元，人均住院費用為2872元，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63元和1617元。但是，社區和鄉村診所設備簡陋，缺乏合格的護士和醫生，只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央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幾種不同的保險計劃，旨在使農民工和農村居民能夠負擔得起醫療費用。但是，農民工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兒童，往往不在這類計劃的範圍內。

在中國，醫療保險主要有三種類型，但沒有壹種能夠有效覆蓋學齡前農民工子女。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應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城鎮企業職工，但實際上很少農民工能享受此類保險。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只有約22％的農民工有職工醫療保險。即使有職工醫療保險，農民工也必須提供子女的就讀證明，才能讓子女享受福利。因此，學齡前兒童和在無證學校就讀學生就被排除在保險受惠範圍之外。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城市無業居民，包括學生和退休人員等，但不包括農民工。

對於有學齡前兒童的貧困外來務工家庭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往往是唯壹的選擇。但是，該計劃旨在覆蓋農村居民，它要求受保人在戶籍所在地購買保險並進行索賠，對於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工作地無法享受到醫保待遇。

壹些地方政府已經將農民工子女納入醫保行列，例如，生活在深圳和杭州的隨遷子女，可以和當地戶籍兒童享受同等的醫保待遇，但這種制度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醫療保險計劃，患者必須先支付治療費用，再獲得報銷。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只能報銷少部分費用。根據2014年的壹份分析報告，當前我國兒童大病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在20%至45%，超過20萬元以上醫療費用的疾病實際報銷比例還會更低。

作為壹項公共衛生政策，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實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動兒童在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但是，因為父母通常不知道這些接種計劃，流動兒童的疫苗接種率較低。此外，隨遷子女的高流動性也讓政府難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壹些地區政府建立了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理制度，以加強流動兒童家鄉與居住地政府間的溝通，共享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數據。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都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計劃。但是，農村地區缺乏完備的醫療設施，這意味著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的兒童必須去大城市的專科醫院治療。為了治療身患重病的孩子，許多農村家庭背負著沈重的債務，還有壹些家庭則幹脆放棄。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遭到遺棄，很多都是因為身患殘疾。

關於兒童營養和健康的幾份報告都顯示，農村地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及城市兒童。貧困地區營養不良高發，情況尤為嚴重。2011年壹項關於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饑餓感。這些地區寄宿學校的學生明顯較為矮小，體重也低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有65%至70%的學生不健康，其中有貧血、寄生蟲感染或視力問題的學生，總體占比接近70%。此外，壹項2016年的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兒童死亡率（1.24%）遠高於城市地區（0.52%）。

社區和社會支持

除了學校和醫院等基本機構支持外，兒童還需要更廣泛的社區支持，以確保身心健康成長和發展。但是在這方面，農民工子女也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兒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種教育和娛樂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青年俱樂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時為兒童提供支持的兒童保育設施和家政工。城市還擁有壹系列緊急支援設施，例如熱線和社區外展項目，可為兒童提供更安全、更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

理論上，農民工子女確實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但實際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相關設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館和圖書館往往位於市中心，對於那些經常在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歡迎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它們似乎是壹個遙遠的世界。即使他們想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或錢陪伴他們去。非政府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發現，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裏，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於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父母均會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不願參與公共活動或使用城市兒童覺得平常的公共服務。

在農村地區，幾乎所有兒童都無法獲得合適的公共資源和社區支持。2014年對4,533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約17%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主要來源是自己，約23%覺得在需要時沒人能幫助自己，這表明他們感知不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的父母和社區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環境，許多留守兒童將成為欺淩、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16年的壹項研究發現，15%的留守兒童受到過暴力侵害，女童中超過4%受到過性侵犯。在許多村子裏，年幼的孩子可能會淪為年長男人的獵物。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發後孩子們都會因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沈默，不告訴監護人。

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農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各類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壹項全國調查顯示，有將近壹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7.9個百分點，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動物抓傷咬傷、墜落摔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

關於農民工子女，最受關註的問題之壹是他們有據可查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例如，2016年的壹項調查發現，某監獄男子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勢社群的兒童壹樣，留守兒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戶籍制度確實給農民工子女造成了壹些非常特殊的困難，例如上文談及的高考。然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城鄉之間財富和經濟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壹大批低收入、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有限。



城鎮化、戶籍改革與社會正義

中國政府預計，到2020年，國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政府還希望將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比例從2016年的40%提高到2020年的45%。根據14.2億人口的基數，2020年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數將達到6.39億，即五年內增加近9000萬人。

即使這壹宏偉目標得以實現，中國的新興城市居民也不壹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上所述，只有在自有的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主要房地產開發商聯手強行征用後，許多家庭才能獲得城市戶口。作為放棄農村土地權的回報，新城市居民通常可以得到本省內中小城市中的壹套住所，所以通常也只能獲得有限的社會服務。唯壹真正提供寬松戶籍政策的是快速發展的城鎮和縣市，因為它們需要新的人口；此外，與大城市不同，這些小城市沒有龐大而根深蒂固的城市原住人口，也不會將農民工視為對其社會資源的威脅。例如，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萬人才進海南行動計劃（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進高技能人才，幫助推動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但許多批判觀察家認為，此舉只是政府試圖振興迅速降溫的房地產市場的壹種方式。

中國南方大城市廣州每年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但幾乎所有受益者都來自廣東省周邊省份，來自湖南和四川等鄰近省份的農民工仍在努力爭取廣州戶口。在壹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況可能更糟，這兩個城市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經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來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實現這壹目標，可能也不得不采取類似的強制策略。

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同意戶籍制度是過時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應享有更多教育、社會和醫療福利。

2012年3月，財新網在壹篇社論中，將戶籍體系描述為“在當今中國道德上站不住腳”的制度，並補充說：

戶籍制度的改革將是對人力資本的壹種及時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進壹步調整戶籍制度。國家多年來壹直在為變革做準備，如今已經邁出了第壹步。現在是時候做出更多改變了。

然而，六年後，“戶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這個話題。進壹步放松戶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許不在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於壹直處在戶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區。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將取決於這些城市對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而非對社會正義的渴望。

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戶籍制度改革的壹個關鍵障礙，即中國警方的堅決反對，可能正在逐步減弱。因為人臉識別軟件和社會信用評分等技術的進步，已經使警方掌握了比戶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在未來，中央政府可能會鼓起勇氣，下定政治決心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於加強社會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並增加社會流動。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建議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確保居住在同壹城市的所有兒童，不論其戶口狀況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服務，並享有平等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參與機會。
投資興建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房，這樣農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險且人滿為患的偏僻棚戶區中。迄今為止，各大城市中只有杭州提出了這方面的倡議，並承諾到2020年，籌集建設外來務工人員臨時租賃住房40,000套。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向中小城市提供補貼，為當地居民和周邊農村地區修建醫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從而減少農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醫的需求。
政府還應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補貼。地方政府應該建設新學校，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師。
各社會部門包括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應該致力於加速城鄉融合，並抵制將農民工標簽化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發於2010年，最新修訂於2020年5月。

安全生產

簡介

不可否認，過去十年，中國在生產安全上邁出了壹大步。然而，官方數據顯示，事故總量、死亡人數以及職業病發病率仍保持較高水平——2019年，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日均死亡人數81人。隨著經濟發展，工人們面臨著新的安全生產風險，但不少企業仍然將效率和利潤置於生產安全之前。

本文將縱覽安全生產問題在中國的進展，並審視當前的法律、行政框架實際上給予了工人們多大程度的保護。通過官方公報以及中國勞工通訊制作的中國安全事故地圖，我們嘗試找出國內的高危行業，以及今時今日工人們普遍面臨的生產安全問題，包括職業病、超時工作、居住條件差。在大眾的想象中，煤礦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然而實際上，在管理不規範的建築行業，安全事故更加頻繁。在中國安全事故地圖上，有1/3的事故發生在建築行業，大部分和工程坍塌或工人從高處墜落有關。

不幸的是，中國的工傷事故在處理上往往是例行公事，波及的人也極其有限。這些“小”事故並不會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等重大慘劇那樣，引起傳媒和政府的關註。因此，導致安全事故和職業病的隱患很少被重視，例如缺乏安全設備、安全培訓不足。毋庸置疑，只有政府、雇主和工人壹同從基層改善這些問題，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和維持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



從煤礦工人到送貨司機：十年間，危險正在變化

21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中國的安全生產表現不盡如人意。特別是煤礦行業，甚至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場所。僅2002年壹年，就有至少7,000名礦工喪生。死亡人數過百的事故也有數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塵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這5個月期間，共發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礦工死亡（見下表）。

死亡人數過百的中國煤礦事故（2004-2005年）
日期        地點        官方死亡數據        事故原因
2004年10月20日        河南省新密市，鄭煤集團公司大平煤礦        148        瓦斯爆炸
2004年11月28日        陜西省銅川市，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        166        瓦斯爆炸
2005年2月14日        遼寧省阜新市，阜新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孫家灣煤礦        214        瓦斯爆炸
2005年8月7日        廣東省興寧市，大興煤礦        123        透水
2005年11月27日        黑龍江省七臺河市，龍江龍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        171        煤塵爆炸
自00年代中期開始，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創歷史最好水平。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繼續下降至0.083。事故數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於00年代末大規模關閉和整合礦山，特別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帶；與此同時，進入10年代，中國煤炭價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約有100萬名礦工被解雇。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煤礦經營者比以往更重視生產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後回升，煤礦企業或會為了增加產量而繞過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啟用廢棄煤礦，這樣事故數量仍可能回增。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發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陜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對較新的李家溝煤礦發生井下冒頂事故，被困21名礦工全部遇難。

中國工人死亡數量和事故數量壹直穩步下降，雖然整體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業那麽快（見下圖）。從2005年到2019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了96%，而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總死亡人數僅下降77%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數出現明顯下降，不過這與生產安全事故統計制度的更改有關系——根據《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2016年起，所謂的“非生產經營領域的事故”被排除在總數之外，但是，公報的確切計算方法仍不透明。

盡管生產經營場所的安全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隱患已經發生本質改變的情況下，生產安全仍存在顯著問題。當中國經濟從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向服務業轉變，非正規就業模式普遍存在的電子商務平臺冒起，正是在這些行業中，事故、受傷和死亡數量有所增加。

當前，送貨員是中國最危險的職業之壹。根據上海交通警察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但是，此類事故有許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例如重慶的外賣員陽松，2017年8月，他在壹次14小時的輪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後，警察告訴楊松的母親說，楊松要對事故承擔“全部責任” ；外賣公司堅持認為，由於楊只是“獨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歸為工傷事故，也不在工傷保險範圍之內。

為了在市場中分得壹杯羹，美團等主要外賣平臺試圖將成本降到最低，這種壓力直接轉嫁到了外賣送餐員身上——他們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訂單，因此事故頻發。正如壹名美團送餐員在2017年昆明的集體抗議中指出的那樣，苛刻的工作條件迫使送餐員只有冒著巨大的風險才能準時送達，“我應該開車闖紅燈嗎？這樣壓縮時間，就是在拿騎手生命開玩笑。”



安全生產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旨在創造並維持安全的生產工作環境，規定了從業人員、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主要規定如下：

從業人員發現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權停止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從業人員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二條）
從業人員有權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檢舉、控告；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其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壹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為從業人員提供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應當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對安全生產狀況進行經常性檢查。（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未經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合格的從業人員，不得上崗作業。（第二十五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為從業人員繳納保險費。（第四十八條）
工會對安全生產有權要求糾正、提出解決的建議、依法參加事故調查。（第五十七條）
職工可以通過工會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第七條）
新聞、出版等單位有進行安全生產公益宣傳教育的義務，有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 第七十四條）
簡而言之，法律規定生產經營單位有責任保護工人並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賦予了工人和工會監督並參與安全生產管理的權利。可是實際上，單位可以無視自己的義務，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關於工作安全的權利。此外，由於工會幹部通常處於資方的控制之下，他們不願插手生產安全，更不會舉報或糾正違規行為。

在應急管理部的總體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員有責任確保所有工作場所均遵守安全生產規定。 應急管理部組建於2018年3月，負責各類自然及人為災害的監督管理。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不再保留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劃由應急管理部管理。

盡管國務院機構進行了重組，但大多數負責生產安全問題的地方政府辦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時間或精力來進行日常工作場所檢查。官員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調查其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故，並撰寫詳盡且冗長的報告。只有在大型事故發生時，官員們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力，有時他們會下重手，使用嚴厲的措施懲治違法者。

政府對於安全事故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被動反應和強制性的。只有當大型事故發生，地方官員才會啟動危機管控模式，此時政府面臨著兩個問題：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對過錯方、企業主、當地官員進行問責。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為例，在事故發生的兩周內，12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11位官員因瀆職或濫權被調查。除天津港這類極端情況之外，大部分事故中，過錯方能夠逃避懲罰，特別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檢查，但當檢查真的開展時，企業通常會提前做好準備，有時也會通過送禮或給其他好處，來讓檢查員對違規生產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即使企業被認定違規，進壹步的行動也少之又少，企業就算不做出任何改變，也能照常生產。在發生安全事故的企業中，不少是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批違規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華化工廠發生爆炸和火災，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華於2013年和2014年發生過兩起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檢查中相關部門就指出，該工廠的危險化學品存儲設施及安全管理機制不完善的問題。

另壹方面，高達2000萬元人民幣的重罰（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導致壹些企業主和地方官員串通起來掩蓋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關註的偏遠地區。眾所周知，煤老板會隱瞞死亡並給予受害者親屬好處，以確保他們對事故情況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員常常對這種做法視而不見，因為向上級報告事故只會制造麻煩。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的報告《骨頭與鮮血：中國的煤炭價格》。

但是，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對煤礦單位來說，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來越難。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說明的，工人們也開始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環境。



追蹤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

從中國政府公布的工業意外官方數據來看，安全生產呈現不斷改善的趨勢。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糊、不透明的描述，將與工作場所的安全隱患、高危行業以及傷亡原因相關的重要細節隱去。透明度欠奉使公眾無法評估和了解中國安全生產領域中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14年12月設立了安全事故地圖，以追蹤和整理中國媒體報道的安全生產事故。地圖匯集了社交媒體以及政府數據所披露的個案，個案收錄的標準是：事故至少造成壹名工人死傷，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響（但不壹定涉及傷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礦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18年底，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個案數量超過2000件。當然，這只占事故總數的極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們從性質和數量上了解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無法否認，依靠官方報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體消息會使數據產生抽樣偏差。例如，煤礦事故和建築業及環衛工人的意外被廣泛報道，但發生在密閉空間如工廠和工業設施的小型意外，則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圖的另壹項偏差，是傾向收錄獲得媒體關註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18年底收錄的2000多起（死亡人數得到確認的）事故中，96.8%個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8%個案涉及10-29人死亡，0.4%個案（共8起）有超過30人死亡。

按照地圖的分類，機械及結構故障是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占總數的31％。這些事故中約有三分之二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涉及起重設備（起重機、電梯等）故障或腳手架倒塌。由於許多建築工人系繩不正確，或者工地現場缺乏固定工人和設施所需的安全設備，因此，機械及結構故障通常會導致工人從高處墜落或被墜落物體擊中。應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該現象，即建築業安全生產形勢不容樂觀，事故總量已連續9年排在工礦商貿事故第壹位，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2016年起連續“雙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共發生生產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別上升7.8%和1.4%。應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數事故都與機械及結構故障有關，如果采取了適當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圖的記錄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傷亡較少，但迄今為止記錄到的最嚴重結構故障事故發生在2016年11月，江西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74名工人喪生。事故發生後，包括公司董事長和總工程師在內的9人被捕。

由於缺乏有效勞動合同，加之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建築工人往往面臨更大的困難。如果發生人身傷亡，工人可能很難證明其勞動關系，或者由於壹個項目涉及多個承包商，難以確認承擔賠償的主體。受傷工人可能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來尋求賠償，而且最終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賠償，除基本醫療費用之外，其余並不囊括在內。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1月發布的壹份報告提議，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使建築工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報告還明確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處理措施，而無需工人花大量時間和金錢申請賠償。當然，這首先需要對工會進行徹底的改革，以便通過勞資談判達成集體合同。

約18%的事故與機動車輛相關，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擴張及道路擁堵加劇，機動車輛相關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賣員及環衛工人。

環衛工人壹般天還沒亮就要開始工作，該時段路上人少，司機對行人的警惕性較低。道路結冰及司機酒駕也提升了事故風險，實際上，環衛工人死亡事故中將近10%都是由醉酒司機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時許，在北部城市哈爾濱二環橋上壹輛轎車將正在橋面清雪作業的多名環衛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傷。據報道，肇事者醉酒駕車，血液乙醇檢測值超標兩倍。

許多環衛工人年紀較大，壹旦發生事故，更容易受傷或死亡。年齡帶給他們的另壹個問題是，由於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他們常常無法索取工傷賠償，其家屬也無法索取工亡撫恤金，例如70歲的環衛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認定其職位為“服務提供者”，與公司無正式勞動關系，因此沒有資格獲得工亡賠償。

從年齡來看，外賣員與環衛工人呈現截然不同的特點，他們大多數在30歲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並無太多駕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或小型摩托車的經驗，比起年長的外賣員，他們更不註意規避風險。許多外賣員沒有駕駛執照或違反交通規則，因此，壹旦發生意外，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賠償。當然，也有壹些國企下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遞員或外賣員，在受傷和缺乏保險保障方面，他們與老年環衛工人面臨同樣的風險。

盡管爆炸和火災沒有機械及結構故障或者機動車輛導致的事故那麽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場所火災通常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及更大的破壞，並引起更多的關註和審查：有12.6%的爆炸事故及8.2%的火災導致超過10人死亡。截至目前，近期最嚴重的事故發生於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濱海新區倉庫發生火災，經驗不足的消防員試圖以水撲滅，卻不知道該倉庫非法儲存的危險化學品會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終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員，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7歲。

天津慘案揭示了中國普遍存在的無視安全法規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危險化學品存儲和分區管理的法規。爆炸發生後，政府發現了約1000個距居民區過近的化學生產工廠，並下令即時關閉或搬遷。但是，這並沒能阻止重大爆炸的發生。天津爆炸後僅11天，山東淄博的壹家化工廠發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傷；壹周後，位於山東省東營市的壹家化工廠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傷。更近的事故發生在2018年11月28日，河北聖盛華工廠發生爆炸和大火，造成22人死亡，22人受傷。

地圖數據顯示，約有三分之壹的爆炸發生在制造業，涵蓋了從鍋爐或熔爐之類的重型設備爆炸，到煙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揮發物品的燃燒爆炸。爆炸最常發生在機器維護不當或使用不當的情況下，工廠未經許可或超出其能力範圍運營也經常導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許壹非法經營煙花廠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來最嚴重的工廠爆炸事故發生於2014年8月，當時昆山中榮金屬公司拋光車間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該事故中，工廠建築物通風不良，導致高度易燃的灰塵顆粒堆積。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過數次大規模工廠火災，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廠事故。各起火災情況類似——出口被堵、消防設備缺乏、工人沒有接受過任何防火培訓或應急培訓。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壹家農副產品加工廠發生火災，11名工人死亡。

暴露於有害氣體或化學物質是工廠或工業設施工人們面臨的另壹種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10年，當時蘇州iPhone代工廠的數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潔觸摸屏的化學物質正己烷而中毒。工人們頭痛、頭暈、身體虛弱且手臂無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醫，其中壹些住院時間長達數月。近期，廣東韶關松山煉鐵廠發生煤氣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維修工人亦有暴露於化學物質中的危險，常見的情況是在諸如下水道的密閉空間中甲烷等有毒氣體聚集。壹典型案例發生於2016年4月，某物業管理公司將下水道清潔項目分包給另壹家公司，該公司將三名工人組成的小組派往工作現場。當時，壹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覺，其余兩名工人試圖救援，但他們也被有毒氣體熏倒，三人全部死亡。與許多同類事故類似，工人們既沒有意識到自己會面臨的風險，也缺乏必需的防護設備。

2020年五月，國際人權服務社推出接觸有毒物質工人權利的中英雙語解釋，其中中文解釋包括通用版和中國版兩個版本。中國版解釋涵蓋對中國現行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法律法規的詳盡分類。國際人權服務社將該解釋發送給中國工會，以期加強中國工會在安全生產領域的作用。



職業健康及安全

職業病

中國法律承認的職業病十分廣泛，2001年出臺的《職業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臺的《職業病分類與目錄》涵蓋了10類132種特定疾病，主要類別包括塵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學中毒等。

迄今為止，中國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致命的塵肺病，由在礦山、采石場、建築工地和礦物加工廠等工作場所長期吸入礦物粉塵引起。但是，要尋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導致的官方認定，幾乎是工人們永恒的難題，因為他們既無法證明自己與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也難以證明疾病是在該企業工作期間染上的。相當比重的煤礦和建築工人是農民工，他們沒有有效的勞動合同，且工作流動性高。而且塵肺病的潛伏期長達數年，工人往往直到塵肺病完全發展至三期時，才發現自己已染病。因此，據估計600萬塵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約10％被官方正式認定為職業病。

塵肺病致死的過程緩慢而充滿痛苦，數年的醫療費用普遍超過10萬元，對塵肺工人及其家庭來說，是沈重的經濟負擔。工人患病後很難找到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者甚至借高利貸來治病。大多數地方政府都不願向患有塵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濟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體行動以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請參閱《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2009年夏天，180名來自湖南南部耒陽市的前建築工人回到深圳，試圖向深圳政府尋求賠償，他們於20世紀90年代在深圳建築工地工作期間患上塵肺病。持續的維權獲得了媒體廣泛的關註，耒陽工人們獲得了共計1,400萬人民幣的賠償，個人賠償則根據患病嚴重程度，從7萬元到13萬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幾年內，所有賠償幾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掙紮著生存下去。 “所有賠償幾乎花完了，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沒有什麽願望了，能過壹天是壹天。”工人徐左慶在2013年對中國電視紀錄片這樣說。五年後，更多來自該地區的塵肺工人及其家屬抵達深圳，只為尋求壹份涵蓋所有醫療費用的長期補償協議，並每月提供少量津貼。深圳政府最終同意了該項協議，但據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協議的實行。

采取集體行動、要求賠償的塵肺病工人經常受到當局的騷擾甚至拘留，因為政府視他們為麻煩制造者。四川省甘洛縣的鉛鋅礦塵肺工人長期努力爭取賠償，其中壹名工人在2016年因試圖聯絡正在甘洛縣視察的省委書記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廠工人也針對職業病采取集體行動。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壹家德國工廠宣布關閉工廠並搬遷，150名油漆工提出體檢的要求。該批工人在沒有任何適當安全設備的情況下工作多年，出現了持續頭痛的癥狀。老板拒絕給工人進行醫療檢查及做出賠償，約有2,000名工人發起了罷工。六個月後，鄰近城市中山的歐科電子廠約100名工人於12月6日罷工，以抗議危險的工作條件。該電子廠當年9月搬到新址後，約80％的員工出現頭暈、頭痛、咳嗽、虛弱和視力模糊的情況。工人自行購買了測試設備，很快發現甲醛等危險化學物質的含量超出建議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險的居住環境

過去十年裏，傳統工廠宿舍的使用急劇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約有壹半的農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點，外宿於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壹調查顯示，租房居住的農民工超過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這壹轉變可部分歸因於許多老舊工廠的關閉以及不提供給住宿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增加。但與此同時，出於個人隱私及與家人團聚的考慮，不少工廠工人主動選擇居住於工廠外。不過，也帶來了更高的租金、較差的生活條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隱患等問題。

盡管不少老舊工廠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隱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條件可能更加惡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興壹棟公寓樓的火災中喪生，其中包括數名兒童。喪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裝廠上班，他們三四個擠在壹間約十平方米的房間，盡管夜間溫度已經降至零度以下，住處也沒有中央供暖系統——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現時只能生活在骯臟和危險的環境中。

建築工人和煤礦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因為在工作地點附近沒有他們負擔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麽就住什麽，哪怕住房不符合標準。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會置工人於危險的境地。 2015年8月，嚴重的山體滑坡摧毀了陜西山陽壹小型礦區，數十間職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屬死亡。 2017年12月1日淩晨，天津壹棟正在翻修的建築物起火，超過20名居住在作業現場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終10人死亡，5人受傷。

不少情況下，低薪白領也不得不忍受不達標的住房。其中壹樁悲劇便發生在江西壹個小鎮上，5名共同居住於13平方米宿舍的年輕幼兒園老師在使用燃氣熱水器後壹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這五位女孩被聘為實習老師，因無法負擔租房費用，不得不接受學校提供的車庫改造出租屋。

超時工作造成的傷亡

過度勞累引起的嚴重身心健康傷害在中國壹直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制造業繁榮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廠工人不得不頻繁地長時間工作以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導致由疲憊、 重復性勞損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盡管隨著制造業增長的放緩，工廠的加班時間逐漸減少，但服務行業和白領的工作時間卻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長的科技行業。

按照中國薪資標準，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薪資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們能每日工作、隨叫隨到。員工經常用“ 996”壹詞來描述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態——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別無選擇。曾在深圳遊戲行業工作的產品經理說：“這個行業中所有崗位都不是非妳不可，後面有把大人可以頂替妳的位置。所以沒有人會對老板采取任何行動或提出申訴，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煩。”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在2018年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有85％的白領必須加班，其中超過45％的白領每周加班超過10個小時。新華社2017年的壹份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患有睡眠障礙，而工作壓力是造成睡眠障礙的主要因素。 另壹篇《中國日報》的報道指出，超過60％的中國人睡眠不足，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慮癥和抑郁癥在內的長期健康問題。根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中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於心臟病發作，而工作壓力大是病發的主要原因。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張澍說，突發心臟性猝死的年輕人近年激增，這與年輕人工作壓力過大直接相關。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運輸和物流行業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雙十壹”高峰時期。據估計，中國有3000萬名長途卡車司機，他們經常連續開車壹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達到20小時，常常只能睡在車上休息。2018年12月，壹對卡車司機夫婦在從家鄉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裏行程中死亡，這凸顯了卡車司機必須承受的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條件艱苦。

盡管有關數據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過勞死（從日語“karōshi”借用的詞匯）問題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央電視臺2016年的報道指出，每年因勞累過度而死亡的工人超過60萬。而10年前、2006年的壹份研究預計這壹數字超過100萬。在中國，想要統計因過勞直接導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導致的死亡幾乎不可能，但很顯然，過勞是非常普遍而嚴重的問題，而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無碼科技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馮大輝等壹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識到，“過度工作並不能保證更好的成果”，因此減少了員工的工作時間，可惜他們仍然是少數。



結論及建議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數不多，常常被公眾忽視。然而，若按照年度統計，中國安全事故死亡人數達到每年數萬。中國政府官員也清楚地意識到，安全生產是壹個重要問題。不幸的是，他們仍將重點擺在重大事故預防上，對工人日常的生產安全問題無所作為。2017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提到：

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壹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産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在2019年1月應急管理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強調，2018全年未發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但對安全事故的實際數量壹筆帶過。

要真正改善中國的安全生產問題，而不是僅僅消除重大事故，現有法規需要更強有力的執行。政府官員需要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對，同時，采取建設性的解決方法來改進工作安全，而不僅僅是對不遵守法規的企業主處以罰款。更重要的是，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必須發生根本改變，以防止雇主強迫工人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確保事故發生後工人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和賠償。需要強調的是，工會需要在安全生產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像天津市總工會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後那樣，僅僅提供“心理咨詢”、發放災後自助手冊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采取以下幾條具體措施：

確保提高安全生產的透明度，以使決策者、公民社會及普通民眾了解評估風險和制定補救措施所需的知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向傳媒及公眾無條件公開有關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統計數據。
根據法律要求，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勞動合同及工傷保險，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工人可以證明勞動關系，並可以更輕松地尋求工傷賠償。
在所有工作場所中設立工人健康與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工人管理運行、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該代表負責監督和糾正現存安全隱患，並確保雇主遵守法律。
確保所有工作場所中都有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民主運作的工會分支機構，特別是在靈活用工集中的新興服務業中。這將促進脫離群眾的工會幹部與普通工人建立更強的聯系。
工會壹旦建立，應將安全生產放在首位。工會官員應確保員工得到適當的安全培訓，並擁有執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設備，同時應鼓勵工人提出安全問題，並保護提出意見的工人免受資方報復。壹旦發現安全隱患，工會應立即采取措施糾正，並在必要時要求停產。
在工作場所以外，政府應采取措施應對不合格住房給工人帶來的危險。地方政府應為低收入勞動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寬對農民工獲得教育、醫療保障及社會服務的限制。這些限制加重了農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沈重的經濟負擔，迫使農民工只能接受危險的居住條件。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87名年輕女工喪生，47人受傷。此後30年裏，政府對安全生產的管理措施基本不變，即對重大災難采取嚴厲的懲處，但這對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實質、在工作場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無濟於事。

事故及死亡人數在00年代初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但這與經濟狀況及政府政策不無關系。如果中國要創造壹個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那就必須在政府政策、勞資關系及工會角色上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本文首發於2018年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20年3月。

第三章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等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與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與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與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與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與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與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以妳選擇餐館的行為作為例子，妳需要思考選擇西餐還是中餐，最紅妳決定選擇西餐。這是妳行使自由意誌的選擇嗎？這看起來是，但根據決定論，妳的選擇必定是由過去事件所決定，這些原因可能是妳腦部的神經活動、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無論如何，它們都構成了充分原因導致妳選擇西餐，而且它們又是由其他原因所決定；如此類推，壹直溯回過去，追溯到妳孩童時候、出生之前，甚至還未有太陽系之前的事件，它們早已經決定了妳會選擇西餐。既然我們無法改變遙遠過去的事件，那麼明顯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沒有自由意誌。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裡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跡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吊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發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跡，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與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一個人的名譽地位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社會知覺的能力，一個人在單位內部的權勢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人際知覺的能力，現實層面根本不存在一種可以理性檢視個人歷史衡量個人品行的機制，也不存在一種可以具體計算勞動價值進行按勞分配的的機制，操縱社會知覺與人際知覺的能力通常是歷史社會條件賦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競爭產生的結果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不是按勞分配原則，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本質上是運氣。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是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中國社會屬於標準的逆淘汰機制，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結構性不公義，在中國可以上升為精英階層的人，基本上不是家庭背景太好的官僚資產階級，就是精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學的流氓無產階級，誠實創造的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大多數只能是藍領工人或者白領工人，而且中國的基礎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的教育資源分配是嚴重失衡的，沒有錢買學區房或者缺乏社會關係的人沒有機會進入優質的中學，直接影響以後進入優質大學的機會，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社會心理學方面缺乏充份的學術自由，中國的教育環境壓迫人在世界觀層面的思辨，中國境內從基層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功人士，大多數都有激活天賦的特殊經歷，這些特殊經歷讓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考試機器不一樣。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托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欲，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中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心靈雞湯舒服。

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系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無法改變人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普遍規律，從觀察半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還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論證左派社會學的正確性，論證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本質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總和，人本質上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可以證明人不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右派社會學的錯誤，從而論證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必要性。個別的階級流動的背後本質上還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從上層進入基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無法遺傳父母優質的基因，比如因為從幼兒到成年經歷了父母從半無產階級上升為資產階級的奮鬥過程所以沒有得到好的培養，比如因為失去正向反饋所以自我價值感被剝奪，比如成長過程中因為遇到惡人的傷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基層流動到上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獲得良好的天賦，比如父母不惜從半無產階級降級為無產階級也要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比如成長的過程中遇到因為貴人所以獲得良好的啟發。左派社會學可以論證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的支配作用，論證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的本質。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中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

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

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占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況：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裡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

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不會保障機會平等，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會自然的造成機會不平等，右派根本不適合基層人民。

根據歷史社會條件決定是否可以擁有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決定擁有的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的大小，然後根據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進行分配，根本不屬於按勞分配，根本不屬於根據貢獻大小分配，這種規則造就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無論這種規則是依附於計劃經濟還是依附於市場經濟，共匪是維護這種分配規則的，共匪不是左派。

歷史社會條件的差異造成的資源配置是需要糾正的，基層人民需要為基層人民提供補償正義的民選左派政府。

依靠高稅收改善收入分配是必要的，歷史社會條件良好的人應該回饋社會，歷史社會條件 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的工作支撐起來的產業鏈 各行各業的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造就了富人的財富，回饋社會是富人需要履行的義務。

富裕與貧窮不是根據勤奮與懶惰劃分的，是根據歷史社會條件劃分的，社會財富需要重新分配。

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人類社會需要依靠左派改善大多數人的歷史社會條件。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毛左群體本質上不是左派，只是因為中共在中國自稱左派，所以在中國的語境之下中共成為左派，毛左也成為了左派，事實上毛左群體根本不是國際社會的政治光譜定義的左派，毛左群體本質上是右派，屬於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的敵人，了解毛左群體的本質是避免工農大眾誤入歧途的必要工作。毛左在文化層面支持保守主義，在經濟層面支持犧牲個人利益，反對福利國家，在政治層面支持名義上是民主實質上是根據偉大領袖的意志隨便迫害異議人士的精英專政，毛左屬於右派，毛左本質上是左派的敵人。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我支持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該利用民主制度爭取利益，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在中國大多數工人只有成功依靠人際活動討好資本家才有機會增加收入，中國不允許獨立工會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只能依靠獨立工會發動的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爭取利益，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發動集體協商與集體罷工的中國不適合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生存，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參加民主運動，屬於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的工人應該成為民運人士。

中國不是一個根據一個人提供社會必要勞動的能力與提供社會必要勞動的數量進行按勞分配的國家，中國屬於標準的按權分配的國家，權力大的人可以發財，可以為權力擁有者提供情緒價值的人可以發財。

右派編造的虛偽性最大的烏托邦是機會平等，右派所謂的機會平等沒有關於改變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的方法，右派把放任歷史社會條件不一樣的不同的人經過市場競爭形成差異等同於機會平等的行為屬於極端無恥的精神剝削行為。部份長期被右派心靈雞湯洗腦的中國基層民眾喜歡嘲笑自由世界裡邊支持左派的基層民眾愚蠢，事實上真正愚蠢的人是沒有擺脫右派心靈雞湯的精神剝削的中國基層民眾。政府稅收應該積極的用來改善歷史社會條件與調節收入分配，西方左派的政治理念有利於基層人民。富裕與貧窮不是根據簡單的勤奮與懶惰劃分的，階級分化是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產物，右派長期宣稱只要允許人類自由討飯，就意味著機會平等是存在的，得到貧窮下場的人就應該接受結果不平等，事實上右派的世界觀是對基層人民進行精神剝削的工具。中國人缺少左右分野的政治環境，長期被形左實右的假左派統治，長期被右派心靈雞湯與狼性文化洗腦，長期被服從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壓迫，無法擁有西方左派已經擁有的理性，中國人不容易理解貧窮的根源與擺脫貧窮的方式。

結論

綜上所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工人階級最需要民主制度，沒有民主制度資本家可以去做紅頂資本家繼續做生意，沒有民主制度工人階級根本無法得到解救。

延伸閱讀 中國民運學者談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剝削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汙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清汙）。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汙”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汙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汙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汙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汙”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汙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汙”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汙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汙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汙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汙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汙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汙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汙”運動不了了之。

“清汙”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汙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汙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镕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镕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幹”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蕩。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沖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膽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汙費等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麽，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麽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臟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幹凈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裏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誌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鹹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裏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復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糊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沈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征稅，按照17%滿額征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征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裏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征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裏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征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汙，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汙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汙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汙、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

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汙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環境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於人們喪失了土地的所有權，只有限期的使用權，於是大家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裏盡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環境。由於政府主導經濟，中國資源極大浪費，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為5.7億噸標準煤，2012年為36億噸標準煤，增長了5倍多。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為美國的2.9倍、為日本的4.5倍，我國單位GDP的水耗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國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農藥；六十多年的共產統治給中國的自然環境破壞後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後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蓋率從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蘭67%，日66%，韓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毀滅天然森林的同時，中國幾十年來大量發展人工純林。楊樹已經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嶺。整個大西北、華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區，也以楊樹為主。高密度、單壹樹種的人工純林對國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水土流失與沙漠化：1949年代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16萬方公裏，如今超過400萬平方公裏，國土總面積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國每年流失100億噸沃土，相當1千萬畝耕地30厘米耕作層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層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層規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國沙漠、沙化土地66.7萬方公裏，如今超過300萬平方公裏。衛星地圖可以證明，中國大地是地球翠綠陸地中的壹大片黃土裸露的區域。占國土面積四成的草原90%出現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萬畝的速度在擴大。也就是說，國土的三成多已經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從1985年起，黃河幾乎年年斷流，流域幹旱日漸嚴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億噸，其中含有氮、磷、鉀3種元素總量約4000萬噸，超出了2003年全國化肥需求量3990萬噸。流域廢汙水排放量超過40億噸，中下遊支流水質常年為劣五類，近2億人受害。長江正在步黃河的後塵，走向斷流與幹涸。“長江源區生態環境地質調查項目”負責人辛元紅說：“1969年時，黃河源還有冰川（固體水庫），但2000年時，整個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黃河源區固體水庫消失的生態災難正在長江源區重演，並已達到怵目驚心的地步。”與黃河壹樣，長江流域廢汙水排放量年數百億噸，水系生態正在迅速崩潰。全國七大水系中，五類和劣五類水質超過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資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來，全國湖泊減少了1000多個，湖泊蓄水量減少500多億方，其中淡水量減少了400億方。渤海已成死海，嚴重汙染的海水倒灌；

環境汙染：全國約10%耕地受重金屬汙染，其中鎘、砷汙染比例分別占受汙染耕地的40%。據《現代和諧論》壹書介紹，國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蓋，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汙染，90％流經城市的河流嚴重汙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世界衛生組織日前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的癌癥發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國各地出現越來越多的癌癥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數據，中國“癌癥村”多達459個；

水資源告急：全國水資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資源減少到世界人均水資源的四分之壹；全國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沈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資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幹涸，中國河流已消失了近三萬條，近200個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汙水倒灌。以北京為例，地下水水位嚴重下降和大規模地面沈降，最大沈降達700至800毫米，並且全市淺層地下水全部受到汙染，大多不能作為飲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副院長張作辰指出，我國地面沈降災害最嚴重的地區是長江三角洲、華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華北平原區地面沈降量超過200毫米的範圍，達到6.4萬平方公裏，占整個華北地區近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指出：“如果繼續像現在這樣唯GDP至上，三十年後，古老而美麗的華北平原將消失。乾隆年間，北京地區遍布沼澤、湖泊，如今北京濕地面積僅占3%。小麥是華北平原的主要農產品，但是現在連灌溉小麥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麥子就沒法活下去。但是這麽超采下去，又能采幾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沒有水了，沒有水以後，華北平原就將慢慢沙化，變成壹個不適合人類生活的地方。幹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華北，全國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嚴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鄰右舍的GDP數字，妳追我趕，造成鋼鐵過剩，水利過剩，造船過剩，太陽能過剩，風電過剩，幾乎所有的產能都過剩，很多工業開發區都會因為產能過剩而關掉。”他建議把華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來種植植被，來治理華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級政府靠賣地發工資、還債還不夠的情況下，楊主任的建議當然不可能實施。過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汙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樣的反人類罪惡。

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指出：“最近報道的中國癌癥人口的增長很驚人，受到水汙染的癌癥村其實是人禍造成的。中國每天癌癥病人增長8000人，壹年三百萬人。癌癥病人的分布和汙染工業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農業汙染，土壤汙染，化肥的使用，滅蟲劑的使用等等。中國的水汙染是人為的，是人禍。中國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超過90%是被汙染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是這樣的，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有窮的國家，有富的國家，沒有壹個國家的水如此汙染。中共所欠下的環境汙染債務無法償還。治理中國水汙染，三十萬億還不夠。打個比方說，胡錦濤家鄉的城河治理改造，原來是五類水，大概現在是達到四類水、三類水，花了將近四億人民幣。如果把環境方面欠的債用數據體現出來，中國也許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濕地消亡：1950年全國濕地面積居亞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縮、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來濕地消失了90%，陜西關中幾十年來消失上萬個“澇池”，全國紅樹林由25萬公頃減少到15萬公頃。

中華民族在六十年間的生存空間減少至五分之壹，已退無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聯合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國個人資產超過壹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壹千萬元人民幣的人群中近60%考慮投資移民。人大常委會審議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時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國居民身份證，享有國內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國公民估計有800萬人。上述事實顯示，有能力者都在想辦法離開環境日益惡化的中國。然而，離開中國未必能逃避環境災難。2005年，世界各國經長期努力終於共同簽署了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然而不久，中國宣布新建562座電廠，其造成溫室氣體將是《京都議定書》所減少排放目標量的五倍。中國的計劃實際宣布各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廢。專制中國無視“產能過剩”的環境災難後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夠全世界新增人口總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國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國加歐盟總和還多的二氧化碳量，成為全球氣候異常、海平面上升背後的最大的災難因素。生態災難雖有人類擴張摧殘環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環境災難主要是專制造成的，是共產極權統治的禍害。

共產專制對農民的壓迫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對他們徵收了幾十年的農業增值稅，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由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組成的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 柴油徵收的資源稅 消費稅 增值稅 城建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中共所謂的取消農業稅只是名義上取消了農業增值稅，可是因為中共本身擁有不受約束的可以進行權力尋租的權力，中共還是可以利用權力開設新的稅收名目掠奪中國農民的財富。因為中國的土地本質上屬於中共，所以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隨時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奪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中國的農民隨時可能被中共的公檢法稅掠奪，中國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在制度層面是沒有保障的。無論中共如何定義中國的土地性質與土地制度，中國名義上的集體土地本質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廣大中國人民，并沒有實質上支配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權力，因為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農村的集體資產的實際支配著是村書記，可以承包大量土地開辦企業的人主要是村書記的親信，普通農民通常只有口糧田，如果只是務農，很難維持生活，所以除了種田還要打工。中共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農民要成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須放棄農民身份，必須放棄在農村的口糧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賤民，農民長期受到這種城鄉隔離的壓迫，中共建立的戶籍制度壓迫了農民的發展。中共雖然在造反的時候反對不動產尋租，宣稱不動產尋租屬於剝奪，建國之後的很多中共貪官都擁有大量的進行不動產尋租的住宅與商鋪，只要這些貪官在政治上沒有站錯隊，就不會被清算，中共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的統計，共匪對農民曾經使用過的掠奪名目主要分為六大類。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裏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復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準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壹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１４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說：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麼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跡。 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後，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壹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併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與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中的重建個人所有制以及自由人聯合體的主張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延伸閱讀 中國農民談政治流氓對中國農民的掠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遷徙自由被剝奪，養老沒保障，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


河南省委領導到洛陽等地貧困山區調研，有村民感嘆說“過去農民種糧交稅還能為國家做點貢獻，現在什麼稅也不交了，國家還給這補貼那補貼，我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說實話，我心裏很慚愧。”此語壹出，輿論嘩然，稱其善良者有之，認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農業稅被廢止時，國內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農民似乎也感激萬分。然而，為國家建設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國農民並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稅也不交了”，免除農業稅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於給農民帶來的實際利益，而且農民的現實處境也並非如新聞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來農民有多少財富和權利被拿走？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農民為這個國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勞動創造的財富幾乎全部被拿來用於支援國家建設。然而，數十年的血汗奉獻，並沒有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實惠和權利，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至今仍舊是“二等公民”。


（壹）60年來農民為國家貢獻了多少財富？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壹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征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壹個農民種五棵稻：壹棵是給國家種的，壹棵是給社長種的，壹棵是給會計種的，壹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壹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於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汁257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4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頁）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占九分之壹。（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占農民負擔的七分之壹（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紛繁復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2、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制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準。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數據來自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壹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征購農民余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 。農民將這種低價強制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饑荒：上千萬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饑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征購，各省為完成征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饑荒蔓延。為了完成征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壹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占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饑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征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4、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後，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壹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壹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雇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饑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30）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壹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饑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余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出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7、60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壹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幹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幹，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 “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來，政策歧視讓農民的公民權利喪失殆盡

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為政策失誤買單，他們得到了什麽？“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種歧視……60多年來，農民喪失了多少權利？

1、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國以來，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強調“在立法上要講階級不平等”，從1953年《選舉法》開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長期以來只有“八分之壹選舉權”（1979年修改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為四分之壹）。1953年制定選舉法時，全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6.7%，而所擁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數僅占總人數的5%左右。

我國城鄉居民選舉權“同票不同權”的現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層面上終結。然而據統計，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屆全國人大代表實有2978人，其中官員、公務員代表2491人，民企員工代表16人（包括農民工3人），農民代表13人（以村黨組織書記為主）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代表八億農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僅僅15個（如果村黨組織書記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話），僅相當於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兩億多農民工利益的僅3人。由此可見，雖然法律已經修改，但事實上八億農民在政治參與上的處境更加邊緣化，完全處於被忽略的失語狀態。

2、 戶籍壁壘森嚴：農民淪為“二等公民”

戶籍，恐怕是農民最痛的傷口。1958年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農民進入城市，全國人大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條例》的制定目的說：“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外流。”他還批評有的城市機關、單位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長期居住。

改革開放以後，城鄉戶籍鐵壁更加鞏固。國家陸續出臺政策強化對戶口遷移工作的限制，嚴格控制“農轉非”。

那麽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到底能給人們生活帶來多大差別？僅以保險福利為例：“1992年，每個有非農業戶口的中國人可以從國家那裏獲得524. 4元錢的保險福利費，若加上440 .3元的無形住房補貼，那麽市民戶口的身份價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費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說。壹紙戶口要勝過農民壹年的辛勞。” （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對占人口總數80%左右的農民來說，國家福利制度幾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種福利形式，那是農民自辦的。“小學是民辦的，‘五保戶’是農民負擔的，修橋、鋪路等等壹切公共事業無壹不是由農民自己來集資。農民住房靠自己建，農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農民上了年紀以後靠子女贍養，死亡之後由子女出喪葬費用。生老病死聽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謀。”（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正因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別，農民們才會想方設法擠破腦袋去贏得壹個城市戶口，有些婦女甚至不惜獻出身體。據《法制日報》1993年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隆安縣公安局局長陸世長1977年至1991年間以批準農轉非戶口為誘餌，先後奸淫婦女8人48次，調戲、侮辱婦女5人。這僅僅是法院調查認定的事實。而據有線索的數字，這個色魔在14年間奸淫婦女數則為100多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57）

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是戶口壁壘依然等級森嚴，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從大學生、研究生找工作時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戶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農民想在城市落戶，更是難上加難。而2010年廣東推行“積分入戶”和 重慶的“土地換戶口”等措施，說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戶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條款  。

3、1957年至今，遷徙自由被剝奪

伴隨戶籍制度的確立，農民的遷徙自由也被剝奪了。

1951年公安部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和1954年制定憲法的時候，其宗旨裏還有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字樣。

但從1953年開始，國務院相繼發文件指示：“鐵道、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要嚴格查驗車票，防止農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門應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並嚴禁他們乞討；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戶口管理，不得讓流入城市的農民取得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層層設卡，想盡辦法要阻止農民進城。1957年12月1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將農村勞動力徹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門之外。這些制度讓農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更是從制度上否定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權利。（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1975修改憲法時，把54憲法所規定的“遷徙自由”直接給取消了，我國公民的遷徙自由徹底失去了憲法保障。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依舊沒有遷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憲法沒有恢復“遷徙自由”的條款。參與本次制憲的法學家吳家麟解釋說：“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因為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當時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則說：“不能讓農村人口自由進城。現在城市很困難，有了權利大家便都到城裏住來了，那是不能規定的。”

事實上雖然農民可以進城務工，但是無法在城市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連基本的子女入學權利都沒有，這種想要農民創造價值又不給農民福利待遇的“遷徙自由”，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

4、農民養老沒保障，完全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50到8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撥款，個人不需繳納任何費用。而農民養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極少數老弱孤寡殘疾才獲得集體的保障，錢還是由農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後公務員養老國家全包，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後，職工養老需自己繳納部分，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仍是國家全包。而農村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卻依舊是農民全部承擔養老費用。這種附加身份限定的養老保障制度，有悖於憲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輕農村，農民工子女無法上學，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教育經費、重點學校還是教育政策，農村都無法與城市相提並論，長期傾斜的教育政策讓占學生數量絕大多數的農村學生壹出生便“輸在了起跑線上”。

就教育經費而言，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人，農村為28元/人，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國家投入的農村中小學財政預算壹般不夠發公辦教師的工資，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只得由農民負擔。據估算，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附加費達上百億元(1998年為165億元)。實際上，在教育費附加之外，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1998年為53億元)、攤派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

由於農村教育經費長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學校數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萬農村孩子因無校就讀而失去上初中的機會，平均每年失學量為476萬名。（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對農民赤裸裸的歧視，導致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狀況更糟糕，由於城市學校不肯接收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或農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讀費，他們只能將子女送進“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不花城市財政壹分錢，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強制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僅北京市2011年8月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導致3萬農民工子女失學。

教育長期的傾斜也導致了從90年代開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統計顯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生占三分之壹，北京大學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而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占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農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道路越來越窄。

6、農民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很多職業被禁止進入

從50年代開始，城市便封閉了就業市場，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人計劃……不準隨便招收人員，更不準從鄉村中招收人員”。（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而農民只能安守農村，永遠從事農業生產。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雖然被允許進城務工，但幹的都是最臟最累的行當，因為很多城市出臺政策限制農民進入某些職業，這些職業都是特意留給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20多個職業作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北京1997年初也開始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僅有12個行業的200個工種對外來人員開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決定將限制行業將由過去的5個增加到8個，限制職業由過去的34個增加到103個。（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38-163）

這種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性就業的政策至今仍沒有改善，對普通農民工就業限制之嚴尚且不說，僅就大學生就業而言，每年碰到的戶口壁壘就不計其數，據統計，“在遭遇過戶籍歧視的青年中，有57.9%是農村戶口，有78.9%是非本地戶口；而在北京地區的調查中，非本地戶口求職遭拒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3.9%。”

此外，農民在醫療、生育、維權等方面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


二、免除農業稅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

免除農業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農民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觀。

（壹）免除農業稅：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免除農業稅，看上去很美，其實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義。2006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當今世界上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如美國、德國、法國，不僅早已免除了農民稅費，反而給予農民高額的直接補貼。因此，減免農業稅，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看，的確可以算作壹種對農民的解放。

那麽免征農業稅到底能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好處？以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為例，免征農業稅，全省少收稅10億元，如果加上約30％的征稅成本的話，每個農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說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農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農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見，免除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實際意義不大。

而且從上邊所列農民的稅費負擔看，各種雜費、雜稅，如教育附加費、屠宰稅等才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障礙，這些亂收費的總額數倍於農業稅，至今仍沒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農業稅不等於不交稅

河南農民段中智感嘆“現在啥稅也不交了……俺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其實這種看法明顯是與事實相悖的。農民的農業稅雖然免除了，但仍承擔著各種雜費雜稅。除此之外，農民實際上還承擔著很多稅種，比如說購買農資的增值稅、購買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等，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2005年10月的講話中說：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每年在4000－5000億元之間，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農民僅僅在購買生產資料環節就為國家間接地承擔如此高額的稅收，怎麽說農民不是納稅人？

（三）農資價格上漲，抵消政策優惠

農業稅免除後，不少地方的農資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這些雖然屬於市場行為，卻與當地政府的價格管理不無關系。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種糧直接補貼、降低農業稅等政策實惠。僅化肥而言，據查2006年底尿素價格約為1500元/噸，2007年漲到尿素價格1700 多元/ 噸，2008年2300 多元；二銨價格則由2006年底的2000元/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噸，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價格增長，農民種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優惠被抵消，農民的隱形負擔不降反增。

（四）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狀況仍未改善

實際意義不大的免除農業稅被宣傳得轟轟烈烈，而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被歧視的地位基本沒有任何改變，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征地風波，某些以城市化名義推進的政策直指農民最後的生存資源——土地。農民“被上樓”，城市“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血拆悲劇不斷上演，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後壹點保障也被剝奪。

2004年的征地改革號稱能限制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利益，保護農民權益……然而據秦暉教授介紹：“這種改革對於國家與農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沒有什麽改變，尤其是國家壟斷土地‘壹級市場’、只許官府‘征地’不許農民（甚至包括‘集體’）‘賣地’、更不許農民討價還價的規則沒有任何改變。”

現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僅剝奪農民的權利，甚至歧視農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按照2011年的標準來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僅僅因為戶籍差別，城市人口死亡賠償金就是農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說，城市人口壹條命的價值是農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價”，如此赤裸裸的歧視，連生命權都不能平等，何談公正？難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縣壹個鎮幹部敢公然對群眾說：“死壹個農民算什麽？就如同死壹只螞蟻。”（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4）的確，中國農民，命若螻蟻啊！

結語：

1、農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卻依舊憨厚樸實到愚昧的程度，僅僅被免除了幾十塊錢的農業稅，他們便充滿感激，這感激背後包含了多少心酸與悲涼。

2、但願有壹天國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設法從農民身上牟利，能還這個群體以真正的國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權利平等，還他們壹個公道。

共產極權是社會主義的敵人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的先鋒隊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并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并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馬克思主義裡邊沒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一黨專政加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匪創造出來的概念，根據共匪的論述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物質文化水平與精神文化水平高度發達的狀態，是進入共產主義之前的社會狀態，根據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定義，共產主義是沒有政黨 政府 國家的自由人聯合體，人類可以自由的全面的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已經消失，物質文化生活與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充份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共匪本質上是運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共匪不會真正的創造共產主義社會，或許人類社會經歷過極權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東亞大陸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必須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因為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讓東亞大陸長期處在極權計劃經濟與權力市場經濟互相拉扯的狀態，馬克思認為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指的是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只有結束共匪對東亞大陸的統治東亞大陸才有機會成為允許民主政治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機會在東亞大陸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麼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的結果往往是帶頭的少數人成為官僚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因為被除役 被轉業 被重新安置 被黨派去的工作人員取代所以失去國家暴力機器的基層革命者最終會被詐騙，工者有其股被按權分配的工分制度與工資制度取代，耕者有其田被土地黨有與苛捐雜稅取代，無產階級專政被專政無產階級取代，社會主義被極權計劃經濟與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基層革命者沒有機會成為統治階級，只有利用民主制度為無產階級謀取福利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最適合無產階級。

在工人階級的解放方面，共匪背叛了工人階級，藍領工人的工者有其股 產業民主 低工時 高工資 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 佔有剩餘價值根本沒有在社會制度層面實現，工者有其股屬於黨營企業內部依靠逆淘汰機制升遷的高階經理人，只有參與權力尋租與資本投資的官僚資產階級與紅頂商人才可以享有產業民主，低工時 高工資屬於共匪體制內的職業黨員組成的公務員，充份的社會福利保障屬於政府官員，剩餘價值被參與權力尋租的政府官員與擁有民營企業的紅頂資本家佔有，共匪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淨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

在共匪的精神剝削話術裡邊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只是美化共匪 醜化反共人士 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精神剝削 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道德綁架 對反共人士進行人格謀殺的工具，共匪是形左實右的政治流氓。

鄧右即否定機會平等也否定按勞分配，右派主張抽象的機會平等，毛左主張抽象的按勞分配，他們都是藍領工人的敵人。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與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淨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我支持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應該利用民主制度爭取利益，共產極權國家的公有制是騙人的，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實際上是自封代表全民的共匪在支配，社會財富根據權力大小按權分配，工人階級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屬於無權階級，無法參與政治生活，無法主導企業的經營與分配，沒有享受亞文化產品的自由，成為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了，只要經濟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就已經不屬於貧困人口了，共匪所謂的扶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脫離共匪制定的貧困線，也就是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事實上即使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的人，很多還是處在貧困的狀態，被共匪樹立為扶貧宣傳的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無法代表廣大實質上還處在貧困狀態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屬於農村裡邊的少數。可以被共匪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是有機會脫貧的，沒有機會被共匪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然後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屬的人是不容易脫貧的，大部份人只是因為共匪修改了貧困線的標準名義上脫貧外加在共匪的壓迫之下口頭上宣佈脫貧，根本沒有實質上擺脫貧困的狀態。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鄧右共匪是違反人性的，在沒有合適的經濟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誘因，沒有生活所迫，沒有合適的社會角色，或者因為被社會環境禍害所以仇恨社會環境的情況下人是不願意勞動的，人通常只會希望自己看著順眼的人發財，希望自己看著不順眼的人社會性死亡，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一黨專政造成的，不結束一黨專政就不會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共匪根據定義的貧困標準，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才屬於貧困人口，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年收入有兩千四百元，雖然名義上已經脫貧，但是實際上還是貧困人口，而且貧困人口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貧困人口，在中國，即使月收入有兩千三百元，在城市還是貧困人口，根本無法擁有體面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五千元，根據最新的共匪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國納稅人數只有六千四百萬人，根據最新的共匪官方統計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只有六千四百萬人的收入達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結論。

共匪根本不是真正的左派，雖然共匪私底下會淫亂，雖然共匪私底下會共享情婦，雖然共匪默許繳納保護費的情色產業存在，但是共匪并不允許廣大基層人民獲得性權解放公開化，制度化的廢除專偶制，情色產業合法化的社會環境，共匪只允許雅痞文青 斯文敗類私底下淫亂，私底下搞共享情婦，私底下使用情色產業，不允許膽汁質人類與抑鬱質人類在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情況下進行性生活，共匪本質上屬於右派。

共匪實行的房地產政策與九九六工作制讓中國的工人階級普遍的社畜化，傳統家庭被這種社會環境消滅了，婦女也要出來工作，社會教育開始充份的取代家庭教育。雖然社會教育取代家庭教育是共產黨宣言裡邊的核心理念，但是共匪曲解了馬克思的初衷，馬克思的本意是為了消除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共匪在社會教育層面刻意創造教育資源的畸形分配，實質上促進了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而且共匪雖然在消滅傳統家庭，但是共匪消滅的是被統治者的傳統家庭，共匪的家庭還是傳統家庭，共匪的子女有充份父愛與母愛，以及充份的家庭教育的培養。

雖然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屬於私有制的衍生物，不認為私有制只是配合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與促進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載體，但是至少馬克思支持消除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於是才有社會教育取代家庭教育以及消滅傳統家庭的理念，共匪實行的社會教育與消滅傳統家庭是為了促進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是共匪的敵人，共匪是形左實右的政治流氓，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參與反共事業。

在社會教育方面共匪的子女在中學階段上重點中學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大學階段在自由世界上大學，被統治者的子女在中學階段上普通中學與劣質的補習班，大學階段在中國上劣質的大學，共匪的家庭維持著家庭成員之間存在充份的互動的傳統家庭的狀態，被統治者的家庭維持著社畜化的狀態。

如果要把普羅大眾從枷鎖裡邊解救出來，就必須結束共產極權統治，建立一個沒有血汗勞動與不合理的社會分工以及資源分配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父權思想的背後存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狼性文化，女權思想比較容易跟左派思想相適應，中國文化裡邊有太多強調社會必然分工，以及婦女只是男性的私有財產與生育工具的內容，我覺得只有實踐左派的廢除專偶制的主張才可以真正在身心層面解放婦女，我覺得妳應該站在左派這邊。父權社會是支持專偶制的，專偶制壓迫了女性的自由，專偶制衍生出來的家庭觀念讓婦女成為男性的工具，父權社會是中國儒教極權主義的產物，只有支持自由派才可以真正的消滅父權社會生存的土壤，婦女解放需要依靠自由派。父權社會讓男性從小被父親壓迫，男性結婚之後開始壓迫女性。我覺得越是偏向哈耶克主義的國家越是容易促進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人越來越多，資源越來越說，經濟層面奉行哈耶克主義就會讓女性喪失安全感，結果就是希望男方提供保障，這是右派統治衍生出來的產物。我覺得左派已經被部份右派污名化了，右派支持市場自發秩序與小政府，結果造成人越來越成為純粹的賺錢工具，人被嚴重異化，於是物化女性的社會環境就產生了。如果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大多數人有體面的收入，性產業已經合法化，男女關係或許會比現在好很多。

延伸閱讀 中國民運學者談中共政權的暴力土改的基本特征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中華蘇維埃國

蘇俄在華建立國家

九壹八事變後，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了在各地發動暴動， 罷工，遊行，示威，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指示，同時派周恩來到江西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操辦建立蘇維埃國。周恩來不是空手來贛，而是帶著共產國際起草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全套建國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國，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經斯大林批準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項英、張國燾被選為副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兼紅軍總司令，博古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瞿秋白、鄧發、張鼎丞、王明、彭德懷（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賀龍、孔荷寵、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關向應、方誌敏、任弼時、沈澤民、譚震林、曾山、夏曦、劉少奇、鄧子恢、羅炳輝、陳毅、張雲逸、徐特立、阮嘯仙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與幾個月後成立的滿洲國壹樣，中華蘇維埃國也是外強扶植的傀儡國。不同的是，後者以推翻國民政府為宗旨，直接威脅著中國的首都，對中國的危害更大。中華蘇維埃國在各方面都體現蘇俄屬國的性質：其壹，建蘇維埃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其二，建國日是共產國際決定的蘇聯國慶日；其三，建蘇維埃國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憲法大綱申明中華蘇維埃國隸屬蘇聯；其五，蘇維埃國與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壹樣，高層成員名單全由俄人決定；其六，蘇維埃國的工農兵蘇維埃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架構是蘇俄引入產物；其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上印的是列寧頭像；其八，《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國徽、國旗及軍旗的決定》中規定的鐮刀錘子國徽、五星紅旗國旗取自蘇俄寓意；其九，蘇維埃國的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九個人民委員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GPU）（九部壹局）從名稱到架構都照搬自蘇俄；其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宣布：“我們贊成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都能夠從中國分離出去，都能夠獨立自成壹國”。誰都知道，莫斯科是絕對不允許蘇聯境內的眾多民族有權分離出去的。少數民族獨立條文是莫斯科專為將中國滿、蒙、新疆並入蘇俄版圖的目標所制定的。這時的蘇俄通過其控制的“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蒙政府、東蒙（呼倫貝爾）政權、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權控制著中國半壁江山；其十壹，中華蘇維埃國的宗旨是“武裝保衛蘇聯”，《紅色中華》刊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宣言》說得清楚：“準備和組織著自己的力量，隨時同帝國主義軍隊直接作戰；並領導全國工農勞苦群眾和紅軍武裝保衛中國革命的朋友——蘇聯”。

蘇俄通過中華蘇維埃建國文件給中國帶來了諸多禍害。其壹是“專政”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二條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國家。蘇維埃政權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壹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壹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其二是剝奪私有財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規定：“沒收壹切封建主、軍閥、豪紳、地主的動產與不動產，房屋、倉庫、牲畜、農具等”。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規定共產黨享有政治特權，有權剝奪指定階級的公民資格，經濟權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蘇俄蘇俄引入的專政說和剝奪說在中華蘇維埃國存續的幾年中造成控制區內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減少，在後來的新中國帶給中國人數以千萬計的死難。

對於外敵入侵之時成立的蘇維埃國中之國，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指出：“國家社稷被斷送的最大威脅來自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僅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大敵，而且是以虐殺為樂的妖魔……他們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戶中挑起糾紛。他們特別慫恿青年人不顧道德敗壞。總之，他們向中國的家庭生活和壹切倫理觀念宣戰。”[1]  

蘇維埃國的社會

蘇維埃國將蘇俄統治模式復制到了中國。這種模式對百姓全面監視，取締自由。蘇俄建立政權後設立肅反機構——政治保衛局（格伯烏GBU）。最初，肅反機構主要是對付布爾什維克黨的變節者，後來對付範圍擴大到全體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共培養政治保衛系統的骨幹，從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選中周恩來作為政治保衛和情報特工培養對象，送周赴英國、德國接受系統培訓。在建立黃埔軍校的同時，蘇俄開始將其政治保衛系統引入中共。1926年，鮑羅廷通知陳獨秀，蘇共將幫助中共培訓政治保衛幹部，建立情報特工機關，中共選派了要員顧順章、陳賡和陸留三人從上海登俄輪赴蘇，被蘇共安排到伯力、海參崴等地蘇俄紅軍特種部隊接受各項特工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偵破、審訊、刺殺、爆破、劫獄、射擊、秘密通訊等等。幾個月後，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衛幹部攜蘇俄特工部門頒發的畢業證書歸國。1927年，共產國際在武漢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腦的中共中央特務科（特科），下設負責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機關安全的保衛股、負責鎮壓脫離中共者的特務股（紅隊）、情報股和負責收編江湖武裝的匪運股。從蘇俄受訓歸來的顧順章兼任了保衛股長和特務股長，陳賡擔任了情報股長。1928年，蘇共在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正式規定中共的各政權都要建立肅反保衛機關。六大會後，莫斯科安排全體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衛培訓。隨著在中國建立蘇區，蘇俄將其政治保衛制度移植到中國，在各蘇區建立保衛部和肅反委員會。中共中央轉移到江西蘇區後，成立了中央政治保衛處，由從莫斯科受訓歸來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處長。

現代政黨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來，中國政黨如雲，壹人身兼數黨者大有人在。沒有哪個政黨殘酷對付想退出者。幫會、黑手黨和革命黨都有報復變節者的作法，但設立專門機構對付想退出者卻是蘇俄的作法。蘇俄將這種史無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國。中共特科傳承了蘇俄以極端手段對付變節者的傳統。特科壹號首腦周恩來、二號首腦顧順章曾率領紅隊殘酷報復了不少前同誌，壹起策劃暗殺了變節者白鑫。顧順章變節後，周恩來率康生等壹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人關系的紅隊人員來到上海顧宅，將顧的家屬，上門的朋友及雜工等十幾人（壹說30多人）斧劈，繩勒的極端方式“滿門抄斬”，埋屍庭院，上澆水泥封蓋，以殘酷報復警告黨員變節的下場。周領導的滅門報復行動受到斯大林的誇獎。[2] 相比會黨，共產黨報復變節者更加殘酷。共產黨明確要求只講黨性不講人性，黨的利益高於壹切，其信條是為黨的利益沒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蘇區設立了政治保衛局，照搬蘇俄名稱為GPU，下設偵察部、執行部、紅軍工作部、白區工作部、政治保衛隊，在其它蘇區也設立了政治保衛分局，政治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主要幹部都經過蘇俄培訓，莫斯科受訓歸來的鄧發接替王稼祥任治保衛局局長，上海轉移來的中共特科成員們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骨幹，歐陽毅、張然和、李克農、錢壯飛、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人先後擔任了政治保衛局下屬各部部長。政治保衛局屬下保衛隊官兵武器裝備最先進，配有長短槍，佩戴綠色加紅框的領章，這壹“綠領章部隊”就是後來中共公安部和總參謀部情報系統的前身）。

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在各地設有各級分局，在基層單位和鄉村派有特務員。與在蘇俄壹樣，政治保衛局不僅監視和對付中共幹部，紅軍將士，還監視、對付區內全體民眾。與蘇俄的“契卡”和政治保衛局壹樣，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也權力無邊，常常壹句“保衛局請妳去問話”就將人帶走。政治保衛局可隨意拘捕、審訊、處決他們指稱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保衛局還負責執行肅反屠殺，按照革命黨的規矩，以槍斃，暗殺對付變節者、逃兵，以使每個黨員和紅軍戰士清楚變節和脫離革命的嚴重後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據蘇俄政治保衛局模式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政治保衛局實行垂直領導，下級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政治保衛局向政府、紅軍部隊派出特派員，向高級官員派出保衛員，規定政府和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和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這樣的政治保衛機構使蘇區陷入恐怖。

在蘇維埃國，民眾的日常活動受蘇維埃政府監視。蘇維埃政府在路口設卡（遞步哨），實行“赤色戒嚴”，盤查與逮捕被認為的可疑份子，村民離開村子須有路條，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須事先報告，否則會被扣押。[3]  民眾被強迫編入數不清的蘇維埃外圍組織，如：貧農團、赤衛隊、赤色工會（蘇維埃國中並無工人階級，長工，推車子的、擡轎子的、挑腳的、做短工的、手藝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會）、雇農工會、青工組織、女工組織、革命互濟會、省縣區鄉各級反帝大同盟、兒童團、少先隊、慰勞隊、歌舞隊、婦女隊、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洗衣隊、補衣隊、攤鋪隊、清潔隊、口號扇子隊、選舉委員會、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紀念會籌備委員會、糧食委員會、戶口委員會、工農檢察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組織。上述組織像壹張大網，將蘇區的全體民眾網羅進去。蘇維埃政府不允許有人獨立於共產黨的領導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網進上述組織中的壹個或多個。上述組織中設有監視、互相檢舉揭發的制度，包括常委會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內部評審制度、開生活會制度等等。[4]  民眾為保全身家，不得不參加組織，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務，參加諸如唱國際歌、少先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蔣介石、紅軍歌、燒菩薩、換農民家裏的“天地君親師位”為“革命始祖馬克思”等等活動。[5]

蘇維埃政府通上述組織和制度向老百姓攤派人、財、物，諸如：向每村攤派慰勞紅軍的毛巾、黃麻草鞋與布草鞋；強迫老百姓買“革命戰爭公債”；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求買了公債的農民將所購的公債券退還給政府，變購買為捐獻；號召捐獻首飾銀器等以支持革命；開展“借糧”給政府運動（政府不會償還）；開展節約糧食支援革命運動；組織勞動合作社與耕田隊，自帶飯無償為紅軍家屬耕田；發動兒童團員“交月費壹銅板慰勞紅軍”；“擴紅”：強制性派給各村擴紅（參加紅軍）人數指標，其中長岡、上才溪、下才溪等鄉，全部青壯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當了紅軍或給共產黨做工。[6]  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承認，由於財政危機，蘇區的學校、醫院等福利設施日漸荒廢。學童被組織成兒童團負責崗放哨，就連列寧小學的兒童也有“捉來罰掃地的，有罰禁閉的，有罰餓飯的”。[7] 毛澤東將蘇區這種高度軍事化、組織化的社會模式確立為自己的理想社會模式，後來在延安時期和奪取全國政權後均以蘇維埃國的社會模式為樣板，要求將全體人民納入壹張大網，聽從他壹個人的指揮，在二十多年後按蘇區的集權社會模式建立了全民軍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殘酷搜刮下沒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壹年間，中央蘇區爆發了數十起武裝抗爭。更多的老百姓選擇逃出蘇區。為防止民眾逃亡，蘇維埃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麽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處死。曾有個管錢的管理員花錢買了張路條試圖逃跑，抓回後被處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盡管如此，逃跑仍大量發生。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壹些，有的基層幹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幾百人。於是，蘇維埃將懷疑可能逃跑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逃亡無路時，自殺事件大量發生。自殺者中包括大批共產黨幹部。蘇維埃報刊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分子”[8] ，間接反映出蘇區自殺情況之嚴重。

參加圍剿蘇區的蔣鼎文晚年披露蘇區情況說：“談到共產黨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們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當幹部，用革命翻身鬥爭清算為誘餌，鼓動對富有的親友鬥爭，殺死親友留下血債，使人們因怕報復便只有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脫離不了共產黨的羈絆。在國軍進剿時，這些地痞穿著便服，拿出手槍威脅老百姓，不準向國軍吐露壹點匪情，甚至誰與國軍接近誰便遭殃。我們進入赤區，老百姓不敢和我們多講話，並不是老百姓不歡迎我們，而是老百姓害怕這些流氓匪幹的殘忍殺害。國軍是流動的，不能永遠駐下來保護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險來和國軍合作。匪軍可以殺人放火帶走壯丁，留下殘弱婦孺，國軍不能這樣做，國軍進入赤區探不到壹點匪軍消息，匪軍可以留下匪幹，留下兒童做國軍的情報，反而對外宣傳說老百姓厭恨國軍，說老百姓願意與共產黨合作。甚至他們殺死不穩份子也誣賴是被國軍屠殺的。我在江西行軍時，時常發現被共匪屠殺的僵屍無人收殮，慘不忍睹。”[9]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

建立黃埔軍校的同學會，蘇俄將暴力血腥的農民運動引入中國，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彭湃和毛澤東是蘇俄選定的兩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經蘇俄培訓，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兩個代表人物。1928年，毛澤東奉共產國際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紅色政權的名義頒布了《湘贛邊區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該土地法中“沒收壹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條文是他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來的，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中的主要內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為中共的蘇維埃第壹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土地法草案》。這壹草案與《井岡山土地法》大同小異。

蘇維埃國的土地革命照搬蘇俄的暴力剝奪，不給地主、富農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紳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農分不到壹丘好田”。按當時中央蘇區約三百萬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農計，至少有六萬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剝奪財產與生路。蘇維埃國沒有可持續財政來源，存續主要靠無償剝奪。剝奪完地主、富農後，土地革命不能結束，需要繼續以相對富裕者為剝奪對象，繼續剝奪中農，最後剝奪到貧農頭上。經過幾年的土地革命，不僅地主、富農被消滅，連中農也被消滅，人民全體赤貧，蘇區的經濟基礎被摧毀，經濟壹片衰敗，人口迅速減少。不少懷有為人民謀利益理想的紅軍將領對此感到幻滅，脫離了革命。例如，紅軍創始人之壹龔楚因看到蘇維埃政權對蘇區人民殘酷壓榨違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國民黨。1934年，紅軍撤離了中央蘇區，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提出重建江西，廢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歸原主”為原則的土地處理條例。他在調查黎川和廣昌兩個縣的重建情況時發現，多數農民沒有耕種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拋荒，少數農民耕種了分得的土地，但收獲後悄悄地把相當於地租的錢或糧送給原地主以維持地主和雇農的關系。熊式輝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麽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這是地痞流氓才幹的事情。”[10]

井岡山土地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是典型的強盜法，體現共產革命的真諦——暴力搶劫他人的財產，也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否定私有產權，政府任意剝奪，為所欲為，不受監督與制約。兩土地法又可稱為奴隸法，因為它們規定蘇維埃政府有權剝奪壹切私有土地，實際宣布農民只能為蘇維埃政府勞動，全體成為政府的奴隸。以這兩土地法為代表的蘇區土地革命帶來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隸制度。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暴力土改，對工商業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運動的源頭要追溯到馬克思的暴力剝奪理論和蘇俄暴力剝奪實踐，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內容，要追溯到蘇俄在華開展的蘇區土地革命，以及根據蘇俄綱領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蘇區土地革命和《井岡山土地法》將幾片蘇區變成赤貧世界。二十年後，毛澤東將蘇區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國，通過土改和合作化將土地全部收歸政府時，將蘇俄引入的災難擴大到極致，將全國農村變成了赤貧世界。

蘇維埃國的財政

蘇區的兵民比例遠超歷朝歷代，龐大的中共機關和十幾萬大軍遠非貧困蘇區的經濟所能供養。幾年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延安問毛澤東：“井岡山6102;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兩百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妳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糧餉的？”毛澤東“環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中共前總書記向忠發的供詞是這壹問題的重要參考。他披露中共的財政說：“共黨經濟來源：（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壹萬五千元美金，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乙）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誌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丙）綁票或搶掠：共黨的經濟，有時因國際的關系壹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采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11]

蘇區的實情正如向忠發所披露，紅色割據賴以生存的財源，次要是靠蘇俄資助，主要財政來源是靠搶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戶的錢財來解決軍糧軍餉。紅軍“打土豪”與土匪的傳統辦法相似。毛澤東喜愛《水滸傳》壹類遊民小說，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辦法，上井岡山後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歸公”（後來改為“壹切繳獲要歸公”）和“不拿群眾壹針壹線”的紀律。其意思是紅軍只搶大戶，不許見老百姓就搶。這兩條紀律顯示出革命黨的無恥，居然在“打土豪”時標榜“不拿群眾壹針壹線”。蘇區都是各省邊區，也是貧困地區，有錢人本來就少，軍隊大規模地“打土豪”很快將大戶打光。於是，蘇維埃將“大戶”的標準迅速降低為普通農戶，打土豪也就成了見財就搶。壹段時間後，蘇區及周邊鄉村看得見的財富被搶劫殆盡。因治安和災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會埋藏些積蓄。看得見的財富被“打”光後，紅軍轉以百姓埋藏的財富為目標，稱“挖浮財”。紅軍編制了“挖浮財”的指導文件，培訓如何利用綁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財寶。如紅四軍政治部編了壹份《籌款須知》，專門向紅軍戰士傳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農綁架勒索財物的勒索。這份勒索教材的要點包括：

第壹步 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工農、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許賞他們金錢以引誘他“說實話”；

第二步 在周密調查後迅速捉人（綁架）：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註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註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特別註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

第三步 貼條子：地主、商人本人雖逃走了，但他走不遠，有走狗隨時為他們打聽消息。這時必須用貼條子的辦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數目，限期接頭繳款。條子要貼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農，凡在政策允許下可以籌得的，都要貼，以免漏網。但出款的人壹來心疼，二來難辦到，故在寫條子時要充分估計到出款人此地現有財產所值，特別是動產，按照他的能力開數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數目太大，把出款人嚇翻，或他此地所有動產還不過如此數目，他則索性不理，只要有壹個不繳，就會形成困難，即使再減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軟硬兼施加緊催款：條子既貼，絕對不要聽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圖延期不繳，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派人分頭加緊催款。催的手段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壹家的財物，燒壹家的房子，或殺壹個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厲風行”；

第六步：優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財奴，有了錢，放債怕對方沒有能力還，營商怕虧本，故無論城鄉土豪都喜歡埋窖，只要有好的技術熱心挖窖，對於籌款當有絕大幫助。窖常埋伏在人不註意處的廁所、糞缸下、豬池下、隔樓板、瓦罐裏、煙囪中，總之凡可以埋藏處都會埋藏，而這些地方都須詳詳細細地尋找，要檢審首先要有精密的調查，特別要找土豪守家的說話，找普通人暗中觀察他的行動；在那裏睡覺，在那裏吃飯，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註意到那裏，特別當妳或別人進去東找西看的時候，他的註意力在那裏。如果妳有了相當把握時，便壹面繼續宣傳偵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這時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嚇，或不拘捕，暗中監視之，看他著急不著急，看他會守在那裏不動。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種方法，如潑水於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貨，挖土看色氣，看松緊，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內外的寬窄，墻壁的厚薄，是否有夾墻，量了樓下要量樓上，有的在樓板以下起隔墻，看了屋檐要開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層還是兩層，總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場。萬壹沒找到也不要放棄，還必須按屋大小，派便衣偵探潛伏周圍，看白日裏有甚麽人進去，都在那裏看了某處有好久時間？神色如何？看了出來之後又怎樣了，這時絕勿露形，只報告負責人，到晚上再派偵探，看他準備何時動手挖窖。因為他已挖動了，必定要趁夜裏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時暗中派人監視，只把人圍好（防他的外面偵探知道）捉人，再強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這種取挖人必是土豪親信走狗甚至是兒子或本人，絕對勿輕易放掉，必要時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來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賣；

第九步最後壹著：有時各家所罰捐款都繳齊了，而我們還嫌不夠，土豪商人還出得起，而時間還來得及，便要來個最後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剝削，高擡時價”的罪名，或以曾控告過革命份子、摧殘過工農運動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強迫，在必要時，雖以前已罰或捐過款，也可以再殺壹個。要殺的必須更加重罰款，但這不是簡單的為著籌款來個最後壹著，還有政治上的重大意義。

紅四軍軍委書記陳毅在給上海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籌款的秘訣有以下幾種：1、城市籌款。紅軍……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此款項由商人代表自行攤派，但須依照累進的辦法……每每紅軍寫信到鄰縣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2、對豪紳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紳家裏的人固然可以定價贖取，這個辦法比較難，因為紅軍聲勢浩大，土劣每每聞風而逃。此時只有貼條子壹個辦法，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壹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壹萬元則貼壹百元，余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壹棟屋以示威。這個方法很有效力，紅軍的經濟大批靠這個方法來解決。3、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壹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墻壁內、室內之低窪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壹下。有時用壹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4、獎勵來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額的百分比例獎勵他們。他們很踴躍來幫助紅軍。” [12]

中共湘贛省委的文件記載紅軍搶劫辦法說：“軍費很困難……我們對這壹問題是決定以下的辦法：1、責令蘇區土豪寫家信，利用遊擊隊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區的家裏，限期送款來。對於某些反抗繳款的土豪立即殺壹二個威嚇其他土豪，並可將他的頭與罪狀送到白區去…… 3、組織短槍隊及精幹的遊擊隊深入白區打土豪殺反動首領，發動群眾鬥爭和收土豪的款子（罰土豪的款子應按照他的經濟狀況，數目不要提得過高，務必使他很快地送現款來）……4、查田中查出的豪紳地主，除沒收其財物外，須嚴加審訊，追出他埋藏的，並向富農罰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竊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農，除沒收好田外應罰他壹筆錢。”[13]  中央蘇區勒索籌款的案例之壹是紅軍活捉了國軍師長張輝瓚後向國軍漫天要價，勒索贖金。贖金談成，紅軍派代表去拿錢，但手下人擅自殺了張，並割下張的頭顱裝盒放木排順贛江漂下，使“籌款”泡湯。鄂西蘇區紅軍常見作法是“綁活票”，即到縣城裏將有名的富戶每家綁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壇壹壇不斷地送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質放回。當中難免有人質因驚嚇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錢後結果還是撕票。[14]  

蘇區的有錢人本來不多，紅軍軍費的需求無限。十幾萬大軍靠搶劫生存不可持續。當紅軍將農民藏匿的積蓄勒索殆盡，“打土豪”打到農民的生產資料，當期收成和種子農具時，蘇區的油水已被榨幹，“打土豪”的收入急劇下降。於是，紅軍到蘇區周邊的“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占領壹個地方，殺地主富豪，掠奪財物以充軍餉。很快，新“紅區”的土豪也被打光，紅軍只得將搶劫範圍不斷擴大。

紅軍到周邊地區搶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稱“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遊牧民族入漢境搶劫的術語。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動員紅區的農民跟隨紅軍到“敵占區”去搶割成熟的莊稼挑回蘇區來，紅軍拿大頭，百姓拿小頭。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記錄說：“打草谷成了蘇區革命群眾最盼望的盛大節日”。他的這壹說法顯然源於列寧“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之言。紅軍的“打草谷”不光使華南經濟衰敗，還造成華南百姓道德淪喪。逐漸地，打過谷草的蘇區農民不再願意辛苦勞作，只盼著跟隨紅軍外出搶劫糧食。紅軍和參加打谷草的蘇區農民都知道，打草谷是無所謂階級的，只是從別的佃農口中奪食。大家很清楚被搶了壹年收成的佃農將會多麽悲慘，但在紅色熏陶中慢慢習慣了搶劫為生，是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個證明。紅軍到蘇區周邊“打土豪”、“打谷草”的結果是使蘇區周圍形成壹條數十裏寬的無人區。紅軍只有不斷擴大蘇區，或長途奔襲更遠的城鎮搶掠才能維持生存。隨著紅軍搶劫範圍擴大，周邊的商人、百姓聞風而逃，整個華南陷入災難，無怪當時報刊和各界人士均稱紅軍為赤匪。

被搶劫之外，蘇區農民還遭受著蘇維埃政府苛捐雜稅、不斷征糧、攤派的壓榨盤剝。蘇維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稅、集資款、經濟公債和各種捐獻，攤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稅免稅額低至全家總剩余糧食100斤，[15] 實際是向農民的口糧部分征稅。以赤貧者為對象的蘇區稅收無論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錢。毛澤東承認：“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16] 收不到多少捐稅，蘇維埃只好對赤貧農民采取另外搜刮辦法——強派徭役。蘇區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鄉村裏青壯男子所剩無幾，傳統上不下田的小腳婦女成了田間耕種的主力。蘇維埃向婦女們攤派眾多無償勞務，諸如照顧傷員、洗衣補衣、制作軍鞋等等。

在工商業方面，由於紅軍搶劫形成的蘇區周邊無人區，蘇區與外界的貿易斷絕，區內物資奇缺，信賴流通的工商業難以生存。蘇維埃沒收小工廠主的政策使蘇區內本來就少得可憐又難以生存的工商業絕跡。毛澤東在調查後寫道：“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業百分之三十，裁縫大部失業，泥匠失業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開的藥店，全區絕跡”。[18]  工商業絕跡使蘇維埃政府稅收枯竭，更加依賴搶劫生存。蘇區龍巖的工商業衰敗是蘇維埃國摧殘工商業的壹個寫照。毛澤東有詩雲：“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 收拾金甌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實際情況可不是“金甌壹片”。龍巖成為蘇區後，原有充滿活力的私營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錫紙、硝鹽、樟腦、竹器、木器、磚瓦、縫衣、竹簍、造紙等工廠作坊被蘇維埃沒收充公改成了紅軍的布廠、紅軍鬥笠廠、汀州彈棉廠、四都兵工廠、濯田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和造紙廠，或改為公營的生產合作社，在幾年赤化中大批倒閉。

蘇區的財政另壹來源是金融剝奪。為開辟財源，蘇維埃國大力印鈔發債。1930年10月，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於經濟封鎖，已無土豪可打，同時耗費甚巨，均感困難，惟東古銀行票幣甚行暢銷，幾乎每天能印幾萬，都能銷出。於是，中共總前委發出“立即動手出票子”的號召，命下屬各蘇區大量印刷蘇維埃紙幣。蘇維埃國成立後，蘇維埃政府繼續大印鈔票， 先後發行三次公債，其中兩次為1932年發行的戰爭公債，吸收了大量民間銀元。不久，中共離開蘇區西逃，蘇區民眾手中的蘇維埃鈔票和公債都成了廢紙。1933年，蘇維埃政府發行經濟公債300萬元。由於地主、富農財產已被搶光，大批農民被脅迫參加紅軍，農民根本沒有錢買經濟公債。毛澤東在調查中披露，60%的兒童都買了公債，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攤派攤到兒童頭上說明，蘇區民眾的錢財已被榨幹。

隨著紅軍擴充，打土豪收入減少和農村經濟衰敗，蘇區的糧食產量越來越少，而苛捐雜稅、征糧攤派越來越多，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紛紛逃亡到國統區討飯，原本糧食富足的華南蘇區陷入饑荒，蘇區農民們很快全體赤貧。至此，華南蘇區復制了蘇聯革命導致饑荒的過程。共產革命必然帶來饑荒，這被多數共產國家所印證。蘇維埃國財政的主要來源，打土豪、剝奪土地，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金融剝奪等等說到底都是壹回事——搶劫。打土豪是搶劫，剝奪土地也是搶劫，苛捐雜稅，攤派公債，攤派徭役等等無壹不是搶劫。搶劫是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共產革命、蘇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性質。

查田運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中共在各蘇區內開展暴力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革命。這種暴力、無償地剝奪私人財產的土地革命摧毀經濟基礎，摧毀稅收的源頭，雖能貼補蘇區財政於壹時，但不可持續。隨著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稅源枯竭，各蘇區很快都陷入了財政危機，迫使中共必須挖掘新的財源以解決蘇區財政問題。應對財政危機，蘇維埃政府的辦法是繼續在區開展土地革命，以剝奪私人財產補貼財政。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財產的辦法，起草了《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和《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文件，在其中聲稱“要通過查田運動粉碎國民黨的圍剿，抓出藏在蘇區的內部敵人”。毛澤東查田主意的要點如下：

壹、降低標準再劃出地主、富農：在地主已被剝奪幹凈後，先向富農開刀，剝奪富農財產，再向中農開刀，將幾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畝地主標準降到十畝或更少，以“查階級”借口將無數已經很窮的中農“查”成 “隱瞞田產的地主、富農”，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迫交“罰款”或“捐款”， 罰作苦役。[24]  在毛澤東試點的勝利縣（今於都），幾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經剝奪了地主810家，富農766家。查田運動中，蘇維埃降低標準又“查”出地主、富農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農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農剝奪私產。[25]

二、株連：例如在長岡鄉，“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與工農結婚的六人，從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擔六鬥”，[26]  顯示查田運動中的株連比歷史上的連坐更加厲害。

三、分財產：蘇維埃召集農民大會，以現場舉手通過的方式，被查人的財產，將其中壹小部分分給紅軍家屬，將大部分沒收充作紅軍軍費，鼓動農民當場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財產，將其雞鴨豬等煮了在大會上分食。

四、人身消滅。如同幾年前的湖南農民運動壹樣，“查田運動”也是暴力掠財運動。運動中，經貧農團大會多數人舉手通過，被查人或以暗藏敵對分子罪名處死。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批準了毛澤東起草的文件，下達了《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要求將毛澤東在瑞金縣雲集區葉坪鄉試點的查田運動推廣各蘇區。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保證說，農民對分得的土地有買賣、租佃之權，不會再行分配。但隨著查田運動展開，蘇維埃政府將“有錢人”、地主的標準不斷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農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剝奪。這種反復實施分田地作法被內部人稱為翻餅。有的地方壹年翻餅兩、三次，種田收成達到溫飽線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劃成地主。農民認識到分得的田並不是自己的，隨時將被剝奪，喪失種糧積極性，糧食產量大幅降低。翻餅的結果是蘇區農業衰敗，饑荒蔓延。針對中央蘇區的翻餅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評說：“有壹種現象阻礙蘇區農業生產的振興，這就是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的傳令兵當然不可能指出查田運動真正性質。查田運動實際是壹場打幹凈“土豪”後再以貧苦農民為目標的新壹輪“打土豪”運動。由於真正有錢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蘇維埃從貧苦農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錢財，中共中央通過推廣查田運動解決財政危機的目標未能實現。

擴紅運動

為應付國民黨圍剿，中共蘇區不斷征兵擴充紅軍。蘇維埃《憲法大綱》規定的自願征兵制並不可當真。在蘇區，沒有人自願當兵，擴紅須依靠強制攤派兵額。蘇維埃政權通過共青團，赤衛軍，少先隊，貧農團，工會，女工農婦代表會等眾多團體控制到每壹個人，蘇區民眾在蘇維埃的擴紅運動中無處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蘇區發動了新壹輪的突擊擴紅運動，要求在年底前擴紅25000人，派出突擊隊到各省各縣去抓壯丁，抓到後集中押送到紅軍各部。中共中央擴紅運動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機關工作，如夥夫、事務員、交通員等等”條文，不僅說明擴紅強抓強迫，還說明不僅是壯丁，連少年、老弱也抓。毛澤東要求將“查田”、“抓反革命”和“擴紅”三運動結合起來，給各村定出指標限期完成。老紅軍劉英披露當時蘇區抓壯丁的情況說：“第二次擴紅，毛澤東直接領導我。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誰。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壹批人，硬說人家是改組派。在這種高壓下擴紅，創造紅軍壹百萬，誰敢不當紅軍呀？……當時蘇區的規矩是，誰家有紅軍，誰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後抽壯丁抽到興國全縣無壹壯丁可抽，田只能讓童與姑們去代耕。”[28]  強迫抓來的兵壹有機會當然逃跑。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縣、博生縣（今寧都）送去壹團十二個連逃跑了十壹個團、營、連長，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夥食大批的逃跑。”[29]

“擴紅”運動中，不僅抓到的壯丁逃跑，蘇區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於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紅軍李壹氓回憶道：“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壹點什麽東西，也偷著回來壹兩次接濟家裏。他們在家裏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裏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31] 沒能逃亡的民眾紛紛以裝病、自殘逃避兵役，甚至自殺抗爭。[32]  有的農民被逼得自殘甚至投河自盡，有的青年女子怕當軍屬主動嫁老頭子。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道：“擴紅到最後是強制報名參軍；人們躲起來或幹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33]  經過不斷擴紅，蘇區農村的青壯男子差不多都當了兵，務農的重擔落在老、幼、婦女身上，[34]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擴軍突擊後，鄉裏只剩下壯丁七人。”[35] 中共建國後宣傳國民黨“抓壯丁”黑暗，而上述事實告訴人們，真正黑暗的是蘇區的擴紅運動。

共產黨到來之前，各邊區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擴張適可而止，邊區社會青壯男人務農者多，土匪少，經濟生活可以持續。然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青壯界人全都吃糧當兵，蘇維埃社會幾乎無人從事生產，只能靠到周邊白區去搶劫維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與擴紅等運動的多重摧殘下，蘇區經濟崩潰，區內土豪被打光，稍有財產者被“查”光，跑光，民眾全體赤貧，即使沒有國民黨軍圍剿，蘇維埃與紅軍也只能像遊牧民族逐水草遷移壹樣，必須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區遷移了。

解放區土改

千百年來，中國鄉村保留著血緣社會的自治形態，不存在嚴重的階級對立，農民有土地，有遷徙、經商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鄉村自治領袖彭禹廷說：“十多年來受軍隊禍害，我們全縣六萬多家，沒有壹家不苦，不過有大苦小苦之分罷了。”他所言的河南鎮平縣情況代表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狀況。1920年代，蘇俄將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國，其土地革命理論顛覆傳統的倫常、道德體系，把農民貧苦、不幸歸咎於地主的剝削，教唆農民欠債不還、剝奪富有者的財產甚至生命。其實，清末以來中國農民越來越苦的原因不是因為地主剝削，而主要因為革命，先是日本輸入種族革命，造成軍隊數量翻番和長期戰亂，然後是蘇俄輸入共產革命，造成軍隊數量再翻番，帶給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禍。革命戰亂之外，中國農民之苦來自自然災害和人多地少的現實。南京國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國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農戶）擁有；千畝以上的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到總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自耕農的比例超過七成，農村雇工經營者多，出租和放債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長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額因經營變動者多，固定不變者少，多數地主給雇工的報酬合理，合乎當時的經濟情況，農民和地主和諧相處；農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貧困地區，農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沒有地主；全國農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這個平均值的3.6倍，是雇農的4.2倍，[1]  地主與農民收入差別不大。

禍害農民的軍隊中，以紅軍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養兵，給農民帶來最慘的劫掠，幾年就將蘇區及周邊搞到民窮財盡。紅軍之所以長征，政府軍圍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蘇區已經被榨幹了油水，紅軍必須去另辟根據地。西安事變後，中共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承諾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隨國民政府實行減租減息和累進稅制。抗戰期間，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減少，蘇聯提供的資助和國民政府提供的軍餉又有限，必須另辟財源。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避戰保存實力，專註擴張地盤和軍隊的抗戰時期總方針。其中，擴張地盤是為了擴大收租、收稅區域以供養不斷增加的軍隊。然而，地盤翻番的擴張速度趕不上軍隊數十倍擴張的速度，蘇聯又暫停資助，毛澤東采取了兩項辦法應對財政危機：壹是制售鴉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剝奪地主斂財。在剝奪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據地拋棄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諾，開始新壹輪的剝奪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東莒南等地農村以“雙減”、“查減”等名義，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鬥爭地主大會，剝奪了數千地主。[2]  這時的鬥爭地主只是掩蓋暴力奪財的說法。因為，長期“減租減息”已使地主變成了貧苦農民，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基本被剝奪幹凈，在中共華北控制區內基本沒有了富豪的地主。當時“關中無地主”、“華北無地主”的說法正是農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農民全體都窮情況的真實寫照。

在抗戰勝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報告中稱中共將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據此，陜甘寧邊區政府計劃試辦土地公債，稱以公債籌款征購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壹辦法既不合經濟常理，也不合革命黨的規矩。革命黨不事生產，生存只能靠搜刮民眾，所謂公債籌款到頭來只能另類無償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將多年所收地租退給農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將地契交給雇農，稱以此辦法實現“耕者有其田”。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還沒實施，東北開戰，中共急需開辟財源應付暴增的軍費及償還蘇聯的軍火債。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澤東推翻了劉少奇剛剛宣布的“繼續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指責贖買，和平土改政策為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動富農土地、決不侵犯中農利益”的規定不適應戰爭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辦法，實行“急風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暴力土改在東北解放區率先展開。曾是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的管惟炎教授回憶東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寫道：中共軍隊進入村莊，只要看到房子比較好就認定是地主富農，要求主人繳出浮財，屠殺不從者。以東北的寬甸為例：當地有兩萬人，計有兩千人被殺，如此暴力屠殺的所謂土改在東北全面實施。[3]

在華北，地主富農家埋藏的金銀成為運動掠奪的主要目標。“所有大戶的祖墳都被掘開，多數地主逃亡或被殺，地主家屬被抓來拷打審問。”[4]  為逼地主富農交出財寶，土改主持者召開鬥爭大會、遊街示眾，侮辱毆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壓杠，夾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鋼針，燒紅的烙鐵烙，毒打地主讓家屬目睹，毒打家屬讓地主目睹，有的地方還鼓動地痞流氓“積極分子”扒光婦女衣服，肆意侮辱，遊街示眾，甚至輪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錢財。鬥地主場面通常伴隨撕心裂肺的慘叫聲。無數農民被指為地主、富農迫害致死，或不堪淩辱自殺。“壹位鄉長被捆在樹上，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5]

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與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興縣木欄桿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華北血腥土改的壹個縮影。木欄桿村沒有地主，村中壹千多畝地屬於鄰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戶村民中除幾戶自耕中農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戶。李井泉聽到木欄桿村無地主的匯報後說：全村沒有壹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政治表現，看鋪的攤子大小，看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於是，土改工作隊制定了“查三代”劃成分的辦法，通過查看農民的祖墳劃成分，將十幾戶祖墳有圍墻、石碑的窮苦農戶劃為了地主、富農。在挖浮財行動中，工作隊挖出了張拖喜、張拖長兄弟多年積攢的200大洋，作為浮財剝奪。兩兄弟找工作隊投訴。工作隊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十幾地主、富農，就應當有惡霸地主，於是將張氏兄弟定為了“惡霸地主”。木欄桿村的村民了解張氏兄弟的為人，壹起為他們求情。工作隊宣布對惡霸不殺不能平民憤，處決了張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試點村出搞出了惡霸，表揚了工作隊，要求推廣先進經驗。[6]

在冀魯豫解放區，土改運動主持人要求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凈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對地主實行出門報告，身帶白條，否則格殺勿論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殺保人償命，以致地主家家準備棺材。更駭人聽聞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晉綏解放區，由牛友蘭等著名紳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見中共土改運動之慘烈。牛友蘭早年於北京大學求學，後返鄉辦學並成為興縣地區首富。抗戰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園被八路軍120師來占用為軍區司令部和邊區行政公署（如今的晉綏革命紀念館）。在中共的“四大動員”（擴兵、獻糧、獻金、做軍鞋）活動中，他還捐出2.3萬元大洋作為興縣農民銀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壹個團的冬裝。他捐出“8000銀圓和125石糧食。”[8] 在土改運動中，工作隊逼迫他再交出“底財”，將他在晉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拉來陪鬥，逼其子鐵絲牽父遊街。被鬥爭、遊街後，牛友蘭絕食自殺。此外，著名紳士王作相被打死後開膛破肚，拋屍河中，著名紳士劉少白、孫良臣在鬥爭大會上被活活打死。毛澤東的《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壹文中提到兩位開明紳士，壹個是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另壹個就是晉綏邊區的劉少白。牛友蘭、劉少白、孫良臣都是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成員，這些曾經支持中共邊區政府鄉紳領袖都如此慘死，其他地主在土改運動中的命運只有更慘。1946年夏，中共永年縣的土改運動中召開了鬥爭漢奸宋品忍大會，將宋活剮幾千刀，最後將剩下的幾根骨頭餵了狗。[9] 鐵絲牽父遊街的牛蔭冠回憶晉綏土改的情景時說：“我記得我們晉綏黨校搬家時，從興縣搬到寧武縣，沿途發現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個區長被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滿身流血，刮到骨頭，最後刮死。”[10]

1946年夏，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交流土改經驗的“全國土地會議”。會上，晉察冀解放區介紹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趕出家門去流浪、討飯的“掃地出門”經驗；晉綏解放區介紹了“查三代”“查”出惡霸地主的經驗，以及根據木欄桿村等地“土改試點”總結出的土改經驗。晉綏解放區土改經驗要點包括：派土改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秘密進村：繞開根據地原有的中共基層組織；“紮根串聯”：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爛者為依靠對象（中共後來在建國後的土改運動、四清運動中沿襲了這壹套路）；“發動群眾”：啟發動員貧苦者的“階級覺悟”，激發農民仇富情緒，向他們灌輸“階級仇恨”觀念，動員他們訴苦；組織鬥爭：組織農民批鬥、毆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屬；剝奪地主財產。被毛澤東批“右傾”後，劉少奇轉而積極推動暴力土改以贏回毛的信任，在會上指示將上述土改經驗在各解放區推廣，主持頒布了中共中央《全國土地法大綱》（共16條）。

傳統鄉村中，勤勞，務正業者均有作佃戶和自耕農的機會。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二流子最為貧窮，最具仇富心態。會議要求以這些最貧窮，衣衫襤褸者為“基本群眾”，依靠他們在農村中“串聯”，擴大“基本群眾”隊伍，安排這些人帶頭鬥爭地主，帶頭喊口號，給地主戴高帽、掛牌子，動手毆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著遊街，稱這樣的局面為“群眾發動起來了”。“全國土地會議”的另壹決定是在全國解放區推廣將地主全家“凈身掃地出門”的經驗，要求每村必須按照下達的指標“劃出”地主。按照毛澤東、劉少奇的殘暴土改指標，各解放區在大會後“劃出”地主的比例高達近30%，其中晉綏解放區劃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達到了40％。[11] 根據謝覺哉日記記載，200多戶的木庵康寧村在土改中被“劃出”了90多戶地主、富農；118戶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劃出8戶地主，2戶富農，後在上級的要求之“劃出”地主、富農多達53戶；泉臺三井鎮壹康姓中農被“劃”成了富農，父子6人2人被殺，3人自殺，家產被全部沒收，唯壹剩下的八路軍兒子得訊回鄉後憤而自殺。劉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綱》是中國農村的另壹大災難。這壹大綱的主要內容為：按人頭平均分配土地、廢除土改以前的農民債務、土改的執行機關是農會和貧農團、組織人民法庭等等。大綱字面上沒有明說殺地主，但“以農會和貧農團為執行機關”，“組織人民法庭”等規定的實際意思是賦予貧農團和農民大會殺人權，是按照蘇俄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唆的殺人奪財作法，鼓動農民殺人。由於農民大會在多數村莊不可能經常召開，貧農團成了農村中是最高權力機關。如同1920年代農民運動中“壹切權力歸農會”，農會隨意殺人情況壹樣，各根據地的土改工作隊鼓動農民殺害地主，讓農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狀”，斷了他們的退路。

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給華北農村帶來了屠殺狂潮，中共在解放區土改運動中酷刑折磨、殺害了數以萬計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隊已宣布土改結束。然而當劉少奇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地主殺我們壹個人，我們殺他二十個人”講話傳達到黎城後，工作隊趕緊執行指示，在壹個晚上就將關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殺害。親歷土改運動的農民回憶說：打死人很多，幾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風氣，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沒有，不代表咱落後了嗎？地主富農有的是被鬥完後槍斃的，有的是被亂棍打死的，濱海區被殺者有壹萬多人”。[12]  “批準殺人的權力在區壹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冀晉區阜平縣許多村莊將地主掃地出門，半月左右時間打死300余人。冀東區殺死7600人，薊縣馬伸橋在打土豪鬥爭大會上半小時內打死48人，樂亭縣處決、自殺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許貧農團成立‘人民法庭’，冀東某村甚至讓村民投黃豆來決定誰該被劃為地主處死。有個農民因其祖父雇過壹個長工而被鬥爭，小學生們被動員起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斷氣。”[14]

土改中殺人的方法有：亂棍打死、開膛破肚、“砸核桃”（石頭砸死）、“凍豆腐”（把人脫光淋上水在雪地裏凍死）、活埋、吊死、“掌天燈”（燒死）、“磚頭會”（砸死）、“坐飛機”（摔死）、“倒拖蔥”（拖死）、“過篩子”（鐵篩子篩死）、“刮樹”（活活刮死）等等。在膠東、晉綏、河北等地，殺地主、富農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壹種辦法叫坐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棗樹針，把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裏，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搖到受害人肉腫皮爛；還有壹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將被鬥地主從長城烽火臺上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大石頭砸，直到腦漿迸裂。韓姓教書先生之妻被土改積極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積極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壹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人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身上坐人拉著壹路狂磨，磨到後腦勺塌陷，肋骨露出，腦漿、鮮血壹路。[15]  貧雇農口號是：“斬草除根，將地主、富農全家殺絕”，甚至包括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興縣，千余人被殺害，近千人自殺，六十三人被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17]

在晉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為“百分之九十五群眾要求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剝削”；“將地主掃地出門”；“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土地會議”後，阜平縣土改工作隊在半個月中殺了三百多人，平山縣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晉察冀區土改復查統計顯示有四千多人被殺害，受迫害者有幾十萬人之多。[18]  被殺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掃地出門”的農戶在東北、華北的寒冬中凍餓而死。上述例證顯示解放區土改運動殺人規模之巨大。如此殘酷屠殺的土改引致還鄉團回來殘酷報復毫不奇怪。壹場所謂的土地改革，將千百年來和諧自在中國農村變成了仇恨和仇殺的世界。

雷震遠神父評論解放區土改說：“共產黨執行莫斯科滲透中國的計劃，開展階級鬥爭。……農民中實際沒有什麽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煽動階級鬥爭以攫取人民財產。共產黨劃定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壹個村莊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為地主。劃分階級的尺度伸縮性很大，這個村莊的地主在另壹村莊上可能是中農。財產之剝奪通過暴力流血的方式。達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種：第壹是翻身會，把工人和雇農聯合起來，變成他們原來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會，讓窮人向富人報仇；第三是清算會，以償還舊債的借口搶掠富人，每壹個活著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過的任何壞事都須累積利息償還。壹件莫須有的壞事自然永遠可以找到；第四，貧農會，即窮人和雇農的組織。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優先權，直屬於共產黨中央政府行政機構的指揮。”[19]

中共發動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連上”控制軍隊的作法，在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實行“支部建在村上”、“財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認定的地痞流氓積極分子為農村領導。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副書記，熱遼土改工作團團長黃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總結會上說：“自願捐糧、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農，打擊面大。有中農說：‘當兵（參加傅作義軍）背起槍來打農會。’有的準備在火線上用槍打死鬥爭過他而又壹同參軍的貧農，熱中更影響到鞏固部隊，部隊大批逃亡，開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鬥爭飯，不事生產，侵犯中農。殺人如麻！為什麽殺那麽多人呢？ 因為有追浮財和肉體消滅思想。北票縣委宣傳部長就是這個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誌說：‘地主、富農抓住就殺沒錯。’見好院就搬，見東西就搶，亂打亂殺，解放區百姓大逃亡，壹個村壹個村，全村人逃往國統區、傅軍占領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無人區。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幹部，敢說敢幹，不怕地主，鬥爭開始時，作用很大。但破壞有余，建設不足，對清算積極，對土地和生產卻毫無興趣。群眾開始發動時，什麽積極分子都可利用，來者不拒，流氓和投機分子很容易混上臺，他們做的壞事，群眾不敢說。”冀熱遼中央分局宣傳部長趙毅敏在冀察熱遼黨代表會報告中說：“在冀察熱遼，土改中提拔的幹部很多二混子與煙民。他們確起了先鋒作用，但由於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歸正，另壹部分則墮落腐化，揮霍經濟果實，認為是共產發財機會到了。”黃火青、趙毅敏的內部報告證明，傅作義關於他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人民爭先恐後加入傅軍不用動員之說是真實的。親歷解放區土改的王寧（周小舟夫人）在回憶錄中證實：“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想起來很難受。鬥地主，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只是勞動力缺乏，請個工人，種種地，就叫地主了。鬥的時候，搭個架子，把那些人吊起來。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 [20]

土改運動消滅了千百年來作為農村領導者鄉紳階層，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無產者原處社會邊緣，懷有怨恨、報復心理，壹旦掌握決定他人命運的權力必然濫用。河北曲陽縣獨古莊貧農團是土改後流氓、無賴在鄉村當權的典型。由流氓、無賴組成的獨古莊貧農團為勒索糧食，毒打中農張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後吊打、用火燒、暈醒後再用燈燒耳朵”，致張殘廢。無賴本性懶惰，缺乏生產積極性，掌權後要求“吃凈鬧光”，在土改中寧要浮財而不要土地，不願辛勤耕作，聲稱“吃吧，咱村地主富農多著哩”。該村早已進行過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沒有地主、富農，但他們為撈取好處而“見肥就咬”，封門、沒收財物。在工作組進村前後，貧農團接連封了八戶的門，將被封戶當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鬥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裏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鬥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僅出現於土改運動積極分子中，還出現在中共幹部中。在晉綏黨校的“搬石頭”會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的幹部被要求掛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肅設計應是出於黨內高層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二是要求農民無償為中共的戰爭服務，即“支前”（支援前線）。土地改革並不是要解決農村的經濟問題，而是要獲得“取之不盡”的財政資源，將巨額軍費負擔由分散的鄉村負擔。美國記者傑克·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後寫道：“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人口中相當壹部分被消滅。土改的結果讓農民人人都害怕，極度緊張，因此中共要農民參軍、出夫、出糧、出錢時，農民壹句怨言也不敢發，還得表現積極。”動員農民支前與動員參軍套路壹樣的強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隊和貧農團隨意殺人的恐怖中，農民不敢拒絕支前。晉冀魯豫區領導人潘復生的說：“農村中的黨建、征兵、征糧等壹切工作都必須圍繞著土改這個中心任務來完成，不進行土改就無法開展其他工作。只有黨在學會了通過階級鬥爭這壹核心任務來發動群眾以後，才開始走向勝利”。彭真在《平分土地與整頓隊伍》壹文中說：“農民壹翻身，就會要求武裝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我們應動員大批黨員和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依靠他們提高我們軍隊的質量，使之成為更能打勝仗更能堅決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裝。”就這樣，中共通過土改控制農村和農民，征集了難以想象的物資和人力投入戰爭：在遼沈戰役中動員了1.4萬副擔架、4萬輛大車、10萬隨軍民工，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在平津戰役中動員了30余萬民工和4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淮海戰役，共動員民工543萬人，征集擔架20萬副，大小車88萬輛，挑子30萬副，牲畜76萬頭，總共籌運糧食10萬斤。其中，山東解放區籌集了糧食10億斤、食油72萬斤、食鹽87萬斤和難以計數的蔬菜送到前線，膠東、渤海、魯中南三區婦女做了軍鞋762萬雙，軍襪22萬雙，軍衣736萬套，軍被178萬床。[24]  劉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講話”中承認：解放戰爭時期政府財政這樣困難，負擔最重的是農民，他們又要出公糧，又要當兵，又要當伕子，支持前線，優抗代耕，出教育費等等。如同土地改革運動在中共語匯中意味屠殺搶劫壹樣，中共動員意味著逼迫，意味著不響應召喚就沒有活路。可以想象，這樣的土改運動、支前運動對農業造成的摧殘有多大。事實上，土改運動使大片農田荒蕪，許多地區顆粒無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運動的預定目標之三是動員農民參軍。參與鬥爭和殺害地主後，農民為避免地主組織還鄉團回來報復被迫參軍，跟著共產黨去打國民黨。中共的革命史稱：農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踴躍參軍支前。事實並非如此。農民不願離開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盡各種辦法逃避參軍。臨沭縣土改中動員參軍的情況具有代表性。那裏的參軍動員是逼迫和哄騙相結合。逼迫手段包括“綁、打、押、罰”，“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鍋，封妳家的門”；哄騙手段包括：“保證到部隊後就回來”，“參軍後妳家就不受窮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時問‘願意吧’”等等。有參軍者後來回憶說：“誰自願是婊子養的。動員參軍比國軍和鬼子厲害，躲都沒處躲，逼得群眾砍手、腳，上吊、投井、喝鹵水、裝瘋癲。”[25]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持續整個國共戰爭期間。暴力土改必然激起農民的大規模反抗。在蘇聯，革命後剿滅白匪內戰長期持續，蘇共所謂的白匪其實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農民武裝。在中國土改運動的情況大致相同。從解放區逃亡的地主在國民黨軍支持下組成武裝還鄉團回鄉報復，然後大批被中共軍隊鎮壓。中共稱這種鎮壓農民武裝反抗的行動為“剿匪”。暴力土改從東北解放區開始，推向全國各解放區，所謂“剿匪”也從東北開始，推向了全國，壹直持續了十多年。與蘇聯的情況壹樣，被消滅的數以百萬計的所謂“匪”中，絕大多數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暴動隊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罪行，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災難。它開啟了中國農村最黑暗的時代。這場地痞流氓剝奪、屠殺正經農民的運動徹底顛覆了傳統道德，封死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開啟中國人道德敗壞進程。國民黨主張保護鄉紳，反對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這是它與蘇俄決裂，與中共開戰的動因之壹。土改運動後，中共的黨文藝推出了無數作品長期歌頌著這壹運動。其中最有名的兩篇代表性長篇小說是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中共相關段落編入了小學教材，長久地向學生灌輸階級仇恨。兩作品同獲“斯大林獎金”，是土改災難之蘇俄輸入性質的壹個證明。黨文藝的土改文藝作品欺騙世人說，土改中的殘暴是由於“惡霸地主”破壞活動所導致。事實上，土改運動的殘暴是因為毛澤東指責溫土改右傾，明確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謂的暴風驟雨方式。小說《暴風驟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隊”在蕭隊長率領下進駐東北元茂屯開展土改，通過發動群眾，肅清了以惡霸地主韓老六和杜善人為代表的反革命破壞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勝利。其土改運動背景是，“東北松江省委負責人張秀山公開主張農民對地主的打擊越激烈就越人道，強調農民的鬥爭‘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和約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後，導演蔣樾來到元寶村“暴風驟雨紀念館”拍攝，問壹個農民當年扛長工的如何悲慘，農民回答：“我給他扛活他給我錢啊”。劉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土改運動掀起來的。地主、富農比壹般人寬裕點兒，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糧。暴風驟雨就是武裝土改，每個人都有槍，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當時，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妳斃壹個，我也斃壹個，兩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中在鎮東門外共槍決了73人。”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高鳳桐老人回憶《暴風驟雨》中地主“韓老六”的原型說，他在這裏幹了六年，擔任保長是群眾選的。他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學教音樂，給小學生做點校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壹樣。”[27]  2006年，記者田磊采訪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原型溫泉屯。當年參加土改的老人說：“那時其實並沒有大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求鬥地主，就鬥了有300畝地的顧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們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壞，經常資助四鄰，在災年舍粥給鄉親。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裏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28]

土改運動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戰後期，中共為貼補迅速擴張的軍費拋棄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諾，在控制區內恢復了殺人奪財的土地革命，不過不沿用蘇俄輸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稱土地改革。經過抗戰6102;期長期的減租減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被剝奪幹凈，農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狀況。在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爭中，中共為了償還蘇聯軍火債和應付軍費開支，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暴力土改運動，沒有地主也要鬥出地主，將劃定地主的標準壹再降低。中共解釋農民貧困的原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壓榨。事實並非如此。民國以來，中國農民貧窮的首要原因是兵禍。革命帶來軍隊暴增，使農民遭受越來越多兵匪搜刮和戰亂禍害。例如，紅軍靠“打土豪”維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後將稍有錢財者壹律剝奪。各路軍隊的軍餉、政府的開支以各種名義最終均由地主承擔。費孝通在考察報告中指出：“以1948年吳縣斜塘的壹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十三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桿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十三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畝上下。有田二三百畝的地主生活還趕不上壹個有田幾十畝的自耕農。”

建國前夕，中國農民黨領袖董時進博士上書毛澤東，請求共產黨停止土改運動。他在意見書指出：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講話提出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至80%土地的結論依據不正確。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對16省175萬戶農戶中調查的結果顯示，3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壹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壹結論與本人在四川，江西農村的考察結果大致相同。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地主不是壹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擁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數土地擁有者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後，分到土地者的高漲情緒過了壹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鬥爭。應當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同時提倡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1]

中共要通過土改運動控制農村、農民和糧食，獲取資源，當然不會接受董博士的建議。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將已在解放區開展了幾年的土改運動推向全國。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務是“廢除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糧食及其農村中多余的房屋……統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所有，也分給地主同樣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保護工商業；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地，其它財產”。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稱土改的對象是共產黨到來前三年間占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鄉紳。人們按常識理解，既然是改革，應該是作價轉讓。在《土地改革法》頒布後的政協第壹屆大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代表們針對中共解放區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須頒布壹紙法令就能夠達到均貧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階級鬥爭。毛澤東拒絕了政協代表的呼籲，要求將在全國展開暴力剝奪地主的土改運動。

雖然《土地改革法》中沒有說擁有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運動中，中共對地主不僅沒收土地，剝奪金銀、耕畜、家具、糧食及房屋，還要發動農民鬥爭、毆打和屠殺地主。在土改還算溫和的江蘇，鬥爭地主的大會已經極為殘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縣的土改運動中組織了1，352次鬥爭會，每會批鬥五、六個地主，該縣1，751戶在鄉地主平均每戶經過三、四次鬥爭會。[2]  土改鬥爭大會的會場基本是酷刑折磨場。現場對地主實施的刑罰包括：捆綁、逼跪、毆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澆冷水、頭上壓石頭、剝光衣服、逼爬、逼學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燒陰毛等等。[3] 在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的土改中，中農趙仲生母子被綁起來吊了壹夜。[4]  中共江陰縣委在總結中承認，土改鬥爭會上毆打，逼跪，剝衣服、澆冷水、吊打的情況普遍存在。[5]  

與鎮反運動的情況壹樣，毛澤東要求土改不得溫和，而要“狂風暴雨”，要求殺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準殺地主的權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層區壹級，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殺人名單，區長或區委書記根據各鄉土改工作組上報材料批準殺人。當年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土改工作組成員張家正回憶說：“土改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紮根子，找壹些最窮的人用來做依靠對像。我們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窮的人紮根子。這些人多是好吃懶做、偷雞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轟開，後攻入。先轟開，就是殺地主，確定了這個村第壹批殺二十個、三十個。殺地主的手段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鬥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讓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另外還有十指點燈，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點燃。”親歷土改的作家鐵流回憶道：“土改中殺人像殺只雞……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這回親眼看見了。殺第壹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壹大遍，真叫慘不忍睹。”[6] 親歷者侯工回憶寫道：“1952年發生的事我大多忘記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還記得，就是去看鬥地主，地點就在侯氏宗祠門前。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鬥爭女地主的殘暴與獸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沒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級的房屋）也被沒收了。雖然已經壹貧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她有金飾沒有交齊。參加鬥爭的人采取“擠牙膏”方式對她施加各種毒刑，她始終還是說沒有。殘暴之徒將壹個黑蟻巢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因為她的手被反綁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因為被辱就上吊死了。”

調查十二縣市，采訪四百位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學者譚松介紹川東土改情況說：“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壹家有兩個煮飯鼎罐就被劃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壹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壹個地方都要殺人。’土改中作隊為逼地主交出浮財使出種種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強迫背炭火鐵皮桶）、‘抱火柱頭’（強迫抱燒紅鐵管）、‘吊木腦殼’（捆頭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褲子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壹個圈，註入桐油點燈）等等。壹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對地主施殘暴酷刑，積極分子、民兵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紮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壹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采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奸致死。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果。” [7]  

在廣東，華南大員葉劍英、方方根據僑鄉的實際情況決定不學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寧慢勿亂”，制定了較為溫和的《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規定土改不激烈鬥爭，剝奪地主但給活路。毛澤東對葉、方的溫和土改政策不滿，稱“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稱廣東、廣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個小烏龜”，“犯了土改右傾錯誤”，調曾在東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鑄、趙紫陽主持中南局。毛欣賞陶在廣西“剿匪戰”中血腥屠殺，欣賞被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贊為“寶貝”、“土改專家”的趙紫陽在東北和晉察冀的暴力土改經驗。陶、趙清楚毛澤東嫌葉劍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夠暴力，到任後立即提出 “對地主要狠”。廣東本地幹部抵制南下大員帶來的血腥土改經驗，於是陶、趙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廣東土改落後原因在於幹部不純，建議整肅廣東本地幹部。毛澤東批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將代表廣東本地幹部的葉劍英、方方調離廣東。在毛澤東支持下，陶鑄發動了“反地方主義”運動，以“地方主義分子”、“反黨集團案”罪名整肅了數以萬計的廣東本地幹部，整肅的手段包括關押，用刑，殺害，例如將中山縣有數十位反對血腥土改的幹部和廣東全省約5%的土改工作隊員被殺害，將更多的土改工作隊員清洗。[8]

“反地方主義”的同時，陶鑄廢除了葉劍英制定的溫和《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下達鬥地主，殺地主的計劃指標，將批準殺地主的權限下放到區級，要求“絕不讓壹個階級異己分子漏網”。在陶鑄、趙紫陽的主持下，廣東的土改運動“村村見紅”，每個村子至少要殺壹個地主以向上級交差，全村沒有夠格地主就降低標準以最富裕的農民為“頂替地主”殺害交差，每縣殺人數千，全省殺人數十萬。當時的農村沒有暴富機會，地主的家財都是祖祖輩輩的血汗積累。對於數代積累的家財壹朝被暴力剝奪，外加人身淩辱，多數地主都無法承受，自殺事件大量發生。例如在粵西地區，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殺，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綁在壹起投塘自殺，池塘漂屍在土改中見多不怪。[9]  廣東是被毛澤東批評土改右傾的省，那些受毛贊賞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將土改劃定地主的標準降低，從中農中再劃出第二批地主，對他們再展開鬥爭和屠殺，並對不願要地主的財產，不願參加鬥地主的老實農民以對抗土改的罪名展開同樣的殘酷的迫害。這種降低標準再劃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現了當年紅軍降低標準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後將稍微有點錢財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七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而將暴力剝奪和殘酷迫害上千萬地主、富農以及中農，屠殺了兩百萬地主、富農和奉行溫和土改的中共幹部的罪惡隱瞞。

土改運動是共產革命禍害性質的壹個標誌。蘇共在建立共產政權後立即發動了消滅富農的運動，中共在蘇維埃國時期已經開始了這種殺人搶劫運動，國共戰爭期間將此運動推行整個解放區，在建國後再推行全國。蘇共的消滅富農運動，蘇共發動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與中共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本質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產革命打消滅剝削旗號，召集地痞流氓搶劫殺害正經農民，以搶劫的民財充軍費的運動。在推翻國民政府戰爭中，中共通過土改運動控制了解放區的農村和農民，將內戰的巨額軍費分散給解放區的幾億農民負擔，調動數百萬農民為戰爭提供資源和服務。建國後，毛澤東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戰的朝鮮戰爭，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規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國的農村和農民。因此，他稱土改運動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

在土改運動這樣的史上最大規模殺人搶劫中，沒有農民揭桿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幾年前的國、共戰爭中，中共最早在東北推行暴力土改，導致解放區周邊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組織還鄉團報復，解放軍再以剿匪名義鎮壓反抗者和還鄉團，因此中共的所謂剿匪戰也最早在東北展開。隨後，中共的暴力土改擴大到華北，所謂剿匪戰也擴大到了華北。從1946年東北“暴風驟雨”土改到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的十年間，中共在各地大規模的剿匪戰沒有停過，有260萬反抗武裝被中共正規軍武力鎮壓。[10]  這些被鎮壓的所謂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農民武裝。中共在歷史教科書中贊揚歷代的農民暴動，卻以剿匪戰的說法掩蓋了建國前後十年間反抗土改暴行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這段歷史有待重新書寫。

土改運動帶來的壹大災難是消滅了鄉紳階層。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1]  他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擁有壹定數量的財產是讓人遵守社會秩序、維持善良的必要條件，壹無所有的遊民必然作惡。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抱有“有地才穩”的觀念，認為有產業，才有責任心。所以不論在城、在鄉、為官、為商、為民都會以余錢置田產。千百年來，中國政府規模很小，縣級官員很少，小縣衙數人而已，縣衙之下無官府，廣大鄉村由鄉紳領導。鄉紳，即地主，擔負著鄉村興辦學校、賑濟災民、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舉辦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鄉村文化活動的責任。他們絕大多數樂善好施，憐貧恤老，肩負著鄉村中的社會救濟責任。例如，1842年無錫連降大雪，無錫訓導余治奔走於同城士紳之間，募資設立“恤寒會”，貧民得有棉衣，攤販得有風帽，孤老得有暖被。該會更雇人挑擔送炭，以濟貧凍之家。余治還呼籲無錫各鄉設“庇寒所”供大雪毀屋之貧民借宿；1843年蘇州降雪奇寒，士紳每日預備炒飯和姜湯，凡過往貧民皆得壹碗；光緒年間，陜西鄉紳嚴作霖等傾力賑災，為地方誌贊為“其行誼有超出古今任俠之上者”。嚴作霖發出募災公啟說：“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災荒，無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後。然未有壹省之災關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當引以為切膚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視，如今日秦中之賑務者也……數十萬饑寒之眾，倘無以還定安集之，其關系於大局者實非淺鮮”。[12] 上述善舉代表著鄉紳群體的積善傳統。

鄉紳地主多是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的“田秀才”，種田的“好把式”。他們受教育程度高，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壹定規模，有動力、有知識去提高生產水平，改進農業技術，培育良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是當地最高水平，他們的先進耕作方法為農民起著示範作用，代表著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古詩中的春社就是鄉紳領導鄉村的寫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的村民大會，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鄉紳地主召集，每個農戶的當家人出席，商討本年度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生產大事。鄉紳是鄉土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科舉廢止後，各地的新學堂幾乎全部是士紳捐資創辦。鄉紳們是理所當然的鄉村領袖，是民國時陳炯明、閻錫山、梁漱溟、晏陽初等人推動鄉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來領導中國鄉村的“好人”階層被中共以土改的名義暴力消滅，農村從此失去了有責任心，有救濟責任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階層。

土改運動帶來的另壹大災難是痞子無賴成了鄉村的領導者。這些人就是孟子所說的“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者。他們缺乏同情心，沒有道德底線，易於被煽動起仇恨，什麽壞事都敢作，他們大多文盲，能力素質低下，沒有責任感，不事生產，好吃懶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後不去耕種，而是轉賣給別人立即揮霍。這些人掌權後將人性中的惡充分發揮。幾年後，他們成了全國農村造假，吹牛，“放衛高產星”的帶頭人，成了大饑荒中的挨家挨戶搜刮糧食的基層打手。他們沒有領導鄉村生產的正經本事，卻能創造出駭人聽聞、下流至極的迫害招數。

土改運動帶來的第三大災難是劃分階級成分。中國自古有地主，但沒有地主階級說，有富裕農民，但沒有富農階級說。地主階級、富農階級，甚至富農概念與土地革命，蘇維埃說法壹樣，由蘇俄在華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引入中國的邪說。共產黨在農民運動中推出富農說的用意是，在夠不上小地主的農民中再劃壹批人稱為富農，以便多剝奪壹批民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0年8月發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稱：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稱為半地主式富農”。從字面上看，中共的這壹決定好像是對農民經濟狀況的壹種評估。而實際上，中共將農村中的富裕階層劃定為罪犯，不但要財，還要命，對不殺者也要作為長期的打擊、整肅對象。土改運動中，中共宣稱地主、富農經過三年“改造”後可以改變成分，屆時只有農民，不再有剝削階級。但土改運動後，中共給幸存的地主、富農戴上“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在此後三十年中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居住行動自由，對他們殘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農戴著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的帽子含冤離世的，使他們的子女承襲種姓之罪，繼續成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賤民，在上學，就業等方面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常言說，打了不罰，罰了不打。像這樣將有產者剝奪後到赤貧後再殺，再鬥，再長期株連迫害，是共產革命所獨有的罪惡，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惡毒記錄。

中共的土改運動是對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動。它否定生命權和財產權，否定人與人平等，否定妥協和寬容，煽動鬥爭、仇恨、搶劫和殺人，讓痞子、無賴、懶漢不勞而獲，並作農村的領導者，顛覆勤勞致富的傳統道德觀念，使世代和平相處，和諧自在的鄉土中國變成了謀財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劃分階級，給全體農民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傷。從經濟學角度講，土改運動摧毀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場，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種田能手集中，使農業失去活力，使農民失去生產積極性，造成農民長期貧困，城鄉差別越來越大。土改後三十年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雕敝，農村基層領導劣質化，是土改災難的繼續。文革後，中共對建國之初被剝奪的部分有影響的工商業者有所退賠，但是對在土改中被剝奪殺害的地主無平反，無退賠。土改運動五十多年後，中共提出了“和諧社會”的口號，但拒絕為當年殺害兩百萬地主富農謝罪天下。

土改運動展現了中共領袖們靈魂的醜惡。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層比誰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鼓勵鬥地主，殺地主，燒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同時保護自己的地主大宅。張國燾在土地革命問毛說：“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壹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紳士，難道也‘劣’嗎？”“他（指毛）是個不肯認輸的人，只是大笑壹陣，說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13]  毛澤東不只是隨便為了情況需要說些激烈言論，而是積極鼓動農民殺其他人家的地主。劉少奇在回憶文章中強調其地主祖父、地主父親是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克勤克儉，苦心經營而逐漸發家，但在土改運動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們都與毛澤東壹樣，壹面保護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動屠殺其他地主。

對於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農民來說，土改運動是壹場騙局。因為，中共在建國之前就策劃好了要實行農業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控制。土改運動中，中共中央於1951年9月召開了第壹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於1953年2月作出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強制農民加入合作，以集體的名義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控制。廣大農民的自耕農夢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運動分得的土地連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義全部沒收。經濟學家楊小凱指出：“1950年在中國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不但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而且犯下了許多刑事罪，殺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屬。這種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不但是壹種對經濟學的無知，而且也是國家機會主義的極端，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傳壹直聲稱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土改雖被宣傳為解放生產力的手段，但它實際被用來作為政治動員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脅來動員群眾，樹立起共產黨的權威。在土改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等壹系列運動中，用任意侵犯人權，不經司法程序，用黨所控制操縱的群眾運動來推動政府的政策等等，成為1950—1979年中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14]

為維護土改運動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運動後長期醜化地主、鄉紳，將編造的惡霸地主故事選入教材，煽動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白毛女》是這種煽動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要有階級性，要為階級鬥爭服務。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院長周揚組織賀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階級鬥爭”要求改編“白毛女”故事，在楊白勞欠債不還的事實上虛構出，黃世仁為霸占喜兒要求本利全還，將楊白勞逼上絕路、大春參加了八路軍等情節，將黃世仁描寫成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惡霸，編出了歌劇《白毛女》劇本。1943年5月，歌劇《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揚感到該劇雖有了階級鬥爭主題，但在體現“文藝為政治服務”方面還不夠力度，決定對其主題再次“提煉”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並以這個劇向中共七大獻禮。中共七大召開前壹天，七大代表們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觀看了《白毛女》。毛澤東、劉少奇盛贊了該劇，劉並表示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根據劉少奇此言，故事原型，鄉紳黃世仁被槍斃，成了中共“黨文藝”的犧牲品。土改運動後，歌劇《白毛女》成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代表作，被冤殺的黃世仁在死後成了惡霸。

中共全面腐敗

1989年11月，中共在東歐巨變的背景下召開了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壹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其中要求采取兩大舉措：壹是實施緊縮財政信貸，以繼續控制“洋躍進”以來的通貨膨脹；二是大規模整肅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緊縮財政帶來了經濟蕭條，全國個體戶註冊商戶和私營企業大幅減少，留下企業間互相拖欠的巨額“三角債”。在整肅“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銷官辦公司的表面功夫。因為，官倒、腐敗的背後是不受制約的黨權，中共堅持黨權不受約束，對官倒、腐敗等黨權產物當然不可能真正觸動。六四民主運動的兩個主要訴求限制特權和反腐敗。民主運動被鎮壓後，真正能限制特權與腐敗的反對黨和獨立媒體不能出現，於是 “官倒”、腐敗迅猛泛濫。

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推動經濟市場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熱潮”、“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潮。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有權力背景的個人和公司無需真正投資，甚至無需預付定金，即憑權力背景即可以通過行政審批拿到計劃價的物資、進出口指標、外匯額度和最賺錢的“紅線圖”（建設用地規劃定點界限圖），即地皮，轉手即可獲得數倍，甚至十數倍的暴利，同壹塊土地被轉幾道手普遍發生。在權力尋租的格局中，紅色家族為主體的“官倒”們通過權力交換，攫取了行政審批價和市場價之間數千億元的地價差、匯價差、雙軌物價差，掠奪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規模的國民財富，迅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變身為新壹代的官僚資產階級和紅色家族財閥。東亞的日本、韓國、臺灣都存在財閥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勸銀，韓國三星、現代、LG為代表的東亞財閥在自身成長的同時幫助實現了民富和公民社會成長，是社會進步因素。而在中國，紅色權貴財閥幫助維護壹黨獨裁，是阻礙社會進步，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反進步力量。

在中共的獨裁體制下，領袖的地位不取決於民意，而取決於軍權。江澤民被元老們選中上臺，但在黨內軍中均缺乏權力基礎。應對這種局面，他上臺後後采取了幾項辦法鞏固權力地位。其壹是縱容軍隊經商。軍隊經商不是江澤民開啟，而是鄧小平時代的產物。掌握最高權力的同時，鄧小平發動了“洋躍進運動”，造成整個1980年代國家財政虧空。政府無錢應付開支，國防預算只夠約70%的軍隊開支。於是，鄧小平決定讓軍隊經商，號稱“以軍養軍”，主持中央軍委兩次下達了允許軍隊經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楊尚昆、王震等元老為軍隊企業題詞，積極支持軍隊經商，軍隊腐敗從此泛濫。江澤民當上軍委主席後繼續放縱軍隊經商。在他縱容下，軍辦公司爆炸性增長。這些公司利用特權為所欲為，不受監管，逃稅，走私，經營特殊行業，無惡不作。軍隊經商的腐敗規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軍區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興中國人民長城公司”，以優厚的分贓條件，從銀行貸得巨款，貪汙了三個億；軍委辦公室主任董良駒擁有建於全國名勝之地的九幢豪華別墅和十五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司令員以軍辦公司名義買了六幢花園別墅，四輛豪華轎車；廣州軍區七名軍級幹部搬家裝修，僅衛生間設備就花了120萬美元；海軍副司令王守業貪汙了1.6億元。軍頭們手中有了錢，又不受監管，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黃色產業泛濫。各級軍隊機關的俱樂部、招待所、療養院、渡假村遍地開花，成為高級將領尋歡作樂的場所。其中，有些特級場所設施極盡奢華，配備醫務所，急救直升機。例如，總參三部屬下就有15間娛樂場，編制外招聘了數百“六陪”女郎，更發生了女青年被奸汙後自殺的事件。軍隊文工團從來就有高層“後宮”之稱。前海軍司令員王守業被調查後，其媒體就報導出他至少有五個情婦，且分別來自南京軍區文工團、總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公團，幾乎遍布全國軍隊的文工團。

比黃色產業更大的軍隊禍害是武裝走私。軍隊動用軍用車、軍艦、軍用專列，出動士兵保護走私。僅1998年上半年軍隊開槍、開炮打死海關緝私人員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員450人，打傷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為四艘來自北歐的走私油輪保駕護航的北海艦隊四艘炮艦、兩艘獵潛艇與公安部和全國海關總署調集的十二艘緝私炮艇在黃海炮戰，造成八十七人傷亡。中共將此罪惡作為機密隱瞞。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會議講話中提到，統戰部走私汽車壹萬輛，與政協黨組合夥分贓23億元，軍隊走私每年5000至8000億，以逃稅為貨款的三分之壹計，約兩億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進了軍中各級將領私人腰包。軍中走私貨物中包括毒品。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戈萊日表示，在中國東部五個省內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廠由身兼二職的中國軍隊人員經營，僅向菲律賓販賣冰毒量每年就近12億美元之巨。[22]  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在西山軍委、軍紀委生活會講話中承認：“1994年以來，軍隊所辦經濟實體的資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級幹部挪走私分，每年軍費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級幹部吃喝、出國旅遊、修建豪華住宅、購買豪華轎車上。”1998年軍費加超支共1311億，50％是655.5億，加上從軍中經濟體挪走的共計貪汙公款1863.5億，也就是說軍中幹部1998年揮霍了相當於當年940億軍費預算兩倍的國民財富。

眼看軍隊爛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不得不於1998年秋下令停止軍隊經商，將軍隊產業轉交地方，撤銷軍隊、武警、公安經辦的經濟實體。號令壹出，軍隊將領立即掀起了武鬥，私分，轉移，卷逃的狂潮，軍隊、武警為分錢、分贓頻繁爆發武鬥，動用槍炮甚至裝甲車開戰。例如，廣東軍區副政委和南海艦隊副政委各領部下在酒吧間瓜分財產，席間鬥毆，廣東軍區後勤部唐處長和海軍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喪命；十三軍副軍長崔國棟向西昌軍分區後勤部宋副部長索要2000萬元，被宋槍殺，驚動總參謀長傅全有、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軍內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周子玉急飛西昌處理善後；華東軍區屬下安徽省軍區，合肥市警備區和安徽省武警總隊，三方合夥經商，安徽軍區首長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項，結果三方在省軍區禮堂混戰，僅軍官就傷亡三十多人；蘭州軍區與甘肅省軍區合營經商，移交前雙方開火，傷亡72人，打死軍官12人；遵義駐軍與貴州省軍區為爭奪260萬元展開槍戰，傷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遼寧錦西駐軍與二炮部隊合營經商，移交前二炮全員出動，將駐軍大樓包圍70多個小時，沈陽軍區司令員，二炮司令員乘直升飛機奔赴現場說和；沈陽警備區、三十九軍壹壹六師、遼寧省武警三家為瓜分1.2億元利潤開火，死傷40多人；因經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軍軍部被炸，死亡軍人63人；在位於河南南陽空軍飛機儲存中心，軍人因經商所得贓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機庫，炸毀飛機81架，軍人傷亡90名，直接軍事損失11億。1999年2月，國務院、中央軍委緊急通知：“堅決制止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流血事件發生”，總參、總政、總後、總裝備部發出命令：“堅決查辦爭奪、攤分、轉移經濟體資金、財產的違法、犯法行為”，國務院、中央軍委再發緊急通知：“立即停止爭奪經濟資金、財產活動，依法嚴懲動用武器、爭奪經濟體資金財產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軍隊連下三道“金牌”的壹個月中，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省軍區之間及內部為私吞走私費用，發生了大小數百場激烈槍戰及數百起殺人滅口、攜巨款潛逃等惡性事件，巨額資產在轉交過程中被軍隊將領們瓜分。軍事檢察機關立案了數千貪汙、挪用、攜公款外逃等大案，數十名高級將領挾巨款逃亡海外。經過如此瘋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約兩萬家軍隊所屬企業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為軍隊層層腐敗，追究對誰都沒有好處，軍隊企業資財基本上是壹本糊塗帳，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張萬年在全國軍隊、武警、政法機關移交企業清理、處理工作會議上明知故問說：“現在，在名義上、表面上、形式上，軍隊所經營的經濟停辦了，在辦理移交，脫鉤了，但是數千億元的資金沒有了，這筆大賬到那裏去了？”。

縱容軍隊腐敗之外，江澤民鞏固權力地位的另壹辦法通過加官晉爵。從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將軍銜、警銜79個，其它將軍銜近千個。後來人們知道，江的加官晉爵與賣官鬻爵區別不大。當時軍中有“百萬雄師”說法，後來又有了團長百萬的說法。江時代軍隊的基本整體糜爛，中央軍委、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的高層基本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

地方的腐敗與軍隊腐敗的程度與規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貪汙案，如“遠華案”、“周正毅案”、“劉金寶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數字的貪汙受賄、侵吞公款。這些重大案件幾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家族。江澤民主政十多年間，龐大的利益集團網絡形成。從“遠華案”可以看出，政府、海關、公安、金融、稅務等部門形成了腐敗壹條龍。

地方和軍隊的腐敗主要圍繞最有油水的資產——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國大陸第壹家房地產公司，並以政府的名義收取“土地使用費”，深圳政府推動全國人大立法加以追認後，土地被房地產大肆占用。“六四”運動被鎮壓之後，圈地運動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土地私有化展開激烈爭論。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共副總理田紀雲意識到農業面臨的嚴峻形式，提出討論會議上原本沒有的土地議題。他批評說，執政黨的會議如果不以國計民生為頭等大事，政權遲早會出現危機。在中共黨內改革派萬裏、喬石、李瑞環的支持下，會議臨時改變了議題。當時有數名省級領導人贊成“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在會議上提了兩條建議，第壹、向農民宣布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塗等，可宣布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紀雲的萬裏宣布在農民中搞的壹個調查，農民說：共產黨曾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壹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麽要賣給我們？最終，江澤民拍板走所謂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將田紀雲土地私有化的提議擱置。此後，本來產權模糊的土地制度蛻變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瘋狂場地，瘋狂吞噬國民財富。

江澤民之後，胡錦濤繼續執行鄧小平定下的“黨的基本路線”，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拒絕對黨權的任何約束，縱容腐敗，使規模繼續擴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各類形象工程，其腐敗尋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這個估計成立，則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項目和各級政府以及銀行配套的三十多萬億投資中有超過六萬億通過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貪官以及各類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網絡曝光廣東煙草汕尾市公司總經理、汕尾市煙草專賣局長陳文鑄的業務招待費壹個月高達200多萬元；中國石化廣東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費購買150多萬元高檔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報統計顯示，央企的招待費數額極其巨大。其中，中國人壽業務招待費高達到14億元，中國鐵建8.4億元，中國交建、中國水電、葛洲壩、中國北車、中國重工、中煤能源、中國化學等9家上市公司的業務招待費過億。可以肯定有據可查的上市公司揮霍只是國營企業腐敗的冰山壹角。

現代民主國家杜絕腐敗的壹大利器是獨立的新聞媒體。民主國家的新聞可以掀起“扒糞運動”，即挖掘政要的各種醜聞，包括腐敗與各種有違公德之舉，信息的真實性則由記者與媒體自行負責。在壹黨獨裁體制下，獨立新聞媒體被取締，“扒糞”運動無法發生。沒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監督，黨、政府、國企的揮霍、腐敗只能越來越嚴重。沒有相應政治制度改革制約的“改革開放”不斷刷新著腐敗記錄。例如，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在軍產房的開發和轉讓中收受了巨額回扣。他染指的二環黃金地段周邊軍隊地產達數十塊，僅在上海賣壹塊軍產地就能收受壹億多。軍產房和小產權房壹樣，是指在軍隊使用的土地上開發建設所有權歸軍隊所有的房屋。軍產房價格要比同類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過戶時手續簡單，交稅少。軍用土地是劃撥土地，沒有成本，在城市占據黃金位置，是開發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長利用軍用土地轉給開發商的尋租機會輕易聚斂財富200多億。中共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敗的典型。剛進北京時，他家中連空調都沒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多大的區別。隨著軍隊大規模經商，原本廉潔的徐腐敗規模百億計。貪腐數百億的谷俊山賄賂徐不會是小數目。據海外報導，徐在香港多家銀行存款百億，家中查出現金十數億。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提到，調查人員在查抄徐才厚家時，發現巨額現金和價值不菲的寶石。現金都被整體地擺放在箱子裏，每個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賄買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內裝有的人民幣達數百萬，從未被拆封過。搜查人員用了壹周時間才清查統計完徐宅中發現的現金和寶石，查出的現金就超出壹噸重，徐宅內各種古玩字畫、金銀珠寶多不勝數，贓款贓物裝了12輛卡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斂得財產包括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豪宅數百套，大批黃金、白銀、金幣、現金、名家字畫，據外媒報導，加上存款、證券、債券，其家族總資產近千億元。

高層的腐敗規模驚人，“小官巨腐”的規模同樣驚人。例如，河北省紀檢監察機關披露，河北省發改委前主任劉學庫，省委前常務副秘書長梁樹林，河北省人大城鄉建設和環境資源委員會前副主任委員張連德，大名縣委前書記邊飛等縣處級以上幹部238人被查出貪汙腐敗，其中市車管所數十人受賄數千萬元，有交警支隊長受賄超千萬元，有市人社局幹部監管不力致醫保基金被騙取近2000萬元，有的縣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總額近千萬元，有村幹部利用協助征地受賄百萬元，大名縣委原書記邊飛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職務晉升調整、項目協調審批、工程承攬建設等方面謀取了億元利益，秦皇島市北戴河區供水總公司總經理馬超群涉嫌受賄、貪汙、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億元現金，37公斤黃金，68套房產手續；廣州“處級貪官”張新華貪腐金額近4億元，同時被查出的廣東貪腐官員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員貪腐的規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是當今中共官員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亞國籍，家族已將巨額國家財產卷到國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國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電視電話會上曾介紹反腐倡廉的“茂名經驗”，聲言狠抓黨風廉政建設，要做到“四親自”：親自部署重要工作，親自過問重大問題，親自調重點環節，親自督辦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賄十多億，在接受調查期間他還供出了同夥100多名貪汙官員。在被判死緩後坦言：“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共產黨官場都是貪官！妳們憑什麽專整我？妳們有本事，真讓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個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妳們以為我是貪官，關鍵，誰不是貪官，妳們能說出壹個我這個級別的不是貪官的嗎？全中國，我這級別的，有壹個不是貪官的嗎？共產黨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嗎？共產黨不就是貪官查貪官，腐敗分子反腐敗嗎？難道這個還要我告訴妳們？”“查辦我的人，難道妳們就清白嗎？妳們誰敢說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們的穿戴，看看妳們抽的煙，戴的表，哪個不是十萬八萬的，哪位壹年抽煙不得幾十萬，妳們的工資夠妳們壹年抽煙的嗎？”“像我這樣的級別的，誰不能供出百八十個人來，這個，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貪官，妳們為什麽抓我，要抓壹起抓，從村長開始，壹直抓到“中國長”，誰比誰更清白嗎？”“誰他媽的說自己不是腐敗分子，叫他站出來，公布公布財產。我不信，誰不會吹牛逼，說的好聽，為國家奉獻幾十年，不謀私利。既然這樣說，妳先公布財產。”“都腐敗，沒有壹個是幹凈的。心裏知道都算了。妳不講我，我不講妳，妳要講我，我必講妳，妳講死我，我講死妳，這就是現在的官場，這就是新三講教育。”。

在“黨和政府”中千萬元貪官，億元貪官，十億貪官、百億貪官、千億貪官遍布全國的情況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務權力鬥爭的選擇性反腐，對於高層巨大規模的貪汙腐敗秘密審理，也禁止媒體詳細報導，以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在共產陣營覆滅，世界各國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間，中共最高層的紅色家族基本都變身為百億家族，壟斷著國民經濟關鍵行業。例如，鄧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屬、軍火行業，江澤民家族掌控著電信行業，李鵬家族掌控著電力行業等等。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學院共同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顯示，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員及配偶擁有財產平均在800萬至2500萬之間。蔣經國順應世界進步潮流，主動放棄權力壟斷，真正實行社會主義。在他去世時，臺灣基尼系數低於0.3，貧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鄧小平拒絕接受對權力的約束，在“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口號之下讓權力者家族暴富起來，讓中共元老的後代及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子女成了中國新富豪的主體。如果將特權階層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尋租收入考慮進去，今日中國的基尼系數高達0.7，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

民主就是允許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共垮臺之後的中國可以實行分級地方自治，村 鎮 縣 市 省各級地方自治單位的人民都可以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決定當地的經濟制度，無論是私有製為主還是公有製為主，甚至是實行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實行混合經濟，無論是土地私有還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實行土地的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堅持按生產要素分配，甚至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並存，無論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還是集體所有，甚至社會所有，無論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隨時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改變經濟制度。

這樣做符合中國意識形態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義的國情，避免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民眾被中共的殘餘勢力利用，成為動搖中國民主制度的社會根基的力量。

中共長期恐嚇中國人民，宣稱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可能就會出現不受限制的私有制，不受限制的私有制孕育出來的財團會壟斷整個社會。

很多人因此受到誤導，即使討厭中共還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讓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選擇經濟制度，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基層人民估計也會支持中國的民主化。

這樣做不僅可以擴大並且鞏固民主制度的生存根基，防止專制復辟，同時確保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實踐，讓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結構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讓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再也沒有機會用經濟因素煽動基層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實踐的狀態下自然會產生出適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經濟制度。

中國民運長期無法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沒有一套可以應對意識形態已經多元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間，左派 右派 中間派都希望讓大多數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我覺得應該讓人民根據自身情況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選擇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可以讓中國人民自由的選擇才是中國民運需要告訴中國人民。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也確保了人民自由選擇經濟制度的權利，比如賦予民選的國會多數修改憲法的權利，或者賦予人民通過直接民主公投制憲的權利，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決定了西方國家以私有製為主體以市場經濟為主體，西方人民沒有選擇讓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西方人民沒有運用民主制度選擇以公有製為主體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政治民主的本質是讓人民擁有選舉 罷免 創制 復決的權力，創制就是通過立法的方式選擇社會制度，某些民主國家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某些國家即使把共產黨定義為非法政黨，仍然允許人民通過行使創制權把共產黨定義為合法政黨，中共長期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狀態誤導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誤以為一人一票 三權分立 地方自治 軍隊國家化的現代民主制度是維護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中國如果引進現代民主制度就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復辟，意味著基層人民的生存壓力會增加。很多中國人因為被中共洗腦，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保護私有財產就是保護階級固化，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稅收制度非常健全，保護私有財產并不會促進階級固化，而是保護公民可以不受壓迫的支配自己的勞動報酬。

中國人民長期被中共誤導，認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制與自由競爭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強食的社會。

如果具體劃分，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以及中央與地方分權屬於憲政體制的內容，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屬於自由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內容，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決才是屬於政治民主的內容。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合法存在，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參加選舉，允許國會多數擁有立法權實質上就是允許人民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很多中國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來自於中共的宣傳，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兩個財團黨二選一，每四年選一次，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還給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私有制因為受到獨立的司法體系的約束才會遵守程序正義，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有制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的監督發展成民主公營事業，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被憲政體制約束的法治經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計劃經濟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為增進人民福利的宏觀調控，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會真正尊重自耕農的私有產權，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公有制度才會確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存在的民主社會才有機會發展出產業民主，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農民不用遭受權力尋租者的壓迫，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成社會市場經濟最終演變成民主計劃經濟，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經歷了專制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或許會進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前提是必須建立民主制度。

存在社會分工就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就會有利益衝突，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的多黨制就是調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利益群體投票給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多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成為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政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結構，反映了整個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代表的群體利益的大小，國會多數決的結果代表著最大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一黨專政的結果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個利益群體，可以隨便動用不受制約的權力壓迫其他利益群體。

