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的經濟犯罪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中國社會的股份制改革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股份制改造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其形式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 軌，其實質則是對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對各種利益關系重新調節。在這壹利益重 新配置的過程中，權力的市場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導致中國的改革呈現壹 個相當明顯的特點：當代資本原始積累[i]從開始進行到基本結束，總共只用了將 近20 年時間（1978-90年代中後期）。其時間之短暫，積累速度之快，積累財富 數量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稱絕無僅有。




　　從原始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幾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來看，至今為止中國 已有三代身份迥異的富翁：第壹代是被中國傳統就業體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於 地主富農等 「黑五類」家庭、或本人是勞改釋放犯等。這些人為生計所迫，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幹起了當時為社會所輕視的「個體戶」；第二代則是80年代中、前 期 「下海」的科技知識分子與技術工人，這些人主要是憑借自己的壹技之長，投 身於市場競爭；第三代富翁則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ii]以後「下海」 者。這類人當中有不少是與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員。 他們「下海」的時間雖晚於前兩代富翁，但由於他們能憑借權力資本，瓜分「價 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 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資本原始積累能夠加速度進行。




　　第三代富翁的財產規模之大，積累速度之快，均非前兩代富翁所能企及。筆 者曾親耳聽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鳴得間地將此現象總結為：第壹代富翁是「半 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則是「半人半神」－－所謂 「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賺錢不花力氣且數量巨大，頗有瞧 不起第壹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後，這些人又憑借權力和已積累起來的 資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在席卷中國的「股票熱」和 「房地產熱」中，以世界罕見的速度積累了巨額財富。也就是在這批以官商結合 為致富訣竅的 「政商」出來以後，中國社會才出現了這樣壹首重新劃分富人等級 的民謠：「萬元戶是貧困戶，十萬元戶剛起步，幾十萬元馬馬虎虎，百萬元戶才 算數，千萬元戶是真富。」剖析「股份制改造」（包括中國股市）和「圈地運動」的特點，最能看出中 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本質。




　　壹、奏折派經濟學家的悲哀：淮桔成織




　　80 年代中後期，中國國有企業再也無法掩飾虧損累累的破敗相，而壹度被視 為解困良方的「承包責任制」[iii]，又使企業無法建立自我約束機制，產生了許 多難以克服的短期化行為，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壹大渠道。壹些苦苦尋求救世良 策的「奏折派」經濟學家們終於發現股份制可以做為拯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良 方，於是先是論證股份制只是現代企業的壹種組織形式，並不存在「姓社姓資」 的社會屬性問題，以正朝野視聽；繼而進壹步提出了將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制公 司的種種具體構想。比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經濟學家們爭論方酣 之際，中國的沿海地區已開始實施這壹構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後推出多家公司 的股票上市，後來席卷中國達數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運動至此算是拉開了序 幕。




　　在這場長達數年的理論準備中，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視這壹 現實，即西方國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國當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動機之間，存在 著壹個根本性的差別：西方國家僅僅是將股份制作為籌集社會資金的壹種手段， 而中國政府和理論界則將其視為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壹大法寶。在他們眼裏， 股份制發源地作為主要因素加以考慮的融資功能，反而被視為較次要的壹個方面 －－有意思的是，這壹融資功能倒是被眾多的企業經營者敏銳地註意到，並加以 充分利用。到了 90年代中期以後也被中國政府濫用做為從股市上「圈錢」的主要 手段，當然這是後話－－按照這些經濟學家的構想，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 造」可以達到這樣的期望值：企業的產權歸股東所有，整個企業的經營發展與財 務分配均在廣大股東監管之下；企業經理既要對上（董事會）負責，也要對下（ 職工）負責；企業的效益主要通過市場來評價，因為職工通過持有公司股票這壹 形式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強對公司經營者的監管，這就可以迫使 企業「建立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增強了企業活力，並根據市場 需要調整投資方向。他們樂觀地預言：經過「股份制改造」的企業，國有企業的 所有弊端必將消失。




　　最初的試驗小心翼翼地在幾個大膽的企業裏進行，社會的反應也比較冷淡， 深圳市發展銀行的股票最初是采取在政府工作人員中攤派的方式才勉強發行完。 直到 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壹批百萬富翁乃至千萬富翁後，許多人 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機。在壹片狂熱中，整個社會很少有人去探究發展銀行、 金田、原野、萬科等第壹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獲得效益，註意的只是市 場上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各地壹大批當權者受到啟發，競相爭搞「股份制改 造」運動，認為這樣既可以回避二級市場的風險，最低限度亦可以撈壹大把在當 時的情況下只賺不賠的「原始股票」。至於被列為「改造對象」的國有企業是否 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後如何運作，當然都不是這批吃「阿公」（公有制） 飯的官員和「企業家」們所要考慮的。在這種利益動機的驅使下，從1991年下半 年起，中國進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戰國時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 持下，所謂「內部股票」壹時泛濫成災，各地的股份制企業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 速度增長。如江蘇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這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擁有各類 「股份制企業」200余家，[1] 湖北在1992年初還只有股份制企業23家，到1993 年初就達133家。[2] 新疆、山東、福建等數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違章向 社會集資而受到處理。[3] 在這場發行股票的狂潮中，廣東、海南為各省之冠， 據壹份調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計，廣東省僅1992年通過發行「內部股」籌集到的資 金就多達100多億元。至於到底有多少企業已經「股份化」，連政府部門都難以確 切掌握。[4] 四川曾壹度出現了壹個以樂山為中心、遍及綿陽、德陽、自貢等市 的內部股票非法交易市場。珠海曾以炒「內部股」聞名遐邇，並將深圳及廣東珠 江三角洲壹帶的遊資吸引過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國已有各類「股份制」企業 3,800多家，以後還在增加。這種官方指稱為「非規範化」的「股份制改造」運動， 為今後埋下了許多隱患：




　　－－大多數股份制企業只是「翻牌公司」，並未從低效運轉的狀態中解脫出 來。據有關部門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時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總的狀況是 「三分天下」：三分之壹明虧，三分之壹暗虧，三分之壹盈利。這些國營企業搞 所謂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並非是為了「重塑企業機制」，而在於通過發 行股票籌集資金解決困難或藉此撈壹把。不少企業在清產核資時串通會計師事務 所，在資產總額、資本利潤率、資金利潤率、經營業績等項目上弄虛作假。[5] 據壹份材料說，由於政府領導的出面幹預，廣東壹些股份制企業資產評估嚴重失 真，佛山市就有壹家企業評估資產總值超出實際所有的4倍多。[6] 這類企業在 「改造」後往往就是換壹塊牌子，人馬依舊，機制未變，唯壹使人感到「耳目壹 新」的是在公司簡介中有了壹張模仿國外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組織結構圖」。這 些企業用國家的資金經營多年，其投資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證它們在「股份 制改造」之後，用股民的錢就能創造高效益？從後來的實踐看，不少企業經過 「股份制改造」之後，經營狀況並未好轉，效益也沒有提高，但是為了強化對股 東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紅」，每年倒貼14-16％的股息給個人股東和法 人股，[7] 深圳中X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在市場上頗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 連年虧損。當總公司領導班子作出決定，規定凡連續虧損三年以上的公司經理在 審計工作結束後就地免職，其屬下的二級公司除兩家和別人合營的公司之外，全 資子公司的經理全部提出辭職。私下裏有經理對其好友說：留下來也沒有太大的 油水，自己已有實力去幹，沒必要受免職之辱。有壹些公司在「改造」成「內部 股份公司」幾年以後，因公司經營管理不善，股票遲遲不能上市，股東嘖有煩言。 公司因股票購買者多是得罪不起的「關系戶」和本公司員工，便又將股票款悉數 退回給股東。[8] 珠海市當年狂炒「內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 何分紅，股民們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發出通知，對發行內部股 票和集資券的公司進行清理。[9] 象這類低效益企業在「內部股份制」公司裏絕 非少數，凡有這類「內部股份公司」的地方，當地政府都要花費氣力解決其遺留 問題。




　　－－「企業的主人」即股東們既未成為企業真正意義上的 「主人」，關心的 也不是企業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場上轉手之後可獲得的差價。「企業的最高權 力機構」股東大會除了在制定分紅方案時起點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選舉企業董事 會成員方面，事實上並未享有應有的權力。不少公司的股東大會還未召開，董事 會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會成員往往由公司原經營班子和幾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 組成，董事長、總經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門還沿襲以往 對原來國有企業的管理模式，對股份制公司選舉的董事、董事長隨意指派、調離。 [10] 這就造成了董事會和經營班子合二而壹、經營者就是監督者的格局，所謂 「監督作用」純屬子虛烏有。在「股份制改造」的發源地廣東省，不少企業反映， 由於董事長和總經理常由壹人兼任，更兼監事會成員基本上都是本企業的職工， 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頂頭上司，實際上並不能參與、了解決策過程，形同 虛設。在許多股份制企業中，企業制度並沒有什麽創新。除了上市公司有壹份說 明公司資產狀況的「招股說明書」和壹年壹度的「財務報告」之類的材料之外， 絕大多數「內部股份制」公司都沒有「資產負債表」和「財務報告」之類的東西 提供給股東。這種情況在內地尤其突出。不少股東其實既不了解公司過去數年的 經營業績，又不了解公司事實上的主營收入。「企業效益」最多成為股東們在股 市上的「炒做題材」，因為沒有幾個股東（包括兼具股東和職工雙重身份的人） 想長期持有股票，成為「主人」。




　　「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和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國的改革史上於是又 多了壹筆淮桔成織的記載。壹些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認為這種大規 模的、「不規範的」股份制改造，不僅會使中國的企業改革失去轉換經營機制的 「最後壹張王牌」，[11] 而且還「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最終會導致整個股份制 改革、證券市場乃至市場經濟的發展走壹段很大的彎路。[12]




　　不幸的是，中國股市的現狀證明了上述擔心並非多余。




　　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股份制改造為什麽「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與實踐後果相差如此之大，還會有如此之多 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熱衷於這種「改革」呢？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各地政府和 企業的掌權者把「股份制改造」變成了壹次對國有資產的大瓜分。




　　在股份制改造活動中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的尋租活動，其根本原因在於：在由 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在資源逐漸市場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 保持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和管制，使權力能以市場化的形式全面參予分配。這些尋 租活動由於沒有任何有效的制度進行約束，各種利益集團只要進行各種活動，就 可以獲得巨大利益。這類尋租活動存在於價格雙軌制、股份制改造、房地產開發 以及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等壹切經濟活動中，本章談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 型例證。




　　本來，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中壹種成功的組織形式，中國選擇它作為產權 改革的突破口也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遊弋於權力經濟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們， 成功地利用了這壹次機會，在「改革」的旗幟下，戲劇性地將權力參予分配這壹 套「尋租」的老把戲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規模，使得「股份制改造」變成了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壹次大規模的免費午餐。




　　參悟出用「股份制」這種形式蠶食國有資產，並非始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 開始的「股份制改造」運動。早在80年代初大批中外合資公司建立之時，就已經 有了壹批「先知先覺者」有效地利用了這壹形式，開始為自己進行資本原始積累。 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資合作辦企業的過程中，中方負責人對國有資產不評 估，或者低估，從而使中方資產所占比例下降，國有資產權益受損。這樣做的好 處是中方負責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從名下利潤中抽出壹部份悄悄 送給中方負責人。這種做法在沿海壹帶已是公開的「秘密」，後來也被內地效法。 據統計，截至1992年為止，在全國8,550多家參與中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 5，00 0多家企業未經評估就與外商合資，損失達460億元。[13]




　　從80年代開始至今，通過股份制對國企改制再到股市圈錢，成為中國部分經 濟精英「蠶蛹化蝶」的壹種典型致富途徑，下面3個發生於不同時期的事例，可以 勾勒出這壹途徑的全貌。




　　1、初級階段的故事：「零資本」起家




　　第壹個故事發生於深圳市金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這個故事雖不起眼，但在 中國卻相當有普遍性。該公司成立於1986年12月，註冊資本為60萬元人民幣，其 股本構成如下：國家股40％，由深圳市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國營）持有，總經 理兼法人代表為林某某。港資股為30％，由港商陳某某持有，陳是林某某的內侄。 私人股占30％，由林某某家族成員持有，實際投入8萬元，只占註冊資金的13％ 多。




　　其中的國家股是如此折算：裝飾工程工業總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洋大廈房 產150平方米入股，折算價為幾年前的預購價每平方米1,800元，而當時該處房產 的最低市價已達每平方米5,000多元。與此同時，林某某又代表裝飾工程工業總公 司將同壹大廈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產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價格賣給了金光公 司。總註冊資本僅60萬元的金光公司僅在這壹處房產中，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利11 7.8余元。這家公司經營壹年多以後，因效益較差，國家股未獲分紅，私人股卻分 紅11.5萬余元，除投資全部回收外，還賺3.5萬元。[14]




　　林某某的手法是當代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壹種常見手法，但其涉及金額相對 少，獲利手段也太過拙劣，與1991年中國的爆炸性新聞「原野風波」相比，這種 流失實在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深圳原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是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確認的「中國第壹家中外 合資股份制上市公司」，該公司於1990年3月上市後，曾名噪壹時，被捧為「股王」。 「以150萬元起步，兩年間凈資產增長了60倍」的神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但 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官商結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開「事前尋租」[iv] 活 動的壹個典型例子，最初是使數千萬國有資產成功地轉移到私人手中，繼而是通 過股票上市成功地在股市上圈到上億元資產。這個公司從國有資產占控制地位到 最後只占1.4％的不參予優先股的荒唐演變，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都堪 稱原始積累史上的神話。




　　原野公司成立於1987年7月，註冊資本為150萬元，五位發起人股東為：




　　新業服裝（國營），認繳股本45萬元，占30％； 深海貿易（國營），認繳股 本45萬元，占30％； 香港開生（港商），認繳股本30萬元，占20％； 彭建東， 認繳股本15萬元，占10％； 李某某，認繳股本15萬元，占10％。




　　董事長由新業公司總經理沈女士出任。從表面上看，這是壹家「公有制」占 絕對優勢地位的股份公司，符合當時中國政府的政策。但實際上，彭是深海聯合 貿易公司的承包人，李是彭的親妹夫。五位發起人中，實際出資的只有兩家國營 企業，彭名下的15萬元，由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代墊；而香港開生公司名下的30萬 元股本和李某某名下的15萬元股本，均由新業公司代墊。亦即在這150萬元創業股 本中，由深海投入60萬元，新業投入90萬元，港商及彭、李二人的股本均為虛擬 投入。到1988年1月，香港開生公司退出原野，將其未曾實際投入的股權轉讓給由 彭任董事長的香港潤濤實業有限公司。據後來查實，這次轉讓只是壹紙協議，潤 濤並未匯入分文資金。1988年2月，深海聯合貿易公司也退出原野，其股權轉讓給 新業公司。至此，原野公司的股權結構變為這樣：




　　新業公司，占90萬元； 香港潤濤，占30萬元； 彭建東，占15萬元； 李某 某，占15萬元。




　　到1988 年5月18日，原野公司的股東簽署了壹份很有意思的「增資」決議， 將公司股本由原來的150萬元增加至420萬元。其中新業和個人所占股權不變，香 港潤濤則擬單方面增投270萬元，加上原有30萬元，共為300萬元。此後潤濤並沒 有增投資金，卻以名義上的最大股東身分，從實際上已投入上百萬元（未包括 1 987年9月借給原野的105萬元流動資金）的新業公司手裏，套取了原野的控股權。 直到這壹年的8月20日，潤濤的300萬股本才由高柏時裝（深圳）有限公司代墊（ 據查，「高柏」也是新業公司的屬下企業，壹個多月後，這筆資金又退回2/3給 「高柏」），以便參加第壹次資產評估的溢價分配。10月4日，經深圳經濟特區會 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資產升值金額達2,754萬元。10月18日，原野董事會決定對 升值部份作變現處理，並進行分配，新業公司僅分得利潤 40萬元，個人股東分得 247萬元，而潤濤卻分得2,467萬元，除提出1,360萬元擴大賬面投資額之外，其余 1,107萬元記入應付潤濤公司帳內。這筆「應付款」，減去了300萬元入「實收資 本」，余下807萬元則通過各種渠道匯出境外。




　　1988年12月22日，經深府外復（1988）874號文批準，原野由股份制企業轉變 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2,000萬元，其股權結構為：




　　新業公司，90萬元（不參加優先股）； 香港潤濤，1,660萬元； 李某某，9 0萬元； 李某，80萬元； 許某某，80萬元。




　　這裏設立5個股東，只是為了湊足政府規定的發起人必須有5名之數，彭建東 任公司董事長。待政府批準後，1989年3月末，李某某、李某、許某某這3個個人 股東的股份全部轉讓給了彭建東的香港潤濤公司。在此期間，彭為自己辦妥了澳 大利亞國籍，這壹策略使得後來的股權糾紛成了壹件涉外股權糾紛。1989年4月， 為配合股票上市，原野公司董事會決定進行第二次資產評估。4月25日，經深圳市 公信審計師事務所評估認定，原野公司房地產升值金額達人民幣4,553萬元，4月 28日，原野董事會又壹次做出決定，將升值部份提出4,550萬元作為潤濤對原野的 增加投入資本，其余3萬元作為資產評估費用。至此，潤濤的帳面投資已膨脹為6 ,460萬元，占原野總股本的98.6％，而投資最多的新業只占1.4％的股份，而且只 是對公司決策沒有發言權的不參加優先股！[15]




　　這個天方夜談式的資本所權演變過程，其背後種種黑幕活動，自然是中國時 下流行的權錢交易。這個借「股份制」之名，從零資本開始，通過和政府部門人 員及國有企業掌權人、社會公證機構密切合作，巧取豪奪實現資本大轉移的無本 萬利生意，從壹個很重要的側面展示了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典型形態。「原 野」公司的故事激勵了許多人步其後塵，有人戲稱「原野」是培訓中國現代企業 家的基地。




　　經過1990年的股市狂潮以後，許多持「原始股」者成了百萬、千萬富翁的事 實，激發了各地權勢者「股份制改造」的熱情，假「股份制改造」之名瓜分國有 資產的原始積累活動被推向高潮。全國各地都有這類侵吞國有資產的活動發生， 如山西就曾查處某公司經理張某和黨支書劉某某合謀，利用「股份制改造」之名， 鯨吞分流 250萬元國有資產的大案。[16] 有的地方更直接了當，乾脆在成立「股 份公司」之時，就給壹些政府部門官員送上「幹股」，以便從政府手中批廉價地 和廉價物資。[17] 原山東省石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洪波就曾利用認購股票這壹形式為自己及泰安市市委書記、 市府秘書長、公安局長等權勢集團謀取暴利。[18] 這種猖獗的尋租活動，使政府 方面有所察覺，終於在1993年的「反腐敗鬥爭」中，將這種利用假公證、假審計、 假評估等手段，在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和股票上市發行中，利用職權牟取私 利、無償占有股權的行為列為「查辦經濟犯罪」的重點。[19]




　　2、中國股市創造的神話：9億撬動136億




　　但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部分經濟精英在股市圈錢的「經驗」與「智慧」與 時俱進，開始出現所謂「在國退民進中狂歡」的局面。在中國經濟學界對這種 「圈錢」熟視無睹並積極參與的情況下，香港壹位叫做郎鹹平的經濟學家卻發現 了股市圈錢的秘辛，他以顧雛軍的格林柯爾公司為解剖對象，詳細調查了該公司 的財務情況，終於揭示出了壹位在「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大潮背景下，壹 個長袖善舞精於運作的民營企業家顧雛軍通過收購兼並、資產重組、包裝上市等 壹系列配套運作，用 9億人民幣「換」回來壹些響當當的企業，資產總值共計13 6億。




　　在2001 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時間裏，顧雛軍收購或控股了科龍、美菱、吉 諾爾、齊洛瓦、西令、亞星客車、襄樊軸承等公司。這些被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 存在壹些共同特點：首先，大部分目標公司是國有上市公司且收購交易定價較低。 其次，收購對象多為經營困難但品牌較好的企業――收購上市公司可以節省到證 監會審批的 「交易成本」，這是中國企業兼並中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




　　為了保證對這些被收購公司的控制權，顧雛軍通過兩步重要的安排，第壹步 是從今後的業務考慮所做的安排。被收購的企業除了是上市公司之外，其產業上 端都有壹家由顧雛軍100％控股的私人公司，這樣的安排既可以分散風險，穩定股 價；但最重要的是各產業間的交易往來不必完全公開，保證公司有足夠的活動空 間。第二步則是人事的安排。顧雛軍總是在股權轉讓完成之前進駐目標公司，入 主董事會，或成為董事長，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為目標公司的總裁。




　　在收購過程中，顧雛軍很少用現金交易。他的辦法是在入主收購公司之後， 通過上市公司與原來控股的大股東之間做關聯交易，這些關聯交易的數額動輒數 以億計，交易內容多為對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債務的安排，公司的商標、土 地使用權等往往作為抵償債務或者交換上市公司應收帳款的條件。




　　格林柯爾收購的公司大多業績連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別處理或瀕臨退市， 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級市場上的融資功能。那麽，如何使這些休克的「魚」起死回 生呢？不二法門就是讓這些公司贏利。而顧雛軍「贏利」的途徑不是通過提高核 心競爭力和企業的運營效率，而是走偏門，即做紙上文章，玩數字遊戲。簡單說， 贏利＝收入－成本－費用－息稅。經顧雛軍收購的企業，就是在公式右邊的幾項 上下功夫。由於紙面文章做得到家，這些公司往往在顧雛軍經營壹年後，立即扭 虧為盈，交出壹份漂亮的財務報表。但這壹切經過郎鹹平調查後，發現幾乎全是 做假。[20]




　　但顧雛軍個人卻因為創造了壹個又壹個的財富神話，顧本人因此成為《福布 斯》雜誌2001年中國富豪榜上的第20名。而郎鹹平則因對顧雛軍以及其他壹些上 市公司的質疑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批評攻擊的目標。[21]顧雛軍任董事長的 科龍電器曾是家電行業的領頭羊，科龍曾被評為2004「中國最具價值500品牌」， 列家電業第二位，價值達346.66億元。因顧雛軍的「成功」，郎鹹平更是備受奚 落。




　　然而在紙面上提高公司效益這種把戲畢竟不能持久。2005年4月27日，壹直被 市場看好的科龍電器突然宣布2004年業績可能出現6,000萬元的虧損，顧雛軍制造 的科龍「壹年扭虧、連年盈利」的神話開始幻滅。4月28日，在深圳和香港兩地分 別上市的家電企業科龍電器雙雙被宣布停牌。到停牌日為止，科龍的資產與2005 年初相比，縮水了將近壹半。[22]




　　上述三個故事就是中國股市從誕生之前到如今的縮影。




　　三 、「淮桔成織」留下的思考




　　在利用股份制重組國有企業改制熱潮中，政府和理論界註意的主要是「管理 功能」，但不少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卻只註意到股份制的集資功能，並且主要是因 為這壹點而踴躍參加「股份制改造」的。相當多的企業經營者在進行所謂「股份 制改造」時，千方百計地爭取超規模發行股票，目的就是想方設法多籌集壹些資 金。但由於政府的著眼點與企業的出發點有相當距離，企業「改制」以後，大都 采取壹種「瞞上不瞞下」的做法，對政府只要匯報自己如何通過努力改變了企業 的管理機制，使政府主管部門有業績向上申報就行，股金的運用則基本上處於不 受監控的狀態。因之在資金的使用上就出現了許多問題：有的將籌集的資金拿去 放高利貸，有的拿去投放至「泡沫經濟」領域，炒房地產、股票、期貨。還有的 企業在投資時，不遵照法定程序和募股書中對股東的承諾，隨意支配資金，改變 用途。由於投資隨意性很大，不少企業的資金最後都被套在房地產、股票等投資 項目上，經營困難。連股東的基本利益都沒法保證，更無從去談企業履行對社會 的責任。




　　從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革」這張所謂企業改制的「王牌」失靈，除了 上面所談到的原因之外，還有壹個相當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國大陸目前缺 乏和「股份制」這種企業體制相適應的社會環境，尤其是沒有股份制經濟賴以生 存和發展的法治環境。




　　按照國際慣例，股份制企業通過終極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離而形成的獨立 法人資產，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權利，都必須由法律賦予並加以保證。其 它諸如股權的分散化、終極所有權、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票的上市發 行與自由轉讓等等，均牽涉到非常復雜的外部關系和內部關系。要處理好這些關 系，需要相當完備的經濟立法，諸如證券交易法、公平競爭法、證券投資保護法 等。如沒有壹個完善的法治環境和配套法規，必然導致混亂。中國大陸的股票壹 級市場屬於「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實踐在先，法規在後，總是在發現壹些問 題後才匆匆忙忙地出臺相應的法規，這就給「內部人」展開尋租活動提供了大量 可乘之機。股票二級市場也同樣極不成熟，股份制企業進入和退出都沒有完備的 規則，加之政府對證券市場的違法行為監督不力，導致利用內幕消息與憑借資金 實力操縱股市行情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使股市成為過度投機活動滋生的肥沃土 壤。遠的不說，僅以1996年中國股市為例，這壹輪股市狂潮根本不是某些中國大 陸傳媒所說的那樣，是「新壹輪經濟增長的提前反映」，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 景：壹方面，銀行由於居民存款高速增長而背負著相當大的利息支出壓力；另壹 方面大部份國有企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困境，急需通過直接融資籌措大量資金。 上述兩方面情況決定了國有企業必須通過上市解決資金問題，但長久的低迷熊市 已使大部份投資者裹足不前，要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入市必須要發動新壹輪行情。 這種社會背景使得中國股市在1996年帶有相當大的投機色彩，大量的投機資金在 短期內頻繁進出股市，最高的壹天竟達 250億的成交量。與此相隨的是大量「消 息靈通」人士利用內幕消息和資金實力操縱股市行情，就在1996年12月初，中國 證監會對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 28家機構在股票發行過程中違規拆借資金壹事 進行查處。據證券業人士透露，這種違規拆資在證券行業相當普遍。[23]




　　被吹捧為「機會的天堂」的中國股市上面充斥著各種通過腐敗賄賂行以上市 的公司，中國股市日益墮落為壹個大賭場。2001年1月，吳敬璉在中央電視臺發表 了著名的「賭場論」，另外五位經濟學家如厲以寧等人公開回應吳敬璉的觀點， 由此揭開了中國股市大討論的序幕。2001年8月，許小年發表了《調整中的中國股 市》壹文，該文認為中國股市身患沈屙，很難通過調整治療，必須重起爐竈。這 壹觀點後來被市場解讀為著名的「推倒重來論」。[24] 到2005年，中國股市已經 陷入非常低迷的狀態，《華爾街日報》2005年4月21日在頭版刊登了壹篇題為《中 國掘起，股市沈沒，中產抗議》的文章，指出中國股市不斷下跌正引發社會不安， 隨著中國股市創出6年來的新低，中國6,000萬散戶投資者卻發出刺耳的不和諧聲。 而到了2005年7月上旬中國股市再次逼近千點指數，國內對股市前景預測已經是壹 片悲嘆之聲。[25]




　　四、中國政府在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說中國政府在1998年前還裝模作樣反對股市投機，那麽到了1998年以後， 政府悟出了用股市圈錢是化解金融危機的壹條途徑，乾脆公開為股市泡沫造勢。 最典型的事例是1999年5月19日讓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公 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於是中國股市近幾年常常出現這麽 壹種惡性循環：在股市萎縮時，鼓勵銀行貸款給機構入市炒股，等股市拉高時， 又開始「查處」銀行違規放貸。如2001年2月底，在政府鼓勵下，不少機構大戶貸 款入市，股市暴漲。到了7月份，政府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又開始查處數家商業 銀行「違規貸款」壹事，造成大量資金退出股市，在壹個月內，中國股市總市值 縮水7,000億元，下跌幅度為14％。[26] 近幾年中國股市經過壹輪又壹輪的暴漲 暴跌，過度的投機色彩使得證券市場聚集社會閒散資金的能力嚴重受損，長此以 往，資金市場將失去壹條腿。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國的《證券法》出臺，中國政府領導人不斷在 各種公開場合表示要對證券市場進行「規範」的時候，證券市場卻出現了許多嚴 重違法的事件。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有企業拖欠銀行貸款日益增多，中 國金融危機隱患已經非常嚴重。中國各級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 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 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各種醜聞不斷。




　　1999 年，首先是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之內上升了1，0 00％以上。[27] 此事被揭穿以後，造假之風不僅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比較 有名的是被譽為「海南支柱性產業化纖行業的龍頭企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興業 聚酯公司(交易代碼為600259)。該公司於2000年5月25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 市，不到壹年時間，該公司第壹大股東所擁有的股權就被全部質押或凍結，由此 帶出壹連串問題：項目從未真正驗收，公司從未盈利，銀行貸款動機可疑，內部 職工股去向不明等等。而這壹切問題又與上海證券交易所有關股票上市的規則相 悖。事後根據調查，這壹公司的上市所需的項目竣工報告是由政府部門「海南省 工業廳瓊工紡字(1998)245號文件」替代的。[28] 海南省政府部門在這裏扮演了 壹個非常可疑的角色。




　　2001 年8月被揭穿的「銀廣夏事件」更是壹個天衣無縫、持之以恒，以股市 上數億資金投入作為支撐的巨大謊言。「銀廣夏」公司的全稱是廣夏(銀川)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代碼0557），這只股票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 動後壹路狂升，到2000年末時其價位與壹年前相比上漲了440%，漲幅位居當年中 國深滬兩地股市第二位。從1998年10月起，「銀廣夏」的公告宣布自己自己已經 從德國客戶手中拿到5,000萬馬克的供貨協議；到2001年 4月，「銀廣夏」經審計 的數字表明其在2000年的對德出口額為1.8億馬克，「銀廣夏」的利潤主要由此而 來。僅在2000年，此項利潤據推算已經達到 4.7億元左右；與此同時，該公司公 告他們已經與德方客戶簽訂連續三年、總額達60億元的訂貨合同。為了證明這種 超常規的暴利為事實，「銀廣夏」不僅有財務報表還向社會展示該公司的「真實 投入」：為生產那種能夠出口的「萃取產品」（壹種化工產品），公司已經出資 2 .8億元於2001年6月在安徽蕪湖建成新的生產線，試車典禮時各路記者雲集。該 公司還宣布：更大規模的生產線尚在申報中，據稱將投資5億元。然而到 2001年 8月驚曝內幕時，公眾才發現，這個公司所有的業務與利潤全是虛假的！銀廣夏兩 年來的全部對德出口只不過1,070萬馬克( 約合當時匯價480多萬美元)[29] 中國 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諸多問題，如上市公司缺少 公開透明、提供準確信息的傳統，有部份公司形式上是國有控股，實際上變成了 家族控股的公司。[30] 而壹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工作的證券分析人員趙綱 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將 中國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壹場大揭基金黑 幕的漩渦。[31]




　　股市上的另壹個大騙局就是由各地政府默許甚至參與的「資產重組」活動。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研究，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被部分經濟學家與傳媒吹得神乎 其神的 「資產重組」活動，根本就未改善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業績。大多數進行 資產重組的公司即使當年業績有顯著提高（這種「提高」主要得益於當年從股市 上圈到大量的錢，並非效益的提高），但隨後便出現增長速度下降乃至負增長。 事實證明，這種以政府行政行為主導的「資產重組」已經為各種各樣的投機目的 所用，難以真正發揮資源重新配置作用。最典型的行為首先表現為政府主導「績 差股」重組運動。從表面上看，控股權有償轉讓反映的是壹種市場行為，但控股 權無償劃撥中強烈的政府色彩不可避免地與壹些私人利益集團相聯系，壹方面導 致這些利益集團直接利用廉價控股權掠奪上市公司的財產，另壹方面在重組事件 公告之前，以公司的控股權有償轉讓為題材，利用資金優勢大幅度炒作股價以獲 取高額的超額收益。其中最典型的是恒通公司入主棱光實業公司6年以來，棱光公 司的經營狀況根本就未獲得改善，但恒通卻通過溢價轉讓資產、股權質押、經濟 擔保等多種手段，前後從棱光實業弄走了8個多億的資產與信用。其次是玩賬面遊 戲，純粹為獲得資金而進行資產重組。1998年，上市公司中有368家進行了資產重 組，其中有123家利潤出現負增長，29家虧損，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公司重資產重組 而輕視產業整合，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沒有提高。ST公司的重組也同樣如此。20 00年中期，中國深圳與上海兩市共有50家ST公司，其中21家處於嚴重虧損狀態， ST鄭百文等公司更是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第三種行為則是公司頻頻變臉，不斷 進行資產重組。據不完全統計，從1997年到2000年，中國共有大大小小的資產重 組事件2,000多起，成為部分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鐧。另壹項統計數據顯 示，從1997年到2000年11月30日，中國股市共發生770起比較重大的資產重組，涉 及到400家上市公司，平均壹家上市公司發生將近兩次大型資產重組，其中有25 家公司連續3年實施資產重組。[32]




　　這些證券市場上的腐敗行為背後幾乎都有政府官員參與，證監會本為監管股 市而設，但近年來，證監會卻頻頻傳出腐敗醜聞。據公開載於媒體的消息，中國 證監會成立12年以來，就有7位官員因腐敗行為曝光而受懲戒。[33]




　　上述情況具體揭示了中國前幾年進行的「股份制改造」與「資產重組」運動 的本質：在各個利益集團的努力下，以改變企業經營機制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 與所謂 「資產重組」，最後演變成了壹場以「內部人」為主體、以國有資產與廣 大中小股民為掠奪對象、以權力為參予手段，對社會資源的進行再分配的大規模 尋租活動。這壹點只要考慮到中國股市的基本特點「兩個90％」就可以了然於心。 壹個「90％」是指上市公司有90％是國有企業；另壹個「90％」是中國目前經營 證券業務的證券公司有90％是國有的或是公有的。[34] 這壹特點就決定了政府完 全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股市圈錢，將其作為擺脫國有企業從而也是國有銀行危機 的主要手段。股份制改造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權力階層瓜分國有資產的活動在承 包責任制以後，出現了壹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標誌著大規模權貴私有化過程的開 始。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制改造」確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提供的壹頓「免費 午餐」－－只是享受者限於權勢者群體而已。




　　歷史上，「種瓜得豆」的經驗屢見不鮮。正如中國半個世紀以前發生的毛澤 東領導的以消滅有產階級為手段、以社會共同富裕為目標的革命，最終並未帶來 期望中的富裕與社會安定壹樣，這場以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為目標的「股份制 改造運動」也與初衷相違。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參與分配，客觀上只為大批權力圈 中人物在短時期內積累巨額財富創造了良好的機會，並加速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從社會整體的實踐後果來看，股份制改造以這種方式進行，對整個社會是壹種代 價高昂的付出，因為大量資源浪費在企業為謀求「改造」以及「改造」後上市的 尋租活動中。




　　到了2005年，任何人都能夠看清楚中國股市黯淡的命運，2000年末，中國股 市的總市值已占GDP的50％，上市公司1,000多家，個人投資者 5,500多萬戶，[3 5]證券市場總市值高達5.4萬億，這些數字表明股市在中國經濟中已經占有舉足輕 重的位置。由於中國政府任由股市的腐敗與投機行為泛濫下去，使中國股市成為 壹個政府「坐莊」的超級大賭場，最後不僅賭掉了國家信譽，還使中國股市瀕臨 死亡。股票雖由2000年的1,000余家上升到 2004年的1,350只，但至2005年初市 值總額僅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流通市值減少近 萬億。[36]而股票總市值僅占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37]




　　中國企業壹向視上市為斂錢之捷徑。國內股市既然萎靡不振，中國企業就將 圈錢的目標轉移至海外。至2005年第壹季度為止，中國企業在香港、紐約證券交 易所、納斯達克、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共有370余家，總市值已達到2.15萬億元人民 幣（約合2,600億美元左右）。這些海外上市公司當中，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中國 企業為17家，籌資規模較大的石油石化、電信類的國有大企業都是同時在紐約、 香港兩地上市。[38]




　　但習慣了在中國弄虛作假、只管圈錢而不對投資者回報負責的中國企業，在 美國卻遇到了在中國股市不曾遇到的麻煩。根據英國律師事務所Herbert Smith 提供的數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香港和中國內地公司中有11.5%曾受集體訴 訟的困擾，而在納斯達克股票市場，這壹比例更是高達 17.2%。[39]中國人壽股 份2003年12月17日成功登陸紐約，半年之後，由於中國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國 人壽集團的審計結果，中國人壽股份由此招致美國投資者集體訴訟，包括公司董 事長王憲章、獨立董事龍永圖在內的五位董事都在被訴之列。[40] 也因為中國企 業聲譽不佳，中國政府想推出四大國有銀行海外上市的夢想，實行起來困難重重。

中國社會的圈地運動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




　　80年代的價格雙軌制、承包責任制，以及「股份制改造」運動，使許多人成 功地參與了社會財富再分配。在稍後壹點的「圈地運動」中，中國的權力階層與 壹些利益集團相結合，將尋租活動延伸到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將瓜分 國有土地資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




　　壹、「圈地運動」在中國的展開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和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 的土地使用模式：土地資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任何用地都得經過行政劃撥。 直到 1986年《土地管理法》出臺，才突破了實行20多年之久的行政劃撥方式，規 定了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兩種形式並行，提出了建立土地市場的初步構想。 198 6年《土地管理法》還確立了「分級限額審批制」，如規定國家建設征用耕地1，0 00畝以上，其它土地2,000畝以上的，由國務院批準；征用耕地3 畝以下，其它土 地10畝以下的，由縣政府批準。但是，這些法規條文流於形式。在此後展開的 「圈地運動」中，非市場手段始終是分配土地資源的主要手段。




　　從1987年開始，到1992年達到高潮的 「開發區熱」，其實質就是當代中國的 各級權勢者對土地資源及其收益的壹次大瓜分。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 量耕地。「圈地」的手段十分復雜，而其進程在各地亦有快有慢。大體上說， 「圈地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壹階段采用非市場化手段－－劃撥；第二階段 是非市場化手段和市場手段，即行政劃撥和土地有償轉讓相結合，但以前者為主。 但這當中的區別在於：大致以2000年左右為界，中國的「圈地」在城市演變為以 拆遷為名掠奪城市居民的住房，在農村則墮落為以極低的補償圈占農民的耕地。 因為這是掠奪民眾的生存資源，引發的反抗特別慘烈。




　　深圳特區在全國各省市中，最早認識到土地的價值，於1987年率先在全國采 取公開拍賣的方式，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使用期限為50年。在深圳試驗的 基礎上，1989年3月中國七屆人大會議修改了憲法，在「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 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這壹條款後面，又補充了壹句：「土 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1990年5月以國務院55號令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 鎮國有土地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進壹步對土地使用權的多項經濟權利作出明 確界定，規定在獲取土地使用權的同時，也可以獲取有限度的占有權、利益權和 處理權，使用者可以用出售、交換、贈與等形式轉讓使用權。從內容來看，這壹 法規是對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它的出臺，為以後各地的土地有償轉讓提供了 法律依據。




　　世界範圍內不乏利用土地資源有償轉讓獲得大量資金，從而使本國經濟起飛 的成功例子。深圳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嘗試，以及中央政府用法律形式對這壹 制度改革的肯定，應該是對經濟發展方略的正確選擇。但由於這壹制度留下的操 作縫隙太多，這壹圍繞土地使用權所做的改革，又被腐敗的官員隊伍加以充份利 用，從而使得這壹改革再壹次成為規模盛大的「免費午餐」。




　　「圈地運動」首先於廣東興起，港資以深圳為基點，不斷湧向珠海、汕頭、 廣州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紛紛建立「開發區」，仿效深圳搞土地有償 轉讓，以此吸引外資。1992年香港資本市場總量的十分之壹均投向大陸房地產業。 [1] 壹時間，「開發區熱」遍及全國，巨額臺資投向廈門、福州；大連、天津、 青島則開始吸納日本和南韓的資金；上海浦東提供更多的優惠，允許外商成片開 發土地。當年，各地政府都將「引進外資」列為主要政績。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 從1991開始，直至1993年初蔓延全國的所謂「外商投資熱」，其真相就是外商對 商品住宅樓宇、別墅、寫字樓和通用廠房的投資迅速擴張。據估計，中國在20世 紀90年代上半期開放房地產市場所吸納的外資，占了「引進外資」總額的90％左 右。[2]




　　據中國國家建設部公布的資料，截至1993年3月宣布清理時，中國大陸縣級以 上的開發區已達6,000多個，占地1.5萬平方公裏，比中國當時城市用地面積總量 1.34萬平方公裏還多出0.16萬平方公裏。而且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統計在內的村級、 鄉鎮級開發區，「圈地熱」於此可見壹斑。




　　最值得深思的是當時社會各方面壹點也沒註意到這種「圈地熱」後面潛藏的 巨大危機，就在國務院宣布清理房地產開發區後的壹個月，即1994年4月21日， 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壹則通傳還將房地產業稱之為「市場經濟新寵兒」，並羅列了 壹大串數據說明房地產業發展之迅速。那些數據倒是可以用來說明當時房地產的 虛熱到了何種程度：1992年全國的房地產共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 增117％；共有房地產開發公司12,400余家，各類房地產經營、管理、修繕公司4 ,700余家，房地產交易中介機構4,000多家，從業人員250萬人。1992年商品房峻 工18,969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57.75％；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營額達到529億元， 增長87％；房地產開發利用外資7.05億美元，增長226％；沿海地區房地產業的發 展明顯快於內地，海南、廣東、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山東7省市1992年完成 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就占全國的60％以上。




　　在這種「大躍進」式的「發展速度」面前，中國似乎又壹次熱昏了頭。




　　二、權力滲透「圈地運動」




　　「圈地運動」帶來的社會經濟後果令中國政府為之扼腕。面對土地供給總量 嚴重失控、土地供給方式失調的局面，非既得利益者的各界人士對「圈地熱」嘖 有煩言。




　　所謂「供給總量失控」，還不僅僅是指上述土地供給的絕對總量，更主要是 指各地在缺乏與項目、資金銜接能力的情況下盲目劃地，造成開發區的面積與開 發能力很不相稱的局面。許多地方在項目都沒有的情況下，就盲目批出大量土地， 而這些土地根本就沒有能力開發，晾在那裏曬太陽。以湖南省為例，到1993年下 半年，已建立各類開發區300多個，總面積達2,485平方公裏。但絕大多數土地開 發資金都無著落，無力進行「七通壹平」（即通水、通電、通煤氣、通電話、通 車……，平整土地）等基礎性建設，所以只見開發區掛牌、圈地，卻不見有誰正 式「開發」。直到1995年11月，湖南長沙壹地因以上原因導致「曬太陽」的土地 還有數百萬平方米，有的已「曬太陽」長達七、八年之久。[3]




　　據國家農業部的官員介紹，這些開發區的土地，80％以上是耕地。1992年中 國凈減少耕地超過1,000萬畝，形成1949年以後中國耕地減少量的第三個高峰。1 986年～1995年10年間，非農建設占地總共3,000萬畝。這些被征集的土地大部份 並沒有投入開發。到1992年以後，情況更為嚴重，壹方面是非農建設用地指標不 斷被突破，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閒置在那裏曬太陽；另壹方面卻是大批的農民無 地可耕。僅以廣東省為例，截至1996年全省查荒滅荒大檢查為止，過去10年間該 省城鎮擴大規模，占用土地達133.5萬畝，其中耕地占了壹半。[4]




　　對社會影響更為嚴重的是土地供給方式的失調。所謂「失調」是指土地供給 方式采用行政劃撥，從而使權力進壹步市場化，為不少人進行「權錢交易」提供 了絕好的機會。如「炒地」炒得白熱化的海南，在土地供給的」壹級市場」[i] 上，權錢交易幾乎是公開的。不少手握實權的人和房地產公司串通壹氣，以極其 低廉的象征性價格大批圈占土地，然後轉手獲取暴利。當時海南人普遍有這樣壹 種心理：只要圈到地，就肯定有錢賺。在「圈地熱」高峰時期，僅在海口壹地， 就麇集了600 多家房地產開發公司，300多家建築企業和200多家規劃設計單位。 這些企業只要自有資金能夠抵付銀行貸款，就大量圈占土地。有門路的國內外商 人常越過基層辦事單位，直接找省、市、縣壹級領導批地，市、縣壹級的土地規 劃部門形同虛設。許多人圈占土地轉手倒賣發了財後就壹走了之，「圈地熱」並 未引發「建設熱」。海南從1993年以後逐年衰落，至今除了色情行業畸形「發展」 之外，百業蕭條。




　　廣西北海市的「圈地運動」並不比海南遜色。該地雖在中國沿海的14個開放 城市[ii]之列，但多年來卻無法啟動「開放」之門。該市政府效法廣東、海南， 抓住房地產，掀起了「開發熱」，在1992年壹年之內就建立近20個開發區，批出 土地80多平方公裏，批準成立房地產公司500多家。到1993年6月為止，該市的房 地產企業已有1,100多家。能在」壹級市場」上拿到土地的，自然都是和權力圈沾 邊的人。北海市市長帥立國曾對別人感嘆自己的「苦衷」：「北海市的房地產虛 熱誰也不能否認，這種虛熱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麽辦法？上級領導的 批條我能不簽字嗎？知道這種情況是錯誤的，但我也沒有辦法控制。這是中國特 色，不是我這個市長能頂得住的。地就是這樣幾平方公裏幾平方公裏地批出去了。」 [5]




　　天子腳下的北京城則又是另壹番景象。1992年壹年之內，該市經行政劃撥的 土地達24,000余畝，其中壹次性劃撥占地10畝以上的便達總數的80％。僅1993年 1月，壹次性行政劃撥10畝以上的土地就有8批。1992年土地劃撥量是1991年的三 倍多，而商品房投資總額卻只比1991年增長 42.2％，可見為數不少的人意在「圈 地」，而不在建房。正因為北京的「通天大腕」多，行政劃撥土地容易，才會出 現這樣的情況：1992年2月4日，北京市舉行首次土地招標，在為期4天的招標期內， 竟無壹位投標者光顧。道理很簡單：能花少許錢打通關節（即買通官員）弄到行 政劃撥地，又有誰會去要那代價高昂的「招標」競買地？




　　即便在較早實行土地有償使用的地區如廣東，截至1992年底，招標出讓的土 地也不超過土地供給總量的5％。深圳特區在實行土地有償出讓的第6個年頭－－ 1992年，其招標出讓的土地也僅僅只占土地供給總量的25.2％，大部份土地還是 采取行政劃撥方式。在建設部宣布清查後，深圳市人大，政協聯合組團對寶安、 龍崗兩地進行清查，初步統計出該兩區在「圈地熱」中占用的農業用地（包括魚 塘、果園、菜地、稻田）共計7萬多畝，其中有近5萬畝屬於違法用地，約有 3，0 00多個項目。而與「圈地熱」相伴而行的是深圳市的蔬菜零售價格比1992年同期 上漲壹倍多，各種魚類的價格也翻了壹番。[6]




　　這種行政劃撥方式，壹方面妨礙了房地產市場建立公平競爭機制，另壹方面 導致種種腐敗現象叢生，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在「土地壹級市場」上表現得淋漓盡 致。在 「圈地熱」已過去好幾年的1996年，壹份詳細的資料記載著這樣壹些數字： 1992年至1994年間，廣東共發生各類違法批地、用地案件13,849宗，涉及面積15 .2萬畝，其中屬政府違法的占80％左右。在1996年廣東省的「查荒滅荒」大檢查 中，查明因非農建設征而未用的23.8萬畝閒置土地中， 70％是政府所為。[7]




　　三、權勢者的盛宴：瓜分國有土地，掠奪民眾財產盡管《土地管理法》和《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法規 明確了國家對壹級土地市場的壟斷權，並規定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等市場行為徵稅， 但在劃撥土地這個環節上卻存在大量「灰色行為」，所以事實上國家並未成為土 地資源出讓的最大受益者。權力介入房地產業，使「圈地運動」的參予者大發其 財，已是不爭的事實。據不完全的保守估計，在「圈地運動」期間，國有土地收 益流失每年逾百億元，[8]中國國有土地資產總量在25萬億元左右。[9]




　　從2002年開始，中國每年都要發布壹個「暴利行業排行榜」[10]，房地產業 每年都高居榜首。




　　據房地產業內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產業的利潤壹般都在5％左右，而中國房 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則在15％以上。而中國的大富豪棲身的行業亦異常集中在房 地產領域。在中國福布斯2002年度公布的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產業。 在前10名富翁中，中信泰富集團榮智健、世茂集團許榮茂、廣匯集團孫廣信、香 港富華集團陳麗華、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復星高科技集團郭廣昌、仲盛集團葉立 培等這7人的公司業務中都有房地產業。再加上農凱集團周正毅、海星集團榮海以 及卓達集團楊卓舒，前20名富豪中有10人都在從事房地產業，可以說中國富豪的 壹半都是房地產商。此後雖然不斷有從事房地業的富豪身陷囹吾，但在福布斯 《2003年中國內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產的還是高達35名，與其他行業相比， 房地產業的富豪之多，遙遙領先。僅此壹端，足可證明中國房地產業「暴利」之 說並非空穴來風。




　　中國的房地產業仿佛有點金術，在短短20多年內，以超乎常規的速度催生了 太多的億萬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從「壹窮二白」狀態起家，而且很多人有著 和億萬身家極不相稱的年紀。2003年，從《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跌下來的劉曉 慶、楊斌都曾從事過和房地產相關的行業，目前正在接受審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 錢永偉、許培新也都是通過房地產業經營積累了巨額財富[11]。




　　與這壹中國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 是地產商。




　　這就讓人不由得產生疑問：中國房地產業何以能夠維持如此高額利潤？難道 中國的房地產業真成了點金術？




　　據多年來觀察分析，房地產業的暴利主要來自於如下五條渠道：




　　第壹，房地產商與政府官員勾結，使用各種「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而第三 次「圈地」就發生在2000年以後。根據筆者對中國近15年來幾度形成高潮的 「房地產熱」的觀察，房地產業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計劃→賄買政府土地 批租部門（國土局）→最低首付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利用承 建單位資金開發→賄賂銀行主管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壹個 重要環節就是與政府官員合作。




　　2000年以來中國進入「城鎮化（即城市化）高潮時期，許多地方政府往往把 城市化當作大生意，與壹些「社會能人」和利益集團進行權錢交易。這些「社會 能人」憑借其參與城市建設這壹機會，成為富商巨賈，少數人還能夠繼續賃借其 財富優勢，控制當地的城市規劃，讓地方政府為其服務，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 的局面，而官員們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選擇好地資助建造。這樣壹來， 「能人」與政府官員結成了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所作所為受到保護，成為地 方的「老大」。城市壟斷經營的公共部門，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電設施， 地方政府反而要求當地居民出資。[12]




　　房地產商既然能夠成為巨富，幫助房地產商成為巨富的地方官員當然也肥得 流油，據房地產業內人士透露，僅僅用於批地壹項的賄賂（交易）成本就高達地 價的 30％左右，這點在房地產業內早已不是什麽秘密。據國土資源部不完全統計， 2003年全國共查處包括歷年遺漏案件在內的土地違法案件16．8萬起，有 738人 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34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坐牢）。[13]按照這次公布的「反腐」 政績推算，每壹起土地違法事件就算只有壹位責任人，也該有 16.8萬人，如此多 的依靠土地獲利者，卻只有不到1％的違法者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說明腐敗獲 益的違法成本相當低微。官員們只要付出如此低的「違法成本」，就可以獲得相 當高的腐敗收益，這種情況下，由中央政府發動幾年壹度的「大清查」，於懲治 貪腐自然毫無阻嚇作用。




　　第二，掠奪城市拆遷戶的利益。




　　房地產開發商繞過國家規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達10個，其中就包括城市中 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額「交易成本」後，為 了保持利潤，只能「從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壹就是想方設法降低拆遷 成本。而各地的拆遷戶分散無助，加上各地主管拆遷的政府官員都是拆遷的隱蔽 受益者，自然毫無例外地為房地產開發商撐腰。於是中國近十年來，城市拆遷戶 們在暴力拆遷過程中，紛紛失去安身之所。據中國國家建設部統計，2002年1-8 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占28％。上訪1,730批次，其 中反映拆遷問題的占70％；在集體上訪的123批次中，拆遷問題占 83.7％。[14] 可惜的是，拆遷引發的公平和穩定的問題，並未引起中共最高當局重視，處於放 任狀態，以至後來房地產商在拆遷過程中，收買黑惡勢力介入拆遷，發生許多惡 性事件，如遼寧省拆遷戶胳膊被砍斷等類似事件不斷發生。在拆遷戶與房地產開 發商之間，因抗拒暴力拆遷引發的沖突越來越多，最著名的是 2003年8月南京拆 遷戶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2003年壹年內，在中共統治中心北京天安門廣場先後發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 其中幾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遷導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對中國百姓這種最後的 悲慘反抗，中國政府不但不秉公調查案件背後的冤情，反而將自焚者作為危害社 會治安者加以拘禁，並將為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鄭恩寵以「泄露國家機密罪」投 入監獄。所有這壹切，徹底表明中共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威權政治。




　　各城市的拆遷工程早就已經成了官商勾結，無恥掠奪拆遷戶私有財產的醜惡 戲劇。在2003年8月22日南京鄧府巷拆遷戶集體自焚事件發生後，江蘇省省委書記 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認：「城市房屋拆遷和農村土地征用，現在已經成為『沙灘流 水不到頭』的兩大問題。[15]所謂「沙灘流水不到頭」，指的是政府雖然規定要 給拆遷戶補償，但用於補償的金錢在各個環節都被貪官污吏們拿走了，最終拆遷 戶得不到合理的補償。從各地城市拆遷戶的慘烈反抗來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中國房地產商腰包裏嘩嘩作響的金錢，凝結著不少城市拆遷戶的血淚。據建設部 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國房地產市場中有50%左右來自於拆遷所產生的被動需求， 安置補償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導致拆遷戶利益受損失，嚴重的甚至造成因拆致 貧。這是引發拆遷矛盾的最直接的原因。房屋拆遷成為城市社會矛盾最尖銳的領 域之壹。 2004年上半年因征地拆遷而引發的到建設部上訪的人數有4,026批、18 ,620人。其中集體上訪905批、13,223人，個體上訪3,121批、 5,397人，半年就 超過2003年3,929批、18,071人的全年上訪總量。[16]




　　第三，掠奪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國20多年前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讓農民擁有 土地使用權，並沒有允許農民擁有土地所有權，這種制度上的缺陷最後導致縣、 鄉、村三級政權的官吏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農 民土地被低價征用的悲劇不斷在中國上演，2004年1月，《南方周末》登載壹篇文 章 「別奪走我的麥田」，該文記述山東齊河縣農民失去土地的悲慘遭遇，[17] 但那只是中國成千上萬群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壹個縮影而已。




　　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之壹在於土地權利的貧困，只有土地使用權而沒有所有 權的農村土地最後成了縣、鄉、村三級幹部肆意掠奪的對象。浙江師範大學王景 新教授在冀、魯、鄂、桂、浙、滇等11省134個縣作了抽樣調查，發現擁有土地的 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84.5％。據此推算，全國至少有13.7％的農民無地。據國 土資源部統計，1987-2001依法審批的征用土地數，加上違法占地約為4,074-4 ,420萬畝，按人均0.8畝計算，失地農民總數約在 5,093-5,525萬。[18]這些失 地農民的血淚故事，只有少數能夠見諸於媒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壹樣，中國之 窮，就在於私權不明確以及政府的高度腐敗。在中共威權統治下，中國公民與政 府之間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博奕機制。




　　第四，大量偷漏稅。




　　據報道，九成房地產企業嚴重偷漏稅。2003年，南京市地稅局稽查分局耗費 半年時間，對2002年度納稅額較大的88戶房地產業企業進行了稅收專項檢查，竟 然發現87戶有偷漏稅問題，涉稅金額高達5,031．66萬元。據報，這種現象在中國 相當普遍，多數贏利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向稅務機關申報的是「微利」或者「虧損」。 不過稅收是抽象的「國家利益」，在房地產商那裏獲取了利益的官員們對此睜只 眼閉只眼，並不積極追查。[19]




　　第五，榨取購房者




　　房地業的「黑」壹直是中國消費者設訴的壹個主要問題，不少欺詐都發生於 房地產預售中。房屋質量往往低於銷售時的承諾，收取的各種附加費用更是多於 牛毛，還有少數開發商連地價都未交清，導致購房者拿不到房地產證。針對消費 者投訴，中國聲稱要在2004年開始「中國房地產揭黑維權行動」[20]。




　　這種榨取激化了社會矛盾。據統計，2003年前10月，全國商品房平均銷售價 格為每平方米2,470元，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的房價則高達每平方米 6000 多元以上。而2002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7,000多元。以壹家三口計算， 全國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價比在1:12左右。再考慮到目前中國收入分 配差距日益拉大這壹因素，可知壹般城市居民購房相當困難。房地商的不誠實欺 榨，導致無力購房的貧民怨氣積結。




　　四、房地商的巨額投資從何而來？




　　最後還必須回答壹個問題：中國富商在進入房地產業前，大都是沒有多少錢 的「醜小鴨」，通過投資房地產業，他們才成為萬人矚目的「天鵝」。那麽他們 投資於房地產的巨額金錢由何而來？




　　答案只有壹個，中國國有銀行的信貸資金是他們開發房地產的資金來源。




　　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在開發之初，普遍都面臨自有資金不足的困境。必須從中 國國有銀行「借雞生蛋」，從開發資金到建築企業墊付的工程資金，幾乎都依賴 於銀行的信貸資金。這壹過程充滿了房地產商與銀行官員的權錢交易，加重了銀 行的信貸風險。




　　近20年來，中國房地產信貸政策已經變了6次，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是2003 年6月13日人民銀行下發的《關於進壹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這壹 政策剛出爐時，在房地產企業中曾引起軒然大波。不少房地產商們認為，這壹政 策切斷了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資金來源，將導致50%以上房地產企業破產，70% 以 上樓盤因缺少資金而被迫停工。這種「恐慌感」充分說明了房地產業對銀行貸款 的依賴性。但半年多以來，這壹通知並未真正起到作用，因為貸款難度加大，只 使銀行管理貸款的人多了壹項索賄的資本，並沒有真正切斷房地產商的資金血脈， 中國的現實再壹次證明了中國政府的「軟政權化」。




　　在房地產業幾近瘋狂的擴張背後，潛伏了大量風險。據統計，1998年商業銀 行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為2,680億元，2002年已經高達6,616億元，年均增長25.3 %[21]。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人民銀行（即中央銀行，簡稱「央行」）還設有融 資中心，當時融出的許多資金，現在都成了不良資產。據央行有關人士透露，央 行融資中心融出的資金，有85％最終轉化為廣東、海南的房地產[22]。2003年2 月底，央行發布《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了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城市 商業銀行2001年7月1日至2002年9月30日發放的房地產貸款的檢查結果：違規貸款 和違規金額占總檢查金額的 24.9％。如果這個檢查結果在中國有代表性，即意味 房地產貸款中有近1/4是違規貸款。[23]銀行主管之所以願意違規放貸，當然是為 了個人謀取私利。




　　事實充分說明，被同時列為中國最盈利行業與暴利行業之首的房地產業，完 全是開發商與政府官員及銀行貸款主管密切合作，共同掠奪中國公共財與百姓私 產的高腐敗樣本。




　　五、房地產開發形成的財富黑洞




　　這樣畸形發展的「房地產業」，將為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何種「貢獻」？筆 者認為，除了讓壹批房地產商與政府官員成為富豪之外，還將導致兩個嚴重的社 會惡果：壹是政府財力弱化，從而導致公共服務質量劣化。因為政府手中最主要 的資本「城市土地」已經通過「城市開發」轉移到了房地產商手裏，政府將無力 提供公共產品的建設與服務；二是激化社會矛盾。由於中國公眾沒有表達利益訴 求的正常管道和解決訴求的機構，強制性的城市拆遷與征用農民土地，逼得許多 平民走投無路，必將成為累積社會矛盾的火藥桶。中國政府再治國無術，大概也 沒幼稚到指望受冤無告的老百姓只會選擇「自焚」這壹方式傾瀉他們的不滿。




　　在任何國家，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資源，更是國家積累建設資金的重要 來源。在有著天文數字般龐大人口的中國，土地資源的約束已經相當嚴峻。在人 均耕地很少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大量出讓土地有著雙重目標：壹是通過土地 使用權出讓來積累建設資金，這對資金匱乏的中國來說，確實非常必要；二是希 望通過此舉促進住房商品化，以改善中國人的住房條件。但是由於權力的高度市 場化和權力層的群體腐敗，使實際結果遠遠偏離了上述目標。




　　首先，由於」壹級市場」上實行土地供給雙軌制（行政劃撥和有償出讓）模 式，這就使大部份土地通過行政劃撥流入」二級市場」，這部份土地基本上沒有 多少收益可言。而有償出讓的那壹部份，由於缺乏地價評估、地價管理的行政法 規和公開的地價標準，使許多地方的掌權者在有償出讓的過程中，為了從中取利， 競相壓低地價，隨意處置土地資產，造成國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大量資料表明： 中國」土地」二級市場」」上的價格並不低，1985年壹般城市地價約為5-8萬元 /畝， 1988年上漲為15-20萬元/畝。90年代前期沿海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地 價猛漲，已超過100-200萬元/畝，有些黃金地段更高達700萬元/ 畝。[24]這些 價格往往是」壹級市場」的數倍乃至10多倍，價差在中間環節大量流失。所以不 少地方的土地雖然大量出讓，但地方政府卻未能形成大的積累，只使不少權勢者 和參與炒地者成為巨富。有人曾算過壹筆詳細的帳，政府出讓的大部份未經開發 的生地或不完全具備「七通壹平」條件的毛地，土地價格大多都很低。根據北京 市黃金地段土地價格分析，未開發成熟的土地批租價格只占開發成熟的土地價格 的10％，即：壹塊開發成熟的土地的價格，壹般包含10％的土地出讓金、30％的 基礎設施和基地處理投資，以及60％的土地增值費。也就是說，在中國這段時期 這樣壹種土地供給方式下，政府出讓毛地或生地，僅僅只能拿到」 二級市場」上 土地價格的10％。[25] 至於中國房地產業的利潤，用行內人士的話來說是壹個 「秘密」，即壹個永遠也無法測知其深淺的財富「黑洞」。每壹個涉足房地產的 人，由於土地的來源和拿到土地的時間不同，從而得到的利潤也很不相同。總之， 通過這種「灰色渠道」形成的收入分配畸變，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具政 治意義的方面，它誘發了社會道德的大滑坡，使社會秩序不可避免地陷入動蕩混 亂，社會公眾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恨情緒普遍增強。




　　其次，出讓土地雖多，卻並未使民眾的住房問題得到多少實質性的解決。由 於」土地」二級市場」」價格過高，建造以中下等收入者為銷售對象的大眾化住 宅根本無利可圖，開發商們紛紛建造豪華公寓和高級住宅，以港臺人士和國內的 「大款」為銷售對象，這就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陷入嚴重的供需脫節。據房地產 業內人士對世界各大經濟中心城市的樓價進行對比，中國大陸中心城市的樓價已 與英國、美國的中心城市不相上下，比加拿大、澳大利亞還要昂貴。據《中華工 商時報》公布國家建設部的房地產市場數據，1995年中國大陸商品房空置達5，04 6萬平方米，2000年即達到8,000萬平方米。但其價格卻使缺房的工薪階層積畢生 之力都無法購買。直到房地產價格連續跌了兩年以後的1996年，在內地大城市如 上海、北京，以及沿海的廣州、深圳等地，壹般規格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價格尚需 4,000-6,000元，壹般省會級城市如武漢、長沙則需3,000元左右。根據中國大 陸的收入水平，每平方米超過2,000元的商品房價格，與工薪階層的購買力相去甚 遠。[26]商品房積壓到1996年，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中國華興河北實業發展公 司對10幢建成幾年沒能售出的高級別墅實行爆破撤除，將其夷為平地，準備另建 公寓樓，當地百姓為之嘩然。[27]




　　從世界經驗來看，房地產發育有兩個基本條件：壹是人均房地產比重和城市 化水平，二是社會資本積累速度。就第壹個條件而言，中國大陸人均房地產水平 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壹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水平也比較低，這是房 地產市場發展的有利條件。就第二個條件而言，這些年中國大陸社會資本積累的 速度相當快，但是分布卻極不均衡，主要集中在7％的富裕及富豪型家庭手中。這 些家庭壹般已擁有令普通民眾望塵莫及的住宅，其中有些家庭還擁有多套。而有 購房需要的工薪階層面對如此昂貴的房價，卻並沒有有足夠的購買力。也就是說， 中國目前這個房地產市場之所以「人氣」不旺，購買者不多，是因為這個市場在 很大的程度上是 「炒」上去的，而不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上的。這方面 情況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論證：壹是1995年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營狀態。據統計， 這壹年房地產企業有40％處於停業狀態；處於經營狀態中的企業有13.64％，但卻 處於虧損狀態；處於其他狀態的占46.36％。二是房地產市場狀況低迷，這壹年， 商品房空置率增長了53.46 ％，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負債率達72.36％，除上海、 廣東、浙江和貴州之外，其它25 個省市出現行業性虧損，開發企業的虧損面達5 2％。[28] 世界銀行對許多國家進行調查後發現，住宅價格應保持在家庭年收入 的3至6倍為宜，超過6倍則很難有市場。以中國家庭年收入排列在第1、2名的北京、 上海兩地計算，1995年上海壹個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18,000元左右，按照中國大 陸目前的商品房價格，壹個家庭要購買壹套中等水平、面積為70平方米的商品房， 約需30余萬元，為家庭年收入的16倍左右。[29] 到2001年為止，即使是家庭年均 收入遠遠高於全國普通大中城市的北京，購買壹套80平方米的中檔住房，也需要 付出38萬元人民幣，是家庭年均收入3.4 萬元的11倍。[30]而目前在中國大陸， 除了就業政策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公共政策比住房政策對民眾影響更大。截至20 00年年底，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大陸民眾人均住房面積僅為 10.25平方米，[31] 距離官方許諾的「小康水準」人均25平方米住房的差距還相 當大。這方面的挫折和失望越多，民眾對改革的滿意程度就越低。




　　六、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無法長久支持中國經濟增長從1996年上半年開始到2001年，中國政府通過8次降低銀行存款利息，希望以 此啟動房地產市場需求，但迄今為止，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壹政策目標難以 達到。看來在產品相對過剩的今天，與有效需求不足作「鬥爭」，是今後比較長 壹段時間內中國必須應對的經濟難題。選擇房地產業作為新壹輪經濟發展的啟動 點，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高層決策人士和部份官廳經濟學家矚目的經濟政策。在 這段時間內，建設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都相繼表示要理順政策， 調整商品房價格，發展住房金融，通過降價處理和租賃的方式來盤活現有存量的 房地產市場，以住宅建設作為新壹輪經濟增長的啟動點，帶動其余50多個相關行 業的發展。但在房價高漲、公眾缺乏購買力的情況下，可以想象，要達到目的有 相當大的難度。




　　目前住宅產業難以啟動的壹個根本原因就是壹次性支付的高房價與國民相對 較低的工資收入的矛盾。這壹點從發達國家購房支出與家庭年收入之比可以看出：




　　部份發達國家購房支出與家庭年收入之比




　　國 別 每套住宅售價與家庭年收入之比 美 國 2.8:1 加拿大 4.8:1 英 國 3.7:1 巴 西 5.7:1 澳大利亞 4:1 瑞 典 1.8:1 中 國 12-14:1據了解，不少中等發達國家居民收入水平大大高於中國大陸，而住宅價格卻 低於中國大陸。這些國家每套住宅的總價格，均在家庭年收入的6倍以內，加上有 銀行提供的按揭，這些國家的居民均可輕松地買房、租房。中國大陸人均收入排 列世界200多個國家的170位左右，而房租房價卻大大超過中等發達國家，甚至比 發達國家還高，顯然不合中國國情，是極不正常的經濟現象。目前中國大陸商品 房售價與工資收入之比普遍在12:1左右，有的地方如北京、上海、深圳與廣州還 明顯高於這壹比例，顯然高於國際標準許多。




　　從1996年-2001年這壹期間，中國政府先後制訂了壹系列優惠政策支持個人置 業，以啟動房地產市場。問題是房地產市場需求和供給之間那巨大的缺口如何才 能彌縫？解決市場商品房滯銷的關鍵，是將降低商品房的價格和提高居民的購買 力二者結合起來，在房價降下來的前提下，讓居民通過15-2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 購買壹套住房，這樣才有可能啟動市場。但關鍵在於：要降多少，老百姓才能買 得起？根據上述價格分析，中國大多數人民距離價格昂貴的商品房還有很遠的距 離。




　　從市場供需狀況來看，已經造成嚴重滯銷的房地產市場並不會因中國政府的 各種「改革措施」壹出臺，就會拉動需求快速增長。而且中國國情特殊之處還在 於：房地產公司絕大部份是國有企業，而投入房地產開發的貸款又多來自於國有 銀行。在開發項目的過程中，項目負責人可以通過購買地皮、發包工程等各個環 節貪污受賄，在利益驅動下，他們也就不管企業能否獲得利潤，以及銀行貸款能 否及時歸還。因為只有繼續「開發」，他們個人才可以撈好處。這就是中國房地 產開發商明知商品房嚴重過剩，還要不斷進行「開發」的真正原因。北京的商品 房空置率在全國算是偏高的，但房地產開發熱卻壹直沒有降溫，直到2001年為止， 北京市房地產企業還有4,000余家，其中70％以上沒有開發實力，並不從事房地產 開發，而是想各種辦法從政府那裏拿到土地開發權，然後靠合作開發或者轉讓土 地開發權牟利。[32] 所以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壹個奇怪的現象：1995-2000年， 城鄉居民在銀行的存款從35,457.9億元增至58,000億元，而過剩商品房卻從 5，0 46萬平方米壹直上升到2000年的8,000多萬平方米。在這背後其實就是大量的土地 違法案件，參與者主要是政府官員及與他們有權錢交易關系的房地產開發商。19 98年全國共查處了土地違法案件287,000多起，涉及土地面積115.6萬畝，其中耕 地38.7萬畝。[33] 2001年6月10日，大陸國土資源部執法監督局局長孟憲來對外 公布：2000年大陸土地違法案件共170,000件，造成大陸每年國有土地流失超過 100億元人民幣。而這些土地違法案件雖然大量發生，但查清的卻很少，查到位的 更少。[34] 這種完全脫離市場需求狀況的「房地產開發」，只為大陸市場制造出 更多過剩的商品房。2002年1月到11月，中國房地產投資為6228億人民幣，同時空 置面積達1.25億平方米，空置率為19％，北京的房屋空置率則達26.7％，超過10 ％～15％的國際警戒線。[35]因為壹般百姓的存款多是養老或子女教育所需，在 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推動下，中國高校的學費較10年前上漲了100倍，中國 公眾子女教育支出大幅度上漲，這些存款更難在「政策刺激」下轉換成對房屋的 消費需求。所以，從2003年開始的新壹輪房地產熱，完全是炒作而引起的房地產 泡沫。以中國房地產業的龍頭老大上海而言，其房地產需求很大部分來自於外國 基金的炒作。




　　但是，這些外資並非打算長期持有上海房產，美國洛克菲勒集團旗下的高緯 物業公司亞太區高管的評估：「上海樓市中的外資有95%都是投機性的」。[36] 參與炒房的海外基金多以離岸投資公司的身份出現，並無壹家海外基金直接以房 地產基金的名義在中國註冊，這意味著如果投資受挫，流入的資金會迅速撤出。 無人知曉到底有多少外資在投機中國地產，國家統計局數字只能提供大概情況： 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FDI）進入中國房地產業的資金規模大致為：合同利用金額 為 134.9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為59.5億美元。前者增長48.08%，後者增長13.5 5%。但這統計數據據說並非完全統計，有所遺漏。[37]




　　七、「圈地運動」在中國當代原始積累史上的地位在「圈地熱」後面，隱藏的是巨額利潤。這壹時期，涉足房地產的人士經歷 了「以無博有」、「以小博大」這兩個階段。在「房地產熱」初起階段，港澳和 國內壹些人手裏只要有幾十萬資金就可以搞房地產開發，壹方面他們找到掌實權 的政府官員，采取賄賂等手段批出紅線圖；另壹方面用同樣的手段籠絡金融界人 士，批出貸款，在短短時間內靠玩「空手道」成為巨富，這是在「圈地熱」初起 時的普遍現象，被行內人士稱為「以無博有」。經歷了壹段時間後，壹些人用幾 百萬、上千萬的資金搞開發，經歷了90年代初兩次小小的高潮後，成了中國地產 業的大亨，這在房地產業內被稱為「以小博大」。據建設部部長侯捷在報上公開 介紹，在中國投資房地產業利潤率大大高過國際水平，也高於發達國家。國際上 房地產的平均利潤率基本上是6-8％，但中國國內房地產業的平均利潤率不低於 30％，即使近年市場很不景氣，也在20-25％左右，連利潤率最低的安居工程， 也有15％左右的利潤，大大高於壹般產業的利潤水平。




　　在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史上，中國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個體經營熱（承 包農田熱）－－開辦公司熱（價格雙軌制的產物）－－股份制改造熱（股票熱） －－圈地熱（房地產熱）。但是在積累財富的神話中，最「燦爛輝煌」、最金光 閃閃、最迷人的「神話」卻是「圈地運動」。因為在前幾次「熱」中，中國最多 產生了壹些百萬或幾百萬富翁，而只有在「圈地」的「神話」中，才輕而易舉地 產生了壹些千萬、億萬富翁。




　　必須指出的是，如果說「個體經營熱」和「承包農田熱」體現的是以生產率 為分配法則，那麽在「公司熱」中權力開始市場化，手握權力者介入經濟活動並 利用價格雙軌制大發橫財，從這時起，分配法則就已經嚴重變形，被扭曲成了以 權力為本位，憑人情關系和投機進行分配。這壹被嚴重扭曲的分配法則此後在 「股份制改造熱」和「圈地熱」中，更是公開化地起著作用。所以後來的這幾大 「熱」中雖然以世界罕見的速度造就了壹批大富翁，但卻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生 產率上升，滋長了人們的投機心理，劣化了社會道德，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為 害極大。




　　八、「圈地」中的尋租活動對經濟改革的影響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所進行的土地改革，其動機都不外乎兩點：首先是對 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渴望（社會意義）；根本上則是對土地效益的迫切需要（經濟 意義）。從最終目標來看，每項土地改革都應該創造壹種人和土地的關系。如果 將本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90年代的「圈地運動」作壹比較，就會發現在 控制土地資源的問題上，兩次土地改革的深層動機其實都是出於上述兩點。只不 過前壹種控制和使用土地的方式在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以後，並未達到原來所設想 的目標。形像壹點說，這兩次改革正好走完了壹次「否定之否定」 的歷史過程， 但二者的方向完全是逆向的，如果將這壹過程與中共歷史結合起來看，富有啟迪 意義。剖析這場以不平等權力分配為特點的「圈地運動」，就足以了解當代中國 經濟改革的壹些本質特徵。




　　始於1978年的經濟改革，壹直試圖繞開「所有權」這個足以從根本上動搖人 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信念的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 壹直被理解為「生產資料公有」──但由於改革每深入壹步，都要受到這壹問題 的困擾，政府和「奏折派」經濟學家就發明了許多富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和方 式，使社會資源非國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對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歷史的 殘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為什麽要在「名」與「實」 方面煞費苦心。但是在社會紀律非常松馳和隨意的情況下，這壹系列在「所有權」 邊緣所作的改革，都被壹些掌握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力的「內部人」利用來開展 尋租活動，以牟取私利。事實很清楚：在新舊體制轉軌的縫隙中，大量可資利用 的機會都供權勢者們任意享用，他們和工商業界人士相互利用，瓜分社會資源。 官場和工商企業界勾結的結果，是自上而下的各級權力組織陷入了壹種日甚壹日 的腐敗之中。更讓人無法樂觀的是，近年來意在清除腐敗的「整頓金融秩序」等 宏觀調控措施，無壹不為腐敗提供更大的刺激和更多的機會。這方面的例證已成 為中國人的「生活常識」：如緊縮銀根，減少貸款就為銀行信貸部門人員索要更 高回扣提供了機會；對證券商設定的行業進入行政壁壘，為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 提供了大量收受「好處費」的機會；嚴格執行上市公司審批制度為各審批機關的 工作人員提供了不少發財良機。人人都知道，要想改變政府部門「門難進，臉難 看，事難辦」的方法只有壹個：進行行賄等「二線工作」。




　　最值得深思的是壹些經濟學家在這次「圈地運動」中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 就在北海狂炒土地之時，壹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南方壹省城發表講話：「『投機』… …表明壹種盈利機會，誰能發現盈利機會並抓緊利用這個盈利機會，誰就能上去。… …目前，中國的投機不是太多，而是不夠。」[38] 此論壹出，許多腐敗行為立刻 獲得了「理論依據」，「圈地熱」更是失去理性。要求為正在泛濫的土地投機火 上加油這類「深化改革」的呼聲，從南方沿海響徹到北方內陸，人為地構造了土 地投機環境，導致房地產業畸型發展。這壹事例表明了壹點：中國大陸現階段， 和經濟結盟的不僅只是權力，還有壹些理論家和學者。前者結盟的惡劣後果因比 較公開，公眾都比較明白；而後者卻比較隱蔽，往往打著「理論探討」和「學術 研究」的旗號，因此更能混淆視聽，其影響面更大，其後果也更惡劣。




　　因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而聲名卓著的瑞典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ar Myrdal，1898－－1987年）在對東南亞國家的經 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以後，認為所有不發達國家 的政府都屬於「軟政權」（Soft State）。這種社會缺乏立法和具體法律的遵守 與實施，各級公務人員普遍不遵從政府交給他們的規章與指令，並且常常和那些 他們本應管束其行為的有權勢的人們與集團串通壹氣。腐敗只不過是「軟政權」 的壹種表現形式而已。他強調，研究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問題而「不將腐敗作為嚴 重問題來對待的理由是不恰當的、顯然淺薄的或乾脆是錯誤的」，必須把腐敗的 重要事實包括在對不發達國家發展問題的分析之中。[39]




　　在中國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每壹「放權讓利」舉措的政策目標和實踐後果 之間的距離，已不容人們再忽視權力市場化的作用。經濟學者和社會科學研究者 的任務倒不在於研究壹個壹個的具體案例，而在於確定當代中國腐敗的性質和程 度，以及腐敗現象對政府部門、企業界與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的侵蝕程度和發展 趨勢。




　　「圈地運動」留下的種種後遺癥使我們不得不想起E.S。薩瓦斯（Savas)的壹 句名言：「『政府』這個詞的詞根來自希臘文，意思是『操舵』。政府的職責是 掌舵而不是劃槳。直接提供服務就是劃槳，可政府並不擅長劃槳。」可以說，「圈地運動」是政府直接劃槳又壹不成功的例證。

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麽失敗




　　國有企業改革在中國各項改革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以說，中國政府在 國企改革上投入精力最多，寄望最大，歷時最長，失敗得也最慘。就在中國政府 與官方學者們忙於討論如何解決中國國有企業問題，並提出大量口號表示要「捍 衛國有資產」的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壹方面，國有 企業資產是不少人展開尋租活動的重要獵物，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另壹 方面國有企業的改革日益成為經濟改革中壹個難於通過的「瓶頸口」，留下了不 少社會隱患，最嚴重的隱患是將大批失業工人推向社會。




　　壹、 國有企業改革的軌跡




　　之所以說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個「瓶頸口」，是因為國有企業 被「三座大山」壓住。這「三座大山」是債務過重、企業辦社會[i]、冗員過多。 這三大問題中，由於企業辦社會和冗員問題牽涉到中國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安 定團結」，以及社會承受力和政治安定，並非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即便是在建 立市場經濟方面走得最遠的廣東省，都得在1996年初推出措施，限制企業經濟性 裁員。[1] 其後各地也相繼建立這種限制經濟性裁員的措施，但實際上流於虛文。 2002年4月中國媒體上盛傳的廣西大化縣水電工程局10位女工為了保住飯碗集體離 婚壹案，其案情很典型地說明了這種情況。廣西10位女工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 為發現根據當地水電部門規定，合同制單身職工（沒有配偶者）可繼續與企業簽 訂勞動合同，在就業艱難的情況下，10位女工決定舍婚姻保工作，實際上並沒有 達到目的。[2]




　　國有企業如何改革，這壹問題壹直是中國的時論重點。80年代，中國政府與 官廳經濟學家們總是樂觀地預言：進行「承包經營責任制」改革是「壹包就靈」； 進行 「股份制改造」則會「壹改就靈」。但在長達20年各種「改革」屢試屢敗之 後，政府與官廳經濟學家也已開始明白，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並不僅僅是個經濟 制度創新的問題，從本質上來看，它是壹個如何處理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問題， 而這正是轉軌時期主要社會矛盾的集結點。所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推出「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ii]的改革以來，中國反而不敢再持以前那種樂觀態度來看待國 有企業的改革。這個口號響亮地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出現了四、五年以後，現在 終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概言之，自從1983年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 個階段：




　　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推動 企業走向市場。




　　頒布《企業法》，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明確企 業是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促使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




　　貫徹《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劃分政府與企業的事權，推動企業轉 換機制，政府轉變職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從利改稅、放權讓利[iii]到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從單項改革到多項改 革，進而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風風雨雨十幾年，什麽藥方都用過了，可以說根 本找不到包醫國有企業頑癥的靈丹。如前所述，曾有部份經濟學家提出用股份制 改組國有企業，但是經過從1990年至1995年這5年的試驗以後，發現效果並不理想， 只是使許多企業成了「翻牌公司」（意為換湯不換藥，只換了壹塊牌子，管理體 制並沒有變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目標是把企業所有權和國有資產管理 權劃分開，確立「企業的法人財產權」。但這壹條從理論上看起來似乎已經弄清 楚的改制措施，而實際上可操作性不強：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級機關委派的，且不 知哪壹天又會被更換，所有權又如何與法人財產權相分離？壹些國有企業的經營 者受此啟發，總是琢磨著如何從國有資產存量中拿出壹部份來作為「經營者產權」。 按持「經營者產權」論者的說法，仿佛虧損連年的國營企業只要劃出壹部份作為 「經營者產權」，重新進行利益組合，企業馬上就能扭虧為盈，資產就能極快增 值。對這種說法，除了能分得「產權」的經營者之外，深諳中國國情的人士都不 做此想──類似的說法在「股份制改造」時說得太多了。而「經營者產權」壹說， 恰好為不少企業經理吞沒國有資產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有70多年歷史、號稱「中 國第壹粽子大戶」的老字號浙江五芳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風波就是很著名 的壹個例證。該公司「改制」時總股本1,212.96萬元，其中國有股（即法人股） 為507.56萬元，占總股本的41.84％，經營班子由董事長兼總經理趙建平和另兩位 副總經理組成，3人同時也是國有資產代表。在 2000年8月，該公司董事長、總經 理趙建平向公司借款150萬元，以自己個人名義「購買」公司150萬股法人股股票， 全部過戶費用也由五芳齋公司支付。可以說，趙建平分文未出便擁有了五芳齋公 司150萬股股份，經營班子另兩位成員效法趙的做法，也各向向公司借款「購買」 了40萬股法人股。[3] 從已經披露的資料來看，各地的所謂「經營者持股」改革 都大同小異，為國有企業的官員們侵吞國有資大開方便之門。