極權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比如強拆，比如搞豆腐渣工程撈錢，根本不需要經過民選議會的審議，可是極權政府是沒有服務效率的，極權政府的服務質量是非常差的。在中國去政府機關辦事需要花錢搞關係，需要面對一大堆潛規則，而且中國政府長期讓中國人生活在低福利的狀態之下，極權政府的效率對於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好處的，對於一般民眾是沒有好處的。

我覺得中國民主化之後應該讓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並存，我認為選區選出來的議員與微觀層面的政見是對應的，比例代表制選出來的議員是與宏觀層面的政見與政黨理念是對應的，人民可以選出微觀層面的民意代表，也可以選出宏觀層面的民意代表，只有這樣議會才可以充份的發揮代議制民主的功能，我個人最傾向的政體是兩院制，參議院全部由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選出，選黨不選人，眾議院全部由選區制的方式選舉產生，選人不選黨，宏觀層面的議題參議院負責表決，微觀層面的議題眾議院負責表決，兩院互不干涉，參議院負責選出行政首長，眾議院負責選出內閣成員。

我覺得中國應該實行內閣制，而且應該強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中國所有關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間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民主政治的本質是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衝突，突出理念選擇，強化政黨選擇。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顯個人魅力為核心的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國家，因為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太強調參選人個人媒體的行銷，如果在中國這樣的有濃厚的精英主義文化與個人崇拜土壤的國家，很容易發生威權復辟的事情。如果沒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撐，形成的選舉文化最終將不利於培養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單一選區制有的時候會因為選區劃分形成的人口結構，造成得票總數雖然不是最多的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比如英國二零一九年的國會選舉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右派政黨的總票數并不如左派政黨的總票數多，可是右派政黨還是取得了多數席次。而且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很容易讓那些轉型過程中沒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殼上市，因為收買政治人物的成本與比例代表制比起來要低很多，畢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黨票，根據政黨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龐大的意識形態輸出系統，長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而且需要在全國各地都爭取到廣泛的選民支持，才有機會成為國會多數。我個人更傾向於內閣制，內閣制不容易產生缺乏民意基礎的國家元首，總統制容易產生選舉過程中依靠個人魅力行銷上臺，上臺之後擺爛的國家元首。

延伸閱讀 民運人士談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

作者 陳敏昭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前言

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是自由民主呼聲響徹全球的時代，同時也是民主化實踐飛速發展的時代。前蘇聯和東歐的人民已經拋棄專政政權，初步建立起民主秩序。現在，南北美洲實際已成為壹個民主化的半球；非洲已經進入史無前例的民主改革的時代；新型的、生氣勃勃的民主政治開始在亞洲紮根。
懷疑論者壹直堅持說現代自由民主是西方獨有的人工制品，絕不可能在非西方文化中復制成功。上述的世界性現象證明了這種論調是錯誤的。既然情況迥異的國家如日本、意大利、委內瑞拉都實行民主政治，那麽，可以合理地斷言：在這個世界上，民主制度定能滿足全人類對自由和自治的渴望。
在美國建立的研究機構“自由之家”出版了壹份年報，將每壹個國家按照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衡量民主制度的兩條主要標準）分成等級。壹九九０年「自由之家」估計世界上壹百六十七個主權國中有六十壹個是完全自由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九。不過，連這個數字也過時了。它不能充分反映東歐的民主革命(包括德國的重新統壹)，席卷蘇聯各共和國的革命性變革，尼加拉瓜、巴拿馬、納米比亞和波羅的海三國這壹類國家出現的民選政府以及尼日利亞恢復民主政制的計劃。不僅如此，振奮人心的民主浪潮還在擴大：從蒙古到臺灣，而在非洲則從塞內加爾、加蓬、剛果到安哥拉，特別引人註目的是南非。
然而，過去十年來自由的浪潮表面上洶湧澎湃並不能保證自由的最後勝利。範德比爾特大學教育及公共政策教授兼優秀教育網絡主任小切斯特·芬恩在尼加拉瓜的馬那瓜對壹群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員講話時說：“的確可以這樣認為：人民選擇自由而不要壓迫，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並不等於說可以指望民主政治制度自動建立，並且維持壹段相當長的時間。恰恰相反，民主的理念歷久不衰，但實踐起來卻是搖搖擺擺很不穩定。”
雖然民主的價值觀今天重現光芒，但是，從過去人類歷史長程來看，由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世紀中葉的壹黨專政期間，民主政權為數甚少，而且多半中途夭折。在這壹事實面前，我們不必悲觀，更無需絕望。其實這正是對我們的壹場挑戰。渴望自由可說是人類的天性，但卻必須學習如何實踐民主。歷史的門樞能否使自由與機會的大門繼續開啟，取決於人民自己的獻身精神和集體智能，而不取決於鐵的歷史法則，也肯定不取決於那些自封的領袖所虛構的善行。
跟某些人的理解相反，健全的民主社會並非只是人們為實現自己的個人目標而競爭的場所。民主制度要有公民的關心愛護才能蓬勃發展。公民自願運用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參與社會生活——參加公開辯論，選出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代表，同意在公眾生活中需要忍耐和妥協。民主國家的公民享有個人自由的權利，但是也要同其它公民壹起分擔責任，共同建段壹個繼續秉承自由和自治價值觀的未來。

01、民主的定義

人民的政府

雖然民主可算是大多數人熟悉的詞語，但是，在極權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為自己貼上民主標記來爭取人民支持的年代裏，民主這個概念仍然被人曲解和濫用。然而，正是在民主觀點啟迪，從古希臘的伯裏克利到現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從托馬斯．傑斐遜在壹七七六年所起草的獨立宣言到安德烈．沙哈洛夫在壹九八九年所作的最後壹次演說，莫不以最發人深省、最感人的辭句，表達了人類的意誌和才智。
按照字典上的定義，民主是“人民支配的政體，最高權力屬於人民，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由經自由選舉制度產生竹人民代理人行使。”用亞伯拉罕．林肯的話來說，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
自由和民主往往可以互換使用，但是，二者並非同義詞。的確，民主是關於自由的壹整套觀念和原則；但是，民主也是由壹整套做法和程序構成的，這些做法和程序的形成，經歷了漫長而且往往是迂回曲折的歷史過程。簡言之，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因此，有可能去識別立憲政體、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經過時時間考驗的基本原則，而這壹切，是任何可以名符其實地冠以民主稱號的社會所必須具備的。
民主政治分為兩大類：直接民主政治和代議制民主政治。在直接民主政治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能參與決定國家事務，而不需要選出或任命官員起中介作用。很明顯，這樣的制度只有在人數較少時才是可行的，例如：社區組織、部落議事機構、工會的地方分部。在這些組織裏，各成員可以在壹個房間裏開會討論問題，透過共識或多數表決作出決定。古雅典是世界第壹個民主政體。它曾設法實行直接民主政治，公民大會人數很可能多達民主政治的人數的極限。
現代社會由於其規模和復雜性，實行直接民主政治制度的機會很微。即使在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城鎮會議至今仍然是壹種神聖的傳說，但是大多數社區已經發展到這樣的規模，以致不可能讓所有的居民在壹個地點聚集，對影響他們生活的問題直接投票表決。
今天，民主政治最常見的形式是代議制民主政治，無論對於五萬人口的城鎮還是擁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來說均是如此。在這種政治制度下，公民選舉官員來作政治決策，制定法律以及實施各項有關公共利益的計劃。這些官員能夠以人民的名義深思熟慮和有條不紊地商討復雜的問題，這就需花費時間和精力，往往不是廣大的無官職的公民做得到的。
怎樣選舉這些官員？方式很多，差異極大。就國家壹級而言，立法議員可以由各個區域選出，每區壹名代表。另壹種方式是：在壹種比例代表制下，每個政黨按其在全國投票總數中所占的百分率取得議席。省壹級、地方壹級可以借鑒國家壹級的模式，或者采取不那麽正式的做法，透過團體磋商達致共識而不是靠投票去選舉官員。無論采用什麽方式，代議制民主政府的官員都以人民的名義任職，他們的行動是向人民負責的。

多數裁定原則和少數人的權利

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均是公民根據多數裁定原則自由地作出政治決策，無壹例外。但是，多數裁定並不就是民主。例如，容許百分之五十壹的人口以多數的名義壓迫余下百分之四十九的制度，沒有人會稱之為公平合理的制度。在壹個民主社會裏，多數裁定原則必須同對個人的人權的保證相結合，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利益。這裏所說的少數人包括種族、宗教、政治方面占少數的人，甚至還包括在對有爭議的法規所進行的辯論中失敗的人。少數人的權利不取決於多數人的良好願望，也不能被多數票所扼殺。少數人的權利之所以受到保護，是因為民主的法律和制度保護全體公民的權利。
學者、作家黛安．雷維奇，現在是美國教育部助理部長，在提交給波蘭壹個教育研討會的論文中寫道：“當壹種代議制民主政體的運作，是以限制政府權力並保證全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為依據時，這種政府的形式就是立憲民主政府。在這樣的社會裏，實行多數裁決，而少數人的權利則通過法律的制度化受法律保護。”
上述要素界定了所有現代民主政體的基本要素，不論這些民主政體在歷史、文化和經濟上有多大的差異。盡管加拿大與哥斯達黎加、法國與博茨瓦納、日本與印度作為國家和社會，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立憲政體的要素—多數裁定原則與個人權利、少數人權利相結合以及法治——均可以在這些國家中找得到。

民主社會

民主並不只是壹套確定政府功能的憲法條文和壹套確定政府功能的憲法條文和程序那麽簡單。在民主制度中，政府只不過是與許多不同的機構、政黨、組織和社團在壹個社會結構中共存的壹份子。這種多樣性叫多元主義。先決條件是：民主社會這麽多有組織的團體和機構的存在、合法性、權力，並不取決於政治。
在民主社會中，有成千上萬私人機構在運作，其中有些是全國性的，有些是地方性的。許多這樣的機構在個人與錯綜復雜的社會和政府體制(上述機構也是這些體制的壹部份)之間起中介作用，擔負起那些沒有授予政府的職責，向人們提供機會，便於他們以民主國家公民的身份行使權利和履行責任。
這些團體以多種方式代表其成員的利益──支持競選政府職位的候選人，就有關問題進行辯論，試圖對政策的決定施加影響。透過這些團體，個人就能夠有目的地參與政府和自己社區的事務。在這方面，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例子：慈善機構和教會、環境保護團體和街坊福利會、商會和工會。
在獨裁主義社會裏，所有這類組織實際由政府控制、批準成立、監督或者以其它方式向政府負責。在民主國家裏，政府權力由法律清楚界定和嚴格控制，因而私人組織不受政府控制；相反，許多私人組織還向政府遊說，設法要政府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其它如與藝術、宗教信仰、學術研究或與其它權益有關的團體，卻寧可少接觸或根本不接觸政府。
在民主社會裏，公民可以在這個繁忙的私人活動範圍內探索享受自由的可能性，以及實現自治所需擔負的責任──而不會受到可能出現的國家強硬手段的壓制。

民主的支柱

1、政府的建立基於被治理者的同意
2、多數裁決原則
3、少數人的權益
4、對基本人權的保證
5、自由公平的選舉
6、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合法訴訟程序
8、政府受憲法制約
9、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多元主義
10、寬容大度、註重實用、合作和妥協的價值觀

02、權利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
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不可剝奪的權利

在這些雋永難忘的美國獨立宣言語句中，托馬斯·傑斐遜提出了壹條建立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則。民主國家的各級政府並沒有把傑裴遜所列舉的各項基本自由賜予人民；建立各級政府是為了保護這些自由，而這些自由是每個人生來就擁有的。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哲學家在系統陳述不可剝奪的權利時，把這些權利說成是天賦人權。這些權利不因文明社會的誕生而受到破壞。社會也好，政府也好，都不能取消或「剝奪」它們。
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完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以上所提到的絕非民主制度公民所享受的全部權利──民主社會還主張人人有權受公平審判這類公民權──但的確是任何民主政府所確認的最重要的權利。由於這些權利的存在與政體無關，所以不能通過立法加以廢除，也不能任由多數選民憑壹時心血來潮來決定其命運。例如，美國憲法的第壹修正案並沒有將宗教自由或出版自由給予人民；它只是禁止國會通過任何幹預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平集會的法律。歷史學家倫納德．萊維曾經這樣說：“個人可以享受自由，政府卻與自由無緣。”
不同社會在具體制訂有關這些基本人權的法律和訴訟程序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但是，每個民主國家必須承擔義務，以建立保障基本人權的憲法體制、法律體制和社會體制。

言論

言論自由是民主的生命線。要辯論表決，要集會抗議，要做禮拜，要確保人人得到公正的對待——全都有賴言論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受限制。電視系列節目「為民主而奮鬥」的創作者加拿大人帕特裏克．威爾遜認為：「民主就是交流：即人們談論共同的問題，為共同的命運作出安排。人們在能夠實現自治之前，必須有機會自由發表自己的竟見。」
民主國家的公民接受這樣的信念：即通過公開交換思想和意見，真理最終會戰勝虛妄，加深對別人價值觀的了解，進壹步明確界定妥協的範圍，並開辟前進的道路。這樣的交流，越多越好。美國隨筆作家 E.B.懷特有這樣的說法：“我們這個自由國家的新聞界之所以可靠而有用，不是因為它有更好的品德，而是因為它高度多元化。只要有許多報業老板存在，每個人都追求他自己牌號下的那部分真理，我們作為人民就有機會找到真理，生活在光明之處……數量之中有安全。”
同獨裁主義國家相反，民主政府既不控制、支配，也不評定書面或口頭的言論。民主社會依靠的是有文化知識、有頭腦的公民。這些公民能夠接觸到範圍盡可能廣泛的信息，使他們得以盡可能全面地參與社會的公眾活動。無知導致冷漠。民主的蓬勃發展有賴公民付出充沛的精力；而要保持這樣的精力，必須有自由無阻的思想、信息、意見和判斷等方面的交流。
但是，如果新聞媒介或其它組織濫用言論自由，使用大多數人認為是虛假、令人厭惡、不負責任或甚至品味低劣的信息，政府又應該怎麽做呢？答案大體上是：什麽也不做。評定這種事情好壞，根本不是政府的職責。壹般來說，對付自由言論的靈丹妙藥是更加自由的言論。這看起來像是自相矛盾的說法。但是，為了言論自由，民主政府有時必須保護某些個人和團體的權利，即使這些人和團體本身擁護的是諸如壓制言論自由之類不民主的政策。民主社會的公民保護這種權利，是因為他們堅信：公開辯論最終會使真理更鮮明，政府行動更明智，而如果壓制言論，扼殺不同意見就做不到這壹點。
擁護言論自由的人還提出：今天我認為難以忍受的壓制言論的行動，很可能會威脅到我明天的言論自由──而在妳們和其它人看來，我明天的那套言論也可能是同樣令人憎惡的。捍衛這種觀點的壹個範例，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米爾壹八五九年在他的《論自由》壹文提出的壓制言論使所有的人遭受損失的觀點。他寫道：“如果發表的意見是正確的，則人們改正謬誤獲得真理的機會就會被剝奪；如果意見是錯誤的，人們也不能對真理有比較清晰的理解和比較鮮明的印象，因為這樣的理解和印象只有在真理同謬誤的鬥爭中才能獲得。”
有了言論自由，順理成章，人民就有權集會並以和平方式要求政府傾聽他們的不滿竟見。沒有這種集會和要求傾聽申訴的權利，言論自由的價值就會降低。因此可以說，言論自由同集會、抗議、要求變革的權利即使不是不可分割，也是緊密相連的。民主政府可以合理地安排政治集會和遊行的時間和地點，藉此保持和平秩序，但是，它不能使用這種權力去鎮壓抗議，阻止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公開發意見。

自由和信仰

宗教自由，或者更廣泛壹點說，信仰自由，指的乃是人們無須違背個人的意願，聲明自己皈依哪個教或具有其它什麽信仰。再者，任何人都不應因為選擇宗教信仰或者根本不信宗教而受到懲罰或處分。

與此有關的壹點，是宗教自由意味著政府不能夠強迫任何人承認官方教會或官方規定的信仰。不得強迫兒童入讀特定的宗教學校。任何人無須違反自己意誌去參加宗教儀式、祈禱或宗教活動。由於長期的歷史或傳統，許多民主國家正式建立了接受國家資助的教會或宗教。盡管存在這壹事實，政府仍然有責任保護個人的自由，容許他們信仰不同於官方認可的宗教。

公民身份：權利與義務

政府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人民，人民的存在不是為了服務政府，這是民主制度賴以建立的原則。換言之，人民是國家的公民，不是國家的「臣民」。只要國家保護公民的權利，公民就會效忠國家。另壹方面，在獨裁主義制度下，國家作為與社會分離的壹個實體，要求人民效忠並為它服務，卻沒有義務征得人民對它的行動的同意。
例如，民主國家的人民投票，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來決定誰以他們的名義管治國家。與此相反，在獨裁主義國家裏，投票行為只不過是使該國政權業已作出的選擇合法化。在這樣的社會裏，投票與公民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無關——只是強迫公眾支持政府的壹場鬧劇。
同樣，民主國家公民有權參加自己所選擇的獨立於政府的組織，並自由參與社會公眾事務。與此同時，公民必須履行這種參與所帶來的義務：研究有關的問題，以容忍態度對待與自己意見相反的人，並在必要時妥協以達成壹致意見。
然而，在獨裁主義國家裏，非官辦的誌願機構極少，甚至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機構並非為個人提供辯論問題或料理自己事務的場所，它只是國家的另壹個分支機構，旨在將“臣民”固定在唯命是從的崗位上。
在民主社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服兵役又是壹個權利和義務不同但卻同樣成強烈對比的例子。兩種不同的國家可能都同時需要在和平時期征召青年入伍壹段時期。在獨裁主義國家裏，這種義務是單方面強加在青年頭上的。在民主國家裏，服壹段時期的兵役是民主社會公民依照法律履行的義務，而法律則是由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通過的。在每個社會裏，和平時期服兵役均可能不為人們所歡迎。然而，民主國家的公民在服兵役時，明白他在履行社會自願承擔的義務。民主社會的人民，還可以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采取集體行動，更改這種義務：取消義務兵役制，創立壹支全部由誌願兵組成的軍隊(美國和其它壹些國家就是這樣做的）；改變服兵役期限（如德國最近采取的措施）；維持壹支由男性參加的後備軍，並把這當作公民義務的主要組成部分(如瑞士)。
在這些例子中，隨著公民身份而來的是廣泛界定權利和義務的問題，因為這是壹件事物的兩個方面。個人行使權利時，有義務保護和擴大權利—既為自己，也為別人；即使是體系健全的民主國家的公民，也往往對這種平衡的方式有所誤解，經常從行使權利中得益但卻忽略義務。正如政治學家本傑明·巴伯所說：“民主往住被理解為多數裁決原則，而權利則越來越被理解成個人的私有財產，因而必然與以多數人為依歸的民主不兼容。但這是對權利和民主二者的誤解。”
毫無疑問，個人行使基本的或不可剝奪的權利——如言論、集會和宗教自由，會對經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構成束縛。從這壹點來說，個人權利是壹道屏障防止政府或短暫的政治多數派濫用權力。
然而，從另壹種意義上講，權利跟個人壹樣，是不能單獨起作用的。權利並非私有財產，只有在獲得社會其它公民承認時才能存在。選民，正如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所指出的那樣，是「對他們自己的自由的首要監護人」。從這壹個觀點來看，由公民選出並向公民負責的民主政府，是不會與個人權利對立的，相反，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民主政府要增強個人權利，使民主國家公民承擔自己的公民義務和責任。
總而言之，這些責任促使公民參與民主進程，以確保民主順利運作。人們最低限度要自己研究社會面對的重要問題——那怕這樣做只是為了對競逐高職的候選人投下明智的壹票。其它義務，例如擔任民事或刑事審判的陪審員，可能是法律規定的，不過，多數都是自願的。
民主行為的本質，就是公民積極自由地選擇參與社會和國家的公眾事務。沒有這種廣泛而持續的參與，民主就會開始枯萎，從而成為少數篩選過的團體和機構的避風港。然而，如果有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積極參與公眾事務，民主國家就能夠經受得住席卷整個社會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和政治風暴，而不必犧牲它們誓言要維護的自由和權利。
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往往被人狹隘地界定為競逐政治職位。但是，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參與公眾事務，比只參加競選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在居民區或市壹級，公民可以在學校委員會服務，或組織社區團體，亦可競選本地區的職位。在州、省或國家壹級，公民可以動口動筆參加持續進行的公共事務辯論，或者參加政黨、工會或其它誌願組織。無論公民參加的是哪壹級的活動，貢獻如何，健康發展的民主，取決於是否有廣大公民在了解情況的條件下持續參與公眾事務。
黛安·雷維奇寫道，民主“是壹個過程，是在壹起生活和工作的壹種方式。民主在演進，並非靜止不變。民主需要全體公民的合作、妥協和容忍。實行民主是件難事，並非輕而易舉。自由意味著承擔責任，不應有不負責任的自由。”
民主體現了自由和自我表達的理想，但是，民主同時也照顧到人類的本性。民主並不要求公民在各方面都道德高尚，只要求他們負責任。正如美國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所說的那樣：“正因為人類能夠接受正義，所以有可能實行民主，但又因為有人類往往有非正義的傾向，所以必須要有民主。”

基本人權

1、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2、信仰自由
3、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4、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
5、經正當程序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人權和政治目標

保護基本人權作為壹個原則，已為人們普遍接受。這體現在世界各國的成文憲法中，也體現在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會議（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這類國際協議中。
至於分清不同類別的權利，那又是另壹回事。近來出現壹種傾向，尤其是在國際組織中，要將基本人權的範圍擴大，除基本的自由如言論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待遇外，這些團體還要求有權就業、受教育、維護自己的文化或民族性以及享有適當生活水準。
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事情，但是，當這樣的權利要求向外延伸，成為人權時，勢必會貶低基本公民權和人權的意義。不僅如此，這些權利要求，還會使個人擁有的權利同個人、團體、政府理應爭取的目標之間的界限模糊起來。
政府通過自制，即約束本身的行為，來保護言論自由這類不可剝奪的權利。與此相反，投資於教育，提供醫療服務或保證滿足就業的要求，卻要求政府積極參與，以推動某些政策和計劃的實施。足夠的醫療服務和充分的受教育機會是每壹個兒童與生俱來的權利。令人嘆息的是事實並非如此。以各個社會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而言，國與國之間有非常大的差別。但是，要將人類的每項願望轉化為權利，各國政府必須冒著招來更多冷嘲熟諷以及忽視所有人權的風險。

03、法律的準則

平等與法律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權利(或者按照我們慣常的用語，可以說成是人人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是任何公民主社會的基礎。任何人不論是貧是富，是多數民族還是宗教的少數群體，是國家的政治同道人還是敵對者，在法律面前全都享受平等的保護。
民主國家不可能保證上天同樣眷顧每壹個人，也沒有責任這樣做。憲法專家約翰．弗蘭克寫道：“在任何情況下，國家都不應把額外的不平等強加於人，它必須公正平等地對待全國人民。”
法律終歸是人民制訂出來的，它不是壹些強加於人的東西，因此，沒有人可以置身於法律之上。民主國家的公民服從法律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不論是怎麽間接地認識到)他們要服從自己作為立法者的身份。如果法律由人民制訂，又由人民遵守，那麽，法律和民主的目的就達到了。

正確的法律程序
弗蘭克指出，綜觀歷史，每個社會掌管刑法制度的人都握到權力，他們都有可能濫用權力和走向專制。統治者曾憑國家之名，罔顧合法理由就對人施以監禁、充公財產、折磨、放逐或處決──而所有這些都往往未經任何正式的起訴。任何民主社會都不能容忍這類濫用權力的情況。  每個國家必須有權力維持法紀和懲罰犯罪行為，但國家執法的準則和程序必須是公開和明確的，而不是秘密行事、獨斷獨行或受制於國家政治。  民主國家正確法律程序的要點是什麽？  警務人員沒有法庭指令證明有正當理由搜查居屋，就不得擅闖民居搜查。在民主制度下，秘密警察午夜敲門搜查民居的事情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如果沒有詳述違例事項的明確書面罪狀，任何人不得被拘補。人民不但有權知道對他們控罪的確實性質，而且根據人身保護權的原則，如果法庭認為控罪不合理或拘捕無效，就必須立即釋放被捕者。  被控犯罪的人不應長時間受監禁，他們有權獲得迅速的公開審訊，和原告對質並向原告提問。  如果疑犯潛逃或犯其它罪行的可能性很低，當局在審訊之前，需要允許被告保釋，或有條件地的釋放被告。由社會傳統和慣例留下來的「殘忍和特別」的懲罰是禁止的。  人民不得被迫證明自己犯罪。政府必須絕禁止非自願的自認犯罪。據此類推，在任何情況下，警方都不可以拷問疑犯或向疑犯施以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禁止強迫性認罪的法律制度可以立竿見影地減少警方用拷打、威嚇或其它肆虐的方式逼取資料的動機，因為法庭決不會容許些資料在審訊時成為證供。  人民不得受雙重審判的折磨；即他們不可以兩次被控以同壹罪行。任何人經法庭審訊後被判無罪，就不可以該罪行為由再次被控。  由於當局有可能濫用權力，事後制訂法律須予禁止。這是指壹些事發後才制訂的法律，目的是要控某人以罪名，即使事發時他的行為並非違法。  對於國家的強迫性行為，被告可以受到額外保護。例如，在美國，被告有權延聘律師在刑事訴訟程序的所有階段代表自己，即使他們無力負擔律師出庭的費用也可以享有這種權利。警方拘捕疑犯時，必須向他們說明作為疑犯的權利，這包括延聘辯護律師以及保持緘默(避免自我認罪)的權利。  專制政權常用的手段就是對反對政府的人控以叛國罪。鑒於這個原因，叛國罪的定義必須小心謹慎地加以界定，使之不致成為壓制批評政府言論的武器。  這些限制沒有壹項意味著國家不擁有執法和懲罰犯罪者的必要權力，相反，只要民主社會的人民評定他們的刑事法律制度的運作是公正的，是保障個人權利及公眾利益的，那麽，這個刑事法律制度就能夠發揮作用。  法官可以是委任或選舉出來的，他們可以獲得特定的任期或終身委任。無論他們是怎樣挑選出來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獨立於國家的政治權力以確保他們的公正。政府不可以用無關重要或純粹政治性的理由撤除法官，除非法官犯了嚴重的罪行或惡劣行為——政府才可以通過正式的程序，如彈核(提出控罪)及在立法機關審訊，把法官撤職。
憲法
民主政府的基石是憲法——政府基本責任、權限、程序和制度的正式聲明書。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所有公民，上至重要閣員，下至農民，都必須遵守憲法的條文。憲法通常是壹份書面文件，它至少訂明國家政府的權力、保障基本的人權及列明政府的基本運作程序。  憲法除了有持久不朽的特質外，還必須能夠跟隨時代轉變及適應時代的需求，才不至於只是壹堆令人敬仰的化石。美國的憲法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書面憲法，它包括七部分扼要的條款及廿六條修正案。這份文件是過去二百多年建立起來的、內容繁多的司法裁決、法令、總統職務及傳統慣例的基礎。它們使美國憲法保持生命力，並與民生息息相關。  這個憲法演進的模式在每個民主國家都存在。壹般來說，關於國家憲法的修訂或更改程序有兩種學說壹是采取壹種麻煩的程序，這個程序要求通過繁復的手續及多數人的參與，在這情況下，憲法不會經常改動，只有在相當多的公眾支持下，基於必須修改的原因才會修改。這是美國憲法的模式，美國憲法簡單列明了政府的壹般原則、權 和限制，以及具體的職責及程序；權利法案則闡明公民的基本權利。  許多國家采用壹個較簡單的修訂方法，那就任何修訂案經立法機構批準並在下屆選舉中經選民通過後，就可以成立。按照這個方法修訂憲法可以是相當冗長的，其中的特定條文與整體的法規只有微小差別。  沒有那個憲法能像美國憲法那樣，草擬於十八世紀，壹直沿用至二十世紀後期仍然沒有任何更改。同檬，今天施行的憲法如果沒有應變的能力——但是，仍然要堅持個人權利的原則、正確法律程序，以及經人民同意的政府管治——就沒有可能幸存至下壹世紀。
04、選舉
選舉的規範
選舉是民主代議政府的重要制度，因為在壹個民主國家，政府的權力純粹來自國民同意，把國民的同意轉化為政府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舉行自由公平的選舉。  所有現代的民主國家都舉行選舉，但不是全部選舉都是民主的。右派獨裁政權、集權主義政權及壹黨政府都舉行選舉，目的是給它們的統治以合法的色彩。在這類選舉中，可能除了壹位候選人或壹張候選人名單外，就別無選擇。這些選擇可以為每個職位提供幾名候選人，但政府通過威脅或操縱手段，確保只有政府核淮的候選人才可當選。其它選舉可能提供真正的選擇，但人選只限於執政黨，這些都不是民主的選舉。  什麽是民主選舉？  珍妮·柯克帕特裏克是學者及前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她給民主選舉下的定義是：“民主選舉不僅是象征性的，它還是競爭性的、定期的、廣泛和決定性的選舉，在選舉中，政府的主要決策人由國民選出，而國民則享有廣泛的自由去批評政府，發表他們的評論及提供其它選擇。”  柯克帕特裏克的準則意味著什麽？民主選舉是競爭性的。反對黨及候選人必須享有言論、集會及活動的自由，這些自由對於他們公開批評政府，向選民提供其它政策和候選人是必需的。僅僅容許反對者有機會投票是不足夠的。在選舉中阻止反對者廣播、控制其盟友或審查其報紙都不是民主的。執政黨可以享受職權帶來的方便，但選舉的規則及行為必須公正。  民主選舉是定期的。民主國不會選獨裁者或終身總統。當選的官員必須向人民負責，並在指定的時間重新參選，取得選民的授權後才可以繼續任職。這表示民主國家的官員必須接受落選的風險。唯壹例外的是法官，他們可獲終身委任，只在犯了嚴重的不正當行為時才被撤職、這可以使他們免受公眾的壓力及保持公正。  民主選舉是廣泛的。公民及選民的定義必須廣泛到足以包括成年人口的壹個大比率。由壹個排斥他人的小群體選出來的政府並不是民主的政府——無論它的內部運作看起來如何民主。綜觀歷史，民主國家的重大事件之壹就是遭排斥的群體——不論是種族、民族、宗教的少數群體或是婦女——贏取完全的公民身份及隨之而來的投票權與擔任公職的權利。例如，在美國，當憲法於壹七八七年簽署時，只有擁有產業的白種男人享有選舉及被選的權利。十九世紀初，產權資格取消了，婦女也於壹九二０年取得投票權，但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黑人才在美國南部享有完全的投票權。壹九七壹年，美國把投票年齡由廿壹歲降至十八歲，年青的公民也有權投票了。  民主選舉是決定性的。選舉決定政府的領導人。民選代表依據國家法律及憲法掌權，他們絕不只是傀儡領袖或象征性的領袖。  最後，民主選舉不限於選定候選人。選民可以被要求通過投票來行使復決權和創制權以直接決定政策問題。例如在美國，州議會可以決定把問題「轉交」選民或直接交給選民。在行使創制權時，公民可以收集指定數目的簽署(通常是該州登記時民總數的壹個百分率)，要求在下次選舉時討論某壹問題——即使州議會或州長反對也要進行。例如在加利福尼亞州，選民每次投票時都會遇到無數與立法創制權有關的問題——由環境汙染直至汽車保險費等。
民主之道與忠直的反對派
公開性和負責制是民主政體的成功之道，但投票行為本身卻是壹項非常重要的例外。為了使選民可以投自由的壹票及減少他們受恐嚇的機會，民主國家必須容許選民秘密投票，同時必須盡可能公開保護投票箱及點票過程，使公民相信點票結果是準確的，以及政府的確有賴於他們的“同意”。  對於某些國家而言，尤其是在槍桿子上移交權力的國家，最難明白的概念就“忠直的反對派”。但這是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表示民主國家各方本質上對民主的基本價值標準則有著共同的承諾。政治競爭者不壹定喜歡其對手，但他們必須彼此容忍，承認各方都發揮著合法及重要的作用。此外，社會上的處事原則須能鼓勵人民在公開爭辯時采取容忍及文明的態度。  競選完畢，失敗者會接受選民的決定。如果執政黨落敗，它會和平地移交權力。不論哪方取勝，雙方都同意合作解決社會的共同問題。失敗者競選後變為反對黨，知道他們不會因此丟掉生命或坐牢，相反，不論是壹個反對黨還是多個反對黨，他們都可以繼續參與公眾生活，因為他們知道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他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們不是忠於政府的特定政策，而是忠於國家的根本法理及民主程序。  下次大選來臨，反對黨又有機會競爭政權。此外，壹個多元化的社會由於政府的職位有限，往往會替競選失敗者另辟蹊徑，讓他們參與政府部門以外的公眾服務工作。落選者可以選擇繼續作為正式的反對黨，也可以決定透過寫作、教學或參加關註公共政策的許多私人組織，參與更廣泛的政治進程及辯論。民主選舉歸跟結蒂不是壹場生死的鬥爭，它是壹項為服務社會而進行的競賽。
05、民主的文化
公民文化
民主並不僅僅是其內部各項體制的總和。壹個健全的民主政體主要取決於民主的公民文化的發展。黛安·雷維奇指出，在這個意義上，民主不指藝術、文學或音樂，而是指界定人民自治能力的那些行為、習慣和規範。  她寫道：“極權政治制度鼓吹的是壹種被動和冷漠的文化。這種政權所要塑造的是馴服聽話的公民，相反，民主社會的公民文化是由個人及群體自由選擇的活動所決定的。自由社會的公民追求他們自己的興趣，運用他們的權利，並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承擔責任。他們決定自己做哪類工作，在哪裏居住，是否加入某壹政黨和閱讀哪些書刊等等。這些都是私人的決定，而非政治的決定。”  文學、藝術、戲劇及電影──表現社會文化的藝術方式──也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民主社會支持或鼓勵藝術家作家，但不會訂立藝術的標準，不會評定為藝術作出努力的價值或審查藝術的表達手法。藝術家不是國家的雇員或仆人。民主社會對藝術的主要貢獻是自由──自由地創作，試驗，以及探索人類思想及精神的世界。
民主與教育
教育對於任何社會都是重要的壹環，對於民主社會尤其如此。正如托馬斯·傑裴遜所寫的那樣：“在文明的世界裏，如果壹個國家既壹無所知又想得到自由，那麽，它是在期待著壹種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出現的東西。”  獨裁主義社會反復灌輸給人民的是來者不拒的被動態度。民主社會的教育則與此相反，它所要培育的公民都是有獨立見解、抱懷疑態度、具分析能力，並且深入了解民主規律和慣例的。範德比爾特教授小切斯特·芬恩在尼加拉瓜向教育學家演說時說：“人民可能生來就有追求個人自由的欲望，但是，他們不是生來就知曉那種能使他們及其子女獲得自由的社會及政治制度的…，他們必須掌握和學習這些知識。”  從這個角度看，說民主制度的教育任務只是使人民避免獨裁政權的思想灌輸力以及教導人民中立的政治價值觀是不夠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所有的教育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都會傳輸價值觀。公開發問的精神本身就是壹種重要的民主價值觀，在這種精神下，的確可以把民主的原則傳授學生。同時，民主的教育制度鼓勵學生用合理的論點及審慎的研究來挑戰傳統的思想，這或許會引起激烈的爭辯，但民主國家的教科書不應該忽視令人不快或富爭議性的事件或事實。  芬恩稱：“在自由社會裏，教育制度是政權的工具，但在民主政權下，政權是人民的仆人。人民創造、維持及改善政體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他們所經歷的教育的素質和效能。我們可以公正地說，在民主國家裏，教育能夠使自由隨著時間茁壯成長。”
06、沖突、妥協與共識
人類有著形形色色的欲望，它們有時是互相矛盾的。人希望安全，卻又喜愛冒險；他們渴望個人自由，卻又要求社會平等。  民主也是壹樣，承認許多壓力甚至矛盾存在於每個民主社會是很重要的。拉裏·戴蒙德是《民主季刊》的編輯及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認為沖突與共識之間存在著壹個關鍵性矛盾。在許多方面，民主只不過是壹套處理沖突的規則而已。與此同時，沖突必須在特定的限度內解決，以達成妥協。偏重任何壹方都可能破壞整個社會的均衡。如果每個群體把民主視為只是爭取他們的要求的論壇，那麽，社會就可能從內部分裂。如果政府為達成共識而施加太大的壓力，鎮壓人民的聲音，那麽，社會就可能被來自上面的壓力碾碎。  解決沖突並沒有單壹或輕松的方法。民主不是壹部輸入正確的原則及程序後就可以自動運作的機器。民主社會需要公民的支持，需要他們承認沖突之不可避免以及容忍之必需。  民主社會的許多沖突並不是清晰的“對”和“錯”的沖突，而是人們對民主權利及社會優先事項有不同見解所引起的沖突，認識這壹點是很重要的。美國有許多這類沖突的辯論，例如：分配壹定百分比的工作給壹直受歧視的少數群體是否正確？國家是否有權強購某人住宅的土地，以鋪設壹條急需的公路？當社會以保護野生森林的名義禁止伐木，而犧牲依賴木材業為生的小社區的生計並破壞其經濟時，誰的權利應該占上風？如果警方隨意截查人民以打擊販毒，這是侵犯了公民的權利還是保護了社會的權利？  這些都不是容易處理的問題，民主的廣泛原則只提供了闡述及分析這些問題的指南。實際上，答案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發展民主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個人及群體必須至少願意容忍彼此的分歧，認識到對方有確鑿的權利及合法觀點。爭論的各方，不論是在地方居民區還是全國性議會，都應以妥協的精神相見，尋求壹個基於多數人裁定並照顧少數人利益的普遍原則的具體解決方案，在某些情況下，正式的投票是必要的，但很多時候，群體可以透過辯論和妥協達致非正式的共識或和解。這些程序還有壹個優點，就是幫助各方建立解決日後問題所需的信任。  黛安·雷維奇指出，“互相合作是民主的要義，它指導利益團體在憲法制度下與其它人談判、妥協及合作。意見分歧的群體透過建立合作關系，可以學會如何以和平方式進行爭辯，怎樣以民主的方法追求目標，並最終學會怎樣在壹個多元化的世界生活。”  民主不是壹套天啟的不變真理，而是壹個尋求真理的機制。由於這個機制，人們可以透過思想的沖突與妥協，以及個人跟機構的沖突與妥協，找到真理，盡管未必能夠十全十美地做到這壹點。民主是重實效的。觀點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靠僵化的意識形態來檢定，而是在現實世界中試驗，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對觀點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加以討論、更改、接納或摒棄。  自治不能保障人民不犯錯，不能結束民族磨擦，也不能保證經濟繁榮，但無論如何，它容許那種能夠辨明錯誤的辯論及驗證，準許群體聚首解決分歧，並提供改革和投資的機會，而這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  06、民主政府
民主與權力
對於獨裁主義者和評論家來說，他們對民主都有壹個共同的誤解，認為它缺乏壓制的能力，也缺乏統治的權力。這種觀點基本上是錯誤的：民主制度要求政府權力受規限，而不是將之削弱。縱觀歷史的漫長進程，雖然過去十年民主政治的復蘇營造了優勢，但事實上民主政體仍然脆弱和為數不多。民主制度不能不受歷史洪流的影響；他們會由於政治失敗而倒坍，內部分裂而衰亡，或是遭入侵的外敵所顛覆。但歷史亦同時證明了民主政體頑強的恢復力，表明了由於人民的承諾和有見識的貢獻，民主政體可以克服嚴峻的經濟困難，調和社會和種族之間的分裂，必要時還可以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正是評論家經常提出的有關民主的各個層面，賦予民主政體以復原力。壹些人指出，辯論、異議和妥協等過程都是民主制度的弱點，事實上，它們卻是民主制度的潛在力量。當然，從沒有人認為民主制度在其協商的過程中特別有效率: 在壹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裏，透過民主方式來作出決策可以是壹個糾纏不清、令人疲累和耗時冗長的方式。但最終壹個政府在得到被治理者的同意下，可以憑著信心和權威來說話和行動，這些都是壹個惶恐不安地倚仗壹支薄弱的軍隊或壹個未經選舉的黨組織的政權所缺乏的。
權力的制衡
美國對實行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貢獻之壹，就是創設了制衡制，以確保政權的分立和非集中化：這個制度建立在壹個堅定的信念上，那就是當壹個政府濫用權力的可能性受到抑制，並盡量靠近人民時，才是最理想的政府。  作為壹般詞匯，制衡有兩層意思：聯邦制和權力的分立。  聯邦制就是要把政府劃分為國家、州或省以及地方等層次。例如，美國是壹個聯邦共和國，每壹個州都具有獨立於聯邦政府的法律地位和權力。它與其它擁有壹個單壹政治架構的國家(例如英國和法國)的政治劃分不同，因為聯邦政府不能廢除或改變各州。盡管在二十世紀，美國國家壹級政府在其與州政府的關系上已經權力大增，但州政府仍然在教育、衛生、運輸和法律的實施等領域肩負重要的責任。在中央集權或“單壹”政治制度下，這些職務都是由國家政府管轄的。而每個州政府的職責，壹般都依循聯邦制的模式，把許多職務諸如學校和警察部門的運作，委諸地方組織。聯邦政制的權力劃分並不明確—聯邦、州和地方機構都可以在若幹領域(如教育)擁有重復甚至相互矛盾的議事日程——但聯邦制度確實大大增加了公民參政的機會，這對民主社會的運作是至關重要的。  制衡的第二層意義就是權力的分立，它是美國聯邦憲法的起草人於壹七八九年煞費苦心創立的，從確保政權不致集中於國家政府的某壹部門。詹姆斯．麥迪遜是美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後來更成為美國第四屆總統，他曾寫道：“把所有權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權力，聚集在同壹批人之手……則可以毫無疑問地把它界定為專制政治。”  從某種意義來說，權力分立是壹個令人誤解的詞語，因為麥迪遜和其它憲法起草人所確立的制度，有如說是權力分立，不如說是權力分享。〔例如，立法權屬於國會，但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可以遭總統否決，而國會必須在參、眾兩院集合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可以任命大使和內閣成員，並談判國際條約—但都要經參議院的批準。此外，總統挑選聯邦；大法官也是要經參議院批準。另舉壹個例子，憲法明確規定，唯國會才有權宣戰，然而總統卻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持久的越南戰爭期間，以及九０至九壹年間短暫的波斯灣沖突中，這已明顯地成為行政與立法兩大部門關系緊張的根源。由於總統政綱必須要經國會批準才得以通過，政治學家理查德德．諾伊施塔特形容美國總統的權力「並不在於發施號令，而在於說服」。  憲法並沒有規定聯邦政府內所有的權力制衡內容，有些是從習慣做法和先例發展而成的。或許最重要的就是壹八０三年壹宗法庭判例中所確立的司法審核理論，該理論賦予最高法院權力，以裁定國會的法令違憲。  美國政制內的權力分立往往導致低效率，但它提供了壹道重要的堤防，以確暗保政府不會濫用權力——這是每壹個民主政府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首相和總統
民主政制的最重要決定之壹就是選舉首長和議員的方式。選舉方式壹般分為兩種。在議會制度之下，立法機構內的多數黨，或是政黨的聯盟，都可以組成政府，由壹名首相來領導。議會政府的制度起源於英國，今天歐洲的大部分國家、加勒比海諸國、加拿大、印度以及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各半都是前英國殖民地)都實行這個制度。另壹種主要的方式就是直接選舉壹名總統，該選舉與立法機構無關。今天，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菲律賓、法國、波蘭和美國都在實行這種總統制度。  議會制與總統制的主要區別，在於立法與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在議會制度下，立法與行政部門基本上是互為壹體，因為首相和內閣成員都來自議會。壹般而言，政府的任期都有指定的期限(例如四年或五年)，除非首相在國會中喪失多數票，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便告垮臺，國會又要重新舉行選舉。另壹種選舉是，由國家元首（總統或立憲君主，其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給予另壹政黨領袖機會，以便組織新政府。  由於議會是最高統治機構，因此缺乏作為美國總統制特征的權力分立。議會制度必須倚重議會本身內部的政治動力，從而對政府的權力進行制衡。它們通常以單壹而有組織的反對黨形式出現，以便「盯牢」政府，又或是透過多個反對黨派的競爭來制衡權力。  在總統制度之下，總統身兼政府元首與國家元首的職務。總統和國會議員都由人民直接選出，並有指定的任期。作為權力分立的壹個組成部分，總統內閣的成員通常都不是國會議員。—般而言，只有在犯了嚴重罪行或在任時瀆職，總統才會在任期屆滿前遭撤職。假如總統所屬的政黨在立法機構中占大多數，其方案便可以輕易獲得通過，但與首相不同，總統不能倚仗自己的政黨是多數黨而留任。

代議制
民主政體的另壹項重要決定就是如何組織選舉。基本選擇有二：得票最多者當選制或比例代表制。得票最多者當選制有時稱為“勝者贏全盤”，指壹個特定選區內獲票最多的候選人就是勝出者──不管是由於得票最多（少於百分之五十，但比其它對手多）或由於贏得多數票（多於百分之五十）。總統也是以同樣方式選出的，只不過選舉是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假如沒有人在首輪選舉中獲得大多數，有些制度則會安排獲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進行決賽。得票最多者當選制往往會對兩個擁有廣泛基礎並操縱政壇的政黨起鼓勵作用。  恰恰相反，在比例代表制（歐洲大部分國家所實行者）之下，選民通常都投票給政黨，而不是給個別的候選人。政黨在國家立法機構內的代表性，則取決於每個政黨在選舉中所獲選票的比例。在議會制度下，多數黨領袖便成為首相，並在議會中選出內閣成員。假如沒有政黨取得多數票，各政黨便會進行頻繁的磋商，以組成壹個占主導地位的政黨聯盟。比例代表制有助促進多黨制，盡管每個政黨只能得到較小比率的選民的支持，但他們經常進行裁判，以期在聯合政府內占壹席位。
議會和總統
今天大部分的民主政府都采用議會制，對議會制的主要要求是反應快和具靈活性。議會制政府(特別是透過比例代表制選出的)傾向於多黨制，即使比較小的政治團體亦可以在立法機構中取得席位。因此，彼此相左的少數黨派仍然可以參與政府最高層的政治決策過程。當各黨派力爭組成壹個占主導地位的聯盟時，這種多元性實有助促進對話和妥協。假如聯合政府垮臺，或者執政黨喪失統治權力，首相便會辭職，然後成立壹個新政府或舉行新選舉——這壹切都不會危害或威脅到民主制度本身。  議會的主要缺陷就是靈活性和權力分享所帶來的陰暗面；不穩定。壹旦發生政治危機，多黨聯盟可能會不堪壹擊而垮臺，以致政府的執政期只能維持比較短的時間。聯合政府亦可能發覺自己任由極端主義的小政黨擺布，這些小政黨可以通過威脅退出執政聯盟和迫使政府辭職，從而對政府作出特別的政策要求。此外，首相只是黨的領導人，他們缺乏由人民直接選出所賦予的權力。  另壹個值得關註的問題就是對議會的無上權威缺乏正式而有制度的牽制。例如，壹個在議會擁有足夠多數席位的政黨，可以制定壹個影響深遠甚至反民主的政綱，而其行動亦不會受到任何有效的限制，從而造成多數黨專政的可能。  另壹方面，對總統制的主要要求就是直接負責、連續性和實力。總統是由人民選出，有固定任期，不管其政黨在國會中的地位，他們都可以從直接選舉中取得權力。透過設立獨立但理論上平等的政府部門，總統制力求建立強有力的行政和立法機構，每個機構都可以從人民的投票選舉中獲得權力，並互相制衡。那些害怕可能出現行政部門專政的人，傾向於強調國會的作用，至於那些擔心立法機構內占優勢於壹時的多數黨可能會濫用權力的人，則會維護總統的權力。  分別選舉總統和立法機構的弱點是可能會出現僵局。總統可能沒有足夠的選票以通過其方案，但通過行使否決權，總統又可以防止國會以其本身的立法機構方案來取代自己的方案。  由於總統是經由直接選舉選出的，他們看起來可能比首相有權力。但不管立法機構是否由反對黨所控制，由於它擁有壹個獨立於總統之外的選民基礎，所以總統不得不與立法機構抗衡。因此，總統制的黨紀要比議會制脆弱得多。例如，總統不能像首相通常能夠做到的那樣，開除或懲罰本黨倒戈的成員。壹個在議會中擁有穩占多數席位的首相，可以確保其政府的立法方案通過；而總統在應付壹個珍惜自己特權的國會時，往往要進行冗長的磋商，才能確保法案的通過。  哪個制度最能迎合立憲民主政體的要求，議會制或是總統制？這個答案正是政治學家和政治家持續爭論的主題，部分原因是由於每個制度都有其獨特的長處和弱點。不過，應該註意的是，雖然總統制和議會制都沒能保證立憲民主的全部實現，但兩者都是與立憲民主政體相符的。
07、政治、經濟和多元論參與
公民並非必須參與政治進程，他們可以通過拒絕參與來自由表達自己的不滿。但假如沒有公民活動這種力量源泉，民主就會開始削弱。民主社會的公民有機會參加許多私人組織、協會和誌願團體，這些組織大部分都關註公共政策問題，但仍有小部分是由政府控制或資助。個人有權自由加入或自行組織各種不同的非政府團體，這是民主的基本原則。當擁有共同利益的人民團結起來，他們的意見便能夠被人們聽到，而他們影響政治辯論的機會亦隨之增加。十九世紀法國偉大政治觀察家阿勒斯·德·托克維爾寫道：“沒有任何國家比民主制度的國家更需要各種社團，以防止黨派專政或君主霸權統治。”  民主社會內的大量團體可以按幾種方式來分類。那些主要就某些具體問題向政府施壓的稱為利益團體或遊說團。私人利益團體(例如商會、專業團體或工會)通常都跟其倡導的政策有經濟的利害關系，雖然它們亦可能在討論遠離其專業領域的問題時采取跟公眾壹致的立場。  所謂公家利益團體(如環境和社會福利機構）則旨在謀求他們心目中的大眾利益或共同利益。但此舉並不能令這些公來利益團體較其它私人利益 團體更高明和更有道德。在他們對公眾問題所持的立場後面，緊接的往往是他們自身的利益。 這兩種利益團體在任何民主政體中都很活躍，兩者都密切註意輿論，致力擴大自己的群眾支持基礎，同時還力圖教育群眾，影響政府政策。利益團體可以作為壹股中介力量，以協調孤立的個人和龐大而遙不可及的政府之間的關系。透過這些團體的相互作用(透過彼此之間的公開辯論、沖突、妥協和共識等過程)，壹個民主社會便可以作出影響其人民福利的決定。
投票
投票選舉政府官員是現代民主政體中最明顯、最普遍，同時也是最基本的參與方式。有能力舉行 自由而公平的選舉，實乃壹個社會之所以稱為民主社會的關鍵所在。  選民投票的動機有如他們所代表的社團和利益那樣，多不勝數。選民顯然會向可以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投票，但其它因素亦同樣會影響選民 的選擇。自己屬哪個政黨便是壹個因素：與政黨有牢固關系的人比獨立或無黨派的人有更大的投票意願。事實上，在比例代表制下，選民只可對某個政黨投票，而不是把選票投給個別的候選人。  政治學家提出許多其它可以影響選民取向和投票率的因素。例如，在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由於每張選票都會影響立法機構內的代表席位，所以與在壹個選區內以簡單多數票獲勝或由得票最多者奪魁的國家相比較，前者往往具有較高的投票率。社會經濟地位，比較簡易的選民登記手續，政黨制度的力量，候選人的傳媒形像，以及選舉次數的多寡——這些都會影響選民投票的人數和次數。在民主選舉裏，鬥爭往往不是為了決定哪個候選人可以博得最多的公眾支持，而是誰最有效地促使支持者把意見轉化為選票。選民態度冷漠的潛在危險並不在於公職空置，無人補缺，而是官員們將會由愈來愈少的合格選民選出來。
政黨
政黨通過征求、提名和競選來選出政府官員；假如他們獲得多數席位的話，便會為政府草擬政綱；假如他們是反對黨的話，便會提出批評和另壹套政策；在不同的利益團體中爭取它們對公共政策的支持；就大眾所關註的問題教育群眾；並為社會上的政治辯論提供架構和規則。在壹些政治制度裏，意識形態可能是吸收和激勵黨員的壹個重要因素；在另壹些政治制度之下，相同的經濟利益或社會見解可能會比意識形態上的承諾更為重要。  政黨的組織和程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形形色色政黨類型的壹端，以歐洲的多黨議會制而言，那些政黨都是紀律嚴明的組織，差不多全部由全職黨務人土所領導。另壹端是美國，這裏的相互對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權力分散的組織，它們主要在國會和州的層次上起作用。這種形勢每四年改變壹次，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全國性組織都十分倚仗誌願人員的參與，他們會合力籌辦總統競選活動。  政黨跟他們在其中運作的社會壹樣，形形色色，不壹而足。他們所籌辦的競選活動往往都費煞心思，耗時冗長，有時甚至有點無聊。但所起的作用卻是極其嚴肅的：提供壹個和平而公正的方式，以便民主社會的公民可以選出其領袖，並在決定自己的命運時擔當著壹個有意義的角色。
抗議行動
在壹個民主社會裏，公民有權和平集會和通過示威、遊行、請願、抵制、罷工和其它直接的公民行動方式，來反對政府的政策或其它團體的行動。  民主社會的每壹個公民都可以參與直接行動，但傳統上這是受壓迫、生活條件差或少數民族團體所采用的方式，因為他們感到自己被排擠在其它影響政府政策的方式之外。這些抗議行動壹直都是民主社會的壹個組成部分。今天，非暴力的抗議行動旨在吸引新聞媒介的註意，所觸及的問題亦十分廣泛，包括環境汙染、核武器、外交政策問題以及種族和民族歧視等。直接行動的壹個特別方式就是工會有權因為在談判桌上未能與雇主解決糾紛而舉行罷工。  抗議行動是任何民主政體的試驗場。當大家都以禮相處並對基本問題保持壹致見解時，言論自由和公民參與的理想是易於維護的。但當反對者——以及他們的目標——未能就基本問題取得壹致意見時，這些爭論就會變得激烈和怒火沖天了。問題就在於取得平衡：壹方面要維護言論自由和集會的權利，另壹方面又要維持公共秩序和對付對方進行恫嚇或使用暴力的企圖。以維持秩序的名義鎮壓和平的抗議行動只會造成壓制；但容許不受控制的暴力抗議行動又會釀成無政府狀態。  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並沒有任何良方妙計，歸根結蒂，這取決於大多數人勇於承擔責任，維護民主制度和對個人權利的箴言。民主社會有能力承受公民之間最激烈的爭議——除非這些爭論涉及民主政體本身的合法性。
新聞媒介
要統治就要傳達訊息。由於現代社會愈來愈龐大和復雜，傳達訊息和公眾辯論的領域亦愈來愈受到新聞媒介的支配：收音機和電視、報紙、雜誌、書本，甚至計算機化的數據庫都是如此。在壹個民主社會裏，新聞媒介的壹些功能雖然有所重疊，但又各有特色。其中壹項任務就是傳達和教育。人民要對公共政策作出明智的決定，就需要有準確、及時和沒有偏見的信息。由於輿論總有分歧，所以他們需要聽取廣泛的意見。在大選期間這種作用尤其重要，因為選民很少有機會親眼看見候選人，跟他們交談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反之，他們都要依賴報章和電視的報導，從而分析問題和判斷各個候選人及其政黨的立場。  傳媒的第二項任務就是充當政府和社會上其它權力機構的監督者。新聞媒介本著獨立和客觀的準則(盡管未能完善)，能夠揭示政府聲明背後的真相和敦促官員對其行動負責。  傳媒亦可以選擇在公眾辯論中擔當更為積極的角色，透過社論或是調查報告，為他們認為應該獲得通過的具體政策和改革作宣傳。傳媒亦可以充當機構和個人的論壇，透過去函編輯部和刊載不同觀點的文章，來抒發己見。  時事評論員起著傳媒的另壹項日益重要的作用：“制定議事日程”。由於新聞媒介不能報導每壹件事情，所以他們必須對問題有所取舍。簡而言之，他們決定哪些是新聞，哪些不是。這些決定往往又會影響公眾對哪些才是最重的問題的了解。跟那些由政府控制新聞媒介的國家不同，在壹個民主社會裏，傳媒不能隨意操縱或忽視問題，畢竟他們的競爭對手和政府本身都可以各自列出壹系列重要的問題，隨時喚起公眾的關註。  新聞媒介在履行這些任務時壹直都很盡責，很少人會對此存疑。新聞記者和電視采訪員會力求符合客觀報導的準則，但這些新聞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個人或他們任職的機構的偏見和敏感性所過濾，從而變得煽情、膚淺、幹擾他人、不符事實和富於煽動性。解決辦法並不是制定法律，強行界定責任的範圍或給新聞從業員頒發某種許可證，而是提高輿論的水平，以便公民有較強的能力分辨虛假和錯誤的報導以及浮誇的文字，從而找出事實的真相。美國最高法院傑出的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於壹九壹九年說：“真相的最佳考驗，就是那種思想是否有能力使自己在市場的競爭中被人們所接受。”
民主與經濟
民主並不包含特定的經濟原則。民主政府可以同時接受忠心的社會黨人和自由市場的商人。事實上，現代民主社會的許多爭端都與政府在經濟領域所應起的正確作用有關。然而，可以公平地認為，擁護民主的人壹般都視經濟自由為任何民主社會的關鍵因素。這壹事實並不排除經濟問題是今天我們劃分──和界定──政壇“左右派”的主要動力。  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強調有必要把平等和社會福利作為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在以往，這種論點促使政府掌握了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如電訊、運輸和壹些重工業)的所有權。他們亦呼籲政府為有需要者提供醫療、失業救濟及其它社會福利。反之，中間派和保守派政黨則強調不受政府控制或幹預的自由市場經濟，作為達至經濟增長、科技發展和普遍繁榮的最有效方法。  事實上，在有關經濟的辯論中，各方都有很多共同點，比他們在激烈的政治爭論中可能作出的讓步為多。例如，左派和右派人土都接受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由工人運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壹個自由社會裏，工人有機會組織或加入工會，以便代表自己的利益，與雇主就工資、醫療和退休福利、工作條件和伸訴程序等問題展開談判。  沒有壹個現代民主國家的經濟制度是完全國有或全然脫離政府的管制。它們都是私人企業和政府監管的混合體，高度倚仗自由市場的運作，在這種市場上，價格不是由政府訂出來的，而是由千千萬萬的消費者和生產商透過日常交易而自行作出決定。  左派政黨雖然壹般都傾向於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左派政黨比右派政黨更加傾向於宏觀調控與國家提供社會福利以及重要產業的民主公有化的混合經濟外加累進稅制，但他們認識到根據供求原則運作的自由市場是經濟增長和繁榮的主要推動力。同樣地，中間偏右的政黨雖然壹般都反對政府幹預或掌握生產所有權，但卻同意政府有責任調節經濟的某些層面：國家提供社會福利與部分產業的民主公有化；以及利用課稅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
聲音
民主為人性作了若幹假設，其中壹個是：假如有機會的話，人們壹般都能夠以公平和自由的方式來治理自己。另壹個假設是：任何社會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利益和人，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取，他們的觀點應該受到尊重。因此，所有健全的民主社會都具有壹個不折不扣的共同點，那就是：喧嚷。  美國前布什總統形容美國的大量誌願機構為“螢光千點”。這個比喻亦可用以形容世界各地民主社會的多樣性或多元化。民主的聲音當然也包括政府以及其政治支持者和反對派的聲音。但同時亦有其它聲音參與其中，這些聲音分別來自工會、有組織的利益團體、社區組織、新聞媒介、學者和評論家、宗教領袖和作家、小企業和大公司、教會和學校。所有這些團體都可以自由地發出呼聲，並參與本地或全國性的民主政治進程。就這樣，民主政治成了壹個過濾器，以便各式各樣的人的口頭要求得以通過這個過濾器變成公共政策。美國前總統卡特曾經說過：“民主的經驗就好象生活本身的經驗——變幻無常，形形色色，起伏不定，在厄運的考驗下，這些經驗住往會更寶貴。”
民主本身並不保證什麽。它提供成功的機會，也提供失敗的風險。用托馬斯·傑斐遜發人深省而壹針見血的話來說，民主的承諾就是“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 這樣，民主既是承諾，也是挑戰。這個承諾是：自由的人齊心協力，就可以用壹種能夠滿足他們對個人自由、經濟機會和社會公義的願望的方式治理自己。同時，民主也是壹項挑戰，因為民主事業成功與否，公民是責無旁貸的。  民有和民治意味著壹個民主社會的公民要分享它的利益和負起它的重擔。接受了自治這個任務，壹代人就得為下壹代維護得來不易的個人民主、民權和法治的遺產。在每壹個社會和每壹代，人們都要重新履行民主的任務——繼承過去的原則，並且把它們應用於新時代和瞬息萬變的社會。  生於俄羅斯的詩人、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德斯基曾經寫道：“壹個自由的人失敗了是不會怨天尤人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民主社會裏的公民。他們自己既然選擇了在民主社會中生活，最終就必須為這個社會的命運負責。

共產專制對貨幣的控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政府為對付經濟危機濫發貨幣與控制匯率的貨幣政策，大大削弱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導致人民幣實際含金量國內國外不壹致，人民幣出現內貶外升（或持平）。不斷的超發貨幣與死守匯率，使這種不壹致（俗稱剪刀差）不斷擴大，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帶來兩方面的影響：

它使中國同樣貨幣在國內國外不能買到同質同量商品，或同質同量商品國內國外價格不同。國外商品因匯率因素將大量湧入中國，國家被迫加大關稅或非關稅措施，以狙擊國外商品。否則很難維持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和平衡。這會增加國外商品進入中國的限制，引起他國的不滿和反制。另外，中國出口商品受匯率影響，價格在國外相對升高，將日漸失去價格競爭力，由此遏制中國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幣內貶外升，會日漸成為商品跨國流動的貨幣壁壘。

人民幣內貶外升，使貨幣（或資本）在跨國流動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套利空間。如目前國內企業大量在國外的收購（美其名走出去），帶來大量的資本外流，就與人民幣內貶外升密切相關。千百萬的人民幣在國內只能買壹套房，兌換成美元在美國則可買數套房。當這種套利足以影響壹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甚至產生金融危機時，國家將被迫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壹旦實行資本管制，貨幣的自由兌換受到衝擊，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因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將大幅削弱。

匪諜長期鼓吹所謂美國維持美元體系是為了剝削全世界，這種說法實際上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元體制是世界貿易的需要，而其他國家在貿易中，根本不願意讓世界各國的貨幣參考，比如人民幣絕不願意被盯著幣值。美元體制的壹個重要特徵是自願性，也就是各國自願參照美元，沒有任何的強制性。

其次，美國作為美元供應國，壹貫的收緊，不存在所謂「印美元發財」的問題。印刷美元是給非常敏感和透明的問題，美國壹量化寬鬆壹下，中國就要美國向中國「解釋」。而中國卻是年年寬鬆。

最後，中國的各級政府預決算是不公開的，所以，別人無從知道政府到底量化寬鬆了多少人民幣，印刷了多少人民幣。也從來找不到政府印刷人民幣的具體數字和時間，這對美元來說是不可能的。人民幣這樣做有自己的苦衷，目的之壹就是阻止各國準確掌握參考人民幣實際幣值，從而掌握人民匯率的主動性。

而別國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不願意維持壹個人民幣體制。

在國際貿易和結算中，壹國願意參照哪國的貨幣，都是自己的權力，妳愛參考歐元就參考歐元，沒有任何人或者國家會反對妳這樣做。
　　
據說有些國家願意和人民幣接軌，俄羅斯願意和人民幣接軌。只能說這些國家非常的有個性，在摸不清人民幣實際狀況的時候，就大膽的「壹口價」。
估計是政治經濟學的成分多壹些。

壹般來說。社會增加多少物資，就應該發行多少貨幣。
　　
　　
貨幣如何投向市場？有信貸，補貼，社會福利建設，充實政府財政等等。
　　
為什麼民主國家都是福利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新增貨幣大多用在全體人民的身上，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民主國家基本上增發的貨幣，是通過社會福利的方式投向市場，養老，醫療等等。而中國卻讓這些公務員們糟蹋。
而中國新增貨幣則多是給國企貸款，給公務員發工資。
　　
共匪採取的壹個重要的方法是給公務員增加工資，讓公務員把這些錢花出去。這樣做是不利於社會公平的。
民主國家的政府花的錢是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或者用來給弱勢群體補助，比如美國的社會住宅。
　　　　　　

共匪幾十年來，放開的印刷貨幣。
美國1997年緊縮貨幣，結果美國人房貸出現危機。
歐洲2006年緊縮貨幣，結果歐洲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共匪的血汗出口禍害了全世界，共產黨的權貴們個個吸飽了血。在頂不住壓力的時候，提出要緊縮貨幣。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因為共匪根本不願意把經濟發展紅利分給勞工，提高社會福利拉動內需，壹旦有需求不足，共匪馬上想到的就會是印貨幣推動貶值,搞內需和發展中小企業，都是共產黨的權貴們需要割肉的，共匪根本不願意。

中國要搞內需，附庸在體制內的利益集團不允許。
癥結在於：出口經濟，在分配上不要分給勞工利益，內需經濟，就要提高勞工福利。
內需經濟，就要扶植中國的中小企業消化初級產品，而中小企業多數是體制外的，補貼體制外的企業，共匪根本捨不得花錢。

共匪購買了大量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債務。
第壹是因為是共匪壓榨勞工的血汗出口，侵蝕了美國底層人民的工作機會，導致他們無法續貸。這是贖罪。
第二是因為購買美國國債，這改變了美元的供求關係，會促成美元在市場上升值，緩解美元貶值對共匪的血汗出口的影響。
　　
匪諜對於壹些東西，只會告訴人們壹半事實，另壹半是不能告訴人們的。於是很多人什麼都不懂，然後批判美國。當面對所有事實的時候，他們也只有自我催眠了。
其實都是共匪的宣傳導致的惡果。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非勞工，拉動消費。
另外，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很多資本家主要是通過以前的價格雙軌制完成原始積累的。什麼人才能在體制內外倒賣物資賺取差價，應該只有共匪吧。
共匪依靠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賺錢，共匪必然積極的捍衛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制度。

美國確實想極力維持美元本位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主張自由貿易，如果沒有美元本位，世界貿易壹片混亂。美國維持美元本位的唯壹方法是維持美元信用。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給勞工，拉動消費。
什麼叫做血汗出口？就是因為出口占壹國GDP達到巨大份額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內部分配就會失衡。因為不需要培養內部市場，在政策面上勞工只要給最低工資就行了。而內需經濟，則不壹樣。

美國儲備黃金，確實是為了維持美元結算的，美元結算是貿易自由的基礎。
　　
首先，黃金結算已經不合時宜，這個基本上是共識。而沒有其他的貨幣「願意」和「能夠」被各國貨幣參考。美元擔當了重任。
其次，美國這並不是強制，只是暗示如果各國回到黃金本位，那麼別國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好處。這是因為總有人對美元結算有想法，認為黃金結算更可靠。
　　
美國儲備大量黃金，其實是為了推動世界貿易的發展。假如，世界各國不再認同美元結算，壹致同意回到黃金結算，那麼美國也無可奈何。

美元幣值如果像亞洲國家貨幣那樣波瀾起伏，那麼世界貿易就會驚心動魄，國際結算就壹團糟。
美元結算，決定了美元不可能亂來。亂來的結果是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如果是黃金本位，美元就輕鬆多了。
　　
這隻是說，美國作出「犧牲」在維持世界的自由貿易的實現。

美國努力維持美元結算的局面，這並不是說美國對世界各國有任何強制性。
不管美國儲備多少黃金，哪個國家願意用歐元結算這是這個國家的自由，這樣做的時候，只要考慮目前的和潛在的貿易夥伴願不願意。

匪諜總是炒作美元的霸權，實際上只是在惡意抹黑美國。
事實上美國主張美元體制，只是為了各國間發展國際貿易。而且美元是需要作出犧牲的，因為美國要努力保證美元幣值穩定，其他貨幣則不要考慮這壹點。
美元被參考，哪個國家願意被這樣？人民幣嗎？
　　
如果說美元體制讓美國得利，只能從美國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中，獲得了好處。但是很多年來，由於其他國家操作貨幣，美國在貿易中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延伸閱讀 經濟學者談濫發貨幣與稅收制度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貨幣超發
1. M2增速
“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這是貨幣學派創始人弗裏德曼的壹句經典名言。按照貨幣學基本原理，壹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每增長出1元價值，作為貨幣發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也應該供給貨幣1元，超出1元的貨幣供應則視為超發。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市場化改革等原因，資源商品化過程加劇，廣義貨幣供應量適度高於經濟發展GDP增長也是合理的，但過高的貨幣供給卻極易帶來通脹。
據統計，2010年中國GDP為39.79萬億元，是1978年的109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余額（即M2余額，廣義貨幣=流通中現金+銀行活定期存款+儲蓄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10年底的72.6萬億元，為845倍。
2000年，我國GDP總量為8.9萬億元，M2余額為13.5萬億元，超發了4.6萬億元，而到了2010年，我國GDP總量為39.79萬億元，M2余額為72.6萬億元，超發貨幣32.81萬億元。
2010年中國M2余額額與GDP規模的比例已達182%，而2009年美國為61％，日本、韓國也只在100%左右。
貨幣超發是通貨膨脹的首要原因，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制定了嚴格的法律法規，以嚴格控制和管理貨幣增速，很少有M2增速超過GDP增速的3％的現象。美國國會立法規定，M2的上限為5％，這個規定沒有對應GDP增速，因為美國國民並不關心GDP這個數據。美聯儲的這個目標是硬性的，美聯儲主席和美國總統都無權超越。相比之下，中國在M2增速上隨意性較大，2009年M2增速高達27.7%，這是天方夜譚的事，偏偏就在中國出現。之所以這麽隨意，與中國的中央銀行為內閣部門而不具備獨立性有關，也與黨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涉有關。　
過去的十年，中國的M2增速基本上都在16％以上，遠遠高於GDP增幅。中國M2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商業銀行放貸多、結匯量大所致。貨幣過度增長帶來的是人民幣在國內市場的貶值和資產價格的瘋漲。由於存款利息遠低於貨幣貶值的速度，而中低收入人群除了將錢存銀行外並無太多投資的門路，加之其掌握的可供保值與增值的資產較少，所以中低收入人群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最大。
2.M2余額世界第壹
截至2009年底，中國M2余額為60.6萬億人民幣，按當年末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計算，折合8.94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M2余額為8.5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在2009年已經成功地超過了美國。但在GDP方面，2009年美國卻是中國的2.8倍。
到2010年8月底，中國M2余額已超出美國18％，而當年中國的GDP只是美國的40%。
截至2011年6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78.08萬億元，同比增速15.9%，遠超同期9.6%的GDP增速。按照現在的進度，兩年後中國M2余額將跨過百萬億元大關，三年後中國的M2余額將是美國的2倍，同時也是自身GDP的2倍。到那時，中國政府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國M2余額趕上美國用了數百年（？）時間，而M2余額與美國持平到增長為美國的2倍，中國只用了不到5年的時間，這是世界最大的奇跡。
3.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或經濟體的貨幣當局持有並可隨時兌換他國貨幣的資產，包括現鈔、黃金、國外有價證券等，通常以美元計算。外匯儲備是壹個國家國際清償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有重要的影響。　
外匯儲備余額常被誤為是經濟力的重要指標，但發行強勢貨幣的國家（如美國）並不需要太多外匯儲備，因其貨幣可在國際外匯市場中流通；反而壹些貨幣不在國際間流通的發展中國家，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或政治上的需要需要握有大量外匯儲備，以因應國際市場及政治形勢的波動。此外，壹個國家或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多寡，也受其貨幣政策的影響：實施固定匯率或聯系匯率的國家或經濟體，通常需要握有較充裕的外匯儲備以穩定匯率。
中國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2684億美元壹路攀升，截至2011年6月為止，累積達3197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達30%以上。當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中有60%以上用於收購美國國債和其它各種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　
中國外匯儲備長期處於世界第壹，而通過美元貶值，近年來中國平均年損失在2000億美元以上。
外匯儲備前10位 排名 國家或地區 億美元(最後更新) 1 中國 $ 31975 (2011年6月) 2 日本 $ 11096 (2010年9月)
歐洲聯盟 $ 7260 (2010年8月) 3 俄羅斯 $ 5250 (2011年4月) 4 臺灣 $ 4000 (2011年4月) 5 印度 $ 2877 (2010年9月) 6 韓國 $ 2852 (2010年9月) 7 巴西 $ 2695 (2010年12月) 8 香港 $ 2661 (2010年9月) 9 新加坡 $ 2147 (2010年9月) 10 德國 $ 1840 (2010年9月)
4.外匯占款
2002年末中國的外匯占款為2.21萬億元，而截止2011年6月末外匯占款余額達24.67萬億元，為2002年的11倍。
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負有無限度對外匯資金回購的責任，其在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2010年，中國增加了448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年末匯價，全年就有2.966萬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 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對沖外匯占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
但對沖也是有成本的。《第壹財經日報》記者徐以升通過查詢公開資料後計算發現，2003年至2010年底央行對沖外匯占款的成本累計規模為10830.6 億元。該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支出組成：央行發行央票的利息支出，利息規模為7436.5億元，其中已全部到期的央行票據完成利息支付6117億元；存款準備金率由2003年的6%上調到2010年末的18.5%發生的利息支出，按準備金凍結資金的6%是對沖外匯占款測算，利息逐月計算累加為3394.1億元。因央行通過正回購等其他工具回籠市場流動性而支出的成本並未納入測算，故10830.6億元這壹對沖成本較實際可能稍有低估。
對沖成本的承擔機制目前不明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斌張斌則認為，央行承擔對沖成本，壹是通過發貨幣，也就是用鑄幣稅承擔；二是通過發新債來償還利息，但發債最終也還是要靠未來的鑄幣稅償還，或是財政資金償還。

出口退稅

1. 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出口退稅 是指對於出口商品，不僅在出口環節不征稅，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以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增強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目前，中國出口商品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通過出口退稅，讓銷售到國外的商品價格降低，而生產廠家還能有利潤，這實質上使國外消費者得到了中國的財政補貼。正因對外國消費者的財政補貼，和對國內消費者的層層剝皮，才有美國商場的中國商品比在中國賣得便宜的事。
中國經常將出口退稅作為壹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使得稅收失去其嚴肅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先後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總額15779億美元，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 841億元，按年末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1：6.62計算，2010中國出口商品平均退稅率7%。
2.出口退稅的問題和弊端
出口退稅政策對鼓勵外貿出口以及優化經濟結構方面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近些年來，現行的出口退稅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弊端，已超過了該項政策所能帶來的益處。
（1）. 通過出口退稅，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大多人為的降低了5—17%，加之企業用惡性的價格競爭以爭奪客戶，結果遭到相關國家反傾銷和特保案懲罰。目前世界上60%以上的反傾銷案都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而這些反傾銷案從未針對未享受退稅的中國商品。
（2）.中國現行征稅機關與退稅機關是分設的，監管不力、內外勾結使騙稅現象非常嚴重，並導致大量的出口轉內銷。2011年7月爆光的達芬奇事件即是如此。
（3）.近年來中國每年國際貿易順差1800億美元以上，外匯儲備超過了3.1萬億美元，這使得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國家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異常困難。
（4）.中國商品低價出口建立在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的血腥剝削基礎之上，同時是以廉價出賣國家資源，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具有不可持續性。而出口退稅政策等於是政府鼓勵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
（5）.過高的出口退稅率，使很多出口企業片面依靠政策的扶持，以低價產品打開國際市場。既然這樣的生產方式有利可圖，企業何必花巨大的人力物力去搞風險很大的創新？這就使很多企業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6）.出口退稅刺激出口，增大貿易順差，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央行放出基礎貨幣進行對沖，貨幣供應量加大，而基礎貨幣投放又以乘數效應擴大廣義貨幣供給，從而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助長國內價格上升。
（7）. 2010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2010年各級政府用於醫療衛生和住房保障支出之和7103億元還高。補貼外國消費者很大方，對國內的民生投入卻很扣門，這是典型的寧贈外邦，不與家奴的表現。
3.出口退稅的接軌與國情
中國官方常說出口退稅是國際慣例，但實際上，實行增值稅的51個主要國家中，有31個國家采用了免、抵、退這壹出口退稅方法，還有20個國家未實行出口退稅。所以是否實行出口退稅還是要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
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出口退稅的方式，並且不違反WTO的原則，中國實行出口退稅依據也在於此，美其名曰為與國際接軌。但發達國家已是後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多為高附加值產品，且發達國家的薪資高，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左右，實行出口退稅有與中低收入國家在人力成本上進行適度拉平的作用。而中國還在工業化階段，出口產品以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由於現行的工會是資方和政府的傀儡，加之政府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工人階級（包括農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故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不到10%，實行出口退稅實際上是補助了資方和外國消費者。
中國在出口退稅上與國際接軌，但卻不在工人工資收入占企業運營成本上去與國際接軌，不在給予工人自組工會權、罷工權上與國際接軌。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在工人工資上講國情，在工人權利上講國情，在應否實行出口退稅上卻很少談國情。

延伸閱讀 從美聯儲縮表談所謂的美元霸權收割！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最近偶爾看到這里的一些小粉紅、僵屍們在大談美元霸權，美國利用美元超發收割世界各國財富的秘密。這個基本是不懂國際金融，不懂美聯儲運作，不懂美元和世界各國貨幣關系的一幫大字不識一籮筐的文盲和底層垃圾的胡扯。

不過這個說辭已經流行很久了，基本上中國國內的一些傻缺，和海外的僵屍們都喜歡拿這個來說明美國不勞而獲，利用美元霸權掠奪他國財產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今天給你們這些缺乏邏輯，文理不通，還喜歡吵吵的傻貨們上一堂國際金融課程。什麽是美聯儲？美國國債？美聯儲的升息、降息，以及最關鍵的縮表行為。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即美聯儲，是美國的一家私有中央銀行  ，負責履行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於1913年12月23日成立的。美聯儲的核心管理機構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由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和12家分布全國主要城市的地區性的聯邦儲備銀行組成。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從美國國會獲得權力，行使制定貨幣政策和對美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等職責。

美聯儲是美國聯邦債務的最大持有者，對股東構成嚴守秘密，2020年，美聯儲凈利潤達888億美元。

大家知道各國負責發行貨幣央行的基本屬於國有，中國是徹頭徹尾的黨有，是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財政部的下屬機構，負責發行貨幣和監管其他商業銀行。

美聯儲不接受美國財政部的管理，但卻受到美國國會的監管，它的主席等一些關鍵崗位任命必須獲得美國參議院的批準認可。那麽它和美國政府最主要的關系是美聯儲是美國聯邦債務的最大持有者。

從這里看出美國政府，或者說美國財政部不是中共的財政部，或者說中共的人民銀行，可以獨立發行貨幣。它必須由美聯儲代發貨幣，以保障社會上貨幣的流通率。

現在美國GDP經濟發展、貨幣政策、民眾就業，這三個大問題糾纏在一起，其實對於美聯儲來說，形成了一個蒙代爾不可能三角定律。也就是說在這三個矛盾問題之中，尋找一個最優解是不可能的。所以無論美聯儲加息還是縮表，都會對其他兩者產生一定的影響，未來美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引發全球的極大關注，因為這很有可能將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引入衰退之中。

美國國債已經超過了30萬億美元，是指美國財政部代表聯邦政府發行的國家公債。根據發行方式不同，美國國債可分為憑證式國債、實物券式國債（又稱無記名式國債或國庫券）和記賬式國債3種。

美國國債根據債券的償還期限不同，美國國債大致可分為短期國庫券（T-Bills）、中期國庫票據（T-Notes）和長期國庫債券（T-Bonds）3類。美國國債除了本土投資者外還面向全球各個國家，其往年的國債發行量平均一年是5、6千億美元。

2018年4月，中國和日本分別減持58億和123億美元，共有19個國家在4月份拋售了美國國債。

從這里看出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分別被美國本土的投資者購買持有，或者被世界各國政府購買持有，因為購買這些美國國債是可以獲得利息保障的。而美國的國力，以及在世界的經濟、軍事地位保證了美國國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被世界各國投資者和它們的政府作為資產保值的一項投資。

所以很多傻缺說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是被逼行為，這是一項投資行為，是為了保證中國政府出口獲得美元收入不貶值的行為。

持有這些美國國債除了每年定期從美國財政部獲得利息收入，債卷到期則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兌換本金。另外如果急需美元資金，還可以將美國國債投入二級市場直接兌換為美元現金。

傻缺們說美國發行國債就是濫發貨幣，這是一種純粹不懂的認識。第一各國投資者購買美國國債是拿它們持有的美元資金購買，而不是什麽新發行的貨幣。第二美國最新幾年由於疫情確實擴大發行了國債，目前美國國債總額是30萬億，占美國GDP的118.4%，超出了歷史記錄，但並不是超發了30萬億新增的貨幣。而中國的M2貨幣發行量已經是266萬億人民幣，已經是中國GDP總額的300%還多。

那麽美國，或者說美聯儲超發的貨幣在哪里體現？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為8.94萬億美元，其中國債為5.77萬億美元。資產負債表是反映企業在某一特定日期（如月末、季末、年末）全部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情況的會計報表，是企業經營活動的靜態體現，根據“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這一平衡公式。

好了這5.77萬億美元就是美聯儲因為購買美國國債而發行的貨幣，和美國2022年GDP總額24萬億相比只占GDP的24%。

現在美聯儲開始有效地縮表了，也就是減少美元的流動性。縮表，即資產負債表縮小，簡稱縮表。

票號開張，客官來存銀子，存白銀一百兩，掌櫃給開具一張銀票，憑票即兌一百兩白銀。此時，地窖里多了一百兩銀子，這就是票號的資產，而開具出的銀票就是票號對客官的負債。資產負債表是同時增加的。

客官去做生意的時候，不需要搬動大量銀兩，可以直接支付銀票即可。如果持有銀票者去票號兌現白銀，則從地窖里取出白銀，銀票銷毀，此時資產減少白銀，負債的銀票也取消了。資產和負債同時減少。

這叫資產負債表縮小，故而我們簡稱縮表的時候不需要注明是負債縮小還是資產縮小，資產負債表是同增同減的。

美聯儲從6月開始縮表，預計每個月平均縮減800億美元，目標就是到2025年中期，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8.97萬億縮小至5.9萬億美元。未來的三年里美聯儲一共要縮減掉3.04萬億美元，完成縮表大計後規模只剩下了原來的65%。

也就是說美聯儲未來會收回到期的美國國債3.04萬億，並將因此將發行的貨幣銷毀，以減少社會上美元的供給，保證流通的美元不因為超發貨幣而貶值。

但是美聯儲縮表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美國的長期通脹率，減少對於全球美元的供給。因為最新的數據中，4月CPI達到了8.3%，3月的CPI創下40年來新高，達到了8.5%，美國國內各類商品、資產價格大幅上漲。這麽高的通脹率，其實已經很危險了，很容易引發美國社會的不穩定以及美國經濟的失控。

美聯儲對於長期通脹率的預定目標是2%，美國2022二年度的GDP增長目標是2.8%，但是在第1季度GDP增長為負數，也就意味著美國後續三個季度的GDP增長率要超過4%。經濟增長與降低通脹率，形成一對矛盾問題。但是在此基礎上，美國還要考慮到新失業率的問題。

因為存在著通脹率，經濟展現出一定的繁榮景象，美國的就業率持續在提升。美國4月非農部門新增就業42.8萬人，失業率環比持平在3.6%。幾乎達到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是低失業率正在推動工資增長，從而有可能催生更高的通脹率水平。

以上就是美元的發行機制，美聯儲的作用，以及美國國債的意義。美聯儲是通過升息、降息，以及縮表來控制美國經濟不能過熱，也不能因為貨幣流通率不足而蕭條，同時也通過縮表行為保證美元不發生貶值。

中國政府購買美元，是一種保值行為，保證因為出口而獲得美元資金不貶值的行為，而不是對美國政府的援助。各國投資者同樣是這樣的目的。

從這里如何看出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收割各國財富了啊？

至於日本廣場協議後發生的經濟泡沫崩潰現象，以及1998年東南亞的金融海嘯，都是由於當地政府、銀行盲目信用擴張而出現的現象，和美國政府、美聯儲有屁關系！

美國也因為自己的商業機構的次貸危機而出現金融海嘯，也是盲目信用擴張而帶來的必然出現的現象。至於形成的機理和原因可以閱讀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理論《商業周期理論》獲得答案。這里就不詳細論述了。

世界各國投資者和政府購買美國國債是因為美國國債的信用，而不是美國的霸權，是一種投資行為。

世界各國由於加入美元貨幣體系而獲益，基本上這個世界富裕國家都是美元貨幣體系的參與者，中國也因為這個體系而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

都是因為美聯儲負責任的操作，不僅僅是為了美國國家利益，而是因為要保證它們自己的資產的增值和保值。濫發貨幣最後結果是這個機構的12家民營銀行的股東，因為貨幣貶值而資產縮水。

共產專制對股票市場的控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里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裡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裡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里，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里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決定大盤漲跌的大型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共直接控制的黨營企業，中共可以直接動用國庫的錢購買自己的黨營企業發行的股票進行炒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選舉制度，散戶根本無法了解黨營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也沒有選舉制度可以讓中共成為失去黨營企業失去國庫支配權的在野黨。基本上中國股市的必然規律就是中共掠奪中國的股民，中國的散戶只能被中共宰割。真正認真的研究經濟在金融領域從事資源優化配置工作的一般股民根本賺不到錢，因為整個制度設計是為中共服務的。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中共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中共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中共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共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中共控制的黨營銀行，專門為中共謀取特殊利益服務。中國股市本質上是黨國財團圈錢的工具，黨國財團率先入市創造人造牛市，散戶隨後入市，然後黨國財團撤離，人造牛市行情結束，散戶的錢被人造牛市瓜分。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麼「企業重組」；什麼「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麼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複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后，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后，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后，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麼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隻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麼「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從中共開設股票市場到二零一五年，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后，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后又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甦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延伸閱讀 中國股民談中國股市存在嚴重的金融犯罪行為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泰禾集團於2020年4月30日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19年1-12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 82732萬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變動幅度為 -67.62%

主要原因如下：1、2019年公司為加速項目資金回籠，通過轉讓項目股權形式與合作方共同開發，累計減少並表項目21個，由此確認投資收益約15.5億元；與此對應，2019年度交付結利的項目少於2018年度，導致房地產銷售業務收入相比於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同時由於2019年度結轉收入的項目普遍受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導致2019年度毛利率較2018年度大幅下滑，影響凈利潤約20億元。上述原因導致公司2019年度非經常性損益大幅增加，經常性損益大幅減少。2、2019年度因地產整體環境影響，公司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評估增值較預期差距較大，2019年度評估增值額比2018年度評估增值額減少6.66億元。3、因合聯營企業本年利潤減少，2019年度公司持有的合、聯營企業投資按權益法確認的投資收益，比2018年度對應的投資收益少3.73億元。4、公司對應收款項按照類似於信用風險特征（賬齡）進行組合，測算並計提壞賬準備，確認信用減值損失約9000萬元；存活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計量，對存貨計提跌價準備5億元；根據評估結果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約5000萬元，2019年度公司計提德各項減值準備合計約6.4億元，比2018年度對應的計提減值準備多2.7億元。本公司董事會謹慎審視上述因素，認為第1項的變化可加速項目資金回籠，但會導致公司賬面列示的非經常性損益及經常性損益大幅增減，除此因素外，業績預減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公司的非經常性損益，如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減值準備的計算提升等，這些非常性損益不具有持續性，預計不會對公司未來的經營業績產生持續影響。

泰禾集團2016年房地產銷售額為400.1億元、權益值為384.1億元，2017年房地產銷售額為1007.2億元、權益值為857.2億元，2018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1303.4億元、權益值為1095.3億元，2019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940.2億元、權益值為731.2億元。

泰禾集團2016年度報告顯示營業總收入為207億元、凈利潤為17億元，2017年度營業總收入為243億元、凈利潤為21億元，2018年度營業總收入為309.8億元、凈利潤為25.5億元，根據預告房地產銷售收入2019年度比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營業總收入為237.8億元，凈利潤為8.27億元。

房地產銷售額2018年的年初黃其森宣稱2017年泰禾集團的銷售額已經突破1000億元，預計2018年銷售額再次翻番，可以達到2000億元以上，黃其森宣稱房地產貨值權益值為6600億元（按照房地產的行規，這麽高的貨值完成2000億的銷售額是有保障的。）。由於黃其森的講話，促使泰禾集團的股價最高達到43.69元。

綜上所述，泰禾集團2020年4月30日的業績預告根本就沒有反映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過程中的銷售額權益值（根據多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董事秘書的解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房地產銷售額計入年報的時間要推遲1.5年-2年；泰禾集團2019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發布之後，詢問董事秘書2017年的銷售額何時體現？董事秘書回應：在2019年的年報中體現。），通過隱瞞利潤的方式操縱股價，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的銷售額合計為3250.8億元，正常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為42%-48%，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期間房價暴漲，壹線城市房價翻倍，上海房價短時間之內上漲40%-60%，導致二、三線城市房價翻番，甚至暴漲200%，其他四線以及四線以下城市也達到同等漲幅。實際情況是房地產在去庫存期間，在房價暴漲的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高的驚人。所以房地產公司的負債在高毛利率的情況下可以得到有效解決。最讓人不理解的是，泰禾集團和世貿房地產的交易，其中有壹筆是廣州黃金地段的項目，世貿房地產拿到之後壹周之內取得了房地產銷售的預售證，如果不轉讓此項目，可以提高泰禾集團的財務狀況，提升泰禾集團的業績，此項目屬於利益輸送，嚴重的損害了廣大股民的利益。

根據泰禾集團離職的工作人員（經理級別）的透露，房地產公司為了不體現房地產去庫存時期的利潤，表內表外轉移利潤，建議證監會根據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國的理念嚴懲相關上市公司，還股民公道，把影響證券市場發展的障礙清除，讓股民擁有獲得感、幸福感。

根據文章《黃其森秘密引入戰投，泰禾集團有錢了。》的解讀，消息人士稱，泰禾集團的管理層在“減包袱、藏利潤、輕裝上陣”，為引入戰投做準備。低股價，可以讓戰投方獲得更低的進入門檻，降低營收結算的操作也可以讓泰禾集團在股權合作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留下更多操作空間。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房地產銷售額權益值為2683.7億元，在考慮房地產去庫存期間的高房價、高利潤，上市公司的凈利潤應該不低於300億元，應該在以後的年度業績報告中逐漸體現（包含2019年的年度業績報告）。泰禾集團現在的總股本為24.889億股，根據300億元的凈利潤，泰禾集團每股凈資產增加12.05元（2018年的每股凈資產為14.83元，十送十之後，十股派息2.2元之後，每股凈資產為7.305元）加上2018年分紅派息之後的每股凈資產7.305元為19.355元每股凈資產，經過泰禾集團的壹系列神操作之後，2020年4月泰禾集團的股價只有4.4元每股，嚴重的損害了股民的利益，表面上是因為引入戰投，實際上是利益輸送與利益轉移。

上述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只有在共產極權國家可以發生，不受約束的共產極權政府可以肆意縱容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

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馬克思反對針對民間刊物的政治審核，馬克思在論述與巴黎公社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的時候主張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政府而且人民可以隨時罷免政府，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在社會形態層面的設想是國家機器的消滅自由人聯合體的建立，共匪在現實中的作為是針對民間刊物進行政治審核，剝奪人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政府與罷免政府的政治權利，運用專制統治扼殺人的自由促進人的片面畸形發展，不斷的擴大國家機器的統治力防止自由人聯合體的雛形公民社會的誕生。這些都是事實，也是習慣於胡攪蠻纏的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所不願意麵對的事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性質。

共產主義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消滅工人與農民的差別，消滅城鄉差別。共匪既然要實現共產主義，就應該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待遇，消滅白領工人與貧農之間的地位差別，消滅城市與農村的建設差別。事實上共匪的所作所為是在擴大三大差別，讓中國距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遙遠。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應一下，為什麼共匪一邊高喊共產主義理想，一邊在擴大三大差別。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共匪發展私有制與實現消滅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標並不衝突，同時又沒有具體解釋發展私有制與實現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標之間的邏輯自恰性的論述，違反基本的形式邏輯，這樣的論述如果放在精神醫學的領取去檢驗，應該屬於思維形式障礙的癥狀，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論述如果不是在說相聲的狀態下進行的，真的應該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思維形式障礙長期無法痊愈會讓人喪失正常人的思維能力。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曾經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是列寧支持的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的那種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自由民主經濟層面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

人類社會或許經歷了極權專制的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之後確實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共匪絕對不是促進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進步力量，共匪是阻礙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流氓，中國社會從權力市場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時候共匪會滅亡。

共匪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斷章取義，找出他們認為有利的部份，然後把對他們有利的部份跟中國鄧右的黨國資本主義嫁接在壹起，共匪喜歡談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關於工農大眾的言論自由權以及促進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論述是中共不願意麵對的。

共匪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會強調被托洛茨基總結出來的馬克思的經濟民主理論，不會強調產業民主，不會強調工人在企業的普選權與領導權，因為這樣只能刺激被黨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統治的中國工人起來造反。

更不會把馬克思主張的消滅三大差別列為具體的國家發展歸化的目標，因為中國目前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者跟腦力勞動者的差別正在擴大，沿海城市與內陸農村的差別 白領工人與壹般農民的差別 農業資本家與產業工人的差別 體力勞動者被腦力勞動者奴役的程度 體力勞動者受歧視的程度都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在不斷的擴大，如果中國政府鼓勵中國人繼承並實踐馬克思關於消滅三大差別的理念，只能是引導廣大中國人民起來造反推翻中國現在的執政黨。

共匪長期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論述，共匪對中國的統治對社會的專政經常被共匪的支持者解釋成複雜勞動，廣大工農大眾的血汗勞動經常被解釋成簡單勞動，共匪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特權經常被解釋成按勞分配。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國家消滅政府消滅政黨然後實現完全的個人自治，根據共匪的官方宣傳，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僅僅是共同富裕，這樣解釋共匪建立的國家機器就不用滅亡了，而且共同富裕是很抽象的概念，馬克思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絕對不僅僅是早就共同富裕而是為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提供保障。

共匪宣揚馬克思的時候不會把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搬出來分析中國的土地制度與土地財政，因為共匪目前就是中國最大的地主，共匪對中國農民建立的稅負實際上就是馬克思講的地租剝削，共匪實行土地黨有讓中國農民成為共匪的佃農本質上違反了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中國農民目前並不是沒有稅負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時又無權雇傭農業工人剝削農業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務農的自耕農，宣揚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制結果只能是刺激中國農民造反。

共匪從來不會在紀念馬克思的時候不會談馬克思對金融資本的批判帶來的思想啟蒙，因為共匪建立股票市場建立高利貸市場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背叛，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說法股票只是金融資本家通過虛擬資本瓜分工人剩餘價值的憑證，高利貸只是金融資本家掠奪債務人的工具。

共匪的黨校雖然也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可是基本上都是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西方國家的私有制，從來不會運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制，如果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制就意味著把馬克思主義跟鄧小平主義對立起來了。

共匪不可能恢復傳統專制計劃經濟，不可能消滅傳統私有制，中國政府裡邊的各級官員普遍已經習慣了從資本家那邊收受賄賂，中國政府官員的親屬部份已經成為依靠剝削產業工人生產勞動依靠剝削商業工人流通勞動發財的產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了，繼續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意味著為中國政府官員的家屬培養掘墓人。

共匪喜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下功夫，比如吹捧壹下辯證思維，號召廣大中國人民繼續運用對立統壹的辯證思維分析人事物，繼續用辯證思維把共匪製造的大屠殺 大飢荒 大掠奪辯證的理解成情有可原之惡，繼續堅持認為共匪雖然奴役廣大中國人民可是中國政府的存在可以維持基本社會秩序可以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所以共匪跟廣大中國人民即是對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觀。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是質變經常成為保共改良理論的理論依據，保共改良理論認為共匪統治中國的時候越長就越會改革。否定之否定的觀點經常被共匪用來作為取代之前的執政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依據，因為共匪否定了國民黨所以共匪就比國民黨好，事實上共匪跟國民黨都是政治流氓。

還有就是宣揚壹下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煽動廣大中國人民去理解當官就是為了撈錢的基本規律，從而淡化廣大中國人民對貪官的仇恨。

共匪從來不會高度肯定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互相決定的論述，反而會把馬克思原本的論述歪曲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而避免廣大中國人民通過運用這些原理總結出共匪利用對社會的專政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對廣大中國人民洗腦的結論。

共匪喜歡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把列寧的先鋒隊理論解釋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繼承與發展，把號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匪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解釋成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把壹黨專政解釋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

共匪經常把馬克思的自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理論拿出來炒作壹下，然後得出中國鄧右利用壹黨專政高度控制中國經濟，共匪不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合理性的結論。

共匪喜歡經常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因為社會矛盾的尖銳會引發無產階級革命會誕生社會主義的論述，把這種論述歪曲成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利用這種歪曲解釋把中國鄧右發展黨國資本主義的行為解釋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機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馬克思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集體主義思想在中國被中共歪曲成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奴才思想，事實上如果中國境內的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他們革命的對象就是共匪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

如果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來解釋共匪體制內的人，他們是黨國所有制的受益者所以他們必然在思想上堅持壹黨專政。

實際上共匪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份在於在局部範圍內廢除專偶制的部份，中國政府官員共享情婦的行為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廢除專偶制這個基本主張的具體實踐，共享情婦確實在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專偶制。

至於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於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馬列毛鄧主義，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由自封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生產資料收歸黨國所有的國營經濟、仍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作為必要補充的社會制度。這種社會主義與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馬列毛鄧主義與歐美的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在細節上有所區別，歐洲左翼自由派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加思想自由化基礎上的實行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是在存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宏觀調控建立社會市場經濟，中國人在談社會主義的時候，壹般是指馬列毛鄧主義。西方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明確地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共匪壹直在說，中國在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是官僚資本主義。

德國基本法（憲法）確定德國的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而共匪自稱中國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國採用「社會市場經濟」。事實上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與中國鄧右宣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以政治民主化為前提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上實行宏觀調控謀求建立民主公有化的公營事業，以及完成高工資高福利的目標。中國鄧右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黨國資本主義，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權力尋租與黨國所有制經濟。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直到今天歐洲各國左翼政黨的產生，這個過程與共匪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兩回事。

1864年，英法德意四國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決議創立「國際工人協會」，後來被稱為「第壹國際」。當時馬克思代表德國工人參加「第壹國際」的工作。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恩格斯參加成立大會，擔任主席。「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各國工人政黨的國際組織，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國際」或「社會黨國際」。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宣稱「第二國際」所屬的政黨是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及工人黨醞釀恢復「社會黨國際」。1951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國際社會黨第壹次代表大會，重新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綱領性宣言《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又稱《法蘭克福宣言》）。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哥德斯堡綱領》。1989年社會黨國際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18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社會黨國際人權綱領》（又稱《斯德哥爾摩宣言》）。這兩個宣言和壹個綱領標志著社會黨國際以人權為最高綱領，宣揚中所宣揚的意識形態與共匪堅持的馬列毛鄧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所以，二戰以後恢復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產物。如果仍然稱其為社會主義運動，就壹定要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稱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今天的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本質上相反的兩類不同的社會主義。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麼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可是有不少中國人把馬克思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混為壹談，他們認為，既然馬克思理論有可取之處，也就是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列毛鄧主義有可取之處。他們大錯特錯了，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理論，必須完全否定。今天習近平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開歷史倒車，他必將自取滅亡！

延伸閱讀 中國工人談中國社會存在的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正確的，中國的剩餘價值率比自由世界的剩餘價值率高太多了，中國的剝削程度比自由世界的剝削程度嚴重。

壹、壟斷在經營中的作用

“服務業中的早餐公司” [1]為什麽辦得起來呢？因為大城市裏有太多“白領工人” [1]了，他們“忙碌了壹天之後加個班回家熬會夜早上匆匆忙忙起來，來不及精致地拾掇壹下自己就又忙著擠上人頭攢動的地鐵” [1]……在開始工作前，他們的“美好生活需要” [1]只是“好吃又不貴” [1]的早餐，比如“壹杯豆漿加兩個包子” [1]。

生動形象的語言不會直接有助於深入研究，但對發現問題卻絕對有重大幫助。在政治經濟學中，壹般研究的是等價交換：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買賣價格沒有差別。但在現實中，考慮到資本瘋狂的逐利性等因素，這樣的情況往往只發生在實力具有可比性的經濟單位之間：實力強的壹方總會想盡壹切辦法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買入、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而實力弱的壹方不得不接受被盤剝的局面。

文章[1]中研究的早餐公司，是從餐飲公司買進包子等原材料的。根據文章作者的調查結果，包子是大量按箱出賣的，可見賣食品給早餐公司的餐飲公司不是小作坊，而是比較大的企業。在早餐公司買進原材料的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實力大體相當，交易可以看做是等價交換，與政治經濟學壹般原理相符。

但賣出成品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消費者是壹群“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對於價格能承擔得起又必需的東西，是壹定要照價買下的。這時候發生的交換，壹般說來不是等價交換：早餐公司賣出熟包子和熱豆漿等餐點的價格，應該高於餐點的價值壹個不低比例。

“該公司每個攤點： 每月的營收為30000元， 成本為原料費用和人工成本15000+3600=18600元。”[1]，可以確定的是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明顯在3萬元以下1.86萬元以上。但考慮到現實中的各種變動因素，餐點的價格到底比價值高了多少卻是壹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如果假定價格比價值高了1/5也就是20%，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3÷(1+20%)=2.5萬元。

這樣的話，利潤為2.5-1.86=0.64萬元，原料費用1.5萬元，人工成本0.36萬元，壹個攤位每月的投入為1.86萬元，月利潤率為0.64÷1.86=34.4%。即便不考慮買餐點時價格明顯高於價值這壹極其有利於獲利的情況，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相當高，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6倍（5.9倍，文中沒有給出規模以上企業的利潤率是怎麽算的，但根據筆者過去的計算結果[2]看大體合理）。

人工勞動給原料增值2.5-1.5=1萬元，比人工成本高1-0.36=0.64萬元，即剩余價值為0.64萬元，剩余價值率為0.64÷0.36=1.78=178%。接近180%的剩余價值率！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這壹因素，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剝削仍然十分深重。

價格高於價值20%只是壹個假定，根據這壹假定計算得到的結果大體合理。但這並不準確，價格提高的比例可能是別的數值，做出其他假設後可以按照同樣方法得到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相關的結果：若價值高於價格2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2.4萬元，利潤率為29.0%，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5倍，剩余價值率為壹倍半也就是150%，剝削很深重；若價值高於價格1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約為2.61萬元，利潤率為40.3%，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7倍（6.9倍），剩余價值率超過兩倍達到了208%，剝削非常深重。

現實中壹個早餐公司典型攤位的月利潤率更高：(3-1.86)÷1.86=0.613=61.3%，超過“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10倍。剛得到這個結果時，筆者覺得自己可能點錯了小數點，但經過校對以後發現沒錯：實際利潤率就是高到了離譜的地步。（有壹點在數學上意義重大：投入比賣餐點的收入為1.86/3=0.62，大體上和利潤比投入0.613相等，這兩個比值都十分接近黃金分割比例0.618，看來黃金分割真的能給資本家創造大量黃金啊！）

前面通過估算得到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很高的月利潤率，約為30%~40%，但這不影響早餐公司的實際月利潤率更高且超過60%的現實；用同樣方法得到的剩余價值率大體上為壹倍半到兩倍，剝削十分深重，但這不改變“工人每掙壹塊錢的工資，就要為資本家創造超過三塊錢的利潤” [1]的更殘酷的現實。

但筆者並不認為消費者被痛宰了。《我不是藥神》裏主角經營的平價藥生意是這樣的：印度仿制藥“格列寧”的出廠價是500元，經主角運到國內賣給患者至少要漲到三四千元。銷售價格是出廠價的6~8倍，壹轉手就大幅度漲價，提高了500%~700%。這還是走私的仿制藥，效果壹樣的正版藥價格會高達到它的10倍……與這樣的暴利相比早餐公司不愧為“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

也許再多辦幾個這樣的“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就能改變早餐價格高於價值的現實：很自然的想法是幾個大的早餐公司競爭會導致價格降低。但要知道，大型早餐公司再多，也遠遠少於“白領工人” [1]：壹個二線城市有30萬想買早餐的“白領工人” [1]，這很可能是偏低的估計；同壹個城市裏有3家早餐公司——每家1000輛餐車，這很可能是合理的假設。

平均每個公司至少對應10萬沒有議價能力的消費者，數量差異大到這種程度本身就意味著壟斷，同行間的競爭改變不了什麽。3個公司很可能達成價格協議，不論是通過協商自覺達成的還是在經營過程中自發達成的。而“白領工人” [1]卻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其中某個公司的產品，更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早餐公司提供的早餐；即便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最多也只是讓某公司可能的顧客減少千分之壹，改變不了早餐的經營格局。

3家早餐公司的價格表很可能有壹定差別，這就會導致競爭。但競爭的最好結果也只是不同公司的早餐消費水平基本壹致而已，上班狗還是得在3家中做出選擇來解決早餐問題，要付的錢基本上還是那麽多：如果競爭導致了更強大的早餐壟斷業務，付的錢會更多。不能指望通過大公司間的資本主義競爭改變消費價格明顯高於產品價值的現實，不變得更高消費者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壟斷收益本就是大型企業利潤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前面的估算結果表明：如果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的壟斷因素，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少則下降1/3（40%與60%），多則下降壹半（30%與60%），如果不是還要更多的話。買賣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差別往往會對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明顯影響，考慮小範圍的業務時不能忽視這樣的差別。

二、經營中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但對於“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1]這樣大範圍的經營而言，價格與價值的差別影響卻不會很明顯：這樣的差別會改變不同企業對利潤的分割，卻不會改變利潤的總量，在全國層面考察大企業時很多不等價交換已經包含在要考察的業務中了；這些企業進行的是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本身都具有壹定的實力，與它們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往往也在進行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彼此實力相當，整體上看價格與價值不會有明顯偏差。（當然，即便把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看做壹個整體，它們也可能在不等價交換中獲利，不過靠這種手段獲得的利潤與通過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而獲得的利潤相比，明顯少很多很多。）

鑒於兩者實際利潤來源的這種差別，直接拿實際利潤率比較意義十分有限：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下，這其實是比較兩種不同的東西。那該怎麽做呢？拿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大約30%~40%的利潤率同“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相比嗎？那樣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大約就是規模以上企業的5~7倍了，雖然比10倍小壹些，但差別真有這麽大嗎？

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就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壹點兒也沒有考慮利潤的分割問題；但對“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考慮的卻是“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 [1]而非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現實中的業務不可能不存在不同利益集團對利潤的分割：國家機器要來收稅，金融資本集團要收取貸款利息……兩種利潤率的計算還是不同東西，不能直接比較。

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在11%~12%之間，約為早餐公司的1/3。

在同壹標準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比規模以上企業高得多，這種不算太離譜的差異應該可以用服務業有機構成較低來解釋，殘酷剝削帶來的高剩余價值率是解釋不了的，因為各行各業的剝削都很殘酷。

有機構成代表某業務中的技術水平，大體上是指經營中的物質成本（不變資本）比上人力成本（可變資本），有機構成越高意味著該業務技術水平越高。前面說過，在本文研究的早餐公司中：每月壹個攤位的原料成本為1.5萬元，大體上可以當做物質成本；壹個工人的月工資為3600元，差不多可以當做人力成本。兩者相比，可以得到有機構成約為：15000:3600=25:6=4.17:1。

在這裏筆者想讓考察更嚴密壹些，物質成本其實還包括餐車的損耗，人力成本其實還包括工人從保險中獲得的利益。筆者知道這兩項明顯少於原料成本和工人工資，但沒有掌握準確數字。“繳納餐車和餐車罩押金3115元” [1]，假定這些用具可以正常使用壹年多（比如十五六個月），那麽用具每月損耗約為200元；由於“工人沒有社保，只有工傷保險”，不妨假定工人平均每月從工傷保險中受益100元——很可能是高估了。

這時物質成本為15000+200=15200元，人力成本為3600+100=3700元，有機構成為15200:3700=4.11:1。不妨仍然像本文前面那樣假設：壹輛餐車每月生產的食品價值為25000元，銷售總額為30000元。壹個月的人工勞動使產品增值25000-15200=9800元，超出人力成本9800-3700=6100元，這就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為6100÷3700=1.65=165%，差不多是5/3。總成本為物質成本加人力成本：15200+3700=18900元，利潤率為6100÷18900=0.323=32.3%，差不多是1/3。

前面估計剩余價值在壹倍半到兩倍之間、利潤率率在30%到40%之間大體上是正確的，比較準確的估算仍然顯示剝削很殘酷、利潤率很高。但這些仍然沒有資方的實際獲利更讓人震驚：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30000-18900=11100元，利潤率為11100÷18900=0.587=58.7%，這倒真像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點錯了小數點；111000÷3700=3=300%，工人每賺1元錢，資本家正好獲利3元。

但如果沒有較低的有機構成，即便資本殘酷剝削工人，也無法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前面的計算結果是早餐公司的有機構成約為4:1，假定某業務的有機構為14:1，剝削強度與早餐公司相同：剩余價值率均為165%，那麽這壹業務的利潤率為165%÷(1+14)=11%，和前面估計的“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差不多，只有早餐公司利潤率的1/3左右。

高有機構成意味著相對於人力成本來說更多的物質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才能榨取到剩余價值。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這同時意味著壹二產業的有機構成明顯提高，而資本的利潤率就會顯著下降。靠更殘酷的剝削並不能改變這壹點，就算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剩余價值高達200%的程度，如果有機構成為24:1，利潤率也只有200%÷(1+24)=8%，明顯地降低了。且工人能承受的剝削強度並不是無限的，加大工作強度會導致勞動力的維護費用也就是工資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上漲，對於資本家來說不劃算。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追求更多利潤，資本進軍有機構成較低的領域勢在必行，低端服務業就是這樣的領域。 時代趨勢也為這壹領域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隨著生產技術的發達，即壹二產業投資中不變資本占比的增加，這兩類產業的就業人口是相對下降的，即可以用較少的時間和人力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被‘排擠’出來的就業人口只能從‘第三產業’中謀出路。”[1]

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的契合讓大公司在低端服務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考慮資金周轉速度的話，早餐公司真的是以極小的投入換來極大的利潤：根據公眾號上文章[1]的計算結果，“月利潤率”超過6倍，“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75倍還不止，註意這裏可沒有百分號。

利潤率高到這麽可怕的地步主要是由於資本的快速周轉：“貨款也不經過工人，而是通過付款二維碼直接直接打入公司賬戶”，“對每個新開張的攤位，公司每月初只需要投資500元，假設貨物每日賣完，則每個月內，除了工人的工資，它只需要投入500元的資金。因為貨款在每個銷售日結束之後就已經回籠了”。 [1]

筆者根據自己的修正結果也計算了考慮資本流動性以後的利潤率：“公司每個月為每個攤位付出的成本為”3700+200+500=4400元，“利潤為”30000-4400=25600元，“則月利潤率”m=25600÷4400=5.82，“而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M=12m=69.8。 [1]月利潤率接近6倍，年利潤率幾乎有70倍，修正後的利潤率略有降低，但仍然是極高的。

三、規模經營的條件與結果

大好的賺錢機會，快來把握啊！早餐公司“甚至還可以有”空手套白狼“這樣的騷操作：每個工人繳納的押金是3000多元，而餐車的成本則不超過2500元，則該公司甚至可以從零成本開始進行資本積累。”[1]從白手起家到千萬富翁就是這麽簡單：“按1000個攤位計算”“每年的”“利潤額為1.368億” [1]，就算考慮到筆者的修正，利潤也還是超過1個億，就算再考慮利潤的分割，業主的年收入也應該能達到以千萬計量的程度。

這個機會難道不是誰都能把握的嗎？為什麽 “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靠這樣的經營改變自己苦逼的命運呢？

因為這樣的經營從壹開始就與大多數人無緣：就算把開辦早餐公司的門檻兒降得再低，也需要購買1000輛餐車，就算壹輛餐車的價格只有2500元，那也需要多達2500×1000=250萬元的現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查自己的銀行賬戶，看看這麽大壹筆初始投資有誰拿得出來嗎？如果妳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甚至還欠著錢呢，那當然就別想了。不幸的是網上有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講中國人平均欠債多少萬，中國民眾的財產中房子、車子等用於維持基本生活的不動產占了多麽多麽大的決定性比重。絕大多數人絕對拿不出這麽多錢——財路還沒開始就斷了。

還有，即便妳真的拿出了那麽多現金，真的開辦了壹家早餐公司：規模和前文研究過的差不多，妳也未必能賺到像那家早餐公司那麽多的利潤。因為妳的公司還壹定得和遍布大街小巷數量龐大的早餐業務個體戶競爭，要想賺上億就必須得獲勝，而單考慮經濟因素無法保證這壹點。

前面假定早餐公司壹輛餐車每月的物質成本為1.52萬元，成規模使用會降低單位成本，應當認為1.52萬元是經營1000輛餐車的平均成本。如果某人單獨經營壹輛餐車，成本壹定會高壹些，不妨假定每月物質成本為1.7萬元。假定這壹個體戶加工食品的能力與早餐公司的餐車壹樣，壹個月加工出來的食品總價值為2.5萬元，而且他很厚道，不像早餐公司那樣把價值2.5萬的商品賣成3萬，而是等價按2.5萬元出售，那麽他每月能賺多少呢？很少嗎？2.5-1.7=0.8萬元，也就是8000元，這就是壹個個體戶的月收入，超過早餐公司員工每月工資或收益（3600元或3700元）的兩倍。

在早餐業務這壹行裏說個體戶價錢公道賺得又挺多，筆者是相信的。個體餐車對“白領工人” [1]來說益處多多，但卻是早餐公司營利的大敵：畢竟有便宜的誰還買貴的呢！要想讓早餐公司的利潤有保障，就要把小販的經營活動差不多清理幹凈，所以文章中才會這麽寫：“某家優秀餐飲公司的攤點，和城管是互利雙贏關系” [1]，“還有不可忽略的壹部分成本是城管或各個街道的管理費。這部分費用可能不小，要不然數量龐大的城管隊伍每天熱心地驅趕地攤小販是為了什麽？能夠霸占壹個省會城市的主要路口，怎麽說也得出不少血吧” [1]，把分割利潤的去向和動機講得清清楚楚。

要想成功地經營早餐公司，至少還要與城管接洽，人脈資源的要求讓範圍又縮小了不少：就算真能靠經營早餐公司致富，那也是極少數人的事兒。

現代社會中，成規模的經營從來就不只是經濟活動，壹定要有政治因素作為保障。政治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在之前的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明顯（但有很多資產階級學者恰恰在回避顯而易見的事實：研究純粹經濟學），恐怕這也是對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的壹種解釋。

規模經營中的經濟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前文計算得到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11100元也就是1.11萬元，1000輛餐車的利潤就是1110萬元。對利益的集中分配就是資本主義政治最重要的壹環，和前文壹樣假定分割出去的利潤占經營利潤的壹半，那麽分割出去的利潤就有1110×1/2=555萬元：作為交給國家的稅、對城管或其他各級領導的回報……而經營早餐公司的最終月收益同樣是555萬元這麽多。

假定收益在3個老板間平均分配，那麽每個老板的月收入高達555÷3=185萬元；哪怕壹個工人把她的全部40年職業生涯都交給早餐公司，總收入也只有3700×12×40=177.6萬元。工人辛辛苦苦忙壹輩子，還不如老板清閑壹個月，階級差別在數字中體現得清清楚楚啊！

大力發展服務業的確會使得“中共和資本家實現了雙贏” [3]，但雙贏的前提是殘酷剝削早餐公司的勞動者、斷絕街邊小販的生路以及盤剝作為消費者的“白領工人” [1]。（那麽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還不清楚嗎？）

四、經營出了問題以後

這樣壓榨全社會的如意算盤可以壹直打下去嗎？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正常情況下哪怕是二線城市裏每天也總有幾十萬人排隊等著買早餐，早餐公司的生意似乎不成問題。但目前嚴重的新冠疫情不能不讓人想到其他可能：由於疫情嚴重，大家都不上街買早餐了。早餐公司的銷售額驟減，維持經營就意味著嚴重虧損，那麽資本家就完蛋了嗎？讓我們估算壹下吧！

根據前文，正常情況下壹輛早餐車的月銷售額為3萬元，若壹個月有30天，那麽每天的銷售額為30000÷30=1000元，共有1000輛餐車，那麽正常情況下該早餐公司的單日銷售額為1000×1000=100萬元。根據文章中的調查結果可知食品賣出價是買入價的2倍，也就是說該早餐公司每天上貨需要花100÷2=50萬元。（即便只考慮高達50萬的單日流動資金量——至少有這麽多，絕大多數人的經濟條件也不足以支持成規模經營，何況經營中還有變數。）

假定疫情期間公司仍正常進貨，原料共50萬元；單日銷售額驟減為20萬元，相當於賣出了10萬元的原料。還有40萬的原料沒賣出，“如果貨物滯銷，公司接受退貨，但個人需承擔30%的損失” [1]， 工人要交給老板40×30%=12萬元，這樣的壹天公司虧損50-20-12=18萬元。

假定公司的正常進貨從月初到月末維持了30天，那麽經營中公司就虧損了18×30=540萬元，月末還要給工人發工資及工傷補貼共計3700×1000=370萬元，還有餐車的損耗總費用為200×1000=20萬元，把這些加起來，公司本月壹共虧損540+370+20=930萬元。壹個月就虧了這麽大壹筆錢，怎麽說公司的老板也要垮了吧！

得了吧！這虧損的還沒有正常情況下公司壹個月的毛利潤1110萬多，就算和每月凈利潤五百多萬相比，也還不到兩個月的。哪怕是經營了壹年的早餐公司，也有能力消化掉風險，何況公司很可能已經成立十幾年了[1]！

假定之前11個月公司都是正常經營的，每月獲利555萬元；假定3個老板都過著每月消費100萬元的奢侈生活，那麽還能凈剩555-100×3=255萬元用於應對可能的風險，11個月共能積累255×11=2805萬元，是本月虧損額的3倍還多。刨除本月虧損也還剩2805-930=1875萬元，就算平均到3個老板頭上，每個老板也還有1875÷3=625萬元，根據前邊的估算，三百萬是可以做壹筆有效投資的，每個老板的結余就可以做兩筆有效投資。如果他們仍然願意合夥，還可以做更大更有效的投資。

如果疫情繼續發展下去，老板們可以不經營早餐業務改行幹別的；如果疫情趨於緩和，早餐公司完全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不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業務都可以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效率，真的不需要替資本家們擔心！

但公司工人呢？雖然之前11個月工人正常領了工資，但那些錢不過是剛夠維持生活罷了，不會留下什麽保障性的東西，省會城市裏將近壹年才4萬又能剩下什麽呢？（3600×11=3.96萬元，3700×11=4.07萬元，差不多有4萬。）

到了當下這個疫情肆虐的月份，每天1000個攤位壹共要向公司上交12萬元的損失費，平均每個攤位上交120000÷1000=120元。不考慮工傷補助，正常情況下工人壹個月30天賺了3600元，平均1天工資也是3600÷30=120元，正好等於上交給公司的損失費。疫情會導致工人白白辛苦壹天，壹般說來幹到月末就是白白辛苦壹個月，畢竟工傷補助不會真正發給大多數工人。

疫情肆虐的這個月工人過得真的很痛苦，那麽下個月呢？如果疫情緩和，老板們覺得早餐業務能賺錢，他們便還要繼續之前被殘酷剝削的經歷。如果疫情繼續肆虐，老板們覺得再經營下去還會繼續虧損，那麽在公司解散之後他們便要自謀生路了。估計這些工人還要找壹份差不多是同樣辛苦的工作，而轉換工作的開銷和風險還要他們自己承擔。

正常經營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賺得盆滿缽盈，工人受著殘酷剝削：起早貪黑也只能溫飽；出現問題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可以靠賺來的錢有效規避風險：甚至工人的血汗錢也被搜刮來用於賠償損失，而工人卻只能壹無所有地面對所有風險。概括地說，這些就是大辦服務業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中共政權的基本屬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如果運用西方國家劃分左中右的政治光譜理論來分析中共，中共屬於政治變態。

如果重視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無論是極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共，還是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共，都是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的敵人。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現在主導中國社會的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共權貴主導生產要素分配，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政治變態，中共屬於政治變態陣營的另類的右派。中共不支持西方白左的經濟均富理念，中共從來都沒有試圖縮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接近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中共從來都是壓迫藍領工人的。

如果重視自由競爭 機會平等為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敵人，中共建立的行政審批制度與市場准入制度就是對機會平等的否定。

如果認為社會福利與自由競爭應該兼顧為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即沒有高福利也沒有充份的自由競爭。

如果傾向於認同國際主義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長期輸出反美反西方的意識形態，而且長期用抽象的民族主義與愛國就是愛黨的愛國主義進行統戰宣傳，中共本質上不屬於認同自由人聯合體追求消滅國家的左派。

如果堅持民族主義是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為了與美國對抗大量的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在中國本身還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的情況下，還是堅持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中共本質上并沒有以中國人的利益為優先。

如果認為應該堅持本國的利益同時國家需要包容不同的文明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從來不會包容基督信仰，中共長期迫害中國境內的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認同社會自由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堅持運用中共的黨文化支配整個社會，堅持文化保守主義，反對公娼制度，壓迫流行音樂的自由發展。

如果認同自由保守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自由保守主義堅持專偶制，中共官員卻經常共享情婦。

如果認為社會自由主義與自由保守主義應該兼顧或者折衷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即反對社會自由主義也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

雖然移民海外的中共子女因為希望少繳稅所以傾向於支持堅持低稅收低福利的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可是中共本質上并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堅持的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與專偶制。

如果認同民粹主義，認為應該強化直接民主，傾向於使用公投權的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從來都是沒有直接民主的少數暴政，所以不存在民粹主義。

如果認同精英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因為中共本質上仇恨精英，中共雖然實行的是少數暴政，中共政權的性質屬於精英專政，可是中共根本不允許中共體制外的精英根據個人的專業自由的進入體制內成為技術官僚，只有專業審核沒有政治任何的任命技術官僚，中共任用幹部以是否對中共忠誠為衡量標準，很多時候根本不尊重體制外學者，中共不會把重要的工作交給通過自由競爭產生出來的體制外精英，雖然中共認同精英主義認為少數人應該統治多數人的內在邏輯，反對限制統治者的權利，可是中共并不接受精英主義的專業化原則，政治上站錯隊的專業學者在中共體制內沒有機會成為技術官僚。

如果認同直接民主與精英統治應該兼顧，認為應該人民選舉國會，國會根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制定政策，專家執行政策的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否定民主制度，中共在很多時候否定體制外學者。

如果認同集體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是左派，因為中共壓迫公民社會，中共堅持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袖，無法代表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堅持個人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是右派，中共鼓吹的不要關心政治的原子化思想，雖然反對公民社會，可是中共鼓吹的中國特色的個人主義不僅反對公民社會，而且壓迫個性發展，否定個人自由，不尊重個人的權利，中共只是反對別人聯合起來反抗政府，并不接受主張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如果兼顧個人主義與公民社會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因為中共即反對個人主義又反對公民社會。西方白左支持的公民社會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用集體的力量實現個人利益，比如工團主義，比如集體爭取性權，集體維護勞權，中共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讓大多數人犧牲個人利益實現中共權貴的個人利益。

中國是一個沒有機會平等的 逆淘汰的 不尊重誠實創造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中國適合官僚資產階級與成功依附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流氓無產者生活，不適合這兩個社會階級以外的人生活。

如果你有獨立於共匪之外的精神生活，如果你是法輪功學員 全能神教會的信徒 信奉回教的新疆人 信奉藏傳佛教的西藏人 基督徒，在中國會感到很壓抑，如果你不是出身黨國權貴家庭的官僚資產階級，不是精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大全的流氓無產階級，如果你是只能誠實創造的抑鬱質人類，如果你即沒有人脈關係又無法投機鑽營，你是性格不允許你根據鬼穀子心術與厚黑大全的思維方式為人處世的膽汁質人類，在中國你會活的很辛苦，你應該移民。

中國沒有維護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人權，沒有允許工人階級參與利益博弈的民主政治，沒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缺少剩餘價值的回饋，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匪不是社會主義政黨。

共匪喜歡創造貶損別人與抬高他們自己的詞彙與分類法，比如即使中國的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以及剩餘價值回饋程度比自由世界差很多，即使中國的土地是黨國權貴私有的，企業是黨國權貴與依附在黨國權貴周圍的紅頂商人私有的，即使自由世界有公有土地與民主公營事業，中國始終屬於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始終屬於資本主義國家，比如中國的資本家不叫資本家叫民營企業家，自由世界的企業家就叫資本家，比如中國的黨國佃農叫農民，自由世界的自耕農叫農場主，中國在社會意識形態的層面比自由世界更傾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的國家，共匪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延伸閱讀 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談極權中國的社會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因為我經常看各種新聞報道，不僅了解了其他地方的很多校園暴力，還了解了很多和我有某種相似之處的“特殊”人，例如蘭越峰、唐慧、廖曜中等（當然我的個人道德品質比她（他）們差多了）。

  就像被廣泛報道的“走廊醫生”蘭越峰，她的那種處境我可以感同身受。壹個人在受到外界極端孤立、周圍的人普遍對其充滿嫌惡甚至敵意的情況下，思想、行為都會嚴重的扭曲，情緒容易劇烈波動，也容易做出比較極端、在外人看來不可思議或者驚訝恐懼的事情。因為十幾個、幾十個人的歧視、排擠都用在壹個人身上，就算每壹份“力量”都很輕，它們的合力也足以壓垮壹個單打獨鬥的人。尤其是自尊心比較強、心理比較敏感的人，面對周遭的各種白眼、風涼話和有意識的疏遠的情況下，內心極為痛苦，思想在反復掙紮，精神高度緊張，有時候會頭腦眩暈以致舉止失常、判斷力模糊、不顧後果的做事。這時候可能構建過強的心理防衛機制，對外界的善意惡意難以區分，更難以區分事情輕重緩急和不同的人對待自己存在的微妙的差異，越來越“不通人情”，導致對他人反應過激，或者反應遲鈍。在追求某種目的的時候也可能會走極端，由開始時候正常合理的要求變成比較過分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要求。

    而對自己這些行為能夠清楚了解卻又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會越發羞愧、憂慮、急躁，導致思想更加扭曲和行為越發極端，這又導致四周他人更強烈的反感和敵意，然後循環往復。而這時候，壹開始觸發的事件（蘭越峰和醫院領導同事的沖突孰是孰非）就已經不重要了，或者焦點已經被轉移到了蘭越峰的這些反常行為上了。對於不是十分了解內情的外人，往往只看到壹個“瘋子”、“精神病患者”、“偏執狂”，由對其人反感自然延伸到她（他）的要求、所有思想觀點、所有行為的否定。至於她的要求究竟是否合理，日常其他正常時候的言行是否正確，往往就沒人去較真了，而且在普遍厭惡她（他）的大環境下，誰還去冒著得罪大多數人的風險去花費大量精力刨根究底、替其說公道話呢？壹個人在惡劣的環境中孤立無援，屢受打擊，往往不是走向麻木，就是敏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這壹點不奇怪，敏感和麻木是可以並存的，看很多人尤其經歷苦難的底層的人就容易壹方面逆來順受，壹旦爆發卻又可怕，就像古代的農民起義中的各種暴行）。如果有人幫助其融入社會環境，走出矛盾與沖突還好，如果孤立的與所有人都無法溝通了，那後果很可怕。因為這時她（他）已經無法正確分辨他人對自己的言行及整個外界的各種事情，有時無法提早發現他人對自己的傷害，有時又會誤會他人的好意。當壹個人對外界幾乎所有人都無法信任之時，加上各種前面的傷害帶來的痛苦，很容易令此人心中滋生出仇恨，做出更加激烈的行為，壹旦如此循環下去，必然是被孤立的人受巨大傷害，或者壹些挑釁者被狠狠回擊、壹些圍觀者被誤傷，或者被孤立者和外界兩敗俱傷。

    至於像蘭越峰做出這種行為的前因後情，就更容易被忽略了。壹開始她和醫院發生沖突，院方用比較“缺德”的方式--讓他人強行代替她的職務，並且鎖上她的工作室，以此逼她離職，而且即使不離職，也因為進不了工作的房間而無法上班，達到壹定天數醫院也能“正大光明”的以長期不工作為由開除她。她只能通過坐走廊來“上班”，以此保住這個職位，保住基本工資。相對於有權有人強勢的院方，她只能如此做，否則怎麽辦呢？上訪是需要很長時間的，還需要金錢和時間投入，所以她必須先用“來上班”塞住醫院已經擺下的“自動離職”的陷阱。至於後來的下跪、在地上打滾、大喊大鬧，包括說壹些很極端、誇張的言論，除了上面提到的那種因為心理刺激惡性循環的原因之外，弱勢者往往也只能通過這種“鬧”來爭取外界關註、發泄不滿情緒、對抗群體壓制。

    坐在辦公室的院長（還有各種形形色色的領導）因為有權力，有很多手下，還有靈通的消息來源和通暢的向上級或者同事傳達自己意見的渠道，當然沒必要通過這種歇斯底裏的大鬧來傳達自己的要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其他醫護人員“眾誌成城”，以幾十人戰壹人，“用口水淹死妳”，在精神上相互鼓勵、信息上互相通氣，對待蘭越峰的行為上保持壹致與默契，對外也統壹口徑，當然也不需要去通過哭喊、叫罵來實現他們的目標，領導們更是可以衣冠楚楚的客客氣氣懲治妳，不用罵街撒潑，足以讓人無法立足。社會上很多領導幹部無論是貪汙受賄還是整人，都不需要撒潑打滾就能做到，因為有權力和關系。

    至於說蘭越峰是不是通過“利用社會對醫院的不滿來達到私人目的”，這個眾說紛紜。但是她提到的醫院的弊病究竟有沒有和她目的是公是私並不能捆綁定性。外國很多大選裏攻擊對手腐敗或者其他醜聞，其實也是為了自己在選舉中能夠戰勝對手，並不是大公無私，但是只要有利於加強監督，讓普通選民從中獲利，這就是有益的。當使用正常的手段（如法律訴訟、向上級反映、申請工會或婦聯這種組織幹預等）無效或者久拖不決情況下，弱勢者采取的不傷害他人（主要是具體個人，並不包括單位）直接利益或者名譽的壹些激烈手段，尤其言辭方面的過激，其實是可以諒解的。壹個三歲小孩打壹個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男人，打了十幾拳並沒什麽傷害，反過來，這個男人只要用兩個手指擰壹下小孩，就足以讓小孩子十分痛苦，難道要壹味譴責“打了很多拳”的小孩子嗎。

    在醫院方面擁有權力優勢（背靠體制，任免和處分大權，主要領導都反蘭，上級衛生局也是，還有因此帶來的財力優勢，可以對輿論進行公關）、人數優勢（醫院絕大多數人反蘭，排擠敵視她）、環境優勢（在前二者情況下，醫院內部運作、財政收入詳情、醫院工作安排等都可以由多數方來控制、對外解釋，各種醫院是否合法合規運作的“證據”也能制造，蘭越峰則是孤掌難鳴，有口難辯，在這種孤立中更難調查取證）等多種絕對優勢情況下，黑白自然可能顛倒，視線很容易被轉移，弱勢方錯誤自然可以被誇大，強勢方的過錯乃至違法犯罪都可能被輕描淡寫和掩蓋。至於外界部分輿論對蘭越峰的支持，其實實際作用有限，因為這些支持並不能有效的滲透入醫院的環境，不能真正轉化為蘭越峰的後盾，而且基本都是口頭的支持，自然沒有醫院的權力有效，況且醫院通過各種公關以及其他壹些因素已經讓媒體和網絡輿論不偏向蘭越峰了。

    還有就是在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下，蘭越峰即使通過這種對抗“勝利”了，恢復了工作，重新當上超聲科主任，平常在醫院工作和人際交往中也會面臨各種有意無意的刁難和各種白眼、風涼話，也很難有同事做朋友，處在糟糕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此外還有因此丈夫與她離婚（根據《南風窗》對其采訪的文章（《倒敘“走廊醫生”》）所述，這些事發生後，她丈夫也拋棄了她，她丈夫離婚前後也像看怪物壹樣看她，“蘭越峰傷心，是因為丈夫也相信她是‘瘋子’”，“和我相處的時候，看得出他很恐懼”、“（蘭越峰自語）（丈夫）這麽好的人，為何變得如此絕情”……）、因為過激言行和其他人的誇大詆毀對名譽的傷害，導致出現心理疾病這些，都是無可挽回的傷害，即便“勝利”了也還是失敗了，贏了壹時壹事，輸了壹生壹世。

    當然，我並不贊同“我弱我有理”這種思想，自己做的錯事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但是我想通過蘭越峰這個例子說明為什麽會產生壹些過激行為，在沖突雙方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出現的事情有哪些可能不被外人了解和體會到的內情。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都應該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但是不應該讓雙方力量和影響力、話語權的不對等影響了人們對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的判斷力，更不能忽視被孤立者和大眾對立時雙方所受傷害程度的巨大差別。壹個人發出的傷害是有限的，而幾十人甚至更多人把自己的暴力、歧視、排擠用在同壹個人身上，而這個人又沒有朋友來幫助回擊、分擔痛苦，就等於是惡流的千鈞之力，足以讓壹個人精神崩潰、痛不欲生，甚至由行為偏激變成真的精神病（相反，那些集體欺淩他人的人卻可以躲在人群中，利用“集體”的掩護來消解、淡化自己的錯誤甚至罪行，以“法不責眾”逃脫懲罰。從壹人壹腳踢死小偷或者毆打村裏的“瘋子”，到紅衛兵集體暴力（例如亂踢亂打羞辱老舍、打死卞仲耘）、數百萬日軍在中國的集體暴行，延拓到歷史上各種戰爭罪行，都能看到很多人躲在“集體”大旗的掩護下為非作歹卻能全身而退。相反，獨自施暴的個人鮮有逃脫各種制裁的）。

    而且在這種個人與工作單位及同事出現矛盾時，如果有良好的制度和普遍較高的國民素質，就不至於變成這樣。如果法律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堅持程序正義和現實正義結合，單位也能夠實現職工民主化平等化，而社會風氣及國民觀念也更重視基本人權和個人自由，社會上各種民間團體互助組織的發展，都能夠遏制這種工作單位的集體霸淩，讓壹個人的去留不受偏見與利益擠壓，而是按事情的是非曲直裁決。就像臺灣地區的“蕭曉玲事件”，就是壹個典型例子。具體情況可檢索維基百科，因為內容過長過多，且情況復雜，因此不在此摘錄。簡單說就是壹位中學教師因為業務問題及私人政見還有與同事領導及學生的不和，後來幾經波折的維權事件。無論孰是孰非，或者都有責任，但是並沒有出現像蘭越峰遭遇的這種嚴重的排擠和拒斥，更不至於把人逼得要發瘋和做出異常舉止例如坐走廊、在地上打滾哭鬧等。雖然兩件事情況不完全壹樣，但是還是有壹定的可比性。保護每個個體合情合理的利益比以壓制個體為代價的“集體榮譽”更值得捍衛。馬克思說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個人的權益不僅是前提，還是根本目的。

    還有唐慧案，也和我的少部分經歷有類似之處。根據現在的很多新證據，證明唐慧在上訪中所告的女兒被拐走強迫賣淫的情況有部分不實之處，而她所提的要求判處多名相關犯罪人員死刑的要求也過高。此外，很多政府機構、媒體以及其他和她接觸過的人認為她性情偏執、行為激進，四處告狀，壹直“鬧”個不停，當街咆哮，歇斯底裏，是壹個不知進退、只講自己壹面理的人。在我看來，雖然她確實講的有部分不是實情，用情感綁架司法判決也不對，行為也確有偏激之處，但是都是事出有因。

    首先，她作為壹個單身女人，在年僅10歲的女兒被拐走強奸並賣淫後，除了通過四處上訪和激烈言行等“鬧騰”的方式來引起政府和社會關註，並沒有別的辦法。如果她家裏有錢有勢，或者還有權，而且家裏有厲害的男人，還有壹群厲害的朋友，遇到女兒被拐，完全可以通過關系直接找到誘拐女兒的那個娛樂會所，通過施壓手段救出女兒，對做這個事的人也可以通過壹頓暴打甚至打傷打殘來“解恨”，還可以帶人去把對方娛樂城砸了出氣，或者通過自己在城裏的地位和關系讓這個娛樂城的老板、包括他的後臺壹輩子都沒機會再發財致富。當然也可以通過扭送對方到派出所並且通過合法渠道要求嚴判對方（完全可以通過認識的關系或者用錢背地打招呼，而且這種事又合情合理，不需要當眾鬧，更不需要四處上訪），讓誘拐自己女兒賣淫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懲罰，或者比應有的懲罰更重的懲罰。而唐慧孤身壹人，還是女性，又不是什麽有權有錢的大戶人家，連去那個娛樂場所去找女兒都花了很長時間，更無力扭送罪犯了。而她去找當地政府和司法機關要求抓捕和懲辦罪犯也被各種“沒證據”、“以後會辦的”等等理由搪塞推諉。在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她才通過上訪或者其他激烈方式希望得到政府和輿論重視。

    第二，對於壹個母親來說，她的女兒就是“掌上明珠”，哪怕她是個平民的女兒。上流社會富家子弟的子女被家長當做自己未來的希望和社會未來精英保護著、寵愛著，難道平民家庭的子女就不值錢了嗎？就沒有尊嚴和權利了嗎？李天壹打人案後楊瀾對因為打人勞教他而認為“太重了”，為這樣壹個人大附中的海澱“精英”而惋惜；駐聯合國參贊之子殺害家教……；壹些富家女生被強奸殺害後，附近很多高校全體男生被查DNA……他（她）們有尊嚴、權利，要求以人道主義對待，平民就不能有尊嚴和權利嗎？就不必被人道對待嗎？上流社會或者地方強人“地頭蛇”之類的人有氣性，有有仇必報、有氣必出的態度，平民就不能有嗎？壹些有很多能打架的朋友的人，受壹點氣甚至只是口角上吃了點虧，就能帶壹幫朋友去“收拾”對方出氣；有權有錢的人被別人謾罵或者詆毀（哪怕是背後罵的），甚至無仇無怨，只是看對方不順眼，也會用自己的權力、金錢、人脈去整對方，尤其對方和自己是在壹個單位的，總會明裏暗裏給對方使各種絆子來出氣。難道他們這些高高在上、橫行霸道的人可以這樣壹直氣順，平民就只能自認倒黴、忍氣吞聲了嗎？

    唐慧只有這壹個女兒，對於壹個人生走了大約壹半的單身女人來說，自己的子女就是唯壹的希望和寄托，當她聽到自己女兒竟然被人拐走並且賣淫，難道不憤怒嗎？不難受嗎？她當然希望那些傷害女兒的壞蛋受到懲罰，至於具體細節和女兒在事情中的的言行（母親都不會也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女兒可能壹定程度是自己去和這些人交往的，不完全是強迫，女兒也有壹定責任（雖然當時女兒只有12歲，對人和事物的辨別能力還沒有成熟清晰）），自然容易讓情緒壓倒了理性。可是誘拐賣淫這個大前提並沒有錯，而且她告的這幾個惡棍平日就是流氓無賴，幹這種事的人往往也有黑社會背景，本身就是有很多罪惡的，說不定強奸誘拐了其他平民女性，只是沒有像唐慧這樣告發，忍了或者已經用錢私了了而已。在恃強淩弱、欺壓良善的現象很多的環境下，稍稍矯枉過正壹些又能如何呢？至於部分撒謊或者無理取鬧（例如狀告兩個警察強奸她女兒，這個顯然不是事實、要求判處所有涉案罪犯死刑、張貼大字報等），除了因為上面說的作為壹個弱者只能采用激烈方式對抗、在女兒被強奸和拐賣後極為憤怒和痛苦等原因外，唐慧和政府雙方信息力量不對稱也是壹個重要原因。因為她沒有那麽多關系、門路去客觀了解整個案件的進展，更沒有權利直接調閱案卷、質詢警方，壹開始也不能弄清究竟有哪些人參與強奸和誘拐自己女兒，所以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去起訴更多相關的人員（而後來發生在監獄的“秦星（誘拐唐慧女兒賣淫主犯）救人立功事件”後來被爆出是串通起來弄虛作假以減輕刑責事件，也證明了確實有人通過非法手段試圖逃避法律應有懲罰的黑幕，等於是證明了唐慧的壹些擔心）。

    而且由於壹些人出於壹些目的--如南方周末《什麽造就了唐慧》壹文中提到的“唐慧對公眾和媒體的陳述常存在矛盾和失實的地方，但這些事實又被放大關註”--壹些輿論過於關註這些被誇大和作假的地方，但是卻恰恰忽略了基本事實：唐慧的10歲女兒確實是被誘拐賣淫（而且據警方調查證明被解救前已經“接客”100多人（不是100多次，次數可能更多）），並且據《中國婦女報》披露她女兒經醫生確診因此患上嚴重的創傷後應激精神障礙和性病，並極有可能喪失生育能力；在唐慧報案後警方遲遲不抓捕罪犯和營救她女兒，甚至幹脆拒絕立案；唐慧在當地上訪維權後被關押30多天、後來還被勞教（雖然很快在社會輿論壓力和律師抗爭下撤銷）。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唐慧的部分不誠實行為抹除或者淡化。我個人經歷和看到聽到的壹些事就說明了壹些學生和老師會因為看不慣某人而放大其壹些缺點，以此打擊此人的名譽和形象，這樣壹來，即使此人做壹些正確合理的事，也會因為前面的汙名化而不能得到合理評價。（後來，我與采訪唐慧的記者曾經有直接交流，也看了他寫的後續報道，唐慧個人確實有許多問題，其個人所控訴是東西有壹定失實，還有壹些其他問題。但是這並不能否定那些真實的東西）

    壹個弱者在利益受到傷害時候只能求助於公權力來主持公道，而且往往會有過激或者不正常的言行舉止，對於弱者不合理要求公權力可以選擇駁斥和耐心解釋，不為這種“鬧”所動，不姑息遷就，但是不應該厭惡告狀者乃至去抹黑她，更不應當因為她“妨礙穩定”而勞教她。當然，求助公權力次數多了或者告狀過程中因為情緒問題而舉止過激，會導致他人對其產生厭煩，甚至覺得是“神經病”，心理不正常。那麽，那些壹言不合就開罵滿嘴臟話、因為小事就去打人、砸店鋪“教訓對方”的地痞流氓等各種“校霸”、“村霸”是不是更算過激、神經病呢？那些在單位看誰不順眼或者有意無意得罪他，然後就給對方穿小鞋，利用權力和人脈關系整對方的人是不是更有心理疾病呢？

    當然為什麽社會上對二者看法不壹樣，其實原因也就幾點。第壹，地痞惡霸欺負的往往是弱者，而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不僅不欺負，往往還去巴結、堆著笑臉對待（例如幹部、富人以及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女兒因為社會地位、權錢優勢、住處治安、家庭教育條件等，被拐騙、強奸、欺淩幾率極低，地痞惡霸並不敢去找死），對平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欺負，看人下菜碟，這樣其他不受欺負的人就變成冷眼旁觀者，甚至認為被欺負的是“倒黴蛋”，見怪不怪，而弱者往往又不反抗，也沒有話語權，強弱分明，這樣就不會引起誰反對，於是“和諧”的很。而像唐慧這種則是以小搏大，而且不僅得罪了地痞惡霸，還客觀上影響了壹些官員利益（於建嶸教授講的信訪考評弊端，只看上訪數而不考慮實際解決問題來作為地方官員“維穩”成績的考核標準，導致地方政府全力阻截壓制上訪），當然容易被群起而攻之。

    第二，有權有錢有勢有人脈的人往往有非常多的方式去出氣報仇，而且往往有有效又隱蔽的手段，還可以“細水長流”，慢慢的“收拾”對方。而沒權沒錢沒勢又缺乏關系後臺的人則手段單壹，而且報復手段容易突出、明顯，而且希望壹勞永逸解決問題，所以提出的要求往往過高（雖然是壹次性的）。就像地痞惡霸，他們雖然欺負人，但是壹般不會把人打死，最多是打傷，或者往往采用類似城管手冊寫的那種“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方式打人，讓妳被打都沒證據叫屈和控訴。此外更多采用恐嚇或者騷擾手段（弄個刀塞對方家門口、明著跟蹤、打恐嚇電話、潑漆之類），工作單位的報復也往往用業務問題做為借口，而不是公開說“就是因為妳得罪我才這樣xxxx”，或者通過造謠中傷方式詆毀對方，慢慢折磨對方，而不是壹氣治死對方，所以受害者也是有苦說不出，說出來四周的旁觀者也沒人支持。當然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普通人更加想象不到的陰暗手段。

    而像唐慧，她沒有能力慢慢去“治”那些傷害她女兒（或者說把女兒帶入邪路）的人，也難保這些惡霸流氓進了監獄幾年後被保釋或者其他原因提前釋放（很多方式可以提前出獄，可以參考新聞爆出的壹些通過所謂“科學發明”等奇葩理由被減刑但是後來發現是內外勾結造假的事件），也沒有壞人那麽多的心機和壞本領。加上即使罪犯被判很多年徒刑，也不能解唐慧之恨，所以她才執意要求判處這幾人死刑。如果她有後臺和關系能夠找人在監獄裏“收拾”這些人，或者家庭條件好，這些人出獄對她也沒有威脅，她就不壹定會執意要求判處他們死刑了，也不會因此到處大鬧，到處上訪了。而且在壹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對平常的欺負人、擠兌人整人司空見慣，但是對於弱者通過合法渠道爭取權益卻不以為然，雖然有部分輿論支持，但是當事人、利益相關方和附近人員（當地和這個娛樂場所有關的人員、唐慧的鄰居和老家村民、地方政府）往往是持負面看法的，因為唐慧的“鬧”對這些人在實際利益和名譽等方面都會有些損害。難道壹個社會可以容忍那些充滿私刑暴力、陰險隱蔽而且往往矯枉過正的報仇方式，卻不能容忍壹個人透過正當渠道積極追求懲罰罪犯嗎？

    我沒有唐慧因女兒被誘拐賣淫而受到的那種巨大傷害，但是實際上感受到的痛苦不比這種傷害低，在處境和個人條件上和唐慧相似。在學校因為各種不適應導致自己丟人現眼、出盡洋相，被當成怪物、“傻逼”對待。如果自己麻木了，真的傻也沒什麽了，但是自己很清醒，所以這些羞辱非常清楚的印在心裏。尤其在自己初中時候，年齡很小，加上長期沒有過集體生活，面對突如其來的各種沖突，無從應對，每天都當成人生最後壹日來捱著度過，天天防範各種可能的攻擊，把本來比較嚴重的事情看得更為嚴重。這種情況下，加上太天真，沒上過小學所以不知道老師的能力是有多大，以為老師和領導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在沒有解決時候又氣憤，大鬧，又跑到上壹級機構，把自己名聲也搞壞，到現在想起這個事就非常羞愧。如今感覺很對不起老師和學校領導，因為他們確實不可能根治校園暴力，而且在勸導過程中也盡力了，並沒有太嚴重的推諉或者消極處理。後來又告了他們，是極為錯誤的行為。但是當時如果不那樣做，又怎麽辦呢？只能退學或者忍耐。雖然最終還是退學了，其實還不如早點退，不去告那壹狀，何必給老師和校長添這麽大麻煩。

    還有，我還要再強調壹下，舉的這兩個人的例子並不是想說明“我弱我有理”，弱者就能無限的提出要求，相反我在舉例中也清楚的批判了這壹點。我只是想說明弱者在這種外界不友好的大環境下，由於話語權失衡，也讓旁觀者和外界對事情的前因後果、對事件中涉及的人的評判出現嚴重偏差、涇渭分明的對錯被攪渾甚至使黑白被顛倒，以及為什麽這種情況下弱勢壹方容易做出極端行為、心理扭曲，以及采取的壹些在常人看來並不是太合情理甚至很不合情理的事。此外，也希望人們明白，強勢方和弱勢方沖突時以及沖突之後，絕大多數情況下弱勢方受到的各種直接間接的傷害都比強勢方嚴重。不僅為數眾多的群體攻擊壹個人造成的傷害總量極大，而且平日壹個人要防範那麽多充滿惡意的人，不知道什麽時候哪個人會以什麽方式來攻擊她（他），這本身就對壹個單獨的人造成巨大的壓力與負擔，哪怕其他人不動她（他）壹個指頭，只是直接間接的威脅就讓其在每天的防範中走向抑郁與恐懼，甚至精神崩潰。而且因為責任分擔效應，這個總的大傷害是十幾人乃至幾十人或者更多人分擔，所以每個人的責任都會忽略不計了，難以被追責。就像網絡霸淩導致的自殺事件，壹個人的死是幾十萬人共同造成的，追究誰（當然往往也可能找到壹個始作俑者或者帶節奏的，但是事實上責任還是被稀釋了）？而這個單獨的弱勢者稍稍反抗，就可能涉及比較嚴重的事，因為壹個人只能用自己個人的力量反抗，自然責任只能由自己壹個人承擔。而且群體中的人能以群體為掩護，做事再惡劣往往也能隱蔽在大集體中（就像義和團、紅衛兵）難以被直接追究其個人責任，而被孤立者即使有壹點小毛病也能被群體裏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看到，然後公之於眾進行群體討伐。