　　正因為如何改革還處於迷茫狀態，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決策出臺以來，中 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壹直停留在籌劃階段，整個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就只能「摸 著石頭過河」了，或「摸」著進行有限責任公司的改組，或「摸」著進行中外合 資，利用外資「嫁接」改造老企業；或「摸」著進行破產兼並。受了「股份制改 造」的啟發，知道壹家企業可以拆成若幹股份，形同被人收購；也可以只賣少部 份，自己仍舊控股掌握經營權。於是各地效益好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紛紛出售 大比例股份給外商，人稱「皇帝女兒嫁鬼佬」，許多中國的名牌產品都紛紛掛上 「中外合資」的招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富有「中國特色」的事情。這類 「皇帝女兒嫁鬼佬」 的事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有的是只賣壹個企業，有的是賣 壹個集團，有的甚至是出售整個系統。




　　國有企業「嫁」外商，並非90年代的發明。早在80年代後期，就有人提出用 外資改造老企業，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資企業。但因為壹直想讓外商「嫁接」 改造經營管理不善的老企業，而這些企業缺乏吸引力，因此這項改革多年來沒有 成效。而90年代「出嫁」的國有企業因多是「靚女」，對於外商來說，通過購買 控股權取得中國優質企業的經營權與無形資產，既可不冒辦新企業的風險，又可 以更快地打入中國市場，故此出資動輒逾千萬美元，甚至逾億美元。毫無疑問， 這種「嫁接」是國營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壹個重要契機，但並非所有的國營企業 都可以這樣做，大批國營企業只有另尋它途。。但這種「改制」的災難性後果是 企業經營機制還未改變，不少國有企業已經相繼垮掉，尤其是從50年代開始依靠 剝奪農民與農業而獲得發展的重工業壹敗塗地，被中國人驕傲地稱之為「工業之 花」的航空工業也是在「國企改革」中完全雕謝。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與企業之間不免互相埋怨：企業抱怨政府部門始終不肯 給他們徹底松綁，更有部份企業則抱怨政府沒有給它們在融資上提供方便；而政 府則不斷發布各種報告與統計數據，證明企業的毛病出在它們自己內部，與政府 行為無關。到了1996年，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的思路又出現壹個新的轉機：抓大放 小，即抓住大國營企業，放開小的，讓國營中小企業搞活。而許多半死不活的國 營企業能不能搞活，卻讓人懷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廣東韶關的壹次調查為例， 就證明作者這種懷疑並非杞人憂天。[4] 總之，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現代企 業制度的改革看起來轟轟烈烈，各類傳媒不斷報導它們在分流富余人員、制定公 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等重點、難點問題上如何努力掘進，但沒有實質的進 展卻有目共睹。這壹點有事實為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 國百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的結束，將從原定的1996年底延遲到1997年底。此 後這壹轟轟烈烈的「改革」再也未在媒體上公布其結果。將這些事實聯系起來， 就知道國有企業的改革面臨著非常尷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卻沒有找到「突破口」。 到了1999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壹說法基本上從媒體報導上消失。人們從 各類傳媒公布的消息中得知，國有資產的經營狀況令人擔憂：國有企業資產損失 和資金掛帳額占全部企業總數的1/4，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家財政難以步入良 性循環。而國有企業負債率過高（平均達70％）這壹事實，已使人們預感到：如 果再不著手解決國有企業的深層次問題，任其將危機轉嫁，最終的結果是拖垮銀 行，導致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也就從這壹年開始，想出了將大批經營狀態不佳的 國有企業經過「包裝」後上市，通過股市轉嫁風險。於是就有了1999年5月19日 中國共產黨的「第壹喉舌」《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社論動員民眾炒股的荒唐之舉。 如果說國有企業上市是中國政府第壹次大規模地向社會轉嫁風險，那麽「資產重 組」則是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在股市上圈錢，再次向社會轉嫁風險。




　　盡管各種消息都表明國有企業改制失敗，但中國政府從來就不肯承認現實。 遲至2002年2月，中國國務院高層官員才表示，從1996年至2001年末這5年之間， 中國政府用於企業兼並破產核銷的銀行呆壞帳準備金約2,800多億元，破產企業達 5,335戶，涉及職工430萬人。今後4年內還需要劃撥 2,900億元巨資，用於核銷破 產企業的銀行呆壞帳，進而對2,90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和資源枯竭的礦山實施關閉 破產。而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退出市場，將涉及570多萬企業職工的安置。[5]




　　但世界銀行發布的壹份專題報告指出的事實要嚴重得多。該報告稱20世紀90 年代中期，中國年均發生的破產案件數目由1989年～1993年的277起，上升到199 4年～1995年的2100起，到1996年～1997年增加到5,640起。在過去十幾年中，中 國發生了數萬起國有企業破產案。特別是這壹兩年，國企破產規模在擴大，不少 大中型企業也進入破產行列，數萬人的企業破了十幾家，還有壹批正準備破產。 [6] 而另壹個值得指出的現象是自1994年以來，「假破產，真逃債」等壹系列破 產欺詐行為現象大行其道。壹些企業（包括集體企業）爭先恐後擠進「破產」隊 伍：壹些企業在破產前就秘密轉移資產，甚至私分企業資產；壹些企業采取「先 分家後破產」、「新企業與老企業劃斷債務關系」的方式，把資產轉移到新分設 的企業，由老企業承擔全部債務，然後再宣布破產，甩掉債務；壹些企業將債務 及老弱病殘留給原企業，將有效資產和技術骨幹、精壯勞力組成壹個新的企業， 以規避債務，另謀發展，人稱「大船擱淺，舢板逃生」；還有壹些企業竟采取邊 生產、邊破產、邊賴債的經營方式。據統計，在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62 ,656家「改制」國有企業中，有32,140家企業有逃廢債務的行為，占企業總數的 51.29％；逃廢銀行債務1,851億元，占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1.96％，從而使銀 行產生了大量的呆壞帳。[7] 截至2002年3月底，中國官方公布的國有商業銀行的 不良貸款比例也接近30％。[8] 據估計，這壹數字遠遠低於實際壞債率，真實壞 債率高達50％左右。 這壹切表明中國的經濟信用基本上趨於破產。




　　二、 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虛位與國有資產流失




　　國有企業破敗到今天這種結局，是中國政府對「私有化」從理論上否定與行 動上肯定這壹矛盾引起的。理論上對「私有化」的否定決定了由廣大職工參與的 「大眾私有化」事實上成為不可能，而國有企業經理廠長們對國有資產擁有的巨 大支配權力，又決定了以權力資本化為起點的「權貴私有化」勢所不免。




　　怎樣搞活國有企業，這並不是時至今日才提出的新問題，早在中國經濟改革 由農村進入城市階段之初，這壹問題就已非常尖銳，並被當作首當其沖需要解決 的問題。為什麽總是解決不了？ 其實只要將改革思路壹理，就明白根源在何處了。




　　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無論如何都回避不了。壹是產權問 題，二是企業的運行機制和外部環境是否相容的問題。中國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 是「所有者虛位」的問題。從中國政府這23年改革的實踐來看，80年代由於「老 左派」的幹擾，中國高層無論從理念上還是策略上都無法接受「私有化」這壹提 法。直到鄧小平「南巡」那壹年，江澤民還在北京發表談話，聲稱「要將私人資 本家搞得傾家蕩產」，由此可見「私有化」在當時還根本不為中國共產黨在理論 上所接受。為了適應中國政府策略上的需要，針對所有制改革問題，官方理論界 動足了腦筋，先是將「所有權」變為「產權」，「私營」變為「民營」，使「產 權重組」這壹舉措避開「私有化」的惡名，免受攻擊。但在所有權這壹問題上如 何改革，壹直存在互相對立的兩種思路。壹種思路認為「只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才 能救中國」，另壹種思路則認為只有「私有化」才能擺脫困境。這兩種看法都把 所有制的變革看作是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前者雖在實踐中節節敗退，但卻還頑 強地堅守陣地，「抓大放小」的決策出臺後，它也還是只丟了效益不好的「中、 小國營企業」這壹塊已成為「雞肋」的資產；後者因壹直存在事前的政治性制約， 沒讓公開討論而停留在含義模煳的口號上，並沒有什麽更明確的思路和實施方案。




　　其實，產權亦即所有權問題最終是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因為只有形成 「所有者在位」（指企業的所有者能夠擁有管理企業的權力）的產權關系才能讓 企業的產權所有者有效地承擔資產責任和財產損失，而且這壹點恰好是市場經濟 的基石。而中國國有企業生存的背景是政府對各種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就使得國 有企業的「全民所有」成了壹個悖論：在產權關系上，名義上的「產權所有人」 人民連自己到底擁有多少財產都說不清，更無從支配及全權轉讓。「所有者虛位」 的結果是使國有資產的財產權利私人化和財產責任公有化。所謂 「財產權利私有 化」，是指國有企業的經理層對國有資產享有等同於支配私人財產的權利這壹事 實；財產責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產生的虧損，企業經理層均可不負 責任，而由國有資產的所有者亦即國家來負。這種既擁有支配財產權利卻又無須 承擔財產風險的現象是中國國有企業病根所在，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壹份 難以消化的遺產。從90年代中期以來的事實是：在許多中小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 制企業中，自發的或非正式的私有化，即未經許可而將財產轉化為私人資產這種 事情已經非常普遍。壹份調查報告顯示，國有資產流失的去向較集中，主要是由 國有和集體企業流向鄉鎮、私營企業或個體戶，由企業流向個人。如某國有企業 曾發生較大資產流失13起156萬元，其中12起130萬元流向非國有企業，少數人在 這種流失中獲利。[9] 可以說，自實行承包制以來，就打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閘 門，不少地方陷入壹個「經濟怪圈」：壹些國有企業越來越窮，職工收入越來越 低，而承包人的私人財產卻在不斷膨脹。國有資產成為不少國有企業經理廠長的 尋租獵物，不少承包者將原企業弄得不死不活以後，就去另辦企業或另買企業壹 展其當「企業家」的「淩雲之誌」－－這種現像人稱「窮廟富方丈」[iv]。在這 樣的企業，國家資產與職工血汗，最後都流進了壹個深不見底的「黑洞」。企業 虧損累累，朝不保夕，職工們得到的只是壹個企業空殼－－「主人」名義和低微 的收入。據官方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3,500多萬破產半破產企業的工人陸續淪為 新生的城市貧困階層。下崗工人在衣食無著的情況下鋌而走險，導致犯罪率增加。 據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調查，從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壹年中，全市共受 理下崗職工犯罪案件273件，比上年度上升了18.9%。與其他犯罪主體相比，下崗 職工犯罪所占比例並不大，但其上升趨勢卻日益突出。[10]




　　從1995年開始，國際經濟學界在研究中國和蘇東經濟轉軌時提出了壹個「內 部人控制」的概念。這個概念認為國有企業在轉軌過程中或者由管理人員控制， 或者由工人控制。在中國有必要對「內部人」這壹概念進行修正：以國有資產不 斷流失這壹形式表現出來的瓜分計劃經濟體制遺產這壹過程，主要是由國有企業 的負責人與他們的少部份親信，也就是經理廠長們本身無法回避的財務部門負責 人與辦公室主任、人事部長之類，俗稱廠長、經理的「三駕馬車」進行的，廣大 工人完全被排斥在這壹過程之外。而且更要註意的是，自從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後， 廠長、經理們往往用自己的親族成員做本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部份中、小型企 業「家族化」現象比較常見。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現 象，必須註意這壹事實：並非企業經理人員和工人共謀瓜分國有資產，而是企業 經理人員小集團共謀瓜分國有資產。廣西昌菱實業發展公司下屬的甘化公司，共 有400多名員工，其中竟有100多名員工利用工作之便侵吞公款。更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這家公司規章制度健全：「原料進廠從發證、派車，到過磅、質檢12道工序 環環相扣，互相制約」，並有關鍵崗位輪換制度。但當大家集體貪污時，這些制 度就制約不了任何人，形同虛設。[11] 筆者曾與深圳市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的壹位 負責人談過，他感嘆說現在的經濟犯罪分子手段越來越高明，即便有線索，追查 起來也困難重重，除了檢舉者是負責人原來的親信，如財務部長、辦公室主任和 人事部長等類原來參與機密者，才能提供壹些舉證材料，否則就很難查下去。他 說，「做為壹個公司老總，只要將財務部門負責人、辦公室主任這幾個人『搞惦』 （意即結為壹夥），這個企業就等於是他的私人公司壹樣。」這話說的是事實， 深圳家永工業公司壹位姓曾的總經理任職四年，其主要「業績」就是將該公司在 市中心的地皮壹塊接壹塊地賣出去。據職工推測，通過這幾次賣地，這位總經理 拿到私人腰包的就有1,000多萬。該公司職工雖有檢舉者，但有些檢舉信卻又回到 這位老總手中，手書的信還交由人事部長查對筆跡。而這個公司下屬的壹家二級 企業負責人只有40多萬的行賄問題，卻因該公司會計檢舉而被抓。由此可見在企 業資產流失過程中，財務人員的配合相當重要。廣東省新會市房地產公司經理伍 社明借國有企業轉制之機，鯨吞1,100多萬國有資產的案件，就是夥同該公司會計 李衛華共同作案。[12]




　　90年代中期壹些從國外歸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 制」現象，得出了壹些和事實並不相符的結論，如「內部人控制和經濟的市場化 為經營者謀取利益（合法的或非法的）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自由。壹個經營者能 夠謀取多少福利或者個人利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獲取多少利潤，所以能提高經 營積極性」，這位學者無疑根本不了解中國國有企業的「假老板」們獲取利益是 依靠哪些途徑，事實上許多企業的經營者的個人利益是通過「富了方丈窮了廟」 的方式來獲得的，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三、國有資產為什麽大規模流失？




　　現在需要討論在「所有者虛位」的情況下，國有資產為什麽容易流失。




　　中國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是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功能嚴重混淆引起的：政治 系統的主體是政府，經濟系統的主體是企業和財團，二者的功能混淆，暴露出國 有企業運行與市場經濟的種種不相容。




　　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第壹點在於：國有企業經理層所受到的約 束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上級，即政府主管部門。




　　為什麽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中國這些年來花樣出盡，卻難收實效？就在於 大家忽視了壹個基本事實：在西方那種股東主權的經營模式裏，經理階層的行為 以及「道德風險」等問題，都是由外部股東來加以校正。而外部股東要發揮其作 用，必須通過壹個有效率的、具有評定公司價值和轉移公司控制權的功能的資本 市場，還要通過壹些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競爭性的、買賣經理人員和工人的勞動 服務的勞動市場。但在中國目前這種轉軌時期，這兩種市場都是缺少的。正如在 第壹章中所說的那樣，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其經營班子人員基本上 由原來的班子演化而來，或由政府任命。直到2001年，國營企業的經理廠長有80 ％以上是由政府任命的。即使是上市的股份公司，也有59％的經理廠長由政府任 命。[13]後來壹些地區搞的所謂「國有資產委托經營」，受委托人其實還是由政 府按任命幹部的方式挑選，並且基本上是委托給原來的經營班子。這些由政府任 命的各級廠長、經理們在企業內早就形成了強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級主管部門以 外，沒有任何壹個外部當事人擁有決定或制約的權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東大 會，也不能因為廠長、經理們經營表現不佳或有貪污黷職等道德風險行為而將其 解職。




　　正因為如此，對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來說，在現階段「經營領導」（即 維系好自己與上級部門的關系）比「經營企業」更重要。而造成廠長、經理角色 錯位的根源在於體制。從職業責任出發，作為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其職責應 當是用自己的才學和膽識經營、管理好自己的企業，全心全意為職工謀利益，為 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在中國現行的政府～企業關系這種體制下，面對任用、 考察廠長的方式和標準，廠長們必然要產生對上的依附性、服從性和被動性。他 們必須在「眼睛朝上」還是「眼睛朝下」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選擇「眼睛朝下」， 將全部精力放在企業的生產經營上，他們認為這只是出於良心和責任感的驅使。 因為企業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個人的待遇也不會有大的改觀。更讓人想 不通的是，往往壹個企業搞好了，壹些有背景的人就會覬覦這個位置，這時候， 明升暗降往往是將原廠長、經理調離的常用手段。兩起發生在黑龍江省的哄動壹 時的中聯商廈總經理「劉雲珍事件」和「世壹堂」廠長「劉巍事件」，就是非常 典型的兩個事例。這兩位都是社會公認的能幹企業家，但均因不善「經營領導」 而被免職。[14] 選擇「眼睛向上」，苦心經營好與上級領導的關系，即使把企業 搞糟了，甚至弄得資不抵債，位子照樣坐，待遇照樣拿。即便把國有資產化為私 人財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會受到應有的制裁。面對自己的前途、命運，許 多廠長、經理們都很「明智」地將很大精力放到了「經營領導」，即經營人際關 系上。保位子，保既得利益、留出路、壓問題、盼提拔等等，就是廠長、經理們 花大力氣經營人際關系的真正原因。在廠長、經理們還是「官員」、政企還未分 開的利益機制牽引下，「經營領導」和領導還會被「經營」，就成了中國國有企 業所有頑癥的根源。因為被「經營」的領導往往憑關系親疏、個人好惡來選拔企 業經營者，不幸的是企業的利益和往往和官員們的私人利益相背離，其結果就是 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失控」的「代理危機」，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可以 說，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解決「企業無上級」，即企業經營 者的產生機制問題，就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成功。




　　企業經理層「經營」領導層是壹種極為惡劣的腐敗行為，其後果相當嚴重且 令人切齒痛恨。從現實來看，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的腐敗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 方面：壹是貪污受賄。據統計，廣州市1982年至1989年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貪污 受賄案件，76％都發生在國有企業；1992至1994年，貪污受賄案中，企業發生的 占全部案件的70％。1997-2000年，全國共查辦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私分 國有資產犯罪的國有企業人員84,395人。[15]據 2002年3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檢 察院工作報告」披露的資料，2001年共查辦在國有企業轉制、重組過程中私分、 侵吞、轉移國有資產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 17,920人。國有資產流失的後果，是 中國政府公信力嚴重下降，國有企業大批破產，工人大批失業。二是公款吃喝玩 樂，據對大連、武漢、石家莊400多家高檔娛樂場所進行的調查，有60％的公款消 費者來自國有企業，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賭博、嫖娼費用。湖北棗陽市是個只有 100多萬人的縣級市，每年用於公務活動的公款招待費近2,000多萬元，占全市財 政收入的1/10。[16] 三是隨意安插親信，將整個企業變成等同於私人企業的獨立 王國。有的企業領導大權獨攬，把國有企業當做自己的私人企業，大量安插自己 的親屬、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帶利益集團，如深圳海誠商貿公司總經理文石興， 安排在公司中的親友達130多人，占公司總人數的17％，其中擔任中層幹部的18 人，占中層幹部的 31％。也正因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能在那裏為所欲為， 成功地卷逃巨額公款出國。曾聞名全國的「改革家、優秀企業家、優秀廠長經理、 勞動模範」，並發明了企業改革經驗《馬氏管理法》（即責任價格控制法）的陜 西內燃機配件壹廠原廠長馬宏業，是位人稱「政治流氓、經濟流氓、作風流氓」 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擔任該廠廠長期間，該廠暗無天日，債務累累，職工飽受 欺壓，其辦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職工的淫窟。[17] 四是搜刮國有資產，或以任職的 國有企業養自己在外辦的「暗廠」、「暗店」，致使「廟窮方丈富」；或是如前 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產權轉讓時，亂界定產權，低估國有資產，使自己及親友或 有利益關系的人從中牟利；或是將自己及其壹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訊等壹切費 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壹類之外，其余的腐敗行為因屬於「隱蔽」性質， 在目前很難受到法律制裁。以深圳市為例，僅從1993年8月至1996年5月，全市各 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調查國有企業中黨員幹部違法違紀案件384宗，占立案總數 的48.4％；處理363人，其中企業各級領導幹部共312人，占企業中受處理人員的 77.04％。無庸諱言，這許多腐敗行為都是和黨政機關的腐敗分子沆瀣壹氣，互相 勾結進行的。可以說，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們只要「經營」好上級，這類公開和 「隱性」的腐敗行為並不妨礙他們穩坐廠長、經理寶座。自朱金容基提出國有企 業三年脫困的目標以後，就在壹片「保衛國有資產」的口號聲中，國有資產流失 仍然非常嚴重。據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介紹，2000年審計署統壹組織了對1， 290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1999年度的資產、負債和損益情況的審計。通過 審計查出資產質量不高、資產負債損益不實等多方面問題，並發現大案要案線索 78件，案件涉及金額6.13億元。[18]




　　隨著國有企業經理廠長們侵吞國有資產的經驗不斷豐富，政府官員與國有企 業經理合謀瓜分國有資產的事情屢屢出現。如果說在1997年以前，國有企業經理 們侵吞國有資產還處於半隱蔽狀態，那麽到了1997年以後，這種侵吞已經變成與 政府官員合謀進行的壹種公開搶掠。比如被當作湖南長沙市國有企業改革先進典 型反復宣傳的香港美光兼並長沙船舶廠壹事，就是這種合謀的壹例。1997年香港 美光公司出價750萬人民幣，就將資產總值達3億的湖南長沙船舶廠「兼並」了。 隨後，這750萬元人民幣（折合匯價為90萬美元）購來的資產又被美光公司拿去做 貸款抵押，先後3次從湖南長沙的幾家銀行借得1,688萬美元。幾筆巨款到手後， 香港美光公司消失不見，該廠被迫停廠，失業工人生活無著，憤而調查內幕，才 發現為這場「兼並」牽線的是國務院下屬某機構的壹位姓張的官員，而長沙市政 府官員與銀行的有關人員均與這場騙局有講不清的關系。[19] 而另壹位名噪壹時 的國企改制典型、河南漯河市市長兼市委書記程三昌，自吹其「堅持面對有限責 任公司，以拍賣為主，搞公開競價、債務不懸空、職工有安置，真正實現勞動與 資本的聯合」，在1996年～1999年三年之間，共賣掉河南漯河市27家國有企業， 從而獲得「程賣光」的稱號。這位「程賣光」在「賣」的過程中堅持黑箱操作， 壹家原值4,700萬的三星級賓館，被他以2,0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壹家私營企業。 壹家國有企業破產後，市政府出讓其土地使用權，壹家企業報價3,000萬元未中標， 另壹家私企卻以2,050萬元的價格中標。諸如此類的例子在「程賣光」主政河南漯 河市的時候發生了不少。而「程賣光」在這種黑箱操作的出賣國有企業的過程中 大肆貪污，中飽私囊。到了1999年，「程賣光」看到該市國有企業的家當賣得差 不多時，就「下海」當了河南省駐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董事長，長駐香 港。2001年5月程賣光覺得出逃時機成熟，於是攜帶巨款潛逃國外，不知所蹤。[ 20]




　　這種腐敗行為與近乎荒唐的「改制」的後果是嚴重的：它破壞了企業的正常 生產經營，助長了腐敗的惡性蔓延，使巨額國有資產處於不斷流失之中。




　　國有企業運行機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第二點表現在它缺乏資本經營的 概念，在資金問題上和銀行的關系不但無助於中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破壞了 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國有企業缺乏以資產營運為核心的企業運作機制。不少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在 企業發展的問題上基本上依賴國家撥款、給政策。可以說國有企業普遍缺少壹種 「找錢」 的思路，缺乏對低成本資金的利用，也就是說缺乏資本經營的經驗。不 少股份制企業利用發行股票籌集到資金後，也因經營不善而使資金虧損。實行 「撥改貸」（企業資金由國家撥款改成由國有企業向國有銀行借款）以後，許多 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幾乎全部來源於銀行貸款，差不多等於白手 起家，無本經營，這就造成了很多國有企業高達75％以上的負債率和極高的利息 成本，有的甚至高達80％甚至100％。[21] 據中國國家計委的資料顯示，1993年 國有工業企業負債率平均達68.2％，若扣除潛虧、明虧、掛賬等各種侵吞資產的 情況後，實際負債率為76％；若按中國政府1993年7月頒布的兩個關於會計行業與 審計行業的法規性文件（俗稱「兩則」）實行後的調整數字估計，國有資產現有 資產負債率平均為83％。而且這些債務的來源單壹，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大多數 債務的償還可能性很小。由於企業和銀行的歷史關系如此，今天這種借貸關系也 使企業嘖有煩言，認為不少利潤轉移成融資成本，利息與利潤的變化加重了企業 的負擔：1980年利息與利潤比率是1:0.033；1990年是1:1；1995年是1:1.73。 [22] 這樣就在銀行和企業之間形成了壹種惡性循環：企業需要銀行借貸，而借貸 的高利率加上借貸成本（如信貸員的「回扣」，銀行負責審批者的「好處費」以 及借貸關系建立過程中的大量「交際費用」等等），又使企業不堪重負，於是從 拖欠貸款到逃廢利息，銀行的爛帳不斷增多。信貸資金過多沈澱，金融風險不容 忽視。 1996年8月，廣東某市體改部門對轄內的金融機構進行了壹次調查，發現 各家國有商業銀行資金流通延緩，風險上升。該次調查涉及的金融機構（含網點） 共有 870個，總的存款余額（帳內外）64.37億多元,總的貸款余額(帳內外）71 億多元。按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64.37億元存款，該市可用的信貸資金只有4 8.3億元，而實際貸款余額為71億元，存貸比例失調，各家銀行為彌補逆差，主要 靠拆東墻補西墻的辦法平衡，超負荷經營十分嚴重。




　　「」




　　廣東省某市對金融機構的調查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三項貸款占 總貸款比重（逾期貸款、呆帳貸款、呆滯貸款） 50％ 60％ 70％ 貸款回流率（收回貸款與發放貸款之比） 73.3％ 信貸資金周轉率 0.82次 0.75次 0.5 3次這次調查對「三項貸款」的分析表明，「三項貸款」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實 際上能按時、安全還回來的貸款所剩無幾。整個銀行系統的經營效益並不比國有 企業好多少，調查顯示，該市銀行1995年虧損3.5億元，1996年上半年的數字是2 .86億元，其中國有商業銀行虧損2.44億元，占85.35％。1995 年，五家國有商 業銀行的綜合年收息率為28.69％，1996年上半年下降到18.64％，銀行的經營舉 步維艱。貸款回流率和信貸資金周轉率下降，無形中減少了可用資金，使銀行的 資金運作更加困難。大量銀行信貸資金的沈澱，削弱了銀行的應急償付能力，壹 旦觸發擠提存款風潮，就會由於難以確保提現而觸發支付危機，進而導致金融風 波。[23]有關人士透露，目前廣東除廣州、深圳之外，大多數地方的銀行經營不 盡人意，潛在的金融危險是存在的。[24] 廣東在全國的銀行中還算是實力雄厚者， 其它省的銀行狀況只會比廣東更差。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2002年3月透露，中 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比例接近 30％。[25]《中華工商時報》曾報道，某省人民 銀行壹項調查結果使人怵目驚心：該省三年累計破產企業479家，破產時資產總額 22.7億元，而積欠銀行貸款本息高達26.6億元，銀行信貸資產面臨極大風險。[2 6] 而另壹份調查也指出企業「破」銀行「產」的潛在可能性：某地到1996年6月 末，正式破產了54戶企業，資產總額達2 .212億元，而負債總額卻高達4.9413億 元，資產負債率高達223％，已嚴重資不抵債。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破產企業積欠 銀行貸款本息3.8315億元,是破產企業資產總額的1.73倍。在已清償完畢的42戶 企業中，銀行所得微乎其微，清償率只有3.3％。照此推算，全部企業清償完畢的 話，銀行也只能得到1,265萬元的清償，將有3。705億元的信貸資產付諸東流。[2 7] 除此之外，銀行資金大量被虧損企業無償占用，非國有企業和其他資金需求者 貸款的條件更加惡化，它們為取得貸款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更大，其發展更困難。




　　這種銀行和企業機制的悖論反應，導致銀行的嚴重虧損。欠債還錢本是市場 經濟的基本法則，但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國有企業根本不遵守這壹遊戲規則， 日積月累，不但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此付出高昂代價，還給中國金融系統深 種禍根。據公布的有關資料，中國銀行的自有資產僅占全部資產的7.02％左右， 負債率高達90％以上。[28] 到1996年，銀行自有資產比率下降至3％左右。而按 照《巴塞爾協議》（Bases Agreement)的有關規定，銀行的自有資產比率不得低 於8％，如若低於8％，則銀行可視為已經破產。中國人民銀行的壹份統計表明， 到1995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約占5萬多億銀行貸款的60％。[29] 此後這 壹比例壹直沒有大的變化。這樣就形成了壹種債務因果鏈：國有企業欠銀行，銀 行欠存款人（主要是個人儲蓄者）。有人主張將銀行債務變成股權，這個主意之 糟糕，就在於設計者沒有想到這壹提議無異於飲鴆止渴。企業因債務負擔過重導 致生產經營困難甚至影響生存，這僅僅只是壹種表面現象。受高債率困擾的企業， 其發生困難的根子往往不是債務本身，而是投入的產出率太低；不是被銀行抽走 的利潤太多，而是自身產生的利潤太少。有材料顯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資產 利潤率已下降到3％以下，大大低於銀行貸款利率。1996年上半年，國家計委對上 海、北京等八省市2,586家企業虧損原因的調查顯示，造成企業虧損的宏觀管理因 素占9.2％，政策性因素為9.09％，而企業自身經營管理因素則占81.7％。[30] 對這種效益低下、盈利能力太差的企業，用非經濟手段實行「債權改股權」，從 實質上講，只不過是企業以出讓壹部份並無實際價值的「產權」為手段，將銀行 利潤亦即另壹部份國有資產的應有收益作為「暗貼」[v]據為已有。這樣雖可暫時 緩解企業的資金困難，卻並不能促使企業為提高資金回報率而作相應的努力，以 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說它是「飲鴆止渴」，是因為銀行在行政幹預下，被迫將 每年可帶來壹定收益的債權變成得不到保障的「股權」以後，只會使銀行泥足深 陷，最終結果是使銀行在目前這種微盈實虧的狀態下走向危機深淵，導致金融危 機爆發。有趣的是，「債轉股」這壹設想終於在1999年9月開始試行，第壹家實行 「債轉股」的企業是北京水泥廠，該廠共有9.68億債務被轉成股權，當時政府官 員壹致稱頌這個企業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壹個好範例。[31]不少企業看到「債 轉股」的巨大利益，紛紛申請「債轉股」。但在試行了4個多月以後，中國政府終 於發現這壹打通中央銀行與中央財政兩只錢袋的「改革」等於鼓勵企業欠債不還， 有摧毀國家信用的危險，於是匆匆收兵。[32]鼓吹了好幾年的「債轉股」終於壽 終正寢。 如第壹章所述，中國的「股份制改造」結果不理想的原因之壹，就在於 對經營者行為和道德風險缺乏有效的校正機制，所謂「債權改股權」面臨的其實 也是同樣的問題。




　　總之，自1994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大：在80年代末期， 國有企業還只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壹盈利，三分之壹虧損，還有三分 之壹暗虧。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 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現這樣令人震驚的數字：這壹年的頭 4個月累 計，國有企業利潤盈虧相抵後凈虧損215億元，而1995年同期為盈利151億元；國 有工業企業生產增速僅5％，明顯低於正常運行區間，企業庫存上升，產銷率下降， 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盈利不抵虧損的全領域凈虧損。[33] 中國國有企業集中之地 如東北三省的遼陽、大慶等地從此成了工潮叠起的不安定之地。到了1999年，整 個國有資產運作的情況比以前更為糟糕，許多國有大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也就是在這壹年，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正式撤銷。上述這些困難從根本上來說， 是舊體制多年積蓄的矛盾所致，總根源應該是政府職能轉換與政府改革問題。隨 著改革的日漸深入，企業和政府已經處於兩種不同的體制之中：企業早已在市場 機制中運轉，而政府管理企業卻基本延續了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管理原則和框架， 仍然置身市場之外。而20多年改革的經驗證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是個系統工 程，在這個系統工程中，政府是關鍵。可以說，政府不改革，政企分開就是句空 話，國有企業改革也根本找不到出路。必須指出的是，「政企分開以及與其相提 並論的另壹口號「黨政分開」。從1999年開始已消聲匿跡。究其原因是近年來大 面積的腐敗造成了政府功能的嚴重弱化，加強共產黨的壹元化領導已成為維持中 共對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於是又出現了以黨代政、實行更徹底的壹黨權威主義 治國方式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思路似乎已成為 「昨日黃花」。




　　「十六大」以後，中國政府又準備成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聲稱要建 立起新的「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決定中國十幾萬 億元國有資產的走向，以及19萬多家國有企業的命運。於是中國媒體又開始「熱 烈討論」這壹問題。[34]但據筆者所了解的情況，就在這壹消息公布前後，上海 已經 「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將許多國有企業以「經營者負債持股」的方 式賣給了國有企業的經理們。這壹做法表明，在權力市場化作用下，中國的權勢 者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最後壹次大規模的「免費午餐」。可以預見到，這次改革的 獲利者們還將是中國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享受到的「改革 成果」將是大規模下崗失業。




　　四、國有資產流失總量知多少




　　中國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國內外普遍關註的熱點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中 國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雖已存在，但暴露得並不充份。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新舊 體制並存，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產權不清與產權管理缺位並存，使國有資產流失 問題日益嚴重。至於到底流失了多少，由於「條塊分割」[vi]的管理體制和統計 方法的不壹致，目前還沒有壹個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總量的準確數據。國有資產管 理局根據現有的統計資料、抽樣調查和典型案例進行初步分析，並推算、匯總， 得出的基本判斷是：從1982年到1992年，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損 失大約高達5,000多億元。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1992年全國國有資產總量 26,000 多億元的1/5，比1992年財政總收入4,188億元還多800多億元。即便按這個據說是 「比較保守」的數據計算，中國在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損失的國有資產也達50 0多億元。這即意味著中國每天流失國有資產達1.3億元以上。[35]1994年全國進 行清產核資的企業有12.4萬戶，全部資產損失達2,231.1億元，全部資金掛帳2，2 06.9億元，損失與掛帳合計達4,438億元，占12.4萬戶國有工商企業全部資產的1 0.7％。流失情況的嚴重，可以從下列事實略見壹斑：1995年國有資產管理局共收 到舉報160件，直接查處國有資產流失案件22起，到1996年3月結案8起，這8起案 件就為國家挽回損失15億元，平均每件涉及金額1.9億元。[36] 1996年又查處國 資流失案件三百余起，挽回損失21億元。[37]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貪 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款潛逃者日益增多，僅在2001 年壹年，中國檢察機關就抓獲 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繳贓款6.8億多元。[38]




　　五、 國有資產流失的渠道




　　國有資產的流失，可說是壹個立體的過程。據國有資產管理局調查，造成中 國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目前處於新舊體制轉軌時期，新的管理體制 尚不完善，許多政策、法規還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則有下列多種：企業經 營虧損和管理不善，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在進行中外合資、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 國有資產流失；資源性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指對各種礦產資源、森林、草場的亂 砍濫伐和掠奪性開采）；境外國有資產流失（指境外國有資產管理者利用手中權 利，采用轉移資產、參予炒股票和期貨等活動，侵占國有資產）。這些國有資產 的流失，絕非各級國有資產管理者缺乏管理經驗，相反倒和部份企業負責人積多 年管理經驗，精通在國有企業中何鉆空子去巧取豪奪有關。國家審計署1994年對 煤炭、電力、化工等行業的187戶大中型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情況進行了調查， 據測算，因企業身的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占流失總量的70-80％，主要責任 在企業自身；部份企業領導缺乏法制觀念，為了個人和小團體利益，千方百計地 挖國有資產。主要手法有下列數種：




　　1。 通過不提折舊和大修理基金，費用支出掛帳等方法，搞虛盈實虧，或通過 虛列、多列成本，截留轉移收入，搞虛虧實盈。如中國農業生產資料公司原經理 及有關人員，明目張膽地弄虛作假，偽造塗改帳冊，轉移資金達1,900多萬元，給 國家資產造成嚴重損失。




　　2。 偷漏國家稅收和私設「小金庫」。由於管理不善，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存在 帳外國有資產。帳外設帳是使國有資產脫離監控並導致資產及其收益流失的典型 做法。據清產核資第壹期40戶工業企業統計，帳外固定資產凈值達3.69億元，占 清查單位全部固定資產凈值的1.16％。按照這個比較保守的比例推算，全國預算 內工業企業帳外國有資產凈值可達146.7億元。如果加上大量預算外企業的帳外國 有資產，這個數字會更龐大。




　　3。 趁新舊制度轉軌和產權變動之機，有意少計國家資本金，低估國有資產或 低價出售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產等等。武漢市武昌區審計局的審計表明，1993年 7月新舊會計制度轉換之後，數額巨大的國家資本金被合法地計入了法人資本金。 該審計局對10戶國有企業審計發現，50％的企業不同程度地發生了國有資產所有 權界定的錯誤，共少計國有資產256萬元。




　　4。 在股份制改造中，對國有資產不評估或者低估國有資產的價值。有的的企 業任意設置「企業股」 ；有的則以低價或無償的形式設置「內部職工股」；有的 地方則以明晰產權關系為名，把國有資產低價賣給個人，搞成了「負債持股」。 [vii]在紅利分配時，國家股和職工股同股不同利，造成國家股比例下降。如上海 飛樂股份有限公司曾規定，國家股不享受壹次性送股權益，僅此項就使國家股本 損失471.15萬元。武漢市某股份制企業1988年至1992年分紅，國家股分紅率為11 .5-13.7％，社會公眾股為17-17.5％，內部職工股為20％。搞合資、聯營等公 司卻啟用國家資金，打著全民的牌子，但資產和效益卻不進入國家收益。審計署 在調查中還發現，壹些平常對財務基礎工作做得好的、被認為「信得過」的企業， 在當前企業制度改革中，這類違法違紀問題也有擡頭的趨勢。




　　5。 集體企業無償占用國有資產導致國有資本累積性流失。壹些國有企業為了 安排子女、家屬就業，投入大量資金、技術、物資開辦大集體等各類「三產」產 業。或讓出適銷對路產品的經營權給「三產」公司，或將國有企業的某個車間整 建制地劃出成為 「三產」公司，或者為「三產」公司提供貸款擔保。在進行這些 產權轉移程序時，僅憑協商或領導意見確定，手續不全，資產轉移無帳可查，造 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遼寧省某國營企業在生產資金大量不足的情況下，將11 萬元資金無償借給所屬集體所有制公司，長期無人過問。該廠閥門廠、橡膠廠也 存在類似問題。 [39] 鞍鋼和華北電管局辦了許多集體企業，據介紹有2.5億元 稱之為長期貸款或投資給了集體企業，這筆資金既未按資分利，也沒有相應增加 投資份額或收回。從全國清產核資第壹期51戶試點企業的不完全統計來看，集體 企業無償占用的國有資產達1.63億元。據此，按集體企業無償占用0.01％的國有 資產來推算，全國各類集體企業無償占用國有資產至少也在190億元以上。




　　6。 公開侵吞國有資產。企業虧損，經理發財，這種「富了和尚窮了廟」的情 況在全國相當普遍。壹些工商企業明明知道所購原料、貨物是殘次品，卻按正品 價格購入，明明是優質暢銷品卻低價脫手，慷國家之慨，得個人之實惠。據《遼 寧日報》壹位記者調查了解，遼寧壹家手表公司曾是全省有名的創利大戶，產品 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達7％，年上交利稅1億多元，但近年來該公司的國有資產大 量流失，經濟效益逐年下降，最終虧損3,000多萬元。該公司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 原因是有關人員損公肥私，侵吞國有資產。例如公司要進壹批自動車床，本可以 從廠家直接進貨，卻轉壹個彎從私人手中買二手貨，經理從中得「好處費」。壹 些個體戶給正副經理壹些好處，就可以從公司得到廉價原料和設備，轉手高價賣 出，便可謀取暴利。某個體戶1992年通過這壹辦法獲利幾十萬元。這家公司零部 件質量好是出了名的，不少名表的機芯都用這家公司的部件，但該公司1992年和 1993年殘次品損失分別達到340萬元和640萬元，占當年成本的10％左右。據了解， 許多部件並非真正的殘次品，只是被當作殘次品處理而已。




　　7。 對外貿易中逾期貨款不能收回，大量外匯滯留損失在外。據有關部門統計， 1991-1994年間，中國各種涉外企業逾期未收匯總額達89億美元（包括對外工程 承包款）。造成拖欠的表面原因似乎是企業行為失誤所致，但深層次原因卻是對 國有資產的監控不嚴。據專門從事國際商債追討的某公司代表對中國被拖欠貨款 的統計表明，國際拖欠案直接起因中，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或貨 期有爭議的占25％；嚴重管理失誤的占10％；其他原因占5％。形成國際拖欠的國 外因素，主要是海外壹些不良公司利用中國開放之初，外貿公司人員與管理者還 未完全熟悉國際操作規範，又有急於求成的心態，或用人情和小恩小惠等方式， 將有關人員僅有的壹些警戒心理攻破；或在合同條款和操作方法上設下圈套，為 拖欠制造理由。國內因素則主要是由於中國外貿公司體制與現代化的國際經貿發 展要求不適應，壹些公司管理水平和業務人員素質差，外貿企業運作中的行為規 範管理不嚴格，及國有資產自我保護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導致對外貿易活動中紕 漏百出，為對方拖欠貨款埋下隱患。




　　8。 國有資產在擔保中流失。近年來，遼寧省審計機關在審計中發現，壹些單 位輕率地為別人作擔保，使國有資產流失。1994年該省對15起大案進行調查，經 濟擔保近億元，損失額超過5,000萬元。[40]




　　上述方式至今仍是中國國有企業經營者們攫取國有資產的主要管道。國務院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李毅中在2005年1月25日談到現階段國有企業腐 敗的五種主要形式，仍然沒超出上述範圍：有的企業在采購、銷售、工程建設等 環節上管理混亂，高進低出，違規承發包，向關聯單位讓利，甚至內外勾結，收 受賄賂，造成效益流失；有的企業領導人員失去監督，獨斷專行，決策嚴重失誤， 造成經營和投資重大損失，引發企業財務風險；有的違反財經紀律，賬外設賬， 弄虛作假，私分公款，貪贓枉法，甚至出現攜款外逃；借企業改制、資產重組之 機，低估、賤賣、隱匿、轉移、侵吞、侵占國有資產，侵害職工合法權益；有的 企業領導人員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濫用職權假公濟私，為自己和親友牟取私利， 造成惡劣影響。[41]




　　六、國有企業改革欠了職工什麽？




　　正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在國有企業改革中，除了失業問題之外，還有幾個社 會問題壹直處於被回避狀態，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企業對職工的歷史債務問題。




　　中國政府與傳媒以及部分經濟學家壹直指責工人對「鐵飯碗」留戀難舍。對 這種責備，工人當然無法辯解。其實原因很簡單：在壹個勞動力絕對供過於求的 國度裏，就業是壹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1949年中共立國之初，中國就面臨著龐 大的失業人口沒有工作的問題，當時是采取低工資、多就業的方法，消化了大量 過剩勞動力。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構成並不包含醫療、養老、子女教 育、住房等社會福利在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壹直實行「低工資、低消費、 高積累」的政策。從1952年到1978年，職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為0.38％，而積 累率卻由1952年的21.4％增長到1978年的36.5％，其中許多年份高達40％以上。 顯而易見，國有資產的很大壹部分是靠國有企業職工犧牲其消費與未來積累形成 的。這種低工資僅僅只夠職工購買糧食、蔬菜、簡單衣物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 品，只是基本生活費用，並非國際社會通常理解的「工資」。也就是說，國有企 業壹旦改革，就面臨著償付職工退休金、醫療保健、住房補貼等歷史債務問題。




　　對於這壹問題，中國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還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棄工人利益、 讓職工承擔轉軌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國有企業的破產加速，中 國政府的政策也開始改變，壹方面有限度地承認社會失業現象存在，另壹方面大 刀闊斧地進行養老、醫療、住房等多項改革，讓工人承擔社會轉軌的高昂成本。 資料表明，中國職工參加社會保險的繳費率高達其工資總額的24％，而據對OECD 24個國家社會保障繳費率的統計，只有丹麥（24.55％）、意大利（29.64％）、 荷蘭（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個國家高於中國。 但如果考慮到這些國家的社會保障繳費率包括養老、傷殘和死亡三項合計，而中 國僅僅只包括養老壹項，可以認為中國是全世界社會保障繳費率最高的國家。[4 2] 繳費率如此之高，中國的社會保險還出現了養老保險金收不抵支的「空轉」現 象。




　　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進行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改革，先後推出的幾個模式，如 廣東模式、海南模式、深圳模式都不能作為全國經驗，就是因為這幾個地方從全 局上看，恰恰都不是國有企業的重鎮，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象其 它地方那樣高，如廣東的國有企業僅在整個國民生產總值中占三分之壹。更兼在 長期的市場經濟氛圍中運作，這些地方的國有企業中的壹部份已較能適應現在的 市場遊戲規則，故此其改革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沒法被東北、上海等國有企業集中 之地所仿效。即以廣東而論，這個省的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廣州與韶關，在其它 地方如南海、順德、中山、佛山等「四小虎」，其他所有制類型的新興企業非常 活躍；更兼改革以來累積了經濟實力，因而這個省有能力調動全局力量進行高難 度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深圳的情況也是如此。以深圳為例，1996年7月1日起開 始實行新的社會保險制度，有其特定的社會條件：首先，深圳市社會保險起步早， 早在1982年開始，就已經進行以合同制職工為養老保險改革試點的單項改革。19 96年7月 1日起開始實行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就是在以前歷年改革基礎上進行的。 其次，深圳經濟特區還有兩個別的省、市、地區所沒有的條件，壹是人口年齡結 構比較年輕，呈兩頭小、中間大的狀態，即老齡人口和少兒人口比例較小，38～ 45歲的中間年齡段人口較多，平均年齡也就30多歲，這就意味著社會撫養系數小。 直到 1996年6月份，深圳的退休人口還只有1.4萬，預測要到2010年以後才逐漸進 入老齡化高峰期，比全國平均晚了將近10年，這樣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別的城 市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三是深圳市的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和起的作 用比別的城市相對要小，更兼經濟積累雄厚，財政情況較好，有條件實行社會保 險體制改革。




　　以此觀照別的省、市及地區，就應當明白，許多地方其實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根據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早在1996年6月底，中國已有76.9％的職工和 94.7％ 的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43] 似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相當順利。但事實 表明，社會保障體制的運作根本沒有落到實處。許多個人賬戶只是壹個名義賬戶， 其中並沒有資金，由此形成了壹個行內人士稱之為「空賬」的現象。有關資料顯 示，「空賬」的規模在逐年擴大，1997年為140億元，1998年為450億元，1999年 已經達到1,000億元以上。[44]但到了2004年，情況急劇惡化。全國社會保障基金 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在4月與6月公開提到的數字為：中國社會保險的個人賬戶缺 口保守估計，也達到1萬多億。[45]




　　在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迫近老齡化(60歲以上人口已達1.32億人，並正以每年3 .2％的速度遞增)、國有企業虧損面增大、失業問題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將為國有 企業解除負擔的「寶」全押在還沒有積累的社會保險體制改革上，以國情而論， 多少有點「以遠水解近渴」的不現實之感。按照中國政府1997年養老保險體制改 革的設想，其實是讓國有企業的職工第二次承擔養老保險的負擔。可以說，在實 際運作中，中國國有企業的職工確實在承擔著經濟轉軌的雙重成本。如果以1998 年為起始點，此後的10年當中，城市失業率將達到12％左右，失業人員總數將達 4,900萬，這批人的社會保險如何償付則成了壹個相當大的問題。[46] 2002年中 國政府發布的有關社會保障的白皮書所談的情況，實在與中國公眾對社會保障的 實際感知相差太遠，無法取信於人。

中國經濟環境研究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六年




　　困局與賭註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嘗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 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壹輪大規模註資之 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 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壹場「改革大躍進」。




　　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 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




　　壹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這 個理由其實相當蒼白。壹位在上海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就透露，在匯豐銀行入股 上海銀行的時候，曾經簽訂過壹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最後，匯豐的所謂技術 援助不過是銀行業務的壹些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術卻從未 「援助」過該行。這種結局其實完全可以預料。在中國最新壹輪的開放歷史中， 引進先進管理與技術，壹直就是中國開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壹。但在經過了將 近30年的開放之後，中國企業除了被更加緊密地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之外， 似乎並沒有學到多少先進的管理和技術。即使學到了，這些管理和技術似乎也沒 有給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帶來多少提升。當然，老外不願以「教」只是壹個原因， 更加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的體制不鼓勵「學」，對此，壹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 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實際上，對中國金融業來說， 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產品並非那麽神秘，也遠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幾個咨詢公 司三拳兩腿就可以將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時髦女郎」的事實說明，先進管理和技 術離中國國有銀行實際並不遙遠，顯然，中國國有銀行的關鍵隱患並不在缺乏管 理和技術，而是在別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是支持中國現行金融改革戰略的另外壹個重要理由。公 司治理，是最近幾年中國的熱門詞匯。頗有壹點「壹治理就靈」的意思。但誠如 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 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壹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 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壹種場域而 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實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謂 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在公司內部的壹種文化投影和復制。用 壹個形象的比喻，所謂治理結構，就是公司中的憲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想 復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而其著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內 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廣大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場域。引入幾個外部投資者，便企圖 在中國金融企業中壹舉開創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壹種地地道道的學術幻覺。




　　支持中國國有銀行現行改革路徑的第三條理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 新的信用文化。中國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在最近 對中國國有銀行引進海外投資者作出評論時，許先生斷言：「……只要外資進入， 就會對國有商業銀行行為的改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資進入國有銀行必然 打破現有的關系和利益格局，逐漸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實上，究竟是外資銀 行的信用文化改變中國銀行的行為，還是中國的商業環境同化外資銀行的行為， 還遠遠是壹個不確定的結論。在這壹點上，許小年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壹種推理， 不如說是壹種期望。跨國公司在中國不斷卷入商業賄賂的事實暗示，許小年的這 種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無論是引進管理（技術），還是優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層的改造信用 文化，都是站在銀行內部來看待中國國有銀行問題的。但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 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 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 以來的壹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 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 國改革問題的壹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 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 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壹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 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癥結。




　　仔細辨析中國最新壹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壹個隱含的 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 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 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而這，正是中國金 融以及中國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壹個無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難時刻是 很難指望觀音菩薩突然現身的。期望外資作為散才童子解中國金融於倒懸，恐怕 只能是壹種神話。從某種角度看，當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點像如今在中國已經名 聲掃地的國企改革，只不過，老板換成了老外。




　　「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 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癥」）， 中國最新壹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中國，對 內開放速度遠遠滯後於對外開放速度的嚴重後果，已經在廣大範圍內尖銳的地呈 現出來。在「開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國都已經岌岌可危的時候，還企圖乞靈於 這塊生銹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懷疑。事實是，最新壹輪的銀行改革現在正在 招致越來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這種多少有些民族主義色彩的狙擊可能還僅 僅是開始。個中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在單向開放（對外開放而對內不開放）27年 之後，民族主義正在中國博得越來越大的同情，也因此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動力。




　　撇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遮蔽，僅就目前的引資改革而言，這種單向開放的 思路的確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其中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無所不 在的網路資源可能成為外資金融機構品牌和高端業務的廉價銷售渠道。這種情形， 在中國的其他行業中已經廣泛出現。在這個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價值鏈中， 中國銀行獲得的可能只是壹點面包屑式的代工費。在中國分配格局已經嚴重失衡 的情況下，這種後果將是中國很難承受的。




　　同樣，另外壹種後果也同樣可能發生。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 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 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 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制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 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麽 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 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 存身之地。




　　從壹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圖景中，我們獲悉，倘若跨國巨頭掌握了市場占 有率極高的國有銀行，有著頑強儲蓄傳統因而儲蓄也就特別豐富的中國，就可能 成為跨國公司在全球進行資金配置的壹個主要的儲蓄抽取地、（壞帳轉移地）。 這就好像中國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抽取壹樣。如此，中國就隨時可能成為全球版圖 中的雕敝鄉村或「內地」，成為全球資金投機性流動的候補受害者。金融作為壹 種工具，具有極強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種全球性的財富分配遊戲中，中國除了 某些頂層階級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階層的在食物鏈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實上， 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壹場博弈中就輸得壹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 銀行數以萬億計的註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 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 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壹場超 越國界的合謀。




　　我們無意為中國金融改革描繪出壹幅陰郁的圖畫，但上述種種後果並非是小 概率事件。對於這些重大的不確定性，集中了中國目前壹批最優秀技術官僚的金 融管理當局，不可能不察覺到。而之所以要在現在冒險推進，壹來是因為他們與 國際資本有著深刻的文化認同，二來則是因為現實的形勢所迫。2006年，是中國 全面履行WTO相關金融協議的最後壹年。大限壹過，武裝到牙齒的金融大鱷將魚貫 而入。不難推斷，在那些偏愛「以開放促開革」的戰略家眼中，這是中國金融改 革畢其功於壹役的最佳時機。顯而易見，中國金融正面臨著壹場生死豪賭。不幸 的是，這是壹場並沒有太多勝算的賭局。 第五章 懸崖邊的增長 「親愛的嚴肅投 資者，相比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將發掘出來的金山銀山，1990年代末美國股市所產 生的財富將顯得微乎其微……我將讓您在未來兩到三年中十分富有。」這是美國記者安德魯?卡彭特給他的投資俱樂部成員的壹封信。安德魯?卡彭 特從未到過中國，但卻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壹個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俱樂部。 為了顯示俱樂部的鮮明特色，卡彭特幹脆將他的俱樂部直接命名為「中國俱樂部」。 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隨後兩年來的中國證券市場差點沒有讓他的投資者遭 遇滅頂之災，更不要說他們期望中的金山、銀山了。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熱」壹直在西方政界和經濟界蔓延，卡 彭特的例子則說明，到新世紀的初期，「中國熱」已經開始深入西方的民間社會。 中國，已經不再僅僅是壹個奇跡、壹個迷，而是壹個自由資本主義的新典範，壹 個全球最熱門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經歷所寓示的那樣，中國——這個冷 戰之後當之無愧的經濟增長模範生，可能還有另外壹付不為人知的面孔。 壹、高 增長背後的政治理性 迄今為止，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的中國經濟傳奇已經持 續了26年之久，人們似乎早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許多人那裏，中 國經濟甚至已經成為高增長的代名詞。如果說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還有人對這 個奇跡抱有某種西方式的疑惑的話，那麽在此之後，中國經濟壹如既往的持續高 增長表現則在經驗的層面上徹底粉碎了這種疑問。於是，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神話 作為壹種流行的信念，終於被牢固地確立起來。現在，人們已經不再懷疑中國經 濟高速增長的潛力，而是更多的在議論：中國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是如何向世界輸 出了通縮，是如何對其他經濟體構成了威脅。在這裏，中國經濟顯然已經被看成 了壹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動機，將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書寫自己獨壹無二的增長 奇跡。然而，除去這些膚淺信念的屏蔽，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更像是壹連串巨大 的悖論，神秘而又讓人忐忑不安。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壹個法制如此不完善、投 資效率如此低下、技術水平如此落後、現代金融系統如此匱乏、貪污腐敗如此盛 行的國家中，高速經濟增長怎麽會持續得如此之長？在政治體制幾乎沒有任何改 革的情況下，壹個典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怎麽會在壹夜之間變成壹個最具經濟活 力的國家？在數量上爭論中國經濟增長（在GDP意義上）的真實性並沒有多少意義， 對我們來說更加緊迫的是要搞清楚，這壹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續的嗎， 它對中國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中國經濟神話被含蓄地解釋為中國走上壹條 非常獨特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同與也遠遠優越於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包 含了某種獨特的智慧。真的是這樣嗎？26年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故事？）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在壹個穩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而是在中國 社會全面轉型的非均衡背景下發生的，這就是那些建基於穩定制度環境之中的 「經濟學」很難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的經 濟增長簡化為壹個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簡化為壹個所謂的經濟學問題， 而必須在我們的理解中納入那些在中國轉型背景中起關鍵作用的非經濟變量。（ 或者說政治和社會變量）否則，我們就可能迷失於那些過濾了事實的概念以及建 立在這些概念上的壹大堆相互矛盾的經濟數據之中，而無法逼近中國經濟增長的 歷史真實。許多所謂中國經濟的悖論即由此而來。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學的概念 叢林中，我們將越來越遠離中國改革的經驗事實，將越來越遠離中國經濟的真問 題。在我看來，在中國長達26年的經濟增長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活躍，第壹是 官僚集團的集體行動，另外壹個則是市場活動的不斷擴展。這是驅動中國經濟不 斷增長的兩個輪子。是故，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場」 的簡單模型。其基本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實質上包括兩個基本內容：其 壹是政治官僚按照傳統方式單獨組織經濟增長的過程；其二則是政治官僚默許、 督導、參與、推動市場擴展的過程。雖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時期，政治官僚與市 場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動作用，但這 並不會影響這種基本圖式的有效性。




　　我們先來看中國的官僚集團。




　　壹俟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 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壹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 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壹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 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壹手 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壹傳統，並沒有因為最近26年漫長的改革而稍有 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壹個重要 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及 經濟增長方式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除了1989年的短暫時期之外，我們可以清楚 的看到，官僚系統壹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壹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 其態度和行動壹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事實上，這本身也是鄧小平 刻意選擇的改革路徑。在鄧那裏，中國官僚系統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壹能 夠依靠的改革工具。雖然鄧也意識到這個工具不僅可能帶來腐敗，而且可能抵制 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這壹時期中國官僚系統對鄧改革的頑強抵制表明了 這壹點>，但與甩開官僚系統可能帶來的失序相比，鄧似乎寧願選擇前者。文化革 命以及89年給他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創傷強化了他的這種判斷。顯然，對鄧來說， 依靠官僚系統推進他的改革只是壹種局部尋優，其中無奈只有他自己可以體會） 所以，研究中國官僚集團（我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主要指由各級、各部門核心 官僚以及國企官員構成的集團）的態度和行為，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改革進而研 究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的邏輯起點。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 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 級的政治要求（經常體現為對GDP的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 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擴充地盤。 由於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約束，這三種計算在改革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 重要性排序，因而也顯示了不同的動機水平。但有趣的是，它們卻同時指向並驅 動了同壹種行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經濟總量的膨脹。




　　在我們的視野中，鄧小平無疑是現代中國政治領袖中最激進的增長論者。這 在他「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論述中表現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鄧的所謂 「發展」就是經濟增長。）在鄧的心目中，除了經濟增長這個唯壹的建構性價值 之外，其他諸如政治改革、社會穩定之類的價值都只具有從屬的工具性價值。事 實上，鄧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時候，都是將其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手 段來看待的。同樣的道理，壹旦發現政治改革可能損害經濟增長，鄧就果斷拋棄 了政治改革。這就是為什麽在「6?4事件」後，鄧絕口不提政治改革的壹個主要原 因。鄧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激進態度為他的繼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遺產，也為這 個目標最後走向極端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那樣，鄧的繼承者不 僅全盤接受鄧小平的「發展第壹」的思路，而且還將鄧的激進增長論推向了壹個 新的極端——不惜代價和不擇手段的「唯經濟增長論」；發展的內涵也由鄧時代 的「發展＝經濟增長」變成了更加簡單的「經濟增長＝GDP增長」。導致這種極端 發展的主要歷史原因，是「六四」之後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對政 權合法性造成的巨大傷害，讓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只能將政權合法性完全寄希望於 即期的經濟增長。其中潛在的邏輯聯系是：經濟增長維持壹天，政權的合法性就 存在壹天，經濟增長越強勁，政權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將政權合法性與變幻無常 的即期經濟表現相互捆綁，而不是努力重建政體本身的合法性，當然是壹項非常 冒失的政治戰略。但在這種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壹種路徑依賴的 困境。因為事實是，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政治領袖集團已經別無選擇。如果對 於鄧小平來說，經濟增長還是最後壹代共產主義領袖的政治理想的話，那麽對鄧 更加弱勢的繼承者來說，經濟增長則完全變成了政權延續的條件。不僅經濟增長 的內在意義已經與80年代大相徑庭，其中隱含的強制性要求也彰顯無遺。於是， 在1992年之後，經濟增長作為中國政治領袖對民眾的壹種政治承諾，在獲得了至 高無上的優先性同時，也轉化為對官僚集團壹種事實上的考核和錄用標準。這就 等於明白告訴中國官僚集團：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長數據來！這就是從90年代初 期直到今天，中國各級地方官員不遺余力直至瘋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長數據的壹個 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終於在「發展」前面加上了壹個 「科學」的定語。所謂「科學的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中國的新壹代的政治領袖 已經意識到了「唯GDP論」不斷擴散的代價。他們準備在「發展」中註入自己的新 解釋。不過，在長達十余年的運行中，這種增長路線已經賦予自己以巨大的慣性。 這不惟是因為政治領袖無法從正統性上切斷歷史，更是因為這種增長路線已經在 經濟結構上、增長動力上鎖定了中國經濟。明確否定官員升遷的經濟增長標準， 實際上就掐滅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引擎。其結果可能是中國經濟增長在短 期內的失速，而其帶來的失業及其他問題將不啻於對新壹代中國領導人壹個重大 的政治打擊。由於無法在短期內開發新的合法性資源，中國新壹代領導人的政治 承受力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脆弱。所以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期內，GDP指標將仍然是 考核中國官僚系統壹個暗含的重要標準，雖然它可能已經不再是唯壹的標準。這 也暗示，中國的官僚系統在很長壹段時間內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壹個重要的動力 來源，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會具有強烈「官僚強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後面）既然經濟增長指標成為考核中國官僚的重要標準，官僚集團竭力追求經濟增 長以博取升遷機會就是壹樁標準的政治利益極大化事件。換言之，是壹樁劃算的 買賣。然而，讓人多少有驚奇的是，對於中國的官僚系統來說，追求GDP最大化增 長竟然是壹件最不難的事情。個中奧妙在於：中國官僚系統仍然是壹個具有強烈 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謂「全能」，就是對官僚權力管轄範圍內各種資源具有 強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強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資源。 這種配置方式顯然只服從於官僚系統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原則。 而在「增長第壹」的政治壓力下，它服從的就只能是短期經濟指標的增長要求。 據稱，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是壹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為此， 中國在2004年還與歐盟及美國爭論得面紅耳赤。不過，「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 這個結論只有壹半是真的，另外壹半則是具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確，在26 年的轉型中，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相當迅猛，許多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近乎慘烈， 更遠遠超越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這當然是壹個事實。但更接近真相的 事實則是，這種慘烈的競爭僅僅被局限於大多數次要領域和龐大的中下層階級之 中（這壹點我們還要在後面具體論述，在此不詳）。壹個明確的證據是，在經濟 活動中占有絕對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資源以及電信、能源、媒體、基礎 設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關鍵領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統手中。鑒於金融、土 地等要素市場以及上述關鍵行業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命脈功能，我們完全可以判 明：與改革前相比，中國官僚系統的全能能力雖然在範圍上縮小了，但在層次上 卻提高了，其隱藏在幕後的控制力不是減弱了，而是相對增強了。這就為各級官 僚系統在管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動員經濟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讓 他們在短期內制造任何讓上級滿意的GDP紀錄。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投資壹直占有相當顯赫的地位。而中國官僚系統最擅 長的就是「投資」。縱觀中國26年經濟增長的全過程，中國官僚系統始終都是經 濟活動中最狂熱的和最重要的投資者（直接和間接），雖然他們同時也是最不關 心回報的投資者。其中道理壹目了然：因為在所有這些投資中，中國官僚集團的 個人成本趨向於零，而其收益則可能相當大。所以無論如何，中國官僚集團的在 這種投資行為中獲得都將是凈收益。那麽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究竟有多大呢？20 01年的統計是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是47.3％，接近壹半（這是對國有投 資比重壹種最低的算法）；而集體和個人投資（民間投資）占有的份額是44.6％。 這被許多人認為是國有投資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證。不過要是嚴格算起來，中國的 絕大部分投資恐怕都只能算成國有投資，也就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其中原因 非常簡單：因為絕大部分投資事實上都是通過國家承擔最終擔保責任的國有銀行 來完成的。轟動壹時的「江蘇鐵本案」就是這方面的顯例。在這個案例中，壹個 資本僅僅3億元的私營企業，在壹年時間竟然在政府的幫助下從國有銀行中貸款3 0多億，準備投資壹個106億的超級項目。誰能告訴我們，這究竟是民間投資還是 政府投資？「鐵本」最後的結局也證明了政府實際上承擔了最後的擔保責任。問 題是，「鐵本」之類的所謂「民間投資」絕非個案，而是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普遍 性。可惜，我們的統計當局還沒有敏銳到要發明出這樣壹套甄別技術。普遍的經 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民間投資能力還遠遠沒有壯大到像那些幼稚評論所想象的那 樣，這裏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國的官僚系統。（事實上，在大多數領域都嚴重投 資過剩、資本回報不斷降低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如果它真是民間投資的話）還 蜂擁而至的話，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向來就是腐敗醜聞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資，這已經不 是什麽秘密，也不需要什麽論證。但國家審計署2002年度審計報告披露的壹些數 據還是讓我們暗暗吃驚。這份審計數據顯示：全國9個省的37個國債環保項目中， 只有9個按計劃完工並且達到了要求，僅占全部項目數量的24%；而國家發改委重 大項目稽查辦公室調查四川1998年動用首批國債資金建立起來的11家垃圾處理廠 後，結果發現竟然有8家無法正常運行。（與此同時，全國最近幾年興建的38個支 線機場中，37個發生虧損，累計虧損達15.7億元。）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啟動之 初，就有人鑒於以往政府投資的慘痛教訓而大聲疾呼，要求嚴密監控這些投資。 然而，就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還出現了這樣讓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 不讓人有些意外了。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準備的觀察家們暗暗吃驚的原因。




　　中國各級官僚系統的「盲目」投資（其實壹點也不盲目）是壹個喊了將近20 年的老問題，但問題就是眼睜睜的變得越來越嚴重。有鑒於此，中國政府終於以 洗心革面的姿態在2004年七月出臺了壹個以取消審批制為主要精神《國務院關於 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被許多政策解讀專家毫不猶豫的吹捧為「中國投資體 制改革的新起點」。不過在我們看來，中國政府這個痛下決心之舉，解決的卻是 壹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果中國的官僚系統沒有控制那麽多資源，他們 還能拿什麽去投資？所以應該解決的真問題是：剝奪官僚系統對資源的絕對控制。 很不幸，我們暫時看不到這種前景，早在1996年時候，我們就註意到中國的經濟周期中的某種政治性特征。具體 的含義是，中國的投資高峰往往與各級官僚系統換屆、新官上任在時間上相當吻 合，經常的情況是政治年也就是經濟年。這壹點我們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上已經反 復見證。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緊接著就在1988年出現第壹個通貨膨脹高峰。 五年之後，1992年十四大召開，經濟呈現全面過熱，導致了朱鎔基那壹次「惡狠 狠」的宏觀調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抑制，經 濟雖然沒有出現整體過熱，但同樣在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下，出現政府投資的大規 模膨脹。如果按照這個規律，妳預測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會出現某種經濟過熱 的話，那麽妳將比中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更加正確。因為事實的確如此。但妳可 能還是難以預料到，中國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率會猛然提高到43.42％， 壹舉超過中國現代史上最為瘋狂的大躍進時期。 面對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 代政治領袖又只好停下腳步，解決這個新出現的老問題。看來，中國的經濟周期 的確受到了中國官僚系統政績沖動的強烈影響。在看似盲目的經濟過熱背後，是 冷靜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從來就沒有什麽經濟過熱，因為它 完全是壹種政治規劃的結果。毫無疑問，中國官僚系統的這種政治理性不死，中 國所謂的「經濟過熱」就將反復出現。 二、財政的極大化 政治領袖們向中國官 僚系統輸入的政治壓力，只是中國官僚集團努力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之壹。他們 的另外壹個理性計算是：地方或者部門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於改革 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又壹個強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農村改革之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分權改革。其基 本含義是，將以前計劃經濟（秦暉先生更加精確的將其稱之為「命令經濟」）時 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組織經濟活動的權力逐級下放、分散給各級地方 政府及國有企業。必須記住的是，這種分權改革就其本質仍然是中國官僚體系內 部的壹次權力再分配過程。權力的來源、行使方式已經對經濟資源的全能整合能 力都沒有改變。只是將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權切割成省集權、市集權、 縣、鄉集權，如此而已。這就為各級地方政府像計劃經濟時代在管轄區域內以行 政方式推動經濟增長埋下了隱患。分權改革在經濟上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壹 個是分散決策，即將計劃經濟時代中央的集中決策變成了各級政府的自行分散決 策；另外壹個則是多元利益主體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開始擁有獨立的自我利益。 單中心變成了多中心。事實上，中國鄉鎮企業勃興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 國基層政府自我利益的強大激勵。在中國的決策者那裏，分權改革或許只是發揮 「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壹種試驗性安排，但它卻無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 益主體＋分散決策」的壹個全新格局，而正是這種格局啟動了中國改革史上壹個 極其重要的進程：市場化。市場的形成和市場規模的擴展後來成為傳統官僚系統 之外又壹個獨立的增長推動力量，並造就了中國經濟與毛澤東時代全然不同的新 面貌。這是後話。




　　在毛澤東時代，地方利益是壹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惡意味的詞語， 並不具備合法性。但分權改革之後，地方作為壹個獨立的財政利益主體，積極性 空前高漲。沿海省份由於市場擴展和分權改革所共同誘致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 迅猛發展，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也創造空前的消費繁榮。這種看得見福利改進， 與鄧小平壹貫的實用主義判斷標準相吻合。於是，地方利益在中國的意識形態中 逐漸擁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 的方式迅疾擴張，這不僅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的極大憂慮，也幾乎使中央 政府在金融和財政上陷入絕境。據信在1993年宏觀調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幾近枯 竭。而與此同時，以踐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財政利益為代價的地方建設卻凱旋猛進。 這最終導致了1993年6月份那壹次猛烈的宏觀調控，並引發中央與地方幾乎公開的 利益博弈。這壹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稅制改革作結。分稅制終結了主導性 的分權改革模式，但也將地方獨立的財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分稅制 改革主要著眼於中央政府自己的財政利益，而並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資擴張。 當中央用分稅制在地方財政中拿走壹塊之後，地方要想維持原有的財政收益，就 必須擴充稅基，而擴充稅基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興辦企業、增加投資。所以分 稅制改革實際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資沖動。9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壹系列政 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級官員的輪換），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沖突歸於寂靜。地方財 政利益雖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但它作為壹種制度安排，仍 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資擴張的壹個巨大的潛在推動力。這個動機與各級官員普遍 的政績競爭合二為壹，讓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熱情被推到了壹個新高度。如果說 在前計劃經濟時期，僅僅中央政府在關註投資的話，那麽在改革之後，「地不分 南北，官不分東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積極的投資主體。如此這般， 增長速度豈有不壹飛沖天之理？毫無疑問，這肯定顯著提升了中國總體上的投資 率。




　　實際上，中國1980年代迅速掘起的鄉鎮企業也是政府財政極大化的產物。只 不過在這裏，地方政府變成了基層政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所謂的鄉鎮企業現 象就是，中國沿海基層政府在財政壓力下，傾全鄉（全村）之力向外部尋求財政 來源的產物。由於鄉村政府所控制的資源極少，這種財政極大化沖動更多地只能 通過市場手段獲得。這也就是為什麽鄉鎮企業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場導向特征的原 因。顯然，鄉鎮企業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創造，而更多是基層政府的創造。鄉鎮企 業作為另外壹種小型官辦企業，是中國地方財政官僚化擴張的早期表現。這種舉 全鄉（村）之力辦企業增加財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國改革時期被反復復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在分權改革中並沒有被剝奪其全能性質， 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機會在更為廣大的範圍中復制命令經濟，依靠行政方式整合 資源，爭取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擴充當地財政實力。於是，甲省上汽車項目， 乙省也上汽車項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爭取化工企業；甲省宣稱以高新產 業為支柱，乙省也轟轟烈烈的高新產業起來，妳爭我趕，不遑多讓。中國各地產 業高度同構，產能嚴重過剩的現狀端賴於此。及至2000年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城市 化階段，中國各地連城市面目也開始變得千人壹面。到處都是鋼筋水泥，高樓大 廈，活脫脫壹個個工業怪獸。隱藏在經濟結構同構，城市面目同質之後的，其實 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壹位海外中國問題學者曾經用「蜂窩狀結 構」來描述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各地方經濟結構的趨同傾向。在經過了26年的改革 之後，問題似乎仍然沒有絲毫解決的跡象。難怪許多外部觀察家在今天的中國經 濟中總是不斷能窺見毛澤東時代的影子。很多年以來，「調整產業結構」（經常 還會加上『大力』的修飾前綴）壹直是中國官方文件中的關鍵詞之壹，但結局卻 總是令他們相當難堪。原因其實相當簡單：各級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去推動 這些可以帶來短期增長的重復建設。（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資功能基投資能力，讓 市場發揮裁判作用，壹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就會自動出現。）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範圍內小壹些，但其性質仍 然是標準的全能政府，這壹點，我們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個改革時期的投資方式 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資主要依賴中央財政的撥款，爭取中 央項目就成為主要手段，在撥改貸之後，地方政府投資手段主要靠命令當地國有 銀行貸款來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國有銀行貸款權逐漸被上收之後，地方政府的 投資手段被迫多樣化，在繼續爭取國有銀行融資以及中央財政的大項目之外，還 開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機構（比如地方商業銀行）、外資等等。在1990年代中 後期，中國官僚系統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訪最頻繁、隊伍最龐大的招商引資隊伍（ 許多地方幹脆設立了常設官僚機構：招商局），而他們許諾的稅收優惠，土地優 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紀的城市化階段，地方政府終於找到另外兩件 法寶又壹次撬開了國有銀行的大門。壹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礎設施的特許經營權。 土地可以抵押，特許經營權所帶來的穩定現金流也同樣可以用來抵押。而這是中 國低能的國有銀行最容易避免麻煩的貸款方式。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自1998年 以來，銀行對政府的貸款（包括持有政府發行的債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 對於企業的貸款僅上升10．4％。這些貸款大量進入地方政府推動的機場、鐵路、 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顯然，在如何套取銀行貸款方面，中國的地方政府 表現得相當出色。中國地方政府的這種能力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就是，在2003年的 壹季度地方項目的投資增速達到65％，相形之下，中央項目12％的投資增速就顯 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資爆增的態勢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嚴厲的行政措施隨 即而來。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現了命令股份制商業銀行停止所有貸款 業務的紀錄。這種強硬的舉動讓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壹次宏觀調控，同樣的投資 過熱，同樣的「嚴刑峻法」，真是「過七八年又來壹次」。（如果11年前，因為 中國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過度投資還有某種理由的話，那麽在普遍過剩的今天， 過度投資又所為何來？這不由得讓人懷疑，號稱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國改革，究 竟是讓中國的官僚機構進步了還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是明 智的，因為他們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資最終都將通過國有銀行的壞帳、 國家財政的赤字（顯性和隱性赤字）、國家土地資源總量驟減的方式對國家主權 信用造成重創。換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紛紛在趁「熱」打劫，竊取 國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這種國家信用的唯壹承擔者。地方政府的財政 能力極大化是壹種非常正常的沖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在今天的中國，地方政 府財政能力的極大化，都是以國民未來的預期收益減少作為代價的，它的成本是 由子孫後代的未來福利來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則卻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團所兌現。 這大概就是聰明的溫家寶在2004年宏觀調控中要「堅持把緊土地、信貸兩個閘門」 的原因。顯然，作為壹名在專業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溫家寶已經清楚的洞悉了 調控的技術要領。但問題是，中國官僚系統的投資沖動並不是壹個簡單的技術或 者經濟問題。「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看得住壹時（就像朱鎔基那樣），但看不 住壹世。壹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中國2003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跡象的 投資過熱就是壹個明證。在這個與1992年幾乎壹模壹樣的投資過熱背後，浮現出 的是同壹個古老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官僚體系。在某 種意義上，它已經在中國存在了數千年。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 怕無濟於事。更為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官僚提出的 政治要求，這就是說，中央政府自己就是問題的壹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過度 投資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 防範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壹個維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種種跡象表明，這 個脆弱的平衡遊戲正在趨近終點。我們的判斷是：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 地投機（壹個完全不可再生的資源）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 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於枯竭。因為在我們看來，土地，是各級官僚系 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後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壹旦這個資源被掐 死或者消耗幹凈，官僚強制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系。這暗示，已經維持了20 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接下來的問 題是，中國能用什麽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官僚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 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麽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 這意味著放任各級官僚系統的不智投資，要麽以巨大的政治意誌忍受經濟突然失 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並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但其中任何壹條都可能引發 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兇險。 三、隱蔽的計算 在激發中國畸高的投資 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統面臨的政治壓力和財政壓力只是兩個容易分辨的原因。 另外壹個更為隱蔽也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們越來膨脹的對個人財富極 大化的追尋。這個原因對中國投資率的貢獻雖然無法定量的測量，但卻是壹個普 遍的經驗事實。




　　個人財富最大化，是改革時期潛伏於中國官僚集團意識中壹個最為重要的理 性計算。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壹直以這個標準衡量、解釋直至扭曲和控 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國官僚集團的這個理性計算已經開始蘇醒，但由於中國 的整體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所以這種計算主要表現在那些底層官僚之中。 這些官員在傳統官僚體系中的上升機會有限、政治利益較少，因而也最早表現出 了這種傾向。他們利用分權改革中合約不完備的特點，以承包、興辦鄉鎮企業、 三產企業等方式來實現個人財富極大化。1992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趨勢已經不 可扭轉，財富沖動作為中國官僚集團的壹種整體意識得以最終明確化。於是，尋 租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牟取個人財富的壹種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蘇聯和東歐在此 前的巨變為這個時期的中國官僚們樹立了壹個標準的未來圖景。他們幾乎壹致認 為，中國的民主化將不可避免。這使中國官僚的尋租帶有壹種普遍的焦灼感，並 顯得尤其迫切。事實上，1992年中國創紀錄的經濟過熱，與中國官僚們這種突然 爆發的末世心態有著密切的關系。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發展幾乎出乎所有人 的預料，當然也出乎中國官僚體系的預料。在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中國官僚系 統重新奪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國的改革權。持續的經濟增長、國際社會由旁觀 到接受再到驚嘆的態度轉變，使中國官僚體系的整體意識由焦灼到自信，最後變 成壹種權力的自負和驕狂（這當然是壹種不詳的信號）。很清楚，中國社會在90 年代的這種發展，壹點也沒有冷卻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欲望，反而使他們有 機會利用改革的控制權將這種極大化計算體制化。

　　事實證明，中國官僚利益集團不僅能夠容忍市場，而且還有能力控制市場。 在他們那裏，市場不再是壹種可怕的異己力量，是壹個不知道怎麽就會催生出某 種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們手上壹件可以任意擺布的道具，是壹個可以完全 服從並服務於官僚集團利益的「制度創新」。準確的說，中國在90年代中後期的 演變，本質上就是中國逐漸向壹種穩定的階級尋租體制的演變。尋租，作為中國 官僚利益集團的壹種集體無意識，已經不再需要擔心同僚告發，因而也無需合謀 （這樣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簽訂壹份「壹、三、五妳貪污，二、四、六我貪污」 的明確合約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裏非常清楚，他們的同事也在幹著同樣的勾當。 現在，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時候利用任何機會進行盡可能多的尋租。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不再需要利用體制內的權力到體制外去尋租了，他們 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壹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 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 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壹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 的剩余索取者。這壹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 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麽體制內和體制外，壹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 下，並成為這個體制的奴仆。這種結局可能要讓那些在92年壹時沖動毅然決然下 海的官員們後悔了。下海，可能讓他們壹次性的得到了財富，但卻讓他們永遠地 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給予他們的將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權。難怪許多精 明的民營企業家在今天也紛紛要開始尋求「位置」。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是中國改革中具有操縱力量的行動集團。 當經濟利益極大化沖動變成這個集團的整體意誌的時候，他們就很容易將這種意 誌轉化成壹種體制或者制度的理性，並成為中國經濟活動的壹個重要變量。中國 不可理喻的投資過熱，實際上就是這種制度理性使然。對於中國的官僚體系來說， 投資活動，（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資金來進行的投資活動）是他們實現這種理性 的最佳手段。正如壹位深知中國投資戲法的人士所諷刺的那樣，「沒有項目怎麽 尋租呀？」所以，爭取「項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諸如銀行貸款之類公共資金所 進行的「項目」，就成為各級官僚（包括各類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最傾心的公務 活動之壹。中國東部某城市在爭取擴建2臺30萬千瓦機組的「項目」，光在首都地 區的「公關費用」就達到500萬。不難想象，這個項目總投資在20億以上的所謂項 目中，將有多少變成各級官僚的個人財富。這些投資項目真正能夠帶來多少回報、 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並不是各級官僚們的主要考量，他們的主要考量（甚 至是唯壹的考量）是，這些項目能夠給利益集團帶來多少尋租機會、能夠最大限 度的帶來多少尋租額。那些寫在正式「可行性報告」上的誘人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不過是壹種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於個人成本為零，所以項目越大，個人和集 團的尋租的機會越多，尋租的總額也就越大。這就是近年來中國大型項目、城市 公共設施、大型基礎設施越來越多的誘因之壹。當然，這也與中國官僚體系的財 富胃口越來越大有關。在中國最貧窮的西部省份貴州，交通廳廳長盧萬裏在短短 幾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項目為自己壹舉積累了高達6000萬人民幣的個人財富， 可見大型項目投資對中國官僚體系的誘惑之大。絲毫不用懷疑，中國高熱的投資 受到了中國官僚個人和集團利益的強烈激勵。民營企業的合法化以及對國民經濟 活動的越來越的廣泛參與，為這種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臺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 國有投資的背後，是公共財富向私有財富的轉移，這是中國投資的壹個最大特點。 對於壹個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階層來說，如果沒有利益在其中，妳即便強迫他們追 求GDP，他們也未必會這麽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中國官員的所謂 「GDP崇拜」，他們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後的個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國，國有投資已經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投資，它已經完全 被異化為我們這個財富再分配時代迅速轉移財富的壹種工具。對於中國官僚利益 集團而言，投資本身已經成為目的，因為它不再需要投資回報就能夠直接產生收 益，就像銀行貸款可以被用來直接制造富翁壹樣。如此投資，投資焉有不熱之理？ 投資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從1992年到現在10多年的時間，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極大化表現得越來越膨 脹、越來越公開的時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這也是這個集團受到監督與制約 越來越少的時代。中國官僚體系，已然是壹個被濫用的工具，中國現有政治體制 對此已經完全無能為力。（分權改革已經不再是中央對地方、對企業的分權，而 已經變成了對核心官僚個人的分權。在長達壹個時代的跨度中，與中國聲勢宏大 的市場改革同時上演的是另外壹場無聲的戲劇：權力的私有化。）中國官僚集團 的極大化追尋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程度之深，影響範圍之廣，無論怎 樣估計都不過分。這壹點，我們以後還將反復看到。現在，先讓我們對中國經濟 增長中的過度投資現象作壹個簡單的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壹直居高不下，這壹方面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產 生了嚴重的投資依賴癥，另壹方面也讓人們疑問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這個 奇怪的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45％ ，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倍有余，也遠遠超 出其他跟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2年投資率的世 界平均水平為19.9%，其中高收入國家為19.0％，中等收入國家為22.9%，低收入 國家為19.7%。 對這個奇高的投資率，有人用中國正處於特殊的重工業化和城市 階段加以解釋，但數據否證了這壹點 。況且，中國的投資率已經不是壹年兩年處 於極高水平，而是長時期處於極高水平。壹般而言，高投資率意味著良好的投資 機會或者有重大的技術改進機會，但數據顯示，中國的投資效率（無論是宏觀投 資效率還是微觀投資效率）卻處於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與基本面情況相仿的印度 比較，中國每百元投資所產生的GDP產值為17元，而印度則是26元。而在微觀投資 效率方面，中國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近年來則壹直徘徊在銀行貸款利率附近， 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還銀行貸款都懸。（有人將投資率不斷提高，收益卻不斷 下降的現象稱為凱恩斯陷阱。如果真有這樣壹個陷阱，中國可能早就掉入了這樣 壹個陷阱，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顯然，中國的市場機會並不足以誘導出高 投資率，更不至於誘導出高得如此離譜的投資率。如此怪異的投資率，只能以市 場之外的超經濟原因才能夠解釋。我們業已揭示，這個原因就是中國具有全能色 彩的官僚體系。這個官僚體系不僅控制著龐大的資源，而且有超乎尋常的動機水 平將這些資源不斷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對於他們來說，完全違背投資規律的投資， 不但不是壹樁賠本的買賣，而是壹樁壹舉三得的理性行為。這就是隱含在中國高 投資率中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早在十年之前，克魯格曼就鐵口直斷，東亞（當然 也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 微乎其微，因而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這位敏銳但顯然不太討人喜歡的經濟學 家實際上是在影射：東亞以及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增長與前蘇聯以及毛澤東時代同 樣令人側目的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麽兩樣。的確，就像我們上面已經說明的那樣， 中國改革26年來的經濟增長具有強烈的官僚強制性色彩。但如果這就是中國經濟 增長故事的全部，它將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悖，畢竟，20多年的持續經濟增長壹 直伴隨著巨大的消費繁榮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這種景觀是與毛澤東時代最顯著 的差別。毫無疑問，中國迷人的經濟增長中還有另外壹個故事。這個故事就是關 於市場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場 2004年9月1日，俄羅斯別斯蘭市第壹中學發生 恐怖襲擊事件，近400名學生和教師死亡。整個事件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今天這個 世界上，恐怖和悲劇事件人們早已見慣不怪。不過，利用悲劇事件從事盈利活動 的新聞，人們可能還是第壹次聽說。




　　利用遙遠異國的悲劇事件從事非常有「創意」的盈利活動，雖然比悲劇本身 對人類尊嚴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卻以極端的方式顯示了市場化在中國的滲透程 度。壹家國營壟斷媒體，利用悲劇事件來牟取壹點蠅頭小利，竟然沒有絲毫道德 上的不安，這說明，市場化在中國已經無遠佛界。




　　1992年春天，在沈寂2年多之後又壹次突然出現在中國的舞臺中央時，有備而 來的鄧小平帶來了壹副新魔杖：市場經濟。他以幾乎是決鬥的姿態宣布：市場經 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就這樣，這位高齡的共產主義領袖用他 畢生的最後壹搏，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正統之中爭得了壹席之地。




　　在中國，即便魅力如鄧小平，為市場正名也是壹件風險極大的事業。我們無 法判斷鄧小平是從哪裏獲得了市場經濟的靈感和決心，但有兩件事情肯定啟發和 鼓勵了他。壹是農村改革，它幾乎魔術般的消滅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區的開 放城市地區的「搞活」，它第壹次讓中國人有了消費繁榮的體驗。這種經驗無疑 讓鄧小平看到了「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巨大潛能。市場，是壹種獨立於傳 統官僚體系的動員和組織力量，是壹種來自底層的自發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 於仍然存在嚴厲的管制，中國的市場潛能只是若隱若現的壹種希望。但這畢竟是 壹種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當中國改革和增長在90年代初雙雙陷入泥淖的時候， 鄧小平就毫不猶豫的將全部希望托付給了市場。事實上，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 壹王牌。在其他的增長機器幾乎全部失靈的情況下，鄧必須飛快的轉動市場這只 輪子，才可能讓經濟增長重新上路。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市場——這只看不 見但法力無邊的巨手，正式成為中國經濟（與中國官僚體系並行的）另外壹種關 鍵的動員力量並推動經濟增長。從此之後，在中國被幽閉了40年的市場機器開始 像發了瘋似的高速運轉。




　　從本質上講，所謂經濟增長就是將各種要素和資源不斷動員並組織到經濟活 動中來的過程。正如我們在中國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後所看到的那樣，市場在這 方面的動員能力是相當驚人的，其所到之處就像壹個磁場，將人力、土地、資本 統統吸入它的勢力範圍，並通過企業或者個人的形式生產出各種商品和服務。事 實上，除了官僚系統不斷以強制方式投入各種要素之外，中國25年的經濟增長也 是市場動員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顯眼的側面。與 官僚的強制和命令動員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場動員具有某種「自願」的性質，換 句話說，它能夠為市場的參與者帶來福利的增進。也正是因為這種福利增進的性 質，市場具有了擴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場誘致型經濟增長的福利增進性質是中國 最近25年經濟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不同之處。這也已經為中國人的生活經驗 所證實。在短短的25年中，中國幾乎跨越了發達國家壹個世紀的消費體驗，中國 人不僅迅速擁有了溫飽，而且還擁有了互聯網（當然是壹部分人），擁有了汽車 （當然是更少壹部分人）。顯然，這種經濟增長比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要讓人 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場化在中國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時期。到現在，我們 的視野所及，市場化的影響已經無孔不入，遍及中國人生活的每壹個角落。我們 不僅有了充分競爭的商品市場，也有了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我們不僅擁有了 資本市場，也有了房地產市場、技術市場，甚至，我們還以壹種無人企及的「想 象力」超常規地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市場」、「衛生醫療市場」。壹 份由中國北京學者李曉西主持的研究認定，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69％。 據此，這份名為《2003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的研究認為中國已經是「發展中 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這個所謂的69％僅僅是指市場化（或者更準確說是商業 化）的範圍，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場特性，那麽這份報 告的估計不僅是真實的，還可能是相當保守的。有許多強有力證據表明，中國的 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物品的市場化程度（雖然是以極度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已經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最為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機構不僅有極其強烈的 市場化沖動，而且本身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市場化了。這方面的例證不勝枚舉，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壹個就是：中國監獄壹直就是利用廉價勞動的盈利機構。將提 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機構普遍的變成盈利機構，可能不是中國的發明，但其範圍和 程度，中國恐怕已經將絕大多數國家遠遠甩在了後面。在這個意義上，利用「別 斯蘭悲劇」盈利的醜聞主角是壹家國營公共媒體，就壹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市場發展其實就是交易的擴大，而交易擴大就必然伴隨著經濟活動貨幣化過 程，所以經濟活動的貨幣化程度也經常被用來描述市場化的程度。如果以這個標 準來衡量，那麽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壹。截止2000年，通常用來表 達貨幣化程度的指標M2/GDP在中國已經達到了152％（這是中國經濟又壹個令人迷 惑的指標），是美國的兩倍。而這個指標在1985年僅僅為60.8%。雖然這個指標未 必能完全反映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但它至少說明，中國90年代的市場擴散速度， 的確相當驚人。




　　在壹個產權制度闕如，信任瓦解、法治匱乏的社會，市場能夠在短期內得到 如此迅速的發展，壹直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壹個謎團。然而，如果我們了解 中國市場化的初始起點，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壹個市場 處於完全抑制的狀態下開始的。




　　在這種狀態下，存在著廣泛的通過市場交換來增進個體福利的機會，所以只 要解除抑制，市場增進福利的示範作用，就足以使市場交換在廣大的領域內得到 拓展。在這種時期，交易資格的獲得，要比市場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場有效的 其他條件（比如交易雙方的權利平等、信息對稱以及社會信任的程度等等）更為 重要。作為壹種建構性的權利，市場交易給（為壹直被禁錮在傳統命令體制中的） 中國人所帶來的，不止是壹種自由，而且還是壹種實實在在的福利改進。這是市 場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後，在中國迅速擴散的原因之壹。我們可以將此稱作 市場的恢復性發展。原因之二則是，作為壹個後發國家，中國對市場有後發的學 習優勢。這種學習優勢足以導致市場在短時間中獲得極大的發展。事實上，中國 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電信市場、IT市場等等市場的迅速發展，無不建立在這 種後發優勢之上。而發達國家建立這些市場則經過上百年漫長的摸索和實踐。以 房地產市場為例，在經過僅僅十多年（更確切的說是住房制度改革）的發展之後， 中國自有住房比例已經達到了70％以上，壹些城市更超過80％，這比美國、英國 的60％的比例還要高出很多。這種發展速度就包括了對信用貸款、樓房預售等市 場銷售技術的模仿和學習。在手機市場上，中國目前已經擁有6億部手機，而在十 年之前，這個數字還不到中國人口比例的1％。這說明，在壹個初級的市場社會， 無論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場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場機會的廣 泛存在和後發國家的學習優勢都足以使市場迅速擴散。這在市場發展的初期幾乎 與制度優劣完全無關。這種粗放型的市場發展，究竟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了多 少份額，我們無法準確計算，但它肯定是中國25年經濟增長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的 部分。而正是這壹部分，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福利改進的經驗證明。




　　不過，只要我們深入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內部，並將中國的市場化置於官僚利 益最大化這個具有顯影功能的時代邏輯中時，中國的市場化真相就會逐漸浮現出 來。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的市場化是官僚（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這就是說， 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後，還有壹只看不見的手，官僚之手。雖然中國的市場 化（在大多數情況下）符合中國民間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間內生力量的推動， 但沒有官僚集團這只手的許可、誘導、推動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擴展的。 就像小崗村的個別試驗如果沒有得到官僚體系的認可和推廣，便永遠不可能成為 系統性的農村改革壹樣。在中國這樣壹個官僚體系全控的社會中，這壹點是非常 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官僚體系對市場化的允許、誘導、推 動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官僚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設置這樣 壹個隱含的前置條件，實際上就是要保證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的優 先參與和對中國市場化紅利的全面控制權。由此觀之，中國的市場化應該被更加 準確的稱之為特許的市場化。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只是在1992年鄧小平 南巡之後的壹兩年之中，短暫地逸出了中國官僚集團的控制範圍，而具有某種民 間主導的特點。但隨著朱鎔基以加強中央政府控制力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的開 始，中國民間自主市場化的進程迅速煙消雲散。無論是從金融安全、市場秩序還 是從打擊腐敗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夠的理由實施那壹次宏觀調控，但在中國當 時的環境中，這也必然意味著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重新控制。作為壹個行政管理 大師，朱鎔基憑借和仰賴的都是現行體制所賦予他的行政資源。他所關心的是如 何最大限度的通過現行的行政資源甚至是個人魅力來維護宏觀穩定，至於其他目 標則在他的關註之外。這就幾乎註定了，朱鎔基的宏觀調控將必然演變為中國官 僚集團對市場化的全面控制。這實際上是1993年宏觀調控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壹個 最為重要的遺產。遺憾的是，這個隱藏至深但在後來壹直對中國市場化過程起著 關鍵作用的遺產，也是壹個從來沒有得到認真審視的遺產。作為壹種體制性的沖 動，官僚集團對市場化的控制權爭鬥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這場艱苦的 戰役就未必能夠如此成功。在這個意義上，正是朱鎔基傑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 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為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留下了長期的隱患。當然，朱鎔基 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這個中 國改革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麽在中央與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況下， 朱鎔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顯然，1993年的宏觀調控是 官僚集團內部的壹次妥協，而不是官僚集團與中國民間的壹次妥協。這種吊詭的 歷史結局，顯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卻非常符合中國改革的核心邏輯。於是， 在經過了短暫的失控之後，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導型的模式。所 謂主導，實際上就是官僚集團對市場化過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縱。由陌生而 熟悉，由熟悉而駕馭，終於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中國官僚系統對市場化的操縱 和控制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理解這壹點，我們就還遠遠沒有理解中國的市場 化。




　　從市場化的起點看，中國的市場化是在國家權力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開始的， 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況正好是壹個相逆的過程。這種起點上差別，決定了國 家權力在市場化中具有的某種主宰作用。




　　1992年之後，是中國市場化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 在市場化進程中全面展開的時期。官僚集團對中國市場化進程的廣泛卷入和隱形 控制，為中國的市場化在性質上的畸變提供了溫床。




　　這首先表現在中國市場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們先來看房地產市場。在中國 的房地產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價及各種稅、費合計，占總成本的50％，而在國 外這三項合計只占總成本的20％。很明顯，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由政府設置的交易 成本要遠遠高於國外的水平。在中國的汽車市場上，這種成本也同樣高得驚人。 在中國的購車費用中，政府征收的稅費占購車總費用的40％，據稱已是世界的最 高水平。與此構成對照的壹個數據是，1998年中國汽車行業利潤為40億元，而相 關的政府收費卻達到1626億元。然而，這種高昂的成本並不僅僅是中國房地產市 場以及汽車市場上的獨特現象，而是廣泛彌散於中國的經濟活動之中的壹種普遍 現象。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看到，從創業、到融資、到生產、到銷 售，到中介服務，這種遠遠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幾乎遍布中國市場活動中的 每壹個環節之中。這說明，這已經是壹種結構性的制度現象。出於這個原因，這 個所謂的交易成本應該更加準確的稱為制度成本。而這個制度成本的確切含義就 是官僚體系收取的市場化紅利，或者市場化的特許權租金。這個成本雖然都是政 府或者政府經紀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收的，但絕大多數時候則是壹種赤裸裸的設 租和尋租。中國手機市場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這種情況。中國共有手機生產廠家 100多家，手機生產牌照49張，但真正擁有牌照同時也有生產、銷售能力的企業只 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產企業必須為租借牌照付出壹筆可觀的費用。那麽這筆 費用究竟有多大呢？據壹位手機生產廠家負責人估計，每臺手機約50-100元人民 幣。簡單換算的結果是，壹個沒有牌照的生產廠家如果每年生產1000萬臺手機， 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億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擁 有四張手機牌照，被稱為「專業借牌者」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壹家 行政色彩明顯的中央級公司。在壹個完全競爭的行業設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 效率損失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成本帶來的市場利益流向的扭 曲。因為負擔成本而受到損害的壹方是消費者、生產廠家和企業員工，而因為設 置成本而獲得暴利的壹方則是人數極少的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壹個更加荒 謬的類似例證是，遼寧省文化廳竟然對「東北二人轉」（壹種廣受歡迎的民間演 出形式）也設立了所謂準入制度。這項荒誕不經的準入制度規定：「為了積極發 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轉，所有的二人轉演員都要持證上崗，並不定期接受培訓。……」 似乎是嫌尋租還不夠赤裸裸，這項規定還暗示：「未來的準入證也不是永久性的， 很可能壹年重新核發壹次。」顯然，這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對市場活動的壹種抽取，是壹種無法通 過市場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對中國這樣壹個市場需求被壓抑很久的後發國家來說，在市場恢復性發展的 初期，高制度成本並不會對市場擴展構成明顯障礙。這個時候，潛在市場需求規 模決定了，無論是廠家、消費者都能夠通過市場恢復獲得福利改進。但是當市場 規模接近飽和狀態的時候，這種高制度成本就會對市場深化和進壹步擴展構成致 命的阻礙。這種致命性，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在中國範圍廣泛的市場活動中看到。 在那裏，絲毫沒有降低跡象的昂貴的制度成本，與生產者不斷降低的利潤率構成 了鮮明的對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質，卻還被新興市場迅速擴張的繁榮景象暫時掩 蓋著。




　　除了從外部設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體系對市場的廣泛參與也從內部 破壞了市場的權力平衡。市場內部權力的失衡，對中國的市場質量（市場有效性） 有非常嚴重的腐蝕作用。




　　市場交易之所以能夠產生所謂「合作」剩余，並具有福利改進性質，乃是因 為市場交換是在自由平等的主體之間「自願」發生的。壹旦交易中失去這種「自 願」性，那麽不管它以什麽樣的名義，都可能成為另外壹種形式的剝奪。不幸的 是，這種以市場形式出現的剝奪在今天的中國幾乎隨處可見。而其根源，就是權 力在市場交易中的普遍泛濫。在這方面，房地產市場中的拆遷問題極具典型性。 拆遷，本來是土地需求方與土地占有者（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只有當拆遷價 格讓雙方都滿意的時候，拆遷才會發生。也只有這種拆遷才具有福利改進的性質。 然而，在中國現實中的拆遷與這種理想模型大相徑庭。原因在於，政府作為這樁 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現了。於是，土地需求者與被拆遷者之間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 被拆遷者之間壹樁簡單的交易，變成了政府與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與被拆遷者之 間的兩樁交易。政府在拆遷交易中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在這樁交易中增加了壹個 無關的第三者（當然，這樣可以增加交易次數，提高GDP。需要提醒的是，類似這 種增加交易次數，膨脹交易規模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活動中的壹個普遍現象，也 多少可以解釋中國經濟規模膨脹），而是使這樁交易的性質陡然間發生了變化。 壹樁本來應該在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自願交易行為在瞬間變成了權力對無權者的 強制、變成了權力對權利的剝奪，而市場交易本來意義上的福利增進性質也因此 蕩然無存。家住中國南京的殘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議（這是中國壹起極為知名的因 為拆遷而導致的悲劇事件），將隱藏在這種交易中的剝奪性質揭示得壹清二楚。 對於中國的官員集團，以政府名義介入拆遷和房地產市場，其動機主要有如下幾 端。壹是可以迅速改變城市面目，以換取政績上的表現。1990年代中國許多地方 官員，正是通過城市面目「幾年大變樣」的政績秘訣得以快速晉升的。其二則是 可以膨脹地方財政實力。事實上，通過變賣土地和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房地 產業已經成為許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財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團可以 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巨大的個人利益。換句話說，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 者經常就是土地的潛在買方。如此強烈的利益驅動，難怪在遇到拆遷「釘子戶」 時，湖南嘉禾縣的地方官員會惡狠狠地喊出：「誰擋我壹程，我滅他九族」的驚 世駭俗之語。




　　與城市拆遷問題類似，以公共利益名義對農村土地的征用，則是權力敗壞市 場的又壹例證。農民是農村土地的實際擁有者，本應成為土地轉讓價格的主要決 定者，然而，當中國的官僚集團以政府名義用極低的（按農業用途評估的）土地 價格從農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後又以極高的（按商業或工業用途評估）的價格轉 讓，或者幹脆出於政績和私利將土地白白送給外商或者其他合謀者的時候，農民 的權利頃刻之間化為齏粉。顯然，這是在「自願交易」掩蓋之下的又壹場欺詐和 剝奪。其中根本就沒有什麽整體福利的改進，有的只是利益的轉移以及對全社會 公平基礎的損害。我們可以強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紀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農村 土地征用與城市拆遷問題壹道，正在成為頻繁引發群體抗議事件又壹根導火索。 事實上，這也是導致中國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卻不斷滑向絕對貧困的主要 原因。發生這樣的反常現象並不奇怪，因為被剝奪了土地權利的農民，實際上就 是已經被徹底剝奪了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可能的農民，就是完全被拋棄在經濟 結構之外的農民。鑒於中國農民人數之多，農民人均擁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 經濟活動中的地位之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的剝奪將是壹個影響更為深遠的問 題，毫不誇張的說，它可能影響中國未來100年的歷史，其意義遠遠超過城市拆遷 問題。如果任其發展，它引發的將不是壹兩場零星的騷亂，而可能是壹次此起彼 伏的長期革命。關於這壹點，我們還將在本書的其他部分論及，但現在就必須指 出的是，當內部的權力結構完全失衡的情況下，市場同樣可能產生剝奪，甚至是 更加深刻的剝奪。這可能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市場浪漫主義者所不屑於看到的。但 顯而易見，此類強買強賣，巧取豪奪的「市場剝奪」，在中國的市場活動中已經 是壹種俯拾皆是的經驗事實。




　　壹般而言，所謂交易，就意味著「自願」和「壹致同意」。不過，由於交易 各方在起點上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壹致同意」的市場交易經常成為智力上的 愚弄、信息上的欺詐、和權力上的強制。在這種「壹致同意」的交易中，剝奪（ 而不是福利改進）是更加通常的結果。正是為了彌補前現代經濟中交易各方普遍 存在的實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缺陷，現代權利概念才得以勃興和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之為「現代」，並不是因為交易本身發生了變化，而是交易各方在 力量上變得更加均衡，更加對稱。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權利 經濟，是平等權利主體之間的交易。可見，對於現代市場經濟而言，權利絕非是 可有可無的壹件裝飾，而是作為其制度基礎的壹種必須。




　　所謂權力（power），簡單說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組織的強制力。在現代社會中 權力壹般由國家機構或者國家授權的組織掌握並加以實施。所以，在壹般的意義 上所謂權力更多的是指「公權力」，是壹種至上而下的縱向的強制力量。而權利 （right）則不同，它是指公民社會中個人和組織平等並普遍享有的從事政治、經 濟、文化活動的壹種安排，是法律賦予公民個人或者獨立於國家的組織的壹種不 可剝奪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會中個人及組織之間的橫向關系的壹 種範疇。與壟斷的、獨占的，只有少數人享有的權力相比，權利則是平等享有的、 普遍的。權利概念雖然來自於理論的抽象，但卻被賦予了越來越具體的現代內容。 也正是這種權利，為現代人進入市場提供了相對平等的地位。可以說，權利概念 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抗權力所導致的市場不平等地位而興起的。由此，中國計劃 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實際上就應該是「權力經濟」到「權利經濟」的轉 型過程，即組織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權力主體轉變為權利主體的過程。




　　中國的分權改革的壹個側面是各級政府之間以及各種政府組織之間的分權， 但另壹個側面則實際上是公權力不斷被官僚集團劫持、挪用、盜竊並合法地私有 化的過程，是公權力以特權階級的個人利益為依歸在經濟活動中不斷膨脹、不斷 泛濫，不斷被帶入市場活動的過程。（政治改革的停滯使得這壹不幸的發展成為 現實）。中國龐大而頑強的官僚階級不僅層層攔截了至上而下的權力下放，也抑 止了由下而上的權利的勃興。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經濟改革就不是偽現代的計劃 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演進，而是向前現代的特權市場經濟的退化和復歸。這也 是為什麽許多人私下裏將中國看成前資本主義（另外壹些人更願意將此坦率的稱 呼為野蠻資本主義或者強盜資本主義）的原因。這種被市場繁榮和經濟增長所掩 蓋著的退化實際上也是中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另壹條隱蔽線索。如此，中國浩浩 蕩蕩的市場化歷史中就很難不充斥著壹股逼人的野蠻氣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 強者對弱者的鉗制就壹並成為這部市場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場交易中，權力的強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遷和征地案例中的那 樣），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對信息的操縱。現代市場經濟的復雜程 度，已經遠非「妳買我賣」那種壹對壹的簡單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這壹點非 常重要）。由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交易範圍的擴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 都使信息問題上升到現代經濟中極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與交易的復雜程度成 正比。權力對權利的剝奪可以導致市場的失效，信息的不對稱和人為操縱也可以 導致同樣的結果，因而也會在根本上扭曲市場「壹致同意」的本來意義。換言之， 沒有盡可能充分的信息對稱，市場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壹致同意」的。這也是 為什麽在藥品市場、證券市場等領域有強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說，在現 代市場經濟中，對信息的知情權作為壹種平等權利已經被普遍接受下來。在這裏， 自由交易的權利已不再僅僅是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的權利，也包括了獲得充分信 息的權利。而保障這種信息權利的，就是充分競爭的自由媒體和政府對某些特殊 行業的適度監管。諷刺的是，在中國20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的官僚系統不 僅沒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監管責任，而且憑借對媒體的控制，成為了市場信息不折 不扣的操縱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中國看到如下荒誕的現象也就絲毫不值得 驚奇了。在2003年上海房地產已經經歷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後，上海的壹位主要 官員在接受福布斯雜誌的采訪時，毫無顧忌地引誘投資者：「我在這裏可以提個 建議，如果妳們在上海沒有房產，可以聽我壹句勸告，投資房地產絕對是高回報 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產樣板經濟的激勵，中國南方海南省的壹位新任省 長，在2004年甫壹上任就發出了更加驚人的預言：5年後海南房價有望翻番！作為 地方政府首長，對市場價格做出如此明確的預測（這是任何嚴肅的學者都不敢做 的預測），顯然不能理解為他們對地方經濟的信心，而只能被理解為壹種赤裸裸 的信息操縱。這樣魯莽的發言，當然不是出於無知，而顯然是出於房地產市場對 地方經濟巨大的短期推動作用。壹句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市場中有著巨大的 利益。然而，這種信息受到操縱的市場交易，是很難瞞過老道的外國投資者的， 其最終的受害者只能是那些耗盡壹輩子儲蓄而盲目投資房地產市場的中國投資者。 地方首長如此，各種宏觀管理部門同樣如此。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尹中立先生的實 地調查，上海房地產管理部門公布的房地產價格與上海的實際房地產價格有著驚 人的差距，其落差高達67％，此外，政府管理部門公布的價格走勢也與市場價格 走勢有著極大的差異，甚至截然相反。與此同時，作為中國房地產的最高宏觀管 理當局之壹的中國建設部也加入了這種信息操縱。就在人們普遍質疑房地產市場 問題的時候，2004年10月建設部公布壹份報告竟然稱：「並不存在房地產行業泡 沫的問題」。無疑，官僚集團出於個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縱信息，以期塑造 壹種房地產穩步溫和上漲的預期。這種信息操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壹種標準的 信息欺詐。不獨於房地產市場，官僚集團出於特殊目的而操縱信息的現象在GDP 數據、物價數據、失業數據等方面普遍存在。壹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告訴《21世 紀經濟報道》的記者：「中國2004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得出上半年GDP增 長數據為9.3％。各省統計局上報的數據進行加權計算，卻表明中國的GDP增長已 經達到13.5％，相差竟達4.2個百分點。而經濟總量(GDP總額)中央和地方數據亦 相差19.8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這種國際笑話還是在中央政府對統計獨立 三令五申的情況下發生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信息的重要性體現得最為充分得莫過於金融市場。可以 說，金融市場幾乎完全是壹個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預期的市場，信息在其中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信息操縱在這個市場中屢見不鮮。但考諸 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進行信息操縱的，中國可能創造了歷史典範。在這方面， 中國官僚集團表現出了超人的「勇氣」和罕見的天賦。其操縱之頻繁、方式之多 樣，可謂證券史上的奇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99年發生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的所 謂「5?19」行情。在這壹段時間中，為了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低迷以 及為某些特殊企業融資，中國官僚集團以《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煽動人們買入 股票。了解《人民日報》在中國地位的人都知道，這是壹種極具中國特色但卻非 常有效的信息操縱方式。就這種對證券市場中信息作用的透徹理解而言，中國官 僚集團似乎頗為老道，壹點都不像壹個後來者。於是，中國證券市場上就充斥了 各種類似「5?19」的紀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標誌無壹不是政 府發布的某個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壹例，中國金融市場的信息操縱程度 可見壹斑。然而，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人都清楚，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大積弊並非 信息操縱壹端。其中還存在著廣泛的權利剝奪問題，其嚴厲但顯然不符合邏輯的 準入制度，就是權力剝奪權利的明確例證。




　　信息操縱，權利不對稱、集體談判能力的缺失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在國有資 產買賣等諸多交易領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自由媒體提供的競爭性 信息。




　　與土地市場壹樣，金融市場作為壹種要素市場，在現代市場經濟結構中有舉 足輕重的基礎性作用。如果這個市場的信息是受到操縱的，那麽無論用這個指標 或者那個指標衡量的市場化程度有多麽高，這種市場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基礎的平等權利不僅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權利， 也不僅僅是盡可能充分的信息權利，而是包括壹組權利。在我們的視域中，另外 壹種重要權利應該被包括在這壹組權利之中，這就是自由組成合法團體，從而形 成集體行動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對於在能力上天然出於弱勢的群體來說，自 由的交易就可能變成自由的奴役。這壹點，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表現的得尤其 明顯。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分散的、單個的、弱勢的勞動者總是面對著在力 量上遠遠超過他們的企業主。常識告訴我們，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雙方之間的交易， 很難是「壹致同意」的交易，而只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國勞動力市場 上，這種「被迫同意」實際上是壹種普遍的經驗事實。當農民工（遠遠不至於農 民工）遇到強大得多的企業主的時候，他們被迫同意接受只能滿足簡單再生產的 工資，被迫接受惡劣的勞動環境、被迫接受毫無保障的口頭契約。中國的市場原 教旨註意分子經常想當然的論證這種待遇給農民工帶來了「福利」，但他們卻無 法證明這種交易是「壹致同意「的。能夠改變這種不對稱交易的唯壹辦法，就是 弱勢群體自由的結合成工會組織，從而形成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能力。這也是現 代社會最為基本的權利之壹。荒唐的是，在壹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勞動者 自由結成工會組織卻被視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的低工資 並不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是壹種政治安排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 根本上就不是壹個現代意義上的市場，至多也只能算是壹個古老的市場，壹個遭 到了政治強制閹割過的前現代市場。推而至宏觀，那種被許多經濟學家推崇備至 的中國的所謂（為現代文明所不齒的低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其實質就是壹部 分（無權利者）可以被任意剝削的優勢。這種優勢可能為微觀的企業帶來某種效 率改進，但絕對會損害整個社會的公平及合作氣氛，兩相權衡，社會整體效率和 整體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進出的權利，到充分信息的權利，再到集體行動的權利，實際上構成 了現代市場經濟中「自由交易」能夠成立的幾個基礎條件或者權利。沒有這些條 件和權利，就沒有現代意義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將自由交易僅 僅理解為「自由進出」的權利，顯然是將現代經濟錯置在壹個非常古典的熟人社 會環境中而導致的壹種錯誤理解。而正是理解讓他們得出了「中國市場化程度已 經非常高」的荒謬結論。以我們上面為現代市場經濟自由交易確立的標準來衡量 中國的市場化，我們就很容易發現，中國的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實際 上就是壹系列交易條件受到控制和操縱的市場化，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化真 意，相差又何止十萬八千裏？不僅如此，正如我們上面三個案例中分別暗示到的 那樣，當土地、資本以及勞動力這三個最基礎的要素市場都受到操縱和控制的時 候，整個經濟體系本身實際上就受到了潛在的操縱和控制。這種被操縱的畸形市 場結構，無論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競爭表象，都絕對不能稱之為市場化的。 我們或可將其稱為偽市場化，而這種偽市場化所具有的欺騙性以及在財富分配上 所帶來的長期後果，將很有可能使我們因為麻痹而蹈入壹場更深的災難。




　　在更大的視野中，政府主導型的市場化，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90年代愈演愈 烈的農民問題。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將農民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問 題，以交易的眼光看，這個問題就轉換為，處於傳統農村經濟中的農民如何以其 資源與城市經濟體系進行交換的問題。大致算來，農民可以用來進行市場交換的 只有兩樣東西，壹樣是土地，另壹樣就是勞動力。如果這兩種要素能夠被納入壹 個公正的市場中進行交換，那麽中國的農民問題就不是壹個死結。事實上，無論 從臺灣、日本的經驗，還是從90年代之後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本土經驗來看，在 高速工業化時期，勞動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斷增值的。這種「增值」足以讓中國農 民以體面的姿態融入中國的現代經濟體系之中。但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無論是以 農民工的形式進城務工，還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與現代工商業進行交換的時候， 他們的權利（無論是個人自由進出市場還是在市場中的集體談判權利）都受到了 人為的剝奪。加上農民在信息及知識能力方面與城市人口在起點上的巨大差距， 農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交換實際上就完全變成了壹場殘酷的掠奪。顯然，今天中 國農民出賣土地以及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實際上並不是壹種真正的市場價格，而是 壹種受到了操縱的市場價格，是壹種權利受到了剝奪而導致的不公平交換的價格。 掩藏在這種不平等之後的，就是中國政府的城市性質。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政治 利益、經濟利益都是在城市並通過城市來實現的（無論是GDP指標、地方財政利益、 還是個人經濟利益都如此），而中國農民對這個官僚利益集團又缺乏選票（以及 潛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約，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團所運作的政府，實際上就變 成了壹個城市政府——壹個利益傾向上嚴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國最高領導 人出於道義原因對中國農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們出於這種同情發出了多 少指示，都沒有改變中國行政當局的這種「城市」性質。在市場化過程中，政府 本來應該盡量彌補農民與城市人口之間天然就存在起點差距，以便農民享有更平 等的交換地位，但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反其道而行之。這實際上就是1990年代之 後中國農民在市場化過程中不斷被拋出現代經濟體系之外，並導致中國農民問題 急速惡化的壹個潛在原因。這種惡化並不是必然的，起碼我們在臺灣和日本類似 過程中沒有目睹。




　　1978年的農村改革基本上是在壹個熟人社會中展開的，在這個頗為「古典」 的社會環境中，權利的形態相對簡單，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交易很難受到操縱。 所以在壹個較短的恢復性時期，農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農民 問題壹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農村範圍，開始牽涉到農村與城市經濟體系的要素 交換的時候，（這是80年代後期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性質），中國農民問題就以 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範圍內展現出來。原因無他，農民（不管是作為壹個整 體，還是作為單獨進入市場的個體）的權利受到了剝奪，農民在進入現代經濟體 系的交易條件受到人為的操縱。這樣看起來，中國農民問題其實根本上就是壹個 政治結果，而不是壹個市場結果。這種理解，可以為中國農民問題提供壹個新的 解釋。它既解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釋了這個成功在同樣的政治約束條 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變這個「必然」的唯壹辦法，就是松動或者改變這 種政治約束條件：以政治的形式捍衛農民的權利。




　　市場的權力是壹組權利，這壹組權利是壹個整體，任何其中壹個的缺損都可 能影響到其他權利的行使。




　　以消費特征來觀察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市場化粗略的劃分 為三個階段。第壹波是農產品以及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的農 村改革時期。第二波則是以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這對應與中國 的城市改革時期。第三波則是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以房地產、金融要素市場以 及汽車等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化階段。1990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費浪潮之後，中國在 壹般消費品領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之高，市場競爭幾近殘酷。這個時候，市 場化自主帶動經濟活動增加的能力日趨減弱。表現在GDP上，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 放緩。這本來是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但這對於視GDP為唯壹合法性的中國政治 來說，卻是壹個反常的危機局面。由於市場化有增加可計量交易活動，從而增加 GDP的特性，所以，市場化就開始成為壹個與經濟增長等價的政治目標。而市場化 壹旦成為壹種政治目標，市場化的推動力就從民間開始轉變為政府，市場化的福 利增進色彩開始逐漸減弱。換句話說，這個時候的市場化已經不再是由於福利效 應所導致的市場自然擴展，而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強制的市場化。我們可以明 顯的看到，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土地、金融、教育、醫療、媒體、國有企業資 產轉讓等領域的所謂市場化，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零和博弈色彩。而這些市場恰 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對稱、供給方高度壟斷的領域。這就為官僚利益集團操縱這種 市場化提供了極大的可能。事實上，1990年代中後期在所有這些市場化過程中獲 得巨大利益的，幾乎清壹色是那些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利益集團的壟斷機構及其外 部合謀者、如高校、醫院等等。除了他們之外，在這個所謂的市場化過程中，我 們幾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場的福利增進性質蕩然無存。




　　從1999年開始，中國高等院校擴大招生規模，由此拉開了所謂中國教育市場 化的序幕。中國在1999年開始搞所謂教育市場化，並不完全是出於中國教育主管 們壹時的頭腦沖動，與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現實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國 的教育主管者看來，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推升中國社會的大學普及率，也是壹個 提高中國高校人員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經濟學家那裏，教育市場化的意義就 要宏大得多了。據這些經濟學家言之鑿鑿地推測，教育市場化不僅可以緩解失業 現象，還可以大幅度增加內需，提高GDP。很難說中國教育市場化是某壹位具體經 濟學家慫恿的結果，但明顯的是，擴大內需，增加GDP這樣令人耳熱心跳的目標， 對苦於內需萎靡、增長減速的中國領導人來說，肯定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基本可 以斷定，教育市場化在拉動經濟增長上的預期肯定增加了中國領導人在教育市場 化上的決心。而更加隱秘也更加重要的壹個原因則是，教育市場化符合中國教育 官僚們的利益。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這個遭遇激烈反對的「教育革命」怎麽會 在如此短的時間中能夠進行得如此徹底。事後的事實也證明，壹輪疾風暴雨式的 教育市場化下來，中國的壟斷教育體系也迅速成為最肥的部門之壹。據湖北中南 民族大學的壹位孫姓院長估計：僅湖北壹省的獨立學院（中國高校改革中的壹種 尋租怪物），在2004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計就有10億元被少數人中飽私囊。他形 容：高校招生成為批量制造百萬富翁的又壹渠道。而這種致富遊戲的代價則是： 由於無法支付昂貴學費而導致的自殺事件頻繁發生。（就我們的耳聞目睹，有理 由推測，這很可能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社會的自殺率。）所謂教育市場化在讓壹 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謀者以光速致富的時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諸多中國家庭壹輩 子的儲蓄。與這個過程相對應，本來就已經聲名狼藉的中國高校，也迅速變成中 國社會極端冷酷、道德極度墮落的最有力見證，淪為壹個人人得而誅之的「殺人」 行業。




　　且不說教育市場化本身壹直是壹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就算可以市場化，在 教育供給高度壟斷、信息極端不透明的中國，中國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場化？ 在本質上屬於官僚序列的中國高等院校，壹邊享受著政府賦予的特許地位、享受 著政府的巨額撥款，壹邊卻以（毫無彈性的）市場需求的名義進行市場化操作， 這就讓中國的所謂教育市場化看上去更像是壹場大規模的教育訛詐，壹場蓄謀已 久的財富洗劫。在有著深厚重教傳統、對文憑有著畸形崇拜的中國，這種訛詐是 非常容易得手的。將壹種本來就享有的福利用貨幣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用更 高（經常是數倍）的貨幣價格表現出來，當然可以拉動內需，並大大增加GDP的數 字（這顯然滿足了宏觀經濟數據的需要），但其中哪裏還有半點「福利增進」氣 味？事實證明，這種所謂市場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質。這其實就是中國所謂 教育市場化的本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同樣也是1990年代末期中國諸多領域 市場化的本質。可以肯定，導致福利減少的市場化，絕對不會是自然擴展的市場 化，而定然是出於某種信息誘導、壟斷脅迫、權力強制。而能夠全速推動這個進 程的，也必然是某種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中共對中國人的掠奪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貧困根源




　　中共政權這部專制機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絞肉機，它絞殺了數千萬生命；其次是洗腦機，培養了億萬知服從不知權利的共產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機。中共機器將榨汁功能發揮到極致，先後利用國有制和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劫取了巨額國民財富，又在市場化過程以高稅費、高通脹、高房價榨幹了中產階級，用準入限制壟斷資源、壟斷市場、濫發股票、濫印紙幣、銀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瘋狂融資搶掠國民財富。用高電價、高油價、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車及食鹽煙草專賣等壹系列壟斷方式榨取民間社會。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資源，售之以高價，用強盜手段養肥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獨辦電視報刊，獨霸電信電話，獨攬互聯網接入，甚至用速度僅為標稱網速十分之壹的假寬帶欺騙用戶。社會共同財富的自然風景區和文化遺產也在其壟斷之下，用高價門票勒索遊客，或用鐵絲網圈占著名海灘山頭，修建中央各級高幹療養院，再用納稅人的錢來貼補運營成本，讓紅色貴族享受免費服務。用暴力征地拆遷大規模征用土地，低價征地，高價賣出。乃至用高教育費、高醫療費、高殯葬費擠幹了窮人的最後壹滴血汗。所以民間有順口溜說：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壹萬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嫁妳；養不起，父下崗兒下地；病不起，治個感冒兩千幾；活不起，壹年辛勞四千幾；死不起，火化壹個壹萬幾；葬不起，墓地幾萬壹平米。[1] 近兩年的物價更是沒命地瘋漲，壹套房子幾百萬，動壹次大手術動輒幾十萬，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漲到了幾十萬，北京的重點中小學擇校費竟然也有高達幾十萬元的。有人統計，在北京養大壹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有最低標準，要花費50萬元左右。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即是平民有“尊嚴”的“奢侈”生活，中共經濟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總是鼓吹中國人已經跨過小康水平，呈現出壹派盛世中華景象，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世界上真有這種國富民窮的“盛世”嗎？有這種讓人惡心的“偉大復興”嗎？然而這種“中國模式”、“中國奇跡”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為國富民窮的實質就是黨富民窮。中國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國富，按GNP計算還要減壹半，依然是窮國壹個。但共產黨實實在在處於有史以來最富裕的時期，中共政權掌握著絕大部分的國民財富，它是無疑是世界上最財大氣粗的政黨。中共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個絕對自利型的政黨，長期霸占著國家政權，漠視國民福利，民眾也就永遠擺脫不了貧窮。




　　依照廣泛運用的國際貧困標準，以壹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低於社會平均收入的壹半，即為貧困人口。中共的高經濟增長率並沒有解決貧困問題，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為3223.85元，人均日消費是8.832元，按當年匯率折算，相當於1.162美元，這壹消費水平低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生活貧困線標準（人均日消費低於1.25美元）。2010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壹份《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以每天消費2美元為下限，中國農民基本上都是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藍皮書稱，城市中等收入者已達2.3億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貧困人口為5000萬。但按照2011年9月實行新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月收入3500元計算，應納稅人數只有2400萬人。參照中國物價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僅夠維持壹個人的低水平生活，幾乎沒有養家能力，在省會城市也很緊張。納稅起征點的提高，等於隨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藍皮書。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通常是壹個國家的低收入線，中國約有9億勞動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於低收入線。也就是說，3500元不過是條溫飽線。在經濟高增長的背景下，將近98%的勞動力僅能維持溫飽。窮人沒有享受到高增長的好處，但在惡性通貨膨脹面前，窮人卻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兩年時間裏，中國人用於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價輪番上漲而損失了四成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從溫飽線迅速下滑，草根階層連最基本的豬肉也買不起了。在中國的大城市，月收入不達萬元，根本算不上中產階級，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屬於窮人，不要說買房，連付房租都很困難。香港單身人士的年薪俸稅的免稅額是108000元港幣，超過的部分才納稅，年收入50萬以上的28萬人承擔了薪俸稅總額的87.4%。內地的物價水平已超過香港，由於消失了中產階級，工薪所得稅主要還是由窮人來交。讓人憤怒的是，諸多學者憤青還在興致勃勃地討論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動人話題，暢敘如何拯救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豪情，壹幅繁榮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國政府規定，月薪不超過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過14088美元的個人可獲食物券，此薪酬數字是美國貧困線收入的130%。此外還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補貼，子女上學的免費午餐等等。中國城鎮貧困線目前是2009年確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幣，月收僅為100元。世界銀行有兩條貧困線標準：日收入2美元才是貧困線，日收入1.25美元是絕對貧困線或極端貧困線，用於非洲等最貧窮的國家。中國提高後的貧困新標準，仍不到國際極端貧困線的壹半。即使是新標準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貨膨脹吞掉了，仍然是壹條赤貧線。那些敢於討論讓節衣縮食的中國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國和歐洲的家夥，不會關心誰來拯救中國窮人，他們是社會上最惡心和最沒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窮人，中國的福利制度是照顧富人，這就造成中國用本該照顧窮人的福利去救濟美國窮人，讓美國窮人不窮，讓中國窮人更窮。甚至間接救濟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購買高風險債券填補窟窿。何況中國數十年來壹直在用低價商品和外匯債券不停地“拯救”著歐美經濟，並不存在是否應該拯救別人的問題。




　　中國經濟經濟總量2010年達40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資本。但民生建設不足，貧困及極端貧困現象也普遍存在著，據世界銀行的報道告，按照國際貧困標準（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在國際上仍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作為木桶理論的短邊，這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整天吹噓和諧社會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認，2009年中國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貧人口仍有1.5億人，很多前些年脫貧的人又紛紛返貧了。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後安哥拉壹位，領先薩爾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約為中國的10倍，達到37800美元，美國人均GDP則為42240美元。GDP數據只是國家經濟實力壹方面的反映，並不能反映壹個國家的全部實力，相反，卻能掩蓋著很多東西。外國投資在中國投資產值約占中國GDP的1/4以上，而中國對外出口的50%是外資企業所擁有的。從GDP上看不出壹個國家的財富總量。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1202萬億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為9218美元。仍屬於貧窮落後國家，與壹些非洲窮國為伍。但中共無疑問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財政收入以遠高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財政年收入超過10萬億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和增長8%的目標。政府收入數倍於經濟增長，只能用橫征暴斂才解釋。有人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數據計算，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商品價格中的稅收成本分別是美國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水漲船高，按照百分比，物價越高漲，稅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貨膨脹中不斷獲取高收益。




　　中國人為什麽擺脫不了貧窮，政府高稅收征來的錢哪裏去了？我們簡單比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億港元，征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為9511億元，征稅3061億元人民幣，廣州GDP為10604億元，征稅3379 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45%；而廣深兩地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 213億元，占稅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發每人6000元的大紅包，深圳廣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錢，花不完的錢用來舉辦亞運會和大運會等面子工程。中國公民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中共卻在國外慷慨無度，數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駐醫療隊，為非洲國家開展免費醫療。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兩年內減免32個非洲國家總額達100億人民幣的債務。截至05年底，減免44 個發展中國家總計198筆價值約166億元人民幣債務。中國還為非洲培訓了15000名各類人才，派遣100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派出醫療隊，援建30所醫院、100所農村學校，無償提供防治瘧疾藥物。2007年底中國為增強非洲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提供23.77億元的無償援助和7億元的無息貸款2008年6月底，中國累計免除亞非等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247億元；提供各類援款2065億元，其中無償援助908億元；對42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稅目為736-1115個，占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貿易額的98％。2008年6月，向朝鮮捐贈了5000噸航空油和1億元人民幣，共計1500萬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萬美元貸款全部轉為無償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個國家的400多億元債務。 2010年2月，中國國務院批準了減免伊拉克欠華債務的80%，約為68億美元。當月，由於朝鮮貨幣改革失敗，據傳中國將向朝鮮提供100億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200億美元貸款。近幾年來，中國災難頻發，汶川地震、冰雪災害、西南旱災、玉樹地震、泥石流等等災害頻發。根據相關數據，玉樹地震，國家財政撥款5億元，西南大旱災，國家撥款1.26億元……2010年8月，為支持俄羅斯抗災，中國捐贈100萬美元現金和價值2000萬人民幣的物資。同時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區缺乏飲用水和方便面，政府號召大家積極捐款。更為可惡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毀民辦的外來工子女學校，導致大批農民工子女失學，壹方面由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牽頭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營企業家大舉勸募，為“希望工程走進非洲”捐款。計劃在10年內於非洲各國貧困地區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150萬元人民幣，冠名捐建形象樣板小學，每所500萬元人民幣。[2] 不但為貧窮國家免費建設學校，還在發達國家大力開辦“孔子學院”，建立網站，中共都是壹擲萬金，從不吝嗇。




　　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實際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許諾，對私有財產的徹底搶劫掠奪，再通過“全民所有制”這種偽公有制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共產黨手中，形成壹種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黨有制”——共產黨獨占壹切的產權制度。因為中共政權是“黨和國家”式的黨國體制，黨產國產不分，所謂的“全民所有制”是虛偽的騙術，其“國有化”進程就是“黨有化”過程。共產黨霸占了領土主權也就獨霸了全國土地資源，土地上的壹切產出統歸共產黨支配，在毛澤東時代稱之”統購統銷“政策。市場化改革中，是通過出售土地使用權和壟斷自然資源的經營權，將最大份額的國民財富圈占為紅色貴族所有。黨對全民財富有著絕對的支配權，用來滿足龐大的黨政軍系統漫無止境的需求，由於全民的政治和財產權利被徹底剝奪，中共無需征求國民意見就可以自行處置“全民財產”。但共產黨支配全國財產並無法律依據，未經全民選舉的授權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國有制”或“黨有制”並沒有區別，因為“公有制”與公眾無關，與國民無關，也是黨有制的變稱。中共的支配權是用黨權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黨的政府，黨國壹體，黨政壹體，再用黨的軍隊來保證紅色政權及其黨產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奪是通過槍桿子實現的。在城鎮是用沒收資本、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實現了國有化。在農村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實現了農村土地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土地產權是操控於地方黨政體系。國有土地不必說，集體土地也是黨有制，集體成員並無土地的最終處置權，如果國家要征用集體土地，農村集體組織只有協助義務。國有化和集體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強權體制下的產權制度變革，國有化的完成標誌著通過暴力建立的共產政權已經轉變成了壹個國民資產的實際占有者。由於共產主義賦予了公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共產黨在占有國有資產的同時，也占有國民資產乃至個人資產，可通過國有化或沒收私人資本及強行征用個人財產的辦法來實現黨國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在城市又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但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黨仍然是國民財產的最終支配者。國家政治權力與產權的結合，提升了中共經濟統制的合法性，從而形成了壹個集政治權、財產權、意識形態控制權於權力階層的社會政治經濟統壹體。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裏，公有經濟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經營的，是為“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公有制運作是通過“黨和國家”委托各級政府，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具有法人資格。黨和國家作為壹個龐大的資產所有者，必須以分級管理方式將黨國資產層層轉托給各級政府法人來管理。於是，各級法人代表（官員）通過任命廠長、經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專業管理知識的企業法人代表來管理經營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法人沒有產權，資產的所有者是政府。鄉村集體組織的土地產權也是名義上的，以縣鄉政府的職能部門來管理農村的集體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時，集體組織沒有抵抗權。因為黨和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共產黨始終認為統治權與產權是壹體的。中共政府實行代議制，各級人大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名義上代表國民管理全民資產，但壹黨體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選舉產生，皆為黨政系統的人，黨管幹部（公務員）的法律架構使得人大機構及也置於黨權之下。雖然有針對農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條款”（先前選舉法規定是八分之壹條款，現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紙上遊戲），農民個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權利，但農村的民意代表全是黨意代表，農民不可能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實現對政府的監督權和對集體土地的最終支配權。失去國民監督的資產管理權，好比從不檢查審計的會計報表，不過是玩弄大眾的統計數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淪為荒唐的笑談，實際操控權早已落入各級官員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斷流進個人口袋裏，形成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共產黨搶劫了國民財富，宣布為全民所有，再用經濟體制改革的辦法來化公為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紅色貴族所有制”。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似乎轉了壹圈又回到原點，實際上卻是消滅了全民私有制，變成了共產貴族的私有制。這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卻是共產革命的邏輯性進程，用槍桿子說話的共產主義是不會選擇其他制度結果的。




　　在中共的建國歷史上，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搶劫，第壹次是沒收土地和商業資本，以國有化和集體化（人民公社三極所有）為名義，建立共產黨控制的國有體制；第二次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由權貴集團瓜分國有財產，壯大紅色貴族資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結來惡意推高房價地價，用金融資本市場以及高通貨膨脹率並輔以高稅賦高物價全面搶劫國民財富，讓中產階級變窮，讓窮人更窮，國民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紅色貴族手裏集中。每壹次搶劫都伴隨著大屠殺和大迫害，毛澤東時代殺了幾千萬人，鄧小平時代鎮壓了學生民主運動，江胡時代鎮壓法輪功及失地拆遷的窮人，關押良心犯，嚴厲打擊壹切不同意見。共產革命及其經濟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為了共產黨的權力，都是瞄準了國民財富，最終目的是實現紅色寡頭專制。搶劫掠奪，就是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或為什麽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構成人類發展史上最惡劣的“中國模式”。這是公開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辯解和說教，都不是問題的實質。也許有人說，人們的生活不是越來越好了嗎？但妳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允許經濟的部分市場化，正是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市場化催生的大批紅色貴族是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全面壟斷了資源和暴利行業，牢牢占據各產業鏈的上遊，也必須讓市場低端的民眾隨市場流動起來，爭取溫飽水平，才能掠奪更多的利益。權力導致財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紅色貴族的財富來源，如果權貴集團沒有現實利益，它根本就沒有改革的動力。近73萬億的M2（廣義貨幣）使政府和國有部門資產膨脹，土地價格上漲，紅色貴族的資產頭寸急劇膨脹，在流動性急速擴張的能量下，最終匯流形成壹個巨大“堰塞湖”。導致民間資產萎縮，中小企業破產，壓制了民眾的消費能力。




　　二、兩極分化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開的金融資產，未計算灰色收入。在發達國家，壹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而另據中共五部門的統計，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 20450余億元。億元戶中91%是高幹子女。據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共有超過7萬人獲得美國綠卡，僅次於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過去30年間，總計有110萬中國人獲美國綠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為162.0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的總數為49.74萬人。藍皮書指出，改革開放30年以來，移民海外人數已逾450萬，移民人數穩居世界第壹。這些都是公開的數字，紅色貴族更多的私人財產是灰色的，他們在國外的財產更是無法統計，據“維基解密”網站稱，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部級以上和大多數的中央委員，幾乎人人有份。[3] 紅色貴族的財產來源於政治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是以掠奪國民財富的辦法獲取的。正如學者何清漣所說：




　　……中共犧牲了數千萬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義就是先用暴力將別人的錢搶過來，變成“公產”，再用權力將“公產”化為私產，通過巧取豪奪使當權者成為暴富者。……如今，中國的社會結構依然是底層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人民依然處於無權狀態，官吏的貪污腐敗比60年前更上壹個臺階，社會總體失業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農村照樣存在8千萬左右的‘三無’農民（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只是奪去他們土地的並非地主而是政府。這些事實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並揭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欺騙性。中共犧牲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徹底打破了形成了數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結果只是將原來居於社會邊緣的部份無產者（即中共“革命隊伍”的骨幹成員）送上了統治寶座，讓紅色權貴取代了原來的統治階級，真是“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與當年國民政府的專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極權體制更為苛酷。[4]




　　中共政權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黨政軍貴族。據2007年的統計，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而在財富的積累中，股市、房地產、資源型企業和金融行業，尤以房地產對民眾的掠奪最為嚴重。同時，社會分配與福利向政府公務員嚴重傾斜。從03年至08年，政府財政收入從占GDP總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於供養黨政人員約7000萬人。自2001年以來數次給公職人員加薪，每次增幅不低於15％。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主要覆蓋黨政人員，醫療費用的80％是為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在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連降22年的情況下，從1978年到2005年，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貧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增幅大大低於GDP的增長，還要自付教育、醫療等費用，壹多半的人沒有養老保險。學者稱中國社會是倒T字型結構，很有道理。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比全部國有企業交的稅還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50%。這說明中共除了高稅收，還有巨大的壟斷資產收益，不是沒有錢改善民生，而是民眾沒有投票權來制約政府的橫征暴斂。中國是世界上稅賦最高的國家，中小企業各種公開的稅賦占收入的五六成，還有各種隱形稅賦，只好靠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也是勞工貧困化的壹個因素。與中小企業艱難生存情況相反的是大型國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實現凈利潤8522.7億元，比上年增長42.8%。其中三家石油巨頭凈利潤占三成，移動通訊和電力企業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業報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現下滑，銀行卻旱澇保收，16家銀行共實現營業收入1.66萬億元，超過西部六省同期GDP總和。實現凈利潤近7000億元，同比增長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賺25億元，工行日賺6億，雄居行業霸主。以至於有些銀行利潤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這種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國企高管的公開薪金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揮霍的財富，這些壟斷者的實際收入決不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100倍。壟斷就是掠奪，保證國企暴利在於擠壓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中共集團的財富就是民眾的血淚。中國有反壟斷法，但專制政權本身就是壟斷的，為了維持政治經濟的絕對管制，任何反壟斷法律的實施都是權宜性和表演性的。




　　與多數人的貧窮相對立的是少數人奢侈，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資料，2010年中國大陸奢侈品消費共達107億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27.5%。中國遊客在法國購買免稅商品總額達6.5億歐元，蟬聯法國“購物王”稱號。中國人到了香港和歐美等地，都以“掃貨”方式購物，其豪邁程度令全世界震驚。除了少數人暴富，國庫裏的錢也是越來越多了，全國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62億元增至2008年的6.13萬億元，60年間增加985倍，而全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間僅增長18.5倍。中共在掠奪型經濟增長中暴富，8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數千萬失業半失業的群體。黨政事業機關工作人員約7000萬人，卻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約為GDP總量的14%）。近年來財政收入約占GDP總量的1/4，全國工資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約為9億，除去7000萬財政供養人口，8.3億人的收入總額還比不上這7000萬人的收入與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黨政官員消耗的國民財富更令人吃驚，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壹年高達1萬億元以上。另據CCTV《新聞1+1》節目中透露，“三公消費”已高達壹年1.9萬億，占行政開支的60%。[5] 中共執政集團的“少數人通吃”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壹份《調查報告》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療養院，每年開支約為500億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們擠占了，那些無錢就醫的窮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據《2005年世界衛生報告》，在各國衛生總費用中，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美國政府負擔45.6％，泰國政府負擔56.3％。眾多窮國如印度、古巴、朝鮮、蘇丹、瓦努阿圖、緬甸、布隆迪，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如2003年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約6600億元，政府只負擔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數第四位。為支持醫療衛生體制改革，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1389億元，參加醫保人員財政補助每人每年120元，連看壹次門診都不夠。而美國聯邦政府的醫保支出為8820億美元，占總支出的23%。中國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國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衛生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2.7％，而印度為5.2％，美國為13.7％。財政收入在20年裏增長了30倍，年均增長率19.5%，遠遠高於GDP的增速，在“少數人通吃”的法則下，“紅色貴族”占盡先機，民眾享受到的實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國有名義上的醫療保險，但其實都是假的，因為醫藥產業是暴利行業，中共從中獲取的利益遠超過其支出。如心臟起搏器或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販毒的利潤。且很多項目是自費，不能報銷。心臟支架壹類的醫療用品、藥品要進入醫院，不僅要通過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認中標價與供應商，其定價與收費還須經物價部門審批。但無論是地方發改委、衛生主管部門還是物價部門，以及相關的個人，都從這條黑色利益鏈條中獲取了暴利，價格自然不斷高漲。哈藥六廠是壹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屬於國有企業，僅生產普通藥品，但它的辦公樓竟然參照凡爾賽宮的裝修風格，建造成壹座富麗堂皇的現代“皇宮”，可見其行業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謂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補貼55塊錢，如果個人每年繳100塊錢，等到退休的時候，55元加上個人賬戶，壹個月僅有七八十塊錢。農村的新農保也是這樣。靠這麽壹點可憐的社會保險只能是餓死，還是等於居民自己解決養老問題。這種社會保障純粹是騙人的東西，共產黨卻宣傳已經全覆蓋了。中國的養老制度是劫貧濟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農民工，10%是本地戶籍人口，農民工離開時只能取回個人賬戶那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還是等於沒有養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經積累了90億的養老金。這些養老金保障了黨政官員，因為政府公務員是無須個人交納社保的，退休時卻能享受高額養老金。對於整個養老體系來說，有學者說社會保險其實就是壹個“龐氏騙局”，即下家交了錢給上家用，必須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統才能維持延續，否則就會崩潰。現在的問題是，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60歲以上老人已占總人口的13.26%，為1.78億，是世界上唯壹壹個老齡人口過億的國家。老齡化趨勢使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日益減少，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越來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無法應付上家的支付，養老體系瓦解，就只能是推遲退休年齡或加大財政補貼。1997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個人賬戶中的資金被挪用去發放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個人賬戶壹直處於空賬運行狀態。2010年，各級財政補貼基本養老保險基金1954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支出的2.2%，而發達國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經濟增速高時，社會養老勉強維持，壹旦經濟下滑，情況又會怎樣？




　　專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來保障紅色貴族的利益，保證特權階層的最大利益。中國人手裏沒有選票，便被劫貧濟富，養肥那些共黨官員。美國大選的平均開支不到30億美元，即使按30億算，中共19000億人民幣的“三公消費”大約相當於97.44次美國總統大選開支，且大選費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國沒有人權，兩極分化必然呈現出利益向上層聚集、風險向下層積聚的趨勢，這是中共30余年經濟改革的走向。更多體現在官與民的比較中，商業富豪也多有權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淪為純粹的“自利型”集團。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國民財富，又沒有民權來制約各級官員個人的巧取豪奪，中共遂成為大眾貧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蓋黨政人員，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享受特權，政府財政收入也基本上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眾是“負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黨富民窮”樣本。由貧富分化問題導致的抗爭抗暴也呈現上升趨勢。所以官方統計局善於玩弄數字遊戲來展覽改革成果，力圖掩蓋社會矛盾，例如工資統計只計算吃皇糧的，覆蓋面還不到從業人員的15%，因為吃皇糧的工資2008年漲幅高達17.2%，幾乎是GDP增幅的2倍，這絕對真是“中國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國平均工資，總是與現實相距太遠，百姓總是為自己的工資“被增長”而憤怒無比。中國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資卻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奪的同時，官員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實惠，如北京房價為全國之最，中心區房價已升至每平米四五萬元，所謂“公務員”的購房價每平米僅有幾千元，僅為市場價格十分之壹或幾十分之壹。官員們通過高地價和高稅收從房地產市場榨取了暴利，將民眾逼入高房價的死胡同，將體制外的中產階級整體消滅掉，變為“中慘階級”，官員個人卻卻能逃避高房價和稅收，兩頭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常年在4%以下，但實際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因為登不登記對個人沒有多少實際利益。馬路邊擺幾斤菜賣，被城管追得亂跑，也可以算作就業。至於農村的失業率，在中共眼裏農民連登記的資格也沒有。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了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及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在178個國家中，挪威、澳大利亞、荷蘭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屬於甚高的人類發展地區，次於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亞洲排名最高的國家或地區。中國排名第101位，屬於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41個國家生活質量調查報告中，中國的 “生活滿意度”排名倒數第壹，丹麥、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國居第12位，排在最後但在中國之前的國家有匈牙利、印度、愛沙尼亞、俄羅斯等。國外的統計不壹定精確，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要準確得多，民眾總是在“被增長”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由於房價和石油價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的輪番上漲，官方雖然將通貨膨脹率認定在5-6%的水平，而實際通貨膨脹率至有20%，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三波惡性通貨膨脹，連壹些非主流農產品如茶葉、綠豆、大蒜、生姜、蘋果之類，都成為瘋狂上漲的投機品。前兩次的通貨膨脹是物資短缺所至，第三次則是巨量投機資本尋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惡意推高地價和無限制的投機信貸所致。與前兩年相比，M1貨幣供給擴張了56%，M2則擴張了53%，遊資充斥，紛紛擁向房地產，將房價推至巔峰，又不斷尋找新的投機品種，帶動資源類和消費類商品大幅提價，刺激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又壹次空前規模的搶劫，明顯帶有“劫貧濟富”的目的，政府通過惡性通脹搶劫了全民財富，黨政軍統治集團獲取巨大的利益，而絕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資收入的中產階層被整體消滅，對城市和農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業大學生的影響最大。近幾年，無論是就業規模、收入水平，還是中產家庭資產，都面臨嚴重萎縮狀態。由於權貴集團的巧取豪奪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嚴重傾向於體制內，社會財富分配差距出現不斷擴大趨勢，貧困問題日益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與之相反的是，壟斷行業和房地產投機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社會加速兩極化，“貧二代”數量增加，社會地位呈現明顯的世襲化傾向。90年代末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長期以來形成的就業、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瓦解，新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導致城市低收入與貧困人口快速增加。這壹時期不僅因國有企業重組改制直接引發了下崗與失業問題，政府救濟不力又進壹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伴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失業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據臺灣東吳大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真實城鎮失業率=公開失業率+隱藏性失業率+下崗工人失業率+農村流入失業率= 17.38％，按人口2/3就業算，失業數為1.62億，有專家指出這還是保守數字。溫家寶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對外國人承認，中國有2億人失業。在經濟增速不減的情況下出現嚴重的就業問題，是緣於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在2009年掀起的“國進民退”大氣候下，大型國企越來越肥，中小企業不斷衰退。工信部官員透露，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約4000萬家，平均壽命僅2.9歲。而1993年前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業壽命縮短的同時，國有企業壟斷性不斷增強，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政府在信貸、稅收和準入方面向國有企業傾斜，但國有企業的壯大卻起到壓制就業的作用。在市場條件下，中共顯然采取了反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將資源和財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執政集團手中，就業問題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城市貧困現象日趨復雜化，特別是城鎮中的流動貧困人口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部分人中又以流動性大的農民工為主，目前約有1.2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動人口因其文化素質較低，無固定職業等因素，其貧困發生率高於城市居民。由於流動人口女子的義務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關系在戶籍所在地，農民工家屬子女在遷入地基本得不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農民工是單身和短期流動，很難在遷入地定居下來，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響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顧等諸多痛苦。農民工的法定身份決定了他們不能夠進入到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中來，所從事的往往是非正規部門的工作。非正規就業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規就業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就連基本的勞動標準也難以達到，比如工時、帶薪假、最低工資、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




　　三、自利政府




　　中共政權更象是壹個超級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級壟斷，用權力來壟斷經濟和民生命脈，其盈利能力便無所匹敵。這種“市場經濟”是嵌入在政治威權結構之中的偽市場體制，它既可以由國有企業壟斷資源和市場獲得超常回報，也同時借公共權力直接獲取利益，並生成尋租能力。計劃經濟可以讓共產政權掌握權力財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將資源壟斷結合壹般商品的市場化，紅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品牌企業有88個，大多數為國家投入巨資的國企，其巨額利潤的八成來自壟斷性經營，而並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產效率僅有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潤在中國卻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國有投資失誤率為30%，因壟斷國企大多由“太子黨”把持，無人能追究其責任。所以在這個偽市場體制下，國企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就業率占全國從業人員的8%，但職工總收入卻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65%。那些國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萬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難以統計。例如中石化前老總陳同海受賄近兩億，每月交際費竟高達200萬。官方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壹份研究報告稱，2010年中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值則為50%。另壹方面，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值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值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 3000%，世界平均值為70%。中國正在走壹條與市場經濟國家相反的增長道路，簡言之，就是以消滅通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來催生暴富階層的少數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標誌是白領被消滅了，紅領壯大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增長使“公務員”的新階級成為壹個特殊的“紅領”群體。這是壹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不但包括黨政軍官員，還包括依附於這些紅領的寄生群體，比如秘書、司機、保鏢及小蜜壹類，甚至包括民主黨派。黨政軍官員原本就是社會的寄生群體，但依附於寄生集團的寄生群體同樣龐大，也有數千萬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實施的《公務員法》界定，“公務員”大部分是通常所說的“黨政幹部”，包括了黨、政、群三大系統，其中“黨務員”占了很大部分，這部分人的工作是黨務，沒有公務可言。壹個正常國家裏，政黨是不由納稅人養活的，包括執政黨。而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包括了黨政機關幹部、事業單位幹部、兩者的工勤人員和退休人員、農村部份領補助的村組幹部，目前規模約為5000萬人，加上掛靠在各級部門裏的編制外人員，至少有7000萬之巨。即使按照8萬億財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這5000萬的“財政供養人員”上，平均年供養金是70400元人民幣。據統計，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幣，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587元。“財政供養金”是城鎮人均收入的6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0倍！這還是共開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種名目的行政收費和亂收費亂罰款，以及收受的賄賂利益，“黨務員”和“公務員”的供養水平，更是城鄉居民的數十倍之多。為了養肥龐大的官僚集團，財政收入屢屢超出預算。全國人大財經委測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規模為10006億元，2006年超收達到3920億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億。即便在全球經濟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億的超收。伴隨經濟好轉，超收進入瘋狂階段，2010年超收刷新紀錄，達9172億元。2011全國預算收入是89720億，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已完成81663.3億元，全年將達到103700億元，超收1.4萬億元。從2000年到2011年，全國財政超收收入近5萬億元。還有迅猛增加的賣地收入，2009年僅土地出讓金壹項，各級政府空手套得1.8萬億元，據財政部統計，2010年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高達30108.93億元，與上年度相比，增長了70%以上。1989年為4.47億元，21年間土地成交價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財政收入從1842.38億元上升為40613.04億元增長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的比例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達74.14%。相比1989年，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增長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讓金總和為1639億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進賬是928億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億元。其中僅有463億元用於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從房價中拿到的稅費等收入，已占房價的70%，政府是推高房價的第壹號殺手，簡直是公然的搶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發財，人們被剝奪的感覺越強，對前途越沒有信心，越發感覺到這是制度問題。




　　中國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國的十分之壹，但各種消費品的價格卻遠遠超過美國，低工資享受著高物價，更不要說房價，即使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壹般商品也比國內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為物價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產黨以種種稅費形式拿走了。美國財經雙周刊《福布斯》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香港是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全球第二個稅負最輕的地方；中國大陸則是全球稅負第二重的地方，居於法國之後，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地區。《人民日報》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理由是，這壹計算方法存在多種缺陷，包括名義稅率不等於實際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範圍很小等。發達國家名義稅率高，實際稅率低，因為公民納稅後享受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險水平很高，相當於交的稅得到了返還。中國正好相反，老百姓納稅之後，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所以，名義稅負不低，實際稅負更高。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收負擔已超過高收入國家。據報道，目前中國實際稅負已經高達32.55%，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18-25% 的稅負相比，已經是太高了。其實，福布斯並未讀懂中國，都是些表面的依據，中國人的實際稅負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額外收取的暗稅。官方媒體公布的中國預算內外的收費罰款收入共計約21962億元，超過稅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罰款收入為8962.2億元，預算外的大約為7900億元，無統計的預算外收費罰款收入估計在5100億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許的收費罰款，另有不公開的收費罰款和亂攤派，很多是進入各行政機關的小金庫或個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機關辦事，要交規定費用，還要給付辦事人員個人好處，否則就辦不成事，這是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人人盡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車年審，除非政府機關的公車，個人如果不找與公安車管所有利益關系的代辦點幫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費，就永遠過不了檢測線，壹趟又壹趟瞎跑，額外的收費肯定是正常收費的數倍之多。企業或個人用於向政府官員請客送禮的錢也都是暗稅，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從工資中扣除的，與亂收費亂罰款壹樣是強制性的。民營企業的稅與費是分開的，稅包括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費包括教育費附加、水資源費、社會保險費等，據估算，通常交1元稅，就要交0.5-0.7元的費。還有政府部門的有償服務、強行推銷的產品、創收目的的罰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種稅費加在壹起，約占企業利潤的50-70%。普遍感覺到“稅好算，費難纏。”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費也是壹種暗稅，政府得大頭，是政府的印鈔機。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車匪路霸，隨意扣證扣車，勒索錢財。如山西警察連話都懶得說，查車罰款時伸出壹個指頭，就表示要壹百元，連白條都不用打，司機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勢，伸幾個指頭就自動掏幾百元。政府縱容警察充當惡勢力，是因為罰款的大頭歸政府，政府對有罰款權的執法部門下達任務，這些機關的財政撥付是與罰款數額掛鉤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務不是維護交通，而是千方百計弄錢，只有交通秩序混亂才有罰款的空間。中國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視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潛規則，潛規則背後是官府強制力下的官員尋租行為，漠視潛規則肯定會吃虧。又如公立中小學校的高額贊助費及公立醫院的巨額醫療費和手術紅包，對公眾來說，也是壹種暗稅形式，都隱藏著官府的敲詐。因為多建學校是政府法定責任，醫療費和醫生收入也理應由政府支付才對，政府省了錢，等於公眾多交了稅。國外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國的稅收與非稅收入平分秋色。無論叫做稅還是叫做費或者別的什麽，從廣義來講，它也是稅負。將這些負擔計算進去，中國人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郎鹹平教授講，中國企業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稅前利潤的70%，政府2011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歷史和中國數千年以來最重的稅率。政府征稅原則是讓民眾的稅後收入盡量維持在溫飽水平，收多了民眾沒飯吃會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讓人餓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國的理念的是“無投票權不納稅”，中國的收稅從未經公民授權，是非法征收，納稅人無權過問稅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權制約，這本身就是納稅人的痛苦根源。法國實行全民高福利，中國則是低福利甚至無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黨政官員和公務員。發達國家中有高稅國家，比如瑞典，稅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稅國家，比如美國，稅收占GDP的27%。但無論是高稅還是低稅，他們稅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和公共服務。這些功能壹般占稅收總額的70%-80%。中國正相反，這些支出比例只占稅收總額的25%，大量稅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蓋全民，種類繁多，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美國副總統來中國訪問，上街吃雜醬面，喝可樂，數人壹餐僅花費幾十元人民幣。美國駐中國大使上任時無隨從，自肩行李，坐經濟艙，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國黨政官員少的壹年花數萬公款，多的壹年上千萬元，政治局常委壹級就更多了。國庫就是黨庫，就是私庫，早已常態化了。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開支的比例，美國人為42％，英國為49％，加拿大最好達52％，中國僅占8％。日韓、歐洲、北美政府的行政運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國是46％，是民主國家的幾十倍。民主國家是福利型社會，中國是吸血型社會，政府手中的錢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幾十億元搞壹個大墳包式的國家大劇院，花幾千億元剛舉辦完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又花幾千億元舉辦史上最昂貴的世博會（無償為非洲國家、甚至為美國支付場館建設費），各地縣鄉政府爭相建幾千萬上億元的豪華辦公大樓，修十幾萬或幾十萬平米的大廣場。甚至鄉鎮政府或村委會也大建辦公大樓及寬闊廣場，全世界的豪華辦公大樓加在壹起，也絕對比不上中國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是壹僅年財政收僅有3000萬元的貧困縣，卻計劃斥資60多億元建造新城，結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爛尾工程。這些名義上是公共工程，實際上與民生毫無關聯，即使成為銀行爛帳，最終買單的還是納稅人。因為中央註資沖銷銀行爛帳，上市圈錢，超發貨幣，增加通脹，榨取股民，民眾的財富大幅縮水。每年臨近財政年度之末，各級政府部門便突擊花錢，用各種名目把剩余的錢趕快花掉。除了政府機關的自肥，有用沒用的“公共項目”紛紛鋪開攤子，反復開挖馬路，官員們也能從工程項目中收受賄賂，提升GDP。財政收入年年劇增，年末突擊花錢也水漲船高，各級政府在2007年花掉1.2萬億元，2008年花掉1.5萬億元，2009年花掉2萬億元，2011年剩下的兩個月有超過3.5萬需要突擊花掉。不是平時很節約，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這些錢，寧願把錢浪費掉，也絕不給納稅人退些稅，分點紅。




　　。比如，在外匯儲備上是“藏匯於國”，官方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壹，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僅2500億美元，與市場經濟國家“藏匯於民”形成強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國、英國、美國的民間外匯資產分別高達4.99萬億、6.91萬億、12.78萬億和15.4萬億美元。這些國家官方外匯儲備遠低於中國，儲藏在民間的外匯資產遠遠超過中國，中國經濟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國政策。中央政府不顧壹切圈錢，各級政府都壹樣。經過分稅制改革，中央財政收入與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出現逆轉，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與此同時，出現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趨勢。上級政府把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福利的責任甩給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負擔不了就把包袱甩給民眾，搞什麽“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等等。公共產品的供給萎縮，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費意願不足，每壹個人都要為未來不停地儲蓄，從牙縫中省出錢來，對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級政府官員卻能從財權上收和事權下放中撈取大量好處，黨富官富而民窮，是導致民眾滿意度下降的壹個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項《中國30個省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30個省會城市（拉薩除外）沒有壹個城市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僅僅為55.08。根據設計，城市居民對於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該結論是對全國7萬戶居民家庭調查後得出的，調查涉及生活成本、環境、便捷以及節奏等內容。民眾從過去支持改革開放到如今普遍充滿怨言，甚至暴力對抗政府，就是對官富民窮現象日益加劇的強烈不滿所致。造成普遍貧困化的另壹個因素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快，當今普通人的收入不過是美國人的幾十分之壹，貧窮者連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類基本消費品價格卻全面趕超美國，食品、汽油及房價等，比美國還要貴出許多。由於中國商品大量低價傾銷美國，美國人工資收入高，形成低物價高工資的格局。中國用代工商品換取美元，美元流入過多，人民幣發行過量，長期處於高通貨膨脹率，加上低工資政策，中國是高物價低工資。這就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30年中，中國人生活水平沒有跟上，相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民卻享受到了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實惠，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眾享受不到應有社會福利，但民眾的繳費額卻高得驚人，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準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50%，這個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壹，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準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近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4.6倍。這又是壹種變相的征稅，變相的掠奪，增加了民眾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邏輯就是自肥，甚至附著於政府的所謂“福利”型的事業單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經濟學者謝國忠說：




　　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的50%左右。這是壹個簡單的公式，即經常性賬戶盈余＝儲蓄―投資。如果經常性賬戶有問題，要麽是儲蓄太高，要麽是投資太少。中國的投資超過GDP的40%，隨便哪個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國的投資比例太高。那麽，是中國人民太節儉了嗎？中國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們怎麽能攢這麽多錢？老百姓總是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型經濟。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壟斷性行業及高土地價格，積累了大量財富。房地產銷售占到GDP的14%。如果價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門將多支配超過GDP7%的財富，家庭儲蓄率大約是33%，這將刺激出5%的國內需求，經常性賬戶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國的教育和健康系統對於大眾來說是恐怖的，它在壓榨家庭部門方面極具創造力。教師們在過節時需要收禮物，有如此多的節日要過！醫院關註的是能從病人身上擠出多少錢，並據此提供相應的服務。中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擠壓、被沖擊、被踢打。對於民眾來說，說他們有太多的錢以致於表現為經常賬戶盈余，簡直是壹個笑話。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余主要來源於政治型經濟。灰色收入龐大，可能占到GDP的10%。這些錢通常會逃離中國，但由於美元疲弱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膨脹，這些錢留在了中國，並且擁入房地產市場。除非通過反腐削減中國的灰色收入，經常性賬戶盈余不會消失。[8]

中國經濟的基本屬性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壹、吃苦搏命




　　華人的成功與中共沒有關系，共產黨沒領導過壹天的新加坡、臺灣、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三條飛天蛟龍。從橫向對比說來，中共不但對中國經濟沒有多少貢獻，內戰後用了半個多世紀才發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於在二戰後廢墟上同時起步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共幾十年的動亂，沒有大躍進和文革浩劫，還是中華民國，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會超出美國為全球第壹。四小龍人均GDP兩萬美元，落後的責任肯定不是大陸同胞的懶惰。是毛澤東幹擾了中國人的致富進程，鄧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對民間經濟活動的控制，就出現了小崗村農民的快速脫貧，中國人終於吃飽了肚子。放松了對鄉鎮和個體私營經濟的限制，民營經濟就象脫韁於鹽車的千裏馬，以馬不停蹄的奔馳而躍進國民經濟主力軍的前列。為人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幾十年時間，天下大富，府庫充盈，壹改漢初皇家無馬而坐牛車的窮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訣是仁道之術：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無為而治，三十稅壹，國家自然發展起來。這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十分相似。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純粹是溢美之詞，鄧常說他自己不懂經濟，壹個不懂經濟的人怎麽會是壹場經濟改革運動的總設計師呢？文革後鄧小平開出的治病方子也不過是“多快好省，安定團結、艱苦奮鬥、又紅又專”等“四味藥”，還是他過去慣用的整頓型老套子，沒有絲毫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何況他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馬列毛思想等四個堅持確立為中共改革時期的政治路線，成為中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業改革，都是自下而上，並不是在鄧的計劃和主導下進行的。即便是“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也首先是在學者中間開始。鄧也沒什麽系統的理論，所謂“鄧小平理論”，無非是些“兩個凡是不行”、“不管白貓黑貓”、“摸著石頭過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膽子再大壹點”、“壹百年不動搖”、“國外的大氣候與國內的小氣候”、“兩手都要硬”、“從娃娃抓起”壹類的口頭話，隨口而出的大白話由學者專家演繹成理論體系。我們總是聽說毛澤東如何愛讀書寫詩，胡耀邦孜孜不倦讀書學習，從未聽聞鄧小平有讀書的嗜好，鄧的生活樂趣無非是打打橋牌或含飴弄孫而已。鄧僅受過初等教育，這還不要緊，關鍵在於他不太喜歡讀書學習，自然談不上有多高的理論水平。也正是由於鄧沒什麽理論，才以“不爭論”的策略戰勝了精通馬列的左派理論家，以務實精神擺脫了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權於民間，從而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中國的事情從來不是由政治理論家或經濟學家事先設計出來的，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如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調整方面比以往靈活些，來適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體制、財政稅收、產權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資本市場等宏觀經濟調控方面吸收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引進資金技術，對經濟活動松綁，對地方放權，逐步拋棄計劃經濟的僵死模式。1984年，鄧小平說：




　　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如果中國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來，中國是不是也能翻身？讓我們看看歷史吧。國民黨搞了二十幾年，中國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下，走什麽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麽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




　　這些言論足以證明鄧小平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是什麽，他也不懂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麽，純粹是信口胡言。說社會主義能發展生產力是鬼話，否則解散人民公社，設立特區對外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要素便是多余。大陸的失敗正是毛左思想在搗亂，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沒有法治保障，貧富分化之迅速為世界之罕見，將中國帶入了難以預測的未來和不可逃避的危機之中。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有復雜的因果關系，既可以說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離開民主的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正是走向了最壞的資本主義道路，壹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的弱肉強食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棄建設民主體制的努力，導致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壹體，準確地說，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壹體。所以，經濟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數人的成功，三農問題使農民日益邊緣化，城市下崗失業也形成了貧困化的群體，兩部分人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用活於高通貨膨脹的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方針。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榨取農民工的剩余價值，補貼了少數資本家和外國消費者。鄧小平根本不懂什麽叫按勞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是按勞動技能或勞動產出量獲得工資，被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之後的當代資本主義正是按勞分配的制度，由於有法治的保障，既沒有大鍋飯，也沒有殘酷剝削。但資本主義又是按資本分配，誰的投資多股份大，誰就按其比例取利潤和承擔風險。大多數人擺脫不了貧窮，是國家的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和救濟）政策傾向於少數人，百分之八十的人處於貧困狀態。正是由於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機制，本來應該救助窮人的錢政府自己揮霍掉了。壹個自稱不懂經濟的人，自然發不出經濟改革的高論。“為有源頭活水來”，放開才會搞活，開放度差的行業還是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弊病。中國股市不按照國際慣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為流通股圈錢，也不對外開放，所謂要由國家控股。股市本來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卻按計劃思維搞，不倫不類了20多年，矛盾重重，幾度瀕臨崩盤邊緣。股民受騙上當，國家卻發了大財。國有銀行也壹樣，爛帳越積越多，成為經濟前景的最大隱憂，央行靠增發貨幣彌補窟窿，通過高通貨膨脹吸幹民間財富。國營企業除了石油電信壹類壟斷於“太子黨”集團的暴利行業營利情況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虧損企業已經破產兼並了。真正對國民經濟和就業率貢獻大的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無緣進入壟斷性暴利行業，卻創造了大部分的社會財富。