    村上春樹說過，“在脆弱的雞蛋向堅硬的高墻撞去時，即使雞蛋多麽‘咎由自取’，高墻多麽‘正義’，我都會站在雞蛋壹方”。我並不完全贊同這壹點，因為我認為公平正義比扶弱抑強更重要，不能是非不分，而且過度強調扶助弱小可能會導致“裝可憐”的大量出現，就像現在壹些職業乞討者。但是人們至少不能恃強淩弱、崇拜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對強勢的權貴和惡霸曲意逢迎，而對弱勢群體落井下石。就像反右和文革時期，壹個人犯錯誤，其他同事朋友乃至家人都要用口頭或者書面形式對其批判，把“落井人”批的體無完膚，好像這個人壹無是處、從批判之日起突然“發現”此人充滿各種罪惡壹樣，這就是追隨強權、從眾自保的典型表現。讓真相和對錯不因雙方權勢大小、金錢多少、人脈多廣、“得勢”或“失勢”而受影響，而是根據事情本身實際的是非曲直進行評價、處理、善後，才是極為必要和理所應當的。

最近幾年經常上網，除了瀏覽國內外新聞，通過壹些QQ群、貼吧、微博也了解了很多各階層國人的各種思想價值觀和生活狀態。自己為了轉移學習壓力，逃避進退兩難的高考，也加入過壹些小圈子，以匿名方式參與討論。在這個過程中，也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許多強兇霸道、陰險歹毒之人，也見識到了國人幾個突出的特征：冷漠、黨同伐異、缺乏常識、缺乏人味、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看著各色人等說的話以及表現的各種思想，真是感到五味雜陳，讓我對社會有了更多了解，也讓我思考學校教育、家庭環境及青少年成長與成人社會的關系。因為個人曲折的經歷和大量的閱讀，讓自己對社會上各種不良現象非常惱怒和痛恨，而自己比較敏感的心理可能也在客觀上對很多好的或壞的事情有更敏銳的認識和體察，而且因此有極強烈的愛或恨的心理。壹邊是娛樂化、虛無化、戲謔化、盲從化的網絡輿論生態（並不是指全體，只是壹種大風向），壹邊又有著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山呼海嘯。

    “呵呵”、“葉良辰”、“公知”、“聖母”、“腎六”、“xx婊”……各種戲謔符號和盲從的網絡行為大行其道，雖然戲謔壹定程度可以消解某種權威，但是也破壞了知識的嚴謹、政治的崇高，削弱了對不平等、生活艱苦的抨擊的銳利，將各種不正確、不應當發生的事情淡化。“妳過得不好不能怨社會，是妳自己不努力”、“妳窮妳無能還逼逼啥，以為我會同情妳”、“別激動，給妳吃口翔冷靜下”、“認真妳就輸了”、“生活就像強奸，與其因為反抗而痛苦，不如順從享受快感”、“我就喜歡看妳雖然對我不爽，卻不得不和我壹起建設祖國的樣子”……這種社會責任的虛無化、弱肉強食的合理化、人際關系的無賴化雖然不是全體國民都有，但是這些思想的信徒遍布祖國，哪裏都有。

同時，各種民族主義也遮蓋了社會啟蒙和個性解放，比壹百年前的“救亡壓倒啟蒙”還要嚴重。就像《南風窗》采訪的獨立戲劇創作人張獻說的：“很多人把眼前巨大的罪惡，工農底層民不聊生視而不見，卻有壹個國族話語”，“在罪惡普遍存在時，我們要區分出什麽是大的罪惡，什麽是小的罪惡，什麽是迫在眉睫的，什麽不是那麽尖銳的”。人們可以為了國旗五角星的位置、國外運動員出言不遜而全民討伐，為什麽不能用這種團結的力量參與改變勞工處境和待遇（尤其改善農民工的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條件）、改善農村科教文衛等方面的質量、推動教育體制改革、推動教育資源均等化等，來改變數億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也給予更多人自由、平等、尊嚴呢？難道南海問題、臺灣不承認“九二共識”（當然我個人是非常支持國家統壹和領土完整的，但是反對為了這可以拋棄其他的偏激愛國主義）、加拿大女記者“傲慢指責中國人權”等事情真比教師被拖欠工資罷工後被開除；藝考、自主招生中各種權錢色交易、憑關系走後門大行其道以及孕婦被老板安排搬重物上下樓梯逼她辭職、農村黑惡勢力欺壓農民、扶貧款沒有進最窮困和最需要幫助的農民腰包而是被住別墅開豪車的村幹部據為己有等這種民生艱難和社會不公值得憤怒嗎？雖然我也是半個民族主義者，尤其壹直很反日，但是我的出發點是對日本制造而且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在其他地區的殺人、強奸暴行憤慨，是因為他們屠戮虐殺中國人民，侵害了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尊嚴、自由、正義，而不是為了壹個簡單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是站在特定民族立場偏向著說話，更不應該把不同西方國家以及不同時期的國際環境、所有外國人混為壹談、捆綁看待。人應該有理想，但是不能把理想寄托於看似高大上但實際充滿偏激、沙文的民族主義上。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場上對外狂嘯，既不需要付出個人的什麽經濟或者生活代價，又站在某種政治正確的位置上，還能贏得各種掌聲，自然很多人都去做。

    當然，在追求權力、金錢、美女的時代，理想的空虛也讓“愛國主義”成了填補很多人理想空白的好東西。但是這種“理想”，說穿了就是壹種非理性、非進步的思潮，對於國家真正走向強大並沒有多少實際幫助（甚至把國家推向當年德日走過的老路），相反還遮掩了更急需關註和解決的國內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把民生忽略，把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擠到壹邊，“愛國主義”還成了那些在現實裏恃強淩弱、貪汙腐敗、罔顧民生的官員的遮羞布，成了靠爹靠媽、錦衣玉食、奢侈揮霍、縱情聲色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既得利益集團成員及其子女集體狂熱捍衛既得利益體制的大王旗，是城市普通白領和工薪階層在焦慮於孩子教育、老人養老、買房還貸、看病難看病貴這些焦頭爛額的事之時被轉移註意力的壹個絕佳手段，也是底層平民在受各種不公和欺淩後有個發泄和“揚眉吐氣”的由頭（發泄完了還是受剝削和欺壓，就像《南風窗》中《由遊客“打秦檜”想到的》壹文中提到的嶽飛廟前五跪像被很多平日在基層官員、老板、單位來的各種上級、黑惡勢力等壓迫下的老百姓，尤其在家裏受屈的婦女吐痰發泄，但是吐完了現實裏還是受屈辱和壓迫，不過吐了之後反抗意識更弱了，因為發泄了壹部分，雖然這種發泄只是自欺欺人，並不能給壓迫、傷害自己的那些壞人任何實際的損傷，自己利益還是繼續受損，很多婦女還是受氣和挨打），所以這種“愛國主義”和真正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或者說只是壹種扭曲了的理想主義罷了。壹個流行弱肉強食、理想主義熄滅、功利主義橫行、“拼爹”大行其道、拉關系靠後臺、推崇忍耐服從、對上級仰視對下面俯視、表面壹套背後壹套（或者嘴上講的壹套，而現實實踐用另壹套）、說謊話臉不紅心不跳、各種“潛規則”大行其道並壓倒法律法規以及公序良俗的時代，難道不是壹種悲哀嗎？

    其實，校園的“小社會”的狀況壹定程度上就是當今糟糕的成人社會或者說相對於校園的“大社會”的預演，以成年人為主的“大社會”的種種現實會通過家庭、學校等載體浸淫校園的“小社會”的社會生態，而現今教育體制以及其內容形式、由師生以及家長共同構建的校園人際關系等形成的校園社會文化也會對社會的發展以及成人社會的各色人等的構成發揮直接的“培育”作用。上段提到的當今社會各種不良乃至醜惡現象，難道在壹定程度上不是當今教育模式以及校園社會各種弊癥的產物嗎？

    雖然每當社會出現壹些小到坑蒙拐騙、大到貪汙腐敗乃至殺人越貨，尤其壹些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熱點新聞爆出後，媒體往往會說“反思教育問題”，但是反思了這麽多年，教育狀況改善了多少呢（甚至是否在壹些時期還有倒退和惡化的趨勢呢）？除了壹些學校多了多媒體設備、空調暖氣以及漂亮的教學樓之外，教育制度、具體的教育的內容和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這些更重要的體現教育內核和目的的東西改變了多少呢？當今社會的80後90後都是受90年代及之後的教育成長起來的壹類人，當今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兩批人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我當然也是90後，也有很多缺點，90後也很多元，但是大多數80、90後的共性是什麽呢？我相信現在很多在高校教育過這些批次學生的高校教師尤其人文科學方面的教師又尤其德高望重極具才華和德行的知名教授應該能認識的比較深刻。

    當然，8090後在當今社會的表現也可以通過現在社會發生的很多事看到，簡單的評價可以說：有好的，有壞的；想復雜的評價，還是讓更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人來評價吧。但是當今的教育顯然是不樂觀的。“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同樣，少年愚則國愚，少年兇暴則社會兇暴，少年壓抑則國人壓抑，少年謊話連篇則中年人誠信缺失，少年蠻不講理則國民胡攪蠻纏，少年三五成群尋釁滋事則成年後拉幫結派狼狽為奸，少年學生時代不獨立思考和有批判思維則工作後冷漠因循忍耐服從，少年陰險虛偽則成人狡詐陰毒……可是，這20余年，教育改革了多少呢？魯迅說的“救救孩子”在如今還有多少回聲呢？抑或真的映襯了《狂人日記》裏“狂人”的處境，把金玉之聲當做瘋子的瘋言瘋語，置之不理，甚至恐而遠之了。如果這樣下去，梁任公期待的“少年雄於歐洲”何時才能實現呢？

  當今社會很盛行“找自身原因”論和“改變不了社會所以要改變自己”的觀點。如果就我個人的經歷，由於自身情況極為特殊，確實後來發生的很多事和自己特殊的童年狀況、自身的自我言行舉止有關，我個人要負很大部分責任，但是我並非典型的例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經濟、社會、家庭、學校教育等問題，有些已經在這兩篇文章中提到過多次了，大環境的問題必然造就壹些欺淩他人者、壹些被欺淩者，必然出現嚴重的校園暴力，就像在貧民窟，必然很多人挨餓受窮，必然有很多人販毒，必然有很多人賣淫，必然有很多人酗酒和毆打妻子兒女，並不是妳“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真正從底層變成精英的人並不是沒有，但是微乎其微，底層變成精英與精英子女繼承父輩地位的幾率完全不對等，同樣在內地縣城和鄉鎮普通中學通過努力考入名校幾率和沿海大城市中學生進入名校幾率也是非常不對等，雖然內地中學生可能在學校比沿海學生努力非常多倍，付出的學習時間和投入的精力和考試結果並不劃等號。

    假如財富是壹種成功的象征的話，就像馬雲從平民變成中國排名前三的富豪，確實在某種程度證明了平民可以通過努力走向人生巔峰，但是並不是其他人和他“壹樣努力”就變成馬雲那樣了，因為馬雲成功也是有各種條件（就像他三次高考，很多農村的學生復讀壹次的錢都沒有，後來經商中建立的人際關系網、抓住互聯網時代時機甚至還有些幕後的不為人知的努力以及運氣等），並不完全是簡單的清清白白只抓業務的努力就行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金字塔結構的社會，不管怎麽競爭，總是有人走上巔峰，而更多的人在下層，而如果是橄欖型結構，就能有更多的人成為中產階級，而不會是貧富嚴重不均、底層民眾數量和比例龐大的金字塔社會。而且金字塔社會也有多種類型，壹個良好些的金字塔社會應該是中下層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有基本且較良好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條件，兜底的質量比較好，不需要為這些搭上命去工作；在就業時有真實且完善的勞工權利，失業時也有基本救助，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和人格尊嚴；收入和社會保障能夠有較獨立自主、遵循自我意願的生活，也有壹定的追求個人理想的機會；有通過較公平的教育進行階層爬升和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而且也能通過壹些手段直接間接的參與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真正作為國家的主人參與國家管理，享受公民權利和履行義務。

    而如果比較糟糕的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則是不僅貧富分化嚴重，而且金錢和權力、社會地位能夠高度重合，人分三六九等；勞工權利名存實亡、勞資關系嚴重傾向資方、薪金不僅和貢獻不匹配，就這樣還經常被拖欠或者克扣、壹些工人完全沒有工人應當有的五險壹金和其他福利，甚至連工會都沒有或者名存實亡；人壹生只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奔波，為了活著而活著，金錢和精力投入質量不高的孩子教育、低質或者自養的老人養老還顯不足，在大城市工作幾十年壹套房子都買不起；生活的重壓讓壹切理想追求、興趣愛好被拋擲壹邊，最多只能靠沒什麽興致的拍照式旅遊和用八卦娛樂刷屏消遣；人與人之間關系和互相不以道德和操守而是以社會地位、權力大小金錢多少來評價；教育差距極大，教育變成加劇社會不公並將不公傳導至下壹代的幫兇；社會階層固化，拼爹盛行，靠權力金錢關系門路而非能力獲取教育條件和工作職位以及收入和社會地位，至於其他在比較好的金字塔結構國家中的東西，也往往蕩然無存。在這種社會裏，不是妳“努力”、“找自身原因”、“改變自己”就能成功，就能爬上去，所謂“有本事”也不只是指工作能力，還有壹些“成功”的骯臟本領，例如諂媚和逢迎、行賄受賄、見什麽人說什麽話、巴結上司、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些行為必然伴隨著認人不認理、拋棄理想追求、無視公平正義、不理會或者曲解各種規則與道理、通過排他手段擠兌他人上位、對比自己有權有勢的欺負自己不敢反抗，卻又找更容易受欺淩的人身上找補、看見各種醜惡現象保持沈默、對各種不公保持冷漠和無視甚至譏諷其他打抱不平的是“多管閑事”……難道這些就是“找自身原因”和“不改變社會而要改變自己”改變出來的“成果”，就是“有本事”的表現？

    對於很多人認為不同的人收入、地位、成就和生活質量不同是因為貢獻不壹樣，付出不壹樣，還要特地說壹下。當然我下面講的主要是比較有意願學習的，至於根本不想學習或者對學習投入很少的那些就無法算進我說的努力者中了，畢竟這樣的人沿海大城市也很多。就以我熟悉的中學教育以及其最重要目的高考為例，像內地中學，即使是班級內成績處於中等偏下的學生所付出的努力（從學習時間、投入精力這些）也比沿海大城市尤其三個直轄市的中學90%的學生付出的直接學習努力多，尤其在刻苦度上，中部幾個省份遠遠比東西部要苦。這在另壹文中和本文中壹些章節已經有詳細敘述，為了方便看而不用翻找，那我就重復壹下主要的東西。

    很多地方的縣中和部分市中是5:30--6：30（冬夏）左右起床（住校是這樣，不住校的如果上早自習只能比這起的更早）上早自習，還有壹些市中是7:00左右到校早讀，從高壹至高三都是這樣。上午下午各四節甚至五節課（壹般有兩節自習），晚上晚自習壹般上到21:30-22:30，每周基本都是上六天（也有上五天的，高三很多學校三個星期才放兩天，還是為了照顧離家遠的，平常每周只放半天，“大星期”才放兩天），寒暑假三年平均看，只能放壹半（當然不同學校會有差別），長期像監禁壹樣的待在校園內。至於具體學習內容和方式，那更是苦不堪言。早自習是以閱讀為主，當然也可以寫作業，壹直要讀或者背誦約四十分鐘，語文英語政治歷史地理有很多需要背的東西。有時候早上跑操還要壹邊跑壹邊讀，然後到7:00之後還有壹個早讀，以讀語文或者英語為主，就這三個讀背時間就極為消耗精力，讓人疲憊不堪，而且即使這樣那麽多東西也背不過來。而兩個自習和午間則是被幾乎寫不完的作業覆蓋，很難得閑，尤其在高三時候有鋪天蓋地的卷子需要做，壹個人只算高三年級壹個學年，做1500張以上的卷子壹點不誇張，就像壹位衡水中學的女生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把做的累加起來有2.41米厚的的卷子拍下和自己“合影”留念。

    這種瘋狂的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是極強的，從課堂學習的時間、強度、付出的腦力體力消耗看，比大多數都市成年人的工作都要累。這些學習歷程是壹周五天、沒有早晚自習、下午早早放學、最多到高三有些校內加課和單獨的校外補習的發達地區大城市名校學生所從沒經歷過，恐怕也不想經歷的。而且這些都是強制性的，只要妳想在這裏上學，就只能適應這些，當然妳有輟學的自由，但是沒有選擇如何上學的自由。當然，像衡水中學、毛坦廠中學等更特殊的“高考工廠”，比普通的中部縣市中學學習強度還要大（可參閱南方周末《衡水中學的“封神”之路--超級高考工廠》壹文）。（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具體情節，因為本文不是以講述和分析教育制度問題為主，所以在此暫不詳述。）

    而這種高強度的勞動量，至少從直接學習上遠超過了沿海大城市學生的付出，但是卻遠比輕輕松松學習的發達地區學生考的學校差，中部各省平均壹本率不到發達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整體水平的壹半。當然我並不贊同通過立即調整高考錄取比例來改變這個問題，因為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雖然付出很多，但是實際學習水平卻並不高，也就是往往並沒有真正理解學習內容，並沒有和分數匹配的素質，而且沿海學生在優秀師資和較進步的理念引導、極佳的硬件設備、優越的家庭條件下較為輕松的學習了很多東西，而且事實上付出的也並不少，只是這種付出相對來說沒有那麽集中、明顯、在身心上沒有直接流那麽多汗水和勞累罷了。如果看經濟投入數額（人均家庭教育開支和政府公共教育開支）和在課外的間接學習（例如在圖書館、科技館以及參與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公益活動）用的時間和精力，沿海大城市學生付出的顯然要更多，雖然這種付出往往伴隨的不是勞累而是快樂和輕松，收獲感比付出感更強。

    這歸根結底還是教育體制以及大環境導致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教育理念的問題（這個在另壹文中也詳細講述），體制內的師生並無辦法突破，不是“自身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些能夠在沿海考壹本的學生只能考二本，能在錄取率高的省份考二本，做這些中部省份只能上三本，並不是他（她）們不努力，相反，這些男女學生付出的心血與汗水遠比很多發達地區大城市學生要多，為高考成績，為中國的教育體制犧牲了更多的自由、理想，用自我禁錮譜寫了苦難但不輝煌的篇章，而教師和其他教職工同樣“帶著鐐銬跳舞”，在體制內只能想方設法讓學生考好成績來改變這些學生的命運，除此也無他途，教師們執教的畫筆也描繪出了猩紅扭曲但又充滿光彩與希望的未來圖景。

  而且更可悲的是，這些學生只能“自相殘殺”，在壹個省內為爭奪固定數量的名額互相競爭，如果都比賽著補課、都玩命死記硬背、都搞瘋狂題海戰術，可能成績都提高，那錄取分數線也會跟著提高（或者改卷更趨嚴格以壓低分數線），說白了跟沒有提高實際作用壹樣，（壹本、二本、三本）錄取比例基本還是那個既定比例。即使錄取率出現波動，其實和當年考試成績、學生努力程度也沒有什麽關系，而是國家出於其他目的進行的既定政策調整，不以學生是否努力為轉移。而且高中的應試學習中的學生競爭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競爭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假設比較良好狀況下）往往能夠“優勝劣汰”，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實現經濟增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應試學習中的競爭中中學生往往只是在做很多“無用功”，在不能有真正“產出”的情況下拼命消耗腦力和體力。除了高考這個目的外，這些男生女生雖然不是完全做“無用功”，但是大多數死記硬背和題海戰術帶來的知識也會在進入大學或者走入社會後忘記，只有壹部分知識以後會用到，至於提高人文和科學素養，在這種應試教育下的學習中更是效率低下，在嚴重缺乏對所學知識理解、運用能力狀況下，投入和產出（產生的國民人文和科學素養水平、能力）如果非要量化的話，能有10:1嗎？這個問題可以問問對當今教育認識深刻的鄭也夫教授。

    其實很大程度上，這些來自中部人口大省的中學生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西西弗斯壹樣，把石頭推上山，石頭又自動滾落，然後再推上去，如此循環往復，辛苦勞作但是實際上是在做無用功。對於這個省份整體而言，各種補課、強化學習、題海戰術並不能提高整體中學生真正的知識素養，就算死記硬背和反復做題讓學生知道了壹些東西，在部分科目上有比較紮實的基礎，算是壹些成就，但是同時還有扼殺學生真正理解、獨立思考、多元思維和創新的能力的負面影響，而且占用了大量本可進行廣泛閱讀和社會實踐的時間和條件，學生也不能在這種教育中被發掘獨特潛質和正向個性、按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更不用說學生在這種牢籠中囚禁的勞苦青春本身的傷害了，所以把利弊相抵，弊病和戕害仍然如冰山般只被融掉壹角，整體還是那樣可怕。而且這種教育下培養的教條思維、被動化學習方式對大學學習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習帶來惡劣影響，中學的應試教育流毒把大學相對開放多元的教育也侵蝕了。但是作為省內壹個個體學生，面對這種體制和周圍環境，無法打倒它，連逃離它都需要巨大代價，只能去強迫自己玩命學習，和同學競爭總數基本確定的、遠低於多數其他省份錄取比例的那些名額。那些說是因為莘莘學子們“不努力”所以不能獲得和沿海同樣情況的學生的成績的應該捫心自問這樣說對得起這些年數千萬中部中學畢業生嗎？

  同樣，對於那些普通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個體經營者、農民，以及再擴展後的基層公務員、白領、事業單位普通職工（尤其像我熟悉的很多薪資和教師的社會地位、付出不匹配的很多老師）、沒有做大官或者大企業家或者社會“大哥”的親友或後臺的人、沒有大城市戶籍的人，這些人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和我前面提到的這些中部學生壹樣，並不是自身“不努力”才不能有好的生活條件，也不是壹些上流社會人士尤其激進“愛國者”們說的是這些人“沒本事才抱怨社會”，更不是踐行了“不想著改變社會而是改變自己”這個原則就普遍能出人頭地了，相反這種社會風氣只會讓這些通過自身努力勤勞工作、刻苦學習的人更難以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更不易獲得與勞動價值匹配的收入、更無法捍衛作為學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等的權利。

    因為這種風氣除了讓人民變得更加自私、冷漠、各顧各的無法團結、都去爭奪殘羹剩飯而非變成平等食客，而且為了那壹點點利益能夠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頭破血流（這不只是比喻，現實裏底層民眾為了爭奪那可憐的壹點利益往往就是用暴力的手段，例如前些天南昌爆出的賣肉攤之間競爭，壹些商戶就向另壹個商戶豬肉上、攤位上破泔水、扔垃圾，還直接把各種汙漬的臟水潑了女商販身上。類似事件每天全國都有幾萬幾十萬起，在平民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沒有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也可以在網上搜，爆出的即使是冰山壹角，也不少了。）。即使有小部分人從中出人頭地並且拿到分蛋糕的餐刀，也會在“誰受窮誰倒黴，我‘努力（哪怕是用的不正當手段）’我理應分的多”的弱肉強食、蠻不講理的觀念中變成新的剝削者，繼續維系不公平的社會。所以我希望那些覺得別人“不努力”和“沒本事”所以活該處在較低階層而自己卻高高在上錦衣玉食的人拍著良心想壹想，這樣看待廣大人民尤其是支撐國家發展進步的工人階級（當然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前範圍廣了，不止是各種企業的產業工人，而是包括農民工、白領、事業單位職工、個體經營者等在內的龐大的以勞動為第壹生產要素的受薪階層），難道不羞愧嗎？不覺得這種“不努力”“沒本事”的言論很惡心嗎？

  當然，講了壹面不能不講另壹面。體制和社會大環境雖然可以影響乃至決定了個人命運。但是如果認為因為體制不好，所以可以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乃至殺人搶劫，就應該被譴責並且嚴懲了。就像南周的評論員文章中提到的海南的壹群搶劫犯，不僅搶劫，有時還殺人滅口，還曾經把被搶的婦女拖進車裏輪奸，作案具體情節惡劣，還以貧窮為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辯護，被法官當場駁斥。在不良的大環境下，人還是有諸多選擇的，就像校園暴力的發生有很多因素，但是不能因為學校、家庭存在的種種問題就能欺淩他人還不受懲罰。

    例如類似《盲山》中的那家買主，尤其那個強奸女主人公的男主人的父母，都是窮苦至極的人，但是卻又千方百計拘禁被拐的女生，老兩口甚至還直接按住女主人公讓男人強奸她。南方周末《受苦人的強權》壹文中的壹些話發人深省：“壹個人並不因自己受苦受難就天然具備道德優勢”、“相對於統治階級，窮苦民眾當然是受壓迫者；但民眾中原也有不同角色，很多人不乏在他人面前扮演壹下壓迫者的機會，如丈夫之於妻子、父母之於兒女等等……他們有充分條件，把自身所受迫害轉移到別人身上……他們對更弱小者的欺壓，被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壹些身處底層的人，壹旦掌握壹點小權，便會利用此壹優勢，對有求於自己的人耀武揚威……復制並強化了強權的暴力”。而且由於底層民眾整體擁有資源的短缺，底層內部的壓迫、暴力往往更殘忍、更血腥，這就是為什麽有人為搶劫幾十萬乃至幾千塊錢就去殺人、因為幾千塊錢的救助款都能出現村幹部和黑惡勢力去克扣窮的吃不上飯的農民的救命錢、壹些農民為了獲得有限的愛心車票，各種弄虛作假證明自己家人有病、工資極低（把本來就低的工資說成更低以博取優先同情）等來騙取這價值幾百塊錢的車票。同樣那些碰瓷的為了幾千幾萬塊錢甘冒被撞殘撞死或者被打被捕的風險作假訛人、職業乞討的（很多騙子以“坐公交車回家”為借口每次只乞討壹塊錢）能夠為了每次少則壹塊多則十幾塊錢天天厚著臉皮撒謊，說明弱者也會喪失良知和人性，而且喪失的比強者還沒有底線。

    二戰中德國軍人對猶太人和各占領國平民、戰俘的虐待和殺戮、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和其他暴行壹樣，不能以“軍國主義”制度來逃脫每個士兵個人的罪惡，在軍國主義體制的大前提下，每個士兵在戰爭中還是有壹定的選擇性的，而且實質上除屠殺猶太人外，最高領導層的命令以及其意識形態中也沒有要求士兵必須去殺戮平民，至於很多虐殺（例如把人裝到麻袋裏系上口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把很多人捆起來串成串子綁上手榴彈炸飛。雖然軍國主義導致了人性扭曲，但是這些具體的殘忍的行為天皇和東條英機並沒有讓他們這麽做，有很強的個人罪惡成分，並不是迫於體制非做不可。相反，完全可以不這樣做）、強奸，就更是軍國主義體制造就加上個人兇殘性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每個參與的士兵都應該被處決而不是因日本政府投降而被豁免罪行。這也就是我主張對於校園暴力中長期欺淩他人或手段惡劣者實行嚴厲措施懲治的原因。

    而且有時候弱者也有折磨“強者”的手段，當然更多時候去欺負更弱者，或者以特殊方式傷害他人。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在學生時期和成家之後受到各種創傷，心理變得陰暗甚至扭曲。例如被婆婆欺淩，自己也會“媳婦熬成婆”，變成欺淩自己兒媳的人。還有就是婦女（主要是壹些農村和縣城的婦女）往往通過說風涼話、罵街、拐彎抹角諷刺和摔砸東西、吃飯幹活乃至睡覺前都不斷埋怨他人、當面詛咒、或者其他氣人的方式來慢慢折磨丈夫、公婆或者子女等家人，有時候也以此對付街坊鄰居或者關系不佳的同事。很多在機關、事業單位或者其他服務業工作的人也會把這種難看的臉色和話語甩給來辦事的人或者顧客。看看現在基層很多辦事員或者幹部對待辦事群眾的惡劣態度，各種刁難敷衍，就很能推測（要是在家裏高高興興很幸福，還會在外面這麽發泄嗎？）。尤其在照顧年邁的老人或者臥床難再起的丈夫或者幼小的子女時，往往各種怨氣能夠充分向這些家人身上發泄。不僅是言語上的譏諷、說難聽話，往往會有直接虐待。這也是現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虐待老人現象嚴重的壹個原因吧。當弱者心黑，往往也會有各種方式欺淩他人，而且也很隱蔽，手段也很殘酷（甚至非常殘酷），當然危害也很大。當然這在大城市居民中很少，可能大城市居民不以為然，但是這在農村真的很多。而如果女權得到保障，男女真正平權，女性也有自己不受制和依附的生活，婦女不受那麽多傷害，能夠獨立自主，就不會惡婆媳循環無盡、毒婦怨婦滿村了。而曾經受傷害也不能成為免除自己的責任，尤其不能傳導傷害給無辜的人。不過，想在當今社會的廣大人民中形成既意識到體制弊病，又明白自己的責任，既團結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改變不公的環境，又在自身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履行自己的義務，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真是很難的，當然我也並沒有完全做到。更重要的是不僅現實不是如此，反而有很多人在用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和行為來生活，就如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

  真正強大的國家應該是維護全體（至少也是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讓每壹個人都能有尊嚴的生活，讓每壹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和平臺，而非變成壹部分既得利益者裹挾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來為充滿著不公與虛偽的大集體搖旗吶喊的機器。引用寫有《活著》壹書的余華所著的新書書名--《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很能說明中國的現實，區域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各階層差距、性別差距，以及前面這些帶來的懸殊的貧富差距、社會地位差距，本應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差距不大的受教育條件、經濟參與與收入分配的十多億中國公民，卻因為種種非個人努力的原因處在極大的差異之中。這些極大差異形成的原因往往主要並不是個人奮鬥的勤勞或懶惰，而是家庭出身、戶籍壁壘、生長環境、工作行業、人脈關系、所處階層（上面幾點部分內容相互重合）甚至是幸運還是倒黴等非個人原因的體制性、行政性、代際傳承性、隨機性等問題導致的。

    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據統計只有1.09億-2.04億（根據瑞信財富報告和中國金融調查得出的兩個數據），加上金字塔頂端富裕階層的壹兩千萬人，也只占中國總人口的十分之壹至六分之壹，這些享受著歐美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既得利益階層就算不去同情大多數工薪階層以及廣大工農的處境，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優越感淩駕於平民的自尊心之上，更不能強行拿自己的生活條件去“代表”全體中國人民，進而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壓制人民對於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的追求。對於處於更弱勢的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農民工、留守兒童（尤其是留守女童）、殘疾人等群體，因為她（他）們本來話語權就微乎其微，在受到欺淩、剝削乃至虐待時往往很難反抗和擺脫較封閉的處境，悲慘程度可想而知。這樣做對得起數十年來因為家庭暴力等原因自殺的數百萬婦女嗎？對得起因為貧窮導致“貧賤夫妻百事哀”而讓女性變成惡婆毒婦怨婦使得整個家庭男女長幼長期處於折磨與矛盾沖突中的千千萬萬家庭嗎？對得起沒有五險壹金養老醫療全靠微薄且易被拖欠的工資度日和養家的農民工嗎？對得起6100萬乏人照看、衣食不濟、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甚至時常被性侵的留守兒童嗎？對得起因為各種政策性歧視和個人性歧視不能和受和普通人壹樣教育、工作、社會參與的機會的殘疾人嗎？

    當然，對於弱勢群體，並不是要去遷就弱者，壹味給弱勢群體各種恩惠，而是給她（他）們梯子和安全網，讓這些人能夠和普通人壹樣有機會求學、工作，和普通人壹樣能夠參與社會生活，有選擇各種職業的權利和條件，而不是淪落底層，變成邊緣人群，也不能讓弱勢群體沒有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要寄人籬下或者依附親友或老板乃至黑社會，受盡白眼和欺淩，甚至被用來犯罪（例如殘疾人被黑惡勢力控制強迫乞討），給這些人基本都物質條件和法律保障，給她（他）們最基本的人的尊嚴。馬克思說過，未來理想社會是“以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個體的幸福才能構成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偉大。保護每壹個人的權益，給每壹個人尊嚴，無論他（她）是強者還是弱者，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市井平民，無論是京滬戶籍持有者還是內地農村戶籍的名下人，都有法律和制度實踐中的平等，都有發出自己聲音和爭取權益和尊嚴的權利，這才是真正偉大的國家，才是值得去愛和用生命去捍衛的國家。

中國特色的共產專制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共匪對中國人的掠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先說毛時代，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麽，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麽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誌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裏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復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盡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後才開始復蘇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汙、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裏、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沖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汙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即使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機制，可是極權計劃經濟本質上還是凌駕於市場機制之上的。

談完毛時代再談談改革開放時期，我認為改革開放不是共匪現實合法性的來源，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並非是共匪的功勞，更不是一黨專政的功勞。

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飢荒，並非是因為共匪給了中國人多少物質財富。

更不是因為一黨專政的優越性所帶來的，中國人之所以能吃上飯了，那是因為傳統的共產專制，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路線走到了盡頭，讓中國的經濟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共匪為了保住政權被迫放棄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一些經濟自由 恢復私有制 恢復雇傭勞動制度 把當年推翻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主張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法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取代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按勞分配，在農業方面結束了傳統的農奴制，恢復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農民雖然還是為土地所有者創造地租的佃農，但是比起計劃經濟時代的純粹的農奴地位多少有了一點經濟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務農的時候要生產哪些農產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拿去市場上進行買賣了。

中國人在得到了這一點僅有的經濟自由之後，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溫飽，但是因為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無法充份的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共匪掠奪的狀態。

他們可以得到溫飽不應該感謝共匪，更不必感謝一黨專政，相反的如果沒有共匪，沒有一黨專政，他們根本不必經歷毛澤東時代那種幾乎完全失去經濟自由權的災難，或許早就得到溫飽了。

之前共匪為了發展傳統的共產專制，不給他們經濟自由權，讓他們沒有辦法自由的選擇工作，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做生意賺錢，只能在共匪的國營工廠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產隊裡邊做農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產指標生產，只能在共匪根據他的權力意志建立的分配製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給他們的微薄收入，造成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共匪為了避免因為經濟全面崩潰而失去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中國人自由的選擇工作 允許中國人做生意賺錢，允許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為共匪工作，可以為自己工作，可以為自己討生活，讓中國人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然後中國人憑借著血汗經濟得到了溫飽。

所以中國人就應該感謝共匪了嗎？如果沒有共匪幾十年瞎折騰，如果中國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經濟自由權的社會裡邊，會有大躍進嗎？會有大飢荒嗎？會有餓死幾千萬人嗎？會拖延那麼久才得到基本的溫飽嗎？一個惡霸因為不善待自己的奴隸，把自己的奴隸打成重傷，後來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因為傷勢過重而死去 ，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再也沒有辦法再被他驅使，所以把他的奴隸送去醫院接受治療，讓他的奴隸活了下來，恢復了基本的勞動能力，因此那個奴隸要感謝那個惡霸嗎？中國人要感謝共匪嗎？ 除了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中國人以外，應該沒有人會感謝共匪吧！

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用新的掠奪制度取代了舊的掠奪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質是沒有變的，共匪只是一個政治流氓，當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失勢的時候就用共產主義去推翻資本主義，當他發現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掠奪，他就馬上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從毛澤東建政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不過就是一個耍流氓的過程，共匪之所以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無非是因為以前那種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社會難以維持，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夠充份的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共匪要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比如整個國家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親自去統籌。

儘管在那種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共匪可以通過建立特供製度來掠奪一般民眾，但是由於那種制度太過於僵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讓共匪不得不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部署與治理，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統治方式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負擔更小更便於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沒有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 ，沒有一種自然形成的供需關係幫助共匪分析社會上到底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所以共匪的經濟計劃常常因為嚴重偏離經濟發展的起碼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於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失去了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又沒有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給出能夠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產專制的社會裡邊，人們漸漸發現作為有權階級的共匪不會跟作為沒權階級的他們均貧富，所謂的平均主義不過是一般民眾普遍的一樣貧窮，吃一樣的大鍋飯，而掌握權力的共匪卻享受各種特供待遇，住別墅，坐豪華轎車，吃各種一般民眾根本吃不到的東西。

後來共匪實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事實上工資等級的劃分只是共匪根據人們權力地位大小來確定的，出身成份比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級工人，出身成份比較壞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級工人，甚至更低。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無法找到個人投入與集體生產成果之間，既客觀又可量化的因果聯繫，所以所謂的工分制度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權力分配。

由於計劃經濟只能帶來平均主義和權力分配，所以對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極大的破壞，人們基本上沒有生產積極性，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共匪也越來越不能從那種制度裡邊獲取他所需要的經濟利益。

而且那種制度需要供養一整套龐大的行政體系來指揮經濟生產，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與其說是他為了順應民意不如說他是在大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種決定，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共匪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種新的掠奪制度而已。

因為資本主義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離開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卻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放棄壟斷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場運作的基礎上，在不放棄壟斷土地 國營企業 金融 行政審批權力的基礎上，允許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存在，這樣只能帶來最壞的資本主義也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制度。

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一般民眾來講絕對是災難，但是對於共匪來講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奪一般民眾的制度。

恢復了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共匪就不必親自參與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了，供需關係會自然的主導社會的生產，還能幫共匪分析出哪個領域最賺錢，然後共匪就可以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介入那個領域進行掠奪，不必再向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辛苦了，當共匪看到人們購房需求高漲的時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奪買房者，農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只是生產公糧的工具，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多了一層商品屬性，農村的土地成為共匪用來賺取地租的尋租工具，在中國農民不可以擁有私有土地的情況下，共匪作為擁有國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對國有土地的佔有去向農民收取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 優撫費 村提留鄉統籌賺取地租掠奪農業收益，並利用土地流轉，通過各種侵害農民權益的投機行為謀取暴利，當共匪看到某一個工業領域發展的好，就馬上讓他的黨營事業進入到那個領域進行壟斷經營謀取暴利，當共匪發現股民投資很積極的時候，就馬上利用對金融系統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錢，當地方政府沒有錢揮霍積累了巨大的債務的時候，共匪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濫發貨幣，緩解地方債務，當共匪發現市場上借貸充足的時候，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利用沒有利率市場化的優勢對借貸者進行掠奪，當共匪發現某一個行業很熱門要投資的人非常多，就馬上加強行政審批利用行政審批的權力去敲詐去勒索準備要投資的人，當中國人手頭上有一點錢的時候，共匪就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謂稅收政策來洗劫中國人的財富。中國人長期過著高稅收低福利的生活，稅收是中共撈錢的工具。共匪壟斷了電力 石油 水資源，中國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必須忍受高電價 高加油費 高水費。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利用教育產業化 醫療市場化 房屋商品化瘋狂的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血汗，這從根本上證明了改革開放只是共匪換了一種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方式。

至於思想控制方面，鄧右共匪與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區別，本質上都是在鉗制思想，都是在輸出愚民宣傳。毛左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傳統專制計劃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鄧右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權力市場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實行民主制度反對權力尋租的民運人士。在愚民宣傳方面，毛時代主要是宣揚毛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產主義理想，毛時代的人雖然反智傾向很嚴重，平庸的邪惡很嚴重，可是畢竟沒有鄧右時代那種深受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麼厚黑。鄧右時代因為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因為毛時代的經濟崩潰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鄧右乾脆直接讓中國社會在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的環境中徹底道德淪喪，讓大多數人只信權錢色，這樣就沒有人關心公共事務了。鄧右長期讓中國人在溫飽中掙扎，在險峻厚黑的人際環境中生活，除了沒有時間與空間思考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謊言化與奴性化。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共匪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復滅，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並沒有變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壞了，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讓共匪掠奪中國人的方式變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黨專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制度就必然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為了保護他的專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會反對自由民主，壓迫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訴求，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共匪必然會與自由民主為敵，拒絕自由民主自然會成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須要堅守的原則，中國人千萬不要指望共匪會主動的給你們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鄧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應該是反對一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人的壓迫，無論是來自於官僚計劃經濟的壓迫還是來自於權力市場經濟的壓迫。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運人士，他們經常從中共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偽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運攻擊共匪沒有充份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右翼民運對共匪的攻擊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傾向很難促進中國人對共匪的離心離德，右翼民運很多都是強調效率 淘汰 競爭的，中國境內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難以忍受共匪過度追求效率犧牲公正，過度講究淘汰的逆淘汰機制，以及黨國資本在經濟領域帶來的惡性競爭。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運，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務。共匪長期用花瓶民運邊緣化真民運，在民運內部攪渾水，讓花瓶民運壟斷海外異議人士對中國的解釋權，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共匪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於共匪體制內的權力尋租者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制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匪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共匪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匪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匪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匪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共匪一邊鼓吹跟鄧右共匪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匪統治的效果。

在我看來毛左共匪跟鄧右共匪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別是鄧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運是共匪特務。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台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制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制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制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

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台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與保守派都不會支持民主化，因為民主化之後無論是實行左派的民主公有制，還是實行右派的休克療法與自由市場經濟，共匪都會成為利益受損者，民主公有制會充份的剝奪共匪的經濟優勢，休克療法雖然可以讓黨營企業被紅頂商人收購，共匪可以暫時成為民主化之後的經濟寡頭，可是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消滅左派政黨與獨立工會以及自由競爭，失去一黨專政的共匪終歸是不安全的，無法輕鬆撈錢，無法輕鬆鎮壓別人的反抗，共匪體制內開明派與保守派的意識形態鬥爭是黨國資本主義與極權計劃經濟之間的鬥爭。

共匪統治之下的私營企業的負擔是很重的，除了需要繳稅之外，還要對共匪官員分紅，這是維持生存必要的人際成本。我反對在自由世界逃稅，我支持在中國逃稅，因為自由世界的高稅收可以換來高福利，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會得到私有財產保障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繳稅之後可以獲得權益，繳稅是必要的義務，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沒有必要履行繳稅的義務。

改革開放不值得被肯定，改革開放造就了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有機會移民應該趕快移民。

延伸閱讀 社會民主黨人談中國鄧右的邪惡本質

作者 曾節明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壹，鄧小平沒有理論，江賊民沒有思想
   
    中共長期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高唱：鄧小平理論和 “ 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這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因為鄧小平根本沒有理論，與毛賊東不同，鄧小平本人從沒能寫出過任何系統的論述文章， “ 鄧選 ” 僅僅是鄧進行政治活動時作的報告、講話、指示的七拼八湊，經常自相矛盾、極不嚴肅，根本不是壹個理論體系。鄧小平在復出的時候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 1 。揚言要廢除幹部終身制，建設黨內民主。但是沒過幾年他卻大力倡導新權威主義，復辟慈禧的垂簾聽政，並非法罷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鄧小平 1986 年說，改革能否成功，取決於政治體制改改 2 ，但是他轉過背去就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為之不惜制造六四慘案。鄧小平為什麽自相矛盾，反復無常，因為他沒有理論，沒有理論的人做事就不會有道德原則，鄧小平是壹個十足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小人，他的唯壹原則是保住中共壹黨專制，因為保住中共的統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鄧小平頑固堅持共產黨專政，因此鄧小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厚黑之道，鄧小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厚黑術和實用主義庸俗市儈思想的雜燴。
    江不僅沒有理論，甚至沒有自己的思想。江賊民提出的 “ 三個代表 ” 的思想，實際上是禦用文痞王滬寧拼湊的欺世盜名口號。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是 “ 三個代表 ” ，中共的權力卻從來不經過選票的授予，這完全是強行代表、強奸民意； “ 三個代表 ” 說中共 “ 始終 ” 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難道中共制造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三個代表 ” 也是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個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盜名的無恥讕言。
    江在治國上走的完全是鄧小平引領的道路，只是走得更遠而已：他頑固的阻斷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瘋狂地鼓動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掠奪國家資源和弱勢群體，這表明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思想；江賊民喪權辱國，輕率地簽字承認了連毛賊東、鄧小平都不敢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過去被沙俄侵占的壹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從法理上再無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當局再次掀起排華騷亂，殘酷屠殺、搶劫和強奸印尼華人和在印尼的中國人，江對自己同胞受到外國的野蠻迫害視而不見，不僅沒有壹聲抗議，還和蘇哈托握手言歡，承諾給與印尼經濟援助；江賊民當政十三年來，使中國經濟完全委身於國際壟斷資本，以極端廉價的出賣國家資源、極端廉價的出賣勞動力和空前嚴重的環境汙染為代價換取專制統治的穩定，罔顧中華民族的未來。
    以上種種表明：江有嚴重的賣國思想。江賊民的思想，實際上是鄧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漢奸父親賣國求榮思想的大雜燴。
   
    二，鄧式改革開放的本質：腐蝕人心敗壞道德轉移視線堵死政治改革大門
   
    鄧小平親眼目睹了毛賊東搞共產主義試驗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他自己也壹度被無產階級專政整得喪魂落魄，因此鄧小平完全清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邪惡。但是鄧小平明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錯誤和邪惡的，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中最邪惡的東西 -- 共產黨壹黨專政的體制，並且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中有價值的理想成分（如對弱勢群體經濟上的關註）。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列寧、毛賊東更邪惡。
    雖然說在毛賊東統治下，壹系列政治運動搞得整個中國假大空盛行，但是由於毛賊東思想的表面上的理想主義性質，在政治以外和與政治關系不緊密的領域，雖然毛時代的中國人會因為政治忠誠，積極的服從黨國的壓榨，積極的接受黨國的洗腦宣傳，積極的批判與毆打偉大領袖討厭的人，但是人心並未全面敗壞，那時候遠沒有現在社會上這種制假、售假、坑蒙拐騙、見死不救等惡劣風氣，不屬於黨國定義的反革命群體的內部助人為樂的現象直到八十年代初還相當普遍。幾乎所有的理想主義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義之所以非常邪惡，是因為嚴重的錯誤，而不是因為它明白教人學壞。毛賊東思想是理想主義的思想，受毛賊東思想的影響，很多人在政治運動做了壞事，這不是因為這些人都是壞人，實際上大多數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們聽從毛主席的教導去搞破壞和整人，自己還以為是在 “ 幹革命 ” -- 作大好事。這些人之所以做壞事，是因為毛賊東思想的錯誤，由於毛賊東思想是馬列主義思想，用來教育人民，註定禍國殃民。同時應該看到，毛賊東思想的理想主義的另壹面： “ 大公無私 ” 、 “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 、 “ 學習雷鋒 ” 等等在當時並不是虛假、僵死的政治口號，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會道德催化劑，當時確實有效地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陸會有 “ 夜不閉戶 ” 、 “ 路不拾遺 ” 的普遍現象，中共會出焦裕祿這樣正直廉潔的幹部。
    當然，這樣的社會道德是要以對毛賊東的信仰為維系的，隨著毛賊東神壇地位的崩塌，這種共產主義道德就難以維系。這個時候要使中國社會保持好的道德風尚，就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邁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憲政思想、耶穌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鄧小平在歷史的關頭完全走向了進步的反面。
    經歷了文革之苦，鄧小平仍然原封不動地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端厚黑的政治體制，鄧小平頑固拒絕認真反思毛賊東和中共過去的錯誤和罪行，說什麽：對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細 3 。為什麽宜粗不宜細？鄧小平卻拿不出壹紙半片的理論或思想來自圓其說。以前毛賊東雖然搞 “ 陽謀 ” ，卻拿得出壹套系統的東西來迷惑人，毛賊東也從沒有號召全黨不管原則是非，毛賊東非常強調立場和性質。鄧小平的 “ 宜粗不宜細 ” 的要求，就是號召全黨無所謂是非原則對錯，甚至無所謂中共自身的規則和 “ 道統 ” ，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線，鄧小平首開中共完全不要原則的混賬之風，把中共帶上完全拋棄原則理想，不擇手段保特權的新厚黑道路。這是壹條毫無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賊東的共產主義道路更加厚黑。
    鄧小平發起的 “ 改革開放 ” ，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給經濟松綁，絲毫沒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開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經濟帶來的效益，來挽救和維持文革後已經奄奄壹息的共產黨政權。鄧小平為了達到目的，不惜全面敗壞社會道德。
    鄧小平說：致富光榮，貧窮可恥 4 。公然以國家機器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發財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國家去刺激；況且，人的發財本性膨脹起來很容易造成惡行與不公，因此，國家因該教導人民誠信和公義，而不應刺激人們的發財欲望。再說，正直廉潔的人難免有些會貧窮，比如說當時壹些清正廉潔的基層幹部就比較貧窮，按照鄧小平的說法，貧窮的清官就是可恥的，鄧小平是在帶頭鼓勵人們不擇手段發財。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幹春節團拜會上，鄧小平在給高幹拜年時帶頭使用 “ 恭喜發財 ” 的拜年辭，這被新華社、《人民日報》當作改革開放開明風尚而向全國報道。實際上，接受那些高幹都是權力幾乎不受制約的特權階級，鄧小平刺激這些人的發財欲望，實際上是在鼓勵中共特權階層貪汙腐敗。
    鄧小平說：要允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哪些人容易富起來？ 1982 年 --1985 年間，由於中共對農民新的盤剝的大網還沒有展開； “ 官倒 ” 階層還沒有坐大，農民和城市裏的個體戶確實得了短短幾年的 “ 實惠 ”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要想發財很難離得開權力，當時最容易富起來來的少數人是中共高幹子弟 “ 太子黨 ” 。鄧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來。在高幹子弟的帶動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內幫 ” 也開始利用權力發財致富。鄧小平的路線，使得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 “ 不正之風 ” 盛行 -- 貪汙腐敗蔚然成風，整個社會 “ 向錢看 ” 的意識興起。
    因此，鄧小平所說的 “ 解放思想 ” ，實際上是鼓勵中共特權階層丟棄教條束縛，放膽大搞貪汙腐敗。
    鄧小平的厚黑路線，不僅敗壞了黨風民風，也徹底斷送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好的壹次機會：毛賊東的倒行逆施，既害慘了中國，也將中共政權搞得奄奄壹息。鄧小平復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數幹部在內，整個中國社會湧動著對毛賊東及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反思和厭棄。那時候權錢勾結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遠未形成，經歷了毛賊東時代階級鬥爭的殘酷整肅，中共各級幹部心有余悸，貪欲遠未膨脹、幾乎沒有搞腐敗的膽量和心理習慣。因此，在 1980 年前後，鄧小平只要認真吸取毛賊東的教訓、認真反思中共的錯誤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壹個順水推舟轉變觀念的問題，根本不會有多大的阻力。經歷過文革的沖擊，中共的廣大幹部對毛賊東的殘酷鬥爭路線已經厭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憲政理念。
    但是，鄧小平在此關鍵時刻，不是推動中國進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釋放中共官僚特權階層的貪欲，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壹切撈回來 ” 的報復社會的想法，帶頭大搞 “ 不正之風 ” ，導致中共產生了壹個權錢勾結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徹底斷送了中國政治轉型的最好時機，使中國走上了壹條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擋政治民主化的積重難返之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之罪，更在毛賊東之上。
    鄧小平在 “ 改革開放 ” 當中，通過國家宣傳機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儈理念和人生觀。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最典型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厚黑座右銘，八十年代中後期，民間制販假冒偽劣的奸商邪販和投機倒把者開始擡頭；貪官惡吏蠢蠢而動，開始形成利益集團裙帶官關系網，鄧小平的 “ 貓論 ” 就是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論 ” 依據。鄧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則，為了保住共產黨的統治，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權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時期不惜出動國防軍荷槍實彈屠殺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公民，制造了震驚世界的 “ 六四 ” 慘案，鄧小平的殘暴，連金日成都自嘆弗如。鄧小平創造了運用 “ 貓論 ” 的最高經典範例。

鄧小平的手段比毛賊東更狠辣，當年毛賊東只敢動用民兵和木棒驅散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毛賊東犯下的罪行鄧小平都有份；毛賊東不敢做的壞事鄧小平都敢做，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比毛賊東更邪惡。
    除了經濟上壹定程度的松綁以外，鄧小平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更多的自由，反而用殘暴野蠻的手段，嚴酷的剝奪了中國老百姓生兒育女的自由權利。為了讓中共國甩包袱、卸責任，以最大限度地將財政用於鞏固中共專制政權、保證中共特權階層的特殊享受，鄧小平借鑒新加坡李家王朝太宗李光耀，推行法西斯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並且拋出 “ 中國貧窮是因為人口過多 ” 的歪理邪說。為了減少老百姓的生育，中共不惜采取殺嬰、強迫結紮、閹割、毀人房屋、奪人財物的野蠻殘酷手段，恍若當年的日本鬼子進村。現在城市裏的夫婦只生壹個還不行，還要辦 “ 準生證 ” ，規定什麽時候生。中共壹方面極其野蠻地剝奪老百姓的生育自由，中共自己的高幹子弟卻有著生育的特權，生幾個都可以。鄧小平完全繼承了中共壹以貫之的草菅人命和無恥。
    鄧小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 5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也要發展（發財，發展經濟），發展（發財，發展經濟）強過人命，更強過自由、民主、人權，為了發展（發財，發展經濟），怎樣做就是有道理的。這也是壹個十足的厚黑口號。現在全社會各個行業假冒偽劣空前泛濫成災，連教育和醫藥都不能幸免；中共各地官僚為了 “ 發展經濟 ” （實際上是掠奪民脂民膏），而不惜毀人房屋、害人性命，幹盡傷天害理的勾當。這些，都是 “ 發展是硬道理 ” 的充分實踐。
    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弱點，想通過 “ 改革開放 ” ，把中國人的註意力轉移到物質利益上去，從而忽視中共的專制獨裁統治的不合法性。鄧小平想學新加坡李家政權，就是使中國人庸俗墮落，誘使中國人做不問政治的經濟動物。
   
    三，鄧小平廢黜胡耀邦、趙紫陽的真正原因
   
    但是，由於鄧小平的政治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直和開明，壹定程度的偏離了鄧小平引領的厚黑路線，中國人的參政議政熱情仍然很高，間接造成了八六、八九兩次學潮，使得鄧小平的全面厚黑化中國的如意算盤在八十年代沒有成功。所以，鄧小平就先後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
    有人認為，廢黜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自毀左膀右臂的無奈之舉，這是大錯。因為在八十年代中後期，胡耀邦和趙紫陽在行動中已經和鄧小平分道揚鑣，胡、趙二人已經不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任由胡耀邦搞下去，鄧小平就得下臺，他的家族的貪腐罪行就會受到追究；任由趙紫陽搞下去，共產黨壹黨專制就要瓦解，鄧小平等老紅軍首長們家族的特權就會喪失，因此，鄧小平非要胡耀邦、趙紫陽下臺不可。鄧小平根本不是壹個重感情的人，而是壹個經驗老到、冷血詭詐的黑道梟雄混世魔王，對鄧小平來說，廢黜胡、趙不是什麽忍痛割愛的無奈之舉，而是妳死我活的嚴肅鬥爭！
   
    四，鄧小平廢黜楊尚昆、成全江賊民的真正原因
   
    有人說，江賊民上臺不是鄧小平的本意，而是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逼宮的結果，鄧小平真正屬意的是李瑞環。這是糊塗的認識。鄧小平就是要用江這樣壹個道德品質極端惡劣的十足小人和上海灘流氓癟三，因為只有這樣的狗東西才能忠實地貫徹鄧小平的厚黑路線，只有大力貫徹 “ 改革開放 ” 的厚黑路線，把老百姓的註意力全面引向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中共壹黨專制才最安全。鄧小平吸取了使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即決不能再用正直善良的人做黨的領導，因為李瑞環不夠邪惡，鄧小平不可能真正信賴他。
    江賊民是反對 “ 資產階級自由化 ” 的急先鋒， 1986 年，江同時動用法西斯棍棒和腐化墮落誘導術對付上海學潮，搞得上海壹潭死水，維護穩定的政績斐然，各路諸侯皆莫能及。江瘋狂取締上海市各大高校的社團組織，卻放手大搞舞會、娛樂休閑俱樂部，有效地把學生的註意力引向聲色犬馬，以致於八九民運高潮叠起的時候，全國響應，上海卻成為另類。 首開中共之先例，借鑒當年日偽法西斯統治的經驗，壹方面把壹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為之不惜鐵腕查封《世界經濟導報》，開趙紫陽時期查封報紙的全國先例；壹方面誘導大學生們紙醉金迷、腐化墮落、縱情聲色犬馬而不問政事，為之不惜全面敗壞學風校風。這樣的厚黑手段、厚黑效果和厚黑 “ 人才 ” ，難道不是鄧小平最想要的嗎？
    江之所以有這樣高超的厚黑手段，不是因為他比鄧小平更有先見之明，而是因為他道德品質的極端敗壞，也因為他成長於漢奸高官家庭，耳濡目染日偽法西斯統治手段，使用起來輕車熟路而已。
    六四屠殺之後，江賊民跟在陳雲屁股後面兩年多，這不是因為他真誠地信仰馬列主義教條，而是因為他的愚蠢：江賊民壹度錯誤的判斷了形勢，誤以為鄧小平勢力已經衰落，陳雲等保守派勢力已經復辟 , 因而竭力地討好陳雲和李先念。江賊民重走保守派路線，說明他沒有眼光，也不夠狡詐。江賊民的兩年保守派路線，再次把中共政權搞到搖搖欲墜的地步。因為六四屠殺和官倒腐敗，老百姓對中共政權抱著強烈的仇恨與不滿，又因為江賊民的保守派路線，廣大人員沒有出路，沒有發展（財）的機會，這些仇恨與不滿無處消解和轉移，知識分子尤其壓抑。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初，整個中國社會的壓抑和不滿情緒有如幹柴和火藥桶，民間對中共政權的不合法性懷著強烈的關註。 1989 年七、八月間，大陸很多電視臺播放了新加坡電視連續劇《天涯同命鳥》，其主題曲唱道：
    “ 終生困在命運之中，無邊黑暗夜色茫茫，哪年哪月天際露曙光？壹心飛往傳說中天堂 ......”
    這實際上是六四之後，電視傳媒對中共暴政的委婉抗議，歌詞強烈的表達了當時中國人的極端壓抑和對自由的強烈渴望。歌曲《昨夜星辰》電視劇《渴望》莫不如此。
    1991 年底，蘇、東劇變的巨大沖擊波強烈強烈的震撼著中共政權，江、李月月鳥為代表的最高統治集團驚慌失措，而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卻受到極大的鼓舞，壹時間舉國上下，人心思變 ...... 鄧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起來 “ 南巡 ” 。
    鄧小平之所以不顧八十八歲的老邁之軀進行 “ 南巡 ” ，不是為了堅持十三大路線，而是認為在讓江賊民這樣左傾下去，中共政權很快就會步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後塵。鄧小平看得很準，如果照當時江賊民那樣左下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也不會得到外資 “ 輸血 ” ，人心的不滿就會更加鼎沸，中共很可能已經在九十代垮臺。
    鄧小平理想的厚黑方向，就是要刺激全民的物質貪欲，誘導老百姓只關心眼前的物質利益、縱情聲色犬馬、紙醉金迷、麻木墮落，淪為無所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經濟動物，以此來維持中共壹黨專制的 “ 長治久安 ” 。這就是鄧小平發起 “ 改革開放 ” 和南巡的真實原因。
    鄧小平的 “ 南巡 ” 完全開啟了中共官僚特權階層權貴私有化的閘門，從此中共在經濟全面胡開亂放，在專制高壓的政治體制保護下，中共各級官僚全面瘋行權力尋租，勾結國內外奸商，黑箱作業、貪贓枉法、大幹快上、大搞權錢交易、變本加厲地榨取民脂民膏。對外，中共全面開放市場，以極端無視環境汙染、極端無視國家資源流失、極端不顧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大力招商引資，逐步走上壹條依靠外資輸血的 “ 外向型發展道路 ” ，這根本不是什麽 “ 摸著石頭過河 ” 的 “ 前無古人的事業 ” ，實際上就是當年滿清勾結西方列強虐民賣國路線的翻版。 “ 南巡 ” 進壹步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松了綁，使得眾多的人在體制外找到了出路； “ 南巡 ” 之後，中共先後實行教育、醫療產業化的濫產業化 “ 改革 ” 、壹再提高、機關事業單位的待遇，這雖然制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但是大大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待遇。 “ 南巡前後 ” ，面對意識形態危機，鄧小平通過國家機器，大力宣揚 “ 不爭論 ” 、 “ 不管姓資姓社 ” 、 “ 不管黑貓白貓 ” 等等庸俗、市儈的厚黑信條，明確放出 “ 只要不問政治，怎樣過都行 ” 的信號。 “ 南巡 ” 之後，中共以經濟上的進壹步全面胡開亂放為手段，誘使整個中國社會徹底拋棄崇高的精神，完全追求物欲、縱情聲色犬馬，整個中國社會徹底厚厚黑化。
    1992 年以後，中共以專制的高壓和物質利益的利誘、腐蝕、收買，使得以知識分子為首的中國各個群體、各個階層全面市儈化、犬儒化。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六四的傷痛已經淡忘，當年對中共專制獨裁暴政的普遍關註早已轉移，八九民運時期民間的那股質樸、正義、崇高、仗義之風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今天的中國，道德風尚全面敗壞，全面厚黑化，見死不救比比皆是；忘恩負義家常便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如陳泱朝所說的： “... 官是官匪、商是商匪、警是警匪、教是教匪、醫是醫匪 6...” 社會的壹切領域全面敗壞，沒有壹處可以安居之所。
    繼 1978 年 “ 包產到戶 ” 之後，鄧小平 1992 年的 “ 南巡 ” 再次救活了中共。鄧小平抓住中華民族重實惠、輕原則的劣根性對癥下藥，施以毒藥，把中國人的註意力引到了追逐物質利益和聲色犬馬上，這確實大大延緩了中共滅亡的進程。鄧小平南巡時說 “ （中共）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7 ，在如何動用厚黑手段維持中共壹黨專制上，鄧小平比江賊民看得更準。中共政權在六四以後，能夠維持至今，不是因為江賊民有什麽能耐，或者有什麽 “ 江賊民主義 ” ，而是中共更加準確、更加死心塌地地奉行了鄧小平厚黑路線的緣故。
    有人認為，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離間，蒙騙了鄧小平，所以鄧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廢黜了楊尚昆兄弟。這是膚淺的認識，鄧小平和楊尚昆共事五十年，又是生死患難的 “ 革命 ” 同誌，鄧、楊之間的關系，是江賊民和曾慶紅挑撥得了的嗎？
    其實，鄧小平拿掉楊尚昆的真正原因，是楊尚昆對趙紫陽和民運的同情。楊尚昆於趙紫陽的關系向來很好，在八九民運期間，對趙紫陽的態度曖昧，對民運長時間采取騎墻的立場。對此，鄧小平看得十分清楚。那個時候楊尚昆野心勃勃，暗中期盼著與趙紫陽聯起手來，改天換地。鄧小平是個精於權謀詭詐術的厚黑老手，以他政治嗅覺，完全能夠嗅到這股氣味。鄧小平決不會允許楊尚昆成氣候，楊尚昆與他同為 “ 老革命 ” ，資歷接近，楊尚昆在軍隊中威望不低，更難以駕馭，壹旦出軌非常危險；楊尚昆壹旦成氣候，趙紫陽就很有可能復出；趙紫陽壹旦復出， “ 六四 ” 就必然會翻案； “ 六四 ” 翻了案，鄧小平就會勝敗名裂。這是鄧小平決不願意看到的。鄧的年齡比楊大，身體也比楊差，如果繼續重用楊尚昆，就要冒 “ 六四 ” 翻案的風險，鄧小平決不願冒這樣的風險。

楊尚昆不是 “ 六四 ” 屠殺的主要責任人，江賊民卻是鎮壓民運的急先鋒，江賊民赤膊上陣，瘋狂、嚴密、狡詐地鎮壓了上海的 1986 年和 1989 年學運，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先斬後奏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江賊民是靠鎮壓民運的 “ 政績 ” 上來的。 “ 六四 ” 如果平反，江就成了罪犯，他的領導位置就是非法的；楊尚昆卻可以不承擔責任。所以如果江賊民掌權，他決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
    不會給 “ 六四 ” 平反，這就去掉了鄧小平的頭號心病。這是鄧小平在十四大上廢黜楊尚昆，全力支持江賊民的首要原因。
    再則，鄧小平通過 “ 南巡 ” 發現，江賊民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和自己類似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分子，江賊民決不會因為馬列毛教條而毀了自己的 “ 改革開放大業 ” 。對鄧小平來說，江這樣的人用起來放心。
    有人說，鄧小平厭惡江賊民太壞，要把他拿掉，只是因為精力太差而沒有做到。這是糊塗的認識，因為江賊民的道德品質惡劣，正是鄧小平放心的地方。江賊民渾身臭史醜聞，他出身大漢奸 -- 汪偽政權宣傳部長家庭、曾經充當日偽漢奸、蘇聯特務、偽造身世、家史、黨齡 ...... 中共的情治機構向來特別發達，對於這些竟壹無所知？其實，鄧小平就是要重用象江賊民這樣的烏七八糟的臭蟲，這樣的人渾身都是把柄，不怕他不聽話。況且，江賊民向來不得人心，無威無德，要依賴李鵬、曾慶紅等 “ 老革命 ” 首長們的後代 -- 太子黨，才能維持其統治，他沒有對鄧小平圖謀不軌的能量。這樣的人，小平用起來怎麽不放心？
    事實上，在中共十四大之後，鄧小平不僅沒有廢除江的想法，還壹再以自己的淫威，幫他鞏固地位：鄧小平在十四大以後公開樹江賊民為核心，壹再號召全黨 “ 緊密團結在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1995 年，鄧小平還把陳希同揭發江貪腐罪行的密信交到與江賊民關系很好的薄壹波手中 8 。這些都表明，鄧小平沒有廢除江賊民的想法，鄧小平就是要重用江賊民這樣的壞人。 1992 年以後，江賊民就是鄧小平的接班人。
   
    五，鄧小平容許對氣功組織實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
   
    鄧小平雖然狠毒，卻非常精明老道，他能夠敏銳地察知什麽時候該緊、什麽時候該松、哪些方面該緊、哪些方面該松， “ 收放自如 ” ，拿捏得當。在鄧小平的示意下，中共 ” 改革開放 ” 的初期壹直對氣功修煉團體實行 “ 三不政策 ”--“ 不提倡、不禁止、不辯論 ” ，允許老百姓享有煉功自由。這是因為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壹直都遠遠的避開政治領域，其行為也小心翼翼的不敢涉及政治，因此所有的中國大陸氣功修煉團體隊中共的統治很難構成威脅。氣功修煉團體不僅很難威脅中共的統治，而且起到了很大的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有著祛病健身、延年益壽的目的；幾乎所有的氣功修煉團體都教人隱忍向善；大多數氣功修煉團體確實有著祛病健身和改善人的品性的功用。因此，氣功修煉團體能夠減少糾紛、化解仇恨、在醫療費用高漲的 “ 改革 ” 年代，能夠節省人民的醫療開支，大大慰籍弱勢群體的艱難和苦難。氣功修煉團體也能夠起到很大的轉移視線的作用，在中共的專制獨裁的壓制和拜金主義的腐蝕下，氣功修煉團體為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心靈的避風港灣，減緩了社會道德的敗壞趨勢。由於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可以說，氣功修煉團體客觀上中幫助中共穩定了社會。
    像鄧小平這樣精明老道的中共政客都清楚：中共早晚都得滅亡，氣功修煉團體能夠安撫社會，延緩中共滅亡，可以讓中共得個 “ 安樂死 ” 。這就是鄧小平壹直不鎮壓氣功修煉團體的真正原因。
    1999 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他決不會允許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江賊民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他自己的邪惡和愚蠢，也因為中共的專制體制無能阻止其黨魁的獨裁。由於中共的掠奪式畸形 “ 改革開放 ” ， 1999 年的時候，中共的統治已經搞得民怨遍地、政權危機四伏、又蘊藏著巨大的經濟危機的危險，江賊民在這個時候不去抓現存的主要矛盾，反而去把壹個信眾上億、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壹個龐大的氣功信仰團體打成中共的敵人，這大大加劇了中共政權的危機。
    江賊民說：法輪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不鎮壓法輪功就無法維持穩定。這完全是為自己的愚蠢找借口的無恥讕言。越共壹直沒有鎮壓法輪功，法輪功破壞了越南的穩定了嗎？今天到底是中共穩定還是越共穩定？現在中共敗象盡顯、日暮途窮，而越共卻生機勃勃。由於沒有像中共那樣壞事做絕，越共必然能夠和平轉軌，今後後即使越南民主化，越共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必然能夠繼續執政，歷史將會證明：越共將比中共存在得更久。
    中共鎮壓法輪功是自取滅亡。法輪功有著凝聚力極強的信仰，奉行和平抗爭的路線，其信眾中又有著眾多的海內外精英，因此其反迫害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造成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中共鎮壓七年，資源耗費巨大、加重了經濟危機的危險，但是不僅沒有把法輪功打下去，自己反而在全世界面前原形畢露、醜態百出、日益被動。江賊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大大加快了中共滅亡的時間表。
    鄧小平死後，江賊民的大權獨攬，導致中國社會更加厚黑，連中共自己都承認：江賊民時代，是社會治安最惡劣、道德嚴重敗壞的時代。江賊民不僅將鄧小平的厚黑路線走到極端，而且為了滿足自己的嫉妒心和虛榮心，還要剝奪人民修練氣功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江賊民比鄧小平更邪惡。
    江賊民強調：評判幹部要註意區分大節和小節，對於大節正確的幹部，可以不拘小節。江賊民明確表示： “ 講政治 ”-- 與他江某人保持壹致是大節，貪汙腐敗淫亂等問題都是小節。鄧小平鼓勵人們腐化墮落還要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裝，江賊民則是公然赤裸裸地鼓勵中共官僚腐化墮落。江賊民大搞任人唯親，大肆提拔貪官汙吏，全面徹底的腐蝕了整個中共統治集團。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江賊民推行的公開的赤裸裸厚黑路線，徹底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
   
    六，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的真正原因
   
    鄧小平在滿清倒臺幾十年之後又重演慈禧太後的垂簾聽政厚黑醜戲，鄧小平還抓住江賊民沒有權威的弱點，隔代指定胡錦濤為江賊民的接班人。在這兩個方面，鄧小平厚黑亂政的惡劣程度，不僅超越了毛賊東、超越了慈禧太後，也超越了中國絕大多數封建帝王。
    鄧小平揀選胡錦濤，不是因為胡錦濤才華出眾或者思想開明，而首先是因為胡錦濤是壹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當年，胡錦濤眼見趙紫陽的軟弱猶豫和黨內頑固派勢力的擡頭，放手壹賭，於 1989 年 3 月 5 日 親自指揮武警部隊向和平示威的藏人開槍掃射， “ 先斬後奏 ” ，胡錦濤在拉薩的屠殺，為鄧小平三個月後在北京屠城呈上了壹副壯膽強心藥劑。胡錦濤濤在拉薩事件中雙手沾滿藏人鮮血，是鄧小平的屠夫同誌和政治坐墊。在拉薩事件中，胡錦濤充分的表現出了冷血和殘暴的劊子手秉性；在 “ 六四 ” 屠殺後，胡錦濤搶全國各路諸侯之先，第壹個發出擁護中央 “ 平暴 ” 的公開聲明，這充分的表現了他對中共邪黨的忠誠。這些，充分表明了胡錦濤是壹個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不惜采用最血腥、最殘暴的手段、 “ 絕不手軟 ” 的厚黑之徒，這樣的 “ 人才 ” ，鄧小平怎麽會不喜歡、不揀選呢？
    鄧小平壹定要隔代指定領導人，因為只有通過隔代指定接班人，才能夠把必將到來的 “ 六四 ” 翻案盡可能的往後推遲。鄧小平之選擇胡錦濤，首先就是看中了胡錦濤是第四代接班群體中最不可能平反六四的人。只要還能撐下去，胡錦濤就不會平反六四，因為壹旦平反六四，他在拉薩的屠殺罪責就會暴露於天下。
   
    七，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加反動
   
    胡錦濤的反動立場甚至比江賊民更堅定：江賊民拒絕平反六四，主要是為了維護既得權力和利益；胡錦濤拒絕平反六四，是為了維護中共壹黨專制的 “ 道統 ” ，除非撐不下去了，否則，胡錦濤決不會平反六四。
    很多法輪功朋友至今仍在期盼胡錦濤平反法輪功， “ 另立新黨 ” ，那是上了胡錦濤的當，胡錦濤很會裝孫子，他就是靠裝孫子上來的。胡錦濤決不會平反法輪功，只要還有壹口氣能撐壹撐，胡錦濤就不會平反法輪功。 2004 年九月以前，胡錦濤拒絕給法輪功平反，是因為平反法輪功會損害中共的 “ 偉光正 ” 假象； 2004 年九月以後胡錦濤更不可能給法輪功平反，這是因為法輪功已經徹底的否定了中共，平反法輪功，《九評共產黨》就會合法的傳入千家萬戶，中共就會立即垮臺。如果實在走投無路，胡錦濤寧可給六四平反，也不願給法輪功平反，因為六四的訴求沒有徹底的否定中共。
    善良的法輪功朋友中很多人以為胡錦濤與鎮壓法輪功沒有幹系，這是太天真的認識。當年雖然鎮壓法輪功的決策不是胡錦濤作出的，當年胡錦濤確實也有可能對鎮壓持保留意見，但是在胡錦濤時代，中共壹如既往的鎮壓法輪功，鎮壓與胡錦濤沒有幹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四年多來，中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迫害和虐殺法輪功信眾數萬人，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迫害行為，是不可能繞得開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因此，胡錦濤時代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至少是得到了胡錦濤的默許和縱容。四年多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形式，由江賊民時期的大張旗鼓、誇張狂暴變為不動聲色、不留證據 ... 壹切都低調進行、手段既陰且狠、迫害絲毫沒有減輕，迫害的形式打上了鮮明的胡錦濤的性格特征，這些細節，難道不能說明壹些問題嗎？
    善良的人們盼望胡錦濤主動解散中共， “ 另立新黨 ” 更是異想天開，除非在大革命或政變的逼迫下，死到臨頭，為了保命，胡錦濤決不可能告別中共。因為胡錦濤早已經是壹個中毒極深、邪靈入骨的邪黨衛道士。胡錦濤和江賊民的唯壹區別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反動。
    江賊民雖然殘酷鎮壓法輪功，但是他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管制相對較松、他對言論、出版、傳媒、影視的官職尤其寬松，他還號召全黨看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鎮壓法輪功之前，互聯網很少封鎖和過濾， 1999 年以後，江賊民後雖然大力封鎖互聯網，封鎖程度也沒有現在嚴酷，江賊民之封網，主要是封鎖法輪功的信息。江賊民的黨性並不強，因為他對中共的長遠利益沒有責任心。江賊民鎮壓法輪功不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多數意誌要鎮壓法輪功，而是因為自己的愚蠢和惡劣品行。可能是因為出身日偽漢奸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 “ 解放 ” 前的緣故，江賊民與中共的事業沒有共鳴，他壹生就是壹個只為個人利益最大化努力的無原則投機者。

  與江賊民很不壹樣，胡錦濤所受的整個教育，都是毛賊東時代的教育，胡錦濤對毛賊東時代高度評價、視為樣板；他對朝鮮金家共產政權非常向往、高度評價，這反映出他完全是壹個毛賊東主義者。胡錦濤與中共的事業有著強烈的共鳴，對維護中共統治有著極強的責任心。
    胡錦濤不僅堅持鎮壓法輪功，還在眾多的領域全方位的搞倒退。早在薩斯事件未了之際，胡錦濤就提出：警惕某些人利用維權向黨發難。對維權人士露出了殺機，後來又通過新《上訪條例》等惡法，嚴禁群體上訪、越級上訪、 “ 無理 ” 訪，動輒把合符憲法的上訪行為打成 “ 危害國家安全 ” 、 “ 破壞社會秩序 ” 的 “ 違法 ” 行為。胡錦濤上任以後，大力整肅媒體、封鎖互聯網、瘋狂打壓、侵犯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知情權，其鉗制輿論之惡劣程度，大大超過江賊民時期。 2003 年，胡錦濤立足未穩，就迫不及待地禁播《走向共和》、禁版《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壹批講了真話的作品。很多江賊民時期能夠出版和播出的書刊和影視作品，都被禁止。胡錦濤大力封卡民營出版業，弄得在江賊民時期產生並漸有起色如今壹片肅殺之境；胡錦濤整肅網吧之苛嚴程度，遠超過江賊民，在江賊民時期生機勃勃的網吧業，現在數目大減、壹片蕭條、艱難度日；胡錦濤強硬打壓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並且嚴控新興的網絡部落格，好些在江賊民時期長期存在的獨立社科研人文機構、社團組織、敢言網站現在都被查封。胡錦濤瘋狂的鉗制輿論、打壓人民的自由權利，進壹步大力鼓勵了中共各級貪官汙吏胡作非為，使整個社會更加虛偽和犬儒化，胡錦濤時代整個中國社會比江賊民時期更加敗壞，而且加速敗壞。
    胡錦濤的倒行逆施，在他上任兩年多立即收到了惡果：社會矛盾全面加速激化。 2004 年下半年，四川重慶和漢源連續發生大規模暴動。胡錦濤不僅沒有因此改弦更張，反而強化倒行逆施的力度。 2004 年 9 月，胡錦濤站穩腳跟伊始，就發表殺氣騰騰的講話，斥責戈爾巴喬夫為叛徒，誓言決不給 “ 錯誤 ” 思想提供傳播渠道，對於 “ 敵對 ” 、 “ 西化 ” 、 “ 分化 ” 勢力決不手軟。胡錦濤又發表內部講話，表示：朝鮮在意識形態上是壹貫正確的，中國應該向朝鮮學習。胡錦濤的講話作為內部文件下發，使得壹些中共元老都目瞪口呆。對於社會矛盾激化，胡錦濤的辦法是進壹步全面法西斯化，拉薩經驗治國。
    2005 年，面對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抗爭，胡錦濤下令在全國三十六個城市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反抗；胡錦濤將坦克、裝甲車裝備武警部隊，並且以廣東為試點，鼓勵、縱容張德江出動裝甲化武警部隊，血腥屠殺汕尾的維權農民，此例壹開，浙江也出動裝甲車鎮壓農民，如今中共各路諸侯紛起仿效，動輒使用重兵鎮壓人民。六四時期，鄧小平因為北京群眾提出自由民主的政治訴求而下令殺人；如今胡錦濤連老百姓為維護經濟權益的抗爭也容忍不了，他對人民訴求的唯壹回答，就是把坦克裝甲車開上街頭，用自動武器回應人民的任何抗爭。胡錦濤視本國同胞為戰爭敵人，其法西斯化的程度，比起納粹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錦濤對社會輿論抗爭的回應是變本加厲地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公民權利，劉軍寧、曹思源、秦暉、茅以軾、袁偉時等壹大批自由派學者，在江賊民時期都享有充分的發表自由，在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被封殺和半封殺狀態。胡錦濤不僅繼續大整媒體，而且連體制內打打擦邊球的嫡系媒體都容忍不了，《中青報》的《冰點》主編李大同，在江賊民時期活躍了近十年，僅僅因為刊登了袁偉時教授的壹篇在江賊民時代早已發表過的文章《現代化和歷史教科書》，李大同本人和《冰點》就橫遭胡錦濤的整肅。胡錦濤還違憲剝奪 “ 四種人 ”-- 法輪功信仰者、民運分子、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的出境權力。孫文廣教授於江賊民時期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禍國 -- 從毛賊東到江賊民》，仍然享有出境自由，江賊民也沒有抓他，現在胡錦濤卻非法剝奪孫教授的出境自由；胡錦濤還以 “ 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這樣的莫須有的帽子剝奪高智晟、楊再新、廖亦武等壹大批良心人士的出境權。胡錦濤又下令出臺 “ 新護照法 ” ， 2007 年實施，明文規定： “ 五類人 ” 不準出境，以前的護照到期不予延期，必須重新審查，這就更加苛嚴的剝奪公民的出境權利。可見，胡錦濤實在實實在在的向朝鮮學習，要把中國變成壹個不願當奴才的人的大囚籠。
    在封鎖、監控互聯網方面，胡錦濤更是想出了壹個空前絕後的倒退絕招，他下令以重慶為試點，推行居民在家中上網必須向公安申請、備案的制度，準備今後在全國推行。這是壹個復辟極權統治的極其危險的舉措！是企圖恢復毛賊東時代深入千家萬戶的極權觸角。可見，胡錦濤提出向北朝鮮學習，絕不是像壹些人認為的那樣，糊弄毛左、做做樣子，而是真是在著手復辟北朝鮮式的超級專制奴隸政治制度！
    胡錦濤時代，變著花腔高唱 “ 以人為本 ” 、 “ 依憲治國 ” 、 “ 建設和諧社會 ” 、 “ 樹立科學發展觀 ” 、 “ 八榮八恥 ” 等高調，壹方面極盡倒行逆施之能事，人裝得憨憨的，手下的狠狠的，中共 “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 的厚黑術，胡錦濤真是運用得淋漓盡致。同樣是奸邪之輩，同樣大搞倒行逆施，而且後者比前者的倒行逆施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賊民遭人民深惡痛絕，胡錦濤卻至今還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對之繼續熱切期待。這是胡錦濤比江賊民更厚黑、更危險的地方！
    胡錦濤明知道鄧小平的跛腳改革開放路線已經窮途末路、卻還要硬著頭皮繼續走。胡錦濤頑固地抗拒世界進步潮流，絲毫不允許半點政治民主化改革，致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再次錯過民主化和平轉型的戰略機遇，胡錦濤是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又壹歷史罪人！
    胡錦濤明知道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為了維護中共邪黨的生命，他要堅持鎮壓到底；胡錦濤對馬克思主義放之四海都是災難的事實視而不見；對蘇、東解體，共產黨專政體制行不通的事實視而不見；胡錦濤對 “ 改革開放 ” 正是在經濟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教條才取得了壹點成果的事實視而不見，頑固地堅持馬列毛反動思想，在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國際市場、政治體制也亟待與國際接軌的時代，居然癡人夢囈般地下令向北朝鮮學習。
    胡錦濤在擁有豐富的前車之鑒的情況下，壹意孤行，死不悔改，不僅絲毫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還要從毛賊東舊貨箱底翻出延安式的套路，大搞假大空 --“ 保先 ” 、 “ 八榮八恥 ” 、 “ 革命傳統教育 ...” 等等手法，加強對人民的欺騙；
    另壹方面，百倍瘋狂地鉗制輿論媒體書籍報刊、進口美國、法國設施封鎖互聯網、幹擾電臺、還要嚴控災難事故報道，妄圖進壹步愚弄人民。以上行為實實在在的表明：胡錦濤是明知故犯的罪犯，是壹個比毛賊東、鄧小平、江賊民都更加明知故犯的反人類、反文明罪犯！

    八、習近平時代的共產黨比胡錦濤時代的共產黨更壞

最近，以“加班文化”為主要特征、十多年來壹直時髦、光鮮的“狼性文化”，終於接近了社會承受臨界點，在中國大陸激起了愈來愈大的爭議和反彈。

    許多人指控奸商們塑造了這壹毫無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鮮有人註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後推手是中共：
    根據中共當局早在1995年就實施的新勞動法，勞動者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不超過44小時，超時算加班，須得到加班費或補休。但十多年來嚴重違反勞動法的、以無償加班（美其名曰主動加班）為特征的“996”工作制，卻瘋行全國，成為引領潮流的時尚：
    世界經合組織的調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時間長達60個小時，短短幾年就遠遠超過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據中國全國總工會的調查：加班職工中，拿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的僅有44%。
    沒有中共的默許和放縱，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國內迫害民運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來對付違反勞動法，則大力鼓吹企業“狼性文化”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早就鋃鐺入獄了，中國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創造企業“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馬雲、馬化騰、劉強東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務中共、聽命中共的紅頂商人，馬雲本人更是中共秘密黨員。他們創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夠在中共國大行其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顯然，“狼性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為什麽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維穩”的需要。眾所周知，雖然現在習近平高舉馬列毛破旗，但在現今老板遍地的中國，共產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經沒有說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當習近平高唱馬克思的時候，別人都知道習近平在撒謊，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別人知道他在撒謊。
    馬列假意識形態既然早已無用，只能當假羊肉店的羊頭招牌，就需要別的意識形態來偷偷摸摸的填補。中共利用“改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社會已經深入人心的現狀，轉而宣揚原始資本主義叢林價值觀，樹之以為隱性的意識形態——企業“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

    “狼性文化”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核心價值就是主張社會性的弱肉強食（所謂社會的優勝劣汰），漠視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就是這種價值觀的派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投合了維護原始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家們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潤的需要，也是後來以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骨子裏的核心價值。

    中共暗樹社會達爾文主義為隱性意識形態，用意很明顯——就是以“資本主義”的時髦方式，誘騙中國民眾主動反對“普世價值”，以更有效地達到“維穩”的目的。
    想必習近平、王岐山、王滬寧之流已經想通了：與其象胡面癱那樣“防微杜漸”的，象救火隊員壹樣被動防禦，不如出動出擊，以新東西誘騙廣大愚民主動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會維權上訪上街和政府過不去，最多抱著自己的腦袋哀嘆：“唉！我咋的這麽沒本事呢？”並象楊改蘭壹樣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揚的為社會減負），騙得屁民受了冤屈壓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這樣，就可以把黨和政府“維穩”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為什麽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為“六四”後共產黨已經惡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遠不如新興資本巨子馬雲、馬化騰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為馬雲、馬化騰之流，頭頂平民商界巨子、個人奮鬥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環，受到已經“經濟動物”化的大陸億萬民眾的追捧和頂禮膜拜。



    君不見，借助馬雲、馬化騰之流對“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時代的愚民效果卓著，遠超過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億萬大陸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價、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被“996”逼成身心疲憊亞健康。卻無怨無悔——絲毫不怨奸商老板、更不怨黨和政府，反而自覺無償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滿自豪；
    億萬屁民起早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蟻還勤奮，依這樣的沖天幹勁，在美國、臺灣早發財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養活全家，可在大陸依然是扣除房貸、房租即成“月光族”，兩公婆全職血拼，依然緊張兮兮，甚至因為壓力大連孩子都不敢多要壹個。即便這樣，愚民們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頭怎麽還這麽緊？大頭被誰拿走了？反覺得自己很充實、很“時髦”、壓力大是“強者”是有本事的標誌；反覺得自己不夠拼命、不夠“勵誌”。甚至還為對違反勞動法不作為的黨和政府辯解說：誰讓中國人多呢，中國的競爭就有這麽激烈。

    於是乎，幹脆壹夜只睡四小時，以為這樣就“馬化騰”了!於是爭相響應馬雲、馬化騰、郭文貴之流的號召：
    “對自己狠壹點！”好像已經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經衰弱、亞健康和癌癥低齡化的他們，這麽狠下去，明天即可成為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第二，而不會心臟死、過勞死、腦溢血、癌癥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進急診室、搶救室。之時，馬雲、馬化騰、劉強奸之流，會為自己刷壹分錢嗎？

    君不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愚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渣特瘋子的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來：
    這就怪了，難道現在騎在億萬中國老百姓頭上的，是“白左”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億萬屁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資本主義、種族主義人特瘋子屁股後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來：
    這就怪了，難道屁民們手無選票，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的悲慘處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確（即普世價值）”造成的嗎？

    君不見，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壓力山大的億萬賤民，不僅沒有給黨和政府添亂，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歐洲社會的福利來，仿佛黨和政府恩賜給他們的“負福利”社會是天堂，而歐洲的福利社會是地獄。


    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國大陸社會道德的淪喪，加劇加深，整個社會之勢利和冷漠，達到了超越底線的程度，君不見，大陸現行網上風靡的“勵誌”名言：
    “選擇安逸就別再哭窮，混吃等死就別怪社會心狠！”
    這哪裏是什麽勵誌？分明是有專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資本主義叢林黑社會的狠惡叫囂！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壓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賣命透支健康，為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服務，並且相互之間超級冷漠、爾虞我詐自相傾軋，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務紅頂奸商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恐怕做夢都要笑醒幾回。
    所以，最近馬雲有恃無恐地咋呼：“996是妳們巨大的福氣，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說：“如果妳年輕的時候不996，妳什麽時候可以996？”馬雲忽悠：“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壹個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請問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妳怎麽能夠實現妳想要的成功？”
    在這裏，馬雲竟把自己以無償加班“狼性”文化進行壓榨，說成是賜福，而受壓榨反成了“福份”，這和黑社會流氓打人時的口頭禪“打妳是看得起妳”是壹樣的邏輯；
    馬雲詭稱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還辛苦，問題是妳是老板，怎樣都行，別人不加班行嗎？妳馬雲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馬雲還以“成功”和“美好”忽悠無償加班族再接再勵，問題是這麽“加班”下去，人家能成妳馬雲第二麽？這麽加下去，迎來的是“成功”和“美好”，還是精神病院、搶救室或太平間？

   

    馬雲之流，之所以敢這麽囂張，仰仗的無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來，中共假手紅頂資本家推播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並為專制統治維穩、張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卻未引起中國民運異議界的註意；

    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手法，也不僅限於推播“狼性文化”，還有壹種新的方式，就是刻意點煽對西方國家的極右種族主義的認同，以借助時髦的新手段，成功地誘騙國內外廣大華人反對普世價值，並把並非中國迫切問題的穆斯林問題，當作迫切問題來炒作，以轉移對共產黨專制的視線。
    大小中共特線，大反以佩洛西為代表的“白左”，中共為什麽這樣做？因為堅持人權同經貿掛鉤的佩洛西，不是刻意用經貿擺平的人，所以現在中共特線最恨佩洛西。

在共產黨馬列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不中用的情況下，暗樹以“狼心文化”為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以為隱性意識形態；中共針對當今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深入人心的現實，利用馬雲等“個人奮鬥”商界巨子的時髦形象，誘騙中國民眾反對普世價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確”——反人權、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潛移默化地認同中共的專制流氓價值觀，而不去關註和挑戰中共專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負福利”社會，以及種種不義和不公。
    並且，以此種“狼性文化”為代表的弱肉強食叢林價值觀，中共刻意加劇加深中國社會的勢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氣，挑動中國民眾相互猜忌、惡性競爭、冷酷互撕。令中國社會進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戰共產黨專制的民間合力。

    客觀上應該承認，中共假手馬雲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今巨量的中國民眾，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樣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極右種族主義，發了瘋地反對普世價值（西方政治正確）、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聖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難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種愚民新手法大獲成功的標記。

   
   

    其實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條壹石兩鳥的毒計，既可大收“新時代”隱性意識形態愚民洗腦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飽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來，馬雲等塑造的、億萬“996”無償加班族“勵誌”血拼愚民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澆築成了世界第二的GDP，為黨國裝上了“崛起”的翅膀，讓習近平滿面生輝，在世界舞臺上風光無限。而億萬“996”無償加班族自己，卻無數人加班死、心臟死、癌癥死、癌癥、糖尿病、高血壓、精神病統統低齡化、不孕不育斷子絕孫。盡管他們始終積極響應個人奮鬥巨子“馬老師”的號召，對“自己狠壹點”，並且壹狠再狠，諷刺的是卻沒有壹個能成為馬雲第二的。
    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納粹，只知道把別人關進集中營，費力地用刺刀逼迫別人做工，導致罵名留世；殊不知“厲害國”元首習近平僅用壹個“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營地把億萬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裏榨，爭相“對自己狠壹點”，而且無償加班、超時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時還很有面子，覺得自己“很有本事”。
    結果，黨和黨的紅頂監工馬雲、馬化騰、劉強東、李彥宏、陳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頭，而且馬雲還要裝逼說“996”的屁民憤青們還不夠“拼”，他馬雲是“12乘以12”，誘騙傻憤們對自己“再狠壹點”。


    中共之所以要變本加厲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是癌細胞，具有無限自我復制和不斷膨脹的天性——因為共產黨意識形態早已破產，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維穩的道路，需要越來越多的錢來供養壹個日益膨脹的公務員官僚隊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會變本加厲、“與時俱進”。
    鄧小平眼看“蘇東變天”，發覺靠老壹套的計劃經濟、壹大二公低工資來榨取，不是長久之計，因為屁民們沒有勞動積極性；鄧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產黨國家壹個個都垮了，雖然朝鮮、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茍活至今，但若繼續共產的話，誰能扶得起中共國這個大國呢？
    於是轉而向哈耶克、撒切爾、皮諾切特等西方原始資本主義極右派取經，走共產黨領導下的官僚原始資本主義道路，這條道路在胡面癱、習近平手上終於結出了碩果：
    在高房價、高物價、“負福利”等大山的壓迫下，在馬雲、馬化騰、劉強東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時髦誘騙下，億萬愚民經濟憤青，就象毛澤東時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紅衛兵壹樣狂熱，爭相主動透支健康，為習大帝的“崛起夢”、為馬雲之流的利潤最大化無償賣命。

    現今由於中共國面臨“計劃生育”惡性老齡化、年輕人口崩塌而發展成本高漲、房產泡沫空前、制造業大滑坡等重重困境，習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國保繼續強化、“壹路壹帶”大撒幣、擴軍備戰準備武統臺灣。公務員隊伍繼續膨脹，財政支出巨幅增長，這些大幅增加的開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麽？
    為了搶錢，中共不斷增加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板為了維持利潤，必然把負擔轉嫁到億萬屁民的身上；對此，中共心知肚明，並故意放縱 ，因此通過馬雲等私企大老板鼓吹“狼性文化”，誘騙億萬屁民無償加班、主動獻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過馬雲來誘騙，遠比中宣部、文化部親自出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產黨的無限繁殖、無限膨脹的癌細胞屬性可知：為了維穩，中共的官僚公務員隊伍必進壹步膨脹，為了維系不斷膨脹的共產黨隊伍，為了保障不斷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權階層“上不封頂”的共產主義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勵誌”愚民傻憤如果不覺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廢、榨瘋。

    九，應該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慈禧太後玩弄權術、阻斷變法，葬送了滿清，也害慘了中國，但是慈禧太後沒有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也沒有意識形態敗壞人心。
    毛賊東以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文化取代中國文化，在中國搞血腥的共產主義試驗，害慘了中國、敗壞了人心、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但是毛賊東的路線還沒有徹底的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毛賊東的路線也沒有厚黑化中國的壹切領域。毛賊東帶來的厚黑之病也容易祛除，隨著馬列毛信仰的崩潰，毛賊東路線的厚黑之病的病根便會拔除。
    而鄧小平的 “ 改革開放 ” 厚黑路線，幾十年來已經徹底的敗壞了中國社會的壹切領域、徹底的敗壞了人心、徹底了破壞了生態環境，鄧小平炮制的 “ 壹切以經濟為中心 ” 的唯經濟論歪理邪說，極大的轉移了中國人對社會公義的註意力、極大的消蝕了中國人的社會責任心、極大的澆滅了中國人的政治（追求正義）熱情，鄧小平以經濟上的 “ 改革開放 ” ，完全堵死中國和平轉型的大門，大大加重了中國民主化的難度，導致中國今天墜入積重難返的深淵。鄧小平帶頭鼓吹的無所謂信仰、無所謂理論、無所謂原則、無所謂道德、無所謂人命的掛羊頭賣狗肉、不擇手段向錢看的歪理邪說，是壹種融馬列草菅人命的邪惡與中國五千年本土化流氓無賴厚黑術於壹身的劇毒迷魂散，鄧小平及其繼任者施放邪毒，就如艾滋病毒壹樣，如今已經和中華民族根深蒂固的愚劣基因牢牢結合了起來，這已經不是單單清算馬克思主義就能解決得了的了。鄧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華民族今後正本清源的難度 從這些個意義上講，鄧小平造成的罪惡遠遠大過慈禧太後、毛賊東造成的罪惡。

共產專制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毛左共匪與鄧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財產，毛左共匪不止是實質上侵犯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也消滅了私有財產，比如實行配給制就是在形式上對私有財產的消滅。鄧右共匪雖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可是實質上並不保護私有財產。在中國賺了錢之後，很快就會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各種部門的敲詐勒索，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他們就會對妳羅織罪名，把妳連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應酬他們，在飯局中把自己的身體搞壞，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鄧右共匪本質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為中國人民創造討飯空間，當中國人民賺到錢的時候再掠奪他們。

在民主國家壹個人如果賺了很多錢，最多是面臨左翼政黨建立的高稅收制度，交完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體的社會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後私有財產是安全的。如果為富不仁會受到言論自由環境中出現的批判的圍剿，被邊緣化。在中國賺到錢，結果就是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單位的掠奪，這種掠奪不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間的資本家的財富轉移到官僚資產階級那邊。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沒有為富不仁，也會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體對妳進行的人格謀殺，因為妳沒有言論自由，妳沒有公共輿論空間可以為自己申辯。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國家即使與執政黨關係不好也不至於被迫害的很慘，很多民主國家的商人都是在野黨的支持者。

反共對於中國的富人實際上也是必要的，中國人的消極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沒有制度保障，積極自由根本沒有行使的空間，只要是找回獨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應該不會願意接受這種壓迫。

在共匪國再厚黑再低調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間人際活動中避免壹些人際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奪，因為中國人賺錢需要通過共匪，共匪知道他們的虛實，共匪搞市場機制就是為了先讓中國人賺錢，再掠奪他們。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惡又有獨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調也不能讓妳矇混過關。所以再低調，共匪該掠奪妳還是會掠奪，所以很多人選擇移民。

鄧右共匪上臺之後所主導的政治迫害，已經與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樣了，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分階級敵人，鄧右共匪上臺之後的政治迫害，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對於鄧右共匪準備吹捧的人，鄧右共匪同樣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粉飾美化的方式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是有壓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財富揮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質與積累財富的歷史進程不符合共匪官員的個人好惡，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調的人，你還是隨時可能會被共匪官員掠奪。

延伸閱讀 前共匪體制內的官員談共匪政權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吳國光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妳看西方的報紙每天都有幾篇批判國內體制的社論，也有許多評論國內體制的專欄。那麽中國的報紙的這種評論就相對比較少，就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審，那麽寫的積極性也就不高。領導人也沒那麽多時間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寫那麽多幹嘛。領導人講完話，妳把它重復壹遍就完了，去發揮，再發揮出毛病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中國報紙的“評論”的量，也是比較少的。

我記得壹九八七年的時候，有兩個新華社的記者到廣州去采訪，他們就寫了壹篇分析性的報導。文章講，廣州臨近香港，它們不斷經受西方“腐朽”文化這些“壞”東西的影響。當時主管文化和宣傳事務的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胡啟立看了以後就說，妳們要寫壹篇評論，要鼓吹這個思想。 這個任務就落到我頭上啦。我當時就不想寫，我想什麽腐朽文化，我不覺這個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說西方也有很多先進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向西方的先進文化學習的壹個過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寫這個文章，這樣壹拖就拖壹個星期。有時候會拖“黃”的，因為領導人事情很多，就會忘掉。

結果沒想到胡啟立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問人民日報說，這個評論怎麽還沒寫出來呀？ 那麽沒辦法，就只好寫了。但我扭了壹個角度，就說廣州由於面臨文化的前沿，那麽不斷地接受西方的東西啊，所以他們就在改革開放中有動力，不斷地往前走。這個話題就等於是扯到另外壹邊去了。就沒有講西方的影響是負面的東西，而是說實際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華社的報導和我的“評論員文章”就同時登出來了。“廣州日報”即廣州市的機關報，馬上登了廣州市市委書記許世傑的談話，他在談話裏邊只字不提新華社的報導。他說，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為我們指明了下壹步改革開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們報社內部的評論欄上，也有很多爭論。 有的人早就對新華社的報導非常反感，他也沒有看懂我的評論，就說這個評論是壹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另外的人就說，這個評論寫得好，把這個意思給改過來了。 這就是說，當時既有上面給妳出主意，給妳出題目，也有評論員當時在八十年代自己發揮的空間，這兩個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最大感觸就是，中國的媒體要想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意見，能夠自由報導自己的見聞，還需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領導人相對比較“開明”，整個政治制度相對比較“寬松”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獨立的報紙，報紙的壹切資源都是由黨來控制的，因此，無有自由可言。

比如說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報的紙。那種紙是壹種特殊的紙，俗稱“白報紙”。這種紙每個報紙能得到多少是由國家計劃批給妳的。妳的報紙再受歡迎，但國家不批給妳這個“白報紙”的量的話，那麽妳就不可能擴大妳的發行量。也就是說，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辦壹份報紙， 但由於妳根本得不到這種印報的紙張，妳也不能印新的報紙。當然還不用講政府從財務啊，從人事，從發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個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統，從物質的到心靈的控制，有非常復雜，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運作體系。妳要沖破它，那就會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後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報的評論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於“自律”的這樣壹個精神，當然後來的情況就比較不壹樣了。

比如說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個比較“反動”的階段。那麽當時人民日報評論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這個做法。從壹月初到大約四月底，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裏，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間，妳會發現人民日報發的評論員的文章裏邊，可能會有三到四篇是講植樹造林的。因為正好是春季嘛。那麽本來壹年發壹篇這樣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時候壹年也不會發壹篇。那麽為什麽會有這麽高的積極性寫植樹造林呢？就是說妳不想講“反自由化 ”，但他說妳為什麽老不發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寫植樹造林。妳看我們還是不斷地在寫呀。像這種非常微妙的壹種反抗，可能也沒什麽實質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種個體的行為吧。

毛的時代中共的媒體控制基本上是壹個粗獷的作業，因為他的控制是沒有挑戰的，毛要怎樣控制黨國宣傳機器，就怎麽樣控制。 那時國外的媒體也不可能進來，妳那時候要收聽“美國之音”就把妳抓到牢裏去了。所以那個時候他的控制就比較為所欲為啦，那麽比較放肆啦。 毛澤東時代建立了共產黨控制媒體的壹些基本格局，從黨擁有所有的媒體這個最根本的東西出發，然後到這種“洗腦”的運作方式。

那麽鄧的時代是壹個比較復雜的時代，因為鄧固然是說壹不二的領導人，但是其間有胡耀邦，趙紫陽的階段，他們在具體的推行過程中，有很多開明的政策。但是總而言之，就是說從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這十年當中，它是壹個毛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制在不斷地衰退，不斷地減弱，那麽共產黨也還沒有建立新的控制機制的這樣壹個階段。

那麽到了壹九八九以後，鄧還在，從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機制，並在不斷地參考新的發展，新的手法，來建立新的控制機制。這個控制機制和毛的時代相比有壹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它是“有限”控制機制，而不是“無限”控制機制。就是說毛的時代就是什麽都要控制，從妳要穿什麽樣的鞋，留什麽樣的頭發，也認為是意識形態。當然在宣傳上也是從第壹版頭條標題是毛的講話，到“報屁股”上最後壹個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的。

那麽到了八十年代這個控制就有所減弱，有所放松。那麽市場化的沖擊，新聞工作人員尋求新聞自由的這樣壹個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麽現在呢，可能對“報屁股”就比較放松了。妳在這裏可以講壹些風花雪月，講的可能和黨的基本的東西完全不相幹的，在過去認為這是腐蝕黨的基本的東西，現在妳可以說了。就是說，妳去腐蝕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經收縮到核心部位。但是對於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強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這些“報屁股”上出現壹個真的和他的核心針鋒相對的東西，可能嗎？是不可能。 那麽這個就讓妳感覺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實上，妳對它的反感就減弱了。那麽它這個核心控制再說出的話，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麽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媒體發展確實是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有新鮮的因素介入， 壹個就是媒體開始追求市場的利潤，新聞從業者也開始追求專業的素養， 那麽再加上全球化的這樣壹個沖擊，國外的資訊也大量的湧入， 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這都使得傳統的黨和政府來控制媒體的機制在某種情況下失靈了。

實際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的時候呢，包括官方的媒體都在報導這個學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靈的壹個表現。妳看他們在總結“六四”的時候，首先講的就是“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這四個字是他們在經過“六四”發明出來的。就是說“輿論導向”錯誤，所以發生了“六四”這個事情。 所以從那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控制輿論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麽他既花功夫重新把過去毛的那個通過黨的組織，通過中央宣傳部的這個層層的“吹風會”恢復；又通過對媒體的經濟命脈的控制；通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人事控制，把這壹套東西重新加強。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傳統的手段來加強的。加強以後呢，大家就沒有興趣看他的媒體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開始把這個出現的這些新因素 包括市場化的因素，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納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後利用這些東西來擴大他的宣傳的可信度。這個能賺錢，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線，我就讓妳去做。那個東西雖然能賺錢，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線，我就卡得死死的。

這也是為什麽說現在中國民眾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別。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眾他們會覺得說，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情況，我們想了解。那麽現在的民眾會說，我很了解啊。比如說，如果我們去看中國到國外訪問的這些官員的話，那麽壹九八零年代出訪的官員，他們急於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麽樣子；那麽現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這個我都知道，那個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個說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這樣壹個世界裏，但是他們卻認為，是生活在壹個信息充分的世界裏。這是近幾年出現的壹個非常新的壹個情況。

這個不是冷戰時期那種訊息的“珠目”，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這樣壹些民眾， 他們不了解西方的情況；也不是壹個自由競爭的媒體，給妳報導這個盡可能的充分資訊的社會。

中國的媒體作為黨“喉舌”的這個本質只要共產黨還存在應該就不會改變。中國共產黨辦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導”。共產黨從成立之處就有輿論引導的傳統，雖然輿論引導的方式在不斷地調整，可是利用媒體引導輿論完成鞏固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的。

過去毛的時代就他壹個人在講話，那麽他沒有競爭對手，所以呢，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壹般來說，妳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壹個人就不需要那麽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罵，那麽當然也可以不斷地在那裏“作詩作賦”，他想怎麽講就怎麽講。

那麽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全球已經失敗，那麽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經把中國緊緊地納入了這樣壹個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在這樣的壹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喉舌”功能；要這個媒體實現“喉舌”功能，他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那麽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他就必須發展新的辦法，那麽這些新的辦法應該說是很多的。

妳會看到兩會期間，有壹個很有意思現象，就是中國的記者很熱心地去采訪他們外國記者同行。讓他們發表對於中國的看法，這個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選擇的老外同行往往是來自哈薩克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中東某個國家的電視臺記者呀；或者是來自委內瑞拉的電視臺記者呀，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人長得是老外。這些記者的國家呢，應該說新聞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沒有，有的是非常薄弱，這些人就對中國的東西還是滿欣賞的。 所以他就講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當我們中國的觀眾看到電視上壹個“洋鬼子”在那裏大講中國的兩會報導是很自由的話，他當然想人家“鬼佬”也這麽講，看來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國的自由也不過如此啦。那麽這個欺騙性就很強啦 。

再壹個，我們知道即使是采訪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見解的記者， 那麽當然就是說他知道 如果妳要講不好的話 可能明天不讓妳在中國采訪啦，所以他們也會“自律”。那麽這個就是也是壹種巧妙的利用了。就說它的開放程度確實是在增加，但是越開放欺騙性反而更強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因為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多元的，就是競爭的。那麽有人講這個東西；有人講那個東西。西方的媒體本來就是很喜歡揭露西方的陰暗面的，中共把這個東西拿來為我所用。

西方的媒體了解中國，是通過西方媒體駐中國的那些記者。那麽我們知道這些記者在中國，他們的活動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嚴密的監視。曾經有壹個駐中國的記 者幾年以前寫過壹篇文章，登在“華爾街日報”上。他說，他在中國做壹個新聞記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個間諜壹樣的感覺；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說裏寫的那樣； 電影裏寫的那樣的鏡頭，電話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現狀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見啊。這是壹個。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國駐中國的記者“放風 ”。特別是現在關於高層的權力鬥爭的這個東西，那妳會看到經常經常是路透社在報導這個東西；“紐約時報”在報這個東西。那他們怎麽會得到這個信息啊？當然 是有在高層領導身邊工作的人透露風聲給他們的。那麽我們知道，比如說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風聲透露給外國記者，壹旦被發現了是不得了的事。 說妳泄密也好，說妳裏通外國也好，整個妳的生涯就完全毀掉了。

那麽是我相信呢。他們是有意這麽做的。那他們為什麽要把這個風聲透露給西方記者呢？當然是有權力鬥爭之間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說，我們看 到有些風聲透露說，因胡和江之間的鬥爭，所以有些事情胡錦濤就做不成啦等等諸如此類。 那麽這個就會讓人感覺到就是說，其實呢某某某領導人也很開明的，但是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們還要寄希望於這個事情。使得妳感覺 到這樣壹種對現政權寄有希望也好；對某個人寄予希望也好。這也是壹種很精致的壹種宣傳。

這當然壹個很好的新聞，那麽西方媒體當然為了搶這個料。 本來壹個外國記者怎麽可能了解到中南海裏發生什麽事情，當然有人透露給妳這個信息，妳就非常樂意用這個，這種非常細致的手法現在都在發展起來了。

二十世紀的中後葉，有壹個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爾波普爾，那麽他就提出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區分。那麽我現在要加壹條就是說有那種“部分開放”的社會。它本質上還是壹個封閉社會，但它是部分地開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閉的社會。

那麽這個開放也好，封閉也好，講的主要是資訊嘛。那麽部分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現象，我認為這個現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表現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說，對於美國社會的了解吧，那麽在毛的時代，宣傳說西方社會到處都充斥著剝削啊，吸毒啊，所謂腐朽的東西泛濫啊。那麽那個時候大家都相信是這樣子，那麽到了八零年代時候，大家就會說，哦，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大家就急於想了解外界是什麽樣子。

那麽這個時候，當妳看到西方的報導，妳就會說，哦，原來是這個樣子。

那麽到了九零年代以後呢，我們看到了中國的媒體已經開始不拒絕報導西方的東西，甚至讓西方的媒體也可以部分進入中國，那麽這個時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體本身報導負面的東西，來引入到中國。看了以後，妳會覺得說，妳看西方的媒體也是在揭露西方社會的黑暗，所以顯然西方社會很黑暗的。那中國的媒體在揭露西方黑暗，當然說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說“參考消息”。“參考消息”這份報紙在中國是內部發行的壹張報紙，但是現在在中國的大街上也可以買到。但是他沒有取消它內部發行的限制。這個就是壹個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說根據我幾十年看“參考消息”的經驗，“參考消息”已經越來越從壹個過去是報導西方那些對中國比較有負面批評的那些東西，然後讓領導人看了以後，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這麽壹個功能，變為壹個越來越給更多的老百姓做宣傳的那麽壹個工具。所以現在妳去看這個“參考消息”的話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從外國媒體上摘的那些講對中國政府有利的東西。那麽這樣的壹個報紙它的發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參考消息”可能是中國僅次於“中國少年報”之類的，最大的發行量的壹個報紙。

那是因為少年兒童各個班都要訂啊，所以的發行量相對比較大。那個並沒有什麽實質的市場利益 ，但這個“參考消息”呢，它這個市場參考指數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報”登了壹句話中國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參考消息”上登了以後，他們就相信了。

中國是壹個“部分的開放 ”，“本質封閉”的社會。政府對西方媒體有非常強烈的選擇，他不會讓整個西方的媒體全部進入中國社會，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會說西方媒體可以自由進入中國，那肯定不可能的。 當然他有控制的權力；有壟斷中國整個社會，讓它接受什麽資訊，不接受什麽資訊權利的權力，那麽他就制造壹種假象。就好像是我們生活在壹個充分開放世界，妳西方講什麽我們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們知道的甚至還多，那麽當然是非常片面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要說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個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種宣傳，想不出來說什麽話說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傳； 壹看就是強加於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麽現在呢？當他要說中國改革開放好的時候呢，當然他也有這壹方面，也有領導人出來 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好什麽之類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這種就是說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講，妳看西方媒體在講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如何如何的好；看我們留學西方的學者回來是講中國改革開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還讓妳了解壹點改革開放出現的壹些問題，但是中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解決了這些問題。

比如說貪腐吧。貪腐是中國的民眾容易切身體驗到的壹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如果美國發生了壹個腐敗案件，他會大肆地宣傳。那中國人會想說中國固然是很腐敗，那美國也很腐敗呀，那政治都這麽腐敗，所以中國也不比別的國家差。 又不斷地說，要成立壹個新的反腐敗局，然後媒體就大肆地報導，作深入的報導，然後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說，中國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員等。 其實，這個是很荒唐的現象，妳壹年查出上幾十萬，幾百萬的官員，說不定妳們官員腐敗的很嚴重嘛。他說，妳看，我們成績很大呀，我們這個反腐敗的決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總而言之，就是說他現在延續的宣傳手法，不是完全回避問題，也不是直接這樣王婆賣瓜，而是壹種非常迂回的方式，讓妳感到可信方式來進行。

孫誌剛因為沒有攜帶某些證件出門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發生之後，當時有幾個法學博士，他們就連名上書，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變這些所謂“外來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後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討論了這個“收容條例”，並撤銷了很多收容站，當時中國很多媒體就拿這個大做文章，說公共輿論影響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政策，改善了中國政府的這樣壹個決策過程。那麽這個就被當作是中國的媒體不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決策越來越靠近民眾的需求的地步。那麽我覺得這裏邊就有很多隱藏的因素，沒有被大家註意到。就是說這幾個法學博士勇於上書，是引起了壹場公共討論這個公共討論。它首先是在互聯網上發生的，而中國的這樣壹個平面媒體涉及得是非常少的；電視媒體根本就沒有報導這個。就是說這個消息的報導是有很大的壹個限制的。

那麽再有壹個就是，根據我個人了解到的信息，這個收容站取消以後，基層的警察就反彈得非常強烈，因為他說，我就沒辦法搞這個社會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見誰亂晃蕩，也沒有理由來質問他。而且當時有的警察甚至說現在妳在哪個地方如果遇到壹個人他亂晃， 妳問妳叫什麽名字？他就會說，我叫孫誌剛。顯然就是要和警察對抗嘛。

根據我當時得到壹個信息，整個廣東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麽這個就給中央政府很大的壓力。當時妳如果註意看報導的話，就會發現互聯網上有報導說，在北京新華門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門前，有幾十個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裏靜坐示威。究竟為什麽？這個在中國沒有公開的報導，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警察來示威，這也可以理解。還穿著警察制服？ 那麽如果沒有相當的人在支持的話，他也不敢幹做這樣的事情。就是說中國有關的執法部門，對這個變化是非常不滿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

我就註意到在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撤銷“收容條例”以後的大約壹個多月後，國務院又召開常務會議，討論另外壹個問題，但報導最後壹句話說，也討論了“收容條例”問題。那這就很奇怪了，國務院常務會議不是已經取消了“收容條例”嗎？幹麻又討論這個問題啊？那麽為什麽在壹個多月裏面要討論兩次這樣壹個問題？那麽我個人沒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據我在北京工作的經驗判斷，我認為這第二次這次討論，是對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為什麽中國的媒體就不能公開地報導這些東西呢？ 為什麽中國媒體就不能跟蹤報導，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收容制度到底在發生什麽變化呢？如果這些不能敞開報的話，那麽我可以假設，當初撤銷收容制度這個東西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沒有完全做到。這就是說，當妳說這個公共輿論影響了決策的時候，實際上它只是把那些帶有進步的那壹個小因素讓妳報導了，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談。

那麽這個也是壹個非常巧妙的。他讓妳感覺到說，他有進步，但是後面的東西完全不讓妳去追蹤，不追蹤呢，這裏面就有壹個很大的很大的“貓膩兒”。按這個北京話來講，是有很大的蹊蹺。這是壹個例子。當然，它有媒體沖破封鎖影響政策的那壹個可能，但是這個可能在現制度下也許某個中共領導人，甚至都願意聽妳的意見，但是整個這個機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當它施加壓力反過來走回頭路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所以整個媒體就不可能跟蹤再報導它了。

資訊中有虛假的東西也有真實的東西，所謂“虛假”，就是說他講的話是完全和現實是合不上拍的，這個是虛假的 。

那麽“真實”，就是說現實是什麽樣子，我們充分去反映它。那麽所謂“超真實”，就是說他從真實中擷取壹些細節，然候重新構造，扭曲 。妳要說它是假的呢，那個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說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訴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總體的真實它沒有告訴妳，但是他構造出來以後呢，妳認為這個東西非常真實，但實際上它和真實是不壹樣的。就是說，他用的可能是真實的部件，但組建出來的是壹個虛假的東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其實妳如果對比西方的媒體和中國的媒體報導，我們會看到，比如說，對同壹個突發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體，他們肯定報導是不壹樣的 。“紐約時報”可能這麽講；“華盛頓郵報”可能那麽講；妳們的媒體可能這麽講，這是壹種現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國的報導呢，大家的報導都是壹樣的，每壹個細節都是壹樣的。那麽壹般的人就會想，那中國的報導應該是真實的，因為他見大家說的都是壹樣的嘛，那顯然就是這樣子。 那麽西方的媒體顯然是虛假的，怎麽妳說這樣？他說那樣呢？

當然也不可能說西方媒體是完全充分報導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個根本的自由， 這個根本自由就是競爭的。 那麽這個競爭就使得這些不同媒體之間要來爭奪讀者，那麽爭奪讀者靠什麽呢？並不是靠妳說得花言巧語，也不是靠妳說得這個版面做得漂亮， 當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給大家提供大家關心的信息。那麽這個信息，既是大家關心的，也是真實的，有助於大家了解周圍的世界，媒體主要在競爭這個東西。

還原到我們的現實的，真實的認識世界，就像讓我們兩個人現在描述這個房間的情況，我們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樣的，我會說那裏有兩盆植物，妳會說我看到那有三個沙發。那麽中國的媒體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為它說妳只能看到這個，妳不許看到別的，所以他看到的東西固然是真實的，但是呢實際上妳的認識過程是不真實的。如果大家都能夠自己來看這個東西，那每個人看到的東西肯定不壹樣嘛。所以我覺得他利用這種細節的真實，那麽構造了壹個虛假的，不真實的這樣壹個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個“超真實的真實世界”。

我在中國的網站看到這樣壹個文章啦，它是在贊揚溫家寶。那麽就透露這麽壹個細節，就是溫家寶去染頭發。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的頭發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歲的人了，而我們看到他們都是滿頭烏發。 溫家寶在就染頭發的時候，就跟他的染發師說，我這六十多歲的人了，搞得滿頭都是黑發，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給我染成那樣子了，妳就把我的兩個鬢角給我留出來，那至少看上去還真實壹點嘛。

我個人對溫家寶這種美學品味，還是很贊賞啦。就是說搞的那麽全都是黑發，像個玩偶壹樣，是很難看啦。就從這個事例，我覺得就是說溫家寶也知道，如果留存壹點真實來，那麽好像那個虛假的部分，也會看起來很真實啦。我們知道“紅樓夢”裏面有壹句名言說，“假作真實真亦假”，但是反過來也是壹樣的。這個真吶，就是在假的過程中，在整個假的海洋中，留出壹點真的來，大家就會覺得說，那可能整個假的也變成真的了。所以，當然我們看到溫家寶那花白的鬢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發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懷疑其它地方的黑發是染的了，我們認為那其實真的是黑發啦。

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的這樣壹個宣傳，就不像毛的時代全部給妳染黑了，讓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現在的宣傳，它給妳爆料了壹點真實，那妳覺得說哦 其實他說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點啦。 我覺得就是這個美學品味的這樣壹個精致，這樣壹個“高級”，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這樣壹個控制，它控制的這套方法，也在進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媒體運動跟宣傳跟以前比起來很不壹洋，中共開始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麽現在它給妳壹些空間，讓妳賺那個錢，就把妳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麽其它的妳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壹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壹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妳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壹點。毛澤東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壹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壹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麽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麽如果中國現在辦壹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壹。如果有人能辦這樣壹份報紙，壹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妳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麽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壹個“底線”的，那麽這個市場就是壹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妳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兇殺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妳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壹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妳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裏面妳想怎麽追求利潤，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壹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壹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壹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壹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壹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妳個人怎麽養生，那麽這是壹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系到每壹個人，但是我怎麽養生，並不會影響到妳怎麽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人們怎麽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妳，也會影響到我。那麽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壹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妳私人，作為壹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妳提供信息。比如說，妳想了解這個世界上有甚樣的歌星啊，妳喜歡大六歌手，他喜歡臺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妳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妳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妳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歌手的生活瑣事不是政治新聞，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妳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麽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麽使用，這個既影響妳，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妳就是另外壹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了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新聞在中國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麽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麽用，那麽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麽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麽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裏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壹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麽為什麽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麽用？教師到哪裏去？學生應該怎麽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麽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系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壹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壹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壹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妳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妳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妳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妳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壹邊它在那裏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妳看，每壹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壹個層面，把妳的註意力引導到那裏去。

我們知道如果壹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麽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欲的方面去發展。壹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妳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妳就只考慮妳自己啊。那麽，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妳道德上墮落以後，妳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妳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壹個有道德人的表現。壹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麽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壹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壹個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壹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壹個下欲之門，下流之門，讓妳去走的話，當然妳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麽興趣了；妳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壹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我們知道隨著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壹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麽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壹點經濟信息啦，登壹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麽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壹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系。那麽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壹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妳“打招呼”，用這樣壹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妳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妳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麽為什麽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壹個控制機器，它有壹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妳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壹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壹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壹個權力的追求。因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裏有壹個銅墻鐵壁在擋著妳，與其是到那裏去碰壁，為什麽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壹致的。

現在因為“全球化”力量這麽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了解也是很難的。那麽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麽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麽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妳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妳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裏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壹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麽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妳要怎麽樣做，只是大使館請妳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妳啊，然後呢？當然妳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壹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壹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壹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壹份這個媒體，妳在中國可以有某壹個生意，但是妳把妳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壹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裏，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臺。本來我是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可以看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電視是由學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海外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電視已經看不到美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看不到英國的媒體報導的新聞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電視我看不到美國媒體報導的新聞，看不到英國媒體報導的新聞。而我又不懂香港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啦。

那麽我看這個電視臺壹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占巴格達”。我想，這什麽時候發生的事情啊？壹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臺時，它還在那裏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壹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臺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壹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麽樣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臺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臺，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臺，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占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壹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臺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壹種非常巧妙的壹種控制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麽事情。

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壹個媒體傳播世界是壹個強力地沖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系，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系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系。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妳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妳想它是壹個海外自由媒體，妳會相信，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還有壹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壹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裏，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麽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壹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國政府就借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麽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壹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壹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妳要怎麽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妳對中國的這樣壹個自豪感，妳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妳談談話、吃吃飯，讓妳多看“正面”的東西，那妳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壹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壹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借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麽他們哪怕只講壹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裏講壹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為它服務。就是說妳可以競爭中國這樣壹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妳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雅虎和谷歌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壹個，那麽能夠控制市場準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麽這樣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壹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妳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壹個假象，說妳看這麽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雅虎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麽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壹面，那麽這些種種因素的壹個總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體，那麽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壹個假面目。

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壹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象這樣的壹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麽，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壹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沖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麽原因呢，壹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壹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聽它的話，妳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妳不聽它的話，妳不僅得不到好處，妳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妳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著走，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壹個地位呢。“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裏，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壹個呢，它給妳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壹個新聞工作者講，妳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麽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妳要加強妳的專業素養；妳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壹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麽我不得不發明壹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壹個扭曲到，妳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麽這是壹個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壹個非常怪的這樣壹個現狀。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妳，讓妳從真心裏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麽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妳的靈魂，要進入妳的血液，要化為妳的行動。那麽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妳相信不相信它講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麽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妳，讓妳說不要采取行動和他對抗；讓妳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麽別的選擇呢？妳可以以妳的行為方式，妳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妳回到家裏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妳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麽妳原來回到家裏，妳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麽現在妳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妳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妳要反抗共產黨，妳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麽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妳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妳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這個就是壹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壹樣，妳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壹無二的，只要妳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妳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妳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妳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壹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國壹個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麽啦。妳回來以後，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妳才能知道這些日子裏中國發生了什麽。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漢源的農民對修水庫強占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壹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麽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壹樣的，這麽大的壹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壹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妳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妳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妳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壹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壹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壹個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了解世界的話，妳就是壹個聾子，妳就是壹個瞎子，妳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麽事情。

我想在沒有壹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資訊的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壹個鎮壓，然後中共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這樣壹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壹步地調整，進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麽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壹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妳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麽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我認為如果要讓中國人瞭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電視啊，我認為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網酪媒體啦。我認為這裏面真的有壹場爭奪，有壹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占領這個陣地。當然我認為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共產專制對人權的侵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共匪沒有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存在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舉的所謂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惡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眾之間個別的民事糾紛，這種民事糾紛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國根本就是見怪不怪了。

在中國更多的人權災難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更多的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一般民眾的人權的侵害。

首先中國的法律體系就不是約束共匪的而是約束一般民眾的，比如規定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權，比如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比如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比如所謂的擾亂公共秩序罪。

這些罪名缺乏具體的司法解釋，所以在實踐中成為共匪用來鎮壓一般民眾的工具。

罵政府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組建政党參與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陰謀顛覆國家政權，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叫擾亂公共秩序。

雖然中國的廢紙憲法中國的選舉法規定中國應該是實行委任直選的民主國家，應該採取選舉人團制度選舉國家元首，人民有權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人大代表，然後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組建政府，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可是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必須堅持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

所以中國的選舉法基本上處在一種被凍結狀態，人民實際上不可以自由選舉的，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出來參選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不存在真正的經過民意授權的立法機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並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為中國人與共匪在政治層面上在法律層面上的不平等，讓中國人的人權根本得不到來自於制度層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國每年才會發生幾十萬起的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事件。

當然了，參與抗爭的只是比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變得人人自危。

中國根本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發生一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的衝突的時候，司法基本上會淪為迫害一般民眾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國家就算偶爾會出現暴力執法，因為有一人一票因為有三權分立還有輿論監督，人們還可以上街抗議，基本上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的迫害會從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國家發生的貪污腐敗案件大多都是個別人的瑕疵，而發生在中國的貪污腐敗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規模的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對一般民眾的掠奪行為。

共匪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共匪在土地 金融 國企 行政審批等領域大肆的掠奪一般民眾。

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的中國人只能選擇忍受，實在無法忍受也頂多就是去上訪維權，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一般民眾根本沒有充份參與公民運動的機會。

中國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隸，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資格批評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

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對弱勢群體缺乏保障更是胡說八道，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還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國的所謂社會保障體系根本就沒有辦法與西方民主國家比。

看看中國那些留守兒童，看看那些中學就沒有上完就出來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窮人，看看那些因為買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樣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邊的勞苦大眾，實在不覺得共匪有什麼資格去批評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就業與失業的問題，西方民主國家的失業者大多是根本不願意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有比較完善的失業救濟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會照顧他們。

可是在中國，為什麼沒有那麼多所謂的草莓族，那是因為很多人必須出來工作。

共匪不會藏富於民，中國人也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根本不能決定政府稅收的使用。

中國的失業者如果不出來工作，除非家裡邊有積蓄，除非他們的父母還會繼續養他們，政府是不會保障他們可以繼續維持基本生活的。

中國的勞資分配比例是嚴重失衡的，工資性收入在勞資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遠遠低於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所謂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種族歧視大多是來自於觀念上的歧視，真正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國大多是政府對一般民眾的歧視，大多是公民權利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歧視，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眾是政治奴隸。

至於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是金錢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說八道，西方民主國家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隨便賄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會因為選舉而失去執政權。

所謂的金錢政治不過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偶爾會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可是這個對經濟發展有利，哪一個要發展經濟的國家不會這樣做。

可是共匪與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壓迫工人，或者聯合起來通過壟斷市場的方式掠奪一般民眾，不算金錢政治嗎？至於所謂的家族政治無非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曾經出現過父親那一代做過總統，然後兒子那一代也做過總統的現象，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選舉上台的 又不是來自於專制權力的任命所帶來的。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共匪內定出來的，根本沒有經過民意授權，所以根本沒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麼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共匪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的批判根本沒有正當性，中國根本還是權力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專制權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與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本身，更沒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財富的再分配。

實際上中國社會比美國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計劃經濟時代在分配的時候根本不用絲毫在意市場的供需關係。

復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因為沒有政治配套，沒有自由民主，權力尋租者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奪一般民眾了，國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審批 教育 醫療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奪一般民眾的工具。

國企壟斷市場，土地掠奪城市買房者還有農民，金融成為圈錢工具，行政審批勒索小業主，教育榨乾國民儲蓄，醫療讓工薪階層破產。

共匪統治的中國根本不允許華人爭取人權，根本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公民運動存在，弗洛伊德事件在中國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沒有權勢 沒有金錢 缺乏人緣 偷盜 拘捕的邊緣人被警察虐待的事件在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件，參與虐待的警察根本不會受到處份，也不可能允許老百姓上街控訴警察濫用暴力，更不會形成同情被虐待者的社會氛圍，甚至歧視被虐待者與為虐待者發聲的人。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公民在自由世界繳稅之後可以獲得私有財產保障 社會福利 言論自由 選舉權，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繳稅之後還是政治奴隸，共匪統治之下的東亞大陸人根本沒有國家。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根本原因還是希望轉移視線，通過放大西方民主國家的陰暗面，通過無限上綱的方式來塑造一種好像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

無非是打算告訴中國人，西方民主國家也不是人間天堂，在中國，讓你們有口飯吃就不錯啦，中國人那麼多哪有那麼多福利可以給你們啊，無非就是讓中國人接受沒有人權的生活。

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絕對不是因為他多麼有正義感，完全是為了對中國內部被他統治的人進行統戰。

因為遭受政治迫害所以罹患抑鬱症很容易發展成重度的精神分裂癥，長期無法擺脫抑鬱的心境結果就是衍生出罹患創傷症候群與被害妄想症，創傷症候群會引發抑鬱心境，被害妄想症容易引發思維破裂，中國民主化之後關於因為遭受共匪政權的政治迫害所以獲得精神創傷的精神損失費賠償應該成為轉型正義的一部份，共匪政權是很多中國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心理社會因素。

延伸閱讀 法學教授談中共政權的專制惡法

作者 中國網友

口袋罪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壹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於難以界定有罪與否的罪名。司法機關在使用這些罪名的時候，有時會對法條所述情形進行拓展來貼合實際情況，於是便有了“壹個大‘口袋’，什麽都能裝”的“口袋罪”。兜底性條款、對罪名定義不清、對情況描述不明是口袋罪生成的重要來源。

常見的口袋罪

反革命罪

1951年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反革命罪是處治最嚴厲的法律罪名，又是壹頂最隨意、最泛濫、最令人恐懼的政治汙名。1950年代初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共捕了262萬余人，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萬余人。根據《爭鳴》雜誌引述“內部調查”結果，文革期間“十三萬五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為死刑”。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的罪名細分，反革命罪開始指代壹類罪名。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主要有顛復國家政權罪和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兩種。

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形式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開和秘密；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是指以各種方式改變人民民主專政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的行為；該罪屬行為犯，但其構成，又不要求有顛復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只要進行了組織、策劃、實施顛復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不管其是否得逞，顛復國家政權罪依然可以成立。

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2條第2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顛復國家政權的定義壹樣不明確；煽動則可以以傳單、T恤衫、社交媒體、意圖聯署、著說評論等各種形式。

流氓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60條規定有流氓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

流氓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尋釁滋事罪。尋釁滋事罪的行為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3條規定如下：

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
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其問題在於：尋釁滋事行為規定過多，諸如追逐、攔截、辱罵、毆打、起哄鬧事只要被認定為情節惡劣或嚴重，都可以被認為是壹種尋釁滋事；由於可以認定為尋釁滋事的行為較多，導致許多難以歸罪的危害行為被歸於尋釁滋事罪。

投機倒把罪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17、118、119條規定有投機倒把罪。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取消投機倒把罪罪名，並將罪名細分為合同詐騙罪、非法經營罪、強迫交易罪、倒賣文物罪、“倒賣車票、船票罪”、非法轉讓罪和“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等。

投機倒把罪被細分後，產生的口袋罪的罪名為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罪在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5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存在兜底條款“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規定不明，從高利貸、套路貸到哄擡緊急性物資的價格都可以被該條款“擊中”。

玩忽職守罪

玩忽職守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87條被規定。

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其改為第397條，即“瀆職罪”的第壹條，並規定“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初步解決了玩忽職守罪口袋罪化的問題。但目前該罪仍有成為口袋罪的趨勢。其問題在於：將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等同於濫用職權罪中之職權，並進而將其範圍理解為“不僅包括法定的職務權限，而且包括根據慣例、基於國情等形成的職務權限”，且沒有認定限制。

流氓罪、投機倒把罪、玩忽職守罪曾被合稱為“三大口袋罪”；1997年刑法修正案中，將流氓罪拆分為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猥褻兒童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等六種罪名，撤銷了投機倒把罪，然而尋釁滋事罪成為了新的口袋罪，其與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稱為“新三大口袋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106條被規定。其問題在於：這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四種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兜底條款，包含什麽全依釋法和判例，從醉酒駕車到傳播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認定是“其他危險方法”。然而該種危險方法，必須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毒四種方法有近似危害性，例如醉駕與傳播新冠病毒可以被認為是“其他危險方法”，但是醉酒駕駛自行車、人力三輪車或者故意在小區裏放壹千只兔子以求兔子咬人顯然就不屬於“其他危險方法”。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 工具罪是由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增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85條第3款被規定。其問題在於：構成該罪名的兩個要件是專門性和非法性，即某種工具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而且這個法律條文的存在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而VPN等工具既不是專門用來違反法律（例如公司員工使用VPN等工具訪問公司內部網絡），又不與法律或行政法規相違背（僅與某些行政規章相違背），而卻常常被作為該罪的工具而定罪；許多無法認定為其他犯罪的行為，只要與計算機有關，常常被論以計算機犯罪，以至理論界將其戲稱為“計算機流氓罪”。

只要中國沒有司法獨立，只要中共還可以運用有罪推定原則與口袋罪隨便迫害別人，在中國即使擁有很多物質財富，也是不安全的。

漫談言論自由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如果失去言論自由，壟斷話語權的人不會以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理性引導社會。

如果失去言論自由，壟斷話語權的人不會以符合普遍規律的真理引導社會。

如果失去言論自由，壟斷話語權的人不會以符合基本事實的真相引導社會。

因為人性有邪惡的一面，所以言論自由與民主選舉是必要的制度設計。

民主政治再怎樣不好也不應該用一黨專政去替代，一旦媒體被一家掌控，掌控媒體的人就是唯一的撒謊者，比如中共。

在現代民主國家，自媒體現在越來越發達了，財團對選舉的影響越來越小了。

看電視政論節目的人越來越少了，臉書 推特 ig 電報 youtube取代了傳統媒體。

中國媒體全部被中共掌控，中國的輿論環境比西方國家更壞。

雖然西方國家普遍存在資本大小決定話語權大小的現象，但是比起不允許任何反建制的異議言論公開存活的中國還是好太多了。

在民主國家，民間媒體撒謊容易社會性死亡，偶爾會撒謊，但是撒謊會付出代價。

沒有言論自由之後，別人將無法運用言論自由揭穿掌握話語權的人的謊言。

在美國，輿論工具分為三種，國營媒體，民營傳統媒體，民間自媒體。

在民主國家，民眾可以自己建立發言平台，比如成立各種自媒體頻道。

中共正是利用這種寬松的言論環境對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進行輿論戰進行宣傳戰，好就好在反對中共的良心人士可以同樣利用言論自由駁斥中共，所以不用悲觀。

延伸閱讀 政治哲學研究 言論自由概論

作者 馬嶺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言論自由

憲法上的壹系列權利構成了壹個憲法權利體系，在這個權利體系中的諸多權利彼此存在著壹定的內在聯系，排列有序，邏輯嚴謹，相互照應。那麽，言論自由作為在許多民主國家中所擁有的壹項憲法權利，在民主國家的權利體系中處於壹個什麽樣的位置？它與其它憲法權利之間是什麽關系？它與所有憲法權利是壹種等距離關系還是與有的權利關系更密切而與另壹些權利關系相對松散？如果存在這種差別的話，又是什麽因素造成了這種差異？

壹、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是比言論自由更基本的自由，也是更寶貴、更難以控制的自由。當思想有自由時言論並不壹定也能自由，如文革時期“四人幫”可以控制人們的言論，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使人們不敢發表任何不同言論，但並不意味著人們的思想也完全被他們所左右，相反，人們在內心產生疑問，他們在反思，在批判。歷史上各國各代的統治者都很註意“教化”人民，希望從思想上就開始其控制，因此倫理道德、宗教習俗、文化傳統等總是成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即便是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倫理道德、宗教習俗、文化傳統也都依然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它們常常以溫和的、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社會，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引領”著時代潮流，但不是以“強制”的方式限制人們的思想，沒有什麽外在的力量能夠強制思想的自由。與專制國家主要以禁錮思想自由為目的不同，民主國家通常都倡導思想自由。專制國家禁錮思想自由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等等方式，而民主國家在倡導思想自由的同時，並非完全沒有對人們思想的“引領”，只是這種引領排除了法律上的強制手段。法治社會中人們的思想活動只受社會環境的限制，而不受法律的限制；它在事實上是有制約的，但這種制約不是來自法律的制約，在法律上，思想是絕對自由的。在什麽領域應當用法律強制，在什麽領域只能用輿論引領，這是民主法治國家要分清的基本問題。 [1]

既然思想是絕對自由的，法律不能加以限制，那麽憲法上規定思想自由是否還有意義？ [2]它屬於憲法問題還是憲法外的問題？它是否恰好證明憲法只有壹種宣告功能而沒有多少法律上的意義？筆者認為，憲法規定思想自由的意義在於“保障”思想的自由，即對禁錮思想自由的行為進行排除，其中主要是防止政府有禁錮人民思想的舉措，同時也包括（通過指導立法和違憲審查）防止私人之間發生限制他人思想自由的行為。思想自由不僅僅是壹種宣告，它對立法以及立法的審查都具有法律上的重要功能。憲法上的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良心自由）是壹種國家要保障的自由，保障的手段主要是通過立法、進而是執法和司法等壹系列途徑加以實現，同時對法律及其實施是否有違思想自由進行監督檢查。與其他自由不壹樣的是，國家在法律上只能保障而不能限制思想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自由是壹種絕對的自由。

思想是壹種內心的活動，只要它不外化出來，就是旁人難以知曉的，所以能夠限制人們思想自由的，只有思想本身。即當我們自己在頭腦中為自己劃出禁區時，“不敢想”，“不願想”時，也就“不能想”，想了就有罪惡感，就心生恐懼，惶惶不安。因此，當我們的思想不自由時，並不是別人剝奪了我們思想的自由，而是我們自己放棄了這壹自由。或許由於膽怯，或許由於愚昧，或許由於習慣，或許由於道德的教化，我們的思想被禁錮在壹個狹小的籠子裏，只接受“灌輸”而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當社會長期禁止人們自由地思想的時候，人們“不久就會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停止了思想的人，也就不成其為公民了。他們只成為被動的命令的接受者；對於任何命令，不再加以審查就服從了。” [3]能夠左右我們思想的主要是宣傳教育、輿論道德、宗教習俗、歷史傳統、文化觀念等等，這些因素中的有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像肥沃的土地壹樣滋養著我們的思想，同時其中的另壹些因素、在另壹些方面也在無形中對我們的頭腦加以束縛。思想上的“非分之想”可能是大逆不道，也可能是通向真理的曙光，它們可能受到時代的道德譴責、輿論批評，但無論怎樣都不應當在法律的禁令範圍之內，不能對其施之以法律制裁。

思想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前提。言論總是和思想密切相連的，言論不過是思想的表現形式，發表言論是為了表達思想，因此在通常情況下，言論自由是思想自由的自然延伸。但思想自由的範圍比言論自由要寬，沒有思想自由，言論不可能自由；有了思想自由，言論也不壹定自由。思想是否自由主要取決於本人思想解放的程度（雖然思想也受社會環境、時代發展的影響，但畢竟只是影響而不是強制）；而言論是否自由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制度和法律規範，在思想自由的基礎上要實現言論自由，還需有法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對禁錮、破壞、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等等。

當人們有意見、有思想的時候，會很自然地要表達這些意見和思想，而表達的主要方式則是言論。思想是內在的，言論是外化的，內在的思想總是需要外化為言論或行為從而加以抒發，這是人性使然，即言論表達是人的普遍欲望，禁止這種表達是對人性的違背。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的範圍內，公民的言論應當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 [4]

二、言論自由與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是壹種“表達”的自由。表達是壹種形式，表達的內容“包括意見、思想、觀點、主張、看法、想法、信仰、信念、見解等”， [5]因此言論自由是表達自由的壹種，表達的形式不局限於言論，它可以是言論，也可以是行為，如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行為通常也被認為屬於表達自由的範疇。 [6]

因此在表達自由中，表達的方式基本有三種：言論表達、通過出版和新聞渠道的表達以及行為表達，而言論表達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最大眾化的壹種表達方式，它是其它表達方式的基礎。如人們在實現結社自由的過程中，總是要發表言論，甚至結社的目的就是為了在人們之間尋找、強化共同語言，進而實現彼此共同的利益。很難想象沒有言論自由的結社是壹種充分的自由的結社，如果人們在自己的社團中不能充分發表言論，相反說話時小心翼翼，或都千篇壹律地按照某種調子說話，這不僅是沒有言論自由，同時也是沒有結社自由（有結社，但不是結社自由，由政府成立的社團與公民的結社自由是兩個概念）。 [7]同樣地，在集會、遊行、示威中，雖然集會、遊行、示威本身是壹種行為，但這種行為往往與言論結合起來才能充分實現其目的，如在集會、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喊口號、舉標語、發表演講等都是壹種言論，只是這種言論是在集會、遊行、示威的過程中發生的，因此它們往往被認為是集會、遊行、示威的組成部分而不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但實際上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中是滲透著言論自由的。沒有言論自由，很難有集會、遊行、示威自由，言論自由往往是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前提，有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地方壹般都已經有壹定的言論自由。但二者也不完全是前後關系，爭取言論自由與爭取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鬥爭也可能是相伴相隨、相互促進的，但壹般來說言論自由在時間差上要略微提前壹些。

作為壹種表達方式，言論表達與其它表達相比總是更迅速，更方便，成本更低，因此人們在需要表達的時候總是更經常地使用言論表達，並且通常是在言論表達不能滿足自己表達的欲望時，才考慮用其它方式表達。通過出版渠道的書面表達固然比言論表達更正式，也更有分量，但並不是人人都能夠實現這種表達的，它需要壹定的寫作能力或某種表達技能（如繪畫、音樂等），並且壹般來說需要經過壹段較長時間才能表達出來。而行為表達則可能較為激烈，人們通常習慣於在表達時先用緩和的方式，如果緩和的方式能夠使相關問題得到解決，或使表達者的表達欲望得到滿足，壹般就不再用激烈的方式表達。因此，由於言論表達在程度上壹般不如行為表達激烈，在實現方式上更方便，所以在現實生活中言論表達在順序上常常發生在其它表達途徑之前，在數量上比其它表達方式運用的更多，更頻繁，在表達自由中言論是最主要的表達方式。

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嚴格地說是媒體的自由而不是新聞的自由，它是媒體所享有的自由，在這裏自由的主體是媒體而不是新聞。新聞只是媒體報道的內容，而且只是媒體報道內容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媒體不僅有報道新聞的自由，而且還有報道公民對新聞評議的自由，媒體不僅要報道新聞“事件”，而且要報道由新聞事件而引發的社會反響、政府采取的相應措施、公民的各種觀點看法，等等。

新聞自由並不是媒體發表言論的自由，而是媒體給公民發表言論提供壹個平臺，使公民能夠在了解事件真相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因此新聞自由並不是言論自由的組成部分，而是幫助公民實現言論自由的手段。媒體報道事件真相是公民實現其“知情”權的重要途徑，通常公民只有在充分“知”的前提下，才能進而實現“論”的權利，因此“知情”是“議論”的前提，沒有新聞報道的自由，公民的言論也往往是無的放失。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僅意味著公民要有言論的自由，而且這種言論應當是有針對性的，是在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礎上發表言論，而公民了解事情真相的途徑在現代社會主要依賴於媒體的報道。這種報道能夠在同壹時間內將大量的信息輸送到無數人的大腦中去，“壹份報紙就像壹位不請自來的顧問，它每天可向妳扼要地報道國家大事而又不至擾亂妳的私事。” [8]媒體在報道什麽不報道什麽以及報道到什麽程度等問題上如果沒有自由，就很難將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訴民眾，他們可能被要求披露部分真相，甚至可能隱瞞真相或扭曲真相。當然，媒體是否能夠將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訴民眾不僅取決於媒體是否享有新聞自由，而且取決於新聞體制的健全和完善以及新聞人的職業操守等多種因素，但新聞自由無疑是將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訴民眾的前提。沒有新聞自由，公民將無法了解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無法了解政府在做什麽，做的怎麽樣，無法了解專家以及其他公民對事件以及政府工作的各種評價。公眾消息閉塞，難免眼界狹窄，思想陳舊，耳不聰，目不明。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很難發表什麽言論，或者即使發表了也說不到點子上。因此沒有新聞自由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多少價值的言論自由，只要新聞不自由，言論即使不受到過多限制也難以真正實現其自由。

新聞自由不僅幫助公民了解真相，而且促使人們之間的溝通和思考，使公民的各種見解得以更充分的展現和更廣泛地傳播。公民們的不同言論通過媒體而公開，進而促進了公民之間的思想交流、觀點磋商、意見辯論，借助於媒體“每個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壹時期，但卻是分別地產生的想法和感受，……他們必須找到壹個使他們不用見面就能彼此交談，不用開會就能得出壹致意見的手段。這個手段就是報刊。”每個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為，就得看報讀雜誌。” [9]在彼此了解、互相溝通信息基礎上的言論自由才能真正使人們辨別真假善惡，從而達到有效地監督政府、改進和提高政府各方面工作的目的。新聞媒體作為“壹種將警報從我們王國的這壹端傳送到另壹端的簡易辦法”，能夠“經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氣”，“利用宮廷害怕喚起人民的心情遏止其野心。” [10]因此新聞自由既是言論自由的前提，又是言論自由的保障。

新聞自由是法制下的自由，新聞媒體在行使這壹自由時是有界限、有範圍的，是有規有矩的自由，如果媒體濫用新聞自由，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此新聞自由是使公民的言論自由法制化的重要保障，而不是公民濫用言論自由的平臺，它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而不是擾亂社會治安的禍水，它追求表達渠道的暢通而不是表達渠道的混亂無序。事實上，“言論壹有自由，幾乎總是使局勢緩和下來，使混亂成為不必要；反之，也幾乎總是這樣的，言論自由壹被禁止，煽動活動，由於被趕入地下的緣故，就會更趨於危險。”“列寧作為壹個瑞士的流亡者的時候對於帝俄的損失，實在要比他在帝俄的國會中做壹個反對黨的領袖大得多。事實上，自由發表文字的權利，是不滿情緒的最好的宣泄劑。聰明的政府從他們敵人的批評裏所能學到的東西，要比從他們的友人的歌頌裏所能得到的更多。” [11]

如果媒體不給公民們自由地發表言論提供平臺，那麽公民們就只能街談巷議，小道消息滿天飛。而小道消息雖然也是壹種言論傳播的渠道，但它很難像新聞自由那樣實現制度化、規範化、法律化，法律可以規範新聞自由，但很難規範街談巷議。街談巷議也不完全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的主體是公民個人，而街談巷議的主體是許許多多無名氏；行使言論自由權的公民要對自己的言論承擔責任，而街談巷議由於沒有具體的主體，因此即使嚴重失實，也難以追究或制裁。街談巷議的盛行往往與沒有新聞自由有直接關系，公民們的言論需要表達，既然不能在報刊上公開表達，就只好屈就於街頭巷尾的表達。從歷史上看，當街頭巷尾的表達成為社會輿論的主要表達渠道時，它有可能是革命的前兆，這對表達者和壓制表達者、進而對整個社會都是非常不利的。歷史已經證明，禁止人們發表言論，禁止媒體報道事件真相，只會更加激起人類的好奇心，使持異議者“更堅持社會的基礎已經腐朽的信念，和更狂熱地尋求發表他信念的別的方法。恐怖並不能改變意見。壹方面，恐怖只能加強那種意見；另壹方面，恐怖只能使意見的實質成為大家都註意的問題，而他們原對這意見是毫不註意的。當美國海關認‘老實人’為猥褻小說而加禁止的時候，卻引起了本來只知其名的成千成萬讀者的頑強的好奇心。當英國政府在1925年以煽動罪控訴共產黨人的時候，由於每天審判的報道和社論對於此案結果的討論，使在別的情況下原來不願麻煩去知道什麽是共產主義的無數讀者都知道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到現在為止，沒有壹種禁止的方法不使被禁止的東西反而比其他任何方式更能獲得廣大的流傳。” [12]

新聞自由作為壹種自由所追求的秩序是自由基礎上的秩序，而不是犧牲自由的秩序，如果為了秩序而完全犧牲自由，那將脫離憲政的軌道而滑向專制。在專制體制下也可能有新聞報道，但沒有新聞自由，而沒有新聞自由的新聞報道不可能是客觀、真實的，客觀、真實既然是新聞的生命，那麽，不客觀、不真實的報道就意味著新聞的窒息和死亡。總之，言論自由意味著公民不僅可以發表言論，而且這種言論應該是自由的，即他們可以就各種事務發表各種言論，只受法律的規範而不受強權的管制。新聞自由意味著媒體在報道新聞和反映公民意見時應該是自由的，即客觀、公正、真實地加以報道，只受新聞職業的約束（包括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而不受權力的支配。

四、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

出版作為壹種行為本身並不壹定表達思想和意見，表達思想和意見的是其出版的文字（包括繪畫、音樂、攝影等），出版只是幫助實現其思想和意見的手段。沒有出版自由，公民的言論將被限制在極小的範圍內傳播，如口口相傳、手抄本、打印稿等，而出版行為則極大地傳播了公民的言論，它不僅將公民的言論廣泛地擴展開來，而且使公民發表言論的自由正當化、合法化。 [13]

公民有出版行為並不等於公民有出版自由，在出版業已經相當發達的現代社會，完全禁止公民的出版行為在任何國家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公民總是在出版壹些他們的文字，但這些文字也許是經過嚴格審查後才出版的，甚至可能是被授意寫作的，這樣的出版行為就不能視為出版“自由”。因此出版自由應當包括兩個方面，壹是有出版行為，二是有出版的自由——出版什麽，何時出版完全由出版人和出版商在法律的範圍內自行決定。至於官方的出版行為，如大規模地編寫、出版有關宣傳材料或官方認為有利於社會穩定的書籍等等，這種出版行為與權力密切相關，而與權利無涉，出版自由是公民（包括法人）的自由，而不是政府的自由，因此盡管政府也可以有出版行為，這種行為也可能具有正當性，合法性，但它們不屬於出版自由的範疇。