　　中國人特別能吃苦並非人種有什麽特殊，而是在貧窮、饑餓和壓迫中不得已而為之。中國人缺少社會保障，過去是壹切交給黨安排，大鍋飯壹起受窮，計劃經濟走到絕路，只好把人們推向市場，自謀生路。如今黨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醫療、子女上學都要自己花錢，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儲蓄。中國人勤奮的原因也在於全民族具有強烈的致富願望，春節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發財”，春聯上也多以財源旺盛為好意頭。廣州寺廟裏求財的人太多，煙霧彌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黃大仙的香火規模。人人希望升官發財來更新命運，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鉆入仕途不易，經濟改革正好為升不了官轉向致富壹途的人，開辟了大展拳腳的舞臺，正好發揮中國人唯物精神的優勢。唯物就是唯物質享受，唯賺錢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經濟活動中就無法與漢人競爭。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錢拜物教，唯利是圖，道德危機，這又是國人的壹大弱點。晉人魯褒作《錢神論》道：“……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錢是神，拜錢為神與拜神求錢，壹樣目的，趙公元帥是圓國人發財夢的大神明。同時中國人又有富不過三代的警訓，先輩的財富往往被紈絝子弟揮霍壹空，吃苦不是華人的專利，失去吃苦耐勞的動力，炫耀富貴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錢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壹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道：“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共產黨人的貨幣拜物教傾向也遠遠超過對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錢看亦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經濟改革為社會解脫了發財的束縛，搏命也好，奮鬥也罷，總算有了致富機會，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黨的所謂“富民政策”政策無非是些“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壹類的口號，不再仇視地主資本家，因為他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做地主資本家了。電視電腦，汽車飛機，手機網絡，沒有壹樣是在中共的英明領導下發明出來。技術進步帶來的便利，除了義和團拳匪，壹般人並不排斥，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即是國人奮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圖船堅炮利，自強富國。洋務運動制造了大上海，當時是享譽世界的“東方明珠”，遠東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為耀眼，大上海隨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無光。當今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多比作滿清的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過這個“中學”不是傳統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鄧小平理論。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因滿清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海戰中挫敗，改良派失敗，最終導致大清滅亡。中共的經濟改革也在空前的腐敗大潮中被民眾所厭惡，正如孫中山所言，“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報、電話等歐洲現代物質文明的任何這類措施，由於它們打開了新的敲詐勒索和貪污盜竊的門路，反而只會使事情更壞”。孫中山為共和奔忙，不是憂憤於經濟發展慢，而是要爭取自由民主——中國人民最大的福祉。經濟再發展，也挽救不了專制的最終滅亡。蘇聯人民拋棄共產主義不是因為經濟不如沙皇時代，德日法西斯強大的經濟力量反而是加速其專制政權垮臺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無非是另壹個蘇德的翻版罷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現代化壹定離不開西方民主制度，現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權和政治民主化。




　　二、教育功用




　　光勤奮也不行，大躍進日以繼夜的壹痛傻幹蠻幹，無壹人偷懶，反倒餓死了幾千萬人。所以說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質太低才容易上那些烏托邦神話的當。沒有高質量的教育，就談不上科學技術的發展。如今到幼兒園問壹下孩子，“長大了準備做什麽”，回答幾乎都是“當科學家”，“當教授”，“當醫生”，“當老板”壹類的回答。毛澤東時代雖說是義務教育，但重視的是黨化奴化教育，科學技術不吃香，知識分子都夾著尾巴做人，還要接受工農兵大老粗們的再教育。那時的小學生最想當的是解放軍，開飛機開汽車，或車鉗鉚電焊之類，農民因為戶口低賤，不在小孩子的夢想中。中國人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民族，當今中國卻是世界上最不重視教育的國家，這極大的反差之處在於做父母的寧可賣血乞討也要供子女上大學，以至於不少人為籌學費急得上吊跳樓喝農藥。政府每年教育投資是全世界最低的，僅占GDP的2％強，比非洲最貧窮的國家還少，也比不上朝鮮，而聯合國規定的最低標準是5.5％，不發達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在80年代就普遍達到的4％。據學者統計，1985－2002年的18年間總短缺額高達10100億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沖刺階段，每年短缺額都在1000億元左右。[6] 根據官方的統計應該說是最保守的數字，若按近幾年物價快速上漲的勢頭來看，每年還要短缺數百億元，因為上漲的部分也是政府應當支出的款項。而克扣教育經費的禍根就是中央和省兩級政府，壓力基本在縣壹級財政。走向市場經濟後，政府熱衷於圈錢運動，在財政每年增收上萬億元的情況下，仍有許多鄉村孩子在破桌爛椅的教室裏上課，貴族貧困山區的小學生上學甚至要自帶糧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飯，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學校，政府大樓卻是越建越豪華。世界上的政府無不為孩子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唯獨中共政權無視孩子的利益，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為了躲避義務教育責任，將大量的公辦中小學出租給私人經營。即使是地方經濟發達的地區，政府也不願多拿些錢來辦教育，廣東2000－2003年山區義務教育負債達20億元。這樣的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麽教育質量，而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只好輟學，壹些貧困地區的初中生輟學率竟高達七成。經費不足和教師工資拖欠兩大問題成為國際上最可恥的標本，是對“歷史以來人權最好的時期”無恥濫調的最大諷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無愧疚之心，總是將責任推到縣壹級政府，總是讓海內外華人捐資助學。在惡劣的教育現狀面前，中國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時間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壹“輝煌成就”之下是農村的教育危機又帶入了21世紀。中共早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稱：“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鬥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的今天，仍舊不能實現完全的免費教育。為中共所詬病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抗日時期半壁江山淪陷的最艱苦歲月，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後方為大中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在重慶、昆明、桂林等地設立聯合大學，收容流亡學生和公教人員。陳誠身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駐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力的。在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首先保證公費教育，日寇進攻的危急時刻，先撤退大中學生，嚴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壹律不準擅離恩施。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陳誠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準壹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更有甚者，四川軍閥劉文輝治下，規定當地縣政府建築如果比學校好的，縣長立即槍斃。當時四川的很多縣的學校非常堅固，戰爭時期可以作為固守的防禦工事，縣政府辦公處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舊，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學校普遍倒塌，學生傷亡慘重，政府大樓較為堅固，損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資12億元，建造新政府辦公大樓，由世界著名法國設計師——北京奧運場館鳥巢的設計者設計。5月15日，八級地震後的第三天，大批學生市民仍埋在廢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螞蟻搬家公司的幾百輛貨車和上千名員工在全世界媒體高度關註的時刻，將市委市政府遷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氣派的政府新大樓群裏。共產黨墮落為壹幫世界上最沒心沒肺的東西，把學校建成學生們的墓地，在學生家長撕心裂肺的悲愴聲中，毫無懺悔之心。 現在的中共政府財大氣粗，可以免除非洲國家上百億美元的債務，卻不願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學校的亂收費遂成為教育部門的壹大財源，導致民怨沸騰。除了中國，全世界的學校肯定找不出強迫學生花錢購買校方出售的高價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種贊助費才讓上學的例子，也絕對找不到學校和教師整天向學生兜售盜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盡辦法以各種名義收取學費之外的費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給教育撥款，還要勾結物價局以合法形式借學校之手向學生圈錢，借公辦招牌按民辦教育收費。最狠毒的就是中學收費，重點中學壹入學就要先交個十萬八萬，教育局與學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國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卻倒退到不如毛澤東的窮困時代，原因是壹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了。這向錢看政策壹是高收費，二是少花錢，兩方面大動腦筋，才把國家教育責任推到民眾頭上。政府則能省就省，能撈就撈，可以說改革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基本是由學生的學費來支撐的。越是富裕的地區學費越高即可看出問題的癥結，學費水平是根據某個地區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來確定，壹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壹年有兩三千元夠了，發達地區至少要上萬元。超出這個限度，就會造成大面積輟學，反而影響學校收入。這實際上是受當地市場承受水平制約，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讓學校放開手去收，實現效益最大化，也不過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選擇重點中學，學費從幾萬元到十幾萬無不等，為了避免亂收費之嫌，學校通常以“自願捐助辦學”為由收取高額贊助費或擇校費，作為先決條件，讓學生啞口無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話，為了搶優質生源，提高學校升學率，增加廣告效應，學校也會減免這些學生的學費，甚至倒貼錢，但仍然是為了學校的盈利能力，賠錢的事是不會幹的。可以說，教育部門與醫療機構壹樣，本來應該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業，卻墮落為窮兇極惡的敲詐團夥，成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會公害。逼得家長如同乞丐，為籌學費拉下臉來四處借貸，老百姓賣自己的血，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國人重視教育源於“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跳出農門，走出貧窮，急切而執著。國家放縱教育部門非法圈錢，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為教育改革。在大量兒童因貧困輟學的嚴重壓力下，在國內外壹片譴責聲中，2006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1840億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5200萬名學生的學雜費，為373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對780萬名寄宿學生補助了生活費。2007年全國財政計劃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問題有了緩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範圍太窄，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後，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壹定範圍內依然存在，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由於壹些縣級的補助標準偏低、範圍偏窄，經費不足使學校以“省吃儉用”的模式（節省購置先進教學設備資金）維持學校的現狀。許多學校更是讓學習差的初中生輟學回家，卻按在冊名額領取全額的教育補貼，緩解經費問題。目前提供免費教科書和寄宿生生活費補助的覆蓋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遠不能覆蓋應該享受這兩項政策的貧困生人群。中央對義務教育的“兩免壹補”（免書本費、免學雜費、向住校生發放生活補貼）政策實施後，不都是減輕了學生負擔，如大規模的強行撤並學校過程中反而因為增加了學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費用，支出遠超過原有的學費，加大了農村負擔，造成新的上學難，負擔不起的只能選擇綴學。那些曾經讓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財力的村級小學，有些是響應希望工程由海內外捐助的，剛建好不久便廢棄不用，或賤賣為私房，造成教育資源極大的浪費。 誰都知道教育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所以世界上普遍實行義務教育，這是政府的首要責任。歐洲國家普遍實行全免費的大學教育，美國則是義務教育普及到高中，連貧窮的古巴也是12年義務教育。美國的學校免費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國的學校竟然向學生高價出售課桌板凳，竟然有小學生自行燒柴做飯。在西方社會，最幸福快樂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樣無憂無慮，最苦惱的政府官員，整天挨罵受氣。在中國，最辛苦勤奮的是學生，幾十斤重的書包，上千度的眼鏡，求學艱難。有壹種說法是，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拿不多少錢出錢來給教育。這種說法與黨的宣傳明顯對立，正面宣傳從來都是說經濟發展如何快，稅收增漲何其多，改革開放形勢壹片大好，教育事業高速發展。這無法自圓其說，就連最貧窮的毛澤東時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費的。稅收中有“教育費附加”這壹專項稅種，教育局還要另外通過學校向家長收取教育附加費，多重征稅得來的錢去了哪裏？我們不能說教育經費很多，因為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地方財政負擔，中央財政的撥款僅占地方教育經費的2%，還差不多用在了重點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國家責任，可國家對義務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財政支持，財政吃緊的地區自然無錢辦教育。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富裕地區財政寬松，教育亂收費反而更為嚴重，已經到了敲詐勒索的地步，因為能榨出大把錢來。許多人總是為經濟發展唱贊歌，其實錢再多也是在國家手裏，在各級政府手裏，在少數人的錢袋裏，不但難以變成民眾的福利，反而因執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眾的腰包裏伸手。廣東是全國最富的省份，窮人照樣受窮，教育收費也最高，幼兒園到大學，照現在的價格，至少需要幾十萬元。由於政府教育投入長期不足，貧困群體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嚴重，據官方統計，全國有1.16億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億多文盲展示出中國教育的現狀。盡管如此，教育水平還是在民眾的高額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90％左右，大學生占適齡人口的毛入學率達20％以上，這就為支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有知識的勞力資源。中共在教育上實在乏善可陳，大學擴招實際上是教育產業化的作用，但畢竟為更多的學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為義務教育提供了吸引力，為提升經濟層次儲備了人才，如果說這是善舉的話，怎麽也不覺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費也帶來義務教育質量的下滑，花十幾二十萬元讀中學大學，畢業後工資僅壹兩千元，農村孩子上中學多為了讀大學，上大學不劃算，中學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輟學的多了起來。高中和大學無遏止地亂收費，短期發展挺快，長遠來看與農村漸行漸遠。中共2008年農村全面實行義務教育，僅普及到初中，這對於解決農村教育落後幫助有限。




　　三、高儲蓄率




　　應該說50％以上居民儲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順暢地進入消費市場，是中國人消費不足的長期原因。中國人的勤勞與節儉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賺錢，死命攢錢，貧窮及對未來深切的憂慮，形成頑強的“養兒防老、積谷防饑”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機當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統還未建立，儲蓄就是牙縫裏省出錢來的首選。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會矛盾問題，高儲蓄率並不壞，至少在經濟發展之初的資金饑渴時期，新加坡的儲蓄率也曾高達50％。極高的儲蓄在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初期，緩解了資金嚴重不足，現在以投資拉動型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尾聲，高儲蓄使銀行資金過剩，現在銀行對小額存款收取帳戶管理費就是這個原因。降低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乘數效應，影響宏觀經濟運行效率，過低的消費率加劇經濟的緊縮和衰退，進壹步惡化就業形勢，造成失業率攀升。低消費率導致大量儲蓄存款轉化而成的信貸資金被積壓、滯銷及庫存商品所占用。資金沈澱在銀行，不能快速進入周轉渠道，增加了金融風險，使過多的錢進入高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更制約了普通商品消費。儲蓄不能轉入消費領域，也使經濟更加信賴出口，增加貿易摩擦。投資不能順利進入資本市場，影響股市長期低迷，企業失去低成本融資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費者的國藉，而是必須盡快消費掉，中國的外匯已十分充裕，過剩的外匯只好買美國低回報率的國債，又增加了匯率風險。中國經濟開始到了靠消費支持的時代，消費由溫飽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質素，消費水平已從千元萬元級向十萬百萬元級水準過渡。但消費的升級必須有社會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眾連病都看不起，讓他們少儲蓄也不近人情。經濟也必須由政府投資拉動向居民消費拉動過渡，才會保持發展的長期穩定。壹句話，高儲蓄支持了高速發展，高儲蓄率也將制約經濟的未來，按照中國實情，儲蓄率維持在30％以下較為正常。美國的儲蓄率是16％，2005年的個人儲蓄率為負數，美國人全部花光了賺來的錢，還要借貸消費，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國傾銷，讓美國人長期享受低物價。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大部分人的名義工資每月也不過兩三千元，扣除各種稅費保險的實際工資或個人可支配收入還要減少兩三成。除去生活開銷，低收入者幾乎沒有儲蓄，支付壹個子女的大學教育費用都成問題。隨著近年來房價快速翻番，結婚費用驟升，養育子女成為高消費，必須縮衣節食，增加預防性儲蓄，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意願。富裕階層的儲蓄才是剩余的錢，占個人總儲蓄率的80％以上，這部分錢是消費後的剩余部分，很難再進入消費環節。因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中國人在歐美國家大舉“掃貨”及購房產別墅，就是消費能力極其旺盛之故。節儉是壹項美德，但當所有人都不得不節儉時，這可能是壹種災難。假如不能明顯改變高儲蓄率的狀況，那麽過剩的儲蓄只能通過投資和凈出口的形式來消化，而恰恰是投資和出口抑制了消費，中國急需向消費型經濟結構轉型。 高儲蓄還有壹個問題是掩蓋了銀行高不良資產的危險，根據2006年實行的新巴塞爾資本協議（Basel II），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低於這個規定，銀行風險增加。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已達10000億元以上，約占總貸款額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註資幾大國有銀行，發行股票上市圈錢，再剝離不良資產，國有銀行早就破產了。盡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來了”，幾大國有銀行依然如常青樹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無限關愛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斷流入銀行，極高的儲蓄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延遲了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銀行業基本上是政府壟斷的，為了避免社會風險，幾乎沒有倒閉破產現象，即使極個別的案例也是國家承擔後果。如海南發展銀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農村信用社因擠兌導致的破產事件，都是政府出面來承擔銀行損失。國家還可以通過剝離、上市來轉移或稀釋不良資產，讓國有大銀行進入無風險經營狀態。當然系統風險並未消除，只是將風險也儲蓄起來，眼不見心不煩而已。有專家說，是把地毯上的灰塵掃到了毯子下面，壹語中的。不提高資本充足率，改革銀行官僚體制，處理壞帳，降低信用風險，如遇金融危機和大面積爛帳，後果就是銀行系統崩潰，引發經濟危機。銀行是金融業的基礎，中國銀行的危險是中國經濟的心腹大患，將來經濟出現問題，壹定先從銀行反映出來。中國銀行之所以爛帳多仍保持穩定，是築起了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最高的防火墻，還有對內的壟斷地位和高儲蓄率。多年來銀行界的蛀蟲已是肥壯的碩鼠，胃口奇大，很多錢轉移到境外。資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這很難統計，因為這部分錢很多是灰色和隱蔽的，資金外逃不是指攜帶現金非法出境，是通過銀行轉移而留下痕跡的絕大部分。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誤差與遺漏”項目的變化來估計，如果該項目的數值大到超過商品項目借貸方總計（即貿易額）的5％，或大於外匯支出的2％時，就表明國際收支存在較大的問題，同時這壹數字為負數，就進壹步表明有來歷不明的外匯支出，換句話說，即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資本外逃。有專家說從1990到2004年，大約有1300億美元。也有學者說：“1985-2008年，我國累計資本外逃為4861.96億美元，占同期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8314.17億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債增額（3626.10億美元）的1.34倍，大大超過每年新增的外債。考察期我國資本外逃（4861.96億美元）占同期資本流入（9729.02億美元）的比重竟達到了49.97%，也就是說，當我們努力去引進每1美元外資時，卻有大約0.5美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方式逃避到國外。”[7] 外國投資和熱錢的持續流入，外貿收支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銀行部分風險轉移到股票市場，也掩蓋了資本大量外逃的危機。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壹出事會立即引發骨牌效應，形成突發的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前並無任何預警信號，泰國壹出事，外資迅速撤出，外匯市場崩潰，引起亞洲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很多國家跟著倒黴，韓國也遭了殃。 銀行上市融資又填補了爛帳的窟窿，幾大國有銀行境內外爭相上市，圈回了上萬億資金，大幅度降低了壞帳比率。這些資金是正常運轉，還是繼續揮霍化為爛帳，還不好下結論，根據國際的經驗，國有銀行是搞不好的，但這怎麽也說是若幹年後的事了，銀行上市圈的錢很可以花壹陣子。2007年以前的壞帳，通過吸引眾多國際銀行業巨頭作為三年期“戰略投資者”參股國有銀行，以此為包裝於海內外上市，終於將9000億美元左右的壞帳化掉，提高了資本充足率。但這些“戰略投資者”的資金均是投機資本，屆時減持退出，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資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產等投機性渠道，吹大泡沫，引發系統性風險，不過這也是未來的事了。學者何清漣分析道：“自2008年中國為擺脫危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來，中國銀行業的危機又讓海外同業頗為擔心。以下是中國媒體經常提到的壹些數據：壹是中國前壹輪消化壞帳提高的資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國銀監會（CBRC）要求各大銀行必須提高資本充足率。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估算，中國11家大型上市銀行要達到更嚴格的資本標準，總共將需要籌集3000億元人民幣（440億美元）的資本。二是中國在房地產投放資金過多，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占GDP總額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資產投資額。而中國金融機構在房地產裏的貸款（包括開發商貸款、土地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已經達到數十萬億。房地產的高度泡沫化導致銀行貸款風險。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萬多億資金催生的項目大多成為套取銀行貸款的工具，並無實效。據北京派出的中央檢查組分赴各地的檢查結果，在被查的2472個項目當中，有2151個項目存在問題。”[8] 中國銀監會是行政機構，央行是政府的印鈔機，這種風險又帶有濃重的體制色彩。 銀行還面臨著壹個巨大的政治風險，中共各級官員因為不看好中國未來，無不將腐敗款經銀行轉移到國外，保障不義之財的安全。外資參股中國的銀行，更方便了腐敗資金的流轉，同時成為外資敲詐控制腐敗官員的把柄，進而形成腐敗逐波擴大的惡性循環。外資控制的中共腐敗官員越多，利用其廉價獲取的中國資產的機會也就越多，再進壹步控制更多的腐敗官員，最終把中國各級腐敗官員變成為西方國家服務的“海外公務員”或“國際主義者”。中國金融國門終究要打開，有的國有銀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價賣給外資，主動放棄上市後的巨大差價收益，就是為了掩蓋黑幕重重的腐敗問題，而所有腐敗行為都被關在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之外。現代國家財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決於極少數監管者的決定，可以在瞬間使在成千上萬億財富灰飛煙滅，把本國人民壹年甚至數年創造的財富全部變成他國的國民收入。所有能夠影響股價和金融指數的決策者和信息發布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額國民財富裝入自己腰包，這種財富掠奪動輒數十億上百億乃至上千億。與收受賄賂積聚財富的漫長過程和巨大風險不同，用這種方式制造億萬富翁的速度遠遠超過房地產等投機行業，這就是中國金融管理集團拼命要搞股權分置改革，拼命要創立金融衍生品種市場的壹個原因。但決策集團並不承擔任何風險，無論銀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眾損失如何慘重，普羅大眾除了在網上怒罵或跳樓自殺，毫無辦法。比之臺灣總統陳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內線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別。如何將禍國殃民的權貴集團繩之以法，是保護國民財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義的底線，否則金融市場就只能是對民眾財富的公然搶劫。而對於中共執政集團，正是渾水摸魚之良機，只要沒有眼前的危機，大家壹起裝傻，將來的事都留給後人解決，誰也不會把煩惱都攬到自己頭上。中共政權是壹部殘酷的專制機器，沒有人性，自然不會有人權，既不能為人民大眾提供福利，也不能對守法官員提供保障，沒有壹個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國家，沒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國的精英都是靠對內搶劫起家的，當然西方國家最為安全，無論他是留美還是留蘇的，都要在西方社會給自己或家人預留後路，來逃避政治風險。“中國精英集團擔心改革發生逆轉的憂慮有多大，從匯豐銀行透露的資料中就可以看出，僅2007年壹年，匯豐銀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從中國大陸獲得私人存款227億瑞士法郎，相當於近1600億人民幣。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類似匯豐銀行瑞士分行這樣的銀行有多少？這些銀行從中國大陸壹年又能轉移走多少資金？如此驚人的巨額財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毀了中國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質基礎，又斷絕了精英集團自己的歷史後路，使中國陷入了財富失血的歷史怪圈：官員向海外轉移的財富越多，就越是充滿歷史恐懼；越是充滿歷史恐懼，就越是瘋狂地向海外轉移更多財富；從而形成資本大量外逃的罕見場景。”[9]




　　四、血汗工廠




　　據國際勞工組織公布的數據，從2000年至2005年，中國人均產出增長63.4％，而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卻從12％下降為10.91％，延續了1980年以來不斷下降的趨勢。另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2008年的勞動力成本僅為8％，而發達國家這壹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美國為37％。GDP中政府財政和預算外、制度外收費拿走了40％，企業資本拿走了40-45％，工人農民僅獲15-20％。西方國家的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比為3：1甚至4：1，即勞動所得大大超過資本所得，而中國正好相反，為1：2－3。GDP大部分進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手裏，進入少數人腰包，轉化為政府支出和資本投資，給勞務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來中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7%，高於世界任何其他國家與地區，但制造業勞動者的平均小時工資僅相當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亞洲四小龍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1年的48.8％下降為2005年的38.2％，創歷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費率為60-70％，中國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中國沒有形成科技開發能力，所謂的技術進步，無非是利用與外資合作的機會偷盜外國公司的技術，大部分也是過時技術，核心技術仍然在外企手中。雖然在某些產品上受益於壹時，卻無法從整體上形成科技開發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國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潤的代工產品，居於產業鏈中的低端位置，產品沒有定價權，定單和市場都由外商操控。中國商品缺乏創新競爭力，產能嚴重過剩，出口商品的國內同行業惡性競爭，導致利潤率僅為2%-3%，惟有在壓低勞動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國以代工產品成為“世界工廠”，沒有科技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所以產業結構以壹般制造業為主，GDP的構成也是以制造業為主，不是服務業為主，同時說明中國大陸實行普遍低工資制度。美國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的幾十倍，每小時工資至少十幾美元，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也有五六美元，中國工人每小時壹美元（這是指8小時工作制，若以12小時工時計算更低）左右。美國工人壹年創造價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40409美元，加上從雇主那裏享受家庭醫療保險1.4萬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來，壹個工人獲得的收益超過6萬美元。中國工人總的工資福利平均總額每年2萬元人民幣，很多工人沒有任何福利，年工資總額僅1萬余元。長期低工資保證了低成本的投資環境，這對外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極為有利。中國還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壓低給農民的土地補償，以此吸引外來投資，甚至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過程中，圈地的社會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農民沒有談判權，政府以鐵腕征地，擔心的是資本不來，從不操心農民失去土地將如何生活。 政府也實行較高的出口退稅政策，讓利於企業，這又保證了出口商品的低價格。在中國戶籍管理弱化、勞動力統壹市場形成、過剩人口沖擊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勞動工資十多年沒有隨著GDP 及物價上漲形勢而同步增長。勞動條件改善不多甚至惡化，勞動時間普遍延長。所以，這也是通過剝奪農村勞動力來向城市轉移財富。工資低，但中國勞工素質並不低，基本受過九年制教育，能滿足壹般制造業對工人的要求，超過東南亞壹些窮國，那些國家工資低，但對資本缺少吸引力。工資低是壹個方面，隨意性的加班加點也是降低成本的辦法。國有企業是三班倒制，特殊行業是四班倒，工作時間壹般不超過八小時。民營和外資企業大多數不執行法定的八小時工作制，工作時間壹般為12小時。因增加工人數量不如增加工時合算，定單緊張時，強制工人日夜連軸轉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崗位上的報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連續跳樓的惡性事件。正如馬克思在譴責資本家時所說：“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壹個人除非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幹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並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黴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10] 馬克思在1863年曾為倫敦壹個20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為那些患職業病夭亡的陶器業工人鳴不平，如果馬老先生能活在實踐他共產理論的當代中國，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資本家都入黨了，黨的書記們都成為資本家了，真是風水輪回。由此可見，低勞動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低出口價格擴大了國際市場，增強了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抑制了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來保持經濟增長。中國內地有十分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 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因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長期支持著工業化進程，有分析說“人口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達27%。隨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國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人口紅利”就要枯竭，“人口負債”時代即將到來。 在沿海城市廠商有很大機會雇傭到比內地還要便宜的農民工，因為農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費食宿等花銷，找不到工作還要支付回鄉費用，於是只好選擇低收入職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是靠資金和技術的競爭，主要是成本的競爭，由於進入門檻低，常處於過度競爭狀態。在地租稅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資水平。這部分產業已經退出發達國家，中國正符合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勞動力成本的條件，所以“中國制造”就發揮出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金融業或軟件業就不必靠增加工時來獲取額外的利潤，證券交易所壹天24小時營業並不比4小時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贏利空間，軟件設計工程師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來開發最暢銷的產品。再者，血汗工廠多用農民工，侵犯農民工權益沒有法律成本，所以雙休日與“黃金周”基本與農民工無緣，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資。血汗工廠還不是最壞的，還有壹種集中營式的工廠，那簡直是人間地獄！在老板和工頭的監管下，工人被剝奪人身自由，奴隸般的勞動，囚徒式的生活，豬狗不如的食物，牢籠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殺或自殘，再無逃離地獄的方式。這種集中營式的工廠先是由收容遣送機關發端，政府收容部門到街上抓到證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營的磚廠礦山監管勞動，累死或打死的人以無主屍體處理。現在是由工廠雇傭工頭到偏遠農村招收農民工或童工，關入工廠強制勞動，保安對要求離開工廠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許多工人致死致殘。政府管理部門視而不見，最多在媒體曝光之後，處理壹下工頭。還有壹種是監獄企業，以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經營，由於基本沒什麽工資成本，無論是聖誕節禮物還是奧運會用品，商品價格都能降到最低，競爭力便世界無敵。中國的監獄系統基本上自負盈虧，費用自理，每座監獄便是壹座大工廠，無償使用犯人。據獄方說：“至於犯人勞動報酬方面，1994年的監獄法有明確規定，但在實際中還沒有得到執行，這裏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壹是整個監獄系統處於虧損狀態，有些地方連監獄警察的工資都時常拖欠，二是雖然沒有明說是報酬，犯人的壹些開銷其實就是在勞動的效益裏實現的。”[11] 監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機構，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產業，不能因虧損而倒閉，費用理應國家承擔，如果連這些錢都不願花，壹切開銷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獄警便等同於包工頭。中國監獄不願讓外國人參觀，視為不能幹涉的內政，也幸虧民主國家抵制中國監獄產品，無疑保障了中國的人權，否則整個中國很快會變為監獄化的大工廠。中國正處於令馬克思切齒聲討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馬克思說：資本原始積累“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稱之“歷史上人權最好的時期”，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無情剝奪，同樣是“最可惡的貪欲”。在完全喪失政治體制自我完善功能的當代中國，連通過遊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時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權利都被剝奪了，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成為中國勞工必須不斷以流血代價來爭取的遙遠夢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中國龐大的勞動人口，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源源不斷輸送工人，但過低的工資使許多人連維持自身基本消費都不夠，根本就沒有養家的剩余。2004年以來，廣東持續出現“民工荒”，即因工資太低，農民工只好用腳投票。廣東無奈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也還是沒用。廣東生活費用太高，何況還有嚴重的欠薪問題。再以大學畢業生為例，珠三角地區月工資也僅兩千元上下，與別人合租房也要幾百元，剩下的錢僅夠吃飯坐車用，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緊張。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資狀況將壹直持續下去，中國工人永遠達不到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這就是為什麽GDP增長了幾十倍，工人實際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的原因。如果以中華民國時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來，並無實際進步，民國發展的黃金十年中，經濟發達地區工人平均工資為20塊銀元上下，相當於現在的2000元，技術工人的工資更高。但物價極低，壹個工人養活幾口之家不成問題。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匯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煙1盒0.036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隨著共產黨叛亂和日本侵華，經濟破敗，物價才開始不斷上漲。




　　為了降低成本，資方多不願為工人買醫療和養老保險，政府也極少處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制度，農民工流動性太大，也不願意上保險，辭工時連保險也隨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養老保障的作用。所以過度競爭的行業常常是在國內就已經將商品價格降到最低，省去與外商談判時的麻煩，惡性競爭使企業不極力壓低工資便無利可圖。工人不僅工資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時拿到工資，形成欠薪的社會頑癥。欠薪對降低企業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對緩解燃眉之急的資金周轉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滯納金，比銀行貸款既方便又迅速。這還是非惡意欠薪，惡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資，定單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換個招牌租壹處廠房，再來壹遍詐騙，打工者想追訴人連人都找不到，惡意欠薪當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強迫超時加班和欠薪說到底是法律問題，勞動法如壹紙空文，解決勞動爭議和對資方施壓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與資方利益相關，官員與老板沆瀣壹氣，對欠薪頑癥不可能下決心解決。勞動爭議本是政府職責，反令工人的處境雪上加霜，罷工或上街遊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鎮壓，領頭的抓進監獄判處徒刑，老板卻毫發不損。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節返鄉前的國家治理欠薪專項行動，來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資，如果春節還拿不到，就沒什麽指望了。溫家寶總理曾出面為農民工討薪，但卻不願建立強有力的制度，用法治來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也是中國欠薪頑癥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又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雇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雇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為官廳幹涉，部分因為雇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為大多數勞動者為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為首者受到懲罰或壹敗塗地而告終。”[13] 馬克思說，資本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現在各級共產黨官員成了公開或半公開的資本家，也都變為那種骯臟的東西了，剩余價值養活著無數資本家和龐大的紅色權貴集團。以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解釋當今的中國大陸，十分貼切，真是逃不脫的宿命。




　　勞資雙方總是會產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資，資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工會的談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視工會建設的，它強制每壹個企業都要建立工會，且無須征得企業的同意。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唯獨在中國例外。中共壹定要設立工會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工人權益，而是怕企業脫離黨的監管，因為“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在私營或外資企業又承擔起監視和震懾作用。全國總工會要求民營和外資企業成立工會，也是怕工人自行組織工會，脫離官方控制。全總屬於政府序列，各級政府的工會機關也是財政供養供制，吃黨的飯，既是政治道具，也是黨的專政工具，不經工人選舉產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團結工人與資方談判。在私營或外企組織工會，無非是資方壹個輔助性的勞動管理組織，上為政府消除隱患，下拿資本家的薪水，擺平工人的不滿，工人與黨的利益或資本家發生沖突，工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破壞壓制工人運動，具有典型的“工賊”性質。工會甚至比資本家更惡劣，因為資方可以讓步，工會是絕不對工人讓步的，否則會引起工人對政府政策轉變的誤解，等於間接承認工人運動的合理化。當工人權益受到資方嚴重非法侵害時，由於憲法剝奪了工人的罷工權利，工人不可能通過合法的罷工行動來實施有組織的抵抗權，資方沒有違法成本，經營血汗工廠就是必然的結果。官方工會的性質所限，工會在勞資沖突中起的作用是協助政府和資方壓制工人的激烈反應，維持和諧穩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談判條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強，在深圳的工廠有數十萬人，2010年連續發生“十二跳”（連續12次工人跳樓自殺）事件，根本聽不到工會的聲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勞動行政管理機關開始是集體失聲，全世界廣泛報導之後，又報告稱富士康無責任，替資方打圓場。富士康實行軍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監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達100多小時，心理壓力太大，感覺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幫助。但在強大的國內民意和國際譴責壓力下，最終資方選擇了讓步，承諾大幅增加工資。那些可悲的“跳樓者”，反而成為爭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這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用腳投票”式的悲劇，雖然沒有謝幕，也總算讓工人懂得了權益是要用生命換取的。無可否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力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力、低工資和超時加班、集中營式的管理，使中國普遍存在著“工廠奴隸制”現象。資本家從中受益，官方工會作為統治階級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這種工會對工人毫無吸引力，非國有企業的入會率只有13％，即使達到100％，工會也不可能成為工人自己的組織，成為對抗國家行政權力和資方殘酷剝削的社會團體，成為改善人權和福利保障的堅強後盾。與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車廠工人大罷工也取得了勝利，他們抵禦了資方和官方工會的打壓，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張權利，迫使資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組織工會的要求被嚴厲拒絕，因為加薪是資本家出錢，共產黨沒損失，工人組織工會是從黨手中奪權，中共寧願讓工廠關門，也絕不允許自由工會誕生。由此可見，資本家妥協容易，讓共產黨讓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樣。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傳富士康血汗工廠，回避體制問題，將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卻引發壹輪全國性大罷工，紛紛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報道血汗工廠問題，免得引發全國性工潮，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馬克思說：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壹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壹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實際上，他“只要還有壹塊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壹起，作為壹個階級來強行爭得壹項國家法律，壹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的後代賣出去關死和受奴役。[14]




　　美國工會為了“抵禦”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藍領階層帶進了中產階級，促進了美國經濟長期向好。中國工會成為奴役工人的工具，為少數人攫取超額利潤服務。在共產極權制度之下，工會扮演著雙重功能，既作為政府的代表，又企圖代表工人，以這種“二元論”為出發點，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工會看成是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它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又裝扮為工人團體，這種制度上的雙重模煳身份，是解釋工會行為的關鍵。計劃體制下，工廠企業基本為國有制，利潤上繳國家，工廠與國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資待遇由國家統壹管理，工會很少遇到雙重身份嚴重沖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會應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為“家長主義”的國家所壟斷，即工人的利益由國家來保障，國家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工會似乎顯得多余，變為職工的“文體活動之家”。其職能僅是發電影票，組織籃球賽，或者為勞模聯系療養院之類。市場經濟改變了國家與工人的關系，產權制度多樣化，國家不能再扮演社會主義大家長的角色，國家事實上不再代表和保護工人，還要犧牲工人權益而推進市場體制改革，用鐵腕讓多余工人下崗，以保證企業的效率和政府的稅源，工會雙重身份的矛盾沖突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明顯了。在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形成對抗型矛盾時，國家開始高度警惕工會向自由化轉型的可能，壹方面盡量維持官方工會的運作，壹方面要避免產業工人裏出現波蘭團結工會壹類的異化力量，嚴厲打擊瓦文薩式的工人領袖。由於畢竟掛著工會的招牌，在解決個人性的勞動爭議以及緩和勞資沖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裏活動。當工人權益受到有背景的資方或政府侵害、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時，“黨和國家”的利益自然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政府工具的工會就被擠到更為尷尬的位置——多余的闌尾，不替工人說話，反而要堅定地站在資方或政府壹邊，壓制有組織的抗議，解散工人獨立組織的任何團體。《工人日報》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條消息，說西安的壹家國企經理決定，凡是不購買企業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崗。廠工會主席反對，結果他被解除了職務。國企工會是官方的，但又屬於工廠部門，工會負責人與廠方是勞動關系，不聽話的工會主席就會被視為壹條發炎的闌尾給割掉。在民營企業，工會負責人壹般為老板的親信或親戚，官方也予以認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學者所說：官方工會的重要任務之壹就是，“哪裏有（獨立）工會，就去解散工會，哪裏沒（官方）工會，就去建立工會。

中國農民貧困的原因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鄉村問題自近代以來便日趨嚴重，人口膨脹日益凸顯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時國家權力下沈，鄉村自治崩解，自然經濟解體，農村承擔戰爭資源和現代工業的原始積累，地方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導致農民問題成為影響中國未來的根本問題或革命因素。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農民問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農業產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為保障城市糧食供應，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制度，即在農村強制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供應，購銷價格由國家統壹制定。從此形成壹項固定政策，也成為中共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動力，不必再壹家壹戶地征購余糧，迅速從農村索取現代化建設資源。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形成城鄉分離的二元治理模式，剝奪了農村人口自由遷徒的權利，並將農轉非置於政府的嚴密控制之下，切斷鄉村與城市間的自然流動。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與農民、城市與農村處於對立狀態，農民失去了幾千年來的自由民地位。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於把食物分配給城市居民，1954年開始使用糧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為嚴格的糧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齡、職業以及其它人口學特征設置了糧食定量標準，定量供應的範圍擴展到了其它農產品，包括大豆、粗雜糧、棉布、食用油和豬肉。在中國，食物獲取權與居民的法律地位相關，要區分城市居民戶還是農村居民戶，城市居民戶享有由國家保證的定量糧食，農村在完成上繳任務後所剩余的糧食才歸自己支配。以城市糧食配給為例，1956年每月給特重體力勞動者是22.5－27.5公斤，全國平均數25公斤；對重體力勞動者是17.5－22公斤，全國平均數為20公斤；對輕體力勞動者是13－17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6公斤；對腦力勞動者是12－14.5公斤，全國平均數為14公斤；對大學和高中學生是13～16.5公斤，全國平均為16公斤。農民無權享受糧食定量標準，由於取消了農產品的商品化流通，沒有了糧食市場，僅允許在鄉村集市的小範圍內搞些雜糧或土產的少量調劑，農民只能將糧食賣給國家。農民沒有糧票，不能從城市或居住地之外獲得食物，這就從生存權上封堵了農民遷徒的可能。在食物嚴重缺乏時，農民只能守在家裏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時，情況更為嚴重，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對農產品的支配權，在在完成國家征購定額後，往往所剩無幾，所以餓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時期。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在養育共產黨的陜甘寧邊區，所謂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除了幾間破爛的倉房、幾頭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幾乎壹無所有。社員長年處於缺吃少穿的狀況，炕上只有壹兩條破爛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爛衫，乞丐壹般。特別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沒有，不少生產大隊窮得男人娶不起媳婦，大量絕後。農村比建國以前更加貧困，直到1985年，有報道說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區考察，發現那裏壹些農民全家沒有壹條像樣的褲子能夠穿出門，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裏不出來。




　　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適應農田承包制和農村經濟發展，統購統銷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1月1日，中央在《關於進壹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用合同定購制度代替統購統派制度，實行大部分農產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糧棉油等重要農產品繼續由國家定價，實行合同定購。另壹部分農產品如茶葉、生豬等實行國家指導價。以這壹文件的發布為標誌，農產品購銷體制進入了“雙軌制”時期。但雙軌制運行中，絕大多數年份的市場價高於定購價和議購價，這部分差價形成了暗稅，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為例，該年政府征收糧食4620萬噸，購買議價糧4630萬噸。征購糧價平均為市場自由價格的60％，議購糧價為市場自由價格的90％，這些差價等於向糧食生產者征收了407億元的暗稅，而農業稅照收不誤，農民增產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國務院頒發《關於進壹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最終確認了糧食市場化改革，終於明確提出要在全國範圍放開糧食收購和價格，建立統壹、開放、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並要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快推進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但農業生產資料的持續上漲，農民已經不能靠糧食和有限的農產品來增收了，因為人更多地更少了。農民的貧困還是壹個大問題，只能靠外出打工來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達到5153元。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其中工資性收入2431元，家庭經營純收入2833元。農民的農業收入比例下降，農業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滿打滿算也不過月均500元，這點錢在高物價時代，最多維持溫飽。




　　土地公有加上戶籍管制，產生了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鄉村黨組織有屬地管轄權、司法和執法權，有對土地的控制權憑借黨政權力，可以壟斷區域管轄的壹切資源，就象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大邱莊的例子表明了這種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長、黨委書記和這個村全部鄉鎮企業的董事長，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實際上的司法權，在其“領地”內擁有無上權力。地方政府官員用鄉鎮企業作為掠奪的壹個工具，他們迫使村民捐資或拿出集體收益成立鄉鎮企業，讓村民承擔全部投資風險，來自風險投資的收入被官員所掠奪。在中國式封建制度下，人們分屬於不同權利層次的等級集團，決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黨組織官員是壹等人，他們有超級特權；二等人是有當地戶口的居民，他們能找到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貼。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為壹個人的現實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戶籍狀況所決定，而不是平等的競爭。這種新型封建制度不僅歪曲了國民之間的法律關系，影響企業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資源配置，也阻礙了城市化。市場化以來，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但這種城市化有虛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種偽城市化。每年春節前後的春運，火車汽車站人潮洶湧，是全球獨有的現象，都為趕回家過年，如同候鳥壹樣的定期大遷徒，其擁擠程度嘆為觀止。農民工進了城，卻是城市的編外人員，必須定期回鄉解決親屬團聚問題，工作的城市也極不固定，總是遷來遷去。這不僅是戶口限制，還有城市的房價過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而城市也不需要他們定居，剝削青年勞動力遠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為借低成本。工業化不能與城市化壹同發展，中國的城鄉矛盾和收入差距越來越突出，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壹。中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民的國家，完成城市化進程還是個遙遠的夢想。近年來，各地開始探索戶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壹登記為居民戶口。這種改革無實際意義，因為不能建立戶籍自由遷徒制度，農民還是農民，市民仍是市民，農民工春節還要返鄉。即使將進城農民全改為城市戶口，也未必受農民歡迎，因為土地才是農民的養老保障，農民以失去土地為代價進入城市，並不能得到多少實惠，經濟不景氣時，城市也不定有飯吃。

中共對中國的剝削

　作者 陳憲輝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清污）。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污”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污”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污”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污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污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污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運動不了了之。




　　“清污”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污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污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黨和政府爆炸性擴張




　　生物學家達爾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傾向，以致於如不毀滅它們，壹對生物的後代就會很快地充滿地球。……在同壹地方勢必進行鬥爭的生物之間存在著互相抑制的關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種互相制約之上。沒有肉食動物的制約，草食動物會迅速繁殖，將草吃光，將草原變成沙漠。人類社會也必須建立在互相制約的基礎上，古代傳統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包括古代中國的統治者接受虛擬的天或神意的制約，現代社會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約和憲法制約。康德說兩樣力量使他敬畏，壹是頭頂上星空，二是內心中的道德法則。這內外的敬畏與中國歷代天意、民間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約。制約是憲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謂憲政、共和、民主，說到底是制約所有政黨、個人不得為所欲為。共產主義學說鼓吹鬥爭、摧毀，包括摧毀道德體系。共產黨在精神上和行為上不接受任何制約。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無所畏懼等思想都代表著共產黨不受制約的觀念。權力不受制約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不受制約的“黨和政府”如同沒有肉食動物制約的草食動物壹樣，瘋狂擴張，吞噬壹切資源，迅速占滿每個角落。




　　革命前後的官民比例變化揭示出了革命黨擴張之瘋狂。中國歷代官府規模很小，官吏維持在壹至三萬人，[2]  政府最基層是縣級，縣衙之下無官府，壹個縣的官員編制數人而已，廣大鄉村由鄉紳自治。1908年末，作為籌備立憲的基礎工作，清政府頒布了《調整戶口章程》，進行了全國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結果為全國人口3.2億，全國行政官員2萬多人。[3]  而到了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從中央到每壹個縣，每壹街道都有了共產黨黨委，人大，政協、政府、政協紀檢委等所謂五套班子，外加政府辦公室、改革委、經委、民族宗教事務局、司法局、人事局、勞動局、規劃局、建設局、糧食局、計生委、縣審計局、廣播電視局、新聞出版局、體育局、法制辦公室、信訪局、政府研究室、老齡委、行政服務中心、招商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政法委、保密局、黨校、綜合行政執法局、老幹部局、貿促會、文聯、愛委會、工商聯、對外友協、政府招待辦、投資促進局、拆遷辦，民委等數不清的黨屬機構。官方宣稱的黨政機關公務員只是狹義的概念。財政供養的人還包括所謂事業單位中的準公務員、不列入預算自己收費供養的政府機構和執法人員、國有企業中公務員性質的官員、中共認定的“八個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全國60多萬個村委會、8萬多個居委會等的非編制管理人員參照事業單位管理，也由財政供養。[4]  從中央到鄉鎮，全國正式和臨時機構中吃財政飯的人數極為驚人，壹個縣的“吃皇糧”官員人數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國在編官員人數。經費自理的事業單位人員和沒有編制，人員總數以千萬計，雖不獲財政撥款，但靠政府賦予收費權和執法權利用收費罰款自肥，吃變相的財政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隊伍已經如此之龐大，地方政府還要大量的聘請“臨時工”。例如，廣東的治安巡防員或輔警就數以萬計，天津爆炸事件的傷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屬於消防系統的“編外消防隊”。壹份給朱镕基《給總理的上書》說“負擔如泰山，幹部如蝗蟲”，前總理朱镕基承認：“如此臃腫的機構和數量龐大的行政人員，把國家的錢都吃光了”。事實上，地方政府財政基本都是想辦法“創收”來供養官員的“吃飯財政”。前中組部長張全景承認：“壹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壹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壹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兩會上指出：“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過去壹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壹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麽多官啊！”經過百年革命，中國的財政供養的官員數在2005年超過了7000萬人，[5]  按國家統計局《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就業人口7.67億人計算，中國十位納稅人要供養壹位官員，供養人數比全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還多出許多。




　　革命前的滿清和革命後的北洋政府時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沒有黨的機關，因此規模很小。國民政府時政府規模大擴張，因為蘇俄輸入的黨國體制，有了政治部、宣傳部等黨機關混在政府中吃官飯。但這時有在野黨監督，參政會、國民代表大會都明確提出政黨不得在政府中設立機關，軍隊須國家化，政黨須退出軍隊和政府機關。新中國政府規模如此龐大的主要原因是龐大的共產黨機關混在政府中享受納稅人供養，政府、軍隊中壹半的機構和費用開支是服務壹黨私利的秘密開支。例如，各級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廣播電影電視部是強制國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傳，為國人洗腦的機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政法委，機關黨組，人大、政協黨組、紀檢組，數千所黨員帶高薪就讀，實際是腐敗溫床的黨校、黨史研究機關，馬列主義研究機關、編譯機關，專門服務特權階層的“特供”機關和“離退老幹”機關等等都與服務社會無關，而是中共控制社會的機關，全是吞噬國民財富的黑洞。軍隊中的中共機關更多，政治部、宣傳部，遍布軍中的文工團、歌舞團都是純粹服務壹黨。這些吞噬國民財富的黨機關是寄生性質的壹個註腳。民主國家的軍隊國家化，不允許在軍中宣傳壹黨，當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機構。只要有黨在野，反對黨定然不會容許用納稅人的錢供養某壹黨的機關，更不可能允許財政供養如此眾多，如此龐大的壹黨機關。




　　中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精兵減政”口號。建國後，所有高層都有過精減機構的指示。經過中共六、七十年的精減，官員從幾十萬“減”到了七、八千萬。2013年3月，新壹屆政府總理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說：“本屆政府內，壹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將帶頭做起，壹級做給壹級看。”李的這些話沒有新意。從延安到北京，歷屆領導人，歷屆總理都說過類似的話。七十年的情況證明，在沒有反對黨制約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擴張步伐，只能如同沒有天敵制約的動物、植物壹樣，泛濫成災。如今，中國的高層政治日趨寡頭化，縣鄉級政治日趨家族化、黑社會化，痞子化。[6] 不廢止壹黨獨裁，不確立多黨民主政治，政府規模和開支只能繼續泛濫。




　　財政收入主要供養黨和政府




　　中國官員享受著眾多隱性福利和養老體制雙軌制的好處：個人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能夠輕易以權力謀取福利。因為官員收入大幅高於社會平均水平，青年們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報考公務員人數年年創新高，幾千人爭奪壹個職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稅收和各種行政收費構成，而五百多項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幾項被納入預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費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計是，這些錢被政府揮霍掉了，或者說被用於養官了。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嘗試擬定有關國家行政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國人大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但二十多年過去，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依舊難產。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員們的秘密收入和擁有財產的規模大到驚人地步，披露出來將引發社會動蕩。




　　2013年“兩會”上，有代表抨擊全國的職務消費占到全部財政支出的四成，擠占了其它費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費用其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醫療保險及教育等政府應該提供給百姓的公共服務。實際的情況是，政府養官已經把財政收入花光，沒有錢提供公共服務，可憐的公共服務主要面對少數“體制內”人員，廣大民眾需要費高價去購買公共服務，有關“事業單位”再壟斷這些公共服務，乘機宰割的民眾。在沒有壹黨獨裁的國家，社會的平衡調整機制有效，能緩和各方的利益沖突。例如在日本，由於經濟不景氣，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會各界呼籲國家公務員削減薪酬以使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因應各界呼籲，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內閣會議上決定，從2013年開始削減國家公務員近15%的退休金，以縮小“官民收入差”，緩和社會矛盾。[7]  但在壹黨獨裁的中國，沒有壹種對“黨和政府”的約束機制，利益沖突日益嚴重。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聯合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貧富差距在擴大，已經逼近社會容忍線。事實可能比藍皮書承認的更嚴重。19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8，如今高至0.7，達到了動亂級別。




　　復旦經濟學教授韋森指出，中國人收入的壹半用來繳稅供養政府。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鞏勝利則表示，政府不會明目張膽的向老百姓要錢，但它會以電費、水費、清理費、去污費等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人均GDP低於785美元的國家為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壹般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國家為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國家為中上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2%；人均GDP超過9656美元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壹般為29%。中國為中上等收入國家，企業稅負卻高達42%。[8]  以燃油為例，政府壟斷經營，油價的壹半是政府強收的稅，且油價中包含的稅相對國際油價跟漲不跟跌。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3萬億元，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是世界第壹重稅國，且稅收每年增速近10%，超過GDP和國民收入增長。中國政府不光收稅，還收取幾乎與稅收相當的各種費。收費與稅收構成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如果算上企業負擔的政府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形形色色的腐敗支出，實際稅負接近50%。




　　1980年代，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隨著政府規模爆炸性增長，這壹比例越來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軍備競賽時前蘇聯的居民消費率還低。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擔稅費繁多，工薪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買東西要交增值稅、消費稅，買進口商品要交關稅、車輛購置稅，買奢侈品要交消費稅、煙草稅，買要交房產稅，契稅、印花稅。中國汽車，IPAD，化妝品等商品的價格是美國1.5至3倍，商品價差原因是中國商品所含的稅負全球最高，是美國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歐盟各國的2倍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征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響不論，那麽，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總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中國現行19個稅種中通過全國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兩部，其它17個稅種的征稅依據是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或暫行條例，且大多為“隱形稅”。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國內稅種以間接稅為主，絕大多數稅具有轉嫁性，最終多會讓“消費者買單”。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亞當?斯密提出的稅收公平原則，即稅負與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貢獻了90%的所得稅。在香港，大部分稅收來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繳納很少，甚至不用繳稅。以2008至2009年度為例，該年度香港納稅人數只有130萬，還不到全港700萬人口的1/3。年收入50萬以上的約28萬人繳納了薪俸稅總額的87%。就稅收結構而言，中國普通民眾承擔著世界上最重的稅負。中國以間接稅為主，其特點是稅負轉嫁性，稅收的最終負擔者是每壹個消費者，工薪階層的消費多，承擔的間接稅就多，即窮人承擔著主要稅負。2009年12月，《福布斯》雜誌發布的2009年全球稅務痛苦指數顯示，中國國民的稅務負擔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對此報告，中國官方以歐美壹些國家稅率更高為依據稱報告錯誤。中國官方說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國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會保障繳費。這種繳費在壹些國家也被叫做稅收，如美國稱之為“工資稅”（Payroll Tax），但實際上它和財政性的稅收（所得稅、銷售稅等）有本質區別，它是專款專用的。例如在美國，工資稅壹律進入全國統壹的社保基金帳戶，政府不但嚴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這筆基金也不能用於營利性投資，只能用於購買國債等方式進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對這部分資金完全沒有自由支配權，因此嚴格意義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種嚴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繳費——返還”，是壹種轉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不是壹種負擔性的稅收。因此，比較各國稅負輕重時須把社保收支撇開。以美國為例，2002年美國全國政府總收入為29807億美元，聯邦政府收入18607億美元，其中社會保障繳費（個人、公司）高達7503億美元。如果社保繳費剔除，美國全國稅收與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較高比例，在帳面上增加了政府開支占GDP的比例，這恰恰是壹個社會進步的標誌。其次，民主國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國有資產經營收入，而中國國有資產的權益利得不列為政府的收入。如果將中國壟斷國企的利潤考慮進去，政府的財力占GDP的比例將上升到驚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稅負高低要看稅收的錢怎麽用。在民主國家，與高稅負相應的是國民高福利。政府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挪威為71%，瑞典為69%，丹麥為72%，芬蘭為68%，法國為71%，意大利為62%，荷蘭為62%。在這些國家，民眾交稅多受益也多。在社會主義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稅31%，經理們要交60-70%，但人們享受五花八門的福利，如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與壹般工人相比，納稅後為2：1，首相住在居民區，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無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瑞典前首相費爾丁出身農民，任職時還抽時間回家務農。在丹麥，公立學校免學費，學生享受政府補助，上網免費，打印學費，書本、鉛筆，飲料免費。在新西蘭，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養老金制度，工薪族無須繳納任何款項，年滿65歲即可領取養老金，還可享受各種補貼和免費教育。在印度，全體國民享有免費醫療，國家建有覆蓋全國的醫療網絡，政府醫院對所有病人敞開大門，從掛號、手術到藥品各項服務壹律免費。當然，看病不花錢導致醫院財政緊張，好藥缺貨，醫院臟亂差，迫使有錢人到設備先進、幹凈整潔但收費昂貴的1300多家私立醫院就醫成。在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全球第二輕稅負行政區香港，政府向來奉行簡單低稅制，中低收入居民納稅很少，薪俸稅（個稅）標準稅率為15%，免征額為壹年10.8萬港元，同時還有很多減免稅項目。通常，繳納薪俸稅的港人不僅享有子女免稅額和父母免稅額，個人進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費用等也可獲得減免稅待遇。2008年經濟危機以後，香港也普遍為中產家庭大幅減稅；有的中產家庭甚至完全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在中國，民眾人不能因交稅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沒有可能獲得任何退稅，失業者既不能獲得退稅，也不能獲取實質性的失業救濟，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沒有醫療保障，社會福利向富人傾斜，農民和低收入者基本無緣享受。對企業和個人來說，交稅只是負擔。經濟學家王福重指出：“中國的稅負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國排在稅收痛苦指數第二。財政部、稅務總局說這是錯的，計算不準確。我說也是錯的，中國肯定是第壹。把中國稅負算起來，加上國企、央企和銀行賺的錢，那就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計達到50%，甚至更多，因為還有多如牛毛的收費。收費也是稅，妳也不能抗拒，中國政府部門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壹個部門是不收費的。中國的流轉稅非常多，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稅有18種，稅太多了，特別是商品稅多。”[9]  的確，增值稅、消費稅等大多數稅收的“隱蔽性”，降低了納稅人消費時的痛感。如果沒有隱蔽，中國納稅主體——工薪階層的痛苦指數實際更高。而在中國，民眾“高稅負”“低福利”甚至“無福利”，國家財政支出大部分用於了供養共產黨和政府，用於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據財政部綜合司的報告，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費1985年為170億，占財政支出9%，2000年為2768億，占比17%，2003年4691億，占19%，行政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多數地方政府，尤其基層政府，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稅用於養官尚且不夠，哪裏有錢用於民生支出。百姓交稅當然沒有回報，當然痛苦。




　　與美國比較，最能看清中國“黨和政府”的自利性質。美國的縣政府機構主要是法律和服務機構。通常有：郡委會（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辦事員（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辦公室、郡律師辦公室、郡稅務長辦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區發展辦（Community Development）、綜合服務辦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養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設施部（Public Works）、娛樂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會服務部（Social Services）、 出納部（Treasurer）、選舉登記處（Voter Registrar）等等，壹個縣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樓而已。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事業單位，政府雇員包括了教師、環境衛生人員、灌區管理人員、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公園管理人員、公共安全人員如警察、消防人員、證券管理人員、公共交通人員、公共服務人員，其總數只有幾百萬人。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近半，政府的開支主要用於為納稅人提供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萬多億的財政支出中醫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國，“黨和政府”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管理費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開支的大部分用於保證官員和體制內人員享受特殊的教育、醫療、文體育、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而用於全民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救濟等公共服務的開支少得可憐，且占財政開支的比重越來越低。以教育經費為例，中共有錢發動戰爭，有錢對外援助，但對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澤東統治時代是禍害摧殘教育的時代。這壹時代結束時，國民經濟崩潰，教育經費聊勝於無。鄧小平統治時代，壹個“洋躍進”運動搞到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同樣刻薄教育。1989年，中國政府開始搞高等教育收費。1999年，當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結果是此後十幾年間，中國大學學費漲了兩百多倍。其中，中央戲劇學院學費每年近14萬。英國的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總支出8930英鎊，約合11萬人民幣的總額高居榜首。新西蘭和英國則分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國大學人均年教育總支出超過萬元人民幣。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計，中國學費世界最貴，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公共教育投入過低，致使現在供養壹個大學生，城鎮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純收入，農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純收入。“教育產業化”讓大批農村高中生被迫放棄考大學，考生錄取後農民家庭因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事件多有發生。例如2003年，陜西省榆林縣53歲的農民景統仕因支付不起女兒每年萬元的大學學雜費自殺；2004年，福建農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遼陽農民孫守軍由於交不起兒子大學學費自殺；同年，單親母親劉淑傑因交不起女兒學費自殺。誌願到湖南益陽市南縣三仙湖鎮鹹虹學校愛心支教的李學仲老師披露落後地區學校的慘狀寫道：“我不能說有多慘，這個地方不允許說啊。四 、五歲，六、七歲的孩子五點鐘多就起來到幾十裏路以外去上課，沒有公路，學生上學途中摔傷是常事。學校十幾年沒有維修了，門窗應該都是壞的，晚上無老師居住，沒有打印機，復印機、電腦壞了，學校無法打印或復印壹份文件，老師同時兼職炊事員、門衛、衛生員等。學校許多應有的活動幾乎沒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問題，有人想送電取暖器，但電費付不起。由於工資低，沒津貼，教師難以養家煳口，年輕教師不願來，教師老齡化嚴重，學生流失嚴重。老校長身患癌癥不能進食，不能說話…… 壹個女教師壹只耳朵聽不見了，沒有時間治療……她馬上退休了還壹個人包教壹年級各科。百姓極度貧困。對深夜家訪的教師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兩個紅薯致謝，教師不接納還不行，否則他們會淚水漣漣，認為教師嫌棄禮輕。對深夜在沱江邊上挨家挨戶家訪教師來說回校途中只能疲憊不堪的地領著壹袋紅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來本地財政短缺，每個老師都被扣了工資，生活難以維系。”農村教育的慘狀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最好註腳。




　　再以醫藥為例，中國對藥品征收重稅，把最沈重的財務負擔加給健康狀況最差的人群。世界衛生組織（WHO）要求：政府應該對影響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稅，而不是對有益健康的藥品征稅，建議各國對基本藥物少征或不征稅，收增值稅。多數國家遵循了這壹原則，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歐洲制藥工業協會聯合會（EFPIA）2014年公布數據顯示多數歐洲國家對藥品實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稅。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反，中國對藥品不減免征稅，按照17%滿額征收藥品增值稅，對大多數進口藥品普遍征收5%－8%的關稅。官僚和體制內人員享受公費醫療，藥價虛高對他們沒有影響，而貧困人群則因藥價高昂，放棄治療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 之比僅為3%，世界墊底。三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壹直在削減醫院的補貼，鼓勵公立醫院開高價藥來“以藥養醫”。




　　自1994年中共分稅制改革，即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後，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長18%。與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占主體收入來源的情況相比，中國則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稅收來自間接稅，即隱藏在商品、服務價格裏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稅收。例如在中國購買進口化妝品會包括50%的關稅、30%的消費稅及17%的增值稅。世界各國壹般對藥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稅，但在中國，藥品統壹按照稅率最高檔征收17%的增值稅，進口藥品還要加收3-6%的關稅。這種通過隱藏在價格裏轉嫁給消費者的方法，使消費者不知道承擔著比工資稅高出數十倍的稅收負擔。稅收之外，中共還征收各種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財政部預算範圍的各項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達1.4萬億。




　　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高於很多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壹倍，建議中國大幅降低勞動者稅率，比如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於社保的繳費，包括住房公積金、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遺憾的是，世界銀行的減稅建議沒有意義。全球第壹規模的“黨各政府”需要天文數字的民財供養，每年10%速度遞增的稅收尚且不夠，談何減稅。由於政治原因，世界銀行不能建議中國黨政分離，縮減政府規模。誰都知道，如果不能縮減“黨和政府”的規模，不能限制“黨和政府”的花費，降低稅收只能是空話。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污，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污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污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污、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污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中國社會的債務危機




　　正當的經濟發展模式是，GDP增長與全社會的消費，即內需同步增長。但在專制體制下，“黨和政府”主導投資達到瘋狂程度。各級政府官員不滿足於收取土地出讓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來土地收益和稅收作擔保瘋狂舉債，胡亂投資以獲得任期政績和經濟利益，而不考慮將來的債務歸還和項目的後果。開建的新城區和基礎設施項目通常不能產生還貸回報，政府只能靠借新債還舊債。國有銀行須為政府的政策服務，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資金，結果導致不問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級政府不計後果開建大項目的情況具有普遍性，例如內蒙古政府計劃的“鄂爾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邊境經濟合作區“巴彥淖爾”，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二連洗浩特”；河南政府開工的“鄭東新區”、“鶴壁新城”、“信陽新區”；江蘇政府的“常州名市”、“鎮江丹徒代化城”；遼寧政府的營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雲南政府的呈貢新城等等。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新城大都成了幾乎無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區的東、西兩面大規模造城，削平山頭，“向山要地”6萬多畝，造了“東部新城”40平方公裏，“向山要地”9萬畝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裏，相當於再造了壹個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約為每畝22萬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萬畝的土地整理成本就達到300億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遷安置、市政配套設施建設等，十堰市建造東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將超過千億元。按十堰市的年財政總收入幾十億元計，市政府預支了未來十幾的財政收入。在陜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擴、上山建城”的發展戰略，計劃“削山、填溝、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預支了更長年限的未來財政收入。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瘋狂投資，欠下債務千億計。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為發工資，不斷向轄區內的的萬正投資集團、神華集團、烏蘭集團、呼能集團伊泰集團伸手借款億元，十億，甚至數十億款，逼得企業紛紛準備搬遷。地方債務危機的背後是政府規模的擴張。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級職位300，實際科級幹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導的投資數千億元的曹妃甸國際生態城和曹妃甸工業區“爛尾”，區內是壹大堆“僵屍項目”、“僵屍企業”。這兩項無效益投資的每日千萬元利息將唐山市政府拖向破產。[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軌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賃住房開發建設管理有限公司、昆明產業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等48家融資平臺公司，以未來賣地收入擔保，通過這些融資平臺向銀行融資數千億元建地鐵，建了呈貢新區，透支了未來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由於政府投資的新區等項目不能產生回報，昆明政府技術破產。在嚴重依賴煤炭行業的資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資源大部分控制在國企、央企手中，市財政可動用的資源很少。市政府向銀行大規模舉債開工了建新城、古城復興、美術館、博物館、大劇院、圖書館、會展中心、體育中心、文化廣場、高鐵站、客運站等壹大批項目，投資規模超過千億元，結果連借款利息都還不上，拖欠無數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為還債，市政府計劃將國有資產變現或抵押融資，準備抵押的國有資產包括100多家國有企業，3萬多畝的儲備土地、壹些融資平臺公司持有的物業資產以及雲岡石窟等旅遊景區。但是，準備變賣的國有企業並不值賬面的資產值，準備用於抵押的名勝古跡也不能順利出手，市政府同樣陷入破產。在武漢，市政府提出對標北京、上海、廣州等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偉目標，推出了投資總額8000億元的“城建攻堅五年計劃”，然後再不斷加碼，開工建設的工地上萬個，創造了5000多個建設工地同時開工的世界奇觀，也贏得了“滿城挖”稱號。政府投資顛狂中的建設項目多是在沒有落實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先開工的。財政部湖北專員辦的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兩千多億元，每年須還本付息三百多億元，每天需償債壹億元，政府並沒有可持續的財源償還債務，同樣技術破產。天津政府同樣利用融資平臺瘋狂借貸，投資2000億人民幣興建“中國新曼哈頓”，聲稱將成為“世界上最大金融區”。而實際情況是，許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樓、賓館同樣如同鬼城，政府負債累累，收入下降。政府無力償債務並未影響主導政府投資的市委書記張高麗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資源錯置，大量信貸資源被無效益企業占用。“土地財政”造成地產市場瘋狂和銀行放貸爆增。為追求政績，地方領導人不停地折騰，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為了獲得GDP政績和油水，官方們不惜浪費大量經濟資源和建設經費，不惜破壞環境、犧牲可持續發展條件，只管鋪大攤子。政府的負債造城的運動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結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以鼓勵銀行放貸刺激經濟。此後，通過大量舉債來維持經濟增長成了中國常態。過度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迅速減弱，造成的通貨膨脹卻壓制了居民的消費，使經濟逆向調整，結構更趨畸型。




　　經濟學家許小年指出，目前中國需求、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過去十幾年，國進民退，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於居民，而是有利於政府。政府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從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還沒有包括其他的預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則還要高。他建議進行市場化行業重組，收購與兼並，消除過剩產能；減稅以避免企業停工、倒閉；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打破行政壟斷，取消審批制；不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還須在壹次分配上實施改革。[22]   經濟學家茅於軾在2012年全國十大稅收新聞評選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我國還不是完全依法納稅，而是計劃納稅。從分配來看，從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從69%降到57%，降了12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吳敬璉分析，“鬼城”源於政府飲鴆止渴，以巨額投資支撐高速增長，特別是2008年“四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後果。他建議改變政府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把做經濟的職責完全交給企業、民眾，而政府則轉為服務型，走民富路線，拉動內需，使經濟步入良性循環。經濟學家們局限於經濟說不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根本是壹黨專制。在廢除壹黨專制之前，“市場化行業重組以消除過剩產能，減稅，國企撤出競爭性行業”均無從實施，政府瘋狂投資、舉債，“財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國家審計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顯示：18個省會和直轄市，有17個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為償債來源，比例高達95%，而2012年6000億的土地出讓凈收入連支付地方債的年利息都不夠，政府已經資不抵債，只能借新債償還舊債。2012年，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個百分點。2013年，發改委聲還要投資四十萬億拉動城鎮化建設。政府沒有說明怎樣籌措這四十萬億，估計政府只能靠濫發鈔票來維持投資。裏昂證券的報告指出，2012年中國新增債務比2011年增長了壹倍，債務增速為GDP增速的三倍。中國GDP增長靠債務支撐，GDP高速增長預支了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國民收入。國際公認債務占GDP比例超過60%為危機警戒線，而中國五級政府債務規模對GDP比例已高達300%，遠遠超過了破產希臘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如此之高的債務水平”。[23]  應對債務危機，大多數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為“救命稻草”。國土部門公務員變身土地推銷員，被分派指標去找買家，政府想盡辦法提高土地出讓起拍價。[24]   土地資源畢竟有限，同時城市規劃進程也不允許無節制地開發各類土地，政府賴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趨向枯竭。當城鎮和縣政府都在發債集資時，債務危機已經臨近。中國債市發行者基本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者主要是國有銀行。國際資本感到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在不斷拋售中國國有銀行的股份。中共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當前的中國已經存在金融危機現象，壹些地方融資平臺早就資不抵債，壞賬沒有暴露是因為政府增發貨幣在掩蓋著。




　　中國的金融業壟斷經營，國有銀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國營企業，而使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小企業、尤其私營企業融資無門。於是，正式銀行系統外提供信貸的“影子銀行”興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貸，助長著通貨膨脹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惠譽評級機構指出，中國的銀行系統通過發放貸款維持著投資熱潮，影子銀行系統在迅速膨脹。公司和地方政府都從不受監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貸。經濟學家謝國忠指出，“影子銀行”的總規模與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同樣巨大，也在20萬億元以上。“影子銀行”以沒有擔保的理財產品和信托產品從儲戶吸收的存款，貸給以土地作押的各級地方政府，幫助政府借新賬還舊賬。金融業事實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來越多的銀行儲戶的資金通過理財產品流向不在監管範圍內的影子銀行。由於地方政府的投資大多沒有效益，大建“鬼城”，無力還債，債務風險在不斷累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債的時候都沒有，或者很少考慮如何償還。中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為這樣壹種債務人，和中國的財政體制有直接關系。”他建議盡快改變財稅體制。作為政府任命的官員，高院長不可能指出問題的全部。政府成為不考慮還債借債人主要不是因為財政體制，而是因為政治制度。獨裁體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約、問責與追究，官員們自然什麽壞事都敢做。沒有在野黨監督，沒有執政黨更替，財稅體制問題永遠解決不了，政府的胡作非為只能越來越瘋狂。




　　伴隨瘋狂投資、舉債，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失控。中國1990年的貨幣總量為1.53萬億，截至2015年底為137萬億元，增長了90倍，同期美國貨幣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斷金融危機是否在形成的壹個方法是看債務對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長。如果金融機構把錢借給了應該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超過壹元錢的產值，債務對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錢創造了低於壹元錢的產值，金融機構把錢都給了不該給的人，債務對GDP比例上升，債務危機風險加大。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2008年中國GDP為31萬億元，年底貸款余額為32萬億，債務對GDP之比102%。在應對債務方面，中國政府陷入兩難的困境：采取嚴厲措施限制銀行貸款會引發債務危機，不采取措施，放任銀行信貸膨脹可以延緩危機，但使風險會累積得更大。由於中國沒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員全為中央任命，各城市發生的問題壹律由中央擔保。這壹方面使中國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債也不會出現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但另壹方面也使整體風險將累積到恐怖地步。如今，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濫發鈔票，制造通脹，將債務負擔轉嫁給了全民。銀監會發布的銀行壞賬率是1.5%，但國外金融分析師壹致認為，中國真實壞賬率可能數倍於官方數據，巨大差異原因在於中國銀行業會將地方政府債務、國企債務這些為政治原因的貸款債務掛在賬上，不作壞賬處理，以保持帳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銀行為破產國國企貸款發工資，銀行都掛在賬上。




　　中國的房地產業和金融業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後塵。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土地等資產價格暴漲，銀行發放貸款通常要求企業拿土地做抵押，而企業也以大肆購地作為擴張前提。從1970年代開始，日本的土地投機開始瘋狂，企業爭相將資金從制造技術領域轉投到土地，社會彌漫著投資土地必漲的預期，連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購置更多土地。銀行為追求高回報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資產的擔保增加放貸。在“地價升值——擔保品升值——貸款增加”的循環中，信貸規模迅速擴張。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土地、證券等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銀行貸款成為不良債權，銀行等金融機構因此積累了巨額的不良資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貸款。大量不良債權長期得不到處理，使日本陷入長期通縮。[25]   野村公布的數據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時，日本的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約為40%，中國的信貸擴張速度遠超過當年的日本，信貸資金總額占GDP比率已經接近300%。據審計署的抽查，36個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債率超過100%，最高達189%，如果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者達220%。




　　發達民主各國的債務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國的在野黨都在制約執政黨舉債。例如美國共和黨反對民主黨政府瘋狂舉債而迫使聯邦政府關門。而中國沒有反對黨，“黨和政府”不受制約，政府舉債瘋狂世界之最，累積的債務風險也世界之最。美國南卡大學教授謝田在接受采訪時說：“有辦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比方把地方投資平臺、壹些城建公司都關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貸，嚴格的要求他們按規章辦事，借錢還款。但這樣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產。實際上中國連政府破產的法律都沒有，這個債權裏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銀行、地下銀行、國有銀行，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利益集團、利益體系都在其中，這很可能就會導致很多金融機構、地方銀行破產，老百姓會去擠兌，這會引發更大的危機，帶來的金融風暴或是雪崩。通貨膨脹已經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再印鈔票的話也是自殺行為，不印鈔票讓它破產也是自殺行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最近在壹場學術論壇上指出：‘目前中國金融體系最危險的、最值得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債，地方政府的償債意願和償債能力值得懷疑。地方政府有沒有還債的意願，有沒有還債的能力，我表示懷疑。’他披露了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秘密。實際上這些地方政府官員只管自己升官發財，不管自己背後洪水滔天，大筆借債，大筆投資，大筆基建，從中賺了大財之後，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問題留給下壹任，或者留給中央政府。如果中國兩千個地方政府都這麽做，中國危機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過幾萬億的投入刺激經濟，導致產的過剩，通貨膨脹上升和房地產的泡沫。而從中賺到錢的人是中共的權貴階層，而他們這些人把賺到的錢，有很多已經轉成美元、歐元、日元，轉到海外了，換句話說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被這些權貴給拿走了。”經濟評論員鞏勝利指出，黨政運行成本比所有的國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國國有企業的壟斷，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這樣的壟斷性企業超過壹百二十家，等於把國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國經濟的成本沒有辦法降下來；黨政機關的盤剝、國企的壟斷使得壹般企業和老百姓連生存都困難，怎麽可能實現以居民消費拉動的經濟成長？政府收費超過稅收的百分之四十，稅和費加在壹起，企業基本上就難以生存。事實上，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沒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國家和百姓的錢卷往國外。美國華盛頓智庫“全球金融誠信”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間，中國有約4萬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這壹數額超過了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2014年1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前任、現任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們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開設的離岸公司藏有巨額離岸資產。中共領導人家族爭相離岸轉藏財富的消息披露後，中國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微博、微信對有“中國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的網民立即封號。[26]

中國社會的政治環境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官僚體制




　　中共的政權系統是由多級政府構成的，是共產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國家政治體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統為骨架，但治理權主要是由黨中央控制下的各級地方黨政機關執行，是壹個垂直的管理體制。民主國家則不同，如英美國家的地方政府壹般不承擔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級政府相互獨立，國家壹級政府只有主權意義的管治權，不得幹預下級政府的具體職責，國家主權功能與地方自治權的邊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架構的支柱，它是典型的三角形的結構。中共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傳統的官僚制度中加入黨權至上原則，以同樣三角形的結構的黨組織，以黨員官僚建立分級行政體系，政權之上有黨權，形成所謂“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政治制度。黨政兩套系統合二為壹，以黨權為重心，對自上而下的行政層級實行垂直領導。中共政權是以黨員幹部為骨架的政教合壹體制，黨政軍經濟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帶有管理性質的位置，或認為需要管理的事，諸如寫詩編小說的作家，宗教神職人員，學校幼兒園教師，也都囊括於黨政系統之內，各按行政級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幹部集團。共產黨要掌握絕對權力，不允許有民間社會，這就需要龐大的幹部集團。在江西根據地時，十幾萬幹部和軍隊中僅紅軍劇社就有60個。紅四方面壹部組成西路軍西征河西走廊，軍中政治機關、婦女兒童、學校、劇團等非戰鬥人員就占了三分之壹。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為38000人左右，3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城區居民僅7000人。上至黨中央首長，下至保育院兒童，全部歸屬於各級組織行政系統，由各部門的幹部管理。這些幹部完全脫離戰場，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開會，唱歌跳舞演戲，靠貧窮的地方財政與前線繳獲或蘇聯資助乃至販賣鴉片養活他們。由於是戰時體制，政府行政系統的官員並不多，據1943年3月29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關於迅速進行整編的命令》規定，首府延安縣的縣幹部僅20名，雜務人員6名；10個區共有35名區幹部和10名雜務人員，平均4.5人；51個鄉共有102名鄉幹部，無雜務人員，平均2人。其他如誌丹、延川、子長、安塞、延長、固臨、甘泉等縣也是如此。但這是政府編制，絕大多數的幹部不在政府機構，而是充實於黨領導下的各種行政事業機構之內，如各類學校和文化團體統壹歸黨管理，不屬於政府序列。這部分人是只能擴充不能精減的。那麽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進入黨的各類機構之中，不是加入邊區各級政府。邊區政府不是權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職能簡單，徹底幹預社會的是共產黨的管理系統。幹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線和掌控政權的基本力量，幹部隊伍越龐大，寄生於體制內的人員就越多，形成榮損相關的各級利益集團，他們會主動維持集權體制，做大統治集團，政權就更加穩固。除非財政無力維持時，才考慮精減黨政機構，形勢壹好轉，幹部集團就會在充足營養滋潤下加倍壯大。延安為何在艱難困苦時期包養那麽多幹部，壹是因為體制問題，為了強化黨的絕對領導，必須壯大黨的隊伍；二是以儲蓄幹部於中央的方式，以備將來奪取全國政權之需。抗戰末期，蘇聯出兵東北，延安立即結束整訓學習，派出大批幹部前往，而東北還是感覺不夠用。大躍進時城市人口激增，黨政機構也隨之膨脹，緊接著的三年饑荒，國家財政窮困不堪，不得已壓縮城市人口，重提“精兵減政”。直到1962年，縣壹級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在500人以上，機構龐大，重疊臃腫。黨政人員之所以越減越多，就是因為精減是臨時性措施，風頭壹過，立即報復性地反彈，凡是有些門路辦法的人，無不以鉆入黨政機關行政事業單位，以端上鐵飯碗為榮。中共將每個人的前途與黨的權力掛鉤，除了進入黨政機關，再無升遷發達之機會。三年大饑荒中壹般幹部雖然也吃不飽，但不決不會餓死。這些人普遍帶有強烈的食利欲望，形成龐大的食利集團，他們不創造社會財富，不為納稅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務，卻侵吞噬著巨量的社會財富和絕大部分的財政支出。現在中國有幾千萬在職幹部和寄生於行政系統的大批聘用人員，其中包括軍隊和國企寄生階層，以及依附於半行政系統的雜務人員、臨時工人等，汲取統治集團的剩余利益，他們約占總人口的10％，超過中國之外的全世界財稅供養人員的總和。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壹，公務開支占財政支出的37％，而美國約為11％，歐洲國家約為6％，日本約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實是黨政成本，因為中國人不但要養活龐大的政府機構，還要包養更為龐大的黨務系統及所謂的“事業單位”，還要養活半黨務行政化的閒雜人員，比如街道居委會幹部及其雇傭人員，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類的專業人員，比如寫小說或五毛黨壹類的幫閒人員，等等等等。中國人養活著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團夥，以致中國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為世界最低。