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雖都是公民表達思想和意見的自由，但形成文字的思想和意見往往要比壹般的言論更成熟，往往經過了表達者更長時間的深思熟慮。 [14]書籍是“把創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純凈的精華保存起來”，“等於把傑出人物的寶貴心血熏制珍藏了起來”， [15]因此通過出版途徑而發表的意見往往比壹般言論發表的意見更多地體現了人類思想中的智慧和精華。 [16]同時，由於口頭發表言論時可以借助形體、聲音、表情、動作等，因而可能更有煽動性，更富於激情，更容易感染和打動聽眾，在壹種群情激憤的場合，聽眾可能壹時難以辨別發言者言論的謬誤而被其誤導；而通過出版表達的思想和意見卻無法借助這些情境因素，這使作者必須更註意邏輯的力量，更註重以“理”服人，只有他的文字中充滿理性的光輝並且經得起人們反復推敲時，他才能真正使讀者信服。即使是“煽情”，文字的煽情也比口頭語言的煽情需要更充分的材料和更嚴密的論證，從而減少了其盲目性，因此通過出版發表的意見比通過言論發表的意見壹般來說更理性、更嚴謹，對社會也更安全，更利於培養人們的獨立思考和冷靜判斷，對民主過程中的過分激情有抑制而不是助長的作用。也正因為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禁止出版自由就是禁止理性思考的公民表達理性，同時禁止其他公民傾聽理性。禁止言論自由可能在事實上主要是禁止了大眾發表意見的自由，而禁止出版自由則往往是在禁止社會精英表達思想的自由，前者主要是淤塞了國家民主建設的渠道，後者更多地是扼殺了壹個民族智慧的聲音。如果既禁止言論自由，又禁止出版自由，那麽社會中就只剩下壹種自由——權力的自由。壹個社會要是“容不得知識淵博的臣民”，“把最有知識的公民當作國家的敵人看待”，“禁止議論政府的活動，禁止教育人民，就是管理制度有缺陷的無可爭辯的證據。” [17]

五、言論自由與選舉權

言論自由是公民行使選舉權的前提，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有競選，而沒有競選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如果言論不自由，候選人就不能充分地闡述自己的施政綱領，也不能尖銳地抨擊其他候選人的主張，尤其是不能對已經當選並正在臺上、但面臨換屆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批評——即對當政者提出批評。如果允許後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壓制其他候選人的言論自由，選舉就失去了公平性，選民就難以識別各候選人的真相，進而難以進行選擇。沒有言論自由，選民之間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和討論，不可能有激烈的意見交鋒。選舉既然是尊重選民的意見，那麽首先應當允許選民“自由地陳述他的意見”，如果他“被迫而默不作聲，毫無動作，那他就變成了啞巴和不能言語的動物了，在政策的制定上，他的人格就被忽視。”“到那時候，被重視的意見只有和操權者意誌投合的意見了。無言就被認為同意；制成法律的種種決定所反映的，就不是社會的總的需要，而只是在權力根源上能夠令人感覺到的有勢力的需要。” [18]公民對自己的代表的選擇不僅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對候選人的充分了解和比較的基礎上，選民如果對候選人茫然無知或知之甚少，其“自願”投票不過是盲目投票而已。

在民主制度下，通過民主討論、商議進行決策的制度，其本身必然包含了言論自由的要求，沒有言論自由就不可能實行民主。公民在選舉中的言論自由，包括在全民公決、全民討論等公民行使民主權利中的言論自由，通常被認為是政治性的言論自由，它是言論自由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與商業性的言論自由、文化性的言論自由、私領域的言論自由的區別在於，這種言論自由是不受言論本身的內容限制的。在民主國家，人們在討論國家和社會事務（包括選舉公職人員）時，人人有平等參與的權利，在參與中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雖然可能每個人的發言會限定在壹定的時間範圍內，每個人發言之前要經過會議主持人的許可，但這種為了有效商討、有序議事而維護會議秩序的措施本身是經過大家討論共同決定的，而且無疑是明智的。言論自由“並不保護沒有節制的廢話。它並不要求，不論什麽場合，每壹個公民都要參與公共討論。它甚至不保證每壹個公民都有機會參與討論。”如果20個公民觀點壹致，那麽由他們中的某人向會議宣讀他們壹致同意的發言稿即可，而其他19人在會議上“再次宣讀同樣的發言稿，就是荒唐可笑的，違反規則的。”“關鍵之處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話，而是每件值得說的事情都可以說出來。……每壹種已知的不同觀點都有且只有壹段表達的時間。但是無論怎樣安排，都必須符合壹個重要的原則——用否定的方式來闡述，就是，不應拒絕傾聽任何政策建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意味著，可以基於其他理由禁止壹個公民說話，但是不應因為他的觀點被認為是虛假的或危險的就禁止他說話。” [19]也就是說，民主政治生活中的言論是應當充分自由的，這種自由並不是說各種觀點和意見可以不受時間限制、不顧議事規則的任意表達，而是指保障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觀點都應當有平等的表達機會，不能壓制某些言論不讓其表達，也不應給予某些言論較長的表達時間而給另壹些言論很短的時間表達。言論自由並不是“任何人想說就說，想在什麽時候說就在什麽時候說，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說誰就說誰，想對誰說就對誰說。任何壹個理性的社會都會基於常識否認這種絕對權利的存在。” [20]民主議事中實行言論自由的目的是為了“使投票者盡可能地明智”，而為了保證他們能夠明智地投票，就需要讓他們在投票前了解所有情況，傾聽所有觀點，“只要時間允許，所有與問題有關的事實和利益都應當在會議上充分、公平地展示出來。事實和利益的展示必須使人們可以比較不同方案之間的明智和可行。” [21]美國大法官布蘭代斯認為，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壓制公共討論中的言論自由才是可以的，即“緊急狀態”。因為此時“言論自由所能引起的明白的禍患是如此緊迫以致來不及充分討論就會發生，……倘若還有時間通過討論來揭穿謊言和謬誤，得以用教育的方式防止禍患，那麽補救的辦法就是更多的言論，而非強制的緘默。只有緊急情況才能證明壓制的正當性。”他實際上是在說，“危險並不能證明壓制的正當性”，民主國家的人民“不害怕任何觀念”，不會因為某些觀點“危險”就拒絕傾聽，“只要我們有壹個公平的機會去考慮它。” [22]因此，各種觀點（而不局限於主流觀點、正統觀點、權威觀點）的充分表達，是選舉等民主議事過程中言論自由的精髓所在。

六、言論自由與創作自由

“創作自由”在各國憲法中的表述不完全相同，它通常包括學術自由、藝術自由、科學研究自由等。據《成文憲法的比較研究》統計，世界上142部成文憲法中，規定了“學術自由”的國家有34個，占23.9%，規定了“藝術自由”的國家有17個，占11.9%，如德國基本法第5條第3款規定：“有自由從事藝術、科學教育和研究的權利。教育自由應忠誠於憲法。”希臘憲法第16條第1款規定：“藝術和科學、研究和教學自由，國家應鼓勵和促進它的發展。學術自由和教育自由必須忠誠於憲法。”泰國憲法第42條規定：“學術自由受到保護。但不得與公民的義務相違背。”意大利憲法第33條規定：“藝術與科學自由，以及藝術、科學教育自由。”厄瓜多爾憲法第144條規定：“科學研究、藝術創造及其成果的公開發表是自由的。”[23]

在現實生活中，“創作”往往是某部分公民的行為，真正能夠實行創作的通常是少數人，但“創作”作為壹項“自由”是屬於所有人的。“創作自由”要求國家和社會對所有人都敞開創作的大門，對壹切可能的創作都予以鼓勵倡導，提供方便，而不允許幹涉、禁止。至於是否能夠創作、有沒有能力創作不是憲法所關心的問題，憲法只是保障每壹個公民都應當有創作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意願、興趣去創作，最大可能地發揮出他們自己的創造力，而不是為他們確定創作內容，指定創作方向，讓他們在某種框架內創作，要求他們的創作必須“為……服務”，更不能強制他們創作，創作自由包括選擇不創作的自由，正如言論自由包括選擇發表言論和不發表言論壹樣，自由本身都包括了不作為的自由。在創作領域，實行的是自由原則而不是多數決的民主原則，在該領域“應該盡可能多地運用自發的社會力量，而盡可能少地借助於強制，”這是壹個“基本原則”。[24]國家對某些領域的管理如軍事、國防、治安、交通等，可以而且應該較多地運用強制的手段，而對另壹些領域如文學、藝術、教育、科技、文化、學術等，則應當盡可能地避免直接用強制手段介入，而允許個人在這些領域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這裏不能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或多數服從少數，也不宜用行政的方式直接管理，而應當尊重每個人的創作自由，創作自由屬於每壹個個體，是個人的權利。[25]

言論自由是創作自由的前提。創作是人類的最高級勞動，它不僅僅是“作”，而且是“創造”性地“作”，這意味著創新和突破。而創新和突破往往需要對舊有的規範、體制、思路、模式提出懷疑和挑戰，提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可能是奇思異想、奇談怪論、荒誕離奇、大逆不道的觀點，自然科學是如此，社會科學也是如此。如果壹個社會不能容忍這樣的言論，這樣的言論不能在社會上自由發表，這個社會就很難創新。即使是“異端邪說”的書籍或言論，“它對壹個謹慎而明智的人來說，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幫助他善於發現、駁斥、預防和解釋。……壹切看法，包括壹切錯誤在內，不論是聽到的、念到的還是校勘中發現的，對於迅速取得最純真的知識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26]“在這個世界中，善與惡幾乎是無法分開的。……關於惡的認識與觀察對人類美德的構成是十分必要的，對於辨別錯誤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們如果想探索罪惡與虛偽的領域，又有什麽辦法能比讀各種論文、聽各種理論更安全呢？”[27]懷疑和批評是科學發展的必備要件，而懷疑和批評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壹部分，禁止懷疑和批評的言論，科學就不能繁榮，文化和經濟也不能發展。“這正如韋伯夫婦在報道俄國每個企業的情況時所說的：‘在工作進行時，任何公開地表示懷疑，或者甚至擔心這個計劃會不會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變節的行為，因為它們可能會影響其他工作人員的意誌和努力’。當所表示的那種懷疑和擔心涉及的不是個別企業的成功而是整個社會的計劃時，那就壹定更會被當作陰謀破壞來看待。”[28]禁止言論自由而強求意見的壹致而給科學造成的窒息已經壹再被歷史所證明，在納粹德國和蘇聯時期，推行意見統壹“甚至適用於那些顯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關系相去甚遠的領域，特別是壹切科學領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學領域。……在直接涉及人與人的關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響到政治觀點的學科中，如歷史、法律和經濟學等，對真理的無私探討在集權主義制度裏是不可能得到許可的，而對官方意見的辯護卻成了唯壹目標。在所有集權主義國家裏，這些學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話的最豐富的工廠，而統治者就用這些神話來支配他們的子民的思想和意誌。因此，在這些領域裏甚至連追求真理的偽裝都被拋棄了，什麽學說應當傳授和發表都由當局來決定，這是不足為奇的。”“對意見的集權主義的控制也擴展到那些初看起來似乎沒有政治意義的課題上去了。……各種不同的集權主義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惡那些以較為抽象的形式表現的思想……。無論把相對論說成是‘猶太人對基督教基礎和日爾曼人物理學的壹種攻擊’也好，還是說它受到反對是因為‘它同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有矛盾’也好，總之，它們都是殊途同歸的。不管某些數理統計學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擊是因為‘他們成了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的壹部分，並且是作為資產階級仆從的數學的歷史覺悟的產物’也好，還是整個這門學科遭到詆毀是因為‘它沒有提供能夠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保證’也好，這也是沒有多大差別的。”集權主義通常反對“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而要求“每壹個活動都必須有壹個自覺的社會目標來證明它是正當的。決不能有任何自發的、沒有領導的活動，因為它會產生不能預測的和計劃未作規定的結果。……這個原則甚至擴展到了遊嬉和娛樂上去”，如“‘我們必須壹勞永逸地結束下棋的中立性。我們必須像譴責‘為藝術而藝術’那樣永遠譴責‘為下棋而下棋’的那個公式。’”[29]筆者認為，集權主義者之所以仇視壹些與政治無關的科學研究，是因為他們有壹種心虛的自大狂，他們總是以真理的化身自居，在科學面前沒有壹種謙虛態度，所以他們對那些自己完全不懂且很難裝懂的知識要麽極力貶低（說它們毫無價值，如“脫離生產和實踐”，“是資產階級的無病呻吟”），要麽就將它們統帥在“政治”之下，視其為附在皮上的毛、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使用。他們以國王自居，不能容忍任何人與他們平等；同時他們又以知識和真理自居，不能容忍別人也擁有和他們壹樣多、甚至比他們還要多（哪怕是在某壹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真理。如果有這樣的人，他們就會感到難以控制，會覺得至少在某些領域這些人的思想遊離在他們的視線之外，這會使他們覺得不安甚至惶恐。

“科學壹旦不能為真理而必然只為壹個階級、壹個社會或壹個國家的利益服務的時候，爭辯和討論的唯壹任務就是辯護和更進壹步傳播那些用以指導整個社會生活的信仰。正像納粹的司法部長所作的解釋那樣，每壹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問它自己壹個問題，就是：‘我是不是為了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務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於是“真理這個詞的本身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它不再說明某種有待發現的東西，……它成了某種要當權者規定的東西，……由此釀成的對於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態度，甚至對於真理意義的意識的喪失，獨立探索的精神和對理性信念所具有的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及在每個知識分子中所存在的意見分歧都成為須由當權者加以決定的政治問題的這種情況”，[30]這壹切都不僅在蘇聯曾經上演過，在我國文革時期也曾經發生。大量事實都已證明，哪壹個領域沒有言論自由，哪壹個領域就難以創新，政治領域也不例外。即便是在封建社會，每逢政治領域需要創新和突破、政治體制需要改革時，都會特別倡導廣開言路，大膽陳詞——當然，這是言論開放，而不是言論自由，言論開放是官方的政策，言論自由是個人的權利。而國家和社會的某壹個領域沒有言論自由不太可能是孤立存在的現象，它必然意味著在其他領域也程度不同地沒有言論自由，如果僅在某壹個或某幾個領域出現了“廣開言路”的局面，那很可能是言論開放而不是言論自由，並且壹般來說這種“爭鳴”都不會持續太久；如果它確實屬於言論自由，那它很快會波及到其他領域，從而成為推動壹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標誌。

七、言論自由與受教育權

壹個有言論自由的社會，其公民所受的教育應該是多元的、開放的教育，是允許質疑權威、倡導獨立思考、鼓勵新觀點、新思想的教育，是師生互動、討論充分、平等交鋒的教育。

現代社會的受教育權主體是全體公民而不是少數特權階層，特權階層的受教育權自古就有，而民主社會要求受教育是人人都享有的權利，不僅統治階層中的人有，被統治階層的人也有，人民都普遍受過基本教育是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的壹個基本特征，正是這個特征以及現代社會發達的資訊、開放的媒體使得愚民政策“失靈”。與專制社會總是實行愚民政策、喜歡用簡單的口號標語“武裝”人們的頭腦不同，自由社會從不懼怕公民的智慧，相反，它總是倡導公民們學習、思考、受教育，發表意見，勇於創新。在專制政府統治下，言論自由是多余的，對國家及其統治階級是有害的，因為言論自由必然導致思想的百花齊放，而專制社會追求的是思想上的“統壹”，在這樣的社會裏，公民受教育也是多余的，因為人民越無知、越沈默就越方便統治。“傳播知識的整個機構——學校和報紙，廣播和電影——都被專門用來傳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會強化人民對當局所作決定正確性的信心的意見；而且，那些易帶來疑竇或猶豫的信息壹概不予傳播。人民對這個制度的忠誠會不會受到影響，成為決定某條信息應否被發表或禁止的唯壹標準。”[31]思想活躍和頭腦智慧的人可能是好公民，但不可能是好臣民，這樣的人越多，不合理的統治就越困難。因此在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它使國家和公民雙方受益，壹方面公民獲得了發表意見、參與國事的自由，另壹方面也促使國家了解公民的意願，滿足公民的合理願望，改進政府的工作。而公民是否能夠充分、合法行使言論自由，有秩序、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理性、文明地開展辯論而不是攻擊和謾罵，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直接的關系。這種教育不僅是知識和文化的教育，不僅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的訓練，而是包括了現代民主、自由、法制的教育。

言論自由對於受教育權的意義，在學生方面，它不僅促使學生學習知識，掌握技能，而且幫助學生學習怎樣思維、培養其懷疑和批判精神，使之不輕信，不盲從，進而成為有獨立人格的人。“我們的信仰和知識，正和我們的肢體與面容壹樣，愈運動愈健康。……不問原由地相信壹個事物，那麽縱使他相信的是真理，這個真理也會變成他自己的異端。”“哪兒有學習的要求，哪兒就必然有爭論、筆戰和分歧的意見。因為善良人們的意見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識。”限制言論自由“比壹個海上的敵人堵塞我們的港口與河流更厲害，它阻撓了最有價值的商品——真理的輸入。”[32]沒有言論自由的學校教育，是滿堂灌的機械式教育，培養的是熟練的死記硬背的機器和被異化了的唯唯諾諾的人，而不是充滿自由精神、有思想、有責任感的現代公民。

言論自由對於受教育權的意義，在教師方面則要求有教學自由，即在教學和科研中宣講自己的觀點、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的自由，而不必“為上是從”。教師的教學自由雖不屬於受教育權的範疇（受教育權應是受教育者的權利），但與受教育權有密切關系，教師有沒有教學自由、有多少教學自由都直接關系到學生受什麽樣的教育以及受教育的質量。如果教師的教學必須在統壹的口徑下“傳道、授業、解惑”，那麽其所傳的“道”很可能是壹種灌輸，說授的“業”也多半是壹種說教，他們不可能真正為學生“解惑”，相反只會令學生“無惑”。學生的“統壹思想”往往源於教師的“統壹思想”，正如要培養學生有獨立見解首先需要教師有獨立見解壹樣。在納粹時期，“德國的學者和科學家們，除極少數例外，都欣然委身於新的統治者。這種作風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全部歷史中是最令人沮喪、令人感到可恥的壹幕。大家都很清楚，特別是那些大聲叫嚷著要充當率領人們向壹個新的更好的世界進軍的領袖的那些科學家和工程師，幾乎比任何其他階級都更容易屈從於那種新的暴政。”[33]在這裏，教師們（尤其是大學的教授們）是否有教學自由不僅涉及到教育質量，而且涉及到他們自己做人的尊嚴。同時，教師的教學自由還意味著他們有不從事某些與教學無關的官方活動的自由，有不參加那些幹擾他們教學的政治運動或至少在這些政治運動中不發表意見（保持沈默）的自由。真正的學者“向社會索取的唯壹報答是不要幹擾他，讓他呼吸寧靜和新鮮的空氣”，在這種寧靜和新鮮的空氣中，他們“受他本人渴望給予的心理所驅使”，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他的創造力是對內心沖動的壹種反應，”[34]而不是來自外界的壓力，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來自政府的課題要求或來自某些有條件的資助。在文革中將教師關進牛棚是對教師“人身自由”的嚴重侵犯，而文革後時代行政教育管理部門要求教師填寫沒完沒了的表格則是對教師“教學自由”的嚴重幹擾。憲法上的言論自由賦予教師們有公開批評國家教育制度及其政策的權利，有提出改進國家教育體制、改善教學管理的權利，有批評國家教育部門官員及其行為並不會因此而受打擊報復的權利，有自己的教學自由受侵害後公開有關“內幕”的權利，等等。

言論自由對於受教育權，在學校方面有雙重意義。對內而言，學校不僅擔負著培訓學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任務，而且要給予他們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和訓練，要培養他們的人文關懷精神，學生在學校不僅應學到文化知識，而且要受到壹種公民教育。在課堂上的踴躍發言、挑戰權威是他們將來在社會上積極行使言論自由權的演習，學生時代的勤於思考、長於表達是他們將來行使公民的民主權利、參政議政的基礎。因此學校在幫助學生實現其受教育權的過程中，要貫徹言論自由的精神，要保證教師和學生在學校享受到充分的言論自由。對外而言，學校應當有自己的聲音，包括有自己的教育方針、教育理念、教學管理以及與此有關的人財物等方面的自主權。學校（尤其是大學）不是政府下的半官方機構，不是行政的附屬物，不是國家政策的註釋者和宣傳機器。政府動輒對學校進行“評估”，像檢查自己的下屬機構壹樣檢查學校教育的質量，是完全違背教育的宗旨、違背大學“學術自由”精神的。政府與高校壹旦形成壹種“上下級”或“準上下級”關系，壹方面勢必會助長政府對思想、文化、科學、教育等領域的幹涉，在這些特別需要自由的領域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只會扼殺這些領域的自由進而扼殺全社會的自由；另壹方面政府與高校之間的“上下級”或“準上下級”關系也很可能會促使學校以及學校中的校長及教授們的順從，扼殺他們的獨立自由精神。科學家們“屈從於權勢的行為，很早就已出現於德國了，它是同國家組織下的科學的重大發展齊頭並進的，而今天這種科學在英國成為壹種專門搞贊揚的科學。德國最有名的科學家之壹，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壹蕾蒙以柏林大學校長和普魯士科學院院長雙重資格，在1870年的壹次演說中毫無羞恥地宣稱：‘我們坐落在王宮對面的這個柏林大學，按照我們基金的契約來說，就是霍亨索倫王室的思想衛隊。’”[35]

因此壹個社會中即使有學校，公民也受教育，但如果學校（尤其是大學）沒有言論自由，這種教育就可能只是把人工具化的基地，它可能偏重某些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對人的探討和關懷，忽略了培養對自由的尊重和熱愛。大學是出思想的地方，如果大學是思想的荒蕪地，那麽很可能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已經沒有思想，或者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思想被不正常地隱藏到了勞改場所、五七幹校以及其它最底層的社會角落，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思想便無從表達，大學這個最能體現思想自由的地方都沒有言論自由，那麽，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壹般民眾就只能擁有統壹的口號，統壹的標語作為他們的唯壹的思想和言論了。由於民主國家的教育是面對所有公民的教育，並且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是民選產生的，這就意味著在現在受教育的公民中可能產生未來的國家領導者。[36]而處於統治地位的人若只“受過機械方面的訓練，”那麽他們有可能“對待人材就像對待自己的機器壹樣，把他們視為壹種受法律制約的沒有感情的東西，而這些法律，控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來利用。這樣壹種制度所表現的特征，是壹種冷酷的殘忍，與我們所知道的以往的暴政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壹個受過專門訓練的寡頭政治集團，通過控制飛機、海軍、發電站、汽車運輸等等，建立起壹種幾乎無須安撫國民的獨裁統治，是完全可能的。”某些權力型的演說家如果能夠控制教育，“他會使教育由訓練和集體麻醉組成，而將知識和判斷留給無人性科學的冷酷信徒。”[37]而如果學校有言論自由，上述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

八、言論自由與公民監督權

民主政府既然由民選產生，就應當受民眾監督，這是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壹個好政府和壹個壞政府同樣容易發生錯誤”，[38]因此不論好政府還是壞政府都應當受到公民的監督，只是壞政府通常拒絕這種監督，而好政府則能夠主動接受監督。但不論政府對公民監督的態度如何——接受還是不接受，歡迎還是不歡迎，監督政府都是民主法治社會中公民的基本權利。這壹權利的存在是識別民主或專制政府的標簽之壹。而是否有壹個能夠主動接受民眾監督的政府卻不能成為這樣的標簽，主動接受民眾監督的政府可能是好政府，但不壹定是民主政府——開明專制的政府也可能如此。

民眾監督政府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尤其是新聞自由是以監督政府為使命的。此外，公民的批評、建議權，申訴、控告、檢舉權也是監督權的重要形式，[39]其中，“批評建議”通常是通過言論、出版、通訊等形式表現的，如公民以口頭或書信、電話、意見書等形式對政府工作提出批評或建議，或著書立說詳細分析有關政府工作的弊端並提出改進意見，因此“批評建議權”似難以單獨成為壹項憲法權利，而是應當被作為憲法權利的言論自由所囊括，它是言論自由的壹種，都屬於表達自由的範疇，所不同的是，它針對的對象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而言論自由的對象包括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卻不局限於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至於申訴、控告、檢舉權應是訴權的壹部分，可以被訴權所含蓋。因此“監督權”似很難成為壹項獨立的憲法權利，它更像是對若幹憲法權利如言論、出版、新聞、通訊自由以及訴權等的某種概括，很難想象離開這些憲法權利的監督權是什麽，又怎樣行使。同時監督權也並不是這些憲法權利的綜合，因為言論、出版、新聞、通訊自由以及訴權等並不壹定都涉及監督權的內容，如商業性言論，娛樂性出版，私人間的通訊以及民事案件的起訴等，就不屬於監督權的範疇。正像政治權利、精神自由等不是壹項專門的憲法權利而是某些憲法權利的概括、但又概括的不十分準確（至少很有爭議）壹樣。[40]

九、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

當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相結合的時候，就自然地產生了傳教自由，同時也必然要求宗教寬容。妳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我有信仰佛教的自由，妳有傳播天主教的自由，我有傳播伊斯蘭教的自由，妳有布道的自由，我有講經的自由。任何壹方不能禁止另壹方的宗教言論，因為根據平等原則我們每個人都享有同樣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政治上和在宗教上壹樣，“要想用火與劍迫使人們改宗，是同樣荒謬的。兩者的異端，很少能用迫害來消除。”[41]要實現全體公民而不是部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除了要貫徹平等原則以外，還必須有言論自由：相同宗教信仰的公民通過語言相互溝通，交流情感，尋找共同的宗教體驗；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通過言論傳播自己的教義，爭取信眾，同時在傳教中彼此尊重，尋找和諧相處的共同點，以避免宗教戰爭，實現人類和平。言論自由是有界限的，在宗教領域表現為不能在宣傳自己教義的同時發表攻擊其他宗教教義的言論，不能為了擴大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侮辱、詆毀、誹謗其他教派的學說。法律為言論自由劃出界限是為了人與人之間的相對和諧，法律為宗教自由劃出界限也是為了教與教之間的相對和諧，言論自由超出法律界限時被侵權者可以訴至法院裁決，宗教自由超出界限時被侵權者也可以尋求司法途徑以救濟。但憲法上的公民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指向是，公民有批評政府宗教政策（如不能平等對待各教派）的權利，有在政府侵犯了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後表示抗議、呼籲社會關註的權利（如果因政府侵犯了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提起訴訟，則屬於訴權而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42]

那麽，某宗教團體內部是否可以禁止其成員在社團內部發表不同觀點呢？應當說，在不違背本宗教根本教義的前提下，教徒們應當有就教義的內容、含義進行討論的自由，有對本組織的活動提出批評、改進建議的權利。如果對這樣的言論不能容忍，則該組織內部的制度可能是不民主的，而現代法治社會的宗教自由和結社自由要求宗教團體內部應貫徹民主管理的原則。

十、言論自由與通訊自由

通訊往往也是壹種言論，這種言論也是壹種表達，但它與言論自由之間是有明顯區別的。首先，通訊自由是在特定範圍內的表達，“特定範圍”（如朋友、家人、同事）是通訊自由的重要特征，如果他人任意擴大這壹範圍則可能構成侵權（如不經本人同意將私人信箋公開）。因此通訊自由往往與通訊秘密結合在壹起，是特定人之間的意思表達，通常屬於隱私權的範疇——所不同的是，通訊自由強調的是權利人擁有壹種“自由”，他人或政府不得幹涉；通訊秘密強調的是通訊的“隱秘性”，他人或政府不得給予曝光。[43]而言論自由從廣義上說，既包括了私下場合的言論自由，也包括了公開場合中的言論自由，而且壹般以後者為主。言論自由壹般是可以公開表達的言論，甚至發表言論者追求的就是言論的公開性及其所帶來的效果。

其次，通訊自由所表達的內容，雖不排除公共性意見的表達，如私人之間談論時事，議論朝政，但更多的可能是私人性話題，如家庭瑣事、個人隱私、感情交流、人生感慨等。而言論自由中所指的言論，雖包括私人言論，但主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論，是公民們就與國家和社會利益有關的事務進行討論、發表意見。因此通訊自由通常屬於“私”權利範疇，言論自由通常具有“公”權利之特征。

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汙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汙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汙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系，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雇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制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延伸閱讀 經濟學者談極權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作者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真實情況是，中共通過與資本主義結合，把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中共的制度改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結合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中共在政治層面從未改革集權專制制度；但從經濟層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絕大多數西方人始終看不懂中國，他們總以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們相信，既然中共的經濟改革開始擁抱資本主義，那麽它就會擁抱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恰恰是在這壹點上，西方觀察者們大錯特錯了，他們過於簡單化的思維導致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質。中共拋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擁抱資本主義，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但是西方觀察家們等來的卻是中共越來越嚴密的專制控制。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與衰老

在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時誕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毛澤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中國改革中最實質性的問題已幾乎被歷史煙雲湮沒了。大家往往習慣地說，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那是個比喻，卻並非壹種清晰的制度架構描述。世界各國當中，權貴資本主義在東亞國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國家現在依然十分興盛，而共產黨資本主義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資本主義截然不同。

中共獨創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當今世界，都是獨此壹家，別無分店。在經濟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大體上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共產黨宣稱自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但他們發現，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幫助紅色政權鞏固地位，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讓共產黨幹部們當上了資本家。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由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主導、掌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黨，通過扶持、發展、利用資本主義，延續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壹切權力均由共產黨壟斷，全面的政治高壓和嚴密的社會管控扼殺了民間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或行動。

之所以現在來分析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是因為它活到20歲時就出現了明顯的衰老跡象，我將在另壹篇文章裏分析這個衰老跡象的種種現實表現和中共高層的相應煩惱。本文的目的是簡要介紹共產黨資本主義從何而來。如果不懂得共產黨資本主義如何誕生、如何運轉，就無法理解它為什麽這麽快就衰老。對於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士而言，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衰老規律，也是思考中國未來政治制度轉型的壹把必備的鑰匙。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在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搖籃裏誕生的。為什麽共產黨要擁抱資本主義？答案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失敗的教訓中。中國的80後、90後都是改革開始後出生的，從來沒見過改革之前的狀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蘇聯模式到底是怎麽回事。從那個被中共拋棄的蘇聯模式開始講起，才能明白，為何中共從來不肯老實說明，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裏，共產黨幹部是怎樣成為資本家的，而共產黨資本家們又是如何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滋潤，鞏固著他們的專制統治。

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沒落

毛主義的制度架構是個“三腿板凳”。這“三條腿”當中，壹條腿是由領袖的個人崇拜支撐下的極權統治；第二條腿是自稱終極真理、強制灌輸到全社會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第三條腿是以全盤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集權經濟管理制度。毛主義的衰落開始於毛澤東的死亡，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松動都從改革經濟制度開始，那是共產黨政權自救的壹種必然選擇。中共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過與中國類似的經濟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壹直到1997年以前都屬於對經濟制度的改變。

經濟管理上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把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決定權全部集中到各級政府手裏。為此設立壹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其中包括總攬經濟權力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省、地、縣均設有履行相應職能的計委），還有壹系列綜合管理部門，如負責工業生產和協調交通運輸的經濟委員會，控制物資分配的物資管理部門，負責資金分配的財政部門和國有銀行，分配消費品的商業部門以及負責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管理的勞動部門。此外還設立分工管理各行業的專業管理部門，全國的主要企業大部分歸這些部管轄，決策由這些中央政府的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企業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自主權，利潤如數上交，資金使用由上級決定，國有企業裏改革前有壹句話，“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很形象地解釋了這種極權的經濟管理體系的特點。

所謂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指的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生產計劃和所需要的人、財、物計劃，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委匯總來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產和人、財、物計劃；經過修改、批準的經濟計劃指標再以正式文件下發給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們再進壹步分解下發。經濟計劃指標壹旦下達，就不容許輕易變更了。上級政府部門每月、每季度、每年嚴格按照計劃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工作業績。計劃管理的僵硬特點是，它不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供求條件變化，而只是簡單地按照上年計劃執行情況加碼，制定出下壹年的計劃任務，其假定是，壹切情況都不發生任何變化。而企業則只能僵硬地重復上壹年的經濟活動，作有限的調整，超產沒獎勵，虧損無處罰。職工吃“大鍋飯”、捧“鐵飯碗”，幹好幹壞壹個樣，漲工資靠國務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沒漲過工資，1978年國務院下文，全國企業四成職工工資上調壹級，僅幾元錢。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80年代的改革時期，主導城市經濟改革的始終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因為每壹項改革都意味著他們要釋放部分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嚴密掌控的經濟權力，企業和民間才能獲得自主經營的有限空間，市場經濟的萌芽才能出現。中央下放貪腐權力，貪腐從那時開始便蔚然成風。

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

經濟制度的市場化究竟是如何與專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觀察家們始終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實際上很簡單，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與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基本相似，無非是企業私有，資本屬於個人；共產黨資本主義唯壹的不同在於，大量擁有資本和企業的資本家們同時也是共產黨員，其中大多數曾經是或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幹部，他們也始終聽命於紅色專制政權。至於中共是如何從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社會裏憑空造成幾百上千萬的共產黨員資本家，他們的私有企業、金融資本從何而來，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當中。

中共建立的屬於名義上的國營企業的黨營企業的民營化是為了擺脫大多數國企瀕臨破產所造成的金融危機窘境。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絕大部分黨營企業長期依賴銀行“輸血”度日，而銀行向國有部門傾註資金越多，自身的經營狀況就越惡化。國有企業的負債快速上升，無法償還銀行，同時也讓企業資不抵債。到了1995年全國黨營企業總體上負債達到資產的85％，即將破產，越來越多的黨營企業開始向銀行“打白條”，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國黨營企業每年對銀行欠息1千多億元。這些黨營企業的貸款就構成了銀行的壞賬，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銀行貸款中20％是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壹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已急升到貸款總額的70％。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中共不得不部分放棄用黨營銀行保黨營企業的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黨營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滅。

為了避免這壹決策把社會上的所有怒火都噴發到中共身上，當局決定實行黨營企業的民營化（當時采用了壹個含義曖昧的改革詞匯—“改制”），讓黨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把民營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這些廠長經理身上。當然，黨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的好處就是，默許他們私吞黨營企業的資產。因此，短短幾年內，大部分黨營企業被民營化到了廠長經理這些幹部的口袋裏，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就是這樣“出生”的。從制度轉型的角度看，壹旦現有企業的大多數都民營化了，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民營化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

中國模式：用資本主義鞏固一黨專政

在中共的正式話語裏，絕不可能講出建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大實話；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場化”，這兩個詞都回避或模糊了壹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究竟是何時解體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麽樣的經濟制度。中共的官方宣傳通常把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視為改革的壹個新起點。這個起點的真實含義是，鄧南巡之後，在決策圈和權貴家族當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攜手走上了建設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最後雙方終於融為壹體，共同變成支配今日中國的紅色資本家；他們之間雖有紅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順眼，時有沖突，但他們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既要發財，又要鞏固一黨專政。

如果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毛主義的經濟制度正式壽終正寢的準確時間點是1997年，從那壹年開始中共的經濟制度正式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或者私有化，或者破產之後將廠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資本家。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紛紛上市，它們的高管們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無償獲取壹部分股票，等上市後股價飆升，就輕而易舉地撈取了紅色資本家們的第壹桶金。不管是作為私有化以後的企業唯壹老板，還是作為大企業股東，這些紅色經濟管理幹部搖身壹變，成了共產黨員資本家。除了這批人之外，各級官員和許多紅二代和官二代憑借關系和權力，也撈取了大筆財富，他們或者是把暴發所得的錢財投資於國內或藏於海外，或者是把錢財用於購買房地產，於是中國又出現了大批共產黨員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這批紅色資本家就組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新體制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力量。他們既追求商業利益，又謀求體制內的權力，至少要在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中建立壹小塊自己的關系網。

誰說共產黨和資本主義有仇？那是馬克思的胡言亂語。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共產黨幹部自己可以當資本家，他們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獨掌政權的旗幟，同時又侵占公有財產而成為呼風喚雨的紅色資本家。資本家的富裕和共產黨的專橫，他們兼而有之。壹個號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在改革中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鞏固了政權。

盡管啟動國企私有化已經很多年了，中共仍然宣稱，它從來“不搞私有化”。這無非是為了掩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新體制在意識形態上明顯的對立，因為私有化徹底暴露了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旗號是掛羊頭賣狗肉。如果馬克思現在從墓中走出來，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麽他可能只有壹個選擇，那就是宣布開除中共的“馬籍”；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很可能象毛澤東所預言過的魯迅在紅色政權之下的命運壹樣，馬克思會被關在中共政權的監獄裏；他如果嫌一黨專政的監獄太殘酷，唯壹的選擇就是表態效忠這個假馬克思主義政權，倘若如此，則老馬從此不姓“馬”。

既然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量資產、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本家手中，他們必然敵視民主；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它成員的永久專政。他們很清楚，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早就該拋棄了，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顯然中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鞏固了共產黨的專政，而且進壹步強化了這個專政，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

江胡時代的官場運轉機制靠“錢老爺”催動，反腐運動之後官場出現全面怠政，如今“經濟督戰隊”上場，標誌著“病急亂投醫”。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問世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之源：腐敗

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2019年3月29日刊登過壹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和諧關系顯然已壹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壹清二楚。官媒也曾寫道：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壹個公司，中共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由於對高利潤的業務調整，同時得罪了股東（各家銀行）和部門經理（地方官員），於是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部門經理在那裏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結果連累得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中共改革後的制度曾經壹度展現出相當的“活力”，在引進外資和推動房地產開發方面營造出短期的經濟繁榮。因此中共覺得，它已經找到了振興、崛起的道路，甚至飄飄然地以為，這樣的“中國模式”可以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中共領導層從來沒有意識到，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就隱藏在它那獨特的“生命力”當中，那就是，各級官員近乎瘋狂的“發展經濟”之舉，是靠腐敗的瘋狂動力來點燃的，而全面廣泛的腐敗最終必然把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送進死胡同。

許多人對中共官場普遍腐敗的認知，壹般都聚焦在官員品行和“上行下效”這些方面，很少會從中共改革開放制度運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紀末國內有學者曾經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這樣講當然是為改革中普遍的腐敗化妝遮掩。實際上，腐敗不是中共“改革”的“潤滑劑”，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下官場得以運轉的唯壹“燃料”。

中共集權體制官員驅動機制的歷史演變：從政治恐懼到“財欲”驅動

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主要靠自上而下的黨政系統來運作，而對官員的驅動機制起著關鍵性作用，如何讓官員們為貫徹高層的意誌而拼命執行，決定了這個集權體制能否有效運轉。之所以要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它與本文後面要談的中央最近推出官場“經濟督戰隊”有密切關系。

在毛時代，官員的驅動機制主要靠兩個因素構成：其壹是對毛的盲目崇拜，因此產生了唯命是從；而另壹個因素更重要，那就是對政治打擊的恐懼，這屬於逆向驅動。在政治高壓下，任何官員敢於違背上級意圖，就可能受到殘酷的政治打擊而壹敗塗地。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毛澤東號令天下無所阻的根本原因，官員們唯恐“跟不上”，而絕不敢“反著來”或怠工。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套驅動機制不靈了，官員們是否積極執行改革政策，主要靠建立在對改革認知基礎上的自我意願。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政策，主要不是靠強迫行政命令，而是靠講道理。於是，官場和國有企業界各種態度都有，“想幹才幹，不想幹就旁邊呆著看”。在那個年代，對推行改革政策，有的人積極，有的人反感，更多的人是“上面推壹推，下面動壹動”；積極改革的，未必都提拔，消極改革的，也不見得必定被懲罰。因此，80年代在官場上從未出現過改革“狂潮”。

而從九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基本形成，官員驅動機制主要不再依靠官員的自我意願，更不是政治打擊，而是官員們的財欲。高層通過“搞活”、“開放”、“改制（私有化）”等等政策，為官員們打開了允許撈錢的大門；只要有利於GDP，官員們敢想敢撈，都“寬而不究”。這樣，以寬縱腐敗來推動改革開放，就成了江胡時代的隱形國策。用官員們的財欲來驅動官員們為集權體制效力，只有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才會施行，這就是“中國模式”壹時繁榮的實質。

無論是吸引外資，還是開發房地產，極權國家比民主國家都具有獨壹無二的“優勢”，因此也能取得速效。在極權體制下，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資和開發房地產政策推行起來既迅速又高效，原因是，外企的地方政策如“橡皮筋”，而土地又是官有（名義上的國有），背後就意味著敢“撈”的官員們憑借權力便可財源滾滾。與此同時，官員們的腐敗不受民意監督，又得到司法系統保護，索賄收賄便成為“改革開放”的“新常態”。進入這種狀態之後，引進外資和開發房地產已經不需要高層強力推動了，經濟發展有了官場的自發驅動力；官員們為了滿足個人財欲而迸發出立項撈錢的無窮幹勁，當然，強制拆遷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就這樣，“發展（發橫財）是硬道理”成了江胡時代的官場“旗幟”，官員們貪腐的瘋狂推動了盲目的經濟發展，雖然造就了十年出口景氣和十年房地產景氣，但也必然縮短繁榮的時限；最後，出口狂潮遇到美國的次貸危機而壹度熄火，又因美中經貿談判而最後碰壁，房地產熱潮則因制造出危險的房地產泡沫而嘎然中止。於是，經濟繁榮被經濟下行所取代。

貪官們的資產外逃撼動中共的經濟根基

單純的臨經濟下行並不會立刻動搖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架構，而官員們必然的資產外逃行動卻直接撼動著中共的經濟根基。對貪官來說，他們其實始終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恐懼來自官場同事，因為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常態，而同僚們的妒忌也構成威脅，只要有同僚寫匿名信，貪官們就害怕被抓。為此，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官場上就流行壹句為官訣竅，“吐出壹半，上送三級”。大意是，上級官員對下級能撈多少，心中大體有數，要想獲得保護傘，就必須舍得“吐出”撈來的錢財之壹半，送給上面三級的領導，這樣即便有人和自己“過不去”，也能基本上平安無事。與此對應的還有壹句，“專打兩種人，擋路的、吝嗇鬼”。“擋路的”指自己不“撈”，但同僚們覺得“壞了規矩”，“財路”被擋，就要找機會整他；“吝嗇鬼”指的是舍不得“吐出壹半”的人，遇到麻煩了沒人出力保他。

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新的機會應運而生。官員們發現，其實最安全的藏匿資產的地方不是身邊，而是海外，而眾多幫助國內的人到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申請護照、開戶存錢、轉移資產的公司服務周到，於是，象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毛裏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馬群島、文萊和馬歇爾群島等小島國就成了貪官們的“天堂”。他們可以足不出國，卻把大筆資產轉移到中紀委摸不著的地方。於是，“撈錢”之後再把資財轉往境外，成了從權貴到基層小吏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不少官員把錢財轉出去的同時安排親屬子女出國，自己也獲得外國居留權甚至外國護照，然後在發達國家購房置產，準備在官場到齡退休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

紅色精英當中普遍的移民傾向（至少弄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產生了兩個結果。其壹是紅色精英“異族化”，即貪官中移民族猛增。其二是他們的國內行為“占領軍化”，他們不再關心自己“撈錢”的這塊土地未來命運如何，“撈足以後哪怕洪水滔天”。因為有了隨時“撤出”的可能，貪官們“撈”起錢來更加肆無忌憚、心狠手辣，毫無顧忌，而往境外轉錢的手筆也越來越大。

但是，對中共掌權者來說，官員們斂聚了巨額財富，又競相把資產轉移國外，就掏空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基礎，直接沖擊外匯儲備。2014年6月中共的外匯儲備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接近四萬億美元；在接下來的兩年半裏，外匯儲備突然跌到三萬億美元這個中共官方確定的外匯儲備最低“警戒線”。短期內將近壹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流失，就是官員們發現國內反腐風緊、加快往境外轉移資產的結果，而他們的這壹集體行動讓掌權的中共高層直接感受到了“異族化” 紅色精英們對其政權的威脅。

反腐後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失靈

習近平上臺後發動的反腐運動有多重動因，而上述現象是其考量之壹。然而，習近平沒料到的是，反腐運動動搖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江胡時代官場上追求“發展（撈錢）”的那股來自官員們的動力之所以“源源不斷”，關鍵在於寬縱腐敗；習時代改用反腐政策，規定了種種“規矩”，中紀委大刀闊斧地打擊貪官，再加上控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的護照、限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轉出外匯等輔助措施，壹下子既斷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的錢財來路，也斷了他們手中錢財的去路，甚至還斷了他們今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的退路。於是維持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活力”的“燃料”消失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開始消極怠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壹個連高層也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在極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方法是，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放慢的“新常態”，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幹”。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看妳們上面怎麽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幹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幹”，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系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在江胡時代，官場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壹“龍”壹“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在前蘇聯和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壹旦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形成，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

壹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壹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系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現在反習陣營的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習近平陣營的選擇性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胡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官員們並非向往政治民主；他們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系。

“經濟督戰隊”：最後的無效手段

據官媒報道，中共高層現在認為，江胡時代實行的GDP考核機制、個人條線與腐敗化的官員晉升機制，以及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今後要“打斷”。官媒則相應表示，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已經站在了各級官員的背後；在習近平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動員令”的同時，“督戰隊”將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經濟督戰隊”是習近平陣營為了壟斷經濟與鞏固支配其他派系的官員的權力締造的最新發明，在共產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壹項創新。它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前20年的那種官員們為財欲自勵的官場運轉機制失靈了，而毛時代那種靠個人崇拜加政治恐懼的運轉機制也無法再造。那麽，能否發明出壹種與這前兩種機制不同的辦法來呢？最近當局為官員們加了薪，但那只是“胡蘿蔔渣”，與貪腐撈錢相比，實在小得可憐，效用不彰；“經濟督戰隊”只能主要靠“大棒”，逼著官員拼經濟。

在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統治者不需要督戰隊，政治壓力讓官員們乖乖地順從，沒有督戰隊，他們也爭先恐後地按照上面的意思往前沖，生怕自己落後了會被整。現在，“經濟督戰隊”自身遇到了難題，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不是“上戰場殺敵”，官員們不上心不出力，卻可以找出壹萬條客觀理由來搪塞，“督戰隊”面對幾百萬惰怠的經濟官僚，“大棒”也打不出“政績”。

極權體制抓經濟只有兩套體制、兩套路子。毛時代是壹套，江胡時代是另壹套。前壹套已被拋棄，不堪再用；後壹套曾經靠“錢老爺”當“督戰隊”，那壹套現在也不靈了；當前用中紀委來代替“錢老爺”，這樣的“督戰隊”畢竟只能督，而無法取經濟官僚們而代之。中紀委的“督戰隊”只能管到省部級，省以下的督戰隊還得靠各級黨政部門自己安排，“下管壹級”，讓怠政的中層官員督戰怠政的下級官員，彼此心照不宣，很自然就是走過場。況且，督戰屬於臨時性措施，沒法當作長期性制度。如果天天督戰，月月督戰，年年督戰，必然師老兵疲，督戰隊自己也會怠政。對“經濟督戰隊”來說，最難的是沒有執法的尺度，戰場上是退下來就槍斃，抓經濟，怎樣才算“退下來”、該執行“戰場紀律”？因為“經濟大氣候”不好而“想不出好點子”，是否都得“正法”？說到底，這是病急亂投醫。

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出場，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已經進退失據了，如果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再是必修課，讓右派經濟學成為必修課，中共會失去歷史合法性，如果繼續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成為必修課，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階級就會要求共同富裕，中共會因為無法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失去現實合法性，中共要化解統治危機必須塑造爭取共同富裕的形象，必須讓工人階級認為中共最終會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標，於是才有了一系列的針對特定商業資產階級的批判。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的本質是一切關系的總和，人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無法改變人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普遍規律，從觀察半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歷史社會條件還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論證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正確性，論證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人的本質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總和，人本質上是個人自由意誌的產物，個別人依靠個人奮鬥成功完成階級流動的案例可以證明人不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的右派社會學的錯誤，從而論證實行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個別的階級流動的背後本質上還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從上層進入基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無法遺傳父母優質的基因，比如因為從幼兒到成年經歷了父母從半無產階級上升為資產階級的奮鬥過程所以沒有得到好的培養，比如因為失去正向反饋所以自我價值感被剝奪，比如成長過程中因為遇到惡人的傷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負面影響。從基層流動到上層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因為基因突變獲得良好的天賦，比如父母不惜從半無產階級降級為無產階級也要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比如成長的過程中遇到因為貴人所以獲得良好的啟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可以論證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的支配作用，論證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的本質。一個階級要翻身得解放必須對社會進行革命，而不是讓組成階級成員的個人相信資本主義的階級流動理論然後在個人奮鬥的過程中消耗生命。

中國的貧困線標準太低了，只要經濟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中共的分類法裡邊就已經不屬於貧困人口了，中共所謂的扶貧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脫離特色黨制定的貧困線，也就是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事實上即使年收入高於兩千三百元的人，很多還是處在貧困的狀態，被中共樹立為扶貧宣傳的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無法代表廣大實質上還處在貧困狀態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屬於農村裡邊的少數。可以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的人是有機會脫貧的，沒有機會被中共樹立為樣板人物充當群眾演員然後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屬的人是不容易脫貧的，大部份人只是因為中共修改了貧困線的標準名義上脫貧外加在中共的壓迫之下口頭上宣佈脫貧，根本沒有實質上擺脫貧困的狀態。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共是違反人性的，在沒有合適的經濟利益與精神利益作為誘因，沒有生活所迫，沒有合適的社會角色，或者因為被社會環境禍害所以仇恨社會環境的情況下人是不願意勞動的，人通常只會希望自己看著順眼的人發財，希望自己看著不順眼的人社會性死亡，空談艱苦奮鬥與共同富裕是違反人性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黨國資本主義造成的，不結束黨國資本主義就不會緩解貧富兩極分化的程度。根據中共定義的貧困標準，年收入低於兩千三百元才屬於貧困人口，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年收入有兩千四百元，雖然名義上已經脫貧，但是實際上還是貧困人口，而且貧困人口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貧困人口，在中國，即使月收入有兩千三百元，在城市還是貧困人口，根本無法擁有體面的生活。中國社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五千元，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全國納稅人數只有六千四百萬人，根據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統計數據可以得出中國只有六千四百萬人的收入達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結論。商業資產階級鼓吹的市場自發秩序與官僚資產階級維護的黨國資本主義根本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建立無產階級民主與民主計劃經濟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擺脫貧困。

我可以理解躺平的人，或許對於無法離開中國的人來講躺平是最好的選擇。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藍領工人與粉領工人以及白領工人的總收入不如資本家與政府官員的收入的零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長的藍領工人收入最低，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中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份的理由躺平。

延伸閱讀 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般來說，貧富差距是人類的正常現象，因為人的能力不同，獲得財富的多寡自然就會不壹樣。強求絕對財富均等的“大鍋飯”主義已被證明是災難，而北歐國家走“均貧富”的福利社會主義也容易造成經濟滯緩。所以貧富差距的壹個關鍵在於，這個差距是怎麽造成的——是比較合理的自由競爭的結果，還是人為制度造成的弊端。另外壹個關鍵是如何消除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社會鴻溝。 歐美發達國家有民主憲政、法制體系和福利制度三大原則來保障民眾意誌對各項社會政策的最終決策權，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占社會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從而把貧富分化控制在允許的、合理的範圍內，以便實現最大限度的、相對的社會公平。
在今天的中國，除了可以看到驚人的貧富差距之外，還可以看到因為缺乏社會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層社會”形成，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未被利益集團吸納的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從而組成了龐大而復雜的底層社會，並且這個底層社會正在逐漸走向剛性化。

壹.社會財富畸形集中

1. 0.04%的中國人擁有25%的國民可投資資產 招商銀行及貝恩公司2011年4月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個人總體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62 萬億人民幣，其中可投資資產1 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士達50 萬人，共持有可投資資產15 萬億人民幣。 所謂可投資資產是指私人財富中剔除自住房產和流動性較差資產後的資產。按此報告推算，50萬名千萬富毫占中國人口比例為0.04%，他們擁有的可投資資產約占全國的25%。 2. 1%的富裕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財政部科研所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只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這壹狀況在不斷深化與加重之中。 報告還顯示：近60%接受調研的可投資資產1千萬元以上的千萬富翁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而億萬富翁中約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另有幾乎壹半人正在考慮投資移民。 據世界銀行2009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貧富收入差別達到將近1:13。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3.中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65倍。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人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研究報告表明，2008年我國隱性收入總計有9.3萬億元人民幣，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 2008年灰色收入的金額是5.4萬億元人民幣。 王小魯等人據此推算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城鎮最高收入家庭與最低收入家庭的實際人均收入分別是13.9萬元和5350元，差距是26倍，而按國家統計數據計算只有9倍。全國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9.7萬元，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1500元，兩者在2008年相差65倍，而按統計數據計算只有23倍。 4. 基尼系數0.497（2007年）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貧富差距的壹個重要分析指標。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蕩；達到0.6則屬於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壹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開始越過0.4的警戒線， 2004年超過了0.465，此後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國內的基尼系數。 中國社科院2007年《中國社會藍皮書》報告稱，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96，如果以財產分配作計算，全國城鄉居民人均財產分配的基尼系數保守測算達到了0.653。而據中國人民大學的有關調查表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61。 從國際上看，聯合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中國是其中的壹個。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國外，其他國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壹些獨裁專制國家。

二.收入差距

1.身份不同，工資差異巨大 國家統計局2011年5月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20759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是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1.78倍。 在城鎮私營單位中，2010年平均工資最高的是信息、計算機和軟件業的31226元，該行業在城鎮非私營單位中的平均工資排名第二，為66598元，因身份的差異導致非私營單位是私營單位的2.13倍。而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與非私營單位中平均工資最高（金融業，平均年工資80772元）相比而言，後者是前者的2.58倍。 非私營單位中，央企待遇較為優厚。2010年8月19 日，時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壹場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專題報告會上透露，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年薪)5.4萬。這相當於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0年平均工資的2.6倍。 2. 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2011年2月人社部勞動工資所發布的研究顯示，按大行業劃分，2009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金融業工資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工資的4.7倍，而1998年行業工資最高最低還是這兩個行業，差距是2.35倍；從細分行業看，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證券業是最低的畜牧業的15.93倍，而2005年時最高是最低7.78倍。可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趨勢相當明顯。 據《中國青年報》2009年的報道，14家上市銀行中，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的人均薪酬各為45.62萬元、39.82萬元和34.61萬元，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銀行為13.04萬元；而據21世紀經濟報報道，2010年國內券商人均稅後薪酬30萬元。 3.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城市藍皮書指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左右。而據《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按統計局的數字進行簡單計算可得，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是農村的3.2倍，絕對差額達1.3萬元。 需註意的是，城鄉收入差距的計算忽略了城鎮居民的房產等資產增值所帶來的隱形收益。 4. 72%中國工薪收入者月薪在2000元以下 2011年6月30日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王建凡表示，個人所得稅減除費用標準（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後，工薪收入者的納稅面由目前的約28%下降到約7.7%，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由此可知：中國個人所得稅針對的是工薪收入者，全國總數約3億人；其中月薪3500元以上約0.24億人，2000以下約2.16億人（占比72%）。顯然，中國大多數工薪收入者薪資確實很低，而工薪收入者之外普通人群其薪資狀況則更不容樂觀。 5. 大多數工薪收入者無力達到城鎮居民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水平，節衣縮食是必須的 2011年4月2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的《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條文及草案說明》指出，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0年度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為1123元/月，按平均每壹就業者負擔1.93人計算，城鎮就業者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為2167元/月。這意味著大多數工薪收入者難以達到消費性支出平均負擔水平，為了避免入不敷出，只有節衣縮食。 6.壟斷的電訊價格 2011年1月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大學三方聯合組成的“移動通訊與中國社會”課題組發布的調查顯示，手機資費已占到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萬元的手機人口中，這壹比例達到了10.31%。而2011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電訊管理局公布的壹項電訊價格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壹個上海居民每月要繳納408港元才能享受到壹個香港居民交納60港元獲得的移動通信服務。這意味著上海的手機資費水平相當於香港的6.8倍。 2011年07月28日，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等部門聯合發布的2011年中國信息化藍皮書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使用寬帶的網民達到4.57億人，不過中國的平均下行速率僅1.8Mbps，排名全球第71位，不及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1/10。另外我國寬帶的市場競爭不夠充分，資費比較高，平均每Mbps接入速率費用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至4倍，而且網絡質量不令人滿意。

三.向富人征稅

中國的富人主要包括兩類人，壹部分是官員，壹部分是和官員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商人。 中國官員之所以是富人，原因就在於法律規定中國的財富主要是國家所有。由於中國尚未民主化，國家所有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官員所有，官員自然而然在法律上就變成了龐大國有資產實際上的主人。 中國的很多法律也在維護國有財產的超強地位，包括對銀行、電信、煙草、鐵路等眾多行業進行壟斷經營，也包括《刑法》用非法經營罪防止民眾染指官辦壟斷行業。而國有企業所賺取的超額利潤，實際上大都為官員們所支配和享有，與普通民眾並無關系。 由於中國官員極其強勢的地位，商人通常只能依附於官員才能發家致富，甚至是才能生存，同時，官家子弟經商想不發財都難。這樣導致中國財富極大程度上流向官員及其家庭成員，而和官府勾結的商人也大發橫財，賴昌星、周正毅、黃光裕等商人就是這樣的典型。 中國人普遍對富人反感。主要因為中國的很多富豪是靠巧取豪奪，甚至官商勾結而暴富的；尤其是官員和其親友等更是直接利用特權和制度弊端把國家財產變成己有，以至有西方學者稱中國經濟是“盜竊經濟”。中國人的仇富，更多是反特權、反非法手段致富。 中國的富人最擔心的是怕均貧富，所以紛紛為自己找後路，而最好的辦法就是移民海外。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都是富人最想移民的國家，有的富人不移民也想法搞個外國綠卡，以便有個風吹草動，便可把異國他鄉當故土。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裏，無論是從絕對數量上還是從稅率上來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繳納高很多的稅收。而頻繁出現在福布斯（或胡潤）中國富豪榜上的中國富豪們，並沒有出現在繳稅排行榜的前列，這充分說明了目前中國的稅收制度的不健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稅收制度在拉大貧富差距方面功勞甚大。 1. 所得稅 指國家對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經濟組織在壹定時期內的各種所得征收的壹類稅收，屬於對社會財富的增量課稅。進入19世紀以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開征了所得稅，並逐漸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主體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本來作用是削富濟貧，但中國現行政策導致工薪階層的工資性收入成為了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而富人群體並不依賴工薪收入，其隱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難於征收，從而得到少征或免征。因而，中國個稅作用成了殺中（產）濟政（府）。 201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4837億元，占財政收入比重的5.8%，占宏觀稅負（以14萬億計算）的比重為3.4%。 附：美國的個人所得稅 稅收是美國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最重要手段，美國已建立了個人所得稅為主，輔之以遺產與贈與稅、物業稅、暴利稅等稅種在內的壹攬子稅收調節體系。 在美國，個人所得稅是政府的最大收入來源，每年約占聯邦政府收入的45%左右。從2000年至2009年，聯邦政府收取的個人所得稅每年不低於7000億美元，最高時達到 1.1萬億美元。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壹般以家庭為單位按年度來征收。從嚴格意義上說，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是沒有起點的，只要有收入的人都要報稅，但因為有退稅機制，所以很多家庭報稅的結果是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的。 聯邦政府收取個人所得稅壹個重要的特點是它的退稅機制，退稅主要是為低收入家庭謀福利。2009年美國有47%的家庭（大多數屬於中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退稅，他們不僅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且還可以得到政府的退錢。 2008年，美國納稅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約為1.1萬億美元，而收入最高1%的人（約140萬人）所繳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政府所征收的個人所得稅總額38.02%，收入最高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97.30%，而余下50%人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聯邦所收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還不到3%。 美國個人所得稅家庭申報比起中國的代扣代繳復雜得多，征稅面也比中國廣得多，按理需要相當多的稅務人員，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只有10萬稅務官管理13519萬納稅人，平均每人管理1352個納稅人。而據國稅總局信息，截至2009年底國稅系統共有幹部職工58.06萬人，加上同樣龐大的地稅系統，中國稅務幹部保守估計有100萬，管理2400萬納稅人，平均每名幹部管理24個納稅人。如此意味著美國的征稅效率是中國的58倍！如以征稅金額計算則比例更為驚人。 2.財產稅 財產稅是對社會財富的存量進行征稅。它通常不是課自當年創造的價值，而是課自往年度創造價值的各種積累形式，主要包括物業稅、財產稅、遺產和贈與稅等。 遺產和贈與稅在體現鼓勵勤勞致富、反對不勞而富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設立遺產和贈與稅能夠防止巨額財富的代際轉移，防止階層固化，從而提供壹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故是世界各國通用的稅種。我國雖然列入了立法計劃，但至今尚未開征。 物業稅又稱不動產稅，是不動產保有環節的稅收，主要是針對土地、房屋等不動產，要求其所有者每年都要繳納壹定稅款，而應繳納的稅值會隨著不動產市場價值的升高而提高。物業稅的征稅對象壹般是持有多套房的多產壹族，對普通家庭並無影響。開征物業稅，投資性購房者的持房成本就會增加，從而抑制房地產投機，促使房價回歸理性。中國的物業稅務還停留在爭論階段，短期看不到開征的跡象。 歐美國家普遍開征不動產稅即物業稅，比如美國的不動產稅就是州以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不動產稅率不同，大約平均1%到3%。 3.流轉稅 流轉稅是以商品生產、流通環節的流轉額或者數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營業額為征稅對象的壹類稅收。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73210.79億元，其中，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進出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等流轉稅合計占比達66.7%。 流轉稅是直接向經營者征收的，但最終絕大部分都會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成為助推物價上漲的重要力量。又由於流轉稅會轉嫁給消費者，實際上等於是不區分貧富地向國人征稅，中低收入家庭因收入少會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而富人的稅負則相對得到減輕。 中國的稅制設計決定了富人的稅負很輕，而窮人的稅負則相對較重。因此中國應降低流轉稅的稅率，擴大個人所得稅征稅面，開征物業稅、遺產和贈與稅。與此同時，也必須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稅收用途公示制度，讓老百姓稅收是否是在利國利民。

四. 中國貧困線

物質的貧困可以用相對和絕對兩種指標衡量，絕對的指標包括為了維持生存而必須的基本食品、住房和服務，達到這壹目標可以被看作是消除了貧窮。如果按照相對指標，則貧窮難以被消除，因為在任何壹個社會，總有人生活水平不及他人。 貧困線標準與政府扶貧責任的承擔預期密不可分，國家願意並可能承擔更多的扶貧責任，則貧困線標準定得越高，反之則貧困線標準越低。提高貧困線的本質，其實就是要強化政府的扶貧責任。 1. 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 中國貧困線標準的制定長期依據每人每天攝入熱量2100大卡路裏來推算。1985年首次測算貧困線時，食品消費占到60%；而在1997年調整時，食品開支比例高達85%。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為年收入1274元，年末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人。中國計劃在2011年將貧困標準上調到人均純收入1500元，但目前仍在研究中。 1274元意味在大城市也許只能訂壹桌酒席或買壹件衣服或買壹部手機…..在糧價日益走高的今天，中國所定的貧困線標準僅夠貧困家庭糊口。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沈雯所說：中國貧困線仍只是壹條保障吃飯權的貧困線，過低的貧困線讓過億國民人為被脫貧。 2.中國的貧困線標準調整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1985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2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10年這壹標準為1274元，25年來增長6.3倍；而在此期間，中國GDP由7780億元增至39.7萬億元，增長51倍。貧困線標準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 3.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標準相當於世行標準的40% 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為每日支出1.25美元（中國的習慣是按收入考察，按現今的匯率年收入3000元左右），它是以2005年全球最貧窮的10至20個國家為依據所得出的平均值，線下為絕對貧困人口。該線適用於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2009年4月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貧困線標準在被世界銀行的抽樣調查的75個國家中最低，排在中國之前的包括印度、老撾、越南等國家。2010年中國貧困線標準上調為1274元，按匯價計算相當於世界銀行貧窮線的40%稍強。 4.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 2005年世界銀行直接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按當年美元購買力平價，中國仍然有2.54億人口每天的花費少於新的國際貧困線。 而2010年8月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稱，中國有1.5億人收入未達到壹天壹美元的舊世行貧困線標準（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所采用）。 2011年8月3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指出，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約有5000萬人，是目前低保標準和受保人數的2倍左右。並且這壹數字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 5. 國際貧困標準是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中國目前的貧困線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 經合組織（基本由發達國家組成，目前34個員國）在1976年通過對其成員國社會救助標準大規模調查後提出來的國際貧困標準是，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困線。這是壹個相對貧困標準，被國際社會廣泛運用，線下為相對貧困人口。但事實上，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貧困線都只占本國或本地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30—40%，如美國、日本、加拿大、臺灣等。 中國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而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比例接近1：1。由此可知年收入1274元的中國貧困線標準只相當於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21%，相當於全國平均收入的10%，與國際貧困標準相去甚遠。　

五. 國強民弱

1.國強民弱 （1）.中國61家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民營企業僅有兩家 2011年《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我國有61家公司進入排行榜。這61家公司多在石化、電力、金融、鋼鐵、電信、交通運輸等領域，去年總收入2890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47.8%。而這其中，只有深圳華為公司和江蘇沙鋼集團兩家是民營企業，其余均是國有企業，且它們多屬於壟斷或半壟斷性集團。 （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之和還比不上央企中移動、中石油的凈利總和 2010年8月，工商聯公布了“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榜單。工商聯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500家最大民營企業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如中國移動和中國石油2家央企的凈利總和，而這500強企業中，有308家來自制造企業。 （3）.民營企業解決了85%的社會就業,國有企業只解決了8.2%的社會就業，而2010年新增貸款卻85%貸給了國企。另有統計數據顯示，在天量信貸的2009年，民營企業僅獲得當年上半年新增信貸的8.2%。進入2011年，因通脹的壓力導致國家收緊銀根，國企因有政府關照加上資產雄厚而影響不大，受影響最大的必然是中小民營企業，浙江、廣東等地中小民營企業頻現倒閉潮即與此有很大關系。 2.央企高管年薪 2008年中央企業負責人平均年薪達60萬，這並不包括壹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如三公消費，還有可能的灰色收入。 2009年上市央企高管團隊平均年薪31.3萬，比民營企業高管高61%，較地方國企高管高出37.3%。這裏同樣不包括三公消費、灰色收入等。 3.央企紅利 2008年後國企結束了13年不繳紅利的歷史，目前對央企實行的是5%-15%的紅利征繳率。最高15%的上繳比例偏低，且金融等行業上繳比例現在仍為0。 2011年2月，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說，2010年中央企業利潤總額11315億元，歸屬於母公司凈利潤5621億元，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國企紅利）測算值大約是６00億元出頭。按此測算，2010年央企紅利上交比例為10%稍強。 而央企上繳的這600多億元紅利中，調入公共預算的40億紅利和補充社保基金50億紅利可視為民生支出，其余主要用在央企自身的增資擴股、技術創新、節能減排、海外投資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這也就意味著2010年度央企紅利用於純民生支出的比例僅為15%左右，將近9成又返還給了企業。 亞洲開發銀行在《2010亞洲發展展望更新》壹文中建議，中國應通過再分配將國有企業利潤更多地用於社會開支。據亞行統計，目前中國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開支僅相當於GDP的6%，而發達國家的這壹比重高達28%。 4.國外的國企管理 中國高薪行業大多屬於央企，這和國際慣例恰恰相反。歐美國家的高薪均在私營企業，公務員和政府註資企業其職工工資都明顯低於私企。 歐美國家的國企數量並不多，在對國企的監管中，強大的力量來自於議會。議會通過立法，確定國有企業的經營範圍甚至包括市場準入和銷售領域等。議會隨時審查國有企業的運行情況，並可相應地做出重大決策，包括撤銷、兼並和出售某壹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也由同級議會任命。 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後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於這個水平。比如法國國有企業需將凈利潤的50%上繳給國家；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稅後利潤達70%至80%。 國企的運作應是透明化的，既然主人是全民，全民就有權知道企業的運作。美國、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政府要求，國有企業不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制度，企業的財務報告都要通過網站等方式按期向社會公開，接受全社會的監督。

無法認同貪腐有理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制定的，中共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共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中共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中共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中共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中共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中共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中共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中共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中共貪腐中共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中共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汙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國家即使與執政黨關係不好也不至於被迫害的很慘，很多民主國家的商人都是在野黨的支持者。中共貪官可以隨便剝奪無法為他們提供情緒價值，讓他們看不順眼的奮鬥者的私有財產，這種極權貪腐是非常不合理的，所有奮鬥者在中國都需要參與重度情緒勞動，承受重度個性異化，都必須努力成為讓中共貪官看著順眼的人。

中共貪官及其子女經常會說，如果妳是官員，妳也貪腐，這種要求利益受損者對既得利益者換位思考比極端階級鬥爭還可怕， 要求利益受損者對既得利益者換位思考意味著否定壹切變革。人性就是階級性，人性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妳如果是皇帝，妳不會反對皇權專制，妳如果是地主，妳不會放棄土地租賃收入，不會支持土地國有化，妳如果是資本家，妳不會放棄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會支持按勞分配，如果妳是貪官，妳不會支持反貪腐，根據換位思考理論，任何革命都不應該發生。

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占有的社會財富與生產勞動無關，與銷售勞動無關，與經營勞動無關，完全是憑借著以行政審批權為主的政治權力對被統治者進行權力尋租的結果，這些財富的獲得過程違反程序正義，根本不具備正當性，官僚資產階級占有這些社會財富的代價是工人階級更加內卷，被中共貪官統治的人付出大量情緒勞動遭受重度個性異化，社會整體生活水平下降，因為官僚資產階級對統治合法性的擔憂，衍生出各種政治迫害事件，整個社會嚴重失去自由的空間，大多數人沒有機會獲得精神自由與個性解放，活在紅色恐怖之下，我認為中共垮臺之後中共貪官應該受到清算，至少貪腐所得應該有三分之壹回饋社會，三分之壹歸還之前被他們利用政治權力敲詐勒索的人。

延伸閱讀 中共是貪腐最嚴重的執政黨

作者 丁子江 寫於 二零零零年

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最令人憤慨的現象就是腐敗的日益廣泛和嚴重化。由於腐敗分子多是各級黨政幹部，也只有掌握權力的幹部及其親朋才有條件貪汙腐敗，所以，在中共堅持壹黨領導的體制中，反腐敗就基本上變成了壹個中共自我清理的過程。中共領導人其實非常清楚地知道，日益嚴重的貪汙腐敗正動搖著國本。江澤民曾發出過警告說，貪汙腐敗威脅到了中共的領導地位；前中共總理朱鎔基曾經冠冕堂皇的強調了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人民日報》表面上壹再強烈的呼籲，要對腐敗問題保持高度警惕，並指出，中國存在著孳生腐敗的溫床，如果不加制止，其後果不堪設想。

　　但是，因為要顧及執政黨的面子，國內對腐敗問題的批判報導從來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試圖把廣泛的腐敗行為淡化成“少數、個別”人的不良舉動，這就造成了政府和民眾之間對腐敗的認知差距越來越大。究竟腐敗現象是個人品行問題，還是制度性現象?如果從壹系列案例中作壹些歸納，當前中國民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有那些主要特徵?其嚴重程度究竟如何?如果不是關起國門來看幾個有限的官方允許報導的腐敗案例，而是把觀察的眼界擴展到國外，追蹤腐敗的海外表現，會有什麽樣的結論?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究竟能否靠政治教育和幹部們的自我約束來減少腐敗?這就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壹、古今兩千年:權力＋金錢＝腐敗　　

　　“腐敗”既是經濟現象，也是政治現象，直接關系到道德和法律，也與政治文化有關。腐敗是權力的負面效應，其本質就是不正當或非法地將權力轉化為私利。可以說，只要人類社會中有權力存在，就會有人因私欲而濫用權力，由此就產生了腐敗。腐敗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基本特點，其壹是利用公授權力牟取私人財富，其二是利用掌權者的社會資本來撈取經濟利益。有的學者據此提出了兩個關於腐敗和廉潔的公式:權力＋金錢＝腐敗，權力－金錢＝廉潔。　

　　西方古代思想家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等都強調過，權力本應是為了正義和公道的善，而非為了私利的惡。亞裏斯多德還專門分析過濫權和腐敗會造成偏態甚至邪惡的政治。古希臘和古羅馬就曾采取過防止、懲治和制約腐敗的手段。　

　　數百年前，當資本主義乘文藝復興之勁風，沖破中世紀的黑暗，取代封建主義而瓜瓜落地之時，懷舊的遺老遺少們對之深惡痛絕，因為它打破了封建貴族和天主教會勢力的藩籬。壹向高居象牙之塔內的哲人文豪們也舉起倫理之旗，對之口誅筆伐，因為它建基於人的自私本性，把人性中最醜陋的汙垢壹下子全抖落出來了。然而，也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利潤追逐等給人以發展和創造的機會，調動了人奮鬥的欲望和積極性，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前所未有地發展。但是，當資本的所有者和政治權力的擁有者相互勾結時，腐敗也應運而生。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在壹些國家相對有效地約束腐敗行為，但並不總是壹試即靈的。於是，有壹些學者轉而研究腐敗的社會文化土壤，認為或許有的民族文化（如拉丁文化）可能比其他文化更容易產生腐敗；所以，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拉美國家的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當然，這種過於簡單的分析也可能產生偏見。　

　　在中國歷史上，官僚的腐敗也是歷代王朝中屢除不滅的現象，甚至是不少王朝傾覆的直接導因，這無疑與兩千年來的政治制度有關。以明、清為例，皇帝們以儒學為宗，培養了壹個以詮釋儒學經典為業、效忠於皇權的士大夫階層，通過他們來“教化”社會、傳揚“綱常名教”，以“禮”治天下；同時又通過科舉制，從士大夫階層中選拔出壹批終身為官的行政官僚集團，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這種開科取士的辦法雖不講究門第財富、明顯優於西方中世紀的世襲制，但實際上仍然是以功名利祿為誘，把行政官僚訓導成統治者的鷹犬。雖然皇帝們也提倡官員們要廉潔，但卻以“忠君”、“事君”為先，官員們只要“聖眷不衰”、上官庇護，哪怕就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也照樣能報個考績“卓異”。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依孔子之見，被稱為儒士的士大夫可分為“君子儒”和“小人儒”；士大夫中也常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嚀。然而，縱觀歷朝各代，總是“君子儒”寥寥、“小人儒”眾眾，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背後，是“書中自有千鐘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官僚價值觀。在這樣的官僚集團中，雖也有少數忠君謀國、潔身自好之臣，但絕大多數人都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以官致富、傳繼後代之徒，他們終其為官之壹生，唯深喑以權謀財之道，而致富之術無非瞞吞庫銀、魚肉百姓而已。所以，這個官僚集團必然成為社會上最大的腐敗的斂財集團。由於“文官愛錢、武官怕死”、政治腐敗、貧富極化，終致百姓造反、藩鎮叛逆、外族入侵、社會動亂；又因為改朝換代而不變制，於是新朝初立、清明不了幾年後，壹切就又從頭來過。每壹新朝總是再奉儒學禮教為本，而百姓則唯有將太平盛世之盼寄希望於罕見而難得的“明君”和清官。　

　　在現代的中國內戰時期，中共雖也大力批判過舊制度的“封建專制”，並對城市知識分子許諾過“民主”之類的政治願景，但從未真正打算實行任何民主政治；相反，它倒是充份利用了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明君”、清官觀念，來動員民眾、建立社會大眾新的對中共的“舊式”效忠，“東方紅、太陽升”之類的頌歌就明顯反映出“新瓶”中裝的“舊酒”。雖然中共建國後的幾年裏確實壹度出現過欣欣向榮的“新朝”氣象，腐敗斂跡，但從延安整風開始形成的黨內那種“奉承媚‘上’、傾黨事‘君’”的舊式政治文化也在迅速膨脹，不久就生發出大躍進那樣的三年災禍。此後的“文化革命”則壹方面把“君主政治”式的文化推到了極至，另壹方面又在“革命化”之訓導中造成了社會上觀念行為的異化。表面上人人視領袖為“聖”、日日山呼萬歲、唯“革命”為念、物欲掩滅，實際上卻特權盛行、腐敗滋生，人人學著“走後門”來滿足個人的物質和社會需要，政治地位、權力、名望、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等都進入了“交換”領域。　

　　改革以來，雖然不再奉政治領袖為“神明”，但官僚集團的終身、壟斷性地位和特權也公開化了；恢復高考所改變的不是以學致士、以士為官的舊政治傳統，而只是擴大了官僚集團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背景下，壹旦經濟和社會被商品化、市場化了，過去對金錢和財富的禁錮也就被解除了；於是，就象“潘朵拉之盒”被打開壹樣，具有壟斷性地位和特權的官僚集團成員長期被壓抑的貪欲也噴發而出，如沖閘裂堤的洪水般而勢不可擋。對許多幹部來說，再不用空講那些自己其實從來沒有真信過的什麽“理想、情操”，終於可以明目張膽地“先富起來”了。　

　　在現行制度下，與中國的傳統政治相比，官僚集團“斂財”的方式和機會並未減少，如今許多官員媚上謀職、以權圖利、侵吞國庫、魚肉百姓的卑汙行徑，其實和中國歷代官僚並無明顯差別；而與政治家民選、公務員人數少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官僚集團不僅人數空前龐大、不受任何真正的社會監督，而且，他們直接控制著龐大的國有財產。因此，中國的官僚及其親朋可以上下其手、從中染指的機會，比自由民主國家的官僚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在社會上，百姓依然如在舊制度中那樣，絕大多數不敢有過問貪官劣跡之奢想，更不能生限制官僚集團政治特權之微念，唯有默默地企盼著“明君”和清官為民“作主”；如果此盼不靈，就只有自求多福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近年來貪汙腐敗變本加厲的趨勢，其實應該是在意料之中的。　

　　二、今日中國腐敗現象透視:貪牘諸術　　

　　在中國最容易的賺錢方式並不是正常的工商業經營，而是權錢交易，即在行政性管制和市場型交易的邊緣地帶牟取利益。當然，能有幸獲得這種機會的人都是能夠直接或間接利用權勢、可以將權力轉化為錢財的人。例如，在鐵路運輸部門，轉賣火車車皮計劃指標就是壹個牟取暴利的最便捷途徑。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致富者的發達史，似乎可以看出五次比較明顯的發財機遇，而前四次都與權錢交易直接關聯。第壹次是利用漸進式改革中物價的雙軌差價，官商勾結、平（價）進高（價）出、牟取暴利。第二次是在通貨膨脹時期利用較低的銀行掛牌利率和市場上較高的借貸利率之間的利率差，利用權勢獲得銀行貸款再轉手借出、賺取利差。第三次是在房地產開發高潮期利用關系、低價獲得土地批租權再轉手高價出讓，“空手套白狼”。據報導，1994年中國排名前30位的億萬富翁中有近壹半是靠此種方式暴發的。第四次是炒股發財，即趁上市股票供不應求之機，錢權交易、無償或低價獲得原始股，然後在股市上高價拋出，瞬間暴富。第五次則主要是通過技術開發和知識經濟賺錢。但即便是在這個過程中，也難免不間接涉及權錢交易，因為不餵飽貪官汙吏，正常的技術開發式經營也寸步難行。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幹部腐敗的具體手段也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精巧化、甚至高科技化。經常出現在國內媒體上的壹些花樣就包括倒賣地皮、非法集資、收受回扣、敲詐勒索、串案窩案、承包作弊、投機經營、行業壟斷、公款私存、騙匯套匯、偷稅漏稅、假增值稅、偽造單據、破產轉私等等。以銀行業為例，以往銀行職員貪汙或挪用公款的主要手段是在帳面上搞鬼，例如收儲不記帳、偽造取款憑證、隱匿或銷毀原始匯票、塗改單據、多重計息等，或者利用職權直接以貸謀私。近年來出現了壹系列新的犯罪手段，如利用電腦作案、冒名和借戶貸款，甚至勾結客戶、幫助客戶借貸不還、然後雙方分贓。　

　　如果進壹步具體地按照腐敗貪瀆術的類型區分，似乎還可以歸納出以下種種手法。　

　　（1）“集體型腐敗”。這種腐敗行為不是以個人為行為主體，而是以機構法人為行為主體；經濟犯罪或違紀活動都以集體的名義運作，如單位行賄（“公賄”）、截留利潤、走私、騙稅、貪贓、瀆職、倒賣、造假等。政府出於政治原因，壹方面不願意讓代表政府的公營單位成為被告，另壹方面也想放手讓這些單位“創收”、而減輕財政負擔，所以通常對法人型腐敗行為聽之任之。同時，由於單位內按“利益均沾”原則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單位成員有利共享、“壹損俱損、壹榮俱榮”，故往往抱成壹團、“串案、窩案”、壹致對外。因此，國內的《民主與法制》雜誌曾刊登專文提出，要警惕集體腐敗現象。[1]　

　　（2）“官家私店型”。這是指由黨政幹部直接或通過家人親屬間接經營的私營商業、服務業。其共同特點是，運用權力和“　　

　　後門”關系等社會資本及非經濟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從而牟取暴利，屬於以權經營。[2]　　

　　“官家店”的後臺官員雖照常為官，卻是工作時間內“身在曹營心在漢”、工作時間外東奔西跑忙生意；同時，在“官官相護”的保護傘下，這類的官家店往往比普通的店家有更多的不法行為，如用色情刺激顧客等。　　

　　（3）“執法犯法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共體制內的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已經可以讓很多貪官落馬了，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就指出，中國司法和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現象相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早在1994年，經濟案犯中的行政執法人員就有1,648人、司法人員2,539人，兩者相加比上年上升51％。近幾年來，這壹情形並無明顯改善，相反，還有日益惡化的趨勢。[3]　　

　　（4）“體制漏洞型”。這是指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員工鉆體制的各種漏洞，利用自己的權力資源，在制定、審批、執行公務的過程中炒批文、配額、車皮以及其他因雙軌制產生的差價。[4]　　

　　（5）“內外勾結型”。指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經理勾結外商，利用中國經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五鬼搬運”，把大量國有資產轉移到境外，個人藉此中飽私囊。　　

　　（6）“行業壟斷型”。金融、股票、保險、外貿、海關、房地產、商業等部門以及受國家特殊政策保護的壟斷行業的不少公職人員，往往依靠本單位特殊的壟斷地位、利用權錢交易獲得私利。[5]　　

　　例如，在經濟犯罪較多的金融系統中，公貸私放就是壹個貪汙的主要手段，壹些銀行的業務員利用信貸審批權，索賄受賄的幅度竟達貸款額的40％。[6]　　

　　（7）“分配模糊型”。指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趁改革中政府權力下放、缺乏對經理廠長有效監督之機，為自己安排高收入或變相的高收入（如公費購買住房、汽車、手機等供己用）。　　

　　（8）“利益交換型”。許多幹部為了避免貪汙腐敗行為被本人所在的機構或部門發現，采用隱蔽的手法，即利用職權、協助另壹部門的幹部撈錢，然後依等價交換的原則，再由那個部門的幹部協助他撈錢。這屬於兩種不同的權力資源和社會資本之間的交易。　　

　　（9）“買賣官位型”。現在很多地方可用金錢買官或為了金錢而賣官。壹些握有人事任命權的主管就直接靠賣官位發財。[7]　　

　　（10）“收禮斂錢型”。壹些官員利用收受禮金的方式撈取錢財。清朝時官員們收取節敬、喜喪禮儀的陋習今日又復蘇了。[8]　　

　　（11）“裙帶交易型”。很多官員參與權錢交易時，往往本人不直接出面，而是由妻子、子女、親戚、秘書或其他親信心腹等代為接洽。所以，送贈、收受賄金就變成了“裙帶”式交易。[9]　　

　　（12）“以權索賄型”。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有人想出各種辦法、利用本單位的行政權力進行權錢交易、或以權索賄。甚至壹些似乎與經濟權力無直接關系、專門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如教育部門、學校、公用事業、醫院等，也同樣出現大量的此類行為。[10]　　

　　（13）“變相報酬型”。　　

　　不少官員為了撈取錢財，挖空心思創造出種種為個人獲得“報酬”的借口。例如，國家體改委的幹部參加申請股份制試點的企業評審會，這本來屬於其日常職責，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向企業收取“評審費”1,000元。又如，壹些地方流行“官員講課”，即設法尋找名目安排主管部門的官員到下級單位舉辦收費講演，壹次竟可達上千元。　　

　　（14）“豪華揮霍型”。相當多的幹部雖未直接涉及貪汙受賄等經濟犯罪活動，但以豪華享受的方式揮霍著國家財產。其腐敗行為的經濟後果並不見得比直接貪汙輕。目前在中國，似乎單純的揮霍型浪費並未被視為腐敗行為。[11]　　

　　（15）“紅黑勾結型”。在許多省份，政府官員與黑社會勢力相互勾結，保護黑社會勢力，從而收取黑社會勢力的賄金。結果，當地的黑社會勢力活動猖獗，把持交通、壟斷市場、哄擡物價、向商家收保護費，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12]　　

　　（16）“吃災劫貧型”。在經濟較落後的省份，官員們缺少直接在經濟活動中權錢交易的機會，貪瀆之心卻絲毫不減，他們把眼光轉移到救災和扶貧活動中，吞沒救災款項、劫掠扶貧資金和物資[13]，其行徑簡直令人發指。　　

　　以上所列舉的貪瀆諸術其實還只是筆者從有限的公開資料中收集到的壹小部份，現實的腐敗行徑要復雜、狡猾得多。有壹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今日中國腐敗之廣泛性和嚴重性，遠遠超過官方新聞媒體偶爾披露的那壹點。這可從另壹個角度來驗證，即現在中國社會中官員們的實際生活水準是否與其收入相符。其實，目前社會中官員們通常的生活標準都遠遠超出了他們正當的收入和待遇。[14]　　

　　例如，抽煙的幹部每天所抽的高檔香煙之貴，就不是他們的薪水所買得起的，單是計算壹下他們壹年中消費的高檔香煙之花費，恐怕就可以依法追究他們的貪汙受賄罪了。如果政府真要反腐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恢復銀行存款實名制、再實行公布幹部財產總數的“陽光”法令，倘若如此壹來，恐怕只有很少數幹部的財產會真正與其合法的收入相符了。　　

　　各種腐敗和經濟犯罪不僅造成國家財產的直接損失，還間接地損害人民的生命財產。許多表面上看來是自然災害，其實背後都包含著人禍的因素。例如，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造成了嚴重的洪災，但這壹災害實際上既與那些不顧國計民生、為壹時的局部利益而亂砍亂伐、造成水土流失的瀆職官員有關，也與那些貪汙水利工程款項、造成施工中偷工減料現象的貪官汙吏有關。　　

　　三、反腐敗何以成效甚微?　　　

　　中國官方多年來幾乎年年把反腐敗掛在嘴上。但是，由於不願意正視腐敗的制度原因，也不從根本上改革政治體制，而只是壹味地靠運動式的反腐敗活動以及越來越失靈的政治教育去抑制腐敗，結果收效自然甚差。腐敗分子之叠出不窮簡直令人吃驚，腐敗案件越抓越多，恰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例如，原任北京鋼鐵公司黨委書記因貪汙腐敗被槍決後，剛被提拔擔任該公司總經理助理的楊力宇、趙東祥在壹個多月的時間裏，又以閃電般的速度受賄150萬元。又如，原貴州省委書記之妻、“第壹夫人”閻建宏因貪汙被處死不久，她的繼任者也成了經濟犯罪分子。　　

　　早在1982年，中共就作出了“關於懲治經濟領域裏嚴重經濟犯罪的決定”，在隨後掀起的打擊經濟犯罪高潮中共起訴了15,800多人。九十年代又叠次開展了壹連串的反腐敗運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曾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限令貪汙犯罪分子在當年5月1日以前坦白自首、退賠贓款。　　

　　然而，壹陣高潮過去以後，貪瀆之風重又興盛起來。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4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的貪汙賄賂和挪用公款等經濟犯罪案件達60,312宗，比1993年上升6.8％；其中提起公訴的案件達32,150宗，涉案39,802人，分別比上年上升56％和54％。同時，1994年各級法院判決的萬元以上經濟罪犯達9,465人，比上年上升74％。這些腐敗案件與以往有所不同。首先，貪汙數額明顯增多，1994年查處的貪汙受賄1萬至10萬的案件為17,607宗、10萬至50萬的為1,265宗、50萬以上的183宗；而1995年查處的百萬甚至千萬元以上大案竟達600多件。其次，在貪汙賄賂案犯當中，黨政、司法和經濟管理部門的各級幹部人數上升，1994年為10,896人，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1,827人、司局級以上88人、副部級1人，包括原福建省樟州市長周育生、原廣東省東莞市委書記、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歐陽德等。這壹年全國紀檢機關查處的經濟、瀆職、腐化墮落、賭博等腐敗案件亦達94,785宗，受處份的黨員幹部達131,703人。1995年以後，高層官員涉案人數進壹步增加，先後被繩之以法的有江西省長倪獻策、貴州省計委主任閻健宏、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首鋼香港控股集團總經理周北方、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州、廣東省副省長於飛、湖北省副省長孟慶平、廣西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曾任浙江省副省長的寧波市副省級市委書記許運鴻等，還有舉國矚目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壹書記陳希同及副市長王寶森。　　

　　此後，由於貪汙腐敗日益嚴重，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內專門設立了反貪汙受賄總局，並在各省、直轄市的檢察院設立了反貪局。表面上看起來從此有了反腐敗的專責機構，似乎天下可以太平了。但不久又發現，連反貪總局的局長本人也涉嫌組織集體貪汙。而貪汙腐敗之風也仍然猖獗，涉嫌貪汙腐敗的幹部幾乎包括各年齡層、各種背景的人。不少原本前程看好的年輕幹部跌入了經濟犯罪的深淵[15]；壹些本來似乎德才兼備的中年幹部，禁不住金錢的誘惑而墮落[16]；還有不少老幹部臨退休之時產生了“最後撈壹把”的邪念，《民主與法制》雜誌稱這種現象為“黃昏悲劇”[17]。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108,800多件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偵查的有36,000多件、涉案人達4,000多人，其中貪汙案12,900件、賄賂案8,700件，立案查辦的貪汙賄賂5萬元以上或挪用公款10萬元以上的案件達9,300多件，查辦的縣處級以上幹部為1,820人、廳局級幹部103人、省部級3人。[18]　

　　腐敗分子的權錢交易往往涉及貪汙、賄賂、瀆職、挪用公款、非法集資、非法套匯、逃稅漏稅、虛報增值稅、走私等刑事罪責。由於司法不獨立、官官相護、甚至還有法官受賄等原因，權錢交易常常能暢行無阻。即使案發了，花錢找關系也可“擺平”，真正被追究刑責的權錢交易者其實只是百中有壹而已。　

　　據《民主與法制》雜誌揭露，當經濟犯罪案發生後，往往會出現下列現象：壹是瞞案不報、私下了結，如廣西壹個縣的農行發生了壹起挪用公款100多萬元的大案，銀行負責人竟壓下不報；二是弄虛作假、蒙混過關，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節目曾現場報導過，1998年初，安徽省南陵縣的壹個國營糧站如何在朱扁基去視察時弄虛作假、隱瞞虧損的劣跡；三是阻礙查案、得拖且拖，安徽省蚌埠卷煙廠廠長貪汙186萬、有不明財產100余萬、因瀆職造成企業損失2,322萬元，但在此大案的審理過程中，司法部門卻遇到了壹連串的麻煩，相關單位都不合作，以至於應凍結的贓款被提走了、行賄的人難以查實、甚至辦案人員遭到襲擊；四是查案不深、能混就混，例如，當湖南省婁底市公安局副局長得知，該市壹起特大經濟犯罪案的案犯中有壹名是自己的“鐵哥們”，竟下令刑警支隊“盡快放人”；五是結案不嚴、盡量開脫，安徽省濉溪縣某廠副廠長張某因貪汙判刑6個月，但居然能在緩刑期間被晉升為另壹家企業的廠長。所以，盡管打擊貪汙腐敗已歷十數年，但黨政機關中的權錢交易仍是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四、國有資產流失──“富了和尚窮了廟”　　

　　在今日的中國，暴富的最佳捷徑就是巧妙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許多在幾年內突然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的人，都是以國有資產中飽私囊[19]，其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大流失。因此，壹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們曾大聲疾呼，“國家在流血、人民在流淚”，令人痛心疾首。　

　　毫無疑問，國有資產的流失充份反映出掌管國有資產的各級幹部昏庸無能、玩忽職守、浪費敗家、視屬於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如無物。同時，許多大小國營的“官倉鼠”們還監守自盜、官商勾結、揮霍公款、拿國產做個人交易，結果“富了和尚窮了廟”。根據筆者的觀察和分析，國有資產的流失常會通過以下形式完成:　

　　（1）在與外資企業合資或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造時，故意低估、漏估國有財產的價值，然後，國有企業的經理或者從外資方獲得“暗盤”的好處、或者直接中飽私囊[20]；（2）實行股份制的企業故意對國家股不分紅、不配股，從而增加職工股的分紅額；（3）以明晰產權關系為名，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或轉包給個人[21]；（4）壹些虧損企業將企業分解開，把資金和較好的設備抽逃出來另組企業，而把債務甩在原企業、準備造成壞帳、爛帳的既成事實，從而實現“大船擱淺、舢板逃生”；（5）不少企事業單位故意將部份國有資產列為帳外資產，以便伺機瓜分；（6）全民企業利用興辦附屬的集體企業的機會，把本企業的國有資產無償地劃轉給集體企業、再設法轉為經理們的個人資產，或者是允許集體企業無償地占有、使用國有資產，盈利後集體瓜分；（7）在不規範的產權交易中廉價出售國有資產；（8）行政事業單位把公有的非經營性資產轉變成經營性資產來運用，卻不按規定收取國有資產占用費，相當於利用國有資產為小單位謀私利；（9）以個人名義將公款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卻為私人占有[22]。　

　　中國大陸國有資產的流失速度確實觸目驚心。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估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國有財產的流失量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至12％；學者李文龍和魏國辰的研究則表明，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資產損失極其嚴重。大型企業流失或損失的資產占凈資產的15％、中型企業占59％、小型企業則占53％。　

　　國有資產大流失嚴重幹擾了經濟的正常運行。壹方面，貪汙腐敗分子們貪得無厭地不斷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存入銀行，使得國有企業日益衰敗、每況愈下；另壹方面，政府為了維持經濟的運轉，又不停地把銀行儲蓄填入國有部門這個“無底洞”，使得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日益嚴重。這構成了壹種惡性循環，國有資產的流失越大，銀行註入國有部門的資金也越多，結果金融危機的風險也越大。　

　　五、中國國有資產外逃蔚成風潮　　

　　近年來，隨著壹大批貪汙腐敗分子通過權錢交易暴富，中國出現了資金大外逃現象，更準確地講就是國有資產大外逃，即利用各種手段將已非法變為私產的國有資產或各種名義上仍屬國有資產的財產轉移到境外，徹底地化為私有。腐敗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深明“狡兔三窟”之警世格言，他們利用不同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上的差異和漏洞，將在國內非法占有的資產轉移到中國當局鞭長莫及的國家去，從而得以逍遙法外、以此財產在海外安度余年。起初，資金外逃的去處散布全球各地，近至港澳、東南亞，遠至東歐、非洲、拉美國家；後來，美國成了他們逃避中國法律懲罰的最佳地方，因為美中之間沒有引渡關系、也未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合作，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相對穩定，不太可能發生危及其財產生命的動亂，選擇諸多、生活舒適，且重視少數族裔的權益，較少種族歧視。　

　　在動蕩的二十世紀裏，中國歷朝權貴們曾有過數波攜帶巨額財產外逃之舉動。第壹次發生在辛亥革命後，壹批滿清王朝的權貴及鷹犬們帶著國寶和財產逃到津、滬等城市的外國租界當了寓公。第二次是北伐戰爭後，壹批大小軍閥及隨從們也帶著掠奪來的財寶躲進租界。第三次是國民黨撤到臺灣後，壹批官僚權貴帶著大量財產去了歐美等國。而這次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壹大批以權謀私的腐敗分子將資產轉移到國外的舉動，可以說是第四次。但這壹次與前三次不同，前三次的制度背景是私有制，外逃資產是在私有財產名義下被轉移出去的，而這壹次則是國家公仆在公有制背景下無法無天、有恃無恐地將國有資產轉化為私產並轉移到國外。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富豪”攜帶大量不明資產到美國當了“投資移民”。他們除了采用非法轉移國有資產到海外的私人帳戶等手法外，還利用在境外的中資企業從事國產外逃活動。據中國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在美國的國營公司大部份都虧損，許多公司要靠在香港的子公司貼補。但這些駐美公司的負責人及其子女卻在幾年內都成了美籍華人中的富翁和富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新大陸》1995年4月的報導，在洛杉磯的中資或由公轉私的“新款爺”們拿著中國的民脂民膏無所不為。有壹個“款爺”在大陸時不官不民、亦官亦民，做的是黑白通吃的大生意；他攜帶幾百萬美元現款到了美國，沒幾天即以壹百萬的價格購置壹棟豪宅；他自稱常光顧大洛杉磯的夜總會、按摩院、脫衣舞廳，“不就是壹晚上幾百元麽？”，偶爾他還花上數千美元包壹個“小姐”外出旅遊。洛杉磯還有壹個大陸來的富婆，通過國內的關系，不付任何預付款就搞到大批貨物來美銷售，且無限期地不必償還貨款；當國內有關部門派人來美國討債時，她便請這些來客痛痛快快玩壹趟，給個人壹些回扣，於是這筆債務就不了了之；此富婆還有種種辦法往國內倒賣舊汽車；目前，她早已擁有數棟豪宅。　

　　在美國洛杉磯1300中文廣播電臺1997年的壹次“脫口秀”節目中，壹位參與者透露，“前幾天，我有壹個做房地產的朋友陪著壹位大陸來的老太太看房子，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壹共看了七處每棟30萬美元以上的房子。這老太太怪兮兮的，陰著臉壹句話也不多說。壹天忙過了，我的朋友想這老太太沒有真心買房子的意思，今天全白費了，很懊惱。妳曉得那老太太最後說了句什麽?她說，這七處房子我全要了。這下子，我那朋友都嚇呆了。這還不算，那老太太竟壹點貸款都不要，全部用現金。壹下子200、300萬呀。現在與從前大不壹樣了，洛杉磯不僅擠滿了臺灣、香港和東南亞來的富人，就連大陸來的也藏龍臥鳳”。壹位家住大洛杉磯縣的阿凱迪亞市的臺灣公司老板說，他的斜對面住著壹家中國大連來的大款，其房子的價值是150萬；在不遠的地方還有壹家天津來的大款，其房價是130萬。這位老板很感嘆地說，自己出身於國民黨高級官宦世家，雖家產不薄，但對這些大陸暴發戶之財大氣粗也不得不讓三分。　

　　據美國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的壹篇報導說，壹些會計師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大款們作賬或報稅時，簡直對他們的財產感到瞠目結舌。壹些表面上月收入不過壹千美元的人，竟以壹次付清方式購買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的房子。現在，在洛杉磯經常可以看到不少開超豪華車、珠光寶氣、出手闊綽的大陸客，他們的財產往往都是不義之財。　

　　究竟這些來自大陸的“新富”們是如何發家的呢?當然，對他們作民意調查是不可能得到可靠答案的。不過，海外的媒體時而披露壹二。據美國《新大陸》報報導，美國房地產業人士們註意到，中資公司的人員為了個人取得巨額回扣或其他好處，經常操縱中資公司以高出市場價20％至100％的價格在美國購置房地產或企業，甚至買進不少難以保值的破敗房地產或瀕臨倒閉的企業。同時，美國期貨交易業中的華人業者也反映，近年來不少中資企業以巨款投入期貨交易、但多以虧損告終，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再以經營虧損向中國的主管部門報帳，然後通過期貨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續費。　

　　事實上，在美國和日本的多數中資企業都是經營進出口，主要是靠其國內的企業賺錢、或直接賺國內母公司的錢。有相當數量的外貿企業之所以虧損或資不抵債，就是由於把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或長期做便於獲取私利的“虧本”生意。因此，對這些虧損的外貿企業來說，最佳出路就是通過破產把虧損轉嫁出去、並逃避對其轉移資金的追究。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中資外貿企業爭相宣布破產，除了因無能和瀆職而經營不善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這些公司宣布破產前，部份資產和利潤已被轉移到境外或落到私人名下。鑒於以上事實，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被出售或轉為私營，很可能出現更大規模的資金大外逃。　

　　根據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體制內權力鬥爭衍生出來的選擇性反貪腐的數據，1998年10月23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雖然政府明令禁止中資公司非法在海外帳戶裏存留外匯，但仍有1,000余家中資公司在海外帳戶裏非法保留了約60億美元的外匯。但事後這些公司中只有344家承認有此類行徑，而它們向北京交出的非法截留在海外的外匯總額只有7.73億美元及4,660萬元港幣。這些公司非法持有的外匯遠遠高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所掌握的數額，將如此巨額的外匯藏匿海外，正是為了便利其幹部私自侵吞。　

　　筆者以為，國有資產大外逃基本上都是采取某種“費邊式”即迂回式的方式，例如從大陸至港澳或東南亞、再至美國，國有資產大外逃的方式和途徑，不外以下幾種:壹是先對外投資、然後將資金轉往海外私人帳戶、再申請海外中資企業破產；二是組織假的中外合資、然後通過“虧空”、“調包”計而卷逃資金；三是通過特權、關系掌握“額度”、指標，從中吃差價、回扣，賺國家的便宜，中飽私囊後將資金存到海外個人名下等。這樣的資金外逃活動之根本目的，往往都是為了把人民幣染“綠”（即美元紙鈔的顏色），其活動經常依賴白道和黑道的相互勾結。　

　　六、防止國有資產的進壹步流失　　

　　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是國家和民眾的災難，巨額的民眾賴以就業維生的資產化為烏有，這將使數代民眾付出慘重代價，遭到失業和貧困的命運。同時，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和外逃，造就了壹批帶“紅帽子”的新富翁，這種邪惡的對公眾的剝奪，正積蓄著社會沖突的火種。對於上述現象，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悲觀地預言，即使中央壹再三令五申、出臺更多的法律、增設更多的監管機構，國有資產的流失還會不可挽回地持續下去。也有人認為，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由公轉私不失為壹種變革和進步，至於它所帶來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看法恰恰迎合了貪官汙吏和不法分子。　

　　國有資產的流失既反映出中國現行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也反映出政治體制的要害和社會嚴重不公的現狀。即使要把國有資產轉化為私有財產，國有資產也不應當成為少數擁有權力者的“囊中物”，而應當讓民眾能公平地參與其分配。既然貪汙腐敗觸犯刑律，就不應當有任何政黨、個人能居於法律之上，免受法律制裁。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要不了多久，中國的國有資產就將被瓜分壹空，當那些依靠壟斷的政治權力而暴富的權貴們把不義之財轉移到海外後，中國的老百姓或許會發現，留給他們的不過是壹個被權貴們掏空了、遺棄了的爛攤子，是巨額的國債、瀕臨破產的銀行系統、難以維持的國有企業，還有無法兌現的社會福利“空頭支票”。因此，在今日的中國，阻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外逃，人人有責，這也與絕大多數民眾今後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　

　　改革開放後，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大大增加，監管的難度也相應增大，而國家監管國有資產的能力卻遠遠地落後了，留下了無數的漏洞和死角。目前中國雖有國有資產管理局，但因產權混亂、產權變動頻繁復雜、大量以權謀私的人又千方百計“監守自盜”，再加上國有資產管理局手段有限，不但難以制止國有資產的流失，還不得不聽令於那些熱衷於權錢交易的上級的指揮。為了理順產權、改善國有資產監管能力，筆者以為，可根據政府實際的監管能力來限制國有企業的數量，同時實行國有企業的分級所有和監管，讓各級地方政府承擔起對國有資產的實質性管理責任、也獲得所有者權益。此外，還應份別建立和健全國有資產的管理和經營機構，明確界定二者的法律責任；定期清理和核查國有資產，完善基礎管理，盡量杜絕閑置、浪費、混亂和流失；有效、及時而準確地評估國有資產，以便產權的變動、兼並、聯營、轉讓、出售、合資以及股份化經營等；完善對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法律和社會的雙重監督機制，保護民眾的檢舉權，充份利用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以法治奸，造成國有資產損失的責任者應依法賠償，並要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重組或改組各類國有企業，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則，在大中型企業內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嚴格清查那些將大筆資產轉移到海外的案件，調查其轉移資金至境外帳戶或在國外中資公司裏的惡劣行徑。而實行上述措施的基本前提就是必要的政治改革。

共產專制與基督宗教的衝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境內的合法基督徒大多數都是偽基督徒，當我說真正的基督徒不會認同信奉無神論同時又不建立民主制度的共匪，結果他們馬上引用羅馬書十三張的第一句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為中國伪基督徒辯護，真正的基督徒應該不會認為羅馬書十三章第一句話可以成為叫人不要反抗暴政，不要參與政治的具體論述，首先十三章只是假設政府根據本份行事，而且也確定了政府只是神的僕役的地位，應該履行抑惡揚善的義務，當時的保羅也沒有受到尼祿暴政的直接迫害。保羅後來因為沒有順服羅馬政府被羅馬政府害死，中國親共偽基督徒對於保羅因為沒有無條件的順服政府，所以遭受政治迫害死亡的事情選擇性失明。而且保羅只是一個傳教士並非主耶穌，中國親共偽基督徒喜歡用保羅曾經的一句感慨為親共行為背書，本質上是在偷換概念，把基督教改造成親共團體。

而且十二章有講你不可為恶所勝，你要以善勝惡，所以遇到邪惡暴政的時候應該用愛去改變，而不是毫無原則的服從任何權威，他們用羅馬書十三章的第一句來回應我對中國舔共偽基督徒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攪渾水。耶利米書中講的很清楚，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神是堅察人心的，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詩篇中有說，神阿，求你定他們的罪。願他們因自己的預謀跌倒。願你在他們許多的過犯中，把他們逐出，因為他們背叛了神。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有是非觀念。

基督徒並非不能參與政治，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家元首尤其是在野黨出身的，同時也是基督徒。用善來改變邪惡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種，只有中國偽基督徒會認為基督徒不能參與政治。耶利米勸告君王說，妳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基督信仰與政治參與並不衝突，甚至鼓勵政治參與。詩篇裡邊更是強調，妳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參與政治並且反對政治強權，是得到基督信仰認同的。中國境內號稱自己是基督徒，一邊反對別人的政治參與，同時自己又成為共匪政權的成員的人是偽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反對共匪的，在中國以合法姿態存在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偽基督徒。中國偽基督徒喜歡把共匪說成是政府單位裏邊的基督徒，他們自己是政府單位外邊的基督徒，共匪跟基督教沒有本質上的衝突，這種說法本身包含著偷換概念跟混淆視聽的本質。馬列主義強調人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是壞人，無產階級是好人，否定性惡論宣揚的普遍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所有制決定的是統治方式決定的，在所謂的公有制社會跟階級專政的社會裏邊，人的利己本性可以被戰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謂的公有制跟階級專政外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可以創造新人。

中國偽基督徒總是把福音書跟雅各書也批判社會不公跟馬列主義希望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嫁接在一起，因此找到基督教可以跟共匪勾兌的藉口。事實上基督教跟馬列主義有很大的區別，首先馬列主義宣揚暴力革命宣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產權，建立一個集體生產勞動的社會。馬列主義本質上以仇恨以暴力革命以劃分階級為出發點，聖經裏邊雖然有譴責富人跟社會不公的內容，可是畢竟基督教承認人性有罪，所以不會根據階級劃分好壞，凡是接受救恩的人，無論階級出身都因信稱義，成為神的兒女。基督教宣揚的愛而不是以暴制暴，不但要愛家人愛鄰居甚至需要愛敵人，這與馬列鬥爭學說完全不同。

中國偽基督徒喜歡把使徒行傳裏邊對公有制社會的描述跟實行黨有制的共匪嫁接起來，因此得出基督教跟共匪是同路人的結論，這是在是對使徒行傳的誤讀。首先使徒行傳裏邊講的公有制是由一群因為理念接近而自然結合的人建立的，是以愛為出發點的，是共享的。共匪建立的黨有制是專制性的強迫，而且共匪建立的黨有制並不是全民共享，無論是黨營企業還是土地黨有還是其他自然資源黨有，雖然名義上是公有的，可是支配權收益權是共匪支配的。中國偽基督徒生活在中國，為什麼硬要把共匪跟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啟示錄中是有講過基督教的天堂，可是共匪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天堂，根據馬列主義的說法，共產主義天堂是需要經歷原始社會 奴隸制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之後才可以進入，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根據馬列主義的說法是一個由共產黨實行專政統治的社會。雖然基督教也有關於天堂的描述，可是基督教的天堂跟共匪的共產主義天堂，完全是兩回事。

基督教關於原罪與新人的定義跟共匪對人的定義完全水火不容，創世紀中記載，亞當因為偷吃了禁果，墮落犯罪。人類從亞當身上繼承了墮落的一面，墮落的一面是不分階級不分族群的，是普遍人性。這跟共匪宣揚的階級先鋒隊理論完全不同，基督教不會為肉身人類造神，共匪會為肉身人類造神。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跟共匪搞勾兌就是否定基督教本身，在中國所有合法的所謂基督徒，都必須先學習共匪的理論再接受共匪的領導才可以從事表面上的宗教活動。

馬克思說宗教就是精神鴉片，宗教的產生是因為人類無法正確認識自然界。真正的基督徒不會一邊褻瀆著上帝跟主耶穌，一邊參加宗教活動，一邊接受共匪的無神論教育，一邊自稱基督徒的人是撒謊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宣揚中國允許真正的基督教合法存在，不是真的對中國不瞭解就是故意攪渾水。至於把偽基督徒的胡說八道解釋成真理的人，非要把基督教改造成一個可以跟共匪嫁接的一種存在，本質上就是在扼殺基督教幫共匪製造思想人質。美國的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不會教育人民擁護執政黨，在中國被共匪任命為神職人員的人，本質上不是基督徒。

​共匪利用對國家機器的控制造神 殺人 姦淫 偷盜 搞司法迫害 搞強拆 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親共的，基督宗教反對個人崇拜，光是這一點就跟共匪水火不容了，真正的基督徒不會相信共匪的造神，所以共匪很不爽，選擇迫害他們。

雖然長期在中國消滅福音的共匪政權并沒有面臨末世審判，無法充份的論證基督教的信仰的正確性，但是共匪迫害基督教的行為應該被譴責。

延伸閱讀 海外華人牧師談中共建立的偽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基督徒不應該順從中共政權

中共建立的偽基督教根據保羅的言論要求別人順從中共政權，中共建立的偽基督教是違反基督教的教義。聖經上保羅說要順服執政掌權的，如果按照保羅這話實行，那我們就應該在凡事上都順服執政掌權的。可是，中共無神論政府歷來是逼迫、迫害宗教信仰，與神為敵，中共不但不讓咱們信主，還抓捕、迫害傳福音見證神的人，我們要是順服它不信主，也不傳福音見證神了，這不是站在撒但壹邊抵擋主、背叛主嗎？這不就成了滅亡的對象了嗎？我還真弄不明白：在對待執政掌權的事上，到底該怎樣做才合主的心意呢？

聖經上保羅說要順服執政掌權的，原話是這樣的：「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13：1-2）很多信主的人根據保羅這話就認為執政掌權的都是神命定的，順服執政掌權的就是順服神，甚至還有的人認為，無論執政掌權的怎麼攔阻、限制人信神，人都應該順服，還說抗拒執政掌權的就是抵擋神。那這種觀點到底對不對呢？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呢？對這個事咱們到底應該怎麼看呢？其實，從律法時代到恩典時代，神從來就沒有說讓人去順服執政掌權的。就說律法時代吧，以色列人的仇敵就是埃及法老，他是執政掌權的，那神是怎麼對待他的呢？他攔阻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給他降災，他要是再不放以色列人，神就要毀滅他。在埃及軍隊追趕以色列民的時候，紅海就分開了，把那些埃及的追兵都給毀滅、淹沒了。在律法時代，凡是抵擋神的魔王，最終都被神給毀滅了。咱們再看看恩典時代，主耶穌為什麼沒有上教堂去傳道呢？為什麼主耶穌只到曠野、到民間去傳道啊？就是因為執政掌權的和宗教界的首領都是抵擋神的，都是與主為敵的，這才迫使主耶穌只能到曠野、到民間去傳道。要是主耶穌的門徒順服執政掌權的，那他們還能跟隨主耶穌嗎？還能得到主耶穌的稱許嗎？從這些事上，每個真心信主的人應該能知道，到底怎麼對待中共執政掌權的才合神的心意。要是人信主這麼多年，對執政掌權的就是神的仇敵還看不透，那這樣的人到底明不明白聖經？到底認不認識主啊？有很多的人沒有分辨，看不透這些事，就因為看到聖經上保羅說的這話，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有的人甚至還認為，順服執政掌權的就是順服主，抵擋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就是自取刑罰。這種觀點是不是大錯特錯呀？是不是嚴重地誤解神、抵擋神呢？這可是迷惑人、坑害人的錯誤觀點哪！我們都知道，中共是無神論政黨，無神論掌權那就是撒但掌權。中共壹貫視神如仇敵，它壹旦看見基督顯現作工，那就肯定是「壹日不取締，壹日不收兵」，非把基督釘十字架不可！自打中共執政以來，它就公開地否認神、定罪神、褻瀆神，它就把基督教定成邪教，把《聖經》定成是邪教書籍，收繳、燒毀，把宗教團體都定成邪教組織，加以迫害、鎮壓，尤其是對待信真神、傳揚見證神的基督徒，中共向來是瘋狂地鎮壓、抓捕、迫害，施行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還有殘害，那可真是趕盡殺絕、打死白死啊！

中共魔黨倒行逆施、逆天而行，它抵擋神的惡行累累，真是罄竹難書！事實足以證明，中共就是與神為敵的撒但邪惡勢力。中共為什麼這麼仇視、迫害信真神的人？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它就是最害怕中國人民信神、跟隨神，害怕人民都追求真理蒙神拯救，這樣，就沒有人再被它奴役，再為它效力了。所以中共魔黨就不擇手段地殘酷迫害基督徒，妄想取締神的作工，取締基督教信仰，把中國變成無神區，使中共魔黨在中國的獨裁統治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就足以證明了中共就是最仇恨真理、仇恨神的撒但邪惡政權，就是抵擋神的惡魔集團！中共掌權就是撒但掌權！

中共執政這些年，犯下的抵擋神、迫害神選民的罪行罄竹難書，中共政府用各種手段殘害、殺死無數基督徒，給無數基督徒家庭帶來了殘酷的災難。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可以確定，中共政府就是世界上最邪惡的撒但政權，就是壹夥抵擋神的惡魔集團！那我們棄絕它、背叛它，這是不是完全合神的心意啊？其實，主耶穌早就揭露了：「這世代是壹個邪惡的世代。」（路11：29）「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約3：19）聖經上還說：「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5：19）主耶穌壹針見血地揭露了這個世界邪惡黑暗的真相和根源，整個人類都活在撒但的權勢下，容不下神的存在，容不下真理的存在。在宗教界，沒有人敢上教堂裡公開見證神道成肉身，更沒有人敢在教堂或者人群中把基督發表的真理見證出來；在各宗各派中，要是發現有人見證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會被抓住定罪，就會被趕出教堂，甚至被交給執政掌權的。這個人類是不是邪惡到極點了？整個世界到處充斥著否認神、否認真理、定罪基督的聲音，不就是因為這個世界是那些抵擋神的撒但邪惡勢力掌權所導致的嗎？回想兩千年前，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剛降生就遭到了羅馬政府的追殺，主耶穌傳道作工時，又被猶太教領袖聯合羅馬政權釘在了十字架上；當主耶穌的福音傳到中國時，更是遭到了中國政府的瘋狂定罪和抵擋，不知有多少傳教士被殘害、被屠殺；中共執政以後，被中共抓捕、殘害的基督徒更是不計其數；等等。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什麼？為什麼中共這麼仇恨信神的人？為什麼歷代以來基督徒都會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為什麼真理在人間總是遭到棄絕、遭到定罪呢？為什麼神的旨意在地上、在世界各國通行不了？就是因為撒但在控制這個人類，就是因為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撒但的權下，就是因為在地上掌權的都是撒但的邪惡勢力，都是抵擋神的無神論政權，尤其中共政權就是撒但邪惡勢力的典型代表，所以才導致這個人類邪惡黑暗到了極處。這是公認的事實！但是有的人卻根據保羅的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就認為順服執政掌權的，就是順服神，那麼請問：中共魔黨攔阻、限制我們信神、敬拜神，難道我們也要順服嗎？中共抓捕、殘害基督徒，強迫人寫悔過書，讓人都否認神、棄絕神、背叛神，甚至它還強迫基督徒罵神、褻瀆神，它們這麼做，我們也能順服嗎？中共不許我們傳福音見證神，逼我們賣主賣友，充當它的幫兇、走狗，難道我們也能順服嗎？如果我們順服中共魔黨，那我們不是站在撒但的壹邊抵擋神、背叛神嗎？我們再看保羅的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這話能實行得通嗎？合乎真理嗎？尤其保羅還說：「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13：2）現在我們看保羅這話，的確存在問題，讓人質疑啊！難道保羅對這個邪惡黑暗的時代看不透嗎？保羅傳福音也被抓捕過，也坐過牢，按理說，他對撒但邪惡政權的實質應該比我們看得更清楚，然而保羅卻說出了這樣的話，真是讓人不可思議啊！

我們都應該知道，神允許撒但敗壞人類，允許撒但惡魔在地上掌權這裡面就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安排啊。神拯救人類主要就是為打敗撒但，把被撒但敗壞的人類作成順服神、敬拜神的人，這樣才是徹底地打敗撒但、羞辱撒但，最後結束撒但的命運。所以，神允許撒但掌權敗壞人類，神的心意是讓人類去分辨撒但，看透撒但的實質，讓人去恨惡撒但、背叛撒但，但神從來就沒有說讓人去順服撒但，更沒有說抗拒撒但政權的就是自取刑罰。如果按照保羅的觀點，那歷代遭受撒但政權追捕、迫害，甚至是為主殉道的聖徒，難道是因為抗拒執政掌權的而自取刑罰嗎？難道歷代聖徒坐監坐牢的事實，不是為主所作的那美好響亮的見證嗎？但如果按保羅的觀點呢，這歷代聖徒被抓捕甚至被殺頭的事，就不是美好的見證了，而是因抗拒執政掌權的而自取刑罰了。那這樣壹來，保羅他自己因著傳福音被抓坐牢所受的苦，不也是徒勞嗎？那為什麼保羅還拿他所受的這些苦當作是見證來給人講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咱們信主、傳揚見證主的福音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撒但政權卻不擇手段地殘酷迫害基督徒，攔阻神福音工作的擴展，攔阻神旨意的通行，這完全暴露了他們仇恨真理、與神為敵的惡魔實質。人為堅持真道、傳揚見證主的福音遭受撒但政權的殘酷迫害，這是為義受逼迫，是最蒙主稱許的事！又怎麼能說是自取刑罰呢？主耶穌曾明確地說過：「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5：10）主耶穌這話難道保羅就不知道嗎？可見，保羅說的這些話跟主耶穌的話有明顯的抵觸啊！所以，保羅說的這話根本就不符合主耶穌的話，不符合真理，不能作為我們的行事依據啊。我們是神造的，是屬神的，凡事應該聽從神的話，順服神的權柄，這才是天經地義的！

基督文化與公民社會

弟兄姐妹平安。2019年歲末年初，想說壹句什麼話呢？想說壹句：真的很愛妳們。教會如果在年終做總結，怎麼評價人呢？應該是選出誰是最可愛的人，誰是最蒙愛的人。我們都在基督裏面是蒙愛的人。世界裏面評價的標準不同，每年年底美國時代周刊都會評價風雲人物。這位叫桑伯格的瑞典女孩，被評為2019年時代周刊的風雲人物。她因為捍衛動物的權利感動了世界，被評為風雲人物，表情常常是橫眉冷目，咬牙切齒。但是值得壹提的是，時代周刊這壹次征求讀者投票，遠遠領先的是香港的抗爭者。瑞典少女桑伯格對面的是香港少女陳彥霖，她同時像動物壹樣被淩辱、被宰殺、被拋屍，被身後汙名化，漸漸的被歲月的風沙掩埋，被所有的風雲人物所遺忘。所以我們說，首先我們看看這個尷尬而悖謬的世代，這是何等具有張力和具有諷刺意義的世界。

第二點，這種撕裂、這種張力對中國人而言尤其具有沖擊力。當西方，當瑞典的女孩，不顧壹切的在捍衛動物的權利，為動物爭取“人權”的時候，香港的孩子們，中國的人正在為人類、為中國人爭取動物壹樣的生存權。第三個方面，基督教的立場是什麼呢？我說的基督教，就是常常說的雞湯教，或者人家才路德宗教。基督教既反對為動物爭取權利，更反對為人類爭取權利。長期以來他們宣稱每壹個人，特別是基督徒，必須順服魔鬼的權力。那麼什麼是我們的立場，什麼是上帝的心腸呢？第壹，上帝願意人類為動物爭取權利。因為創世紀第壹章說，上帝看著壹切所造的都甚好。第二，上帝更珍愛人的生命、人的權利，因為人是按照祂的形象和樣式造的。神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聖經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雅各書說，不憐憫人的，必受無憐憫的審判。我們站在上帝這邊，我們順服上帝的旨意。

上帝對壹切受造之物和人類命運的關切，我們可以簡而言之的稱之為政治關切。感謝主賜給我們2019年基督教改革的異象，這壹年跋涉到今天，我們到了細數上帝恩典的時候了。也許在年初，我們這間教會，我們傳道所到之處，人們仍然聽政治而戰兢；但是到了2019年的年底，我們從神那裏獲得了前所未有勇敢的心，我們懷著壹種平常的心，開始歸向聖經簡單的常識和真理，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坦然無懼地說，我們的神是關切政治的神。我們神的政治關切，這就是2019年我們講道臺所有講道的主題，也是雅各書貫穿始終的主題。我們這樣講是否有聖經的根據，我們還要再藉著雅各書重新做壹次總結。

雅各書，在這之前我們重新講講什麼是政治。我不再講為什麼雞湯教談政治而色變，有人因為我們講道臺有所謂的政治信息，離開了我們。其實政治簡單的定義很簡單，就是創世紀第壹章和第二章的那個概念，就是管理、治理、修理、看守上帝所創造的世界。那麼換壹個角度來講，政治主要是指關於財產和人的制度安排，這就是政治。換句話說，政治主要涉及三個要素：第壹，權利；第二，財產；第三，人的生命。妳沒有別的定義了，這是最簡單的政治定義和常識。

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重新再看雅各書，雅各書通篇在講政治，每壹章我選壹節經文，我們復習壹下。雅各書第壹章27節，他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汙的虔誠，就是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上帝要教會同情窮人，妳敢說這不是政治嗎？第二章11節到13節，不可殺人，殺人就違反了律法。為禁止任何人去殺害別人的生命，特別是那些有殺人權柄的國家政權，不可以肆意殺人。因為在現代這個世界，古往今來也是如此，獲得殺人權柄主要是國家權力。壹般的普通百姓，殺人還是很罕見的，個別的罪犯。然後說無憐憫的要受無憐憫的審判。審判，殺人，這都是政治本身的實踐。第三章13節，有智慧的就要行善。行善，我們再壹次強調，耶和華告訴妳何為善，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所有的公義最簡單的就是政治公義。新約聖經有壹段經文，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沖突，就是有人說耶穌妳是良善的，耶穌說除了神以外，誰是良善的呢？雞湯教的人以為耶穌是禁止我們在人間分辨善惡，因為大家都不是良善的。這個解釋是錯誤的。主耶穌正在告訴我們壹個簡單的舊約已經啟示出來的真理，那就是人不可以按照人的標準分辨善惡，妳必須按照神的標準分辨善惡。創世紀第三章，蛇要按照食物、情欲、權力的標準分辨善惡，這就是人認為的善，就是有錢、有貌、有權。這是普世價值，這是人骨子裏面真正認為的善。但是聖經明確的說，這不是上帝的善，上帝的善是公義、憐憫和謙卑。所以新舊約都是壹致了。

第四章17節，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就是罪了。這是以往基督教很少很少註意到的真理。特別是今天雅各書五章1到6節，通篇涉及到上帝的政治關切，壹個方面，涉及到對人間財產制度的關切；另外壹個方面，涉及到對人間殺戮，對生命的毀滅的這種罪惡的關切和審判。這就是政治兩個最簡單的要素，我再重復壹遍，財產問題，資源問題。第二個，別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的問題。我們的神，這是我們的神，祂高度高度高度的關切這兩大事實，這是基督教，這是聖經啟示的上帝，這是超越了魔鬼試探的那個上帝。因為魔鬼讓人類不關心這兩個事實：人類在財產上的罪惡；人類在他人生命自由尊嚴上的罪惡。因為魔鬼讓人只看自己有沒有錢，有沒有貌，有沒有權。所以我們的結論是，雅各書二章19節是我們要離開的那個基督教那個雞湯教的特點，就是鬼魔也信，卻是戰兢。我們宣告拒絕講政治的基督教是邪教和撒旦教。因為拒絕講我們剛才定義的政治信息的人，不是在講聖經，他們是在講異教。我們僅以雅各書五章1到6節，再壹次作證。

我們重新對雅各書做壹個總結吧，就是雅各書這五章經文，都談到了財富和人，特別是財富。雅各書第1章（1:10-11），說財富、富人是過眼雲煙。第2章（2:1-17），基督徒不可以財富、貧窮、貧富，以貌取人。第四章（4:3-4)，他說愛世界、愛宴樂的人是淫婦。這都是政治審判，沒有問題，當然也超越政治的審判。第四章的第2段(4:13-17)，講到了神審判、警告那些做買賣得利並且自誇的人。今天要講的經文(5:1-6)，神要審判富足人。神審判富足人的理由到底是什麼，等壹下我們看。我剛才講，不講剛才我們定義的政治信息的基督教，就是邪教和撒旦教。我們可以以加拉太書這段經文來解釋。保羅說，若有人傳福音給妳們，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與我們所傳給妳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妳們與妳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1：8-9）。這適用於聖經每壹段經文，適用於雅各書。如果基督教講的不是雅各書這些道理，他就應當被咒詛。他們不是基督教，他們是邪教，他們本身就是撒旦壹會的。



好的，現在我們來看今天的六節經文。大家註意這裏面的政治的兩大因素：財富和生命。第1節，妳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妳們身上。這是什麼呢？這是審判，對天下富足人的審判。我們今天讀到了拉撒路和財主的故事（路16:19-31)，類似吧。這個審判對我們來講是很顛覆性的，因為我們覺得上帝應該去祝福那些有錢人、富足人。因為長期以來，那些成功神學的人就認為人富足乃是神的祝福。可是在雅各書當中，富足人整體上全稱判斷的放在了審判之下。這很奇特，很奇怪。上帝為什麼這麼不講道理呢，上來就是對富足人審判呢？接下來，上帝講了5大理由，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就是第1節是定罪，是審判。那麼剩下這5句話，是對富人的罪惡的罪名的羅列，就是上帝為什麼要審判雅各書定義的富足人呢？因為他們犯有五大罪惡，每壹個罪惡都是政治的罪惡，每壹個罪惡都是上帝所憎惡。

第壹個罪惡，妳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妳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明妳們的不是，又要吃妳們的肉，如同火燒。不是，財主是不是的，富足人是不是的。哪裏不是呢？這段經文在講什麼呢？我們可以從很多的角度來講，說他們貪婪、貪財，這都沒有問題。其實我們都貪，我們壹生下來都是貪婪之人，所以我們說每個人壹出生都在魔鬼的權勢下面。但是富足人多了壹重罪惡，妳知道是什麼？自私。他們家的所有的資源、房產、存款、消費品，已經堆積如山了，用也用不完了，但是普天之下還有很多窮人啼饑號寒。他們寧可爛了，死了也花不完了，也不會施舍給窮人壹分錢。所以我們從神的視野來看看這個世代，這個人類，真的虧欠了神。很多人不信上帝，覺得上帝所創造這個世界資源不夠用。神創造了這麼多生命，不足以養活每壹個人。那麼這壹句話讓我們看見到底是什麼原因，那就是這個世代的富足人囤積居奇，他們占有了太多的資源，而且寧可腐爛，也不給窮人壹分錢。魔鬼藉著這樣的社會不公不義來試探人，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時候，撒旦會在兩個歷史的階段不斷得勝。如果人類真的早些時候順服神的話語，我們能夠減少多少社會的苦難呢？就是不信神，所以這是第壹個罪狀。我願意把它定義為富足人的極端的自私，沒完沒了。有車，要有豪車；有房，要有豪宅；有錢，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思想壹下，從萬元戶到現在幾千萬，我們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就是將來有幾個億幾十個億都是平常的，我們不會滿足，永遠。所以聖經看明了，它指明說妳這樣的生命是沒有盡頭的，永永遠遠沒有盡頭。我們的生命就這樣被敗壞了。

第二個罪狀，妳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這個罪惡叫什麼呢？我可以把它定義為無知，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所有的知識都是關於錢財的知識。所有的學校教育在教導孩子們什麼呢？怎樣長大了積攢錢財。結束的時候我會講我們的少年人的聖經課程，我們壹定要遠離，或者至少要平行學校教育，教會的教育不教這些知識。

第三個方面的罪惡，工人給妳們收割莊家，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這個工人、收割，當然可以平行傳道人，我不講這個了，大家可以看我的講章。但是更可以指工人階級、底層社會、弱勢群體、低端人口，我們多麼的震撼，雞湯教說上帝不管這些，不不不不，上帝密切的關註這些事件。如果妳要把這五段經文交叉結構的話，中間這壹句話，就是萬軍之主。雞湯教可以瞎眼，看不見人間的壓迫。基督徒可以捂起耳朵，遠離這些世界的罪孽。但是我們的神看得見，我們的神聽得見，這才是聖經啟示的上帝。我們的基督教傳的是這位上帝嗎？不是，他們傳的不是這個上帝，我們傳的是。萬軍之主傾聽人間壹切的冤案、冤聲。虧欠這個詞，等壹下我會講，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剝削、壓迫。上帝要審判這種政治壓迫的罪孽。

第四個方面，妳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妳們的心。我們可以看平行的，前面說財富啊，衣服啊，金銀啊，都積攢到堆積如山，幹什麼呢？用來幹什麼呢？用來消費。除了享美福，好宴樂，什麼都不幹。中國人有錢了，有錢了幹什麼？周遊世界。壹個老婆不夠，找倆老婆。周遊世界幹什麼呢？現在把全世界都禍害的差不多了。壹點兒正經沒有，壹點好事不幹。我要吃遍全天下的美味。這壹點我們真的是跟基督教文明差的也太遠了。我覺得西方有相當壹部分的富足人，真的是積攢財富不是為了享美福，好宴樂。這是第四個方面的罪惡。

第五個方面，最極端的罪惡，他們殺害義人。這是雅各書對富足人壹個特別的定義，大家心裏要思想。這不是壹般的富足人，這是有殺人權柄的富足人。而且他們殺人越貨，他們殺人奪取產業，他們為了奪取產業，保衛產業，繼續殺人。那義人怎麼得罪他們了呢？他為什麼要殺義人呢？等壹下我們再展開來講。

總結，上帝審判富足人，因為富足人犯下了五樁罪惡。這是我們的神，我們的神是審判富足人的神，我們的神是審判富足人所有政治罪惡的神，我們的神是有政治關切的神，我們要理直氣壯的見證這位神。



現在我們來看第壹句話。妳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嚎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妳們身上。那個感嘆詞（嚇）我們熟悉了，四章13節，對吧？所以雅各書是有結構的，密不可分。四章13到17節平行了五章1~6節。稍微回想壹下，那壹段經文對富足人的審判指的是什麼呢？是明天災難就要臨到妳們，對吧？這壹段經文對富足人的審判是末世性質的。那壹段經文用明天來審判富足人，這段經文用末世來審判富足人。那就意味著上帝的審判，上帝的憤怒，從來也沒有離開富足人。我們看詩篇七篇11節，神是公義的審判者，公義的神，審判者，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這個上帝天天向惡人發怒，怎麼彰顯出來？除了壹些看得見的苦難、審判、災禍、危機、經濟蕭條以外，那就是那些富足人天天惶惶不可終日。開會講的主要的信息就是維穩維穩維穩，穩定穩定穩定。這什麼意思？就是上帝向他發怒。

我們可以把這壹節經文分成三部分。第壹，富足人，上帝審判富足人；第二，應當哭泣、號啕。這什麼意思？呼喊富足人認罪悔改。雅各呼喊所有的富足人認罪悔改，相當於主說天國近了，妳們應當悔改。神憐憫，也愛富足人，對嗎？我們看馬太福音第二章18節，用了哭泣、號啕這個詞，那裏面用在誰的身上？用在拉瑪有號啕大哭的聲音，因為那個聖誕的故事裏面，希律王屠殺了嬰孩，對吧？那這裏面我們就看到了審判臨到了那些富足人。當時他們怎麼讓伯利恒的母親號啕哭喊，神最後要把同樣的命運報應在他們的身上。先知書也多次用這兩個詞哭泣，嚎啕，大家自己去查，就是神的審判和呼喊臨到了。富足人如果真的哭泣、嚎啕，那還是有救的。但是更多的富足人是更加的剛硬，像雅各這樣來傳這樣的福音，妳就應該明白，富足人壹定要殺他。所以這位義者雅各最後為什麼死呢？就是因為他傳這樣的真理，他傳這樣的福音。為什麼今天這個雞湯教不會遇到這樣的苦難呢？因為人家不講政治，人家不管這個。所以這個呼喊大部分是無效的。富足人不僅貪財，而且驕傲。妳講這個，應哭泣、號啕，富足人就拂袖而去。但是接下來第三句，神的話就臨到了，必有苦難臨到妳們身上。聽與不聽都沒關系。恩典是可以抗拒的，福音是可以抗拒的，但是審判是不可抗拒的，審判壹定臨到雅各書定義的富足人。

我們看使徒行傳24章25節，保羅講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富足人，有權力的人，總督，甚覺恐懼了。壹個方面，我們看到了保羅和雅各講的是壹樣的福音，就是上帝審判富足人，對不對？壹樣，沒有任何矛盾。另外壹個方面，我們看到了權力，富足人的常見的表現就是國家權柄。但是人家厭惡妳講這樣的福音。耶利米書51章9節，我們想醫治巴比倫，她卻沒有治好。呼喊巴比倫，巴比倫大家想到了什麼？創世記11章，啟示錄18章，巴比倫大淫婦因為發財賺錢，禍害天下。她卻沒有治好，她不願意悔改，最後就離開她吧。我們各人歸回本國，因為她受的審判通於上天，達到蒼穹。沒治了，神定意要滅她。總結壹下我們今天的經文：第壹，上帝審判富足人；但是第二，首先還是借著傳道人和牧師，教會呼喊這個末世，富足人要悔改；第三，剛硬到底的必有審判。



我們看下面。第2節、第3節：妳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妳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明妳們的不是，又要吃妳們的肉，如同火燒。我把它分成三段。第壹段是個排比：財物，壞了；衣服，被蟲咬了；金銀，長了銹了。財物、衣服、金銀，三個主語；然後三個動詞：壞了，咬了，生銹了。這樣的句子在舊約聖經有很多平行的經文，看我的講章。簡而言之，這些概念指的就是：壹個方面，和死亡的審判相關；第二個方面，指的就是最後他們富人積攢財物，當死亡降臨的時候，他將壹無所有。我們自己也稍微想壹想，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的錢財會到什麼地步呢？我們留給兒女嗎？妳想想妳是真的在祝福妳的兒女，還是在敗壞他？然後妳想妳勞碌壹生，最後妳能消費的到底有多少？還是我們的主真的是聰明，說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我們在忙什麼呢？真是很悖謬。所以這第壹句話讓我們看到了我們走的時候，特別可憐的愚蠢的狀況：什麼都沒有。不僅如此，那個時候如果我們已經信了神，我想那個時候，妳可能會看見天使，或者聽見神在病床或者在什麼地方在問妳壹件事，就是妳這壹輩子除了財物、衣服、金銀以外，妳做沒做過壹件好事？妳做沒做過壹件公義的事呢？那個時候，我相信絕大部分的雞湯教徒都交不出滿意的答卷。他們那個時候才會發現他們太窮了。越是在世界裏面富足的人，像財主，在神的國降臨的時候，越是世界上最窮的人。他們忙著賺錢，壹件善事都沒幹。不僅沒有幹善事，我們還會看到是罪惡累累。神藉著這樣的信息，無非是鞭策我們每壹個人，到那壹天的時候，我們能不能指著講道臺，指著我們的教會，指著我們的壹生說：主啊，在我們的壹生裏面，我們傳揚過妳的公義。為什麼要恨我呢？我不把福音傳講成為幫助人增攢財物、衣服和金銀，就是我的罪了嗎？所以我覺得壹個真正的傳道人，真的正像希伯來書所說的，最後每壹個傳道人要就每壹個會眾的靈魂向神交賬。我們給神交帳不是我們有多少財物、多少衣服、多少金銀；而是我們跟主說：主啊，在這壹生當中，我們努力的行公義，好憐憫、謙卑的與主同行。

第二段，那銹要證明妳們的不是。是與不是，善與惡，對與錯，這是上帝的標準，大家明白嗎？上帝關心的不是妳有沒有，而是關心妳對與錯；不是關心利與害，利與弊，而是關心對與錯。最後神審判我們的不是根據貧富，是根據是非。妳做對了，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妳做錯了，必有審判。所以這是基督教文明給人類最偉大的祝福，就是壓倒壹切的，不是妳有沒有，壓倒壹切的是妳對與錯。所以我們怎麼判斷壹個政治事件，壹個什麼什麼社會事件，勝與敗呢？對我們來講：對，就勝了；錯，就敗了。所以我們判斷世間勝敗的標準完全不壹樣。對我們來講，香港人早就勝了，因為他對。妳就把所有的港人都殺了，他也勝了。妳勝了，也是敗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這是天國的標準，而天國是永恒的。所以很多剛剛信主的人，總是被世界裏面的短時的成敗嚇破了膽，動不動就“上帝妳在哪裏？妳怎麼可以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所以我們說我們信仰還沒有入門。那算什麼呢？那不過是至暫至輕的苦楚嘛，神國的歷史長著呢。那種勝敗只能嚇倒雞湯教的人，就是魔鬼也信，只是戰兢。我們真的信上帝，我們只是努力的追求“對”。

第三段，又要吃妳們的肉，如同火燒。銹，肉，如同火燒，我們看是什麼意思？以西結書24章6到14節，我標出紅色的部分，妳看見了銹，看見了肉，看見了火燒，這是舊約特別平行的壹段經文。神的手臨到了，臨到了流人血的城。陳彥霖比桑伯格在神的面前更蒙悅納，神要為她伸冤。流人血的城，大家自己回去慢慢再讀這段經文，基本上是完全平行的，就是基督聖誕進入這個世界，基督復臨，要臨到、要審判那流人血的城。這座城也可能是北京，至少包括北京，北京就是壹座流人血的城。這個世代的罪人，不僅殺害動物，更殺害人的生命。大家知道嗎？滿世界像桑伯格這樣的女孩，在西方所有的政要面前呲牙咧嘴、義薄雲天。很多人在溫哥華、華盛頓、倫敦、羅馬，為生態環保去抗爭，但是其中有很多的人，甚至是絕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婦女墮胎的白左人士。這座流人血的城要悔改。他們會為壹個海豹被殺而哭泣，但不會被陳彥霖被殺而哀痛。但是神的手臨到的是這流人血的城。

最近中國的這些電視劇越來越多了。他們在流人血的城裏面追逐財富，經營交配。除了財富和交配以外，中國電視劇裏面壹無所有。公義在哪裏？愛在哪裏呢？良善呢？壹無所有。像動物壹樣的，甚至不如動物的壹種生存狀態，是我們這個世代漢語文化的基本特色。但是我是覺得，面對這樣的局面，教會首先要反省。為什麼？因為妳教會首先不講這壹套，妳教會首先跟世界追求的完全壹樣，甚至以上帝的名義追求世界所追求的財富和交配。所以我們再壹次感謝主，再壹次帶領我們回到聖經裏面去，讓我們知道兩大事實：第壹，這樣的城市是要被審判的；第二，我們必須盡快的從這城裏面逃出來。從吾珥逃出來，從所多瑪逃出來，從蘭塞逃出來，從巴比倫逃出來。



我們看下面的經文。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神關切被壓迫階級。這不是社會主義福音，這不是社會福音。上帝關切這個事實，不是要在人間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領導壹切。他只是要求公平，公義，並且在審判的時候要定那些欺壓人的人的罪。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虧欠”那個詞，我剛才說了，指的就是掠奪、欺壓、偷竊。在新約聖經裏有壹些平行的信息，上帝極度的關切弱勢群體的命運。我們現在這個基督教還講這個嗎？妳們自己去想，這不是聖經嗎？這是聖經。第壹個方面，我們看人間的罪惡，就是工人跟富足人的關系，對嗎？第二個方面，我們看上帝跟這件事的關系。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上帝側起耳朵聽這些聲音：冤民，訪民，被欺壓的人，他們所有所有的冤聲都在神的耳朵當中。神是傾聽者。我們今天這個基督教，我們為什麼要脫離這樣的主流呢？就是不再聽這些聲音了。誰講這些聲音，他們定誰為講政治。上帝說妳們不聽，但我聽。

上帝聽這些冤聲最早可以追溯到創世紀第四章，該隱和亞伯，我們都熟悉這個故事。上帝說亞伯聲音，妳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求。所有在這個世代裏面被冤殺的人，包括上帝的仆人，都有聲音傳到上帝的耳中，無壹例外。那沒什麼可怕的。萬軍之主，這裏對上帝有壹個定義，叫萬軍之主。這個萬軍之主有兩個意思：第壹，它就是創世記二章1節那個天地萬物都造齊了的那個意思，萬軍就是天地萬物。壹切都是上帝創造的，包括動物，然後人也是神所創造的，因此，創造主必然關切、看顧、珍視每壹個受造者，特別是按祂的形象所造的人。祂不會不管的。祂壹定創造，壹定救贖，壹定審判；第二，指的是軍隊。那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講，第壹，上帝是愛。祂有意願，祂願意關切受造的生命。第二，祂是創造主，祂有能力為所有的冤民申冤。第壹講的是意願，愛；第二個講的是大能，祂能做，祂壹定做。人類的歷史為這兩大事實作見證，上帝真的愛那些被冤殺的人的靈魂，特別是為義被冤殺的人的靈魂；第二，祂有能力用奇妙的方式，按照祂的時間和計劃，在今天、明天和末世，審判所有欺壓者。

我們看的特別特別的清楚，上帝審判惡人，妳知道最常見的手段是什麼呢？就是上帝用惡人去對付惡人。這點我們不要嫉妒。很多的時候，我們說那個惡人，上帝妳怎麼還不廢了他？我們越是讀聖經越明白，神真是比我們高明，就是當上帝用惡人去對付惡人的時候，祂實際上對兩個惡人同時進行了審判。不要總是覺得上帝太慢太慢，怎麼還不把那個暴君弄下臺去。妳這太傻了，祂弄下臺去，我問妳壹個問題，誰對付那些惡人呢？有人說“我們來”，妳真蠢。如果我們來，我們就成了惡人了。上帝為了保護我們，保護祂的教會，不讓我們掌那種權柄。因為我們不過是罪人，壹旦我們被賦予了審判的權柄，國家的權柄，我們和那些人沒有任何的區別。所以上帝常見的審判富足人的手段，就是讓富足人去審判富足人。回首過去7年，妳看見了神的手何等的奇妙。有些人抱怨，所以我為什麼說在這個世代要快樂的生活。我們傳公義的福音，同時我們看見神的公義的手前所未有。然後我們就感謝贊美神，主啊，妳讓我們的手上沒有沾上惡人審判惡人的血。不是我們要置身事外，而是神把這事都做清楚了。上帝給我們壹個大使命，妳們站在講道臺上，去傳天國的福音。比真的還真。

在聖經的歷史當中，這樣的事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大家看，以色列被欺負，因為自己犯罪，那也是罪有應得。按照今天這個基督教的邏輯，按照這個世俗常人的邏輯，是什麼？上帝妳快興起以色列人，好去報仇。但是實際上妳會發現，大部分的歷史時期上帝沒有興起以色列人作復仇者，對不對？沒有吧？沒有。大部分時間是什麼呢？亞述人欺負以色列，上帝興起巴比倫弄死他；巴比倫人欺負以色列，上帝興起波斯人弄死他；波斯人欺負以色列，上帝興起希臘人弄死他；希臘人欺負以色列，上帝興起羅馬人弄死他，就是不把這種懲罰惡人的權柄交給以色列。哈利路亞，感謝主，這是何等的福分。無產階級革命愚蠢就在這個地方：妳審判官僚，審判前朝的富足人，怎麼做？我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奪取國家政權。傻子都看得出來，妳們比所有所有妳審判的人更壞。所以我為什麼說，我們講的不是社會福音，我們在講神的公義，我們在講上帝的政治關切，但我們不會委身政治，明白嗎？這是聖經特別偉大的真理。



好吧，我們看啟示錄裏面的審判。啟示錄第6章和19章，講到了上帝聽人的冤聲。伸冤，妳要為我們伸冤，然後神就為祂的仆人向淫婦實施審判。我們看到了基督教以往講的兩個錯誤，也是庸俗的世界講的兩個假的普世價值：第壹就是我們沒有仇敵；第二就是泛愛。那不是聖經，聖經讓我們做壹個真實的人。妳看這個傳道人、神的仆人怎麼說的。說：真實的主啊，妳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我說現在這個雞湯教基本是壹群騙子，偽善到家。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假的人類，這麼假的教會。我們誰都不恨，我們要愛壹切人。我還是那句話，就是慷人之慨，因為他從來也沒有為真理受過冤屈，或者說還沒有碰到他自己的私仇。聖經明確的講，我們為教會，為神的仆人，甚至為香港人，求上帝伸冤。這有什麼不好意思呢？這是聖經的常識，從舊約到新約，這種信息從來就沒有斷過。所以我們不是無敵論的患者，我們有仇敵，正如主耶穌有仇敵壹樣。第二，我們在等候上帝最後審判的歷史過程當中，堅持傳講公義的福音。堅持傳講公義的福音是什麼意思？就是雅各書怎麼講，我們就怎麼傳：富足人啊，妳們應當哭泣、號啕；天國近了，妳們應當悔改；妳們殺害義人，義人也不抵擋妳們，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妳們殺害香港人，我們要講，我們不會捂起耳朵來。捂起耳朵來的基督教，也同樣會落入審判。我們會講到俄巴底亞書。

最近我們知道2019年真是很奇妙的壹年，從美國的NBA，現在這個風又點到了英超了。可能妳們有人熟悉足球的知道這位明星，厄齊爾，中文翻譯成厄齊爾。據說中國政府禁了NBA，又要禁英超聯賽。為什麼呢？厄齊爾的話真是很深刻。他應該是壹個伊斯蘭教徒。其實在他的推特當中，他沒有怎麼攻擊中國。妳知道他攻擊的是誰？他攻擊的是伊斯蘭教，或者說伊斯蘭教國家。他說當我們的弟兄、當伊斯蘭教的弟兄在新疆受難的時候，全世界的伊斯蘭教國家在哪裏？我們棄絕了我們的弟兄。我自己認為，就是藉著這樣的事件，上帝真的是讓普天下的人，包括伊斯蘭教的人，讓他們看壹看，在這樣的苦難當中，真正關切新疆人命運的其實是基督教國家。那什麼是正教呢？其實太明顯了。沒有壹個伊斯蘭教國家站出來，為他們的兄弟說壹句話。很簡單，沒有別的秘密，那就是大淫婦錢撒到那裏了。如果錢財能夠完全把妳這個宗教，或者妳這樣的民族國家給收買了，妳那還是信仰嗎？所以我們怎麼看這個世代各種事件發生，背後上帝的旨意。第二個方面，我想強調的是，其實這種罪惡、這種懦弱、這種喪盡天良，不僅僅是伊斯蘭教的問題，也是我們基督教的問題。現在哪個講道臺說求主起來為祂的仆人伸冤呢？這個基督教不講這個吧。我們要講，因為是聖經所講的。



第5節，妳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妳們的心。消費了，我剛才談過了。宴樂這個詞，我在講章當中搜索了聖經所有關於宴樂的經文，大家去看。說白了就是吃喝玩耍，坐下吃喝，起來玩耍，這就是災民幸福的頂點。宰殺的日子，嬌養妳們的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把自己養肥了，等待殺，就是這個意思。下文講他們殺害義人，這裏面講到最後上帝要宰殺他們，神的審判是公義的。這裏面我講了兩節平行的經文，談到了宴樂和宰殺的問題，大家自己去參考（路7:25，彼後2:13）。宴樂，我們在新約聖經裏面還可以看到人的宴席和聖餐的對立，鬼的宴席和聖餐的對立。宴樂，有的時候是人類慶祝歡樂的壹種常見的方式。中國人在這個方面好像是更加的極端，我們的年節主要以宴樂為主。我們信了基督才知道，聖誕節來到教會，我們講壹篇道，弟兄姊妹分享壹下愛。但是在這之前，我們仔細想壹想，我們幾乎所有的節日都是吃壹頓。唯壹的區別就是吃的對象不同：餃子、月餅、雞蛋、粽子。遠離這壹切吧，我們活得更像神的兒女。而且上帝讓我們看見，如果我們在這個人間積攢財富，只是為了享樂、宴樂，最後我們只是為自己預備被宰殺的罪狀。神不會容忍這樣的生命進入到天國裏面繼續消費。



我們看最後壹節經文。妳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妳們。第壹，妳們定了義人的罪。妳們定了義人的罪，這個動詞“定罪”，就是我們上個主日講的論斷，然後就平行了馬太福音7章1到2節，讓我們再壹次看到聖經講的論斷、不許論斷是什麼意思。不是我們要論斷人，是這個世代、這個富足人、這個魔鬼及其差役正在用國家的法律在論斷定罪義人，這是不許論斷的前提，明白嗎？上帝說妳們不許論斷人，因為妳們怎麼樣定別人的罪、怎樣論斷人，神就怎樣論斷妳們。我們再壹次看見了，明白了嗎？這是聖經講論斷的壹個基本的方面：妳們定了義人的罪。那麼現在有壹個問題我剛才提到了，憑什麼他們要定義人的罪？義人招他了，惹他了？現在我們這個基督教，在這個世界裏面，順服所有權柄的基督教，跟所有人追求和睦的基督教，討所有人喜悅的基督教，有誰定他們的罪呢？不可能，沒有定他的罪。所以我再跟大家講壹個常識，這個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跟聖經沒有關系。為什麼他們定義人的罪，答案就很簡單，因為他責備了他們，因為義人責備了他們，就是最簡單最簡單的原因了。妳不搭理人家，人家殺妳幹什麼呢？普天下現在我說這個女牧師成群，誰殺她們呢？那都是年輕美麗能說會道的女教師嘛。

耶路撒冷的人，猶太人為什麼要殺耶穌？因為妳定了人家的罪，因為妳責備人家，妳呼喊人家悔改，人家就弄死妳嘛。雅各，保羅，所有的這些人為什麼被定罪？因為妳傳的福音是針對他們的。我們看上面的例子，我們講過了馬可福音11章。什麼時候耶路撒冷的人，所有的領袖最後決定要處死耶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進了聖殿，趕出店裏做買賣的人，妳這不得罪了人家雞湯教嘛，人家這個教會就是發財的。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便教訓他們說，經上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妳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賊窩啊，妳看第18節，祭司長和文士聽見這話就想法子要除滅耶穌。其實有的時候道理上的沖突，教義上的爭辯，還沒有人搭理妳，就是恨妳就行了。但是妳真的動搖了人家賺錢的生意，因為人家那個宗教就是國家賺錢的生意。到這個時候，說實話，耶穌的死期就到了。壹定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妳觸動了人家的真正的神，那就是錢。

使徒也是壹樣的，以弗所書6章，我們都知道這個經文。雞湯教用來說，要躲避，我們只與屬血氣的爭戰，然後等等等，我講過那段經文，對吧？我們重新做了壹個解釋，就是妳只有站在那些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掌權者面前，並且責備他們的時候，妳才是需要全副武裝的。然後我們再看最後這個結論，保羅對這個教會的人說，妳們要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得以放膽，傳說這福音的奧秘，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了帶鎖鏈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我講了兩個真理：第壹，為什麼兩次談到了放膽，為什麼要放膽？因為妳要責備富足人，妳責備別人不需要放膽的。這個不是常識嘛。帶著鎖鏈，誰給妳套上的鎖鏈哪？國家權力嘛，妳有監獄啊？妳有鎖鏈啊？妳有手銬啊？妳有部隊啊？所以從主耶穌到他的使徒，我們看到他們被定罪，是因為他們講雅各書所講的真理，對吧？

把他殺害，定他們罪的目的就是為了殺死他們。不是那些雞湯教的人講的：唉呀，我定妳的罪，是因為我要愛妳。不是，他們就想置人於死地。我們也要看到，當妳講真正的福音的時候，這個世代的人、富足人、掌權者是多恨教會。所以主耶穌怎麼說？說世人恨妳們，所以妳們要彼此相愛。那現在這個基督教主要講的是什麼？妳們要愛世人，世人也要愛妳們。然後，我們的聖經成了什麼？職場，婚姻，家庭。我還是那句話，誰搭理妳啊？妳這個基督教怎麼會變成這個東西呢？普天下的教會都是這壹套，那所有的這些經文全都落空了，和我們這個上帝沒有任何關系。所以我為什麼開篇講的那麼極端呢？整體上現在這個基督教就是撒旦教。他也不抵擋妳們，兩個含義。第壹，我們不要以惡抗惡。我們看那些抗日神劇啊，鬼子強奸我們了，當然經常這種醜聞都加給國民黨的士兵，他也去強奸日本女人。他用暴力來殺我們，我們也用暴力殺他。不是這個意思，羅馬書12章講，不要以惡抗惡。我們可以用香港人的反抗，就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妳用國家的資源，使用所有的鎮暴武器，但是我們仍然總體上和平抗爭。第二個方面，這個不抵抗妳們絕對不是我們龜縮起來，唯唯諾諾，停止壹切見證。正相反，我們可以不用罪惡的手段來抵擋罪惡，但是，我們必須披戴全副的軍裝，聖靈的寶劍，對嗎？幹什麼？傳講神的道嘛。兩個方面是平行的：第壹，我們不以惡抗惡；第二，我們堅持為主做見證。



我們看看今天經文的應用。在我們這個世代裏面，我們無可置疑的看到了財產和殺人實際上是國家統治的兩個核心。在這個世代比以往任何的世代更為明確，就是對殺人權力的崇拜和錢財的崇拜均分了國家政治的意識形態，這是我們真正的信仰。壹個方面是財神教，另外壹個方面是暴力教。那麼為什麼在這個世代會愈演愈烈呢？我給大家看壹個舊約的故事。我以前壹直想給大家講這段故事，今天有這個機會。列王紀上12章6~11節，我讀給大家。“羅波安之父所羅門在世的日子”，交代了人物關系，所羅門王的兒子羅波安，富二代、紅二代、官二代，很明確。“有侍立在他面前的老年人，”元老、上壹代人，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吧。“羅波安王和他們商議，說：‘妳們給我出個什麼主意，我好回復這民。” 因為他剛執政的時候，這個老百姓來說，妳用什麼方式來治理這個國家，我們有很多期待。“老年人對他說：‘現在王若服侍這民如仆人，用好話回答他們，他們就永遠作王的仆人。 ’”這是好言相勸，就是這些老壹代的人，畢竟有些受過壹些高等教育吧，有壹些人生的經驗說，妳還是要用比較和平的手段來治理這個國家，維護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但是，我們看，“王卻不用老年人給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與他壹同長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議，” 這些人是什麼人？同樣是紅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太子黨，這都是在政府大院裏壹起長大的，都是當年的紅衛兵，然後知青，這壹代人出來了，給他提建議，怎麼來治理這個國家。怎麼治理呢？說：“這民對我說：‘妳父親使我們負重軛，求妳使我們輕松些。’ 妳們給我出個什麼主意，我好回復他們。”這就是在引用那些老百姓話，老百姓說這個國家的壓力太重了，政治的壓力、經濟的壓力，我們不堪重負，能不能減輕壹點負擔。這是所羅門的罪惡的延續，所羅門大興土木，除了為主建聖殿以外，他也為自己建宮殿，諸如此類。那同他長大的少年人，給他出主意，他們商量的結果。從這裏讀起，這就是太子黨們給這位太子出的主意說：“王要對他們如此說，我的小拇指頭比我父親的腰還粗。”這種狂妄，就是我父親給妳們那種壓迫算什麼，我們父輩唯壹的罪惡就是殺人太少了，明白嗎？就是這個邏輯。“我父親使妳們負重軛，我必使妳們負更重的軛；我父親用鞭子責打妳們，我要用蠍子鞭責打妳們。”聖經奇不奇妙？所以我們看見了這個羅波安現象。羅波安所代表的這個紅二代，富二代，官二代，有這麼幾個特點：第壹，人類最貪婪的人。加重稅賦嘛，最愛錢。第二，人類最兇殘的人，更迷信暴力鎮壓和殘酷。第三，人類最懦弱的人。為什麼這麼說？他只敢欺負這些升鬥小民。為什麼呢？因為他信錢財，因為他迷信暴力，他覺得這兩個東西可以解決壹切問題。傳道書10章16節說：“邦國啊，妳的王若是孩童，妳的群臣早晨宴樂，妳就有禍了！”這個國家是巨嬰統治的國家，只愛錢和暴力就是巨嬰啊，他不知道別的嘛。

我們看暴君跟使徒的區別。使徒行傳3章6節，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妳。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妳起來行走。”教會所到之處，我們不是撒幣。我們是帶著聖經，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在講道臺上講什麼？“快來進教會可以發財”，我們不講這個。我們講人按照真理能夠站起來像人壹樣行走，明白嗎？我們要恢復上帝創造我們的形象，我們沒有別的，我們只有耶穌基督，只有福音。但是暴君所到之處帶著錢，據說即將去澳門，去賭場，帶什麼去？帶著錢。在文化上，這是壹種公款嫖娼。撒錢到所有的地方，其實就是去淫亂那些貪財之人，敗壞他們的靈魂。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錢財是他們的信仰，暴力嚇破了所有人的膽。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所在這個世代是怎樣的世代，我們更應該堅固的去傳講雅各書所傳揚的福音。



我講應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最近中美貿易協議，好像達成了第壹個階段。我不展開說了，我把我的結論告訴大家。這個協議對我而言，就是應驗了雅各書5章1~6節的每壹節經文，就是這個貪財殺人的富足人，或者這個富足人作為統治集團的國家，審判臨到了。應當哭泣、號啕，有苦難臨到他們的身上。哪些苦難？哪些罪孽？殺害義人，欺壓工人。低人權優勢，是中國模式的壹個基本特點。然後呢，享美福，好宴樂，就是各種世界大會，喜歡開會，喜歡宴樂。然後積攢了所有所有的財產，很多很多的財產，壹點好事不幹，放在那裏生銹敗壞人，讓別人的靈魂也生銹。為這樣的緣故，中國模式在2019年，真的，我可以說有壹件標誌性的事件，說明這個中國模式結束了，那就是中美貿易協議。不要輕看它，它宣告了中國模式正式的結束。審判臨到了，遭遇了天罰。這是今天要講的雅各書的經文。



與此相關的，也和今天的經文有關的，有兩個問題。我們最後算是問答與回應。我這是在信箱裏面收到的兩個問題，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在基督徒裏面有壹定的普遍性，所以我拿來稍微解釋壹下。第壹個問題，我不知道是壹位弟兄、還是壹位姊妹、還是我們的壹位學員，就是又開始討論得救的確據。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應該知道，其實我講過這個話題。我今天根據雅各書的經文有壹些心得，所以我想重新講壹講。最喜歡講得救的確據和討論的人，主要是加爾文主義者。靈恩派的人也有人願意講，因為他們兩家本是壹家。我想講四個問題。

第壹個問題，妳們都信基督了，信主了，我在這裏提醒妳們，也提醒我自己，特別剛剛信主不久的人，妳們壹定壹定要小心教義的爭辯。遠離什麼三位壹體，神人二性，得救的確據，聖靈內住，就這些詞兒，我建議妳離遠點，我自己都繞著走。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概念都是人的概念，聖經上從來沒有過。妳翻遍聖經，有“得救的確據”這個詞嗎？沒有。那妳知道人有多愚蠢嗎？就是神學家、宗派、教會提出壹個概念來叫得救的確據。然後呢？我說句比較高雅的話，就累得跟孫子似的去來證明他這個概念。妳這何必呢。然後會發現怎麼證明都不周延，越證明漏洞越大，然後吵的壹塌糊塗。我不關心這個問題。這是妳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聖經沒有這個詞，那妳怎麼證明呢？妳告訴我什麼叫得救的確據？什麼叫得，什麼叫救，什麼叫確，什麼叫據？這就是所謂的我以前批評過的新概念神學。這個靈恩派，改革宗特別愛搞這壹套，我以前給大家講什麼福州哪裏來的壹個女人，跟我講什麼叫聖靈內住，妳知道嗎？嚇死我了，我跟妳說：我不知道。我們不玩這壹套，好吧，離這遠點。所以我想說的第壹點，就是這些沒有聖經根據的人的定義性的概念，妳不要去爭吵。沒有意思，沒有絕對的定義。描述性的概念可以，描述性的定義可以。就是教義性的定義，妳要離遠壹點，這是我想講的第壹個問題。我希望我講明白了，就是這些非聖經上的教義的概念，妳不知道也沒關系。妳問我，我也不知道。這是我講的第壹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如果妳壹定要追問得救的確據，妳要遠離加爾文主義和靈恩派的試探，就是在妳身上找得救的確據，永遠找不到，妳越找越要死。就是我得沒得救，我根據什麼證明我得沒得救，然後看自己信主這麼多年，生活啊、血氣啊、生命啊各個方面，越看最後覺得我沒有得救。這就是魔鬼的意思了，就是妳非死不可。其實我們得救的確據很簡單，就是基督和教會嘛。那聖經不是講的很清楚，妳信基督，然後參加教會，就常識嘛。這有什麼好討論的，不用討論啊。妳信基督，然後就參加教會嘍。妳壹定要拿個鏡子照，我得救沒有？妳這不自己給自己找病嘛。

更重要的是第三個方面，聖經有的時候讓我們遠離得救的確據，妳知道為什麼嗎？所以這個加爾文、靈恩派真是敗壞人。因為當妳覺得妳已經有得救的確據了，妳還來教會嗎？那妳活著什麼勁呢？妳早去死上天堂嘛，妳都有得救確據了嘛。實際上聖經很多的經文不要我們玩這套，妳明白嗎？有兩段經文，第壹，漸漸的更新。第二，保羅怎麼說？我們得救如今比以前更近了。我們壹直在得救的路上。我們太貪了。今天我就要我完全得救的確據。我退壹萬步來講，今天有了，妳去死啊？這話有點難聽，那妳要幹什麼呢？妳這個基督教真是百無聊賴。

大家知道嗎？那些天天思想自己得救確據的人，我跟妳說就是喪盡天良，自私到了極點的壹群人。我給大家展示壹個畫面，妳就明白了。這邊陳彥霖的屍體正在浮在香江的水面上，聖勞倫斯的水面上，基督教的人聚集在這裏在聚會。然後每個人都說：主啊，請妳給我得救的確據。主說妳能不能把那個孩子的屍體撈出來，去擦幹她母親的眼淚。這個基督教啊。什麼叫得救的確據？神怎麼說？妳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壹切都加給妳們了。這個基督教已經自私自利、喪盡天良到何等的地步，天天就琢磨自己怎麼雞犬升天。上帝說我給妳們壹個使命，那就是無憐憫的人，必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最後壹點，妳現在要考慮的不是得救的確據。妳太狂妄了，妳還不配呢。妳現在要考慮的是什麼？主啊我能不能到末世的時候免於被審判。那我怎麼才能夠免於被審判？雅各書給我們答案，無憐憫的人，必受無憐憫的審判。妳關心的主要的問題，不是妳有沒有得救的確據，妳要關心妳憐沒憐憫那些孤兒寡婦嘛。所以大家就這壹個例子，妳想壹想：我們為什麼要搞基督教的改革？我們為什麼如此如此的恨惡那種雞湯教？妳想想這個教會已經到了什麼地步了。妳跟那個異教徒有什麼區別？“主啊，給我得救的確據”。主說妳把陳彥霖的屍體，那孩子的屍體抱在懷裏。所以我就想起聖經上的壹句話，說妳與神國是無關無份的，因為在神面前妳的心不正。這就是我對得救的確據的2019年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這些問題都挺敏感的，有壹些弟兄姊妹也不怕我得罪人。他在張伯笠的教會，就問我怎麼辦，這個教會顯然不是我說的聖禮型的教會。我說什麼呢？我加個“們”吧，就這類教會吧。我的基本判斷有兩點：第壹點就是，這類教會的第壹個表面上給我的印象是這樣的，就是繞行公義、討人喜悅、小題大做、無病呻吟。妳講這個道是講什麼呢？真的是“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呲牙咧嘴，表情豐富。妳講的有什麼意義呢？不就是兩性關系、修身養性、拈花微笑、吃喝玩耍、百無聊賴、女牧成群。對與不對，我們每個人在神面前憑著良心去反應吧。這是我的第壹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我們對雞湯教做壹些描述吧。當然，這就是我對這些教會，對雞湯教的壹個基本的描述印象。這些教會，第壹，在最安全的地方勇敢，很像開篇那個桑伯格。不要小看孩子，比我們滑頭多了，跟我們壹樣滑頭吧。她可以在西方所有政要面前呲牙咧嘴，對嗎？其實這個孩子心裏完全明白，她怎麼罵沒人搭理她。妳在香港試試，不敢嘛，對吧。但是這個桑伯格和這個雞湯教是異曲同工，在最安全的地方那個勇敢啊。第二，在最下流的地方屬靈，我不解釋了。第三，在最蠓蟲的地方駱駝：把最邊緣的地方拿出來以後無限放大，然後起來爭辯。但是保羅說最大的是愛，這個字妳不認得嗎？在最貪婪的地方禱告。不僅是表演性的禱告，就是上帝不讓求什麼，往死了求。然後教會聚會就這壹套兒，牧師講道也是這壹套兒。在最邪惡的地方相愛。我們要彼此相愛啊，妳要憐憫別人哪。為什麼呀？妳要我憐憫誰呀？妳憐憫憐憫我，好不好？為什麼要憐憫他？因為他犯錯了，那責備就是壹種憐憫。因為他錯了，所以我要加倍的愛他。那不是他有病，就是妳有病，沒有公義。然後，在最表演的地方聚會。這類教會為什麼有的時候人多呢？每個人都有表演的機會。有些人好像去了什麼靈糧堂，我指的不是我們這裏出去的，然後去了這個什麼什麼聚會所。後來跟我說，為什麼要去那裏？因為那個地方我們有表演的機會，我們可以到前面這樣（表演），然後大家坐在壹起說話的時候，我也有說話的機會。在最肉體的地方修煉。肉身成道，我有神功嘛。這是他們教會聚會的中心，來教會的中心。然後過了10年、8年、20年、30年都會發現，他們開始生命怎麼樣，結束的時候還壹樣。不要相信他們那壹套。“我就修行，我已經修煉到什麼什麼樣的境界了”，這些騙子啊。在最迷信的地方見證。壹大堆人在那裏天天講見證，都是些虛無縹緲的東西，老婦荒渺的話，講這壹套。文學虛構，互相感染，彼此欺騙，害人害己，有什麼意義呢？最後，在最嚴肅的地方自由。

什麼叫聖禮型的教會呢？那就是我們有這麼幾個基本的概念：第壹，聖道。我們要講聖經，要系統的、全面的講聖經，講的是聖經。而且這個講聖經的人要經過系統的神學的裝備；不是什麼靈恩派，什麼改革宗，“聖靈感動我了，今天我來做牧師”，自由嘛。所以第壹點就是聖道，這是聖禮型教會的第壹點。聖道，極其嚴肅的、殘酷的、艱苦的神學裝備、聖經裝備。所以初入教的不能做監督，道理就在這裏了。我不相信什麼聖靈感動，我就來了。第二，就是聖職，聖禮型的教會聖職。牧師壹定是合法按立的。第三，聖禮。就是我們不僅有聖餐禮，聖洗禮，按照聖經的標準建立的教會；還有我們的主日程序是以程序本身來支配崇拜的框架的。不是妳個人的自由發揮，妳想讀哪段經文就讀哪段經文，妳想怎麼表演就怎麼表演，妳想怎麼自由就怎麼自由。我們相信聖靈在傳統當中工作，所以我們遵循聖禮型教會崇拜程序的傳統。第四，聖會，我們的主日聚會是嚴肅的，是神的會，是神與我們約會的地方，所以我們尊重主日。不是這個主日我高不高興來不來、我喜不喜歡來不來。這個聖會本身是絕對的命令。不是牧師講道妳感不感動妳來不來、妳愛不愛聽妳來不來。聖會是神的家，對嗎？所以我們總結壹下，這是我們對這類教會基本的判斷。為此，2019年，我們尤其借著馬可福音和雅各書，傳講基督教的改革。我們要在這個年底，特別在2020年，我們要比以往更坦然、更堅決地說，我們徹底與基督教或者雞湯教分道揚鑣。這是對我們每壹個人，也是對普天下的基督徒的壹個呼喊。很多人以前很迷惑，說主怎麼還不來啊，福音已經傳到地極了。今天我們越來越發現這是騙人的，也許福音還沒有開始呢。所以我們今天不過是返回了亞伯拉罕的起點，那就是神說，亞伯蘭，妳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妳的地去。

我們壹起來禱告。天父謝謝妳，2019年妳保守我們，與我們同在，妳擡舉我們，憐憫了我們，願我們在這個歲首年初更加的感恩；求主妳保守我們前面的道路，在基督教的改革的異象當中，我們繼續回歸聖經，願妳與我們同在。奉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基督信仰與自然科學的基本特征

作者 徐永海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共經常用自然科學支持無神論，用自然科學否定基督信仰，事實上基督信仰與自然科學之間是沒有衝突的。

  　　“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壹切的事，指教妳們，並且要叫妳們想起我對妳們所說的壹切話”（約14:26）。“妳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妳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妳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妳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妳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壹2:27）。“真理必叫妳們得以自由”（約8:32。“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仆的軛挾制”（加5:1）。“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壹人因行律法稱義”（加2:16）。“義若是借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2:21）。（和合本《聖經》後的名詞淺解：“律法：猶太人的所謂‘律法’通常指舊約的頭五部書，也稱為摩西五經；但有時也用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指舊約的全部”）。
  　　
  1、用自然科學來解釋上帝用塵土造人
  　　
  （1）、聖經說宇宙及人類是由上帝創造的，是從上帝那裏來的，還要回到上帝那裏去
  　　
  　　大約主前1千多年前，先知摩西寫了《創世記》，第壹章壹開頭就寫到：“起初上帝造天地。……這是頭壹日”（創1:1-5）；在這第壹章中還寫了“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是第六日”（創1:27-31）。
  　　
  　　大約主後1百年前，使徒約翰寫了《啟示錄》，其中說到：“壹個新天新地。那先前的天和地不見了，……。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要擦幹他們每壹滴眼淚，……，不再有死亡，也沒有悲傷、哭泣，或痛苦。以往的事都已經過去了”（啟21:1-4；現代中文譯本）。
  　　
  　　《聖經》的頭壹卷書是《創世記》，末壹卷書是《啟示錄》。通過這兩卷書，《聖經》是簡明扼要地告訴了我們：我們的宇宙（世界）及我們的人類都是上帝創造的，都是從上帝那裏而來的，並且將來還要回到上帝那裏去。
  　　
  （2）、聖經並沒有十分清晰、明確地告訴我們，上帝是如何具體得創造出宇宙及人類
  　　
  　　上帝是如何具體得創造出宇宙及人類，在《聖經•創世記》第壹章中和第二章中說的並不壹樣，存在極大的差異。可見，《聖經•創世記》並沒有十分清晰、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上帝是如何具體得創造出宇宙及人類。
  　　
  　　第壹章說，上帝是第三天造了青草、結種子的菜蔬、結果子的樹木；第六天造了人。是先造了這些植物，並且上帝“看著是好的”，即看到這些植物生長得很好，很高興；而之後，才造了人。
  　　
  　　而第二章說，在野地還沒有草木的時候，在田間還沒有長出菜蔬的時候，耶和華上帝就用塵土造出了人——亞當。按照這第二章說的，是先造了人（男人亞當），之後才造了草木、菜蔬等這些植物。
  　　
  　　可見，《創世記》第壹章和第二章說得有很大的不同。
  　　
  　　在第壹章中，上帝造世界（造宇宙）的順序是：光、蒼穹、植物、光體、魚類、飛禽、走獸，最後造了人（男人、女人），共用了六天。還說到，在第六天造了男人、女人（“造男造女”），男人、女人是在同壹天被造的。
  　　
  　　而在第二章中，耶和華上帝“創造天地”（造宇宙）的順序是：男人（亞當）、植物、走獸、飛禽、女人（夏娃）。還說到，耶和華上帝是先造了亞當，之後造了植物、動物，並在亞當給動物都起好了名字之後，才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亞當、夏娃應當不是在同壹天被造的。
  　　
  　　可見，《創世記》第壹章和第二章，兩者說得有很大的不同，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
  　　
  　　如果我們認定亞當、夏娃都是在第六天壹起被造的，那麽我們就不能把上帝那裏的“第壹天、第六天”認定就是我們當今的時間概念，認定是先後的時間概念，同時我們也不能把上帝那裏的“壹天”認定就是我們人類的“24小時”。“主看壹日如千年，千年如壹日”（彼後3:8）。
  　　
  　　總之，《創世記》作者並沒有十分清晰、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上帝是如何具體得創造出宇宙，是如何具體得創造出植物、動物、人類等；而只是簡單、扼要地告訴我們，宇宙中的壹切都是上帝創造的；即，整個宇宙是上帝創造的，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動物、人類等也都是上帝創造的，而已。
  　　
  （3）、自然科學可以十分清晰、明確地告訴我們，上帝如何具體得創造出宇宙和人類
  　　
  　　《聖經》中說：“他右手拿著七星”（啟1:16）。“七”在聖經中是完全數，“七星”可以指宇宙中所有的恒星、行星、衛星等。“他右手拿著七星”這段經文，可以理解為：上帝（耶穌）右手拿著整個宇宙。由於整個宇宙都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自然整個宇宙也都應當是由上帝（耶穌）創造的、掌管的。
  　　
  　　《聖經》中說了：“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後3:16），還說了：“諸世界是藉上帝的話造成的”，（來11：3），這兩句話說的是，《聖經》和宇宙（世界）都是按照上帝的話而形成的。我們讀《聖經》是在讀上帝的話，我們“讀宇宙”也是在讀上帝的話。即，我們通過科學方式來認識宇宙（世界），來認識物質規律、科學規律、自然規律、自然律，也是在讀上帝的話。
  　　
  　　上帝的話應當是壹致的，應當是不會自相矛盾的。也就是說，我們讀《聖經》和我們讀宇宙（即通過自然科學來認識宇宙），兩者之間應當是壹致的，是不矛盾的。我們讀《聖經》可以讀出，整個宇宙及人類是上帝創造的；我們讀宇宙（通過自然科學來認識宇宙）也可以讀出，整個宇宙及人類是上帝創造的。
  　　
  　　通過自然科學，通過宇宙空間膨脹理論（宇宙大爆炸理論），我們已經確切的知道，整個宇宙的歷史（年齡、歲數）是138億年，在138億年前，整個宇宙是從壹個起始點中誕生的。誰能從壹個“點”中誕生（創造）出如何宏大的宇宙，只能是上帝。通過科學，我們也可以知道，是真的存在上帝。
  　　
  　　只有宇宙的本來面目（本身）是個“點”，並且壹直都在這個“點”內，並且這個“點”壹直都在上帝的手心裏，才能從壹個“點”（起始點）中，誕生出如此宏大的宇宙。通過科學，我們也可以知道，是真的存在上帝，整個宇宙都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由於整個宇宙都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自然整個宇宙也都應當是上帝（耶穌）創造的、掌管的。
  　　
  　　《聖經》中說到：“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壹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約1:1-3）。這段經文說的是：上帝就是“道”，整個宇宙都是上帝按照“道”創造的。而“道”本身應當包含著規律、物質規律、科學規律、自然規律、自然律等。
  　　
  　　整個宇宙都在上帝的手心裏，上帝創造、掌管著整個宇宙。在地球形成之後的幾十億年裏，在地球上，上帝壹定是按照“道——規律、物質規律、科學規律、自然規律、自然律”的方式創造得所有的生物及所有的動物及我們人類。即壹定是按照“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在地球上創造出了所有的生物及所有的動物及我們人類。
  　　
  　　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在上帝（耶穌）的掌管下，在上帝（耶穌）的智慧設計下，在地球形成之後的幾十億年裏，在地球上先後經歷了前震旦紀、震旦紀、寒武紀、奧陶紀、誌留紀、泥盆紀、石炭紀、二疊紀、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古近紀、新近紀、第四紀等等。
  　　
  　　並且，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在上帝（耶穌）的掌管下，在上帝（耶穌）的智慧設計下，借著基因遺傳、基因突變，借著生物演化、生物進化，在地球上逐漸出現了簡單的有機物分子（如氨基酸、嘌呤、嘧啶）、復雜的有機物分子（如蛋白質、DNA、RNA）、單細胞生物、多細胞生物、兩胚層動物、三胚層動物、脊索動物、脊椎動物、魚類、兩棲類、爬蟲類、哺乳類，最後出現了我們人類。
  　　
  　　並且，在上帝（耶穌）的手心裏，在上帝（耶穌）的掌管下，在上帝（耶穌）的智慧設計下，我們人類的祖先逐漸具有了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等情欲這類心理活動，逐漸具有了焦慮煩躁、痛苦懊悔、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等情緒這類心理活動，逐漸具有了愛、恨等情感這類心理活動。
  　　
  　　所有的生物及所有的動物及我們人類是進化而來的，同時也是上帝（耶穌）創造的，是上帝（耶穌）借著進化——神導進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所有的生物及所有的動物及我們人類。
  　　
  　　為此，1951年羅馬天主教教宗正式宣布“大爆炸模式與《聖經》壹致”。為此，很多基督徒科學家很早就接受了“地球有幾十億年歷史”這個科學觀點。為此，在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之後，壹些基督徒科學家就提出了“神導進化論”。為此，在2008年英國國教（基督教聖公會）已向達爾文表示道歉，表示：“達爾文的科學理論與教會的教義並無任何沖突之處”。
  　　
  （4）、特定創造論、漸進創造論、神導進化論，是上帝創造生物的三種神學觀點
  　　
  　　很多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是極力反對“神導進化論”，他們堅持認為：“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上帝是在最初的六天（六個24小時）創造的萬物，第六天用泥捏出的人”。他們的觀點被稱為：“特定創造論（Fiat Creation）”。

還有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認為：“地球的年齡悠長，上帝是在六段很長的時期內創造的萬物，各從其類，但同類生物間可能產生有限度的進化或演變”。他們的觀點被稱為“漸進創造論（Progressive Creation）”。
  　　
  　　還有不少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認為：“宇宙的歷史是138億年，地球的歷史是46億年（地球開始出現巖石），在上帝掌管下，借著進化，在地球上逐漸出現了各種生物、動物、人類”。這種觀點被稱為“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
  　　
  　　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壹書出版之前，許多科學家都是“創造論”者，但是這些相信上帝創造萬物的科學家，大部分也同時接受悠長的地球年齡，他們應當被稱為“漸進創造論（Progressive Creation）”者。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壹書出版之後，震撼了整個學術界，幾乎所有著名的學府紛紛教導進化論，雖然有少數的科學家從科學立場反對達爾文進化論，但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小。到了20世紀初期，極力反對進化論的只剩下基督教教會中的壹些所謂“衛道之士”，他們因為沒有在傳統的學府裏接受過正式的科學訓練，所以不被學術界的人所重視。

2、用自然科學來解釋亞當肋骨造夏娃
  　　
  （1）、在《聖經》中，很多處都說了，“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壹體”
  　　
  　　在《創世記》第二章寫到：“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壹個配偶幫助他。’……耶和華上帝使他沈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壹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壹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壹體”（創2:18-24）。
  　　
  　　這是著名的“耶和華上帝用亞當肋骨造了夏娃”的故事。在《創世記》這段經文中說了：“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壹體”。在《馬太福音》第19章第5節，在《馬可福音》第10章第7節，在《哥林多前書》第6章第16節，在《以弗所書》第5章第31節，也都說了：“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壹體”。在《聖經》裏是多次說到了這句話。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類似“耶和華上帝用亞當肋骨造了夏娃”這樣的事情。
  　　
  （2）、我們人類先天具有“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如同夏娃是用亞當的肋骨所造
  　　
  　　在哺乳動物進化過程中（包括在我們人類進化過程中），大腦的前額葉，貓增加了3％，黑猩猩增加了17％，而人類則增加了29％，我們人類具有了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我們人類具有了“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
  　　
  　　愛情包括戀情、夫妻親情；由於戀情（如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鐘情）來的很強烈，在人們的思想、思維中，愛情時常單指戀情。當我們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時，出於自己的愛，為了自己所愛的人，我們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在“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基礎上；到了青春期後，隨著大腦前額葉的成熟發育，我們人類的每個個體就會具有戀情，如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鐘情等。當人們對某個異性具有了戀情後，就會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只有當追求了、愛慕了、獻身了所愛（戀）的人，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因此，而使得人們必須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
  　　
  　　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在“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基礎上；夫妻之間通過戀情，和通過共同的性愛生活，通過共同經歷苦難，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夫妻親情，使得夫妻之間很難分開（分開後會有痛苦的想念、思念），而組成家庭。
  　　
  　　借著夫妻親情，借著家庭，從而使得，他們的子女能夠——在夫妻雙方的共同養育下——很好地渡過十多年的未成年期，並學會各種生存技能，而能夠更好地生存下來。（如此長的未成年期，稱為幼態延續。並且，我們人類的新生兒，相對於其他哺乳類動物的新生兒，如牛羊馬鹿等等的新生兒，都是早產兒。如此，有利於我們人類的學習）。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原始時代，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間的爭戰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在如此的生存環境中，只有每個個體都具有這“戀情、夫妻親情”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而，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戀情、夫妻親情”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借著進化，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借著進化，我們當今的每壹個人也都具有這“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具有戀情，如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鐘情等。通過這戀情，和通過共同的性愛生活，通過共同經歷苦難，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夫妻親情，使得夫妻之間很難分開（分開後會有痛苦的想念、思念），而組成家庭。
  　　
  　　從而使得每壹個男人都要離開父母，來與妻子連合；使得每壹個女人都要離開父母，來與丈夫連合；夫妻二人共同組成壹個新的家庭，共同在壹起生兒育女。如同《聖經》中所說的那樣“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壹體”。
  　　
  　　“耶和華上帝用亞當肋骨造了夏娃”這個故事，就應當預表著，在我們人類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這“夫妻親情”的天性。當夫妻之間通過戀情，和通過共同的性愛生活，通過共同經歷苦難，具有了這“夫妻親情”後，夫妻之間就會很難分開，分開後會有痛苦的想念、思念，而組成家庭，共同在壹起生兒育女。
  　　
  （3）、具有基督精神，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勇於犧牲的心，是最好的心理治療
  　　
  　　我們人類（以及很多其他動物）具有肉體的情欲，如食欲、性欲及生養的欲望等等；還具有眼目的情欲，如占有欲、控制欲、掠奪欲等等；還具有今生的驕傲這類的情欲，如權力欲、炫耀欲、虛榮心、榮譽感、光榮感、崇高感、神聖感、使命感等等。當人們具有了某種情欲時，如具有了饑渴（食欲）、性饑渴（性欲）時，人們就會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進行了相應的行為，並且成功了，滿足了相應的情欲，就會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失敗了，沒有能滿足相應的情欲，就會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
  　　
  　　在人們的生活中，人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艱難困苦、苦難患難，而使得人們的情欲得不到滿足。如親人突然死亡，朋友背叛自己，自己遇到歹徒襲擊，財產遇到盜竊搶劫，遇到地震、山洪、火災等自然災害，身遭酷刑，家人無端被抓坐牢，遭遇疾病、外傷、離婚、失學、失業等等、等等。由於遇到這些艱難困苦、苦難患難，由於情欲得不到滿足，人們的內心中就會具有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如果內心中的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得不到緩解、好轉，人們就會有可能患上反應性精神疾病。
  　　
  　　如：急性反應性精神病，包括：反應性意識模糊狀態、反應性木僵、反應性興奮；持續性反應性精神病，包括：反應性抑郁癥、反應性偏執狀態；以及其他類型，包括：適應性精神病、醫源性疾病、惡性病變後期反應狀態；等等。
  　　
  　　因此，人們總是努力獲得成功，避免失敗，遠離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來盡量滿足各種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這些情欲，來使自己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避免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
  　　
  　　可是，對很多人來說，要想獲得成功，避免失敗，遠離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來盡量滿足各種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這些情欲，是很難的。即使是那些有錢、有權、有勢的人，也是很難的，他們也不見得就會是身體健康、愛情美滿、兒女雙全、萬事如意。
  　　
  　　我們人類（以及很多其他動物）除了具有情欲和情緒這兩類心理活動外，我們人類（以及很多其他動物）還具有情感（愛、恨）這類心理活動。
  　　
  　　當我們具有了強烈的愛時，如當我們具有了戀情（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鐘情等）時，如當我們具有了夫妻親情時，出於強烈的愛，為了自己所愛的人，我們可以勇敢殺敵，我們可以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此時，出於自己的愛，我們可以甘願經歷某些艱難困苦、苦難患難，甘願犧牲自己的壹切。此時，出於自己的愛，我們就會——在經歷某些艱難困苦、苦難患難時——而具有光榮感、崇高感、責任感、使命感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為此，在經歷某些艱難困苦、苦難患難時，我們不會患上反應性精神疾病；或者，因艱難困苦、苦難患難實在太重，即使患上，也會容易得到好轉、治愈。
  　　
  　　“妳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妳們受過苦，給妳們留下榜樣，叫妳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前2:21)。“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5:1-4）。“我的弟兄們，妳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1:2）。
  　　
  　　作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效法了耶穌，走了十字架道路，甘願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了苦難；以此我們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具有了這基督精神，具有了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具有了這重生、得救、成聖。此時，我們就會——在經歷十字架道路上的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時——而具有光榮感、榮耀感、崇高感、神聖感、責任感、使命感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為此，在經歷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時，我們不會輕易患上反應性精神疾病；或者，因艱難困苦、苦難患難實在太重，即使患上，也會容易得到好轉、治愈。
  　　
  　　因此說，只有耶穌可以徹底拿去拿走我們心中的病痛。

當我們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後，當我們在十字架道路上經歷艱難困苦而具有了光榮感、榮耀感、崇高感、神聖感、責任感、使命感時；在我們的大腦內就會具有較多的內啡肽作用在獎賞系統的阿片受體上，而使我們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可以具有健康的心身。（1979年我考上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1984年畢業後我先當了4年內科醫生，後轉行當了精神科醫生。作為醫生，我想關於信仰與內啡肽等神經介質、神經遞質的關系，還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證實）。
  　　
  （4）、具有大愛的心，與是否是“特定創造論”者、“神導進化論”者沒有關系
  　　
  　　《聖經•約翰壹書》第4章第7節到21節：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上帝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生，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上帝，乃是上帝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啊，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我們若彼此相愛，上帝就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約壹4:7-12）。
  　　
  　　“上帝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凡認耶穌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上帝裏面。上帝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約壹4:13-16）。
  　　
  　　“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人若說‘我愛上帝’，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上帝。愛上帝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約壹4:16-21）。
  　　
  　　這些經文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上帝就是愛”。“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約壹4:7-8）；“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約壹4:16）。
  　　
  　　壹些人，他們沒有文化，甚至不認識字，他們壹般多容易相信“上帝是在最初的六天創造的萬物，第六天用泥捏出的人”，他們是“特定創造論”者。
  　　
  　　另壹些人，他們很有文化，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壹般多容易接受“宇宙的歷史是138億年，地球的歷史是46億年（地球開始出現巖石），在上帝掌管下，借著進化，在地球上逐漸出現了各種生物及各種動物及人類”，他們是“神導進化論”者。
  　　
  　　不論是“特定創造論”者，還是“神導進化論”者，如果他們效法耶穌，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甘願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各種苦難；以此，他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就會具有這基督精神，就會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就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他們就是上帝生的，就認識上帝，上帝就住在他們裏面。他們就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
  　　
  　　不論是“特定創造論”者，還是“神導進化論”者，如果他們不來效法耶穌，不來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來甘願經歷十字架道路上的各種苦難；以此，他們也就不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會具有這基督精神，不會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他們也就不是上帝生的，也就不認識上帝，上帝也就不住在他們裏面。他們不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僅僅是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
  　　
  　　壹個人是否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是否是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與他是否是“特定創造論”者，與他是否是“漸進創造論”者，與他是否是“神導進化論”者，實在是沒有多大關系。
  　　
  3、用自然科學來解釋分別善惡樹果子
  　　
  （1）、始祖亞當夏娃偷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我們人類也就能夠分別善惡了
  　　
  　　在《創世記》第二章、第三章寫到：“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壹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妳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妳不可吃，因為妳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對女人說：‘妳們不壹定死，因為上帝知道，妳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創2:8-3:6）。
  　　
  　　“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耶和華說：‘……，莫非妳吃了我吩咐妳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嗎？’那人說：‘妳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耶和華上帝……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妳懷胎的苦楚，妳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妳必戀慕妳丈夫，妳丈夫必管轄妳。’又對亞當說：‘妳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妳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妳的緣故受咒詛。妳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妳長出荊棘和蒺藜來，妳也要吃田間的菜蔬。妳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妳歸了土，……。’……。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創3:7-24）。
  　　
  　　這就是著名的“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由於始祖亞當、夏娃偷吃了禁果——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我們人類也就能夠分別善惡了。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類似“亞當夏娃偷吃禁果”這樣的事情。
  　　
  （2）、我們人類具有“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如同始祖偷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在哺乳動物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我們人類除了具有“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外，我們人類還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
  　　
  　　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在“崇拜、痛恨仇敵”天性基礎上。到了青春期後，隨著大腦前額葉的成熟發育，我們人類的每個個體就會具有崇拜心理，如現在壹些少男、少女狂熱崇拜明星，以前的人和現在的很多人崇拜的多是英雄（如戰鬥英雄）。當人們對某個英雄具有崇拜時，人們就會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如果不去效法所崇拜的英雄，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只有效法了所崇拜的英雄，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因此，使得人們必須去效法所崇拜的英雄。
  　　
  　　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在“崇拜、痛恨仇敵”天性基礎上；通過對英雄的崇拜、效法，人們就會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在我們人類幾十萬年的原始時代，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爭戰），只有——每個個體都具有這“崇拜、痛恨仇敵”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崇拜、痛恨仇敵”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在大約6萬年前，我們當今人類（智人）的祖先走出了非洲，來到了亞洲、歐洲。他們可以幾千人、幾萬人……，崇拜效法同壹個神靈（共同的祖先、英雄），而具有這神靈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為了消滅共同的敵人，他們可以幾千人、幾萬人……，聯合起來，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此時，相對於其他動物，其他人類，我們的祖先已經是不可戰勝的了。
  　　
  　　在當時的亞洲、歐洲，還存在著其他的人類物種，如尼安德特人、北京山頂洞人等等，其中壹些人類可能具有更高的智力，具有更強的體力；但是他們還不具有這麽如此發達的大腦前額葉，還不具有如此發達的“崇拜、痛恨仇敵”這個天性。在面對我們當今人類（智人）的祖先時，這些其他的人類物種只能是壹個、壹個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借著進化，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借著進化，我們當今的每壹個人也都具有這“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具有崇拜心理，通過對英雄的崇拜效法，人們就會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
  　　
  　　在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這如同始祖“亞當、夏娃”偷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亞當夏娃偷吃禁果這個故事，應當預表著，在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發達的大腦前額葉，並在這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
  　　
  （3）、我們只有拿去恨人的心，具有耶穌那樣大愛的心，我們人類才會進入美好社會
  　　
  　　哺乳類動物，大腦前額葉，貓增加了3％，黑猩猩增加了17％，人類則增加了29％。黑猩猩和我們人類都具有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同時，黑猩猩還和我們人類壹樣，是除了我們人類之外的、唯壹的、壹種可以有目的殺死同類的動物物種。
  　　
  　　黑猩猩與我們人類的基因相似度達到98．8％，黑猩猩是我們人類的近親。我們應當可以這樣設想：
  　　
  　　在幾百萬年以前，當我們人類和黑猩猩還是共同祖先時，這些共同祖先就已經開始具有了較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在這較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這些共同祖先就已經開始具有了這樣的天性：殺死同類，屠殺同類，如同我們人類當今的戰爭。

當進化到我們人類後，在具有了更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後，我們人類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即，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具有崇拜心理，通過對英雄的崇拜、效法，人們就會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從而使我們人類能夠更殘忍地、更毫不留情地、更大規模地屠殺同類，從而使我們人類具有了連綿不斷的戰爭。
  　　
  　　如果其他動物也具有這個天性，因為自己物種內部的相互屠殺，本物種就會被自我消滅掉。而我們人類處於進化最高層，雖然本物種內部存在如此的相互屠殺，但是不但沒有被自我消滅掉，反而因為只有那些進化得最好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而使我們人類快速進化；如在幾十萬年中，我們人類就出現了智慧、愛情、精神、信仰（仰信）、宗教、身體直立、被毛退去等等。
  　　
  　　在所有的動物中，可能只有我們人類和黑猩猩具有這屠殺同類的天性，而其他動物都沒有這個天性。對其他動物來說，在同壹物種內部並不普遍存在“相互屠殺”的現象，並不普遍存在狼屠殺狼的現象，並不普遍存在老虎屠殺老虎的現象……。
  　　
  　　當然，在自然界中，存在著狼吃羊、貓吃鼠等等，存在著這種“叢林法則”。可是，這動物界的“叢林法則”只存在於動物界的不同物種之間，並不存在於同物種之內。同樣，我們人類也壹直在吃雞、鴨、鵝、豬、牛、羊、兔等等其他動物，我們人類也壹直生活在這樣的“叢林法則”之中。並且，我們當今的人類，所吃掉的其他動物，如雞、鴨、鵝、豬、牛、羊、兔等，是更多，是更有效率。
  　　
  　　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把我們人類內部的這種相互屠殺、相互壓迫，說成是“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所造成的結果，是人們接受了“進化論”所帶來的結果。其實，我們人類內部的相互屠殺，這是我們人類的壹個天性，在達爾文出生前，在人們還不知道什麽是“進化論”的時候，我們人類就是內部相互屠殺的物種。相互屠殺，這是我們人類的壹個天性（原罪）。
  　　
  　　這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他們忘記了基督教有壹個非常重要的神學觀點就是“原罪性惡論”。奧古斯丁曾說過：“由於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犯了罪，就造成人的本性的墮落，他們的子孫天生就有罪”；馬丁路德曾說過：“人人之所以都有原罪，是因為人的始祖亞當就是有罪的”；加爾文曾說過：“原罪是由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帶來的，人人有原罪，墮落和邪惡滲透於所有人的靈魂的壹切部分”。我們人類具有原罪，我們人類具有相互屠殺的天性。
  　　
  　　如，印第安人在殖民者到達之前，印第安人尚未進化到需要奴隸的地步，這時印第安人在爭戰中，勝利部落是把失敗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殺掉，並以割下的頭皮數目計算戰功。
  　　
  　　如，中美洲的阿茲特克文化，據1519年抵達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描述，在三天內，技術嫻熟的祭司將兩萬名犧牲品（活生生的人）的心臟快速地活活挖出，獻到祭壇上，鮮血沒至腳踝，失去心臟的屍體被從高高的神殿中推出，沿著陡峭的階梯滾下。
  　　
  　　如，《舊唐書》記載：黃巢率領兵圍陳州近壹年，糧草短缺，就制作了數百個巨型的石臼，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不分老幼，悉數納入巨臼中，用巨型石錘砸磨成肉糜讓士兵吃，流水作業，日夜不停。
  　　
  　　如，第壹次世界大戰，大約1千多萬人喪生，2千多萬人受傷。同盟國陣營壹方是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保加利亞王國；協約國陣營壹方是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俄羅斯帝國、意大利王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這些參戰的國家幾乎還都是號稱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參戰的軍人幾乎還都是號稱信仰基督教的人。
  　　
  　　不論人們信仰的是哪壹種宗教、哪壹種主義，如果人們依舊是以英雄（戰鬥英雄）為榜樣，崇拜效法英雄，我們人類就會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我們人類就會沿著“恨敵人”這個慣性壹直走下去，就會時常出現屠殺和戰爭，我們人類不會進入到美好社會。“恨”就是魔鬼、撒旦、邪靈，是我們人類社會的毒瘤。
  　　
  　　我們只有單單地高舉耶穌，單單地以耶穌為榜樣，單單地崇拜效法耶穌，單單地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如此，我們才能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具有耶穌那樣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我們人類才會不再沿著“恨敵人”這個慣性走下去，我們人類才會不再出現屠殺與戰爭，我們人類才會進入到美好的社會。
  　　
  　　因此說，只有耶穌的十字架道路才是唯壹正確的道路，只有耶穌才是唯壹的真理，只有耶穌才是唯壹的上帝（道成肉身），只有耶穌才是唯壹的主宰，只有耶穌才是唯壹的拯救。“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獨壹的主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猶：4），“我們的救主獨壹的上帝”（猶:24），“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徒4:12）。
  　　
  　　因此說，只有耶穌可以徹底拿去拿走我們人類社會的毒瘤。
  　　
  　　我們崇拜、效法英雄，具有了英雄那樣的勇於犧牲的心時；我們崇拜效法耶穌，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時；在我們的大腦內應當具有較多的多巴胺，可以使我們容易具有興奮、亢奮等愉快、痛快的情緒體驗，也是壹種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可以具有健康的心身。（1979年我考上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1984年畢業後我先當了4年內科醫生，後轉行當了精神科醫生。作為醫生，我想關於信仰與多巴胺等神經介質、神經遞質的關系，還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證實）。
  　　
  （4）、耶穌才是唯壹的真理。特定創造論、漸進創造論、神導進化論都不是真理
  　　
  　　《聖經•約翰福音》第3章第35節到36節：“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聖經•約翰壹書》第2章第23節：“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聖經•約翰壹書》第3章第23節：“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聖經•約翰二書》第7節：“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這些經文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認子的，連父也有了”。即，我們只有崇拜效法耶穌，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如此，我們才能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具有耶穌那樣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才能具有這基督精神，才能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才能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
  　　
  　　壹個人是否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是否具有這基督精神，是否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是否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與他是否是“特定創造論”者，與他是否是“漸進創造論”者，與他是否是“神導進化論”者，實在是沒有多大關系。
  　　
  　　只有耶穌——道成肉身並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這個活生生的人——才是唯壹的真理；不論是“特定創造論”，還是“漸進創造論”，還是“神導進化論”，都不是真理。
  　　
  4、用自然科學來解釋該隱亞伯的獻祭
  　　
  （1）、《聖經•舊約》將獻祭分為：燔祭、素祭和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等
  　　
  　　在《聖經•創世記》第四章中說了“該隱、亞伯獻祭”的故事：“有壹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壹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有壹日，該隱拿地裏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創4:4-8）。
  　　
  　　這是“該隱、亞伯獻祭”的故事。在《聖經》中說了很多、很多獻祭的事情，如將獻祭分為：燔祭、素祭和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等等。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類似“該隱、亞伯獻祭”這樣的事情。
  　　
  （2）、我們人類具有強迫心理的天性，我們必須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
  　　
  　　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強迫心理的天性。如，當人們面臨無助、困難的處境時，人們就會強迫自己必須去穿戴、去佩帶某些吉祥物，必須去進行某些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例如壹些中國人到了本命年時，為了避免厄運，必須穿紅色的內衣、襪子，系紅色的腰帶。否則，就會感到緊張、不安、鬧心等，就會具有這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
  　　
  　　強迫心理是壹種內在動力（尤其是當人們面臨無助、困難的處境時！！！），人們必須去滿足它，必須時常地去進行壹些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否則，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有可能持續存在，而會患上強迫癥、焦慮癥、恐怖癥等神經癥。（關於這些神經癥可見附錄二《神經癥應是宗教信仰上的營養不良》）。
  　　
  　　在原始時代，在宗教活動中，人們所禮拜、膜拜、跪拜的“神靈”多原是本民族的民族英雄（戰鬥英雄），被人們說成了神靈。借著禮拜、膜拜、跪拜神靈等宗教活動，人們可以更好地崇拜、效法英雄（神靈），來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在我們人類幾十萬年的原始時代，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爭戰），只有——每個個體都具有這“強迫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他們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強迫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借著進化，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強迫心理”的天性。借著進化，我們當今的每壹個人也都具有這“強迫心理”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尤其是面臨無助、困難的處境時），而使得人們必須去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
  　　
  　　但是，當通過禮拜、膜拜、跪拜神靈（英雄），崇拜、效法英雄（神靈），具有了勇於犧牲的心，人們就可以在各種處境中也能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可以不必再時常地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強迫心理”、禮拜膜拜跪拜，它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們來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該隱、亞伯獻祭”這個故事，應當預表著，在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強迫心理”的天性，使得人們必須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只是在舊約時代，以色列人用獻祭（燔祭、素祭和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等）這種宗教活動代替了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
  　　
  （3）、道能拿去恨人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但拿不去強迫心理，而使人被戒律壓迫
  　　
  　　到了農業時代後，隨著哲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壹定是存在著壹個“道”（上帝），是“道”（上帝）創造、掌管著整個宇宙。而“道”（上帝）不曾是活生生的人，人們無法——像崇拜效法英雄那樣——來崇拜效法“道”（上帝），而無法來具有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如此，民族之間、階級之間不容易出現相互屠殺、相互殺戮的現象。如此，農業時代的多民族、多階級國家，才容易持久下來、延續下來。
  　　
  　　我們人類具有強迫心理的天性，使得人們會無緣無故地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使得人們必須去做壹些事情，必須去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或者必須去進行迷信活動，如手相、面相、批八字、測字、圓夢、抽簽、蔔卦、揣骨、看陰陽風水等等，或者必須去進行壹些不良嗜好（或非不良嗜好），如抽煙、喝酒、賭博、看書、玩遊戲等等。否則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而會患上強迫癥、焦慮癥、恐怖癥等神經癥。
  　　
  　　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可以使人們在任何處境中，都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不容易受強迫心理的影響。相反，不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就容易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容易受強迫心理的影響。
  　　
  　　在農業時代，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由於人們高舉“道”（上帝），人們不容易具有勇於犧牲的心，人們容易具有——在強迫心理基礎上的——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如果國家、社會又極力反對不良嗜好（或非不良嗜好），人們只能是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如此，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得到減輕。否則，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甚至會患上強迫癥、焦慮癥、恐怖癥等神經癥。
  　　
  　　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人們必須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高舉律法誡命（戒律），為此人們必須受戒律的壓迫。
  　　
  　　為此，人們必須是時常地來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甚至是壹天幾次。人們必須恪守某些秩序，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女人要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等等。人們必須捍衛某些真道，如必須反對神導進化論，反對進化論，反對科學，等等。如此，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得到減輕。
  　　
  　　其中壹些宗教教徒如同患上了“強迫癥”，他們必須恪守各種律法誡命（戒律）、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如不能吃某些食物，必須守某些節日；如必須行割禮，並且女性也要行割禮；如女性不能隨意外去，外出必須圍頭巾；如女性必須依附於男性，女性必須在家多生孩子；等等、等等。人們是必須順從戒律，必須受戒律的壓迫；如此，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得到減輕。
  　　
  　　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更是必須恪守“聖經（字面）無誤”，即只能按照字面來理解《創世記》，只能認為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而極力反對科學，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對於那些“不反對科學，不反對進化論，不反對神導進化論”的人，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是怒氣沖沖的，是蠻不講理的。如此，他們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得到減輕。
  　　
  　　甚至在我們當今的中國，壹個以無神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壹個基督教時常遭受到打壓的國家，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在網上還寫出了這樣的文章：“基督徒最理想的社會形態是……所有的社會公共事務，都按照聖經原則制定，比如不能同性戀，不能墮胎，不能賣避孕套，不能買賣煙酒……，不能教導進化論，女生不能穿體現身體曲線的衣服，主日不能營業。……。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恢復教會法。……。壹切的法律法規，公眾生活，都由立法彰顯基督教的倫理。比如墮胎等同於殺人，協助墮胎的醫生，吊銷執照，協助墮胎的醫院，所有管理層終生禁止進入醫療行業。”
  　　
  　　如果按照這篇文章所說的那樣，基督教建立了（恢復了）教會法，禁止婚前性行為（不能婚前同居），禁止避孕（不能賣避孕套），禁止人工流產（不能墮胎），禁止同性戀（不能同性戀），禁止科學教育（不能教導進化論），甚至“女生不能穿體現身體曲線的衣服”。那麽，伊斯蘭教就應當更有理由，來建立（恢復）伊斯蘭教的“沙裏亞法”了。
  　　
  　　伊斯蘭教宗教偏激者（原教旨主義者）是極力反對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等，甚至對那些有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的人，要用石頭砸死。並且他們還希望將這些律法誡命普及到全世界，為此出現911、ISIS等等這樣的21世紀災難。
  　　
  　　這些“宗教偏激”，這些宗教壓迫，這些戒律壓迫，不論是伊斯蘭教的，還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其它什麽宗教的，都是人類社會的毒瘤，我們人類必須清除這種“毒瘤”。

（4）、聖靈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內心就會得到徹底自由，戒律就無法再壓迫我們
  　　
  　　在2千年前，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間，來為我們做了大愛的終極榜樣——“為愛所有的人，甘願被釘十字架並降陰間（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並且，耶穌說：“我給妳們作了榜樣，叫妳們照著我向妳們所做的去做”（約13:15）；“我實實在在地告訴妳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約14:12）。並且，使徒彼得說：“妳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妳們受過苦，給妳們留下榜樣，叫妳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前2:21）。
  　　
  　　當我們真的“蒙召”了，即真的崇拜效法了耶穌，跟著耶穌“他的腳蹤行”了，走了十字架道路，去行公義好憐憫了，去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難了；以此，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就會具有這基督精神，就會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就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而成為了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成為基督徒，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個人才會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類才會容易進入美好的社會。
  　　
  　　我們成為了基督徒，我們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那麽，我們可以在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中，包括面臨無助、困難的處境時，包括不能時常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神靈等宗教活動時，包括不能進行不良嗜好（或非不良嗜好）時，即我們不能滿足強迫心理時，我們也都能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患上強迫癥、焦慮癥、恐怖癥等神經癥。
  　　
  　　並且，我們眾肢體定期在壹起學習《聖經》，我們時常定期在壹起唱詩、讀經、禱告，我們也滿足了“強迫心理”的天性，我們就會更加容易不具有由強迫心理所帶來的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我們可以不必去進行禮拜、膜拜、跪拜等宗教活動，我們可以不必受宗教的壓迫，我們可以不必受戒律的壓迫，我們的內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放，耶穌真的就是福音。
  　　
  　　在《聖經》中，耶穌說：“妳們中間誰有壹只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它抓住、拉上來呢？”（太12:11）；“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太12:12）。“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可2:27）；“假冒為善的人哪，難道妳們各人在安息日不解開槽上的牛、驢，牽去飲嗎？”（路13:15）。“猶太人越發想要殺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並且稱上帝為他的父，將自己和上帝當作平等”（約5:18）。耶穌是反對守安息日的，是反對守戒律的，是讓我們得解放的。
  　　
  　　《聖經》中說：“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仆的軛挾制”（加5:1）。我們成為了基督徒，我們就不再受宗教、戒律的軛所挾制了。
  　　
  　　可是，耶穌基督來了，那敵基督的也出來了，“妳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約壹2:18）。這些敵基督的，他們不認耶穌是道成肉身的、是唯壹的真理、唯壹的上帝，“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約壹2:22-23）。
  　　
  　　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他們是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戒律），來忽視、排斥“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他們使的人們認為，耶穌只是來代贖我們罪的，不是來給我們作榜樣的。
  　　
  　　他們使得人們不能來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能來具有這基督精神，不能來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能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不能來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而只能成為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而依舊受宗教的壓迫，受戒律的壓迫，內心得不到解放。

　他們高舉各種律法誡命，高舉戒律。如高舉女人不能講道、聚會時要蒙頭等等；高舉反對同性戀、墮胎、婚前同居等等；高舉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等等；高舉多多地生育等等。並且他們是怒氣沖沖的，是蠻不講理的，他們堅持認為他們自己是最虔誠的，是正統的基督教，其他的都是異端邪說。可是他們對社會不公，貧窮人受苦，甚至對基督徒為主坐牢等等，卻是無動於衷、麻木不仁。
  　　
  　　由於存在這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使得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來接受耶穌，甚至成了無神論者。尤其是在近代科學（近代物理學，不是現代科學，不是現代物理學）還沒有發現宇宙是從壹個“點”中誕生的時候，科學還沒有發現真的存在上帝的時候；或者人們還沒有接受相應的科學知識，還不知道現代科學也在述說是真的存在上帝的時候，很多人成了無神論者，拒絕接受耶穌基督。
  　　
  　　這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存在壹個“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在強迫心理的作用下，他們禮拜、膜拜、跪拜壹些大英雄，崇拜、效法壹些大英雄，尤其是那些號稱要拯救全人類的大英雄。通過對這些大英雄的崇拜效法，他們具有了這些大英雄那樣的心——強烈地仇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結果在這強烈的“恨”基礎上，不但沒有拯救全人類，不但沒有帶來美好的社會，反而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在“恨”的基礎上，是不會帶來美好的社會的；只有在“愛”的基礎上，才會帶來美好的社會。
  　　
  　　當然，還有壹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禮拜、膜拜、跪拜英雄，不崇拜、效法英雄。在強迫心理的作用，他們不得不具有不良嗜好（或非不良嗜好），如抽煙、喝酒、賭博、看書、玩遊戲等等。還有壹些無神論者，即不禮拜、膜拜、跪拜英雄，不崇拜、效法英雄，也不具有不良嗜好（或非不良嗜好），在強迫心理的作用，他們會時常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會容易患上強迫癥、焦慮癥、恐怖癥等神經癥。
  　　
  　　2千年前，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了我們人間，我們實在是都應當來接受耶穌，來從這些苦難中走出來。
  　　
  　　當然，我們要單單地高舉耶穌基督，不要聽從那些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戒律）。“妳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妳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妳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妳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妳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約壹2:27）。
  　　
  　　並且，我們還要單單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義、好憐憫，“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壹樣”（約壹3: 7）；“從此就顯出誰是上帝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上帝。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妳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約壹3:10-11）。
  　　
  　　以此，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就會具有這基督精神；而會給個人帶來健康的心身，也將會給人類帶來美好的社會。
  　　
  　　在強迫心理基礎上，腦內的內啡肽會減少，而使得我們會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可以使腦內的內啡肽增加，可以使我們不再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而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腦內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們容易具有興奮、亢奮等愉快、痛快的情緒體驗，也是壹種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具有健康的心身。（1979年我考上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1984年畢業後我先當了4年內科醫生，後轉行當了精神科醫生。作為醫生，我想關於信仰與神經介質、神經遞質的關系，還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證實）。

5、用自然科學來解釋該隱求上帝赦免
  　　
  （1）、該隱殺了亞伯後，面對自己的罪惡，面對將來的報應，該隱求上帝耶和華赦免
  　　
  　　在《聖經•創世記》第四章中寫了“該隱求上帝赦免”的故事：“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妳為甚麽發怒呢？妳為甚麽變了臉色呢？妳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妳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妳，妳卻要制伏它’”（創4:4-7）。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對該隱說：‘妳兄弟亞伯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耶和華說：‘妳做了甚麽事呢？妳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地開了口，從妳手裏接受妳兄弟的血。現在妳必從這地受咒詛。妳種地，地不再給妳效力，妳必流離飄蕩在地上’。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妳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不見妳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壹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於是該隱離開耶和華的面，去住在伊甸東邊挪得之地”（創4: 8-16）。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類似“該隱求上帝赦免”這樣的事情。
  　　
  （2）、我們人類具有自罪的天性，我們必須進行宗教活動，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的罪
  　　
  　　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自責自罪心理的天性，尤其是當人們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人們會“莫名其妙”地自責自罪起以前曾經做過的壞事、錯事，而給自己帶來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
  　　
  　　尤其是當想起以前應當給家人、親戚、朋友、家族、民族、國家盡義務，可是沒有去盡，或者沒有做好；當想起這些時，就會自責自罪，恨不得扇自己大嘴巴，而帶來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
  　　
  　　自責自罪心理是壹種內在動力（尤其是當人們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會使得人們必須去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的罪，以此來減輕、擺脫因“自責自罪”所帶來的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否則，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就會有可能持續存在，而會患上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等神經癥。（關於這些神經癥可見附錄二《神經癥應是宗教信仰上的營養不良》）。
  　　
  　　在原始時代，在宗教活動中，人們所祈求的這些“神靈”多原是本民族的民族英雄（戰鬥英雄），被人們說成了神靈。借著祈求這些神靈赦免自己的罪，人們可以更好的崇拜、效法英雄（神靈），來具有英雄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民族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在我們人類幾十萬年的原始時代，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爭戰），只有——每個個體都具有這“自責自罪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他們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自責自罪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借著進化，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自責自罪心理”的天性。借著進化，我們當今的每壹個人也都具有這“自責自罪心理”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時常自責自罪起曾經做過的壞事、錯事，（尤其是當人們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而使人們具有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使得人們必須進行壹些獻祭等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的罪。
  　　
  　　但是，當通過獻祭求神靈（英雄）赦罪，崇拜效法英雄（神靈），具有了勇於犧牲的心，人們就可以在各種處境中也能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可以不必再去時常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靈（英雄）赦罪。“自責自罪心理”、獻祭求神靈（英雄）赦罪，它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們來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該隱求上帝赦免”這個故事，應當預表著，在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自責自罪心理”的天性，使得人們必須進行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的罪。如，在舊約時代，人們是通過獻祭，來祈求上帝耶和華赦免自己的罪；在新約時代，人們是相信耶穌已經代贖了自己的罪。
  　　
  （3）、道能拿去恨人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但拿不去自罪心理，而使人被禁欲壓迫
  　　
  　　到了農業時代後，隨著哲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壹定是存在著壹個“道”（上帝），是“道”（上帝）創造、掌管著整個宇宙。而“道”（上帝）不曾是活生生的人，人們無法來——像崇拜效法英雄那樣——崇拜效法“道”（上帝），無法來具有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
  　　
  　　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可以使人們在任何處境中，都能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相反，不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就容易具有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尤其是面對自責自罪心理時。
  　　
  　　我們人類具有自責自罪心理的天性，使得人們會無緣無故的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使得人們必須去進行壹些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的罪。或者高舉禁欲（或者高舉孝順等等），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否則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而會患上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等神經癥。
  　　
  　　在農業時代，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由於人們高舉“道”（上帝），人們不容易具有勇於犧牲的心，人們容易具有——在自責自罪基礎上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並且人們還認識到，“道”（上帝）還是公義、公正的審判者，不接受賄賂，人們無法通過獻祭等宗教活動來賄賂他。人們只能是高舉禁欲（或者高舉孝順等等），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否則抑郁、憂傷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而會患上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等神經癥。
  　　
  　　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人們只能是高舉禁欲（或者高舉孝順等等），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為此人們受禁欲的壓迫。

為此，人們高舉禁欲。如，反對婚外戀，反對婚前同居，反對婚前性生活，反對婚前親密接觸，甚至反對戀愛，反對穿好看的衣服……等等。並且，反對吃肉，反對吃蔥姜蒜這些去葷腥的佐料，反對殺生，反對墮胎，反對人工流產，等等。並且，極力去恪守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極力地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等等。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
  　　
  　　對很多人來說，尤其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性欲等欲望就是罪惡，“萬惡淫為首”，宗教就是用來壓制性欲等各種欲望的和恪守各種道德貞潔、律法誡命、神學理論、宗教教義的。為此和尚、道士、尼姑、道姑都必須是不能結婚的，都必須是不能有性生活的，都必須是不能親密接觸異性的，最好都是處男處女的。以此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
  　　
  　　對於很多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來說，也是堅決反對婚前同居的，堅決反對婚前性行為的，甚至是堅決反對婚前有親密接觸的，如反對婚前親吻，如反對婚前擁抱，如反對婚前拉手，……甚至反對戀愛，反對手淫。以此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
  　　
  　　對於很多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來說，是必須恪守各種道德貞潔、律法誡命、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如必須恪守“聖經（字面）無誤”，即只能按照字面來理解《創世記》，只能認為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而極力反對科學，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以此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不必自責自罪。
  　　
  　　在中世紀，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等都是嚴重的違反律法誡命、道德貞潔的行為，是要被石頭砸死的。為此，在今天，伊斯蘭教宗教偏激者（原教旨主義者）也是極力反對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等，甚至對那些有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的人，依舊用石頭砸死。並且他們還希望將這些律法誡命、道德貞潔普及到全世界，為此出現911、ISIS等等這樣的21世紀災難。
  　　
  　　壹些基督教宗教偏激者也是極力反對婚前性行為、墮胎、同性戀等，他們與伊斯蘭教宗教偏激者（原教旨主義者）觀點壹致。在他們的心中是大大地暗贊伊斯蘭教宗教偏激（原教旨主義），看到伊斯蘭教宗教偏激（原教旨主義）在歐洲蔓延，他們在心中是暗暗地高興，由此我們人類在21世紀將面臨著危機、災難。
  　　
  　　由於高舉禁欲，高舉貞潔，高舉童貞，而壹些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又總是無法戰勝性欲等各種欲望，為此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罪惡深重，他們如同患上了“抑郁癥”，很是痛苦。如多看了兩眼漂亮的異性，就認為自己有罪了；如相思了自己所暗戀的異性，就認為自己有罪了；如控制不住地去看了色情的小說、照片、電影等，就認為自己有罪了；等等。很是痛苦。
  　　
  　　這些“宗教偏激”，不論是伊斯蘭教的，還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其它什麽宗教的，都是人類社會的毒瘤，我們人類必須清除這種毒瘤。
  　　
  （4）、聖靈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內心就會得到徹底解放，禁欲就無法再壓迫我們
  　　
  　　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彼前3:19），耶穌曾代替我們降到“靈的監獄”（去傳道，不是去傳福音），來代贖我們的罪，使我們將來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我們實在應當抱著感恩的心，來以耶穌為榜樣，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甘願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難；以此來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來具有這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來成為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我們將來就會不下地獄，而上天堂。成為基督徒，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個人才會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類才會容易進入美好的社會。
  　　
  　　由於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那麽，我們可以在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中，包括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不進行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罪的時候，不高舉禁欲而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的時候，也能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患上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等神經癥。
  　　
  　　並且，我們信仰了耶穌（上帝），我們堅信，為了救贖我們，為了代贖我們的罪，耶穌曾被釘十字架並降陰間（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我們就更加不再容易具有因“自責自罪心理”所帶來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可以遠離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這些神經癥，使我們原有的這些神經癥可以得到好轉、治愈。
  　　
  　　使得我們可以不必去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使得我們可以不必高舉禁欲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我們可以不必受禁欲的壓迫，我們的內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自由，耶穌真的就是福音。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壹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妳說該把她怎麽樣呢？……，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地都出去了。……。耶穌說，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8:3-11）。耶穌是“連行淫時被抓、要被石頭打死的”妓女，耶穌都不定罪，耶穌是有愛心的，耶穌是體諒人性的。
  　　
  　　“妳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妳們得以自由”（約8:32）。耶穌是讓我們得自由的，不要再受禁欲的壓迫。
  　　
  　　可是，耶穌基督來了，那敵基督的也出來了，他們提出了各種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來排斥、忽視耶穌的救恩，來排斥、忽視耶穌的福音。
  　　
  　　壹方面，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只是來代贖我們罪的，不是來給我作榜樣的。他們使得人們不能來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能來具有這基督精神，不能來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能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不能來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而只能成為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假基督徒）。
  　　
  　　另壹方面，他們告訴人們，單單地靠耶穌不能得救，還必須要守壹些律法誡命，必須高舉禁欲，並把童貞、貞潔說成聖潔。如說，必須堅決反對婚前同居，必須堅決反對婚前性行為；甚至是必須反對婚前有親密接觸，反對婚前親吻，反對婚前擁抱，反對婚前拉手，……；甚至堅決反對戀愛，堅決反對穿好看的衣服，等等。還必須堅決反對同性戀等等；必須堅決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等等。
  　　
  　　他們高舉這些，自認為自己很是虔誠；可是他們對社會不公，貧窮人受苦，甚至對基督徒為主坐牢等等，卻是無動於衷、麻木不仁。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來接受耶穌，甚至成了無神論者。
  　　
  　　這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存在神靈，也不相信存在壹個“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們不會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也不相信耶穌代贖了他們的罪。他們也不高舉禁欲，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他們在自責自罪心理的作用下，他們會自責自罪；尤其是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他們會自責自罪；他們會感到抑郁、憂傷，會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如果持久下來，會患上抑郁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等神經癥。
  　　
  　　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救贖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實在是都應當來接受耶穌，來從這些苦難中走出來。
  　　
  　　當然，我們要單單地高舉耶穌基督，不要聽從那些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耶穌是道成肉身，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約壹1:1）。他代贖我們的罪，代贖了我們的罪，“耶穌的血也洗凈我們壹切的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壹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2:1-2）。我們只要單單依靠耶穌，我們將來就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並且，我們還要單單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義、好憐憫。耶穌為我們做了美好的榜樣，耶穌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自然應當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壹2:6）。我們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
  　　
  　　以此，我們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我們就會彼此相愛，我們就會生活在光明中，“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約壹2:10-11）。
  　　
  　　壹個人心中充滿恨，缺乏愛，他就會自私自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能做出各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恨”才是罪的根源，是來自撒旦的，是那個從情欲來的“敗壞”。我們基督徒應當與“恨”進行鬥爭，我們要與那些高舉“恨”的主義、學說、宗教、宗派進行鬥爭，為此要具有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
  　　
  　　而不要與“性欲”進行鬥爭，高舉禁欲並不能使我們高尚。可是很多宗教教徒“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提前4:1-5），想當然地認為“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這些情欲本身是罪的根源，而與這些情欲進行鬥爭，如不近異性、不戀愛、不結婚，不吃某些食物等等。
  　　
  　　其實“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見：約壹2:15-17）；即它們不是來自上帝的，我們不必愛它們；但它們也不是來自撒旦的，我們也不必恨它們。
  　　
  　　在自責自罪心理基礎上，腦內的內啡肽會減少，而使得我們會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可以使腦內的內啡肽增加，可以使我們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腦內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們容易具有興奮、亢奮等愉快、痛快的情緒體驗，也是壹種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具有健康的心身。（1979年我考上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1984年畢業後我先當了4年內科醫生，後轉行當了精神科醫生。作為醫生，我想關於信仰與神經介質、神經遞質的關系，還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證實）。

6、用自然科學來解釋那英武有名的人
  　　
  （1）、有偉人在地上，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在《聖經•創世記》第五章、第六章寫了“亞當的後代”，寫了他們可以是“英武有名的人”。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壹百二十年。’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創6:1-4）。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類似“英武有名的人”這樣的事情。
  　　
  （2）、我們人類具有暗示心理的天性，我們必須進行宗教活動，祈求神靈給自己力量
  　　
  　　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暗示心理的天性。在暗示心理、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基礎上，人們的體能、智能可以得到超常發揮。如，面對艱難困苦、苦難患難，而自己又必須擔負責任、勇挑重擔，自己又必須堅持下來、堅韌下去；此時如果堅信神靈必在暗中保護自己、保守自己、保佑自己，必在暗中幫助自己、給自己力量、給自己能力，自己的體能、智能就可以得到超常發揮。
  　　
  　　如，可以禁食20天、30天……；本作者徐永海就曾禁食23天，雖然體重減輕了近10公斤，但是在禁食20多天時依舊還可以慢跑。在人類幾十萬年的歷史中，在人們外出征戰時，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多堅持壹天可能就意味著勝利，可以使自己的團體、集體生存下來。為此，人們十分願意進行有關的宗教活動，在暗示、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基礎上，在祈求神靈基礎上，在堅信神靈與自己同在的基礎上，使自己具有超常的能力。
  　　
  　　在原始時代，在宗教活動中，人們所祈求的這些“神靈”多原是本民族的民族英雄（戰鬥英雄），被人們說成了神靈。借著祈求這些神靈使自己具有超常的能力，人們可以更好的崇拜、效法英雄（神靈），來具有英雄（神靈）那樣的心——強烈的恨那些敵對的民族及人，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在我們人類幾十萬年的原始時代，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爭戰），只有——每個個體都具有這“暗示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他們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暗示心理”天性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借著進化，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暗示心理”的天性。借著進化，我們當今的每壹個人也都具有這“暗示心理”的天性。具有宗教信仰，進行宗教活動，堅信神靈必在暗中保護自己、保守自己、保佑自己，堅信神靈必在暗中幫助自己、給自己力量、給自己能力，堅信神靈必與自己同在，在暗示心理、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基礎上，可以使自己的體能、智能得到超常發揮。
  　　
  　　通過壹些宗教活動，在暗示基礎上，可以使自己的體能、智能得到超常發揮，可以使人們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可以使人們更加願意去進行宗教活動。通過宗教活動，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去禮拜膜拜跪拜神靈（英雄），崇拜效法英雄（神靈），來具有勇於犧牲的心。暗示心理、宗教活動，它們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們來具有勇於犧牲的心。
  　　
  　　“那英武有名的人”這個故事，就應當預表著，在我們人類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逐漸具有了這“暗示心理”的天性。人們通過宗教活動，借著“暗示心理”的作用，可以使自己的體能、智能得到超常發揮，而成為“那英武有名的人”。
  　　
  （3）、道能拿去恨人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但拿不去暗示心理，而使人被愚昧壓迫
  　　
  　　到了農業時代後，隨著哲學的發展，人們開始認識到：壹定是存在著壹個“道”（上帝），是“道”（上帝）創造、掌管著整個宇宙。而“道”（上帝）不曾是活生生的人，人們無法——像崇拜效法英雄那樣——來崇拜效法“道”（上帝），無法來具有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
  　　
  　　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在面對強敵時，容易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具有輕松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可以使自己容易相信神靈壹定在保守自己，在暗示心理、他人暗示、自我暗示的基礎上，可以使自己的體能、智能得到超常發揮，而具有健康的心身。
  　　
  　　不具有勇於犧牲的心，在面對強敵時，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具有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可以使自己容易相信神靈不再保守自己，甚至在詛咒自己，在暗示心理、他人暗示、自我暗示的基礎上，自己的體能、智能不但得不到超常發揮，反而會患上癔病——分離障礙、轉換障礙、軀體形式障礙。（關於這些神經癥可見附錄二《神經癥應是宗教信仰上的營養不良》）。
  　　
  　　在農業時代，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由於人們高舉“道”（上帝），人們不容易具有勇於犧牲的心，當面對強敵時，當面對社會不公時，人們容易具有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人們容易認為“道”（上帝）不再保守自己，甚至在詛咒自己，在暗示心理、他人暗示、自我暗示的基礎上，自己的體能、智能不但得不到超常發揮，反而會患上癔病——分離障礙、轉換障礙、軀體形式障礙。
  　　
  　　並且，人們還錯誤地認識到，“道”（上帝）維護的是天道，是秩序，是君君臣臣，作為老百姓理應順從君王的統治，順從君王的欺壓。在面對強敵（君王）時，在面對社會不公時，必須認命。
  　　
  　　在高舉“道”（上帝）的國家、社會裏，人們只能是認命，只能是愚昧，而受愚昧的壓迫。
  　　
  　　為此，壹些認命、愚昧的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是曲解《聖經》經文。如，曲解這段經文：“妳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妳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妳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妳，要拿妳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妳走壹裏路，妳就同他走二裏。有求妳的，就給他。有向妳借貸的，不可推辭”（太5：38-42）。
  　　
  　　如，更是曲解這段經文，“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13:1-2）。
  　　
  　　佛教，更是認命，更是愚昧，為此他們提出了輪回學說，認為這輩子不好是上輩子作惡的結果，來使自己更好地認命，來使自己更加的愚昧。
  　　
  　　由於認命，由於愚昧，由於不具有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當面對被欺壓、被壓迫時，當面對社會不公時，他們只是單單地祈求“道”（上帝），來改變他們的命運。當然，要想讓“道”（上帝）改變命運，使自己的命好起來，自然必須恪守“道”（上帝）制定的律法誡命（戒律）、道德標準，必須高舉各種神學理論、宗教教義，等等。
  　　
  　　為此，對於很多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來說，他們是極力地反對同性戀、避孕、墮胎，極力地反對女人講道，極力地反對科學，極力地反對宇宙空間膨脹理論（宇宙大爆炸理論），極力地反對生物進化論（神導進化論）。他們是極端固執地認為：《聖經•創世記》頭幾章的內容，只能從字面上來理解，不能從精義上來理解；即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上帝是在最初的六天（六個24小時）創造的萬物，第六天用泥捏出的人。
  　　
  　　當今科學早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們，在地球上曾存在著侏羅紀、白堊紀等上億年前的遠古時代。石油（主要為烷烴、環烷烴、芳香烴等有機化合物）是幾億年前動物的遺體形成的，煤炭（包含著復雜的高分子有機化合物）是幾億年前植物的遺體形成的。面對如此普及的科學知識、生活常識（如很多人看過《侏羅紀公園》等電影），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還高舉“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很難讓人接受；他們的觀點已經成為了人們福音路上的絆腳石。
  　　
  　　近些年來，生物學等科學發展很快，已經能夠很清楚的告訴人們，DNA、染色體、基因遺傳、基因突變是怎麽回事，幾乎所有的年輕人在學校裏都學過這些。此時，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卻依舊是極力地反對科學，極力地反對宇宙空間膨脹理論（宇宙大爆炸理論），極力地反對生物進化論（神導進化論）。為此，這些年來，在教會中年輕人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
  　　
  　　因此說，這些“宗教偏激”，不論是伊斯蘭教的，還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其它什麽宗教的，都是人類社會的毒瘤，我們人類必須清除這種毒瘤。
  　　
  （4）、聖靈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生命，愚昧就無法再壓迫我們
  　　
  　　在2千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妳們壹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妳們同在”（約14:16）；“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壹切的事指教妳們，並且要叫妳們想起我對妳們所說的壹切話”（約14:26）；“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約15:26）；“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妳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約16:7）。
  　　
  　　我們人類具有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在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基礎上，我們人類具有“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到了青春期後，人們就會具有崇拜心理，如崇拜某些神靈，如崇拜某些英雄，如崇拜某些明星；並且，人們崇拜效法了“誰”，人們就會具有“誰”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
  　　
  　　即使某些神靈、英雄，他們並沒有真實存在過，他們的所有事情，僅僅是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人們逐漸杜撰出來的、演繹出來的，比如某些神化故事塑造出來的人物。但是通過對這些神靈、英雄的崇拜效法，通過對他們“名字”的崇拜效法，人們依舊會具有他們那樣的心，痛恨仇敵的心，勇於犧牲的心。
  　　
  　　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先賢老子就在《道德經》中說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即改變人心（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不是“道”（道理、理論、主義，等等），而是“名”（即聖人、聖賢、聖子的榜樣作用）。

在《聖經》中，使徒約翰說：“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約壹3:23）。
  　　
  　　當我們真的信了耶穌的“名”，崇拜效法了耶穌，跟著耶穌走了十字架道路；以此，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就會具有這基督精神，就會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就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而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成為基督徒，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個人才會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類才會容易進入美好的社會。
  　　
  　　當我們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具有了這基督精神時，我們就會行公義、好憐憫，就會在十字架道路上甘願去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各種苦難。此時就是聖靈與我們同在，就是保惠師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具有了這基督精神時，當我們面對強敵時，當我們堅信主耶穌與我們同在時，在暗示、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基礎上，我們的體能、智能可以得到超常的發揮。
  　　
  　　此時我們不再懼怕任何敵人，“愛裏沒有懼怕”（約壹4:18）。
  　　
  　　我們不再認命，不再愚昧，靠著耶穌我們能戰勝世界上的壹切，“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約壹5:4-5）。
  　　
  　　“嗐，妳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妳們身上。妳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妳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明妳們的不是，又要吃妳們的肉，如同火燒。妳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妳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妳們的心”（雅5:1-5）。耶穌是受壓迫者的主，靠著主，我們不再認命。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4:18）。耶穌是讓我們得自由的，不要再受愚昧的壓迫，耶穌真的就是福音。
  　　
  　　可是，耶穌基督來了，那敵基督的也出來了，他們提出了各種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來排斥、忽視耶穌的聖靈，排斥耶穌的福音。
  　　
  　　壹，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他們使的人們認為，耶穌只是來代贖我們罪的，不是來給我作榜樣的。他們使人們不能來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能來具有這基督精神，不能來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能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不能來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而只能是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
  　　
  　　二，他們告訴人們，單單地信（信仰、仰信）耶穌不能得救，還必須相信某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並且必須從字面去理解《聖經》中的字句，即，必須堅信“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上帝是在最初的六天（六個24小時）創造的萬物，第六天用泥捏出的人”，必須堅持反對神導進化論，反對進化論，反對科學。並且，還必須堅信“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甘願認命，甘願愚昧，甘願忍受統治者的剝削、壓迫。
  　　
  　　三、他們是極力的反對同性戀，對同性戀，他們是怒氣沖沖的、是蠻不講理的。他們認為正常的婚姻應當是壹男壹女，不應當是壹男壹男，壹女壹女。雖然他們極力地主張正常的婚姻應當是壹男壹女，但是對伊斯蘭教的多妻、童妻，卻從不發出壹點反對，他們是明顯的欺軟怕硬，是沒有犧牲精神。他們更不敢向穆斯林傳福音，讓穆斯林來成為基督徒，是怕字當頭。
  　　
  　　四、他們高舉反對同性戀、墮胎、婚前同居（婚前性行為）等，自認為自己很是虔誠。可是，對社會不公，貧窮人受苦，甚至對基督徒為主坐牢等等，卻是無動於衷、麻木不仁。
  　　
  　　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來接受耶穌，甚至成了無神論者。
  　　
  　　這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存在任何神靈，也不相信存在壹個“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們不會相信有神靈的保守，也不會認為有神靈的咒詛，自然在暗示、他人暗示、自我暗示基礎上，不會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超長發揮，也不會患有相應疾病。但是，在暗示基礎上，他們容易患有其他的、相應的癔病，尤其是癔病中的軀體形式障礙。
  　　
  　　壹些無神論者，他們禮拜、膜拜、跪拜壹些大英雄，崇拜效法壹些大英雄，尤其是那些號稱要拯救全人類的大英雄。通過對這些大英雄的崇拜效法，他們具有了這些大英雄那樣的心——強烈地仇恨那些敵對的國家民族階級及人，而產生了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可是在這強烈的“恨”基礎上，不但沒有拯救全人類，不但沒有帶來美好的社會，反而給人類帶來了災難。
  　　
  　　壹些無神論者高舉人權、平等、博愛，他們維護同性戀者、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的權益，這很好。可是卻對那些“反對同性戀（要用石頭砸死等），歧視婦女（出門必須帶頭巾等），不保護兒童（童婚等）”的伊斯蘭教，不發壹言，從來不提半個不字，並且還主張尊重伊斯蘭教的宗教習俗、民族習慣。其實，他們在內心中是缺乏勇於犧牲的心，是怕字當頭。
  　　
  　　在2千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穌，在復活升天前，說到：“聖靈降臨在妳們身上，妳們就必得著能力”（徒1:8）。我們靠著耶穌聖靈，我們就必得能力，我們實在是應當拿去“怕”，來勇敢的向所有人傳福音，“愛裏沒有懼怕”（約壹4:18）。
  　　
  　　當然，我們要單單地高舉耶穌基督。“親愛的弟兄阿，壹切的靈，妳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上帝的。從此妳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上帝。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約壹4:1-3）。
  　　
  　　並且，我們還要單單地走十字架道路，以此，我們來具有耶穌那樣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約壹4:7-8）。
  　　
  　　以此，我們來具有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這樣愛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約壹4:16-18）。
  　　
  　　在暗示心理基礎上，當我們真的相信上帝（耶穌）與我們同在，真的相信上帝（耶穌）給我們力量時，腦內的多巴胺、內啡肽、腎上腺素、兒茶酚胺等等神經介質、神經遞質會增加，而可以使我們具有“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可以使我們具有“聖靈充滿”的體驗，可以使我們的體能、智能得到超常發揮，可以使我們具有健康的心身。（1979年我考上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1984年畢業後我先當了4年內科醫生，後轉行當了精神科醫生。作為醫生，我想關於信仰與神經介質、神經遞質的關系，還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證實）。
  　　
  7、用自然科學來解釋耶和華後悔造人
  　　
  （1）、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後悔造人在地上
  　　
  　　在《聖經•創世記》第六章、第七章寫了“耶和華後悔造人、洪水滅世、諾亞方舟”。“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創6:5-7）。
  　　
  　　“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壹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四十晝夜降大雨在地上。正當那日，挪亞和他三個兒子閃、含、雅弗，並挪亞的妻子和三個兒婦，都進入方舟”（創7:11-13）。“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水勢比山高過十五肘，山嶺都淹沒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創7:19-21）。
  　　
  　　我們人類是上帝（耶穌）創造的，同時也是進化來的，是上帝（耶穌）借著“神導進化論”這智慧設計的方式創造了我們人類。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在我們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壹定也發生過或者將來要發生，類似“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洪水滅世，諾亞方舟”這樣的事情。
  　　
  （2）、壹些人只是相信存在神靈，只是希望神靈給他們好處，他們所思所想盡都是惡
  　　
  　　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在腦的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具有了發達的大腦前額葉，具有了“崇拜、痛恨仇敵”的天性。即，到了青春期後，我們就會具有崇拜心理；崇拜效法了英雄（戰鬥英雄），我們就會具有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出於強烈的恨，可以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精神應當就是：“崇拜效法英雄，來具有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
  　　
  　　在我們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在腦的進化過程中，我們人類還具有了發達的顳葉、頂葉、枕葉等，具有了語言（文字），具有了在語言（文字）基礎上的思維，可以提出各種理論、主義、學說等等。其中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可以論述是真的存在神靈，論述必須崇拜、效法神靈（英雄），來具有神靈（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來勇敢殺敵，甘願流血犧牲，而具有勇於犧牲的心；並論述這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是真理，是來自神靈（上帝）的。
  　　
  　　信仰（仰信）應當就是：“相信某些理論是真理；真理認為存在神靈，必須崇拜效法神靈；通過崇拜效法神靈（英雄），來具有神靈（英雄）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和勇於犧牲的心”。
  　　
  　　2千年前，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間，並告訴我們：“我就是真理、真理、生命”（約14:6）。我們實在是應當來定期地在壹起學習《聖經》，來知道（相信、接受、認同）——“道成肉身的、活生生的”——耶穌才是那唯壹的真理；以此，使我們來單單地崇拜、效法耶穌，來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以此，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痛恨仇敵”的心，只恨撒旦，拿去恨人的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具有這基督精神，具有這心靈、生命的改變，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

我們個人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心，我們個人就會具有健康的心身。我們人人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心，我們人類就會進入美好的社會。耶穌真的是唯壹的上帝、唯壹的真理、唯壹的拯救；十字架道路真的是唯壹正確的道路。
  　　
  　　可是，很多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卻是以各種方式來忽視、排斥“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得人們不能來單單地崇拜、效法耶穌，不能來跟著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以此，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
  　　
  　　使得很多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他們不認耶穌是唯壹的上帝、唯壹的真理、唯壹的拯救；他們認為，在耶穌之外，還另有壹些上帝、還另有壹些真理、還另有壹些拯救，如將《聖經•猶大書》第4節中的“獨壹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基督教《聖經》和合本）翻譯為“我們獨壹的主宰和主耶穌基督”（天主教《聖經》思高版）。他們還認為，在十字架道路之外還另有壹些正確道路，如守律法的道路。他們只是接受“耶穌代贖了人的罪”，拒絕接受“耶穌的榜樣作用”；他們說“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
  　　
  　　他們只是相信（認同）“真的存在上帝（神）”，而且只是希望“上帝（神）來給他們今世後世的各種好處，如今世升官、發財、得子、祛病、保平安等等，後世全家人都進天堂享受幸福等等”，他們拒絕、厭惡“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他們所思所想盡都是惡。他們也感到，單求好處也不對，為此高舉律法，如：極端反對女人講道，極端反對避孕、流產、同性戀，極端反對神導進化論，極端反對進化論，極端反對科學。

這些人有禍了，他們理應在洪水滅世中被除滅。“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凡地上各類的活物，連人帶牲畜、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了”（創7:22-23）。
  　　
  　　“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洪水滅世，諾亞方舟”這個故事，就應當預表著，在我們人類進化過程中，在我們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那些不認“耶穌就是那唯壹的上帝、唯壹的真理、唯壹的拯救”的，終將會除滅，終將會消失。

（3）、高舉律法的，高舉“相信、迷信”的，排斥“信仰、仰信”的，終將會消失
  　　
  　　當人們相信存在上帝（神靈），認為上帝（神靈）在掌管著宇宙的壹切時；人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只要通過各種宗教儀式來禮拜、跪拜、跪拜上帝（神靈），通過獻祭來賄賂上帝（神靈），通過遵守上帝（神靈）制定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來討好上帝（神靈），尤其通過“相信經書中的所有字句都是真理”來取悅上帝（神靈）；上帝（神靈）就會來保佑他，他今世就能得到各種好處，後世就能進天堂，他就能得到拯救。
  　　
  　　為此，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他們極端強調並片面解釋所謂的“整本聖經論”，即，不僅要高舉《新約》中的耶穌，也要高舉《舊約》中說的“上帝六天造萬物”等，尤其是要高舉《舊約》中的律法、誡命、條例。他們忘記了《聖經》說過：“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2:21）。
  　　
  　　為此，他們極端強調並片面解釋所謂的“聖經（字面）無誤論”，即《聖經》中的所有字句都是真理，只能按字面來解釋，不能按精意來解釋。如，只能按照字面來理解《創世記》，只能認為宇宙的歷史只有幾千年。他們忘記了《聖經》說過：“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後3:6）；“主看壹日如千年，千年如壹日”（彼後3:8）。
  　　
  　　為此，他們極端強調並片面解釋所謂的“唯獨聖經論”，即只能通過《聖經》來認識真理，不能通過世界（宇宙）來認識真理。如，因聖經中說了“上帝第六天用泥土造人”，他們就堅決反對“神導進化論”。他們忘記了《聖經》說過：“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加2:21）。
  　　
  　　為此，他們極端強調並片面解釋，並曲解、強解“因信稱義”，他們認為，只要妳相信了“上帝六天造萬物，第六天用泥土造人”這些《聖經》中的字句，妳就稱義了，就重生、得救、成聖了。他們忘記了《聖經》說過：“我們因信基督稱義”（加2:16）；即，我們是因信仰（仰信）耶穌稱義，而不是因相信（迷信）《聖經》中某些字句稱義，“字句是叫人死，聖靈是叫人活”（林後3:6）。
  　　
  　　在《聖經》中使徒保羅說：“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壹人因行律法稱義”（加2:16）；“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2:21）。這些經文是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不因行律法稱義”。（“猶太人的所謂‘律法’通常指舊約的頭五部書，也稱為摩西五經；但有時也用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指舊約的全部”——摘自和合本《聖經》後的名詞淺解）。
  　　
  　　《聖經》中說：“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2:2）；即，《聖經》的核心是耶穌，舊約預言耶穌，新約應驗耶穌。《聖經》中說：“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約壹3:23）。即，我們只要信（信仰、仰信）了耶穌的名，只要跟著耶穌走了十字架道路；即使我們不知道某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我們也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也會具有這基督精神，也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
  　　
  　　我們應當信仰（仰信）耶穌的名，而不是相信某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隨著社會的發展，那些高舉律法的，高舉“相信、迷信”的，排斥“信仰、仰信”的，終將會消失。

（4）、高舉“相信、迷信”的，排斥“信仰、仰信”的，反對科學的，終將會消失
  　　
  　　1327年，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不能容忍世界（地球）是球形的觀點，而把意大利天文學家采科•達斯科裏活活燒死。采科•達斯科的“罪行”就是，論證世界（地球）呈球狀，在另壹個半球上也有人類存在，被說成是違背了聖經的教義。
  　　
  　　1600年2月17日，壹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不能容忍“日心說”，而燒死了支持“日心說”的科學家布魯諾。事實上，布魯諾曾在修道院學習過，並獲得過神學博士學位，具有神甫的教職，並不否認存在上帝。而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也是如此，也是教會的神甫，並且哥白尼他壹生都在維護基督教信仰。
  　　
  　　1633年6月22日，科學革命的先驅，近代科學之父伽利略，因為支持“日心說”，被迫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在教廷寫好的“悔過書”上簽字，並被判處終身監禁，禁止出版或重印他的著作。伽利略既是偉大的、勤奮的科學家，又是虔誠的基督徒，深信科學家的任務是探索自然規律，而教會的職能是管理人們的靈魂，不應互相侵犯。伽利略說“聖經是教人如何進天國，而不是教人知道天體是如何運轉”。
  　　
  　　那些燒死、逼迫科學家的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他們的心裏壹定沒有耶穌，如果他們的心裏有耶穌，耶穌在他們的心裏，他們就不至於如此不能容忍“地是球形的”、“地球圍繞太陽轉”等科學觀點，不至於如此殘忍地燒死、逼迫科學家。可能他們自認為自己在捍衛真理，其實他們不知道耶穌才是唯壹的真理。
  　　
  　　在今天，只要是具有壹些自然科學知識的人，都知道，我們這個宇宙具有千億個星系（河外星系）；都知道，距離我們銀河系最近的河外星系——仙女星系，也距離我們有254萬光年（距離）；都知道，起碼在254萬年前，這個仙女星系就已經存在著了。我們今天之所以看到這個星系，就是它在254萬年前發出的光，這些光已經在宇宙空間中走了254萬年。
  　　
  　　在今天，只要具有壹些科學知識的人，都知道，我們這個宇宙的歷史（年齡、歲數）是138億年，地球的歷史是46億年（地球開始出現巖石），作為有文化、有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都不應當反對“神導進化論”。
  　　
  　　可是，在今天，某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是如此不能容忍“神導進化論”，他們是怒氣沖沖的，是蠻不講理的，他們恨不得也把那些認同“神導進化論”的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都燒死。這些基督教宗教教徒、宗教信徒（假基督徒），他們的心裏壹定也沒有耶穌；如果他們的心裏有耶穌，耶穌在他們的心裏，他們就不至於如此不能容忍“神導進化論”。可能他們自認為自己在捍衛真理，其實他們不知道耶穌才是唯壹的真理。
  　　
  　　《聖經》中說：“獨壹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猶:4，現代中文譯本），“我們的救主獨壹的上帝”（猶:24），“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徒4:12）。“我們因信基督稱義”（加2:16），“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2:2）。耶穌才是唯壹的真理、唯壹的上帝、唯壹的主宰、唯壹的拯救。
  　　
  　　《聖經》中說：“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約壹3:23）。只要我們信（信仰、仰信）了耶穌的名，跟著耶穌走了十字架道路；即使我們不知道某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即使我們不反對宇宙空間膨脹理論、進化論；我們也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也會具有這基督精神，也會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
  　　
  　　我們應當信仰（仰信）耶穌的名，而不是相信某些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隨著科學的發展，那些高舉“相信、迷信”的，排斥“信仰、仰信”的，反對科學的，終將會消失。

共產專制與儒教文化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很多學者認為文革是在消滅儒教，可是我卻認為共匪發動的文革的本質實際上是發展儒教，而不是真正消滅儒教，我們可以從文革的基本特征與儒教的基本特征結合起來觀察的過程中了解文革本質上是在發展儒教。很多人或許不認同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的觀點，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消滅儒教。事實上支配文革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儒教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儒教真正的敵人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從文革發起到文革結束，儘管充斥著對孔子個人諂媚封建勢力的批判，可是終歸文革的落腳點是在落實對毛澤東個人的畏懼，也就儒教追求的畏大人的專制禮法上邊的。

雖然文革充斥著紅衛兵的廣泛參與，可是紅衛兵的所作所為終歸是在實踐被共匪統治的廣大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克己復禮的目標。紅衛兵廣泛參與文革參與批鬥參與武鬥，並非是針對堅守精英主義立場維護精英專政的保守派勢力，而是針對反對共匪一黨專政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作為鄧右共產黨前身的修正主義共產黨人，沒有一點關於人民普遍在自由自然的基礎上參與政治討論與政治決策的政治訴求。

文革雖然批判了孔子的人格特質，可是對儒教本身堅持的精英主義與精英專政沒有任何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的批判，文革中不准對毛澤東提出反對意見的政治迫害行為完全就是在落實儒教主張的非禮勿言，把毛澤東塑造成不可以隨便評論的聖人。文革時期宣揚的跟黨走，本質上還是儒教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只是君臣的綱常演化成共匪跟中國人民的綱常了。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雖然名義上沒有以精英自居，可是縱容紅衛兵隨便迫害不認同毛語錄的觀點的異議人士的行為，本質上還是在發揚儒教奉行的畏聖人之言的畏懼思想，先動用專制權力創造聖人然後再要求別人服從聖人，這種做法跟東亞大陸利用儒教維護統治的傳統封建君王本質上沒有區別。支配文革時期針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的政治迫害行為的意識形態本質上還是儒教信奉的非禮勿聽的專制理念，很多學者在反思文革的時候總覺得文革是針對儒教的文化滅絕運動，實際上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信奉的基本理念，不然無法解釋文革時期為什麼一堆自由派遭受了秉持儒教思維方式的人的政治迫害。

關於文革時期發動的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政治運動，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反對孔子在樊遲面前對工農大眾的評價，可是在實際效果上卻落實了儒教宣揚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精英專政目標。知識份子變成了必須跟黨走，不可以提出異議的工具人，關於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馴化宣傳本質上是用共匪的視野取代知識份子的視野，實質上壓迫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待異議人士的做法跟孔子對待少正卯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迴避思想交鋒，直接運用專制禮法實行政治迫害，將對方定義為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壞人。毛澤東應該是孔子的崇拜者，而不是孔子的反對者，反對孔子的人太多了，毛澤東顯然不是在思維方式領域反對孔子創造的儒教的自由派。文革時期宣揚的戰天鬥地的觀點雖然在名義上與孔子宣揚的畏天命的觀點是抵觸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共產黨統戰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希望改變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局面的人都是反動的，在實際效果上傳承了儒教畏天命的觀點。

文革充份的發揚了儒教的孝道文化，只是實踐儒教孝道文化的對象從傳統意義上的父母，變成了黨國。文革時期雖然宣揚子女可以反對傳統意義上的父母，可是同時又主張共產黨就是父母，號召中國人民做黨國的螺絲釘做沒有主體性的工具人，本質上還是在實踐儒教的孝道文化，如果文革本質上是反對儒教，完全可以宣揚西方的自由主義文化。

很多人認為文革是民粹主義的產物，我認為文革是精英主義的產物，文革中宣揚的鬥私批修跟歐美白左發動的工農大眾的私利至上，反對少數精英主義右翼雅痞實行的精英專政，主張用多數決的高稅收政策實現工農大眾的私利的民粹主義運動是水火不容的，文革本質上是大多數人犧牲私利去實現少數統治精英維護政治權力的私利的精英主義運動。

文革時期對社會群體的劃分方法本質上還是儒教的非君子即小人的劃分方法，沒有支持共產黨就必然是壞人，把沒有支持共產極權主義同時也反對其他形式的極權主義的異議人士劃分為壞人。文革更是充份的發揚了儒教宣揚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狹隘民族主義排外思想，文革時期的反美宣傳可以證明這一點。

文革時期興起的排斥自由主義辯論文化的扣帽子文化本質上也是儒教的產物，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文革本身沒有擺脫這種反智傾向。

文革時期處決別人的標準剛好就是儒教的四誅，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儒教的四誅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與堅持獨立人格的自由派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的思誅，因為文革針對的對象本身就是儒教四誅中所無法接受的人。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文革時期的做人典範雷鋒也是精神太監。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的教育活動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出自孔子宣揚的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他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只能接受灌輸不能獨立思考的愚民教育，本質上還是儒教的產物。文革的發動者的人格特質跟孔子的人格特質非常相似，都是表面上宣揚禮法私底下淫亂的人，孔子跟生活淫亂的南子的交往，毛澤東私底下玩弄多名女性。很多人覺得文革是反對儒教，實際上從文革的細節中可以發覺很多儒教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正是因為這樣我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真正被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消滅的是與儒教水火不容的自由主義。今天中國社會的毛左民眾，反對自由主義的毛左民眾，就是文革暴政的產物。

延伸閱讀 異議人士談毛左暴政的基本特征

作者 熊飛駿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因為缺少大政治家的民族責任心和道德勇氣，鄧政府沒有及時抓住八十年代初難得的歷史機遇，揭開“毛真相”和告別“毛體制”，導致公權肆虐特權橫行腐敗猖獗，經濟增長成果絕大部分被特權階層非法鯨吞獨占。廣大平民在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日益陷入實質性的貧困。
當今中國蔓延全社會的腐敗不公本來是“毛澤東建立的特權專制體制”在改革開放時代結出的怪胎，只有毅然決然告別“毛體制”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嚴峻社會問題，從根子上壹勞永逸地鏟除腐敗不公。
今天的腐敗不公是沿襲毛時代政治路線的結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是不民主的結果！不但不是改革開放的錯，相反還是改革開放不徹底造成的！
改革開放中國因為全盤繼承了毛澤東發明的謊言宣教體制，對外“逢美必反”；對內“王婆賣瓜”；基礎教育立足於“謊言”和“灌輸”，從而極大地誤導扭曲了廣大國民尤其是青年群體的認識力判斷力，造成了危及國家根本的思維混亂，多數人喪失了基本常識認識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謊言宣教體制在“毛遺產”的處理上表現出“為尊者諱”，禁止揭開“毛真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通過歪曲歷史的影視劇把毛澤東神化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大英雄，極大地誤導了廣大擁有“英雄情結”的青少年群體的價值取向。
本來是繼承“毛體制”結出的惡果；卻被誤認為是拋棄“毛體制”得到的報應？壹個被巫師留下的咒語折騰得神誌不清不公不道的龐大群體，卻希望巫師降臨來為他們主持公道？
結果造成當今中國災難性腐敗不公的始作甬者，現代特權專制的祖師爺毛澤東，居然被誤認為是反貪反腐的大英雄？
因此在“特色維穩體制”走到盡頭時，中國出現了壹個否定改革開放呼籲回歸毛時代的毛左集團。
因為對日益高漲的貪腐不公滿腔仇恨，毛左筆桿子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引起了越來越多國民的共鳴。結果壹個本來正在把中國導向更大災難深淵的江湖庸醫，卻在對現實不滿但不明真相不愛思索的群體中贏得了越來越龐大的同盟軍。
今天的中國再度回到了1976年的困局，毛左集團正在把中國導向壹個萬劫不復的十字路口。
多數國民對此卻渾然無覺？這難道是中國的宿命嗎？
…………
毛左集團主要由三股勢力組成。
第壹股勢力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的權力政客和無良文人。
他們是毛左集團的靈魂和總策劃者。
這批人並非不了解“毛真相”，並非不知道復辟“毛體制”會把中國導入萬劫不復的危險深淵。但他們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出於追逐更大權力和出人頭地的陰暗心理，不惜“揣著明白裝糊塗”，不惜拉虎皮作大旗來贏得不愛思考公眾的註目喝彩，用國家民族的巨大災難來謀求個人的“雞犬升天”。
這號人的代表是北大教授孔慶東。壹個主張“中國應該學習北朝鮮”同時又贏得“北大醉俠”稱號的忽悠大師。
第二股勢力是文革既得利益階層。
這批人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在文革期間屬特權階層，多屬“紅五類”出身，擁有淩駕於多數國民之上作威作福，隨意淩辱弱勢群體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權。
這批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處理文革“三種人”時多數從命運的巔峰跌到了低谷；又因為對文革清算淺嘗輒止使他們的認識無法達到自覺反省懺悔個人罪孽的層面，因而不但不為曾經犯下的諸般反文明暴行反躬自省，相反還對社會對改革開放滿腔仇恨。他們做夢都想回到毛時代，找回昔日高高在上為所欲為的特權。
這批文革受益者對當今的特權腐敗滿腔仇恨，但他們痛恨的並不是“特權”本身，而是嫉妒與不平的混合物，夢想“取而代之”。
這批人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毛澤東重生，再來壹次文革是“取而代之”的最便捷途徑。
第三股勢力是青年學生群體。
這是壹個最無辜也最需要公正對待的群體。
他們崇毛是被謊言教育毒害的結果，又因畢業後受到諸多不公正待遇滋長的極端情緒所困擾，不自覺成為陰暗政客和無良文人誤導利用的犧牲品。
這批人才是“毛體制”的最大受害群體，是壹個應該被同情而不是被憤慨的群體。謊言教育體制相當於給學生“強制灌毒”，他們在校可不是主動自願“吸毒”的，而是被體制“強制灌毒”的犧牲品，主要過錯不在他們而在於謊言體制維護者和操作人。
年輕人崇毛是成年人作的孽！
七十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學生，根本沒有經歷過毛中國“長年饑寒交煎，自由蕩然無存”的恐怖歲月，對真實的毛澤東壹無所知。他們心中的毛澤東只能來自主流宣教資料。
可我們的謊言宣教體制把毛澤東神化成了壹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無往不勝、廉潔奉公、剛直公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英雄和偉大領袖。
不僅教科書不切實際美化毛澤東，還通過層出不窮的影視劇為毛歌功頌德；尤其是唐國強扮演的毛澤東在青年群體中贏得了數以千萬計的“毛粉絲”。
有誰知道真實的毛澤東與唐國強扮演的角色絲毫也不相幹？
體制內宣教者有誰告訴八０後青年學生如下“毛真相”：
毛在全國人均存款不足2.5元人民幣情況下，個人擁有1.4億元巨額存款，是毛中國第壹首富。
毛在農民餓死三千七百多萬的恐怖大饑荒時期，居然耗費巨資在全國各地為自己修建豪華行宮，僅韶山滴水洞就耗資壹億多。如果把用於毛建造豪華行宮的錢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多萬餓殍就可以活下來。
毛澤東的豪華行宮在全國有61座！
毛澤東剝奪了全國作家創作的稿費，自己壹人卻獨占巨額稿酬，文革期間全國印刷機構差不多在為他壹人服務，瘋狂印刷毛選毛著、紅寶書、毛畫像、毛像章，然後用行政手段要求全民必須購買。
好大喜功的毛澤東為了謀求第三世界的“老大”，不惜慷國民之慨，超出國力援助亞、非、拉那些與本國人民為敵的無賴政權。即使是在餓死幾千萬農民的大饑荒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本來應該用於中國人救命的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流氓國家。據外交部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如果把大饑荒時期的外援用於購買糧食，三千七百萬餓死的農民壹樣能夠活下來。
阿爾巴尼亞是“躺在中國人身上過日子”的國家。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也就是平均40個中國人養活壹個阿爾巴尼亞人。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裏就有壹個。
…………
是誰給了毛澤東窮奢極欲、瞎折騰、“只許州官放火”、“慷國民之慨”的巨大荒唐權力？是毛澤東創制的特權專制體制！
下面我們來設想壹下，假如讓崇毛的青年學生回到毛時代，他們將面臨怎樣的生活狀況：
壹、 長年饑寒交煎，食不果腹、衣不弊體。
別以為毛時代只有三年大饑荒時期才會餓死人，人民才會餓肚子。三年大饑荒時期是大批量餓死人，整個毛中國時期餓死人的現象壹直沒有間斷過。多數人尤其是農民長年吃不飽肚子，依靠今天連豬狗都不吃的野菜雜糧充饑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普遍景觀。本人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童年時期的主食是稀粥和“雜碎代糧飯”，稻米不到十分之壹，十分之九是摻雜的紅苕、芝麻葉、蘿蔔、藍瓜、黃荊樹葉，且只能吃個半飽；米飯和面粉是過大年和來貴客時才能偶爾享受的奢侈品；有兩年居然靠上山挖野葛、蕨根和吃今天只能做肥料的帶殼花生炸油後留下的渣餅為生？那時的多數小孩因為吃了大量沒營養的“代糧飯”，壹個個瘦削的小腿上挺著個大肚皮。
本人生長於長江中遊風調雨順的魚米之鄉，生活水平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自然條件惡劣水旱頻仍的貧困地區了。
後來作了副總理的萬裏在七十年代去安徽壹戶農家走訪，發現此家的兩位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蹲在地上不起來迎接大領導？陪同的地方官感覺這太沒禮貌了，就催促兩女子站起來，這時才異常吃驚的發現大姑娘下面沒穿褲子……
那時的安徽農村大姑娘沒褲子穿遠不止這壹家。
另壹戶農家讓萬裏看孩子，竟然從竈上取下鐵鍋，兩個赤身裸體的兒童在嚴寒的冬天煨在竈膛的火灰裏取暖。
…………
八０後出生的獨生子女大多養尊處優，腸胃吸引功能遠不如我們那代人。如果讓他們回到毛時代，根本無法從野菜雜糧中吸收到必須的營養，就算不是大饑荒時期也會大批餓死凍死。
二、 文化生活異常單調貧乏。
沒有舞廳、沒有歌廳、更沒有茶室咖啡館。中外名著和文史巨著全被打為“封、資、修毒草”，要看書只能看毛選和毛語錄；年輕人若膽敢看言情、武俠小說，壹經發現就會被“舉報”，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批鬥、坐牢甚至槍斃。除此之外，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收音機整天叫嚷紅歌毛語錄，不得收聽外臺，否則就是坐牢槍斃的大罪；電影戲劇只限於“八個樣板戲”。別說“八個樣板戲”無任何藝術品味，就算真個是高質量藝術作品，沒完沒了地重復看下去也會味同嚼蠟。
壹、 個人行動自由完全被剝奪。
農村青年只能在自己村的土地上沒日沒夜按村官的指令超負荷勞作，外出或進城要村官出具“介紹信”，否則寸步難行。沒有“介紹信”任何城鎮旅店都不敢留妳住宿。村官不批準妳也領不到“糧票”，沒“糧票”妳在外面根本不可能拿錢買到吃的東西。城鎮青年的壹舉壹動則受到街道居委會的嚴密監督管轄，想外出或去別的城鎮沒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介紹信”壹樣寸步難行。
二、 婚姻戀愛基本不能自主。
個人婚姻多靠“組織”安排或事先要向“組織”請求報告，談個自由戀愛要冒坐牢風險。八十年代有部電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女主人公的姐姐和村裏壹位男青年談戀愛被人“捉奸”，姐姐投環上呆；男青年被抓去坐牢。毛中國的基層“組織”尤其熱衷於跟在有“戀愛嫌疑”的男女身後“捉奸”，壹旦被“捉奸”不是自殺就是批鬥、坐牢。童年時期有壹位在炎夏時節每天來我村挨家挨戶出診送藥的陳醫生深愛村民愛戴，可有壹天突然不見他來出診送藥了，過幾天也沒來？焦急的村民以為他在路上被狼吃了，就去上面反映，沒想到未婚年輕醫生犯了“作風錯誤”，被人“捉奸”了，放下聽診器戴上手銬進了監獄。
三、 沒完沒了的造神儀式和無聊庸長的大會小會。
若是生長在毛中國，年輕人早上起床的第壹件事就是前往他所在的基層組織會堂向毛主席畫像請示壹天的所思所想所行，向毛主席表決心。晚上壹天的勞作結束後還要來到同壹地點向毛畫像匯報全天的言行舉止和思想動態，就是生病臥床也不得例外。在難得的勞作間隙，妳也不可能呆在家裏休息，得去會堂開會唱紅歌表決心，或是集中學習毛選和毛語錄。
“匯報”、“請示”的基本程序：
大家面對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由壹人“領讀領唱”（通常是領導）先大聲說道：“首先，讓我們敬祝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時所有人同聲高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同時大家將右手向右上方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然後，這位“領讀”再大聲說道：“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所有人此時同聲高呼：“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眾人右手亦同時向上連揮三次，表示祝願。祝願完了，就是唱頌歌，或《東方紅》，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唱完頌歌後，就是讀毛主席語錄，由“領讀”大聲說道：“讓我們翻到《毛主席語錄》第×頁，第×段。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然後大家齊聲朗讀。至於讀幾段，並沒有嚴格規定，往往是壹到三段，所讀內容盡可能結合當天工作或當前形勢。
四、 可自由支配的閑遐時間完全被剝奪。
廣大農村根本沒有農閑時節。秋收後的農閑時節男性農民得卷上鋪蓋背井離鄉，去遙遠的異鄉改河道修大寨田，嚴寒的冬天繁星朗照時就吹響了上工號，在工地上強忍饑寒勞作兩個小時天還不見亮；自家庭屋則住滿了外地民工。城鎮職工雖然有法定的周末和節假日，但這些節假日大多被開會、學毛著和沒完沒了的政治活動所侵占。妳想自由自在度假是不可能的，出門旅遊更是連想壹下的勇氣都沒有的夢想。
七、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害得人人自危互為仇寇。
毛澤東崇尚“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因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成為毛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中國的政治迫害摧毀了壹切溫情脈脈的親情友情，為了表忠或自保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為敵，多數人惶惶不可終日，不是擔心被人陷害揭發；就是以攻為守去迫害誣陷他人。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信任蕩然無存，昨天的朋友親人今天就有可能站出來置妳於死地而後快。
八、生活必須品奇缺的程度絕對超過毛迷的想像。
男人衣著只有千篇壹律的中山上衣、肥腿褲、解放鞋；女人服裝絕對不能顯示出身體的曲線。不但沒有洗發精、沐浴液等潔身商品，連香皂也是少數特權階層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洗衣皂也憑票供應，農家和普通城鎮家庭是絕對不夠用的。打火機是“幹部”的標誌，火柴壹樣憑票供應。中小城鎮家庭雖然頭頂上懸掛著電燈，但多數情況下是擺設，能發光的夜晚屈指可數，所以城鎮各家各戶都備有照明用煤油燈。廣大農村的情況更悲慘，不但沒電燈，連煤油燈也點不起，少數農家靠冒著黑煙的柴油燈照明，可9分錢壹斤的柴油要靠關系才能買到。
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供應四兩食油，肉食供應只是象征性的，饒幸憑關系弄到壹兩斤豬肉票也很難買到豬肉。買豬肉完全是“打仗”，我媽有次去鎮上賣壹斤豬肉給姥姥做壽，在嚴寒的冬天半夜三點就去食品所排隊，壹直排到中午十壹點才擠到櫃臺前，可豬肉剛好賣完。這還不算完，後面激動的人群往前壹擠，把媽媽的胸部擠壓在櫃臺邊，壓斷了兩根肋骨。但當官的不用排隊，沒肉票也照樣能直通後臺把大塊的豬肉拎走。
毛中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很高，我的家鄉在七十年代就有七名漂亮未婚女青年因為不堪生活的重負和沒完沒了的辛苦勞作，在壹個陽光燦爛的中午相約投水自殺了。
上述生活景觀僅僅是毛中國諸多難以忍受社會現狀的很小壹部分。那些把毛澤東奉為偉大聖人的年輕毛迷們，妳們願意終生“享受”上述“生活待遇”嗎？
妳們如果願意回到上文描述的時代，我無話可說；否則就別跟在毛澤東的吹鼓手們的後面被動起哄，為倒退回毛時代推波助瀾。

文化大革命是部分高官顯貴被打為牛鬼蛇神；多數中下層官僚淪為運動推手，無數基層官僚充當迫害兇手；廣大平民付出慘重代價的反文明反人類大災難！



燎原烈火樣的貪汙腐敗和指鹿為馬的謊言宣教把特色中國再度導向“二次文革”的懸崖邊上。

在“不腐敗不公就不正常”官場大背景下，中國人民對官僚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

當今中國已經步入如此危險的邊緣：誰要是膽敢向官員玩恐怖玩暴力，誰就會立馬被民眾視為“大俠英雄”？

錢明奇和錢雲會敲響了懸崖中國的世紀警鐘！

中國的第壹個專制王朝在末代君主夏桀當政時期，全國人民都在發自內心詛咒：

“妳什麽時候才滅亡？我願與妳同歸於盡！”

歷史的警鐘我們不能忘記！

不要以為經濟在發展人民不挨餓國家就會太平如故？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人均GDP都在17000美元以上，“民生工程”比我們好得多，可兩個國家依舊“官逼民反”了？

因為渴望向腐敗官僚討還公道，壹個給中華文明帶來空前災難的反人類反文明運動——文化大革命，居然在全人類普享現代文明的二十壹世紀在文明古國死灰復燃？

為何會出現如此曠世悲劇呢？

渴望受到公正待遇並用無情手段清算貪官罪行的普通民眾因為健忘歷史傷痛和被主流媒體誤導的緣故，誤以為文化大革命是鬥官殺官的群眾運動？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鬥官殺官”嗎？

下面我們來回顧壹下文革的歷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分為七個階段：

1、破四舊、大串聯：

2、橫掃壹切牛鬼蛇神；

3、清理階級隊伍；

4、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5、壹打三反；

6、批林批孔；

7、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

除了“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以高官顯貴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主要迫害對象外；其余六個階段的主要迫害對象都是以社會弱勢群體為主的普通平民。

在整個文革期間，普通平民被迫害致死的概率相當於官員的幾十上百倍！

也就是說文革死亡主體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大眾。

文革期間發生的慘絕人環的三次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遇難的絕大多數都是普通平民；並且各級官僚還是大屠殺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死壹個官員就有幾十上百個普通平民賠斬，制造巨大生命災難的大屠殺策劃者、組織者和領導者都是各級官僚，妳能說文革是人民群眾“鬥官殺官”的盛宴嗎？



下面我個來分析壹下“文革受難者”真相：

壹、 文革期間的官場受難者，高官顯貴是主要迫害對象，但多數中下層官僚尤其是低層官僚不但沒有被鬥被殺，相反成為迫害屠殺的組織者領導者。

文化大革命早期，毛澤東為了變官僚政治為人個獨裁統治，在黨、政、軍內贏得沒有限制、沒有分割的絕對獨裁權力，就必須向官僚隊伍“奪權”。只有高官顯貴才會抵制幹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權力；廣大中下層官僚則是壹個唯上命是從的群體。所以毛澤東主要向有條件染指個人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開刀，對沒資格分享個人獨裁權力的廣大中下層官僚則網開壹面，並且引為大迫害的幫兇。

所以縣鄉廣大基層文革期間制造的大屠殺、大迫害、大批鬥、大運動都是各級官僚走在最前面，充當組織者領導者。廣大人民群眾只是被動跟在“領導”後面沒有任何權力唯領導指揮棒是聽的權力打手。

毛澤東在文革早期把鬥爭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主要目的是“奪權”和“獨裁”；而不是為廣大受官僚壓迫的人民群眾討說法討公道。

那些被打為“牛鬼蛇神”的高官顯貴並非是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依據其罪行自主糾鬥出來的，而是秉承毛集團旨意的結果。那些沒有列入毛集團“打倒名單”的“同誌官”，紅衛兵和人民群眾就算有八個腦袋也不敢糾鬥，偶爾弄錯了“鬥爭對象”也會立馬被糾正。也就是說那些壹度“鬥官殺官”的紅衛兵和人民群眾並非真個“打碎舊世界”翻身做主人，而只是充當毛澤東權力鬥爭的打手和工具。

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多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失敗者，而不是尊重群眾意願維護人民權利的產物。人民群眾對批鬥誰鬥爭到什麽程度沒有任何決定權。

毛澤東在贏得並鞏固絕對獨裁權力後，又讓被打倒在地的多數老幹部“恢復工作”。老幹部們壹旦大權在握，就對當初被動充當毛打手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毛澤東為安撫老幹部，把當初幫助自己奪權的平民造反派壹腳踢開。五大學生領袖被收容審查，多數鐵桿造反派被押送批鬥會、監獄和刑場。

下面是五大學生領袖在文革後期的命運。

亂世狂女聶元梓因為壹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1969年11月，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地派“女傑”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1968年10月，譚厚蘭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

地派“頭目”王大賓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開除黨籍。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逮捕。

造反“司令”蒯大富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壹名電解工；1970年11月初被押回清華受審；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

1970年開始的“壹打三反運動”中的反革命主體就是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中的四位均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隔離審查。沒有官場背景的造反派在“壹打三反運動”中很多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紅色青年和人民群眾從來也沒有真正“當家作主”過。

文革早期批鬥迫害過老幹部的造反派，多數都沒有逃過官僚“秋後算帳”的惡運。



二、 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死人最多的階段，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期的“打到壹切牛鬼蛇神”。此期的受難者絕大多數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普通平民，社會弱勢群體則付出最大代價。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

清理階級隊伍主要在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此時毛已將有條件分享“獨裁權力”的高官顯貴打到在地，個人獨裁地位得到鞏固，於是把打擊重點轉移到傳統“階級敵人”，即社會弱勢群體。“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等弱勢群體首當其沖。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ｘｘ類人”。被歸於“ｘｘ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基本上都是無任何官場背景的無辜平民。

1968年的“清階”“紅色臺風”，壹般壹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劉少奇老家湖南寧鄉縣，壹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被揪鬥12000余人。陜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10000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者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10000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2600多個各類“分子”。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000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

江蘇昆山縣總共460000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共揪鬥18000余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000余人，其中8400余人被定為“敵我矛盾”。高郵縣軍管會從7月開始搞“清階”，有13000多人被當作當作各類分子“審查”。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五月份先將縣壹級的現成“牛鬼蛇神”100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然後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

全國兩千余縣，在這壹年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多萬人。

文革期間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也發生在這壹年，受難者絕大多數為弱勢群體和普通平民。策劃、組織、領導者則為各級官僚。

湖南零陵專區以道縣為主的大屠殺，被殺與被迫自殺者共7700多人，壹半是“地富子女”壹半是得罪了“領導幹部”的農民，連嬰幼兒也不放過。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三個最小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也是小學教師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崽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死刑！”隨即將他們壹壹推進石灰巖溶洞……

廣西大屠殺在半年時間內有近十萬人死於非命，遇難者多是失勢的“造反派”和弱勢群體；領導者則是各級“官僚幹部”。官僚幹部不但濫殺無辜，還掀起了滅絕人性的“吃人肉運動”；不但吃成人，還吃未成年的幼童……

三、 文革的“受難主體”不但是普通平民不是“領導幹部”；很多普通平民都是因為得罪了“領導幹部”才橫遭迫害。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即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二十萬人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4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搶決，死時年僅30歲。

上海市革委會把幾年前幾個“炮打張春橋”的大學紅衛兵頭頭定為“新生”反革命分子。市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聲稱“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中共中央委員徐景賢親自拼湊該集團的《罪行材料》，親自寫按語，不惜工本印了二十萬冊。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的學生。這個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牽連，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五人被逼自殺。


1970年8月被槍決的寧夏銀川22歲青年學生吳述樟，最大罪行是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頂壹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

洛陽市油嘴油泵廠的青年工人吳兆平因為工傷在家養傷，可車間主任強令他必須參加每天的學習會（批鬥或學毛著會）。年輕人火氣旺，壹口氣下不來，就邀了幾個青年夥伴在車間主任上下班的路上把他打了壹頓。雖然打得不重，連“輕傷”也算不上，可因為打的是“領導幹部”，罪行被無限放大。

文革時的“官官相護”現象比今天更嚴重。車間主任雖然是壹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可依舊引起了大官們的卿卿相惜。在批鬥吳兆平的公審大會上，河南省革委會的軍代表聲嘶力竭地高呼：

“誰膽敢放我們幹部的血，我們就放他的腦漿！”

吳兆平被公審槍決，同時被槍決的還有他邀來的另外兩個青年同伴。沒有被槍決的同夥則被宣判15年以上的徒刑。

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1970年寫了壹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壹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為此被判死刑，慘遭殺害。

陜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時，他說過“哪裏能活壹萬歲！”縣軍管會據此認定是“現行反革命”，判其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

…………

四、在文革初期被毛澤東譽為“天兵天將”的廣大青年學生，在毛澤東贏得並鞏固獨裁權力後，就失去了利用價值，被整體遣送到貧窮荒僻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享受林副統帥稱之為“變相勞改”的“幸福生活”，淪為連貧下中農都不如的賤民群體。

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1日發出“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壹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

這是毛澤東對城鎮紅衛兵公開發出的最直接動員令。悲壯的壹頁掀起了，這就是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學生（還有部分超齡小學生）們從“毛主席的天兵天將”壹壹紅衛兵,壹下子跌到“必須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賤民，變成毫無生活保障的知識青年(知青)。

在悲悲戚戚的哭別聲中,在無可奈何的無效抵制後,在震天的鑼鼓鞭炮聲中,在虛假的慶祝聲和豪言壯語聲中,壹場現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青年人口向農村遷移的大潮開始了。1800萬青年學生成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

至今有許多影視文藝作品宣稱當年廣大青少年學生是“滿懷紅色理想和熱情”自願到農村。只有沒親身經歷痛苦，不了解那段真實歷史、站在岸上不腰疼的無良文人才會從他人的痛苦中吸收“馬屁靈感”；和“汶川大地震”有利於計劃生育的冷血怪論異曲同工。

文革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任務，到家裏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壓，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工資，手段不壹而足。“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在1800萬龐大的下鄉知青隊伍中，依舊是沒有任何官場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最大的代價。

多數幹部子弟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時和平民子女壹樣下鄉，可沒過多久就通過關系離開知青隊列，丟下平民學生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中國“走後門”“跑關系”的第壹次高峰時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與工農劃等號”，與“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等極左口號輝映下，是政治特權淋漓盡致。同是下鄉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兵、入黨、提幹等方面沒有公平競爭的機緣。“血統論”的肆虐，對眾多家庭出身有玷汙的青年而言，更無異雪上加霜。

知青們激憤地把幾年前“破四舊”時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讀書，老子狗熊兒務農”。

當時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即使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農村，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多個與自己關系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1969年後，出現耐人尋味現象：毛澤東喜怒無常，許多文革初期被他下令打到的各級“老幹部”，又在他老人家旨意下官復原職了。這些“老幹部”中不少人，大概受過打倒下臺的教訓，已深得“有權不用、過時作廢”之三昧，“走後門”更肆無忌憚。於是“特權”大行其道：“老幹部”子女們讀書的讀書，參軍的參軍……

天津知青楊揚說：同學們壹個個走。誰的父母解放了，就走壹個。誰走了，妳就知道，她父母解放了。或者說，她的父母還沒解放。暫時沒解放的幹部子弟還可通過父母的老戰友，轉到老戰友部隊裏當兵。

沒關系沒背景的廣大知識青年則長期呆在農村沒完沒了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再教育”的典型方式就是無數女青年被禽獸軍幹和土包子村官強暴霸占痛苦無告。

文革期間有數百名軍官因為強奸女青年被槍斃！

在哪個視“貞操大於生命”的性封閉年代，絕大多數女青年被強暴後只有忍氣吞聲，否則就會身敗名裂被社會拋棄。被揭發出來的只是極少數。可仍有數百名軍官因為罪行敗露被槍決，可以想象女青年被強暴的規模該是何等驚人！



那些夢想借文革大批鬥向貪官汙吏討還公道的青年學生和平民大眾，妳們的夢該醒了。

當之中國之所以有那麽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學生在呼喚文革，壹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想過把“造反派”的癮。

在平民青年印象裏：文革時期的“造反派”能夠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享有把各級“官老爺”踩在腳下任意淩辱不受懲罰的特權？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站在“造反派”那壹邊？是他們打倒官僚權貴的堅強後盾？真的好“爽”好“酷”啊？

如果中國再來壹次文革，在偉大領袖的光芒照耀下，讓無權無勢的平民青年踩在平時作威作幅的各級“官老爺”頭上，在肆意毆打批倒批臭之後再取而代之，使自身的社會地位來個飛躍式提升，那該是何等快意恩仇的爽心事！

真實的文革與上述“印象”大相徑庭。

１、 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壹年多時間；其余九年“造反派”多是“被打擊”和“被革命”的對象。

２、 在“造反派”短暫得勢的日子裏，他們想鬥爭誰鬥到什麽程度不是自己能夠作主的，而是毛內閣及其追隨官僚內定的。如果超越了“內定鬥爭對象”，“造反派”就會立馬被打成“反革命”。說白了“造反派”不過是毛集團的“政治打手”，只能秉承上意不能自行其是。

３、 “造反派”在文革後期幾乎全軍覆沒，不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就是被遣送到偏僻閉塞的農村“永久性”“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４、 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很相似，早期淪為偉大領袖的“政治鬥爭工具”被“引蛇出洞”；等偉大領袖獨裁目的達到後就被整體“壹鍋燴”。

…………

下面我們以文革“紅衛兵”為例來說事：

在當今青年心目中，“紅衛兵”就是“造反派”？

真實情況不是這樣！

“紅衛兵”都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紅衛兵”並不都是“造反派”？

文革“紅衛兵”分為“保皇派”和“造反派”兩大陣營。

“保皇派”以“官二代”為代表，由“根正苗紅”的特權階層及其追隨者組成。

“保皇派”紅衛兵是最早參與文化大革命的，著名的“紅八月”就是首都“保皇派”紅衛兵掀起的第壹個文革高潮。

“保皇派”紅衛兵在“紅八月”期間的主要運動就是“破四舊”，抄家迫害文化人燒書毀文物，制造了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反智反文明災難。

今天的多數國民都誤認為“抄家燒書毀文物”是文革“造反派”造的孽，這是對“造反派”最大的誤解。

“破四舊”期間，“燒書毀文物”唱主角的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紅衛兵，也就是“官二代”及其追隨者。

“保皇派”紅衛兵的主要鬥爭打擊對象不是官僚權貴，而是“平民知識分子”和無權無勢在社會上備受欺淩的弱勢群體，以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為代表。他們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老對象”，平時不但沒條件侵害平民大眾的利益，相反自身合法權益經常受到無情侵害。

“紅八月”期間北京有幾千人被“保皇派”紅衛兵活活打死，死難者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和社會弱勢群體，沒什麽“官老爺”。給偉大領袖佩戴紅袖章的那位“官二代”出身花季少女宋彬彬壹人就活活打死了13人，全是無辜弱勢平民，沒壹個當官的？

…………

“造反派”紅衛兵主要由無權無勢的平民兒女組成，其中“右派”子女在裏面起了重要作用。

平民“造反派”由於權利備受官僚權貴侵害，主要鬥爭矛頭自然指向各級“官老爺”。他們才是真正的文革“造反派”，也是文革期間唯壹起到壹定積極作用的群體。

偉大領袖發動文革的主要動機是“從官僚隊伍奪權”，以達到“個人獨裁”目的。要想從官僚隊伍手中奪權，就必須打到壹部分掌握大權的達官顯貴，劉、鄧、陶、王、彭、羅、陸、楊首當其沖。要打到這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老爺”的子女肯定靠不住的。事實上在“打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中，由“官二代”組成的“保皇派”紅衛兵不但沒有擔當“造反”角色，相反多堅定地站在“當權派”那壹邊和平民“造反派”對著幹。

為了順利從“當權派官僚”手中“奪權”完成“獨裁”目標，偉大領袖暫時與平民“造反派”有了共同的敵人，很自然就站在支持平民“造反派”那壹邊。

1967年是平民“造反派”在首都和省城大都市得勢的壹年，在與“官二代”保皇派的鬥爭中處於暫時的優勢。但在廣大地縣級依舊是“官二代”保皇派占壓倒優勢。很多在省城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到地縣基層，在農村掀起針對弱勢平民的反攻倒算。如湖南長沙的“保皇派”就退守零陵地區，在湖南道縣等地掀起滅絕人性的瘋狂大屠殺。
…………
擁有深厚帝王特權思想的偉大領袖並無真正的“平民情懷”，他暫時支持平民“造反派”主要是基於有了“共同敵人”，要利用平民力量來對抗妨礙他搞“個人獨裁”的“官僚當權派”。壹旦“奪權”任務完成，“獨裁”目的達到，偉大領袖就把平民“造反派”壹腳踹開，轉而與舊日的“傳統盟友”官二代“保皇派”握手言和，對平民“造反派”實施過河拆橋式反攻倒算。平民“造反派”自此厄運當頭，成了數以萬計“現行反革命”的祭品。
國家主席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後，毛的“奪權獨裁”大功告成，接下來就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壹六”，對平民“造反派”大開殺戒。“清理階級隊伍”顧名思義，就是清理“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而“階級出身不好”者基本上都只能“造反派”，根本沒資格參加“保皇派”，也就自然決定了平民“造反派”是兩大運動的主要打擊目標。
“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運動”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時期。死難者絕大多數者是平民“造反派”和社會弱勢群體；而不是官僚。
在“清階”、“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運動中，連蒯大富、聶元梓等“五大學生領袖”都在劫難逃，壹個個被隔離審查，從命運的巔峰跌入低谷，就更不用說普通平民“造反派”了。
那些幸免於“現行反革命”罪的“造反派”紅衛兵，則被偉大領袖整體遣送到近乎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不至於太顯眼，起初“造反派”紅衛兵是和“保皇派”壹同下鄉的，但官二代“保皇派”紅衛兵多分配到離城近條件好的地區，且因為“我爸是李剛”，沒過多久就被“%?k?B?工、入伍、上大學”遠走高飛。平民“造反派”紅衛兵多被遣送到遠離城鎮的荒涼苦寒之地，並且只有“永久”“紮根農村幹革命”，直到鄧公讓他們整體返城為止。
官二代“保皇派”與平民“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哪個腰桿子更粗，只要看看勝利的壹方給對方定的罪名就壹目了然。“保皇派”勝利時就把“造反派”打為“反革命”；“造反派”取得暫時勝利時只是呼籲給打為“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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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那些滅絕天良的大屠殺基本上都是“保皇派”造的孽，而不是平民“造反派”幹的，“造反派”和“潛在造反派”甚至淪為主要屠殺對象。
1967年7、8間湖南道縣大屠殺，七千多無辜平民和無數兒童死於非命。就是城裏暫時失勢的“保皇派”退守道縣農村，為了防止底層平民和出身不好的弱勢群體支援城裏“造反派”，利用該縣的縣官、鄉官和村官組織“貧下中農法庭”，對想象中的“潛在造反派”進行滅絕人性大屠殺，連繈褓中吃奶的嬰兒也不能幸免，花季少女則先奸後殺，名為“吃大鍋飯”？
1968年廣西大屠殺，就是在廣西省委壹把手的親自領導下，動用軍隊力量，號召“聯指” 保皇派對“4.22” 造反派的血腥鎮壓。近20萬平民被施以令人發指的野蠻方式殘暴屠殺。“聯指”保皇派甚至掀起了“吃人肉”運動，不但屠殺造反派，殺死後還要吃他們的肉？僅武宣縣就至少吃了兩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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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反派”的命運和“五七右派”有諸多相似之處。偉大領袖當初為了挑戰“八大格局”，企圖利用堅守良知勇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來對抗官僚隊伍，後發現官僚隊伍根基深厚短期難以搖動，就轉而拋棄知識分子倒向官僚隊伍那壹邊，用“引蛇出洞”托辭來對知識分子實施史無前例的大迫害。文革“造反派”又何嘗不是“右派”悲劇重演呢？
中國人都以為偉大領袖五七年搞“大鳴大放”是“引蛇出洞”，其實毛當初很可能出於真心，因為他當時的主要政治對手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妨礙他搞“獨裁”的“官僚當權派”，暫時和知識分子結盟來對抗官僚隊伍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後來他發現官僚隊伍難以撼動，加上知識分子的言論遠遠超出了他的容忍底線，就決定及時轉向，在官僚隊伍內拿“引蛇出洞”來顯示自己棋高壹著；同時對當初意圖加以利用的知識分子反戈壹擊。
那些呼喚再來次文革以改變自身屈辱命運，夢想過回“造反派”癮，以為文革重來就能取消“官老爺”和“官二代”的特權地位，自已能揚眉吐氣翻身做主人的平民青年，最好了解壹下文革真相。如果中國再來次文革，妳們不但不能向“官老爺”和“官二代”討還公道，不但不能翻身做主人，相反會比今天更慘更悲劇！中國就算重新出壹個偉大領袖，妳們在領袖心目中的地位壹樣是只配被利用的炮灰和工具而已，利用價值壹完註定過河拆橋恩將仇報。要想追求真正的“平等”，要想真正“翻身做主人”，要想妳們的後代不繼續做奴隸，除了民主憲政外別無出路。
十三、“文革式大民主”的實質是紅太陽為人民做主。
今天的中國，貪汙腐敗蔓延成全社會的災難，無孔不入的官僚主義毀滅了壹切美好的價值，人民普遍失去了信仰、道德和敬畏，整個社會“無恥成為體面的通行證”，呈現出整體潰敗的趨勢。 當燎原烈火樣的貪汙腐敗侵害到每個平民的切身利益時，人民對貪腐的痛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長期的謊言教育和對西方民主的惡意宣傳，多數人不知道民主法治是從根子上鏟除腐敗，壹勞永逸消滅貪汙的最好方式；誤以為文革式群眾運動才能有效地打擊貪官權貴。於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呼喚文化大革命。 因為權力階層長期以來把文革列為理論禁區，文革的反文明罪證沒有得到必要的清算，文革過來人多數已經健忘了文革的傷痛，年輕人則把文革當成反貪反腐的群眾運動。於是相當多的國民誤以為文革是“群眾當家作主”的大民主。 “文革式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嗎？ 壹位讀者在拙作《民主是刺向毛左謊言要害的殺手鐧》文後的評論中這樣評價“文革式民主”： “社會公平、沒有腐敗 是毛左和毛迷的核心武器，文革時經濟上腐敗是少點但不是沒有。他們沒有想到政治上的腐敗（獨裁專制）導致億萬人死亡， 國家大幅度倒退， 害了幾代人無文化無思想，成為思想僵化的動物。 還有很多人認為 文化大革命是徹底的民主，這又是壹大誤解，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民主是為壹個人服務的，即妳再怎麽民主都必須崇拜毛，億萬人妳死我活鬥爭就是為了證明毛壹人是絕對正確的，可悲，極其可悲。” 這位讀者點中了“文革式民主”的要害，即“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 就算是最簡單最原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遵從三個基本要件：壹是多數民眾說了算；二是民眾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三是維護多數民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我們探討“文革式民主”是否符合上述三個基本要件。 壹、“文革式民主”是多數民眾說了算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上面是毛太陽壹人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平民大眾的意見從來不會受到真正的尊重。 平民大眾只是毛太陽和毛派官員隨意操縱的政治工具和沖鋒機器，就象戰場上的士兵壹樣，指揮官沖到哪打到哪，個人沒有任何選擇權。 文革時大批官員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在地，任平民大眾批鬥淩辱。表面上看人民是“當家作主了”，可以把昔日不可壹世高高在上的達官顯貴踩在腳下了；可仔細壹想卻不是那麽回事。 文革時打倒誰打擊到什麽程度並不是人民說了算，而是毛集團說了算。上面是毛太陽說了算；下面是各級毛派官員說了算。 從劉、鄧、陶、王、彭、羅、陸、楊到林彪反黨集團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有被打倒的政要全是遵從毛太陽壹人的意誌，都是服務於他壹人獨裁集權的目的，服務於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人民只是毛太陽手中的壹張牌壹枚棋子。 那時毛內閣——文革小組把內定要打倒的官員名單送到聶元梓等紅衛兵領袖手裏，後者即召集紅衛兵召開對這些官員的批鬥會，對他們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毛太陽和毛派官員沒有授意打倒的官員絕對不能動，如果有人膽敢鬥爭他們，就會被定性為“反革命活動”，參與者被汙為“反革命分子”受到無情迫害。 武漢市群眾組織“百萬雄獅”就曾無視毛指示發動抓捕批鬥文革小組幹將王力的活動。毛太陽惱羞成怒，當即宣布“百萬雄獅”為反革命組織，派周總理親赴武漢解救王力，同時給與“百萬雄獅”對立的左派發槍，血腥鎮壓“百萬雄獅”。 如果某個民眾或紅衛兵發現被批鬥迫害的對象是自己摯愛的親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就必須和親人劃清界線，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不得回避落後，更不得為親人辯護求情，否則就會和親人壹樣被打倒在地。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孫泱受盡迫害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裏。 周總理最摯愛的養女美麗的孫維世出面為哥哥申冤。她給江青寫信：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總理寫信陳述冤情，因為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總理的壹封信，便拿了這封信興師問罪，指責周總理縱容自己的幹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周總理壹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簽下自己的姓名。當時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總理簽字。那時周總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獄中，被剝的壹絲不掛，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麽都沒穿，只有壹付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壹個大長釘子…… 連周總理這樣的政府首腦都被迫親手簽字逮捕自己的養女和親弟弟，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受盡酷刑淩辱迫害致死，就更不用說普通中國民眾了。 二、民眾能自由表達意見批評領導人嗎？ 不能！ 那時不但不能對毛太陽說半個不字，就連把毛主席萬歲喊成毛主席九千歲，也壹定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槍斃坐牢甚至誅連九族，就更不用說給毛提意見批評國家領導人了。那時全國民眾只能對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每天都要數次高呼口號向毛太陽表中心： 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敬祝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 北大才女號稱當代林黛玉的美麗林昭，因其堅守良知與主流意識不壹致的言論被捕入獄，判刑20年，在獄中遭受了令人發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超法西斯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折磨淩辱。林昭寧死不屈，咬破指頭在監獄墻壁上寫下正義良知之聲： “祗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每當我想起那慘烈的壹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腹地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使我條件反射地感到劇痛。這是壹個染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的年份，假如說在此之前處於暴政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壹些正氣的流露，那麽在此以後確實被摧殘殆盡了”。 “怎麽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我們的善良、單純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加以煽動，加以驅駛，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與殘酷，開始要求我們應有的民主權力時，就遭到空前未有慘毒無比的迫害、折磨和鎮壓。” “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壹切，這人的壹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個汙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麽不是血呢？” “自由是壹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白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樣不得自由。當我們深受暴政的奴役，我們不願作奴隸的同時，但我們自身作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隸制度。” ………… 1969年4月29日，林昭因思想反動拒不認罪被改判死刑，在蘇州郊處秘密槍決。第二天，劊子手找上林昭家門，向其母親和妹妹索要五分錢子彈費。 遇羅克1966年7月寫作《出生論》，駁斥了當時甚囂塵上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但為當時的主流意識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毛內閣——“中央文革小姐”表態說《出身論》是反動的。1968年1月1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殺害。罪名是“思想反動透頂”、“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 1968年，遼寧省委宣傳幹事張誌新因向同事透露“我考慮的不是這壹派那壹派的問題，我考慮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覺得文化大革命好多問題我不能理解。”被同事告發。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被關押在只能容納壹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裏，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沈重而冰冷的腳鐐；頭發幾乎被拔光；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奸、輪奸無數次；終致精神失常。因始終堅持自己無罪，1970年5月經毛太陽的侄兒毛遠新親自指示，張誌新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江青同誌，為劉少奇翻案”的罪名被判死刑。1975年4月4日在沈陽大窪刑場被槍決。臨刑前因害怕她當眾喊口號，四個冷血壯漢奉命把她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斷了她的喉管，把壹位女管教員當場嚇昏…… 李九蓮：江西贛州冶金機械廠學徒工，文革期間為贛州第三中學宣傳股長，學生部長，第三中學衛東彪造反兵團負責人，參加了文革期間全國最早也最大規模的壹次武鬥。1969年2月給在部隊服役的初戀男友寫信，對國家的前途、命運提出質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鬥爭？”“我時常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將戀人的信交給所在部隊政治部。李九蓮於同年五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76年12月在獄中寫成《我的政治態度》，被認定在服刑期間重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7年12月14日執行。臨刑前為防範她在大眾之前呼冤喊口號，竟滅絕人性地把她的下顎、舌頭用壹根尖銳的竹簽穿成壹體…… 黎蓮：和李九蓮壹樣給在部隊服役的男友寫信質疑文革，被男友告發判死刑，1970年被槍決時年僅18歲。臨刑前在囚車上被活體取腎，四個武警把她按在車壁上，衣服往上壹擼，沒使用任何麻醉藥，壹把鋒利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壹條半尺長的裂口，壹個血淋淋的腎從裏面摘了下來，然後匆匆往裏面塞上壹團藥綿，紗布，來不及縫合就押往刑場執行槍決。同時壹家醫院的手術室裏，壹位大官正在等待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被活體取腎的還有小學女教師鐘海源，因為為李九蓮鳴冤被判死刑。接受她腎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的壹位高幹子弟，此人堅持要活體取下的腎，還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鐘海源的屍體則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去作了解剖標本。 文革期間毛太陽號召民眾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那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前提條件是絕不能說毛太陽半個不字，否則死刑。