　　“官僚主義何許物也？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壹個群體的成員，利用他在群體組織中的權力地位，發泄人性中惡的壹面的卑微感情，以強淩弱，作威作福，稱霸謀私，由群體的公仆變成群體的主人，就是官僚主義最原始最本質的表現，千古壹理，中外同型。”[1] 壹般認為，官僚政治通常是指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種政治制度上。官僚政治制度的性質，習慣把行政當做例行公事處理，遇事拖延不決，講形式打官腔，但求形式上能交代，壹味應付，假公濟私，把責任向上或向下推諉。官僚且會變成世襲階級，把壹切政治措施，作為自己和家庭圖謀利益的勾當。摧毀官僚體制是中共革命的號召力之壹，但共產革命摧毀了舊的官僚體制，卻不得不建立更為龐大的新官僚體制，如滾動的雪球壹般，蘇聯老大哥堪為中共的榜樣：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曾說，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自然會使壹切官僚機構逐漸‘消亡’”，可以“徹底破壞”和“根絕”官僚制，把國家官吏變為公仆，消滅“寄生蟲”國家。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由於人在社會上的地位首先取決於其政治地位和權力，這種制度必然成為滋生官僚主義腐敗的溫床。建政伊始，蘇維埃政權確有窮人政權之象：衣著隨便的人民委員們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員來處理許多繁雜的事務，同群眾的關系尚屬融洽。但不久，由於國家要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產生了對官僚的巨大需求，機構隨之不斷增加、膨脹。1921年政府雇員人數比1917年增長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屬各種委員會共有120個之多，國家機構的數量十倍於沙皇時代；二戰前，蘇聯的管理人員與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之比率竟達壹點多比二。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低下。幾次精簡機構，可是官僚的人數總不見少，被裁撤的機構也是過不久就改頭換面恢復了。 更嚴重的是，由於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作為國家代理人的黨和政府官員便可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物質利益。共產黨員並非像斯大林所說的是什麽“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也有普通人的欲望。當他們掌握了生產、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權，就很容易為自己撈取各種好處。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爾什維克黨政幹部中便出現了腐敗。1919年9月的壹份報告顯示，在策劃過十月革命、曾是布爾什維克黨總部的斯莫爾尼宮就充滿了腐敗。彼得格勒市蘇維埃的公款流到了當地黨政領導人的口袋；供應部門壹連數月沒給壹些工人居住區發放食品，而成卡車的食品卻從後門賣給了黑市販子。饑餓的工人們看到“蘇維埃沙皇”衣著講究的太太們拎著大包食品從宮門口乘小汽車揚長而去，氣憤地說，這同羅曼諾夫時代差不多。但他們不敢向該市黨的首領兼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訴說，因為季諾維也夫進出時有“契卡”的保鏢相隨，還常帶著幾個妓女。其他地方的腐敗情況也很嚴重，當年，壹名老黨員從土拉寫信告訴列寧：“我們已脫離群眾，很難吸引他們。以往同誌式的精神已消失殆盡，代之以黨的頭掌管壹切的個人統治。收取賄賂日益普遍，離了它，我們的共產黨同誌簡直沒法活。” 對黨內腐敗現象，列寧先是歸於黨內有為了謀取執政黨的好處而混入的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於是要求清除不純分子。但腐敗現象並不僅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盡管有些尚堅持理想的黨員不貪污受賄，但官員們報酬的多寡根據其官階決定、黨政領導人領取高薪、以及官員們享有各種特權，使官員們變成了壹個特殊階層，使特權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克林姆林宮裏，設有專門的餐廳、醫院、商店、幼兒園、理發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務人員、包括在法國經專門訓練的廚師。1920年克林姆林宮的開銷就比當年莫斯科全市社會福利支出總額還要高。其他高級黨政人員也享有各種特權，如能得到特殊配給和供應，可在內部商店買到外面沒有或要花幾十倍的價錢才能買到的東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裏住高級住宅或賓館、在鄉間擁有私人別墅；有專用汽車代步，出遠門可獨享火車包廂；晚間還能免費觀看歌舞、戲劇演出等。[2] 舉壹個例子，蘇俄管理工業生產的機關叫做國家最高經濟委員會，在1921 年，這個委員會雇用了近25萬名員工。而 1921 年蘇俄的工業生產已經下降到不及1913 年帝俄時代工業生產水平的五分之壹。在1928年左右，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員工人數高達400萬人。這種革命無非是官僚政治的轉換形式，在每壹次革命時，革命英雄主義者（革命官僚主義）總是打著“替天行道”旗號，這具有辦事效率高和解民於倒懸的公示作用。壹旦當權，就逐漸腐化墮落，形成頑固的體制官僚主義，成為下壹次革命的對象。共產革命與舊式王朝更替大不相同，舊王朝是官僚體制，但僅是壹個行政官員系統，共產黨是黨政合壹體制，除了管理國家必須的行政機構，其龐大的黨務系統也要維持相當大的規模，黨的領導機關與政府機關分開運作，形成同樣龐大的特權階層，也壹樣要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此時的共產黨不是壹個社會團體，而是統治集團，納稅人天然有滋養共產黨的非法定義務，同時又承擔養活政府的法定義務。官僚主義寄生於舊體制，隨著革命的勝利，寄生者就最大限度使宿主變成為自己私利服務的模式。馬上得天下的高效率軍事組織，最容易演變成為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機器。學者孫越生認為，官僚階層是管理社會不可缺少的中介層次，如果把眾多散亂的毫無組織的人聚集在壹個與世隔絕的可以采集營生的孤島上，時間壹久，如果不是彼此殘殺而全部毀滅，就必然會在其中產生出中介統治或中介管理的現象，也就必須會產生官僚主義。但是人群會存活下來—— 官僚主義元模式也是壹個統分結合的三角形式結構，頂端是首腦，可為單數或多數，以L代表之。中間是官僚，以B代表之。最底層是人民大眾，以P代表之。 官僚主義元模式就是壹個L，B，P，三層三角形式分布的統分結構。L和B構成小統分結構，L和B為壹體，則同P構成大統分結構。L支配B，B支配P，即L→B→P，這就是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 ……由L→B→P這個基本公式構成的元模式本身，嚴格地說只是壹種結構和功能的抽象寫照，而不包含善惡好壞的道德評價。……嚴格地說，官僚主義概念可以分解為兩個部分，其壹是官僚主義賴以發生的可能性，即L→B→P這個基本的結構功能模式，它是抽象的，中性的，無道德評價的；其二是官僚主義發生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後，同時也就產生了好的官僚主義和壞的官僚主義，或復合的官僚主義，產生惡寄生於善或善寄生於惡的相生相克現象。 ……要使這個元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即有效克服壞的官僚主義，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取消這個公式，這個元模式，而只需加上壹個權力支配關系的逆向系統。同時使P亦能支配B和L，並使B和L相互制約，防止單中心單向支配關系的專斷。 也許在社會猿群和原始人群團中已經出現這種逆向權力系統，並有這種直接民主制來制止首領的擅權。這可能就是形成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模式的政治原因，而物資匱乏只是它的經濟原因。所以，反官僚主義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P→B→L。人類最終要創造壹個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官僚政治，也必定是壹個雙向系統的官僚政治。它的元模式的基本公式就是：L←→B←→P。 當然，這種雙向支配系統，只有在法治為主的形態下才有效，而人治為主的形態是不可能保證它不向單向支配系統回歸的。[3] 官僚主義是與社會發展模式生而俱來的病理機制，它不僅會勾結私有制而肆虐，也會腐蝕公有制而猖狂，任何形式的社會結構概莫能外，不過病情輕重而已，就如人體不可能沒有壹點毛病壹樣道理。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建立伊始，僅有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和司法部。其中，國務院僅有5名書記官。到20世紀初老羅斯福執政時，聯邦政府官員已增至26萬名左右。到1977年，僅聯邦行政官員就達280萬名左右，半個世紀增加了10倍，還不包括武裝力量。社會結構是否優越，取決於抗官僚主義病毒的免疫力，共產黨的官僚政治比之舊王朝的官僚政治更為嚴重，是因其免疫功能過低所致，也是壹種先天基因缺陷及後天繼發感染的“免疫綜合缺乏癥”。中國舊王朝的官僚要通過科舉考試才能登上政壇，只有貴族是世襲的，貴族僅限於皇族，數量很少，掌握行政權力的大部分是官僚。學而優則仕，或“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官僚不能世襲，老子任軍機大臣，兒子為布衣，亦很正常。共產黨的權力架構是紅色貴族加依附於貴族階層的龐大官僚集團，貴族階層與官僚集團同樣龐大。紅色貴族由集團內默契的子承父業特權延續，是黨內權貴世襲制度，這不是壹個法定程序，是在暗箱操作下黨內派別間的利益分贓。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不是憑借公認的學識和操守，通過公開公平的競爭考試實現個人政治前途，而是以暗箱中的利益交易方式獲得職位。沒有法律性的官制標準，做官全仗鉆營能力，這就決定了求官者的道德才幹在壹開始就被降到極低的程度，上至總理部長，下到縣長鄉長，均不經公開的遴選程序產生，所以才有“傻子總理”、“三盲院長”或“賭徒市長”壹類醜角登臺表演的機會。紅色貴族體制實際上是復辟了秦以前的分封制，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從上至下的各級貴族都有被默認的世襲權。紅色貴族未必有地理上的世襲領地，但在政治和經濟資源上他們都有各自的世襲化的“領地”，如政治貴族家族多從政，軍隊貴族家族多從軍，經濟貴族家族多從商等等。紅色貴族的世襲化演化為紅色官僚體制，紅色官僚集團也是民主集中制（共產集權制）的必然結果，普通官僚也可上升為紅色貴族，血統變紅後就享有雙重身份和世襲特權，官僚貴族化，貴族官僚化，漸為門閥世家，蛻變為馬克思所批判的支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寄生食利集團。現在中共第壹代貴族世家已延續到三四代，技術官僚世家也延續到了二三代，門閥世家現象已然蔓延至全社會，巴結名門望族成為鉆營的重要渠道。黨權之下的紅色官僚體制，是中國歷史上獨壹無二的專制體制。正如林彪所說的“封建社會主義”，只是那時的世襲特征還不象如今表現得這樣廣泛。




　　“封建社會主義”只是壹種簡單的比喻，其實紅色官僚體系遠不如舊王朝的官制合理。中國自秦始就有法律性的官員考核制度，按照法律考核其任職情況，即課其職守、考其功效。漢代《上計律》規定，年終由郡國上計吏攜帶上計簿到京上計，即匯報工作。上計的範圍包括戶口、賦稅、盜賊、獄訟、選舉、農桑、災害、道議等。考核結果，根據政績決定遷降賞罰。另有壹套監察制度，漢武帝時，每個州設刺史壹名，直屬禦史大夫，派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員。中共以黨紀和壹些行政規定治吏，並沒有法律性的考績監察制度，因為幹部都是黨員，對於違法官員，紀委以雙規先行審查，然後再由書記決定是否處罰。幹部考核是黨內領導的事，外人不得過問。所以無論誰上臺，如何宣揚廉潔，都是不可能貫徹選賢任能的用人尺度的，比之皇權時代相差太遠。各種社會制度中都會有官僚政治現象，區別在於民間社會對於官員的監督能力。公民有監督權，民治政府運作公開透明，官員必須向國會和民眾負責，可使官僚主義流弊減至最低限度。如果是專制國家，官僚集團必然要伸張王權或維護中央權威，首先保障權力來源的安全。共產黨高度集權，無事不管，又沒有民間社會，紅色官僚政治必然為各種官僚制度中最差的壹種。無邊界的權力，尋租也無邊界，驅使官僚牟取自身最大利益，官僚群體就容易結成腐敗利益集團，不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還是“國家公務員”，紅色官僚體制決定了這些人的尋租行為和道德情操，決定了他們只能蛻變為社會的寄生蟲。中共早在延安時代就已經嚴重地官僚等級化了，分大中小三竈吃飯，高級首長特殊供應，有周末舞會，特權幹部日益膨脹。在現階段，腐敗對中共官僚體制來說，並非壹件壞事，如果官員不去貪污而追求人類正義，沒有合法性的壹黨專制就會失去凝聚力。漢高祖時，“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後蕭何為民請命，言上林多空地，應允許農民耕種。高祖大怒：“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這才以反腐敗名義將蕭何下獄。宋太祖勸石守信等“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竟作為壹種統馭臣下的謀略，皆說明專制官僚社會統治者對臣下或僚屬所要求的只是忠心，不是清廉，至少兩者相權，寧願以不清廉保證忠心。專制催生官僚，與是什麽體制及政治宣言無關，普魯士國王肺特烈大帝說：“皇帝不是專制的主人，只是國家的第壹個臣仆”，動聽的語言改變不了制度，其“開明專制”無非是軍事官僚統治，四處侵略擴張而已。中共的語言更為悅耳，雖然用理論上的“先進性”極力掩蓋專制腐化，卻正是共產官僚體制無以擺脫困境的致命因素之壹。市場化條件下的官僚體制比之計劃經濟時期官僚政治更為嚴重，以市場化為主導的改革過程並未解決官僚體制問題，反而促使官僚政治更加惡化。其原因在於戰時是軍事共產主義體制，軍事化管理滋生官僚主義，形成體制還需時日；計劃經濟是分配體制，有官無商，民眾都隸屬於單位，群眾性政治運動多，官僚體制更多體現為效率問題；市場化則不同，黨的政府壟斷了絕大部分資源，民間也尋求分享利益，權力進入市場，尋租現象便公開化了。政府職能的牟利化，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官員通過壟斷和尋租刺激官僚集團和官僚資本日益膨脹。有利時壹擁而上，不請自來；缺少利益刺激時，各部門相互推諉，行政效率比計劃體制更低。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謀求民眾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人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到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主權在官的制度裏，官僚體制無法用議會政治來限制，不建立制約行政權力的議會制度，行政權力無邊界，政府膨脹不停止，官僚集團就不會真正向公務員制度轉化，永遠是社會的特殊階層。 西方公共選擇學派關於政策供給的三個模型：仙女、半仙女和女巫模型，解釋了政府的行為。有學者說：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給者的作用只是解決市場不能解決或者不願解決的事情，並且政府的行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結果是帕累托最優，即人們都從政府行為中受益，而沒有人受損。而半仙女模型則實際上是卡爾多補償原則，即在改變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是受益大於受損。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時就會產出這種單向的社會總產出增大的效應，並且按照“瓦格納定理”，隨著人均GDP 的增加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將提高。……女巫模型它主要用來描述地方政府基於自身壟斷租金最大化而實施的政府機會主義行為，其後果完全是破壞性的。該模型具體到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基於政績顯示，在政府屆別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和短期行為。我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決策由於種種原因並不太受同級人大的約束，而主要聽從上級政府的意誌。由於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的原因，信息鏈條越長，信息渠道越窄，下級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實施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受當地納稅人和公共產品受益人（兩者是最有資格對地方政府行為進行評價和監督的群體）的直接和連續的監督，而上級則主要運用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考核。這時地方政府身處誘惑卻又缺乏監督。這種特殊的政府體制導致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行為。其表現主要是雙邊壟斷和不對稱信息、官員預算最大化和傳統計劃管制條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機構是某種公共服務的惟壹並且是壟斷的提供者，他們往往比上級官員和普通消費者掌握更多的關於某種公共產品的信息，這使他們得以勒索消費者（更多的收費）和敲詐上級領導（更多的預算），況且更多的預算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從而更多的政績顯示（盡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國目前的政府機構中還存在著依靠舊的或新的管制體制創租的“分利集團”。並且這部分“改革對象”經常扮演著“改革者”的角色，但是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們是改革實際上的反對者。[4] 以中國人的生活經驗來看，我們沒有見到仙女的幸運，遇到的都是女巫。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策下，經濟增長還不光是體現政績的標簽，更是個人切分“蛋糕”的機會，各級官僚包括軍隊在內，都參與尋租活動，沒人會傻乎乎看著別人撈油水而忘記使用手中的權力。分享利益就必須結成利益集團，靠單兵作戰不行，所以每壹級政權的尋租活動都由各利益集團瓜分，體制外人是無緣參加的。從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對中央集權的中共體制不利，其實不然。假如鄧小平象戈爾巴喬夫壹樣先從政治改革入手，實現公開化和民主化，那第壹個垮臺就不是蘇共而是中共了。正是把註意力轉移到白花花的銀子上面，若整天討論共產黨的歷史，越談越憤怒，原來的信仰全是欺騙，全是禍國殃民的東西，那共產黨還有什麽能力團結他的黨員幹部呢？共產黨的第二次成功，向錢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延安那麽困苦而沒散夥，是因為有奪取政權的信念，四人幫倒臺民眾那麽興奮，是因為四個現代化的美好藍圖終於有希望變為現實了。六四使中共進入壹個危險的瓶頸期，人們政治上的期望值落空，經濟上發展也受到影響，剛好轉的國際形象受到毀滅性打擊，再加之蘇聯解體引的起的骨牌效應，普遍認為這個專制政權維持不了多久。鄧小平以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果斷決策，將人們的政治註意力再次成功地轉到追求財富上來，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經濟駛向快車道暫時化解了制度危機。當人們發現“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暴富者皆為“太子黨”為首的紅色貴族集團時，中共已經讓整個官僚集團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結成了牢固的紅色官僚集團，安全渡過了統治危機。在示範作用下，中央的“太子黨”能發財，地方的“太子黨”壹樣能發財，再說金字塔下層是基層政權，幾千萬黨員幹部大部分在基層，沒有這部分人支持，中央連空架子也支撐不住。雖然中央集權受到削弱，但政權卻比鄧時代更加穩固，沒有當權者會傻到推翻為所欲為的食利政府，去建立壹個高層長官連使用自己的“首長特別費”都成為犯罪的臺灣式政府。所謂共產黨有亡黨之憂，是指大趨勢而言，冷兵器時代農民起義的政權更叠方式對於掌握海陸空立體作戰優勢的中共集團，早就不實用了。但並不等於說中共真的會萬壽無疆，當中國人的民主質素達到壹定程度，大多數人認為不能再繼續忍受專制時，中國才會走進民權社會。




　　極權制度




　　從中央、省、地市、縣、鄉，中共政權共有五級政權機構，如果把已經行政化的居委會和村委會算進去，共有五級半行政體機構。再加上每壹級都有黨務系統，共有幾千萬黨員幹部。中國是世界上官員最多的國家，每壹級政權都要設置對應上壹級管理機構的部門，各級都有五套班子，條塊分割，疊床架屋，人浮於事，所以官員之外還要雇用大批的臨時人員，自然造成行政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如美國壹名法官每年審理900多起案件，中國法官壹年只辦20來件案子，屬於世界上最悠閒的法官，所以才有那麽多“三盲院長”，利用大把時間吃喝嫖賭，包養二奶。龐大的黨政體系中鄉鎮幹部占了很大壹部分，這麽多名義上是吃皇糧的，實際上中央財政對地方轉移支付很少，到了縣及以下的基層政權，除了貧困縣幾乎沒什麽中央財政支持。中共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權體制，但財政上是上下分竈吃飯，縣鄉財政靠自籌資金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不足部分只能靠巧取豪奪，農業稅取消了，鄉鎮財源註意力轉向了升值的農民土地，頻繁出現的搶地大戰，發展到軍警開槍殺人的地步。征地比農業稅更加重了農民痛苦。社會越到基層越黑暗，基層政府官員幾乎無任何顧忌，裙帶和利益的盤根錯節，形成龐大的豪強集團，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是政權黑社會化的基礎。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是三級政府機構，最多也只有四級，美國與中國壹樣大，也只有聯邦、州、縣市三級，在州政府以下，不論大小，都是地方政府。自治制度是美國地方政府的核心，自治就是在憲法的範圍內，壹切由選民決定，直接選舉是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礎，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只有2-3年，所以選舉是壹個經常進行的工作。政府決策過程充分貫徹民主三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公正原則、保護少數原則。多數必須是在遵守程序公正情況下的多數，而對少數的保護程度則是出於民主決策的制度設計，約束政府執政時必需遵守公開、公正、公平原則。決策的公開透明只有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是科學的。日本有壹億多人口，是中央、都道府縣與市釘村三級。中華民國也是三級，《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了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省、縣實行自治。中共建政後不準地方實行真正的自治，為了嚴密控制地方，多加了地市和鄉鎮兩個行政層級，層級壹多，幹部也多，壹個縣衙門要掛五套班子的招牌，每套系統都有大隊人馬，壹個正職另配幾個甚至十幾個副職，壹個縣供養著幾千或幾萬個要吃要喝的幹部，又不創造財富，惡化成社會的腫瘤。從上到下的各級官員每年僅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和公車消費三項，壹年無端耗費掉上萬億元，人民怎麽能不貧窮。中共為何將中國分割成這麽多條塊，就是因為中央集權的需要，它要控制到社會每壹個細胞——家庭。省以下的官員雖然不由中央直接任命，但維持中共統治的是黨務系統，黨的系統不存在效率問題，因為確保黨的執政地位是各級黨組織的首要任務和生命線，這這個問題上，全黨上下是自動保持壹致的，黨權是既得利益的最大保證。這比皇權時代的中央集權制度更為嚴密，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受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對鄉村民間社會采取自治的辦法，所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不設政權機構，壹個縣衙門的官與吏不過幾十人，壹個知縣掌管全局，沒有什麽書記摻雜，更無壹大堆白吃飯的副職和數不清的局委科室辦。有人認為“皇權不下縣”純屬無稽之談，理由是縣以下還有“鄉官系統”和“什伍編制”的保甲系統。通常所說的“皇權不下縣”是縣以下無常設政府機構，歷代如此，至於壹些臨時性的派出機構和官員，並不能改變縣以下無皇家政權的史實。但這不等於說皇帝對鄉村沒有管理，農民可以隨意詛咒皇帝而無人理會。鄉村的“什伍編制”既是壹種準軍事組織，又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與現在的鄉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設置。解釋為皇權的延伸也無不可，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壹直未形成壹級政權。鑒於現代國家之公民社會的性質，溫鐵軍先生概括的五個字：“國權不下縣”。秦暉教授則把它完整的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撤銷鄉鎮”，實行“縣政、鄉派、村治”，或推行“鄉鎮自治”。這引起許多人的不快，因為意味著許多基層官員會失掉飯碗，意味著龐大的食利集團必須退出肥沃滋潤的地方。問題還在於壹級政權取消了，鄉村自治，黨權也就隨之弱化了，入黨缺少做官斂財的途徑，共產黨在基層便失去了吸引力。中共在鄉村壹級都要設立黨組織，就是為了幹預村級行政。失去對行政權力控制的黨權，黨就成為無人恐懼的象征。按說這也算不上大進步，中華民國憲法（1946年）第壹百二十壹條規定：“縣實行縣自治。”壹改中央集權為地方省縣自治，建立了真正的共和法統，撤銷鄉鎮政權仍離省縣自治相去甚遠。毛澤東統治時，中央也強調“發揮地方積極性”，但中國仍然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連少數民族自治區也是假的，就是因為黨權大於行政權力。中共政權是極度集權的政治結構，中央雖然下放壹部分行政權力給地方，是因為壹切行政權由中央統起來成本太高，不劃算，也不能表明中國有壹定的地方自治。黨務系統是壹竿子插到底的，在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中央對末稍的控制未有絲毫松動，獨立於中央的地方自治是不存在的。正是由於有了黨務微循環系統，黨中央的全國決策都能迅速下達到地方任何壹級。改革以來的中央集權是有些弱化，主要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國務院的權力被邊緣化了，但政治方面的政策仍能以高效率貫徹，中央仍然保持著對地方官員的生殺大權，同地方的關系依然是利益共同體關系。國務院決策要壹級壹級貫徹，效力逐漸衰減，黨中央的文件可以壹次下發到基層黨支部，政府政策與黨的決策，兩者的政治風險不同，這壹點是每個體制內人都明白的。




　　巨大的政府規模消耗巨量的社會財富，為了維持自身的消費，政府的第壹目的就是圈錢，而不是服務，這便是女巫模型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監督的領域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壟斷租金的最大化，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食利。地級市也是擾民的禍根，截止2004年底，全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為333個，其中地級市283個，形成中國特有的市管縣體系。它構成了宏觀縱向體制的基本權力結構，這是壹級純食利型政府，因為它介於省與縣之間，只有轄區，自身沒有土地，其機構設置與管理職能與省和縣級政府重復。其食利性質突出表現為這壹龐大群體的自身需求，以平均每個地區級消耗10億元財政資金計，每年就要無端耗費3330億元。河南省是中國人口第壹大省，有上億人口，城市也最多，以地級市信陽為例，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信陽市財政收入雖由8.4億元增長到12.2億元，但同期的財政支出也由15.37億元猛增到40億元，使地方財政資金缺口擴大到了2.3倍。尤其是1998年“撤地設市”後，全市財政供養人員由當時的18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25萬人，官民之比由1:43提高到1:31，長期靠國家財政補貼過日子，變化純粹的寄生型城市，完全失去了造血功能。原來地區壹級設行署，作為省的派出機構而非壹級政府，地改市則意味著地區行署由虛變實和編制翻番，五套班子加各部委局辦又創造出大量職位，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增加的官員要吃喝玩樂，各部門壹門心思搞錢，加重了農村和企業負擔。為了彰顯“政績”，所有的地級城市都力爭成為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它們不能生出新的土地，但可以將搶奪縣區的土地和資源，在“發展”、“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趨同化範式下，地級城市無壹不落入以房地產開發為城市建設的套路，全然不顧及地理因素和人類的生活需求。在“致命自負”政府與“精細計算”開發商的共同構建的圈錢大潮中，構成壹幅幅沒有歷史記憶卻極為標準化的、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暴發戶圖景。




　　事實證明，行政組織每多出壹個層次，信息的失真率就會成倍增加，這就是農民有所謂中央“富民政策”到了下面就變味說法的原因。市管縣體系的設計，人為地制造出壹個中間層級，省縣之間權力被層層截留，信息溝通受到阻滯，這在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和交通十分便利的當今社會早已不合時宜。本來建立市管縣體制的初衷是想以市帶動縣，發揮中心城市的作用，促進城鄉壹體化，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可事與願違，市管縣變成市盤剝縣，財富向市裏集中，流入市政府官員手中，供他們花費，而不是市拿出錢來幫助鄉村建設。在壹些貧困地區，政府連自己吃飯都成難題，但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架構和地級市門面，除了向縣裏搜刮，更無可能拿出錢來資助民間致富。市管縣式的城市化道路，是壹種排斥市場機制的道路。有批評者認為：“市領導縣體制旨在打破行政上的條塊分割，但在克服舊的地市矛盾的同時，出現了更加尖銳的市縣、市（市轄）區、區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限制了地級市管轄範圍內其他縣級市的活力。市政府既要抓好市本級，還要領導所轄縣的工作，結果往往是削弱了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根據對市帶縣體制影響轄縣經濟的壹份問卷調查中顯示，19％的縣認為市帶縣對轄縣經濟發展“利大於弊”，25％的縣認為“弊大於利”，另外56％的縣則認為“利弊參半”。在調查走訪的20多個市轄縣中，70％左右的縣都抱怨市裏“啃縣”、“刮縣”、“卡縣”。現在實行市領導縣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並的產物，大部分則是地改市，即將地區行署改為地級市，撤銷同名縣級市並設置壹個或幾個市轄區的結果。地市合並可以減少壹套行政機構，地改市則要增設機構、擴大編制。壹個地區改為市，馬上就是五套班子出來了。五套班子就是：黨委、紀委、政府、人大、政協。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規定，地區黨政機構控制在30個左右，編制900人左右，轄縣少的地區控制在500人左右；地級市機構控制在50個左右，編制平均2100人。地改市意味著編制翻番，自然成為各地區爭相追逐的目標，編制規定很快就被突破了。黨政機構就象不斷滾動的雪球，不動還好，壹動就順勢滾大了。[9] 2009年，中央壹號文件提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財政部又公布《關於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要求“省直管縣”財政改革在2012年底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推行。由於涉及削弱市級壹層官員的既得利益，試行中遇到很大阻力，但近幾年社會動蕩加劇，群體事件急增，大部分發生在縣壹級，威脅到政治穩定，中央急於推出“省直管縣”，首先是從政治上考慮，加強對縣的控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和地方政府自主權的擴大，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隨之自我膨脹。據國家統計局等11個部委對全國1020個有代表性鄉鎮的抽樣調查，平均每個鄉鎮黨政內設機構為16個，其人員平均158人，超過正常編制的2－3倍；平均每個鄉鎮下屬單位為19個，其人員達290余人，嚴重超編。現在壹個中等鄉鎮的工作人員就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壹個普通縣的編制人數。鄉鎮黨委和政府經歷了向科層組織發展的過程，內設機構不斷細化。原來為1人的黨委委員、幹事、助理員，分別演化為相應的部、委、辦（所、站）等部門，鄉鎮還仿照上級政權組織增設了人大、政協、紀檢等機構。這些人員往往是通過私人關系的利益交換原則而進入鄉級政府，私人化或家族化傾向嚴重，對於鄉村管理和市場經濟，多且無用，對於利益集團卻是滾滾財源，已經異化為純粹的食利階層。喪失了管理職能，使所謂“吃飯財政”，“負債財政”，貸款借債發工資，成為普遍現象。鄉鎮要保證自身生存，就需要龐大的財政來源，財政不夠就靠借債運行。在廣東，欠債幾千萬元的鄉鎮比比皆是，多的達上億元，鄉鎮債務在全國有數萬億元之多。稅收取之民，用之於民變為取之於民，用之於官，民生建設落後，形成“地方政府失靈”現象。由於與農民矛盾越來越突出，縣鄉政府官員及依附人員便以黑惡化手段執政，成了麻煩制造者和秩序破壞者，基層政權成為掠奪性政府，走向了自身職能的反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有壹句著名的口號：“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征稅。”現在縣鄉幹部的話就是法律，就有打人抓人之權，拆房牽牛，逼死人命，比英國女王的權力還大，比舊時代的封建諸侯還要無法無天。




　　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皇權統治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有學者將之概括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事實上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壹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壹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後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這比較符合中國歷史，皇權當然對鄉村有影響力，但那是稅賦和兵源的關系，只要不挑戰皇權，其余的便由鄉民自行管理，與共產黨包攬壹切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然不在壹個層次，共產黨之所以極力反對鄉鎮自治，其道理也就在這裏。皇權對鄉村是非政權形式的間接控制，比如北宋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裏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都有壹套編織有序的社會管理網絡體系。今天的村委會和居委會的功能是為了有效控制基層，卻不能認作是壹級政府機構，它只有半政府的性質。因為共產黨主要靠它無孔不入的黨支部來掌控末稍，實現中央集權，沒有必要設置這壹級政權機構，有黨組織就夠了。為什麽中共實行五級半政權結構，並非不知道其中的弊端，而是故意擴大體制規模，增加體制內官員數量，以龐大的黨政官員、公務員及相關依附人員來作為政權的基礎力量，這部分人必須保持足夠的數量，才能管制到方方面面。早在江西根據地時，就采取鄉（市）、區、縣、省四級地方蘇維埃政權結構。學者的小政府大社會提議恰恰違反了這壹嚴密控制民間社會的原則，在大政府格局下，只要政權運轉正常，每壹級政府都不會有改革的動力，反而要拼死抵抗各種精減或縮小政府的動議。我們只能看到壹些學術機構研究行政體制的弊端，呼籲改革，而各級政府卻根本不予理睬。對民眾來說，龐大的政府機構自然是無用的食利集團，但其吸引力和凝聚力極為強大，眾人皆想進入這個集團分利，而不是瓦解它，每次的公務員考試都吸引無數的人參加，甚至達到幾千比壹的錄取比例，不是他們拼命要為人民服務，而是希望得到壹個保險又體面的職務，獲取尋租資格。政府越腐敗，灰色收入越多，引誘力越大，政權的基礎就越穩固。這看起來荒唐，卻是中共政權於民主化浪潮中不倒的重要原因。試想，若政府規模太小，壹個縣僅有幾十個官員，又怎能無孔不入地管治民眾呢？




　　中共集權的特點就是政權的金字塔形結構，金字塔底層越大，上層越穩。美國不是這樣，州縣政府並不由聯邦任命的下屬機構，各級政府只對各自地區的選民負責，聯邦政府管理整個國家也無權對地方政府下指令，地方政府有充分的自治權。支持美國強大的是保障民權的地方自治，聯邦政府不需要通過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實現對國家的管理，政府的強大是體現民眾的自由意誌，不是壟斷權力。這是集權政府與民治政府的根本區別，集權政府什麽事都要管，於是不斷增加官員，擴大權力階層；民治政府基本上靠民間自治，大部分事分給社會團體去做，機構不需要很多。中國雖說自古行中央集權，但是政府機構也還是很小，中央政府壹般設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六部（吏、戶、兵、刑、禮、工）。廟少和尚自然會少，例如公元627年，偌大壹個大唐帝國的京都——壹百余萬人口的長安，只留用了643至730名京官，外官數量也相應較少。明朝官職有所增加，越到後期越是膨脹，另外還有廠衛系統，類似於現在監視控制人民的黨務和國安系統，到明世宗時，壹次就裁撤錦衣衛3萬余人，第二次裁掉148000人。但還是比不上現在的官員泛濫如蝗災壹般。清朝壹改明朝的弊政，清康熙年間，全國官吏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小吏，只有17000人，管理比現在大得多的國土。到清末光緒年間共有知府180多人，知縣1300多人，辦理4億人口之政務，從中央到地方的朝廷官員不過25000人。中央政權機關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軍機處等構成，下設六部。清朝除了吃皇糧的官員，還有壹部分自理口糧靠捐納購買的記名候補官員，候補不上就壹輩子做能穿官服的閒人。晚清雖然腐敗，但從皇帝到大臣，天不亮就要上朝，今日事今日畢，無人敢於懈怠政事。古時候當官收入不多，主要是榮譽地位和忠君報國情操，王安石食衣儉樸，嶽飛受害，抄家壹無所得，壹堆破書而已。袁崇煥辭官時，回鄉的路費也不夠。不似現在的所謂“公務員”，朝九晚五，放下茶杯，又端酒杯，熒屏報頭，香車美女，賽過活神仙。壹個小小鄉鎮長，連“芝麻官”都算不上，就能拿幾千萬元公款去澳門豪賭，這類渣滓聚集成為新壹代的鄉村惡霸。民國初年中央政府頒布的《各省行政公署辦事章程》，省行政公署只設總務處與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四個司，全署編制不得超過60人。到1990年，省級政府的工作機構平均為69個，人員編制多達幾千人，有的省甚至上萬人。1991年底，中國1個省級單位平均領導11.3個地級單位，1個地級單位僅領導8.4個縣級單位，管理跨度小，導致層次重疊，人浮於事。當官是中國人持續了幾千年的熱情，代表著人生的最高價值。中共就是利用這壹點以籠絡人心，不斷增加機構人員，鞏固政權金字塔。所以，官場總是供不應求，跑官賣官的多如牛毛。




　　1950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在50多年中增加了27倍。比中國西漢時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中國的長官比例也為全球之最，縣以上政權機構都有五套領導班子，壹個市長就有9個副市長，其余的黨務人大政協紀委也壹樣臃腫龐大。日本首都東京人口1300萬，GDP1.1萬億美元，但是東京只有“市領導”7人：1名 市長，4名副市長，1名議長，1名副議長。世界經濟首都美國紐約市，人口1800萬，GDP2.6萬億美元，也只有“市領導”6人：1名市長，3名副市長，壹名議長，壹名副議長。以中共地級市遼寧鐵嶺市為例，其人口300萬，GDP僅46億美元，人口是東京的五分之壹、是紐約的六分之壹，GDP是東京的千分之四，紐約的千分之壹點八。但是鐵嶺的“市領導”是東京和紐約的6倍，有41名之多。從市中共黨委正、副書記，常委，到市政府正、副市長及他們的秘書長和助理，再到人大正、副主任和政協的正、副主席。這還不算多的，有的貧困縣，所謂領導班子更為龐大。貴州省赫章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竟有12名副縣長。因此中共的“官災”，比“蝗災”面積廣，更時間長久，比中國所有自然災害加在壹起的危害還要嚴重得多。




　　地方自治必須受憲法保障，中共的憲法沒多大的分析價值，因為中共是以黨的意誌治國，以政策治國，寫在紙上法律連它自己也不當回事，各種公民權利和地方權限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以中共第二部成文憲法（第壹部是割據政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也就是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例，通篇充斥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戰爭罪犯”、“鎮壓壹切反革命活動”、“人民公敵”、“嚴厲的制裁”、“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各級政權機關壹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壹類充滿政治偏見和殺氣騰騰的詞語，不象是全體公民的憲法，倒象是壹部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討伐敵人的戰鬥檄文，正是這部專政機器的說明書。後來的憲法也承襲了這種風格，在序言中以教科書的形式宣揚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宣示其天然領導權的合法性和專政鎮壓的性質不變。中共的壹切改革都必須維護壹黨天下，壹黨管制天下的每壹個地方，這是底線，而中國改革的前途就在於取消壹黨制，擴大民間權利。維持黨管行政的集權體制，就沒有改革的前途，它的行政機構改革搞了多年，沒有解決任何行政體制弊端，也決非某位青天所能解決的問題—— 對於壹些立誌於改革的縣鄉官員來說，在改革中將失去某種利益的公共權力依附人員是改革的阻礙力量。在既得利益階層和分利集團面前，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的力量就顯得太渺小了。就拿壹個鄉來說，大大小小的幹部、教師和權力尋租人員，隊伍壹年比壹年壯大，從總體上來說壹個鄉書記根本無法抗拒。決定鄉書記是否能繼續幹下去的人不是普通農民，而是鄉裏的幹部、教師們的輿論和評價，他們不但掌握著話語權和更多的評價機會，而且他們更有能力和關系渠道向上級施加影響。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與某副縣長或某局長有親戚或金錢關系，壹個小小的鄉書記恐怕奈何他們不得。更多的時候，縣鄉官員自身及親屬朋友已經成為分利集團的主體，單靠某個書記要改革，要去改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昌平在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推行改革的結果是被迫辭職；原安徽省利辛縣委書記夏壹松拒收禮金，立新規滌蕩積弊，結果大量的恐嚇、侮辱接踵而來，有人揚言“夏壹松不除，利辛難安”，最後夏壹松僅當了180天的利辛縣委書記就被調離。由此可見，個別縣鄉官員壹旦成為鄉村改革的現實動力，而又缺少來自上面的支持，就會很快被扼殺或排擠，出現逆向淘汰的現象。 帕金森定律揭示了縣鄉機構、人員膨脹、縣鄉政府改革動力不足的原始動因。英國著名管理學家帕金森在分析組織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原因時，指出人員的晉升機會與機構數量成正比，所以人們總是希望增加機構。對於壹個不稱職的官員來說，他可能有三條出路，壹是申請退職，將位子讓給能幹的人；二是讓壹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兩名水平低的助手。對於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第壹條出路是走不得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同樣也不能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壹個有力的競爭對手；看來只有選擇第三條路最為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惡性循環，就會形成機構重疊，人浮於事，扯皮推諉，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帕金森定律告訴我們：不稱職的行政首長壹旦占據領導崗位，龐雜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便不可避免，整個行政管理系統就會形成惡性膨脹，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在以“苦甲天下”而聞名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同心縣，部分幹部違法亂紀，大量超編進人，致使這個國家級貧困縣吃“皇糧”的人數畸形膨脹。冗員吃空了財政預算、補貼，就連專項資金也被挪用。在這個僅有33萬人口的貧困縣裏，吃“皇糧”者高達1.1萬人，全縣超編人員高達2800多人。由於工資支出預算由上級部門制定，鄉鎮財政沒有任何減低這部分預算的積極性，精簡人員實際上意味著放棄這部分預算撥款。由此可見，縣鄉官場內部很難產生足夠的改革動力，這種情況對鄉村改革的進程會產生負面影響。[10] 即使有了上級支持和稱職的領導也無濟於事，依然是個人力量挑戰體制權威，仍然是局部性的變化，連改革的層次都談不上。國家權力的垂直化體系決定了各級政府權力都被切分，不能獨立改變體制弊病。黨務系統也是這樣，黨的政策由中央決定，地方黨組織只能執行，沒有政策上的自主權。這種體制產生出壹大堆制度性困境，這不是僅憑個人改良決心而能解決的。朱镕基貴為總理，中共政治局常委，算得上敢說敢幹，在全面貪腐的大環境下，他無絲毫力量撼動極權體制，無法改變機構臃腫的毛病，更無權改變黨的專制。現在撤並壹些鄉而增強地區壹級的做法，實際上是本末倒置，實行鄉村自治，鄉便脫離行政體制，由鄉民自治，因地制宜，管理人員數量不是核心問題。鄉村自治應以鄉為主，村則太小，鄉鎮為居民生活的功能集中區域，教育衛生和集市貿易都集中在鄉鎮壹級，實行自治才有實際意義。從魏晉到明清，行政系統壹直沒有延伸到縣以下，清末民初以地方自治的名義建立了區、鄉兩級派出機構，不是壹級政權。按照當時的設想，區、鄉經費不是取自傳統的國稅，而是靠自籌經費來維持；區、鄉負責人也不屬於公務員，因此自治組織與官府自然有很大的區別。撤並機構必須先從減少層級開始，再減少政府權限，各級官員就都減下來了。鄉鎮官員最高為科級，地市為廳級，廳局處科級官員成堆，級別越大，供養成本越高，只減小官，不動大官，更強化社會的官本位思想。這跟城市限制汽車行駛，不敢動奔馳奧迪等大排量富豪車，總是從夏利奧托之類小排量百姓車開刀壹樣不公平。地區是省與縣的中間層次，多為較大城市，最先撤銷的應該是地市管縣體制，市由省轄，市不能再盤剝縣，縣對市無供養責任，縣也歸省管，縣以下為鄉村自治，除了縣級正常稅賦，無供養冗員之責任。以縣為中心的地域經濟就活了起來，省支持貧困縣不再經中間環節盤剝。城市化程度高，且已撤縣改區的地級市應壹並歸省轄制，與縣互不隸屬，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強縣也可整合數縣為市，縣改為城區，統壹歸省管轄。縣制在中國目前（以及歷史上）作為基層政權單位的重要性是：縣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綜合性政治實體的基層政權建構，鄉鎮遠不具備這樣的綜合性特征。縣制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歷久不衰，自有其深刻的理由，政治腐敗在縣壹級具有特別嚴重的性質和彌漫性規模，絕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這壹級權力既相對遠離中央政權的監控，又相對接近自己的“子民”，在腐敗政治環境下，可直接通過鄉鎮政權魚肉鄉民。過去，相當於地區壹級的州府是交通資訊落後時代的產物，現在再保留這個中間層次，還要增加壹級稅收，只會有負面意義。 1997年到2001年，全國鄉鎮總數減少了4528個，其中鄉減少了5681個，鎮增加1153個。到2002年7月，全國鄉鎮數共為39715個，其中建制鎮為20374個，比改革開放初的2176個增長了近10倍，而鄉的數量則由52534個下降為19341個，鄉鎮數量之比首次出現建制鎮超過鄉數，分別是總數的48.7％和51.3％。撤鄉並鎮雖減少了數量，而職能並沒有實際性的改變。壹些地方借撤並之機大興土木建設，鄉鎮幹部私分公有財物，通過大舉借債消費等加重了農村鄉鎮政府的債務，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改革被壹些幹部和群眾稱之為“災難”。應該撤銷鄉壹級政權，而不是削減數量，已城市化的大鎮可考慮保留壹些，變為市。最好是連地區壹級也撤掉，中國之所以官員泛濫成災，這兩級就占了很大部分。現在的交通和通訊發達，壹個縣的直徑以五十公裏計算，縣城到鄉下不過個把小時車程，從省城到邊遠縣城高速公路最多幾個小時。古人傳遞公文，驛站快馬跑幾天到大半年，行政效率與今日根本不在壹個層面，清朝版圖比現在還大壹半，並未因效率低而分裂。古代騎驢看唱本，現在三菱越野車，古人治理鄉村都無需另設鄉鎮衙門，白養壹大幫閒人，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信息時代壹個電話即解決問題，政府無需過多幹預社會，建立小政府大社會格局，降低執政成本。最不需要的就是鄉壹級政權，中國很多的壞事就是鄉村惡霸們幹出來的。他們離農民最近，又握有行政權力，卻無服務鄉梓的熱情。因為鄉村是名義上的村級自治，農民無權過問鄉政管理，只要縣上有人做後臺，便巧取豪奪，吃拿卡要，負債消費，圈占土地，無惡不作。就鄉鎮政府本身來說，它能做的事也極少，在農業稅費減除的現實下，已經沒有了收取額外稅費的法律空間，收上來的錢能夠政府自己用就不錯了。鄉鎮政府不但不能服務於鄉梓，由於自身需求，逐步變為千方百計為自己搞錢的機構。“以支定收”是壹條鄉鎮財政運作的“潛規則”，它需要花多少錢，就想方設法搞多少錢，因鄉鎮人大的作用圖有虛名，鄉鎮財政運作的透明度極低。用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嚴重不足，只能發揮計劃生育之類的作用，對繁榮鄉村並無意義。再說，鄉鎮政府作為由縣級組織任命的下壹級組織，只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根本沒有與上級討價還價的地位，縣級政府職能部門設在鄉鎮的“七站八所”還肢解了鄉鎮的權力和財政。這樣壹來，鄉鎮黨政不但不能成為壹級責權利相統壹的政府，還由於它的決策權甚至相當壹部分行政權掌握在縣級政府及其部門手中，它成了縣級政府事實上的派出機構，主要執行縣級政府的指令。鄉鎮黨政正承受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壹是村民自治而要求建立新型民主合作體制的壓力，鄉鎮黨政不能再簡單用行政命令來幹預鄉村；二是自上而下的舊幹部任命體制的壓力，這方面既有硬性任務指標的壓力，也有人身依附關系形成的壓力。鄉鎮黨政要想建立服務型的政府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和事佬也沒有余地，站在哪壹邊都將使自身陷入困境。鄉鎮政府在兩難時，只能選擇向上負責，從而加重與農民的對立。打個比方，鄉鎮政權是壹段經常發炎的盲腸，遲早以割除為妙。越是貧困的地區情況越糟，是最大的社會累贅和動亂隱患。富裕地區也同樣可惡，廣東不少鄉鎮政府，花幾千萬上億元建政府大樓，修豪華氣派的廣場，巨額資金花在毫無效益的面子工程上。這麽多閒錢寧願擺闊鬥富，耀武揚威，也不去改善農民生活，不用來辦義務教育，充分顯示鄉級政權的多余和荒唐。東莞有壹鎮長，五年間竟然去澳門賭場輸掉9000多萬元公款。區區壹個鎮長是中共行政體系中最小的官員，尚如此喪心病狂，整個鄉鎮體制存在的價值就十分明白了。

名義公有實質黨有的偽公有制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說明




　　本文批判的公有制與國有制是中共建立的黨有制，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社會所有制。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共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中共否定的認同馬克思的自由觀與民主理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本文批判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中共定義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人聯合體。




　　正文




　　馬克思曾經認為自己發現了壹個真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矛盾，是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他曾經的辦法是用暴力手段剝奪私人資本，建立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保障的國家所有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應該說這是極具理想主義的，既要保持階級鎮壓，又要維持社會公平，當執政者掌管全部國民財產時，必須保持聖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產階級的工農大眾也應該象聖徒壹樣，無怨無悔，忘我工作，實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國家統治者還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領，精確細微地發現每壹個問題，制定周密的國民經濟計劃，讓經濟運行恰到好處，讓人民普遍受益，聖人聖徒壹起建設共產主義。怎麽實現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馬克思沒有詳盡的論述，但在階級鎮壓體制下，剝奪壹部分人的權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從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光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馬克思為醫治人類社會的弊病所開出的藥方。可惜，馬克思沒來得及看到他的理論實踐，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孫們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了。 中共實行的公有制分為兩種：壹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稱作國家所有制；二是勞動群眾所有的“集體所有制”，歸參與集體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國有資產管理分別由代表國家行使職權的各級政府及城市街道或鄉村自治組織實施。待到社會主義從書齋走向實踐，這種極具誘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不但沒有達到原設計標準，反而演變為全面貪腐的官僚體制。所謂全民所有制，在全民無權用選票委托代理人參與資產管理時，就只能是壹種空洞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無非公有制掩蓋下的黨有制而已。共產黨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同時又是全民資產的管理者，掌控著國家經濟活動的壹切方面，它營造著壹個無處不在又毫無制約的活動空間。中共通過“黨管幹部”原則控制政府及官員，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防止黨政官員貪污和濫用職權，壹切貪污案件都要先經過紀委的審查，經過同級或上級黨委書記決定後，方能交給司法部門審理。這就形成國有資產經營者只對書記負責就夠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面前，全民資產的黨有化便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制約人性貪婪的辦法是有效監督，是權力的制衡，無人可以監督共產黨，貪婪之人性失去制約，就象人體的防癌基因缺損壹樣，貪腐文化便如癌細胞般迅速擴散於整個社會。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卻否定了歐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為資本收歸無產階級就可以解決剝削問題，卻沒料到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迅速成為最兇惡最殘酷的剝削階級，又墮落為侵吞全民資產的血口巨鱷。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誘使人們走向了邪路，以為靠新型專政取代市場規則，便可壹勞永逸地解除人類的苦難，卻不料成為人類史上最大悲劇的始作俑者，也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悲哀。人類社會不經過共產主義的失敗試驗，還以為馬克思主義真是好東西呢。 其悲哀還在於公有制並不能為公眾謀福利，因為公有財產無論多寡，都要首先滿足專政機器的運作需求，這套系統極其龐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社會財富再多，放在國家這口大鍋裏就顯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資產壹旦超過家庭消費需求，財富就變為壹組數字，壹個成功的標簽，壹種死後帶不去反而會貽害子孫的禍患。錢多到花不完了，賺錢的意義也會轉化為社會責任，升華為壹種社會服務意識，如何反饋於社會便成為壹種當然的選擇，否則便有攫取不義之財之嫌，落下為人垢病的為富不仁形象。過去富人捐資助學或修橋補路，就是壹種回饋鄉梓之情，死後帶不進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聲。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資產的絕大部分捐給慈善機構，而不是全部留給子孫，體現高尚情操。美國富人普遍有捐贈社會的熱心，說明私有制度的優越性，與腐蝕社會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公有制度下，個人財產多為隱性財富，見不得陽光，貪污八千萬沒事，捐出壹百萬就壹定會招來麻煩，讓人置疑財富的來源。所以我們很少聽說中共領導人有大手筆的慈善捐贈，僅鄧小平有過幾千塊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亂墜。鄧為什麽不捐出百萬大單呢？不是沒有錢，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實際上現代社會的私有資產大部分以股份形式運作，也是壹種自願組合的社會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購買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為資本擁有者。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就不同了，資產所有者的“全民”因無投票權處於缺位狀態，全民資產實際是在黨政官員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卻自行將幾百億美元之多的國民財富，以輸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給了外國共產黨小兄弟們。現在也壹樣，為了召開“非洲高層論壇”會議，壹口氣免除了非洲壹百億美元的債務，而免除公民義務教育階段收費總是舍不得，要號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鍋裏，都是有權的撈得多，沒人關心留給民眾應該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虛偽。私有體制下，國家肯定要考慮自已國民的需求，不會將財產先送給不相幹的人，否則就是亂用納稅人的錢，就要下臺。即使在封建社會，作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員不開倉放賑和免除賦稅，看著饑民餓死也是不可思議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稅賦來源，是維系國脈的需要，若引起饑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澤東的共產黨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與民眾個人無稅賦關系，全部資產歸公，剩余價值便掌握在官員手中，餓死人可以省下口糧，並不是件值得驚慌失措的事。農民的死活純粹是壹種心理壓力，所以說有良心的彭德懷大躍進中憂心忡忡，而大多數黨政高層人物並不放在心上，照樣開會跳舞。劉少奇也無非說了句“這是將來要上史書的”，未談及餓死人對中共政權有什麽現實的損失。只要神經足夠堅硬，完全可以渡過危機，甚至根本談不上是執政者的危機。毛澤東在這方面堪稱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難時期所寫的詩詞依舊豪情滿懷，絲毫看不出有自責之心或心緒沈重的樣子：“熱風吹雨灑江天”、“中華兒女多奇誌”、“芙蓉國裏盡朝暉”、“無限風光在險峰”、“只緣妖霧又重來”、“猶有花枝俏”、“凍死蒼蠅未足奇”、“基本吃素，飯後百步。遇事不怒，勞逸適度。”詩言誌，在毛看來，大躍進的問題與成績相比，最多是壹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這種處變不驚又安若泰山的“偉大精神”，就是緣於全民資產歸共產黨所有帶來的莫大好處。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沒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問題，公有制度對個體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極端漠視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為政府與民眾之間沒有壹種由稅賦形成的契約關系，政府是資產所有者，又是剩余價值的分配者，民眾數量多少不影響政府對社會財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發生大規模逃亡事件，幾十萬人逃到蘇聯，毛澤東知道之後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嘛!”[1] 這要在封建時代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沒有人民，政府便無法支持。劉備逃離新野，帶著十余萬百姓，後有追兵，步履艱難，仍不能離棄人民。因為有了人民才有稅賦和兵源，才有統治者生存的基礎，否則就是壹幫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國人口太多，死掉幾千萬顯不出來，逃掉幾十萬也就連個眉頭也不用皺壹下。現在農民不用交稅了，卻未必壹定是好事，在無稅賦關系的體制下，農民對政府來說是多余的負擔，權益更難得到政府關註。所以農民工進城受盡老板的壓榨剝削，連最低工資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對農民只有補貼而無稅收，在勞資爭端中其執政天平自然會倒向稅收來源的資方。西方國家即以個人所得稅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人民用納稅方式購買政府的服務，形成理直氣壯的契約關系。政府靠納稅人養活，不光靠資本家生存，勞動者是大多數，無投票權不納稅的意識也深入人心，在納稅與投票兩方面的制約下，政府不為民眾辦事是不能被納稅人允許的。中共的經濟改革放松了對對私人資本的管制，允許非國民經濟關鍵行業的市場化，變單壹公有制為國有與民營的雙軌制模式。但由於中共對國家權力和民生命脈的雙重壟斷，使得政府的權力市場化，制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也制造了空前腐敗的社會。




　　腐敗之源




　　誠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2] 極權體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終通往無可救藥的歸宿。在各種社會危機中，腐敗是最大的問題，中共執政以來，從未建起壹個既高效又廉潔的行政系統。過去之所以比較廉潔，壹是中共以打倒國民黨腐敗政府為號召，執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會財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那時政治掛帥，運動不斷，階級鬥爭天天講，民間又極其貧困，政府沒有大規模腐敗的資源，加上對領袖和革命的神化宣傳，民眾總以為中共比起歷代政府來要廉潔得多。其實這只是壹種片面宣傳而成的影象，中共執政集團的腐敗並不為人所知，在中國人餓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進口奢侈品，供高層領導享受。毛澤東愛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進口貨。與現在朝鮮用外匯進口首飾酒類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層統治集團享受、而不顧上百萬人餓死沒有兩樣。同樣是農民戰爭起家的西漢政權，廉潔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劉邦馬上得天下，壹生忙於征戰，不得休息，蕭何營造未央宮，劉邦見宮闕甚壯，怒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3] 秦末漢初，長安毀於戰火，建造宮殿順理成章，劉邦雖已為帝，總還有些布衣本色。與民休息是漢朝治國之策，到了文帝時，更為節儉，在位23年，沒有修建宮室苑囿，還經常撤消舊有的苑囿，將土地賜與貧民。他想修個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立即作罷。“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4] 文帝還裁撤大部分宮女，釋其歸家。貞觀二年，大臣上奏說，依《禮記》所言，夏季最後壹個月，可以住進高樓，今宮中低下潮濕，皇帝應該建壹座樓閣來居住。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懇請再三，太宗堅不允之。[5] 後代明君修身治國，無不以漢文帝與唐太宗為鏡，節惜民生物力，毛澤東就差多了，到處在風景區建行宮別墅還嫌不夠，竟然主動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給自己造別墅。中共諸侯們也從不放過享樂機會，還在延安的山溝裏，就已是舞會宴請不斷，美女作伴，唱戲聽歌，好不快哉。壹位當時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記述了中共高層壹次宴會的精彩盛況，十分傳神：




　　刑官舉行了答謝宴會。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 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鮮……然後，端上各種香噴噴的湯來。 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壹塊海參，站著就吃。他的神情莊嚴肅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國名菜糖炒筍雞端上來了。然後是各種不加鹽煮的粥；酥軟的薄餅；還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廚師。 毛對每個和他談話的人都親切地微笑，還教多爾馬托夫怎樣吃紅辣椒；應該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嚨口，然後吞下去，不要放在舌頭上。 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壹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的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 毛澤東抽起煙來，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國古代執掌刑法的官員，借以比喻握有肅反大權的康生。康生的宴會不容易比過正宗的滿清帝王，大清帝後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兩銀子。遜帝溥儀丟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氣派，壹聲“傳膳！”無論早晚，幾十名穿戴齊整的太監隊伍，擡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心殿而來。下面是溥儀《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譜： 口蘑肥雞/三鮮鴨子/五綹雞絲/燉肉/燉肚肺/肉片燉白菜/黃燜羊肉/羊肉燉菠菜豆腐/櫻桃肉山藥/爐肉燉白菜/羊肉片川小蘿蔔/鴨條溜海參/鴨丁溜葛仙米/燒茨菇/肉片燜玉蘭片/羊肉絲燜跑跶絲/炸春卷/黃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鹵煮豆腐/熏幹絲/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絲/五香幹/祭神肉片湯/白煮塞勒/烹白內…… 皇帝壹日兩餐，早膳即是午餐，從規模上看，延安土皇帝與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無幾。民國年代皇帝已不象過去那麽擺譜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這多菜。延安盡管挖來溥儀的大內廚師，若想搞出滿漢全席也不容易，因為普通幹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還不能放開肚皮吃。黑豆是驢用食品，自古當兵吃糧，到了與驢爭食的地步，實在是沒辦法，因為物資太缺乏了，靠農民的小米或蘇聯的盧布總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鴉片走私貿易發展起來，才滿足了旺盛的需求，條件大為改善，大竈也能吃到四菜壹湯了。毛吃海參時的專註神情，可以看出這等層次的宴會不是天天有的，最窮困的時候，黨中央只能保證毛主席每天壹只雞。後來美軍觀察組進駐請安，也經常宴請中共領袖，帶去不少洋酒。這不能不讓人想起蔣委員長於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本人就從不飲酒，也不愛喝茶，抗戰時期，國家窮困，即使是蔣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常是吃不飽飯。毛澤東有詩道：“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重慶雖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遠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產黨最喜歡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尤其在供應緊缺年代，因為軍事共產主義實行軍隊式的供給制，本屬於大家的東西集中到軍頭將腦手中，由他們來分配，領導自然先滿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竈制度正式在全黨推行，服裝供應制度也分斜紋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級，保健、保衛也按等級享受不同待遇，老幹部連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權，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別待遇。各主要機關首長可吃小竈，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規定之夥食費外增加壹元，是大竈標準的三四倍。引起了眾多議論後，邊區政府財政廳又加設了壹個中竈待遇，把原定較為含混的各主要機關首長吃小竈，改為凡區黨委部長以上幹部可設小竈，地委級則應設中竈。中竈標準為：凡有10年革命歷史，現任邊區級各部門局長、處長、科長級幹部，或有同樣歷史曾任縣的部長、科長5年以上，或從事革命專門事業（如文教、醫務、機要、通訊等）8年以上且有相當貢獻的各中學校長、大學系主任、教授與名醫和高等技術人員，均可享受此等待遇。縣級不設中竈，仍保持大竈夥食標準。除此之外，還根據蘇聯經驗，在內部出臺了壹項幹部保健實施辦法的規定，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還可享受“特別保健”。按常理，共產黨內部的等級差別並不比國民黨政府中的差別更大，但共產黨人標榜為共產主義者，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這種差別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級制形成的差別越來越大，條件好的地區，小竈標準超出大竈幾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竈待遇標準由國家文件明確規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正副首長委員以上，和省委級以上的正副秘書長及其他與以上各職同級人員。2.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及政務院所屬部、會、院、署、行辦公廳正副主任、正副司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司轄處正副處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區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書長、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長、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區直屬市正副市長以上及其他與以上同級人員。5.各省正副廳長、正副專員、各市（等於省的）正副局長及其他同級人員，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者。6.參加革命機要工作連續期滿十五年以上者。7.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嚴重殘害，如受嚴刑及屢次作戰負傷等，因而影響健康，現在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以上人員。8.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五年以上之婦女幹部，曾任中央機關科長級、地方機關縣長級工作者。 享受中竈待遇者的範圍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屬各機關正副科長級、地方機關正副縣長級，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八年以上者。2.參加革命工作期滿十二年以上的幹部，及期滿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員並安心工作者。3.會計、審計、醫生、司藥、護士、機要、報務、文書、印寫、檔案、演員、研究員、編譯、記者等人員，能掌握業務，安心工作，從事該項工作連續期滿八年以上者。[7] 隨後政務院依據竈別來統壹制定的工資標準，擴大等級系數，其最高和最低之差達折算成小米竟達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後來經數次改動，差別也總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北京地區最高工資（加物價津貼16％）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這是依照蘇聯經驗，但比之蘇聯的差別還是小許多，因為物質條件無法與蘇聯相比。共產黨名義上實行共產主義，實踐上又反對平均主義，在具體政策方面反而強化了封建等級觀念，構成“新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體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的外國共產黨反政府組織也享受同樣的差別待遇，毛澤東在輸出革命的同時，也輸出著中共的三類九等制度。當年設在湖南益陽山區的馬來西亞共產黨秘密廣播電臺（馬來亞革命之聲），總共不過80來人，卻也引入中共等級森嚴的大中小竈制度，夥食費按級別分30、60、90元三等，這按當時中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當高的待遇。[8] 差別不光體現在工資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據這種等級差別，並擴大到國有企事業單位，甚至寺院及僧侶都有行政級別。生活待遇也極為細化，大到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配備，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標準，小到洗澡時處長以上幹部洗盆塘，壹般幹部及勤工人員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規章的形式頒發。只有封建制度才會有嚴格的等級差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實際上已經蛻變為“封建社會主義”，奪取政權後，革命的風險系數大為降低，進入共產黨幹部體制以追求等級待遇成為人們體現個人價值和社會認同的唯壹途徑。不斷強化行政等級差序的特權制度，服務於專制體制，是迎合人們牟利動機和鞏固政權的最好辦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觀。被共產黨詛咒的國民政府，最高與最低的工薪差別也只有10上下倍，認為國民黨政府“存在著平均主義工資率”，不能刺激積極性。楊奎松寫道：“戰後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少於國民政府上述標準7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以每壹級的最低檔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之比例，更達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當於國民政府總統和五院院長級別的主席、總理、委員長級，最高級與最低級之差也達到26∶1之數，仍高出許多。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還略顯平均。”[9] 於是共產黨大力破除國民黨時代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的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壹面主張共產主義道德，提倡艱苦奮鬥；壹面批判平均主義思想，讓領導幹部搞特殊化，共產黨怎麽說都有理。美國總統的年薪比壹個普通工人也不過多出數倍而已，克林頓在職時年薪僅為10多萬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為5萬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強化等級觀念，與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產革命宣傳相去甚遠，也揭示了共產革命的實質。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來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的政治權利的鬥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看來，平均主義的老祖宗馬克思遇到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也無可奈何。毛澤東曾嘲笑國民黨的縣長，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而共產黨的縣長、區長、鄉長們，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待到共產黨奪取了天下，幹脆將全民的財產共到共產黨手裏，其貪污刮地皮更為血腥。經濟開放之後，沒包養情婦的縣鄉幹部絕無僅有，共產黨不僅等級森嚴，貧富懸殊，而且與人民群眾基本隔離，吃的東西也不是從市場上買來的，而是由特供基地專門生產的無毒無害食品，市場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們肚子裏。政府及領導住處警備森嚴，如臨大敵，平頭百姓嚴禁入內。我們常聽到外國首腦被刺的消息，中共領導人從來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自稱是人民勤務員的中共官員，卻自動與民眾隔絕開來，例行的視察民情，無非前呼後擁的做秀而已。當年陳永貴壹當上省級領導，下田幹活跟著警衛員，搞得老陳很不自在，領導種田，警衛員閒著，硬是給攆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和威嚴的官僚集團，不僅是中共，凡是共產國家，都是這種格局，無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會主義。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級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幹部吃大、中竈，中委吃小竈。大竈標準為縣團級以下待遇，軍隊團級和邊區廳級幹部的夥食標準為壹菜壹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幹部為兩菜壹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壹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要保證毛澤東每天有雞吃。陳雲在解釋別人的疑問時說：“……同誌們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對中國革命多麽重要！所以，毛主席不願吃雞，黨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雞。和我們每壹個革命同誌壹樣，毛主席吃雞也是壹種革命任務。”[10] 在等級社會中，人的地位高低也決定著生命價值的貴賤，在家裏好東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況君臣之間。為了保障高幹的小竈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甚至引進了荷蘭奶牛，專供高層領導鮮奶。延安高幹供應制度的建立，對於形成毛澤東為中心的等級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標誌著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代宣告結束，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已被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籠罩。其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下確保對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清高，盡管妳學貫中西，名滿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槍桿子的大老粗吃香。讓知識分子在等級制度下降低人格尊嚴，爭相獻媚以換取個人幸福。在任何壹種專制體制下，等級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必須有界線分明的貴族和賤民階層，它涉及到政權和道德的穩固，便於對臣民的統治，也會消減社會上對於不公平現象的怨氣。這在壹個農民社會裏是非常關鍵的，人們更多的是從自身尋找貴賤原因，“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而不去追問制度缺陷及權利歸屬。當時元老級人物王若飛不吃香，王實味資歷淺供職於馬列學院，同是中竈待遇。後來王實味寫批評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竈就吃不上了。所以，這個等級制度壹經建立，立即受到農民出身的軍隊高級將領普遍歡迎，滿足了他們打天下後坐天下的願望，自視為革命功臣，終於從賤民上升為貴族了。至於受過俄式教育的高級文職幹部，原本就是黨內貴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級制的影響而欣然接受。從此，毛氏王朝統治下的臣民，都是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壹切行動聽指揮，妳不需有頭腦，妳只是壹顆鏍絲釘，有熱情就足夠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澤東思想式的軍事共產主義，青壯年都是民兵，吹號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槍架在田裏，紅旗招展，歌聲嘹亮，公共食堂裏免費聚餐，壹幅軍事共產主義的經典畫面。列寧執政之初，就實行過軍事共產主義，社會軍隊化更是毛時代的治國方式。軍隊等級森嚴，官大壹級壓死人，壹個人無論出身地位，從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軍事化的各級機構按照級別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則就是不得越位。軍隊與地方劃分為科營級、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壹直到中央，軍隊級別與行政級別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廟是處級單位的，主持就是處級喇嘛，享受縣團級待遇，自治區人大政協副職壹級，就是副省軍級喇嘛了，班禪喇嘛是國家領導人序列，比照級別應該是中央軍委副職壹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屯墾性質，主要任務就是種田，從師部到連隊全是軍隊編制。文革時企業也按軍隊編制，照級別排序，分公司機關叫團部，下面是營連排，總公司是師壹級，總經理後來退居二線，也給了個省轄市政協副主席養老，若貶到縣政協，壹定是犯錯誤降了級。文革時學校也實行過軍事化管理，連排班齊全，直到現在的中學大學都要實行入前軍訓，就是軍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脈。 中共建政之初物資匱乏，中央領導階層名義上采取工資制，實際還是特殊供應，很多方面是免費的。比如大躍進後的困難時期，幹部自上而下按級別分成“肉蛋”、“糖豆”和“黃豆”三個級別，中央高層居最高的“肉蛋”類，工人是不入級別的棒子面煳煳類，農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類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團，以供毛澤東和中央首長跳舞伺寢之需，延續從延安養成的跳舞習慣，那時舞會是延安高級幹部生活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彭德懷斥之為“選妃子”，時值彭老總在朝鮮苦戰，氣得對浦安修發牢騷：“前線戰士那樣苦，北京還到處跳舞！”也實在讓人寒心，前線“最可愛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與吃加熱罐頭鉆鴨絨睡袋的美國大兵決戰，後方親愛的領袖居然摟著可愛的美女，軟玉溫香，長夜當歌，被翻紅浪。1957年，彭德懷怒氣沖沖，在政治局會議上指責毛是“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和汪東興不幹好事。[11] 毛無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團，改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辦法，向北京黨政軍各文工團調用舞女，直跳到文革開始。美女對中央首長的各項服務都是免費和敞開供應的，自然不用首長個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縱，老來幹勁十足，常讓他的宮女們研讀“素女經”，宮女的工資由中央政府列支。彭節儉耿直和不喜拉幫結夥的秉性反襯出旁邊人的卑劣品行，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全國上下，唯有彭老總不稱主席，還是叫老毛，不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反對給毛在各地建別墅。在毛的眾多大臣中，僅有他敢在毛睡覺的時候闖進去，驚了大駕，不顧君臣名份。延安時的作家王實味，看到專為首長開舞會，演出京劇，大為不滿，前方日寇猖狂，後方歌舞升平，於是寫了評論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譏諷這種狀況。有壹次他還對俱樂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顆手榴彈把妳們全炸死！”結果跳舞的沒事，不跳舞的反誤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萊將跳舞引進延安後，跳舞之風刮遍延安，毛澤東亦熱衷於跳舞，既有利於鍛煉身體，更是獵艷的大好機會。毛輕易將美麗年輕的吳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賀子珍醋性大發，對毛怒吼道：“龜兒子，妳膽敢跑來跟這個資產階級臭婆娘睡覺！”住隔壁的史沫特萊去勸架，賀又對史沫特萊喊：“帝國主義臭婆娘！都是妳招來的，滾出去！”牛高馬大的史沫特萊把賀子珍打倒在地，賀朝毛大叫：“妳算個什麽男人？什麽丈夫？什麽共產黨員？妳就看著帝國主義婊子打我？”[12] 偉大領袖自此更加移情別戀，搞上了江青，賀終於被打入冷宮，淒苦壹生。楊開慧溫柔賢淑，也有文化，毛都棄之如敝屣，何況河東吼獅之輩。那時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權，連賀子珍都無奈於毛的放縱，王實味正是觸了大忌，忘記了共產黨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強給予平反。 毛澤東表面上也懲治過腐敗，但從內心並不反對腐敗。1974 年初，毛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原意是幫助江青等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國務院和軍委的更多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當時各地開後門形成風氣，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安排子女親友入學參軍，逃避上山下鄉，民間多有怨言。這卻點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邊女友上了北大，未經正式手續，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這顯然是壹種權色交易，他帶頭開後門，自然不好抓葉劍英等元老派的辮子。於是毛說：“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認為批走後門幹擾了運動大方向，致使腐敗之風在黨內迅速蔓延。 共產社會是壹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式制度，黨政官員享有特權，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獨裁專政體制下，特權壹定導致腐敗，這種腐敗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隨著權力的上升，腐敗程度也相應升級。何況壹黨壟斷壹切領域的權力格局決定了權力越大就越向經濟領域滲透，利用權力來謀取壹黨及個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體制，共黨專政是最腐敗的制度，比如蘇共高幹的特權比沙皇時代的貴族還要優越： 高幹是生活在另壹個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別。那不僅僅是坐豪華的汽車，住豪華的館邸，只要是想得到的，總有壹大批拍馬奉承的人為之奔走，不斷地滿足妳。所有那批小嘍啰都是畢恭畢敬地聽妳使喚，使妳每壹項願望都得到滿足。妳突然想看戲，就去戲院；妳在獵場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馬上就可以飛往日本。生活愜意極了，萬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樣，只要手指頭壹指，事情就辦成了。[13] 當蘇聯解體時，這批高幹約有75萬人，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合計約3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 1.5％，約與18世紀沙皇政體下從政貴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實，紅色新貴族的特權比皇權時代的舊貴族還要大，共產黨可以通過公有制來隨意支配國民財富，舊貴族多半要動用私人財富，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我們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就能感覺到，貴族有時候不過是空架子。在中國人挨餓的1959年，中共貴族們可以上廬山開“神仙會”，遊山吟詩，還有美女陪舞，有茅臺酒土特產供應。毛澤東不愧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溝子，便從此“閱盡人間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別墅，又乘專列縱橫馳騁，出訪蘇聯也是乘專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樣，壹去就是幾個月。毛並不熱心出訪，喜歡乘德國進口的專列隨意到南方巡遊居住，所到之處遍設行宮別墅，比乾隆下江南還排場。毛也喜歡遊泳，說中央全會可在各省輪流召開，“河南壹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壹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後，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14] 廬山美廬是宋美齡的別墅，毛用過嫌小，江西省又給毛修了更大的蘆林別墅，園林面積1萬余平方米，主房建築面積4500平方米，是美廬的五倍，1960年動工，次年完工。這樣毛僅在廬山就有了美廬和蘆林壹號兩套大別墅，供他個人使用。要知餓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敗透頂，也帶壞了手下的人，他的侍從人員——“壹組”也是壹幫趁機揮霍民脂民膏的家夥，隨處白吃白拿，全不顧國難當頭。豈止別墅，毛活動過的地方都要留作紀念，以致紀念館遍布全國，超過歷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從延安向西柏坡轉移，途中經過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暫停留過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紀念館”，至今仍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漢文帝因百金而棄露臺，毛澤東費億金狂修別墅，四千萬餓殍慘死，六萬萬面呈菜色，無絲毫愧疚之心。國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悲哉！




　　當然，老毛的別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薩達姆的75座行宮別墅也不全是老薩下令修建的，但獨裁者們善於利用權力營造特權規模，卻是其獨裁的結果。可悲的是，毛澤東壹雙破皮鞋、壹件爛睡衣、壹碟紅辣椒、壹碗紅燒肉的經典傳說，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至今還在感動著壹些可憐的學生娃娃。他的“樸素”不過是農民的習慣而已，有時維持這種“樸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錢，他去莫斯科訪問，大木板床還要專機運去，這決非為了省錢，因為毛下榻於斯大林的第二別墅裏，裏面不會沒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費。毛在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時，搜刮了大批金銀財寶，預留後路。直到長征前夕，毛得知中央決定把他丟在根據時，才上交中央，算是買了壹張逃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離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極為奢侈的，但毛對別墅的熱愛超過了歷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夠他老人家享用十萬輩子。都說毛澤東不愛財，衣袋裏從不裝錢，從不壹五壹十地點算他的工資，但毛卻是建國以來中國第壹位富豪，李誌綏說：“《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國的首富之壹。”[16] 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據說印了50億本，夠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幾多稿費就不知曉了。據汪東興回憶，1967年10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570多萬，絕對是當時中國的首富。1976年毛澤東死時，供他個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達7600萬元，其中7582萬余元，是毛澤東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澤東的名字開戶的存款。毛澤東以選集、文選、單行本、語錄、詩詞出版而獲稿酬，還有外文出版的版稅，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後很多年還繼續支付著，文革期間全國取消了稿費，但毛的稿費從未中斷。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權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內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據統計，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累計達 1.3121億元人民幣。毛澤東是極其愛財的，早年毛澤東打著留法勤工儉學的旗號，從章士釗那裏弄到兩萬大洋，並沒有幫助其它人去法國，而是據為己有。毛的同學很奇怪，他怎麽壹下子變得闊氣了？其實章士釗的這筆錢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教育專款，毛晚年心血來潮，說要償還這筆錢。中央蘇區時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際，大撈了壹把，紅軍有了錢，他個人也發了財：“壹輛卡車滿載著沈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全部這麽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壹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17] 進京之後，毛又用稿費建立了個人的小金庫——私房錢，經常用小金庫的錢做壹些隨心所欲的事，有時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樣財大氣粗，壹次討論三線建設時說：“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那麽不搞攀枝花，我騎毛驢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稿費去搞。”那些大賺稿費東西都是他的講話、電報、批示、書信等等，原本是職務行為，也大部分為專職秘書所寫，卻借機狠狠敲詐了全國人民。在取消了稿費之後，全國只有他老人家獨享稿費待遇，沒有比這更愛財更無恥的了。衣袋裏不裝錢，不摸錢數錢，嫌錢臟，是衣食無憂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買菜購物，裝錢何用。鄧不平身上也是壹塊也掏不出來，因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專職人員照料，無需裝錢。民選的美國總統也壹樣，不能輕易上街購物，克林頓在上海街頭買了個雪糕，是隨從人員事先為他兌換好了鈔票。布什總統有壹次進超市視察，看到收銀員不必將商品價格手工輸入電腦，價錢就統計出來了，感到驚異，卻不知掃描儀將商品信息條碼讀入計算機，即可累加出價款總數，可見總統先生已是多年不進商店購物了。做為帝王，除了為毛澤東身邊服務的人員，除了為毛飲食健康服務的專家團隊，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秘密小組也有很多個。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組”，是將毛澤東要看的書，特別註釋後，排成“大號字”編輯出版的專職小組。承擔這壹任務的主要有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教授與專家。這種註釋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後來，毛澤東發現這15本有被他人閱讀，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為了只為毛澤東個人閱讀的專有讀物。隨著毛澤東白內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號”。而當時並沒有這種字體，字模是由當時在上海澳門路的中華印刷廠特地為毛澤東翻制的。還有古詩詞“吟唱小組”，均以文藝界名流錄音，請古典文學專家解讀給演員。還有專門為毛個人服務的戲劇及專用播音設備。毛抽的雪茄也是專用的，從煙草種植基地到卷制過程都有專人負責，再經由四川什邡煙廠－成都軍區－中央警衛局－中央特工處（服務處）壹條龍服務小組，最終被送到毛澤東手中。江西景德鎮是中國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達壹項重要政治任務，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鎮為毛研制生產代表最高水平的專用瓷器，組織全國壹流專家，精選用料，精心設計，燒出極為珍貴的“毛瓷”。“毛瓷”工藝水準超過宋明官窯制作，件件價值連城。 要了解毛澤東，不能光看斯諾、師哲、汪東興、李銀橋們寫的東西，還要讀壹讀弗拉基米、李德、張國燾、王明、李誌綏等人的書，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澤東形象。這些人見到過毛，其敘述多半是真實的，褒貶不壹的觀察，正說明人性格的復雜。即使個人生活節儉，也並不等於治國有道，可惡的是表面上的簡樸而背地裏窮奢極欲。明崇禎皇帝生活儉省，仍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堯，鮑參刺肚總嫌不夠，軍中大擺盛宴，卻是常勝將軍。人性亦善惡摻雜，此消彼長，壹似《鏡花緣》裏兩面國，個個頭戴浩然巾，遮住後腦，只露壹張正臉，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壹張惡臉，鼠眼鷹鼻，滿臉橫肉，血盆口壹張，噴出壹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在毛澤東的各種傳記中，即得利益者說好，遭貶者叫糟，各人接觸深度、觀察角度、職務地位、人格喜好、思維方式、言論環境多有不同，只有綜合起來，壹個完整的形象就會躍然紙上。每壹個大人物，都是歷史舞臺上的演員，壹舉壹動，無不映入看客眼簾，載入史冊，至於扮相好壞與舞臺效果如何，是演員自己的事，旁觀只對自己的敘述負責即可。




　　法制失效




　　毛澤東時代的腐化，多限於高層的小圈子，壹般幹部也僅是多吃多占。壹來毛鐵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運動，三是群眾有擁護共產黨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類不成體制的監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掛帥的政治原則下，腐敗被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重罪行，幹部們占點便宜難免，大肆貪污無膽。文革告終，改革開始，紅色家族不再滿足供給制的小打小鬧，利用權力加價格雙軌制，開始瘋狂掠奪國民資產，加之取消了僅有的“四大自由”，貪污狂潮如海嘯般席卷中國大地。這是六四運動的起因，也是現今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時的國內狀況，現在看來小巫得很。那時學生反對的腐敗行為，無非哪個高官的兒子搞捐獻，某某的姑娘倒彩電之類，比之於今動輒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貪腐規模，簡直不足掛齒。六四的血腥鎮壓，表示了權貴階層誓死保衛即得利益集團的決心，壹方面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壹方面繼續高層的腐敗，壹方面對官場的腐化行為不斷地放寬法律限制，遂使貪污如狂風壹樣刮遍中華大地。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中共極為重視立法，出臺了許多懲治特權腐敗的法律條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懲治力度，對貪污罪的處罰可以說極其嚴厲—— 第三百八十三條 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壹） 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二）個人貪污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 （三）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不滿壹萬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 （四）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情節較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令人吃驚的結果：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壹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若是根據中國人的生活經驗，這個計算還是偏低，若以貪污受賄幾千元即為犯罪標準，國家機關或司法機關犯罪率絕對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為官員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訴的，更多的隱藏犯罪並未統計在內，而壹般民眾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處罰，能逃脫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兩高報告”裏說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增幅為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員犯罪比例越來越高，另壹方面卻是對腐敗者的懲治力度越來越弱，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共產黨無法全部懲處內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標準，共產黨也已經整體墮落為最龐大的犯罪集團和自我服務型的利益集團，連最高法院副院長都是大貪腐犯罪分子。共產政權是中國歷史上最貪腐最黑暗的王朝，歷史最大的貪官諸如和珅，身為帝王寵臣，也不過弄了幾億兩。南京壹個縣區級幹部，短短幾年竟能貪污20億元人民幣，轉移到國外。帝制年代，官員尋租的渠道多是賣官鬻爵，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體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極少，整個大清帝國，知縣也不過千余人，官員斂財的速度很有限。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如果放在現在，壹個知府（地區級）想弄錢，多少個億也能到手。除了賣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來大肆圈錢，只要有後臺有膽子，如同開動了印鈔機壹樣。中國十大太子黨集團，哪個都有成百上千億元的資產，無任何政治風險和經營風險。賺了權貴們分贓，賠了國庫再註資，還有股市以供圈錢。對共產黨來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義任意搶劫公民財產和國民財富，壹塊地皮，就可以翻來復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們壹天掠奪的錢，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國庫收入還要多出多少倍。而龐大的國有財產基數，為各級共黨分子提供了人類歷史上最方便的斂財機會。關於社會的腐敗程度，早年民間流傳壹種說法：處級以上幹部全部槍斃，科級隔壹個斃壹個，可能有冤枉的，但總比漏網的要少。這看似過激的情緒表現出老百姓的深惡痛絕，卻也不能說是信口胡言，腐敗已是遍地蔓延之勢，無官不貪。這還不包括那些利用職權以公肥私敲詐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稅務人員，這些人是公務員的最低層，沒什麽級別，算不上什麽官員，卻也是相當肥沃的營生。那所謂“領導幹部”，諸如鐵道部長、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壹類的實權人物，全部槍斃，肯定沒有壹個是冤枉的。根據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萬元就能槍斃，真照此辦理，肯定剩不下幾個幹部了。這還沒把村委會、居委會和小國有單位裏根本排不上國家行政級別的黨員幹部的貪腐算進來，也不包括各單位頭頭腦腦私設“小金庫”亂支亂用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款出國內外旅遊問題，公款嫖娼私蓄情婦問題，若將這壹塊消費也算作貪污，官場上有沒有壹個好人都成疑問。所以在實際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憲法壹樣，壹開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再修改解釋多少次都沒什麽用。貪污數額越來越巨大，刑法的反貪條款就顯出其紙老虎特征，貪污分子與法律對峙起來，紙老虎只有往後退縮。所以在司法實踐中，沒有貪污10萬元被槍斃的，貪污不上億壹般判不了立即執行的死刑。貪污日益兇狠，量刑下限只能隨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釋來掏空刑法，法不責眾，貪污5000元的案件檢察院也根本也不會受理。