1969年3月，湖南24歲的女青年丁祖曉給政府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臺”，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摟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女青年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刻鋼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姐妹倆雙雙落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有些地方沒有需要槍斃的“反革命”，便向別的地方借）。 ………… 那些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毛左們，如果生活在毛中國時代，敢於撰文否定最高權力階層的大政方針（先為階級鬥爭後為改革開放），敢於為最高權力層打倒的“反動派”（先為劉少奇後為四人幫）鳴冤翻案，恐怕都逃不過槍斃的命運。 三、文革式民主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嗎？ 非也！ 文革式民主是毛太陽運動利用民眾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於維護毛太陽壹人的獨裁專制統治，用於維護毛派官員的權益，廣大民眾則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益。毛太陽的目的達到後，被運動起來的民眾就如破鞋壹樣被毫不留情踢到壹邊。 文化大革命“抄家”“破四舊”紅衛兵沖鋒在前，可“勝利成果”卻由毛集團分享，紅衛兵則“壹切繳獲要歸公”。紅衛兵抄來的大量珍貴文物任由毛內閣成員江青、康生等高官挑選，看中者即攫為己有。不僅如此，康生還定期光顧國家博物館，看上那件文物就隨意拿走。抄來的大量線裝古書和珍品字畫則成了毛太陽的私人收藏。 毛太陽在九大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達到集大權於壹身的政治目的後，就對在文革前期為毛太陽奪權沖鋒陷陣的紅衛兵隊伍舉成了過河拆橋的大棒。紅衛兵自此惡運當頭，近2000萬青年學生被趕出生他養他的城市，去貧窮、愚昧、骯臟且充滿敵意的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也就是實質上的“勞改”。紅衛兵的命運自此操縱在他們先前根本瞧不上眼的土包子官員手裏，很多年輕貌美的女紅衛兵被土包子村官和生產建設兵團的武夫強暴淩辱，痛哭無告。 直到烏友之鄉的毛左們呼籲翻案的“四人幫”倒臺鄧公成為權力核心後，絕望的下鄉知青才發起了“返城請願活動”，最後還是被紅衛兵批倒批臭的鄧公拯救了他們，讓他們集體返城。這真是莫大的政治諷刺，迫害他們的是“階級兄弟”而拯救他們的居然是“階級敵人”？這樣的政治騙局也只有中國政壇才會前後相繼。 不僅於此，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很多“造反派”頭頭們也在毛鞏固權力後鳥盡弓藏。七十年代初的“壹打三反運動”和“清理階級隊伍”，無數“鐵桿造反派”被毛太陽恩將仇報送上刑場監獄，就連風雲壹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也免死狐烹，其中的四位被無情審查打入賤民階層。 號稱“亂世狂女”的聶元梓於1969年11月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1971年初被隔離審查。 北師大“地派女傑”譚厚蘭於1968年10月被發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被押回北師大隔離審查。 “地派頭目”王大兵於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 清華大學“造反司令”蒯大富首先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並“智擒王光美”，為毛太陽奪權立下汗馬功勞，後來壹樣被過河拆橋，於 1970年11月初押回清華受審。 ………… 至於廣大工人農民，除了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唱紅歌，省下買生活必須品的錢買“紅寶書”、“主席像”外，沒有從“文革式民主”中得到任何好處，基本政治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 …………
總之“文革式民主”是“運動群眾”而不是“群眾運動”；是“為壹個人服務”的民主；是獨裁者壹人為平民大眾做主；是廣大民眾被欺騙利用獨裁者專制聚權的民主；是給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反文明大折騰；是民眾充當“炮灰”和“沖鋒隊員”的赤裸裸謊言專制；與真實的民主相去十萬八千裏，就連最原始的民主也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不能再來第二次文革，否則中華民族將萬劫不復。 我們不能在同壹個巨坑裏跌倒第二次。
十四、文革時代我們曾經制度化屠殺孩童？
拙作《封殺袁騰飛的不祥陰影》在新浪博客發出後，壹位署名“蓬艾之間”的讀者在文後發表了如下回復文字： “我講我父母講的壹個真實的故事，看了這個故事之後，我不知道那些還在懷念老毛的人有什麽想法： 我母親出生和生活在湘西的壹個小鎮上，那時因為下山下鄉也沒有書可讀，就與我外婆住在壹個租的房子裏。隔壁是壹個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丈夫被抓了，妻子就帶了壹個五歲左右的孩子相依為命。那個女人沒法找到工作，沒法養活孩子，就納了幾雙鞋底到街上去偷偷賣，卻也被抓走了，只留下那個五歲的孩子，有壹陣，我媽媽天天聽到不遠的廢棄的廁所後面有孩子的哭聲，壹連哭了幾個星期就沒了，我當時就問為什麽沒人去幫幫那孩子，可媽媽說，誰能啊，誰敢啊？而且這在當時並不是個案，根本沒法幫。 我不知道懷念老毛的人會怎麽解釋，當我們對屠幼案義憤填膺的時候，妳可知道那個時代是制度化屠幼，我們對腐敗義憤填膺的時候，那個時代是制度化腐敗……” ………… 2010年春末，中華大地發生的連環殺幼案引起了整個人類世界的震驚！ 中華大國民有誰知道？四十年前的中華大地曾經發生過制度化屠殺孩童慘案？ 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廣西武宣、賓陽等縣大規模分吃“階級敵人”事件等慘絕人環的血案，都有很多無辜的孩童成為受害者。 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大辛莊在1966年8月31日壹個晚上就殺了壹百多個無辜生命，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孩童，最小的才38天？對嬰幼兒手段尤其殘忍，踩住壹條腿，劈另壹條腿，把壹個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兩半…… 下面我們回顧壹下文革重災區湖南道縣大屠殺災難中的屠幼慘案： 1967年夏末，湘西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壹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壹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墻頭，壹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壹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縣城裏僅有的五口水井頓時身價百倍。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嗚冤上告。道縣大屠殺真相開始曝光： 1978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誌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1984年5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1389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 …………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按成分來劃分：五類分子3576人，五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 其中未成年人825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有個大隊將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壹根繩索捆起來，捆成壹團，中間放上壹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12個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飛機”。 很多五類分子的家庭被殺絕。 第壹個被殺絕滅門的是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鐘佩英家。她是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罪名是“企圖組織反革命暴動”？為首兇犯原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 用鋤頭棍棒打死鐘佩英後，紅色兇手想到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不如“乾脆壹起搞掉算了。”於是壹呼百應地湧到鐘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壹頓鋤頭扁擔，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活活打死。 事畢之後，辛苦了壹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鐘佩英家，將鐘家餵的幾只雞鴨全部殺掉做壹鍋燉起，又打來壹些燒酒宵夜……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天時間共殺人1054人，全區每50人中就殺了1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壹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區政府所在地蚣壩公社公社就殺了524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壹半以上。 8月26日，蚣壩公社河灘大隊，文革主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命令民兵將21個“階級敵人”押到葫蘆洞巖洞口邊，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那裏壹動不動。叫壹個名字，牽壹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巖洞；直到這時，妳才聽到壹聲淒慘的喊叫。有的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壹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壹聲沈悶的巨響，葫蘆巖巖洞重又歸復永恒的寂靜。 屠殺完青壯年後，接下來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壹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何興盛壹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匯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壹只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只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壹齊搞掉，行不行？”
蚣壩公社黨委書記下達指示：“壹個個都給我搞掉！” 於是三十多個孩童在棍棒驅趕下上了路，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籮筐挑著。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壹個民兵哄他說：“妳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妳去找。”壹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在行兇之前，何興盛向31個孩童進行了革命訓話：“妳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殺妳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妳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妳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妳們的周年。”
說完就指揮民兵將31個人趕上壹只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壹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壹個壹個下餛飩壹樣丟進河中，最小的才56天…… 順便說說這個56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這壹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只清亮的大眼，看著壹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72歲的祖母、37歲的父親、12歲的大哥和3歲的二哥，6口之家轉眼就失去了4人！ 那天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裏睡熟了；母親則呆呆地坐在床沿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此人最兇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37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壹條。盡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面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家夥私心重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壹面，但只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裏搶走了這個56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壹線希望……
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請了本大隊壹個體面的裁縫，擰著壹包點心上張秀華那裏替他說親…… 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壹面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壹並殺了，在曬谷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 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壹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然後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面地高呼口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橋頭鄉橋頭村生產隊周隊長在收工時，指揮十幾個壯勞力把正在田間彎腰勞作的周文楝、妻子陳蓮娥、兒子周輝壹家三口推進了壹口多年不用的廢窖，然後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 解決完壹家三口後，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楝還有壹兒壹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趕回村抓來8歲的周大妹和兩歲的周小弟。周隊長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８歲大的紮著兩只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 當晚，周文楝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壹條黃狗、壹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壹樣分了……
1967年8月26日深夜，道縣蚣壩中心小學女教師周軍如帶著三個孩子睡了，半夜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她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 她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14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銃的民兵押著。他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面。這批“階級敵人”在當晚將踏上死亡之路。 臨行前，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於是又轉回去把蔣漢鎮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拖來了。 那晚天黑的不見鍋底，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周軍如的手被綁著，她那6歲的雪原只好牽著我的衣角；8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松，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後面。 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壹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妳們的死刑！” 接下來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這群“死刑犯”。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周軍如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她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壹會媽媽就回來，帶妳們去外婆家。”然後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只覺得腦後風起，壹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她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她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她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6歲小女孩的哀求…… 三個孩子都嚷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裏有水呀…… 接下來的七天，周軍如的三個孩子都在饑渴上悲慘地死去。 林海死前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 壹個8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五內俱焚啊！ ９月１日，外面下了壹場大雨，周軍如喝了幾口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周軍如被她的學生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所救。
貧下中家不僅僅屠殺孩童，甚至於連腹中未出世的生命也不放過？ 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七八個漢子像打牲口壹樣把陳高肖（陳高肖的父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在迎接解放軍進城時立過功，）亂棍打死。貧農出身的妻子跑回了娘家朱家灣。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麽壹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壹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麽就不開呢？” 這群民兵在大隊部裏吃飽喝足後，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實施輪奸。頭壹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 女人當時身懷六甲，為了保護腹中的小生命，她屈從了這群民兵的獸欲，只是央求：“妳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 這群號稱清壹色貧下中農的禽獸名單如下：壹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系貧協主席，後因貪汙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兇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汙公款、奸汙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復蓄意殺害壹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壹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 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壹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閑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汙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壹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奸汙過婦女。當這樣壹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麽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當女人滿足完那些衣冠禽獸的獸欲時，腹中的小生命很快就流產了。
19歲的唐水蘭再過壹周就要做母親了。因為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壹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押送她的兩個民兵在半途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 二十多歲的張天沙抽出隨身攜帶的壹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接下來張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 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壹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壹對夫妻。男人是公社的基幹民兵；女人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上過中學，能歌善舞。 1967年8月26日，女人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壹並抓去審問，然後被送回家中接受審判。 貧下中農出身的丈夫竟然要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子？ 女人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 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壹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壹些被害者壹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壹個用石頭砸，壹個用鳥銃打…… 壹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他叫胡茂昌，壹個臭名昭著的潑皮無賴，鬥大的字不識壹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凈，很讓周圍人瞧不起。 可他在那瘋狂的年月成為人敬人畏的“革命英雄”？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2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自告奮勇充當劊子手。 剛開始民兵對鄉裏鄉親的熟人不忍下手，胡茂昌搶過壹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壹下，壹口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口。 胡茂昌嘴裏不幹不凈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壹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發都被血漿糊住了。 殺完人，胡茂昌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壹片嘖嘖贊嘆。 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壹起搞掉算了。還沒等書記點頭稱是，胡茂昌又壹馬當先殺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壹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壹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壹摔，沒氣了。 胡茂昌從搖窩裏抓起最後壹個，順手提起孩子的兩只小腳，朝下使勁壹銎，在壹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壹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壹人，報酬壹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壹點，每人5元。 …………
屠殺孩童的不僅僅是道縣，整個零陵地區在1967年夏末都成了無辜生命的屠場。 1967年8月18日，寧遠縣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38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壹樣捆在壹起，壹個壹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
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隨後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1967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窩裏的彎子裏村瞬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 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 12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壹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壹世替妳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 剛滿17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奸，然後砍死。 12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壹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壹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裏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壹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孩童壹個不留。共殺1092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下面看看文革兇手的屠殺邏輯：
1967年8月17日上午，蚣壩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在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裏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向從全區各趕來的生產隊上上幹部訓話：
“同誌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麽辦？如果讓他們的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階級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真正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裏發現就在哪裏搞掉！”
“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
…………
那些制造策劃屠殺的兇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懺悔過認罪過，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壹抔黃土。
當今中國相當壹部分普通國民誤以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鬥官殺官”？各位搜索壹下道縣大屠殺的死難亡靈，看看他們當中有幾個是官？
我迄今還沒有發現道縣大屠殺中官員遇害的資料。就算有官員死於大屠殺，恐怕也只占極少的比例。大屠殺慘案中的絕大多數死難者都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五類分子等弱勢群體和有點正義感勇於說真話的貧下中農。
毛太陽為了贏利絕對獨裁權力，確然對官僚隊伍的高官顯貴大開殺戒；但對沒有威脅其獨裁權力的中下層官僚卻持姑息養奸姿態，不但沒有發動群眾革他們的命，反而讓他們成為革命隊伍和群眾運動的領頭人。
道縣大屠殺的策伐者和領頭人基本上都是公社書記、大隊書記、貧協主任、民兵連長等基層黨政官僚，殺誰和怎麽殺都是他們說了算；而不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那些來自農村的中老年公民不防回顧壹下，妳們家鄉的村官和鄉官在文革中有多少被平民百姓打倒在地？倒地者占官僚隊伍的多數還是少數？
我想多數人會得出如下結論：
是打倒了幾個，但只占官僚隊伍的很少壹部分，大隊幹部則很少被打倒，文革前的壹把手在文革期間照樣是壹把手。
毛太陽在文革初期把很多高官顯貴打為“牛鬼蛇神”的中心目標純粹是為了奪權，而不是反貪反腐和凈化官僚隊伍。那些對毛太陽獨裁權力不構成威脅的中下層官僚無論多麽邪惡腐敗，都不是毛太陽的打擊目標。他們中的多數不但逃過了群眾運動的風暴，相反還成為群眾運動的領頭人。全國各地發生的多數屠殺血案都是這些基層官僚主導的。

如果再來壹次文化大革命，壹樣只是高官顯貴和精英階層付出代價，基層官僚則是群眾運動的策伐者和領頭人，人民群眾壹樣是他們的砧上肉。

共匪輸出儒教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孔子提倡等級 君權 父權 夫權，提倡愚忠 愚孝。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所以社會根本不需要平等，從而導致中國人長期以來只認專制不認民主。孔子宣揚的精英主義思想跟精英專政制度扼殺了很多中國人建立公民人格的機會，共匪在美國推崇孔子學院實際上是希望利用孔子輸出極權主義。因為馬列極權的形象太不好了，直接不加掩飾的輸出馬列極權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用孔子來輸出極權主義反而比較容易讓西方人放下心防。可是對於自由派中國人來講，共匪的陰謀是很明顯的，共匪對西方人宣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明顯是在壓迫個人主體性，在散布一種與自由主義相違背的世界觀。

孔子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專制禮法，完全否定政府本身的意義，把國家看成是屬於精英階層而不是屬於庶民的一種存在。孔子在家庭倫理方面強調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完全違反家庭民主，讓下一代成為上一代的附庸。

孔子強調人民應該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行事，不應該去探究原因不應該有自己的想法，於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張。這種做法造成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是少數精英的思考與想法取代大多數的庶民的思考與想法，造成中國人長期在思想上充當統治階級的人質。

孔子強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用簡單的分類法劃分中國社會的人群，把中國社會的人群氛圍君子跟小人，實際上人性的複雜不是簡單的君子跟小人就可以概括的，在君子跟小人之間還有一種折衷的狀態，孔子的分類法讓中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的思維方式變得簡單，很多人不是很教條就是很厚黑，無法建立理性思維，扼殺了群體理性的產生。

孔子在教育方面重視敘述扼殺思辨壓迫創造，孔子述而不作的思維長期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所以很多中國人只是重視吸取上一代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思考跟創造。孔子信而好古的思維讓中國人迷信古人，不敢通過思辨與反思的方式整理古人厚黑的一面。

孔子強調父權壓迫女權，孔子宣揚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這種世界觀成為中國社會男性壓迫女性的依據，讓中國社會成為父權社會。

孔子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方式，孔子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種思維方式讓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在文化領域跟道德領域的優越感，成為盲目排外主張的理論依據。

孔子宣揚自掃門前雪的思維方式，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種思維方式扼殺了公民社會的產生，讓中國人長期被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虛假集體主義操縱，無法形成集體關心公共事物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與公民社會。孔子是一個精英主義者，非常看不起工農大眾，孔子跟樊遲聊天的時候曾經公然的貶低工農大眾。

孔子喜歡搞假大空，表面上強調禮法私底下卻跟生活淫亂的南子交往，可見孔子本人就很厚黑。孔子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負面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匪在美國輸出孔子學院除了控制留學生收集情報之外還有意識形態侵略的意圖，因為孔子的儒教極權主義思想如果成為美國社會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美國會被嚴重削弱，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會滅亡，失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美國將不再是共匪國的威脅。

儒教極權主義的本質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孔子學院不止是情報機構，還是共匪輸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輸的工具。孔子思想本質上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孔子的極權主義思想的餘毒至今還在污染著中國。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孔子把提出不同政見的社會堪稱是混亂的社會，在現代民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必然的理由要被束縛在特定的位置上，孔子的思想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孔子講究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庶民就應該服從所謂的聖人的教化，可是在專制社會裡邊，所謂的聖人往往是假大空的統治者刻意塑造出來的，而且即使是真正在人民存在獨立人格的基礎上自行推崇的聖人，他的言行也可能只是跟他所處的特定的時代相適應，孔子在封建專制政體存在的基礎上教育人民要敬畏上層精英，結果只能是扼殺人民的思辨能力跟獨立人格。孔子曾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魯迅先生曾經駁斥過這種說法，魯迅先生認為任何獨裁者都會以道義的代表自居，如果遵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世界觀，結果只能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跟言論自由受到鉗制，永遠在精神上成為獨裁者的奴隸。


孔子宣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把政治看成是精英基層的事情，政府官員的事情，官老爺可以考慮人民不能考慮，這種世界觀實際上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維持專制統治的思想根源，既然政治不是非政府官員的事情，作為非政府官員自然就沒有必要擁有選舉權了，每個人都考慮自己份內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會尋找制度弊端了。孔子宣揚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精英階層的禮制規定的東西就不能接觸，最終把人民的思想活動束縛在精英階層的小框架裡邊。


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禮記四誅中強調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從根本上否定了言論自由與社會輿論監督的正當性，否定了邏輯層面的思辨過程。禮記四誅中強調假於鬼神時日蔔筮以疑眾，殺。直接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為多數霸凌少數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散佈的儒教極權主義是不講現代群體理性的，孔子散佈的世界觀長期壓迫中國社會哲學思辨跟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在近現代落後於西方國家，很大程度上跟孔子思想被上升為官學有關。孔子本人就有嚴重的專制人格，從他拒絕跟少正卯進行思想交鋒，同時又無法做到求同存異，害死少正卯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來。


孔子在做官的時候強調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宣稱有五種罪大惡極的表現是不可以寬恕的，內心自由喜歡冒險 行為怪癖一意孤行 言語虛偽喜歡辯論 廣泛記錄并散佈負面新聞 認同錯誤的觀點宣揚錯誤的觀點的表現是罪大惡極的。這五個罪大惡極只有第二條是行為，其他都屬於思想言論的範疇，而且都是抽象的形容詞沒有具體的界定標準，最多是建立在所謂的聖人的個人好惡的基礎上。這五個罪大惡極在畏大人畏懼聖人之言的封建專制社會成為用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別人的理論依據，至今很多專制國家仍然在沿用這種抽象的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異議人士。少正卯只是要求用一點平等的法取代儒教的禮制，就被孔子定義為罪大惡極。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本質上跟共匪把黨國順民樹立為做人的典範的性質是一樣的。至於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太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


論語中有講，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比較不容易造反，實際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與是否忠於統治者沒有直接關係，只有孔子認為統治者就好比是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兄長。雖然孔子曾經說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可是結合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論述來看待，孔子也並非是反對奴性，孔子最多是在如何對獨裁者履行愚忠方面提倡變通。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佈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否定人民作為一個具體的個體的主體性，否定人民存在的意義。綜上所述，孔子的儒教本質上是為極權主義服務的，共匪對美國輸出孔子輸出儒教，不僅可以發揮孔子學院的情報機構作用，不僅可以利用孔子學院鉗制學術控制海外留學生，同時還可以達到輸出極權主義奴化美國人民的目的。

雖然儒教鼓吹的天人合一讓儒教從表面上看儒教不是無神論團體，但是這種認為皇帝受命於天，不承認人的罪性的世界觀，實質上又讓儒教無法發揮新教那種根據性惡論衍生出民主分權制衡的效果，儒教可以發揮假託天意建立極權統治的效果，儒教可以成為極權統治進行思想維穩的工具，儒教思想長期成為東亞大陸的官方意識形態，主要是因為儒教思想可以為鞏固極權統治服務，為肉身人類造神搞個人崇拜，實質上否定人的罪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儒教與馬列毛鄧主義無神論世界觀之間存在共同的文化基因。

延伸閱讀 文化學者談儒教文化

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等級森嚴的君主制

1．君主專制
民主壹詞最早見於儒家的典籍《書.多方》(約公元前1020年)，其壹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又曰：“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裏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雲：“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壹人的統治。
《禮記.坊記》記載,“子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遵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壹種反映，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也不可有二主，同時又把天下看成是家庭的擴大，用“家無二主”來作為君主專制的壹個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壹尊”了。
儒家的目的壹開始就是而且壹直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太陽成了君主的象征。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壹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壹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
《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之意，所以才有了後來的“三綱五常”。壹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壹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壹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壹統：包括思想壹統、政治壹統、生活方式壹統，什麽都要統管。孟子主張“定於壹”。荀子“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壹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壹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壹統代替舊的壹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論國家大政，而且還直接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壹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壹年雲：“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左傳》魯定公八年雲：“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
可見，孔子的“庶人不議”是他自己的主張，是他篡改了的“周禮”。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著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壹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類壹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沒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隸。歐裏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壹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壹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減，到了人民那裏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於“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壹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著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壹不被等級格式化。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壹、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妳別去聽；三、不該看的妳不要看，四、不該說的妳別說。這四不，妳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人性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中國從來都是壹個不自由的國度，在西方國家的人民開始追求民主的時候，中國從來沒喊過“要自由”的口號。即是一些有幸生活在自由社會的華人，有相當一部份是政治冷漠與幼稚癥患者。儒家把中國人的自由功能徹底扼殺了。難怪有人會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2．特權結構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韓，下歷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宗法的“禮制”。“禮”是壹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毫無平等可言。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壹動就亂了綱常。
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作用如此大的禮，究竟包含些什麽內容呢？歷代許多學者都在研究，留下的著作可謂浩若煙海。概括起來，主要也就是下面這三條：1.等級制(與特權結合)，2.人身依附(以下附上)，3.壹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
《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就是說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歷代帝王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淩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
“禮”的本質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這就是儒家的“禮”的極端虛偽之處。為什麽說儒家的“禮”對人性的壓制是只針對被統治者的呢？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妳不能說什麽“利”，因為妳壹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壹旦各利其利，“拔壹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妳還到哪裏去得妳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妳國君才會有撈壹票的機會啊！這和毛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壓抑人性的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壹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壹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系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這是壹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系，裏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壹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系，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系將之強奸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壹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壹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壹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
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同是儀表，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後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諸侯之下士祿食9人，中士食18人，上士食36人；下大夫食72人，卿食288人，君食2880人。次國之卿食216人，君食2160人。小國之卿食144人，君食1440人（《禮記》）。
凡養老，……50異杖，60宿肉，70貳膳，80常珍，90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50杖於家，60杖於鄉，70杖於國，80杖於朝，90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他嗎的荒唐！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麽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麽地欣賞等級制！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裏，天子主宰著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壹步。周禮規定：天子用八悄，諸侯六悄，大夫四悄，士二悄。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悄，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天子的尊嚴。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壹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就算壹個等級制的社會崩潰了，還會有新的等級制的社會出現；壹個小圈子的等級制還會再構建成壹個大圈子的等級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不斷的升級，進而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尖。
等級制的社會充斥著特權，沒有權利平等。等級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壹個臺階，義務就減少壹些、權利就增大壹些；等級制的社會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從上到下壹級壓壹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系這樣壹個等級制的社會，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著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於馬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壹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征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幹，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資治通鑒》開篇,“臣光曰：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壹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等級制的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誌。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等級制的社會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壹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恒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欲”。“人之壹生，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儒家和諸子的媚上愚下術

1．孔孟是鄙視民意的獨裁大師
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壹”。核心的是天君合壹，將原始的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的崇拜。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和“為人民服務”“三個代表”都是對忠君、對專政的壹種民眾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不確定位置。儒家認為天道君欲本就合壹，天道就是全體國民意誌的體現，那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就成了“君之所欲，民必從之”。
在專制社會，由於沒有自由的選舉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殺人盈城之後自詡為“天意”。統治者可循環論證：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於是淪為可以強暴的對象。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
黃帝先打敗了蚩尤，然後又打敗了兄弟炎帝。再向南方出兵，先後52戰。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系？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堯舜禹都是黃帝的後代，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搞諮詢推舉式的安排接班人，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當時連元老院都沒有，只是堯個別征求意見，根本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麽回事了！”
與競選、公民投票相差太遠。堯、舜、禹帝位禪讓之傳說，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將國家主權私相授受，將國家當作私產。因此，不可能真正的“為公”。
儒家講“天下為公”的內涵就是“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謀朝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人人平等原則的確立。人人平等就包含了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平等，也就保證了少數人說話的權利。人人人平等必然眾說紛紜，為了得到社會行動上的秩序，人們確立“多數決”的原則。“多數決”強調的是常識（commonsense），看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科學理論。這個常識就是人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不是汝生精英們的文化的烏托邦。這種民主的方法反過來強化了人人平等的原則，人人平等的“多數決”否定了聖人崇拜。
若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搞“聖王決”和“領袖決”，這就是獨裁或“聖王”政治。獨裁要求絕大多數人服從壹人，是對人人平等原則的破壞；獨裁只會越來越背離“人人平等”，走向等級森嚴的禮制，孔子就是這麽幹的。中國民主難產是由於聖王崇拜或精英崇拜作祟，因為聖人崇拜違反了人人平等原則，是反對服從多數原則的消解力量！
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而民主是“由民作主”。民本思想，總是在為統治者想辦法，人民始終處於壹種消極的地位。在孔子那裏，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相反，“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敬”，使民“信”，使民“歸心”，而決非使民主政。這是與孔子的“愚民論”分不開的。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無知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陽貨》)。對於這些根底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令其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這種既愚又詐之民雖難於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自信地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孔子認為，大德應統治小德，大賢應統治小賢；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孔子把政治看成是智者對愚者的統治，提倡不透明的神秘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讓人民知道怎麽做，不讓人民知道為什麽做。這樣，人民就不會懷疑統治者，更不會反抗了。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 ，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總是給人群劃分等級：善者和不善者，君子和小人。孔子給人群劃等級的標準不過是他自己的標準而已，合乎他的標準就是“善者”，否則就是“不善者”。
儒家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孔子所說的下愚，他只會把民意當放屁。
東海壹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壹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麽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王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麽？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壹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麽，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汙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麽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壹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麽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壹來，壹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2．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可見，儒學就是謀取儒家自己權力的學說。
壹些人宣傳孔孟學說中蘊含了“民主”成分，根據僅僅是壹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當代的“為人民服務”。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妳又不是人民，憑什麽為妳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卻相反。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草有何權利？皇帝奴才高高在上，百姓壹無所有，別看是兩條腿壹個腦袋，誰看誰都感覺不出對方是人樣，饞癮壹來，不吃人才怪。
孟子曰：“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民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顯然，孟子在鼓吹聖人崇拜，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麽會重民？
野男人或者野女人是指不道德的性伴侶，都是貶義詞。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小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這“野人”絕對是貶義詞！老百姓被他稱為野人，哪裏有什麽“貴”可言？“民為貴”是指壹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裏，“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壹樣餵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
3．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妳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復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實，這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裏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壹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幹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鉤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壹”的色彩。“載舟覆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覆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覆政權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壹種觀念比附的水平。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利害關系上，進獻給統治者的壹種權術罷了。
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利誘壹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壹種巨大的倒退。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弒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妳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妳弒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麽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弒”呢？弒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君主壹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贊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君主的依附本質。
公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抒妻子私通而被崔抒殺害，史官記錄“崔抒弒其君”；崔抒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壹個弟弟亦記之，崔抒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弒”]，比坎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麽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麽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壹邊倒！
有人曾把儒家主張“選賢任能”[及後來的科舉制]看作是民主的表現，這樣講是錯的。選賢任能有否定世襲制的意義，但它包含消解民治的聖人治世的觀念。中國的皇帝有壹個很特別的稱呼，即“聖人”，意味著皇帝是真理的化身。這種聖人治世的觀念，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包公戲常演不衰，有事找領導作主，便可見壹斑。人們總是強調偉人的作用，總希望有個英雄來領導我們，天下大事都交他壹人來思考。文革時，全民高舉《最高指示》，統統放棄自己思考的權利，都讓領袖壹個人思考，也是這種聖人治世觀作用的結果。
儒家既不關註人，也不關註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註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註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壹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壹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壹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壹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壹個家庭變成壹個類似於君臣關系的專制社會。
4．除儒家外，先秦諸子都主張聖人治天下和愚民統治
《老子》五千言就是講聖人是如何治理愚民的。《道德經》五千言，充斥著“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內容，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他提出“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使人民不往遠處遷移。
老子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讓人民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讓老百姓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給老百姓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
《道德經》八十壹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壹件是自己裝傻，另壹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
老子的社會目標是“實其腹”，只把肚子填飽就行了，相當於今天的“生存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沒有把人當人。
《莊子.逍遙遊》雲：“故夫知效壹官，行比壹鄉，德合壹君而徵壹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容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可見莊子也不以擁護者的多少來判定是非。
墨子否棄禮樂，反對世襲貴族，主張尚賢、禪讓、選舉；墨家雖然主張“天誌”、“明鬼”思想，但是缺乏絕對的道德理念，屬於賞善罰暴的功利主義思想；墨家雖然主張“兼愛”思想，但是缺乏“人人平等”與“現代自由”的概念，屬於“尚賢”政治與擁護專制的哲學。
墨家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而且說“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由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
墨子極力主張對民眾的愚民政策。愚民的結果就是造成民眾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國民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出“偉人”“聖人”的專制上；進而使專制者更加專制！
法家則不論法、勢、術派，都以民愚為理論基礎，發展出壹套以暴力壓制為中心的政治學說。商鞅認為“民不貴學則愚”，“塞而不開則民渾”，“民愚則易治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憂樂都會產生邪亂之心，他主張用暴力和法律“弱民強國”，不治到百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
韓非視民為愚人，他說：“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壹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韓非把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禦者、工商之徒稱為“五蠹”。他告訴秦始皇，人是壹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象對待牲畜壹樣。他主張玩弄權術、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獨斷，“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
孫子曰：“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佛家講“萬法皆空，萬事皆空”，他要人看輕今生，要人去追求來生。壹個看輕今生的人，能使自己今生聰明起來嗎？中國所有的學說，都講的是愚民。
壹部中國思想史是壹部中國專制主義思想史。當時諸子都呼喚王權、呼喚聖王的出現、呼喚等級森嚴的社會，所以，極權主義的壹統天下是必然的。

中國是個奴隸國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壹群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的老百姓是壹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制造著動亂和災難。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裏，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個體，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壹類人。
1．儒家的人等於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人壹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任何人只要在身份或地位上“高”他人壹等，就可以肆意踐踏侮辱他人。這樣壹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奴性和殘暴性。
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
儒家還進壹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君子”不過是為帝王“勞心”的高等奴才而已。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事實上儒家是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布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叫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奴隸。俗語雲：“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壹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
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壹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系。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系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麼好啊！
奧爾德斯.賀婿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壹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壹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就是那埃普斯隆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制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獨特的個性刪了、騸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打手。
漢族已被孔學麻醉成了奴隸族。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喜太後說：“寧與洋人，不予家奴”。
儒奴主義思想的標誌有三：
1）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構為壹個階梯型的順從體。“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壹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壹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
經過儒家文化的熏染，順從被譽為壹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壹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麼，大家照著說、照著做就是了。壹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壹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壹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麼？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是禽獸就是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壹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
儒家讓國人象綿羊壹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松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壹幫奴才，只要妳不想當奴才，妳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壹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裏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壹主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10多年來，農民家裏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路上！這是農村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嗎？
退避。儒家主張“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龜避，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說：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
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任何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即當官的]；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離婁下)。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茍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壹個重要原因。
十九年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國人的特性》中就提到壹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壹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壹次又壹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壹詞說：“不敢！不敢！”
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鉆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壹個畏刀避劍的借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他還是壹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壹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鉆胯之圖時，狂歌壹首：“寧斬擋道人，不能鉆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的要義就壹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幺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信奉儒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麼氣節不氣節、榮譽不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壹樣活著也行。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這決定了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之史。
有人問：“中國人，妳為什麼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怕強大的壹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瞇瞇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麼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誌新表達了壹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 於是，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茍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中國人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中國人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中國人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壹點壹滴喪失。
中國官方說，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2．可怕的心奴
梁啟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心奴就是斯德哥爾摩癥候群的體現。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壹個銀行，壹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壹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人質。這樣，警察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壹起幹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癥候群。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妳被壹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妳對壓迫妳的勢力認同了，妳成了心奴。
梁啟超將“心奴”歸納為四大類：第壹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壹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欲之奴隸。任何壹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
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壹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贊美的壹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孟德思鳩說：“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壹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
公元前661年，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
《呂氏春秋.忠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壹人，作為獨立存在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
主子和奴隸是絕對的，而奴才是相對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隸面前又擺出主子相。奴隸還有自己的靈魂，奴才連靈魂都出賣了。奴隸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也許還有惻隱之心；奴才壹旦做了主子，對奴隸比原來的主子還厲害。
獨裁者僅憑自己的壹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的需求。除了壹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
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憑借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紙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壹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兇相畢露地演出壹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很多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很多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於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裏。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著老虎大喝壹聲：“畜生，妳敢！”朱亥的吼聲猶如睛天霹靂，竟把老虎駭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麼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像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麼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梁看城門的老人，已七十多歲了，又窮得叮當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壹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壹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壹只，明天不高興再砍去壹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只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麼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壹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壹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來，中國都存在家奴。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壹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頒布詔諭，禁止蓄養買賣奴婢，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雇工人論”。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壹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仆。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仆。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仆。　
當了20幾年右派的曲嘯，壹旦解放，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麼能怨恨母親？”這個奴才後來終於受賞而富貴了。
在奴才的母子關系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3．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壹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階段。這裏，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即萬人服從於專制君主壹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中國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系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壹層，地位更低下。
黑格爾說：“在中國，只有皇帝壹個人有自由，其它人壹律沒有自由，壹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
穆勒指出：“壹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壹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
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僅是皇帝的奴仆。
專制統治越到後期，越喜歡扼殺有才能的奴隸。嶽飛、袁崇煥就是例子。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壹，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
（1）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做穩了奴隸就是幸運幸福。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
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
（2）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壹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壹的選擇就是造反，“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主子。社會的各個臺階上又是原來那樣壹級控制壹級，等級制的社會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
中國奴隸們的起義，把皇帝拉下馬，不是為了平等，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不是我服從妳，就是妳服從我；不是妳為我綱，就是我為妳綱；不是我奴役妳，就是妳奴役我；阿Q不要然就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不然就想“革命”之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新主子的殘暴壹點不亞於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幾千年來壹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壹部大奴隸史。”
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壹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對君開口第壹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系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麼作踐百姓、怎麼欺壓百姓都是對，都是為了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穩定的需要，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老百姓應感恩戴德的大善舉了。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份。…所以他們愈贊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 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壹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仁愛”的危害

有人以為孔子的仁者愛人是愛所有的人，否！“仁者愛人”是個欺騙性的口號。
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把人和民分開來說。“人”就是君子貴族；而“小人”是廣大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魯國國君與齊國國君會談時，孔子任儐相。娛樂中，齊國演出萊部落的土風舞，孔子根據儒典，指責齊國不該用野蠻人表演，應上演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照辦，獻上宮廷中的拿手好戲：“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引經據典，認為“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令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演員，砍斷了手足(史記孔子世家)。
樊遲請學種田，孔子說：我不如老農。樊遲剛出去，他就罵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
試問：四方之民繈負其子來了，不耕田吃什麽？孔子壹年六萬鬥小米俸祿，不用種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遲出去後才大罵，這和那些背後損害別人的奸徒有什麽區別？孔子從來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這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怎麽能說是愛人呢?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除“親親為大”外，還“泛愛眾”，“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的博愛，而是“篤於親”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系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韓非子記載了壹件事，季康子派人修長溝，子路作為邑宰（縣令），熬了點粥給奴隸吃。孔丘為此大發雷霆，認為這是觸犯了“周禮”，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飯鍋飯碗，把粥潑在地上。這就是孔丘的“仁者愛人”，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孔子說，天子諸侯士大夫都應該遵守周禮規定的愛，超出周禮規定的愛就是愈禮，是蔑視上級的侵權行為。“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
沒有平等，就沒有相互尊重；沒有相互尊重，就不會有真正的愛。基督教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從來沒有人人平等的理念。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卻可以奴役奴才的爹娘。連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趨炎附勢，他還能有什麽真正的美德？
儒家始終堅持的“愛有差等”、“愛莫大於愛親”原則。在壹個法制社會中，“父攘羊而子證之”應是公民的義務，否則就是做偽證。而孔子則毫不遲疑地肯定這就是“直”，這導致了“愛人”之“仁”墜落扭曲為愛親不愛民、愛己不愛人的假仁狀態。
《孟子》中有多處記載：舜的父親殺了人，身為天子的舜反而幫父親逃跑和藏匿；象多次謀害舜未遂，舜反而將弟弟象“封之有庳”做諸侯。舜對於其它仇人壹點都不手軟。萬章質問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卻振振有詞地說：因為舜是仁慈的天子，所以盡管弟弟象是壹個惡人，仍然要親愛他，使他“富貴”。有了這樣的先例，在後世國君那裏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當遇到情與法、愛親與愛民不能兩全之時，他們理所當然地選擇前者。
孟子主張“父子間不責善，…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不講公平正義。孟子認為若為了“徧愛人”而放棄“急親賢”，就會淪為“無父之禽獸”。
孔子“仁”的核心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仁”是是壹種血緣之愛，這種愛在動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強烈。將人混為動物，正是儒家的目的。儒生們口口聲聲斥責這個為禽獸，那個為禽獸，其實這是惡人先告狀。真正的禽獸，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過自己的血緣、功利，去愛和自己無關的事物（大地、天空、樹木、鳥獸、他人等）；人可以越過壹己恩怨去愛自己的競爭對手甚至敵人；更主要的是人的愛是超越自我的。這是人之為人的地方。
“仁”的實踐結果就是使家庭成為了壹個緊湊、封閉、堅硬的社會基本單位，但家庭與家庭之間則很冷漠、疏遠。“仁”這種小愛，被封閉在家庭內部，壹出家門，就蕩然無存。“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這種中國家庭之間的冷漠關系的生動寫照。
孔孟把特殊性血緣親情淩駕於普遍的博愛理想之上，無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倫理的病態。孔孟把小團體的私德（如“忠”）淩駕於社會公德之上，甚至為了維護家庭、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不惜犧牲社會的普遍利益。壹個人掌握權力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首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老婆、孩子謀求壹個高職位、安排壹份好工作。然後，就是給自己的女婿、兒媳安排個高職位、好工作；再往後，就是“泛愛眾”，為親戚、同學、戰友、老鄉們牟取方便……。儒教的“仁愛”其實是中國腐敗的避風港，是藏汙納垢的大本營。
經過孔孟的教化，中國人就只講私德，不講公德；只相信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不相信兼愛和博愛。所以，公德最大的敵人不是無德，而是私德！博愛的最大敵人不是無愛，而是仁愛！壹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說：中國人有如下不同：“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熊十力在1951年5月22日致梁漱溟信中說：“秦後二三千年，只有夷化、盜化、奴化三化，何足言文化？”又說：“家庭是萬惡之源，衰微之本，……無國家觀念，無民族觀念，無公共觀念，皆由此。……有私而無公，見近而不知遠，壹切惡德說不盡”。

儒家扼殺人權

1．君權扼殺人權 偏愛扼殺兼愛
孟子為戰國時鄒人，父母為墨門中人。孟母為兒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學校。孟子就學墨門，卻不思進取，最後轉投儒家。
他對楊朱的“拔壹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為我說”、墨翟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說，深惡痛絕。他痛斥楊朱“為我”的實質是無君，否定君權；痛斥墨翟“兼愛”的實質即無父，否定父權。孟子破口大罵楊、墨“無君無父，是禽獸也”。
壹副“若自由寧願死”的態度。頭上壹定要有個天子管著，沒這個天子，那還叫什麽世道！按孟子的邏輯：無君是禽獸，追求人權之輩今日全淪為禽獸矣！
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為我學說的核心是“貴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為我”學說極壹時之盛，以至“聖王不作，諸侯放咨，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
楊子為什麽敢於公開宣傳“為我”、“重己”的主張呢？區區壹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後的名譽還重要嗎？《列子.楊朱篇》中有壹段假托孟孫陽與禽子問答闡述楊子“壹毛論”的話：孟孫陽說：“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讓別人摸壹摸自己的肌膚就能獲得萬金，禽子的回答是“為之”。孟孫陽又問：“有斷若壹節得壹國，子為之乎？”從妳身上取下壹節肢體，就把壹個國家給妳承包，妳幹不幹呢？“禽子默然有間”。是得好好想壹想，若因這壹“失節”弄丟了小命，那國家對自己又有什麽意義呢？
孟孫陽總結道：“壹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壹節，省矣。然則積壹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壹節，壹毛固壹體萬分中之壹物，奈何輕之乎？”，多麽深刻的見解呀！壹個人不過是人類的壹分子，就不“貴生”而輕之乎？如被活活餓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孫誌剛……。當壹個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難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楊朱在2千多年前就看到了這種威脅，認識到了輕視“壹毛”的必然後果。
中國許多大人物因為意識不到這種威脅，或隨波逐流，或為王前驅，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憂而憂”、“毀”人不倦。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直至死無葬身之地。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軟硬兼施耍盡各種花樣或威逼或利誘，要人民“毫不利己”地無代價獻出他們的“自私自利”權，以滿足自己壹姓的最大私欲。面對這樣的天下，楊子公開高舉“為我”的旗幟，明卻地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轉讓的、不損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權。大聲疾呼“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這壹毛奉獻給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觀之，楊子的“為我”“壹毛”論實在是君主專制的天敵。在君主及其儒奴們的長期的圍剿下，“壹毛”論沒有容身之地。大音稀聲，這就是楊子二千多年來失音的原因吧。
壹毛何可拔，天賦此人權。代代非楊子，愁看帝祚延。
黨治國先生說：“楊朱是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損壹毫’表現了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壹種了不起的卓識。因為所有專制統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號，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盜名，對天下實行獨裁統治。……其結果無不是禍害天下，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正因為排斥了楊朱的思想，中國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江嬰詩百首．江詩黨評．詩魂》黨治國）。
翟派主張兼愛眾人、不分親疏。墨子熱心救世，步行千裏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話。孟子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
梅貽寶說：“墨子是大公無私，舍己為人，只當稱頌，怎可批評？說墨子兼愛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獸，則墨子就是禽獸了！這實在不像討論學術的口氣。”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雲：“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便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裏得來。”
孟子為了排擠墨家，破口大罵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說法師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為。真正無父無母的應該是孟軻，禽獸不如是孟子，而不是墨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與“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會加重民的負擔。墨家過的是“短褐之衣，藜霍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比儒家高尚的多。墨家的沒落是中國的悲哀。
2．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儒家沒有個人概念。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復雜的宗法人倫網絡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征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神秘主義，而“天命”只有星象師和天子才能知道，星象師完全被天子所控制，這就決定了“畏天命”必然是極端地敬畏天子。
國君在孔子眼中簡直尊貴無比，奉若神明。孔子見國君戰戰兢兢，三叩九拜。孔子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壹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壹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壹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壹邊磕頭，壹邊咒罵那些只磕壹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不信仰神的人必然崇拜人，給王下跪。看孔子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當孔子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著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壹樣。兩手提著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氣好象停止呼吸壹樣。
“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的含義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裏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絕對沒有自主權的。這種樂意服從家長的狀況被稱為“孝”。人在外面做事，就要服從首長，服從父母官即官僚們；這種狀況被稱為“忠”。有了“孝”“忠”，還有什麽獨立性可言？拿“孝”來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而且還得聽從父母的話，這哪裏會有人的獨立性？古代的中國人連戀愛自由也沒有，連交朋友的自由也沒有，更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當然不可能是獨立的個人！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依此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麽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人人空生、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社會、空文化。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系倫常中的壹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壹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壹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壹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壹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壹族壹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壹人成佛，壹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系也；離開人倫關系的對象，就沒有“人”。 “二”與“人”才構成人，“壹”只是半人，“壹”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壹”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壹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壹切醜惡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欲膨脹損人利已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壹直是貶義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儒家之徒否定天賦人權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這是荒謬的。
共產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裏。既然如此，為什麽還有那麽多的人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人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著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壹界限，此界限在於不幹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妳不爭取權利。妳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妳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妳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妳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妳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壹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裏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壹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麽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壹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馬列毛鄧]為本，以家長[黨]的利益為本。在壹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麽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自由主義左派才是最反共的群體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最近有一些學者總是試圖把白右價值冒充成美國價值，好像自由主義左派特別是白左堅持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美國價值，好像政府權力小社會責任大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托馬斯 傑佛遜在建國的時候所堅持的初衷，瘋狂的攻擊真正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國白左跟民主黨，把歷史上跟現實上並不是很在意中國人權狀況喜歡跟共匪做生意的共和黨吹捧成政治正確的代表，我覺得這些學者非常可疑，雖然某些人也打著反共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在攪渾水。

杜魯門成立北約 制定馬歇爾計劃 甘乃迪跟約翰遜成立歐盟 經濟上孤立共匪，反倒是共和黨經常扯後腿，艾森豪威爾結束杜魯門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韓戰，尼克森結束約翰遜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越戰，共和黨人基辛格經常散布共匪無害論。無腦吹捧白右的學者完全忽略這些基本事實，硬是要把民主黨跟共匪混為一談。

事實上共和黨在上個世紀末，強烈主張人權原則跟經濟利益脫鉤，硬要跟共匪做生意，於是才有布希上台之後的共匪加入世貿組織的事情發生。

至少我認識的共匪的子女普遍都支持共和黨，他們比較喜歡那種即反對福利國家可以讓他們少繳稅，同時在文化生活方面又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可以幫他們壓迫白左跟黑左的生存空間，緩解他們的邊界憂慮的傳統自由主義右派，共匪子女比較傾向於認同自由保守主義，中國的反共人士裡邊，至少我接觸過的，大多數意識形態都跟民主黨比較接近。

很少有人是因為覺得自己有超出常人的本領，一旦支持經濟層面的無政府狀態的自由主義右派上台實踐自由保守主義路線，他們擁有的超出常人的本領就會有機會被充份發揮出來，從而讓他們自己成為大托拉斯老闆，所以他們選擇反共，追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右派主導的國家。

大多數反共人士都是因為覺得共匪本質上是極右翼政黨，都是覺得共匪建立的權力尋租制度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覺得共匪堅持的黨國特色保守主義立場嚴重壓迫了個人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認為共匪是福利國家的敵人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敵人，認為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所以選擇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立場。

共匪在政治上是法西斯主義，白右在政治上是精英主義，共匪在經濟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右在經濟上支持否定福利國家的自由市場，共匪在文化上是傾向於文化專制的雅痞文青斯文敗類，白右在文化上是為雅痞文青斯文敗類提供生存空間的文化保守主義。共匪在意識形態上與白右接近，共匪與白右都反對左翼民粹主義 直接民主，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福利國家，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社會自由主義。

我接觸過的中國反共人士跟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反對右翼雅痞統治，反對精英主義，認同自由派在文化生活層面的主張，對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的理解偏向于托馬斯 傑佛遜跟約翰 羅爾斯比較接近，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左派的信徒。

我覺得自由主義左派跟共匪的意識形態衝突比較多，民主黨如果了解共匪的本質，應該也會成為反共陣營的成員，因為左翼自由主義跟共產極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中國的自由主義左派更容易促進一般民眾對共匪的離心離德，最終結束共匪一黨專政的政治勢力應該是認同社會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左派。

至於中國人在美國最合適最志同道合的思想盟友，應該是自由主義左派，應該是白左，是堅持社會自由主義的白左，是民主黨，不是堅持自由保守主義的白右不是共和黨。

我覺得共匪是部份資本家的盟友，因為共匪為資本家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市場與政策優惠，雖然共匪也掠奪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部份還沒有被共匪掠奪的紅頂資本家還是因為廉價勞動力市場與政策優惠的誘惑被共匪統戰無法自拔，這些人雖然屬於資本家，卻特別的支持共匪的統治，有一部份相對精明的紅頂資本家決定一邊在中國賺錢一邊在自由世界生活。

基層人民才是反對共產極權統治的主要力量，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容易與共匪勾兌，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與鄧右共匪都希望維護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沒有組建獨立工會的結社自由 沒有運用社會民主主義批判精英階層的言論自由 沒有允許左派政黨為工人階級爭取利益的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部份資本家組成的精英階層的成員只是希望維護私有財產的願望與共產極權統治的統治方式存在衝突，可是如果他們有機會一邊與共匪做生意，一邊把私有財產放在自由世界，他們會支持共匪的統治，他們會支持港版國安法，他們是反共事業的敵人。

延伸閱讀 異議人士談中共政權對中國人民的掠奪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汙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三農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在中國鄉村，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

吃苦搏命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大陸的失敗正是毛左思想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之後的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汙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極權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糊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營造血汗工廠，對於黨和國家、地方政府和官員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是什麽呢？就是收更多的稅，養活幾千萬黨政幹部和幾百萬軍隊警察。稅源的大頭是增殖稅和營業稅，在工廠老板那裏，不是憑勞動者的個人所得稅。誰都懂得放水養魚的道理，魚是資本家，不是工人。中國太大，各地經濟不平衡，資方總會選擇成本窪地。地方與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經濟利益卻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國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選擇地執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麽呢？貫徹穩定壓倒壹切的方針，警惕勞工的維權行動，保護資方利益，盡量多收稅費，又不嚇跑投資者，保持經濟的高增長，哪怕這種增長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執法力度，只能是犧牲勞工權益，與資方壹同經營血汗工廠。官員的利益又是什麽呢？當然是利用老板們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實惠，能向官員行賄的只能是資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請領導吃餐飯都不夠，去費力維護工人利益，於官員並無絲毫現實好處。在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國情下，這種狀況不會有多大改善，何況中共權貴們早已搖身壹變，成了資本家階級，利用親屬經商辦廠，化公為私，掠奪民眾。制度性的社會危機正在加深，中國社會恰如暴漲暴跌的股市，每個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顧壹切地爭搶籌碼，賭它壹把再說。正如馬克思所說：在每次證券投機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壹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並把錢藏好以後，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這是極具嘲諷意味的循環，馬克思斷言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不可調和的勞資沖突，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已不復存在，卻在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中國更加嚴重地體現出來，馬克思由此而創立的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來改變工人階級命運的理論，若用到共產黨自己頭上就不會過時了。現在資本家可以入黨了，對於緩和勞資關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資本家，他創立共產黨是為了領導工人階級消滅資本家階級，由勞動者共享社會財富，今天的資本家加入共產黨，決不是為了領導工人共自己的產，而是利用體制內特權更多榨取勞工血汗。壹黨專制政權不可能通過保障工人政治權利和強化法治來建立勞資合作關系，原來的工人階級專政壹定會蛻變為共產黨貴族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專政，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宿命，也是其無法適用現代社會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壹下：正如學者秦暉說的，“經濟全球化加低人權優勢”，就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道理。政府強制下的圈地運動加源源不斷的廉價農民工，人為制造出吸引國際資本的“成本窪地”，所以外資紛紛擁入，產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沒有什麽其他的“奇跡”。何況“低人權經濟”扼殺創新精神，不尊重私有產權，高增長與負福利並存，同時又積累著社會危機。這種發展既沒有技術創新優勢，也缺乏對民眾福祉的關懷，更難於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和實現經濟轉型，還是出口低技術產品的路子，遠遠談不到引以自豪的層次。

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幹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於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其他如誌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但這是政府編制，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於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那麽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幹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麽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於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饑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疊臃腫。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鉆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掛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三年大饑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欲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余利益，他們約占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閑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閑人員，等等等等。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夥，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淩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仆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仆，消滅“寄生蟲”國家。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系尚屬融洽。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饑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以往同誌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誌簡直沒法活。”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盡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汙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裏，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發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裏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25萬名員工。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於倒懸的公示作用。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采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布的統分結構。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復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系的逆向系統。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系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癥”。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借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鉆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醜角登臺表演的機會。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後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鉆營的重要渠道。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征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匯報工作。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禦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所以無論誰上臺，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竈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汙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後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麽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仆”，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權在官的制度裏，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誌。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簽，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與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臺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註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麽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延安那麽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臺民眾那麽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註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臺灣式政府。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叠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極權制度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疊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雇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閑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麽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占了很大壹部分，這麽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麽中央財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竈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註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中華民國也是三級，《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了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省、縣實行自治。中共建政後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麽能不貧窮。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麽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采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麽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制”的保甲系統。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鄉村的“什伍編制”既是壹種準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幹預村級行政。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征。按說這也算不上大進步，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條規定：“縣實行縣自治。”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省縣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統，撤銷鄉鎮政權仍離省縣自治相去甚遠。毛澤東統治時，中央也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劃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松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系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系。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復。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後，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制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裏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裏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裏“啃縣”、“刮縣”、“卡縣”。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並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地市合並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制。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制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著編制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制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余人，嚴重超編。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制人數。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系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制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系，只要不挑戰皇權，其余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裏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絡體系。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為什麽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采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拼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誌，不是壟斷權力。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麽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閑人。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嶽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制不得超過60人。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制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疊，人浮於事。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余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誌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權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誌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裏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系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系，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蕩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升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裏，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朱镕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現在撤並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撤並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權限，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奔馳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征。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彌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壹些地方借撤並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占了很大部分。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裏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閑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幹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幹出來的。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臺，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占土地，無惡不作。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幹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系形成的壓力。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余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這麽多閑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余和荒唐。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據官方統計，截止2003年底,中國公務員的總數是636.9萬人，非正式編制而吃財政飯的人員約有4500萬人以上，另外，還有500萬人仰賴於政府賜予的權力實行自收自支。財政飯有四層意思，壹是國家財政拔款，比如公務員的部分帳面工資；二是國家法規賦予的“自收自支”權而獲取的，如工商，文化，城管等部門，他們既是執法者又是經營者；三是國家武裝力量，這部分人至少在500萬以上；四是附庸於行政機構的大量編外人員，如公安局就養了大批的協警；有半社會半政府性質的居民社團組織、科教文衛、行業協會壹類；也有各種臨時性的雇傭人員，如用於每年兩會及各種國際體育賽事的安保服務人員，都由財政支出。雜七雜八的組織都有收費權，可坐收坐支，是政府默許的潛規則式的“財政飯”，而這個財政飯要比合法的財政飯大得多。攏共加起來，從民眾身上找吃飯的起碼在總人口的5％以上，明的暗的，合法的敲詐的，裝進個人私囊的，各顯神通，老百姓有多少錢無端被劫，無人能夠準確統計出來。這就是為什麽經濟發展快而民生提升很慢的道理，國民財富的大部分都讓這幫碩鼠蛀蟲吃掉了。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占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也就是說，政府壹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壹年可以花的錢。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那時壹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政府收僅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現在的政府卻需要十幾億農民才能供養得起。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壹起，2007年民間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壹半，超過美國民間與政府的8.4萬億美元與2.4萬億之比。但大頭還不在財稅收入上，政府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和土地儲備，2007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增殖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將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稅的5.1萬億加在壹起，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據發改委估算，2007年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壹。如果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政府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得到的份額同樣是民間的三倍。換句話說，也即是占人口95％的民眾的錢不過是占人口5％的政府人員的三分之壹。國有資產是人民大眾的錢，政府拿了這麽多錢，花在民眾身上有多少呢？據財政部官員說，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國，沒有多少國有資產，同期三項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所以中國僅壹個縣衙門的政府大樓規模就超過美國總統府很多，花費數億元或十數億元建新大樓的縣政府並不鮮見，且用不了幾年又要重建擴建，就是因為錢實在太多了。讓這幫人實行有利於民眾的行政和財稅改革，絕無可行性。 如今的中國，盡管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但統治集團的穩固性並不比毛澤東時代差多少。

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汙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汙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汙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汙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汙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汙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汙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汙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汙，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汙染太多，珠江汙濁是治汙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共產極權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汙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權，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汙、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糊弄民眾，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
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汙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

只反毛左不反鄧右不是真正的反共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中共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中共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中共體制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中共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制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共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中共，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產黨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產黨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產黨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產黨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一邊鼓吹跟鄧右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產黨統治的效果。

毛左跟鄧右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不是中共特務，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中共特別是鄧右共產黨的人是中共特務。

延伸閱讀 左派人士談社會民主主義

作者 劉國凱 寫於 二零零八年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制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制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制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制。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制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制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汙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

  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汙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

  “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制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制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制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制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制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汙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制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制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制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制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制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制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

    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制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

    (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汙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制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制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制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制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制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制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制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制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汙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制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制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制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制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制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制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制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汙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制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制。用它來取代共產黨制度無助於解決其制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制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制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
  
共匪不會改良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說習包子準備實現中國的民主化，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台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制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制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制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

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台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習包子沒有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而且中國已經不是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國家了，因為環境的改變很多人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資訊，而且因為沒有了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對藍領工人的鉗制，共匪已經無法引導廣大中國人民在世界觀層面因為相信共產主義所以擁護共產極權統治了，習包子對中國異議人士的迫害程度不如毛澤東，雖然在迫害方式上更精緻了，比如被精神病，可是習包子的個人權威不足以發動大規模的露天的武鬥，所以民運人士沒有必要特別害怕共匪。

延伸閱讀 農業學者談中共政權對農民的基本權利的剝奪

作者 洪朝輝 寫於 二零零四年

權利貧困是中國農村貧困現象的主要原因，而農民權利的貧困主要表現為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本文分析了農村土地產權的三大特征，即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和多元，國家壟斷的土地處分權的膨脹和隨意性，以及農戶實質享有的土地財產權的被剝奪，這三點構成了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制度因素。筆者進而將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貧困分為土地的使用權利、處分權利和收益權利的貧困等3類，逐項加以分析，從而討論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缺失與農民貧困化的因果聯系，認為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直接導致了農民的失地、失業、貧困、無家可歸、苛捐雜稅以及失去社會保障。筆者借鑒美國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在本文中提出了解決中國農民土地財產權利貧困的3大方向和選擇。

　
　　土地使用權是土地財產權的基礎，土地處分權是土地財產權的象征，而土地收益權則是土地財產權的實質。所謂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貧困就是“農民使用土地、處分土地和獲取土地收益的權利被排斥或剝奪，因而缺乏獲取土地使用權、處置土地財產、決定土地用途和享受土地轉讓收益的應有權利”。　

　　壹、中國農民土地產權貧困的制度因素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農民的土地產權經歷了3次歷史變遷。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使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好景不長，1950年代中期推行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又逐步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完成了由私返公的土地集體化[6]。直到1980年代初，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對土地產權作了壹次不徹底的變動，於是農戶重新獲得了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仍然沒有完整的所有權[7]。199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大規模的征地、各利益集團無止境的圈地，導致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日益喪失，廣大農民再度淪為無地無業的赤貧者[8]。目前，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利和經營權利正面臨著來自三大方面的威脅，即政府征地、利益集團圈地和所在鄉村幹部賣地。

　　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制度原因首先在於農民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虛置，導致其農村土地法人地位的模糊和土地產權主體的多元，農村集體不能有效保護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在法律上，中國的《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都規定了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其基本要旨是農村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9]。而農村集體所有的涵義包括3方面，即村農民集體所有[10]、鄉鎮農民集體所有[11]、以及村內兩個以上的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民集體所有[12]。但在現實中，“農村集體”或“農民集體”是壹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的、沒有法律人格意義的集合群體”[13]，它不同於農民集體組織，也不是法人或自然人，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於是，在具體執法中，有關部門就把“農民集體”與農民集體組織混為壹談，比較流行的做法是賦予村民委員會或村民小組這壹非經濟組織以法人地位，讓它掌握實際的土地所有權，控制所有“農民集體”的意誌，而“農民集體”中的每壹個農民卻失去了直接的參與權與決策權。這樣的制度環境為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的腐敗、專權提供了條件；壹個村的土地權利“含金量”越高，土地的所謂“集體所有權”就越有可能轉化為村幹部的個人支配權。[14]

　　其實，村民委員會並非集體經濟組織，它僅僅是壹個社區自治團體，並不具備作為產權主體的法人資格。[15] 因此，有學者提出，應該剝奪村民委員會的經濟權力，還村委會作為壹個村民自治組織的本來面目。[16]

　　除了村民委員會以外，其他壹些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等也要求行使土地所有權，它們可以不經農民集體的同意，擅自分割和瓜分農村土地，由此既導致農戶利益受損，也鼓勵和促使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對鄉鎮企業進行行政幹預[17]；而這種幹預對農民集體而言往往是“前門拒狼（鄉鎮企業）、後門進虎（鄉村政府）”，因為無論是鄉鎮企業、還是鄉鎮政府，都可能是農民土地權益的侵犯者。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的多元和模糊，必然導致責、權、利的邊界不清，影響長期投資土地的動力，鼓勵各級政府隨意低價征用農村土地，影響農民對土地收益和風險的不穩定預期，並最終推動多元主體對農民巧取豪奪。[18]

　　這種不正常的制度架構導致農村的土地產權出現了兩個荒誕現象。其壹，作為“農民集體”組成要素的農民個體事實上不能履行土地所有權。盡管農民無時無刻不想爭取和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但在政府眼裏，這些現實存在的“個體”是完全可以忽略的，政府只承認那看不見、摸不著的“農民集體”。因此，被那個抽象的“農民集體”取代了的農民個體及其群體就始終無法成為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主體。其二，由於法律上規定的土地所有者是壹個虛幻的“農民集體”，它自然不可能具備法律人格，更不可能具體行使對土地的有效監督和管理，這樣就事實上造成了司法意義上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虛置。[19]

　　針對這種荒誕的現象，有人提出，應該在法律上將“農民集體所有”解釋成“農民共同所有”；然而，“農民共同所有”的實質就是私人所有，這與憲法堅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是對立的。[20]

　　顯然，如果不改變現有憲法的所有制規定，法律上土地產權規定的故意模糊、法規執行的隨意性和行政部門的專斷，就是必然的結果；而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被侵犯，並且由於農民土地權利的貧困日益導致農民物質生活上的貧困，也就難以避免。除了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多元、虛置和模糊以外，無限膨脹的國家權力和隨意無常的政策法規，也影響了村民自治組織代表農民、保護土地的能力，導致村民與國家機構在土地權利博弈的遊戲中往往處於必敗的地位。[21]

　　表面上，中國的憲法規定“農民集體”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但憲法的修正案、《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法律都對這種虛擬的所有權作了致命的限制，導致“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成為壹種擺設。這些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能買賣和轉讓土地[22]，也不能出租和抵押土地[23]，但國家可以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24]。除了國法之外，壹些由政府、政黨和行政機關所制定的“土法”和政策法規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還有種種幹預和限制，不僅無所不包，而且隨意性極大，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25]

　　這樣，在各類法律和法規的重重限制下，“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產權徒有其名，並無其實。首先，名義上的“土地所有人”其實沒有土地的處分權，不得自由買賣、租賃、轉讓和抵押土地，而實際上控制著農村土地最終處分權的是政府，只有經過政府征用之後，“農民集體”才能轉讓所屬土地；其次，土地所有者並沒有土地的收益權，因為政府征用土地時發放的補貼只是壹種政府單方面規定數額、用行政強制手段迫使農民接受的壹次性“補償”，由於“農民集體”根本無法對屬於自己的土地自主和自由地定價，政府計算“補償”時往往會低估土地真正的市場價值，農民卻不能拒絕接受這種按十分不公平的價格計算的“補償”；再次，在政府與農民就土地權益所作的博弈中，政府永遠處於超越法律的絕對優勢地位，具有“天然”的自行賦予的強制力和決定權，農民無法與行政權力的控制者處於平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土地是否征用、土地征用的用途和征用價格，只能而且必須服從政府的意誌。

　　由於“農村集體”的土地產權法律上的模糊和虛置，導致農民難以利用現有的法律與法規抵制各利益集團利用“國家”的名義對農民土地所有權的侵犯，結果“農民集體”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出現了有限、虛擬和無力自保的特徵；而政府或壹些濫用“國家”名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卻成了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最高仲裁者和絕對控制者。[26]

　　影響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另壹基本因素是農民所擁有的實質性的土地產權不被尊重和承認，影響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的有效運用，導致農民經營土地權利的貧困。目前在理解農民的土地權利問題上，存在壹個流行的誤區，以為由於農民個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他們就沒有土地的財產權。

　　其實，所有權不等於財產權，農戶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權、使用權、流轉權和收益權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實質性的土地財產權。[27]

　　2003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土地承包法》），允許“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28]

　　也就是說，農民依法享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和處分權。由此可見，目前農民所合法擁有的土地承包權是壹種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的結合，應該被界定為壹種特殊的和實質的土地產權。[29]

　　既然“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那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就應當具有相對的實質性和獨立性。土地使用權應該作為獨立的財產權，可以創造財富、收獲地租、索取剩余。隨著現代產權理論的發展，財產權越來越傾向於被定義為控制權[30]；誰擁有控制權，誰就擁有實質的產權。既然農戶所合法地擁有土地使用權、承包權和流轉權，這些法定權利實際上已經取代了“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使土地所有權高度弱化，並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實行了實質性的分割。[31]

　　但是，在征地和非法圈地的狂潮中，農戶的土地產權遭到了無情的剝奪與侵犯，農民們不僅難以保障自己的土地使用權、占有權，更無法維護自己應有的對土地的處分權和收益權。而且，由於現行法律對“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也未作明確規定，更不能有效地保障農民的土地權利免遭侵犯，結果依附於土地所有權的農戶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自然也就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境地。同時，在現實中，壹方面農民日益將土地的使用權視為實際的所有權，視地如命，誓死保衛；但另壹方面，面對政府的征地和外力的“侵犯”，農民往往只能消極性地抵制，“表達他們對社區之外占有土地的不承認，造成保護合法產權的高額成本，並因此使土地貶值”[32]，最終的受害者其實還是農民本身。

　　由於“農民集體”事實上無法履行土地所有者的法人職能，農戶的土地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又得不到保護，加上政府和各利益集團對農村土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征用，導致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和經營土地權利不斷受到排斥和剝奪，農民的貧困也因此成為必然。[33]

　　二、農民土地使用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農民土地產權的基礎和核心。沒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農民的土地產權就成為空話，農民的土地處分權和收益權也就無從談起。顯然，農民使用土地權利的有無、多少和長短，直接影響農民的經濟收入與物質利益。盡管在理論和法律上，中國的農戶好像合法地擁有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但在現實中，農民承包土地的權利處處受到侵犯和歧視。[34]

　　首先，婦女的土地承包權利經常被剝奪和歧視。目前，農村婦女不僅在土地承包的數量上與男性農民不同，而且在土地承包期內，若婦女出嫁，她們的承包地往往被沒收。[35]

　　“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責任田、土地入股分紅、征用土地補償、宅基地分配這4大權益是農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農村婦女卻往往難以享受，其應有權利還常常遭到侵害。尤其是適齡未嫁女、有女無兒戶、外村娶來的媳婦和“農嫁非”的出嫁女，這4種婦女群體是農村土地承包和承包調整中權益最容易遭到剝奪的壹群。“中國經濟改革研究院”課題組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有7.2%的受訪婦女目前沒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別是“出嫁後失地”(占45%)，“國家征用後失地”(占17%)，從未分配過土地(占31%)。進壹步的分析發現，在出嫁女、離異婦女、喪偶婦女這3類婦女群體中，每個群體的土地權益依這壹排序由前向後遞減。[36]

　　其次，對承包土地的變動實行行政強制手段，土地的發包和調整程序不公正、不透明。例如，對外出務工農民的承包地往往非法剝奪，抵頂欠款。同時，隨意改變農民的承包土地現狀，往往行政性地任意規定幾年重新調整壹次承包地，經常在村委會負責人變更時隨意解除、改變土地承包合同。另外，當第壹輪耕地承包合同期滿後，地方當局拒不落實第二輪承包的政策（將土地承包期延長到30年），並拒不發放土地承包權證書，導致農民的承包地長期處於“非法”狀態。壹些地方還對農民的承包地實行雙重強制，壹方面強行收回農民的承包地，強迫實行“土地流轉”，強制租賃農戶的承包地，或迫使承包方放棄或變更土地承包經營權；另壹方面又強力阻止農民依法轉讓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在這方面人為設置重重的行政障礙，不許農民的土地脫手。[37]

　　再次，地方各級政府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利往往保護不力，導致農民的冤屈無處伸張。[38]

　　壹些地方行政、司法機關和村級自治組織對侵犯農民土地使用權和承包權的現象，故意擱置不處理，實行“五不”政策（壹是基層法院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訴訟；二是農村土地承包仲裁管理機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請求；三是鄉（鎮）政府不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調解；四是農業行政主管部門不受理農民有關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來信來訪；五是村級組織不執行仲裁、司法結論，或名義上執行，實際上拖延不辦）。[39]

　　最後，曾經流行過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在壹定程度上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理念是農民將所承包的土地在相關企業中入股，長期分紅。例如，自1996年起，四川省三聖鄉紅砂村采用土地入股方式，參與花卉公司的花卉種植；到2003年8月，紅砂村將所有的1,100畝土地以出租形式入股，農民的好處包括各大花卉公司每年支付村民每畝1,500元的租金、村民將獲得由土地承包權入股的保底分紅、出租土地的農民還可以在花卉公司工作。[40]

　　但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後，農民不再直接擁有土地財產權利，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變為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中的股份。這樣，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過去建立在土地實物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有了很大差別。後者的保障相當於物權的保障，而前者的股份收益保障僅僅是壹種債權保障，其保障程度取決於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紅，很不穩定。壹旦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不佳，股份分紅很低，而農民又難以收回自己的土地，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必然受到侵害。即使土地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效益很好，在“集體股”壹股獨大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很容易形成少數村幹部“內部人”控制的局面，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也同樣會受到侵害。[41]

　　土地的承包權和使用權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口糧田是農民的保命田，更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社會保險，而責任田則是農民改善生活的基本手段。壹旦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遭到剝奪或使用權受到侵害，農民的貧困就難以避免。

　　三、農民土地處分權利的貧困　

　　農民是否享有對土地財產的處置權利和對土地用途的決定權利，是農民土地產權的象征，也是土地使用權的壹大標誌。但現行的法律法規在實踐中常常嚴重侵犯農民對土地的處分權。

　　首先，農民缺乏自主決定土地用途的權利。現行的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同時法律“禁止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42] 另外，依照《土地承包法》第17條的規定，農民有義務“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於非農建設”。[43]

　　這樣，農民的土地就只能用於農業，哪怕是無利可圖、增產不增收、賠本經營；而且各級政府部門都有權幹涉農民自主安排的生產經營項目，或強迫農民購買政府部門指定的農用生產物資，乃至規定農民必須按政府部門指定的渠道銷售農產品。[44]

　　限制農民改變土地用途的此類規定已經成為農民貧困化的壹大原因，因為目前中國農村的耕地收益呈邊際遞減狀態，無論農民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在現有土地上的耕作收益仍然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若強行規定農民只能將土地用於農業經營，無異於強迫農民維持貧困的生活。權利的貧困影響了機會的貧困，而機會的貧困直接導致財產的貧困。　

　　其次，農戶轉讓土地的權利也受到法律限制，制約了農民轉營其他行業或遷居進城的機會。在東南沿海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村居民另有謀生途徑，往往沒有足夠的精力從事農業生產，但還是要承擔由土地帶來的稅費，因此土地已成為負擔。[45]

　　盡管《土地承包法》允許土地流轉，但目前農村土地所有權虛擬的問題並未解決，而且土地的最終處分權仍然為政府及其代理機構所控制。所以，農民的承包地能否自由和公平地流轉，顯然面臨相當多的障礙。[46]

　　《土地承包法》雖然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願，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但同時又規定，“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47]

　　這樣的制度限制要求農民進城時必須無償地放棄承包地，這樣就使進城農民以往在土地上的投資無法通過土地買賣收回，也令尚未進城的農民失去在土地上投資的興趣。更重要的是，這壹限制實際上是對進城農民土地流轉權利實行不公平的剝奪，結果是他們壹旦進城就成為名符其實的無產者，甚至可能淪為城市貧民。[48] 這樣的規定事實上阻礙了農村居民進城謀生。　

　　再次，越演越烈的政府征地也嚴重剝奪了農民處分土地的自主權，成為造成農民貧困的壹大根源。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圈地運動”造成數千萬農民失地失業，平均每年流失的耕地數量為1,000萬畝以上，人為征、占耕地數量為500萬畝，按人均2畝耕地計算，13年間失地農民數量至少達6,500萬人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表明，1987年至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這就意味著至少有2,276萬畝耕地由原來的農民“集體所有”變成了政府所有。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這意味著失地農民的隊伍還將急劇擴大。[49]

　　這種運用國家權力對農民及其“集體”土地產權的征用，充滿了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合理。現行法律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用於非農業建設的，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建設用地使用權”，而且“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50]

　　這樣，“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就隨時可以被政府以“征用”為理由而變成“國家所有”，然後政府再把“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給建設單位[51]，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處分權實際上掌握在政府手中。雖然各國都有政府征用土地的制度和實踐，但中國這種“征用”卻與各國的正常情況不同。在中國，“征用”農民的土地常常是借助政府的行政權力對農民強制性剝奪，而且“征用”的目的也未必是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目的，而可能是政府部門與房地產開發商勾結強占民地圖謀暴利。

　　例如，山東省升華玻璃廠需要建廠土地，當地政府於2003年2月強行征用山東省新泰市谷裏鎮北谷裏村壹百余戶村民的口糧田。農民的這些承包地原來都有長達30年的承包合同“保障”，但當地壹位土地管理部門的官員認為，雖然依照法律和規章制度，征地需要經過每個村民的同意並簽訂協議，但只要政府認為必要，哪怕只有村委會幹部的認可，國土管理部門也照樣可以發放征地文件和證書。在新泰市的這個強制征地案中，當地派出所竟然還出動了6輛警車，將不同意征地的農民拘留了十幾天。於是，盡管征地手續尚未辦妥，升華玻璃廠就在這塊搶占的土地上舉辦動工的奠基儀式了。

　　由於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急於取得政績以謀求升遷，所以往往在資金和土地尚未準備妥當、項目可行性研究也未完成的情況下，就強行推動壹些工程項目的開工，於是就出現了對農民的土地“先用後征”的違法用地情形，甚至到了工程剪彩時征用土地的手續還未完成，就連壹些國家重點工程也是如此。[52]

　　第四，農民的土地產權日益成為私營企業“圈地”的犧牲品。目前將農民的土地納入私人的公司化經營已經成為壹種趨勢。不少村委會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往往越俎代庖，搞“捆綁式”的土地流轉，不讓農戶與有關的公司或企業直接談判，侵犯了農民的自由意誌與參與權利，這樣在農村土地市場發育的過程中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農民卻不具備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利。

　　在農民與公司的談判過程中，任何徹底放棄土地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合同都會傷害農民的根本利益。有專家指出：如果能夠通過“公司加農戶加基地”的方式組織生產經營和配置土地，就應該盡量不實行土地租賃或土地轉讓；如果適宜與農民簽定產品合約的，就應當盡量不簽定土地要素合約；如果適宜短期土地租賃的，就盡量不簽定長期土地租約。[53]

　　但在許多情況下，公司與農民談判時並不遵行這3條原則，經常損害農民的權益。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也認為，正在興起的公司加農戶加基地的發展模式，將使這些“基地”上的農民從此演變為“基地”的依附，其產品的供銷渠道完全由這些公司控制，農民將失去選擇權和自主權，僅僅成為“基地”的生產工具。[54]

　　在推進農業的公司化、企業化、產業化經營中，壹些公司、企業進入農業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經營、開發農業，而是為了圈占並長期支配農民的土地。這些公司、企業與鄉、村幹部合謀聯手，以“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發展農業產業化”為借口，由集體經濟組織出面，將農民成千上萬畝的土地強制收回或租回後，再長期承包或租賃給這樣的公司、企業，從而達到長期控制農民土地的目的。農民試圖收回自己的這些承包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他們的就業和生活可能失去保障。[55]

　　另外，公司化的農業經營可能會構成對家庭經營的不公平競爭，將打擊相對落後地區的農戶經營者，使其難以生存而日益走向貧困化。[56]

　　第五，農民的土地處分權還不斷遭到基層農村政府和村委會組織的侵犯。由於農民在土地流轉和處置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參與權被剝奪，結果基層政府和村委會組織在這方面的權力膨脹，“黑箱作業”大行其道。[57]

　　據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齊景發介紹，至2000年年底，中國已有98％的村民組實行了第二輪土地承包，確認土地承包期為30年的占92％；然而，此後3年中，全國農村已有5％以上的土地被轉包、出租或出讓，在東部省份更達到10％以上，這種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多以強制流轉和超期流轉的方式進行，為農村幹部的腐敗提供了溫床。[58]

　　這方面的壹個惡劣的案例是，湖南省臨澧縣陳二鄉政府強行收回了農民的1萬畝承包地，廉價租賃給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種植楊樹，交換條件是這家公司支付的土地租金交給鄉政府支配。該公司和陳二鄉政府簽訂的合同明顯不利於農民。按照鄉政府簽訂的這個合約，陳二鄉必須為企業提供相對集中連片、而且適宜三倍體毛白楊生長的土地1萬畝，租賃時間為20年，土地租賃價格僅為每畝128元，土地經營權證交企業持有。為了“落實”合同，陳二鄉政府采取了強制手法，先讓各村報了壹份“土地租賃簽約委托書”，從而命令各村“全權委托鄉人民政府與湖南洞庭白楊林紙有限公司統壹簽訂租賃合同”；接著各村委會又對農戶承包地作了大調整，每人僅留7至9分口糧田，其余土地壹律交給村委會，並要求農戶在統壹印制的“土地流轉申請書”上簽字、按手印。鄉政府從該公司取得了這壹萬畝土地的租金後，根本不給土地的合法主人──農民，而是用抵銷農民“欠”鄉政府和村委會稅費的名義，把這筆地租留給鄉政府開支了。[59] 顯然，農民壹旦失去了土地的處分權和自主權，必然在生活上淪為貧困群體。　

　　四、農民土地收益權利的貧困　

　　農民的土地收益權是農民土地財產權的實質，如果農民不能有效地擁有土地收益權利，對他們來說土地就只是壹種沒有價值的擺設。由於土地是有值物品，所以土地使用人和承包人可以而且應當通過處置土地和轉讓土地使用權而獲得土地收益。[60] 但在現實中，農民的土地收益權無法得到保障，土地流轉的真正價值不能得到切實體現與補償。　

　　首先，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民無法參與征地費用補償的決策過程，補償多少、何時補償、補償多久，完全由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確定。例如，《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61]，但在現實中，多數村委會往往不經過任何民主程序就將土地轉讓，並機動地長期用於對外發包，甚至故意泄露土地招標、承包標底的秘密，取悅於征地單位，從而讓村委會的經辦人獲取不當利益。[62]

　　其次，農民失去了被征用土地補償決策的參與權利，其經濟利益必然受損，在這種情況下，征地的補償標準普遍偏低。《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至10倍。”[63]

　　而在浙江省湖州地區的白雀鄉，當地農民每畝得到的征地補償還不足2萬元，僅相當於白雀鄉2001年農民人均收入的4.2倍，比國家規定的少了壹半。必須指出的是，農民失去的是永久的土地所有權，而土地征用者在二級市場上把低價征來的土地再拍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壹畝有70年使用權的土地地價就高達幾十萬元，這是壹種超過容忍極限的對農民的殘酷剝奪。[64]

　　第三，征地單位和農村集體肆意克扣農民的土地轉讓收益。目前，在土地轉讓過程中壹般是對村民集體和農戶這兩方面實行補償，許多征地補償費經過村委會截留後，實際到達被征地農民手中的已經很少。這種借助國家權力對農民的土地財產進行不對等補償的國家征用，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例如，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荊州段給農民的安置補助費是每畝500元，僅為法定最低標準4,800元的10.4%。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為2.19億元，可付給農民的征地補償費僅為可憐的591萬元，只占總數的2.7%。而且，征地補償費還經常被層層克扣，湖北省襄荊高速公路征地補償費下撥後，被省襄荊公路指揮部克扣837萬元、被荊門市指揮部克扣1,502萬元、被荊門市東寶區克扣190萬元、有關鄉鎮共克扣1,192萬元，這筆補償費到農民手中之前已被截掉了45%。[65]

　　第四，有關部門還極力壓低地價，推行“廉地引商”政策，慷農民的血汗利益之慨，以“改善”所謂的投資環境。目前，不管是體現公共利益的國家重點工程，還是以營利為目的房地產開發，壹概都是由政府以較低的價格強制性征用農村的土地，土地的這種低價流轉往往以低於正常水平的價格出租或發包，而農民得到的征地補償費遠小於政府收繳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這樣做是不等價、不平等的土地產權交換，嚴重剝奪了農民的財產權利。同時，許多地區不惜犧牲農民利益，壓低地價，以地引商，普遍以“優惠政策競賽”來招商引資，他們只講“為老板鋪路”，不講“為農民服務”，寧可得罪農民也不願得罪投資商。[66]

　　而且，由於土地征用成本低，部份地方出現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等現象，不僅浪費了大量土地，而且損害了農民的根本利益。[67]

　　中國國土資源部提供的數據表明，2002年上半年群眾反映的征地糾紛、違法占地等問題占信訪接待部門受理總量的73%，其中40%的上訪人訴說的是征地糾紛問題，在這之中又有87%反映的是征地補償安置問題。國家信訪局2003年受理土地征用的初次來信來訪案件高達4,116件，大部份也是集中在失地失業問題上，其中沿海地區的浙、蘇、閩、魯、粵5省占了41%。這意味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速度愈快，失地農民問題就愈突出。安徽、江蘇等省土地問題專家和基層群眾普遍認為，“貨幣化安置”的通行做法不能使農民“失地有業”，農民也無法用這麽低的補償去創業。[68]

　　第五，不僅征地的決策不公開、征地的補償不公平，而且征地的補償標準不統壹。中國農民長期信奉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對同壹地區不同補償標準的現象尤其敏感。目前，壹些村民委員會往往對同壹區塊或同壹項目內不同用途的征地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旨在取悅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企業，換取更多的特殊優惠，其結果是農民為此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例如，1998年，在浙江省湖州市湖織公路建設的沿線鄉鎮，土地征用補償標準從0.45萬元/畝到0.60萬元/畝不等，而在同壹區塊內的高速公路征地，則執行了1.35萬元/畝的征地標準；更有甚者，浙江省湖州市區的壹個鎮以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為名，用土地置換戶口的辦法把934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鎮政府所有，而農戶竟然未得分文的土地補償費。這樣，土地征用補償標準的隨意性和不壹致性，導致農民持續不斷的集體上訪，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了社會穩定。[69]

　　農民土地的價值在於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農作物及其它物品。如果壹畝農地生產作物的預期產出價值是每年1千元的話，那麽，這塊農地的實際價值至少相當於今後幾十年內預期產出價值的總和。征用具有長期使用權的農民的土地，不僅意味著取消農民當年的農產品預期收益，也剝奪了農民在這塊土地上今後幾十年的預期收益。[70] 土地乃農民的資產，剝奪農民的土地收益權利，就是剝奪農民的資產，而資產被剝奪就必然導致農民生活的貧困。　

　　五、農民土地產權貧困與農民的生活貧困　

　　事實證明，哪裏有侵權，哪裏就有貧困，權利貧困與生活貧困密切相關。上述的農民土地使用權、土地處分權和土地收益權的貧困，直接導致農民的生活貧困，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71]

　　民以食為天，食以土為本。農民的失地首先直接導致失業，因為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生產資料，被政府征用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意味著收入來源渠道的減少、甚至斷流。據浙江省湖州市城市規劃區內42個行政村的調查，2001年底集體耕地比1992年初減少41%，人均減少0.41畝。同期因土地被征用而需要安排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1.12萬人，但通過政府協助安置的勞動力僅為806人，只占7.2%；除了失去土地後自謀職業者外，這42個行政村仍然有0.59萬人處於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占53.1%。　

　　土地被征用的農民因知識水平、文化素質、專業技能等方面的差異，無法與城市勞動力競爭較好的職位，在勞動力市場上必然處於劣勢地位，所以，失地、失業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斷拉大。[72]

　　例如，在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潘墩村1千多農民當中，有700多人因征地而失去耕地。該村的失地農民有的去外村承包土地，有的騎摩托車非法拉客，有的則到處上訪。該市馬尾區儒江村村民倪仕炎說：承包地全被征掉了，我們現在是農民不像農民、市民不像市民，出門是寬闊的馬路、擡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　

　　各級政府之所以熱衷於征地，是為了“低征高出”、“以地生財”。[73]

　　例如，上海市開發浦東地區時，每征壹畝糧田向當地農民補償2.3萬元，每征壹畝菜地補償2.8萬元，然後平均每畝地再投入6至7萬元完成“七通壹平”工程，土地征用及開發成本每畝不過10萬元，但政府將開發後的土地出讓給房地產開發商或工業企業時的售價卻是每畝20至30萬元，每畝獲利高達10至20萬元，是農民獲得補償費的許多倍。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錫文估算，計劃經濟時代的工農業“剪刀差”讓農民付出了6,000至8,000億元的損失，而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最少使農民蒙受了2萬億元的損失。[74]

　　在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潘塘鎮兩山口村的農民1997年以前人均有1.3畝土地，1998年當地政府興建“食品城”開發建設項目，大量征用該村土地，現在村民人均只有0.4分地。當地壹位農民於剛永久失去了3畝多土地的使用權，得到的補償費僅為1.5萬元，現在全家居住的地點雖然在行政區劃上改屬潘塘鎮街道辦事處管轄，但是他們還是農民身分，而且沒有了土地，只能靠打工生活。[75]

　　失地、失業必然導致農民收入急劇下降。在安徽省阜陽市潁州區前新宅村，過去全村人均1畝多地，當地為興建飛機場而征地後，每人剩下不足2分地。村幹部征地前保證每畝補償6,500元，但占了地後就變卦了。雖然補償費前後追加了20多次，但每畝補償額仍然不足3千元。而且，地壹占，農民就被“壹腳踢”了，全村無壹人被安置就業。壹位66歲的農民張桂生只好到城郊蹬三輪車拉貨，壹天只能掙3、4元錢，他住在低矮潮濕的小屋中，屋裏只有壹袋面粉和壹碟黴味撲鼻的腌鹹菜。安徽省阜南縣三塔鎮擴建、辦廠占去了大量良田，塔北村農民余立軍的5畝承包地被占掉2畝多，被鎮政府用於建設保鮮庫供3家企業之用。征地後起初由工廠每畝補貼余立軍300公斤糧食，按集市價格抵交他該納的稅費。但後來這個工廠垮了，7年多來失地補貼成了泡影，但他的2畝多承包地仍被企業的住宅區占用，他四處奔走卻投訴無門。[76]

　　失地、失業、苛捐雜稅不僅導致農民的收入減少，而且逼使他們離鄉背井、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民的主力。農民失去土地財產權利的直接後果是失去土地，而失去土地意味著無家可歸，許多當年有地有業的農民現在不得不加入城鄉的貧民階層。[77]

　　以四川省自貢市為例，1993年該市開始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當初計劃征用土地10平方公裏。10年來自貢“高新區”已經征用了約5平方公裏的土地，其中緊鄰自貢城區的紅旗鄉有上千戶農民因此離開了生養了幾代人的土地。紅旗鄉處在城鄉結合部，原來這裏的農民較為富足。以白果村八組為例，全村280人擁有土地303畝，主要種植糧食和蔬菜，再加上壹些副業，農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2千元。自從1995年他們的土地被征用以來，農民領取的每人8千元安置費早已用完，現在只能自謀生路。例如，黃永農和村裏的幾個農民只能靠在高檔住宅“藍鷹花園”的建設工地附近揀垃圾度日，每天最多掙5至6元錢。1995年征地前黃永農有1畝地，種植水稻和蔬菜，衣食無憂，再加上養豬養雞，每年能有2千元純收入。土地被占用後他每個月只能領到80元左右的生活費，這個數額比自貢市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143元還低得多。[78]

　　而且，從1997年開始，該村失去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失去世代居住的住房。幾百戶農民與“高新技術開發區”簽訂了房屋拆遷協議，暫時搬進了周轉房，但周轉房陰暗潮濕，屋頂漏雨，道路泥濘。失去土地的紅旗鄉農民曾經把今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高新區”新開辦的工廠身上，期盼能早日進廠打工掙錢。可是，土地被征用5年多了，在這個所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並未出現農民們期盼已久的工廠，反而是蓋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79]

　　過去幾十年來，各地政府推動的“萬畝果園基地”、“中國蔬菜之鄉”、“某某開發區”等現象非常普遍，這都是以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為條件的。同時，農村基層政府政出多門，對農民不合理的集資、攤派、提留名目繁多，也構成了對農民權利的侵犯和對農民收入的掠奪。

　　除了失地、失業、稅費、貧困、無房以外，農民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這樣，失地、失業農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難。[80]

　　眾所周知，中國的農村長期以來就從未建立過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們即使因土地被征用而失地失業，而政府通過低價征地獲得了大量收入，但仍然沒有充份的把失地失業的農民納入健全的社會保障的範圍。現在，壹些地方尚在局部試驗的農民養老、醫療、失業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的復蓋率很低，而且這些試驗往往采取“農民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支持”的做法，農民們基本上不認同。壹項統計表明，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只占總人口的11.5%。於是，大批失地失業的農民正持續不斷地加入底層貧民的行列，成為城市化進程中壹個新的社會弱勢群體。[81]

　　無形的權利很容易被忽視，但權利貧困必然導致有形的生活貧困。遺憾的是，許多學者只從表面上探討“三農”的危機，將“農民太苦、農村太窮”的原因歸結為攤派太多、稅費太重、官員太腐敗、農民太無能等表面現象，從如此角度來觀察“三農”問題，提出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治標不治本、事倍而功半。

　　六、農民土地財產權力貧困的治理方向與選擇　

　　鑒於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權利貧困，鑒於“富也權利、窮也權利”的現實，可以認為，解決農民貧困的根本之道應該而且必須是賦予農民權利、維護農民的權利、發展農民的權利。為了解決目前農民在土地財產方面的權利不足，筆者提出三個治理方向與選擇。

　　第壹，土地征用規範化。國家征地是任何壹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但是象中國目前如此模糊的法律、隨意的執法和不公的補償，古今中外確實罕見。鑒於征地問題已經成為侵犯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重要“元兇”，所以，建立國際公認的土地征用規範乃是中國的當務之急。美國的土地征用經驗值得中國借鑒。筆者以為，中國需要在制度上和技術上作出壹些必要的安排。首先，中國的憲法需要對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作出明確規定。美國很註重在憲法層面上保護公民的財產。如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規定:“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沒有公平的補償(just　

　　compensation)，不得征用私有財產供公共使用”。[82]

　　盡管中國農民的承包地在法律上不屬於“私有財產”，但如前所述，農民承包地所具有的使用權、處分權和收益權已經構成了特殊的土地財產權，應該如同私有財產壹樣得到憲法的保護。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建立“正當的程序”以及如何界定“公平的補償”。　

　　根據美國的經驗，有關政府征用土地的正當法律程序應該涵蓋下列原則和步驟，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利。其壹是正當性。必須依照嚴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評估國家征地的正當性。在美國，政府無償征地的範圍十分嚴格，只限制在土地區劃(Zoning)、建築與健康法規(Building　

　　and Health Code)、轉移要求(Set-back　

　　Requirement)、土地分割(Abatement)、汙染(Pollution)以及出租管制(Rental Control)等。[83]

　　根據中國國情，政府征地必須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國家的強制性征地權主要應是公益性的，包括水利、交通、國防、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檢法設施等，而商業開發和企業行為不能借助國家的行政權力強行征地，而是必須通過向國家、向農民購買租賃等市場方式取得，其價格也應由市場決定。[84]

　　尤其是應該防止“權錢勾結”，阻止那種借政府的行政資源和司法強制以公益性目的為名低價征用農業用地，然後再把征用來的土地高價出售於商業用途的做法。[85]

　　二是公開性。政府必須以公告的形式書面陳述需要征地的具體理由，並需要提出反證，說明如果不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征地將產生什麽負面後果。同時，政府機構必須舉行公開的聽證會，農民可以在聽證會上質疑政府的征地理由，並有權要求政府放棄征地行為。[86]

　　三是互利性。政府機構對所征的農民土地要作財產評估，並向農民提交評估報告、提出補償價格，而農民則有權討價還價(counter-offer)。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政府可將案件送交法院處理。獨立於政府的法庭可以要求雙方聘請獨立的資產評估師(Appraisal)，提出評估報告，並由法庭作出調解。如果雙方仍然不能達成壹致，法庭負責組成民事陪審團，確定合理的補償價格。判決生效後，政府必須在30天內支付補償金，並同時取得被征收的土地財產。[87]

　　除了正當的法律程序以外，土地征用的公平補償（just　

　　compensation)問題也是保障農民權益的壹大主題。結合美國經驗，中國土地的公平補償主要應該體現在三大方面。其壹是主體的公平。盡管中國農民承包地的所有權主體是多元的，包括農民集體（村委會和村民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如鄉鎮企業）及農戶本身，但征地補償對象必須以農戶為主，對農戶實行全額、對等的補償辦法，因為農戶才是土地的實質使用者、經營者和受益者。必須防止農村基層幹部對征地補償費用的層層截留、克扣和盤剝。[88] 同時，還要考慮農民失去土地後的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用土地換社保[89]，對農民的補償可采用按年分期補償的辦法，為農民建立長期受益的社會保險機制[90]，並由此改革現有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壹次性貨幣發放的辦法，應該在農村按年齡段分類建立社會保障體系。[91]

　　其二是客體的公平。征地的補償不能僅限於土地本身，還應包括土地之上的壹切附加物，如莊稼、建築和水井等；還需要包括與土地有關的無形資產(goodwill)，如特定土地的形像和聲譽等。[92]

　　鑒於失地農民無屋可住的悲慘情景，征地部門需要實施留地安置政策，按壹定比例向土地被征用的村核撥建設留用地，為失地無屋農民建造商住樓，提供農民就地創業的機會。[93] 其三是估價的公平。其基本準則是法律要求補償的價格應當以公平的市場價值為依據。[94] 在美國和西方其它國家，這主要依靠獨立的資產評估師提出評估報告。[95]

　　所以，制定中國財產評估師的考核規則、推動財產評估師的產生機制、培育財產評估師的人才環境，已經成為國家征用土地能否公正、公平和公開的重要條件。　

　　第二，土地市場化。土地征用的規範化可以為土地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化環境，而推動和實施土地的市場化則是落實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壹大保障。[96]

　　中國的《土地承包法》允許農戶自由流轉土地的使用權和承包權，為土地市場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是，土地流轉只是土地市場化的萌芽，離成熟的土地市場化要求仍然存在相當距離。大致而言，土地市場化至少需要滿足下列三大要素。　

　　壹是土地用途自由選擇。既然農民在法律上享有土地的使用、處分和收益等權利，就應當充分尊重農民對土地經營用途的自由選擇，包括種什麽、種不種、種多少、種多久。沒有農民對土地用途的自由選擇，土地市場化只能是“空中樓閣”。同時，由於農民處於天然的弱勢，國家不能阻礙農民運用上述權利，而且應當運用適當的法律手段積極保護農民行使自主的權利。當外力侵犯農民自由選擇土地用途的權利時，國家要通過法律法規加以制止和懲處。[97]

　　二是土地自由交易。土地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土地市場的自由開放，目前中國的土地交易基本上沒有西方社會那種正規的市場條件，“壹級市場”由國家控制，“二級市場”長期不許農民進入，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終處在被排斥和被剝奪的地位。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最後壹道防線，也是是否出現“陳勝、吳廣起義”的關鍵因素。若政府長期、持續地低價強制購買農民的土地，農村的穩定就無法保證。[98]

　　推動土地市場的開放和土地交易的自由，有助於減少政府、企業、村民自治組織的中間盤剝，提升農民在土地市場中的主體地位，又能發展壹支專業的地產經紀人隊伍，可嚴格地按照土地市場的專業規範推動農地的自由流轉。　

　　三是土地自由抵押。土地作為壹種商品自由交易的前提是農民擁有抵押土地的權利。所以，目前中國必須賦予農民土地的物權，允許農民用土地抵押，促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變成壹種準商品。[99]

　　問題是目前農民需要貸款時能抵押的只是土地的承包權而不是所有權，而銀行允許土地承包權的抵押是壹種很大的金融風險，這種承包權在現實中的不穩定更增加了銀行的抵押風險。因此，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演進為所有權是推動土地抵押的必要保證。　

　　四是土地自由兼並。土地市場化必然導致土地的兼並，而農村土地只能通過市場化的兼並才能達到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目前，城市中的企業兼並比比皆是，並由此必然導致企業所在的土地的大量兼並，為什麽城市可以兼並，企業可以兼並，而農村土地就不可以兼並呢？目前農村的兼並僅限於土地的承包權，其弊端在於，承包權只有30年，而投資的收益是不受承包年限約束的，30年後的資產增值誰來受益，又如何計算？於是，土地私有化又是壹個難以回避的議題。[100]

　　第三，土地產權多元化。政府征地的規範化、土地經營的市場化有助於推動土地產權的多元化，為中國出現壹個充滿活力和選擇的農村土地結構創造條件。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是維護農民權益的重要因素，因為土地產權的多元化意味著農民選擇權利的自由化，既包括選擇參與，更包括選擇“退出”。[101]

　　土地產權多元化主要涵蓋三個創新土地制度、保障農民權利的因素。首先，它對現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構成挑戰。過去幾十年來土地承包制阻礙了農民更多的選擇權利和自由，因為它模糊了土地所有者的主體地位，三十年到六十年的期限限制了土地投資的長期性與穩定性，小塊土地的分割特點影響了土地的規模經營，而且承包合同導致農民稅費義務的剛性化。這種“壹刀切”的壹元化土地使用體制窒息了土地制度的生機，影響了農民積極性的充分發揮，無法提供財產安全和激勵機制，抑制了農民財產積累的沖動。所以，急需設計與實施壹種與農村多元化經濟相適應的多元化土地產權制度。[102]

　　人們需要建立壹種基本的觀念：不管壹個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是多麽完美、有創意、又得人心，只要它是壹種強制的壹元化制度，就不是壹種有生命力的制度。壹種好的制度設計必須容許民眾具有選擇的權利和退出的權利。　

　　其次，土地產權多元化能夠促進新土地制度的實踐。壹旦土地承包制的壹元選擇能夠打破，將有助於推動各種新土地制度的創新與實踐。例如，土地租賃制能提供農民租賃收成的新選擇，取代土地承包制所規定的剛性義務，有助於土地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選擇分成經營和租賃經營的方式，而不是“壹刀切”地實行勞動計酬的經營方式。這不僅能夠照顧弱者、激勵強者，更是體現農民土地經營權利的壹大象征。[103]

　　另外，土地股份合作制也能促進土地產權的多元化選擇。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為名、以按股分享土地資本收益為實的財產制度，農民以交出土地使用權為代價，獲得按照人口分配的企業收益的成員權，由此能夠體現土地農轉非的增殖收益和社會保障的股權。但是，它的主要弊病是企業的收益分配權與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的交換並未通過公開的市場交易，所以多數農民所擁有的股權只是“虛股”，不能轉讓、繼承、抵押，屬於殘缺產權，它與1953年至1955年推行的“以土地入股、按土地分紅”的初級社類同，但又與初級社的“入股自願、退股自由”的原則相違背，因為土地股份合作制實行的是人去股消，沒有退出權。但是，有缺陷的多元實踐畢竟比僵化的壹元統制要好。[104]

　　再次，土地多元化提倡價值中立的制度選擇，不論制度形式的“好”與“壞”，只講制度效能的高與低。土地產權多元化意味著農民有權選擇任何壹種制度形式，包括土地的人民公社制、集體所有制、家庭承包制、租賃合同制、永佃制、股份合作制、甚至私有制。在多元化的制度環境下，土地私有化或土地公社化的兩極制度都應該成為壹種選項，但不應該是唯壹的選項，國家不僅應該允許壹些地區保留集體勞動的工資計酬制，也應該允許個別地區試驗土地私有制。允許“左中右”不同體制的存在、提供農民切合自身需要和條件的土地制度，才是土地產權多元化的題中應有之意。

　　例如，基於中國各地區土地狀況、經濟發展和人文環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土地的產權形式也必須具有相應的靈活性和變動性。在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民種地的經濟成本高、比較利潤低，但農民流轉土地的市場價格高、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機會多，這樣，土地的租賃制、股份制和私有制就有助於農民完成土地和身份的雙重轉型，而且由此產生的土地抵押和兼並也有助於加速東部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105]

　　但在中西部地區，土地貧瘠、農民困苦，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唯壹資源，貿然推動土地私有化將導致兩極迅速分化；而且，由於西部土地的價值較低，願意兼並西部土地、投資西部土地的企業和個人相對較少，所以，維持西部土地的家庭承包體制、維護西部農戶的合作傳統，不失為目前適宜中西部農村土地產權的較好模式。[106]

　　總之，征地規範化、土地市場化和產權多元化是三大相互關聯的土地制度安排，因為只有規範了農民土地征用的程序、保證了土地交易的公平，才能推動土地交易的市場化、促進土地租賃、抵押和兼並的健康發展；同時，只有在土地征用規範化、土地經營市場化的制度環境下，理性而充滿活力的土地產權多元化才有可能。尤其是，規範化、市場化和多元化的土地制度能夠切實維護和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因為規範的征地能夠保證農民土地轉讓的公平、公正與公開，自由的土地市場能夠有助於農民在市場機制下自主選擇土地的占有方式、使用途徑、處分方法和收益多寡；同時，產權的多元化能防止壹元化的強制，有利於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能力的農民自主選擇土地的產權形式。這樣，農民土地財產權利的保障最終有助於在根本上減緩和根除農民的貧困，有利於中國農村運用權利的杠桿，提升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

十九大之後，中共《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審議，在將耕地承包期再延30年的基礎上，將以法律形式確定農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中共官媒宣稱這將使農民的身價上漲。不過外界認為，這種做法會使本該非常簡單的土地復雜化，同時，還會造成新壹輪圈地運動升起，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

壹部關乎6億人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給十二屆中共人大常委會初審。據稱將以立法的形式對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進行所謂三權分置。

根據這個修正案，土地的所有權仍然歸集體所有，農民則只擁有土地的承包權，也就是使用權。但經營權歸實際經營者，也就是說，農民可以把耕種或經營的權利轉讓給其他人。

實際上，由於農民進城打工，在中國2億3千萬戶承包土地的農民中，早已有1/3將土地轉給了別人經營。因而這次的修正案，只是將既成事實加以所謂法律追認。

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這可能引發新壹輪的圈地運動。

土地就是擁有權和使用權，為什麽這樣做三權，可能跟中共利益集團想侵占農民的土地有關系，讓城市的資本，讓中共官僚的資本得以去大規模的收購農民承包權中的壹部分經營權，到時候承包經營的時間慢慢延長，原來承包的人他的權力就沒有，最後取得經營權的人取得大面積的土地後，就可能不需要管原來的農戶了，跟所謂的集體來承包，這就是圈地運動。

這還會造成本來壹些不願意把自己土地轉包出去的農民，由於自己周圍的土地轉出去造成大量的機械化生產，或建成其他東西，也不得不失去自己心愛的土地。

中共黨媒稱，這個修正案草案會使6億農民的身價上漲。

不過有學者，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這在前些年已經有了前車之監。

就像以前把農田變成開發商的地後，賺的大錢實際上都被土地開發商和政府拿去了，農民可能開始發壹點小小的財，生命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別人拿走，農民最後還是被剝奪了自己的財產。

另外，草案規定，承包權和經營權都可以用來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也就是說，壹處土地可以兩次用來擔保貸款。

長期關註和報導土地問題的中國學者認為，經營權用來融資，等於用租來的房子進行抵押貸款，是完全錯誤的。

目前中國農地抵押貸款規模越來越大，外界認為，這不但損害了農民的利益，銀行的風險也會越來越大。這為高利貸者搜刮農民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據，最終造成土地兼併。

壹些專家認為，農地制度安排本來需要簡化，現在反而更復雜了，這種所謂農地〝三權分置〞，帶來的問題可能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部份學者認為，這個草案因為沒有改變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也就不能解決壹些實際問題。

土地的所有權在國家手裏，就不能根本的改變國家強行收回農民土地的做法，也不能改變現在這種鄉鎮、縣在開發項目過程中霸占農民的土地，它也解決不了環境保護的問題。

中國本來自古就私有的土地，在中共治下已經經過了幾番折騰。

1950年，中共為了拉攏農民，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後，分給農民，當時中共黨魁毛澤東估計因此死了2-3百萬人。但分給農民的土地卻好景不長，不到3年又被中共合作化，變成集體統壹管理和經營。1978年，又改為把土地分給家庭耕種，有了所謂的農民土地承包制，並延續至今。

要想解決土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各種矛盾，只有把農業用地的所有權還給農民才是根本。

十九大之後中共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表示中共將實行住房供地和宅基地改革，他有關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說法，引發外界關註。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共權貴在強拆民宅遭遇抵制後，采取的迂回饞食農民宅基地的辦法。

姜大明在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表示，中國將實行宅基地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以後宅基地的所有權歸集體、農戶擁有資格權、使用權則適度放開。

他聲稱，這是壹項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不過，部份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認為，這次所謂的創新等於是在剝奪農民對宅基地的使用權。

這些東西都是中共在玩弄文字遊戲，在愚弄中國人民，它的集體就是中共，就是村書記，就是中共基層官員。

農民的所謂資格權也不能說是壹種權力，中共的所謂集體擁有權才是真正的權利。

妳如果是擁有者的話，妳就有使用權力，也有資格去轉讓，這些都是在蠶食農民的權利，使用權轉讓出去，就使得其他有錢有勢的人可以去大肆的收購，把宅基地轉為其他用途，這樣農民又壹次被盤剝。

中共在打江山時用耕者有其田哄騙農民為它賣命，不久就全部收回，後來通過人民公社把土地變成所謂集體所有後，還給農民留下了宅基地，這壹次宅基地也要拿走了。

根據中共黨媒的報導，宅基地改革後，政府不再為農民無償提供宅基地，而農民可以有償退出宅基地。

有學者認為，這個措施，除了剝奪農民的宅基地之外，還有其他的目的。

壹個目的就是給地方政府它們的財政做壹些充血，因為目前中共這個體制下的很多鄉、鎮、縣這幾級的地方政府都處在壹種面臨破產的狀態。

中共這壹次的宅基地改革所涉及的，應該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周邊地區。

這些農村的住宅用地，它的價值是很高的，它讓農民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得到壹定的利益，它就不會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周邊引起比較尖銳的官民矛盾。

前些年的壹次又壹次血腥的強拆圈地運動，給中共的執政形象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現在通過這種軟手法把宅基地收走後，讓農民在壹棟大樓裏享有壹點點的所謂資格權，到時候再趕妳走，壹張白紙的資格權，影響就不大了。

據報導，姜大明還稱，他們將研究制定在權屬不變、符合規劃的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要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中共這種做法是為了緩解中共權貴在城市制造出的房地產泡沫。

他們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從中賺了很多的錢，造成現在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把中共中央政府、銀行、財政金融都綁在壹起了，讓宅基地進入市場流轉，進入市場來延緩這個泡沫。

目前，中共官媒正在高調宣傳這種所謂〝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壹提供者〞，〝住房供地，政府將不再壟斷〞的宅基地改革，是重大利好消息。

不過，大陸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土地專家卻認為，這並不是真正打破了壟斷，只是打破了原來住房供地都是國有建設用地而已，因為以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也需要經過政府征地轉化為國有建設用地。而這次等於明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也將參與住房用地供應。

四川瀘縣正在嘗試通過宅基地改革，打破按戶無償分配、探索跨區分配和有償退出等等方法。

這次宅基地改革，將完成中共對農民土地的全面掠奪。

反共民運人士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專制政體不可能受到充份的監督，專制政體中的獨裁者的權力也不可能受到充份的制衡，共匪所謂的加強監督只是自己監督自己的政治作秀，相信共匪可以依靠自己監督自己做到自我完善，就好比是相信有殺人動機的人在沒有法律的約束之下可以做到不殺人一樣。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進入社會主義的說法的基本前提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可調和的社會矛盾，最終工人階級會因為無法忍受雇傭勞動制度起來造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並不認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會讓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社會主義制度，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社會將經歷官僚計畫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自由民主的計畫經濟階段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共匪改革開放的所作所為只是把官僚計畫經濟改造成權力市場經濟並且不斷的用專政的手段壓迫中國社會內部的民主訴求，任何一個還沒有泯滅良知的人都應該不會相信共匪會幫中國完成從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過渡的任務。

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的行為嚴格講起來跟社會主義無關，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金融資本消滅虛擬經濟消滅資本市場，而且美國央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共匪控制的黨營銀行，專門為共匪謀取特殊利益服務。

美國的全民健保思想源自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關於福利國家的設想，跟共匪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以及鄧小平的修正主義理論完全是不同的思想體系，更何況中國根本就沒有全民健保，所謂美國學習中國的社會主義搞全民健保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普選制不僅可以充份的表達基層民眾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集思廣益，不像共匪的專政制度只是讓一小撮自封是專家實際上只代表少數人的特殊利益的人決定國家建設的方向。六四屠殺完全就是政治迫害，只有那些無恥的共產畜牲才會認為六四屠殺不是政治迫害。

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版自由，共匪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過程中從來都是採取進攻的而不是防守的，共匪長期有組織有計畫的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開辦媒體以及創建專門輸出共匪的黨國意識形態的民間組織統戰海外，活躍在西方國家的孔子學院跟鄧小平理論研究會還有某些專門表達共匪的立場共匪的觀點各種報紙跟電視臺都是共匪用來從事意識形態侵略的工具，計畫經濟走向崩潰之後共匪知道輸出傳統的社會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所以改為輸出儒教的奴才文化跟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是共匪意識形態侵略的本質沒有改變。

台灣的民主不是別人施捨的，而是台灣人爭取來的，蔣經國從來就沒有開放真正的言論自由跟真正的政黨政治，是台灣人通過爭取才換來了廢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跟廢除劃分政治思想犯的惡法以及總統直選，台灣在威權時代所得到的經濟成就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台灣的電子產業的核心技術也大多數來自於美國。

所謂的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只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宣傳口號，反映的並不是真正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結果，事實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跟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關聯並不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譴責的最多的是產業資本家跟商業資本家譴責他們剝削產業工人在生產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以及商業工人在流通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然而所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基本訴求根本不是廢除允許民間人士投資工廠開辦商店的市場經濟制度更不是建立一黨專政。

委內瑞拉的馬杜羅集團屬於形左實右的鄧小平主義政黨，開創了剝奪委內瑞拉人的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馬杜羅集團建立了兼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剝奪私有財產保障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國營企業的黨國所有制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馬杜羅集團根本不是民主社會主義政黨。

美國是實行混合所有制的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公司 美聯儲 美國郵政 聯邦土地 公立醫院 公立學校都是公有制的成員。美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有共匪的洗腦教育培養出來的中國人會認為美國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

延伸閱讀 中國學者談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的基本特征

作者 張千帆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著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誌剛事件為標誌，國內大V們借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壹致的：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壹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沈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註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壹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


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壹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淩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松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註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註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麽，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壹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制信息”現象。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裏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壹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壹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復雜而混亂的標簽，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壹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壹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壹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麽“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壹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壹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壹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麽呢？


壹、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壹（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壹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到19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壹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壹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壹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19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20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征是憲政民主+國家幹預+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壹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余，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壹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壹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壹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壹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壹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壹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征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黨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誌工人黨”。1919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不是德國人，德意誌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贊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壹度支持納粹黨；新壹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臺，也積極配合納粹。到1933年上臺，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贊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誌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壹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麽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麽派別都有壹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壹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麽關系。“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但在壹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麽來的：國家先在那裏，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壹個復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復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壹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壹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壹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余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壹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壹直在提醒註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麽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桿，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壹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裏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壹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二、西左是極左嗎？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著極端，而且也意味著極簡——好像什麽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壹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壹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 “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壹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系在壹起，而他們都是“白左”，壹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糊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裏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麽壹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著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壹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壹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麽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壹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壹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制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


簡言之，桑德斯就是壹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這裏的關鍵詞不是什麽“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麽、怎麽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麽主義都不可怕。


有壹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壹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麽“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壹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壹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壹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麽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妳去看壹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壹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妳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復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妳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臺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壹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妳替他們著什麽急呢？為什麽壹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壹邊無條件站臺？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壹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壹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壹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麽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壹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壹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壹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裏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幸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BLM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BLM是同壹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壹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壹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BLM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壹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壹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采取“雙重標準”，就是采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70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準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借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BLM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電視臺節目上稱，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壹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出現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動的。(2) 他還說BLM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臺。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麽錯嗎？哪壹次運動不是帶著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壹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壹該問的問題是BLM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麽簡單，和什麽“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系。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Fox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臺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盡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壹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壹定要拋棄壹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壹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壹個在那裏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臺。


三、評價左右的坐標系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註意到壹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麽的時候，好像在推著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壹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壹個極端。我們壹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著反著，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裏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征，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著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借此反民主、反普選、反“壹人壹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只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系，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麽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臺伊始就敵視壹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壹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壹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11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註國內民生，而不是拿著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沖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系發生變化，那麽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系長期惡化，那麽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壹個黨派甚至某壹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臺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臺壹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系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麽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臺上，我壹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麽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壹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麽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壹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壹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壹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壹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裏，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著急，因為在壹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麽容易。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臺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采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壹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壹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麽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麽都沒有采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麽多年來，經過這麽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壹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麽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麽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妳壹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妳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妳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麽多年、這麽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麽，妳可能需要至少讀壹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幹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壹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麽自我設限。如果妳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壹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妳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麽壹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麽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麽這麽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麽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裏，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裏，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裏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裏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幹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裏，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四、右派認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

既然如此，為什麽那麽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著的“白左”，過過嘴癮，則壹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妳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壹種歷練，問題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壹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妳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壹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著，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臺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壹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麽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壹方都沒有資格以壹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壹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壹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妳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余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妳說的每壹句話，但誓死捍衛妳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妳已經堅信他的每壹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妳“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妳“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妳我是誰、持什麽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妳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妳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余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壹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著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壹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壹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壹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壹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壹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壹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壹人壹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壹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壹個個小圈子的“定制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壹文中，將“定制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壹個重要原因。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臺，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壹個版本。194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裏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壹政策；2011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著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壹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後來隨著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2000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壹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壹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裏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壹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川普壹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140人。如服務於美國第壹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39人。梅拉妮婭只用了5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44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壹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臺，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著減少。但是壹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壹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壹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418人，比奧巴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11人，米歇爾有24人——確實差了壹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麽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1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4300萬美元，相當於其2016財政年度的水平；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4000萬美元，但2019年也達到4200萬美元——是省壹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壹定能把活幹好。(3)


然而，就是這樣的壹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采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壹個壹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壹則右派群裏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壹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壹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壹個第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及其它壹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壹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47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麽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47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壹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麽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只要搜壹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麽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壹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與“政治正確”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麽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壹回事！兩種誤解相互激勵：妳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麽是香花、什麽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壹次是極右的納粹黨，壹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壹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我在2017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壹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余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麽“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裏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壹次和哈貝馬斯壹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妳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壹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系。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壹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沈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2015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麽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壹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壹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裏，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裏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系，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舍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壹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裏。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壹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系，那麽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壹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註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壹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壹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系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麽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麽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壹個月時間，川普卻急著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杯葛，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臺，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麽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壹定要站在某壹邊和另壹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麽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麽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裏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壹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壹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著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壹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膽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壹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壹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盡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言論自由本來是憲政民主國家的第壹原則，但是即便美國也難免會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滑向不寬容。


中國有些自由派反對“政治正確”，但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來由，同樣也會矯枉過正，連帶把“政治正確”當中包含的壹些基本原則給反掉了。政治本來無所謂“正確”，不同觀點見仁見智，“政治正確”未必“正確”，但是“政治正確”的信條壹般起源於某個政治自然法則，譬如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來自種族平等（反歧視）。妳可以不同意“糾偏行動”，反對給予黑人任何特權待遇，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對“政治正確”的時候站到了種族主義的立場上。政治可以“不正確”，但是原則不能不正確，否則我們就成野蠻人了。因此，無論在主張還是反對“政治正確”，我們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線是什麽，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為反而反、意氣用事，很容易讓自己失去應有的底線。


無論是中國右派還是美國左派，都要牢記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恒言：言論自由所保護的不是我們喜歡的言論，而正是我們憎惡和鄙視的言論。這句話的邏輯依據不是伏爾泰，而是休謨：人是理性動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別人不是白癡。這是為什麽我不認可“白左”這樣帶有羞辱性的稱呼，因為這表明我們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當作白癡。尤其是那麽多的人（約半數選民）認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長期形成的壹套政策，隔著太平洋、信息和討論受到各種屏蔽的我們有什麽理由那麽傲慢呢？這種姿態和獨裁政體對人民的蔑視不是壹個邏輯嗎？如果妳認為壹個被數十萬或更多的選票選上臺的政客（如某個選區的眾議員）錯得離譜，那麽離譜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妳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判斷。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受到質疑，但這顯然不是說少數人的判斷反而成了壹貫正確。


六、遠離極端、回歸中道

總之，分裂並不可怕，“步調壹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變成水火不容的決裂就成問題了。左右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極”，這壹“極”就成極權了。左右都是如此，極權意義上的極左或極右才是我們要反對的。中國經歷了左翼極權，所以自由派對極左深惡痛絕，但極右也是要搞獨裁的，而且在當今中國的自由派陣營，反民主、種族主義和政教合壹等極右翼言論還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懼警惕。反左過度，會把自己變成極右，繞了壹圈，又變回到自己本來要反對的那個東西——極權主義。某些“自由派”誤以為右就是對、左就是錯，其實是自己的極權思維沒有肅清的表現。經過極左洗腦之後，國民尤其容易接受極右的再洗腦，因為二者的極權思維方式高度壹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黑白分明的單極化世界觀，都自認為只有壹個壹貫正確的意識形態，總是要抓住壹個“真理”或“啟示”，而且還總以為真理和啟示就在自己手裏，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是謬誤甚至邪惡。


無論左右，中國自由派都要回歸憲政中道。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壹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的壹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沖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壹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由此衍生出壹套政治自然法，並通過某種憲政民主機制得以實施。國家必須寬容壹切思想和言論，不能定於“壹尊”，因為根本不存在壹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加任何正統思想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無論是極左政權禁止右派言論，還是極右政權禁止左派言論，都是壹丘之貉。我們不僅不能允許國家壓制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更不能試圖通過國家去壓制別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而且我們自己也要養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場的習慣。


在今天的中美爭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國，既不是因為它是美國，也不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為了支持某壹個特定政治或宗教傾向的總統，而是因為我們支持美國所代表的憲政民主體制。從疫情應對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國的憲政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實上，美國的兩黨政治極化表明它的壹部分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甚或從未穩固形成。批評美國並不是“反美”，而是為了讓它的憲政體制變得更好，就和批評中國不是“反中”壹樣；否則，我們的思維方式就和極權體制壹樣了。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壹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壹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在此岸觀看彼岸的歐美左右互鬥，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註賭壹把，但切勿太入戲。其實，極權國家無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才有意義，極權國家的圍觀者是沒有什麽資格評判的。在壹個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國家，為了別人多壹點自由還是多壹點福利而吵得不可開交，既得罪人，也讓別人看笑話。


無論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應該是壹個君子俱樂部、正派人的共同體。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為“小人”呢？君子有底線，小人無底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底線是什麽？底線意味著我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疆域內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過度，否則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犧牲別人自由的基礎上；政治獨裁要剝奪別人的選票，種族主義要歧視弱勢族群，政教合壹要通過國家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凡此種種，都是小人之舉。在中國，自由派是壹個被流氓欺壓的人群。我們要做壹個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習氣，去欺負比我們更弱的人。


在極權國家的極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別人的左右來定義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為某國是世俗極權，所以就主張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簡單把國內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變成種族平等和“壹人壹票”的敵人。我們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錨定於政治自然法，對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壹切觀點立場采取最大程度的寬容。只有這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才能形成最大多數的聯盟。

美國長期誤判形勢讓共匪有機會趁機發展壯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我覺得美國已經戰略失誤幾十年了，很多地方積重難返。幾十年來美國都是聯合次要敵人對付主要敵人，聯合最有生命力的極權主義勢力對於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極權主義勢力，美國如果再不覺醒，搞不好整個自由世界都會被中國共匪赤化。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國幾十年來的戰略失誤。

一、聯合蘇聯對付納粹

二戰時期美國聯合蘇聯對付納粹，以為納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事實上納粹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遠遠不如蘇聯。首先納粹是一個本土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權，蘇聯是輸出國際主義的共產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基本上就是現在中間派政策，經濟即反對左派同時又限制財團，雖然政治上極權，因為對於私有財產的剝奪沒有蘇聯嚴重，納粹對德國人的控制遠不如蘇聯對俄國人的控制要嚴重。納粹雖然迫害猶太人，可是對於雅利安人是真誠的好，納粹鼓吹精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跟特別對待雅利安人，納粹的意識形態遠不如共產主義具有侵略性，最多隻能在德國遭受英國與法國壓迫的時候的特定環境下利用民族挫敗感短暫的崛起。納粹的目標只是創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間天堂，所以無法充份收買世界各國缺乏理性判斷的基層民眾。

蘇聯與納粹完全不同，蘇聯有共產主義跟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在原始資本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非常具有煽動性，因為它訴求國際主義，訴求解放全人類。基本上在所有沒有機會接觸到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政治理論的世界各國的基層社會的基層民眾群體中都很有煽動性，所以蘇聯比納粹更有滲透別國的能力。美國當年聯合蘇聯對付納粹，納粹是被消滅了，可是代價卻是讓蘇聯壯大，開始對美國發動冷戰，美國為了應付這場冷戰耗費了龐大的國家資源。如果當年美國不聯合蘇聯，或者先對付蘇聯再對付納粹，或許沒有必要通過幾十年的美蘇冷戰才完整消滅蘇聯的目標，也不會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

二、聯合中國對付蘇聯

蘇聯比納粹可怕，中國比蘇聯更可怕。美國在對付蘇聯的過程中聯合了中國，造成美國今天不得不面對極權強敵的局面，這種戰略失誤比聯合蘇聯對付納粹還要可怕。美國幾十年來沒有認識到中國比蘇聯可怕，不明白中共與蘇共的區別。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是蘇共雖然都屬於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可是統治方式卻非常的不一樣。蘇共實行的是傳統的單一制專制計劃經濟，在經濟上雖然維持著對經濟社會的控制，可是因為單一制專制計劃經濟缺乏經濟誘因與吸血的能力，所以蘇共很難從蘇聯的經濟體中吸收維持統治的營養。整個蘇共官僚體系除了少數上層寡頭享受特供產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層官員基本上沒有油水可以撈，而且還會成為組織生產的生產隊長成為實質上的勞動者，所以在蘇聯統治的後期基本上蘇聯官僚大多數都不會積極的維護蘇聯的存在。中共則完全不一樣，改革開放讓中共建立了黨國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親自進入生產隊，只需先讓中國人出來賺錢，然後再利用權力尋租斂財就可以謀取暴利。

在開放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中共的權力系統壟斷著土地、能源、銀行、金融、電信、鐵路及空中運輸等社會經濟命脈，中國人雖然獲得了壹定的生產經營活動權，但是中共通過司法、行政、工商、銀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壟斷機構，各級官員以全覆蓋的審批、檢查、證照、手續等手段，保持著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嚴格的干預、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國人本質上只是給中共打工，跟蘇聯人不同的地方在於蘇聯人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為蘇共打工，中國人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奪、吸血的方式來維持對中國社會絕對主導和壟斷地位，這種掠奪手段是非暴力且較隱蔽的。這些手段包括：印鈔，土地財政、房地產經濟、高物價、高資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資源成本和產業化了的教育、醫療等服務性資源成本，高稅費，股市吸血池，易入難支且多軌的社會保障，對勞動力的低人權廉價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奪手段，中共各級官員還可通過封存、轉移、徵收、罰沒、充公等公開通過專制惡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開手段掠奪個人財產或民營企業的財富。因為中共建立的一黨專政加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可以繼續讓資本家做生意，最多隻是犧牲自由犧牲尊嚴犧牲對私有財產穩定的保障，可是還是有機會在臣服於權力尋租者的基礎上在沒有被掠奪之前及時行樂，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還是要成為為中共打工的螺絲釘，為中共輸血。中共有權通過權錢交易 權權交易 權力尋租的方式，通過行政權力，通過准入 審批的決定權影響著財富的獲得 歸屬和流動，所以要在中國賺錢必須擁護中共，必須跟中共建立共犯結構。所以中共遠比蘇共更具備群眾基礎，蘇共消滅市場經濟，得罪了所有準備經商賺錢的人，單一專制計劃經濟又無法讓黨內各階層官員都有機會撈錢。


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慾主義控制，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比蘇共精明，在放鬆對世俗娛樂的控制的情況下，維持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嚴格壹元化，公眾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現代文明社會公民應享有的其它廣泛人權自由，沒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與受教育自由，沒有個人權力自由及各種社會政治權力。中共權力系統只是控制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的各個領域，教育、學術、科技、傳媒影視、文學、藝術如果只是宣揚縱慾主義宣揚世俗娛樂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現危害政治意識形態安全的內容就會對出現這些內容的載體進行高度壟斷取締、操縱和政治審核。這種精明的控制方式，即緩解並麻痺了社會不滿情緒，讓中國人在世俗娛樂的支配下苦中作樂，同時又封殺了政治異議的威脅。而且還可以在國際社會留下開放包容的形象，讓不了解鄧右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的人，以為包容世俗娛樂的中國已經朝著民主社會邁進了。

在國際關係方面蘇聯因為實行單一專制計劃經濟，只跟華約國家做生意，根本無法在經濟領域滲透自由世界。中國因為實行了黨國資本主義，開闢了貿易市場，並且利用中國的低人權 低工資 低福利優勢在經濟領域充份的滲透了自由世界，並且可以利用經濟滲透嫁接政治滲透跟文化滲透，中國的危害性遠比蘇聯要大，蘇聯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國卻可以擾亂自由世界並且利用自由世界維持生存。

蘇共是愚蠢的共產極權國家執政黨，蘇共對美國的滲透只是停留在情報層面，中共對美國的滲透主要在經濟滲透 政治滲透 文化滲透層面，中共利用經濟往來在美國發展媒體與文化產業，用隱晦的方式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利用經濟往來通過特定的親共的公司收買部份政治人物，讓被收買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內部的政治運作的過程中圖利中共，特別是在立法的過程中圖利中共，這些滲透方式都是以前統治蘇聯的蘇共不會使用的，中共有屬於中共的特殊性，美國社會很多學者對中共缺乏了解。

如果美國對極權國家只輸文化產品，經濟產品主要對民主國家輸出，經濟產品的市場主要接受民主國家的投資，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主要以輸出文化產品為主，輸出包含著隱晦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歌曲 影視作品 電子遊戲，才會產生對美國有利的經濟結果。這樣即可以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同時還會避免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國的經濟命脈。可是美國幾十年來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大量的經濟產品輸出到中國，經濟產品的市場大量的接受來自於中國的投資，結果就是為中共利用這種狀態通過經濟交往滲透美國社會。美國商人長期被中國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的優勢吸引，美國的消費者長期被價格低廉的中國商品吸引，從表面上看確實得到了一點好處，可是從長遠看卻為中共赤化美國社會創造了機會。

我覺得杜魯門是了不起的美國總統，他當年主張的自由世界內部實現經濟全球化，與共產極權國家的交流僅限於意識形態輸出，對待共產極權國家只有經濟封鎖 軍事圍堵 意識形態輸出，美國政府根據他的主張打垮了蘇聯，後來美國政府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養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遭受嚴重的滲透破壞，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長期處在進退失據的狀態。

我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可以改變的，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多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他們的父母是在中國出生的，甚至他們自己很多上輩子在中國生活，後來環境改變之後民族性也改變了，只要可以突破共匪的意識形態包圍就有機會讓中國民主化。

結論

美國長期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的世界觀，認為跟中國做生意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事實上在中國是政治決定經濟，中國轉型成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因為政治上毛左被鄧右取代。中國因為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且中共的統治方式特別的另類，中國的經濟越發展中共的極權統治就越鞏固，美國被幾十年的錯誤思想支配，先後造就了蘇聯與中國兩個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敵人，今天美國面臨的生存危機主要是因為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缺乏了解。美國應該放棄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開闢出一條務實可行的對抗共產極權主義的發展道路，繼續用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繼續忽略中國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美國會越來越被動，但願共產極權主義可以徹底走入歷史。

延伸閱讀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言論鉗制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公民實驗室2020年5月7日發布報告指出，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軟件微信是對平臺上的文檔和圖像內容實施監控，並使用監控所得的數據訓練其審查系統。本文是對該報告的概述，以及與研究團隊的壹些常見問答。

研究摘要

微信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註冊賬號，並利用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聊天記錄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系統。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審查。不在中國大陸的用戶可能會認為微信針對政治內容的審查和監控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微信國際賬號之間的通訊會被監控，通訊中的政治敏感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我們通過技術分析，發現此監控針對通訊中的文檔和圖像內容。目前我們無法得知文字信息是否受到同樣的監控，我們提示用戶存在這種可能性。

監控和審查均不會提示用戶，缺乏透明。

本研究顯示微信對中國大陸賬號以及非中國大陸賬號實施內容監控。非中國大陸區賬號之間的內容監控幾乎無法被察覺，除非用戶自行進行審查測試，而大部分個人用戶並不會主動測試。

微信對外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個人信息請求，及微信的隱私專員均沒有表明或解釋微信會進行內容監控。

本報告對微信公開的政策協議文件進行了內容分析，發起了數據主體訪問請求，並向騰訊數據保護專員提出了相關問題。我們試圖通過這些研究方法，了解騰訊公司的政策文件是否明確授權了我們發現的監控行為，以及有關專員能否對這些行為作出解釋。以上方法均無法為我們在技術測試中發現的監控行為提供合理充分的解釋。


與研究團隊的常見問答

微信如何進行審查？

此前我們的研究發現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進行關鍵詞和圖片審查。

微信通過服務器端進行內容審查，審查機制存儲在服務器上。信息從壹方微信用戶發送到另壹方時，它會途徑騰訊（微信的母公司）管理的服務器，服務器在把信息傳遞到接收方時會先檢查該信息是否含有敏感詞。

含有敏感詞的信息會被屏蔽，微信不會對信息發送方或接收方進行屏蔽提示。以下截屏顯示的是兩個中國大陸註冊微信賬號的聊天界面。壹個賬號試圖發送關鍵詞“法輪功”，該關鍵詞被屏蔽，但沒有任何信息提示發送者或接收者信息被屏蔽了。

中國大陸微信賬號與非中國大陸微信大陸賬號有什麽區別？
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非中國大陸賬號指的是最初註冊時使用任何除中國大陸以外的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賬號（比如使用加拿大或者美國手機號碼註冊的微信號）。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適用的是中國大陸地區管轄區（主要是深圳市）的用戶協議，並且會受到內容審查。非中國大陸賬號適用的是除中國大陸以外的管轄區（主要是新加坡）的用戶協議。此前研究指出，非中國大陸賬號不受審查影響。不過我們最新的研究表明，非中國大陸賬號之間的文檔和圖像傳輸會受到監控，含有政治敏感內容的文檔和圖像會被添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

妳是如何發現非中國大陸賬號存在被監控行為的？
我們曾被問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是否只要不與中國註冊賬號通訊就不存在針對政治內容的監控。根據我們的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不受審查，所以我們當時的回答是“我們認為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通訊也不受監控。”然後我們開始好奇，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測試是否不存在監控？

監控甚少無緣無故地發生，很多時候實施監控是為了其他目的，比如用來完善日後的審查機制等。基於此前的研究，我們知道微信如何通過監控圖像和文件來自動過濾敏感內容。研究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困難在於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不存在內容審查，所以要測試它們是否受監控我們必須使用兩個不同的聊天環境：第壹個是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之間的聊天環境，用以觸發監控；第二個是含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在內的聊天環境，用於監測審查變化。當我們在僅含有非中國大陸賬號的聊天環境中發送政治敏感內容，我們觀察到第二個聊天環境中審查內容有所增多，這表明第壹個聊天環境中的內容是受到監控的，即使它並不含有任何中國大陸賬號。

微信如何分析，標示，並存儲敏感文件？
文件會被掃描是否存在敏感文字。圖像也會被掃描是否含有敏感文字，此外，圖像還會被與系統現有的敏感圖庫比對，分析目標圖片是否與圖庫內的其他圖片相似。如果文件被系統定義為政治敏感，文件的MD5值會被標示。微信會儲存這個MD5值，以備下次更有效率地過濾這些文件。

微信通過消息摘要算法版本5 （MD5 hash）來迅速辨識並標誌敏感內容。MD5值是什麽？
MD5是壹種數字指紋。MD5算法可以用來把體積大的文件縮小至壹個“哈希值”。哈希值通常由壹個短的隨機字母和數字組成的字符串組成。按照MD5算法的不可逆性和唯壹性設計，不同的文件應該擁有不同的MD5值，但實際上該算法在漏洞。由於微信使用MD5算法存儲敏感文件的哈希值，我們利用了算法的漏洞來設計本研究。我們把兩份內容不同的圖像文件修改成壹樣的哈希值，其中壹張圖像含有政治敏感信息，另壹張是普通的圖像文件。我們的測試顯示，敏感圖像在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傳輸後，擁有壹樣哈希值但是不含有敏感信息的圖像在中國大陸註冊賬號中被審查了。測試結果表明，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間的通訊必然存在監控，因為非敏感圖像的數字指紋不可能被微信系統標示成敏感信息。

這項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之處？
其中壹個不足指出是我們的技術分析只能表明圖像和文件是否被監控。我們目前無法得知文字通訊信息是否被監控。在沒有實質性證據前，我們提示用戶有這個可能性。另壹不足之處是我們的研究時間跨度數月。雖然我們持續穩定地觀察到針對非中國大陸賬號的監控行為，但我們無法判斷這種監控行為是否恰好在我們研究進行的時期出現。這種監控行為也有可能已存在數年，或者壹直存在。

對於微信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的用戶來說，這項研究的結論意味著什麽？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微信用戶或許會以為微信的審查和監控機制並不影響他們。但是，我們的研究表明，用戶不僅會因為政治敏感內容受到監控，用戶所發的內容也會被用於訓練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註冊賬號用戶的審查系統。

這些研究結果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在監控微信的國際用戶？
根據中國網絡安全法，中國政府有權以國家安全和偵查犯罪為由要求互聯網公司提供其接收到的或存儲的信息。具體就微信而言，其中國用戶適用的是中國大陸的用戶協議以及隱私政策，而國際用戶適用的是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我們研究的初衷是希望了解這些簽訂基於新加坡的用戶協議及隱私政策的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通訊時候會被分享和傳輸到微信位於中國的團隊，或者騰訊其他位於中國的子公司。我們希望借此了解微信國際用戶的通訊是否不受諸如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監控。

我們的實驗顯示微信國際用戶之間的交流通訊會被用於擴建微信針對中國大陸用戶的審查系統。然而，我們的研究無法支持騰訊與中國政府分享微信國際用戶通訊記錄這樣的說法。雖然我們的研究表明微信對國際用戶實施內容監控，但我們沒有其他確切證據明晰哪些內容被監控，監控的所有動機，以及微信與誰或哪些機構分享了這些監控數據。

難道不是所有的社交媒體平臺都或多或少存在監控嗎？微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的行為有什麽不同嗎？
本報告之所以特別指出微信存在的監控行為，是因為監控的內容的特殊性，監控針對的是在中國被視為政治敏感的內容。這當中包括批評政府以及呼籲人權關註的內容。微信的內容監控之所以獨特，是因為所監控的內容對象不同，而且微信的監控系統也是有所選擇地對用戶實施。我們的研究顯示非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之間傳輸的內容會受到監控，其中政治敏感的內容會被用於訓練和擴大微信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據我們所知，目前社交媒體平臺所采用的監控系統中，只有微信是利用對壹類用戶實施監控所獲得的數據來增強其對另壹類用戶的監控和審查。

這些研究結果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的數字審查？
就我們所知，本研究是目前為止第壹個提供實質技術證據證明微信（壹款用戶數量遍布全球的軟件）對國際用戶進行內容監控，並且通過這些監控來訓練針對中國大陸註冊用戶的審查系統的研究。此前針對中國的數字審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以內審查如何進行或者哪些內容會被審查。近年來，中國公司日益全球化，這些公司在滿足國際用戶的需求的同時，需要在中國國內遵守內容管控相關的法律。我們的研究結果在這個大環境下顯得尤其重要。

中國的內容管控範圍有多廣？
中國有壹套針對互聯網，應用程序，和媒體的內容管控系統。所有在中國境內運營的互聯網平臺都必須遵守當地針對內容管理的法律法規。互聯網公司須對平臺上的內容負責，如果內容不當，公司會面臨被罰款或者運營牌照被吊銷的後果。
這個系統的復雜之處在於當地與內容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界定模糊。比如，“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內容是不被允許的，但對於什麽內容“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沒有明確定義。互聯網公司可能會在重大事件期間收到政府指令，但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目前並沒有壹份集中下發到公司的統壹的關鍵詞表。

公司需要自行審讀有關條例和政府指令，自行鑒定如何過濾內容以及具體哪些內容需要被過濾。我們過去的研究顯示，微信會在敏感時期和重大事件期間會廣泛地審查內容，比如最近針對新冠疫情的討論。

研究結果指出哪些可能的法律問題？隱私協議難道不是應該告知用戶相關的監控行為嗎？
包括蘋果和谷歌在內的應用軟件平臺服務商會要求應用軟件提供隱私條例。許多國家也有相關法律要求公司闡明它們如何收集，處理，和存儲用戶數據。我們的研究顯示微信國際版本的隱私條例和用戶協議並沒有充分告知用戶他們的數據會被如何使用。

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的隱私專員可以以誤導用戶為理由給公司開出罰單。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罰款規定，罰款可從數百，到數千，乃至數百萬元。在某些國家，比如加拿大，居民可能向聯邦隱私專員提出申訴，隱私專員可以向公司提出如何改進服務的建議。

平臺服務商，如蘋果和谷歌， 可以基於誤導消費者和不準確提供隱私條例的理由從平臺上移除相關應用。

最後，政府機構可能會調查微信如何在程序中植入內容監控。調查結果可能會導致某些政府機構禁用微信，甚至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強制平臺移除軟件。

這項研究與此前針對新冠病毒的審查研究有相關之處嗎？
我們上壹份報告指出微信廣泛審查與新冠病毒有關的內容。因為微信采取“壹APP兩制”的審查系統，審查影響所有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用戶。

這壹份報告指出的是，微信的內容管控並不限於中國大陸註冊賬號。微信針對非中國大陸註冊賬號進行了內容監控。我們並沒有測試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是否被監控和增加到針對中國大陸賬號的審查列表中，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微信有能力這樣做。

壹名用戶試圖發送同時含有“美國疾控中心” 和 “冠狀病毒” 的信息，但由於“美國疾控中心”和“冠狀病毒”這兩個詞組成了敏感詞組，中國大陸微信賬號並沒有收到這些信息。

妳們未來的研究計劃是什麽？
本次報告我們發現了微信如何在國際用戶中監控文件和圖像傳輸，我們會持續本項研究，並關註類似的監控行為是否發生在文字傳輸中。


微信研究背景

微信是中國目前最流行的社交軟件之壹。截至2019年末，微信擁有超過11億海內外月活躍用戶。微信2011年成立，是壹款母公司騰訊運營的即時通訊軟件，騰訊是中國其中壹家規模最大的科技公司。

微信有多種功能，比如包括壹對壹和群組聊天在內的即時聊天功能，提供用戶上傳文字和圖片等狀態更新的微信朋友圈，以及類似博客的微信公眾平臺。

此前公民實驗室的研究指出，微信針對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的賬號實行內容審查。內容審查並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事件發生發展而變化。

“壹APP兩制” ：微信如何區別審查中國及海外用戶

關鍵詞過濾僅僅針對那些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註冊微信號的用戶，即便這些用戶之後更改綁定的手機號，用海外手機號碼綁定原有微信號，審查機制也依然存在。

中國社交媒體如何管控新型冠狀病毒討論

針對直播軟件YY和聊天軟件微信的研究顯示，兩款軟件均對該話題采取了廣泛的審查。不僅內容敏感的詞匯被過濾，甚至壹些對病毒的中性的討論和提及被審查。這樣廣泛的審查有可能導致公眾無法獲得能幫助其保護自身安全的信息。

“未閱先焚” ：微信朋友圈圖片過濾功能分析

微信采用了兩種不同的算法過濾朋友圈中的敏感圖片：壹種是基於光學字符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的文字檢測方法，該方法用以過濾包含敏感詞的圖片；另壹種是基於圖像相似度的對比，該算法用以過濾與微信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圖片相似或吻合的圖片。

“未閱先焚” （二）：微信實時過濾圖片功能分析

我們發現微信實時自動過濾用戶聊天中給傳輸的圖片，微信分析圖片中的文字以及比對圖片是否與不良圖片數據庫中的現存圖片相似。微信通過保存和更新敏感圖片的MD5哈希值實現實時圖片過濾。

微信過濾了哪些“十九大”關鍵詞？

微信從與十九大開始壹年多前就開始屏蔽有關的關鍵詞，隨著十九大日期逼近，該關鍵詞庫也在不斷更新。關鍵詞涵蓋內容非常廣泛，不僅包括了批評黨代會，領導人以及黨內鬥爭的言論，許多對中央政策和黨意識形態的中性指稱也被過濾。

勿忘曉波：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之分

對微信和微博針對劉曉波逝世的信息審查的初步分析顯示，在劉曉波去世後審查力度大幅增加，以至於任何對劉曉波的討論乃至簡單提及也不被允許。在微信上，劉曉波去世後，任何提及劉曉波名字的內容——不管是簡體中文、繁體中文還是英文拼音——都會被過濾。我們在之前的研究曾發現，微信在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會進行圖片審查，而在劉曉波去世的這事件上，我們首次發現：微信在壹對壹聊天功能中也進行圖片審查。在新浪微博上，劉曉波去世前，任何由劉曉波全名為關鍵詞的搜索——包括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及英文拼音——早以被屏蔽。在他去世後，他的名字“曉波”可以觸發審查。

不能說的秘密：新浪微博和微信上被過濾的“709追捕”

本研究記錄了在微信和微博平臺上針對“709事件”的審查。通過壹系列測試，研究者發現了在這兩個平臺上被審查過濾的與“709追捕”相關的關鍵詞。研究者在微信平臺上發現了與“709事件”相關的圖片審查。這是第壹次針對微信平臺的圖片審查的系統記錄。

漫談國際局勢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普京集團在效法中共，利用和談麻痺對方，積蓄力量完成之後繼續攻擊對方。

選擇戰鬥的烏克蘭人擁有現代公民意識，根據現代公民意識，享受著斯拉夫國家中最自由的生活狀態就必須為提供這種生活狀態的國家而戰，沒有無權益的義務，沒有無義務的權益。

估計烏克蘭與俄羅斯無法通過談判的方式結束軍事衝突，俄羅斯提出的條件太苛刻，俄羅斯要求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加入歐盟承認東部分離主義地區的獨立，這意味著要求烏克蘭成為沒有國家主權的殖民地，烏克蘭政府不會接受。

即使中國存在大量幫腔俄羅斯的言論，俄羅斯仍然不是大多數中國人留學移民的選擇，俄羅斯仍然是一個缺乏軟實力的國家。

俄羅斯兵痞比烏克蘭亞速營的個別成員殘暴太多了，根據普京集團的邏輯，北約有理由進入俄羅斯讓俄羅斯去納粹化。

普京在俄羅斯境內的支持度非常低，所以普京甚至不敢在去年俄羅斯的國會選舉的過程中依靠人工計票完成選舉舞弊，普京在俄羅斯為他自己塑造的人設是反西方強人，如果這次侵略烏克蘭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普京在俄羅斯會進一步人設崩塌。

俄羅斯的反戰集會遊行示威受到國家機器的打壓，統俄黨政治動員出來的支持侵略烏克蘭的集會遊行示威受到了國家機器的保障，支持侵略烏克蘭的集會遊行示威的規模仍然不如反戰集會遊行示威的規模大，普京集團依靠媒體塑造出來的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侵略烏克蘭的社會氛圍或許無法代表俄羅斯主流民意。

澤連斯基在烏克蘭的人設是反俄英雄，如果澤連斯基接受俄羅斯的停戰條件，澤連斯基在烏克蘭會人設崩塌。

烏克蘭把俄羅斯士兵的尸體搬出來之後俄羅斯官方媒體才承認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存在傷亡，俄羅斯官方媒體的水準與中國官方媒體的水準差不多，都是執政黨的宣傳工具。

中國擺明了是支持俄羅斯的國家，俄烏戰爭剛開始的中國媒體就開始大量引述關於澤連斯基已經逃亡利沃夫或者流亡波蘭的假新聞，揭露烏克蘭真相的內容根本無法在中國社交媒體公開發表。

俄羅斯退出世貿組織意味著俄羅斯會深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中共是俄烏戰爭的最大受益者。

最不希望東歐停戰的國家是中國，因為中國希望俄羅斯與西方國家決裂。

俄羅斯長期不允許反對派的代表參與選舉計票工作，最近又實行了電腦計票，俄羅斯的選舉舞弊太嚴重了，依靠二零二四年的選舉無法結束普京集團對俄羅斯的統治。

自由世界為烏克蘭提供的輕武器重創了俄羅斯軍隊，自由世界在武器性能方面碾壓威權國家。

人權高於主權強調的是主權在民，並不是強調不要主權，烏克蘭是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塔利班統治的阿富汗是主權被少數極端宗教人士支配的流氓國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與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的性質不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應該受到譴責。

重度內捲之後拒絕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的俄羅斯是納粹主義傾向嚴重的國家，納粹主義的核心世界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俄羅斯內部的社會意識形態有嚴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俄羅斯已經因為社會資源被少數被普京集團塑造成愛國企業家的寡頭壟斷引發基層重度內捲，普京的部分基層支持者認為這種狀態很正常，普京的部分基層支持者就是存在納粹傾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古巴飛彈危機的時候美國最多只是奉勸蘇聯從古巴撤出飛彈設備，烏克蘭並不是當年的古巴，俄羅斯比美國野蠻太多了。

大多數俄羅斯人生活在歐洲，俄羅斯與歐美國家擁有類似的文化傳統，俄羅斯原本屬於西方，因為中共對俄羅斯施加了太多影響，因為俄羅斯被普京集團挾持，所以俄羅斯與西方國家越來越對立。

支持普京反納粹的中國小粉紅一邊推崇中國納粹主義者的精神領袖劉慈欣，讀著劉慈欣的納粹主義文學三體，一邊支持普京反納粹，事實上他們自己就是納粹。

支持普京的中國小粉紅普遍都是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劃分為聖母婊與道德婊的納粹主義者，普京如果真的希望消滅納粹，就應該去消滅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劃分為聖母婊與道德婊的中國小粉紅。

俄羅斯軍方在烏克蘭的屠殺行為證明俄羅斯需要去軍事化去納粹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缺乏正當性。

普京是蘇聯教育出來的人，列寧與斯大林以及勃列日涅夫都犯下了嚴重的反人類罪，都受到了自由世界的制裁，但是他們生前都沒有被推翻，只要良好的鎮壓俄羅斯內部的反抗，估計普京生前也不會被推翻。

葉利欽執政時期的俄羅斯處在休克療法的陣痛期，普京執政時期的俄羅斯處在休克療法產生涓滴效應的時期，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擁有健全的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屬於威權國家，所以即使普京沒有葉利欽優秀，聲望仍然比葉利欽高。

勃列日涅夫發動阿富汗戰爭造成百萬阿富汗平民死亡，生前並沒有受到清算，普京深受蘇聯影響，如果自由世界因為無法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所以無法長期有效制裁俄羅斯，或許俄烏戰爭會持續很久。

姜戎的狼圖騰與劉慈欣的三體都是在中國公開出版的納粹文學，在中國受到了推崇，中國是納粹傾向嚴重的國家。

中國本質上也是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並實行精英專政的納粹國家，只是納粹中國沒有納粹德國勇敢，納粹德國直接用侵略別國爭取雅利安人精英的生存空間的方式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

延伸閱讀 中國學者談東歐局勢

作者 羅祖田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拙文主要從文明質量上與國家戰略上看今日的俄烏戰爭。筆者以為，普京當局從動手侵烏起便注定了失敗，投入越多，時間越久，失敗越慘。有幾個問題值得說道。

一、俄國人整體上思維思想的陳舊、落後。

俄國擁有當今世界最大的領土主權面積，即使世界仍普遍處於陸權時代，它原本也犯不著再孜孜以求於擴充土地，而應把主要精力用於消化上面。消化不了，吞食得越多，越是個負擔，實在是個淺顯不過的道理。這道理到了今天，一流文明可謂皆心領神會，身體力行，奉發掘內力潛能以及和平過日子為正道。但自彼得大帝直到今天，克宮的主子皆嚴重忽視此道理，多數俄國人更無視此道理，為什麽會是這樣呢？

克宮的主子，包括列寧和斯大林，不可能不懂得上述道理。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之，肯定原因多多，主要原因除去帝王野心應與國情密切相關。例如，西伯利亞這塊地盤夠大了吧，但拿西伯利亞去換德國的魯爾區，德國人會幹嗎？此事反映了俄國文明質量上的嚴重先天不足。它要成為讓全世界戰慄的強權，只能靠體量優勢來抵消素質劣勢。固然，這不失為自知之明。

撇開道義因素不談，這樣的自知之明無疑應受到理解，但一時的自知之明不是長時期的審時度勢，幾個人的自知之明不等於朝野共識與長期國策。俄羅斯帝國的形成、擴張，靠的是對松散遊牧部落的無情兼並與屠殺。它用國家權力成功地壓制了大量地方農奴主的自治權力，但是國家權力體現的是新的更大的農奴主利益。這樣的時代特色決定了俄國統治者不能也不敢忽視鎮壓功能。可是文明只張不馳是不行的，必須要有一個能為臣民從被動接受到逐漸認可的文化觀念來配套。此為東正教得勢的時代背景。

可是代議制前任何一種能為社會生活認可的文化，其核心當然是反映權貴利益的價值觀，於統治集團從來都是柄雙刃劍，區別在於是否利大於弊和統治集團能否很好地利用。無論如何，你過著高高在上的驕奢淫欲生活，仍自詡為人民服務，只能讓人口服不可能讓人心服。在那樣的時代，不妨說中國的統治者屬於佼佼者。突出如文官制度尤其隋唐開啟的科舉考試，極大地化解了精英層對家天下專制的反感，有了精英層對現狀的支持，愚昧草民的從眾心理與跟風行為便自然而然。六四後紅朝統治的持續，一個極重要原因便是對精英層的招安與收買。當然，中國國情與俄國國情很大不同。所以，如果文化於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屬於利害參半，為了維護合法性和擴大威信，那麽對內加強鎮壓對外主動顯示武功便是必然。

俄羅斯帝國走的就是這條路。這條路上，帝國有兩大天賜。1、松散、弱小的草原遊牧部落只能臣服於中央政權，它幫助了帝國如獅子滾雪球般壯大，從此形成了規模優勢。2、歐洲的內鬥不休時常給了俄帝國可乘之機。因為當一方處於劣勢，爭取外援乃是本能，哪怕這個外援國過去為它不屑。此舉當然幫助了俄帝國的做大。
但是此兩大天賜也給俄帝國乃至東正教文化帶來了驕傲、自信、驕橫直至世界野心，自覺不自覺地成了路徑依賴。理解這個“戰鬥民族”的性格，需要了解它的歷史脈絡。

似可以說，如果世界文明停留在十八世紀以前，俄帝國進一步做大完全可能。事實上，蘇聯就是俄帝國的回光返照般做大。所謂的意識形態，屬於政治語言，不是歷史和哲學語言。因為這樣的前提下，規模優勢屬於硬道理，一切理念在它面前都蒼白無力。

俄帝國的不幸在於十九世紀到來，海權興起，好運便不再了。因為它的先天不足的弊端從此一步步顯現。最大的病竈乃是文化的基礎功能陳腐。此病竈不容易被發覺，因為或發酵或腐朽都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卻也一旦或發酵或腐朽，便都阻攔不住。

這也是中國宋、明以後的情況。文化無活力，文明便無創意。縱然作為直觀國力的經濟，軍事一時間仍如龐然大物，終究持久不了。空間終不敵時間。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幾個俄國人和幾個中國人重視這一點呢？

實際，從千年的角度看，所謂馬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最先成大氣候，今日特色社會主義仍在中國招搖過市，文化上無非是個覆古行為罷了，皆源自人的惰性，再被反動政治利用、左右。它們的宣傳、說教，半個世紀前便成了笑料。三個世紀來，西北歐一直不看重俄羅斯，共產學說鼻祖卡爾•馬克思就不屑斯拉夫人，豈只是偏見與偶然。

二、就見解而言，普京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無不迷信和奉行陸權沙文主義。但不能不說，作為時代產物，他們這樣做自有充分依據。除了需要適應國情以外，時代局限也是重要原因。事實上截止於二戰爆發，海權理念在世界上並不占上風。海權優於陸權，或者說海權從此鑄就了一流文明，陸權退化成了二流三流文明，此新紀元雖由大英帝國開啟，卻也須待美國崛起，並在二戰期間領導同盟國戰勝了軸心國，方始成為文明主流。期間，有過馬漢的海權理論，但理論只有成為現實，才能讓多數人折服。因此，海權優於陸權的理念從此不倒，實由美國人完成。戰後近八十年美國的超強實力，特別打造此實力的環境與內功，已不容大多數國家不買賬。爭相移民去美國留學，實在是不爭的事實。

時代既已大變，統治者的見解自然應跟上去。這不是什麽媚外或向強權投降的問題，那類政治正確或政治煽情，淺薄至極，別有用心，尤其顯而易見。二戰結束已近八十年，普京的見解居然還停留在二戰前，令人有點看不懂。縱觀俄烏開戰以來他關於俄羅斯歷史和國運的講話，特別關於國土受到北約威脅的絕對安全觀，全是二戰前的強盜語言。並且，就對二戰前歷史縱深的理解而言，他也遠不及八十年前希特勒的觀念深刻，看看開戰前希特勒對將領們關於生存空間的訓示吧，不妨說，希特勒畢竟傳承了黑格爾、叔本華、尼采的部分認知，普京骨子里黯熟的那一套治國手腕跳不出克格勃的課程。不是說今天的假博士和前特工就不可能有曠世之才，但時代變化對大國統治者的要求高了亦成了常識。無論如何，互聯網時代已容不得騙子吹牛，空權接受不了野心放肆，因此，今天的刻意打造強人形象實非大國之福。當然，他比另一個大國的加速師腦瓜里貨多些。

三、所以，普京自發動侵烏戰爭，他就別想見了情婦仍有好心情。

即使紅場閱兵日之前俄軍占領了基輔，普京仍是失敗者。因為他承受不起後續影響。此後續影響顯而易見：1、多數烏克蘭人只要可以選擇，便心向西而不是東，當然不希望國家這塊眼下不可少的平台被肢解被武力吞並，從而失去靠攏西方的機會。這事決定了反抗之火不會熄滅。2、美歐對一個核大國的為所欲為行為已不能再只動嘴皮子，因為這已不是政客們和大財團的可以再玩一次綏靖的問題，而是美歐需要設想交出自由和安全的問題。似可以說，如果俄國是個不擁核的中小國家，美歐的朝野這次不會如此敏感。這情況就如同一個社區的生活，大多數居民可以容忍幾個混混惡作劇，但不能接受習慣於打家劫舍的惡霸今天又大打出手一樣。他們不再忍，當然與擁有制服惡霸的實力密切相關。這點極重要。至於美帝被視為邪惡方，這話太正常。

普京和多數俄國人既然認識不到或藐視上述問題，那麽從指導思想上或國家戰略上，俄國自開戰便注定了失敗。

需要強調一點：二戰前的國與國戰爭，於它國民意並不會有很大觸動，只要沒有打到自己頭上來。無須把人類的正義感擡得很高。況且誰勝誰敗，說白了就是個統治者半斤配八兩的關系。今天不同了，它已不是同處陸權時代換個統治者的問題，而是已久享一流文明自由生活的美西人如果不抗爭，就會淪落為二三流文明過恐懼日子的問題。這問題利害關系之大，是二三流文明的順民奴民體驗不到的。俄國的權貴乃至俄國知識界需要認識到，從莫斯科大公國基礎上擴張的俄羅斯帝國，幾百年間便把陸權的野蠻推向了新的頂峰。它同化了數不清的草原遊牧部落，卻無不是通過血與火的無情手段，鮮見道義的感召作用和經濟的吸引作用。十九世紀它曾有過燦爛的文學光榮，思想與創意和這塊廣袤土地從來就是極不相稱。二十世紀它主導的社會主義試驗，只能是它的永久恥辱。因此，它既不如中國宋朝前的歷史曾對農耕文明作出了獨一無二的傑出貢獻，更不如歐風美雨推動了人類文明更上一層樓。中國的百年浩劫，固然主要原因在自身，它確也脫不了幹系。中亞諸國乃至東歐的長期落後，一樣如此。血與火的兼並之路走到了山頂，它對人類文明仍鮮少貢獻，理當改弦更張了。就今天和今後而言，理論上美西是任何國家都可以超越的，也應該超越，唯如此人類文明才能再上一層樓。但前提是需要用更優質的文明內涵去超越美西，使用過時的歷史舊套路，在空權即技術權能需要人權配套才不會失序失控的時代行不通了，否則誰也好過不了。進一步說，野蠻戰勝文明，劣幣驅逐良幣，史上屢見不鮮，但基本上是同處陸權時代的事兒。道理深刻又淺顯，不覆自由、民主、人權的陸權國家，基本上上層無思想，中層缺創意，下層渾渾噩噩。強弱皆體現在量上，不在質上。今天和今後的時代，不信邪的二流三流文明，只能是個陰慘現實。

四、只單純談有形國力，此次發動侵烏戰爭，普京也是個半瘋子的行為。

我個人並不認為現今俄國的經濟規模只相當於中國的廣東省。一是中國的GDP少說也有30%水分，二是俄國有些經濟數據如地產住房和福利並沒有體現在GDP上。但即使俄國的經濟力相當於中國的三個廣東省，它也沒有力量叫板美歐。如果說開戰初只限於“特別軍事行動”，實質乃是避免刺激美歐，宣傳上不失為明智。那麽戰爭打到七個月後的今天，已明擺著成了勝利無望仍挑戰美歐乃至世界的底線，還不趕快撤軍，更待何時？

這只能是獨裁者的通病，不肯認錯，不能認錯。獨裁的可怕、可惡，從來如此。當年吞並克里米亞，居然不曾招來報應，國內民意支持率高達80%以上，這個精明的前特工怎不躊躇滿志。幾年來，面對另一個大國大量腦殘對他的崇拜，另一個加速師對他的心許，他不想再幹上漂亮的一票都由不得他了。據說，他曾放過大話：“給他二十年，他還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不論此話是否屬實，他已被自個打造的強人形象綁架，加上知識實際欠缺，既不明世界發展趨勢，又不去正視俄國文化內生的創造力到底如何，他若“出師未捷身先死，”也是自討。

固然，今天更重要的乃是俄烏戰爭如何影響世界格局。

打常規戰爭，俄國面對美西方和北約，只會越來越丟人現眼，今天的明眼人可謂一看便知。它即使與另一大國加上伊朗和北韓再建軸心聯盟，也無非是延長戰爭時間，無從從根本上扭轉形勢。打核戰爭，不能說絕無可能性，但幾率極小，主要是訛詐。畢竟，今天是俄軍進犯放棄了核軍備的烏克蘭，不是擁有核武的烏克蘭夥同北約進犯俄羅斯。這個基本事實，普京糊弄不了世界，也糊弄不了俄國人。

之所以今天多數俄國人仍支持普京，不外乎兩點：情感上不希望大俄羅斯從此被邊緣化，他們中多數人實為前蘇俄遺民，利害上尚未嘗到美西制裁的苦果，俄國仰仗資源出口暫時支撐了民生。但只要戰局持續惡化下去，俄國人尤其新生代心態一定會變。他們真會擁護獨裁者打核戰？

那麽，俄國權貴有沒有人不惜打核戰呢？

我個人愚見，任何二三流文明國家都會有這號瘋子，但能夠付諸行動的人數極少，得逞的概率也極小。歷史鏡鑒不遠，當年迎來了絕境，希特勒曾動過不惜讓德國徹底毀滅的念頭，日本軍部發出過“一億玉碎”的豪語，結果是兩國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投降。畢竟，亡國不是滅種。今天的情況下，普京既無膽量對美、英、法按核按鈕，也沒有把握保證那些個層層操控人員會執行命令。

核訛詐既失靈，立馬認錯領罪又做不到，當然只能玩擴軍與公投再發核戰威脅的拙劣套路，然而這只能顧全一時的面子。當拙劣的套路又失靈，俄軍全面撤兵，讓公投四州乃至克里米亞聽天由命，便是大概率。如果政變、兵變或普京氣血攻心而爆亡，這一天馬上出現一樣是大概率。

但這不等於俄國可以逃避戰爭責任。例如，交出戰犯，國際監督下銷毀核武，大部分軍工企業轉為民用，賠償受害國損失。

這就意味著作為政治、軍事大國的俄羅斯，將不覆存在。當然，它仍然可望成為領土和人口大國，成為文化和經濟大國，但後者的實現樂觀地估計也得半個世紀的時間。

此為所謂戰鬥民族選擇強人領袖的報應。有可能，報應還會猛烈。便是俄羅斯分解為若幹國家，中亞國家進一步各行其事，或要麽美歐化，要麽伊斯蘭化。就現存世界格局看，美歐化的概率遠大於伊斯蘭化。很簡單，除非美帝也走俄國之路，真主就鬥不過互聯網。經濟發展，人權保障，今天已是硬道理，未來更是硬道理。

若果如此，不排除又有一連串國家告別陸權時代，類似於又一輪蘇東波。會有人黯然神傷，不奇怪。

關於反共民主防衛機制法的建議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我覺得西方民主國家應該建立共識，建立在自由世界內部實行經濟全球化，堅決在經濟上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識。在政治上效法德國取締納粹的方法，取締與共匪進行勾兌或者意識形態與共匪一樣的政黨。在思想層面禁止輸出與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有關的理念與觀點，在政治層面剝奪在經濟層面與共匪進行實質經濟往來，政治立場與共匪一致的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禁止媒體利用拼湊片面事實的方式呼應共匪的黨營媒體的宣傳風向，禁止與共匪的黨營媒體進行宣傳風向一致的輿論引導。

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實質上約束共產極權主義勢力對台灣的統戰滲透，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排除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當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只要與馬列毛鄧共產極權主義無關的思想產品 意識形態，人民可以根據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進行秉持與選擇以及交流，最左可以左到托洛茨基主義，最右可以右到無政府主義，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宣傳，甚至可以運用結社自由組黨，運用公民權利參選，尋求實踐。除了從共匪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之下批判自由世界，使用馬列毛鄧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使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其他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都屬於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的懷疑政治人物，可以公開的表達對政治人物的懷疑，這樣即保障了正常的民主運作，同時也防止了共匪的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的赤化。

只要不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制度，或者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的社會制度，任何分別隸屬於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勢力都可以被包容。

馬克思那些與共產極權主義理念無關的部份允許自由接觸 自由信仰，只要不是與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人民可以自由的選擇。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正常的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的政治自由，只要不是在敵國經商，沒有被境外敵對勢力鉗制，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選舉投票或者參選公職。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也不會實質上影響新聞自由，只要不是利用拼湊片面事實外加迎合共匪的解讀，刻意呼應共匪的宣傳風向，任何發揮輿論監督功能的新聞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只要定性報道正確，定量報道存在瑕疵，依然屬於新聞自由的範疇，比如某個地方發生兇殺案，被害人身中兩刀死亡，結果新聞上說被害人身中三刀死亡，雖然定量報道是錯誤的，三刀變成兩刀，定性報道是正確的，確實有人死於兇殺案，這則新聞就不能被界定為造謠，就不可以用造謠的名義加以取締。只要做到了上述主張，基本上就可以實質上取締共匪，同時又保障了人民正當的自由民主不被取締。我把這種主張定義為反共民主防衛機制，我建議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根據上述主張頒布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法。

延伸閱讀 政治學者談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

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

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

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

（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

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

－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

－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

－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

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

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

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中共沒有垮臺的原因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關於為什麼東歐共產黨可以垮臺，中共卻還可以存活的原因，我覺得原因來自於很多方面。中共的宣傳工作比蘇共成功，中共喜歡發動基層宣傳員冒充成一般民眾幫中共宣傳，蘇共根本沒有五毛組織。中共擅長運用天下烏鴉一般黑與中國人民離不開中共的論述打擊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心，蘇共只有生硬的理想主義宣傳，蘇共不會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而是強調蘇聯就是天堂，蘇共的宣傳工作在打擊東歐人民對於東歐民主化的信心的方面是缺乏效果的。而且中共很擅長運用西方國家內部自由多元的環境，引述西方國家內部的反體制的邊緣人的論述對中國人進行宣傳，讓中國人誤以為西方人也不認同民主制度，因為中國存在防火墻，除了因為環境的刺激造成主觀能動性被激活所以開始翻墻的人之外，大部份人在自然的狀態下接觸到的是中共的宣傳，中國的教育本身也不培養人獨立思考，而且還要學習中共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人被中共馴化。我覺得東歐可以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東歐的共產黨無法成功封殺反共電臺，無法成功的阻止反共內容的自由流通，所以東歐人民覺醒之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黨的共產極權統治，如果反共內容可以自由的流通，大多數人可以接觸到反共內容，任何共產極權國家都會滅亡。

而且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這種經濟制度無法達到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的效果，中共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所以基層官員對於幫助中共控制基層社會的工作是有積極性的，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基層官員需要指揮生產，而且油水很少，黨國的財富集中在上層的幾個家族裡邊，所以根本就沒有維護蘇共政權的積極性。

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巴契夫本身就有自由化傾向，而且上臺之後政治老人死了很多，基本上蘇共內部沒有什麼勢力可以有效的制衡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先是公佈蘇共的歷史罪惡，開放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同時以官方的名義出版表面上看上去是宣揚共產黨的理念實質上是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革與新思維，而且不再主動的扼殺西方意識形態在東歐的生存，甚至公開主張與美國和解，巧妙的瓦解了蘇共在蘇聯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俄羅斯確實因為蘇聯解體經歷了陣痛期，可是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人的經濟生活的水準比蘇聯沒有解體之前好太多了，中共不會肯定任何一個結束共產極權統治的政治人物，戈巴契夫與葉爾欣在俄羅斯的聲望很低，主要是很多俄羅斯人缺乏公民意識，普京集團為了維護威權統治長期對俄羅斯人民灌輸精英主義 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思想，造成很多俄羅斯人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不滿，葉爾欣時代的俄羅斯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高度發達，所以葉爾欣時代留下了很多俄共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負面評價，普京時代俄羅斯走向威權統治，但是卻保留了對戈巴契夫與葉爾欣的負面評價，普京集團長期運用這些負面評價為普京集團的威權統治塑造合法性，所以戈巴契夫與葉爾欣在中國與俄羅斯的形象都不好，但是我覺得戈巴契夫最大的錯誤在於解體蘇聯之前沒有建立中間偏左的過渡時期的社會制度，葉爾欣最大的錯誤在於沒有建立內閣制的民主國家，在於讓普京成為繼任者，可是戈巴契夫與葉爾欣至少是共產黨的體制裡邊還有良知的人。中國人面臨的環境與東歐人不一樣，中國人遇到了反自由化的習包子，而且中共內部雖然派系鬥爭激烈，但是各派系之間反對自由化的立場是一致的。

二零二一年的俄羅斯的國會選舉非常重要，雖然選舉委員會依舊偏袒統俄黨，依舊剝奪接地氣的反對派的參選資格，依舊會在計票的時候作弊，但是畢竟俄共與自由民主黨以及公正俄羅斯作為普京集團認可的反對派獲得了參選資格，雖然俄共不是自由主義反對派，自由民主黨屬於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公正俄羅斯只是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但是卻疏遠自由派青年重視的社會議題與工人運動以及獨立工會，但是至少俄共與公正俄羅斯都是實實在在的反對派，甚至自由民主黨雖然很多議題支持普京集團，但是在地方選舉與其他議題方面確實是統俄黨的政治對手，俄羅斯境內的反對派沒有必要因為覺得三個合法參選的反對派政黨太惡心與選舉舞弊就放棄投票，用不投票表達對普京集團的不滿只會讓普京集團以更加多的選票高票當選，會讓普京集團獲得更多的依據洗腦中間選民，俄羅斯境內的反對派應該積極的參與投票，把選票集中的投給合法參選的三大在野黨，效法二零一一年的國會選舉，讓普京集團在計票過程中因為忽略三大在野黨的影響力產生技術性失誤，讓三大在野黨的選票因為這種技術性失誤被成功統計，讓三大在野黨的參選人成功進入國會形成制衡普京集團的力量，才可以有效的約束普京集團，如果普京集團拒絕接受統俄黨成為國會小黨的選舉結果，之前依靠洗腦宣傳塑造的民主形象就會受損，俄羅斯民眾對普京集團的不滿遠比二零一一年大，效法二零一一年的集中投票，或許可以改變俄羅斯的政治格局，之後的地方選舉也很重要，只有改變地方政治格局才有機會改變聯邦委員會的結構，結束普京集團對聯邦委員會的控制，綜上所述，俄羅斯反對派應該積極的參與選舉。

東歐國家歷史上有基督宗教的傳統，基督宗教講究人性本惡，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掠奪，所以東歐國家本來就比較容易產生約束政府權力的民主思想。儒教文化裡邊肯定極權的部份，長期被東亞大陸的統治者當成官方意識形態，所以東亞大陸在歷史文化層面就是有利於極權主義生存的。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慾主義控制，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

蘇聯因為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西方資本根本不會跟蘇聯做生意，所以基本上蘇聯無法通過經濟統戰的方式腐化西方國家，所以蘇共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中共因為實行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利用建立在市場機制 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統戰，還可以利用西方資本發展黨國資本主義，被腐化的西方國家本質上并不希望中國民主化，中國民主化意味著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的喪失，雖然中共因為強迫技術轉移與不正當競爭外加掠奪外資引發了中美貿易戰，但是中共還是利用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扶持了部份西方資本，這些西方資本無法成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助力，這些西方資本成為對美國扯後腿的禍害。

極權統治與威權統治不同，威權國家雖然也有洗腦宣傳，但是卻沒有把執政黨塑造成永遠的執政黨的洗腦教育，所以很多被統治者會把執政黨當成是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政黨，而不是永遠的執政黨，威權國家普遍存在選舉制度與多黨制，而且威權國家雖然主要路段不允許集會遊行示威，但是次要路段還是可以集會遊行示威的，威權國家雖然會鉗制反對派建立電視臺的行為，但是反對派還是可以在沒有流亡海外的基礎上在互聯網上邊建立自媒體，威權國家與極權國家沒有可比性，威權國家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經驗在中國沒有可操作性。

存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與龐大的低收入人群組成的消費市場以及特權扶持帶來的利益輸送外加中國生產美國銷售的廉價商品帶來的利益決定了西方資本不會幫助中國民主化，中國工廠生產出來的廉價商品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緩和社會矛盾，西方國家的商業資產階級安撫國內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重要工具，西方資本在中國獲得的超額剩餘價值讓西方資本可以在西方國家內部推行擴大公共服務的社會福利，有效的緩和了西方社會內部的階級矛盾，安撫了西方社會內部的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避免了西方社會被赤化，西方資本是強烈擁護中共的，西方資本反習不反共。西方資本希望中國回到胡溫時代的狀態，雖然胡溫時代本質上是兼顧剝奪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以及侵犯私有財產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對於來中國投資的西方資本是非常客氣的，剝奪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并不會對不在中國生活的西方的資本家的精神生活構成惡劣的影響，侵犯私有財產與掠奪社會財富主要針對中國人民，西方資本家在中國賺的錢有一大部份可以從中國帶走，西方資本最懷念胡溫時代，中國如果成為民主國家，存在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與特權扶持帶來的利益輸送的好處就沒有了，特別是如果社會民主黨或者更加偏左的政黨成為執政黨，西方資本在中國不會有好下場，西方資本的下場甚至比習包子時代更差，中國民主化違背西方資本的利益。雖然中國民主化之後會因為權力尋租的減少與社會福利的增加造成人均收入增長，購買力會提升，但是低人權優勢的廉價勞動力市場會消失，中國民主化對於西方資本弊大於利，所以經過利弊的權衡，西方資本決定反對中國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只能依靠工人階級，依靠中國工人階級與國際社會認同自由人聯合體的工人階級。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沒有民主化似乎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中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是極權國家。

延伸閱讀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對社會資訊的鉗制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前言：這篇三萬字長文可能是互聯網上關於谷歌撤出中國敘述最為詳盡的壹篇，它通過事件回顧、原因分析和未來展望，輔以諸多案例，全景式再現了谷歌事件的真實面貌，駁斥了所謂的“為人民屏蔽互聯網”的謊言，指出既得利益集團以及政府高級官員假公濟私才是谷歌和YouTube等世界知名網站被封鎖的真正原因。本文亦穿插回顧了中國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管制的歷史和現狀，最後提出了四點建議，希望對中國互聯網環境的正常化有所助益。

壹，谷歌篇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狀況綜述

先說個小事。我的外甥女每次從新加坡回中國度假都要抱怨上網難。我家是光纖到戶，網速如飛，當然她抱怨的不是速度，而是很多網站不可訪問，尤其是她做作業要用的谷歌Google以及聯系同學用的臉書Facebook。

在中國大陸無法正常訪問的網站很多，除了世界最大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世界最大社交平臺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還有世界最大的 財經網彭博社Bloomberg、世界最大視頻網YouTube、世界最大圖片分享平臺Instagram、世界著名大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時斷時續（部分屏蔽）的還有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維基百科Wikipedia、世界著名電臺BBC中文網，以及英國《金融時報》、美國《華爾街 日報》等等。據不完全統計，前後被中國政府屏蔽的網站在兩千個以上，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封鎖網站”就列出了數百個，涵蓋政治、經濟、文化、郵 箱、圖片、視頻、雲存儲等等方面，涉及國際互聯網幾乎所有門類，而且主要是業內領先的大型網站。

很多海龜以及初到中國的外國人對此很抓瞎，這麽多大型網站和手機app都不能用，來到中國就像來到了國際互聯網的孤島，立馬與世界失去聯系，無奈只得翻墻。翻墻是壹件鬧心的事，壹是網速嚴重減慢，二是VPN等工具得時時更新，費力費錢。

抓瞎的不止老外，所有需要從被封網站獲取信息的國人，包括教師、學生、記者、科研人員、外貿和金融從業人員等等，都被逼天天操練翻墻大法，工作和生活嚴重 受阻。中國大陸對網絡的封鎖還在逐漸升級，2014年對谷歌郵箱Gmail的徹底封鎖導致上千萬中國賬戶無法收發郵件，用戶壹片哀嚎，尤其是外貿從業人員 和申請讀國外學校的孩子們。

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全中國有超過4億人使用（谷歌開發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機，但中國政府封鎖了谷歌的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導致全國幾億智能手機用戶無法安裝官方認證軟件，加劇了盜版軟件和手機病毒的泛濫。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應該說，中國的網絡封鎖已經嚴重影響了國民生產和人民生活。

奇怪的是，我怎麽也找不到這些網站被封鎖的具體原因。以谷歌為例，被封鎖了這麽多年，我既找不到法院判決書也找不到行政執法通知書。中國政府發言人只是籠 統地說這是“依法管理互聯網”，但是網站具體違反了哪條法律，以及是如何危害國家安全的，壹律無可奉告。無奈我只得自己找原因。被屏蔽的網站太多，讓我們先從幾個大的說起。

壹.谷歌篇
首先說Google谷歌，地球上最大的互聯網公司，其搜索、視頻、地圖、郵箱等業務量均為世界第壹，全球70%以上的智能手機使用谷歌開發的安卓操作系統。這是壹頭真正的網絡大鱷。

1.大鱷翻臉
谷歌是2006年正式進入中國的，到2009年底，谷歌已經占據了中國互聯網搜索流量的近三分之壹，賺得盆滿缽滿。然而2010年1月12日，谷歌突然在官方博客發表聲明， 名為“針對中國的新策略”《A New Approach to China》，稱遭到黑客攻擊（並暗指黑客來自中國政府），公司決定從即日起，不再按中國政府的要求對搜索結果進行審查。

聲明原文翻譯：“我們有證據表明攻擊者的主要目標是入侵中國人權活動者的Gmail郵箱……這些未經報道的攻擊和監視，以及過去幾年來政府試圖進壹步限 制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已使我們得出結論，我們應重新審視在中國的業務運營。我們已決定將不再繼續審查Google.cn上的搜索結果，並有可能關閉我們設 在中國的辦公部門。”

以上文字相當醒目，這等於是公開與中國政府翻臉。在跨國公司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壹家商業公司以措辭嚴厲的聲明與壹個大國政府公開決裂，此種情形 極為罕見。壹個以賺錢為目標的互聯網商業公司，居然要放棄地球上互聯網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放棄壹年幾十億的收入，這讓各路財經評論家們眼鏡掉了壹地。

我剛聽到這個新聞也是壹頭霧水。因為遭到黑客攻擊，所以撤出中國？這是什麽邏輯？黑客攻擊乃是常事，各國政府、網絡公司以及民間高手都精於此道，如果壹遭到黑客攻擊就撤，那谷歌早該死了多少回了。論技術實力，谷歌也不至於輕易輸給黑客吧？

趕緊找來谷歌的官方聲明仔細閱讀，其中有這麽幾段：“我們對壹些搜索結果將受到審查而感到不適”，“我們將與中國政府就是否可以依法運營壹個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展開討論”，但“中國政府在與我們討論的過程中十分明確地表示，自我審查是壹個不可談判的法律要求。”

這些文字就很直白了，再結合雙方的態度以及世界媒體的評論，不難發現黑客攻擊只是個導火索，谷歌與中國政府翻臉的真正原因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和中國政府在搜索結果過濾（敏感詞審查）這個問題上始終談不攏。

2.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
谷歌這邊唱起了高調，但中國官方對網絡封鎖卻按慣例保持沈默。盡管如此，還是有官員有意無意透露了谷歌事件的情況。原中宣部副秘書長兼全國宣傳幹部培訓中心主任李偉2010年1月的壹個講話原文如下：

“同誌們很關心這個（指Google聲明將退出中國），我就我了解的情況，和大家談談。現在正在談，雙方在談，那邊（指Google）要求公開特殊字符限 制，以及公開過濾機制；咱們這邊要求它轉移資料，要在北上廣或其他城市架服務器，差距很大。其實呢，註定談不成的。那邊在挑戰我們這裏的網監體系，這是政 策基點的問題，沒有壹絲可能性。我們這邊的原則：壹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 本，我們在維護聲譽。這兩點，在這個範圍內，只能這樣說，同誌們可以自己進行理解。至於最後結果，人家必然要走，我們留不住，也沒想留它。走壹年，走兩 年，它總有求著回來的時候。這個把握，中央有，我們也要有。強調壹下，這就是個法律問題，定性就是這樣，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開輿論中，要註意口 徑，否則會被內部追責，請大家特別註意。再強調壹遍，這就是個法律問題！”

“特殊字符限制”聽起來文縐縐的，其實就是敏感內容審查。對谷歌等搜索引擎來說，就是對某些詞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這段談話相當雷人：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是典型的人治吧，哪裏有壹點依法治國的影子？

李秘書長口氣這麽大，當然是有原因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傳媒管理，最大的老板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公安等政府部門，而是黨的下屬機構 — 中宣部，全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它掌握著全國最高話語權。所有的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站等等，無論線上線下，都必須聽其指令，否則就請關門大吉。

谷歌對這種中國特色的網絡管制當然是了解的，只是後來越來越不適應。後文我們將看到，中國政府的秘密互聯網管制方式和谷歌“不作惡”的公司文化有相當嚴重 的沖突。但谷歌那時既然決定了要在中國境內做生意，就必須服管。半推半就最後的情況就是：自2006年以來，谷歌雖然也執行中國官方的審查令，但執行得不 夠積極，時有漏網和過濾不及時。

中宣部對此相當惱火，又不便公開指責，於是通過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等對其多次進行警告和敲打，谷歌中國因此陷入了各種“門”，如2006年2月的牌照 門，2007年7月流氓軟件門，2008年3月漏稅門，2008年6月泄密門，2009年1月低俗門，2009年6月涉黃門等。

谷歌這種網絡大鱷，店大欺客、野蠻並購、不顧用戶反對隨意撤並產品等齷蹉事幹過不少，但要說谷歌是個涉黃流氓，老楊認為有點冤枉。在過濾黃色內容方面，谷 歌還是比較努力的，比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Google.cn）默認開啟嚴格過濾，少有黃色圖片漏網，而美國谷歌（Google.com）默認的是中等強度過濾。

谷歌可能不是很明白，為啥我已經很嚴格了，但是中央電視臺還是猛烈炮轟我為黃色流氓？同樣的搜索機制，為啥在別的國家都沒事？我想谷歌的高管可能沒有很好地理解中國人的語言，比如敲山震虎、指桑罵槐等成語。

中央電視臺說用谷歌搜索“兒子”，首頁出現了母子亂倫的內容，於是證明谷歌是個涉黃流氓。這個邏輯其實並不完備。有極客論壇爆料，在央視新聞播出的前兩周，谷歌服務器收到了大量包含“兒子”壹詞的搜索請求，用戶隨後專門點擊不倫鏈接，而這些流量主要來自中國大陸。

按照谷歌搜索的算法，有效訪問量占了很大比重，在突發大量“兒子”搜索點擊黃色鏈接的情況下，黃色圖片排名靠前是自然的。谷歌涉黃事件，其背後可能另有推手，不能排除栽贓的可能性。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邏輯有問題，但谷歌也沒有就此翻臉。

涉黃門只是壹個例子。總而言之，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從2006到2009年，谷歌公司和中國政府多次交鋒，積怨已久。所以，2009年12月遭到（來自中國官方的）黑客攻擊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壹根稻草。在這堆稻草裏，最紮人的就是搜索過濾這根。

3.過濾與審查
要探究互聯網過濾的源頭，我們得先回顧壹下傳統的出版審查，或稱出版管制。簡而言之，管制就是不讓妳看某些東西。這事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在幹。焚書坑儒告訴人們：總有些東西政府不讓妳看，如果妳壹定要看就砍掉妳的頭。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皇上說禁什麽就禁什麽，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軌道。中國第壹個正式的出版法是1906年《大清印刷物專律》，後來還有1908年大清報 律、1914年出版法、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認了公民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但中國大陸至今沒 有專門的《出版法》和《新聞法》。這在世界各國中是非常罕見的。
為什麽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也沒有《新聞法》和《出版法》，不能連滿清政府也不如吧？這主要是因為憲法已經明文規定了言論和出版自由，如果制定《新聞法》， 新聞和出版自由就是壹個繞不過去的坎。任何法律都不能違憲。但如果《新聞法》確定新聞自由，那中宣部就無法命令各大媒體了。中共中央不會容許這種情況出 現。

中國新聞立法推動人之壹的孫旭培教授曾在《新聞立法之路》壹文中引述了中國共產黨老壹輩革命家陳雲的壹句話：“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壹個新聞法，我們 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 制。”陳雲的談話反映了中央高層壹部分人對新聞立法的態度。

當然，也可以制定壹個中國特色的《新聞法》，規定壹切媒體聽黨指揮。理論上這麽做沒問題，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聞自由、保障媒體監督的時候，中國推出這樣壹個反潮流的《新聞法》，在國際上豈不貽笑大方？人多少還是要點臉的。

我們都知道，新聞和出版法事關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法律之壹，在國際法律界素有“第二憲法”之稱。但因為以上所述的原因，《新聞法》和《出版法》在中國難 產了幾十年，短期之內也看不到制定這兩部法律的希望。中國政府陷入了兩難，制定不是，不制定也不是，幹脆就拖著吧。2016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新聞法立法有無具體的議程”，發言人幹脆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既然“第二憲法”沒指望，那我們就回頭來看看憲法，它明文規定了言論和出版自由（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宣部對媒體（包括個人微博）管得那麽死，豈不是違反憲法？令計劃下令全國媒體不準報導法拉利事件，豈不是也違反憲法？理論上確實如此，但中國的憲法基本只是擺看的，它不具備可訴性。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了全國人大是憲法唯壹的監督機構。全國人大有壹堆委員會，教科文衛委、財經委等等，唯獨沒有最重要的憲法委員會。我們中國也沒有憲法法 院。所以，當出現違憲案件，比如中央禁止報導法拉利事件，如果哪位記者發飆了要起訴，他會發現無處可告，沒有任何法院或機構受理違憲案件。我們既沒有《新 聞法》也沒有《出版法》，加之《憲法》也被架空，所以新聞和出版自由在中國就只是壹句空話。
雖然沒有任何正式立法，但是出版相關的規章和通知卻有好幾十個。中國大陸的出版審查之嚴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裏禁止私人出版和私人辦報，印刷業屬於嚴格監管的特種行業。每個出版社都有專職審查人員， 每年槍斃N多書稿。舉個例子，鄙人曾出版過壹本長篇小說《滇藏星空》，責任編輯都通過了，但還是過不了審查，最後我被迫刪了好幾千字才得以付印。

在壹大堆出版規章中，國務院2001年頒布的《出版管理條例》是最重要的壹個，但這個條例也都是些大框框，沒有具體的審查標準。

出版審查100條明細第80–87條
鄙人觀點，這些出版管理規章要認真追究起來其實都涉嫌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原文如下：“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這寫得很清楚了，行 政法規必須根據憲法和法律才能制定。現在我們沒有新聞出版法，那這些行政法規能依據的就應該是憲法，而憲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和 出版的自由。
也許妳要問，談谷歌扯這麽多印刷出版幹啥？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傳媒的管理政策是壹樣的，無論線上線下。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某資訊不允許實體印刷，政府也不會允許它在互聯網上出現，反之亦然。

自1994年以來，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出版和信息傳播的方式。網絡言論（出版）的自由度很大，論壇、博客以及手機app都是免費的，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發布任何東西，信息量急劇增加，傳播速度極快。這種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對出版和宣傳管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先說明壹下，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有很多種不同的叫法，互聯網管制、互聯網審查、互聯網管理、互聯網過濾等等，都大同小異，本文主要用“互聯網管制”這個詞。

總的來說，互聯網管制有兩種方式：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所謂內容管制，簡單地說就是有些內容政府不想讓大家看，旋即命令網站刪除。這事說著容易，但在信息 爆炸的時代，要滴水不漏地審查互聯網所有的內容難度很大。本文草稿征求意見的時候，有人問為啥政府壹定要和谷歌耗上呢，不就是個搜索工具嗎？這話說得也沒 錯，政府只要控制了互聯網的內容，就不怕妳搜，隨便妳用什麽搜索引擎。但是全面內容控制的工作量太大了（後面我們有案例分析）。

相比內容控制的吃力不討好，控制搜索引擎（實施關鍵詞屏蔽和搜索結果過濾）可謂四兩撥千斤，效率高多了。打個比方，某圖書館有壹百萬本書，其中有壹萬本政 府不想讓大家看，有兩個方法可以做到這點，壹是壹本壹本地下架，二是在圖書館的電腦索引中刪除這些書目，讓讀者找不到這些書。妳覺得哪種方法有效？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壹般是雙管齊下，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步進行。後文令計劃與法拉利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4.內外有別
上面討論的都是本國網站，請問對外國網站要怎麽辦？這也很簡單，既然管不了，那就屏蔽之。請註意，屏蔽只在中國境內有效，外國人照玩不誤。聽著有點像網絡版“中國人與狗不得入”？

2014年10月30日，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有記者問為什麽中國要關閉Facebook等國外網站，中宣部副部長魯煒壹語驚人： “我們沒有關過境外的任何壹家網站。妳的網站在妳家裏，我怎麽可能跑到妳家去關妳家的網站呢？”魯煒其實說的並沒錯，任何國家都沒有治外法權，中國政府對 某些外國網站（以及服務器在外國的中國網站）無法關閉，只能屏蔽。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只有中國在審查互聯網，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公司都在幹這事，比如新加坡和美國等很多國家就屏蔽兒童色情網站，Facebook和Twitter就刪除了大量涉及恐怖主義的 內容。在某些伊斯蘭國家，嘲諷先知穆罕默德的內容壹律非法（但這些內容在法國等歐洲國家均為合法）。法輪功在中國大陸是”邪教”，政府不允許它在互聯網上存在，但它在別的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和臺灣）都是合法的。

有沒有壹些東西是全球公認應該禁止的？很遺憾目前並沒有壹個互聯網全球管理準則。我個人認為，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生命，命都沒了則壹切無意義。這是普世第壹原則。所以，凡是不利於人類生存的東西都應該群起而誅之。 有些東西堪稱人類公敵，幾乎所有的合法政府都欲除之而後快，這包括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谷歌在鏟除這些內容方面和中國政府應該是壹致的。2012年7月的時候，谷歌智庫Google Ideas還主持召集了全球性會議，商討如何在網絡上鏟除這些犯罪行為。

不難理解，谷歌在全球都在執行某種程度的搜索和內容審查。我這裏有壹篇哈佛法學院的報告，《Localized Google Search Result Exclusions》，這份報告詳細研究了113個網站在德國和法國被谷歌搜索部分屏蔽的情況，即同樣的詞匯，谷歌法國google.fr、谷歌德國 google.de的搜索結果與谷歌美國google.com的搜索結果不壹樣。這個報告指出，在德國和法國移除的搜索結果大多是白人民族主義 （White nationalism）、反猶太主義、納粹主義以及伊斯蘭教激進派網站，因為這些內容違反了所在國的法律。這個案例還說明，谷歌（根據當地的法律）在歐洲施行了比美國更嚴格的搜索審查。

政府審查在地球上普遍存在，谷歌自己也有內部審查。雙方都審查，為啥谷歌和中國政府就談不攏呢？壹般認為，他們的沖突主要在於兩點，第壹，審查的內容有沖 突，即某些內容中國政府要管制而谷歌認為不妥；第二，審查的方式沖突，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制多為秘密通知，而谷歌傾向於公開和透明化。本文將重點探討這兩點。

5.分歧何在：審查的內容
先來談審查的內容。谷歌和中國政府的分歧具體何在？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要找確切的答案卻難似登天。中國官方沒有任何資料可查，各級政府對網絡審查的具體 內容連壹星半點說明都沒有（除了依法管理之類的幾句大話）。奇怪的是，谷歌雖然不惜公開翻臉，但它也不把話說具體，它並不公布哪些審查令它無法接受，也從 不舉例說明是哪些敏感詞引起了爭執。

不但谷歌，我在網上挖地三尺也同樣很難找到其他互聯網公司進行審查的具體情況，比如哪些詞匯要過濾、哪些文章要刪除以及哪些網站要屏蔽。我百思不得其解，這麽重要的事情，難道靠口頭通知？但事實基本就是如此。我在網上找到了壹篇文章， 《中共鉗制媒體揭秘 — 從公開到隱蔽，由宏觀及微觀》，作者是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這篇文章原發表在《新政治家》雜誌2012年10月號，部分摘抄如下：

“2001年5月的壹天下午，我接到壹個聲稱來自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陌生電話，要我撤掉南方都市報將於第二天見報的壹篇稿件。作為南方都市報總編輯，我 經常接到中共各機關類似的電話。不過這次來電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機表達不滿，就很不客氣地答復：“不好意思，我不認識妳，不能確定這就是來自部領導的 指示;為防止有人冒充宣傳部領導對報紙發號施令，麻煩妳傳真書面文件給本報，否則無憑無據難以執行。”

“江澤民統治的後期，丁關根領導的中共宣傳部門對媒體的控制越來越嚴。壹個顯著的變化是，宣傳部門不再像以往那樣鄭重其事地下發文件或明傳電報， 對媒體發號施令，要求總編輯執行;而主要采取電話口頭傳達或手機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總編輯或具體負責人。原因在於禁令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書面行文需要層層報批，過於繁瑣，也來不及應付緊急狀況。而電話口頭傳達和手機短信通知，手續簡化，效率高、見效快。”

“應該是對自身行動的不正義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實心知肚明，中共的媒體控制在胡錦濤時代開始進入地下秘密狀態。這壹時期的顯著變化是，打電話給媒體傳達禁令的宣傳部門官員，通常都會在掛機之前強調：“不得做書面記錄，不得留任何字據，不得透露下達了什麽禁令，不得透露是什麽部門下達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達禁令領導的姓名。”中共宣傳部的禁令，就這樣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貫徹執行。”

讀到這裏諸位應該明白了為什麽谷歌撤出中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卻不把話說具體，因為谷歌手上可能並沒有多少書面字據。電話錄音或記錄有嗎？這個我不好確定，得問谷歌公司有關人士。

雖然谷歌和中國政府雙方都在打啞謎，但我們還是有辦法推斷他們到底在吵什麽（哪些互聯網內容被管制了）。總體來說有以下三種方法，壹是維基百科法，二是“消息靈通人士”法，三是比較法。下面我們逐壹來看。

A.維基百科法
維基百科Wikipedia號稱地球最大知識庫。假如壹個問題在維基百科都找不到蛛絲馬跡，那它的答案在地球上也基本上無處可尋了。所以，想知道中國有哪些管制內容，有哪些敏感詞，第壹個方法就是去維基找答案。

維基百科詞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絡審查詞匯”列出了壹大堆敏感詞，從單字到組合詞，比如：胡、劉、李、吳、溫、習、賀、賈、令、計劃、法拉利、胡錦、 hujin、月月鳥、澤民、太上皇、蛤蟆、康師傅、27億、真理部、紐約時報、阿波羅新聞、紅太陽的隕落等等。

上面這些詞是截止2013年初的。應該指出的是，敏感詞經常在變化，每個省區的敏感詞也可能不壹樣，並且有時候昨天的敏感詞今天就不再敏感，比如令、計劃+法拉利、（周永）康師傅等等，現在都可以自由搜索。

敏感詞匯表是中國政府和谷歌搜索的主要分歧之壹。雖然中國政府從不公布這個詞匯表，但敏感詞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它存在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論壇灌 水，在博客發文，常會遭遇“內容包含不當或違法詞匯，請返回修改”諸如此類的提示，但具體哪些詞有問題，對不起無可奉告。這讓網民們很抓狂，所以有人專門 開發了敏感詞檢測軟件，比如“百度貼吧和諧測試器”等等。這類軟件是中國獨特的互聯網審查環境下的奇葩之壹。

中國大陸互聯網過濾的內容之多，敏感詞變化之莫名，讓網民無所適從。比如某段時間不可搜索胡+溫，這勉強可以理解，但某些帶“胡”的詞在谷歌都不準搜索， 比如說胡蘿蔔，就讓人抓瞎了。很多人對此頗有微詞。雖然我對作家韓寒並不感冒，但他2010年5月有篇博客曾被廣為傳播，這裏引用壹下：

“事實上，我壹點都不懷念谷歌。谷歌就像壹個姑娘，有壹天她跑過來說，我要離開妳。我說，不要這樣親愛的。讓人傷心的是，最後她還是離開了。但是我發現， 其實當我想上她的時候，我還是隨時能上她。唯壹的不同就是以前我上她的時候能從她身上搜出胡蘿蔔，但是現在，我問她，胡蘿蔔呢，她就嗖壹下不見了。”

外國人看這段可能不知所雲。要理解這種文字，得對中國大陸“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的網絡審查環境有深刻理解才行。

用維基百科查敏感詞要補充壹點，維基百科本身在中國大陸也時常遭到屏蔽，訪問時斷時續，若想暢通無阻請適時爬墻。2013年8月，維基百科聯合創始人威爾 斯對記者表示，他寧願放棄在中國開展業務，也不願接受中國方面任何形式的互聯網審查。這和谷歌的做法如出壹轍。看來維基百科被徹底屏蔽也是遲早的事。

保持好奇，獲取知識，此乃人類本性。因為有幾個詞條的解釋與政府的不壹致，所以要阻止民眾訪問全球最大的知識庫，這種做法堪稱反人類。因為飯裏有幾粒沙子，從此以後就不吃飯，還不準全國人民吃，此邏輯令人驚詫。

B.消息靈通人士法
這是指內部人士有意無意走漏了風聲。本文開頭引述的中宣部李偉的談話就是壹例，他透露了谷歌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情況。網絡審查和敏感詞也是壹樣，雖然官方三緘其口，但免不了有知情人士透了口風。

我查到的資料裏有壹個名叫張賈龍的博客作者，他是前騰訊財經頻道的小編，後來被開除，原因是“泄露商業秘密等保密敏感信息”。張賈龍透露的管制內容有“習特勒”、“講話精神研究中心”、“誰讓我們成了無產階級”等等。

我試了壹下，張賈龍透露的信息基本準確，谷歌搜索“習特勒”有壹萬多條結果，而百度則基本無法搜索這個詞（除了幾張希特勒相關的照片）。

C.比較法
假若妳懷疑哪個詞是敏感詞，就用谷歌和百度對比壹下，如果搜索結果差別很大，這個詞十有八九是被審查了。

如果說習特勒這種詞有欺君犯上之嫌，應該屏蔽的話，有些詞被審查則讓人莫名其妙。

2015年9月7日谷歌搜索“章貢區網宣辦”

江西小城贛州的壹個區的壹個辦公室，居然有超過30萬條搜索結果，壹個小小辦公室也能這麽火？原來是這樣，2014年12月，壹名黑客破解了贛州市章貢區網宣辦的工作郵箱，將整個信箱內容公布在網盤上。此文件很大，諸位可以自己下載慢慢讀，體會基層宣傳工作者的艱辛。在網絡時代，宣傳管理工作比 傳統印刷時代要艱苦多了，信息量巨大，傳播速度極快，經常需要加班，24小時待命。

同樣是搜索“章貢區網宣辦”，百度只有3,040條結果，是谷歌的1%不到。百度再怎麽爛，搜索數量差這麽多是不可思議的。再來看其首頁，內容也 與谷歌完全不同。這裏面有搜索引擎內部機制的原因，比如百度著名的競價排名（交錢多的排首頁）。另外壹個原因大家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個詞在中國遭到了 審查，百度按照官方要求過濾了搜索結果。

2015年7月20日百度搜索天安門的首頁

用百度和谷歌分別搜索天安門，首頁的結果完全不同，而且谷歌排前三名的網頁在百度裏根本就找不到。很顯然天安門這個詞在百度被審查了，某些網址被屏蔽。

看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為什麽谷歌在中國得關門，那個3小時紀錄片《六四天安門》是官方禁片，谷歌不遵守官方禁令，豈能容妳？順便說下，這個3小時紀錄片（以及類似的涉及中國政治的視頻）也是全球最大視頻網YouTube被禁止訪問的主要原因之壹。

當然，比較法最好是直接比較谷歌搜索（在管制和無管制狀態下）的結果。

6.真理部指示
通過維基百科法、比較法和“消息靈通人士法”，我們大致知道了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情況。但這都是間接分析。有沒有來自官方的互聯網管制具體資料？這個難度確實有點大，據說這些都是國家機密。不過，通過維基解密我還是找到了壹份相關資料 。

下圖是維基解密發布的壹份某省網宣辦文件（請註意，網宣辦不是政府機構，而是黨的機構）。這份文件列舉了互聯網上哪些輿論要引導，如何引導，規定得非常細 致，有刪除、推薦、置頂、沈帖、壓至後臺以及請網評員出馬等等，時限規定清楚，責任落實到人。

維基解密的資料是否真實，這裏不做評論。我個人觀點，這樣壹個超長表格，內容又如此細致，造假難度很大。這個表格也讓我們看到了互聯網內容控制工作之細 致。這和奧威爾的小說《1984》描繪的場景很相似。它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妳的眼睛，因為妳能看到什麽，都是由壹位“老大哥”決定的。在互聯網時代也 是壹樣，博客、論壇、門戶網站新聞等等，盡在“老大哥”掌控之下。

最後舉個例子。汶川地震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次死傷慘烈的地震中，各路記者沖鋒陷陣，給人的印象是媒體都放開了報導，但根據維基解密透露的這份文件，汶川地震期間的互聯網管制也同樣嚴格。

到這裏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壹下中國政府互聯網管制的最大特點，那就是不允許大量出現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這並非我的個人隨口胡掐，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就是 這麽做的，官方很早以前就這麽說過。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2000年8月接受美國CBS記者邁克•華萊士專訪時曾有如下對話：

華萊士：“主席先生，妳為什麽封鎖網站，包括 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理由何在？妳不信任人民從網上取得信息及學習嗎？”

江澤民：“我希望人們將從網上學習很多有用的事情，但無論如何，網上有時也有不健康的東西，特別是網上的色情內容，對我們的年輕人傷害很大。”

華萊士：“BBC和華盛頓郵報網站沒有色情的東西。”

江澤民：“它們被禁可能是因為有些政治消息的報導，我們需要有所選擇，我們希望盡可能地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用的信息。”

江澤民和華萊士北戴河訪談
根據我查到的資料，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就網絡審查公開表態。“限制對中國發展無用的信息”這個表述很抽象，實際的情況是，哪些信息對中國的發展無用其 實全憑上頭壹句話。後面的案例我們將看到中國的網絡管制基本都是人治，和法制很難掛上邊。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那句話“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和江 總書記其實是壹個意思，只是李偉說得更直接壹些。

7.網絡屏蔽案例分析
這篇文章之所以不遺余力講案例，乃是因為如果事情不說具體，我們就無從辨別中國網絡審查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就無法對谷歌和中國政府的爭執給予基本的判斷。

總的來說，從江澤民、胡錦濤到今天的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沒有壹點放松的跡象。前面的《六四天安門》紀錄片就是壹例， 只要這個片子還出現在YouTube裏面，YouTube在中國大陸就別想正常訪問。同理也適用於Facebook和Twitter，只要中國政府不滿的 內容在上面傳播，這些社交網站就別想在中國運行。

讓我們來看最近的幾個案例。2014年10月21日，中國政府突然封殺了方舟子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壹夜之間方舟子就從（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消失 了。中國政府這次封殺方舟子，和以前封殺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人的手法壹樣，既不通知也不審判，而是偷偷幹掉，全國整齊 劃壹，行動非常迅速。

方舟子突然被屏蔽，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因為他批評了壹個名叫周小平的“網絡作家”。周小平先寫了壹篇文章《夢碎美利堅》，列舉了美國的種種不是。這篇文 章有諸多硬傷，有些證據純屬捏造。曾在美國讀博的方舟子看不下去了，於是專門撰寫了壹篇長文《“網絡作家”夢遊美利堅》，指出周小平的諸多錯誤。

文人之間的論戰我們見得多了，為什麽這次國家機器要參與其中呢？其原因就在方舟子被封殺的前幾天，2014年10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邀請了72位文藝界名人參加，周小平和花千芳作為網絡作家的代表參加了座談。座談會結束時，習 主席還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說：“希望妳們創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周小平是中國官方樹立的網絡文藝典範。方舟子不知好歹，撰文批評官方作家，結果立馬被縫嘴。這次還不是簡單刪帖，而是全面銷號。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互聯網內容管理手段了。

方舟子被徹底屏蔽，說明了中國政府互聯網管理的壹大特點，那就是發表文章可以，但是觀點不得與官方有異，更不得廣泛傳播。用宣傳部門的語言，那就是全國上下都必須“與黨中央保持高度壹致”，否則刪妳沒商量。

最新的案例還有紀錄片《穹頂之下》。這幾年中國霧霾圍城， 民眾頗有怨言。2015年2月28日，有個叫柴靜的小妹上傳了壹個她自己拍的紀錄片《穹頂之下》，講述她本人對霧霾的看法。這個片子創下了全國紀錄，壹周 之內點擊播放超過壹億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從2015年3月7日晚上開始，全國所有的視頻網站統壹下架了《穹頂之下》，現在中國人要看這個片子只能翻墻 去國外網站。

和往常壹樣，中國政府對此保持沈默。我個人估計，《穹頂之下》提起了公眾對霧霾的重視，這本是壹件好事，但該片被廣泛傳播之後，公眾自然會追究霧霾圍城的 原因，其中之壹就是政府管理不力。中國政府最怕自己被廣泛質疑，因為這有可能動搖其執政的基礎。《穹頂之下》被封殺還說明了壹件事： 對這個政府來說，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並不是最重要的事。

當然，也不是說在中國大陸就不允許批評政府。在飯桌上私下侃侃可以，在公眾場合就要註意了，借助網絡廣泛傳播更是被嚴格禁止，相關言論會立馬被掐斷和查封，相關人士會遭到各種處理和封殺。近期案例請搜關鍵詞“畢福劍”以及“德國雷克”。

有壹點要說明，無論互聯網怎麽嚴格監管，還是能搜到壹些批評政府的言論，有的尺度還相當大。原因之壹是因為互聯網的內容浩如煙海，縱有百億維穩資金也不可 能每壹頁都人工審查，只能挑重要的來，先管好門戶網站、大型論壇和主流社交工具，比如博客、微博和微信。單就微博來說，重點管好那些上萬粉絲的大V即可， 至於那些沒幾個粉絲的普通賬號，隨便他們發表什麽言論好了，起不了什麽風波。這就是為什麽有時妳在微博小戶上（以及互聯網上）能找到壹些尖銳的言論，但是 在大V微博裏卻找不到。

小賬戶和微博大V的社會影響力完全不是壹個檔次的。有些文章在微博小號上存在得好好的，壹經大V轉發就立馬被屏蔽。舉個例子，鄙人的文章《和大學生朋友們談談我對毛主席的個人看法》在我的微博上幾年都 沒事。2015年1月11日，擁有三千萬粉絲的任誌強將此文轉到他微博上，不到兩小時就有三千多次轉發，然後立馬被屏蔽。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政府對平頭百姓的言論就完全放任自流。我本人的其他文章也經常被屏蔽，《蛋炒飯與白眼狼-老楊再談朝鮮戰爭》、《老楊再談徐純合之 死》等等，這些文章無論是在微博還是微信都發不出去。有時換掉某些敏感詞發出去了，第二天人工審核照例刪除。這些文章 都是鄙人原創，既不涉毒也不涉黃，壹句罵人的話也沒有，被刪的原因只有壹個，那就是鄙人的觀點與官方有異。

對谷歌來說，互聯網（內容和搜索）審查要和中國政府保持100%壹致確實勉為其難。《谷歌透明度報告》有壹句話，說明了為啥谷歌對政府的屏蔽要求有時不予 執行：“···某些要求可能不夠明確，我們會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有時我們不遵從相關要求是因為這些要求不是通過適當渠道提出的。要求必須以書面形式提 出，不能是口頭說明。有時政府機構提供的書面信函效力不足，必須另行申請法院命令。”

谷歌這種死腦筋，凡事都要搞得那麽正規，刪除的要求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這和中國政府的做事方式完全對不上號。後文的案例我們將會看到， 令計劃的兒子開法拉利玩雙飛死了，官方第二天就禁止搜索法拉利系列詞匯，沒有哪個法院有如此高效的判決，這只能緊急電話通知。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谷 歌在中國水土不服，與中國政府沖突不斷，最後徹底翻臉，應該可以理解吧。

8.分歧何在：審查的方式
為什麽谷歌死在中國，上面我們討論了第壹點原因，審查的內容有分歧。但還有壹點更重要：審查的方式有分歧：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多是秘密進行，而谷歌傾向於公開和透明。

2014年10月，有記者問為什麽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被屏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按慣例答道：中國政府依法對互聯網進行管理。雖然依法管理這個詞時 常被中國政府官員掛在嘴邊，但實際情況是，無論是屏蔽網站還是劃定敏感詞亦或刪除文章，沒有壹個是依據法庭的判決。

就我所查閱的資料，互聯網審查在世界多數國家是壹個法律問題，刪除或屏蔽在歐美多以法院的判決為準，而中國大陸的互聯網審查從來沒有法院什麽事，它們是各級政府（和黨委）自行決定，以上級指示甚至口頭通知的形式下達，黑箱操作，不予解釋。

這就是中國網絡審查方式的最大特點：秘密審查，秘密執行。公眾無從知曉審查的程序和依據，官方也從不發布任何公告。小的案例就不說了，就谷歌系列產品來 說，上億人在使用谷歌的商店、搜索、地圖和各種服務，屏蔽谷歌這麽大的事，即便不審判也不新聞聯播，起碼也該在報上登個啟事吧？中國政府偷偷幹掉谷歌，此 種行為就好像半夜把橋炸了卻不在橋頭立個牌子，相當缺德。

中國的敏感詞過濾，其官方說法是“特殊字符限制”，民間則有各種說辭。以微軟的Bing為例，它的搜索頁面最下方有時候會出現壹行小字：“為回應符合本地 法律要求的通知，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壹行小字就是微軟的Bing搜索（以及百度、搜狗、好搜和以前的谷歌在內的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搜索引擎）活下 來的秘訣。我很想看看這些通知的實例，但是挖遍互聯網也沒找到壹個。它們全都是國家機密？

微軟公司對這行字是這麽解釋的：“如果政府機構要求刪除顯示的搜索結果與我們聯系，我們需要政府機構提供適用法律和權利的證明，以及官方的刪除要求申請。。。那麽我們可以履行刪除申請。如果要求我們必須實施申請，我們將有限地實施申請。”

微軟說得很委婉，“有限地實施申請”？哪位能舉個例子說說它什麽時候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刪除要求？微軟Bing搜索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屏蔽要求，還依然能在中國運行，難道中國政府對谷歌和微軟執行了不同的標準？

9.秘密法律
請註意“為回應符合本地法律要求的通知”這句話，乍聽起來這些“通知”都是法律的產物。但必須提醒壹下，法律有壹個重要特征：必須公開。

公開性是法律的天然屬性，它有兩個含義，壹是法律條文不得保密（這是廢話），第二，法律程序應該公開。即便少數時候可以秘密審判，但任何情況下都不得秘密宣判（ 以及秘密執行）。

如果按照官方的說法，互聯網屏蔽和敏感詞過濾是依法管理，則那些“通知”可以看作是簡易審判之後的判決書，但是它們卻從來沒有公開過。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但任何判決都應公開宣布。”這也 符合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於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應當當庭公布不公開的理由。所有的案件，不論是否公開審判，判決壹律公開宣告。

我們可以想象壹下，如果秘密審判，還加上秘密執行，那街頭就會有人突然消失，人間蒸發，且原因不明，這個國家就會變成壹個人人自危的恐怖國家。所以，雖然某些涉及機密的案件可以秘密審判，如周永康案，還有軍事法庭負責的谷俊山案等等，但審判的結果都必須公開。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壹個邏輯三段論：

（1）凡是符合法律的，其判決和執行必定公開；反言之，凡是秘密判決和執行的，必定不符合法律。
（2）中國互聯網審查從不公開，等同於秘密判決並秘密執行；
（3）所以，中國的互聯網審查不符合法律要求。

由此可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宣稱的“依法管理互聯網”其實是壹句謊言。現在中國互聯網管理的情況是：大多數被審查的網頁和網站都是莫名其妙突然消失，沒有 審判，沒有公告，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征。這就是為什麽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只能用“依法管理”這樣的大話來搪塞，他們從不告訴妳被屏蔽的網站具體違反了哪 壹條法律，也不告訴妳下達通知的具體是哪個機構。中國的很多事都是如此，官方不敢說具體，壹說具體全是違法的，但是官方偏偏都打著依法治國的幌子。

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2016年2月26日，國家網信辦發布公告，依法關閉壹堆微博，包括@演員孫海英、@王亞軍上海、@榮劍2001、@文山娃、@紀昀、@羅亞蒙、@大鵬看天下等大V賬號。

我看到報導頓時楞住了，這公告原文是這麽寫的：“。。少數網絡名人無視社會責任，濫用自身影響力，在網上多次發布反對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損害國家榮譽 和利益。。”網信辦判定公民違憲？這真是壹個雷人的公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明文規定了由全國人大負責解釋憲法並監督憲法的實施。除全 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之外，任何人或機構都無權解釋違憲事件。網信辦判決公民違憲，我真是被雷到了。誰才是真正的違憲？憲法是壹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必 須嚴肅對待。在今天的地球上，由國務院（行政院）下屬的壹個辦公室來判決和公告違憲案件，恐怕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話說回來，這次網信辦敢於站出來公告，這本身是壹個進步。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行動都是秘而不宣的，與暗殺類似。

10.審查與暗殺
關於與暗殺類似的中國互聯網秘密審查，我在這裏補充壹個最新案例。這是我本人的親身經歷。

2016年7月18日晚我發了壹條微博，沒有壹個字，只是分享壹張圖片，然而此微博半小時之後就被管理員禁止轉發（隨後被刪）。接著我就被禁言，無法發布、回帖和互粉。 到7月20日晚，我的微博依然無法使用，於是我發了壹條微信朋友圈，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我的微博已被禁言，不能發布、回復和互粉。新浪稱我違反了微博社區規則。鄙人正在和新浪小秘書交涉，爭取早日恢復正常。我仔細翻看，可能是因為壹張圖片。這張圖是我發的最後壹條微博。此圖如此敏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這條朋友圈並附上了這張圖片。奇怪的是，發出兩個小時之後，沒有壹個贊也沒有任何留言。經過和幾位微信好友截圖溝通，確認我這條朋友圈已被管理員屏蔽，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朋友們都看不到。

經過朋友們的反復驗證，我們最後確認：不論是微信還是微博，只要內容包含有這張圖片，或者包含有“炎黃春秋停刊”這幾個字，均會被屏蔽或刪除。

對“炎黃春秋”事件的消息管制我感覺是空前絕後的嚴厲（可能不會絕後吧）。著名雜誌被迫停刊，同行理應唇亡齒寒，但中國所有的媒體都對此事保持沈默，沒有 任何報導。微博和微信等個人社交工具也被嚴格審查，連圖片識別技術都用上了，發布消息者壹律屏蔽、銷號或禁言。除了抓人，這應該是最嚴厲的 互聯網內容管控手段了。

意料之中的，針對炎黃春秋停刊事件，中國政府也對搜索引擎進行了嚴格管制。

2016年7月21日谷歌搜索“炎黃春秋停刊”

谷歌搜索有129,000條結果。不難看到，雖然國內鴉雀無聲，但《炎黃春秋》停刊事件在海外中文媒體上都炸了鍋了。

相比谷歌的十幾萬條結果，百度搜索總共只有18個結果，而且沒有壹個和該雜誌停刊有關系。由此可見，為了集團的利益，中宣部開足了馬力，在內容管制方面連個人通訊工具都不放過，搜索引擎也被徹底管死。

某雜誌停刊發壹個公告，並不是什麽大事，為什麽政府此次如臨大敵呢？鄙人愚見，原因有二。壹是《炎黃春秋》這本雜誌有點特殊。創刊25年以來，這本雜誌壹 直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內部改革派最重要的理論陣地，訂戶近二十萬，有全國性影響。該刊曾發文深挖中共歷史上的錯誤，也曾連續發文肯定前總理趙紫陽的貢獻。該 雜誌的前副社長楊繼繩還出版有《墓碑》壹書，對1959–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的事件進行了詳細報道和深入論證（這本書2008年在香港出版，隨即被大 陸官方列為禁書）。2015年，楊繼繩還發表了壹封《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公開信》，公開挑戰 政府的圖書和期刊出版管理“十五條”。可以這麽說，炎黃春秋這個攤子對當權派來說如鯁在喉，須除之而後快。

《炎黃春秋》當然也不是吃幹飯的，它的法人代表杜導正是全國人大代表、前《光明日報》總編，並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老壹輩革命家習仲勛曾經給炎黃春秋題有 八個大字：炎黃春秋，辦得不錯。雖然如此，這本雜誌還是被迫停刊了。由此看來，在激烈的黨內路線鬥爭之後，保守派已經全面獲勝。他們並可借此警告全國媒 體：若敢再不聽指揮，胡言亂語，尚方寶劍也保不了妳。

第二，雜誌突然宣布被迫停刊，這種方式相當慘烈。海外媒體對此的評論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對於政府最後采取強行進入的流氓手段，亦有媒體形容為“圖窮 匕見”。《炎黃春秋》是7月17日宣布停刊的，7月19日，杜導正接受海外媒體電話采訪時說：“我抗議，我憤怒。。。我作為壹個老幹部、老共產黨員，實在 覺得沒有辦法理喻。這麽像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難道我們共產黨又開始搞文化大革命了嗎？”

杜導正說，“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就來了造反派，宣布妳是走資派，妳是反革命，妳的權已經被我們奪了，請妳離開這個地方。。。整個報社被他們占領了。這次給我的感覺有點那個味道。”

鄙人觀點，杜導正接受采訪說話還是很克制的。按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人家紅衛兵占領報社，那是明火執仗。這次炎黃春秋雜誌社被強行占領，隨後嚴格封鎖消息，性質當屬暗殺。所謂暗殺，就是說我幹掉妳，但我不讓人知道。 使用暗殺手段，本身就說明了他們的行動是非法的，見不得人。

暗殺作為壹種非正常手段，不到萬不得已誰也不會出此下策。原因很簡單，壹旦敗露，可能滿盤皆輸。古今中外這種案例很多。近的來說，1946年7月聞壹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沒多久國民黨 在大陸就樹倒猢猻散，教訓實屬深刻。這次炎黃春秋之死，它所傳遞的信息是：與官方不壹致的觀點不得廣泛傳播，無論是互聯網出版還是印刷出版。

11.意大利汽車和巴拿馬香蕉
2014年10月30日，在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朝日電視臺記者問：西方壹些網站比如說Facebook在中國無法訪問，請問中國為什麽要關閉這些網 站？中宣部副部長魯煒回答說：“我沒有用過這些網站，我不知道是不是被關閉，但是我想這樣的情況肯定是存在的。我想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管理都是按照中國的 法律進行，我們的壹切措施都是為了維護中國的互聯網安全和中國消費者的權益。”

魯瑋的調子唱得很高，但後文的案例諸位將會明白，中國政府強力屏蔽國外著名網站，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小集團和“老幹部”們的利益，而國家聲譽以及人民的利益，以及屏蔽的手段是否合法，他們暫時顧不著。

中國的互聯網屏蔽，有時候是某個“老幹部”當天出事，馬上就屏蔽，十萬火急，立即執行。學法律的同學都知道，任何事若要走法律程序，其過程是冗長的，審判 和上訴長達幾個月是常事。這也決定了中國的互聯網屏蔽不太可能走法律程序。本文附件有篇文章，《審查機器，了解壹個真實的中國互聯網》，裏面敘述了作者作 為網站負責人的時候，半夜接到河北省新聞辦的電話，要求立即刪除某網頁。這種夜半雞叫似的口頭通知緊急行動，我不少網管朋友都有類似經歷。此類行動經常發 生，比較著名的壹次是2012年3月的法拉利事件。
意大利出產壹種很貴的汽車名叫法拉利，它動不動就是四五百萬壹輛，這註定了它只是富人的玩具，窮人只能看圖意淫。2012年3月19日，很多中國網友突然發現無法搜索“法拉利”相關詞匯。大家都很詫異。直到前國家領導人之壹的令計劃落馬，大家才明白出了什麽事。

2012年3月18日淩晨4點，北京市北四環保福寺橋發生了壹起車毀人亡的重大事故，壹輛黑色法拉利跑車猛撞圍墻，駕駛員當場身亡，車身基本解體並甩出了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子，壹死壹重傷，據說壹個半裸，壹個全裸。

天價名車，死傷慘烈，壹男二女，還衣衫不整，這當然是新聞的好材料。第二天北京晚報、新京報等多家媒體都有報導，網絡和社交媒體上也開始瘋傳，車上那兩個 女生是中央民族大學的，其中壹個還是活佛的女兒。然而到了第二天晚上這壹切戛然而止，網絡上有關此次事故的帖子全被刪除，網站的新聞報道被撤稿，百度搜索 屏蔽了“法拉利事件”，新浪微博也同時屏蔽了“法拉利”和“中央民族大學”等多個關鍵詞。這就是典型的內容管制和搜索管制同時進行。

兩年多之後，2014年12月，隨著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被隔離審查，法拉利事件又重新可以搜索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那輛黑色法拉利的駕駛員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

24歲的令谷是北京大學在讀研究生，他這輛價值超過五百萬元的法拉利跑車從何而來呢？這事要追溯開來，令計劃當然會受牽連。所以，令計劃在車禍當晚即動用 了中央警衛局封鎖事故現場，第二天又利用職權禁止媒體報導，並指示有關部門對互聯網進行全面屏蔽，包括“法拉利”在內的諸多詞匯立即變成了敏感詞。
黨的高級幹部壹個電話就能號令全國媒體和互聯網，禁止訪問和搜索，這難道就是外交部發言人聲稱的“依法管理互聯網”？這難道就是中宣部副部長魯煒所說的“維護中國的互聯網安全和中國消費者的權益”？

下面我們來看壹個新案例。2016年4月6日，有中國網友又驚訝地發現，巴拿馬系列詞匯突然無法搜索。巴拿馬是個彈丸小國，除了運河，它唯壹拿得出手的東 西就是香蕉了。這麽壹個小不點國家被中國的互聯網管理當局重點關照，這都怪2016年4月3日突然被外國媒體曝光的巴拿馬系列文件。

巴拿馬的實體經濟基本只有香蕉，但這個國家還有壹個撒手鐧名震全球，那就是離岸金融服務。它是全球著名的避稅天堂，全球很多富人和大公司都慕名 來這裏開戶，因為巴拿馬對個人存款和公司資料嚴格保密。

這些富人和大公司本來以為錢在巴拿馬就高枕無憂了，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雲。有壹個匿名者向國際調查記者同盟以及數家西方媒體爆料，他提供了2.6TB的數 據，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壹家名叫 摩薩克馮塞卡（Mossack Fonseca）的巴拿馬律師事務所的電腦資料。這家事務所專門協助顧客開辦空殼公司，通過離岸空殼公司轉移資金。其顧客名單有數萬人，其中有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密友、英國首相卡梅倫的父親、冰島總理夫婦等等，還有中國的幾位現任和前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人和朋友。

2016年4月5日，在中國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追問對巴拿馬文件有何看法，發言人洪磊說，“對於這種捕風捉影的東西，我們不作評論”。當天的環球時報還發表評論，題目是《偷或編“巴拿馬文件”者絕非等閑之輩》，指責西方媒體壹貫抹黑中國。

本來這事可能就這麽過去了，沒想到4月5日晚上風雲突變，冰島總理因為涉嫌隱匿海外資產，突然宣布辭職。這明擺著就是說那些巴拿馬文件基本屬實 嘛。環球時報當場被打臉，那篇評論立馬撤櫃。中國互聯網管理當局也緊急行動起來，就像2012年屏蔽法拉利壹樣，巴拿馬系列詞匯從2016年4月6日開始 無法搜索。新浪微博更是奇葩，連“冰島總理辭職”都無法搜索。

按照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說法，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包括內容刪除和搜索過濾）都是依法管理，那麽哪位同學能告訴我，法拉利和巴拿馬系列詞匯的屏蔽是根據哪壹條法律？

事實很明顯，為了壹己私利，有高級公務員（老幹部）在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屏蔽和自己有關的負面事件。假如谷歌的簡體中文搜索現在還在中國運轉的話，按照谷歌公司的慣常做法，緊急屏蔽“法拉利事件”和“巴拿馬文件”顯然是其不能接受的。

12.誰是“老幹部”？
談到這裏我們回頭來看看原中宣部副秘書長李偉的那段話，他強調了中國互聯網審查的兩個原則：“。。壹要表明態度，我反對什麽，我就封什麽，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表態；二是要向老幹部們表態，要表明我們沒忘本，我們在維護聲譽。”

哪些人是李偉所謂的“老幹部”呢？令計劃當然是其中壹個，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等顯然都在其列。有人說中國的腐敗問題，根子就在主席臺的前三排，這話壹點也不誇張，在互聯網管理方面尤其如此，因為只有主席臺就座的高級官員才有屏蔽互聯網的權力。

現在的問題是，像令計劃和周永康這樣利用職權屏蔽互聯網的“老幹部”們到底有多少？按照中紀委和監察部的說法，貪贓枉法的官員是少數，但我個人認為應該占大多數，尤以高級官員為甚。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曾說過，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嚴重到了要亡黨亡國的程度。

人性本惡，要論貪汙腐敗，共產黨人比起壹般人壹點都不差，由共產黨人執掌的中國政府貪腐程度在地球上名列前茅。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丹麥是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得分92分，總分100），而中國排在第100位，得分為36分，離及格都還差好遠。

對於這樣壹個糟糕的排名，中國政府不予承認。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14年12月3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反腐敗工作取得的明顯成效，自有人民群眾的公正客觀的評價，不會以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為標準。

中國政府天天喊反腐，但從不承認出現結構性腐敗，如果有誰膽敢說中國出現大面積腐敗，政府就會讓它閉嘴。到今天（2016年4月12日），透明國際的網站 www.transparency.org 在中國大陸依然不可訪問。

這個世界上沒有神仙，每個人都會有缺點，都會做錯事，無論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高級公務員，亦或黨和國家領導人。但中國的政治舞臺卻有大批完全沒有負面新聞 的神仙。在中國，縣處級幹部還有可能在網上搜出壹些負面新聞，廳級幹部壹般就沒啥負面消息，副省級或者候補中央委員級別以上的就更不用說了，個個都高大完 美。這種情況很不正常。京東的老板劉強東在2015博鰲亞洲論壇上曾說：“如果壹個人在網上壹點負面沒有的話，他壹定是騙子。”

在蘇榮、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查處之前，他們都和令計劃壹樣，互聯網上找不到他們的負面消息。雖然他們壹貫貪贓枉法，生活糜爛，但是他們在臺面上的形象永遠高大光輝，沒有任何缺點。

毫無疑問，中國官方屏蔽了“老幹部”們的負面新聞。國內的網絡媒體不敢抗命，但國外的網站中國政府鞭長莫及，唯壹能做的就是屏蔽這些網站。這種屏蔽當然只 能秘密執行，否則老幹部們的臉往哪擱？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紐約時報》被屏蔽就是因為刊登了壹篇報導，分析了中國前總理的家產。因為篇幅這裏就不細說 了，請諸位自己搜索David Barboza和2013年度普利策新聞獎。關於紐約時報事件，我將有另外壹篇文章詳談。

壹個人是不可能有效地自己監督自己的，壹個政黨或政府也是如此，所以新聞媒體的監督是壹個清廉政府的必要條件。中國政府的做法則正好與此相反，誰敢報導政府高級官員的負面新聞就屏蔽誰。缺少了新聞媒體和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有效監督，中國的“老幹部”得以為所欲為 。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令計劃這樣 的“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屏蔽自己的醜聞，使得中國的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沒有任何機構敢站出來公布被屏蔽的網站名單或者被過濾 的敏感詞匯表。

為了維護少數“老幹部”們的利益，中國政府采用黑箱操作的手段進行互聯網管制，這種行為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幹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斷了信息傳播，損害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壹個政府管理互聯網，出發點不是國計民生，而是維護“老幹部們”的聲譽。他們利用職權控制互聯網輿論，禁止報導他們的醜聞，對搜索引擎進行敏感詞過濾，並屏蔽相關國外網站。至於這麽做對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企業的經營有啥沖擊，都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不僅如此，他們還動用司法權嚴厲打擊有不敬言辭的老百姓，有時就連私下說說也不行。2011年5月，重慶涪陵區林業局職工方洪被判處壹年勞教，只是因為他發了壹條微博說李莊案是壹坨屎，暗諷了王立軍和薄熙來。

這種情況在很多西方國家是完全相反的。在日本，很多網站和報紙專門以曝光各級官僚來吸引眼球，如果妳能搞到首相的獨家醜聞，該報就可能發財。在英國，媒體 為了搞材料甚至對國會議員進行釣魚采訪。在美國，妳可以隨意罵總統或任何官員（除了不能以死亡威脅）。並且，妳罵的官員級別越高，言辭的自由度反而更大。

舉個例子，2009年2月，《紐約郵報》刊登漫畫，以黑猩猩暗諷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白宮最後也只是譴責它搞種族歧視，該報並沒有受到屏蔽或者停業整頓之 類的處理。我們都知道，如果罵某普通美國黑人為黑猩猩，很可能會被告上法庭，賠得傾家蕩產，還可能坐牢，因為種族歧視在美國是嚴重違法行為。

谷歌作為壹家典型的西方公司，它可能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是新聞界、企業界乃至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它哪裏知道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呢。

13.不作惡
2014年9月，在退出中國近5年之後，前谷歌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出版了壹本書《How Google Works》，其中壹章回顧了谷歌撤出中國那幾天的決策過程。

施密特是谷歌最初進入中國的推動者，但谷歌的創始人之壹布林（Sergey Brin）並不贊成公司進入中國。作為前蘇聯的移民，他壹向反感共產主義集權國家。但是谷歌的另壹位創始人佩奇（Larry Page）當時站在施密特壹邊，於是谷歌就開始拓展中國業務，並於2006年正式運行Google.cn。

谷歌同意遵守中國大陸的搜索審查，後來卻發現許多要過濾的內容不知違反了什麽具體法規，比如線上爆出來的壹些名詞，說央視大樓像大褲衩，谷歌就得對大褲衩的搜索結果進行過濾。

2009年12月，谷歌發現遭到不壹樣的黑客攻擊。這批黑客除了想獲取谷歌內網代碼，還試圖檢查某些Gmail郵箱（這些用戶主要是中國的持不同政見 者）。佩奇以前站在施密特這邊，但此次黑客事件讓佩奇覺得這是“作惡”，於是轉而站在布林壹邊。施密特雖然堅持留在中國有益，但面對兩大創始人的反對，他 無能無力。

到2010年1月10日下午四點，谷歌對黑客攻擊的技術分析出來了，確認其來自中國無誤，旋即開始討論應對措施（包括是否撤出中國）。在谷歌總部，很多人都站在布林和佩奇壹邊。施密特最後建議投票表決。

當晚9點的投票結果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第二天，谷歌發表正式文告《A New Approach to China》。公布之後，谷歌的北京辦公室接到了好幾個中國官方的電話，問谷歌這個公告是不是開玩笑，沒有其他公司這樣做過，他們要離開也是悄悄的。

谷歌是商業公司，但這個公司也不完全金錢至上，它有壹條著名的“不作惡”原則，源自該公司兩位聯合創始人佩奇和布林在2004年首次公開募股時發表的壹封信，後來被稱為《不作惡宣言》：

“不要作惡。我們堅信，作為壹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我們放棄壹些短期收益，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原文是：Don’t be evil.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the long term, we will be better served — by a company that does good things for the world even if we forgo some short term gains）

所以，谷歌最後決定放棄在中國的業務，損失每年幾十億的收入，並且在今後很長壹段時間都無法重返中國市場（只要中國現政府還在臺），部分應該源自其“不作惡”的公司文化。

14.真的不作惡？
谷歌的不作惡原則多年來被各方稱贊，2010年初與中國政府公開翻臉更是被很多西方媒體贊揚。然而2013年6月，壹個名叫斯諾登（Edward Snowden）的29歲美國程序員差點讓谷歌等多家著名公司陰溝裏翻船。

根據斯諾登提供的情報，2013年6月6日，英國《衛報》曝光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壹個代號為“棱鏡（PRISM）”的監視項目。《衛報》文章的標題是：美國國家安全局棱鏡項目監控谷歌、蘋果等公司的用戶數據（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第二天，美國《華盛頓郵報》也刊登了爆料文章，標題是：U.S., British intelligence mining data from nine U.S. Internet companies in broad secret program.

斯諾登此人高中未曾畢業，服過短期兵役，後來為多家美國情報機構工作。他提供的機密文件表明，數百家美國公司參與了棱鏡項目，其中包括谷歌、雅虎、微軟和 蘋果等知名公司。通過該項目，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可以獲取這些公司的用戶數據，分析音頻、視頻、照片、電郵、文件和連接日誌等信息，跟蹤用戶的壹舉 壹動。

棱鏡項目不但跟蹤普通人的電話和網絡信息，還跟蹤著名人物，包括外國領導人，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歐盟各國領導人大發雷霆，指責美國人背信棄義，連盟友都不放過。壹個小小程序員讓美國陷入了壹場外交危機。

棱鏡項目的前身是小布什總統在911事件後批準的恐怖分子監聽計劃（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奧巴馬總統將其發揚光大。棱鏡項目正式開始於2007年，參加該項目的大公司和加入時間如下：微軟（2007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年）、Facebook（2009年）、Paltalk（2009年）、YouTube（2010年）、Skype（2011年）、 美國在線（2011年）以及蘋果公司（2012年）。值得註意的是，著名的社交網推特Twitter不在此列。

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2013年6月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講話辯護說：“妳不能在擁有100%安全的情況下還擁有100%隱私和100%便利。”奧巴 馬說得不錯，但他沒法舉證棱鏡計劃到底幫美國抓到了多少恐怖子。美國人民失去了隱私，但是按美國現在的情況，反恐形勢依然嚴峻。

斯諾登到底是叛徒還是英雄，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如果妳認為個人隱私重要，那他就是英雄。如果妳認為反恐重要，那他就是叛徒。棱鏡曝光的反響這麽大，我個人 覺得很驚訝。美國監視德國和中國，中國和法國也在監視美國，世界大國都在互相監聽，此事自古如此。這點事還互相指責，某些政客顯得太矯情。情報機構對個人 和公司進行監視，這本來就是他們的工作。

我個人覺得斯諾登最大的功勞並不是曝光了情報機構的工作，而是揭露了美國法律體系的壹個秘密，那就是外國情報監視法庭（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簡稱FISC）。

FISC其實也不算秘密，至少在表面上它是公開以及合法的。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外國情報監視法》，FISC正是根據這個法律而成立的。該法案要 求美國情報機構實施監控之前，必須先向FISC提交申請。但實際執行的情況是，從1979年到2004年，FISC批準了18761次監控授權，只拒絕了 5次。FISC實際上變成了壹個橡皮圖章，美國情報機構幾乎可以為所欲為，想監聽誰就監聽誰。尤其要指出的是，FISC是獨立運行的，美國最高法院管不了 它。這簡直就是法外之法。

意料之中的，被斯諾登點名的各大網絡公司都說自己冤枉。雅虎公司發表文告說，雅虎本來不想與美國政府合作，但是美國情報機構采取威脅手段，說若不合作將被 FISC判罰，罰款可能高達每天25萬美元。雅虎只得服從。谷歌公司首席法律顧問德拉蒙德也立馬發表公開信，強調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能直接訪問谷歌的服務器，並且對美國政府的要求谷歌也不是每次都照辦。

按照谷歌公司每半年發布壹次的《透明度報告》，情況確實如此。美國政府2012年下半年共向谷歌提出了8438次數據要求，涉及賬戶14791個，88%的要求被執行了，無論是請求數和執行數都排名第壹。中國政府的請求數為0，原因就不必說了吧？

有不少中國憤怒青年上網罵谷歌，說谷歌公司高調拒絕與中國政府合作，但它轉身就與美國政府合作，執行雙重標準，又當婊子又立牌坊。網絡作家周小平就是中國憤怒青年的代表人物，他有壹篇名為《請不要辜負了今天這壹切》的文章，這裏摘抄壹段：

“再沒有任何國家比今天的中國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國的網上大部分聲音都是在惡罵中國，卻還說中國輿論不自由，美國才自由。可是妳難道不知道斯諾 登因為在網上曝光美國通過google監控全球用戶的消息就被通緝了嗎？妳難道不知道維基網的阿桑奇因為曝光了壹些美國的內幕消息就也通緝了嗎？妳是否還 記得當年google公司在中國到處宣傳自己“不作惡”時，那些信以為真的天真糊塗蛋們表現出來的激動勁兒？可現實是根據解密資料顯示：google不僅 縱容賣假藥的詐騙信息泛濫，而且還安裝有後門監控中國網民的網絡賬戶密碼以及信用卡信息。”

周小平這段文字相當雷人。指責谷歌賣假藥？要說縱容賣假藥，地球上的網絡公司有誰比得過百度？周小平對谷歌撤出中國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前面我們分析了壹 萬多字，谷歌和中國政府翻臉主要是因為互聯網審查等問題爭執不下，包括網站屏蔽、搜索過濾以及敏感詞審查等等。而谷歌與美國政府合作主要是提供用戶數據以 供反恐之用。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假如谷歌屏蔽了與美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紀錄片，比如《華氏911》；又或者谷歌屏蔽了美國總統或參議員的醜聞，就像 中國政府屏蔽令計劃+法拉利那樣的，才能證明谷歌當婊子又立牌坊。棱鏡計劃的內容顯然不能證明這壹點。

實際上，以反恐為由，中國政府對個人隱私的侵犯比美國政府還要厲害。2015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第十八條原文如下：“電信業務 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進行防範、調查恐怖活動提供技術接口和解密等技術支持和協助。”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壹條的重大意義，它實際上直接授權公安機關以反恐的名義進入任何電信和網絡公司的主機，而且不需經過法庭的批準，其潛臺詞就是說：政府 的每壹項監視和審查決定都是正確的。美國政府好歹還有FISC特別法庭這塊遮羞布，而中國政府現在是直接裸奔。也許有人要說，中國公安幾十年來不都是這麽 做的嗎？確實是這樣。但現在強調依法治國，所以就專門制訂了《反恐怖主義法》。妳說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15，谷歌產品封鎖情況分析
根據谷歌透明度報告，到2016年3月，地球上還有四個國家屏蔽谷歌服務，它們是：伊朗、剛果（布）、塔吉克斯坦和中國大陸。我不知道為啥北朝鮮不在其中，可能谷歌認為北朝鮮沒有互聯網。

在封鎖谷歌的程度上，中國排名世界第壹，幾乎所有的谷歌產品和服務都不可用（除了谷歌翻譯和網頁版谷歌地圖）。同時封鎖谷歌搜索、YouTube和Gmail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壹個，那就是中國。

為什麽要全面封鎖谷歌，中國政府並沒有給出答案，下面我分產品談談個人觀點。

A，谷歌搜索。這個不用多說了，前面我們已經花了壹萬多字來討論這個問題。谷歌搜索被封鎖主要是兩點原因，壹是審查的內容談不攏，二是審查的方式谷歌無法接受。

B，谷歌學術，也就是Google Scholar。谷歌學術是全球科研成果集中營，也是科研人員和大學師生查資料寫論文的必備工具。很多人不明白為啥壹個為學術研究服務的工具會被封鎖，我 認為這和谷歌搜索被封鎖的原因幾乎是壹樣的。學術界也有很多話題涉及政治。只要是涉及政治的選題，就可能出現與中國政府立場不壹致的內容，尤其是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

舉個例子，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長期從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難者》壹書，這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還是“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的創辦人，而這個網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國政府屏蔽。

根據《中國出版審查壹百條明細》第18條，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選題是必須審查備案的。王友琴在美國從事的研究工作顯然沒有在中國官方備案。

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鄧小平同誌曾有“宜粗不宜細”的重要指示。文革冤死了很多人，至少數百萬，這壹點大家都承認，但官方不允許過於詳細的研究（具體到人 的民間悼念也不被允許，即便是網上悼念也不行）。王友琴的研究具體到人，還有被害的詳細時間和地點，這顯然不符合官方的指示。

學術研究被屏蔽的情況並不止於中國現代史選題。清華大學社會學郭於華教授，還有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等學者，他們的很多研究成果在中國大陸也都是被禁止傳播的。 郭於華和張千帆的微博已被銷號。

總而言之壹句話，中國政府要求學術界必須百分之百聽從官方的指示，否則相關研究成果將被屏蔽，無論網上網下。對谷歌來說，如果谷歌學術不刪除王友琴、郭於華、張千帆等人的研究成果，它就不能在中國運行。

但是，政治相關的學術研究只占所有學術選題很小壹部分，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選題，應該占整個學術資料的1%都不到吧？為了這1%就得屏蔽剩下的99%？這不是把全國的研究人員都坑了嗎？那些物理、化學、醫學、計算機等等研究人員，都跟著壹起抓瞎？

情況確實是如此，中國政府在政治方向上有潔癖，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壹個。至於封殺谷歌學術對中國科研的影響，那遠沒有政治方向重要。

C，谷歌郵箱Gmail。郵箱業務是2010年初中國政府和谷歌翻臉的導火索。中國政府要檢查某些異見人士的郵箱，但是谷歌不肯，於是中國政府組織黑客攻擊谷歌郵箱服務器，強行檢查。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機構是否能隨時檢查公民的郵箱和信件，這個問題在谷歌2010年撤出中國的時候還沒有明文規定，所以谷歌和政府吵起來了。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 答案。根據2015年12月剛剛通過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反恐怖法》，所有在中國做網絡生意的公司都要給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公安、國安等）留後門，官方的說 法是 “提供技術接口”。

簡而言之，在今日之中國，任何互聯網郵箱都必須無條件開放給政府部門檢查。谷歌的Gmail如果做不到這壹點，它就不能在中國大陸運行。
對不能訪問谷歌這件事來說，也確實有楞頭青采取過法律行動。2014年9月，深圳居民汪龍起訴中國聯通，理由是其寬帶、手機無法訪問Google、 Gmail等網站。此案被稱為“封鎖Google全球第壹案”。2014年9月28日，汪龍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

D，谷歌商店（Google Play）

關於谷歌商店不可訪問，我只想陳述壹個事實：中國境內所有的合法手機應用商店都很難找到翻墻軟件，包括簡體中文的中國區蘋果App Store，但香港的蘋果App store裏面各色翻墻軟件應有盡有，包括ArkVPN和網際直通車等。這些App在中國大陸都被政府和諧了。當然，不排除有個別漏網之魚，但隨著下載次數的增加，這些翻墻App隨即會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下被和諧。

當妳打開谷歌商店Google Play，各種翻墻app比比皆是，很多還是免費的。如果中國人人都可以自由訪問Google Play，個個都會翻墻，那網絡封鎖還有什麽意義？

E，谷歌圖書（Google Books）

谷歌圖書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未經中國大陸政府同意出版並且觀點與政府有異的書籍。

F，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視頻網，也是谷歌旗下網站（2008年10月谷歌以16.5億美元收購了YouTube）。YouTube在中國首次被封大約是在2007年中，此後時斷時續。2009年開始完全不可訪問，至今沒有解封。

YouTube被封鎖的理由在我看來也很簡單，它收錄了壹些中國大陸政府堅持應該刪除的視頻。比如上文提到的柴靜所拍《穹頂之下》、美國紀錄片《六四天安門》等等。別說大中型制作，在中國就連個人發布的視頻都管得很嚴。2014年有壹個德國小夥子雷克用手機拍了壹些個人點評視頻都被各大網站屏蔽，因為有部分涉及時政。雷克的新浪微博也已被銷號。我本人拍攝的紀錄片《老楊的川藏線》，因為對藏傳佛教說了幾句閑話，也被優酷屏蔽，最後我只得重新剪輯，弄了兩個版本。

雙版本也是很多影視公司對付中國政府審查的手段。所以，有些片子即使能在中國看到也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中國版和原版差異甚大。2009年的某壹天，我看到書雲導演的紀錄片A Year In Tibet《西藏壹年》即將在央視播出，當時我很驚訝，因為這部片子在BBC首播的時候，它在國內被屏蔽得嚴嚴實實，我翻山越嶺好不容易才找到國外的資源。後來看了看央視播出的《西藏壹年》，果然是特制普通話版，很多我印象深刻的經典鏡頭 和解說詞都不見了。

中國政府對視頻和影視資源的管理比其他媒介都要嚴格，比如我個人很喜歡的婁燁電影《頤和園》就無法在中國大陸的視頻網站上找到。中國政府不但嚴格管理影視和視頻，甚至連影視評論也壹起管了，有段時間連著名的電影數據庫IMDB（Internet Movie Database）也打不開。IMDB是英文的，它在中國基本沒有幾個人看，封這個我壹直沒想通，直到發現電影《建黨偉業》在IMDB上的壹些評論我才明白，其中有壹條評論是這麽寫的：

“Ironically, from the movie we know that before the CCP, Chinese students could protest in Tiananmen Square without being massacred, and before CCP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 rights to form a party without being banned and persecuted.

When watching this so-cal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Revival”, I believe most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would like see “The End” of it.”

簡單翻譯如下，“可笑的是，從這部電影裏我們得知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學生可以在天安門抗議而不會遭到屠殺；在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人有權成立政黨而不會遭到禁止和迫害。當觀看這部所謂的“建黨偉業”時，我相信大多數中國觀眾都想看到這個黨早日終結。”

IMDB現在又可以訪問了。當然，這條評論（以及很多類似評論）現在IMDB上已經找不到了。不過，IMDB好歹還留下了二十幾條評論，而在中國的電影評論網豆瓣上，《建黨偉業》是唯壹不可評論的電影，七萬多條評論都被刪光了。

本篇談的是谷歌視頻產品，聊這麽多電影貌似有點跑題，但我想通過這部電影讓大家明白中國政府對所有視頻（以及相關產品）的態度。這個態度很明確：不得出現與官方觀點不壹致的內容，也不得對黨和政府提出任何實質性質疑，否則刪帖封網。

有了這個態度，YouTube在中國被封得嚴嚴實實就是自然的了，它上面有很多中國政府不樂意見到的視頻。話說回來，這些異見視頻雖然不少，但總體來說也 不算多。到去年底為止，YouTube上總計有超過五千萬條視頻，我個人估計中國政府不滿意的視頻應該不超過五千條。我不是中宣部的，這個數字很難估計， 但頂了天也不會超過五萬條，不到YouTube視頻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壹。為了這0.1%，就得屏蔽剩下的99.9%？

很遺憾這確實是中國互聯網管理的現狀。中國政府對異見內容的態度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使壹人漏網。YouTube就是這麽死在中國的。只因為極少的政治 異見視頻，所有的影視、音樂、科技、娛樂、傳記和動物世界等等視頻資源全都看不到。作為多年的攝影發燒友，國外的器材視頻評測我現在全都看不了；作為音樂 發燒友，全球最全的鋼琴和交響樂視頻現在也都和我無緣。應該說，封鎖YouTube給我的個人工作和生活制造了很大的困擾，搞得我有時只想飆臟話。

應該要指出，對YouTube不滿的並不止中國政府。由於YouTube上的內容問題，該網站至少在全球十幾個國家曾經受到過審查，包括巴西、印尼、伊 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敘利亞、泰國和阿聯酋等，但絕大部分國家已經解封。在泰國，據說是有人上傳了抨擊國王的視頻，這在泰國是違法的。在壹 些伊斯蘭國家，對真主不敬的視頻也是違法的。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谷歌自己也在進行內容審查。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年都發布兩次《透明度報告》，公布各國政府和法院要求屏蔽和刪除部分內容的情況。根據這個報告，2013 年下半年，世界各國政府共要求谷歌從 YouTube 中移除 2199 項內容。谷歌移除了其中的 973 項 — 其中735 項是因為違反了（當地的）法律，另外238 項是因為違反了YouTube 的社區準則。

但是在中國，我們都知道，當局的網絡審查令沒有壹個是來自法院的判決，而且很多並非書面通知，他們有時會半夜打個電話要妳過濾或刪除某些內容。更重要的，這些審查命令都得100%完全執行，而且是立即執行，否則就讓妳網站關門。

那麽問題來了。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谷歌並沒有完全執行政府和法院的指令，為什麽谷歌沒有被封鎖？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包括落後的非洲以及絕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為什麽他們都能對谷歌求同存異，而中國做不到？

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這個問題。這麽想象壹下，如果壹個國家的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YouTube看視頻，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上網搜索，大多數居民都在使用谷歌地圖給汽車導航，如果政府強行屏蔽谷歌，那這界政府（某黨）可能是不想再幹下壹屆了。

但是在中國，目前貌似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16.重返中國？
自打谷歌2010年退出中國以來，有關其重返中國的報導都快成月經貼了，每個月甚至每周都有新的傳聞。這些消息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谷歌雖然不滿中國的互 聯網審查制度，公開與中國政府翻臉，但它依然是留有余地的。比如敏感詞過濾，谷歌至今沒有公布當時與中國政府吵架的到底是哪些詞匯。這應該也是給中國政府 留面子。谷歌手裏並不是完全沒有證據。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看，雖然它對谷歌壹肚子火，但也並沒有徹底成仇。有的谷歌產品比如谷歌翻譯，在中國依然可用。2014年12月，中美互聯網論壇在華盛頓 舉行，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還參觀了幾家美國高科技公司。引人註目的是，魯煒居然跑去參觀了谷歌總部。在CEO施密特的陪同下，魯 煒試乘了谷歌引以為傲的無人駕駛汽車，成為了第壹個乘坐谷歌汽車的中國官員。

由此可見，谷歌和中國政府的溝通渠道並沒有斷，它重返中國並非天方夜譚，壹切皆有可能嘛。但是，為啥谷歌重返中國這事幾年來只打雷不下雨呢？我想原因是雙方面的。

首先，谷歌並沒有很強烈的願望要重返中國。這個公司根本就不缺錢，作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之壹，它現金多得用不完，各種匪夷所思的科幻項目每年燒錢幾百億都不在乎；二是因為谷歌的獨特公司文化，它有壹點理想化，“不作惡”是其準則之壹 。

中國政府方面也同樣不著急，谷歌是否回來它都穩坐釣魚臺。手中有槍，心中不慌。原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2010年4月說過這樣壹段話，“這個事情（指 Google退出中國）看似很大，其實也不是很大。它（指Google）在中國的業務量並不大，涉及層面主要是部分知識階層。這些人，妳無論怎樣做，他都 會罵人，索性由他們……至於我們，再強調壹下，網絡監管是壹個政治問題，是我們進行意識形態表態的程序。我們也不怕被說不自由。我們就是要表明，我們在 意識形態上，在原則上，反對這些，所以要封掉。。。這是原則和基點，是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也是同誌們工作的原點，這個問題不理解，就不要從事宣傳工作。”

雖然中國政府不怕被說不自由，但情況正在起變化。2010年的時候，封鎖谷歌的還有那麽十來個國家，後來隨著越南和緬甸解封Google和 Facebook，以及2016年古巴也即將解禁等等，現在全世界封鎖谷歌國家就只剩下四個了，那三個都是無足輕重的小國。在世界大國中，除了中國，壹個 封鎖谷歌的也沒有。孤家寡人的味道應該不好受吧。 如果北朝鮮不算在內的話，會不會弄到有壹天，全世界屏蔽谷歌的國家只剩下中國壹個？

下面我們具體探討壹下谷歌重返中國的可能性。這個邏輯是：既然谷歌退出中國是因為和政府吵架，那只要有壹方肯讓步，事情不就解決了嗎？

先看看中國政府方面是否可能改變。我個人觀點，目前中國的網絡審查政策沒有任何趨向寬松的跡象，整體趨勢是越來越嚴，不但政治相關內容，現在連娛樂內容都管死了。

但是，目前無法改變並不代表永遠不變。想當年在臺灣，壹貫獨裁的蔣經國總統突然下令解除報禁和黨禁，讓臺灣走向了民主社會。當然，有人說蔣經國並不是突發 善心，而是被形勢所逼。現在中國大陸輿情兇猛，政府四處忙著刪帖禁評，形勢之險惡比當時的臺灣有過之而無不及，搞不好也有被形勢所逼的壹天。

前蘇聯是1991年解體的，就在其壽終正寢前幾個月，它都顯得那麽強大，誰會想到只壹兩個月就突然死亡呢。前蘇聯長期采取高壓政策，嚴格管制媒體，壓制人 民的呼聲。雖然它表面看起來如同壹個堅不可摧的鋼鐵高壓鍋，但隨著內部壓力的上升，它隨時可能最後爆炸。當然，這個“隨時”可能就在下個月，也可能長達幾十年。

目前中國政府不太可能改變，但谷歌自己卻起了變局。2015年8月，谷歌宣布公司重組，成立Alphabet集團，Google變成了旗下子公司，其領導層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出任谷歌新的CEO。

印度裔的皮查伊是壹個務實的技術派，他上任之後，有關谷歌重返中國的傳聞明顯多了，連Google Play大陸版的截圖都放了出來，谷歌中國也開始招聘新的職員。現在的問題不是谷歌是否會重返中國，而是什麽時候，以及以什麽方式。

谷歌產品要全線重返中國，除非現在的中國政府也像1991年前蘇聯政府那樣突然死亡。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谷歌的產品是壹個壹個死在中國的，它要重返中國也只能壹個個的來。我個人觀點，谷歌搜索目前不太可能重返中國。要谷歌重新遵守中國政府無法無天的搜索審查，這等於是自己打臉。即便谷歌新任CEO皮 查伊願意，他的老板施密特和布林也不會同意，這兩位才是公司真正的掌舵人，也是2010年初谷歌撤出中國的決策者。

如果谷歌搜索不改變，那它的其他產品比如谷歌學術、谷歌郵箱Gmail以及YouTube視頻改變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認為谷歌要重返中國，突破口應該是安卓手機應用商店Google Play。這個產品並沒有歷史包袱，2009年底谷歌準備撤出中國的時候，安卓手機系統才剛誕生壹年多，沒人想到這個滿身bug的東西幾年就席卷了全球手機市場。

谷歌現在的賺錢大戶之壹Google Play是2012年3月才正式上線的。Google Play被中國政府屏蔽，主要原因在那些翻墻app。下架科學上網app並不算什麽大事，蘋果中國的應用商店App store壹直就是這麽做的。

谷歌商店下架少數幾個手機app來換取進入中國的突破口，這是目前看來最可能的重返中國的方式。至於谷歌搜索和YouTube等傳統產品再入中國，我們還得耐心點，等待環境慢慢蛻變，或者突然爆炸。

17.四點建議

這篇文章已經拖得太長了。這裏最後總結壹下，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管制目前有以下四個特點：

A， 與官方（高層）不壹致的言論不得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
B， 從社交網絡到公共媒體，全面禁止報導高級官員的負面新聞，尤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負面新聞。
C， 在管制方式上堅持秘密審查、秘密執行，不公布敏感詞，不公布刪除令，公眾無從知曉被屏蔽的網站和網頁具體違反了哪壹條法律。
D， 雖然政府壹直聲稱依法管理互聯網，但沒有壹個屏蔽令或審查令是來自法院判決，多數時候連書面通知都沒有，只有電話和口頭命令。

以上四點每壹點都與谷歌的傳統與公司文化相沖突。谷歌堅持政府的刪除申請必須是書面通知，不行還得走法律程序（起訴和上訴）。谷歌堅持自己有權駁回政府的請求，但中國政府要求網絡公司無條件執行所有的審查令， 無論是內容刪除還是搜索屏蔽。

西方傳統的價值觀認為，監督政府官員，尤其是監督政府高級官員，乃是新聞界、企業界和任何公民的基本職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地球通用原則。屏蔽腐敗高官的醜聞也違反了谷歌的“不作惡”原則。但中國政府不吃這壹套，誰敢曝光我就屏蔽誰，以秘密的手段。

針對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屏蔽請求，從2009年開始，谷歌每半年都發布壹次《透明度報告》，將收到的各國請求數和部分實例公之於眾。這也和中國政府秘密審查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馳。總而言之，谷歌退出中國表面上是遭受黑客攻擊，實際是因為網絡 管制問題和中國政府嚴重沖突，從審查內容到審查方式全面沖突。

凡是秘密審判並秘密執行的，均不是法律行為。中國政府聲稱的所謂依法管理互聯網乃是壹句謊言。它們既沒有法院審判也沒有執行公告，屬於完全的黑箱操作。這 種不透明的互聯網秘密管理，方便了“老幹部”們在其中以權謀私，屏蔽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比如2012年3月突然屏蔽令+法拉利，2016年4月突然屏蔽巴 拿馬文件等等，性質都是壹樣的 ，他們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幌子，實際上是動用公權力為自己服務。

前文說過，互聯網上有些內容是人類公敵，如恐怖主義、種族歧視、兒童色情、制毒販毒等等，中國政府公開屏蔽這些網站的細節不會有問題，但因為有 “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中夾帶私貨，使得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全都被迫秘密進行。這種做法損害了法律的名聲、幹擾了人民的生活、阻滯了企業的生產，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國家聲譽。

國家行政和司法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是世界趨勢。潮流浩蕩，順之者昌。我們需要建立壹個真正依法管理的互聯網，既要有效過濾違法信息、保障公民獲取資訊的權 利，還要杜絕少數“老幹部”以權謀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要做到這樣，必須拋棄秘密管制方式，保障互聯網管理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對此我本人有以下四點建議：

A， 確立只有法院和相關政府機構才有權進行互聯網審查。任何個人或群眾性組織（包括黨派及其下屬機構），都無權進行互聯網審查。

B， 所有的互聯網官方審查，包括敏感詞庫、搜索過濾、屏蔽網站和刪除網頁（含社交網絡賬號），均不得口頭通知。要嚴格以法院的判決書和政府的行政公文為準。

C， 法院的判決書應予以公開，行政機關的相關公文應予以公示。

D， 屏蔽對國民經濟、人民生活以及國家聲譽有重大影響的網站，比如谷歌和Facebook等，應該廣泛召開聽證會，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投票表決。

18.尾聲：為人民屏蔽互聯網？
傳說在沙漠裏，鴕鳥遇到敵情的時候就會把腦袋埋進沙子裏，以為別人就看不到它了。鄙人觀點，中國政府屏蔽谷歌等世界知名網站就是壹種鴕鳥行為。我們都知 道，貪官汙吏的“動人事跡”被屏蔽了，但是人家老外照看不誤。現在國際交流這麽頻繁，出國旅遊的人這麽多，再加之經常翻墻的人在千萬以上，俗話說“好事不 出門，壞事傳千裏”，那些被屏蔽的內容是瞬間秒傳啊。

中國還有壹句俗話：此地無銀三百兩。越是屏蔽，越是被人懷疑。我不知道中宣部的決策者是怎麽想的，大規模屏蔽乃是下下之策。騙得了壹時，騙不了壹世，凡事 總有公開面對的壹天。要從根本上控制互聯網輿論，唯有掐斷海底光纜，並禁止人員出國。如果做不到這樣，屏蔽谷歌等著名網站就等於是自尋死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在探討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管制政策的時候，常有人引用壹句話，“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這句話出自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他被國外媒體稱為中國互聯網大管家 。他表示，中國歡迎任何壹家互聯網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但是必須滿足兩個底線：第壹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第二不得傷害中國消費者權益。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中國政府屏蔽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彭博社Bloomberg、YouTube和維基百科 Wikipedia等上千家網站，都是為了“消費者的權益”和“國家的利益”。但是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事實並不完全如此。中國的互聯網之所以變成 了世界最大的局域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老幹部”們在互聯網管理工作中夾帶私貨，為了小集團和個人利益不惜屏蔽世界著名網站 。

按照魯煒先生的說法，這些被屏蔽的網站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所以不歡迎它們到中國來。魯先生言下之意是他代表了中國人民。我不知道魯煒先生代表的人民都 是哪些人，以我自己的經驗，我的朋友和學生好幾百，絕大部分都對屏蔽谷歌這件事怨聲載道，尤其是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的同事們，人人都在罵娘。沒有谷歌學術 搜索，寫論文真的難似登天。

還有壹件事魯煒先生可能不知道，中國的“防火墻技術之父”、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在2013年除夕發微博向大家拜年，短短兩天收到兩萬多條“滾”字回復，成為新浪微博壹大盛事，最後方校長只得關閉了微博評論。不知道這兩萬多位留言的微博用戶，是否也被魯煒先生代表了呢？

自詡為人民代表是壹件危險的事。2011年12月的文史參考刊登了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的壹篇文章，《蘇聯崩潰因人民未成為國家主人》。左鳳榮的觀點是：蘇 聯共產黨自認為他們所做的就是民眾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決定壹切。蘇共妄自尊大，自詡為真理，害慘了俄國人民，最後葬送了自己。蘇聯倒臺那時候還沒有互 聯網，但秘密審查的教訓都是壹樣的。壹個政黨或者政府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它離毀滅也就不遠了。

“我沒有辦法改變妳，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魯煒先生說得不錯，但是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的老百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改變不了妳，但是他們最終將有權利選擇誰是他們的代表。

谷歌篇就到這裏吧。改稿倉促，未免錯漏，請諸位朋友指正。

國民共三黨的意識形態情況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前言

本文於二零二零年的年初完成，反映的是針對當時臺灣社會的看法，部份論述已經與之後發生變化的社會環境脫節，不適合用來分析二零二一年的臺灣社會。

正文

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跟共匪非常接近，國民黨只是反對馬列主義裏邊有利於喚醒工農大眾革命意識的內容，國民黨並不反對馬列主義裏邊馴化工農大眾奴役工農大眾的部份。

國民黨是反對勞動價值論跟剩余價值論可是國民黨絕對支持發展黨國資本，國民黨是反對階級鬥爭史觀可是國民黨絕對支持經濟決定論，國民黨的民生史觀就是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國民黨確實反對計劃經濟可是絕對支持黨國對經濟的絕對控制，只是這個絕對領導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國民黨跟共匪壹樣都支持土地黨有。

國民黨認同的上智下愚存在差別天然合理的平等觀跟列寧的階級先進論是壹樣的，國民黨跟共匪在意識形態上根本就不存在水火不容的沖突。

國民黨提出的軍政 訓政 憲政的階段論跟共匪的階段論殊途同歸，都是把民主說成是國家發展的最後階段，好像在這之前都不能搞民主，這種世界觀扼殺了民主政體本身作為調和社會矛盾的工具的意義。

共匪的走狗國民黨支持共產專制反對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共也從來都不是為了捍衛自由民主。

國共的歷史恩怨完全是奉行權力市場經濟跟奉行官僚計劃經濟的兩個政治流氓之間的恩怨，當時蘇聯支持中國境內的共匪，想要利用中國境內的共匪取代國民黨，當時的國民黨是本土專制政權，當時的共匪是外來殖民者的代理人，當時中國境內的共匪是依靠主張計劃經濟來發動群眾的，國民黨在那個時候本身就是壹個專制政體，跟共匪唯壹的區別就是奉行權力市場經濟，跟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所堅持的經濟立場有所不同。

國民黨跟共匪歷史上的沖突純粹是壹種政治流氓之間為了各自利益的廝殺，國民黨害怕共匪取代他們成為中國新的專制政權，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共跟維護自由民主這個基本出發點是無關的。

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遷共匪已經成為中國唯壹的統治集團，國民黨在臺灣人民跟美國政府的壓力之下被迫接受了民主制度，因為歷史因素跟現實利害，共匪有吞並臺灣並且在臺灣扶持代理人的需要，國民黨有尋求外部勢力幫助他們在臺灣生存的需要。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把孫中山用儒教同化世界用以黨領政包裝壹黨專政用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傳統的市場機制那壹套繼承了下來並發揚光大了，所以今天的國民黨跟共匪之間早就沒有了意識形態上的沖突，反而在有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國共最終會走到壹起。

國民黨會淪為共匪的走狗壹點也不意外，從國民黨與共匪的政黨屬性的相似度，以及國民黨與共匪的歷史淵源，還有國民黨的現實處境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國民黨淪為共匪的走狗是壹種必然。

共匪與壹般的土匪不壹樣的地方就在於，壹般土匪只是搶劫貨幣或是壹般的生活物資，而共匪搶劫的是生產資料，壹般土匪頂多讓壹個人的錢包裏邊的錢暫時減少，而共匪則是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改變經濟生活中的生產關系讓自己永遠做最富有階層讓北搶劫者永遠做奴隸。

土匪不會把富源壟斷起來，共匪會把富源壟斷起來，然後在利用政治上的專制權力通過制定計劃與下達指令的方式支配生產方式分配方式，利用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來掠奪壹般老百姓的財富。

國民黨本質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國民黨與共匪都是在政治上拒絕民主，在經濟上主張國有化，國民黨的創始人說人民要經過國民黨的長期訓政才能實現民主，在國民黨不認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須由國民黨用壹黨專政的方式來統治，共產黨的創始人幹脆直接說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玩弄工人階級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關於國共兩黨的相似性，國父遺教概要與馬列選集裡邊有詳細的論述，有興趣的人可以從這兩本書中深入了解。

國民黨和共匪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然後搞掠奪，都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的方式來謀取特殊利益，共匪那個叫國營企業，國民黨那個叫黨營事業，唯壹區別就在於共匪在傳統的意識形態上是強調追求高度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追求的是在那種國有化為主並且計劃經濟淩駕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之下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國民黨則是在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現自己利益的。

國民黨之所以沒有完全成為共匪，那是因為國民黨並沒有充份的掌握像共匪已經掌握的強大的國家機器，沒有能夠順利的建立共匪所建立的那種專制制度，所以無法實施像共匪那樣的極權統治，所以國民黨只能成為世界上第二富裕的政黨，富裕程度無法取代共匪。

但是這並不表示國民黨不希望像共匪那樣，熟悉國民黨歷史的人大概會很清楚，歷史上國民黨權力越大的時候，國有化的程度就越高，政黨以國家的名義所占有的資源所掠奪的財富就越多，市場經濟的運作就越受到那些追求特殊利益的特權人士的不當幹預，國民黨的腐敗程度就越嚴重。

國民黨以前反共那是因為不希望和另外壹個強盜集團分享利益，認為他們自己處於強勢地位，可以很快把共匪消滅，然後只有他壹個強盜集團來占有中國，絕不是因為國民黨認同自由民主所以不接受極權專制，因為國民黨本身以及國民黨的統治方式本身也不民主。

現在國民黨已經沒有了共匪那種強悍，為了在臺灣生存被迫接受臺灣民主化，臺灣民主化以後的國民黨，從來就不是壹個民主政黨，沒有黨員普選，黨內基本上還是寡頭統治，雖然國民黨內部還是不民主的體制，但是在臺灣社會生存，又不得不在壹定程度上遵循民主的程序，這種民主的程序讓國民黨逐漸的失去了以往那種可以對壹般老百姓予取予求的特權，國民黨也因為無法順應臺灣社會的發展需要逐漸被臺灣人民拋棄，國民黨本質上是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黨，他們不可能真正順應民主化的潮流，順應臺灣社會的發展需要進行改革。

那樣做當然國民黨會生存下來，但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沒有辦法保障，所以國民黨不可能真正的改良，這是國民黨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政黨的這種本質所決定的。

所以由既得利益集團所組成的國民黨要生存就只能去尋求共匪的支持，利用與共匪的那壹點歷史淵源，利用在臺灣殘余的社會資源以幫助共匪統戰臺灣的方式從共匪那裏換取利益。

至於那些在野的時候詐騙台派選民，執政的時候成為守護中華民國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的民主進步黨人，本質上只是利用淺碟文化招搖撞騙的政治流氓，這些人腦袋裡邊裝的是中國小農意識 儒教極權主義思想 厚黑文化，從台灣國族主義的角度講，這些人是思想上的中國人。這些人與國民黨不和純粹是因為自己沒有成為黨國體制的受益者，所以在野的時候消費台派理念，打著支持台派的旗號與國民黨競爭，一旦上台執政馬上成為中國民國黨國體制的守護者。他們根本不準備創建台灣共和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構思過建國藍圖，他們也不希望中華民國消失，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台派，對於台派理念不是真正的信仰，自然不會有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所以沒有面對中華民國消失 台灣共和國誕生的思想準備。這些人所謂的反中只是政治正確搭配整人私貨的政治話術，只要是他們看不順眼的人，哪怕對方是台派也要被他們抹紅。如果是他們看著順眼的人，即使是中國共匪，也可以享受入台核准率百分之九十四的優待。這些人也根本不是追求真正的政治進步，他們希望台灣永遠處在藍綠對決統獨對決的狀態之下，永遠處在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沒有三權分立的狀態之下。因為這些沒有水準的政治流氓的學識根本不足以面對左右分野的成熟政黨政治，一旦左右分野取代藍綠對決，一旦台灣變成經濟增長停滯右派就被左派趕下台，只有經濟增長缺少分配正義跟社會福利右派就被左派趕下台的左右競爭，這些治國無能的政治流氓很快就會被淘汰。一旦台灣成為純總統制或者純內閣製成為三權分立的國家，這些人根本沒有機會繼續利用黨國體制擺爛。蔡派黨延續兩岸經貿合作架構協議，放任經濟統戰，封殺反統戰法，放任文化統戰，封殺反紅媒法，放任統戰宣傳，封殺台派節目，壓迫台派對抗統戰宣傳的能力，中共代理人法打假球，之前藉口藍營政黨杯葛，所以先協商不闖關，後來因為政黨支持度太低，選情面臨崩盤，為了演戲騙選票，為了贏得二零二零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才勉強完成三讀，而且蔡派版本的中共代理人法內容模糊，根本無法實質上約束中共代理人，之前蔡政府根本不支持反滲透法，後來因為政黨支持度太低為了救選情開始推出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只是把收受外國政治獻金的人定義為外國代理人，只有在選舉的過程中接受中共的政治捐獻的人才是中共同路人，對於真正的外國代理人沒有實質上的約束力，因為畢竟外國勢力不會公開用政治捐獻的方式支持他們準備支持的台灣境內的政治勢力，如果真的要約束中共同路人，應該頒布中共同路人法，把那些在中國做生意同時政治立場跟中共一樣的人定義為中共同路人，反滲透法對於中共同路人的界定太苛刻，只有被確定收受中共政治獻金的人才可以被定義為中共同路人，那些在中國做生意，因為經濟資源被中共鉗制，所以政治立場跟中共一樣的政治勢力，還是可以繼續在台灣充當中共代理人，台灣雖然不是成熟的英美法系國家，可是畢竟還是偏向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國家，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責任主體設定太苛刻，而且舉證非常困難，實質上根本無法約束真正的紅色勢力，在美國與北約已經準備要圍堵中共的時候，蔡派黨的精神領袖甚至宣稱不排除蔡習會，蔡派黨本質上只是演戲抗中，蔡派政權在第一任期的時候放任政治統戰，讓中國紅色統一黨合法化，放任五星旗在台灣活動，蔡派黨杯葛礦業法，圖利財團，封殺實價登錄法案，否定居住正義，拒絕人民參與審判法草案，否定司法改革，否定私立學校法，圖利財團，否定房屋囤房稅案，圖利炒房團體，否定反媒體壟斷法，圖利財團媒體，掩蓋兆豐弊案，圖利洗錢團體，實行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否定東奧正名，壓迫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任用國民黨人團隊，讓國民黨人支配政府內閣，蔡派黨的精神領袖雖然最近表態支持人民參審，可是沒有看到蔡派黨推出符合英美法系國家的陪審制原則的方案，蔡派黨的所作所為實質上是在削弱台灣，蔡派政權的國發基金會投資有中國共匪的黨營企業背景的昌郁生技公司，實質上跟紅色資本嫁接，成為紅色供應鏈的成員，蔡派黨成員何志偉的陽信銀行的分公司陽信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在中國投資，蔡派黨成員鄭宏輝的全賀生技公司在中國武漢投資，開設武漢全賀生技公司，在中共大肆進行國進民退的搶劫的時候，這些人全部都是沒有被中共的公檢法稅系統修理的商人，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屬於需要跟中共建立深厚的黨國關係才可以經營的特許行業，蔡派黨的成員吳思瑤在二零二零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的過程中居然得到紅頂商人的強烈支持，蔡派黨成員徐國勇曾經接見中國政協成員，這些人絕對不是真正反共抗中的台派人士，蔡派黨屬於共匪的側翼。蔡政府經常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抹紅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情緒效應 社會知覺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抹紅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紅色勢力的成員。對於蔡政府準備吹捧的人，蔡政府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情緒效應 社會知覺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蔡政府在宣傳工作方面的宣傳方式跟中國共匪一樣，中國共匪對中國民運人士進行人格謀殺的方式，以及美化紅頂商人的方式，與蔡政府的宣傳方式是一樣的，蔡政府本質上是中國共匪的同路人。蔡派黨在野的時候鼓吹外歸因思想，你過得不好是制度的原因，是環境的原因，年輕人要懂得造反才是思想進步，執政的時候鼓吹內歸因思想，你過的不好是你自己的原因，反對政府就是思想偏激，蔡派黨本質上是跟中國共匪一樣的政治流氓。蔡派攻擊政敵的時候跟檢驗自己的時候完全是雙重標準，為了攻擊別人美化自己甚至使用中國共匪才會使用的二律背反，經常為了反對而反對，經常為了支持而支持。蔡派經常用抽象的國家利益掩蓋具體的罪惡，甚至合理化具體的罪惡，經常用顧全大局的政治正確要求別人忽略蔡派的具體的罪惡，甚至原諒蔡派的具體的罪惡，經常用愛台灣就必須支持蔡派的反智傾向作為政治正確妖魔化反對蔡派的人，把反對蔡派定義為反台灣，這種行為與中國共匪運用愛國主義，運用顧全大局的政治正確，掩蓋歷史錯誤，合理化歷史錯誤的行為，以及運用愛國主義的政治正確，反共就是反中國的是非標準，把反共人士妖魔化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蔡派本質上就是在台灣的中國共匪。民主進步黨人裡邊的蔡派的政治作風跟中國共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基本上他們就是在台灣的共產黨，除了因為他們自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撈錢的財團黨，所以無法完全接受古典共匪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理論，其他方面已經跟中國共匪沒有什麼區別了，蔡派與中國共匪的區別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因為蔡派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政黨，無法支配中國共匪已經支配的共產極權國家的國家機器，所以無法充份碾壓政治上的反對派，因為蔡派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執政黨，所以即使效法中國共匪拼命的發展黨營事業，拼命的搞政治酬庸，獲取社會財富的能力還是不如中國共匪，支配社會經濟命脈的程度還是不如中國共匪。

台灣現行的大陸來台經營簽證制度規定名義上不是中共體制內的黨政軍成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只要投資二十萬美元就可以擁有在台灣的長期居留權，這種制度設計讓名義上不是中共體制內的成員的中共特務可以自由的進入台灣從事統戰活動，真正的反共愛台人士反而無法根據這個制度得到在台灣的長期居留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任何境外投資都需要經過中共的行政審批與市場准入制度的允許，通常只有中共的親信特別是中共特務才有機會得到對台投資的批准，蔡派黨如果真的希望反共抗中，應該廢除大陸來台經營簽證制度，廢除中共統戰台灣的制度保障。

從民主進步黨在選舉的時候對台派理念特別重視，選完之後對台派理念不屑一顧的執政過程可以看出，民主進步黨人裡邊的蔡派的政治作風跟鄧右共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基本上他們就是在台灣的共產黨，除了因為他們自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撈錢的財團黨，所以無法完全接受古典共匪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理論，其他方面已經跟鄧右共匪沒有什麼區別了，唯一的區別只是因為自己沒有擁有一個完全受自己支配，可以隨便侵犯人權的國家暴力機器，所以無法充份碾壓政治上的反對派。

國民黨跟民主進步黨內部都有阻礙中國民主化的反動勢力，國民黨內部裏邊有壹部份買辦覺得中國民主化之後他們會失去跟中共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做生意的機會，這些人特別認同儒教極權主義，仇恨直接民主，民主進步黨裏邊有壹部份人對民族自決與住民自決思想缺乏信心同時又不願意運用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認為中國民主化之後消費臺獨會失去操作空間，表面上鼓吹臺獨私底下又跟中共勾兌，這群人不是從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出發堅持臺獨的，也不是從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反對中國儒教極權主義文化的角度出發堅持臺獨的，他們要的只是壹種即扼殺了中國境內的自由主義信徒跟臺灣互動的機會，不得罪中共，同時又可以跟中國境內的中共精英建立勾兌平臺的關系架構。這些人身上不具備台灣國族主義者應該具備的人格特質，他們在思想上屬於吸收了中國糟粕文化，秉持著中國世界觀的中國人，這些人更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對於平鋪史觀沒有概念，比如民主進步黨裡邊的某些人。

他們消費臺灣獨立純粹只是因為不願意跟中國人壹起生活，純粹是因為血統種族主義傾向，純粹是因為害怕生存空間被中國人擠壓的邊界憂慮，純粹是為了搞政治投機，這兩股勢力都是中共私底下拉攏跟利用的對象，中國的民主化還是需要依靠中國人自己，臺灣最多作為壹個樣板可以給中國民運人士提供借鑒，臺灣也有臺灣自己的利益，他們也不願意過多的招惹中共，雖然即使他們不招惹中共依然改變不了中共對臺灣繼續進行統戰的事實。

臺灣內部的種族主義者有相當壹部份缺乏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我不相信他們可以理性的面對中共，很多都是壹邊表態反抗中國壹邊對中共曖昧不明，他們反中國人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在世界觀層面無法接受中國文化中奴性與厚黑的部份，他們本人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模式裏邊也有這些東西，這些人大多數都有容易被中共鄧右利用的浮躁的重商文化傾向與文化保守主義傾向。

蔡骨子裡舔中國共匪精英，反中國庶民，讓這個人繼續做四年，舔共匪精英反中國庶民的思維方式會繼續成為支配台中兩國水性楊花互動的內在邏輯。我們愛台自由派中國庶民，還是一樣被邊緣化，就跟國民黨時代一樣。目前所謂的兩岸交流，根本沒有廣大反共愛台的中國人的份，不摧毀共匪的政權，中國人始終都是沒有遷徙自由的奴隸，廣大反共愛台的中國人一樣會因為意識形態因素被共匪軟禁不能進入台灣。無論你在對岸如何用功讀書，如何品學兼優，由於你是反共的，你永遠也無法成為交換學生來台灣讀書，更不可能自由的來台灣遊玩或者移民定居，只能眼巴巴的看著那些五毛自由出入台灣，自由的親身享受台灣，吃台灣美食，玩台灣小女孩，親身實地的欣賞台灣的美景，繼續壟斷著兩岸交流中的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綜上所述，國民共三黨是愛台自由派中國庶民的三合一敵人。

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假的，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台灣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民主進步黨平時不譴責中國留學生在台灣的武統言論，不驅逐宣揚武統的中國留學生，在選舉拉票階段為了演戲把一位宣揚武統的學者驅逐出境，開始對特定人士的武統言論吹毛求疵，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台灣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民主進步黨寧可支持讓包含著被共匪故意輸送到台灣的文化間諜的中國留學生享受台灣健保，也不願意讓台灣學生享受免息的就學貸款，蔡派的精神領袖曾經於二零一六年公開表示支持包含著中國小粉紅的中國留學生在台灣享受健保，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拉票過程中，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團隊表示反對台灣學生享受免息的就學貸款，後來因為露天造勢冷場，擔心選情崩盤，又改口宣稱支持學貸免息，蔡派黨本質上只是利用台灣民族主義撈取選舉利益的投機政黨。武漢肺炎爆發之後蔡派政權長期沒有充份的禁止中國人入境台灣，促進了武漢肺炎在台灣的蔓延，蔡派政權把共匪政權長期剝奪中國人赴台個人自由行的簽證間接幫助台灣遏制武漢肺炎在台灣的大規模的蔓延結果，收割成蔡派政權防疫工作的政績，這種行為與共匪政權把外資投資中國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收割成政績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蔡派政權是共匪政權的同路人。民主進步黨不是真正堅持台灣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民主進步黨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打著台灣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民主進步黨或者討厭民主進步黨的政敵的政治話術，認同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民主進步黨支配的思想人質。

進入第二個任期的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鉗制公共電視，鉗制監察院，利用國家存亡的危機意識架空民主制度，讓台灣俄羅斯化的行為對台灣的民主政治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破壞公共電視的中立性的行為會對台灣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造成壓迫，公共電視屬於台灣人民投資的公營電視臺，應該沒有黨派色彩，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安排江春男進入公共電視高層，試圖把公共電視改造成黨營媒體的行為本質上與共匪是一樣的。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讓陳菊做監察院長，試圖控制台灣的監察院的行為與國民黨以前控制台灣的監察院的行為以及共匪控制中國的監察院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民主進步黨在野的時候主張廢除監察院，執政的時候控制監察院，讓監察院失去制衡的功能，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以及共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曾經編列紓困預算一點二萬億元，結果紓困三倍卷的發放金額遠遠低於一點二萬億元，對於中間的差額不存在有效的監督與具體的解釋，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與共匪一樣都存在嚴重的貪腐疑慮。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支配的國家機器利用網際網路的頻寬與主機Cisco Router路由器的指令，阻絕台派人士曾淼泓教授的自媒體的內容的被收視，民主進步黨效法共匪的金盾工程，用防火墻壓迫台派人士，鉗制社會資訊的行為證明民主進步黨與共匪是同路人。彰化衛生局揭發新增新冠肺炎的病例，結果彰化衛生局很快遭到政風單位的選擇性執法，民主進步黨與共匪一樣都會壓迫吹哨人，甚至曾經試圖封殺彰化萬人血清抗體檢測報告，後來因為輿論壓力才有所收斂，民主進步黨在防疫過程中沒有進行普遍檢測，忽略無症狀患者的存在，結果導致有台灣人出國之後被發覺罹患新冠肺炎，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的防疫工作與共匪政權的防疫工作非常的相似，只是程度不同，都存在壓迫吹哨人與試圖掩蓋疫情的行為，因為民主進步黨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執政黨，所以邪惡程度無法與共匪一樣。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在沒有和平贖買 國會多數無法有效的監督政府 監察院缺乏行政中立 剝奪農民自治的情況下把屬於民間集資屬於民間集體財產屬於自由人聯合體的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的行為證明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與共匪政權在經濟層面是一樣的，都是傾向於黨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只是程度不同。民主進步黨在野的時候反對台灣進口瘦肉精豬肉，執政的時候支持開放瘦肉精豬肉進入台灣，民主進步黨與共匪一樣喜歡詐騙支持者。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在監察院失去行政中立，台灣缺乏有效的違憲審查機制的情況下，推出賦予國家機器監控人民的權力的科技偵查法，為國家機器壓迫政治異議人士開闢空間。試圖推出存在口袋罪的通訊傳播法，鉗制政治反對派的言論自由，綜上所述，進入第二個任期的民主進步黨蔡派政權與共匪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 言論自由 一人一票，所以在中國很難看到公開的反抗，更不可能看到政黨輪替，中國的線上社交媒體被中共嚴密控制，反共言論很難公開發表出來，發表反共言論的人很容易遭受政治迫害，而且還有一大堆共匪的宣傳員在社交媒體上帶風向，很多台灣人被這種表面上的井然有序所迷惑。共匪對待被統戰對象跟被統治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台灣人在中國生活再久甚至已經移民中國，只要還是共匪的統戰對象，只要還帶有敏感身份，還有可以成為統戰工具用來統戰台灣的價值，很難感受到中國的制度之惡。而且台灣的媒體一大半都被共匪收買，經常對中國進行吹捧。即使是進入台灣的中國遊客或者中國留學生，只有極少數屬於平時思想上反共，沒有公開表現出來，所以沒有被共匪發覺，所以沒有被限制出境，順利進入台灣，或者平時思想上親共，進入台灣之後思想上發生了改變，開始反共，大多數都是思想上親共的，所以順利通過潛在的政治審核進入台灣的親共人士，真正被共匪認為思想上反共的人大多數都被限制出境，無法進入台灣，而且即使是思想上反共的中國留學生，進入台灣之後也會受到思想親共的職業學生的監控，所以台灣人在台灣境內接觸過的中國人大多數是親共的，因為這樣很多台灣人被共匪愚弄，面對這種充滿障眼法的環境，還可以認識到中國的制度之惡的台灣獨派民眾實際上是台灣最有判斷力的群體。共匪之所以總是抹黑台灣獨派民眾，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台灣藍營人那麼愚昧，因為他們的存在讓共匪長期無法吞併台灣。

如果一個人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他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特定的政黨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他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他對這種的媒體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被特定的政黨操縱的投票工具就是他的命運。台灣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很多人在學生時代無法學習理性判斷的常識，最多只是了解到一些關於選舉制度的常識。台灣的民主歷史不夠長，整個社會的民主經驗不如歐美國家成熟。台灣的主流媒體長期被藍綠兩大黨壟斷，藍綠兩大黨利用主流媒體長期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塑造容易衍生出有利於自己的投票傾向的世界觀，輸出西瓜挖大邊的思維方式跟比爛的思維方式，潛移默化的宣揚支持特定的政黨才是支持中華民國，或者支持特定的政黨就是支持台灣，潛移默化的宣揚選小黨沒有意義，只要台灣還比中國好，即使執政黨做的再爛，還是應該含恨投票。台灣現存的選舉制度對於小黨的發展非常不利，政黨進入國會的門檻與獲得政黨補助的門檻太高，最後到投票的時候很容易發展成兩個大黨裡邊選擇一個比較不爛的。很多人的投票傾向純粹是因為個人際遇支配之下的先入為主，很多人因為最初接觸政治評論的時候先接觸了國民黨的宣傳，所以選擇支持國民黨，很多人因為最初接觸政治評論的時候先接觸了民主進步黨的宣傳，所以選擇支持民主進步黨。很多人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媒體引導他們喜歡誰，他們就喜歡誰，媒體引導他們反對誰，他們就反對誰。綜上所述，這些弊端不改變台灣的政治永遠不會達到歐美成熟民主國家的水準。

真正有利於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建設應該是讓那些有右翼傾向的人接受自由市場經濟讓他們因為認為共匪不保護私有產權不開放很多重要的領域限制人們擁有財富獲取財富所以選擇反共，讓有左翼傾向的人接受社會市場經濟讓他們因為認為共匪實行的是權力市場經濟在收入分配方面缺乏公正存在大量的掠奪以及缺乏保障大多數人有充份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機會平等所以選擇反共選擇對抗共匪，讓認同共產主義的人接受托派堅持的民主計劃經濟因為認為共匪沒有實行民主計劃經濟所以選擇抵制修正主義派的共產黨。

只有這樣才不容易讓共匪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市場，做到了這壹點才可以避免共匪分化台灣的廣大人民群眾，才可以團結台灣的廣大人民群眾對抗共匪對台灣的侵略，很多國家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在意識形態領域將共匪邊緣化的工作，台灣現在某些社會主義者是認同共匪的，台灣需要一個左派政黨負責糾正某些社會主義者的錯誤的觀點，把支持共匪的社會主義者拉攏到反抗共匪的社會主義者的陣營裡邊，有正確的社會主義的觀點的人基本上是不會接受權力市場經濟的，只有讓台灣成為壹個政治民主跟經濟民主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才可以在大方向上為台灣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台灣內部除了認同共匪體制內的修正主義派的政治主張的人，堅持任何壹種政治傾向的人基本上只要能夠充份的了解共匪的邪惡本質都不會接受共匪吞併台灣的。

無論是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還是認同社會市場經濟的還是認同計劃經濟的都不會接受實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共匪的，無論是從經濟自由的程度還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還是從機會平等跟限制貧富的兩級分化以及促進均貧富的角度審視共匪的人都不會接受政治上實行壹黨專政經濟上實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共匪，有些人的歷史經驗跟世界觀比較傾向於重視分配公正忽略自由民主為了避免這類人被共匪統戰，台灣內部有必要存在壹個反共的社會主義政黨，用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拉攏他們成為捍衛台灣的力量的壹部份，避免他們被共匪誤導，避免他們因為思想上的糊塗在實質上成為賣台集團的成員。

延伸閱讀 中國網友談極權中國的輿論環境的基本特征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零年

既然要進行分析，就需要壹些參考標準，以下是網絡輿論由政治看法分類參考：

1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6 政治厭煩的人群
7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
8 沈默的人群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10 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11 采取反抗行動的人

1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只在故事或者傳記中出現的人，也是我們的習大包不忘初心中的“初心”。既然是傳說，在我有限的生命中，這種人壹個也沒見到。不過為了做比較，還是把它單獨列了壹個分類出來。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也就是俗稱的趙家人及其直系親屬。對他們來說，制度就是爽得壹批完事了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這類就是幫趙家人辦事的人，高級的比如白手套，中級的比如沒有實權的基層公務員，低級的差不多五毛水軍這種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這是經過壹些主觀的思考和交流，對人人平等有壹種向往的人群，毛左就是他們中典型的代表。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也僅僅只是停留在向往階段了，真叫“捐牛”的時候他們中大多數思想很快就會發生變化。少數真願意犧牲的人，如果叫他們壹輩子"捐牛"，沒人能堅持。事實上，如果真有人壹輩子"捐牛"，他也就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了。不過，正如我前面說的，這種人我壹個也沒見過。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懶得過多思考，網絡上以情緒化發言為主的人。“正能量”是我借用了習大包的詞，受正能量影響外加情緒化的人，典型的代表，就是小粉紅了。

6 政治厭煩的人群
  這是和情緒化人群相關的人群。“情緒”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大多數情緒化人群（不論正負能量）最終只會對政治發言厭煩，然後在網絡上註意力轉移。結果上和下面壹類人差不多。

7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
  也就是廣大吃瓜群眾。事實上，無論在哪裏，關心政治的都不是太多，有空去打遊戲擼串打麻將不香嗎？這類人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也是輿論影響的主要目標群體。

8 沈默的人群
  對黨國有壹定的反對情緒，卻選擇沈默的人群。沈默的原因很多，近年來這類群體增加速度很快。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和正能量對應的人群,政治站隊和反賊們相近。把這類群體和小粉紅對應不是貶低，人類作為壹個有情緒的物種，在對某壹方面進行深入思考前通常都會在情緒上認同它。與小粉紅不同的是，小粉紅開始認真思考很可能就脫離小粉紅了，而這類群體進行認真思考卻很可能進壹步變為反賊。

10 對共產黨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積極發出有意義言論蔥友們算這壹類人群。經過壹定經歷和思考，認清了黨國政治的運行邏輯，並指出其中矛盾的地方加以談論，幫助更多人明白共產黨本質是怎樣

11 采取實際反抗行動的人
  香港的示威者算這壹類人。現階段在中國大陸采取實際行動是非常危險的，人數很少，但不是沒有。我個人也暫時不推薦在中國大陸采取這種方法。

  分好了標準，人作為壹個有自由思想的物種，思維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接下來以時間緯度由遠及近的說說上述群體各階段的變化。



  互聯網出現以前——不對等的宣傳效率（共產黨策略：我很強，保持下去就行）
  輿論在互聯網出現以前最高效是電視和報紙。而電視和報紙的基礎是集中於電視臺和報社。理所當然的，共產黨作為壹個意識形態先行的政黨，壹定會掌握主要輿論出口，這就導致了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掌握著主流的電視和報紙，輿論傳播效率非常高。接下來的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6 政治厭煩的人群
7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
8 沈默的人群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10 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11 采取反抗行動的人

  交流主要靠的是信件和聊天，輿論傳播效率和上面不是壹個數量級。
  所以在網絡出現以前，大多數別的政見只是在很小的同壹群體之間傳播，最有影響的壹次就是8964，64的顯著特征就是在同壹群人（大學生）經過信息交流後弄清目的——我們要民主政治改革。而其他群體，比如多數蔥友父母的觀點——89年的學生運動為什麼會發生，不知道，不關心。

互聯網輿論初期——各說各話（共產黨策略：我很強？保持下去就行）
  互聯網從出現開始，就給了所有能使用它的群體壹個機會——發出自己聲音，於是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6 政治厭煩的人群
7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
8 沈默的人群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
10 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11 采取反抗行動的人

  幾乎每個群體在初期都能獲得差不多的發言權用來影響其他群體。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初期看互聯網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不過由於（7對政治不關心群眾）是絕大多數，導致初期討論政治的人並不多，對共產黨發表反對意見的人就更少了。共產黨此時也沒意識到互聯網對輿論效率變化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太多幹預。總的來說，大家這時各說各的，輿論環境沒有明顯共識。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壹次變化——重力和意見領袖（共產黨策略：長城防火墻和五毛）
  互聯網能交流，其作為以前從沒有的信息傳播工具，有壹些獨有特點：

高實時性——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用戶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傳播者。大家交流更加頻繁，交流信息數量的增加，不可避免的對信息的嚴謹信要求下降。簡單來說，就是大家說話比較隨便，想到啥說啥，不習慣對發出的信息深入思考

話語責任的減弱——現實生活中，社會交流活動大家顧及壹些因素，說話都會留有余地。而網絡上就算妳說錯話了這時間段也沒人順著網線找妳，導致了網絡上發出的信息幾乎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意見共識影響人更快——這是由於互聯網傳播的效率決定的。壹旦網絡形成了某壹種共識，這種共識如果是能夠吸引人的，會快速影響更多的人，讓這種共識迅速壯大

  前兩個特點導致網絡以情緒化信息交流為主，接下來後壹個特點導致網絡輿論快速發生以下變化

對政治不關心群眾中壹部分人接觸到別人的政治觀點，轉化成了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小部分發言者擁護共產黨的是因為學校教育，慣性思維等壹類原因）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比小部分多壹些的發言者反對共產黨是因為重力因素，下面說明）

  兩類人群。這時真心有動機（利益、理想、權力）擁護和反對共產黨的人發現了這壹情況，開始發出各自的言論吸引更多吃瓜群眾。反對者這時是占優勢的，他們有兩個有利條件

黨領導壹切導致的責任集中（重力）
  在中國，由於黨領導壹切，中國人壹切生產活動收益可以說和共產黨的政策與資源分配息息相關。設想壹下妳是壹個企業主，公司倒閉，妳思索原因，經過壹系列思考，妳可能會認為是其他因素（比如自己經營不善），也可能認為是政策問題。壹旦妳認為是政策問題，不可避免的，妳會對共產黨就會產生看法。同樣的比如妳是壹個非常辛苦的打工仔。有壹天妳心血來潮開始認真的思考自己為啥這麼累還賺得少，妳可能會認為是其他因素（比如自己不夠努力），也可能認為是好位置都被當官的親戚占了。壹旦妳認為是好位置都被當官的親戚占了，同樣不可避免的妳會對共產黨就會產生看法。事實上，不論妳從何種原因對共產黨產生了看法，妳到網上發泄時，發現和妳看法相同的人還真不少，漸漸的，形成了共識。

意見領袖實力不對等
  有了共識，正常情況下就會出現意見領袖。反對者的意見領袖比如以前的網絡公知群體，這群人把大家的想法表述出來，加強了共識和吸引更多人關註，形成更大共識，從而影響了網絡輿論。而擁護者的意見領袖這時主要是人民日報為主的黨媒，其貫徹了共產黨部門的傳統藝能——出工不出力，無法吸引有效關註，對公眾的吸引力比起反對者的意見領袖戰鬥力只有5。

  寫道這裏，可能有壹些朋友會問：為什麼重力條件只會形成了反對共產黨的氛圍，而行不成擁護共產黨的氛圍呢？
  還是設想壹下妳是壹個比較富裕且工作輕松的打工仔，壹天妳閑得沒事開始思考妳為什麼有點錢還挺閑，妳是認為是黨的政策好呢，還是認為其他因素（比如自己學歷高，會處事）。壹般來說，個人總是把成功歸於自己，失敗歸於其他因素。而黨領導壹切的環境很容易就導致了共產黨變為前面其他因素中的壹項具體因素。所以擁護共產黨的觀點從個人出發很難形成，反對共產黨的個人觀點卻很容易形成。這不是給共產黨洗地，只是說明了黨領導壹切的政治環境導致了輿論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而共產黨後來看起來卻想賴帳。
  結合上面的觀點，網絡初期壹段時間後比較快速的形成了以下輿論局面：

2 由制度直接獲取利益群體
3 由制度間接獲取利益群體
4 對共產主義報有壹定期待人群
5 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少量）

  少數人在網絡上自發的擁護共產黨，而

9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
10 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
11 采取反抗行動的人

  大多數人在網絡上發出反對共產黨的言論。如果共產黨不幹預，長期下去，就會使得更多的對政治不關心群眾長期接觸共產黨負面言論，進而轉化為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中的壹部分人，經過思考或交流，進化為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這情況是共產黨不能接受的。正如我前面所說，共產黨作為壹個意識形態先行的政黨，不可能放任網絡輿論朝著共產黨對立面狂奔而不管不顧，於是在這階段采取了以下行動：

  加入長城防火墻
  這條策略主要是網民直接進化為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雖然這階段言論比較寬松，但還是有不少禁區，比如8964，文革，三年自然災害這類非常敏感的事件。此類事件壹旦有人認真關註，無論他先前對共產黨看法怎樣，很可能因此受到巨大沖擊而思考事件起因直接進化，導致共產黨接下來所有輿論策略直接失效。為了防止這類事情發生，必然要增加獲取此類信息的難度，所以增加了防火墻。

  加入五毛群體
  這策略主要有兩個作用，低級五毛作用是讓人在思考上述其他因素的時候把共產黨這個因素排除在外，具體操作可以看看艾末末采訪五毛那篇文章。其結果增加很多以正能量為主的網絡發言來分散註意力，進而減緩（7對政治不關心群眾）轉化為（9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的速度。高級五毛的作用就是作為擁護共產黨的意見領袖，和反對者意見領袖進行辯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公知群體和五毛群體的辯論在網上處處可見。但由於重力這個因素是共產黨天生自帶的輿論弱點，無法回避，所以這時候輿論上總的來說反對者的聲音還是大過擁護者。

  上述政策的效果只是減緩了輿論滑落，被分散註意力的人很有可能突然在壹次網絡事件中突然醒悟，開始發言反對。被墻的人也可能在偶然機會下接觸到了翻墻工具，開啟了新天地。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二次變化——表面上變了，事實上沒啥變化（共產黨策略：黨媒姓黨）
  這個時間點差不多是習大包剛上臺的時候。網絡輿論由於只是減緩滑落，沒有從根本上轉變，習大包作為壹尊，怎能允許這種事繼續發生，於是采取了策略：黨媒姓黨。這條策略很有習大包的風格，他大致是這種思路：

現在網絡輿論不好——以前的沒網絡的時候輿論怎麼控制的——以前是控制了電視報紙發新聞——現在網絡新聞媒體沒完全受控制——黨媒姓黨

  於是加強了網絡媒體，特別是新聞媒體的控制，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各大新聞媒體評論區出現了“好，支持，威武，有希望。”這種搞笑場景。事實上新聞這種傳播方式在網絡上由於實時性較低，受關註度和論壇與社區平臺比起來毫無競爭力。政策執行了壹段時間後，表面上壹些新聞平臺輿論好像好轉了。實際在人數眾多的交流論壇和社區裏，輿論環境仍然沒啥變化。

互聯網輿論出現第三次變化——黨想的是消滅，實際上是分化（共產黨策略：不是黨媒也他媽給我姓黨）
  上壹條策略執行效果不佳，共產黨雖然效率低，但不是瞎子，於是推出了新的政策——以交流平臺為責任主體，對平臺的內容進行控制。
  於是出現了各大黨委進駐B站、微博等壹系列操作。各大平臺也很清醒的在“跪下還是躺下”這歡樂二選壹中選擇了跪下，大量增加了平臺審查力度與管理員人數。從這時候開始，反對的聲音才真正的大幅度消失。
  反對的聲音大幅度消失後，許多人認為反對者被完全消滅了。事實是有偏差的，反對聲音的消失並沒有讓作為信息發起者源頭——人消失，只是消除了他的聲音，實際結果是造成了網絡分化，主要分化為以下三個方面：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壹部分）（被禁聲）——直接沈默——轉化為沈默的人群——長時間沈默——轉化為政治厭煩的人群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壹部分）（被禁聲）——受到沖擊想繼續說話——發現使用翻墻工具能繼續說話——翻墻人數增加
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壹部分）（被禁聲）——本意只是在網上發泄情緒——發現作為受正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發言的話能繼續作為情緒宣泄口——轉化為小粉紅

  所以近年來可以看到小粉紅和翻墻黨都變多了，墻內反對的聲音消失，並不是共產黨消滅了反對的聲音。僅僅是起到了分化作用，甚至還出現了加速效果，本來受負能量影響的情緒化發言者（大量人數中絕大部分）（如果不禁聲）——情緒發泄疲倦了——轉化為政治厭煩的人群

  是情緒化發言者的最終結果。但壹些本來會情緒發泄壹段時間後對政治厭煩轉移註意力的人群由於被禁聲，在找另外的發聲渠道的時候發現了翻墻工具，令防火墻策略效果減弱了，加大了（10對政治有壹定意見的人群）的轉化效率，導致了加速效果。這樣來看，習大包總加速師的名號真適合他。

互聯網輿論可能出現第四次變化——美麗中國夢？（共產黨策略：不管妳是不是媒體全他媽給我姓黨）（未來會怎樣）
  這次變化主要是關於對中國互聯網未來的設想。由於第三次變化主要造成的是分化，共產黨也發現了實際情況，於是可以從壹些細節推測以下共產黨接下來想幹啥：

對於被沈默的人群
  繼續保持高壓言論審查，但是現在墻內輿論網絡管理幾乎可以說已經到極限了，刪發言的速度各位應該有體會，再加快刪除也沒啥意義了。

對於從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的只想發泄情緒的群體
  保持能壹直調動情緒的輿論氛圍。3月1日發的網絡信息管理文件有點意思，主要是有條款鼓勵“正能量發言內容”。應該是有想法鼓勵自媒體多創作“正能量發言內容”，然後動用公權力使這些“正能量發言內容”在各大平臺占據首頁從影響輿論。這麼幹比起傳統五毛或者官方宣傳有以下優勢：不論五毛或者官方主要還是拿工資吃飯，對個人來說沒動力創作優質內容，導致宣傳效率不高。而自媒體為了利益（更大的曝光率），有動力創作此類優質內容。如果出現各大自媒體踴躍創作正能量內容的局面，對網絡輿論本身來說就是壹種正向反饋。想得很美好，不過壹個內容既要宣傳正能量，又要吸引公眾，就看看能不能出奇跡吧