制度性腐敗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假設中共痛下決心，鐵腕反腐，嚴格遵照刑法大開殺戒，象鎮壓法輪功壹樣圍剿貪官污吏，也是不行。鎮壓法輪功靠黨組織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來操作，“書記決定，各方去辦”，正是專政機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為這涉及到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離不開公檢法的全程參與，這會削弱中共集團的整體利益，集團內的少數人承擔貪污責任還行，讓絕大多數受懲處，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烏鴉壹般黑，公檢法不是清水衙門，是肥得流油的富戶，貪污受賄的重災區，專政機器恰恰是貪腐社會的保護傘，由貪官污吏來治理制度化的貪腐，治貪的人應該受到整肅才對，這有如醫生給自己開膛破肚動大手術，與自殺無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個廉潔獨立的司法體系才是消滅體制化貪腐的保障，壹個寄生於黨組織下的司法系統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偵辦貪腐案件時，為了避免幹擾，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員偵辦，A地區B縣的貪官，壹定要到C地區D縣受審，脫離屬地管轄，躲開有利害關系的黨政司法官員插手。以此類推，中共中央最高層的貪腐，只有大於它的權力才能辦理。所以，辦理零星案件還行，整治整個社會的幾千萬貪官污吏就玩不轉了。所以明知軀體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敗只能抓幾個典型，應付壹下民意而已，永遠不會認真操作，以所謂行政管理職能的局部改善，提高執政水平，用廣告櫥窗壹類的表面化政策緩和社會危機，來代替權力制衡，代替全社會的監督，無非是做做樣子而已。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壹個政府，如果沒有做不正義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為壹個不正義的政府。但要這些爪牙不給自己撈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專制的國家裏，貪污便是當然的現象。”朱镕基以鐵面著稱，表情嚴肅，橫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臺時面對“地雷陣”和“萬丈深淵”，說道：“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決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和老百姓對我們的信心。”可謂氣壯山河，大有諸葛亮《出師表》的豪情。可惜，誓言歸誓言，現實歸現實，鐵面總理處處碰壁，所到之處，腐敗造假成風，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縣峨嶺糧站借糧瞞騙事件等等，令朱總理痛心不已，又無可奈何，上臺時的豪情壯誌，消解於全社會的腐敗之中。壹個國家，壹個民族，竟然墮落到這種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強幹，亦不能脫離整個組織系統而行事，面對遍布四周的兇惡爪牙，最多能堅守個人良心。打幾只老虎和豺狼撲滅不了全社會的罪行，懲處幾個貪官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使貪官們更急不可待，結成榮損攸關的利益集團，壹致對外。不是有許多貪官坐牢槍斃嗎？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內幕，就明白倒黴的人壹定是後臺不硬。遠華案涉及中共高層，甚至於政治局常委的家屬也牽連在案，走私幾百億元，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為歷年之最，驚動了全世界。結果賴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後者都逍遙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殺了之。俗話說：“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貪腐之“狗”就變為主人之間的較量。就是老賴送回來又怎樣？壹樣是黑箱作業，壹樣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遠是後臺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麽事也沒有。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太子黨”，除了毛澤東的後代權勢不大外，個個都是官商，無壹人上了斷頭臺。周北方坐牢時，鄧質方在香港住五星級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鄧小平的隨從，老爹職務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為惡劣的是，反腐敗甚至演變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是致政敵於死地的殺手鐧，朱镕基貴為總理，也是端人家的碗，歸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閒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場。壹旦失寵，晚景淒涼，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諸人之命運，展現中共政治鬥爭之殘酷，聽壹聽都令人毛骨聳然。 貪污集團只有綁在壹起才最安全，舉報人不會為打擊別人把自己也賠進去。正如蘇東坡詩雲：“萬人如海壹身藏”，隱藏於萬貪之海中，便無風險之憂。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的好人之道是難得煳塗，隨波逐流，決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場腐敗之風之所以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即因此理。尤其在眾官皆貪的現狀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視為危險人物，反成孤家寡人。眾人怕壞其財路，處處設防，長官討嫌，同僚忌諱，發配妳到邊遠地區扶貧支農，再無出頭之日。再說職務是花巨款購得，正等著大撈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癢，拍馬屁還來不及，哪敢違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黃金高壹案，說黃貪污了幾百萬，被判無期徒刑。黃原本是反腐敗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彈衣上班。壹個縣委書記貪污幾百萬本不稀奇，奇怪的黃既然是大貪污犯，應該送上峰厚禮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級自找坐牢之理，腦筋再會急轉彎，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妝為反腐英雄，同權貴大佬們鬥爭。中共司法系統慣於黑箱操作，公布的東西往往靠不住，許多民運分子、良心記者或維權人士被判刑，無不污以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非法經營、嫖娼賭博壹類毫不相幹的罪名，坐進共產黨的黑牢。說妳犯什麽罪，就是什麽罪，到聯合國控訴也沒用。當今之社會，既無儒家傳統的科舉制度，也無共產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權貴集團專制下，個人憑知識和操守進入官場，爬到高位，機會為零，扭轉官場逆淘汰現象的可能性亦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會，再恐怖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亦不乏忠盡報國和勤勞敬業者，而現在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場化之後不倫不類的共產黨惡搞掉了。再以個人入黨動機而論，明知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垮臺，中共也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很遠，入黨更不存在實現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特殊利益，形成黨內官場壹體化的逆淘汰現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好人為官極難，小人壹往往壹帆風順，官場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討厭改革，維持現狀才是為官之道，官場的逆淘汰使官場和社會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損官場利益，都似壹塊石頭丟進醬缸裏，撲的壹聲悶響，不見蹤影，漣漪都不起。朱镕基說，賄賂者將黨的幹部們拉下了水。這是事實，但不公平，權錢交易是尋租過程，權力變為等價交換的商品，不是壞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緣於壞人體制，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讓人鉆營的空子，招來壹群蒼蠅，反將責任推給社會，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山西有個縣委書記賣官賺了幾百萬被判刑，就不能說是壞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縣裏沒好人”，大家都壹樣，如果不送禮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斷升遷，誰也不是從娘胎裏出來就亂扔錢的白癡。他的書記也是買來的，各級官員都有售價，等價交換，即便是貧困地區壹個科級職位依據肥瘦，最少也在10萬元之上，壹個縣委書記怎麽也貴過十個科級職位，假如他不多賣官，恐怕這輩子的工資也補不上買官的虧空。這類把戲，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中描繪得淋漓盡致，晚清賣官是半公開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體例，候補官員若想撈到實缺非大花銀子不可，沒有不識務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場，卻壹心清廉，豈不愚癡？古代不乏清官，是緣於有公開競爭的科舉制度，個人完全可以憑借學識贏取官位榮譽，科考官員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聲最為重要。共產仕途只有壹條，就是靠巴結和裙帶升遷，流氓無賴也能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場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體化為壹整套用人制度，黨管幹部原則使選用幹部成為黨的壹把手個人專有權力，即所謂“壹把手專政”。黨管幹部首先要考慮被選者的政治條件，其次才是學歷等技術條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對書記的忠誠度來體現，這是延伸書記統治的先決條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書記靠攏，以示忠誠，誰也不會笨到花錢向書記買官，再反過來找書記的麻煩，自毀前程。官位是當今最為稀缺的資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場化了，競爭異常激烈殘酷。各種官位都有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價格，交易價格取決於官位的含金量與成本之比，同樣的級別，油水大的公安局長與清水衙門的黨史辦公室主任之間，其交易價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賣方依據市場行情出價，買方除了購買價格，還要考慮（比如每年）維持官位的費用，在“合理預期”之內──即買方每年可能獲得灰色收入扣減成本後的剩余額，折舊期越短盈利越大，當然也要考慮升遷機會的大小。買賣雙方通過博弈，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買受人的意圖在於為升遷積累官場資本，也可能采取先賠後賺的辦法，求購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類似於清代官場的記名候補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沒買家的，除非有強大背景的“太子黨”之流，才可能通過利益交換免費獲得官位。壹般說來，交易雙方都有較強的風險控制意識，避免違約風險，買官賣官總是雙贏的，交易完成後實現的收益遠遠大於交易風險，這是官位交易市場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關鍵因素。在風險控制中，道德風險為零，法律風險極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風險。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譽損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有廣義狹義之分，比如官員貪污公款或集資款，使得用於公共開支減少和公共建設受損，這是廣義上的公眾利益受損；如果官員侵蝕相關民眾的眼前利益，民眾的利益受損程度便是具體和切實的。壹個官員貪污了上億元公款，分攤到每個中國人壹毛錢不到，民眾只有倫理上的義憤，而無實際損失，因為即使官員不貪污這些錢，好處也分配不到民眾手裏，也會拿來擴建政府大樓或開辦勞民傷財的世博會之類，群眾決不會為了懲處貪官不公而上街遊行。但狹義範圍的貪污勒索對民眾的危害更直接，針對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義憤，形成群眾性的抗議風潮，對執政者構成政治風險。A官員從國有企業弄走數個億，不過是爛帳窟窿，B官員從三峽移民建房資金中貪污幾十萬，導致房屋剛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風險應該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風險肯定大過A，社會影響使B的刑期可能比A還大。這也是貪污越多的錢反而風險越小的另壹個原因。當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終都來自公眾利益，若從絕對數量上看，廣義公眾利益做出的“奉獻”更大壹些。如果堅持原則，想做清官，只送不賣，顯然也行不通。領導幹部如果不培養自己的利益共同體，到處是掣肘的陽奉陰違者，工作反而無法開展，政績又如何體現？何況官位極為稀缺，鉆營者眾，經濟社會中，上下級的關系亦是靠金錢利益維持。妳做上司不受賄，下面以為妳不信任他，肯定會尋找新的靠山，置自己於孤家寡人之地。壹個光桿司令，又怎能管好壹個單位和表現為壹個好領導呢？賣官也是保證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從程度等）最大化的辦法，也產生官場邊際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過‘賣官’，反而能夠實現多種利益的最大化。在這種制度環境下，要求‘用人者’不‘賣官’是不現實的。”[18] 在利益鏈結成的官場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貪腐便無共同利益可言。對壹個專制政黨來說，忠誠度最緊要，不怕妳貪，就怕妳不貪，有了貪腐之心，便不會追求正義，腐敗政治正是貪官污吏最安全的港灣。六四前，社會上對“太子黨”經商多有非議，民眾傳言聲震朝野，涉及到趙紫陽的兒子，趙於是向鄧小平提出先從審查自己的家屬開始，完善廉政制度。結果，“太子黨”經商在鄧眼裏根本不是問題，鄧關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黨”占盡優勢，更是由鄧家為首的“八老”子弟為代表。如今“太子黨”更是盤根錯節，完全壟斷了國民經濟命脈，中共反而比六四時更強勢了。假如六四按反腐敗的路子走下去，壹定會促進社會的公開化和公平化，壹定會走向民主化，壹黨專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敗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內部權力鬥爭式的，絕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機制，這是壹個共產政權無法解開的死結。




專制政權是錢花在密室裏，這是中國的老傳統。錯過了六四反腐的最後契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小手術不頂用，大手術不敢動，只好時不時吞些鴉片止痛，彌留之際再打強心針，以期回光返照。“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這壹頗為流行的看法，真實揭示了黨國進退失據之尷尬。經濟發展不能改變體制的弊病，越發凸顯制度弊端的危機四伏，貧富差距迅猛擴大，全民財富急速流入少數人手中，少數人以官商勾結的腐敗手段致富，體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擴大漏洞，將國家最暴利的行業壟斷於權貴手中，為體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預留可乘之機。工農大眾就連毛澤東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也剝奪幹凈，更加重了社會的不平等，打破人們固有的心理平衡，為民怨沸騰積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農民，工人生活普遍窮困，之所以沒有產生陳勝吳廣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論下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共產主義理想為中共政權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工農民眾不可能反對自己當家作主的國家。盡管這個全民所有制實際為國家所有，由黨說了算，人民只有名義上的地位，且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層領導的傳統特權，普通人的社會地位並無顯著差別，毛以群眾運動撲滅基層官場的腐敗，維持了全社會從心理到政權運作上的穩定，國家再亂也在毛的控制中。又處於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還算清廉，未出現反對腐敗政府的革命因素，盡管維持毛澤東的地位本身就耗費著中國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澤東還是反對黨的幹部搞特權的，毛曾反對工資制，要求幹部參加勞動，1965年取消軍銜制，高級幹部降低工資等等，都是鑒於特權的弊端。故而蘇聯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權的言論，攻擊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親信，還有緊跟蘇聯的東歐國家領導人，親毛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夫婦，全是壹群熱愛美食、好車和別墅，以及黃金飾物、高級禮品的特權分子。共產黨的權力不受工人和群眾監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輿論監督，早已形成壹個特殊利益群體或特權階層。

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作者 藏人主張 寫於 二零一二年




　　資源破壞




　　中國的發展模式，說到底，就是以不顧壹切式的增長，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約全球30%的資源，提供了全球約10%的產出。全世界每年約消耗110億噸標準煤，中國占了30億噸；中國每年進口6億噸鐵礦石，占全球產量的40%，鋼材產量是美國的10倍；全球的化肥產量為1.65億噸，中國消耗6000萬噸，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國經濟是靠高消耗的產業支撐，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國際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資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8倍。近年來對能源需求的增長極為驚人。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速和最依賴煤炭的經濟體系，壹年33多億噸煤都不夠用，已經成為煤炭凈進口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是只顧眼利益。到處是私挖亂采成風，凡是產煤大省，如山西、內蒙、貴州等地，皆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植被破壞無遺。每次評選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都名列榜首。減少環保投資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辦法，地方政府也只顧眼前利益，對污染企業收了費，便聽之任之。政績和升遷是靠GDP來實現的，東部對環境要求嚴起來，污染企業就向西部轉移，污染總量還在增加。雖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體惡化，城市情況好了，更大範圍的鄉村變壞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臨汾市，竟成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骯臟的城市。不禁令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火獄：“那煙霧將籠罩世人，他們說：‘這是壹種痛苦的刑罰’”。[15] 據衛星觀察，亞洲已籠罩在厚厚的煙雲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這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功勞。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空氣污染死亡的人有80萬，亞洲就占了53萬。但煉獄是對大多數人“痛苦的刑罰”，少數人發了財，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潔凈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紛紛移居國內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承擔“京都議定書”義務，所以治理溫室氣體排放並不著急，中國還計劃增加幾百個火電廠，緩解電力緊張，這足以使“京都議定書”的壹切努力化為烏有。雲南是森林大省，物種最豐富的地方，走在綿延幾百公裏的山路上，風光還是不錯，如果妳細心壹點的話，見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過是原始次生林，從樹木的胸徑就能看出來。大樹基本上砍光了，西雙版納也是壹樣，思茅地區到處山頭裸露，“大字報田”隨處可見，越貧窮的地方，政府越是緊盯著資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與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種多樣性壹旦破壞便無法恢復，假如砍光了亞馬遜森林，再栽多少樹，消失的物種也不可能重新回來。因原有生存條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種比恐龍滅絕還要慘，連化石也留不下來。自古中國人就熱愛青山綠水，唐詩宋詞裏對山水贊頌都是由衷而發，“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沒有比這更心曠神怡的了。自古以來就有保護環境的習慣，《淮南子·時則訓》上有許多古人保護環境的論述，如孟春毋竭山澤，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樹，四月毋燒灰，五月樹木方盛，勿敢斬伐雲雲，從天子開始，違者視為逆天而行，必遭禍殃。在國民環保素質上，中國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世界最高，達國土面積的67％，但日本人決不會砍伐自己國家的壹棵樹做壹次性筷子，從中國進口木筷，用後又回收制成紙漿，再出口回中國。山西和東北的無煙煤多，日本買來後裝進水泥大箱子沈入海底，以備未來之需，等於把中國煤礦搬到了日本。中國人總是歡呼發現了大煤礦、大油田，而現實的發展已經過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與幸福。結果是中國人子孫尚未出世，就已經欠下了巨額債務，這個債務就是未來的資源枯竭和環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們是為了整個國家長遠利益。中國人更自私，完全為了個人，只顧眼下發財，能撈快撈，能挖快挖。什麽資源礦產，什麽蟲草發菜，什麽天鵝大雁，什麽百年樹木，什麽千年古墓，只要能變成鈔票的東西，無不蜂擁而上，連搶帶偷，命都不顧了。從各級政府到“太子黨”，從軍隊到地方，從農民到市民，無不卷入圈錢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車。所以說，即使取消GDP與政績掛鉤的考核辦法，也用處不大。玩什麽“綠色GDP”遊戲，總不如先把錢撈到自家腰包裏實惠，有道是“有錢不賺王八蛋！”人們說中國是世界的工廠，其實中國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場，國外早就不準生產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紛紛轉移到中國，中國又大量進口加工洋垃圾，不讓幹就走私，為那點惡心錢，污染了千秋萬代的山河。日本人從小接受危機教育，養成憂患意識，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是幾千年文明如何偉大，地域資源是如何豐富，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從來沒有做為需要警醒的內容列為未成年人的必修課。




　　中國經濟無疑是壹種“骯臟經濟”，如果扣除污染環境和生態破壞的部分，經濟增長只能是負數。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億元，不見成效。黃河、長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萬億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話。壹旦經濟陷入負增長，巨大的失業人口，龐大的幹部集團，都是社會無力消化的可怕群體。問題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貪婪加無法無天，十幾億人要吃飯，要參與國際競爭，犧牲環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誘惑力。前商務部長薄熙來對美國人說，妳們不去發展高技術產業，非要和中國人競爭勞動密集型產品，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薄部長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美國以高科技取勝，中國以制造業打拼，美國科技那麽發達，都玩高科技豈不更好，何必與中國窮人爭食。但問題是美國並非每個人都是高技術專家，還有許多人靠傳統產業吃飯，這部分人的利益國家有義務加以保護。以美國之科技優勢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飯，低技術的中國幾億農民工，只好憑低技術和高污染的產品換錢來填飽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壓力與強烈無比的致富願望，再結合中國環境崩潰和資源枯竭的憂患，使中國人走上了壹條不歸路。拼完了國內資源，再拼國外資源，國外資源拼不成了，中國高消耗經濟就走到頭了。現在國際市場每兩根圓木中就有壹根運往中國，基本上靠外國不法分子走私。吃飯第壹，還是環境第壹，將長期困擾中國。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國土受酸雨侵蝕……中國的經濟走上來，中國的環境壞下去。黃河混濁是由於植被破壞，長江惡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濁是治污資金不夠，東海整體降為四類水質是因為東部工業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僅重金屬壹項指標就超標2000倍，已基本變為死海，海水循環自凈的時間是200年，中國人就是靠這種讓人惡心的生產方式來維持出口商品的最低價格，世界上再無國家敢以斷子孫後路的瘋狂來與中國競爭。朱镕基治淮的“零點行動”失敗了，再無大人物敢誇海口，讓江河湖海在什麽時間幹凈起來，統壹行動不奏效，就只剩下保護母親河之類的空泛口號。由於過度開掘，陸上資源趨向枯竭，由於沒有制海權，中國海洋資源正遭受周邊鄰國的大肆掠奪。目前南海周邊國家與西方國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鉆探1000多口井，找到97個油田及含油結構和75個氣田及含氣結構，其中28個油田及25個氣田在中國傳統疆界之內。每年周邊國家從南海開采5000萬噸以上的石油，相當於大慶油田的產量。我海洋國土為周邊國家所圈刮蠶食，周邊壹些國家先後發表聲明，單方面宣布海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使豐富的南海資源成為地圖上的畫餅，反過來更加劇了陸地資源的自我掠奪。




　　腐敗經濟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說，只要經濟發展了，無法無天、官場腐敗、惡勢力猖獗、環境破壞等等，都是軟道理。當前最誘人的口號莫過於“以人為本”，實際上永遠是以政權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從鞏固政權出發。法律條文定了無數，法治社會在大陸卻壹天也沒有實現過，因為法制不等於法治，法治也不等於以法治國，若依了惡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權憲法司法獨立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壹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世界上還有許多數國家是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實現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選產生以實現民意的責任制機構。這是契約關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禮是與上帝立約，政府首腦是與選舉人立約，議會立法是為社會立約。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義，二不代表民意，靠槍桿改朝換代而享有永久的統治權力，還是封建專制的延續。沒有契約型社會關系，執政當局制定法律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當然為了維持壹定的社會秩序，有些法律還是有規範社會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專利法壹類，比毛澤東時代以“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治國有了壹些改善。 說到法治缺失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展現出獨特的作用，那時的法規政策是保障國家計劃貫徹實施，並不是為市場運作設計的。這就生出壹個悖論，若守法遵紀，就談不上沖破舊體制以搞活市場，不遵紀守法，經濟更陷入無序狀態，這個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時，溫州壹帶的鄉鎮企業或個體老板，經常拿著走私的手表、錄音機、雨傘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澆油”（潤滑之意），到國有大企業來搞壹些計劃外的原材料。那時國有企業自主權並不大，計劃外的產品很少，於是采購人員各顯神通，找人批條子。那當然是賄賂，但數額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結果硬是將國有企業的鐵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紋。隨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斷的原材料流入鄉鎮小企業，越來越多的商品豐富了市場。計劃經濟與商品市場並存，壹種產品由計劃內外供貨渠道形成價格雙軌制，迅速肥壯了壹些官員和“太子黨”。用不合法的手段滿足市場需求，搞活經濟，這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如果國有企業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倉庫裏，不去盡快發現更有效率的市場價值，中國經濟改革的引擎不會迅速發動起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沒有事先設計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經濟方案，小崗村的農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單幹，也許還要懷揣介紹信外出討飯幾十年。可以說經濟發動機就是在違反政策法規的情況下加滿了第壹桶油，闖過過壹道道政策法規的紅燈。少數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權錢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原始積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壹樣，中國先富起來的人，沒有純粹靠勤勞守法致富的，最起碼也偷過稅。鄉鎮經濟活躍起來，致富效應迅速蔓延到全社會，三個人開個公司，五個人辦個中心，老板經理滿天飛。亂中起步，亂中成長，中國經濟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現實下發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紀守法，官員廠長不貪，不靠“澆油”來潤滑這部老舊機器，還是單壹計劃經濟，原材料睡在倉庫裏無人關心，鄉鎮個體企業的生產決不會列入國家計劃，他們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鍋或關門拉倒。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別無選擇，沒有禮物遞上，沒人會對風塵仆仆的采購人員笑臉相迎。小崗村的意義就在於必須沖出壹條血路，必須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開道，這有政治或法律風險，但妳必須壹直往前走，萬不可回頭，“羅得的妻子在後邊回頭壹看，就變成了壹根鹽柱。”[16] 致命的錯誤在於逃亡中留戀家裏的壇壇罐罐，忘記了上帝不可回頭看的告誡。在社會大動蕩或大轉變的緊急時刻，常常是不戀舊物和敢於沖破舊規矩束縛的人才會贏得幸福。中國沒有美國的法治傳統，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爾·蓋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國人不違法或不打擦邊球，就談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社會與個人均難以擺脫貧窮，因為那些法規和政策原本就是貧窮的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讓人貧窮的金科玉律並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廣東人創造出“綠燈亮了趕快走，遇到紅燈繞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開風氣之先，贏得了發展機遇，激發了地方積極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視法律的隱患。國家和地方都以壹種機會主義方式處理政策法規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追求短期效益，應付臨近的危機，無人關心怎樣保證長期繁榮。也可以說，是腐敗刺激了經濟的增長，大鍋飯沒效率是由於不能滿足人們的求財心理，市場化激發了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但舊體制的惰性和慣性必然成為高效率配置資源的障礙，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如果沒有刺激和賄賂雙方的牟利動力，還是借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老套路，開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話。華國鋒失敗而鄧小平勝出，足夠說明中國特色是什麽內涵。中國的腐敗日益惡化，GDP卻增長更快，就是資源不斷通過各種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強制拆遷舉世聞名，各級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紛紛當地產開發商的打手，其腐敗規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別賺錢的行業，絕不會吸引官商介入，更無人去行賄。若按正常程序，切實保護私有財產，房地產項目也許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國的GDP增速也會隨之減慢，政府出臺那麽多抑制房地產過熱的措施全都無效，就是藥方開錯了。掠奪民間的增長方式的確能在短期內集中財力，加快經濟速度，建國之初就是通過掠奪民間財富而迅速體現出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優越性”，與現在縱容官商掠奪民間的發展模式並無太大差別。但這種增長模式只是對政府圈錢及少數人暴富有利，社會資源壟斷於權貴階層，底層民眾的處境只有壞下去，其隱患終究會引發政治危機。毛澤東搞了幾十年，經濟取得壹定成績，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鄧小平的改革搞了幾十年，上億農民生活水平還是低於國際公認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數量也在增加。腐敗能刺激經濟，是因為來錢快，但不會刺激教育和科學進步，中國至今拿不到壹項諾貝爾科學獎，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腐敗經濟的遠期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再比如說藥品購銷問題，如果廠商過於守法，不用賄賂開道，藥品無法進入醫院和銷售渠道，只有關門大吉，這部分的GDP也就沒有了。中國經濟中很大壹塊就是靠腐敗和非法經營支撐著，電腦業和VCD業是憑借盜版軟件和盜版影碟才快速發展起來，靠昂貴的正版品支撐起今天這樣龐大的市場，那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資本要求的是流動性，流動性決定投資效率，流動資本要高速運轉，固定資本由流動資本形成，其效率也體現於流動資本的運轉過程。社會需要的是公平，讓經濟活動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效率是經濟問題，公平是體制問題，兼顧效率與公平就是把經濟和體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所以失敗，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維持表面上的公平，犧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窮。改革開放提高了效率，又犧牲了公平，造成貧富嚴重對立，每年爆發近10萬起群體抗議事件。全民資產通過轉制流入權貴腰包，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切分蛋糕的權利被剝奪。中共幾十年的執政史證明，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走了壹條失敗的道路，從國窮民窮到國富民窮。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將之總結為“三富三窮”，即“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但這個失敗是對底層民眾而言，對中共來說，只要政權穩固，都認為是成功的。權力尋租活動提高了資本效率，卻增加了社會成本，將增加的社會成本變成社會危機積累於社會底層。這危機就是腐敗泛濫成災聚集的沸騰民怨，學者何清漣在《現代化的陷阱》壹書中指出：“腐敗的泛濫使社會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這種‘成本’首先表現在對政府機能的侵蝕和對社會資源的巨大耗費上。權錢交易進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畸形發展。事實表明，權力壟斷社會生產要素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性壟斷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鄧小平“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本身就很成問題，只要開放經濟政策，先富起來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強調。但作為口號提出來，等於為權貴集團暴斂國民財富大開綠燈，這部分人有權力背景，官商壹體化，掌握稀缺資源配置，形成行業壟斷集團，最容易致富，是社會迅速腐敗的推動因素。 中國缺乏法治，但中國的法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繁雜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與中共統治的嚴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卻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繞開法律，漏洞百出。外國人常批評中國沒有法治，但是外商來華後，壹改國內的形象，也懂得了鉆法治的空子，比國內企業也好不了多少。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商業連鎖店，是全球500強之首，年銷售額2500億美元，雇員160萬。沃爾瑪成功的訣竅之壹就是以最低的進貨成本和最低的銷售價格競爭市場，在中國的年采購額超過120億美元。價格最低的中國企業侵害勞工權益和違法經營方面也壹定最厲害，這都不是沃爾瑪考慮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爾瑪還在中國的分店中成立中共黨支部和工會，將員工完全置於黨組織的監控之下。外國企業來華投資，不行賄想拿到政府訂單或大工程項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議的。入鄉隨俗，雅虎是美國大公司，為了中國這塊大蛋糕，爭相獻媚，自動刪除網站上中共不喜歡的內容，雅虎還出賣客戶資料，幫中共國安部門抓捕記者師濤。谷歌因無法忍受中共的網絡審查，只好選擇退出中國大陸。在不同的法治環境中，人們的行為也隨之改變，麥當勞、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員工資竟低於當地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香港的珠寶首飾店不敢騙港人，專對內地遊客以假充真，騙取不義之財，這就是鉆壹國兩制的空子。




　　資本的逐利特性，決定了其道德的軟弱，決定了其權勢面前的位置，自由國度的資本與專制國家的資本性質上並無不同，維護人權從來不是資本的性格。我們無需諱言，不少外資就是奔中國的沒有人權和法治而來，維護人權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成本會高昂到令投資失敗。中國不準罷工，資方便不必考慮提高工資福利的人權成本，不必擔心來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幹預。沒有法治約束的資本壹定帶有血腥氣味，資本家的無恥貪婪缺少違法成本，便似壹匹脫韁的馬車。馬克思對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後，在英國煤礦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據《煤礦事故》的報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內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報告本身所指出的，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因為在剛開始設立視察員的最初幾年，他們的管區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沒有呈報。盡管死亡事故還是很多，視察員的人數不夠，他們的權力又太小，但是，自從視察制度建立以來，事故的次數已經大大。正是這種情況，表明了資本主義剝削的自然趨勢。——這種草棺人命的情況，絕大部分是由於煤礦主的無恥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開壹個豎井，以致不僅沒有足夠的空氣流通，而且壹旦這個豎井堵塞，連壹個出口都沒有。[17] 中國煤礦壹年的實際死亡人數肯定比英國10年還多，共產極權的優越性在礦難問題上壹點也體現不出來，設置再多的視察員也沒用，礦主塞個紅包就沒事了。中央視察員疲於奔命，於是借機“關小留大”，將小煤礦統統兼並取締，歸入國有大煤礦集團。在國家統計數字之外，還有相當規模的灰色經濟地帶，灰色經濟中還有壹種血腥罪惡的“歹徒經濟”。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經濟領域，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騙錢的假貨，非法組織賣血，從事非法行醫整容，制售盜版光碟書籍，惡意搶註馳名商標等等。“歹徒經濟”帶有黑社會性質，壹些地方官員也參與其中，充當保護傘，致使“歹徒經濟”基本處於失控狀態。這種經濟見不得陽光，但也在GDP這口“大鍋”裏，也解決了壹些人的就業。無法無天使中國大陸變為世界上最腐化墮落的地區，人性最惡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敗，但反腐敗常常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只要後臺夠硬的人，腐敗法律成本就是零。雖然也殺掉了壹些貪官，卻是有選擇的，不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監獄，鄧質方住香港五星級酒店，因其父輩權勢差距太大。遠華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層，有人撤了職，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後臺的硬度不同。窮人無疑是體制腐敗的最終受害者，腐敗成本最終都要轉嫁到民眾頭上，就象藥品的層層回扣最終要由病人承擔壹樣。“膽子再大壹點，步子再快壹點”，沒有法治的膽子加步子，經濟因此而快速發展，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也急速增加積累著。腐敗刺激了經濟，經濟刺激了腐敗，經濟高速之中，誰是受益者，誰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亞當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樂園，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開，魔鬼再也不會回到盒子裏，需要人們不停地驅魔。這裏不忙討論人類的“原罪”，也無意發掘貪官污吏的“歷史功績”。在經濟發展時種下禍根，結出畸形的果實，經濟改革不伴隨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導致社會畸形化，財富必然聚積於少數人手中，六四運動已經對此現象提出了嚴重警告，沒有公平的經濟發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沒有富裕的人民，就沒有真正富裕的國家。沒有物質的所有權，就沒有人的真正獨立。官員的尋租行為只有靠高效廉潔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連新聞自由都沒有的中國能建立廉潔政府嗎？但不公正的社會裏，經濟也需要發展，窮人天天要開飯，妳不行賄工商城管人員擺個攤檔都不行，社會的腐化首先應該追究政治家的責任。第壹桶油使經濟走上了快車道，第壹桶金令許多不法之徒暴富，社會也從此走上不公正的不歸之路。曹思源說，是私有化救了中共政權，國有企業職工不到5000萬人，只占全國13億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虧損企業。不過中國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奪的過程，圈地、股市、房地產，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兒不再是鄉鎮企業或個體戶，已是地產、金融、石油、電信等壟斷行業的巨鱷，由他們瓜分天下。經濟還在快速增長，巨鱷的肚皮也更加鼓脹，因為誰的錢也不會埋入地下，再畫上壹張藏寶圖傳世，都要進入經濟循環，增殖再增殖。資本自身沒有黑白之分，只有回報高低之別，貪官和“太子黨”的企業也創造價值，轉化為GDP。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國際市場，富人追求財富的腳步比窮人的發財夢想更為現實，也就自然為經濟發動機不斷地添加燃料。國有資產轉移到權貴手中，反而比吃大鍋飯更有效率，這就是中國特色。國家還通過掠奪私人企業來扶持壯大國有資本，強加給私營企業的收費有幾十種，這些收費的壹些種類是政府自己發布的條例和規則所禁止的。不想關閉企業的所有者，除了通過隱瞞收入逃稅外別無選擇。改革初期，許多私營企業不得不戴上紅帽子，偽裝成鄉鎮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以逃避過高的稅費。而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這些政府錢多是靠非法手段獲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壞者。




　　強盜治國




　　中共靠鼓吹和爭取民主起家，但現在唯壹可以證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會選舉。但村委會選舉，看起來民主，實際了解壹下，就知道權力總是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錢，越有錢就越容易當官圈錢。表面上鄉村選舉可以增強農民對村幹部的問責能力，但選舉僅限於村壹級，鄉鎮不實行選舉，遂使縣鄉地方豪強更容易攫取鄉村行政權力，掌控地方政治，這種極小範圍的表面民主難以實現公平有效的鄉村自治。在村莊內部，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關系使村委會的運作復雜化，村支書是上級黨委任命的，來實現黨對農村的絕對領導。在行政關系方面，村莊之外的縣、鄉政府依然對鄉村實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會希望維護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夠做得到。不依靠鄉村基層政權，農村的事全是空談，依靠他們又什麽好事也幹不了，縣鄉政權已經腐敗不堪，什麽富民政策也會變成富官機會。過去的土改，工作隊與村民無利益沖突，工作隊是軍隊派來的，他們不要地，土地能夠平均分配。上世紀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為人民公社解體時，新壹輪的城市化還未開始，城市對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潛力有限。現在搞土改，難度極大，也不可能再出動軍隊，面對油水大的地塊，政府各部門誰不想趁機撈壹把呢？時過境遷，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經很多，通過土地內部流轉就可以解決用地問題，城市積累的巨大財富也足夠自身發展之用，再也無需農民的投入了。所以國家取消農業稅並不是出於憐憫，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財政力量極為雄厚，壹年幾百億的農業稅不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錢了，如果征稅使農村經濟破產，糧食危機會使中共政權垮臺，畢竟21世紀已非大躍進白白餓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個國家是高度集權體制，各級政權實際上是集權於黨政官員個人，農村基層政權日益黑惡化，就是壹個必然的邏輯。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普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政府權力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中國農村傳統上是壹種鄉紳治理體制，農村中的鄉紳是介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重要層次，雖然鄉紳經常與官員勾結欺壓民眾，但鄉紳居住鄉間，不可能與幾年壹換的縣官結成死黨，也會利用他們的權勢告發不法官員，贏得聲譽，因此能夠起到權力互相制約的作用。鄉紳在調解族人糾紛和各宗族利益沖突時也能起緩解作用，減少國家行政成本，減少了官府與農民的利益沖突，構成“皇權不下縣”的治理基礎。鄉紳權力是政府賜予鄉村精英並為民眾認可的政治權力，是縣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護者，民國時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鄉村自治，推行集體化，黨組織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壟斷了鄉村政權。權力失去制約，基層幹部胡作非為，沒有鄉紳壹級的緩沖作用，農民壹般選擇沈默，因為上訪到北京也沒用，控訴材料總是壹層層再轉到基層幹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魚死網破，小事釀成大災禍。“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臺之後，在瓜分鄉村土地和經濟資源的過程中，以黨政官員為首的地方惡勢力進入到了鄉村政治之中。出於政府自身經濟利益和官員政治前途的考量，鄉鎮政府在選用村幹部時便以能否鎮得住村民作為首選條件，於是普遍出現了“惡人治村”的趨向。惡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鄉紳，其聲望是橫行鄉裏形成的，與鄉紳主持公道的名望權威與維護鄉梓的職責功能不同。在鄉村社會，國家權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與實際滲入（操控黨支部或村委會選舉）是同步的，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官員個人直接利用行政資源與鄉村進行雙重滲透和博奕，他們在鄉村培植權勢集團，鄉村內的權勢者則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動與上面的政府官員壹同瓜分經濟利益，進壹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地方政府不願意宗族勢力參與鄉村管理，這會削弱黨政部門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惡人治村就可以將黨政權力貫徹到底，方便建立服務於政府與官員個人的利益共同體，因為惡人不是政府與村民之間的平衡力量，而是黨政部門的爪牙，惡人的利益是通過侵害剝奪村民來實現的。當地頭蛇、惡霸、行霸、地痞、無賴等為非作歹之徒紛紛戴上“紅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與縣鄉幹部結成同盟時，壹方面幫助政府盤剝農民，為國家搜刮資源；另壹方面也利用與政府的聯姻以為國家征收稅費為名中飽私囊、欺壓良善。地方政府官員也逐漸放棄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蛻變成身著官服的惡勢力，不是管理服務於農民，而是盤剝鄉民。官員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官員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兩方面勢力相互勾結，互為因果，惡性循環，瓦解了鄉村民主選舉的益處，也架空了中央集權體制。農村名義上的集體所有，實際上為官員惡霸們所有，他們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權。共產黨統治了鄉村，卻造成官與民的嚴重對立，僅引述幾個小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的普遍性：




　　山東省微山縣留莊鄉李修文，被稱為“東霸天”。他不僅是村黨支部書記還被聘為鄉經委副主任。他利用這些合法的外衣和職權，聚集壹批地痞流氓，並將鄉建築公司變成了他數十名打手的大本營，進而霸占集體湖地1000余畝，魚塘數十個，大型造船廠、磚廠、碼頭各壹座，被他欺騙、賴賬的企業、商家、店鋪不計其數。他公開聲稱，留莊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這裏他真是無惡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區先鋒鄉趙修果，被稱為“南霸天”。他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當選為村主任後，營私結黨，排斥異己，先後五任村支部書記被迫辭職，致使該村基層黨組織長期處於癱瘓狀態。趙為保住自己的“寶座”，在換屆選舉中私拉私買選票，暗中操縱選舉。他還通過欺上瞞下、虛報浮誇等手段，混得了區、鄉兩級人大代表的“光環”，成為了有多種合法外衣而作惡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許昌市魏都區七裏店鄉的吳國彥，被稱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為打架故意傷害他人被勞教3年，1989年吳國彥勞教出來後，和黑幫頭子關系密切。他1993年當上吳莊村第五村民組組長，1995年當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黨，1997年底當上村支部書記，並成為了七裏店鄉和魏都區兩級人大代表。他在吳莊得勢後，巧取豪奪，因怕問題敗露，竟然勾結黑惡分子，雇兇傷人。




　　撫順市東部紅透山區的劉景山，被稱為“北霸天”。這個區盛產銅，黨政部門設置以礦山為主而建立，全區由紅透山銅礦和壹鎮三村組成。劉景山是從銅礦提升區黨支部書記兼區長。為了掌握更大的權力，獲取更多的不義之財，他利用手中的權力網羅了20多名地痞流氓、“兩勞”釋放人員和慣盜、亡命徒，成立了壹個“十三太保”黑幫，由他做幫主，為其篡權、貪污、統治礦山“保駕護航”，並直接插手礦山和政府的政務，諸如交通事故、打架傷人、經濟糾紛之類事端，都得由這個流氓集團裁決處理，甚至工商、稅務部門也以30％的提成委托這個流氓集團收取稅費。




　　河南省虞縣利民鎮的何長利，被稱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鎮人大換屆選舉時，由何長利的十幾個拜把子成員上下活動，將素有劣跡的何推舉為利民鎮的副鎮長。之後，何長利又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其親信安插在鎮司法所任所長，鎮上七個基層支部中有五個支部書記、十個鎮企業中有七個負責人是“他們的人”，成為了典型的黑惡勢力的“土圍子”。……[13]




　　與宗法制度決裂是中共的壹貫立場，旗幟鮮明地稱之為“打倒封建宗族勢力”，稱宗族思想為“歪風陋習”，視為鄉村政權和黨性原則的對立面，總是對宗族活動采取壓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現階段，是通過惡人治村來瓦解抵禦宗族勢力的復興，消除宗族勢力對國家權力滲透的反彈力，減弱宗族的內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後，生產大隊演變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與生產大隊的差異在於縣鄉政權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產大隊那樣，控制行政村的經濟生產和社會生活，行政村與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間的聯系又有所加強。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全國基層幹部減少了壹半，宗族勢力又開始半公開地參與鄉村管理。隨著中共重建鄉鎮政權，越來越龐大的縣鄉政府機構需要從農民手裏獲取利益，需要大量圈賣土地，在倒地賣地中暴富，這都需要不斷打擊宗族力量的復興。雖然提高了國家從農村汲取資源的數量，卻始終伴隨著國家政權內卷化的嚴重弊病。所謂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從基層提取的資源，大量被同時膨脹的收取資源的行政官僚體系本身所耗費，並沒有用到民生上去。許多縣鄉政權熱衷於征地建開發區，並不關註本地區的民生建設，就是政權內卷化的弊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對共產中國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貧窮。流氓黑惡的社會體制，只會形成少數人靠暴力掠奪窮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會。中共用假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煳弄民眾，是中國人無法脫離貧困的根源。經濟改革創造了巨量財富，仍然解決不了貧困問題。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大弱勢群體——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壹起加入原本就極為龐大的貧困群體。蟻族是前三大弱勢群體的後代，與權貴集團壹道成為30余年經濟改革最耀眼的風景。經濟改革催生出兩大板塊，以“太子黨”、黨政官員、國企掌權者、體制內知識分子和暴富階層為富裕群體，發展勢頭強勁，經濟增長的好處多落入他們手中；以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小企業主與工人、貧困化的白領階層、城鎮失業人口、絕大部份農村人口等，形成不斷弱化的龐大群體，是衰退型的群體，享受不到經濟高速增長的實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鐘先生在比較了美國與中國的窮人時所說：




　　哪有剝削比資本主義高出25-50倍的社會主義？




　　哪有占人口0.4％的權貴階層占有全民財富70％的社會主義？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買處”，強暴少女當作“P”的社會主義？




　　哪有官商勾結，警黑聯手，強掠民宅、耕地， 血案頻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會主義？




　　哪有讓壹千多萬冤民冤上加冤，上訪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先生若能夠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去調查或仔細 ，而不是走馬觀花，就會對自己標榜的“社會主義”而感到臉紅。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基礎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權利為邏輯起點、軸心和重點。公民的基本權利被奉為“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以人權、物權、參政權、平等權、訴訟權等權利為基本構成的權利體系在法律體系中占據起始和主導地位，義務是與這些權利相適應，並且是從這些權利中派生出來的。實行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權利推定等等。哪個國家都有窮人，但貧窮的標準卻有霄壤之別，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2年統計，美國有3500萬窮人，占3億總人口的1％強，有報道介紹了這些窮人的概況：




　　增加窮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黨占據道德高地的高調。在註冊民主黨選民最多的美國主要城市的紐約，在民主黨籍的黑人市長丁勤時主政時，實行擴大福利政策，結果當時700多萬人口的紐約，有多達100萬人領取福利，平均每7個人就有1個不工作，靠政府強行從勤勞者手中征得稅收生活。……美國的“窮人”中，46％已購買並擁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價值，平均值是8萬7千美元。有54％的美國窮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獨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車房屋中。




　　在美國被定義為“窮人”的家庭中，73％擁有小汽車或卡車，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臺或以上的汽車；99％有冰箱；65％有洗衣機，56％有烘幹機，三分之壹有洗碗機，73％有電烤箱，97％有彩色電視，其中55％有2臺或以上彩電，裝有線電視或衛星電視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銀幕彩色電視，有錄象機或DVD的占78％，59％有立體音響，四分之壹的家庭有個人計算機，27％使用手提電話。




　　這樣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國，不屬“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當不錯，可在美國，人家被稱為“窮人”，在理直氣壯地領取政府福利。




　　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上述擁有自己住房的“窮人”中，平均每家有三個睡房，壹個半浴室，壹個車庫，壹個室外走廊或門廳。全部上述的窮人中，76％裝有空調機，而在30年前，美國的全部人口中，擁有空調的只占36％。




　　據美國房屋發展局的統計，美國的窮人中，只有6％住房擁擠。全部美國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的房間，而在“窮人”中，平均每人擁有2個或以上房間的家庭，有68％，只比美國平均水平低2個百分點。而且美國“窮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遠遠超過巴黎、倫敦、維也納、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歐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裏的窮人，而是那裏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國有2億8千萬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積721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積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業國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產階級家庭住房面積的3倍，是印度和中國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積的7倍。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國窮人住房面積還少63平方尺。




　　美國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多達1,875平方尺，美國窮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積也達到1,228平方尺，比歐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歐洲國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積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國窮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國窮人的孩子，不僅沒有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這些孩子獲得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事實上和中產階級家的孩子壹樣多，而且在絕大多數窮人家庭，他們的孩子獲得的上述營養物質，超過需要的標準；窮人家的孩子平均獲得的蛋白質，超過營養學家建議的水平100％。美國窮人家的男孩，平均比當年登陸歐洲諾曼底的美國同齡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同齡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國窮人的問題不是營養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體重超過標準。美國窮人的肥胖癥，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個百分點，女子高於普通人1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越窮越胖。[15]




　　“剝削階級”居然混到出錢養活無產階級的地步，這完全顛覆了關於資產階級政府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民主體制下，馬克思主義殿堂三大理論支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全部崩塌，美國福利制度比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共產前輩設計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還要完美。即使這樣，美國窮人還不滿意，總是不依不饒發政府的牢騷，美國人過感恩節，沒聽說有感謝政府節，或者慶祝什麽黨的生日節，他們只知感謝上帝就夠了。要是中共對待窮人有美國政府的百分之壹，黨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無非是畫餅充饑的烏托邦壹類，無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農業戶口還被排斥在外。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活生生的現實，是優於任何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了人民的命運，共產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破產，使之永遠失去世界歷史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恐懼全民普選，今天還在唱社會主義高調的，只是極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或憤青者流，都是些強盜無賴。美國人接受共產主義早於俄國與中國，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852年就傳到了美國，馬克思對美國寄予極高期望，1872年將第壹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紐約。但美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5月，僅比中共稍早些，同樣接受共產國際指示，利用勞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動。羅斯福總統上臺後，推行新政，改善勞工待遇，緩和勞資關系，擴大民主權利，使得美國從大蕭條中復蘇，共產黨從此失去號召力。1933年厄爾·白勞德出任美共總書記，白勞德認為，“共產主義就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主義”，美國民主是壹切階級的民主，馬克思主義不過美國民主的擴大和完整化。並修改黨章，規定共產主義的任務是在變化了的情況下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們的傳統向前推進。白勞德於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綱領性著作《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壹書，“修正”了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理論，否認美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認為它還“保持著青年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壹些特點”，認為美國無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有“共同利害”，主張保護托拉斯制度，經過“階級調和”來避免美國資本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危機。認為民主共和兩黨制為維護民主權利提供了足夠的渠道，美國共產黨沒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產主義青年團，1944年5月紐約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解散共產黨。美共僅存在23年，其後雖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產黨，跟隨蘇聯，毛澤東還親發賀電稱：“我們對於美國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謹致熱烈的祝賀。”批判“白勞德的修正主義的即投降主義的路線”。70年代蓋斯·霍爾任總書記時，又跟著蘇聯反對毛澤東，但其元氣大傷，難成氣候。據說現在美國只有壹個老教授還信仰共產主義，其余的只是學術研究，黨員的數目僅有三兩千人。美共也幫過中共不少忙，抗戰時期，受莫斯科指示，誤導美國輿論和政府，詆毀中華民國政府聲譽，離間同美國的友好關系，誇大宣傳中共的抗戰功績，以及“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將陜北邊區描寫為“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的烏托邦。攻擊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盛贊中共根據地是“民主的中國”，配合中共的“兩個中國”論調，要求美國政府停止援華。駐華的史迪威將軍也要求同等裝備共軍與國軍，讓共軍開出邊區作戰。智慧的美國人民，及早告別了共產主義，保證了民族的長久幸福，也遏制了共產主義的擴張，推動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類普世理念，足以摧毀壹切反人類的制度，這僅僅是時間長短問題。如果我們非要說社會主義好，也用不著擡杠，美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歐洲式的社會主義更好些，這對馬恩列斯毛鄧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學社會主義”，卻是壹個絕妙的諷刺。何清漣說：“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壹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壹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壹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16] 這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盜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喪失信心，紛紛投奔到了“社會主義”的美國。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為，而是不願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怎麽回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多少實際意義，就基本清楚了。我們到中西部農村走壹走，那種破敗的景象，無法掩飾的貧困，鄉民生計之艱辛，歷歷在目。從戰後廢墟上起步的國家很多，即使在亞洲，農民生活的改善，中國也屬於最慢的幾個國家之壹。僅以全民醫療保障為例，中國醫藥衛生總體水平僅排在第144位，衛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數第4位。農民的年收入不夠住壹次醫院。西方國家的全民醫療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歐洲高於10％，美國是16％，中國攤在民眾頭上的不足1％。連毛澤東時代都不如，毛時代的農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會主義，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腳醫生”（兼職不脫產的鄉村衛生人員）及縣醫院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還有基本免費的公辦教育，稱之為“社會主義優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強調加強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合作醫療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後的文革期間，毛澤東親自批發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發表了“合作醫療好”的指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農村絕大多數地區的縣、公社和生產大隊建立了醫療衛生機構，形成三級預防保健網。到1976年，全國已有9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在計劃體制下，藥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等是配給的，衛生站和醫院是公立的，不存在獲利和創收。政府控制了醫療服務和藥品資源配置的權力，並實施低價供給政策，醫藥價格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由於不存在高價高回報的激勵機制，赤腳醫生以及各級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可能在醫療服務中獲取利部門或個人收益。政府通過恢復振興中醫，強調使用中草藥和中醫診療技術，大量的廉價中草藥和自制成藥充實了衛生室、土藥房，減少了合作醫療經費的開支。通過赤腳醫生的培養，做到了“有病早治，無病早防”、“小病不出組，大病不出村”。赤腳醫生看不了大病，但對預防為主的日常衛生保健還是有相當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帶血吸蟲病又大規模蔓延，就是鄉村醫療和預防體系失效的結果。隨著農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的確立，使合作醫療基金籌資面臨危機，合作醫療機構紛紛解體。縣鄉幹部屬於國家醫保體系管理，原來以公社和生產隊自籌經費的集體醫療保障體系變為個人出錢到盈利性的醫院看病，隨著醫藥費用的猛烈上漲，絕大多數農民淪入有病看不起的淒慘地位。中國的醫療保障是面對向高層的，高級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他們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高達數十萬元之多，而用於民眾醫療保障的壹年僅有幾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憐的醫療資源都被權貴流氓集團無理侵占了。毛時代貧窮，但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總要有壹些與“優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鄧時代強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國特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窮中國再也無法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只能求助於市場化，於是連毛時代那點可憐的全民福利也壹並取消了，徹底淪為保障少數人特權的體制。




　　在中國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況下，惟多數人的貧窮才能保證少數人的富裕。對於暴富中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存在實現社會公平均富的動力因素，數億人的貧困就是中共統治的產物，這是只進行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決非中共政權自身所能化解，他們也不願意化解，有哪個權貴願意讓出自己的權力與財富呢？中國除了爆發爭取民權的國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種和平轉型的辦法。在以權力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權利法律基礎的私有化只會導向最壞的結果——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的紅色權貴資本主義，這是壹種強盜型經濟。中國表面上還是公有制占主導，中共還叫共產黨，實際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啟了由少數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團私有化進程。六四運動直接的誘因之壹就是“太子黨”集團以雙軌制為契機的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倒賣由市場定價的計劃外緊缺物質——非法集資圈錢，至今這個進程還在加速，已經發展到掠奪包括土地在內的整個國民資源的龐大盜匪集團，並且利用物權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這是壹場光天化日下的大規模洗錢過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剝奪民眾權利的強盜運動，權貴集團掠奪國民財富從革命戰爭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權貴私有化，全部過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眾始終處在壹次又壹次被無情剝奪的悲慘地位。這即是中國黨富民窮現狀的全部秘碼。

政治制度與經濟環境

作者 程曉農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真實情況是，中共通過與資本主義結合，把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中共的制度改革：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結合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但究竟改成了什麽制度，卻始終象個謎。中共在政治層面從未改革集權專制制度；但從經濟層面看，又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絕大多數西方人始終看不懂中國，他們總以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水火不容的；因此他們相信，既然中共的經濟改革開始擁抱資本主義，那麽它就會擁抱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政治基礎。恰恰是在這壹點上，西方觀察者們大錯特錯了，他們過於簡單化的思維導致他們始終看不到中共改革的本質。中共拋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擁抱資本主義，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但是西方觀察家們等來的卻是中共越來越嚴密的專制控制。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與衰老




在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究竟是何時誕生的，中共又是如何把毛澤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中國改革中最實質性的問題已幾乎被歷史煙雲湮沒了。大家往往習慣地說，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那是個比喻，卻並非壹種清晰的制度架構描述。世界各國當中，權貴資本主義在東亞國家曾大行其道，在非洲國家現在依然十分興盛，而共產黨資本主義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貴資本主義截然不同。




中共獨創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無論是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在當今世界，都是獨此壹家，別無分店。在經濟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大體上屬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雖然共產黨宣稱自己要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但他們發現，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能夠幫助紅色政權鞏固地位，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讓共產黨幹部們當上了資本家。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由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主導、掌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原本宗旨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共產黨，通過扶持、發展、利用資本主義，延續了生命力。在政治方面，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壹切權力均由共產黨壟斷，全面的政治高壓和嚴密的社會管控扼殺了民間任何追求自由民主的言論或行動。




之所以現在來分析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誕生，是因為它活到20歲時就出現了明顯的衰老跡象，我將在另壹篇文章裏分析這個衰老跡象的種種現實表現和中共高層的相應煩惱。本文的目的是簡要介紹共產黨資本主義從何而來。如果不懂得共產黨資本主義如何誕生、如何運轉，就無法理解它為什麽這麽快就衰老。對於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士而言，理解共產黨資本主義的衰老規律，也是思考中國未來政治制度轉型的壹把必備的鑰匙。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在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搖籃裏誕生的。為什麽共產黨要擁抱資本主義？答案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失敗的教訓中。中國的80後、90後都是改革開始後出生的，從來沒見過改革之前的狀況，很多人完全不知道中共改革前的蘇聯模式到底是怎麽回事。從那個被中共拋棄的蘇聯模式開始講起，才能明白，為何中共從來不肯老實說明，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裏，共產黨幹部是怎樣成為資本家的，而共產黨資本家們又是如何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滋潤，鞏固著他們的專制統治。




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沒落




毛主義的制度架構是個“三腿板凳”。這“三條腿”當中，壹條腿是由領袖的個人崇拜支撐下的極權統治；第二條腿是自稱終極真理、強制灌輸到全社會的共產黨意識形態；第三條腿是以全盤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集權經濟管理制度。毛主義的衰落開始於毛澤東的死亡，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松動都從改革經濟制度開始，那是共產黨政權自救的壹種必然選擇。中共從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也有過與中國類似的經濟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壹直到1997年以前都屬於對經濟制度的改變。




經濟管理上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把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決定權全部集中到各級政府手裏。為此設立壹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其中包括總攬經濟權力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在省、地、縣均設有履行相應職能的計委），還有壹系列綜合管理部門，如負責工業生產和協調交通運輸的經濟委員會，控制物資分配的物資管理部門，負責資金分配的財政部門和國有銀行，分配消費品的商業部門以及負責勞動力分配和工資管理的勞動部門。此外還設立分工管理各行業的專業管理部門，全國的主要企業大部分歸這些部管轄，決策由這些中央政府的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企業既沒有獨立性，也沒有自主權，利潤如數上交，資金使用由上級決定，國有企業裏改革前有壹句話，“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很形象地解釋了這種極權的經濟管理體系的特點。




所謂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指的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生產計劃和所需要的人、財、物計劃，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委匯總來自中央各部和各省市的生產和人、財、物計劃；經過修改、批準的經濟計劃指標再以正式文件下發給各部和省市政府，由它們再進壹步分解下發。經濟計劃指標壹旦下達，就不容許輕易變更了。上級政府部門每月、每季度、每年嚴格按照計劃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工作業績。計劃管理的僵硬特點是，它不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供求條件變化，而只是簡單地按照上年計劃執行情況加碼，制定出下壹年的計劃任務，其假定是，壹切情況都不發生任何變化。而企業則只能僵硬地重復上壹年的經濟活動，作有限的調整，超產沒獎勵，虧損無處罰。職工吃“大鍋飯”、捧“鐵飯碗”，幹好幹壞壹個樣，漲工資靠國務院下文件，毛死前近15年沒漲過工資，1978年國務院下文，全國企業四成職工工資上調壹級，僅幾元錢。




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80年代的改革時期，主導城市經濟改革的始終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幹部，因為每壹項改革都意味著他們要釋放部分計劃經濟體制下被嚴密掌控的經濟權力，企業和民間才能獲得自主經營的有限空間，市場經濟的萌芽才能出現。中央下放貪腐權力，貪腐從那時開始便蔚然成風。




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




經濟制度的市場化究竟是如何與專制政治制度契合共生的，西方觀察家們始終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實際上很簡單，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與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基本相似，無非是企業私有，資本屬於個人；共產黨資本主義唯壹的不同在於，大量擁有資本和企業的資本家們同時也是共產黨員，其中大多數曾經是或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幹部，他們也始終聽命於紅色專制政權。至於中共是如何從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的社會裏憑空造成幾百上千萬的共產黨員資本家，他們的私有企業、金融資本從何而來，所有的答案都掩藏在1997年開始的國企私有化當中。




中共建立的屬於名義上的國營企業的黨營企業的民營化是為了擺脫大多數國企瀕臨破產所造成的金融危機窘境。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絕大部分黨營企業長期依賴銀行“輸血”度日，而銀行向國有部門傾註資金越多，自身的經營狀況就越惡化。國有企業的負債快速上升，無法償還銀行，同時也讓企業資不抵債。到了1995年全國黨營企業總體上負債達到資產的85％，即將破產，越來越多的黨營企業開始向銀行“打白條”，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停止支付，全國黨營企業每年對銀行欠息1千多億元。這些黨營企業的貸款就構成了銀行的壞賬，銀行系統的潛在金融危機日益暴露。90年代初全部銀行貸款中20％是壞帳；1994年全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壹次嚴重的全面虧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的壞帳已急升到貸款總額的70％。為了使銀行系統免於崩潰，中共不得不部分放棄用黨營銀行保黨營企業的傳統做法，把十多萬家黨營工業企業當中的大多數作為“包袱”甩掉，任其自生自滅。




為了避免這壹決策把社會上的所有怒火都噴發到中共身上，當局決定實行黨營企業的民營化（當時采用了壹個含義曖昧的改革詞匯—“改制”），讓黨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把民營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這些廠長經理身上。當然，黨營企業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這個“替罪羊”，他們得到的好處就是，默許他們私吞黨營企業的資產。因此，短短幾年內，大部分黨營企業被民營化到了廠長經理這些幹部的口袋裏，中共治下的第壹代紅色工業資本家就是這樣“出生”的。從制度轉型的角度看，壹旦現有企業的大多數都民營化了，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就徹底解體了，而以企業民營化為特征的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




中國模式：用資本主義鞏固一黨專政




在中共的正式話語裏，絕不可能講出建設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的大實話；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和“市場化”，這兩個詞都回避或模煳了壹個關鍵問題，那就是，中共建立的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究竟是何時解體的，取而代之的又是什麽樣的經濟制度。中共的官方宣傳通常把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視為改革的壹個新起點。這個起點的真實含義是，鄧南巡之後，在決策圈和權貴家族當中，80年代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攜手走上了建設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最後雙方終於融為壹體，共同變成支配今日中國的紅色資本家；他們之間雖有紅二代和官二代之分，彼此看不順眼，時有沖突，但他們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既要發財，又要鞏固一黨專政。




如果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毛主義的經濟制度正式壽終正寢的準確時間點是1997年，從那壹年開始中共的經濟制度正式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到了2002年，大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或者私有化，或者破產之後將廠房地皮出租，新的所有者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資本家。與此同時，大型國有企業紛紛上市，它們的高管們在自己的公司上市前先無償獲取壹部分股票，等上市後股價飆升，就輕而易舉地撈取了紅色資本家們的第壹桶金。不管是作為私有化以後的企業唯壹老板，還是作為大企業股東，這些紅色經濟管理幹部搖身壹變，成了共產黨員資本家。除了這批人之外，各級官員和許多紅二代和官二代憑借關系和權力，也撈取了大筆財富，他們或者是把暴發所得的錢財投資於國內或藏於海外，或者是把錢財用於購買房地產，於是中國又出現了大批共產黨員金融資本家和房產資本家。這批紅色資本家就組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新體制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力量。他們既追求商業利益，又謀求體制內的權力，至少要在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中建立壹小塊自己的關系網。




誰說共產黨和資本主義有仇？那是馬克思的胡言亂語。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共產黨幹部自己可以當資本家，他們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獨掌政權的旗幟，同時又侵占公有財產而成為呼風喚雨的紅色資本家。資本家的富裕和共產黨的專橫，他們兼而有之。壹個號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在改革中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鞏固了政權。




盡管啟動國企私有化已經很多年了，中共仍然宣稱，它從來“不搞私有化”。這無非是為了掩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新體制在意識形態上明顯的對立，因為私有化徹底暴露了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旗號是掛羊頭賣狗肉。如果馬克思現在從墓中走出來，而他又不想背叛自己，那麽他可能只有壹個選擇，那就是宣布開除中共的“馬籍”；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很可能象毛澤東所預言過的魯迅在紅色政權之下的命運壹樣，馬克思會被關在中共政權的監獄裏；他如果嫌一黨專政的監獄太殘酷，唯壹的選擇就是表態效忠這個假馬克思主義政權，倘若如此，則老馬從此不姓“馬”。




既然國家的經濟命脈和大量資產、財富掌握在身為共產黨員的紅色資本家手中，他們必然敵視民主；對共產黨員資本家們來說，唯壹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一黨專政，即他們對全社會其它成員的永久專政。他們很清楚，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制度早就該拋棄了，用紅色資本家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來鞏固一黨專政，才可以實現他們期待的“紅色江山萬年長”，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顯然中國的經濟轉型不但鞏固了共產黨的專政，而且進壹步強化了這個專政，這種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不會自發地轉型成為支持民主公有制的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民主制度下的自由資本主義。




江胡時代的官場運轉機制靠“錢老爺”催動，反腐運動之後官場出現全面怠政，如今“經濟督戰隊”上場，標誌著“病急亂投醫”。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問世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之源：腐敗




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2019年3月29日刊登過壹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和諧關系顯然已壹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壹清二楚。官媒也曾寫道：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壹個公司，中共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由於對高利潤的業務調整，同時得罪了股東（各家銀行）和部門經理（地方官員），於是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部門經理在那裏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結果連累得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中共改革後的制度曾經壹度展現出相當的“活力”，在引進外資和推動房地產開發方面營造出短期的經濟繁榮。因此中共覺得，它已經找到了振興、崛起的道路，甚至飄飄然地以為，這樣的“中國模式”可以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中共領導層從來沒有意識到，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就隱藏在它那獨特的“生命力”當中，那就是，各級官員近乎瘋狂的“發展經濟”之舉，是靠腐敗的瘋狂動力來點燃的，而全面廣泛的腐敗最終必然把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送進死胡同。




許多人對中共官場普遍腐敗的認知，壹般都聚焦在官員品行和“上行下效”這些方面，很少會從中共改革開放制度運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紀末國內有學者曾經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這樣講當然是為改革中普遍的腐敗化妝遮掩。實際上，腐敗不是中共“改革”的“潤滑劑”，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下官場得以運轉的唯壹“燃料”。




中共集權體制官員驅動機制的歷史演變：從政治恐懼到“財欲”驅動




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主要靠自上而下的黨政系統來運作，而對官員的驅動機制起著關鍵性作用，如何讓官員們為貫徹高層的意誌而拼命執行，決定了這個集權體制能否有效運轉。之所以要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它與本文後面要談的中央最近推出官場“經濟督戰隊”有密切關系。




在毛時代，官員的驅動機制主要靠兩個因素構成：其壹是對毛的盲目崇拜，因此產生了唯命是從；而另壹個因素更重要，那就是對政治打擊的恐懼，這屬於逆向驅動。在政治高壓下，任何官員敢於違背上級意圖，就可能受到殘酷的政治打擊而壹敗塗地。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毛澤東號令天下無所阻的根本原因，官員們唯恐“跟不上”，而絕不敢“反著來”或怠工。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套驅動機制不靈了，官員們是否積極執行改革政策，主要靠建立在對改革認知基礎上的自我意願。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政策，主要不是靠強迫行政命令，而是靠講道理。於是，官場和國有企業界各種態度都有，“想幹才幹，不想幹就旁邊呆著看”。在那個年代，對推行改革政策，有的人積極，有的人反感，更多的人是“上面推壹推，下面動壹動”；積極改革的，未必都提拔，消極改革的，也不見得必定被懲罰。因此，80年代在官場上從未出現過改革“狂潮”。




而從九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基本形成，官員驅動機制主要不再依靠官員的自我意願，更不是政治打擊，而是官員們的財欲。高層通過“搞活”、“開放”、“改制（私有化）”等等政策，為官員們打開了允許撈錢的大門；只要有利於GDP，官員們敢想敢撈，都“寬而不究”。這樣，以寬縱腐敗來推動改革開放，就成了江胡時代的隱形國策。用官員們的財欲來驅動官員們為集權體制效力，只有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才會施行，這就是“中國模式”壹時繁榮的實質。




無論是吸引外資，還是開發房地產，極權國家比民主國家都具有獨壹無二的“優勢”，因此也能取得速效。在極權體制下，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資和開發房地產政策推行起來既迅速又高效，原因是，外企的地方政策如“橡皮筋”，而土地又是官有（名義上的國有），背後就意味著敢“撈”的官員們憑借權力便可財源滾滾。與此同時，官員們的腐敗不受民意監督，又得到司法系統保護，索賄收賄便成為“改革開放”的“新常態”。進入這種狀態之後，引進外資和開發房地產已經不需要高層強力推動了，經濟發展有了官場的自發驅動力；官員們為了滿足個人財欲而迸發出立項撈錢的無窮幹勁，當然，強制拆遷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就這樣，“發展（發橫財）是硬道理”成了江胡時代的官場“旗幟”，官員們貪腐的瘋狂推動了盲目的經濟發展，雖然造就了十年出口景氣和十年房地產景氣，但也必然縮短繁榮的時限；最後，出口狂潮遇到美國的次貸危機而壹度熄火，又因美中經貿談判而最後碰壁，房地產熱潮則因制造出危險的房地產泡沫而嘎然中止。於是，經濟繁榮被經濟下行所取代。




貪官們的資產外逃撼動中共的經濟根基




單純的臨經濟下行並不會立刻動搖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架構，而官員們必然的資產外逃行動卻直接撼動著中共的經濟根基。對貪官來說，他們其實始終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恐懼來自官場同事，因為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常態，而同僚們的妒忌也構成威脅，只要有同僚寫匿名信，貪官們就害怕被抓。為此，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官場上就流行壹句為官訣竅，“吐出壹半，上送三級”。大意是，上級官員對下級能撈多少，心中大體有數，要想獲得保護傘，就必須舍得“吐出”撈來的錢財之壹半，送給上面三級的領導，這樣即便有人和自己“過不去”，也能基本上平安無事。與此對應的還有壹句，“專打兩種人，擋路的、吝嗇鬼”。“擋路的”指自己不“撈”，但同僚們覺得“壞了規矩”，“財路”被擋，就要找機會整他；“吝嗇鬼”指的是舍不得“吐出壹半”的人，遇到麻煩了沒人出力保他。




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新的機會應運而生。官員們發現，其實最安全的藏匿資產的地方不是身邊，而是海外，而眾多幫助國內的人到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申請護照、開戶存錢、轉移資產的公司服務周到，於是，象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毛裏求斯、巴巴多斯、百慕大、巴哈馬群島、文萊和馬歇爾群島等小島國就成了貪官們的“天堂”。他們可以足不出國，卻把大筆資產轉移到中紀委摸不著的地方。於是，“撈錢”之後再把資財轉往境外，成了從權貴到基層小吏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不少官員把錢財轉出去的同時安排親屬子女出國，自己也獲得外國居留權甚至外國護照，然後在發達國家購房置產，準備在官場到齡退休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




紅色精英當中普遍的移民傾向（至少弄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產生了兩個結果。其壹是紅色精英“異族化”，即貪官中移民族猛增。其二是他們的國內行為“占領軍化”，他們不再關心自己“撈錢”的這塊土地未來命運如何，“撈足以後哪怕洪水滔天”。因為有了隨時“撤出”的可能，貪官們“撈”起錢來更加肆無忌憚、心狠手辣，毫無顧忌，而往境外轉錢的手筆也越來越大。




但是，對中共掌權者來說，官員們斂聚了巨額財富，又競相把資產轉移國外，就掏空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基礎，直接沖擊外匯儲備。2014年6月中共的外匯儲備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接近四萬億美元；在接下來的兩年半裏，外匯儲備突然跌到三萬億美元這個中共官方確定的外匯儲備最低“警戒線”。短期內將近壹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流失，就是官員們發現國內反腐風緊、加快往境外轉移資產的結果，而他們的這壹集體行動讓掌權的中共高層直接感受到了“異族化” 紅色精英們對其政權的威脅。




反腐後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失靈




習近平上臺後發動的反腐運動有多重動因，而上述現象是其考量之壹。然而，習近平沒料到的是，反腐運動動搖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江胡時代官場上追求“發展（撈錢）”的那股來自官員們的動力之所以“源源不斷”，關鍵在於寬縱腐敗；習時代改用反腐政策，規定了種種“規矩”，中紀委大刀闊斧地打擊貪官，再加上控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的護照、限制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轉出外匯等輔助措施，壹下子既斷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的錢財來路，也斷了他們手中錢財的去路，甚至還斷了他們今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的退路。於是維持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活力”的“燃料”消失了，其他派系的政府官員們開始消極怠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壹個連高層也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在極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方法是，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放慢的“新常態”，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幹”。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看妳們上面怎麽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幹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幹”，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系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在江胡時代，官場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壹“龍”壹“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在前蘇聯和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壹旦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形成，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




壹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升官就不再是唯壹的仕途指南，升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系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現在反習陣營的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習近平陣營的選擇性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胡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抵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官員們並非向往政治民主；他們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系。




“經濟督戰隊”：最後的無效手段




據官媒報道，中共高層現在認為，江胡時代實行的GDP考核機制、個人條線與腐敗化的官員晉升機制，以及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今後要“打斷”。官媒則相應表示，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已經站在了各級官員的背後；在習近平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動員令”的同時，“督戰隊”將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經濟督戰隊”是習近平陣營為了壟斷經濟與鞏固支配其他派系的官員的權力締造的最新發明，在共產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壹項創新。它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前20年的那種官員們為財欲自勵的官場運轉機制失靈了，而毛時代那種靠個人崇拜加政治恐懼的運轉機制也無法再造。那麽，能否發明出壹種與這前兩種機制不同的辦法來呢？最近當局為官員們加了薪，但那只是“胡蘿蔔渣”，與貪腐撈錢相比，實在小得可憐，效用不彰；“經濟督戰隊”只能主要靠“大棒”，逼著官員拼經濟。




在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統治者不需要督戰隊，政治壓力讓官員們乖乖地順從，沒有督戰隊，他們也爭先恐後地按照上面的意思往前沖，生怕自己落後了會被整。現在，“經濟督戰隊”自身遇到了難題，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不是“上戰場殺敵”，官員們不上心不出力，卻可以找出壹萬條客觀理由來搪塞，“督戰隊”面對幾百萬惰怠的經濟官僚，“大棒”也打不出“政績”。




極權體制抓經濟只有兩套體制、兩套路子。毛時代是壹套，江胡時代是另壹套。前壹套已被拋棄，不堪再用；後壹套曾經靠“錢老爺”當“督戰隊”，那壹套現在也不靈了；當前用中紀委來代替“錢老爺”，這樣的“督戰隊”畢竟只能督，而無法取經濟官僚們而代之。中紀委的“督戰隊”只能管到省部級，省以下的督戰隊還得靠各級黨政部門自己安排，“下管壹級”，讓怠政的中層官員督戰怠政的下級官員，彼此心照不宣，很自然就是走過場。況且，督戰屬於臨時性措施，沒法當作長期性制度。如果天天督戰，月月督戰，年年督戰，必然師老兵疲，督戰隊自己也會怠政。對“經濟督戰隊”來說，最難的是沒有執法的尺度，戰場上是退下來就槍斃，抓經濟，怎樣才算“退下來”、該執行“戰場紀律”？因為“經濟大氣候”不好而“想不出好點子”，是否都得“正法”？說到底，這是病急亂投醫。




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出場，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社會制度與社會危機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改革的終結




　　2003年5月6日，由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合並而成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正式掛牌。這個不動聲色的掛牌儀式，同時標誌著兩個時代的結束。壹個是 從1949年開始的計劃經濟時代，另壹個則是從1978年開始的延續了25年的改革時 代。對於帶有「命令和強制」色彩的計劃時代的消失，人們可能不會感到意外， 但對於壹個被經濟增長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時代的淡出，人們則多少會有些突 兀。不過，新機構的名稱已經明確無誤的將這種時代切換昭顯出來。雖然「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名稱上還保留著改革的字樣，但秩序已經顛倒。「發展」 在前，「改革」在後。聯想到「計委」和「體改委」在自己的時代呼風喚雨的日 子，這個名稱上的變化顯然不是「不經意」的。對於體改委的隱退，非常了解中 國改革的經濟學家石小敏這樣評論到：「迄今中國的20多年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 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後十年是轉型。前壹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動的， 需要有壹個宏觀調控部門來指導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後十年，改革呈現多 元動力推進的局面。體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來越小。」然而對於中國的新壹 代領導人來說，在「發改委」這個名稱背後，顯然還隱藏著他們對中國改革形勢 更加樂觀的理解。在他們那裏，經過十年的時間，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已經 基本搭建完畢，接下來的就是不斷完善的技術性修補工作。對時代的這種判斷， 充分體現在了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 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 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僅有壹字之差，即由 「建立」變為「完善」。在體現執政連續性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新壹代領導人 對現有體制基礎的信賴。這個被簡稱為「新五十條」（對應於10年前的老「五十 條」）的《決定》中羅列詳盡、條分縷析的專業表達，更彰顯了新壹代領導人越 來越濃厚的技術官僚色彩。壹位海外的評論家也註意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這個 特點，他說，「24年前的『三中全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這次的意義恐怕更多的在於技術層面、經濟與社會層面，可 能沒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義；不過沒有太多政治含義與影響對中國來說或許是 壹樁好事。」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評論員是在批評中國引為傳統的「泛政治化」 傾向。不過，這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統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與中國 今天的現實頗多不符，甚至剛好相反。實際上，自從1978年之後，中國現實政治 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經濟化」的傾向，或者更加準確的描述是：公權的商品化潮 流。中國政治對經濟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壹種更加隱秘、更加有力的方式 存在著。它甚至已經成為壹種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加難以溶解的體制形式。與 「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的樂觀判斷相比，這可能更加接近問題的真相。 而這種具有自我加強能力的「權力經濟」體制，就是為雄心勃勃的中國新壹代領 導人準備的舞臺。如果不改造這個舞臺，新壹代中國領導人的審慎、漸進、溫和 等等技術官僚與生俱來的性格優勢就可能反過來成為束縛他們的致命弱點。這種 命運，在他們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裏已經被悄悄的證明。




　　與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實際上是壹個非常典型 的技術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壹個「事務性」官員。這並非朱的過謙之 詞，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評價。縱觀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國經濟以來的表現， 朱扮演的實際上是壹個「救火隊員」，從「清理三角債」，到「經濟軟著陸」； 從「整頓金融秩序」到「分稅制」，朱鎔基的英雄時代始終被局限在壹個既定的 體制舞臺上。只不過，體制舞臺的局促被朱鎔基的個人光芒掩蓋了。朱鎔基的個 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於壹位外國政要 幹脆撇開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形容詞，以不容置疑的客觀標準評論朱：智商200 以上。在共產黨的領袖中出現這樣壹位個性鮮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見的，這不僅讓 西方人感到驚異，更使已經對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國人欣喜。如果在整 個90年代中國政治中有什麽明星的話，那就非朱鎔基莫屬。但可能正是中國人骨 子裏的這種英雄期待，導致了我們對體制和時代的錯覺。這種錯覺由於90年代中 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變得十分「真實和可信」。不過，錯覺畢竟是錯覺，朱鎔基最 終還是親自證實了這壹點，雖然他表達得很委婉。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註意 到，這位最接近西方民選政治家的領袖，在他作為總理的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 已經變成了壹位「不了解情況、自我祝賀的總理」，這與他剛剛出任總理時發誓 要「闖地雷陣」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說，在聽過他的第壹次記者招 待會後，連「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感動了。不過這家富有盛名的西 方報紙忽視了另外壹個寓意更加深刻的細節。早在前壹年（2000年）的記者招待 會上，這位總理就已經露骨的抒發了他的無力感，他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 後，全國人民能說壹句，他是壹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 慷慨壹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壹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在壹如既往的幽默與 謙虛中，朱顯然沒有克制住他對體制的無奈。壹位現代中國的總理，最高的自我 期許僅僅是「作壹個清官」，足以反襯中國政治的真實現狀。朱的這段自白，壹 方面流露出他的無能為力，另壹方面也證實了他與體制的依存關系。中文裏「清 官」的意思其實可以翻譯為「依靠壞體制作好事」的官員。以這樣壹個古老的標 準的來衡量，朱無疑是現體制中最傑出的「清官」，但清官壹詞本身的含義則界 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邊界。換句話說，朱並不是以體制本身作為改革目標，而 是以體制賦予他的權力作為憑借，在現有格局中最大限度進行資源調整，以維持 經濟平衡和經濟增長。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過金融、財政權力的上收成功的調 整了中央與地方嚴重失衡的關系模式，就是朱式執政思路的壹個典型範例。事實 上，這也是朱鎔基任內最為大膽的壹次體制改造行動。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 朱鎔基雖然暫時控制了泛濫的分權模式，但卻沒有能夠稍微改變傳統政治權力本 身。這就是為什麽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類金融、工業利益集團取代地 方政府而成為盲目投資的主角的真正原因。準確的說，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 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開掘現有體制的資源，以全力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平 衡。就這個有限的目標而論，朱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因為他畢竟將中國的經 濟增長維持十年之久，並基本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朱鎔基唯壹壹次觸及政治 體制邊界的改革，是他發誓要完成的機構改革任務（這實際上仍然壹次意義有限 的具有傳統特色的「精兵簡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便是這樣壹個單純的 「事務性目標」，朱鎔基也只能鎩羽而歸。顯然，不管朱鎔基具備如何卓越的個 人才能，但在現存的政治體系中，他都不具備改造官僚體制的足夠權力資源。從 這個角度觀察，朱鎔基將自己自限為壹名「事務性官員」，並將自己的目標完全 設定在經濟領域，的確是非常「聰明」的謀略。然而壹個嚴酷的事實是，朱已經 按照壹個清官的理想將現有的體制資源挖掘到了極限，後來者如果蕭規曹隨，依 樣畫葫蘆，恐怕就只能南轅北轍。事實上，在主管中國經濟的最後歲月中，就連 朱鎔基本人也已經無法按照原有的路徑繼續前進了。




　　關註中國問題的人都會註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最後幾年中，在中 國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 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絕對貧困化 如此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跡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雖然這些社 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頑強性格直到90年代末 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以中國的輿論管制程度，如果某個問題被允許在公 開媒體上討論，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不過，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是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 消除，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加以改良，在於目前的這種體制是 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維持中國 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但說他沒有註意到並采取措施改進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準確的。 在朱鎔基內閣的最後壹段時間中，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了壹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情。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國有股減持事件。對於很少教條思想並經常對經濟學家冷 嘲熱諷的朱鎔基來說，他推動國有股減持並不象經濟學家「竊」以為的那樣是為 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有著十分實用的目的：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資金。從 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熱心及堅決表態上看，朱鎔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社會保障 問題緊迫性。但這個過程在中國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彈。僅僅半年之後，朱就 以「本屆政府任期已經有限「為由，決定將國有股減持問題留給下壹屆政府。如 果說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還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話，那麽在他任期的最後階 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經很難走出中南海了。這無異於表明，壹個不斷制造社會問 題的體制正在不由分說的剝奪中國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盤已 經易手。無論他們多麽出類拔萃，也無能他們在民間享有多麽巨大的聲望。而對 於持續了將近25年的中國改革來說，這實際上是壹聲正式終結的下課鈴聲。因為 壹個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體制已經長大並站立起來，從此之後，它將按照自己 的意誌和邏輯改造這個國家，再也不會理會個別領導人善良的道德意願。那麽， 這個體制究竟是什麽呢？它是我們誓言要建立的那個市場經濟嗎？是我們在20多 年之前期望的那個民主自由、繁榮均富的彼岸之國嗎？




　　在壹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壹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 學家，以他壹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制， 而是因為有舊體制；而要想改革舊體制，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 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制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制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 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 的流動，腐敗不制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 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制，那就只能證明我們對現 實的麻木。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壹種普遍流行著的 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著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制的對立， 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壹個新的體制。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 很難分辨什麽是新體制，什麽是舊體制。兩種體制經過25年的磨合，已經被完全 融合在壹起，渾然壹體，天衣無縫。兩種體制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不僅不相互 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是壹種完全成熟了 的體制，它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制，更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制， 而是壹種被官僚體系操縱得遊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 制。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麽「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早就回不去了），而是 走上了歧路的問題，不是什麽「不制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已經完全被鎖 定在歧路上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像那位經濟學家壹樣）仍然沈浸在未來的想象 之中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終點。不幸的是，我們經過20多年 辛苦跋涉所到達的這個終點，並不是什麽美麗的「新世界」，而是中國歷史上反 復出現過的舊朝代的翻版。王亞南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國官 僚體系的開山之作中提醒我們，中國源遠流長的官僚政治體系有著神奇的親和力， 它可以與任何體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與古老的小農經濟，也可以與現代意義上 的自由市場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它既能夠將儒釋道匯於壹爐，也能夠將現 代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雜糅並蓄之後，自成壹體。而當今世界的這個主義，那 個主義自然同樣不在話下。這或許正是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夠綿綿延續20 00年的關鍵原因。正所謂「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我們壹直強調，中國這壹輪迄今為止延續了25年的改革，是壹個以舊的官僚 體系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體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壹 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壹階段表現得並不明顯。由於這壹階段官僚體系 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並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革 命采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壹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 革。也正是由於這壹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 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後，逐漸失去了解釋力。 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後， 中國官僚體系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 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並最終將改革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 手中。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體系憑借完全不受約束（註意：不受約束的最強 有力的理由是穩定）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肆無忌 憚的參與他們心目的「改革」。顯然，這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更多的只能是壹種 本質上的敗壞。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幹部資本主義」， 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壹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 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壹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只不過， 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中國官僚 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壹種巨大的體制性 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壹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 制。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壹個舊靈魂是如何借助新 「肉身」而復活並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 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於是，林林總總脫胎於官僚體系的政府 機構變成了面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 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 了各類咨詢部門。而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各種「市場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 國家權力機關。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壹種新的形勢被延續下來。江 蘇某個城市的壹位稅務師事務所的董事長曾經向我誇耀，他那只有幾十號人員的 事務所壹年的純利潤達到2000萬元。此人原來是該城市某稅務分局的壹名即將退 休的官員，在剎那間變成了董事長的同時，也剎那間擁有了巨額個人資產。這讓 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歷朝歷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這種真相告訴我 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壹種新的面相在中國社會中 繁衍復制的。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 面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在這裏，我們可以看 到中國壹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系具有多麽驚人的適應性。我們這壹代人曾親眼目 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 古老的怪物帶著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 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本位。其 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前。 最為要緊的，可能不是中國的官僚體系及其合謀者以改革的名義攫取了多少利益， 也不在於他們是否已經完成帶有搶劫性質的「原始積累」，而在於在盜取了改革 合法性的同時，「新」的舊體制的意誌已經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誌。如果這種意 誌是體制性的，那麽，以少數精英構成的上層分利集團對中國社會的抽取就是無 止境的。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千年開始之後的幾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官僚體系 在中國的「存量」改革中表現出了與他們的職能極不相稱的「積極角色」，從房 地產開發到國有資產改革，壹個本應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場的官僚體系，卻壹躍 變成了最活躍、最積極的「改革」動力。除了看得見的財政壓力之外，看不見的 應該是官僚體系巨大的利益沖動。中國官僚體系這個越來越反常舉動表明，中國 改革不是進入了什麽「存量」階段，而是進入了「瓜分階段」。壹個「新」的舊 體制正靜悄悄但卻瘋狂地運轉著。然而，只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制 存在壹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 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歷史也將完成又壹次可悲的循環。以現代標準衡 量，作為壹個社會結構中的壹個有機部分，官僚體系形成壹個具有自利傾向的利 益集團並不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情。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正在面臨這樣壹種 前途，那就是中國的官僚們將這個國家變成「官僚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 麽這該是我們第N次面臨同樣的歷史處境了。