對於想繼續說話而翻墻的群體
  翻墻人數近年來快速增加，共產黨不是看不見，現階段共產黨在墻外還是老壹套：五毛水軍洗地。不過情況出現了壹點變化——五毛效率下降。這是由於在墻外非本土作戰，導致地利因素（比如帳號，刪帖，墻外反共人數多等等）不再，無法形成有效輿論氛圍。現階段共產黨也在想辦法改進，比如集中攻擊熱點（很多墻外有關政治的討論都是初期反共發言占絕大多數，當此話題有壹定熱度後，擁護共產黨或搗亂的發言突然大規模集中湧現）。招收更多海外五毛。

反賊們能幹點啥
  未來是不確定的，第四次變化既然尚為形成，作為信息的發起者之壹的各位反賊朋友就能介入。現階段有兩個可以有效影響的人群，壹個是上面說的大量被沈默的人群，很多人只是被沈默了，沈默主要原因是找不到說話渠道，如果他們知道使用翻墻工具能繼續說話，很大可能會翻墻出來繼續發言。第二類是被社會主義鐵拳砸到的人。眾所周知，近年來由於習大包的各種加速操作（貿易戰，大撒幣等），被鐵拳砸到的人數大量增加。他們中壹小部分沖塔，然後沒有然後了。更多的是和網絡中人群壹樣，被沈默了。現在來看，社會主義鐵拳揮舞的速度還在增加（最新肺炎下的武漢普通人）。他們本來意見就很大，變為反賊只差對信息的全面了解。結合情況，有想法的朋友看看下面：

1 不推薦的做法
  墻內肉身沖塔現階段我是不推薦的，由於互聯網的第三次變化，墻內不利的信息很快就消失了。關註墻外信息的人由於此時人數不夠，不可能有效支援墻內沖塔的妳。妳認為自己是舍身成仁喚醒更多民眾。實際上共產黨內心毫無波動，還因為又消滅了壹個反賊甚至笑出了聲。

2 大多數人的做法
  繼續翻墻，保持自己知道世界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行，也是大多數普通人聰明的做法。保持清醒，不因共產黨的鼓動陷入狂熱。有心情可以發言交流看法，不讓反賊朋友們感到孤獨。

3 想搞點事——推薦翻墻工具
  幾乎沒啥風險的活動，現實生活中給熟悉的親戚朋友推薦翻墻工具（適合想搞點事的新手）
  有點風險的活動，網絡上積極發言沖塔，找出有想法的網友推薦翻墻工具（適合整活老手，註意網絡安全）

4 建立反賊交流空間
  品蔥現在在幹的事情。作為壹個反賊，能堅持下去很大的動力就是想自由說話，如果沒有人可以交流，孤獨會使人難受和放棄，這也是共產黨嚴格控制言論的原因。所以建立壹個有意義的交流平臺很重要。

5 開發翻墻工具
  這是壹切的基礎，如果無法翻墻，壹切無從談起。在共產黨還沒搞白名單的前提下，反賊程序員們還是有點優勢的。

  在壹個信息交流通暢，各種看法都有的網絡環境裏，輿論的目的是更好的表達現實，而不是像共產黨壹樣去編造現實。可以說有10個運行良好的品蔥，造成的輿論影響，也比不上習大包整個“大打大贏，小打小贏”或者“刪除不得連任兩屆”造成的輿論動蕩。那我們現在在這討論有什麼意義呢？意義其實從互聯網誕生後壹直沒變過：當有人因各種原因說出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另外壹些人能夠自由的告訴說出自己的觀點的人：“妳並不孤獨”。

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前言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發一百一十周年，一百零二年前的五四運動讓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三民主義開始被邊緣化，一百零二年之後的今天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幾乎已經沒有人在討論了，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被嚴重忽略，如果研究過三民主義，並且運用三民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就會發覺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不應該被忽略，事實上三民主義適合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指導思想，三民主義的積極意義有必要被認識，三民主義的社會製度可以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鋪墊，三民主義的社會製度適合成為過渡階段的社會製度。

民族主義

追求民族平等與世界大同屬於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目標，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目標是國際主義。支持尊重多元與國際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本質，三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文化性的種族滅絕，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是共匪主張的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

雖然根據孫文構思的政治制度，國家元首是由一層一層遞減投票人數的方式間接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國大代表由縣議會提名，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家元首，省政府主席由國民大會任命，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權，立法權由立法院來行使，而立法院又不可以民選，國民大會只能對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贊成或否決投票，人民無法直接選舉代表政黨的立法委員，雖然這種制度設計直接否定了直接民主凝聚出來的政治理念對國家方向的支配，剝奪了人民的政治自決權，雖然間接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沒有監察權，監察權由監察院獨立實行，監察院的成立不需要經過國民大會的批準，監察委員由省市議會委任，人民只能直接選舉縣議會市議會省議會，雖然這種制度設計屬於間接民主的精英專政，但是民權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比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制度進步很多。雖然直接民權無法選舉過會與總統，雖然縣議會提名國大代表然後國大代表選舉國家元首與中央政府的制度設計讓依靠縣政議題與縣議員選舉的民意選出的縣議員擁有行使大量間接民權的權力，立法院無法由全國議題與全國性選舉的直接民意選舉產生，容易讓立法院與中央政府脫離直接民意，但是至少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為省市縣的地方自治與基層公民社會的發展創造了空間，至少最低限度的約束了政府的行政權力，這種社會制度比共產極權制度進步太多了，中國如果有機會實行三民主義，中國社會將會比現在進步很多。雖然國民大會制度比現代議會制度更傾向於精英統治，但是至少國民大會制度比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步太多了，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質上是馬列極權主義一黨專政蘇維埃體制徹底架空代議制民主的工具。雖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會讓中國成為類似歐美民主國家那樣的國家，但是至少可以讓中國成為比共產極權國家進步的國家。五院制度優於共匪建立的議行合一的共產極權制度，如果中國無法成為類似西方民主國家那樣的國家，成為實行五院制的國家肯定會比現在好。雖然實行三民主義無法讓中國成為現代民主國家，但是至少可以讓中國社會的直接民主上升到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削弱政治制度的極權程度，如果中國因為歷史社會條件太差無法迅速過渡成為現代民主國家，可以嘗試實行三民主義，然後再過渡成為現代民主國家。實行三民主義可以為中國社會帶來進步，實行三民主義會讓中國社會更容易過渡成為現代民主國家。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違反三民主義，一國兩制規定台灣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否定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九二共識支持維持現狀，否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國民黨如果信奉三民主義，應該支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讓中國成為實行五院制的三民主義國家，讓中華民國固有疆域的全體國民生活在三民主義的社會制度之下，建立民族多元與五權分立以及民生均富外加爭取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的中華民國。我覺得中國應該實行內閣制，而且應該強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中國所有關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間派，不同流派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民主政治的本質是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衝突，突出理念選擇，強化政黨選擇。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顯個人魅力為核心的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不適合中國這樣的國家，因為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太強調參選人個人媒體的行銷，如果在中國這樣的有濃厚的精英主義文化與個人崇拜土壤的國家，很容易發生威權復辟的事情。如果沒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撐，形成的選舉文化最終將不利於培養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單一選區制有的時候會因為選區劃分形成的人口結構，造成得票總數雖然不是最多的政黨成為國會最大黨，比如英國二零一九年的國會選舉就是很好的證明，雖然右派政黨的總票數并不如左派政黨的總票數多，可是右派政黨還是取得了多數席次。而且總統制加單一選區制很容易讓那些轉型過程中沒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殼上市，因為收買政治人物的成本與比例代表制比起來要低很多，畢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黨票，根據政黨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龐大的意識形態輸出系統，長期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而且需要在全國各地都爭取到廣泛的選民支持，才有機會成為國會多數。我個人更傾向於內閣制，內閣制不容易產生缺乏民意基礎的國家元首，總統制容易產生選舉過程中依靠個人魅力行銷上臺，上臺之後擺爛的國家元首。民主政治應該是利益博弈的過程，不同的理念對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應該建立傾向理念選擇的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後會實現地方自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後會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雖然實行三民主義的地方自治無法讓地方自治上升到聯邦制的高度，但是三民主義的地方自治會提升公民社會的發展空間。一九四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張君勱起草的，張君勱擴大了直接民權，傳統三民主義認為國民大會需要間接選舉產生，如果是中華民國四六憲法統一中國，結果會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更進步。

民生主義

三民主義的民生史觀屬於希望運用階級合作實現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的改良主義取代依靠階級鬥爭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的溫和唯物史觀，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部份理念跟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很接近，雖然孫文的軍政 訓政 憲政三段理論被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利用外加共匪的叛亂讓這種利用合理化，雖然孫文的民權主義傾向於精英主義與間接民主，容易讓國民黨脫離基層民眾，在實踐的過程中脫離民意，但是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勞權理論的部份理念還是值得肯定的，三民主義的勞權理論屬於左派理論，國民黨的勞權理論容易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實踐，就會產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的改良效果。雖然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土地國有就是土地黨有，雖然國民黨本質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雖然國民黨的創始人說人民要經過國民黨的長期訓政才能實現民主，在國民黨不認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須由國民黨用壹黨專政的方式來統治，共產黨的創始人幹脆直接說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玩弄工人階級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雖然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利用孫文的訓政理論與共匪的叛亂實行了一黨專政，讓平均地權變成土地黨有，但是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理論在成熟的民主社會實踐可以發揮杜絕土地投機與土地尋租的效果。雖然孫文的軍政 訓政 憲政三段理論被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利用成為建立一黨專政的依據，外加共匪的叛亂讓這種利用合理化，雖然孫文的民權主義傾向於精英主義與間接民主，容易讓國民黨脫離基層民眾，在實踐的過程中脫離民意，雖然發達國家資本在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建立的一黨專政的社會裡邊成為發達黨國資本主義，雖然節制資本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成為權力尋租，但是發達國家資本與節制資本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邊以國營企業民主公營與實行高額的累進稅制度的方法進行實踐，就會產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的改良效果，沒有必要全盤否定三民主義。沒有土地投機與土地尋租的功能的私有土地與提供公共服務的公有土地會造福人類社會，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的土地理念在目標層面是值得肯定的，雖然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利用孫文的訓政理論與共匪的叛亂建立了一黨專政，雖然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成為土地黨有與土地尋租，但是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裡邊實踐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讓民選國會與直接民主來決定公有土地的公共服務與私有土地產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可以落實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的理念，就可以發揮杜絕土地投機與土地尋租的效果，土地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社會危機是一黨專政與允許土地尋租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沒有必要全盤否定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混合經濟理念如果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讓白左實踐會產生福利國家的效果，如果在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讓國民黨的獨裁勢力實踐就會產生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因為土地的天然營養能力或負載功能所產生的自然收益，屬於素地租金，在中國成為農業增值稅 村提留鄉統籌被共匪佔有。因為社會進步文明發展而增加的社會收益，社會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屬於經濟地租，在中國成為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與高房價收入，被共匪佔有。因為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投入勞動或資本所生之收益屬於改良價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國屬於耕地佔用稅被共匪佔有。共匪根本就沒有消滅土地剝削，而是成為土地剝削的受益者。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只能在成熟的民主社會進行實踐，土地國有 政府支配 人民使用落實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在一黨專政的社會裡邊會成為土地黨有 官僚資產階級支配 人民成為城市租客與農村佃農，地權歸極權政府所有，土地稅收歸官僚資產階級，中國社會如果要落實平均地權與漲價歸公，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共產極權統治。

黃右人士的反左私貨存在的危害性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美國民主黨是反共政黨，美國國會跟中國人權、民主相關法案幾乎都是民主黨全票贊成，共和黨還有反對譴責中共的議員，即有反對票，這是否可以判定民主黨比共和黨更反共？

如S. 1838: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2019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417—1（共和黨唯壹反對票）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16-2019/h635
   S. 178: 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
               《2019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407—1（共和黨唯壹反對票）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16-2019/h644
   H.R. 6210: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
                406—3（共和黨兩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16-2020/h196
   H.R. 4331: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
               《2019西藏政策支持法》
                392—22（共和黨21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16-2020/h27
   H.R. 6270: 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 of 2020
               《2020維吾爾強迫勞動信息披露法》
                253—163（共和黨162票反對，第三黨派1票反對）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s/116-2020/h210

以上法案中除掉棄權票，民主黨都是全票贊成，共和黨和第三黨派還有反對票，這些投反對的議員中有沒有被共黨收買的可能？為什麼黃右從來不譴責共和黨，直接宣稱民主黨就是美國版本的親共的國民黨？

右派為什麼無視伊萬卡與庫什納跟共匪做生意的事實？為什麼無視民主黨在國會支持反共法案的事實？右派是不是刻意的往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為什麼右派的精神領袖的家人與共匪做生意就不是親共？為什麼左派在國會支持反共法案就不是反共？右派的反共宣傳中是不是塞入了反左私貨？

中國是奉行黨國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作為第一家庭的成員的伊萬卡與庫什納在政治立場上是反共的，根本不可能在中國得到生意，而且這些生意在川普上任之後還在運作，川普上任以來拆解美國建立的國際聯盟，在實際效果上配合了共匪的國際戰略，川普本人在中國就有銀行賬戶，如果不是武漢肺炎爆發，川普沒有台階下了，估計表面上不會對共匪繼續強硬，武漢肺炎爆發之前共和黨政府與共匪之間的貿易糾紛總是一下制裁，一下談判，如果根據右派的陰謀論思維，應該合理的懷疑川普家族，就像合理的懷疑拜登家族一樣，這樣才客觀。民主黨如果徹底被共匪收買，不會支持反共法案，因為支持反共法案本身就違反了共匪的政治正確。川普把土耳其推到了中國與俄羅斯組成的聯盟，放棄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在實際效果上已經產生了有利於共匪的作用。

國家元首的家族與共匪有生意的國家基本上都不是反共的國家，家族成員與共匪做生意的國家元首，與共匪做生意的國家元首的家族成員基本上都是共匪的同路人，伊萬卡與庫什納有特殊身份，他們在川普任內與共匪做生意的現象的背後搞不好有很複雜的陰謀，所以我認為他們無法擺脫成為親共人士的嫌疑。

中國本來就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一邊反對中國的執政黨一邊與中國的執政黨做生意在中國沒有操作空間，何況自由世界的民間商人與共匪做生意跟國家元首的家族成員與共匪做生意的潛在危害性是不一樣的，反對檢討右派是很不客觀的。

我認為美國第一家庭的成員與共匪做生意就是背叛美國，川普家族應該做到利益迴避。中國是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共匪不可能允許反共人士在中國做生意，所以伊萬卡與庫什納無法擺脫與共匪存在勾兌的嫌疑，反共行為需要反共立法作為程序正義環節的必要支持，共和黨在國會對反共法案的支持程度不如民主黨，把民主黨等同於國民黨是不客觀的，至於政治光譜，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只有缺乏客觀的右派分類法才會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共匪是同路人。拜登家族無法擺脫投共的嫌疑，但是因此徹底否定民主黨，甚至不審視右派那邊存在的疑慮是不客觀的。我支持反共，但是我無法認同在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何況只是要求退出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不重建新的國際組織，放棄與共匪爭奪國際空間的話語權的行為本身就是在客觀效果上圖利共匪的行為，部份右派應該受到批判。

部份右派是不客觀的，小布希任內共匪加入世貿組織，小布希任內沒有積極反對共匪加入世貿組織，本質上是柯林頓姑息主義的延續者，右派只譴責柯林頓不譴責小布希，宣稱共匪可以交往的季辛吉，主動承認共匪對中國的統治合法性的尼克森，六四屠殺之後支持與共匪深入交往的老布希，放任共匪加入世貿組織的小布希都是右派親共人士的代表，他們對美國的危害是長遠的，右派從來不批判這四個人，部份右派根本不是百分之百反共的反共人士。

拜登家族當然被共匪收買了，但是不表示民主黨徹底被共匪收買，拜登家族被收買不意味著共和黨人全部都是乾淨的。共匪刻意攻擊的人會被認為是反共人士，共匪不刻意批判誰結果就是誰被共匪捧殺，共匪沒有刻意批判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很多人會把本來反共的民主黨的國會團隊的成員當成是親共人士，我只是希望不要因為拜登家族就徹底否定民主黨，這樣會間接幫助共匪成功捧殺堅持反共立場的民主黨人。如果我有選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選舉我會支持共和黨的川普，我不會支持民主黨的拜登，國會選舉我會支持堅持反共立場與反對廢除醫療白卡的民主黨人。

川普疏遠了歐洲國家，如果不是因為武漢肺炎，歐盟早被共匪徹底赤化了，川普深入的拆解了北約，川普放棄聯合國與世衛組織，為共匪創造了國際空間。川普並非每一件事情都是對的，而且民主黨的國會團隊是積極支持反共法案的，某些共和黨人只是積極的反對福利國家，反對反共法案。我總統可以支持川普，但是國會選舉我會支持維護福利國家，反對共匪政權的民主黨人。

我覺得彭佩奧與佩洛西最適合成為總統，這兩個人都是穩健反共的人，川普在自由世界四處樹敵，讓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大量的被共匪拉攏，放棄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國際社會誤以為武漢肺炎變成新冠肺炎，中國人權狀況良好，中國政府環保工作很成功的錯誤結論是川普政府放棄國際事務的話語權造成的，川普不是一個穩健反共的人。

反對反共法案的共和黨人無法擺脫被共匪收買的嫌疑，或許他們本身在世界觀層面就是共匪的同路人，反共立法絕對不是嘴炮，如果連反共立法都要反對就不要收割反共人士的光環了。

左派思想本來就是美國價值的一部份，右派思想不是美國唯一的價值，美國價值從建國之初就是一個矛盾體，美國的建國者本來就是由左派與右派共同組成的，只是因為黃右希望扼殺左派，所以把右派思想冒充成美國唯一的價值信仰。

自由世界的左派支持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以及直接民主外加消除貧富兩極分化，自由世界的左派的願望與共匪的本質是水火不容的。自由世界的左派的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是無害的，甚至已經成為支撐自由世界繼續存在的精神支柱。真正對自由世界構成污染的是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認同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新移民組成的生活圈子衍生出來的文化環境已經對自由世界的生存構成了威脅，這種文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腐蝕了自由民主人權的生存根基，讓歐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像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的生存，反共的新移民有必要與認同馬列毛鄧主義與儒教極權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新移民進行意識形態鬥爭。

美國的左派思想來自於聖經，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與馬列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等於中國的共匪，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否認人的罪性，不會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創造互助合作的社會氛圍，認同這種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黨人組成，這種人即反對共產極權，又認同基督教社會主義，事實上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屬於美國傳統，美國本來就有左的一面。

民主黨的移民政策被黃右人士妖魔化了，民主黨只是傾向於讓認同美國的精神美國人成為美國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實質上建設美國的精神美國人，他們確實應該成為美國公民，共和黨所謂的歡迎合法移民打擊非法移民在操作的過程中讓很多認同美國的反共人士沒有機會移民美國，反而讓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國合法移民的旗號成為美國公民。機械化的劃分合法與非法根本不合理，因為在中國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為有機會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員的子女，比如還沒有得罪當權派的紅頂資本家，這些人本質上是共匪黨文化的傳承者，進入美國會成為顛覆自由美國的禍害。

資本的自由與人的自由是兩回事，右派不一定必然等於自由與私有財產保障，很多右派都是反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右派鼓勵人與人互相眼紅激烈競爭，認為這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果反而侵犯了私有財產的所有者的自在與安逸。右派本質上支持鬥爭哲學，右派只是反對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支持低稅收的右派不一定反對大政府，人類社會曾經多次出現低稅收的右翼極權統治，很多右派信奉的公平觀念與支持共匪的流氓無產者是一樣的，他們都信奉不夠狠毒就不值得擁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觀。部份右派不一定實質上維護私有財產權，特別是打著哈耶克主義的旗號擴大資本家的資本尋租權的右派，在這個過程中基層人民的私有財產會被侵犯，左派未必就侵犯私有財產，很多國家的工黨與社會黨以及社會民主黨在執政的時候并沒有發生剝奪私有財產的人權災難，共匪無法代表左派人士。部份右派有理想主義色彩，比如兜售不可操作的機會平等，根本無法解決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比如宣稱右派統治會帶來私有財產保障，事實上部份右派統治經常打著都市更新的名義放任財團侵犯基層人民的私有財產，部份右派也會眼紅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部份右派不會保障他們看不順眼的人的私有財產的，部份右派根本無法改變現實生活中必須依靠克服為人處世挑戰的能力維護私有財產的本質，部份右派本身就是一個存在詐騙性質的詐騙集團。

部份右派嚮往保護商業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法治是建立在商業資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恐怖平衡的基礎上的，這種恐怖平衡需要依靠白左政黨與白右政黨之間的互相制衡，部份右派一邊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法治，一邊主張徹底消滅白左政黨，部份右派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資產階級法治。

部份右派普遍認同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事實上政治制度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資本主義不一定必然帶來民主政治，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不會必然的產生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未必會成為民主化的助力，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就是資本主義的商業文明的產物，私營企業的企業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集體主義文化與服從文化不會孕育出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對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嚮往會孕育出民主政治，認為資本主義與經濟右派必然帶來民主制度的觀點是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產物。

只要國家機器不刻意強迫別人選擇政治立場，政治自由就會存在。自由世界的自由來自於民主憲政體制，自由世界的自由不是資本主義賦予的，存在市場機制與商品經濟以及生產資料的私有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剝奪別人的自由，存在市場機制與商品經濟以及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可以侵犯私有財產，改革開放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最好的證明，資本主義社會與剝奪精神自由以及個性的解放外加私有財產是可以兼顧的。

黃右喜歡把民主國家的公有制企業與共匪建立的黨營企業混為一談，事實上民主公有化與共產極權的黨有化是兩回事，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是兩回事，社會民主黨與共匪是兩回事，喜歡攪渾水的右派喜歡把民主左派與共匪混為一談，事實上民主左派與共匪是兩回事，黃右人士喜歡在反共論述裡邊塞入反左私貨，黃右人士喜歡在自由世界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主張的全民投資然後民選國會監督的民主公營媒體，喜歡在自由世界支持媒體私有化，事實上媒體私有化很容易讓共匪利用商業活動控制媒體，共匪在中國依靠運用國家機器直接取締異議言論的方式鉗制言論，共匪在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依靠收買私營媒體的方式鉗制言論，共匪巧妙的利用了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權，用商業合作的名義對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私營媒體輸送利益，然後讓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的私營媒體利用私有財產權在私營企業內部封殺共匪不喜歡的言論，即使是這樣，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至少還允許反共人士在境內開辦自媒體，光是這一點自由世界的成員國家就比中國自由多了，中國至今不允許政治反對派在中國境內開辦自媒體。

如果川普與拜登二選一，我支持川普，因為拜登的兒子與共匪勾兌太嚴重了，如果川普與拜登以及彭佩奧三選一，我支持彭佩奧，因為彭佩奧是穩健反共的政治人物，如果川普與拜登以及彭佩奧外加佩洛西四選一，我支持佩洛西，因為佩洛西是支持福利國家的穩健反共的政治人物。我覺得可以兼顧反共立場與福利國家的人最適合做美國總統，我反對妖魔化民主黨，我不接受右派人士的反左私貨。國會選舉我支持民主黨，因為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在支持反共法案方面比共和黨的國會團隊更積極，而且民主黨的國會團隊反對廢除醫療白卡制度，支持福利國家的路線，我不會跟著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妖魔化民主黨，我認為民主黨不是國民黨。

如果我是美國的大法官，我不會支持共和黨人的指控，除非共和黨人提供可以解釋本文提出的疑點的具體的證據，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大法官不能根據共和黨人的推論就斷定民主黨搞選舉舞弊，違憲審查不可以成為共和黨人打擊政敵的工具。共和黨人提供的證據有一部份屬於片面事實，有一部份屬於不實指控，共和黨人這樣做對川普沒有好處。共和黨人沒有提供可以充份的證明民主黨涉及舞弊的證據，我覺得基於司法獨立原則，不應該草率的支持共和黨人對選舉過程的否定，基於維護違憲審查的公正性，最高法院不應該成為共和黨人對付政敵的工具，而且民主黨的支持者與共和黨的支持者都存在試圖舞弊的瑕疵，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雙方都應該當選無效，最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把無效選票忽略不計，根據有效選票判斷選舉結果，根據目前的狀況分析即使只是計算有效選票，估計還是拜登會當選，羅姆尼沒有介入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抗爭，證明他是一個理性的人，部份川普的支持者的行為未必對共和黨有利。長期法律戰對共和黨未必有利，因為川普支持者涉嫌持械恐嚇選民，而且伊萬卡與庫什納外加反對反共法案的共和黨人也很不乾淨，根據目前的形勢基本上民主黨還會成為眾議院多數黨，如果川普團隊開始對拜登團隊纏訟，最終還是民主黨人成為國家元首。

我覺得民主黨的移民政策被右派妖魔化了，民主黨只是傾向於讓認同美國的精神美國人成為美國公民，很多非法移民都是實質上建設美國的精神美國人，他們確實應該成為美國公民，共和黨所謂的歡迎合法移民打擊非法移民在操作的過程中讓很多認同美國的反共人士沒有機會移民美國，反而讓共匪的同路人打著中國合法移民的旗號成為美國公民。機械化的劃分合法與非法根本不合理，因為在中國基本上只有共匪的同路人才容易成為有機會合法移民的人，比如共匪官員的子女，比如還沒有得罪當權派的紅頂資本家，這些人本質上是共匪黨文化的傳承者，進入美國會成為顛覆自由美國的禍害。共和黨政府雖然制裁了一些共匪特務，但是並沒有遣返被共匪公派出國的小粉紅留學生，而且根本沒有停止對於因為在中國遭受政治迫害無法合法移民美國的精神美國人的壓迫，民主黨並非一點優點也沒有，共和黨並非一點缺點也沒有，我覺得看待事情應該客觀。

在中國可以得到合法投資簽證的人基本上都是紅頂商人，可以得到合法留學簽證的人基本上都是小粉紅留學生，可以得到合法技術移民簽證的基本上都是共匪逆淘汰機制塑造出來的假道學，可以得到合法工作簽證的工人基本上都是沒有勞權意識的工賊，反而誠實經營的人容易成為被收割被迫害的韭菜，根本出不去，不是小粉紅的學生只要意識形態情況被共匪知道了，根本就沒有機會出國留學，有創造力的科研人員早就被黨國體制扼殺了，根本不太可能有機會得到技術移民簽證，有勞權意識的工人早就被共匪與資方迫害了，路易斯生前反對共和黨機械化的根據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劃分移民人口的好壞是有道理的。

部份右派高度肯定鄧小平，事實上鄧小平反對深入反思文革暴政，反對深入認識自由民主人權，反對解放思想，開創了剝奪中國人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建立了兼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剝奪私有財產保障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應該受到批判。鄧小平絕對不是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鄧小平運用了新的方法延續了共產極權統治，鄧小平與毛澤東都應該受到譴責，胡耀邦與趙紫陽才是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開放不是為中國民主化鋪路，改革開放應該被否定。

黃右人士總是反華不反共，或者乾脆鼓吹保守主義與哈耶克主義的一神教，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維慣性，黃右人士的論述總是激活有利於共匪的心理暗示，讓中國人敵視自由世界，黃右人士發揮了共匪的同路人的客觀效果。共匪宣稱反共人士都是漢奸，極端反華人士才會反共，黃右人士鼓吹反華不反共，共匪宣稱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不可分割，黃右人士宣稱中國人與共匪不可分割，共匪宣稱西方自由主義是虛偽的，黃右人士宣稱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是錯誤的，只有運用消極自由原則保障資本尋租權才是自由，共匪宣稱西方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黃右鼓吹只允許選擇右派的選舉制度，共匪害怕防火墻被拆除，黃右人士宣稱拆墻沒有效果，黃右人士至少在意識形態的層面是共匪的同路人，黃右人士發揮了有利於共匪的客觀效果。

綜上所述，部份右派只是反左不是反共，他們應該屬於之前在共匪體制內撈錢，後來因為發覺共產極權統治很不安全，擔心站錯隊會被迫害，於是出國轉移財產的既得利益者。

部份黃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論存在的反智傾向

我可以理解參加反共暴力革命的人，或許對於無法離開中國的人來講參與反共暴力革命是最好的選擇。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根據勞動的質與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人類社會本來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分配社會角色的競爭過程本質上是在因果鏈條 認知節奏 話語權 平檯 天賦 歷史社會條件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競爭形成的差異本質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不公平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根本不適合生活，中國是一個私有財產缺乏保障與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壓迫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讓活在形而上與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壓迫感的國家，中國即不允許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產意識形態又不允許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級趣味。富人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窮人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無法擁有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創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無法獲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學的收視權。在中國繳稅之後依舊得不到私有財產權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選舉權 社會福利，依舊是可以隨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繳稅之後無法獲得權益。綜上所述，中國人有充份的理由進行革命。

暴力革命只有在冷兵器時代與火器時代初期才比較容易成功，因為那個時候的威權統治者沒有對基層社會建立嚴密控制，國家暴力機器的設備基層人民很容易仿造，基層人民很容易建立武器工廠與軍事訓練基地，反對派遊說基層工農大眾參加暴力革命的空間很大，火器時代初期的火銃根本難以充份震懾廣大基層人民。中國現在處在高科技時代，共匪已經建立了充份監控社會的數字極權統治，共匪對基層社會已經建立了嚴密的控制，共匪擁有火器時代後期誕生的武器裝備，反共人士在這種環境中很難生產暴力革命的武器，訓練暴力革命的軍隊，反共人士更沒有空間充份的遊說工農大眾參與暴力革命，所以黃右人士充份鼓吹的暴力革命根本不可行，何況黃右人士沒有能力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沒有建立武器工廠與軍事基地的構思，極端排斥工農大眾，黃右人士的暴力革命理論根本沒有可行性。某些黃右人士打著反嘴炮的旗號反對反共宣傳，反對意識形態鬥爭，反對工農大眾發動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種黃右人士發揮了誤導反共事業的客觀效果，通常只有思想糊塗的人，以及因為沒有參與意識形態鬥爭的能力或者不願意付出時間與精力參與意識形態鬥爭所以希望通過鼓吹暴力革命凸顯進步性的愛慕虛榮的人，外加本身就是共匪的同路人的人才會鼓吹不可行的暴力革命，不應該排除黃右人士裡邊有共匪的同路人的可能性，中國即使需要依靠暴力革命完成民主化，必須藉助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然只能依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和平演變，必須依靠不屬於暴力革命的革命來完成。拆除防火墻與反共宣傳外加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才是可操作的反共方法，暴力革命太脫離實際了。中國人長期被共匪洗腦，普遍的思維慣性就是認為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就是從事恐怖活動，依靠暴力革命反共很容易間接幫助共匪妖魔化反共人士。開發一種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把反共文宣發送給大多數中國人的郵件群發系統還是可行的，如果成功意味著防火墻實質上失去效果。之前法輪功學員依靠郵件隨機群發傳播反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共匪政權，如果可以擴大效果，估計會重創共匪政權。

共產極權與台灣社會

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零年

國民黨的宣傳

共產專制遠比君主專制要邪惡，同時也比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還要邪惡，共匪比國民黨還邪惡這個不應該否定。

臺灣內部有些人在威權時代深受蔣介石迫害，可能因為某種逆反的心理在情感上認同了共匪。

國民黨代表認同權力市場經濟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國民黨早期以共匪之間的思想交鋒實質上跟今天中國內部的鄧右跟毛左的思想交往性質壹樣，國民黨當然反對共產主義，同時也不可能接受自由主義，國民黨早期對共匪的批判不是從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出發的，所以自然沒有宣傳民主理念的效果。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的反共宣傳雖然把共匪頭子毛澤東說成是惡魔，把中國的共產專制說成是地獄，可是國民黨本身卻在實行白色恐怖統治，毛澤東的罪惡共產專制的罪惡在蔣介石身上在國民黨那裏多少在壹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國民黨與共匪之間只是邪惡程度大小的不同，國民黨那個時候雖然反共，可是卻瘋狂的鎮壓臺灣內部的民主運動，屠殺了壹大批本來不是認同共產專制只是認同自由民主或者只是認同共產主義的平等觀的人。

這讓國民黨很難通過批判共匪的方式在臺灣民眾心目中建立正面形象，反而讓臺灣民眾對共匪產生了同情，甚至認為共匪就是好的。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雖然拼命的罵共匪殘害中國人，卻不允許臺灣民眾有新聞自由可以監督國民黨，不允許臺灣民眾可以有言論自由來批判國民黨，雖然國民黨在威權時代總是強調共匪不給中國人自由，可是國民黨卻沒有給臺灣民眾自由，這讓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在壹些臺灣民眾心目中失去了公信力。

有些人反而認為國民黨才是最邪惡的，也許共匪沒有那麽壞。

因為臺灣內部的某些共產主義者是比較有理想性的不準備建立共產專制，他們與對岸的共匪不壹樣，可是卻被國民黨殘酷迫害，這種現實上的反差，不但沒有讓某些臺灣民眾仇恨共匪，反而讓某些臺灣民眾認為共匪比國民黨好。

因為很多被國民黨認為是匪諜的人實際上與共匪並沒有很直接的從屬關系，並不是接受了共匪的指示在臺灣從事統戰活動的，只是單純的信仰自由民主以及共產主義的平等觀，並沒有要建立共產專制。

因為他們認同自由民主與國民黨的壹黨專政相抵觸，所以被國民黨處決。

國民黨處決他們的理由根據國民黨的說法是因為他們是共匪，這就讓某些臺灣民眾誤以為中國的共匪就像臺灣內部的左翼自由主義信徒壹樣溫和，而真正邪惡的是國民黨。

有壹些那個時代過來的很痛恨國民黨的人在臺灣民主化之後似乎只專註於清算國民黨，沒有去主動了解或者是接觸到共匪的邪惡本質，所以導致他們雖然很反國民黨，卻對共匪還保持著壹些根本沒有必要的善意。

蔣介石雖然是壹個惡魔，國民黨雖然在歷史上瘋狂的壓迫臺灣民眾掠奪臺灣民眾，甚至今天還希望藉助共匪的勢力延續那種壓迫延續那種掠奪，但是與中國的共匪相比，顯然蔣介石與國民黨不如共匪邪惡。

臺灣民眾今天所要面對的主要的問題除了來自於國民黨的專制復辟對臺灣自由民主的傷害，還來自於共匪對臺灣的主權的威脅，只清楚國民黨的邪惡是不夠的。

國民黨確實非常邪惡，國民黨在威權時代所進行的與美化國民黨的壹黨專政有關的洗腦宣傳確實有瑕疵，但是對共匪的邪惡本質的批判與揭露也確實是事實。

共匪統治中國確實比國民黨統治中國還壞這個也是事實。

國民黨的國父

美化孫中山才是中共需要做的事情，孫中山的意識形態跟鄧右共匪沒有什麽區別，所以中共黨媒才會把孫中山塑造成正面角色。孫中山鼓吹的精英主義思潮，剛好就可以成為排斥民主，排斥社會大眾參與政治的理論依據。孫中山鼓吹的極端間接選舉制度，跟共匪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謀而合。吹捧孫中山才是別有用心，孫中山實際上就是鄧右共產黨的遮羞布。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並沒有真正宣揚民權理念，而是把皇權專制的中國美化成極端自由的社會。從而號召中國人不要再進壹步爭取自由了，而是應該發揚國家主義，壓抑個人主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是林肯的三民主義，孫中山也根本不是自由主義者，無論中華民國粉絲怎樣粉飾孫中山，他的思想產品都不會因此而變成真正追求民主的民主思想。孫中山晚年的行為對中共發揮了小罵大幫忙的作用，特別是他臨死前講三民主義的時候，他在民權主義中說社會本質上是上智下愚的，真正的平等就是精英專政統治庶民，這種說法剛好促進了工農大眾對國民黨的離心離德，他在民生主義中說資本家也是勞動者，資本家的某些改良措施對工人是有利的，所以工人無需起來造反，剛好為中共進壹步輸出馬列主義提供了有利環境，中共很快就用因為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資本家可以雇傭高級工人從事經營管理工作，即使資本家從事管理工作，因為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所以在收入方面資本家的收入遠大於工人集體的收入的論述駁斥國民黨，孫中山晚年雖然批判土地壟斷，可是他關於平均地權的解釋只是土地國有 政府支配 人民使用，這些論述跟今天的鄧右共產黨的論述壹樣，根本無法吸引農民，中共在中國可以建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孫中山的小罵大幫忙，更可惡的是，孫中山公然提出以俄為師與容共主張，痛恨中共以及中共的黨國的中國人應該把仇恨分壹點給孫中山給國民黨，畢竟孫中山間接的促進了中共的發展，同時國民黨現在也是舔共政黨，我作為自由派中國人，我是不會放過孫中山跟國民黨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西方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經濟民主化在存在民主政體的基礎上建立公營企業，而不是在以黨領政的基礎上把經濟命脈收歸黨有，關於這壹點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講的很清楚。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不是讓中國農民沒有稅負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時又無權雇傭農業工人剝削農業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務農的自耕農，而是建立壹個土地黨有政府支配農民承包的土地制度，孫中山的經濟理論跟中國鄧右的黨國資本主義理論非常類似。孫中山絕對不是左翼自由主義的信徒，孫中山絕對不認同自由主義的文化，真正讀過三民主義的人不應該否認這壹點。東亞大陸的中華民國粉絲號稱要恢復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事實上臺灣的民主化就是對中華民國固有法統的否定。根據孫中山對中華民國法統的設計，最多只能縣政府普選，縣以上的政府就只能用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至於孫中山提出的五權合作制度，完全不是人類社會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民主政體。或許東亞大陸的中華民國粉絲根本沒有真正讀過孫中山的著作，完全是憑著壹種建立在民族挫敗感的基礎上的感情色彩在評價孫中山。

孫中山從來就沒有提出過政黨政治應該如何發展的制度設計，如果民主政治不是包容左右分野的開放政治多元政治，那麽民主政治就跟專制政治沒有什麽區別了。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中宣揚的平等觀，根本就是西方尼采主義右翼雅痞的平等觀，與左翼自由主義的平等觀風馬牛不相及，只有民族挫敗感特別強，思維特征跟中國小粉紅接近的人才會把孫中山跟西方左翼自由主義嫁接在壹起，事實上孫中山是壹個把儒教定於壹尊的保守主義者。孫中山堅決反對工人組工會，主張勞資調和，這些都是他在民生主義四講裏邊講過的。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公然宣揚精英專政，沒有半點鼓吹現代自由民主的內容。孫中山那個時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已經成熟了，再加上費邊社也已經發展很多年了，左翼自由主義思想也已經發展出來了，可是他還在鼓吹精英專政，可見他不是真的想搞民運。

東亞大陸的中華民國粉絲喜歡攪渾水，蔣介石都可以被他們美化成民運領袖。托洛茨基主義本來就跟列寧主義不同，托洛茨基選集裏邊講的很清楚。最近東亞大陸的中華民國粉絲開始用莫須有的罪名抹黑左翼自由派了，他們說左翼自由派裏邊的托派支持列寧主義。同時他們還對馬克思徹底否定，把馬克思的理論完全歪曲成列寧主義。東亞大陸的中華民國粉絲對民主社會主義缺乏了解，總是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對民主社會主義進行抹黑。對於他們的各種抹黑攻擊，有必要進行必要的駁斥。

孫中山的五權分立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五權憲法違反了三權分立所確立的權力互相制衡的精神。例如五權憲法中的司法其司法部部長系由總統任命，不需要經過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的同意，只需要得到由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省市議會委任的監察委員組成的監察院的批准，只有縣議會是直接選舉產生的。

根據孫文構思的政治制度，國家元首是由一層一層遞減投票人數的方式間接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國大代表由縣議會提名，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家元首，省議會由縣議會選舉產生，省政府由省議會選舉產生，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權，立法權由立法院來行使，而立法院又不可以民選，國民大會只能對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贊成或否決投票，人民無法直接選舉代表政黨的立法委員，這種制度設計直接否定了直接民主凝聚出來的政治理念對國家方向的支配，剝奪了人民的政治自決權。

另外間接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也沒有監察權，監察權由監察院獨立實行，監察院的成立也不需要經過國民大會的批準，監察委員由不是直接選舉的省市議會委任，人民只能直接選舉縣議會，這種制度設計屬於間接民主的精英專政。

這樣國民大會實際上沒有權利可言，即使各個權力機關都要向國民大會負責但由於國民大會在權能上的極大限制這樣的規定就容易流於形式，孫中山設計了五權憲法按照他的說法他認為西方的議會制度走向國會獨裁行政不得不向議會低頭他認為國民素質太低又太自由需要對他們進行制度束縛。

事實上只有行政權服從於立法權，民選的國會來主導政策方向，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全世界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實行了三權分立而且發展的都很好，孫中山為五權分立辯護實際上是在為黨國體制辯護。

臺灣沒有完全搞五權分立，廢除了國民大會，把立法權交給民選的立法院，政府的胡作非為才在壹定程度上得到了限制。

這種限制是很有限的，因為臺灣還不是傳統的三權分立的國家由於還存在著五權分立的殘余始終還是容易出現壹黨獨大的威權統治，臺灣下壹步的政治改革就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建立真正符合民主的分權制度。

孫中山沒有資格做臺灣的國父，孫中山的政治理念表面上是在提倡民主，實際上是在為壹黨專政尋找正當性。

他的所謂軍政 訓政 憲政三階段理論實際上是在為專制統治尋找正當性，根據他的三階段理論當國民黨不認為社會處於可以實現民主的高級階段就必須用以黨領政的方式進行統治，認為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具有必要性。

把民主說成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要不要實行民主制度，是否具備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應該讓國民黨來界定。

他的所謂建國理念的制度設計，也是為國民黨以黨領政而設計的，與現代民主制度根本相差甚遠。

臺灣並沒有照搬孫中山那壹套，臺灣民主化的追求是為了實現大多數臺灣人根據自身生活需要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

而不是孫中山那壹套，大多數臺灣人沒有接受中央政府間接選舉，臺灣人沒有接受國民大會制度，沒有接受有限度的地方自治，才有了臺灣今天的民主制度。

大多數臺灣人也不接受五權分立，更傾向於接受三權分立，大多數臺灣人更傾向於接受沒有鳥籠公投法限制的更接近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投制度。

臺灣追求民主化的過程就是逐步廢除中華民國固有法統的過程，臺灣只是保留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在法統上早就已經不是孫中山所尋求建立的那個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在臺灣沒有市場，臺灣人堅持中華民國是為了盡量不挑釁中國，並不是認同中華民國的固有法統，孫中山不是大多數臺灣人所認為的國父。

意識形態鬥爭

如果台灣對中共邪惡政權的本質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如果台灣的敵我意識不清楚，試問台灣怎麼建立國防意識，更別談什麼全民國防了。如果一個阿兵哥連為何要保衛家園都不知道，又怎麼可能會保衛家園。

其實在我看來兩岸關係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緩和過，中共從來沒有放棄武力入侵台灣的企圖，更沒有撤掉飛彈 在國際上也沒有停止過對台灣的打壓。難道台灣就僅憑兩岸出現一些交流，就認定兩岸關係緩和嗎，我認為這是極其幼稚的。

近年來中共對台灣的滲透，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搜集軍事情報上了，意識形態上的統戰，是中共目前更著手於做的事情。大致上說目前的匪諜有兩種 一種是負責接觸國軍搜集軍事情報，而另外一種則是負責接觸一般民眾盡興洗腦，在我看來後者比前者更為可怕，對我們傷害更大。

試問一個被中共洗腦之後滿腦子台灣多爛中國多好的人，并認為中共對我們是友善的人，遇到中共企圖武力侵略我們的時候，他會站出來保衛國家嗎，我看不僅不會，甚至還會幫共軍引路吧。

大家想想看，如果負責洗腦的匪諜所灌輸的錯誤觀念，得到了國軍乃至一般民眾的普遍認同，試問當國家安全受到挑戰時，誰會捍衛我們的國家。大家到時候一定會想，既然中國那麼好，台灣那麼爛，既然中共對台灣那麼友善，我們乾脆讓對岸的中國來吞併我們好了。我們何必還保衛家園，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滲透手法一旦奏效台灣也就不攻自破了，台灣國防所面臨的真正困境正在於此。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對於言論是沒有太多管制的，這恰恰給了對岸的中共，一個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發揮輿論戰的機會。相反對岸的中國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假設如果台灣到那邊去宣揚自由民主的價值，去對岸的中共軍隊中搞滲透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輿論戰上中共佔據著天然優勢。

在加上民主社會本來就是開放多元的，台灣不可能像中共那樣靠專制權力控制言論，並且強制推行思想一元化，強制統一思想。不可能把某種意識形態強制的灌輸給每一位台灣民眾，台灣不可能像中共那樣強迫中國民眾誓死效忠習思想，誓死效忠領袖。所以近年來台灣內部的意識形態，也是什麼樣的都有，通過在社交網站上接觸某些民眾，發現某些人親共的意識形態嚴重。而這些親共人士又不自覺的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周遭的人，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當一般民眾普遍被赤化以後，恐怕到時候中華民國的台灣 也就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了。

目前我唯一寄希望於的也不是蔡政府能做出什麼有效的應對措施了，只希望自由民主的台灣，可以憑藉他開放多元的天然環境，可以憑藉著他自身的免疫力去對抗中共的統戰，只希望公民社會中那些還對中共邪惡政權有清醒認識。還堅持反共信念的人們，可以積極地站出來，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發揚自由民主的價值，揭露中共邪惡政權的本質。也充分利用我們來之不易的言論自由，在意識形態領域和中共通過利用我們的言論自由而傳播來的統戰毒素做堅決的鬥爭。

我相信在真相與真理遍佈的地方，謊言與洗腦將無法遁形，當一有人來洗腦，就有人出來反抗洗腦啟迪民智的時候，中共那一套統戰手段也就必然會失敗。最後我想說，只要台灣肯努力，勝利應該會是屬於台灣的。

不當黨產

國民黨沒有理由擁有不當黨產，國民黨的支持者說國民黨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光復了台灣，所以有理由享受黨產，這種說法是在混淆試聽。

日本是被美國打到投降的，與國民黨無關，國民黨是否存在並不會改變日本投降的結果。

國民黨從日本人那裡得到的戰利品，也是日本軍閥從台灣人身上搜刮來的，理應歸還給台灣人，而不是讓國民黨拿去發展黨營事業。

有人說清算國民黨的黨產是要消滅國民黨，這種說法根本是在混淆視聽。

不當黨產條例所要清算的是國民黨的不當黨產，並不是讓國民黨不能擁有黨產 國民黨可以擁有正當的黨產，比如黨員的黨費，比如社會人士的捐贈。

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也有黨產，可是他們並沒有擁有大量的像國民黨那樣依靠權力的掠奪所積累出來的黨產。

美國的民主黨不會用帶領美國人民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理由掠奪美國人民，美國的共和黨不會用帶領美國人民廢除了奴隸製作為理由掠奪美國人民。

可是日本軍閥不是國民黨打敗的，國民黨卻說是他打敗的，然後因為這樣就有理由掠奪台灣人民了，就有理由擁有不當黨產了，國民黨就是政治流氓。

有人或許認為把國民黨的黨產拍賣然後變成現金髮給老百姓，似乎意義不大，但是如果把國民黨的黨產拿去資助教育或者是醫療，以及其他社會福利事業，就很有效果。

有人或許認為日本軍閥是國民黨趕走的，所以國民黨理應得到從日本軍閥那邊收繳的戰利品，這個邏輯實在是很奇怪。

沒有一個正常國家的國家暴力機器的使用者僅僅因為履行了基本職責就有理由搜刮原本屬於人民的財產，台灣人收留了國民黨，台灣人用繳稅的方式養活了國民黨。

有人說外省人來台灣沒有得到好處，所以有理由讓國民黨霸佔原本屬於人民材產的黨產。

這顯然是篡改歷史，外省人來台灣所享受的授田待遇是誰給他們的。

如果不是台灣人民犧牲他們的土地讓給那些外省人，那些外省人根本沒有地方安身立命。

認為國民黨有理由侵佔人民的財產，就好比認為壹個慘與槍戰然後擊敗匪徒的警察，可以有理由把從匪徒那裡收繳來的戰利品據為己有一樣荒唐。

國民黨的黨產是有壹小部份來自中國，可是那不是國民黨的私有財產，那是中國人包括外匯在內的國民儲蓄，國民黨沒有理由霸佔，沒有理由把他們花光這些財產。

國民黨的黨產的另外壹部份是原本就屬於台灣人民的被日本軍閥霸佔然後又被國民黨接收的，還有壹些是美國援助台灣人民的結果變成了國民黨的私有財產，還有就是威權時代國民黨直接編列預算，直接用稅收的收入補助國民黨，說來說去還是台灣人民的錢。

國民黨在威權時代通過強制國有化的方式把人民的企業與土地收歸國民黨所有的方式得到的黨產應該還給台灣人民，國民黨利用黨營事業依靠行政壟斷 壟斷市場壟斷價格的方式，用統購統銷的方式在台灣人民身上謀取暴力所積累下來的黨產有必要捐出來。

沒有台灣人民收留國民黨，那些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的權貴，如果留在中國不會有好下場，他們的上一代在鎮反運動中會被共匪處決。

至於他們，作為黑五類，歷經反右 大躍進 文革之後，下場也很慘。

不能上學，不能去事業單位工作，要被迫接受勞動改造，要被批鬥。

很多沒有逃來台灣的國民黨人士的家屬 留在中國都過的很凄慘，他們中的很多人即使在毛澤東死後也沒有過的很好，很多人因為錯過了人生髮展的重要階段被迫在底層掙扎。

改革開放之後，他們因為沒有資源，沒有社會關係，也沒有學歷，只能去打壹些零工勉強維持生活。

去過中國的人不難發現，很多在基層做那些很繁重然後收入又很低的工作的人，有很多都是與台灣內部的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差不多。

他們也是出身國民黨人士的家庭，因為上一代沒有順利逃來台灣，所以在中國過著非常悲慘的生活。

國民黨應該懂得感恩，沒有台灣人民收留國民黨，國民黨不會有機會繼續生存下來。

國民黨的支持者或許會說，沒有國民黨保衛台灣，台灣不會有今天的自由民主，所以國民黨有理由擁有不當黨產。

這個邏輯實際上很荒唐，保衛國家是執政黨的基本職責，美國的民主黨或者共和黨，不會因為在執政時期履行了保衛國家的義務就有理由擁有不當黨產。

或許有人會說，國民黨如果不駐守台灣，共匪早就赤化台灣了。

這種說法就更荒唐了，事實上國民黨是否來台灣，並不會改變北約在台灣的戰略部署。

如果台灣沒有被沒有外來的政權接收，如果國民黨在中國被共匪消滅了，沒有逃來台灣，北約也會駐守台灣。

根據北約在二戰結束之後的戰略部署，就是保衛台灣。

台灣能夠存活下來不是因為國民黨駐守台灣，是因為北約協防颱灣，共匪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國民黨不應該認為大多數台灣人民虧欠國民黨，沒有理由認為功大於過然後霸佔黨產。

共匪政權的宣傳工作的本質

有些人因為歷史社會條件太差註定了就是要成為自由民主信徒的敵人，他們在沒有建立正確的認知之前接觸了共匪的統戰宣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錯誤的觀念。

匪諜讓臺灣藍蛆成為自由民主信徒的敵人的主要的統戰宣傳的方式就是用宣揚壹黨專政的優越性的方式否定自由民主的正當性，比如炒作蔣經國就是壹個具體的宣揚壹黨專政的優越性否定自由民主的正當性的統戰宣傳，比如匪諜常常會說蔣經國時代的臺灣雖然實行壹黨專政但是發展的很好，臺灣實行了自由民主之後發展的並不好。

如果沒有接受過培養獨立思考的公民教育，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很多人就容易被共匪成功的統戰，事實上蔣經國時代的臺灣是沒有軟實力的，除了政府不斷的補貼國營企業亂投資，然後讓工人用超時勞動進行生產創造表面上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以外，並沒有為大多數人創造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之所以有人誤以為蔣經國時代是天堂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政論節目。

蔣經國在那個時代基本上不會受到來自於體制外的人士的公然批判，事實上蔣經國時代是天堂根本就是錯覺。

匪諜炒作蔣經國是為了否定臺灣的民主成就，無非是希望大多數臺灣人民放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在資訊比較完整並且人們已經建立了正確的認識的情況下匪諜炒作蔣經國不容易得逞，可是有些人並不具備資訊完整並且建立了正確的認識的情況，他們很容易被匪諜蠱惑。

匪諜只要對他們講共匪在中國受到了很多人的歌頌，並且引用壹些中國內部的媒體對共匪的歌頌，再讓他們去對照臺灣內部的媒體對臺灣的政府的批判，他們很容易就會誤以為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

他們為什麽會這樣，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無法理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與極權專制的生活方式的本質區別。

比如在民主國家，政府不斷被人民鞭策是很正常的事，在專制國家人民不能鞭策政府，人民只有被迫服從。

在專制國家只有少數人敢反抗，大多數人不敢反抗，大多數人基本上會因為恐懼不敢反抗，或者是被洗腦然後盲目的崇拜政府。

所以有些人在面對中國的時候會自我矮化，他們本來應該保持著優越感才對。

因為臺灣再怎麽不好，也比中國好。

因為妳覺得臺灣不好是因為臺灣有政論節目可以批評政府，人們可以鞭策政府，有人誤以為中國好是因為中國是壹個封閉的社會，不允許人們公然的批評政府，中國的美好是共匪包裝出來的。

共匪如果開放了言論自由，中國如果也有政論節目，共匪受到的來自於廣大中國人民的批判不會比臺灣的政府受到的來自於廣大臺灣人民的批判要少。

臺灣跟中國存在國情差異，臺灣是開放言論自由，允許民眾鞭策政府的國家。

中國是不允許有言論自由，不允許民眾鞭策政府，而且政府還會主動給民眾洗腦的國家。

在民主國家政府被批判是正常的，在專制國家有人歌頌政府並不意味著那個政府有多好。

共匪在中國的統治是依靠高壓統治馴化民眾來維持的，共匪並不好，共匪沒有資格統治臺灣。

匪諜用中國的國情所產生的評價標準來評價臺灣本身就是在混淆視聽，根據匪諜的標準臺灣必須出現壹個被主流媒體歌功頌德的政府，就像共匪的黨國媒體歌頌共匪那樣，才是臺灣的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的證明，根本就是在耍流氓，可是盡管匪諜是在耍流氓可是還是有人會因為匪諜的混淆視聽被統戰。

臺灣不是壹個統治者可以給大多數人洗腦的社會，而中國就很不壹樣，中國就是壹個少數統治者可以給大多數人洗腦的社會。

比如二十多年前中國經歷的罕見的洪澇災害，大量的房屋被沖毀，大量的農田被淹沒。

可是中國的主流媒體，沒有壹家敢於去譴責去追究共匪在防洪建設上的問題與責任，沒有壹家主流媒體敢於揭露共匪在公共工程上的疏失，沒有壹家主流媒體敢於代表受災的民眾向共匪爭取賠償，而是在歌頌共匪的官員對洪澇災害的重視，而是在贊揚共匪的基層人員的所謂奉獻精神。

因為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輿論監督，很多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即使是被中國政府虐待的，即使實際上承受的痛苦比民主國家的人民要多因為被共匪的統戰宣傳成功的馴化了也不會對共匪產生仇恨。

封閉的環境是產生奴性的根源，在民主國家，有壹點小小的臺風，或者是壹般的暴雨襲擊，即使沒有造成大量的財物損失，即使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品質比專制國家的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品質要好，即使政府在積極的疏導交通，可是只要造成了局部的交通擁堵，就會有媒體出來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就會有人出來罵政府，批評政府為什麽原本可以做的更好，為什麽沒有做到。

在民主國家因為人民有權利意識，因為存在言論自由，人民檢驗政府的標準總是會越來越高，政府總是會受到人民的鞭策，所以在民主國家生活即使實質上比在專制國家生活要好很多也會有人沒有辦法了解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也不會對民主國家的政府產生好感。

如果有人不知道中國的媒體是如何運作的，不知道中國的媒體環境是怎樣的，不了解中國的現狀，如果共匪把他的黨國媒體輸出到臺灣來，很多人就會產生錯覺，誤以為中國人是生活在天堂的。

如果有中國人不知道臺灣的媒體環境，不了解民主國家的本質，如果共匪把臺灣內部的媒體對臺灣社會的批判引進到中國，很多中國人就會產生錯覺，誤以為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連他們都不如。

共匪在巧妙的利用臺灣與中國之間媒體環境的不同，片面的對臺灣輸出黨國媒體對他的正面報導，片面的引用臺灣內部的媒體對臺灣社會的批判來統戰中國內部的人。

結果就是壹些臺灣人民誤以為中國是天堂，壹些中國人誤以為臺灣不如中國。

匪諜攻擊臺灣的時候以偏概全，肯定共匪的時候也是以偏概全，把臺灣內部的單壹的負面的事件拿出來否定臺灣的社會制度，把中國內部個別的正面的事件有些甚至是匪諜編造出來的拿出來肯定共匪建立的社會制度。

匪諜這種統戰宣傳的方式應該不會對那些資訊比較完整並且已經建立了正確的認識的人有效果，匪諜幾乎找不到可以論證共匪在整體上給大多數中國人帶來了什麽好處，只能編造個別的單壹的正面事件來美化共匪的統治。

很多人就是不清楚這些本質區別，在沒有建立正確認識的情況下接觸了上面敘述的共匪的統戰宣傳才淪為認同中國不認同臺灣甚至準備出賣臺灣的賣國賊，這或許是命運的安排吧。

某些人就是不具備形成對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的正確認識的時機，比如某些上了年紀的臺灣深藍民眾，他們從小被國民黨洗腦很多錯誤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了，臺灣民主化之後還沒有來得及形成正確的公民意識就接觸了共匪的統戰宣傳所以才會成為反對臺灣的自由民主的主要力量。

雖然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是不可以否認的是他們確實是臺灣的自由民主的敵人，他們那些錯誤的觀念基本上是不可以被改變的。

雖然平時他們不會給臺灣造成什麽直接的威脅，但是在特殊時期尤其是緊要關頭他們很有可能淪為幫助共匪吞並臺灣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自由民主信徒應該跟他們進行思想鬥爭。

很多中國人的優越感跟以前不丹人的優越感差不多，生活在封閉的環境中，認為有基本溫飽的生活就算是很了不起了。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另外壹種比起極權專制更有利於充份保障人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的生活方式，還存在著更有利於人們實現生存與發展的社會制度。

他們不知道他們本來可以生活的更好，是因為共匪的存在讓他們不好過了。基層自幹五的優越感實際上是壹種處在被麻痹的狀態之下產生的，所有的主流媒體都被共匪控制。

他們沒有機會瞭解真相，瞭解真相的人也沒有空間去揭露真相，也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討論瞭解真相之後對真相的看法。

即使有少數有特殊管道的人可以翻牆出去瞭解真相，因為長期被共匪洗腦，也難以產生深刻的認識。

因為他們在國內是被有組織有系統性的洗腦，人格方面的奴性化早就已經根深蒂固。即使翻牆出去也很難主動的去自由探索，有組織有系統性的瞭解真相，所以很多人翻牆出去之後還是保持著基層自幹五的人格特質，世界觀與價值觀還是政治奴隸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再加上共匪在海外佈置了非常多的匪諜負責輿論引導工作，很多人只是瞭解了真相的壹部份還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就被匪諜蠱惑失去找回獨立人格的機會。

翻牆在中國是不合法的，匪諜可以翻牆去海外進行輿論引導，普通中國人翻牆還是很危險的，基本上是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的。

很多人即使翻牆出來了深入的瞭解了共匪的邪惡本質也不敢講話，也不敢打破沈默的螺旋，結果就是翻牆出來的中國人除了匪諜以外就是那些沒有成功的找回獨立人格的政治奴隸的言論成為中國人在海外網站的主要言論。

這樣很容易誤導別人，會讓很多人誤以為共匪在中國是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而這種假像又很有欺騙性，對於那些世界觀層次不是很高的臺灣人是有統戰宣傳效果的，很多人會產生平庸的邪惡基本上是這個原因。

我們必須認清共匪的文化侵略對台灣的危害，我們必須抵制共匪的文化侵略。

共匪的媒體封鎖，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外加統戰宣傳的洗腦，可以讓被他統治的部份人民的腦袋被洗壞。

一個最邪惡的制度，一個最邪惡的政權，也不可能沒有一點好的地方，也不可能一點好事也沒有做過。

一個最善良的制度，一個最善良的政權，也不可能沒有一點瑕疵，也不可能一件壞事也沒有做過。

一個制度，一個政權就算是利大於弊，就算總體上是好的，可是只要在封閉的環境下，只要不讓人們瞭解它好的地方，只要對這個制度，對這個政權進行避重就輕式的宣傳，只強調它不好的地方，儘管它不好的地方不是主流，人們也會誤認為，這個制度，這個政權是最邪惡的。

一個制度，一個政權就算是最邪惡的，就算總體上是壞的，可是只要在封閉的環境下，盡可能的封殺一切與它不好的地方有關的信息，只強調它僅存的那一點好的地方，就算很多人生活在這個制度，這個政權是被壓迫的是被掠奪的，人們也會誤以為這個制度，這個政權，是世界上最不壞的制度，最不壞的政權。不存在新聞自由，不存在媒體的多元化，不允許媒體自由的報導一個制度，一個政權的好壞，不允許人們享有可以說一個制度，一個政權好，也可以說一個制度，一個政權的不好。

人們很難完整的瞭解與一個制度，一個政權有關的正面因素與負面因素，自然也就沒有辦法在分析與比較中對一個制度，一個政權產生比較完整的 比較客觀的認識，也就自然難以認清一個制度，一個政權是好的地方多，還是壞的地方多，從總體上講是好是壞。所以才有人會誤認為西方世界的人們普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共匪就算再不好也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壞的統治集團。

在封閉的洗腦的環境下，直接生活在共匪的邪惡統治之下的中國人都有可能誤以為，共匪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壞的統治集團，更不要說那些沒有直接經歷過共匪的邪惡統治的台灣人。

如果他們接觸到的，來自於共匪的訊息，全部是來自於共匪控制的主流媒體帶給他們的，他們極有可能會被共匪洗腦。

共匪的媒體要收購台灣的媒體，要主導輿論，無非就是為了給台灣人洗腦。

因為共匪的媒體本身就是用來進行統戰的，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都是按照共匪要求的宣傳方式進行政治上的宣傳。

報導西方民主國家，只能突出對方的缺點，儘管對方的缺點不是主流。

報導中國一定要報導正面的東西，就算沒有多少正面的東西，也要粉飾出來一套正面的東西。

長期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生活，難免有些人不會放棄對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難免有些人不會被共匪統戰。

共匪有一個極其陰險的統戰戰略，就是中國的媒體拼命粉飾中國，台灣內部的親共媒體也跟著粉飾中國 讓去台灣的中國人也跟著一起粉飾中國，從而達到粉飾中國美化國民黨賣台路線幫助國民連任得目的。

只要認清共匪的統戰陰謀，共匪的統戰目的就不可能得逞，首先中國不存在新聞自由，沒有真正的獨立媒體，所有臺面上的主要媒體都是共匪控制的，中國的媒體基本上都是共匪的喉舌，他們只能根據共匪的意志去宣傳共匪希望他們宣傳的東西，在信息封鎖沒有真正獨立媒體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對中國現狀進行歪曲報導的方式，營造出一種虛幻的太平盛世般的景象，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共匪的統治，讓中國民眾對共匪的統治始終存在一種希望，對內麻痹民眾的作用，對外則起到一種統戰的作用，讓他希望統戰的國家的民眾能夠對他產生敬仰，降低對他的敵意。

中國的媒體本質上是共匪用來從事愚民宣傳的洗腦工具，認清這一點，共匪在宣傳領域上的統戰戰略的第一環對台灣也就起不到什麼作用了。

至於台灣內部的親共媒體，本質上是由共匪在台灣扶持的代理人所經營的，他們和共匪有著利益上的往來，所以他們自然會為共匪的對台政策進行辯護，在宣傳上自然會和共匪的官方媒體保持一致，雖然表面上是台灣的媒體，但實際上是中國的媒體。

台灣內部的親共媒體的欺騙性遠大於中國媒體，因為表面上看是台灣人開辦的，也是在台灣運營的，似乎給人感覺不會是共匪直屬的宣傳機關，雖然他們和共匪的宣傳口徑很相似，但是看上去好像代表著第三方的觀點，代表著旁人對共匪的看法，代表著客觀，事實上他們是共匪的喉舌是共匪在台灣的宣傳工具，只要對他們本質有清醒的認識，共匪在宣傳領域上的統戰戰略的第二環對台灣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至於能夠來台灣的中國人無論是留學生還是遊客，都是經過共匪篩選過的，有些是專門的統戰人員，有些則是在意識形態上認同共匪不會破壞共匪對台統戰宣傳工作的一般民眾，中國不存在學術自由與遷徙自由，真正希望向外界揭露共匪邪惡本質的人，希望把中國的真實情況告訴給外界的人基本上都是處在純政治犯，或者半政治犯的地位，有些直接被抓去坐牢，有些失去出國留學或者遊玩機會更不可能有機會移民，一輩子只能老死在中國，除了用流亡的方式離開中國。

在共匪的統治之下不可能依循所謂正常的管道去其他國家，所以台灣人在台灣所接觸到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匪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匪諜，不是專門的統戰人員，就是有意要統戰台灣的一般民众，所以台灣人從那些中國人那裡很難得到真實的信息，從那些人身上無法真正瞭解共匪的邪惡本質與中國的現狀，大多得到的訊息都是祖國如何如何好，共匪如何如何偉大之類的宣傳，這種統戰宣傳比起之前的兩種，是最有欺騙性的。

因為對方沒有官方身份，也不是媒體，而是活生生的中國人，對這種統戰陰謀沒有清醒認識的人，如果接觸到那種統戰宣傳，很容易就會認為，既然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都開始歌頌祖國了 都開始讚揚共匪了，那可見祖國就是好，共匪就是偉大，和中國整合就是好，應該讓國民黨繼續執政。

如果我們能夠認清這種統戰陰謀，知道中國是一個信息封鎖，媒體壟斷，打壓言論自由，剝奪人學術自由與遷徙自由的流氓國家，中國的主要媒體都是共匪的喉舌，台灣的親共媒體本質上是共匪在台灣的宣傳隊，中國向外輸出的人口都是經過共匪處理的，都是對他沒有害的黨國奴才，共匪的統戰就永遠不會得逞。

相信生活在一個開放多元，沒有訊息封鎖的社會裏邊的民眾早已經有了判斷是非的理性，也很快能分辨出哪些是交流哪些是統戰，只要台灣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能夠存在，企圖顛覆自由民主的極權專制勢力就永遠不會成功，極權專制永遠都不可能戰勝自由民主。我們要對我們的人民有信心，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忽視文化侵略對我們的威脅。共匪很清楚，鼓吹一國兩制，已經騙不了台灣人了。 台灣人也知道被統一之後一定是自治區變殖民地，總統變總督，政府變傀儡，共匪的意志就是台灣必須貫徹落實的意志。

所以乾脆也不提一國兩制了，開始直接鼓吹極權專制了，什麼極權專制有利於經濟發展，被統一之後成為殖民地可以在國際社會有更大的生存空間之類的統戰言論一個接著一個冒出來，企圖讓台灣人認同極權專制放棄自由民主。

共匪早就轉變了統戰策略，所有反共的力量應該對此有高度的警覺。共匪不僅改變了統戰宣傳的大方向，宣傳形式也有所改變。

以前是官方直接發佈公告，現在是通過對外輸出人權惡棍。

讓那些看上去像是一般民眾，實際上是人權惡棍的五毛黨從事統戰宣傳，讓五毛黨去攻擊台灣的自由民主，讓五毛黨為共匪歌功頌德。並收買一些台灣內部的賣台人士也一起跟著五毛黨攻擊台灣的自由民主。

這種統戰宣傳顯然比之前那種更有欺騙性，以前的統戰宣傳不會從精神上打擊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精神認同，而且主要是通過官方發佈公告的方式從事統戰宣傳。

官方色彩濃厚，欺騙性不大。之後的統戰宣傳主要是以在精神上打擊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為主，而且從事統戰宣傳的人大多沒有官方色彩，雖然是一些共匪的走狗，但是看上去沒有什麼官方色彩，所以欺騙性很大。

之前的統戰宣傳基本上沒有意義，因為沒有在精神上打擊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認同，只是要求台灣人放棄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所以根本沒有什麼殺傷力。

之後的統戰宣傳就很不一樣，之後的統戰宣傳主要以在精神上打擊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政治認同為主。把精神上打擊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認同與要求台灣人交出台灣的主權結合在一起，比之前的統戰宣傳更具有系統性與蠱惑性。

因為之後的統戰宣傳是以精神上摧毀台灣人對民主制度的認同為主，失去了對民主的認同，失去了對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認同，不用共匪主動要求台灣人交出台灣的主權，台灣人也不會積極的捍衛台灣的主權了，到時候共匪要吞併台灣就變得容易的多了，共匪不用主動做什麼，不認同自由民主崇拜極權專制的台灣人會主動的交出台灣的主權。

因為台灣人已經在精神上變成中國人，自然會接受中國。

共匪的統戰戰略很清楚，那就是派五毛黨惡意攻擊台灣的自由民主，讓台灣人失去對自由民主的信心，當台灣人不認同自由民主的時候，也就不會有多大的積極性去捍衛保障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能夠存在的基礎了，也就不會堅持主權獨立了。

對於這一點相信很多人早就有所警惕，即使不從經濟上的，所作所為觀察，也不難發現國民黨是共匪的走狗，國民黨是在出賣台灣。

國民黨總是喜歡號召台灣民眾擱置爭議，不要在可能涉及到敏感問題的意識形態問題上挑釁共匪，在面對共匪的文化侵略的時候 號召台灣民眾選擇坐以待斃，在面對意識形態戰爭的時候號召台灣人民選擇被動挨打。

美國之所以在意識形態戰爭中總是立於不敗之地，美國之所以沒有因為實行了自由民主而被境外敵對勢力所顛覆，因為美國有強大的公民社會，有龐大的公民力量來對抗境外敵對勢力的文化侵略。

美國雖然是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雖然不會主動去驅逐甚至是逮捕那些為共匪從事海外統戰的匪諜，但是美國的有識之士總是自發的站出來抵制共匪的統戰，共匪知道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社會，所以公開發表有利於極權專制而不利於自由民主的反動言論是不會惹麻煩的，所以總是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來發表一系列有利於極權專制而不利於自由民主的反動言論。

企圖利用美國的言論自由顛覆美國的民主制度，共匪在美國之所以無法得逞，是因為美國人民總是自發的站出來抵制共匪的文化侵略。只要有匪諜公然的鼓吹極權專制，就馬上有人自發的站出來，站在肯定自由民主的立場上反駁共匪的統戰宣傳。共匪知道美國是有出版自由的，所以總是利用美國的出版自由，出版一系列與馬列邪教有關的著作，希望通過宣傳馬列邪教的政治理論的方式換取美國人在思想上的認同。可是共匪每出版一次馬列邪教的著作，就有美國學著自發的站出來出版批判馬列邪教的著作，自覺的抵制共匪的意識形態滲透。

共匪知道美國有新聞自由，不會打壓境外媒體，所以共匪總是利用美國的新聞自由 把他所控制的媒體搬到美國去，用他所控制的媒體給美國人民洗腦，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美國人民對他產生好感。

可是每當共匪的媒體在美國鼓吹共匪在中國的統治有多好的時候，美國民間的反共媒體就會馬上出來揭露共匪的邪惡本質。共匪在美國總是希望利用美國的自由輸出極權專制，希望美國有一天也不自由，可是卻總也無法得逞。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的有識之士積極的參與意識形態戰爭，對於共匪的文化侵略沒有採取姑息的態度，所以共匪沒有在美國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所以美國人民沒有在精神上被共匪打垮。因為意識形態戰爭所帶來的多元的輿論環境，美國人民可以接受共匪的洗腦，也可以得到與共匪有關的負面的信息，這種多遠的輿論環境讓美國人民沒有那麼容易被共匪洗腦。

國民黨號召台灣人民迴避意識形態爭議，對共匪的文化侵略採取姑息的態度，實際上是在幫助共匪統戰台灣。

共匪在面對意識形態爭議的時候，從來都是採取主動進攻的態度，對內不停的向他統治下的人民宣傳有利於極權專制而不利於自由民主的思想觀念，並且瘋狂的打壓那些公然發表不利於極權專制而有利於自由民主的進步言論的異議人士。

對外不斷的進行文化侵略，輸出極權專制的意識形態，不斷的跑到民主國家攻擊自由民主。共匪從來都不會在意識形態領域擱置爭議，絕對不會放任認同自由民主的人公然的宣揚自由民主。

台灣在面對共匪的文化侵略的時候，如果採取姑息的態度，放任共匪去搞統戰宣傳，而不去主動抵制共匪的統戰宣傳，批判共匪向台灣輸出的極權專制的意識形態，放任共匪在台灣鼓吹極權專制，放任共匪煽動台灣人民去接受極權專制，讓共匪在台灣的意識形態領域長期處於一種一元化思想壟斷的地位，共匪就很容易在精神上打垮台灣，摧毀台灣的自由民主。

因為當那些清楚共匪的邪惡本質的人都不站出來批判共匪的時候，那些不清楚共匪的邪惡本質的人就很容易認為共匪是好的，就很容易對共匪產生認同。國民黨之所以號召台灣人民在意識形態戰爭中採取被動的態度，就是為了幫助共匪順利的在台灣搞統戰宣傳，配合共匪統戰台灣的戰略，國民黨在面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文化侵略的時候採取姑息的態度并號召台灣人民也採取姑息的態度，很明顯國民黨在本質上是賣台的。

國民黨執政時期一方面打著擱置爭議的旗號讓台灣人民放棄抵抗，一方面又企圖開放共匪的資本收購台灣的媒體，為共匪的統戰宣傳鋪路，企圖把原本多元化的社會，變成一個由共匪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的社會。

大家不必從國民黨執政時期在經濟領域的所作所為去觀察，只要看國民黨執政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所採取的策略，就可以看出國民黨是共匪的走狗，國民黨是在出賣台灣，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像國民黨政府那樣給自發抵制文化侵略的愛國者潑冷水的。

台灣內部有投共人士在破壞我們社會的團結，台灣的外部有共匪在搞文化侵略，台灣的處境事實上是非常惡劣的。台灣必須認清誰是匪諜，誰是自己人。事實上匪諜已經混入我們的政治評論工作者的隊伍，企圖打著為台灣好的旗號搞統戰。

批判台灣的人，有兩種，一種是進步力量，一種是匪碟，區分哪種是進步力量哪種是匪碟其實很簡單，主要是看批判台灣的立場與角度，如果是站在深化自由民主的立場上，把台灣與西方發達民主國家拿來做比較，然後指出台灣的不足，然後希望台灣改進的人，那自然是進步力量，如果是站在統戰的立場上，把台灣與原本就不如台灣的共產中國拿來做比較，炫耀中國所謂的國民生產總值，所謂的經濟總量，所謂的經濟增長，炫耀實際上是共匪的形象工程的所謂祖國建設成就，長期鼓吹認為一黨專政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錯誤觀念，把血汗經濟造就的虛假的繁榮說成是經濟奇跡，把因為傾斜中國所造成的困境怪罪到民主制度身上，然後指出台灣應該被共匪統一的人，那自然就是匪碟了。

共匪經常使用拼湊出來的片面事實來攻擊台灣，雖然片面事實不屬於假訊息，可是跟其他片面事實進行拼湊之後再加上共匪的解讀，就會造成實質上的誤導效果。

罵台灣當然可以，不罵就不會進步，問題是要怎麼罵要如何罵，近年來確實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惡意的矮化台灣，對於這類人，我們的有識之士，應該勇敢的站出來強力駁斥他們對台灣的惡毒攻擊，如果被那些人主導了輿論，對於台灣來說就是災難。對於共產中國沒有清醒認識的台灣人，即使主觀上不是賣台的，但是也不能保證他們會做出客觀上事實賣台的行為，台灣傾中的民眾越多，台灣被出賣的可能性就越大。

台灣必須確立正確的有利於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思想觀念，必須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清楚那些試圖傷害我們自由民主的人。實在有必要區分什麼是真正的批判，什麼是惡意矮化。台灣只有認清哪些是文化侵略，哪些不是文化侵略。哪些是統戰宣傳，哪些不是統戰宣傳。只有認清共匪的邪惡本質，並積極的批判共匪的邪惡本質，台灣才可以避免因為共匪的文化侵略而滅亡。有時候消滅一個國家不一定要用軍事手段，文化侵略也可以讓一個國家滅亡。人民可以做的是反擊共匪的統戰宣傳，政府需要做的是抵制中資收購台灣的媒體。如果人民沒有主動反擊共匪的統戰宣傳，政府放任中資收購台灣的媒體，台灣早晚會被共匪吞併。

漫談台灣的民主化與社會轉型

台灣民主化的外在因素

中國沒有民主，台灣民主了，這種狀態讓很多中國民運人士感到困惑。

有中國民運人士曾經提出疑問，他們說為什麼台灣的野百合學運最終可以圓滿收場？為什麼在那之後台灣開始民主化？為什麼中國經歷了六四卻越來越專制了？回答這個問題不困難，原因很簡單，這是台灣人的運氣呀。

日本侵華創造了有利於台灣實現自由民主的歷史條件與社會條件，從長遠看，日本侵華在實際效果上，有利於台灣的民主化。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重創國民黨，國民黨真的在一九四五年接管台灣之後的國共戰爭中剿匪成功 台灣與中國在同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統治之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自然不會那麼脆弱。

如果中華民國同時統治著中國與台灣 如果台灣與中國沒有主權上的隔閡，當台灣方面的專制政權可以與中國方面的專制政權聯合在一起在鎮壓人民方面可以互相支援 即使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下場估計會和二二八一樣，結果就是國民黨不斷的從中國派兵過來鎮壓。

正是因為日本侵華造成兩岸在主權與法統上被分成了兩個國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以前那樣擁有以前在中國的時候那麼強大的國家機器的專制國家了，世界格局也不會因此發生改變。

如果中華民國同時統治著中國還有台灣，說不定北約也不會把台灣作為圍堵中國的盟友了，台灣內部的民運人士也就失去了來自於北約的支持，因為那個時候台灣已經是北約的敵人了，北約自然不會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區隔台灣與中國作為首要任務了。

同時統治中國與台灣的國民黨因為存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作為後盾，自然也不會因為統治基礎薄弱而被迫向台灣的主流民意妥協了。

在台灣的國民黨更不可能會出現有利於台灣民主化的權力分配結果，不可能會出現李前總統取代蔣經國，然後清理國民黨內部的軍系權貴與民眾裡應外合實現台灣的民主化的結果了。

因為日本侵華造成國民黨剿匪失敗，國民黨退守台灣，對岸雖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專制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也確實讓國民黨失去了對中國的統治權，失去了以前可以在中國進行專制統治的國家機器。

即使有帶來一些殘兵敗將，可是因為國民黨在台灣不存在長期的經營，統治基礎非常薄弱。

國民黨在失去對中國的統治權之後逃來台灣，本身就帶著一種恐懼感，這讓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雖然也很殘暴但是沒有共匪那麼殘暴，這些因素為台灣之後的民主化提供了便利條件。

台灣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與美國的交流不斷深化，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逐漸成為主流，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統治逐漸成為主流民意。

國民黨的本意是拒絕自由民主的，但是因為在台灣是外來政權本來統治基礎就很薄弱，外加對岸的中國被共匪統治，共匪又不是隸屬於國民黨的利益集團，那個時候共匪對台灣的統戰基本上還是軍事上的恐嚇，根本沒有與國民黨形成買辦結構。

所以國民黨基本上不可能藉助對岸的專制勢力來維持他在台灣的專制統治，國民黨更不可能利用北約來維護他在台灣的統治。

因為北約很清楚，台灣如果民主化就會與中國越來越疏遠，再加上國民黨失去了政治強人，按照當時的政治制度，作為總統的蔣經國死後副總統，也就是李前總統自動成為總統。

一開始雖然李前總統的權力很薄弱，反對民主化的軍系權貴還有很大的權力，後來經歷一系列的權力鬥爭，李前總統先是假裝表態堅持國民黨的領導 然後把軍系權貴安排到文職工作上面，讓軍系權貴認為即使不掌握軍權也有好處可以撈，於是就去行政院了。

軍系權貴失去對國民黨主導權之後，李前總統開始結合黨外勢力通過一系列裡應外合的方式實現了台灣的民主化，先是終止動員勘亂，然後廢除萬年國代，讓台灣的選舉制度可以真正的符合自由選舉的原則，反對派再也不會像威權時代那樣因為政治理念與國民黨有明顯衝突而被取締參選資格了。

於是反對派開始有機會真正的進入公權力部門，之前被安排到行政院的國民黨內部的軍系權貴也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中失去了特權地位，被黨外勢力趕出行政院，隨後台灣真正的進入地方自治總統直選的民主時代。

台灣的民主化可以說是台灣人民以及李前總統還有日本侵華等因素所促成的，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搞不好台灣現在與對岸的中國就是一個國家。

之後國民黨用以俄為師，以黨領政與軍政 訓政 憲政三階段論的名義繼續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

台灣可以民主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歷史上曾經被荷蘭人與日本人殖民，在文化層面更有機會接觸西方先進文化，而且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欲共匪的極權統治比起來，在愚民洗腦 社會意識形態建設 社會控制層面不如共匪，所以台灣人更容易接觸思想啟蒙，台灣的公民社會比中國的公民社會更有生存的機會。

台灣歷史上也是沒有自由主義文化的農業社會，在荷蘭 女真帝國 日本 中華民國統治台灣之前，台灣是一個部落社會，台灣的民主化並不能證明台灣人比中國人優質，畢竟台灣人沒有成功反抗共產極權的經歷，台灣社會也沒有面對共產極權統治依然保持著高水準的國民素質的經歷，台灣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運氣因素，台灣人遇到了一個不如共匪邪惡的國民黨，台灣人遇到了一個弱小的國家機器，台灣人遇到了美國的支持。

繼續以發達國家資本的名義壟斷著中國與台灣的經濟命脈，台灣人與中國人一起成為政治奴隸，台灣人如果要得到民主就只有暴力革命了。

相信台灣人最終會取得成功的，不過所付出的社會成本絕對會很大。

所以日本侵華對於推動台灣的民主化是有利的，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台灣與中國是一個國家。

台灣如果只是中國的一省，僅憑一個省內部的人民進行非暴力的公民抗爭運動是不可能讓台灣實現民主化的，也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很多中國人痛恨日本侵華是因為日本侵華讓共匪趁機奪取了政權，國民黨統治中國的時候雖然也搞權力尋租，但是畢竟不會像毛澤東時代的共匪那樣徹底的取締非公有制經濟，不會徹底的剝奪人民的經濟自由。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國民黨剿匪成功，中國人根本不用經歷大鍋飯的時代，不用過那種只能為黨工作，然後得到多少勞動產品由黨來決定的生活，不必經歷全盤國有化與計畫經濟的時代的那種極端的兩級分化以及大饑荒。

很多中國人原本家裏是做生意的，因為共匪占領了中國，被迫經歷官僚計畫經濟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家人的公司被共匪霸占，家人被迫要去勞改營接受勞動改造。

他們也跟著被劃分為黑五類，不能上學，不能去事業單位工作。

改革開放之後，之前造反奪權的流氓無產者的下壹代，通過所謂的國營企業改革 把被共匪集體占有的大量黨營事業分給他們自己，並利用價格雙軌制的便利條件，用所謂經商的名義倒賣國家物資，改革開放之後成了新的資本家。

之前因為官僚計畫經濟對民營工商業的改造被打倒的舊的資本家的下壹代則因為成長過程中失去了歷練的機會因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沒有機會找到工作，在改革開放之後又沒有資金沒有行政支持，已經得到好處的新資本家也不可能會跟他們分享利益，不可能開放行政審批讓他們也去創業賺錢。

他們找不到好的工作，他們也不能去創業 只能被迫在底層掙紮，可以說日本侵華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這也正是他們痛恨日本侵華的原因。

當然了除了痛恨日本侵華之外他們還應該痛恨那個促使國民黨錯過剿匪的最佳時機從而剿匪失敗的張學良，如果不是國軍內部發生了不該發生的叛變估計很多黑五類家庭的小孩在中華民國統治中國的時候所享受到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跟精神文化生活會壹直延續到二十壹世紀。

很多臺灣人為了幾十年前的土地征收糾紛至今還在跟國民黨打官司，如果中國人知道了這些事情尤其是那些黑五類家庭的人知道了這些事情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會鼓起勇氣也跟共匪打官司要求共匪償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被共匪沒收的財產。

不要說中國今天還是壹個專制國家即使按照中國目前的法律他們也有理由要求共匪償還，因為他們的家人只是依法經商的民營企業家，共匪用剩余價值理論作為理由沒收他們家人的財產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法律來檢視屬於濫用職權是犯法的，如果臺灣人有權不接受特殊的歷史背景中所發生的特殊狀況可以用現在的法律去檢視政府過去的行為並依法追究責任，有權要求針對改朝換代所造成的社會變遷進行平反，那麽中國人應該也有權利用現在的法律去檢視共匪以前的行為並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共匪進行的官僚計畫經濟對民營工商業改造根本就是不合法的，用剩余價值理論作為依據搶劫別人的公司沒收別人的財產在中國早就不合法了。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內部的那些在民營的從事食品加工 化工制造 金屬冶煉 紡織服裝 建築材料生產的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產業工人是不是可以充份的分享剩余價值？那些把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全部由產業工人創造的企業凈利潤中的主要部份拿走變成商業利潤的資本家是不是就是資本論中所講的剝削者？如果他們是剝削者廣大產業工人是不是被剝削者，根據馬克思的造反絕對有理的說法他們是不是有權造反？很多中國產業工人還不清楚他們被共匪愚弄了，中國民運人士應該跟那些產業工人好好講講馬克思主義看看他們的革命的熱情是不是可以被激發出來。

當日本社會處在意識形態貧乏的時候，中國對日本輸出了儒教極權主義，讓儒教極權主義文化長期主導日本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讓日本人民長期受到思想禁錮，長期遭受專制統治。後來日本侵華，讓共匪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從而造成中國人民遭受共匪奴役的局面，這種歷史的演變雖然很有戲劇性，可以說是一報還一報吧。日本也有漫長的專制傳統，後來成為民主國家，日本的民主化為中國民運人士帶來的巨大的鼓舞，日本的民主化證明，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民族性特別是奴性是可以改變的，日本既然可以成為民主國家估計中國也可以。中國自由派年輕人中有一部份人是非常喜歡日本，他們喜歡日本卡通 日本任天堂遊戲機 日本情色電影 日本料理 日本歌曲 日本電視劇，日本對中國輸出的精神食糧與物質食糧是豐富了他們的生活，已經成為與他們的生活無法分割的一部份了，無論共匪怎樣與日本官方交往，都不會改變中國自由派年輕人對日本文化對日本人民的友誼。共匪煽動反日民族主義主要有兩個目的，首先是為了轉移中國內部民眾對於社會弊端的注意力，讓他們長期受到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支配，引導他們把反抗精神運用在日本身上而不是運用在共匪身上，其次是為了利用反日民族主義強化西方威脅論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從而利用西方威脅論在中國社會的影響襯托共匪長期散佈的穩定壓倒一切中國不能民主的謬論的正確性，讓中國人民長期保持擔心中國社會一旦發生動蕩會成為外國殖民地的恐懼狀態，從而因為擔心社會發生動蕩選擇支持共匪建立的專制統治。日本已經是一個自由國家了，很多日本演員在中國拍攝共匪製作的官方主旋律影視作品，回到日本之後不會遭受政治迫害。日本有成熟的內閣制民主政體，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日本的文化創新能力也是非常強大的。理性的中國人應該向日本學習，而不是被共匪煽動起來的反日民族主義所誤導，成為一個盲目反日的黨國奴才。日本受到的威脅是共匪造成的，共匪希望取代美國的世界霸權，所以長期把作為自由世界遏止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第一島鏈的核心的日本當成敵國。可是自由派中國人并沒有把日本當成敵國，自由派中國人并不排斥日本朋友，或許中國民主化之後中日兩國會開啟深入合作共創美好未來的新時代。

孫文主義與台灣本土化

孫中山的五權分立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五權憲法違反了三權分立所確立的權力互相制衡的精神。例如五權憲法中的司法其司法部部長系由總統任命，不需要經過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的同意，只需要得到由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省市議會委任的監察委員組成的監察院的批准，只有縣議會是直接選舉產生的。

根據孫文構思的政治制度，國家元首是由一層一層遞減投票人數的方式間接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國大代表由縣議會提名，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家元首，省主席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權，立法權由立法院來行使，而立法院又不可以民選，國民大會只能對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贊成或否決投票，人民無法直接選舉代表政黨的立法委員，這種制度設計直接否定了直接民主凝聚出來的政治理念對國家方向的支配，剝奪了人民的政治自決權。

本來民主政治應該是社會群體的利益博弈的工具，美國選舉總統的選舉人團制度用區域選舉人票代替人頭票已經壓迫了社會群體的利益博弈的多數決，孫中山支持的間接民主認為應該縣議會選舉國大代表然後國大代表選總統，孫中山支持的間接民主屬於充份否定民意的精英專政。

雖然國民大會可以選舉監察院，但是國民大會沒有監察權，監察權由監察院獨立實行，監察院的成立也不需要經過國民大會的批準，監察委員由不是直接選舉產生的省市議會委任，只有縣議會是直接選舉產生的，人民無權直接選舉國會，無法利用屬於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決定政府內閣的結構。

這樣國民大會實際上沒有權利可言，即使各個權力機關都要向國民大會負責但由於國民大會在權能上的極大限制這樣的規定就容易流於形式，國民大會無法直接充當質詢機關，孫中山設計了五權憲法按照他的說法他認為西方的議會制度走向國會獨裁行政不得不向議會低頭他認為國民素質太低又太自由需要對他們進行制度束縛。

事實上只有行政權服從於立法權，民選的國會來主導政策方向，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全世界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實行了三權分立而且發展的都很好，孫中山為五權分立辯護實際上是在為黨國體制辯護。

臺灣沒有完全搞五權分立，廢除了國民大會，把立法權交給民選的立法院，政府的胡作非為才在壹定程度上得到了限制。

這種限制是很有限的，因為臺灣還不是傳統的三權分立的國家由於還存在著五權分立的殘余始終還是容易出現壹黨獨大的威權統治，臺灣下壹步的政治改革就是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建立真正符合民主的分權制度。

孫中山沒有資格做臺灣的國父，孫中山的政治理念表面上是在提倡民主，實際上是在為壹黨專政尋找正當性。

他的所謂軍政 訓政 憲政三階段理論實際上是在為專制統治尋找正當性，根據他的三階段理論當國民黨不認為社會處於可以實現民主的高級階段就必須用以黨領政的方式進行統治，認為國民黨的壹黨專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具有必要性。

把民主說成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要不要實行民主制度，是否具備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應該讓國民黨來界定。

他的所謂建國理念的制度設計，也是為國民黨以黨領政而設計的，與現代民主制度根本相差甚遠。

臺灣並沒有照搬孫中山那壹套，臺灣民主化的追求是為了實現大多數臺灣人根據自身生活需要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

而不是孫中山那壹套，大多數臺灣人沒有接受中央政府間接選舉，臺灣人沒有接受國民大會制度，沒有接受有限度的地方自治，才有了臺灣今天的民主制度。

大多數臺灣人也不接受五權分立，更傾向於接受三權分立，大多數臺灣人更傾向於接受沒有鳥籠公投法限制的更接近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投制度。

臺灣追求民主化的過程就是逐步廢除中華民國固有法統的過程，臺灣只是保留了中華民國的國號，在法統上早就已經不是孫中山所尋求建立的那個中華民國了。

中華民國在臺灣沒有市場，臺灣人堅持中華民國是為了盡量不挑釁中國，並不是認同中華民國的固有法統，孫中山不是大多數臺灣人所認為的國父。

國民黨對中華民國的利用

投共之後的國民黨只是打壓廣大臺灣人民希望創建臺灣共和國的訴求的時候強調中華民國，國民黨去中國不會講中華民國，國民黨也不準備恢復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中華民國被打壓成中華臺北國民黨並不會抗議。

國民黨更不會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以及中華民國的國家形態對臺灣的主體性的保障，國民黨強調中華民國不是為了保衛臺灣，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在臺灣內部為了跟共匪建立歷史淵源為了對共匪表示忠誠的時候所使用的工具。

國民黨在臺灣內部講中華民國是在暗示共匪國民黨在打壓廣大臺灣人民希望創建臺灣共和國的訴求，是在用隱晦的方式表達認同共匪希望吞並臺灣的政治立場。

國民黨從來不會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歷史合法性去否定共匪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合法性，國民黨不會強調中華民國本土化臺灣化之後的確保臺灣自由民主的國家形態存在的正當性，國民黨在臺灣內部歌頌威權時代的中華民國否定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為壹黨專政辯護，在中國那邊又接受共匪的壹中原則不否定共匪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合法性以及統治合法性，很顯然是在為出賣臺灣做輿論上的準備。

國民黨本質上是在出賣臺灣，國民黨只會在臺灣內部講中華民國不會在共匪那邊講中華民國，國民黨不斷的建立親共史觀閹割反共史觀的行為的主要具體表現是無視共匪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已經確定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消滅中華民國的政治綱領的歷史事實，並且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在毛澤東時代所犯下的罪行辯護，甚至宣稱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已經變好了。

國民黨的黨媒中天電視公然的肯定共匪宣揚的那壹套所謂的建設成就，國民黨的這些舉動很明顯是在幫助共匪建立統治中國的歷史合法性以及統治合法性。

國民黨在臺灣不斷的歌頌威權時代的中華民國，強調壹黨專政的優越性，宣揚臺灣根本離不開中國，並且在共匪那邊表示接受共匪的壹中原則，很顯然是在幫助共匪建立統治臺灣的統治合法性。

從國民黨建立親共史觀的具體行為中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是在配合共匪在文化上統戰臺灣，是在建立壹種有利於共匪吞並臺灣的思想觀念。

根據親共史觀所建立起來的政治觀點以及兩岸立場就是國共戰爭是歷史的必然不存在誰對誰錯，蔣經國時代的路線是適合臺灣的，共匪裏邊的鄧右繼承了蔣經國時代的路線。

中國很強大，臺灣根本離不開中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無所謂， 臺灣應該被中國統壹，國民黨說別人文化臺獨他們實際上是文化親共。

還沒有成熟的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本身不壞，美國的兩黨制競爭的更激烈，可是並沒有影響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美國的兩黨制能夠有好的發展剛好可以論證政黨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互相競爭的正確性，匪諜喜歡用政黨政治把臺灣搞亂來這種錯誤的觀點否定政黨政治本身，顯然搞錯了方向。

首先臺灣的兩黨制就與美國兩黨制有本質上的不同，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彼此之間不存在對美國根本的政治制度 根本的經濟制度認同上的分歧，更不存在國家認同上的差異，立場也都是壹致的，都堅持捍衛美國的核心利益，都堅持遏阻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唯壹的區別在於民主黨比較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共和黨更傾斜於新自由主義。臺灣不同，國民黨是外來政黨，國民黨的國家認同就與臺灣主流民意有本質上的區別，國民黨也根本不認同臺灣的民主制度，從威權時代的壹黨專政壟斷資本壟斷權力到民主時代必須接受人民的檢驗才能執政並非國民黨自願的。

在經濟上國民黨根本是崇尚國家控制壹切的共產專制經濟的，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國民黨的權力越大的時候經濟國有化的程度就越高，國民黨的黨產也就約多，這也就註定了國民黨在政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壹股專制復辟勢力。

臺灣的問題根本不是政黨政治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於民主轉型不夠徹底，黨國體制的殘余部份繼續讓國民黨可以見縫插針，只要國民黨掌權就可以利用制度上的便利搞壹黨獨大。還有壹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國民黨基本上是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直接援助，所以這樣的政黨在國會裏邊不可能真正站在臺灣的核心利益的角度上去監督政府，在野的時候杯葛有利於臺灣的法案，執政的時候自然積極通過出賣臺灣的法案。

美國的主要政黨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只能通過爭取本國選民的認同，才能執政。

民主黨在野的時候監督共和黨，並提出比共和黨還要完美的政策，共和黨在野的時候監督民主黨，並根據自己理念提出比對方更好的政策。

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美國的兩黨制遠比臺灣的兩黨制在競爭上在監督上在制衡上比臺灣更激烈，匪諜企圖通過刻意的把美國的兩黨制描述的很溫和通過扭曲美國的兩黨制的方式，來否定臺灣的政黨政治，從而得出結論臺灣應該回到壹黨專政。

復辟威權的理論依據

那些匪諜向往威權時代是因為威權時代的法律本身就是惡法，那個時候國民黨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他不可動搖的壹黨專政地位，那個時候國民黨以建設國家為名黨庫通國庫是完全合法的。

可是臺灣今天已經民主了，國民黨在威權時代所積累的不當黨產用現代憲政體質來檢驗，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合法性。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已經成為阻礙臺灣政黨政治走向正常發展的毒瘤，已經到了必須要清除的地步了，國民黨的腐敗根本就是制度性腐敗，在威權時代利用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通過轉賬撥款的方式把國庫的錢變成國民黨的錢，在沒有任何程序正義的基礎上接收日產，把日本當時在臺灣的財產變成國民黨的財產，利用掌握執政權的優勢制定特權法案，編列預算，用納稅人的血汗錢讓那些逃來臺灣的外省權貴享受特供待遇，用減價購買的方式征收人民財產，用納稅人的血汗錢開辦壟斷事業，利用壟斷獲取暴利，國民黨的腐敗更像是共產專制低下共匪特有的那種腐敗。

國民黨的腐敗給臺灣帶來的傷害遠比民主進步黨內部某些個別人士給臺灣社會帶來的傷害更大，國民黨仇恨民主向往威權時代主要也是這個原因，歌頌威權時代，詆毀自由民主，為壹黨專政背書，是國民黨慣用的手法。國民黨的很多宣傳手法在壹定程度上間接的配合了共匪詆毀臺灣自由民主的統戰宣傳，事實上臺灣在威權時期，並沒有國民黨說的那麽好，那時候根本沒有新聞自由，主要媒體都被國民黨控制，不可能報導負面訊息。

所以媒體上面充斥著所謂在經國先生的領導之下臺灣如何蒸蒸日上，那個時候表面上社會是安定的，事實上深層次的社會危機始終是存在的，政治腐敗 權力壟斷 資本掠奪都是存在的，那個時候沒什麽人上街，是因為上街就要被當成是叛亂犯，要被抓去坐牢。至於國民黨長期吹噓的所謂蔣經國時代的經濟奇跡，所謂的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增長，也沒有什麽，無非是用納稅人的錢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使用廉價勞動力對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發利用，所堆積出來的。

那個時候臺灣被當作冷戰的重要壹環，受到北約國家的援助，經濟上沒有傾斜中國，即使那個時候有壹些所謂的發展建設成就，也不是威權統治所帶來的。國民黨長期歌頌他在威權時代的所謂成就，無非是為壹黨專政尋求壹種正當性，事實上威權統治，是沒有後發優勢的，靠血汗經濟或許可以造成短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往往不會長久，臺灣今天所面臨的問題，絕對不是復辟威權時代的統治方式就能解決的。

復辟威權統治只會讓問題更嚴重，國民黨內部有壹群極其反動的專制復辟勢力，把親中政策造成的問題推給民主制度本身，企圖否定民主制度，把威權時代對資源掠奪性的開發，以及對廉價勞動力過度使用所創造出來的短暫的經濟增長作為證明國民黨具有歷史合法性的依據。

這群人骨子裏是反民主的認同威權統治的，這些人長期所散布的黨國意識形態已經成為臺灣深化民主的阻礙，只有剝奪這些人對政治權力對社會資源的主導和占有，臺灣的民主才有可能深化。

以後無論是什麽層級的選舉覺醒的人民壹定要給這些人教訓，讓專制復辟勢力失去生存的土壤，臺灣不需要廢除政黨政治，而是完善政黨政治，把政黨政治引入正確的軌道。


台灣沒有左右分野的政黨政治，只有表面上的政黨輪替，沒有實質上的左右輪替，國民黨跟民主進步黨在內政方面都是右翼政黨，唯一的區別只是外交上一個更親中國一個比較疏遠中國，台灣不改變傳統的藍綠格局，只能從兩個右翼大黨中選擇一個外交上比較順應自己心意的政黨的局面，台灣就永遠無法發揮民主制度在內政方面真正的優勢，永遠無法創造一個理性折衷的內政方向，永遠無法在需要追求效率的時候選擇偏向自由市場的政黨執政，永遠無法在需要追求分享經濟成果的時候選擇偏向福利國家的政黨上臺，台灣的多黨制只有形式缺乏實質上的內涵。

臺灣目前的很多弊端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引進西方民主造成的，恰恰是因為沒有充份引進西方民主外加公民社會不夠成熟造成的，共匪安插在臺灣的文化特務長期把臺灣的弊端歸咎於引進西方民主奉勸臺灣恢復壹黨專政，實際上這種看法是極端錯誤的，極端誤導人的，有機會偷渡進入臺灣的人應該積極的參加與共匪安插在臺灣的文化特務的論戰，應該糾正他們長期散布的有利於極權主義滲透不利於鞏固民主政體的錯誤思潮，不然臺灣的民主政體很有可能被共匪安插在臺灣輸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從事冷戰活動的文化特務和平演變。

修憲的必要性

中華民國憲法實際上確立的不是民主制度，我還是認為不能依靠中華民國憲法回歸中國的方式來實現中國的民主化。

傳統中華民國憲法是五權憲法，即實行五院制又設立國民大會，而且國民大會又不像內閣制國家那樣在國會內部通過組閣的方式成立中央政府，而且國民大會的成員本身是通過一層一層遞減選民的極端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的，國民大會的產生方式無法與真正大多數的真正基層民意建立聯繫，人民最多選舉縣議會的代表，縣議會的代表在選舉過程中最多只是爭取微觀層面的區域基層民意，真正代表全國大多數人在宏觀層面的民意的國大代表不需要經過普選，結果就是從縣議會往上開始一層一層遞減選民的極端間接選舉產生的國大代表根本無法代表全國大多數人在宏觀層面的多數民意。而且國民大會可以選總統，原本應該由立法院掌握的修憲權在國民大會手上。這種制度設計本質上是在締造精英專政，而不是締造讓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民主制度。

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是以性惡論為基礎的，孫文的五權合作理論是從儒教性善論的角度出發的，而且孫文偏向于精英主義，認為極端間接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擁有選舉 罷免 創製 複決的權利就可以有效的管理監督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試 監察五個部份的權力運行了。

正常的民主國家，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會是擁有彈劾權的，孫中山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偏偏把彈劾權單獨拿出來，讓監察權獨立於立法權之外，而且監察院只能從事彈劾權起訴，彈劾判決只能由司法部門負責，這種制度設計實際上是架空了人民的罷免權，扼殺了人民制衡政府的機制。

至於考試院的設計根本就是划蛇添足，在三權分立國家考試權隸屬於行政權，考試範圍僅限於在文官考試系統中運作，孫中山設計的考試院是脫離行政權進行運作的，凡是公職人員必須經過考試，而且必須經過與專業性無關的政治性考試，這種制度設計容易為公職人員增加不必要的負擔，甚至讓真正專業性強可是又不願意應付政治性考試的人失去成為公職人員的機會。

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三條明確規定行政院是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關於總統的部份，沒有總統制國家的憲法裡邊那種關於總統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規定，反而在第四章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總統公布法律 發布命令 應該由行政院長或行政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同意，而且中華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院長雖然由總統提名，可是卻必須經過立法院同意始能任命，加上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七條也規定行政院要對立法院承擔政治責任，中華民國憲法第五十八條更明確地把國家最重要的行政權賦予行政院。根據孫中山的制度設計，立法院不是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只能是極端間接選舉產生的國民大會任命產生，如果根據孫中山的制度設計再遵照上述條文進行運作，中華民國的政治制度顯然是威權政體不是民主政體。

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孫中山設計的威權政體，國民大會被廢除了，立法院改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不然台灣只能是一個精英專政的威權國家，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狀態，雖然今天的民主狀態距離歐美國家那種成熟的民主制度還有很長的距離，可是終歸還是比孫中山原先設計的政治制度要進步很多。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關於總統的部份所規定的總統權力，可以理解成總統以元首的地位所擁有的象徵元首的權利，總統應屬內閣制國家裡邊的精神象徵意義上的國家元首，行政權力應該屬於行政院長。可是在台灣，總統基本上都是由執政黨的黨主席擔任，總統不但利用以黨領政的統治方式，指揮行政院長，間接掌控行政院，而且把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賦予總統的象徵元首的虛權，當成實際的統治權力加以利用，這就造成原本可以是虛位元首的內閣制總統扮演相當於甚至高於總統制總統的角色，造成台灣長期處在即不是純總統制也不是純內閣制的混亂狀態。

中華民國框架之下的總統無法直接頒布法令交給國會審核通過，行政院長也無法像內閣制國家的總理一樣直接行使行政權，而且台灣的國會沒有彈劾權，即使監察院由原來的由極端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的國民大會任命的總統任命改成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任命，只要監察權不屬於民選的國會，一旦民選總統違背民意，另外一個民意機關民選國會也無法彈劾總統任命的官員。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的民主化應該以中國民運人士自己的制度設計為依據，而不是照搬傳統的中華民國憲法，照搬孫中山的制度設計。中國幾千年的苦難來自於精英專政，來自於精英主義文化對庶民的壓迫，現代民主制度的本質就是反對精英專政反對精英主義文化，所以讓傳統中華民國憲法跟孫中山的制度設計直接取代共匪的一黨專政根本無法讓中國建立現代民主制度。

至於台灣，台灣有人擔心中華民國的國號改變了會引發戰爭，可是即使真的是這樣，我覺得中華民國國號的保留與進一步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並不衝突。台灣今天僅存的民主空間就是通過不斷實質上廢除孫中山的制度設計改變中華民國憲法的方式建立的，台灣要進一步跟歐美成熟的民主國家接軌還需要繼續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不然台灣無法建立真正的三權分立，真正的與代議制民主相適應的民主制度，真正的總統制或者內閣制。

台灣的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不是純總統制就是純內閣制，台灣實行的即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成熟的民主國家是三權分立台灣是五權合作，成熟的民主國家是兩院制國會，台灣是一院制國會，而且依靠選取票當選的國會議員跟依靠全國政黨票的國會議員總是在一個立法機關裡邊參與立法過程，民意代表缺乏民意對稱性，成熟的民主國家實行聯邦制，台灣只有片面的地方自治，成熟的民主國家有左右分野的政黨政治，台灣的政黨政治主要依靠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作為支撐，政黨輪替只能帶來量變無法帶來質變。要改變這一點需要在文化上進一步吸收不同流派的自由主義思想，淡化狹隘的民族主義對思想的鉗制。

台灣目前的很多弊端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引進西方民主造成的，恰恰是因為沒有充份引進西方民主外加公民社會不夠成熟造成的，共匪安插在台灣的文化特務長期把台灣的弊端歸咎於引進西方民主奉勸台灣恢復一黨專政，實際上這種看法是極端錯誤的，極端誤導人的，有機會偷渡進入台灣的中國民運人士應該積極的參加與共匪安插在台灣的文化特務的論戰，應該糾正他們長期散布的有利於極權主義滲透不利於鞏固民主政體的錯誤思潮，不然台灣的民主政體很有可能被共匪安插在台灣輸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從事冷戰活動的文化特務和平演變。

支持台灣獨立的原因

共匪壹方面說接受九二共識壹方面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合法性，拿中華民國國旗也屬於臺獨。共匪壹方面把反對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寫進反分裂國家法，壹方面又宣稱九二共識是最大公約數。

共匪無非是和親共的國民黨聯手在欺騙臺灣人民，讓臺灣人民覺得共匪是尊重中華民國的。

共匪只對壹中壹臺框架下的法理臺獨有敵意，只對臺灣共和國有敵意，可以容忍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對中華民國沒有敵意，當初國民黨又宣稱是正統的唯壹的中華民國的產權繼承者。

這種欺騙所希望達到的效果無非是讓臺灣人民相信共匪的善意，並讓臺灣人民選擇親共的國民黨，然後選擇了親共的國民黨之後親共的國民黨再幫助共匪統戰臺灣，讓臺灣人民再失去警覺的情況下壹步壹步的走向被統壹深淵。

共匪之所以不去刁難親共的國民黨的所謂維持現狀之所以不去刁難並沒有公然主張也不敢公然主張和中國統壹的親共的國民黨，不說親共的國民黨是臺獨，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清楚親共的國民黨是要和他裏應外合統戰臺灣的。

親共的國民黨沒有公然主張統壹是因為臺灣人民普遍不認同中國，在這種大背景之下親共的國民黨要得到執政權要配合共匪統戰臺灣就必須去騙選票，就必須講維持現狀。

因為喊統壹會被認為是賣臺，喊維持現狀不容易被認為是賣臺，喊維持現狀比較不會被認為是賣臺。

維持現狀也是被部份人所認同的，親共的國民黨靠喊維持現狀與發展經濟拿到政權之後就開始暗中幫助共匪統戰臺灣了。

經濟上配合共匪控制臺灣的經濟命脈，政治上接受共匪所謂的壹中框架配合共匪矮化臺灣配合共匪打壓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在文化上搞姑息主義政策配合共匪文化侵略臺灣。

兩千年台灣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勝選之後沒有要消滅中華民國。

說要維持現狀，共匪還是對民主進步黨百般刁難。

說維持現狀是模糊，可是親共的國民黨喊維持現狀的時候，共匪沒有說那是模糊啊。

為什麽會這樣，道理很簡單，因為共匪與親共的國民黨之間早就已經有了默契。

共匪很清楚親共的國民黨喊維持現狀是為了麻痹臺灣內部的民眾，是為了讓臺灣人民以為親共的國民黨不賣臺為了換取臺灣人民的支持，以便得到政權之後幫助他統戰臺灣。

陳前總統時代的民主進步黨喊維持現狀，是真正的堅持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真正維持壹邊壹國，隔海分治，主權上互相不隸屬的現狀，是真正的維持臺灣作為主權上事實獨立的國家的現狀，是真正的捍衛臺灣的自由民主，所以共匪不能容忍反共政權談維持現狀。

事實上共匪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早就有明確規定，無論是壹中壹臺框架下的法理臺獨，還是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都屬於臺獨都是不被容許的，只是誰是臺獨解釋權在共匪那裏。

只要臺灣的執政黨不配合共匪的統戰政策，無論是要創建臺灣共和國，還是要堅持中華民國，共匪總是有理由說對方是臺獨。

共匪說誰是臺獨，誰就不是賣臺勢力，共匪說誰不是臺獨，誰就是賣臺勢力。

國民黨與共匪從來就沒有達成過壹中各表的九二共識，當年參與九二會談的人很多都還健在，不知道親共的國民黨是哪裏來的勇氣用不存在的東西去欺騙臺灣民眾。

當時李前總統同意參加九二會談，是希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承認對方是有主權地位的政治實體，彼此承認主權與法統的合法性，臺灣放棄反攻大陸，中國放棄解放臺灣，擱置主權爭議，彼此尊重在主權與法統意義上的國家認同上的不同，在國家認同上各自表述，並在堅持歷史與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的前提下，在不否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人的國家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如果要統壹必須建立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前提之下，必須得到臺灣主流民意的支持。

事實上九二會談是不成功的，共匪並沒有接受臺灣所提出的條件，共匪要求臺灣接受壹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要臺灣接受壹國兩制。

臺灣沒有接受，最後會談破裂 共匪至今也沒有放棄侵略臺灣的企圖。

共匪所堅持的壹中原則，根據共匪對聯合國決議文的解釋是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匪也從來沒有宣稱中華民國的存在不算是臺獨，共匪也從來沒有把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現狀當成國家統壹的證明。

即使臺灣不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共匪長期不吞並臺灣，中國內部那些接受民族主義洗腦的人也會認為共匪沒有能力維護國家統壹，沒有能力保衛領土的完整，壹旦西方殖民者再次侵略中國，號稱是帶領中國人從殖民地社會中走出來的共匪根本沒有能力保護中國人共匪的領導人的執政合法性會受到威脅也無法讓共匪在關鍵的時候利用極端民族主義反智傾向轉嫁國內矛盾。

只有吞並了臺灣才可以解除這種威脅，只要存在基本的自由民主的臺灣存在，然後臺灣又叫做中華民國，結果就是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合法性與統治合法性會難以維持，就意味著共匪可能會面臨被和平演變的威脅。

即使臺灣不反攻大陸 甚至大多數臺灣民眾堅持認為中華民國是臺灣不是中國，也會不斷的有中國人認為中華民國才可以代表中國，共匪必須對臺灣進行殺人滅口，才可以解除這種潛在的和平演變的威脅。

自由民主的臺灣如果長期存在就是加速共匪的死亡，共匪因為意識形態因素是必須要吞並臺灣的。

除了意識形態因素，臺灣周圍的海洋資源，還有臺灣對於中國延伸海上霸權的作用，以及臺灣作為北約用來圍堵中國的第壹島鏈的突破口的戰略地位，也決定了共匪吞並臺灣的企圖不會改變。

臺灣作為亞洲重要的經濟體，如果成為共匪用來發展黨國資本主義的附庸，對於共匪在專制統治之下實現更多的利益是非常有好處，所以共匪不可能放棄吞並臺灣。

不存在的九二共識根本救不了臺灣，更不要指望與共匪進行政治談判就可以解決中國與臺灣之間的主權爭議。

臺灣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麽被共匪吞並成為中國的壹個省要麽堅持自由民主與主權事實獨立，等到共匪因為專制統治所衍生的無法解決的制度性困境而滅亡的時候，等到中國民主化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改變，真正成為壹個沒有境外敵對勢力威脅的民主國家。

美國不會容許第壹島鏈出意外，共匪如果沖破第壹島鏈，臺灣如果被赤化，共匪的勢力就可以延伸到夏威夷，美國不會容許臺灣被吞並。

賣臺人士剛鼓吹完棄臺論，美國對臺六項保障馬上成為正式法案。

賣國賊們說美國不會在意臺灣，因為臺灣不是美國的領土，北韓也不是中國的領土，如果韓國要搞統壹，中國會不管北韓讓美國占領北韓嗎。

共匪的軍費只是北約的零頭，他拿什麽軍事打臺灣。

共匪說他有很多飛彈，好像其他國家都沒有飛彈壹樣，好像臺灣的飛彈的射程沒有覆蓋到中國壹樣。

共匪用來制造GDP的主要沿海地區，哪個臺灣的飛彈打不到。

中國內部的社會矛盾那樣尖銳，共匪如果真的侵略臺灣，他可以保證他的經濟狀況，社會矛盾不會惡化嗎。

先不要說共匪所遭受到的直接的經濟損失，就是間接的經濟制裁共匪可以承受嗎。

賣臺人士們說共匪侵略臺灣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可是聯合國憲章有規定臺灣人有住民自決權，舊金山條約也規定臺灣不屬於中國，臺灣關系法也不允許共匪占領臺灣啊。

共匪依據所謂的決議文所強調的壹中原則中的三段論中的第三段臺灣屬於中國是共匪自己加上去的，共匪用中華民國二戰結束之後接管臺灣，然後中華民國之後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來論證共匪有權吞並臺灣根本是扯淡。

無論是所謂的開羅宣言還是波茨坦公告，只是強調日本放棄臺灣，然後中華民國政府臨時代管，之後的聯合國憲章關於二戰結束之後殖民地的人民有權行使住民自決完成殖民地的獨立有明確規定，之後的舊金山條約也規定臺灣不屬於中國。

共匪侵略臺灣根本找不到國際法的依據，所以只能制定國內法，搞出壹個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把壹中壹臺和兩個中國都規定為臺獨，作為侵略臺灣的法理依據。

親共的國民黨說九二共識可以解決兩岸主權爭議，完全就是壹個謊言。

即使是親共的國民黨統治臺灣並且接受九二共識的時期，共匪對臺灣的滲透破壞以及打壓也從沒有停止過。

無論是意識形態戰爭威脅方面的因素，還是地緣政治的因素，還是貪圖臺灣的經濟利益的因素，都決定了共匪壹定不會放棄吞並臺灣的企圖。

共匪也從來沒有宣稱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屬於臺獨，共匪所說的九二共識從來都是壹中原則，也就是世界上只有壹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壹合法代表，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之所以親共的國民黨執政沒有被共匪威脅要求承認九二共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共匪和他的走狗有壹個默契，因為親共的國民黨執政會暗中幫助共匪在政治 經濟 文化方面統戰臺灣，所以共匪不會去要求親共的國民黨承認壹中原則，不會去戳破根本不存在的九二共識是用來麻痹臺灣人的謊言，把親共的國民黨塑造成兩岸和平的使者。

如果強迫親共的國民黨接受壹中原則，國民黨之前用來欺騙臺灣人的壹中各表以及共匪對臺灣並沒有主權上的企圖只是無法忍受臺灣人在情感上不接受中國的騙局也就不攻自破了，結果就是更多的臺灣民眾認清國民黨是共匪的走狗的真面目，更加團結更加警惕中國。

為什麽反共政權執政了，共匪就跳出來要反共政權接受壹中原則，無論是李前總統時代，還是陳前總統時代，原因很簡單，因為反共政權不是共匪的走狗，不會積極的出賣臺灣的核心利益，不會在政治 經濟 文化方面積極的幫助共匪統戰臺灣。

如果不威脅反共政權接受壹中原則，像對待親共的國民黨那樣溫和的對待反共政權，就是在鞏固反共政權統治臺灣的社會基礎啊。

反共政權本來就不會積極的配合共匪統戰臺灣，在野的時候經常提醒臺灣民眾要正視中國的威脅。

反共政權的存在就是共匪吞並臺灣的阻礙，共匪早就巴不得鏟除反共政權。

只要是反共政權上臺執政了，共匪就不會放棄利用九二共識打壓臺灣的機會，壹定要讓反共政權接受壹中原則，壹定要給反共政權的執政制造麻煩。

共匪就是要威脅反共政權接受壹中原則，就是要制造壹種緊張的局面，就是要讓以前投票讓反共政權上臺執政的民眾感到不安，就是希望臺灣民眾繼續認為只有國民黨才可以為兩岸帶來真正的和平，就是要讓反共政權在面對選民的時候進退兩難。

如果接受壹中原則之前投票給反共政權的中間選民自然會很放心，可是必然會得罪深綠選民，如果不接受中間選民中就會有人不放心。

可是深綠選民壹定會很高興，說白了共匪就是在刁難反共政權。

臺灣不要因為敵國的惡意唱衰就失去了堅持正確道路的自信，相反的，共匪越是惡意唱衰 越是說明反共政權所堅持的道路符合臺灣的核心利益。

共匪唱衰臺灣反共政權很正常，所有外交政策不符合共匪的利益的人，都不會在共匪那邊得到正面的評價， 更不可能在共匪的媒體上以正面人物的形象示人。

所有堅定的捍衛自由民主的人，所有在全球經濟壹體化的過程中不希望被實行黨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汙染的人，所有支持第三世界的國家實現自由民主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共匪的祝福，這很正常，不做政治流氓自然得不到政治流氓的祝福。

自古以來根本就是扯淡，在中國統治臺灣之前，臺灣屬於荷蘭屬於西班牙，更早之前臺灣是原住民統治。

可是荷蘭與西班牙有用自古以來作為借口吞並臺灣嗎？ 中國全面統治臺灣也就是從女真帝國時代開始，可是女真帝國時期是女真人殖民中國的時期，根據女真帝國的文獻按照統治者自己的說法，他們統治中國和臺灣也是壹種殖民統治。

中國和臺灣只是在女真帝國時期同時淪為了女真人的殖民地，只是後來女真帝國被中國人推翻，女真帝國的發源地也被納入中國版圖，中國統治者為了同化女真人提出所謂滿漢蒙回藏的所謂五族共和所謂中華民族論，把歷史上女真帝國殖民統治中國的時期說成是所謂的中國歷史上的壹個朝代，就連雍正也承認臺灣自古不屬於中國，如果嚴格的用自古以來去界定統治臺灣的正當性，中國人並非臺灣的原住民，臺灣是屬於臺灣人的，只是最近幾百年來先後遭受不同殖民者的統治。

壹個民族壹個國家根本是扯淡，根據中共那壹套邏輯，這個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應該統壹個國家。

西歐與北美以及澳洲各國要變成日耳曼國， 東歐各國要變成斯拉夫國，中東各國要變成阿拉伯國，南美各國要變成拉丁國，歐洲南部各國要變成撒克遜國。

無論他們之間因為長期分治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上多大的差異，都應該變成壹個國家嗎？從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西歐與北美以及澳洲的所有日耳曼白人建立的國家基本上在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上沒有什麽太大的差異，都普遍實行了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文化上都以基督教為主，生活方式上也是公民社會的生活方式，而且彼此之間又有共同利益，根據中共的邏輯他們應該統壹成為壹個國家。

他們如果哪天公投合並成為壹個國家實在沒有什麽好爭議的，關鍵是臺灣與中國存在這樣的合並條件嗎？臺灣實行的是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實行的是極權專制與黨國資本主義制度。

在文化上臺灣在接受東洋文化 西洋文化的影響之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中國在馬列邪教的踐踏之下形成了馬列邪教與中華文化中消極部份相結合的中共建政後特有的中國文化。

在生活方式上臺灣人因為是有人權有自由的現代公民，臺灣人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公民社會的生活方式，中國人還是政治奴隸，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極權專制的統治方式之下特有的臣民的生活方式。

中國如果企圖通過壹些強迫性的手段同化臺灣，臺灣人自然不會接受自然會奮起反抗。

有人說可以搞壹國兩制，臺灣可以是高度自治的，可是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壹國兩制，如果臺灣的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法統之下運行，無論再怎樣高度自治結果都只能是中共統治臺灣。

中共要吞並臺灣絕對不是基於所謂民族情感上的原因，中國人這個概念最早是從滿漢蒙回藏的五族共和的理論中產生出來的，在這之前沒有中國人這個概念，只有漢人這個概念。

漢人又是什麽？炎黃子孫是哪些人？研究遠古時代的中國歷史不難發現真正意義上的炎黃子孫就是黃河流域的河北人與河南人，炎就是炎帝部落 黃就是黃帝部落，炎帝部落在河北逐鹿，黃帝部落在河南新鄭，嚴格講起來血統意義上的漢人也就是河北人與河南人。

至於中國南方是後來華夏民族向外擴張被吞並進去的，嚴格講起來實在難以劃分，按理說臺灣與中國的淵源根本不如蒙古。

雖然有人說東漢時期東吳帝國有外交官曾經來過臺灣，可是畢竟沒有落地生根，只是訪問臺灣，然後又回去中國了，而且後來因為統戰臺灣失敗被斬首。

至於蒙古帝國統治中國時期所建立的所謂澎湖巡檢司主權範圍也僅限澎湖，臺灣本島與中國沒有成為壹個國家，至於所謂的以鄭成功為首的明帝國殘余勢力占領臺灣，也是很短暫的，何況明帝國的殘余勢力占領臺灣時期與占領中國的女真帝國是分治的。

蒙古的情況就不壹樣了，早在臺灣還沒有成為中國殖民地之前蒙古就已經成為中國的實際領土了，從唐代漢人征服突厥帝國以後蒙古就是中國領土。

雖然後來唐帝國滅亡演變成變成遼帝國 宋帝國分治的局面，再後來演變成遼帝國 女真帝國 宋帝國分治的局面，可是就算是這樣蒙古人和漢人之間始終還是頻繁的往來頻繁的融合互相通商通婚。

再後來蒙古帝國興起完全殖民中國，蒙古和中國再次成為壹個國家，再後來明帝國推翻蒙古帝國的殖民統治。

雖然蒙古與中國再次分治退回大漠的北元與統治中原的明帝國始終保持著壹種族群融合的管道，再後來女真帝國興起統治整個中國和蒙古，臺灣也跟著成為女真帝國的壹部份。

女真帝國擔心臺灣成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所以長期實行海禁限制中國人進入臺灣，後來雖然解除海禁，臺灣也並沒有和中國有過太密切的往來，直到日本侵略女真帝國，女真帝國戰敗，臺灣成為日本帝國的壹部份。

再後來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到臺灣受降，從此開始長達七十五年的統治。

雖然舊金山條約與聯合國憲章都規定臺灣人有住民自決權，可是中華民國政府的實際掌握者國民黨，長期阻撓臺灣人進行住民自決。

壹九四五年與壹九四九年之間臺灣與中國確實是壹個國家，可是緊接著西方馬列邪教的教徒在中國建立了壹個新的蘇維埃式的國家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中國再次分開。

兩岸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分治之下，早已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

臺灣人在這幾百年來經受不同的殖民統治，又經歷了東南亞移民潮的洗禮，臺灣人今天的血統很難說都是純種的中國人。

臺灣早已經是壹個多民族組成的海洋國家，中國人是臺灣人的壹部份而臺灣人絕對不只有中國人。

至於臺灣人為什麽講國語？為什麽使用中國的文字？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中華民國占領臺灣開始，國語就成為臺灣的官方語言，中國文字就成為臺灣的官方文字。

臺灣人會講國語這不奇怪，臺灣人會寫中國繁體字這也不奇怪，臺灣人雖然在某些方面與中國人類似，可是有壹個最大的不同不應該否認，那就是臺灣人是自由人中國人不是。

講到歷史淵源蒙古與中國的淵源比臺灣與中國的淵源要深，可是中共在面對外蒙古脫離中國的狀況的時候，不會去進行任何企圖統壹外蒙古的舉動。

因為外蒙古是壹個爛攤子，沒有完善的自由民主，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經濟實力也實在太差，外蒙古的存在對中共構不成威脅。

收回外蒙古中共不但得不到好處還要幫忙建設，外蒙古根本不是亞太經貿的樞紐，戰略位置根本壹點也不重要，對中國伸展陸地霸權與海上霸權都沒有意義，外蒙古上面就是中共的俄國老大哥。

臺灣的情況就很不壹樣，臺灣有完善的自由民主，有成熟的公民社會，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臺灣的自由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中共極權統治的威脅。

因為壹個政權的統治要得到鞏固必須要有壹個歷史合法性作為基礎，中共歷史上取代中華民國所使用的理由是中華民國不能讓人民當家作主，中共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卻沒有讓人民當家作主，反而實行了比中華民國的早期統治者更殘酷的壓迫統治。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早已不是中共所說的那樣是不自由不民主的舊社會了，雖然臺灣是被迫成為中華民國的壹部份，臺灣的民主是從本土化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與中華民國的固有法統無關，可是畢竟臺灣還叫做中華民國，這就讓臺灣無意間成了中國人用來質疑中共歷史合法性的依據。

中國人會這樣認為，中共的新中國還不如舊中國，臺灣很不幸的成為挑戰中共歷史合法性的威脅。

不僅如此臺灣的存在更挑戰了中共的統治合法性，中共常常用所謂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或者中國人的民族性決定了中國人不能民主，而中華民國的長期統治者壹直宣稱臺灣也是中國，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臺灣社會已經自由民主。

中國人看到臺灣的自由民主，當他們也希望自由民主的時候就會質疑中共，妳所謂的國情論根本就不能成立，臺灣可以我們為什麽不可以？這讓臺灣無意間又成為沖擊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威脅，這些意識形態上的因素造就了中共吞並臺灣的企圖。

在戰略位置上，臺灣本身就是北約用來圍堵中共的島鏈中的壹環，中共的國家利益與北約的國家利益由於雙方的制度差異，發展模式的差異，利益訴求上的差異，決定了中共要在國際社會生存必須與北約對抗。

中共要跟北約對抗就不得不沖破北約的封鎖得到海上霸權，臺灣對於中共來講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在經濟上臺灣是亞太經貿的樞紐，臺灣始終是亞洲重要的經濟體，臺灣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臺灣有發達的芯片產業，得到了臺灣對於中共本身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中共的黨國資本主義所統治下的大部份地區很難有像臺灣這樣經濟發育成熟，能夠給中共高官帶來豐厚經濟利益的地方，從經濟上考慮吞並臺灣對於中共是有利的。

經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中共企圖吞並臺灣是基於現實利害上的考慮，基於功利上的考慮，並非什麽民族大義。

同屬中華民族的蒙古族同胞可以獨立建國，臺灣人卻不可以，這根本就是民族大義。

中共要統壹臺灣完全是因為中共自身的利益，這種統壹沒有正當性，有支持跟中共統壹的人說臺灣可以搞壹國兩制，統壹並不會影響臺灣，可是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壹國兩制 壹個地區實行怎樣的制度與這個地區的治權是什麽樣的國家的主權與法統之下運行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壹個極權專制的國家，這個國家所統治下的地區自然就沒有自由民主，美國是壹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這個國家就算實行的是聯邦制，所有地區都是自由民主的，地方自治也是以遵守中央憲法所確立的根本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為前提的。

雖然不同的地區可以根據不同的發展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但是所有地區都要遵守中央憲法，所有地區的治權都必須在實行民主制度的狀態下運行。

臺灣之所以可以實行與中國不同的制度，不是因為壹國兩制而是因為臺灣和中國是兩個國家，臺灣與中國在主權與法統上互相不隸屬。

臺灣是壹個主權事實獨立的國家，臺灣有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貨幣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法律體系 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行政 立法 司法的終審權，臺灣之所以可以這樣獨立，是因為中國沒有占領臺灣，沒有實際統壹臺灣。

可是如果中共所謂的統壹實現了，中國實際占領了臺灣，臺灣自己的法律體系還有效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統自然會淩駕在臺灣的治權之上，臺灣壹旦失去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臺灣還可能繼續擁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行政 立法 司法上的終審權嗎？到時候臺灣就會像香港甚至是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壹樣 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做任何事都必須得到中共的同意，中共要求臺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做任何事臺灣都必須執行。

即使中共不願意幹涉臺灣，讓臺灣有壹定的自主性，那種自主性也是施舍來的，也是不存在制度性保障的。

當中共不願意繼續施舍的時候隨時有可能把那些施舍出來的自主性全部取消，因為到時候臺灣別無選擇，因為臺灣已經被中國實際占領實際統治了。

到時候臺灣的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怎麽可能不會改變？臺灣人的利益訴求怎麽可能不會被中共的利益訴求所取代，中共壹直很仇恨臺灣的公民文化，中共如果占領了臺灣，為了鞏固對臺灣的統治，不可能容忍臺灣在文化上脫離中國，中共必然會通過動用國家機器去滲透教育領域 控制媒體 控制出版行業 打壓言論自由並輸出中共特有的黨國意識形態的方式在文化上同化臺灣，讓臺灣高度自治絕對不符合共產黨的利益，所以妄想著壹國兩制的臺灣人應該清醒，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也提出壹國兩制，只要中國人交出自己的主權給日本，不但日本會給中國高度自治的地位，還會幫助中國人建設中國，可是失去主權之後的中國就是被日本予取予求。

那裏還有什麽高度自治？臺灣人其實應該從中國身上學到教訓，臺灣人依靠中國人的祖國，就會變成奴隸。

中國人依靠他們的祖國已經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香港人依靠中國人的祖國以後也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臺灣人如果也去依靠中國人的祖國難道不會失去自由人的身份嗎？共產黨憑什麽和臺灣搞壹國兩制？既然已經擁有臺灣的主權了，為什麽還要讓臺灣擁有獨立的行政 立法 司法為什麽還要讓臺灣繼續擁有民主制度？如果臺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的終審權是獨立的，如果臺灣還有民主制度，共產黨能從臺灣得到什麽好處？統壹和不統壹又有什麽區別？不赤化臺灣根本不符合共產黨追求統壹的訴求，臺灣繼續保持民主制度，共產黨無法實現他的所謂不能讓臺灣的自由民主成為企圖搞和平演變的反華勢力顛覆黨在大陸絕對領導的基地的目標。

如果臺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 臺灣無法成為共產黨推行極權主義全球擴張沖破北約第壹島鏈封鎖爭取海上霸權的戰略要地。

要實現這壹點臺灣就必須與中國開放軍事通行權，如果臺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臺灣人不接受，共產黨就無法實現他推動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戰略部署。

如果臺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共產黨無法充份利用臺灣這個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樞紐來發展他的經濟。

他搞服貿協議，他搞貨貿協議還是可能會因為臺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的獨立而被否決。

如果共產黨讓臺灣高度自治，共產黨企圖把他的黨國資本主義的魔爪伸向臺灣進行掠奪的目標就無法實現了。

如果臺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是獨立的，共產黨無法要求臺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配合他的黨國資本主義政策。

臺獨與臺灣人的利益是緊密的聯系在壹起的，臺灣人不臺獨就沒有辦法做自己。

中共要的統壹，中共說的很清楚，就是即不允許壹中壹臺框架下的法理臺獨能夠實現，也不允許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臺獨繼續存在，要讓臺灣的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法統之下運行，要讓臺灣成為中共實際統治的地區。

也就是說，中共即不允許臺灣人創建臺灣共和國，也不允許臺灣人堅持中華民國。

這種統壹只能是領土的統壹，不是自由人與自由人之間自願的結合。

因為中共不允許臺灣人通過公投的方式決定臺灣的前途，更不允許中國人通過公投的方式選擇中華民國統壹中國，選擇臺灣和中國統壹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這種統壹只有壹個結果，壹方面中國人繼續做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壹方面臺灣人也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這種統壹完全違背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基本原則，中國人如果接受或者是不接受都沒有太大區別，只要他們還被中共統治，臺灣無論是否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都只能是政治奴隸。

臺灣人如果接受就是放棄做自由人，臺灣人不需要這種統壹。

臺灣人有理由也有必要拒絕，因為只要是人就有選擇不做奴隸的自由，站在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所有的正義力量都應該支持臺灣獨立。

支持臺灣獨立就是反對極權專制，就是捍衛臺灣的自由民主，至於臺灣內部某些希望成為中國人的臺灣人，妳們希望去做政治奴隸是妳們的事情，妳們完全可以選擇去中國定居去中國生活。

這是妳們的自由，但是妳們沒有權力要求別人也和妳們壹樣，妳們沒有權力去決定別人也要跟妳們壹樣去做政治奴隸，妳們沒有資格把妳們的意誌強加給臺灣，臺灣人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權利是不容侵犯的。

反對一國兩制的原因

支持跟中共統壹的人說台灣可以搞壹國兩制，統壹並不會影響台灣，可是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壹國兩制，壹個地區實行怎樣的制度與這個地區的治權是什麼樣的國家的主權與法統之下運行有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壹個極權專制的國家，這個國家所統治下的地區自然就沒有自由民主，美國是壹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這個國家就算實行的是聯邦制，所有地區都是自由民主的，地方自治也是以遵守中央憲法所確立的根本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為前提的。

雖然不同的地區可以根據不同的發展需要制定不同的政策，但是所有地區都要遵守中央憲法，所有地區的治權都必須在實行民主制度的狀態下運行。

台灣之所以可以實行與中國不同的制度，不是因為壹國兩制而是因為台灣和中國是兩個國家，台灣與中國在主權與法統上互相不隸屬。

台灣是壹個主權事實獨立的國家，台灣有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貨幣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法律體系 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行政 立法 司法的終審權，台灣之所以可以這樣獨立，是因為中國沒有佔領台灣，沒有實際統壹台灣。

可是如果中共所謂的統壹實現了，中國實際佔領了台灣，台灣自己的法律體系還有效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統自然會凌駕在台灣的治權之上，台灣壹旦失去主權事實獨立的狀態，台灣還可能繼續擁有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行政 立法 司法上的終審權嗎？到時候台灣就會像香港甚至是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壹樣 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做任何事都必須得到中共的同意，中共要求台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做任何事台灣都必須執行。

即使中共不願意干涉台灣，讓台灣有壹定的自主性，那種自主性也是施捨來的，也是不存在制度性保障的。

當中共不願意繼續施捨的時候隨時有可能把那些施捨出來的自主性全部取消，因為到時候台灣別無選擇，因為台灣已經被中國實際佔領實際統治了。

到時候台灣的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文化傳統 生活方式怎麼可能不會改變？台灣人的利益訴求怎麼可能不會被中共的利益訴求所取代，中共壹直很仇恨台灣的公民文化，中共如果佔領了台灣，為了鞏固對台灣的統治，不可能容忍台灣在文化上脫離中國，中共必然會通過動用國家機器去滲透教育領域 控制媒體 控制出版行業 打壓言論自由並輸出中共特有的黨國意識形態的方式在文化上同化台灣，讓台灣高度自治絕對不符合共產黨的利益，所以妄想著壹國兩制的台灣人應該清醒，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也提出壹國兩制，只要中國人交出自己的主權給日本，不但日本會給中國高度自治的地位，還會幫助中國人建設中國，可是失去主權之後的中國就是被日本予取予求。

那裡還有什麼高度自治？台灣人其實應該從中國身上學到教訓，台灣人依靠中國人的祖國，就會變成奴隸。

中國人依靠他們的祖國已經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香港人依靠中國人的祖國以後也失去了自由人的身份，台灣人如果也去依靠中國人的祖國難道不會失去自由人的身份嗎？共產黨憑什麼和台灣搞壹國兩制？既然已經擁有台灣的主權了，為什麼還要讓台灣擁有獨立的行政 立法 司法為什麼還要讓台灣繼續擁有民主制度？如果台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的終審權是獨立的，如果台灣還有民主制度，共產黨能從台灣得到什麼好處？統壹和不統壹又有什麼區別？不赤化台灣根本不符合共產黨追求統壹的訴求，台灣繼續保持民主制度，共產黨無法實現他的所謂不能讓台灣的自由民主成為企圖搞和平演變的反華勢力顛覆黨在大陸絕對領導的基地的目標。

如果台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 台灣無法成為共產黨推行極權主義全球擴張衝破北約第壹島鏈封鎖爭取海上霸權的戰略要地。

要實現這壹點台灣就必須與中國開放軍事通行權，如果台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台灣人不接受，共產黨就無法實現他推動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戰略部署。

如果台灣的行政 立法 司法是獨立的，共產黨無法充份利用台灣這個亞太地區重要的經濟樞紐來發展他的經濟。

他搞服貿協議，他搞貨貿協議還是可能會因為台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的獨立而被否決。

如果共產黨讓台灣高度自治，共產黨企圖把他的黨國資本主義的魔爪伸向台灣進行掠奪的目標就無法實現了。

如果台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是獨立的，共產黨無法要求台灣在行政 立法 司法上配合他的黨國資本主義政策。

台獨與台灣人的利益是緊密的聯繫在壹起的，台灣人不台獨就沒有辦法做自己。

中共要的統壹，中共說的很清楚，就是即不允許壹中壹台框架下的法理台獨能夠實現，也不允許兩個中國框架下的法理台獨繼續存在，要讓台灣的治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法統之下運行，要讓台灣成為中共實際統治的地區。

也就是說，中共即不允許台灣人創建台灣共和國，也不允許台灣人堅持中華民國。

這種統壹只能是領土的統壹，不是自由人與自由人之間自願的結合。

因為中共不允許台灣人通過公投的方式決定台灣的前途，更不允許中國人通過公投的方式選擇中華民國統壹中國，選擇台灣和中國統壹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這種統壹只有壹個結果，壹方面中國人繼續做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壹方面台灣人也成為中共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

這種統壹完全違背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基本原則，中國人如果接受或者是不接受都沒有太大區別，只要他們還被中共統治，台灣無論是否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都只能是政治奴隸。

台灣人如果接受就是放棄做自由人，台灣人不需要這種統壹。

台灣人有理由也有必要拒絕，因為只要是人就有選擇不做奴隸的自由，站在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的基礎上，所有的正義力量都應該支持台灣獨立。

支持台灣獨立就是反對極權專制，就是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至於台灣內部某些希望成為中國人的台灣人，妳們希望去做政治奴隸是妳們的事情，妳們完全可以選擇去中國定居去中國生活。

這是妳們的自由，但是妳們沒有權力要求別人也和妳們壹樣，妳們沒有權力去決定別人也要跟妳們壹樣去做政治奴隸，妳們沒有資格把妳們的意志強加給台灣，台灣人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權利是不容侵犯的。

如果共匪的所謂壹國兩制不是把台灣變成香港，如果是真的，那麼對中國人來講實在是壹種侮辱。

台灣人不必經歷鎮反大屠殺，不必經歷土地革命，不必經歷社會主義改造，不必經歷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不必經受完全失去經濟自由的洗禮，不必經歷文革，不必經歷八三嚴打，不必經歷八六官倒，不必經歷六四，不必經歷九零倒賣國有資產，不必經歷三峽大壩洪水，不必經歷房改，不必經歷打壓信仰自由的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不必生活在壹黨專政與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沒有為共匪做牛做馬壹天，從來沒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繳過稅，從來沒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兵役，從來沒有為共匪賺錢，就可以在被統壹之後在沒有經過任何的歷練與奮鬥的基礎上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的自由民主，就可以成為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自由人。

中國人卻要繼續做共匪統治之下的政治奴隸，這太不合理了。

共匪的壹國兩制把沒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做過貢獻的台灣人劃分為壹等國民，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牛做馬的中國人劃分為賤民，所有還有壹點骨氣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同意，他們不會接受這種恥辱。

這種制度設計不僅無法讓他們在政治上擁有完整的公民權利，在經濟上也無法享受到土地私有制所帶來的好處。

因為共匪的壹國兩制不僅規定中國人無法行使民主權利，同時也規定了中國人不可以擁有私有土地，不能擁有存在所有權的不動產，台灣人卻可以擁有。

中國人就算與台灣人壹樣努力工作，農民也只能去做為共匪繳納地租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佃農，不能擁有私有土地。

中國人就算與台灣人壹樣努力工作賺錢，也只能買房屋的使用權，不能像台灣人那樣購買房屋的所有權。

如果共匪的壹國兩制是真的，估計理性的中國人大多數無法都接受。

台灣親共人士喜歡說台灣的前途由中國人決定，那就應該叫共匪針對壹國兩制進行公投，看看有多少中國人會接受。

中國的農業基礎與工業基礎是中國人締造的，台灣人並沒有很直接的參與，共匪就算要搞人權上面的等級制也不應該是讓台灣人去做上等人，該做賤民的應該是台灣人。

本來在人權上面搞等級制就是不對的，也是違反國際法的，國際人權公約規定人權是沒有地域之分的。

用地域用國情來劃分人們在人權享有程度上的等級，就是在搞政治迫害。

共匪的壹國兩制如果是真的，不但中國內部的民運人士不會同意，台灣內部的共產主義者也不會同意。

台灣為什麼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是人剝削人的制度，讓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就等於阻礙了台灣向更加進步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機會。

為什麼台灣要以非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為什麼要以按生產要素分配為主體，為什麼台灣的工人沒有機會追求可以充份佔有剩餘價值的公有制經濟與按勞分配，為什麼沒有資格成為擺脫雇傭勞動制度的束縛。

非公有制經濟的基本特徵就是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然後按生產要素分配按照資本對生產要素的佔有程度來決定人們在利潤分享上的多少，就是允許少數人以成立民營企業的名義把生產所需要的機器以及原料還有廠房通過開辦民營企業的方式壟斷起來。

根據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除了擁有可以被拿來出賣的勞動能力以外沒有佔有其他主要的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做窮人，工人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為什麼要被那些佔有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尋租者拿去交換。

為什麼工人不可以通過組建消費產品的合作社的方式自行銷售，然後充份獲取完整的勞動報酬，為什麼工人只能得到工資性收入。

共匪要搞壹國兩制之前是不是要先請教壹下台灣的工人是否接受資本主義制度，根據傳統的共產國際檢驗統治合法性的標準，共產主義是不分地域還有種族的，憑什麼台灣人要忍受剝削。

沒有了非公有制經濟，資本家頂多算是銷售產品的工作人員，而不再是利用對生產要素的佔有而獲取最大利潤的剝削者了。

共匪喜歡用歷史社會條件不同作為依據論證台灣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台灣的歷史社會條件從來沒有規定台灣的工人階級就要忍受剝削，難怪中共當局在台灣內部的共產主義者中的認同度越來越低了。

因為共匪早就背叛了共產主義事業，共產主義從來都是國際主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有權聯合起來對抗資本主義。

共匪的所謂壹國兩制如果是真的對於中國人而言絕對是壹種侮辱，尤其是對中國的農民是壹種嚴重的侮辱。

共匪的壹國兩制規定中國的固有制度不變，中國的固有制度是極權專制的制度，中國固有的經濟制度是剝奪中國農民土地所有權與經濟自由的共產專制。

憑什麼統壹了之後台灣的農民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與完整的經濟自由，為什麼中國的農民不可以， 為什麼要長期處在半農奴的狀態。

共匪說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農民沒有資格擁有土地所有權，因為中國人太多啊 如果農民擁有了土地所有權，會出現土地兼併，然後出現新的土地壟斷。

既然這樣為什麼人口稠密程度非常高的台灣，可以實行土地私有制。

台灣只有三點六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台灣卻有兩千三百多萬人，人口稠密的台灣是典型的人口多與土地少的地區，為什麼台灣的農民就有資格擁有私有土地，難道不會帶來土地壟斷嗎。

如果共匪的壹國兩制是真的，中國的農民完全有理由造反，台灣內部那些擔心出現圈地運動的認同共產主義的農民，會接受共匪規定台灣可以繼續保持土地私有制的所謂壹國兩制嗎。

因為共匪壟斷土地而忍受高房價的中國人會接受規定中國人不能在土地私有制的制度下生活的壹國兩制嗎，中國人可以忍受這種侮辱嗎，相信還有壹點風骨的中國人都無法忍受吧。

如果壹國兩制是真的，而且已經成為事實，估計中國境內的部份民運人士不會放過台灣人，尤其是那些失去遷徒自由權的激進派，他們跟馬丁 路得 金恩不同，估計他們到時候會用極端的方式進行泄憤。

一國兩制如果是真的，意味著東亞大陸人要生活在沒有私有財產保障的制度之下，台灣人將生活在保障私有財產的制度之下。毛左共匪與鄧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財產，毛左共匪不止是實質上侵犯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也消滅了私有財產，比如實行配給制就是在形式上對私有財產的消滅。鄧右共匪雖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可是實質上並不保護私有財產。在中國賺了錢之後，很快就會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各種部門的敲詐勒索，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他們就會對妳羅織罪名，把妳連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應酬他們，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鄧右共匪本質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為中國人民創造討飯空間，當中國人民賺到錢的時候再掠奪他們。

在民主國家，壹個人如果賺了很多錢，最多是面臨左翼政黨建立的高稅收制度，交完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體的社會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後私有財產是安全的。如果為富不仁會受到言論自由環境中出現的批判的圍剿，被邊緣化。在中國賺到錢，結果就是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單位的掠奪，這種掠奪不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間的資本家的財富轉移到官僚資產階級那邊。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沒有為富不仁，也會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體對妳進行的人格謀殺，因為妳沒有言論自由妳也沒有公共輿論空間可以為自己申辯。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

在共匪國再厚黑再低調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間人際活動中避免壹些人際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奪，因為中國人賺錢需要通過共匪，共匪知道他們的虛實，共匪搞市場機制就是為了先讓中國人賺錢，再掠奪他們。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惡又有獨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調也不能讓妳矇混過關。所以再低調，共匪該掠奪妳還是會掠奪，所以很多人選擇移民。

鄧右共匪上臺之後所主導的政治迫害，已經與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樣了，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分階級敵人，鄧右共匪上臺之後的政治迫害，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對於鄧右共匪準備吹捧的人，鄧右共匪同樣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粉飾美化的方式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是有壓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財富揮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質與積累財富的歷史進程不符合共匪官員的個人好惡，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調的人，你還是隨時可能會被共匪官員掠奪。

同樣都是努力賺錢，當台灣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的時候，可以在保障私有財產的基礎上投資土地，享受土地增值的好處。當中國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的時候，只能在私有財產不受保障的基礎上從事風險投資，只能在無法從事價值投資的股票市場 沒有實現價格市場化的房地產 收益不受保障的商業地產領域投資。

同樣是接受基礎教育，台灣人不必離開台灣就可以接觸到培養獨立思考 獨立人格 公民意識的公民教育，得到良好的思想發育與人格發展，中國人必須離開東亞大陸才可以接觸到獨立思考 獨立人格 公民意識的公民教育，必須離開東亞大陸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思想發育與人格發展，不然只能接受共匪實行的黨國洗腦教育。

一國兩制如果是真的，不會改變上述差異，反而會讓東亞大陸上的中國人因為這種差異被一國兩制強化了而產生心理失衡，台灣如果是外國還好，如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依然擁有民主制度，台灣人沒有失去私有財產保障，東亞大陸人依舊沒有私有財產保障，這意味著東亞大陸人的政治賤民地位被強化了，這種狀況意味著對東亞大陸人的身心的嚴重傷害，認同自由主義的中國人。

我很年輕的時候就與台灣同在了，我對台灣是有情懷的。實際上很多中國人都支持台灣獨立，因為台灣如果被中國吞併基本上就是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台灣變成香港，被赤化的台灣失去原本的面貌，亞洲民主燈塔被熄滅，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因為中共失去和平演變的威脅倒退很多年。第二種結果是一國兩制是真的，台灣人在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之後依然是擁有完整人權的現代公民，生活在東亞大陸的中國人徹底成為賤民，這會讓原本已經心理失衡的中國人遭受更嚴重的身心創傷，為了避免迎接這種身心創傷也必須支持台獨。即使中國民主化了，我一樣會支持人民自決，如果用極端民族主義跟中央集權壓迫台灣人民自決，中國就很容易發生民主倒退跟專制復辟的災難，所以雖然我是中國人我選擇支持台灣獨立。如果我不支持住民自決的原則，中共垮臺之後當中國人的住民自決被中央集權壓迫的時候，我還有什麼資格支持中國人爭取擺脫中央集權的事業。我喜歡台灣是因為台灣獨特的歷史進程跟自由化與民主化讓台灣在精神面貌跟社會形態方面跟中國不一樣，雖然台灣還有一些中國的特徵，可是並不完全就是中國，如果中國成功吞併了台灣，我喜歡台灣的原因就不存在了，支持台灣獨立對於我來講就好比是守護我心愛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