　　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制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 所包含的壹個重要目的之壹，就是限制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 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 對中國歷史的另壹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 的壹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制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 後就接著發動又壹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找到正確的辦法， 悲劇和災難在所難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沒有找到更好 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系。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鄧從另壹方面吸取了 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歷史的鐘擺狠狠的撥向了另壹面。




　　有敏銳的論者提示我們註意當今中國的「重新民國化」，也有論者以更加晚 近的事實警告說：中國正在拉美化。但無論是民國化，還是拉美化，他們想指出 的大致是這樣壹個事實，即城市精英集團（他們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極小 部分）完全壟斷了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到文化權力的社會總體性資源，社 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都在這個狹小的圈子裏私相授受。而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口卻 被排拒在這個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動的承受這個圈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輸出 結果。這種畸形格局由於有越來越現代化因而也越來越具有效力的軍事權力和警 察權力而得以維持。但由此帶來的壹個結果卻是，壹個制度上的「流動性陷阱」 出現了。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將完全失去自我創新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能力，而 在壹個壞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麽這種前景離當今中國究竟有多遠呢？ 拆除那些遮蔽我們目光的時代景觀，將互聯網、私人汽車、豪華別墅等等時代標 誌從我們的眼前挪開，壹個舊式的官僚王朝就會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是壹個 被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官僚體制，附著在這個官僚體制之上並與它緊密結合為壹 體的，是各種經濟，文化的分利集團。這個龐大的上層結構除了維持統治之外， 剩下的沖動就是無孔不入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民爭利，而對提供公共服務和 公共產品鮮有興趣。中國目前的官僚體系在產權保障、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 方面動機低落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即便他們勉強提供這些服務，也多半是出於某 種牟利沖動。在這個龐大的架構之下，是以十億計的毫無組織的原子化個體，他 們被強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鏈的最下端，極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果時世平順、 經濟繁榮，這些數量龐大被擁塞在社會底層的原子化個人可能還會表現出壹如既 往的馴順，溫和，上層官僚體系也多半會顯示其親民，愛民的民本風範。但倘若 遇到急景災年或者剝奪太甚，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平時沈默、溫順的底層 民眾就可能呈現暴民化趨勢，而底層的這種騷動，也將把上層結構推向冷酷的極 化形態。這種極化形態的晚近版本就是極右的專制政權。從這個抽象的事實中， 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壹個舊式官僚國家的現代影子。所以，對當今中國更加準 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制著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 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壹樣），因而也就具有超 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迷惑 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25年之後，可能 又壹次被鎖定在壹條慣性強大的歷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壹種歷史 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實際上，深入中國社會內部，我們就能夠發現，今天中國已經在諸多面向上 有被鎖死的跡象。這首先表現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點，南京居民翁彪由於拆遷問題引火自焚。這起慘劇被 稱為「8?22」事件。不過，發生在南京的「8?22」慘劇僅僅是壹個全國性自殺抗 議運動的開頭。不到壹個月之後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將這壹把火燒到了北京。 同樣是拆遷問題，但朱正亮的自焚顯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強烈的抗議色彩。他不僅 選擇了北京，而且選擇了最具宣示意義的天安門金水橋。在接下來的整個十月， 幾乎天天有人將天安門作為他們表達絕望的場所，他們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門 變成了中國自殺抗議的聖地。以至於北京警方不得不以嚴厲口吻警告，不得將 「天安門作為制造事端、報復社會、發泄私憤之地」。100多年來，天安門壹直是 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他們社會理想的傳統場所，100多年之後，知識分子不見了， 尾隨而至的是中國的底層民眾。不過，中國底層階級來這裏可不是為了表達什麽 理想和信念，他們要表達的，是對這個社會的絕棄，其中暴力與血腥氣氛隱約可 聞。雖然這壹次他們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誰也不知道他們下壹次會指向誰。 在2003年發生的這壹系列事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通道已經完全被阻塞， 於是人們只好訴諸於這種極端方式。我們很難想象，如果這些人還有其他的表達 方式，他們怎麽會選擇以生命為賭註。這壹次抗議的主角雖然普遍是中國的下層 民眾，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其他階層就有更暢通、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更有可能的 壹種情況是，中國的其他階層境況稍好，有更多的本錢恪守中國人的隱忍「美德」。 這是中國傳統和現行體制的「陰險」之處。




　　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而在1989年之後，各階層 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於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 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 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 了「洪水猛獸」。改革壹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 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 限，但仍然不失為壹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壹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 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 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壹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 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壹個安全閥。相反，由於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 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 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於 是，壹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遊戲的局外人就 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願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願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 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於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 出判斷：這是壹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大 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壹道標誌性風 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於奔命的壹對壹談判。當然，更 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 醞釀著，生長著。如此循環，直到壓制成本變為政府壹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 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壹步壓制，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 有壹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 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 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 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壹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 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 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壹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 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系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 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




　　壹位學者在回顧中國25年的改革時，滿足的總結到，「『八九』之後，共產 黨不但沒有垮臺，80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場化改 革確實剝奪了集權主義體制的經濟基礎，而且造就了新的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但 是，通過建立精英聯盟，共產黨與新精英達成默契。如今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不再 是工農大眾，反而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為了順利論證其「中國特殊論」的 主題，這位學者使用了許多操之過急的結論，但必須承認，他對中國社會新的結 盟趨勢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過，這位學者可能沒有意識到，80年代的學生運 動在當時實質上起到了壹個平衡利益表達的作用，起到了某種類似於民主國家在 野黨的輿論組織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後，中國學生運動的沈寂可能並不是什麽 良性的發展。學生運動的消失恰恰使中國社會失去了最後壹個公共政策的辯論平 臺，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中表達自己利益的最後壹個機會被剝奪了。正如這位 學者所看到的那樣，壹個以傳統政治精英，新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所構成的新 的聯盟出現了。這個聯盟能不能成為未來中國執政者的社會基礎我們不敢輕易判 斷，但這個聯盟壟斷了中國改革中的利益表達則是壹個越來越彰顯的事實。壹個 涉及億萬人利益的改革卻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達之外，無論如何都不能 說是壹種進步，對比中國80年代，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不是放寬了，而是顯 著地收窄了。中國的改革決策變成了強勢利益集團狹小圈子中越來越神秘的討價 還價，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這種發展帶來的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後果就 是：中國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漸趨於鎖定狀態。




　　90年代中期之後，困擾中國經濟的壹個突出問題是所謂的內需不足。這尤其 體現在消費需求的不足上。這個嚴重困擾延續的時間是如此之長，以至於「提振 內需」變成了各級政府官員常年掛在嘴邊的壹個政治口號。那麽，在國民財富增 長「壹支獨秀」的同時，中國內部的消費意願以及消費能力為什麽反而會變得如 此低下呢？對這個問題，許多人都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但「有消費 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卻缺乏消費能力」恐怕是對這個悖論最有說 服力的解釋。顯然，這個事實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經遠遠不像「內需不足」這個術 語那麽中性了。這實際上在暗示，中國社會經過25年的改革，已經出現嚴重的分 配失衡。而這種失衡的持續之長及擴展之快都顯示，中國的分配模式已經在相當 高的可能性被鎖定，壹個久別了的詞匯——馬太效應，正在回到中國人的生活當 中。當然，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馬太效應」被註入了典型中國式的內涵： 被權力為分配軸心的模式不是將少數人，而是將大多數人趨入貧困的深淵。數據 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顯著縮小到1.8倍之後， 開始不斷擴大，到新世紀開始的時候，這個數字達到了3倍。而最極端的估計則是 6倍，而就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這個「極端的估計」可能壹點都不極端。考 慮到中國農村龐大的人口基數，我們很容易想見中國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更讓 人擔心的是，中國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時發生著越來越劇烈的收入分化問題。在中 國城市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兩個普通人之間的差距經常可以達到幾十倍甚至 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標準衡量這都已經不是壹個正常社會中的正常現象。不過， 這個問題的可怕之處在於：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並不是什麽偶然的個人因素所 導致的，而是隱藏在其背後日趨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發的。排除那些由於外部資 本的進入所引起內部收入分化的表象，這個核心的分配模式實際上呈現著其鮮明 的權力性格，離權力核心越近，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額就越大。其外部化的 形式則是，首都遠遠優於省會城市、省會城市遠遠優於中小城市；城市遠遠優於 農村；官員遠遠優於群眾。這等於是在說，政治權力中心就是資源中心，就是分 配中心。在我們自豪地宣稱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的時候，我 們的分配模式卻仍然是帶有強烈等級色彩的封建模式。這當然不僅僅是壹種嘲諷， 而是壹種強有力的象征。它告訴我們，中國離現代市場經濟還有多麽遙遠的距離。 壹個經濟體系的健康與否從來就不是只看它的GDP總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 合理的分配也從來不像某些故弄玄虛的理論所說的那樣，會影響經濟體系的效率。 相反，常識告訴我們，合理的分配只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效率。那些對中國GD P成就津津樂道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常識。對於現行 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憤怒情緒，壹位在中國改革之初有著鮮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經濟 學家不屑壹顧的說：「結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這句回答 在傲慢之外顯示了中國精英意識中壹種非常危險的傾向。這種完全歪曲現代市場 經濟基本精神的傾向如果真正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那麽它將不是推動而是毀 滅中國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場經濟。具有警醒意義的是，這位經濟學家是中國最高 民意機構中的民意代表。中國當今最引人入勝的思想家秦暉先生曾經雄辯的論述 過，中國改革最初在農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點平等。這壹點，似乎特 別容易被人們忘記。這種「健忘癥」不僅遮蔽了我們的常識，更遮蔽了中國社會 已經趨於極端的分配現實。




　　中國以權力等級為依據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基於壹個簡單的事實， 那就是政治權力牢牢控制著經濟資源。許多人以中國改革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來證 明，政治權力控制經濟資源的範圍已經大大減少。但這顯然只看到問題的壹個方 面，這甚至不是最關鍵的壹個方面。實際上，在中國25年改革中，權力壹方面釋 出了不少經濟資源，這包括那些處於激烈競爭行業的國有企業，另壹方面，政治 權力不動聲色地大量進入更高級、更新興的行業，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領 域，如金融、土地、新技術等等。換言之，權力在壹面制造公開退出假象的同時， 另壹方面卻在悄悄進入新的更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中國金融、土地行業充斥著 各式各樣的官辦企業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連最具高風險特征的風險投資行業， 權力也在最近幾年中大量進入。除了少量國外資本所創設的風險投資公司之外， 中國風險投資公司幾乎是清壹色的國字號。某沿海省份的壹家官辦風險投資公司 中，完全是官員身份的公司高管們竟然以私人名義占有所投項目的股份。有趣的 是，這些官員似乎絲毫也不覺的這種「改革」有什麽不妥之處。這個現象實際上 揭示了，權力壹面退出經濟領域，又壹面源源不斷的進入經濟領域的壹個真實目 的：進入就是為了退出，退出就是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錢是也。值得指出 的是，這個現象並不是個別的，而是相當普遍。90年代中期之後，國有企業和民 營企業的傳統界限越來越模煳，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產權性質模煳的企業（ 他們經常被人誤解為民營企業）。這些「官辦私有」企業會不會像改革早期的鄉 鎮企業壹樣，成為各級官員進行「原始積累」的財務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國 各地的MBO（管理層收購）浪潮中，這個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聽說南京壹家純粹 的國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們對此壹定會心領神會。




　　9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官僚企業（他們不僅包括傳統的國有企業，而且包 括諸多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偽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是壹個非常值得關註的 發展。它表明，中國洗錢和尋租進程已經開始逾越微觀領域，而走向更加宏觀的 工具。由於銀行、股市、國債、保險、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國民財富為管理對 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這些工具進行「化公為私」 的操作將更為方便、更為隱蔽、而且規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國股市中的牛市 行情，實際上就具有明顯的洗錢嫌疑。




　　雖然在形式上會有所不同，但中國改革中的經濟體系卻壹直在重復著壹個非 常隱秘的循環：壹方面廣大國民不斷通過汗水在積累財富，另壹方面，政治權力 體系又以國家的名義通過財政、金融工具抽取這些資源，以供各種靠近政治權力 體系的內部人興辦各類五花八門的官辦或「混合所有制」企業（化私為公）。接 著，這些企業就會以各式各樣的借口被掏空（化公為私）。當然，最新也是最時 髦的辦法就是MBO。為什麽中國的各級官員以及官辦企業的董事長們對其他金融知 識壹知半解的同時，卻對MBO這個在技術上相當復雜的金融工具領悟得如此迅速呢？ 原因不言自明。中國改革25以來，中國政治權力體系以國家名義所進行的大量浪 費性重復建設，只有極少數是由於當事人的無知造成的，而絕大多數都是「有意」 和心照不宣的。這不僅造成中國幾乎所有產業的嚴重過剩，更為內部人以「退出 競爭性行業」為口號進行「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創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憂慮 的是，這種原始積累壹旦打通宏觀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場，體制性的掠奪就會 開始，「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循環就會進入加速階段。而今天的中國已 經有強烈的跡象表明：我們正在走入這種循環。新世紀開始後的幾年中，在中國 證券市場、銀行系統以及土地市場中頻繁發生的各種洗錢醜聞，已經將這種循環 的瘋狂性格展露無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正在緊密籌劃上市募集，企圖再壹次用 公眾資金化解由於貪污瀆職所造成壞帳，就是這種「化私為公」循環的最新例證。 權力階級將壞帳留給了銀行，銀行再以「專業」的面目掏空百姓。這是壹個不斷 制造兩極分化的典型的惡性循環。




　　有許多人曾經寄望於這種掠奪性的原始積累將是壹次性的，從此之後，我們 就可以像許多先發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場經濟的坦途，這些依靠 搶劫起家的權貴們就會突然轉變為正經的生意人。中國25年的改革歷史經驗否認 了這壹點。實際上我們看到，從1978年開始改革到現在，中國的財富掠奪程度不 是逐漸降低的，而是不斷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當中國改革進入要素領域之後， 這種掠奪趨勢反而是在不斷加速的。事實上，只要體制是允許掠奪的和盜竊的， 那麽，通過搶劫積累財富的成本就會比正兒八經做買賣要低廉的多。而中國的歷 史和現實都表明，搶劫成性的官僚痞子們甚至根本就不屑於做生意，他們完全可 以將掠奪作為他們的終身職業。這些搶劫來的財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會重 新進入已經十分擁擠的生產領域，這些財富的可能去處是，用於揮霍、炫耀以及 進壹步搶劫的資本。這種積累與其叫做「原始積累」，不如更確切的稱之為「不 斷積累」，因為只要權力不受到約束以及權力仍然控制著關鍵的要素資源，這個 積累就不會停止。換句話說，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同時滿足，這種「積累」就將是 無止境的，不會因為某種偶然的「良心發現」而戲劇性的停止。而這兩個條件恰 恰是中國改革模式中所暗含著的，不可觸動的前置條件（它甚至不允許被討論）。 其實，只要這兩個條件被固定化，中國的分配模式就意味著將長期處於鎖定狀態。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大量不法資本所存在著的「清算恐懼」，將使得這兩個條 件進壹步被強化。這種分配鎖定所產生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其首要惡果就是， 它使中國真正的民間資本始終被固定在低水平狀態，很難產生市場競爭力。改革 開放25年之後，中國民間資本幾乎還沒有產生壹家真正有綜合競爭力的國際級企 業，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那些為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而陶醉的人們可能忘記了， 中國今天的情形與2000年來貫穿中國歷史始終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壹個可以隨 意抽取社會資源的上層官僚機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規模私營經濟。這些產 權保護屏障脆弱的私營經濟，不僅很難形成現代的中產階級群體，而且壹旦遇到 經濟蕭條或者上層財政危機，他們就會成為官僚體系剝奪的首選對象。這就是說， 他們離破產或者貧困僅僅只有壹步之遙。中國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積累循環」所 導致的另外壹個經濟後果是，它將會不斷更多的人們驅入貧困的深淵。這個後果 在國民財富增長顯著的時候，可能不會表現的那麽明顯，但壹旦經濟增長放緩， 其效果就會非常清楚。實際上，90年代後期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 時，絕對貧困現象卻有增無減。這說明，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已經存在著日益加深 的零博弈趨勢。溫州市壹個小小的副市長楊秀珠壹個人的「原始積累」就可以達 到3-5億人民幣之巨，我們可以想見中國官僚體系巨大的「原始積累」已經在多 麽嚴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貧困和剝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假設，經濟增長是 壹架永動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官僚體系的原始積累，都意味著底層階級的絕 對損失。如果中國權力體系的原始積累不受到斷然的約束，我們幾乎可以斷言， 中國城市中所出現的貧困化趨勢將僅僅是壹個開頭。與這種「原始積累」趨勢相 壹致，中國的階層結構也將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創造壹個人數不足 全國人口5％～10％，「但卻幾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官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 階級……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 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壹指」（費正清語）。在這個上層社會的下面，是壹 個人口龐大但始終缺乏保障的下層。那些自稱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驚喜的發 現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人們大概忘記這樣壹段歷史，在半個世紀之前，這些城 市的時髦場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樣也活躍著熱衷於「後現代」生 活方式的小資們。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真的就突然變成了穩定中國社會的主流階 級了嗎？盡管有各種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為止，中國中產階級肯定還是壹種與 中國現實無關的想象，是我們對中國現代化實際進程的壹種錯覺，壹種夢囈。我 們看到的是壹個逐漸兩極化的階層結構。




　　與這種逐漸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階層結構像藕合，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也逐漸 被鎖定。仔細觀察中國25年的經濟發展，我們就會發現，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實 際上有兩個主要動力。壹個來自投資，另外壹個來自出口，而推動經濟增長三駕 馬車中最為重要的消費，卻始終萎靡不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近 十年的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卻是79％，相 差將近20個百分點。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國經濟中存在著某 種嚴重的循環障礙。不過，最值得註意的是，中國最終消費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經 形成了長期的下降趨勢。從80年代開始，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以0.5個百分點左 右的速度下降。在據稱中國最發達省份之壹的江蘇省，這個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 降到了45.6%。低得不尋常的消費率，除了證明我們上面已經談到過的分配嚴重不 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說明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遠遠沒有跟上GDP的增長步伐。 在消費逐漸下滑的情況下，中國要維持GDP的增長，便只能越來越依賴投資與出口。 但在9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的這種依賴已經達到相當反常的地步。在據稱已經成 功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投資率不降反升，2002年達到40％，而中國 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先生估計，2003年的全年投資率將 可能達到45％。請註意，中國現代史上最為荒唐的「大躍進」時期，中國的投資 率是51％。而在新世紀開始之後，中國的投資率正在迅速接近這壹危險水平。當 然，我們並不是說，我們會遭遇「大躍進」壹樣的災難性後果。但是，有壹個後 果則肯定是壹樣的，那就是，這會導致對國民財富的驚人浪費，使中國本已經十 分嚴重的生產過剩情況進壹步加劇。那麽，為什麽在產能過剩情況然如此嚴重的 情況下，還會有如此高漲的投資熱情呢？這可能是中國經濟體系中壹個重要的秘 密。這個問題我們留待本書的其他章節加以討論。在這裏，我們只想指出，中國 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已經有日益鎖定的趨勢。理由非常簡單，由於中國嚴重不 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經趨於鎖定，要想維持壹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在中國壹直是 壹個政治性任務，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失業率），就必須努力提高投資率（ 在中國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經濟資源的情況下，這是壹個最容易做到的事情）， 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資必然進壹步減緩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收入增長的緩慢又 反過來降低人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資率。如此惡性循 環，其結果必然是壹場非常痛苦的經濟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在政治上是很難被 接受的。所以，在這個惡性循環還沒有達到頂點的時候，我們將會繼續看到中國 低效率投資的進壹步高漲。不過，已經有人警告，我們可能正在逼近這個循環的 逆轉臨界點。




　　如上所述，改革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另外壹個強大發動機是中國的出口 及外國直接投資。在內部消費能力遠遠跟不上快速膨脹的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中 國只好將這種過剩產能向國際市場傾瀉。中國超級出口能力在近幾年來已經引起 國際經濟體系的極大關註。「中國制造」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洪水猛獸般的恐懼， 正是這種超級出口能力的壹個明證。不過，創造中國出口奇跡的並不是什麽了不 起的秘密武器，而是壹個非常原始的手段：廉價勞動力。按照經濟學家更喜歡的 說法，這被叫做中國的比較優勢。那麽，這個比較優勢「優」到了什麽程度了呢？ 有人告訴我們：中國的勞動成本是日本和美國1/50，它甚至比泰國還低壹半。對 這種情況，有人誇張的評價說，中國的勞動力已經沒有任何稀缺性可言。無限量 的廉價勞動力的潛在供給也是外資大量湧入中國的壹個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國 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已經527億美元，壹躍超過美國而成為世界第壹。90年代 中期之後，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這壹點，對中國沿海地帶經 濟情況有觀感的人們都會有非常直觀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斷，外部市場以及外部 資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壹。這壹方面固然說明了中國勞動力 在國際市場中的巨大比較優勢，另壹方面也說明中國經濟對外部經濟體系的巨大 依賴性以及潛藏與其中的某種脆弱性。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逐年攀 升，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個數字壹直處於45％左右（是美國、日本的壹倍以上）， 這意味著，中國GDP的將近壹半要靠與外部經濟體系的交換來取得。這對於壹個本 應具有強大內部市場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相當異常。但在內部市場需求持續低迷 的約束下，要想維持GDP的高速增長於不墜，恐怕只能進壹步加大對外部經濟的依 賴程度。但是，如果想繼續這壹增長路徑，就必須竭盡全力將勞動力價格固定在 超低水平。由於勞動者的福利並不是中國各級政府的硬約束，而GDP卻是。所以對 於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惜血本吸引外資而不是想方設法提高收入、增加內部需 求就成為了各級政府官員的「合理」選擇。在中國，各級政府吸引外資已經達到 了非常瘋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變成了頻繁出席各種招商 引資會議。但要成為中國龐大的招商引資競爭中的贏家，各級政府除了廉價奉送 本地的資源（土地資源、稅收資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勞動力價格 的上漲。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許多地方領導人壹聽到本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就感到神 經緊張的原因。在中國許多地方，外商投資企業（顯然不僅僅是外資企業）已經 成為世界範圍內血汗工廠的新範例。將大量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人口限制在僅僅能 夠維持簡單再生產低收入水平之上，在總體上恐怕只能進壹步抑制中國的內部需 求。滑稽的是，這種長期來看延緩經濟增長的辦法正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名義出 籠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的巨大悖論由此可見壹斑。在增長速度依然是中國各 級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政績考量的角度看，極力營造出口和外資繁榮以掩蓋內部需 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國各級政府最「理性」的選擇（這個「理性」選擇是由於中 國目前官員的落伍的選拔標準以及政府對資源強大控制力量而成為可能的），我 們很難在短期內看到中國經濟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這壹增長模式。但最近壹個時 期發生的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模式正在走向盡頭。壹年多來人民幣在匯率上尷尬 突出的表現了這壹點。人民幣由於外匯儲備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臨的巨 大升值壓力，並不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是證明了中國經濟已經有多麽強大，中 國經濟增長模式有多麽優越，而是透露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 大麻煩。透過人民幣的匯率這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壹幅極不協調的圖畫： 宏觀的強大（表現為貿易順差和高額外匯貯備，使人民幣有強大升值要求）與微 觀的羸弱（表現為嚴重的失業、企業盈利能力的低下，這使得中國很難承受人民 幣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這實際上是同壹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強 大的宏觀形象是以政府對民間財富的抽取作為代價的。以宏觀數據計算，人民幣 不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顯而易見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將對大 量依靠國際市場生存的就業人口，以及中國的農民造成沈重打擊，而對這些弱勢 階層的打擊勢必加大中國的階層鴻溝。這個原因，正是人民幣升降兩難的最尷尬 處。不過，強政府在國內行得通，在國際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國、歐盟甚至包括 像墨西哥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越來越升級的「匯率操縱」指控表明，中國通 過強政府推動出口和引進外資的戰略已經接近極限。想要繼續延續這壹模式，我 們恐怕只能將大量的剩余產能向非洲這樣的地方傾銷。不過，連中國自己廣大的 低收入人口都無法消費的產能，貧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無論從什麽角度看， 改變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現狀，以增加中國內部需求，都是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 長的正途。但很顯然，在中國經濟分配越來越兩極化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改 變這種模式的具體辦法。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我們甚至很難看到改變這種模式 的意願。所以，我們可能只能眼睜睜的等待這種模式壹直運行到衰竭並最終以災 難性的形式收場。




　　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呈現出了極其復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 只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歷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 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於中 國具有強大鉗制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以官僚階級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改革模式 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治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文 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制。這壹點，歷經25年改革未曾稍變。 換句話說，在對中國官僚體系——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具有「無與倫比生命 力」的政治體系，的監督和約束方面，我們還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為遙遠的 過去。25年來，這個古老的政治體系因緣際會，創造了讓幾代中國人都非常陌生 的社會、經濟景觀。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我們今天對中國物質生 活變化的感受，與洋務運動、壹戰以及其他類似歷史時期的中國人是否壹致。然 而，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揭示而且在後面章節中要更加詳盡揭示的那樣，壹直蟄 伏在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幽靈，完全有可能反過來吞噬我們已經得到的壹切，將我 們再次拋入歷史黑暗的輪回之中。無論這個輪回被賦予多麽炫目的現代色彩，但 在精神上它仍然是歷史的壹次簡單而粗痞的重復。這種危險，由於中國文化轉型 在90年代之後又壹次悲劇性中斷而變得愈加可能。從任何角度講，文化轉型都是 引導、維持、最後鞏固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基礎架構。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在25 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時間。與那些在短期內能夠發生深刻變化的經濟體系、 社會時尚相比，中國社會在後改革時期所出現的某種日趨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 經成為中國未來最致命的隱患。如果文化被鎖定在壹條歧路上，那麽，中國人回 頭重來的時間就可能極其漫長。在某種意義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後， 中國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墮入了某種「初人」狀態。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規則、 制度、倫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對實力或者暴力的恐懼和崇拜。他們以最市儈的 機會主義對待壹切事務，壹旦得逞，便飛快的貼現。他們不相信明天，蔑視人類 壹切美好情感和文明準則，以為那不過是他人獲取利益而偽裝出來的假惺惺的道 具，但只要需要，他們就立即可以變為某種主義的信徒。他們只服從暴力的權威， 在暴力圈定的邊界之外，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從，文化的指引、倫理的約 束。簡言之，他們是壹群狡猾但完全喪失了自組織能力的原子化個人。中國人的 這種文化選擇是無奈的，因為僅在咫尺的，就是中國官僚體系在改革中不斷「成 功」的示範。在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官僚體系的約束能力之後，中國人只能爭先恐 後的加入這種「市儈」比賽，以免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被淘汰出局。這其實 就是我們在近十年的改革實踐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實。中國商界很知名的地產大腕 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曾經放言說，自己從來沒有行過賄， 但在場的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這個論壇規格較高，回報王石的 可能就不是質疑，而是壹陣狡猾的譏笑了。對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嘆說，「這個 社會的誠信危機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過，司空見慣的行賄或者誠信危 機顯然已經不是中國文化毀滅最極端的例證了。毫無疑問，建立在這個文化基礎 上的中國改革及其「市場經濟」成果，不僅是畸形的，「壞」的，而且隨時有塌 陷的危險。




　　在對待文化改造的問題上，我們將毛澤東與鄧小平做壹個比較將是非常有趣 的。同為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者，毛澤東顯然要比鄧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會 轉型中的作用。他總是試圖用喚醒人們精神力量的方式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 會。這壹點不是偶然的，在毛看來，任何社會轉型都意味著精神與道德的轉型。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對這種精神轉型是如此 迫切，以至於他不能夠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將它命名為「文化革命」。 對毛澤東的激進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則幹脆將它解釋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林彪的附和雖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確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無論在 方向上還是方式上，我們都不能同意，但毛對社會轉型文化本質的洞察顯然具有 入木三分的深刻之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就顯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鄧似乎沒 有意識到，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壹系列可見的制度、規範，更是隱藏在其下的對這 些制度起著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將市場經濟置於堅實的民主和自由的 文化基礎之上，市場經濟不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謂「壞」的 資本主義在現代化的歷史上比比皆是）。鄧的這種粗心和實用主義態度被中國的 官僚體系利用了。他們以「改革」的名義將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說的變成了私下裏 的「官僚內部人的利益最大化」，並冷酷地將這種不擇手段的瘋狂攫取貼上「必 然代價」的標簽。如此，改革就被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徹底置於了文化的流 沙之上。改革變成了打引號的「改革」。




　　在中國經濟學界壹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吳敬璉先生，在上個世紀將近結 束的時候，用憂慮的口吻評論了中國改革。他說，「我常常覺得，改革後十年中， 好像支持搞正正經經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強，而是在削弱。光是靠壹些知識分 子的理念支撐，會是蒼白無力的」。所以他將繼續改革的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家 和民間力量的成長上，在他看來，如果這些力量不能成長起來，「就會越來越沒 有人支持壹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吳先生壹直以對中國現實的敏感著稱，這壹 次看來他又說對了。不過，他將中國改革的後續動力寄托在中小企業和其他民間 力量上，則是誤判了中國的形勢。且不說中小企業有沒有力量（更沒有組織性的 力量），即便他們有力量，他們也只會同意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他們甚至只 會同意短期有利於自己的「改革」。中小企業如此，其他階層亦然。而那些知識 分子（僅僅是很小壹部分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對許多人來說更是壹種完全 不切實際的「臆想」。此階層眼中的改革，已經不是彼階層所要的改革，甚至正 是他們要反對的「改革」。中國社會文化對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經完全處於癱瘓狀 態。所有的階層都已經被動「適應」了官僚體系對中國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當 今中國還有什麽力量真正擁護改革的話，那麽它們就是中國的官僚體系。他們壟 斷了改革，所以對「改革」的意義心領神會。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的地位越是不 受挑戰，他們投身「改革」，推動「改革」的激勵就會越強烈。這就是為什麽在 今天的中國，官僚體系及其同謀者會成為「幹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積極推動者的 原因。而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躍程度，也反過來證明了， 官僚體系對中國社會的言論鉗制已經達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國社會已經完全 喪失了對官僚體系濫權的抵抗力，中國文化已經完全喪失了對改革的批判力和塑 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為問題。從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 「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現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體系除外）」， 中國改革在早期強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經成為幾代理想主義者的灰色記憶，被塵 封於歷史的角落之中，生銹、發黴。改革死了，我們怎麽辦？

社會制度與社會結構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新階級，舊景觀




　　傅祥，是中國江蘇省揚州市的壹位下崗工人。20多年前，他與許多知識青年 壹起，從江蘇北部的壹個貧窮的農村，回到了這座城市。然後，他進入壹家皮鞋 廠做了壹名工人。從農民變成工人，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壹次階層轉換。按照中 國社會學家的劃分方法，傅祥實際上已經躋身於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中產階級」 行列。的確，在這座歷史上以繁華和富庶著名的中國城市中，傅祥的日子雖然遠 遠算不上「中產」，但與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麽兩樣。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 的身份已經賦予了他某種職業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義所寄托的 那樣，穩定而安詳。在整個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靜的。進入90年代之後，皮 鞋廠的困境日甚壹日，用賣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終於，傅祥下 崗了。現在，傅祥住在他那間父親留下來的已經殘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領取19 0元的下崗「工資」。傅祥的這間住所陰冷而潮濕，為了節省開支，傅祥在晚上已 經很少使用電燈了。傅祥已經結過兩次婚，白天，他經常將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 個年紀很小的兒子獨自鎖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無論是在他自己還是在別人 的眼光中，經過20多年的變化，傅祥已經徹底的沈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在接近 60歲的時候，他的未來似乎變得壹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於這座城市壹個十分古老的街區。據說，這個街區是幾百年前 清兵火燒揚州時僅存的十八戶人家，故名「十八家」。這個非常有歷史的街區， 這壹次又通過傅祥的經歷，演繹著中國最新近的壹段歷史。見證過中國改革開放 25年歷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經歷只是中國最新壹輪劇烈階層分化的壹個縮影。 這種悲喜劇，正在中國廣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著。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寫同壹本書的同壹章節的時候，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社會正在從壹個同質社會迅速的走向壹個層次分明的社會；從壹個差 別很小的社會演變成壹個差別急劇放大的社會。差別的形成過程正是壹個社會內 部能量聚集的過程。可以想象，在壹個有著12億人口的巨大社會中重新分層並制 造令人目眩的財富差別，風險將是巨大的。那麽這種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掠奪色 彩的重新分配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是中國社會從此走向良性循環的契機，還 是重新蹈入歷史災難的又壹個拐點？這是壹個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很 快就會面對，中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刺眼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給我們日常生活所帶 來的強烈震撼。我們將看到骯臟混亂的貧民窟和富豪盈門的高級俱樂部所構成的 鮮明對比。」八年之後，傅祥的生活變化證實了這個預言。只不過，傅祥以及其他個案所 顯示出的絕對貧困程度，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當初的估計。




　　壹、農民，被隔離的底層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壽縣的農民發起 了聲勢浩大的抗稅「暴動」。這次暴動，無論是規模之盛，還是時間之長，都是 中共建政之後的最高記錄。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 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眾。對於壹直就以「農民問題專家」自命 的中共來說，仁壽農民暴動可能只是壹個丟人的「洋相」而已，但對於闊別農民 運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就意味著某種不祥的歷史接續。在中國將 近1個半世紀的現代化歷史中，農民問題壹直就是中國現代化的壹個重要面相。也 正是憑借對這個中國式問題的清醒洞察，中國共產黨才從壹個小小的革命集團而 最後成為壹個強大的執政者的。仁壽縣，位於中國內陸省份四川，離省會成都不 遠。在過去的壹個半世紀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壹直是中國農民運動 的發祥之地。在平靜了40多年之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壹次爆發在中國偏遠的 內陸省份，這很難說是偶然的。不過，仁壽農民運動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方面，是 它爆發的時間。仁壽農民暴動，發生在1992年年末，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僅僅壹 年時間。1992年，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壹個重要的轉戾點，是以城市為主的中國 市場化改革壹個大規模的重新啟動時期。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中都彌漫著 壹種「新紀元」的躁動，開發區遍地拔起，壹夜暴富的財富神話四處流傳，所有 的城市人都被壹種興奮和焦慮緊攥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絕對優勢地 位，使資源在短時間內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這背後，並作為中國城市迅速抽取 農村金融和財政資源的壹個直接後果，農民迅速地暴動了！在長達壹個半世紀的 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壹直就是壹枚硬幣的 兩面。就性質而言，仁壽農民暴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農民運動並沒有什麽不同， 不過是綿延於中國近代史中的眾多農民運動中的最新壹次。其重要性僅僅在於， 它重新開啟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問題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後， 中國農村類似仁壽事件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在這個意義上，仁壽農 民暴動實際上是將壹個古老的中國問題以壹種現代的形式又壹次提到了我們的面 前。從1979年鄧小平開始他傳奇的農村改革，到1992年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市 場化改革，中國農村度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時光，於是，農民問題退出了中國人的 視野。時隔十多年之後，仁壽農民以「起義」的方式告訴我們：那只是壹個假相。 中國農民短暫幸福時光的結束，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壹絲 余蔭消失了。這個發端於1979年的農村改革，曾經創造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溫飽 傳奇，其成果庇護中國改革將近20年之久。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啟市場 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面前。與 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跡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如果說1979年之 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麽1992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偽市場化」 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偽市場」的雙重剝奪。自1992年以 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為壹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 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壹點）有外國 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 民黨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顯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比 1.5，超過2的國家極其罕見。而現在所有統計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估計都超過 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種隱性福利，這個數據甚至達到4-8倍。結合許多 學者對中國內陸農村悲慘現狀的切身描述，人們可以提出的唯壹問題應該是：中 國農村的「暴動」為什麽會這麽少？對此，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精辟地評論到：中 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由於對1949年之前的農民問題沒 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很難判斷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是否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 但有壹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遇到了壹個老問題。




　　在中國發生的所謂鄧小平奇跡，準確的說是壹次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奇跡。 而鄧小平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聯產承包責任制」 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對於這個改革，中共壹位老資格的農業問題專家曾經感 慨的說，「在我過去四十年的農村工作中，前後兩次真正看到黨的政策發動了農 民。壹次是1942年在太行區黎城縣的減租減息和退押運動（他當時擔任該縣縣委 書記）……第二次，就是這次建立家庭聯產承包制」。然而，與鄧小平所有的思 想壹樣，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思想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個由鄧小平的兩 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試驗繼而在中國大陸廣泛推廣的「聯產承包責任制」， 雖然神奇的釋放了中國農民的創造潛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簡單」的發明 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使中國農業躍上了1984年的頂峰，但我們不能不看到，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環境已經大變，聯產承包——這種曾 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渡性土地制度的潛能已接近油盡燈滅之時。確 切的說，這個主要以增加糧食產量而不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 度的潛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釋放到了極至。只不過，這壹點遠不如今日這 般顯眼而已。




　　1984年之後，中國農業（當時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上）逐漸趨於停滯狀態， 糧食價格的波動也趨於頻繁。每壹次波動之後，增加農業投入的呼聲便會隨之高 漲。1993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聲聲不絕。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 收效甚微。雖然中央政府壹再強調農業尤其是糧食對於壹個13億人口大國的戰略 重要性，壹再強調所謂「無農不穩」的古老訓誡，但農業投入在全社會總投入中 的比例還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農業投入占國家總投資 規模的比例在1978年達到10.3％的紀錄之後，就開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時候， 農業僅占2％，在扣除通貨膨脹後，1994年的農業投入實際上是－7％。不過，政 府對農業投入的不足，並不是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壹個顯見的事實是，作為壹 個有巨量農業人口的國家，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補貼8億農民。這樣，對農 業的投入就只能落在農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這壹點上，聯產承包制構成了致命 的障礙。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獲得僅僅是期限相當不確定的經營權，而不是所有 權，農民對土地收益預期的不穩定性可想而知。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 們經常可以聽到對中國農民「短視和愚昧」的嘲笑，所謂「寧願花巨資蓋房，也 不願意花錢投入農業」。不過這種嘲笑除了證明嘲笑者自己的無知之外，更精確 的刻畫了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無能。事實上，在中國國有企業廣泛試驗過的「承 包制」，也遇到了類似的產權困境。只不過，這種產權制度在激發企業承包者的 短期行為方面，比在中國農民那裏表現得更加露骨。最起碼，中國農民還有壹份 對土地的傳統感情依賴。在這樣壹種土地產權的安排下，農民除了維持最基本的 生存所需之外，能夠做的就是，盡量減少對土地的投入。基層官僚體系從個人利 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對農村地權的隨意調整，也加劇了這壹趨勢。山西壹位村支 部書記甫壹上任就立即廢止了原來的承包合同。這位蠻橫的基層幹部對這種毀約 行為毫不在乎，他說，「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動搖，我不管他那壹套，我想怎 麽調就怎麽調。」而這位山西村支部書記的壹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脅農民：「誰敢 往上反映就整死誰」。要緊的是，這種借助政治權力損害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情況 並不是個別的。這其實說明，雖然具有法律性質的「聯產承包制責任制」在表面 上規定了農民的「經營權」，但通過各級官僚體系的侵蝕，真正到農民手上的， 實際上連「經營權」都不是。在這樣壹種事實契約中，如果中國農民還拼命在土 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證明他們的腦子真的壞了。事實說明，中國農民的腦子沒有 壞，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以減少對土地的投入來規避損失。這種 規避在80年代末期表現為減少投入（官方資料顯示，農民對農業的投入1989年比 上年減少22.2％，1990年減少 35.4％，1991年更銳減38.2 ％。），到90年代中 後期則演化為大量撂荒，青壯勞力悉數出走。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只剩下老人和 孩子的荒涼村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中國農村的衰敗程度由此可見壹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經創造過什麽的人間奇跡，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懷 有什麽樣令人生疑的政治動機，中國90年代直到今天的農村現實告訴我們，這個 在曾經7-80年代十分靈驗的土地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的麻煩。這個麻煩不僅來 源於我們上面已經論述過的產權問題，也同樣來源於這個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規 模經營問題。土地碎化，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特殊的資源稟賦所賦予 中國農業的壹個突出特色。在城鄉分割，農民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個特色 導致了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困境。所謂「內卷化」指出的是這樣壹種情形：即 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資源約束之下，中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加人力及其他 投入，引發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如此，農民的耕種主要變成了煳口和生存， 而不是指向利潤。在中國的壹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76畝，低於世界 0.8畝世界土地警戒線標準。也就是說，在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越過土 地供養人口的極限水平（而提高農業單產水平總是有極限的）。顯然，這個趨勢 構成了對現代化農業的壹種反動。「內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壹 種「退化」和「不發展」狀況，與具有濃厚「進化」意味的「現代化」含義恰成 兩極。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決了激勵難題的同時，卻繼承了這個特 色。在與其他先對代產業的競爭中，農業本身就具有無法克服的比較劣勢，中國 以戶為單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加劇了這種劣勢。




　　無論是依經濟之規律，還是征諸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之歷史，規模經營 都是中國農業難以逾越的壹個的必經過程。然而，在中國談規模經營，很容易讓 人們聯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制度雖然有土地集中，規模 經營的優勢，但其衰敗的內部激勵機制卻早已聲名狼藉。1979年後中國農業發展 的歷史經驗也證明，現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帶有小規模經營的特點，其績效也要比 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優越得多。如此，設計出壹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勵優勢，有能 發展大規模經營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鑰匙。在我們的想象 中，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唯壹壹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規模的私有化。只有 這樣，土地才能夠迅速集中在少數有經營水平的農民手中，並使中國農業在規模 經營的推動下走出困境。不過，這種辦法很難為現有的中國領導人所接受，且不 論其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 的碩果僅存的最後壹份遺產，任何中共領導人跨出這壹步都必須承受致命的政治 風險），單就其操作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巨大社會痛苦，就足以使任何壹位中國 領導人望而卻步。素以鐵碗著稱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期談到農村 股份制的時候，曾經隱晦的談到了對土地私有化的擔心。我們很容易猜想，他的 眼前浮現出了這樣壹幅圖景：大量失地農民在中國城市和鄉村四處流竄，尋找著 生存機會。膽小的賣兒賣女，膽大的則偷竊、搶劫、殺人越貨。他或許在擔心， 中國會不會再來壹次打土豪、分田地？對於有過1949年之前中國生活經歷的人， 眼前浮現出這樣壹幅駭人的圖景或許算不上誇張。理解了這壹層，我們就可以理 解，中國領導人對土地私有化的疑慮並不完全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有著 深刻的個人經歷的因由。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確順序應該是，先進城， 後私有。但在當代中國城市已經進入排出勞動力階段的時候，我們懷疑農村土地 私有化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的確，在城市不能為中國農民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的 情況下，土地的急驟集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苦難是非常現實的。更為棘手的是， 我們甚至無法判斷，今天中國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國時期更好。 中國城市失業率在90年代後期急劇升高的事實，增加了我們這種懷疑。農村問題 在當代中國的嚴重性與復雜性在於：它幾乎與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交織在壹起。 如果放任農民工進城，那麽他們就可能與城市失業工人形成生存競爭，如果以提 高糧食價格地辦法將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則可能對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業工 人構成致命打擊。




　　正是在這種左右支絀的情況下，為了穩定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朱鎔基先生 在90年代中後期重新恢復了國家對糧食的收購政策。這壹行政措施不但沒有挽救 中國農業的頹勢（事實上，中國糧食產量自1999年之後連續四年下降），而且造 成中國國有糧食系統3000億的虧損。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幾次重要的失敗 之壹。很清楚，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規模經營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暴 露得十分徹底，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都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有跡象顯 示，中國新壹代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 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上，中國新壹代領導人這樣表達了他們的突圍欲望：「農 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 展適度規模經營。」「適度」壹詞昭顯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如履薄冰的心 態。這種心態，與其說反映了中國新領導者的穩健風格，倒不如說反映了中國農 業進退維谷的痛苦處境。然而，與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悠然從容」相比，中國 的農民卻在飛快的滑向深淵。按照中國壹位著名鄉官李昌平先生的說法就是：農 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先生為他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觸目的 證據是，在他曾經管制的鄉村中，經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訴他，他們希望早 點了結自己的生命。這可不是農民說著玩玩的，就在這位良心未泯的鄉黨委書記 辭官後不長的壹段時間中，他所在的湖北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自殺。




　　中國農村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又壹次深淵之旅，由於另外壹個因素而變得 更加難以預測。這個因素就是WTO。雖然有「聰明」的經濟學家舉出這樣和那樣的 證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實卻是，在加入WTO的當年， 中國最具農業競爭力的幾個省份就立即發生了「新東北現象」。在陡然面對國際 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 襯托得壹覽無余。2004年中國在停止多年之後重新從世界市場上進口糧食，引起 世界糧食價格波動。這個有力的跡象表明，中國農民的命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 全球市場聯系在壹起。實際上，早在1995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如糧食、棉花、 羊毛、油料等產品的價格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只不過， 由於當時封閉的市場環境，沒有人過多的註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險信息。當時的壹 則報道曾經透露，中國大量進口糧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農產品價格大 幅上漲。90年代中國農業所顯露出來的危險跡象被壹位美國專家敏銳的捕捉到了。 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為壹個聳人聽聞的書名：《誰來養活中 國》。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壹聲。事實上，無論是從 科技支撐、產權制度還是產業化程度，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都 不是壹個數量級的。這個明顯的不利因素，遲早都會發生作用。我們所不知道的 是：它會以什麽樣方式展開以及這場競爭的殘酷程度。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 農民屢見不鮮的農民抗議畫面，為中國農民可能的生存境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藍 本。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中國的農業人口有接近八億之巨。或許，中國（當然 也包括中國農民）最終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壹個必然的趨勢，但我們必須提醒的 是，這個過程可能相當冷酷。當然就目前中國農民已經在生存線上掙紮的現狀看， 中國農民的確沒有理由懼怕國際競爭，因為他們的處境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了。 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對入世之後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樂觀預測才 是正確的。很顯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這樣壹個殘酷的假設之上的：中國農民對 惡劣的生存水平有著超強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國特殊的農業資源稟賦和落後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 還有另外壹個重要來源，這就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龐大的官僚體系。有統計 表明，僅鄉鎮壹級，為了維持官僚體系的生存，每年就要從中國農民身上「創收」 1840億元。




　　中國的學者喜歡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結為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 ，但這個形象的概括卻具有明顯的誤導作用，因為所有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問題， 其根源卻在遙遠的城市，在盤踞於遙遠城市之中的官僚體系。現在已經很出名的 農村企業家孫大午用樸實的語言概括了這種狀況，他說，「問題在下面，根子在 上面」。沒有理解錯的話，他所說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體系。在90年代中期 之後的中國媒體中，農村基層官員已經變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中最負面的典型。這 造成了壹種廣泛的錯覺，以為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有罪惡行為都是由這壹群目無 綱紀的基層幹部獨立制造的。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確實有許多駭人聽聞的紀錄，但 準確的說，他們經常只是這些悲劇的實施者，而不是導演者，真正的導演者是具 有強大剝奪性的中國官僚體系，然而，他們卻在農民看不見的地方。農村基層官 員不過是這個層次復雜的官僚體系中的最低壹層，是官僚體系這部噬血機器插入 中國底層社會的壹個個針頭。這個位置註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官員將在官僚機器與 底層民眾的沖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資源極其稀薄的中國農村，與掙紮在溫 飽線上的農民爭奪生存資源，這個角色就必然會帶有某種血腥的氣味。中國媒體 最近幾年披露的事實說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暴力行為已有愈演愈烈之勢。19 99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松因上訪反映村小學建築中的經濟問題，被公安機 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之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其殘忍和血型程度令人 發指。




　　通常說來，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暴力手段都是壹種成本高昂的選擇。 因為這不僅可能帶來暴力的抵制，而且壹旦事情鬧大了，發展成為某種群體性事 件，基層幹部還可能受到上級的懲戒。李昌平就曾經成為過這種上級追究的替罪 羊，原因是壹位村民的自殺事件引起了高層震怒。這就引出了壹個問題，為什麽 在外界看來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呢？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 國農村的生存資源已經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 為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壹個靈敏指標。雖 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 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 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 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註意的是， 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 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作為國家官 僚體系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 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 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 的服務對象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農民只是他們滿足上級需要的工具。當 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 候，壓榨農民就成為基層官僚的唯壹選擇。從國家那裏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 以及農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這種明顯具有暴力性質的壓榨獲得了廣闊的空間。 據李昌平統計，僅監利壹縣，被非法關押過的農民就數以萬計。只有當這種壓榨 不堪忍受，足以激發民變的時候，農民才會以「穩定隱患」的形式進入城市官僚 體系的視野。而在平時，農民既不是他們負責和服務的對象，也不會對他們個人 前程構成任何損害。正如農民看不見城市官僚壹樣，城市官僚也看不見這個數量 驚人的底層階級。在那些離農民更加遙遠的城市官僚看來，農民不過是他們越來 越瘋狂的「政績」攀比的壹個工具，是他們維持日益浮濫的官僚系統運轉的壹個 抽象的「稅基」。顯然，災難發生在底層，但壓力卻來自官僚體系的上層。




　　漢學家杜贊奇先生曾經用「國家經紀」這個獨特概念來描述中國官僚體系在 基層與農民的互動。但與杜贊奇先生描述的那個時代相比，中國的今天的基層官 僚已經基本上喪失了農民保護者的功能，走到這個譜系的另外壹端，徹底蛻變成 了「掠奪性經紀」。這種蛻變與中國官僚體系在1949年之後對基層更加成功的控 制是壹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因為基層官僚更多的已經不是出自民間的鄉紳， 而是國家的正式官員，他們所承受的來自官僚體系的壓力遠比來自農民的大。壹 位河南的鎮黨委書記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處理不好對『上』的關系，更 是不行，因為『烏紗帽』在提在他們手上，隨時可將妳撤職，結束妳的政治前途」。 正是這位鎮黨委書記的前任，甫壹上任，便大搞政績工程，又是向銀行貸款、又 是向農民攤派（其攤派之多，相當於當地農民全年收入的壹半），以至於最終激 起民憤，導致數千農民圍攻鎮政府。在他的政績工程還沒有來得及兌現為進身之 階的時候，這位雄心勃勃的黨委書記自己卻被村民毆打入院。從這個倒黴的鎮委 書記的經歷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國農村基層官僚的壹種激勵來源。中 國官場中的升遷雖然標準十分模煳，但經濟增長（實現這種增長最簡單易行的辦 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見的形象工程）則是他們向上流動壹個必不可少的硬指標。 對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官僚體系，這個指標關乎政權的合法性，對於各級官僚， 這個指標則關乎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短期內制造快速的經濟增長，需要對資 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於是大肆借貸、攤派、竭澤而漁就成為中國官場中壹種十 分流行的取悅上級的手法。很顯然，中國基層官僚許多荒謬的舉止都來源於中國 官僚體系給予他們的不當激勵。而這種目標恰恰是中國官僚體系最高層以「國家 建設」的名義逐級分解、傳遞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幹部許多看似乖張的 行為實在不是他們個人的率性之為。不然，我們就難以解釋這種行為為什麽會蔓 延得如此廣泛。我們壹直強調，中國改革的壹個隱含邏輯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 這樣，中國官僚的行為激勵中就不僅包括了政績的極大化，而且也同時包括了個 人財富的極大化。財富最大化所引發的自我激勵雖然沒有政績激勵那麽具有合法 性，但其激勵強度並不亞於政績激勵。經過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國官僚甚至能 夠將這兩種看似沖突的激勵非常巧妙的融合起來，（例如，他們利用公共建設將 個人財富和政績最大化的結合在壹起）中國官僚體系對時代精神的「適應」能力 實在讓人驚嘆。不過，在這種令人驚嘆的「適應能力」背後，則是官僚體系對民 間財富的極大化抽取。只有這種力度的抽取，才能夠滿足新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在 政績和個人財富兩方面同時膨脹起來的欲望。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官僚體系 顯然更多了壹種抽取民間財富的激勵。作為中國的政治邊緣和社會底層，中國農 民是離官僚體系決策過程距離最為遙遠的壹個集團。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談判能 力以及信息反饋能力最低的壹群。這種地位決定了，農民將是官僚體系利益惡性 最大化的首選犧牲對象。當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拮據的時候，這種「抽取」就可 能將農民直接驅趕到生存底線之下，制造出龐大的「博命集團」（這是吳思先生 壹個精彩的發明），此類博命集團在中國2000年的王朝循環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 角色。很多人都已經註意到了，從1998年開始中國農民收入進入了壹個新的下降 周期，農民純收入增速急劇放緩，大幅落後於GDP增速，其中 1997年為增速8.5% ,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進壹步降到了2.1%。這遠遠落後GDP的增長速度。 不過，幾乎很少有人追問為什麽是1998年？其實原因非常簡單，1998年亞洲金融 危機的後果開始在國內發作，官僚體系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驟然增加，所謂「積 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這種壓力的壹個後果。這種「積極財政政策」的壓力通過官 僚體系逐級轉嫁，最終落在了最弱勢的農民頭上。所以，農民收入「選擇」在19 98年開始下降，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種財政和經濟危機的結果。由此觀之，農 民收入實在是中國經濟和財政狀況的壹個晴雨表。




　　在中國改革之前，官僚體系對中國農民的抽取是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實施的。 有人曾經計算過，1952年到1986年，中國官僚體系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名義從農 村抽取了約7000億元，這筆在當時十分巨大的財富通過官僚體系直接流入了城市。 國家工業化，是當時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為各級官僚默會的政績 依據。改革之後，這種抽取並沒有停止，只是口號變成了「經濟增長」和「改革」， 而其手段也由單純的行政抽取變成了行政和市場的雙重抽取。據中國壹位社會學 家的估算，改革之後，僅僅通過無償義務工，國家每年就從農民那裏拿走1000～ 2000億元。同樣是這位社會學家的估算，1985年之後，由於國家取消了對農村教 育的撥款（中學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學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農民自籌經 費，這壹項「改革」，國家又從農民手中每年隱性「改」走了300-500億元。難 怪有人將中國農村稅收政策譏諷為「負累進」制度。如果加上諸如金融等更加隱 蔽的市場化手段，國家以「改革」和「經濟增長」名義從農村抽取的則可能是壹 個驚人之數。體現在統計所謂比例上則是：農村為國家貢獻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 26％，而得到的財政撥款僅占9％；與此同時，農村為國家銀行系統提供了1/3的 存款，卻只得到了1/10的貸款。這等於是在說，改革前後，中國官僚體系對農村 的抽取並沒有絲毫好轉的跡象，只不過名義變了，手段變了。這壹點，並不能因 為農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蓋。改革之後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後的農民狀 況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農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卻遭到了更兇狠的掠奪。




　　這個結論可以從80年代中期之後，農民與其他階層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 接觀察到。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先生由於集資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為他違反 了某種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而實質上則是他妨害了某種「國家能力」，因為金 融這種配置資源的市場手段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官僚體系從農村抽取資源的壹種 行政渠道。理解了這種因果關系，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孫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將 農村統攝於改革時期整個官僚體系的框架中，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局限在與基層幹 部博弈的框架中，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國農民的困境。農村問題，無論是 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本質上都是壹個城市問題。這種本質，在中國最近幾年 中國城市化最為迅猛的時期，表現得極其尖銳。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將農民城 市化，而土地作為壹種重要的資本則是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根本。然而，恰恰 是這種資本，卻遭到了無情剝奪。粗略的統計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政府通過 征地（實際上是壹種強買）剝奪了農民至少5萬億之多。




　　中國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雖然規模巨大，卻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動 員和組織成本極其高昂。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很難成為壹個有效的壓力集團。 他們受剝奪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官僚集團的良心和自我約束。但中國2000年的 歷史以及我們對中國近20多年改革時代的體察都告訴人們，這是非常靠不住的（ 這其實是壹個常識）。否則，對官員有著最為完備的道德訓誡體系（裏面充斥著 親民、愛民以及自我約束的勸諭）的中國就不會發生那麽多破壞性的王朝更替了。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中國的官員感慨說，我們農民多麽好呀。他們是在贊美中國農 民的超級忍耐力。他們也經常將社會穩定的希望寄托於中國農民的這種馴順性格 上。的確，只要剝奪沒有超過生存底線，中國農民就是人們眼中的順民、良民、 賤民，但如果超越這壹底線，中國農民就會立即顯示出他們的另外壹種歷史面目： 暴民。賤民和暴民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間實際上只有壹步之遙，或者根本就是 壹體兩面，角色的轉換瞬間就可以完成。承平時期壓榨賤民，危機之時防範暴民， 中國官僚體系2000年以來的基本職能總是在兩極之間來回搖擺。走出這個怪圈的 唯壹出路，就是將農民變成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的現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號稱 進行了20多年現代改革的中國，無論是在統治者那裏還是在被統治者那裏，我們 都還沒有看到這種意識的萌芽。壹位社會學家在與中國河南省的某個地方當局探 討艾滋病人（這個地方地農民由於賣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規模感染）的救助時，從 地方官員那裏得到的答復相當令人震驚：「妳們為什麽這麽關心他們？這些人， 讓他們自生自滅吧。」地方官員對農民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壹種不不祥的征兆， 它意味著，壹旦危機席卷，農民仍然會扮演他們反復扮演過的傳統角色。暴民是 臨時聚集在壹起的破壞集團，沒有長期的組織目標，不善於談判，也不屑於談判。 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破壞和顛覆。1993年的時候，中國出現過壹本爭議極大的著 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國》，在書中，作者將中國的八億農民比喻成「活火山」。 火山平時看上去與其他的山頭沒有什麽兩樣，恰如今日沈默、厚道的農民，但壹 旦開始噴發，就會在短期內發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暫、猛烈、無明確先兆的 特性而言，將中國農民比喻成「活火山」無疑是神來之筆。有人將阻止火山爆發 的希望寄托在壓制農民的結社權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與農民集團的疏離上，以 為如此壹來，農民就只有在分散狀態下逆來順受的份，但這恰恰是危險所在。因 為暴民集團從來就不需要什麽嚴密的組織，也不需要什麽長期目標，他們甚至也 不需要所謂精英人物。把他們聚集起來僅僅是壹種共同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可能 只需要壹個簡單的信號，壹個莫須有的謠言，壹個敢於登高壹呼的山大王，就能 夠在剎那間掀起風暴。事實上，從中國過去十多年中連綿不斷的小規模的暴動中， 我們已經看到這座活火山又壹次周期性活動的跡象。畢竟，中國農民被剝奪的太 久了。他們發動了這壹次的改革，卻在半途中又壹次被改革拋棄了。壹位研究人 員在將南非的各種數據與中國比較之後驚訝的發現，中國農民受到的虐待遠甚於 種族隔離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結論說，農民是中國壹個被隔離的「種族」。 巴爾的摩日報記者Frank Langfitt為這個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根據。他說， 在他訪問過的壹個湖北農村中，有38戶家庭由於無力繳納稅收，被當局拆除了房 屋。最後，這些農民不得不跟他們的家畜生活在壹起。雖然我們相信，這些農民 的悲慘生活只是壹些極端案例，但這種事情發生改革25年之後的中國，無疑對中 國農民的整體現狀具有極強的指標性意義。這種文明社會很難容忍的現象不能不 使我們懷疑，中國農民的現狀離我們在理論上推導出的那種「賤民」究竟還有多 遠？這個「卑賤的種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們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 上？發達的現代通訊技術，暴力技術以及迅速的賑濟能力，或許可以遏制造反行 動的大規模蔓延，但以類似種族隔離的手段長期將農民阻止在財富和權利之外， 則無論如何是不人道的。而這種對農民的排斥最後所導致的對現代化的阻斷作用， 已經被中國近代歷史多次見證過。到目前為止，就我們閱讀和親歷所及，中國農 民還僅僅將他們的憤怒集中在他們看得見的基層官僚身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 永遠不會對整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戰。2001年最後壹天，江西萬載縣發生 傷亡慘重的鞭炮爆炸。當有記者問道「為什麽要從事如此危險的職業」時候，村 民們的回答令人震驚而又悲涼：與其餓死，不如炸死！這個極端的案例說明，中 國部分農民的選擇實際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間而已。對生存境況這種清醒 而又絕望的自我意識，實際上證明，中國農民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發出 了憤怒的質疑。再往前走壹步，就可能是「與其炸死，不如戰死」。對當局者來 說，這已是壹個再清晰不過的信號。它強烈暗示，在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 農民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又壹次被驅趕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們會在我們這個 讓人眩暈的中產階級時代幕後發動壹場突然襲擊嗎？




　　1932年，壹位美國青年懷著由來已久的好奇來到了神話中的中國。然後，他 在北京租下壹座豪華的宅院，開始了他為期四年的中國之旅。他就是後來成為美 國漢學巨擘的費正清先生。多年之後，費正清先生是這樣為同樣好奇的美國人解 讀中國神話的，他說，他看到了兩個中國，壹個是鄉村中國，另壹個是都市中國。 這兩個中國有著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評論說，如果日本人擴大侵略，「農民將會 默默的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了」。費正清先生「兩個中國」 的發現是如此的銳利，以至於成為研究中國問題風靡壹時的重要範式。令人悲哀 的是，70年過去了，這個範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釋力，吸引著我們這些後輩晚生 的註意。難道我們真的還停留在費正清見證過的那個時代嗎？抑或，它們僅僅是 相似而已。




　　二、懸空的階級：塔吊上的農民工 陳榮祥無意中做了壹次新聞人物。為了討 要工資，他爬上了位於北京壹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夥計們打工的地方。 在30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個小時之後，陳榮祥如願以償，為他的幾十位民 工兄弟討回了工資。最後，這位65歲的老人用壹個令人吃驚的動作結束了這次 「示威」行動，他顫抖地雙腿跪下，口中連連有聲:「給各位添麻煩了」。陳榮祥 的這個故事發生在 2003年11月3日，地點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在這之前，在中國 的各個大城市條中已經有壹系列類似的新聞發生。民工們以自殺的姿態爬上鬧市 最醒目的高處，或申訴冤屈、或討要工資。這種在2003年漸成「時尚」的抗爭方 式被媒體形象的歸納為民工的「跳樓秀」。很難判斷民工們這種有點「超限戰」 意味的行為是不是從媒體的報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紛紛采取這種以命相博 的表達方式則證明，他們在都市中的生存狀態正在急速滑向底線之下。畢竟，這 種獨特的「廣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險。陳榮祥就是這樣無意中成為又 壹篇「都市新聞」的主角的。在平時，陳榮祥們是很難被都市中的「中產階級」 媒體註意到的。只是當城市中又發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時候，人們才會偶爾聯想到 他們。所以陳榮祥們要采取這樣壹種極端的表達方式來喚起人們的關註。不過， 以生命為賭註的廣告方式並不是陳榮祥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態，他們更典型 的姿態是：下跪。陳榮祥壹個無意識的下跪動作，將中國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艱 難和屈辱刻畫得淋漓盡致。2003年壹系列農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國總理溫家 寶親自出馬為壹位重慶農民工追逃工資。




　　像陳榮祥這樣被人們稱為農民工的城市新移民，在中國的都市中已經聚集了 壹億之眾。無疑，他們已經構成了壹個龐大的社會階層。據中國的歷史學家們考 證，中國今日之農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對應物，中國唐代即有「雁戶」。 「雁戶」是對那些往還遷徒於故土與異鄉之間的民戶的稱謂。由於其習性與因季 節而遷移的雁相近，故謂之為雁戶。就這種生活習性而言，今日的農民工壹族與 古代的雁戶的確有神似之處。不過，無論就原因、規模還是對未來中國的影響， 我們現在看到的農民工都與中國歷史上的「雁戶」不能同日而語。




　　1949年之後，毛澤東采取嚴厲的行政手段將農民成功地禁錮在土地之上。農 民獲得了土地（不久之後就被「共產」掉了），卻失去了自由。長達30年禁錮以 及生育政策的失誤，使中國的農村中囤積了巨量的人口。這個堆積在土地上的人 口壓力，在鄧小平的改革之後開始逐漸向城市釋放。從1979年農村改革到90年代 初期，農民向中國城市釋放人口壓力的過程是緩慢和有節制的。早期農村改革的 奇跡讓中國農民誤以為，只要他們在自己狹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細作，增加單產， 就可以繼續保持他們溫飽閒適的農耕生活。所以在這壹時期，城市人們看到的農 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類的「技術移民」。可以說，他們主要是受到比較 利益的誘惑而主動進入城市的。但中國農村嚴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進的 市場化邏輯，很快就顯示出了其本來的猙獰面目。中國農民發現，農村改革所帶 來的幸福時光不過是壹種短暫的幻覺，繼續留在土地上，可能連生存都會成為問 題。從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以勢不可擋的主動姿態沖擊城鄉戶籍界限，向城市 移民的速度驟然加快。轉折發生在1992年，這壹年，農民工人數從前幾年的低位 突然爆增到4000萬。這個數字在92年之後逐年膨脹，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時候已經達到8800萬之多。與80年代的民工相比，現在這支遊離於城市和鄉村之 間的巨大群落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因為他們是迫於生存壓力而不是比較利 益而離開土地的，他們是再也回不去的壹群。他們是沒有未來的城市人。他們是 沒有過去的農村人。這也是為什麽92年之後的農民工大多雲集在憑「身體」吃飯 的低級工種上的主要原因。1994年春節前後，當北京市民突然發現「源源不斷的 民工從地鐵口湧出，從各路公共電汽車上擠下來的人流，向站前廣場猛跑」的時 候，《北京日報》以憂慮的筆調寫道：「民工潮，壹個跨世紀的難題」。這是壹 個有遠見的新聞標題。但作者恐怕很難料到，跨世紀的十年之後，這個難題已經 被抹上了越來越悲觀的色彩。讓我們用數字來描述壹下這個難題的現狀。即使以 最低的城市化比率60％計算，中國還將有三億農民移民城市。這意味著，我們要 在短時間內在這片土地上再建壹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工已經遠遠不 止是壹個跨世紀難題，而是壹個世界的難題。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歷 史上幾乎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從容地度過這壹過程，時間並不 站在我們這壹邊。中國農民在進入新世紀後越來越深重的困境顯示，中國城市可 能正在面臨著壹次更加兇險的人口洪峰。中國歷史告訴我們，農民——這個在平 常被人們視而不見的底層階級，壹旦流動起來，就會立即凸現出它的威懾意義。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工才是代表中國農民重構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於是， 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解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外乎如下幾途。壹是將農民禁錮在土地上， 讓農民在土地上自生自滅，周而復始地演繹馬爾薩斯式的冷酷故事。這個毛澤東 的辦法不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證明是失敗的。否則，鄧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 會發生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第二個辦法是所謂的就地轉移。這就是在 中國農村普遍試驗過的鄉鎮企業之路。這個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社會學家費孝通 發現並推廣過的農村改革路徑，在中國80年代終於開花結果。其迅速的掘起，引 發了無數人的好奇心。出於某種誤解，壹些海外學者對鄉鎮企業模煳的產權模式 推崇備至，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公平的說，沿海鄉鎮企業在整個80年代的確在吸 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資料顯示，在1978~1986年之間， 鄉鎮企業創造了5700萬個工作崗位，可以說居功之偉。這激發了許多不切實際的 熱情，以為中國真的找到了壹條與眾不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種熱情很快 就為90年代之後的事實所冷卻。1993年之後，中國鄉鎮企業以每年7％的速度倒閉， 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急劇減弱。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們曾經預言：「90年 代後期，隨著鄉鎮企業的技術升級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中國鄉鎮企業排出 （註意，不是吸納）勞動力的趨勢將進壹步加劇。鄉鎮企業作為80年代城鄉分割 的特殊環境中發展期來的特殊工業模式，其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渡性功 能將告壹段落。形勢的發展顯然比我們的預期更加迅速。現在，即便在沿海地區， 輝煌壹時的鄉鎮企業也已經成為了歷史名詞。他們大多數消亡了，少部分變成了 私營企業。而在內地農村，那些壹度雨後春筍般的鄉鎮企業更成為見證中國農村 又壹次「大躍進」的歷史遺跡。「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經過短暫的繁榮 之後迅速破滅的事實證明，中國的工業化模式很難脫離現代化的壹般軌道而另辟 蹊徑。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實現他們與現代化結合的夢想。 使他們與現代生活方式融合起來的唯壹起點，就是他們十分陌生、甚至恐懼的城 市。但恐懼歸恐懼，生存的欲望將壓倒壹切。這個壓力將最終碾碎中國農民延續 了幾千年的「土地之戀」，驅趕他們義無反顧地湧入城市。城市，是中國農村剩 余勞動力的第三條出路，也是唯壹的出路。事實上，80年代主要指向鄉鎮企業和 沿海地帶的人口流動趨勢已經為向中心城市流動的趨勢所取代。在轉了壹個大彎 之後，中國被重新納入現代化的既定軌道。90年代之後，中國大城市中澎湃洶湧 的民工潮正是這壹鐵律在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展開。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城市是不 是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夠的職位，中國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備了接納壹 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須的寬容精神？揭開所有思維上的迷亂，中國農民 問題的實質其實就在這裏。除非我們對現代性存在另外壹種理解，那麽，中國的 所謂農村問題，根本上就是壹個城市問題，是中國城市能不能，願不願為這些鄉 下人提供溫飽生活的問題。




　　30歲王福林是貴州（這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壹）的壹位農民，為了孩子的 學費和父親的醫療費，準備到2000公裏之外的杭州打工。壹路上，老實巴交、戰 戰兢兢的王福林經歷了小偷的搶劫、警察的嘲笑。當兩天之後終於到達杭州火車 站的時候，他身上的最後壹點盤纏也被當地的地痞洗劫壹空。情急之中，這位絕 望的農民攀上了壹個20米高的巨幅廣告的支架上——這是為壹年壹度的西湖節準 備的廣告牌。面對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著想喚起人們的註意。然而，他 聽到的是羅馬鬥獸場般的興奮尖叫：「跳，跳！」，「妳跳下來的時候，跳漂亮 點」。王福林真的跳下來，摔斷了肋骨和髖骨。帶著慘痛的記憶結束了他的城市 之夢。與那位北京的農民工陳榮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卻更能代表中國農 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間日常用語往往比學術概念更能傳達事物的本質信息，「農民工」就是這 樣壹個包含豐富社會學含義的日常用語。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對這個詞語做 出了非常經典的闡釋。他說，「農民工」這個詞並不僅僅是壹種職業，而是壹種 職業和身份的混合物。「農民」是他們的身份，「工」代表他們的職業。顯然， 這是壹個包含了強烈貶義的稱謂，其傳達出來的信息是：不管「農民工」現在從 事的是什麽職業，但他們的身份依然是低賤的「農民」。中國城市對農村移民的 歧視在這個充滿蔑視的命名中就開始了。從9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農村移民在城 市中的大規模存在已經很長時間了，但「農民工」這個名詞卻沿用至今。距離的 接近不僅沒有銷蝕隔閡，相反卻賦予這個名詞以更加具體的含義。現在，「農民 工」這個詞已經更多的與愚昧、狡詐、犯罪聯系在壹起。至多，他們只是供人們 憐憫的對象。江蘇省壹位共產黨的高級法官在總結她的壹次調查時充滿敵意的說， 在她調查的地區中80％的犯罪紀錄都與「外來人口」有關。她所指控的「外來人 口」顯然就是「農民工」。這部分是事實，但這個「事實」卻是與另外壹個「事 實」聯系在壹起的。這就是農民在中國城市中所受到的無所不在的排斥。這種排 斥不僅體現在城市人口對農民工的「文化排斥」，更體現在行政當局的制度性排 斥中。為了保護城市人口的就業，中國許多城市行政當局在90年代中期之後，制 定了諸多限制農民工就業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這些 文件明確規定了「農民工」不能參與競爭的職業。雖然近幾年來中國與「種族隔 離」毫無二致的戶籍制度已有所松動，但它不僅進展緩慢，而且為更多新的隱性 壁壘所抵消。在壹次規格非常高的戶籍改革討論會議上，當某省主觀官員提出他 的戶籍改革方案時，他遭到了中國幾個最大城市領導人的激烈反對。中國城市領 導人的意識如此，體現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視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會工作 者喜歡將這種排斥稱為「集體排他」，但在中國稱它為「制度排他」可能更為準 確。這種制度排他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個體排他」結合在壹起，就形成了中國城 市對外來農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這種排斥有時候是以慘無人道的暴力形式表 現出來的。2003年12月四日，在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壹位向建築老板討要工資 的農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殘忍的砍斷了手筋。




　　對中國農民工壹份調查顯示：改革之後，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 務工經歷的人再次外出務工的比例反而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少約6成，而在改 革前的壹些時期，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人比沒有外出務工經歷的人外出務工的這 個比率高2.3倍。對這個調查，人們可以做出各種解釋，但有壹個結論則可以肯定， 農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並沒有什麽顯著改善。許多其他的關於農民工態度調 查也證實，進城農民工返鄉的意願相當強烈。這說明，農民工在「現代城市」中 與他們在落後鄉村中的生活質量可能相去不遠。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說，城市只是 他們人生壹個短暫的驛站，而決不是他們生活方式的終點。他們在城市中，依然 以地緣的紐帶構築著壹個個鄉村共同體。從農村到城市，只是從底層的壹端走到 了底層的另壹端，地理位置的改變並沒有使他們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 向上流動渠道。在遍觀北京農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後，壹位作家憤然寫道：




　　……




　　我們流浪，從80年代到又壹個世紀，




　　我看見這個城市日新月異，萬家燈火；




　　沒有壹盞屬於我，弟兄們，沒有壹盞是我們的。




　　武裝警察越來越多，防暴隊伍有特殊的任務，




　　從東單到西單，他們要保衛權威和壹種幸福，走去又走回；他們在尋找妳和我，弟兄們，他們在尋找妳和我。




　　這位作家的觀察是準確的。他暴露的是這樣壹個冷酷的事實，在中國城市， 農民工受到的不僅僅是歧視，而經常是壹種赤裸裸的虐待。在春運擁擠的列車上， 在市容糾察取締街頭攤販的行動中，不由分說的使用暴力以維護「公共秩序」和 「城市形象」的行為已經為我麽妳所司空見慣。「習慣性暴力」雖然遠遠不止於 落在農民工頭上，但尤以農民工為甚。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夠期望他們回報 城市以勤奮、誠實，變成守法的公民嗎？如果中國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 文明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必然要到來的新成員，那麽，中國就只能永遠是農民的國 度。壹位中國學者說得好，中國農民的要求歧視非常簡單：以平等的身份進入市 場。除此之外，別無他求。




　　不過，中國城市管理者對農民在意識和制度上的排拒，並不是農村移民進入 城市的唯壹障礙，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礙。只要有壹絲生存的希望，中國農民 都會憑借他們超乎尋常的生存能力擠入城市。哪怕是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廠」 打工。所以，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中國城市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提 供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這壹點上，我們看不到希望。

社會制度與社會環境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三年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這個軟腹部開始的，但不幸的是，農村改革的成功並沒 有激勵城市改革的進壹步加快，相反，卻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國城市 改革的長期異化獲得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可供攫取的資本「剩余」， 中國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國改革得路徑選擇也可能比今天要 健康得多，其提供就業機會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寬廣得多。在這個意義上， 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對於中國整體改革究竟是禍還是福，是在是壹個未定之數。 或許，這需要今後的歷史來下結論。但有壹點是現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國城市改 革的長期異化不僅是中國城市自身變得日益虛弱，而且也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 到位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對於這壹點，壹位美國學者嚴肅的提醒到，」…… 如果為整個社會提供了經濟改革基礎的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卻因為國有企業的利 潤問題而終結，這將是壹個巨大的不幸」。這個預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為現 實，並結出苦澀的果實。雖然中國的GDP制造機仍然在高速運轉，但年年攀高的失 業率和每況愈下的第三產業的增長率，都為中國的GDP」奇跡投下了極不協調的陰 影。它似乎在暗示我們，中國是壹個很難用常理看待的經濟政治實體。但無論如 何，中國的失業趨勢以及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這是壹個容納就業最多的產業） 都已經表明，中國城市的就業容量正在接近極限。在中國城市中的耳聞目睹可以 部分證實這種理論上直覺。如果情況果真是這樣，中國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 排斥力量就將是無法抗拒的，歧視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將成為無足輕重的因素。事 實上，中國經濟危機導致城市人口被迫向農村轉移的情況已經不止發生過壹次。 中國農民問題專家溫鐵軍將這種人口逆向遷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 鄉運動」。「上山下鄉」是中國文革期間為了減輕城市人口壓力而迫使年輕人離 開城市的壹項政策。雖然這項政策掛著意識形態的幌子，但其本質原因卻是城市 自身的經濟危機使然。不過，在失業情況如此嚴峻的今天，中國經濟即便沒有危 機，哪怕只是輕微的放慢增長，都可能引發類似人口排出現象。當然，新的歷史 環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鄉」，而是壹大批人徹底 的淪入生存底線之下，而首當其沖的可能就是這批新的城市移民——農民工。他 們既無「山」可上，也無「鄉」可下。因為隨著耕地的不斷減少和人口的不斷膨 脹（有統計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間，大陸占用耕地面積將超過五千四 百五十萬畝，由此導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農民將達到七千八百萬人），中國今日 農村人均資源的匱乏程度已經遠非毛澤東時代可比。壹份中國社會學家的調查顯 示，在中國年輕壹代的農村移民中，不會、不願以及由於耕地太少無法務農者的 比例高達70％。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是壹群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邊緣人，是壹 個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懸空階級。在這個意義上，塔吊，正是這個階級的尷尬 處境的最佳隱喻。壹旦這些人失去城市中的最低職業保障，他們就將變成中國歷 史上標準意義上的「流民」。所謂流民，即是指那些無法順利出賣身體的人，而 當身體都無法出賣的時候，身體就可能變成暴力的資本。看看中國那些爭先恐後 的賣血者，我們就能知道，中國農民工與流民之間的距離實際上是多麽的接近。 壹場不起眼的經濟停滯就可以促成這種身份的徹底轉換。而在我們看來，問題重 重的中國經濟隨時都可能發生這種停滯和衰退。在今天中國，所謂城鄉壁壘已經 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身份壁壘，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價，毫無著落的就業機會， 遠在天邊的教育及醫療保障，不斷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這些已經悄然挖出的鴻 溝像壹道更加堅實的圍墻將農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觀之，壹支 歷史上最大的流民隊伍已經在當代中國昏睡的意識之外悄然成型。這支流民隊伍 的規模已經占到中國現有城市人口的20％以上（1億/4.5億），而且有源源不斷的 候補人員。如此巨大的流民規模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壹支令人膽寒的摧毀力量。




　　中國農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築、餐館、發廊、搬運、街頭攤販這些邊緣性職業 中。這些職業的壹個共同特點就是靠身體吃飯，其待遇和職業穩定性都相當差， 對經濟波動極為敏感。中國新華社的記者從2003年七月起，對壹位來自湖北仙桃 的農民工彭紅平進行了壹次跟蹤采訪。在短短的115天中，這位26歲的湖北農民更 換了11次工作，有60天處於失業狀態。應得工錢925元，遭到老板克扣後實得415 元，平均下來每天只有4元。他吃不飽飯，並且經常露宿街頭。不過，這並不僅僅 是彭紅平個人的獨特遭遇，有調查顯示美，有37％的農民工曾經遭遇過身無分文 的境況。然而，這些難以置信的數字遠遠不能描繪這位現代「苦力」在城市生活 中的屈辱、艱難，其生存狀態遠遠超出我們理論上的合理想象。如果壹定要描述 的話，我們只能說，這是壹個盛世中看不見的「悲慘世界」。專門研究中國企業 情況的漢學家高家龍曾經為我們描述了1910年代上海工廠的生活情況。在日資的 內外棉紗廠，工人們可以獲得廉價的住房，雖然七到八人同主壹間，但租金非常 低廉，僅僅相當於月工資的1/50，這些工人的集體宿舍有電燈、自來水、廚房。 不僅如此，內外棉紗廠還「為工人支付於工作相關的工傷或疾病的醫療費用。」 相較於壹個世紀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紅平的遭遇讓我們仿若隔世。雖然我們沒有 更加準確的數據描述當今中國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狀況，但彭紅平的故事卻大體上 反映了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職業」處境。在2003年10月中國國務院的新聞招 待會上，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梁嘉琨透露：「中國煤礦每年死亡 人數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由於被拖欠薪水而被餓昏的悲慘報 道也時有所聞。這些廣泛的報道和證據表明，中國存在著數量驚人的「血汗工廠」、 「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國農民工就是這些血汗行業勞動力的主要供 給者。無論這些血汗行業在經濟上多麽「合理」，它都是對社會人道底線的尖銳 挑戰。最為關鍵的是，它對中國的脆弱的社會穩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為 這無異於說明，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已經沈浮於生存線上。跨越壹步，他們就無法 維持最簡單的再生產。




　　到目前為止，就我們觀察到的情況而言，中國城市中的農民工都是以地緣的 紐帶小規模的聚集在壹起，這種「共同體」給了他們相互幫助和相互救濟的最後 庇護。但誰也不能保證，如果情況長期得不到扭轉，這些現在還在起到穩定作用 的「共同體」會不會變成壹個個小型的犯罪集團。發生在中國湖南省的張君案， 就是這個可能發展的壹個具體例證。事實上，那些失去了地緣共同體庇護的民工 中的「散兵遊勇」們早就成為了城鄉犯罪的主體。無庸諱言，這些犯罪是有其深 刻的社會原因的。如果將壹個人為了吃飽飯而去偷竊的行為定義為犯罪，這將會 把我們置於相當痛苦的倫理困境中。值得註意的是，有組織的犯罪已經是底層反 抗比較高級的形式。由於有組織的，公開的政治反抗行動風險巨大，底層社會對 秩序的反抗壹般會采取風險較小的形式。這些形式包括偷懶、怠工、裝煳塗、開 小差等等。與有綱領的、正式的反抗相比，這種反抗是潛在的、個體性的、隨意 的，避免了高昂組織成本，所以被稱為「隱藏的文本」。2003年的中國民工「跳 樓秀」實際上就是這樣壹種「隱藏的文本」。「隱藏的文本」是壹種不容易被觀 察到的反抗形式，雖然它可能對社會秩序的效率構成重大傷害，但卻很難被當局 視為壹種對政權具體的威脅。當局的這種懈怠和錯覺很可能為底層反抗的進壹步 組織化發展提供機遇和時間。顯然，中國農民工中越來越普遍的個人和有組織的 犯罪正在超越「隱藏文本」的初級形式。有許多社會學調查都顯示，中國新壹代 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受過更好的教育，但對現狀卻有比他們父輩更加強烈的不滿。 他們中間的未婚比率相當高，因而家庭對他們的傳統約束力很小。這為農民工進 壹步的組織性抗爭貯備了情緒和人員基礎。如果有精英加入領導和組織，就足夠 構成壹種強大的挑戰力量。依當代中國精英們的傲慢眼光觀察，中國農民工群體 中沒有精英，因而不足為懼。但他們不該忘記，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國歷史中，這 個群體中就出現過毛澤東這樣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精英分子。而今天的孫誌剛不 過是這種精英壹張模煳的面孔而已。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似乎是壹個底層革命特別頻繁的國家，近有毛澤東的 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遠則有無數的底層造反運動和王朝更替。這應該使我 們對底層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層革命從來就是「瞬間」出現的，不會 給出明確的提示和預兆。因為它的基礎早已經成熟。用這個角度觀察今天的中國，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離這種革命的距離實際上並不遙遠。2003年年末發生在孟子 故鄉山東鄒城市的壹起騷亂事件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壹些具體的背景。




　　2003年10月27日，山東鄒城市城管隊在追打壹名賣油餅的小販時候，當場將 這位小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憤怒的市民沖擊市政府和市委，並沖入辦公樓將 許多辦公用品砸碎。




　　雖然我們不妨以最惡的心態來揣測中國的城管以及其他執法人員，但碾死小 販應該是壹個意外事件。然而，當壹個意外事件變成引發壹場騷亂的原因的時候， 足以證明人群中早已經儲備了相當強烈的情緒。「意外事件」只是壹個觸發點， 只是壹個證明騷亂合法性的理由，是壹個「號召」騷亂的信號。這種「借題發揮」 的技術，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中發現。在社會情緒比較平穩 的時候，人們壹般會以個案的方式來尋求問題的解決，群體性騷亂並不是解決問 題的有效形式，畢竟這種方式隱含著對參與者的巨大風險。所以騷亂其實並不僅 僅是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而是指向「整體」解決的壹種集體行動。在鄒城事件 中，這種集體行動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個無辜喪生的小販為象征物 的下層階級。壹個集體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夠立即引發壹場集體行動，說明這 個集體對自己的處境已經有相當清醒的自我意識。我們的經驗以及相關的調查都 顯示，大部分農民工都自我認同為「城市中的農村人」。在這個意義上，農民工 作為壹個群體，自我認同度比傳統產業工人的還要高，其群體邊界也更加清晰。 他們甚至通過衣著就能壹眼識別自己的同類。換句話說，這個集體已經具備了某 種程度上的階級「自覺」。這種「自覺」也同樣在鄒城騷亂事件具體指向中呈現 出來。騷亂人群不是直接去毆打城管隊員或沖擊城管隊泄憤，而是直接沖擊市政 府。這個舉動表明，騷亂人群已經將這個小販的意外慘死看作了「故意」和「系 統」迫害的壹部分，而迫害者正是有能力實施這種「系統迫害和壓迫」的政權本 身。在騷亂者眼中，城管隊只是另外壹個階級——壓迫階級的象征物。在這裏， 階級與階級的界限已經涇渭分明。在近幾年的報道中，發生在中國城市中類似鄒 城這樣的「意外事件」已經屢見不鮮。這有力的提示我們，所謂「意外事件」其 實壹點都不意外。在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還隱藏著壹個看不見的 「龐大而系統」的敘事。而這個歷史性「敘事」的主角之壹就是那個無辜慘死的 小販所象征著的農民工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數量驚人，而且聯結著兩個與自己面 貌酷似的群體——農民和越來越壯大的城市邊緣群體。基於這樣壹個事實，我們 大致可以判斷：更大規模的底層運動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最基礎的群眾。現在的問 題是，他們能被積極和理性的組織起來嗎？如果不能，他們會不會成為某種臨時 聚集起來的橫沖直撞的破壞性力量？壹壺持續升溫的水總是要開的，不是以這種 形式，就是以那種形式。 三、工人，關鍵的少數？ 在經歷了25年的改革之後， 中國的工人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領導壹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 天幾乎社會最底層的地步。1992年之後，這個跌落的過程開始加速，至今沒有停 頓的跡象。如果說1992年之前，這個過程只是以某種緩慢、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 的話，那麽在1992年之後，這個過程就變得清晰可辨了。這種加速的變化，對作 為壹個整體的中國工人正在開始產生某種質變性的心理沖擊。




　　把工人誇張和吹捧為中國的「領導階級」當然是壹種意識形態的虛張聲勢， 但中國工人在改革之前的優越地位卻是壹個不爭的事實。在那個時代，與農民相 比，工人是壹種身份，是壹種城裏人的標誌。與知識分子相比，則更是壹種政治 待遇。中國知識分子哭著喊著爭取了幾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當局恩準為「工人 階級的壹部分」，才覺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異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 短短十幾年過去之後，如果妳再將知識分子當作工人的壹部分，恐怕就不再是壹 種擡舉，而是壹種羞辱。在中國改革之前，唯壹比工人優越的大概就是中國的幹 部階層。即便如此，其經濟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將中國工人 比作改革前中國的類中產階級，的確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這壹切都已經 變成了中國工人的苦澀回憶。而這個昔日曾經是中國社會穩定中堅的「老中產階 級」，也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調查都顯示，工人是中國 25年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感受至深。1994年在北 京八個城區所進行的壹項調查揭示，有57.9％的工人認為自己的收入處於中等以 下水平，認為自己處於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7.4％。這表明，早在90年代初期，中 國工人就對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當明確和壹致的認識，而且評價極低。在當時， 這其實是壹種預感。十年之後，中國工人的處境不僅證實了這種預感，而且變得 愈發陰暗。2002年8月～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在遼寧下崗工人中做 了壹項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80％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國社會公平程度較差。雖然 這項調查的樣本有些特殊，但卻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對中國改革的態度。實際上， 在工潮和抗議此起彼伏的今天，此類調查多少顯得有些迂腐了。（職業聲望調查： 報告116）然而，這究竟意味著中國工人作為壹個強勢集團在漸次退出歷史舞臺， 還是意味著他們正在以壹種被壓迫者的姿態重新進行的壹次集結呢？




　　在改革之前，作為壹個階層或者壹個集團的中國工人，雖然是附庸於政權的 壹種力量，但其階級和集團意識卻是非常強烈的。每壹個工人都可以意識到他是 這個集團或者這個階級的壹份子。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部分要歸結為宣傳機器的 灌輸，部分要歸結為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確地位和邊界。改革 之後，中國工人作為壹個階級的這種自我意識逐漸瓦解了。由於職業分際在改革 之後是個人地位變動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國工人曾經非常強烈的階級意識被壹種 朦朧的職業歸屬所取代。人們不再用自己所屬的階級地位來解釋自己在改革中的 命運，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職業來解釋這種變化。不過，與這種趨勢同時發生但 顯然更加強烈的趨勢則是壹種無助感。在切斷了與政權的傳統聯系，而官辦工會 完全成為擺設的情況下，中國工人在20多年的改革中逐漸被切割成壹個個分離和 孤獨的個體，基本上失去了與集團、與社會的制度性聯系。換言之，他們徹底失 去了保護。中國工人這種自我認同的消解和危機與中國社會的碎片化趨勢是壹致 的。事實上，具有傳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隊伍的不斷萎縮，以 及工人職業和人員成分的不斷復雜化，都在不斷削弱中國工人傳統上的階級意識。 然而，作為壹個客觀存在的階層，中國工人的意誌不可能徹底消失，它總會以這 種或者那種形式表現出來。當原子化的趨勢發展到極至，當自由蛻變成孤苦無助 的時候，人們就會有強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們今天看到的，不僅是中國工人 從傳統的「領導階級」淪落為壹個「受剝奪階級」的低潮時期，也同樣是他們作 為壹個最新的「受剝奪階級」重新凝聚並開始發揮作用的時期。這種趨勢在中國 的失業工人中間表現得尤其明顯。失業工人是中國改革中受創最烈的那壹部分， 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絕對貧困狀態。對這種讓人刻骨銘心的生活變化，他們百 思不得其解。壹位家住沈陽鐵西區的失業工人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我 們這些人本來是有工作的。我們有過自己的生活，我們還有過錢。因此當政府說 它不能為我們所有人安排工作時，我就是不明白。」 顯然，這是壹種夾雜著絕望 的迷茫。這種情緒在中國的失業工人中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中國失業工人 會不會成為中國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團意識，並催生中國新型工會組織的先導者， 我們不得而知。但作為壹種強烈的意誌，它肯定會顯示其力量。以任何標準衡量， 中國失業工人的數量都已經達到了爆炸的邊緣。危險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這個群體的規模不僅將在高基數上繼續膨脹，年齡結構也將日趨年輕化。與農民 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壹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可能立即淪為赤貧和饑餓 狀態。對此，我們恐怕很難寄希望於中國形同虛設的社會保障網絡。以我們對中 國分配機制的了解，如果我們能夠稍微延緩中國貧富分化的零博弈趨勢，可能已 是最高目標。所以，由最先蘇醒的中國失業工人為主導的中國工人，將成為影響 中國未來的又壹股重要力量。這個力量並不會由於工人的職業和收入分化而徹底 消失。相反，由於失業工人生存狀態的絕對貧困化而會變得更加具有烈度。與中 國龐大的農民群體相比，中國工人可能是下層中的少數，然而，其組織性和認識 能力決定了，他們可能是關鍵的少數。而失業工人則是這些關鍵少數中的關鍵。




　　對這種不斷匯聚，隨時可能掀起風暴的社會潛流，中國領導人早在90年代中 期就已經隱約的察覺到。1996年，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就通過《工人日 報》安撫中國工人：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絕對沒有降低工人在企業中 主人翁地位，也絕對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在我們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接著，他重申 了毛澤東時代的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寫進《憲法》的。江的這段談話表明了中國 領導人的壹種隱隱的憂慮：昔日的穩定基礎和忠實盟友越來越可能成為首先造反 的壹群。不過，這種擔憂並沒有從根本上挽救局勢。雖然從那個時候起，中國領 導人做出了種種努力，以改善中國工人的境況。但GDP迷信所造成的執政偏差，以 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惡性發展，都使局面進壹步惡化。2002年壹項在東北四城市 對下崗工人所做的調查顯示，過去5年中生活情況變壞的受訪者達到6成以上，而 情況變好者則微乎其微。面對這種現實，當局的安撫簡直就像壹場精心謀劃的騙 局。對於這壹點，中國工人心知肚明。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他們既不是什麽 主人翁，更不是什麽領導階級。他們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壹個犧牲品，或者 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價」。等待他們的將是更多的失業，更多的壓榨和更黑暗 的未來。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傳統產業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現代化的壹個 必然趨勢，但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絕對的貧困，卻很難用 這樣的邏輯加以解釋。準確的說，中國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團的掠奪。這種掠 奪將自己包裝成壹種必然的歷史規律，以便讓「犧牲」者們心悅誠服的接受。但 顯然，這只是壹個謊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改革必須以壹部分人的犧牲為代價。 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種犧牲必須像中國失業工人這樣慘烈。如果這種事情真 的發生，那就只能證明，這種改革不僅值得懷疑，而且必須加以反對。實際上， 中國工人目前的悲慘處境根本就不是所謂歷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團假借改 革巧取豪奪的結果。如果真的有什麽必然的話，那它就是中國改革特殊政治邏輯 所決定的必然。而這種改革邏輯本身卻是人為的。中國東北壹位高級領導人在談 到工人失業的問題時候說，「我們在清理壹個歷史時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說的 歷史時期顯然是在指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將所有改革問題都歸咎為 「計劃經濟」是壹個非常時髦的「理論」。但在失業工人親眼看到他們昔日的領 導們在壹夜之間就能積累起巨額財富的時候，他們會相信這是真的嗎？




　　在90年代中期，當中國工人第壹次遭遇大規模的「下崗潮」的時候，中國城 市中曾經廣泛流傳著各式各樣的下崗工人自殺的故事。壹個流傳在湖南某地區的 版本是這樣的。壹個孩子由於很久沒有吃肉，在市場上偷回了壹塊。當孩子的父 母得知這壹塊肉的來歷後，羞愧難當。於是，他們背著孩子在肉裏面放入老鼠藥， 壹家三口自殺身亡。當被問到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的時候，講述者言之鑿鑿：當然 是真的，就發生在我們隔壁那家停產的玻璃廠中。




　　在90年代中期，這種具有明顯寓言結構的故事，更多的是彌漫於中國工人中 焦慮情緒的壹種投射，其發生的概率與其流傳的廣度並不相稱。但現在看來，這 類故事已經全然沒有了當時的誇張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統計表明，失業工人 在中國自殺者中占有相當比率。這說明，許多失業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經達到了他 們個人的承受極限。今天，當這種悲劇真正發生的時候，人們似乎卻不再熱衷於 傳播。這或許是人們已經習慣了悲劇，學會了殘忍；也或許是人們正在準備這個 故事的後半部分。的確，就中國的改革的進程而言，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還 遠遠沒有講完。




　　對於中國工人，中國官方媒體要麽大肆誇張個別人下崗之後發財致富的童話 故事，要麽就以壹種虛偽的同情號召他們「重頭再來」（中國壹首廣為流傳，其 中充斥著對失業工人廉價同情的歌曲），但卻對他們作為壹個集體的歷史命運只 字不提，裝聾作啞。




　　準確的說，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逐漸縮小的其控制圈的過程。這種控制 對農民和其他城市邊緣階層來說，意味著更多的禁錮；而對工人來說，則意味著 更多的保護（雖然它同時也帶有強烈的禁錮色彩）。所以，當農民和城市邊緣階 層被第壹批釋出控制圈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是獲得了自由，因而也獲得了成功。 然而，當中國改革轉入城市改革之後，第二批被釋出控制圈的工人卻遠遠沒有那 麽幸運，因為他們更多的是失去了保護。中國改革在轉入城市之後，實際上就是 壹個工人逐漸被逐出保護圈的進程。如果我們以中共政治權力為核心，按所有制 性質以及在權力基礎中的重要性畫出幾個同心圓。我們就會發現，最接近政治權 力核心的是國有大型企業，其次為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最外圍則是各類地方的 集體企業。在整個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圍的地方集體企業最先失去保護。他 們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我們曾經預計這些企業中的工人將是城市 改革中最早的受難者，這壹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非常明確。1995年在湖北省26 個縣市的進行的壹項失業調查現實，集體企業的職工占失業者的比率為69％，國 有企業職工占31％。幾乎在同時，在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 增長幅度超過集體企業職工的壹倍以上。集體企業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甚至低於 通貨膨脹。現在，城鎮集體企業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他們要麽破產，要麽已經被 「私有化」了，職工中的絕大多數都淪為了無穩定職業的城市邊緣人員。如今的 年輕人恐怕已經不知道集體企業為何物了。不過，集體企業職工的遭遇很快就落 到地方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職工頭上。在90年代中後期，中國進行了壹場秘而不宣 的大規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針對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工 人以極低的代價被推入社會，成為事實上的失業人員。這個過程在中國內陸省份 進行得非常徹底，強盜私有化的掠奪色彩也非常充分。為企業工作了壹輩子的職 工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便被迫成為「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官僚利益集團 的內部人卻借原國有企業的土地或資產買賣成為「新富階層」。地方國有企業與 政治權力核心的距離較遠，在經濟上也不具備戰略價值。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 這些企業甚至成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們被拋離於政治權力的保護之外，實在壹 件順理成章的事情。1995年，在保護成本越來越高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為國 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戰略，所謂「放小」正是指的這壹批企業。 「放」只是壹個好聽的說法，其實質是將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包袱甩掉。這成為中 國90年代中後期如火如荼的「內部人私有化」的壹個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國有企 業工人也成為了這種官僚利益集團「原始積累」的首要侵害對象。根據《當代中 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國有、集體單位職工人數從1990年的1。 38億人減少到1999年的9900多萬人。不難推斷，這其中大部分人已經成為毫無保 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業人員，構成了城市貧困階層的又壹重要來源。與進城的農 民工相比，中國國有和集體企業失業工人雖然同處中國城市社會的底層，但他們 的地位落差要比農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組織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這個 區別決定了，如果境況得不到改善甚至繼續惡化的話，他們將是中國城市中首先 點燃動蕩之火的壹群。事實上，中國城市中已經習以為常的靜坐、示威和抗議活 動，主要就是這批失業或者即將失業的國有企業工人所組織的。與無組織的農民 工相比，失業工人不太可能成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體，他們主要采取群體性 的威懾辦法，比如集體性的上訪、靜坐。工人們在原來企業中所形成的群體關系 （比如居住地的集中），為這種活動提供了基本的組織基礎。但如果他們徹底失 去了與原來群體的聯系，或者這種以前形成的紐帶不再能夠起到最後的組織和庇 護作用，失業工人的生存就會面臨兩種選擇。壹是以個人的形式加劇城市中暴力 活動，另壹個就是結成更有效的新型組織，比如自由工會等等。這是壹個很容易 推導的結論。縱觀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工人的抗議活動，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業 為基本組織形式的分散活動，在口號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當局或明顯授人以柄的 極端立場。他們的訴求往往是單純的經濟目標，比如要工作，要吃飯。這種訴求 既合情，又合理，讓人在道德上根本無法予以拒絕。即使涉及政治性訴求，也往 往只是指向某個具體單位，具體個人的腐敗行為，而不將這種訴求拔高到制度與 體制層面。這顯示了工人在中國這塊特殊土壤上運作政治的嫻熟技巧。不過，在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中國工人的走向正在開始發生新變化。壹方面是城市暴力犯 罪不斷高漲，其突出標誌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經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 另壹方面則是跨企業、跨行業抗議活動的出現。2002年3月11日，遼寧遼陽市6個 企業的5000多名工人聯合行動，走上街頭抗議。這次抗議活動表現出了壹系列不 同的特點。其中最值得記錄的有如下幾條。第壹是跨行業及企業的聯合。這種聯 合抗議在90年代幾乎從未出現過。顯然，由於意識到單打獨鬥的無效性，中國工 人們正在跨越中國共產黨最為忌諱和警惕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抗議界限。與 「有組織、有預謀」的特點必然聯系在壹起又壹個特點是，遼陽抗議罕見的出現 了工人領袖。這實際上是中國底層社會草根精英的雛形。出於殺雞禁猴和分化的 壹貫策略，當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領袖。中國當局這種傳統策略並不高明，這很可 能迫使這些底層民眾走入地下，從而鼓勵暴力集團的出現。這是壹條不應該再重 復的常識。在遼陽抗議中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點，是抗議的政治色彩。遼陽抗 議的口號已經不再局限與純粹的經濟目標，工人們不僅要求調查市領導，廠領導， 而且要求直接與中央及省負責人進行對話。很明顯，工人已經開始從政治的層面 來來理解自己的處境並直接訴求政治的解決方案。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困苦是 壹種政治壓迫的直接後果。歷史壹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經濟鬥爭長期沒有得到合 理的結果，他們就會逐漸將鬥爭轉向政治領域。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可能是存在 的，而且也是現實的。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中國工人本來就不陌生，何況，這在中國本來 就是壹個事實。遼陽工人抗議發生在2002年全國人大召開的同時，這個時間顯然 是精心選擇的，這與以往那些因為意外事件被臨時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具有明顯 的區別。這似乎說明，中國的工人領袖們非常懂得什麽時候采取行動可以達到最 大的政治壓力效果。遼陽事件雖然不是規模最大的，卻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最 值得記錄的工人運動。如果說遼陽事件還僅僅局限於中小型企業的話，那麽，與 遼陽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大慶事件則代表中國工人有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開始延 燒到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之中。 2002年3月4日，中國大慶——這個在毛時代壹 直是中國工人階級「聖地」的地方，5萬名被迫買斷工齡（變相失業）的工人包圍 了大慶石油管理局機關大樓，抗議企業管理層的腐敗和背信。雖然這次抗議不久 即告平息，但它的規模之大，地點之特殊，卻預示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失業問 題可能已經躍升到了新的層級、新的階段，壹個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將揭幕。像大 慶這類國有大型企業和特大型企業，是最接近中國政治權力核心的部分，是現有 政治權力賴以生存的命脈。只要中共作為壹個執政黨的政治意誌還存在，這些企 業就會受到政治權力力所能及的保護。但大慶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對這些企業的 保護能力和保護意願都在逐漸減弱。中國國有企業壹直充斥著大量的冗員，企業 盈利能力極其低下，這壹點對國有大型企業也不例外。隨著國內市場的必然放開， 這些國有大型企業將直接面臨跨國公司的競爭，其被壟斷利潤長期掩蓋著的低下 的盈利能力將暴露於世界巨頭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減人員將是壹個不可 避免的長期趨勢。中國執政者即使有心保護，也可能無力回天。實際上，大慶事 件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中。這個背景是，中國石化公司為了在國際證券市場 上融資而被迫滿足盈利標準。不過，大慶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國國有大型和特大型 企業未來的壹個寫照。它不是壹個發生在特殊時期特殊案例。2003年開始，中國 四大國有銀行也在不動聲色的大規模裁減人員，目的也是為了上司融資。四大國 有銀行位列中國大型壟斷企業中最壟斷最大型的核心。這些企業的裁員動向預示 著中國國有企業工人新壹輪的失業高潮可能已經開始。裁員可能無法避免，但腐 敗卻斷然可以矯治。可以打賭，只需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每年巨額的揮霍費用（ 比如養車費用，吃喝費用、出國旅遊費用以及其他數不清的奢侈浪費）轉移支付 給弱勢階層，中國的企業轉型過程就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痛苦。可悲的是，我們 完全看不到這樣的可能。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各地區出現了改革開放以 來最瘋狂的國有資產出讓高峰。在完全缺乏媒體監督、並購市場形同黑箱的情況 下，這種國有資產出讓完全可以定義為官僚利益集團的內部人盜竊。有許多人認 為中共不願意搞大規模的私有化，這是壹種極大的誤解。中共不願意搞的僅僅是 「大眾私有化」，而對「權貴私有化」則比誰都熱衷。這本來就是中國的官僚改 革的壹個邏輯結果，是壹樁問都不要問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是要不要私 有化的問題，而是怎樣私有化的問題。可以預計，隨著中國「權貴私有化」在更 加廣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被剝奪掉他們賴以保障的國 有資產。同樣可以預計，在中國社會創業成本極其高昂、社會保障系統如付闕如 的條件下，將會有更多的中國工人加入失業大軍，然後淪為社會邊緣和底層。這 簡直就是壹場純粹的政治災難從總體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國工人是壹個非常主動的階級，雖然他們同時 也是壹個盲從的階級。在改革之後，中國工人逐漸變成了壹個非常被動的階級。 在主流媒體中，他們甚至變成了壹個無聲音的階級。這壹方面是由於他們的表達 渠道被堵塞，另壹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抱有某種單方面的幻想。這壹點， 在「64」事件中表現得相當明顯。壹位深知內情的共產黨幹部在回憶「64」事件 時，心有余悸地說，「幸虧中國工人沒有整體性的介入『64』，否則後果不堪設 想」。這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工人對中國改革的被動姿態。這種姿態導致的壹 個直接後果就是，他們成為了中國改革中受損最大的壹個階級，成為了壹個在政 治上無效的階級。中國工人在改革中的這種姿態與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也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改革中各種激進的「表達」，他們才成為了中國 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團之外的壹個相對受益的階層。這證明了壹條中國式的真理： 會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國工人沒有獨立的聲音，他們進壹步遭受侵害將是壹 個必然的結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線的，中國工人的目前的處境顯示：我們可能 正在逼近這個底線。當這個底線到來的時候，中國工人的被動姿態就可能轉為主 動，並在政治上重新「有效」。 這等於是在說，在未來的若幹年中，中國底層階 級在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還將被註入壹批關鍵的成員。如果考慮到壹批邊緣知 識分子可能掉入這個階層，那麽，壹個規模龐大，具有階級自覺的中國底層階級 實際上已隱然成軍。這將是壹股巨大的山洪，壹旦遇到社會或經濟危機，就可能 奪路奔湧。我們無法預料這個山洪會不會爆發，也無法預料它在什麽時候爆發， 但它以及它所攜帶的能量卻是真實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中的。這是壹股被長期壓 縮著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壹經激活就會迸發強烈的攻擊 性。不斷增加的中國城市失業工人可能就是激活這股能量的壹種關鍵成分。




　　現在，我們可以大致描述壹下中國的底層社會所涉及的人口規模了。中國城 市工人的總規模大約在2.5億左右（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除了少數境遇較好 之外，絕大部分都生活在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之中，其絕對的生活保障也相當脆弱。 如果加上中國的農民，這個下層階級的人數應該在9億之上，這占到了中國總人口 的70％左右。這個下層社會雖然龐大，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職業之中， 其自我認同的階級意識相當模煳。顯然，這並非是壹個同質群體。組織手段和精 英人物的匱乏，更使這個階層處於毫無談判和博弈能力的軟弱境地，其束手就擒 的受剝奪地位即由此而來。也由此，這個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階級變成了邊緣，變 成了與經濟分配無關的人群。這與他們的素質和個人努力無關，而更多的是由於 制度原因誘致的。




　　相對於資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國下層勞動力幾乎無稀缺性可言。在與權 力和資本的討價還價中，他們在始終處於極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權利 上加以保護，這個階層的困苦將會日益加深。




　　在中國25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基本上形成了這樣壹種階層架構，壹個官僚 利益集團及其精英聯盟的上層，壹個人口巨大的市場階級下層，而處於中間的則 是那些為官僚利益集團代理租金業務的所謂白領階層。通過人為的制造壹個龐大 的充滿著生存競爭的底層，進而通過這個階層的汗水，中國不僅創造壹個足以在 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頂層，也支持了世界市場價值鏈地基本秩序。中國的底層不 僅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




　　不過，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穩定的象征。恰恰相反，當人口中的70％被排除在 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外的時候，這個經濟體系長期增長的潛力無論如何是值得懷疑 的，而這個社會的穩定也註定只是壹種短暫的現象。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下層人 群開始鋌而走險的現象暗示我們，中國下層社會正在又壹次處於歷史性的嬗變之 中。中國25年的改革在物質層面上似乎是指向現代化的，但其精神層面卻無異於 壹場反現代化的復辟。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很難解釋中國的階層景觀怎麽會與 壹個舊時的王朝如此相似？壹個社會的階層景觀恐怕比所有的經濟指標都更能準 確的描述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這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的歷史中都已經得到證明。 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與所有的後發國家相比，這個時間 無論如何都已經不算短。在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階層結構卻出現了奇怪 的返祖現象，這只能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著壹個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尋常的剝奪 集團。不用問，這個集團就是幾乎壟斷了所有總體性資源的官僚利益集團。無論 是求諸於我們的日常經驗，還是求諸於各種社會學研究，我們都能夠發現這樣壹 個「階層定律」：與中國官僚利益集團的遠近、親疏，決定了中國人在最新壹輪 階層分化中的命運。這個充滿了諷刺意味的定律無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然而， 它卻與現代化的文明標準背道而馳。雖然在25年的改革中，中國流傳著許多階層 流動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後來，這個故事就越具有權貴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 具有欺騙性。特別需要警覺的是，這個「定律」正在被不斷鞏固和定型為壹種制 度。這等於是在說，中國改革中曾經壹度被打開的階層流動窗口，正在隨著中國 改革的變質和終結，而被壹扇扇地重新關閉。這是壹個非常危險的趨勢，它意味 著，中國下層階級的困苦可能還剛剛開始。因為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壹個 不受約束和監督的官僚利益集團，天生就具有掠奪的性格。果如此，我們就可能 走在壹次舊式革命的前夜。




　　由於市場擴展的困難越來越大，權力經濟就會越來越傾向於向外部轉嫁成本 的方式來運作。向國家、向國家未來，向其他的階層。中國的超級出口能力在某 種意義上正是權力經濟故意導致的壹個後果，他們可以人為的壓低工資，（沒有 工會實際上就是壹個政治設計的後果），從而將大量的成本轉嫁給中國的下層階 級。以維持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如果沒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的出口模式 根本就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的城市經濟與國際體系形成了壹個完整的循環，而 與中國龐大的下層階級完全無關了。

中國經濟的基本屬性

　作者 邱國權 寫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零八年以來，全球經歷了壹場嚴重的經濟衰退危機。但在這場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卻壹支獨秀，據世界權威的經濟部門預計：近年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達百分之九左右。習近平上臺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也達百分之七左右。而據中共各地方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增長不止百分之七，或許百分之九都綽綽有余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共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這讓西方壹些研究了壹輩子經濟的權威、專家們大惑不解。




　　當年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訪問中國，拒絕中國各大中央媒體的專訪，專門指定地方媒體《南方周末》接受專訪。讓世界驚訝的是《南方周末》在對奧巴馬進行專訪後不敢全部刊登訪問內容，而是開了壹個大大的天窗，天窗中有幾個醒目的大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




　　但是讀懂中國談何容易！不但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學家們讀不懂中國經濟，就是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直到黃土埋到脖子上的中國人又有幾個人能讀懂今天的中國經濟？




　　如果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用西方的經濟規律來看待中國的經濟肯定會走入誤區。壹個西方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中國的經濟，只有來中國生活、工作二十年以上，從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入手，才能最終搞懂什麽是“中國經濟”。




　　如果壹個前蘇聯的經濟學家或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學家想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肯定幾十年也研究不出壹點名堂來。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被斯大林、毛澤東之類的鐵血統治者們方方面面的公有制搞成了壹個僵化的工具，沒有任何的思維能力。




　　如果讓今天中國的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如茅於軾、張維迎、厲以寧、吳敬漣之流來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他們除了唱贊歌外，什麽也不會說。因為他們早已被中共的極權統治和金錢收買政策所奴化，變成了壹群犬儒。




　　正如很多文科畢業的博士生鮮有好的文學作品問世壹樣，從中共經濟學院畢業的經濟專家其實也對中國經濟完全搞不懂。或者搞懂了而不敢說出來。因為他們壹但說出實情，中共就會砸爛施舍給他的金飯碗。




　　研究中國經濟並不需要多少經濟理論，因為世界現有的所有經濟學理論都不能描述中國經濟興衰成敗的規律。壹個正常的人只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不懼任何權威，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敢說真話，他就完全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雖然這壹類人名不見經傳，但他們的真知灼見壹點也不會比那些名滿天下的“經濟學家”們差。




　　我在中國土生土長五十多年。經過對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多年來經濟發展的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思考，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發表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獨家看法的系列文章。暫定名：巴山老狼《中國經濟學》研究系列。如果老狼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說得有道理，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那麽老狼就自封壹個“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和“中國經濟學家”。




　　我期待與世界、經濟學界的專家們，中國官方認證的經濟學家如吳敬蓮們壹道對世界獨特的中國經濟進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從理論上對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發展方向進行較為準確的描述。尋找出中國經濟的真正規律。




　　我認為被共產黨洗過腦的吳敬蓮先生其實對中國經濟並沒有什麽真知灼見。不然中國經濟如此亂象叢生吳先生還要唱贊歌。吳先生不過是奉共產黨的旨意從經濟角度去捧官方的臭腳罷了。只有巴山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獨到思維，才能揭示中國經濟之本質。




　　要談中國的經濟，首先要談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什麽樣的基本國策，就有什麽樣的經濟政策。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服務於這個國家的基本國策。




　　中國的基本國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壹、 愚民政策。對中國人灌輸共產主義的壹套歷史、政治觀，用充斥謊言的書籍對中國人進行欺騙宣傳，讓所有中國人對真實的世界不知情，讓中國人認為西方民主是壹套邪惡的理念，讓中國人永遠屈服於共產黨的獨裁和專制，讓中國人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救世主，讓中國人從小就認為中共有權力淩駕於中國、中國法律、中國社會和所有中國人之上，讓中國人知道不服從中共的獨裁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




　　二、 官員世襲。官員的兒女永遠是官，農民的兒女永遠是農民。中國人做官的途徑是靠上級選拔，上級官員在提拔下級官員時首先把上級、上級的上級的官員們的兒女作為選拔的重點，例如前中國總理李鵬的兒子和女兒當上了大型國企的老總。




　　三、 讓官員及其親戚兒女先富起來。讓他們最先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今天中國億萬富翁中百分之九十是高幹兒女和親友。




　　四、 對普通的中國民眾要用宏觀的調控方法，盡量把他們手中的余錢收到政府手中供政府揮霍消費。搜刮民眾錢財的主要手段是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高房價、生活必須品漲價……總而言之，中國普通民眾有什麽需求，就從他們基本需求入手把錢財搜刮到政府手中。讓中國的老百姓永遠處於半饑半飽、不死不活、只能做事、不能說話、不能思考、不能反抗的奴隸狀態。確保中國有壹大群世界最廉價的奴隸工供政府驅使，供官商剝削，供外國老板壓榨。例如：今天的中國的農民進入中共壓榨循環機中。農民外出打工，掙的錢再通過醫療、教育從農民手中搶回政府手中。農民們打工，不得帶兒女同行，造就出五千萬留守兒童。當農民工們老了再回到農村中。農民工只為共產黨創造財富，沒有資格享受財富。




　　五、 嚴禁中國人集會結社。懂得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的造反是從集會結社開始的。從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到共產黨的鬧革命，無壹不是從結社、成立組織開始。所以今天的中國嚴禁幾十人在壹起的結社行為。哪怕是在壹起健身、煉氣功和信仰宗教也在嚴厲打擊之列。如對法輪功的鎮壓和對家庭都會的鎮壓。中國憲法雖然有“集會、結社、信仰”之自由，但這“集會、結社、信仰”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如果有中國人要反抗，堅決地武力鎮壓。




　　六、 在對外關系上，只要洋人不威脅我中共的獨裁統治，就盡量讓他們在經濟上得到實惠。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國近年宣布對外援助達數百億美元之巨，但許多中國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委內瑞拉壹送幾百億美元、菲律賓去年送了壹百六十多億美元，“壹帶壹路”是向全世界撒錢。汶川大地震，我們的政府卻掛出了這樣壹個橫幅：“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怪政府”，把政府的救濟、救援責任推得幹幹凈凈。中石化以二元四壹升的價格向國外低價出口成品油，但在國內賣給中國人的汽油六元多壹升。有文章揭露：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僅二十九億美元，同時中石油每年在美國派發股票紅利累計達幾百億美元。中石油在國內的股票從沒見如此分過紅。




　　談了中國的基本國策再說中國的經濟模式。壹個國家的經濟模式是為實現其國家的基本國策服務的。




　　今天中國的經濟是什麽樣的模式？客觀地說，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既不是西方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經濟。要深入研究今天的中國經濟，得先給中國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遺憾的是中國這壹特殊的經濟模式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世界的“經濟學家”們還沒有想過要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定義。中共也沒給自己的經濟模式下個確切的定義。筆者在此大膽給中國的經濟模式下壹個定義：中國的經濟模式乃是壹種“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有經濟”、“權貴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N種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經濟模式是中共在世界的首創，是獨壹無二的。只此壹家。




　　“政府經濟”與“權力經濟”是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有緊密的聯系，但也有區別。舉例說明：政府為發展經濟而搞的投資、賣地、建廠、開礦、建豪華辦公樓……都是“政府經濟”。今日中國政壇以打黑著稱於江湖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大連市長任上提出的“經營城市”概念也屬於“政府經濟”範疇。




　　而政府官員搞的政績工程或為了任期內的GDP的高速增長好向上邀功升官而而主觀決定的投資項目或在統計數字上搞假的就應該算是“權力經濟”。之所以在“政府經濟”後面再加“權力經濟”，是強調官員手中的權力對經濟的影響與控制力。以及官員靠手中權力在本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得到巨大紅利。經濟越發展，官員手中權力所分紅利越多。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大頭是“政府經濟”和“權力經濟”。




　　“國有經濟”主要是指國家控制的企業，包括銀行、電力、石化、建築。現在國有企業基本已經成為政府官員們小金庫。國企與政府在人事方面和經濟方面有理不清的關系。中國國有企業老總隨時可到政府機關任職。例如原中石油的老總周永康後來擔任了政治局常委。政府官員很多財務支出隨時在國企內報銷。




　　什麽是“權貴經濟”？老狼的“權貴經濟”概念指的是壹個宏大的企業雖然是在私人的名下，但與權勢者和官員親戚、後代都有巨大關系的企業。例如：死了的徐明曾經控制的“實德集團”就與權勢者薄熙來有扯不清的關系。“實德集團”就是薄的金庫。想從中要多少錢，只需給徐明打個招呼。薄再用手中權力讓“實德集團”發展壯大。例如民生銀行的大官太太俱樂部。也是“權貴經濟”的典型。還有萬達集團據海外有文章說眾多的紅二代、高官們在其中有股份。這也是“權貴經濟”。




　　“私有經濟”壹般在服務行業居多。但很多的建築私有公司幾乎是政府官員們親戚所開辦。例如重慶市原北陪區區長雷政富，官做到那裏，其弟就把建築公司開到那時，在雷政富任職的地區，大多數建築工程歸其弟承包了。官員通過權力讓其親戚發財，也就是自己發了大財。象雷政富親戚式的“私有經濟”在中國經濟中占了相當大比例。




　　今日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占了相當大比例。




　　既然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加“國有經濟”、加“私有經濟”加“外資企業”的混合模式那麽今日中國的經濟模式能否實現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取決於中國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官員決定和外國投資的多少。與西方經濟的市場法則、經濟規律沒有任何關系。所有西方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作出的任何預言都沒有實際的意義。任何預言中國經濟將衰退或出現危機的說法都是不切實際的壹廂情願而已。




　　當今世界有三大經濟模式：壹種是西方市場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經濟，私有企業以市場的需求為主要目標，市場需要什麽就生產什麽。對這壹種經濟模式西方的經濟學家們研究得很是透徹。另壹種是前蘇聯和現在的北朝鮮計劃經濟模式。這壹模式不顧市場的需求，能生產什麽就生產什麽，只要按時計劃進行生產就行。第三種模式就是今天中國“政府經濟”、“權力經濟”、“國家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的混合模式。這壹模式有市場的因素，但經濟的增長以政府的操控和權力者的意誌為主體。這壹模式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圍繞壹個中心：肥官窮民，確保壹黨政權。




　　今天中國這壹“政府經濟”加“權力經濟”的混合模式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來的是壹種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思想。為什麽呢？因為現在各地諸侯們在本地發展經濟只考慮本省利益，不從全國大局考慮。這樣每個省的諸侯們就在自己地盤上搞“小而全”、“大而全”。妳外省有汽車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鋼鐵工業，我也要有。妳外省有彩電工業，我也要有……結果是大家壹哄而上，產能嚴重過剩。今天中國有汽車廠近百家，產能達兩千多萬輛。大型鋼鐵企業上百家，產能十多億多噸。就這樣，沒有汽車和鋼鐵的省份還在喊上鋼鐵和汽車項目。前幾年，廣東省擬在湛江市征地二十平方公裏，建壹年產兩千萬噸鋼的大型鋼鐵企業。重慶市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但最近幾年還在大力興建新的鋼鐵企業。




　　不但要“小而全”、“大而全”，還有計有步驟地制造出“經濟圈”。有跨地區的什麽“珠三角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長沈大經濟圈”，“津京唐經濟圈”。各省又依樣畫瓢地復制出四川的“綿德成經濟圈”，湖南的“長株湘經濟圈。”這些都不是市場的決定，而是政府的決定性。中國政府成了經濟發展的主體。




　　在以前的經濟理論中，“支柱產業”是壹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大頭，是壹個國家經濟的重點。但筆者文中的“支柱產業”與壹般意義的“支柱產業”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本文中“支柱產業”的含義是：是由中國政府操控的、能確保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府及官員和公務員們從中受益最大、不受任何經濟危機的影響、並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高速增長的產業就是“中國支柱產業”。這就是“中國特色經濟”。




　　“支柱產業”之壹：“賣地產業”。中共紅朝在毛澤東時代把所有土地收歸國有。農村土地名義上是歸集體所有，但政府有權力隨時征用，溫家寶總理上任後，中國各地方政府發現了壹發財捷徑：賣土地。先把農民的土地以幾千元壹畝的價格收購來，再以幾百萬、上千萬壹畝價格轉手賣給開發商。據中共自己公布的數據：二OO七年，中共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達四萬多億。二OO九年，上海市壹塊百多畝的地皮賣出了十壹億元的高價。估計二OO九年中國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不會少於二OO七年的四萬億。中共“賣地產業”以每年各地政府賣出壹千平方公裏土地計算，現有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可供中共賣九千六百年！再說中共賣地並不是真的“賣地”，只是賣的七十年使用權。七十年後，中共可名正言順地把今天賣出的土地收回來再賣第二次。這“賣地產業”將是中國最大的、長盛不衰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產業。




　　“支柱產業”之二：公款住房消費產業。中國的公務員們住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幾倍的低價分配。以全中國現有公務員四千五百萬計算，每年新召收和退休補充公務員壹百二十萬，壹個公務員分配九十平米住房，每年公務員們“消費”住房壹億多平米。以壹平米市場均價壹萬二千元計算，中國每年用於公務員的住房達壹萬多億元。




　　“支柱產業”之三：公車消費產業。之所以把“公車消費”作為壹個“產業”，是因為今日中國汽車工業主要是為各級政府和官員們服務的行業。中國的公車產業興旺程度如何？有文為證：二OO七年底筆者在《華西都市報》上見壹則報導：四川全省小車保有量六百壹十多萬輛，其中私家車壹百五十多萬輛。也就是說四川全省大街上跑的小車四輛中有三輛是“阿公”的車和出租車。公車和出租車的比例以2：1計算，四川就有三百多萬輛公車。四川有多少公務員？以四百五十萬計算，這不是每三個公務員就有兩輛公務車嗎？四川如此，全國肯定也差不離。在北京、上海等冠蓋雲集之地，公車比例可能更高壹些。壹般私車開七、八年或更多時間再換代。公車怕是二、三年或更短時間就換代。




　　“支柱產業”之四：公款吃喝產業。當今中國壹年公款吃喝有多少？筆者估計不少於六千億元。今天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及鄉鎮凡高檔餐館主要顧客都是公款吃喝的。壹般百姓沒錢進高檔餐館，私人老板也舍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黨政機關的大大小小官員們才有錢、有膽吃喝。而且越是高檔的越好。




　　“支柱產業”之五：醫療產業。中國自朱基任上搞起了醫療產業化後。中國的醫療產業是高速發展。醫院院長為了多掙錢，藥品壹般都以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患者。幾年前驚爆上海藥品是二十倍於進價的價格賣給病人。去年又爆出中國以二百五十元壹盒從印度進口的治療白血病藥賣給中國患者達二萬五千元壹盒！壹百倍的暴利！醫院院長又命令醫生對所的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檢查和多開貴重藥品。甚至發出紅頭文件要醫生們面對患者不得壹次把病人治好，要確保病人第二次到醫院就醫。同時院長指使結賬的部門給住院的病人無中生有地“制造”幾倍到幾十倍的醫藥費和治療費。估計今天中國的醫療產業總產值達每年壹萬多億人民幣！醫療產業每年產生的巨額利潤有三個去向：壹醫院領導們分配，醫生分配，還有部分供官員、公務員們的免費醫療。




　　“支柱產業”之六：教育產業。今天中國的教育是壹個包賺不賠的產業。壹個中國人從三歲入幼兒園就得交數萬元的“建園費”。到小學和中學，政府又抓住孩子家長們望子成龍的心理，“制造”出勞什子的“重點學校”、“實驗學校”、“外語學校”、“聯合中學”、“示範學校”，還有什麽“省重點學校”、“市重點學校”、“縣重點學校”、“公辦民助”……之類的東西，每年又是數萬元的高價學費。大學產業更是發展驚人，中國每年大學生的增長幅度世界之冠。現在在校大學生的保有量二千五百萬。以每年每個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平均壹萬五千元計僅大學教育每年的GDP就達四、五千億元人民幣！就是這樣，還有茅於軾這樣的禦用學者鼓吹“提高大學收費標準”！保守的估計中國壹年教育的GDP也達壹萬數千億元！教育產業每年的巨額利潤部分是學校領導和老師們分配了，還有部分補貼官員子女們上學開支。據說官員們子女上學壹般都不會交什麽這樣費、那樣費。




　　“支柱產業”之七：公款旅遊產業。今天的中國旅遊景點的價格至少是幾百元。搞得普通的百姓輕易不敢外出去旅遊景點。同時中國各地黨政大員們動輒花公款到旅遊地“考察”遊玩。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年都有半月的旅遊休假。出外旅遊後回單位報銷。國內玩膩了，又到國外遊玩。中國現有黨政機關人員近五千萬，壹年旅遊費用達數千億元人民幣。




　　“支柱產業”之八：賣房收稅產業。中國政府賣了地後，開發商建房出售，中國政府以收稅為名，對住房課以高額稅。去年有房地產專業人士透露：房價的百分之七十被政府收去了。也就是說：壹個中國公民如果花壹百萬買房，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七十萬左右是政府的收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房價中有四萬元元是政府的收入。中國壹年要賣出多少平方的住房？中國政府壹年住房的稅收中收入達萬億之巨。




　　“支柱產業”之九：公款抽煙產業。今天的中國政府公款抽煙開支驚人。壹個小小的縣政府，居然公開發出紅頭文件，規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萬元的公務煙！全國幾千個縣級機關，再加上鄉鎮機關、市級機關、省級機關、中央機關，全國壹年公務煙保守估算也有兩千億元！幾年前，全國的高檔煙僅“中華”、“玉溪”兩個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條。近幾年，全國各地的煙草公司動輒搞出壹、兩千元壹條的高檔煙，專供公款消費。以示抽煙者身份與眾不同。筆者有壹醫生棋友，十多年沒見他抽煙，去年高檔煙壹包接壹包。據他說：“不抽白不抽”。原來他從壹個醫生提拔成了科室主任，有資格享受高檔公款煙。筆者在國營企業，有同事沒提拔前，幾十年不抽煙。提拔後每天要抽幾包高檔煙。如果讓他私人掏錢，他決不會抽壹支煙。




　　“支柱產業”之十：印鈔產業。中國印鈔產業發達程度世間少有。這麽說吧：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想救市，不敢多印鈔票。得滿世界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錢，美國從中國壹借就是八千多億美元。中國政府要救市，溫家寶壹撒手就四萬億。後來又追加四萬億。其實中國政府年年財政是赤字幾千億，這救市的錢從何而來？還不是開動印鈔機就搞掂了。




　　“支柱產業”之十一：經濟統計數字做假產業。今天中國經濟統計數字水份含量之高是世界之最。各地方官員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隨意在統計數字中把本地的GDP搞大做強。因為GDP的多少與官員的政績有關，更與官員是否升遷有關。如果壹個官員為政壹方，這GDP增長不高，那麽下壹輪中共官員的提拔肯定就沒門兒。所以各地官員就在上報的統計數字上做文章。沒有實際增長的GDP不要緊，只要上報的GDP有大的增長就行。反正上級也不會為驗證GDP的準確性而大動幹戈。這樣虛報統計數字就成了各地政府的日常事務。只要大筆壹揮，這經濟就會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長。據報導：今年壹至九月，各地上報的GDP超出中央政府統計的GDP兩萬多億元之巨。只是這壹“支柱產業”是“虛擬”的。雖然是“虛擬”，但這壹“支柱產業”對中共上層決策者的影響、對中國、世界傳媒輿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因此在研究中國經濟時得把它作為壹個實在的“支柱產業”對待。




　　“支柱產業”之十二：公路收費產業。全世界收費公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國。這壹產業每年為中國各級政府創造了數千億元以上的凈利潤。




　　“支柱產業”之十三：隨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壹個新興的、隱性的經濟產業：烏紗帽買賣產業。每年中國要提拔數十萬、近百萬的官員，提拔的程序又是對內、對外保密的，而提拔與否只是上級壹把手的壹句話。由此向上級官員行賄以換取壹頂烏紗帽就成了無數有誌於官場之士的必修課。今天中國的烏紗帽是“不掛牌悄悄出售”，且價格隨行就市。壹頂局長壹級紗帽交易價估計達五十萬。而壹個大都市的市長沒有五百萬難以成交。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對其密友師東兵說：為了當市長花了幾百萬。送了銀子後當官的，上任後肯定又要拼命撈錢。這理由也是現成的：“我為烏紗帽投了資，哪有投了資不想賺錢滴？”烏紗帽的買賣產業所產生的巨額利潤每年至少幾千個億！全部被大大小小手握“烏紗帽派發權”的官員們吃了。隨著中共統治的長期化，這壹產業有越來越興旺發達之勢。因此筆者把這壹產業也列入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壹。




　　只要共產黨繼續執政，上面提到的產業就會永遠興旺發達，不會受任何經濟危機影響！




　　中國其它的產業如鋼鐵、能源、運輸、建築、國防生產等算是“基礎產業”而不是“支柱產業”雖然其GDP有可能比以上產業高，但總的來說是為以上十四大支柱產業服務的。“基礎產業”因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和其它經濟因素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趕不上前面提到的“支柱產業”。這裏就不壹壹介紹了。




　　中國經濟是如何運作的？對於這個問題有壹個非常簡單的回答：今日中國經濟運作的三大法寶：賄賂、壟斷、漲價。




　　先說賄賂。今天的中國，賄賂已經進入了與經濟相關的每壹個環節，賄賂已經侵入了經濟領域的每壹個細胞，賄賂已經存在於國家經濟的方方面面。沒有賄賂，就沒有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轉。




　　銀行對私企提供的信貸，決策者壹般都能得到信貸額百分之幾的好處。私企要貸款得有熟人和關系，或買通政府大員為其撐腰。貸款前私企業主是個奴才，整日裏跑關系找門路。壹但把貸款搞到手，妳就從奴才變成了大爺。筆者壹在銀行工作的朋友為收回貸款不知跑了多少路。但貸出的錢很難收回。中國幾大銀行改革開放後累計壞賬、呆賬數千上萬個億，最後還是政府開印鈔機為其買單。




　　對壹般的生產企業而言，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八十的產品找不到銷路。沒有賄賂中國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廠商將面臨倒閉的危險。




　　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及建築業成了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下面就以房地產建築業為例剖析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




　　在建築工程的招投標中，壹個建築公司想中標壹個工程，得給有決策權的人送壹大筆錢，這筆錢的數量壹般是中標工程標底在百分之八到十。如果決策人想讓自己的熟人或親朋中標，這很容易的了。只需要熟人或親友找壹個有資質的建築企業掛靠壹下。親朋好友中標後或自己當老板自己幹。或轉手給其它建築隊，自己吃中價費。據報導：山東某市委書記把本市的所有建築要程全部包給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幾年下來，這個書記與他的親友身家就達數十億元之巨。




　　生產廠商如電梯和工程機械生產公司向建築企業推銷自己的產品，相關決策人員有五到十個點子。建築材料商向施工項目部推銷鋼材、水泥、河沙、碎石等材料，得給簽字者五到十個點子。




　　其它如政府采購。決策者或經辦人將會得到有五到十個“點子”（即百他之五或百分之十。下同）的回扣。醫藥代表到醫院推銷藥品，決策者和醫生都將得到高額的賄賂回扣，其“點子”在二十以上。




　　這麽說吧：在中國，只要妳的產品不是在商場或超市貨架上公開出售的；不是國家指令性要生產並購買的，不是生產軍工產品的，就必須送給決策人員十多個的點子才銷得出去。這已經是中國市場的“行規”。這壹點，外國廠商是深有體會。前不久，美國國會調查美國公司在中國行賄的事就是證明。如果美國的廠商在美國靠行賄推銷自己的產品是要判重刑的。但美國公司到中國來也只得適應中國國情，給相關人員五到十個點子的賄賂。否則妳的產品質量再好也沒有銷路的。




　　再說壟斷。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基礎產業又以壟斷經營為主，如鐵路運輸、電信、電力、石化、聯通……等。這些企業依仗其壟斷地位以高於發達國家的價格進行經營，且編造出無數的圈錢理由搜刮民眾的錢財。如中國電信十多年前電話座機壹部四、五千元的座機安裝費；電力公司隨意提高電價；中國的汽油價格比美國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移動、電信收費價格遠遠高出世界其他各國價格。中國的電費想怎麽漲就怎麽漲。中國的壟斷企業因有國家政權的強力支撐，自然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處於強勢地位。




　　用壟斷經營的高價位賺民眾的錢來補貼政府的開支和用於向世界撒錢。中國人抱怨中國的油價比世界其它國家都高。其原因在於中國有大量的公務用車，公務車耗油的錢得讓百姓們買單。還得向美國的中石油股票股民分紅，自然這油價就高。中國人抱怨中國電信的話費收得貴，殊不知政府機關的無數電話開支費用也得從百姓身上賺取，這話費當然就貴。




　　再說漲價。中國政府為了搜刮百姓錢財，最常用的手段是讓百姓手中的錢不斷地貶值，讓物價飛漲。政府讓物價上漲時采取的辦法是“悄悄地進莊，打槍的不要。”等老百姓睡壹覺醒來後，才發現物價已經上漲三十個百分點。物價上漲後，政府大官員又出來大吵大鬧要“控制物價漲幅”，他這個“控制物價漲幅”不是讓上漲的物價降下來，而是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十後，暫時不再漲。或再漲百分之十後，政府就說是：“物價漲幅放緩”。這樣壹來，政府是當了“漲價”的婊子後，再為自己立了壹個“控制物價”的牌坊。這幾年中國政府搶錢的速度是越來越快了。中國物價上漲的周期是越來越短了。九十年代物價是五年左右上漲壹次。進入二十壹世紀後大約兩年就上漲壹次。漲價最快的是房地產業，只幾年時間就上漲了五、六倍。其它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農副產品上漲達二、三倍。




　　中國的財富分配問題壹直是困擾在中國人心中的壹大難題。從理論上講，中共從其馬教的基本教義出發，確定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按官分配”。從公開的工資單上，壹個單位的最高級別官員的工資是最低級別普通員工的五到六倍。而實際上遠非如此。




　　中國財富分配的多少基本是按以下順序排定坐次。




　　壹、官員階層。在中國各個階層中，黨、政機關領導人員除享受數倍於普通公務員的工資外，還有各種高額補貼。如每月六、七千元的公車補助。更有無數的灰色收入。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落馬，查出其有億元的身家。錢從何來？讓人悲哀的是文強落馬不是因其貪污，而是因其“涉黑”。若文強不“涉黑”肯定沒事。如今中國有多少官員身家沒有千萬的？筆者有壹熟人是某縣民營企業家。據他說：壹個縣委書記，壹年收入至少五百多萬，五年壹屆下來至少有幾千萬。縣裏的大、中型民營企業每年都得給相關縣領導送錢。送錢多少以官員級別而論。如果不送，縣委書記壹句話，就能把妳的企業搞垮。壹個縣委書記相當於在本縣內所有的私營企業入了幹股，到年終只管分紅。其他市級，省級官員呢？中央級官員呢？




　　二、國企老總。地方官員生財有道，國企老總們也有辦法。本來國企老總公開的薪水是普通員工的十倍左右，但不滿足。要想其它辦法。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老總自己給自己定每年六千多萬的年薪！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應聘到平安保險公司，所簽工作合同是：出去拉客戶，拉到客戶後每壹筆款項提成百分之三十，無底薪。工作兩個月下來，壹個客戶都沒拉來，薪水沒掙到壹分錢，自己倒貼三千元進去。




　　國有企業老總們洗錢是行家。某國企很有錢。經理和黨委書記把幾千萬元投入自己熟人開的公司搞“合資經營”，幾年後，這個公司倒閉，幾千萬元泡湯。國企老總們只要稍動腦筋，就能輕松地把國家的錢劃進自己的腰包。




　　三、大學教授。八九“六四”後，中共對知識分子采取收買政策。大學的專家學者和教授們除了每月發放壹、兩萬元的薪水外，還放手讓他們的搞各種培訓班掙外快。壹年下來也有幾十萬到百萬的進帳。如此壹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整體道德淪喪。墜落成了犬儒。當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吶喊。




　　四、公務員群體。中國公務員收入在中國是高收入群體。公務員收入有地區的差異。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公務員壹般都有壹萬幾千元左右收入。但在內地壹般縣、市只三、五千。個別貧困地區二千多。但仍是當地普通勞動者收入的數倍。公務員不但享受高出普通勞動者幾倍的收入，還有普通勞動者沒有的福利：免費分房、免費醫療、高額養老金。公務員的養老金是普通國企退休職工的三倍以上。




　　五、醫生群體。為了收買醫生群體。政府默許醫院亂收費提高醫生收入，又允許醫藥代表直接到醫院找醫生推銷藥品，讓醫生看病時專開某種藥，壹年下來，醫生也有數十萬、上百萬進帳。




　　六、中小學教師。國家開辦的學校搞起了“公助民辦”，大收高價學費，所收學費校長和教育局官員吃大頭，老師得小頭。為了讓老師心理平衡，默許老師把該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不講，拿到補課時再講，大收學生“補課費”。




　　七、外資企業白領階層。這壹階層收入有數千元到萬元不等。




　　八、壟斷國企職工。中國政府的壟斷企業如電力、電信的職工壹般都有壹萬多元的高薪。




　　九、普通國企職工。在普通國企就職的職工壹般有四千多元到五、六千元。在偏遠山區的國企員工被剝奪得更慘些，每月有兩千元就很不錯了。幾年前陜西某地國企職工鬧事，記者調查時發現這裏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職工每月僅六百多元的收入。普通國企現在所有苦、累的事壹般是找農民工幹，農民工在國企每月有七百到壹千多元不等。




　　十、國內私有企業和小商販雇員。這些員工壹般每月有兩千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資收入。




　　十壹、在中國被剝削得最慘的當數農民工群體。現在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幾乎所有的臟、累、苦活全是農民工們在幹。外資企業也專門找只幹活少拿錢的農民工，以降低生產成本。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沒有農民工，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但他們每月薪水十幾年如壹日只有五、六百元。中國對農民工的剝削之慘烈世間少有。農民工除拿世界最低的工資外，中國政府把農民工當下等人看。他們在壹個地方打工，身份證是沒用的，得花錢買“暫住證”。中國政府不準農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教育把農民工子女拒之門外，造就了世界獨壹無二的中國幾千萬留守兒童！農民工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保險。更掙不到購買壹套城市住房的錢。壹個農民工在壹個城市打工幾十年，除去生活開支外，最多有幾萬元積蓄。這幾萬元還得應付政府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到頭來還是兩手空空回自己的農村老家。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是處於最底層，他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鮮血。




　　中國的執政黨手中有壹個統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中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時髦的說法就是“公務員”。他們是壹群無所事事的、專吸民脂民膏的、比普通勞動者收入高出十倍以上的、享受著普通勞動者所沒有的驚人的高福利群體。




　　說他們無所事事，因為他們上班時間多數是在上網打遊戲。筆者在棋園認識壹位處長級公務員，此人每周五天工作時間有四天的下午泡在棋園下棋。因為上班沒多少事。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那是令祖宗幾十代臉上都光彩的壹事。今天中國公務員考試的錄取比例最高達四千比壹！遠比皇帝老兒時代考狀元的難度高出百倍！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政府立馬就無償分配壹套寬敞的住房。就算要付錢購買，也只是象征性付極低費用就得到壹套高標準住房。而普通百姓想買壹套房得花光幾代人積蓄不說，還得向銀行貨款。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的收入就是普通勞動者的幾倍到十幾倍。今天廣州、蘇州、上海……等城市公務員月收入壹萬幾到幾萬元不等，但在那裏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壹、兩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經常出入高檔酒樓、餐廳享受美食。再開張發票報銷。吃兩千元的就開五千元發票。又白吃還白賺。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就可以經常地花納稅人的錢到風景名勝地免費旅遊。




　　如果妳是公務員，每個工作日都能盡情享受二元錢的“工作餐”。這“工作餐”的豪華程度，在正常餐廳中八十元到壹百元都買不來。




　　在中國壹但成了科室科長或處室處長壹級的公務員，妳就有壹輛免費的公務用車。如果妳的車壹月花銷壹千元，政府至少會補助妳兩千多元。如果妳是什麽區長、市長什麽的，政府會壹月補助妳幾大千元！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妳沒病時，每月發上千元的醫療補助，局長、區長、市長更有幾千元以上補助。如果妳生病住院，妳的全部醫療費用政府給妳報銷。如果妳是企業員工，對不起妳得自己掏錢買醫療保險。平時有病得全部自己掏錢。如果住院再按比例自己付醫療費。如果妳是農民工那所有的醫療費全部自掏腰包。




　　如果妳是公務員，妳的兒女上學不用掏高價就能上最好的幼兒園和學校。而普通民眾兒女讀幼兒園起，就得交什麽建園費、擇校費、議價費、重點學校高價費。




　　在中國壹但成了公務員，哪怕妳每月收入壹萬到幾萬元，但不交壹分錢的稅。因為哪有吃稅的人還交稅的道理。如果妳是普通勞動者，那麽妳收入超過了三千多元就得交稅。




　　在中國如果妳是公務員，不用交壹分錢養老金，退休時就有比普通勞動者高出三倍以上的退休金。而在私企和國企的勞們動者得自己每月交錢作自己的養老費。最慘的是農民工群體。他們幹了幾十年的活，最後只有回到自己的鄉下，每月有七十元的養老金。




　　中國公務員有如此超過普通勞動者們幾十倍的經濟待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世界文明國家的慣例是公務員的收入是最低工資的兩倍，或者與全國民眾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難怪今天中國普通民眾們窮得壹貧如洗，因為中國公務員們靠吸中國人民的鮮血而養肥的！




　　中國現有公務員五千萬多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共預算的壹年開支竟達到二十多萬億元，人均四十多萬！每年到年底，國庫都有幾萬億元花不出去。最後估計是按人頭，以發年終獎的名義由公務員們分了的。據說公務員們人均年終獎金以職位高低分紅，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遠比普通勞動者壹年的收入高出許多倍！




　　在中國雖然公務員名義上是在公開招考。這幾年報考與錄取的比例平均達幾百比壹，有的專業更是四千比壹。但公務員不是誰都能當的。沈陽兩個人報考公務員，其考分都是本專業第壹名，但被淘汰。人人都知道中國公務員錄取是有“潛規則”的。如果妳沒有背景，沒有後臺，沒有關系，沒有送銀子，考試成績再好也不行。




　　正因為“公務員”有遠遠超過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待遇和福利，所以中共開始把“公務員”作為壹個獎品，專門獎勵在維護中共統治方面有功的人員。幾年前有壹新聞：中共決定把在新疆騷亂中有功的武警轉業戰士壹百五十八人轉為“公務員”。 當年中國女排奪取世界冠軍時，中共把“烏紗帽”作為獎品，女排隊員退役後幾乎人手壹頂“省體委副主任”紗帽。現在“公務員”的身份又變成了壹個“獎品”，這樣荒唐的事只有在中國這樣的獨裁專制國家裏才會出現！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裏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裏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裏，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裏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麽“企業重組”；什麽“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麽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復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後，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後，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後，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麽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只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幾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麽“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後，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後又於2015年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蘇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溫家寶當上中國總理後，中國的住房價格瘋漲。從二零零二年至今的十多年間，中國的房價平均上漲達十倍以上！溫家寶是中國房價上漲的政策制定者。




　　中國的房價是如何漲上去的？以南京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價僅三千元壹平米。但政府阻止開發商以此價格出售。理由是：這個價格低於成本價。因為政府要從每壹平米的售價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價”。在政府的幹預下，南京市房價猛漲到五千多元壹平米。（現在已經達兩萬多壹平米）本來商品房的造價僅每平米壹、兩千元，因政府強行收取高額地價，高額稅收，極大地推高了房價。中國的房地產業成了中國政府的提款機。幾年前有房地產業內人士公開說：房價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政府收走了。可見：房價上漲，政府是第壹推手，受益最大的也是政府。




　　房價的瘋狂讓人眼熱。幾年前在城市附近居住的農民們也打起了房地產的主意。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以村、鎮壹級政府頒發的產權證方式向城市居民出售，其價格僅壹千多元壹平米。統稱“小產權房”。但中國政府把暴利的房地產作為自己的專利，不準農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出售。也禁止居民購買農民的“小產權房”。並威脅說：那是非法建築，隨時都有可能拆遷，沒有任何補償。如此壹來沒人敢買“小產權房”，只有花大價錢買政府與開發商聯手搞的“大產權房”。




　　各級政府是如何操控房價的？第壹步：推高地價。中國政府賣出的土地價格從十多年前壹畝幾百萬猛漲到壹畝地上億！去年底，杭州市土地拍賣會上拍出驚人的天價：如果在這塊地上建房，單是地面價格就達六萬壹個平方米！如果加開發商的利潤，出售房屋時至少得七、八萬壹平方米的價格，否則就沒有錢可賺了。第二步：每年的年初，政府就暗中指令房產商將房價上漲百分之十。房產商找房托演出晝夜排隊搖號購買的鬧劇，想買房的吃瓜群眾壹看這架勢，感覺房價還要漲，再不買就虧壹。也蜂擁而來搶房。政府再宣布“限購”，把上漲了的價格固定下來。真實的情況是房子並沒賣出多少，但達到了房價上漲的目的。到第二年春節壹過，再暗中指令房產商漲價，政府再來“限購”。政府在房價上漲壹事上，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年年重復昨天的故事，導致了今日中國房價高得離譜！




　　推高房價的受益者是誰？首先是官員群體。中國的官員們誰家沒有幾十套、上百套房子？這些房子都不是官員們靠工資買來的，有的是用貪污的錢買來的，有的是用受賄的錢買來的，有的是行賄者主動送的。再就是公務員群體。當今中國的公務員們，他們因有福利分房，壹般都有四、五套以上的房子，房價壹推高，他們瞬間就成千萬富翁！




　　政府反復推高房價的結果是中國的房地產業畸形發展，近幾年來，各地政府大肆圈地、賣地，開發商大量建房。大家壹哄而上的結果是中國存量房嚴重過剩。去年下半年，有報導說：中國現有住房能居住地球上壹半的人口！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的住房夠地球三十五億人居住！只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建了幾倍於人口的住房！中國的住房遠遠是供大於求！全國各地出現無數的鬼城：修建無數的高樓大廈卻沒有幾個人入住！但就是這樣，中國各級政府也不會讓房價降下來！因房價壹降，對中國的經濟是壹致使打擊！官員們手中幾十、上百套房產的財富就會縮水。




　　今日中國房地產的現狀是什麽？




　　其壹，這些年，中國政府印鈔無數，各級政府的錢多得花不完，就把這些錢用於大幅度提高軍官、官員、公務員、教師的工資，這壹批人工資調整動輒翻倍。這壹批人有政府送房、有公款吃喝、有公車消費、有公費旅遊、有公費香煙，現在又工資翻倍，錢還真找不到地方花。怎麽辦？那就買房升值。這壹大群體身在中共體制內，深知中共政府永遠都不會讓房價下跌，那麽手中巨額現款用於買房就是最佳的保值、升值辦法。這壹群體手中的余錢數額驚人，這壹群體哪家沒有三、五套到十幾套住房？




　　其二、中國大大小小的上千萬黨、政官員們依靠手中權力公開腐敗，聚斂了巨額財富，再將貪污受賄來的錢財用於購買房產保值增值。今天中國局長壹級的官員手中有幾十套房產已經平常。最近暴光的某官員房產達千多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中國的房地產是大小官員們用貪污受賄來的錢在支撐著。中國在建的房地產最大的買主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當然還有公務員們。




　　其三、作為壹個中國人，要懂得的壹個基本道理就是“中國的住房不是為普通中國民眾建的，是為官員們和公務員們和特殊利益集團建的。”筆者的侄兒大學畢業八年，現在月收入四千多元。現在成都的房價高達兩萬壹平米，照這樣下去，他壹輩子都買不起壹套房。筆者所在單位請的農民工，月收入僅壹千多元，只夠生活。筆者在成都棋園喝茶，棋園的服務員壹月僅壹千七、八百元。買房對他們只是天方夜譚。不但低收入群體買不起房，就是中等收入的白領也無力購房。2010年中國科學院發布《經濟藍皮書》中稱：中國85%的家庭都買不起住房。這倒是說的壹句大實話。老狼現有住房六十平方米，還是工作單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再購買的。如果沒有當年的福利房，象老狼這樣工作四十幾年的“老革命”，是無論如何也買不起壹套房的。




　　壹方面房價大幅度上漲，遠遠超過了普通民眾的購買能力，讓他們只能望房興嘆。壹方面已有多套房產的階層在瘋狂購房保值增值。這就是中國房地產業的現狀。這是中共當局和中國政府三十年改革開放堅決推行“肥官窮民”政策而制造出來的罪惡！那些手中有數套房產的統治者們再把手中的住房出租給買不起房的打工者，從他們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身上再榨出剩余的骨油。這樣的當政者可謂天良喪盡！




　　但市場自有市場的規律，這規律是任何政府也扭轉不了的。或許五到十年後，中國住房市場上成品房遠遠超過人口需求幾倍，其房價很可能完全崩潰。中國經濟名人馬雲就說過：八年後，中國的房價會如同白菜壹樣的便宜。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理論中，壹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普通人民大眾消費水平的提高。但在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




　　今日中國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




　　第壹動力：政府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對基礎產業進行投資，比如開礦山、修鐵路、建高速公路、建電站、投資通訊、城市建設、建豪華辦公大樓、建豪華賓館餐廳……等。自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投資呈大幅度上漲趨勢。獨具中國特色的“豪華辦公大樓”遍及中國大、中、小城市，甚至壹個鄉政府也造出了豪華的“仿白宮”建築，這又使中國的經濟上了壹個更大的臺階。前幾天有報導：深圳市的高樓大廈超過了美國全國高樓大廈的總和！照這樣推算：中國高樓大廈的總數是全世界高樓大廈的總和的百倍以上！這樣多的大樓使用情況如何？只有天知道！如果做賓館，中國壹年有這麽多的遊客嗎？如果做辦公用地，中國有這麽多的“公司”嗎？這樣多的高樓大廈，可能更多的是被官員或他們的情人們占用了吧？或空閒不用？中國政府投資有壹最大特點：只管投入，不管產出。只管砸錢，不管效益。重慶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完全靠政府投資、重復建設，從來不考慮這投資有什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投資後，GDP增長了，官員從中吃了回扣，官員有了業績，官員有上繼續往上爬的資本。至於投資的錢，除了制造出過剩的產能、空置的高樓……還有什麽？倒不如把政府投資的錢分發給民眾還有真正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第二動力：中國每年公款消費的大幅度增長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




　　據報載：某地局長九年來每年都更新自己的高檔公務車。某地局長壹人有七輛高檔公務車。如此以來，中國公款買車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多少？




　　中國每年免費為公務員提供住房，多數官員手中都有數套住房。這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




　　中國壹年公款吃喝增長率達兩位數，壹桌酒席的價格動輒幾千上萬，這會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多大貢獻？




　　中國壹年公款消費香煙增長怕不止百分之二十，各煙草企業再開發出四、五千壹條，七、八千壹條的超高檔煙供公款消費，這又會讓中國經濟增長多少個百分點？




　　中國每年公費出國、公費嫖娼、公費旅遊……這些消費每年的增長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多少？




　　今天的中國，公仆們花納稅人的血汗錢毫不手軟，似乎公款花得越多越光榮，越會花公款這升官的概率就越大！




　　總而言之，中國的公款消費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大的推動力。公款消費在支撐著中國整個的經濟大廈。




　　第三動力：“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高速增長。教育和醫療是壹個國家國民的“剛需”。中國政府在人民“剛需”上大做文章，想怎麽漲價就怎麽漲價，想漲多少就漲多少！這兩項每年產生的GDP有幾萬個億！也是中國經濟的強大動力！如果中國象民主國家印度壹樣沒有這麽多的公款消費，沒有勞什子的“教育產業”、“醫療產業”，那麽中國的GDP可能還不及印度。




　　第四動力：外國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之所以對外國投資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外資的湧入能帶動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但外國投資（包括港、澳、臺商人的投資）主要是建立壹些血汗工場，招募中國的農民工們做奴工，農民工每月薪水僅六、七百元。農民工們創造的財富絕大多數被資本家老板掠奪走了，壹部分作為政府的稅收留在了國內。去年以來世界出現了經濟危機，外國投資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已有的外資企業訂單大幅度削減，致使中國出口大減。




　　四大動力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中國普通的民眾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很少受益。近三十多年，中國的GDP翻了很多個翻，但中國民眾的實際收入並沒增長多少，生活水平也沒提高多少。在廣東等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們的收入不是增長而是大幅度下降。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幾乎被官僚階層、資本家、外資老板們洗劫壹空。




　　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如何？對於這個問題，世界上的經濟專家們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海外著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何清漣女士曾經發表了《中國經濟是“諾亞方舟”還是“泰坦尼克”號》壹文，認為有五大因素阻礙世界經濟復蘇。這五大障礙是銀行有毒資產（包含壞帳與風險較高的貸款）、銀行監管缺位、大規模失業、世界經濟結構失衡，以及壹些難以預測的因素，如壹波又壹波讓人類頭痛的疫情豬流感之類。而這五大因素中國都有。再加上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不僅低於處於經濟蕭條期的美國（70.1%），甚至低於印度（54.7%）。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中國經濟將成為壹艘“泰坦尼克”號。




　　但老狼對於中國經濟會成“泰坦尼克”號的看法完全不贊同。




　　中國經濟壹方面與世界經濟有千絲萬藕的聯系，世界經濟出現危機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但是中國的經濟體系又與世界經濟體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是依賴公款消費和官員主觀的、隨意的投資行為，這與世界經濟和世界的經濟危機沒有太大的關系。所以世界經濟問題專家依據自由經濟規律對中國經濟進行的推論不壹定有實際的意義。中國經濟興衰成敗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中國的官僚體系和政治制度。




　　如果中國現有體制繼續存在，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還會惡性膨脹，官員為滿足私欲而胡亂投資行為還會大大盛行，中國總體經濟還會惡性膨脹。中國的GDP超過美國的目標在十年內就很可能達到。但GDP超過美國只是極權專制者的福音，只是大小官員們的福音，這標誌著中國的統治集團能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中國廣大的人民大眾從這種經濟膨脹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而且由公款消費推動的GDP大幅度上長，只會拉大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多更大地刺激出中國人民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造成中國社會大崩潰和大災難。




　　如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麽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嚴重的下滑。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有監督權，那麽中國的公款消費就會大幅度下降，隨意投資行為將得以遏制。但人民群眾很可能從中得到巨大的實惠。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問題，筆者認為現在要探索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似乎還不是壹件易事。客觀地說，中國經濟無規律可循。如果某市想提高自己的GDP，只消花幾十億修豪華辦公樓就行。九年前，筆者在網上見壹消息：石家莊市計劃三年內投資壹千四百億建山水城市。仔細計算壹下：二零零七年石家莊市的GDP如果有五百億，可是在以後的三年中平均壹年就投資近五百億，這不是GDP翻了壹番嗎？如果全中國都這樣搞法，那麽中國壹年內這GDP也就能再翻壹番！這樣的搞法有經濟規律可循嗎？九年過去了，石家莊市壹千四百億投資完成了嗎？石家莊建成了山水城市了嗎？完全就是在哄鬼！如果哪天中共想廉潔了，發壹個紅頭文件，禁止公款吃喝，這GDP立馬下降百分之二十。所以要找出中國經濟發展規律是壹件很難的事。




　　老狼的《中國經濟學》系列文章在此就暫告結束。但老狼對中國經濟的研討並沒有結束。如果哪壹天筆者對中國經濟有了新的看法，再提出來與讀者們共同探討。老狼希望自己的文章起到壹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以使有更多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專家和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這壹世界特殊的經濟形態進行研究，用準確的語言客觀描述中國經濟的現狀、發展方向，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規律。

改革開放的基本性質

作者 子野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激奮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啟蒙、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蛻變、社會大分化和時代大變革；在長達四十年的漫長行程中，改革開放始終在進步與保守之較量、光明與腐朽之博弈中艱難前行；在充斥著自由與正義的伸張、權力與金錢的勾兌；信念與道義的堅守、理想與道路的背叛中經歷著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敗、轉寰、出賣和嬗變。




　　改革開放的“初心”及歷史條件




　　“改革落後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發展經濟，對外開放投資和市場，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這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初心”和總體目標，也載入了共和國發展的史冊。在歷盡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產大躍進、全民大饑荒、國際大封鎖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之後，這無疑是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但懸崖勒馬，臨危易轍，果斷扭轉國家前進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觀出發點是拯救執政黨，從經濟發展中重新撿回被揮霍殆盡的執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會主義事業；客觀目的是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進而推進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背景。




　　不管如何，這個順天遂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得到了倍受“貧窮社會主義”摧殘的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大眾百姓對執政黨的“撥亂反正”充滿期待，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創造歷史的變革當中。




　　“我們這個體制，毛澤東用它來搞革命，而鄧小平用它來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這場變革基礎條件的應急倉促和先天不足。




　　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從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體系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了開墾這塊未來 “處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則。




　　改革開放的組織準備，我們所依賴的體制，正是這場變革的改革對象之一。因此在這場“領袖意志+民意”與龐大的體制勢力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懸殊，注定了道路的坎坷和沖突的慘烈程度。




　　改革開放的“規劃設計”準備，鑒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並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總體規劃或“頂層設計”。做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公，卻是一位“世俗化”實用主義的政治領袖，他此時的思路和理論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導師劉少奇當年“三自一包”和 “允許剝削”的層面，甚至還涉嫌“抄襲”了更早時期他“九評蘇共”中所批判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摸著石頭過河”，跟著感覺走，“先試一試，不行就關了”，便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導航燈塔”。




　　但這位“總設計師”為黨為國為民的理想和赤誠之心可鑒，他的“可愛”之處有二：一是獨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開明的總書記和一位作風務實的總理，作為改開的“領路人”，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思維，使人民增強了信心。二是“無為而治”的風格給了人民群眾無限的遐想空間和用武之地，因而激發了民間的巨大創造力。從農業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工業企業的“經營目標承包責任制”，都萌發於經濟基層的神經末梢，進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廣，這使得最初的改革開放，既體現了官方的意志，又順應了廣大民眾的訴求，取得了首戰告捷的顯著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變：本能的反應




　　嚴格來說，此時的改革開放，從終極目標、實現方式、到行進路徑，無論是對於“總設計師”、領路人還是體制內外精英，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得益於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志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少數有思想有遠見的體制內外的知識精英，開始從兩個維度來考量這場歷史性變革的真正意義：一是歷史的維度，嚴肅審視了從共產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百年歷史，重新思考中國所走道路的現實得失及未來發展；二是從世界的維度，隨著國門的逐漸打開，國民開始窺視到“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世界，開始尋找制度變革的參照系，試圖勾畫發展的朦朧路徑，發出超越當時思想窠臼的呼聲。從“西單民主墻”、“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到《河殤》的詰問，都是為了探索“中國向哪里走” 所留下的珍貴思想痕跡。這些對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氣，萌發了最早的“制度改革派” 萌芽。




　　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訴求，起步於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望，欲望遠遠超越變革落後體制的沖動和自覺。保住原有體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們只期待對體制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許對舊有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更不能容忍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於是，這群舊體制的遺老遺少，就構成了能呼風喚雨的“體制改良派”，也為這場歷史變革中的一波三折、轉寰嬗變埋下了伏筆。在此背景下，“黑貓白貓理論”和“先富論”的世俗口號一時盛行，招搖過市。替代了對市場經濟本質的嚴肅探索和建設性的政治設計考量，大門一旦打開，天使與惡魔一同湧了進來。




　　“價格雙軌制”， 從孤立的市場要素入手，本意是撕開舊體制的缺口，給幹涸的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借此塑造起新的市場機制。但卻瞬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空洞漩渦 ，來自體制內一批批手握特權的“白貓”，猶如蒼蠅撲臭、餓狼撲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搶占先機，權力猝不及防地成為最搶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來”的“許可證”，竟然成為家族政治資歷和血緣裙帶的“身份紋章”！這即使不在設計師們的預料當中，卻猶在他們的默許之下。




　　念歪了的經和濫芋充數的“和尚”，使得市場化的進程一開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導致了“價格闖關”改革的敗走麥城。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制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制，是改革開放的初衷，一上來就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捷足先登吞噬民利的近水樓台，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制頑疾。經過十年的積蓄和醞釀，憤怒的熔巖終究以“廣場革命”的極端方式爆發了。




　　路徑分歧，加之“歐東風雲”的警鐘效應，疊加成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感，彌漫籠罩在統治集團頭頂。於是，在兩年內連續廢黜了兩任黨總書記之後，在頑固守舊的遺老勢力的高壓裹挾之下，總設計師向“體制改良派”繳械投降，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從此，“以經濟體制改革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面鮮明的官方改開旗幟，變臉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此語焉不詳，模棱兩可的“混沌水”。




　　如果說，鄧公啟動改開的義舉，是對山窮水盡的舊體制的背叛，而這第二次“對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出賣“制度改革派”。與其說是這位實用主義政客見風使舵，善於變臉的政治慣性，不如說是出自統治集團“階級屬性”的本能反應。本能戰勝了智商，恐懼摧垮了理想。因此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遭遇了第一次嬗變：廉價庸俗的實用主義迅速墮落為“體制改良—發展經濟—（權貴階層）攫取財富—不掘祖墳—紅色江山永固”的市儈化的政治功利準則。




　　第二次嬗變：貪婪的驅使




　　此後的改開時代，經濟體制改革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步伐更快，卻呈現了兩大特征：




　　1、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在商品經濟的巨大誘惑下進入了“全民經商” 的黃金十三年。 “十億人民八億下海，剩下兩億站在岸邊也在撒網”。被百姓深惡痛絕的權貴特權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神聖庇護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貪污、納賄、走私、尋租，在紙醉金迷和聲色犬馬中，權力肆無忌憚地貨幣化、財富化、揮霍化和犯罪化。高速發展的經濟，成了權貴家族與冒險家們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項改革舉措，都是給這場盛宴源源不斷送上的“請柬”和“食材”。貪官污吏當道，腐化墮落成風，則為他們混水摸魚，“悶聲發大財” 撐起了一頂超級保護傘，因而成就了這一時期高速經濟與腐敗體制同床異夢的“奇葩姻緣”。




　　2、改革不涉制度，體改偷梁換柱。堅持用從所有權、控制權到經營權都已然發生背離和質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傳統理論來禁錮改革實踐，卻對全民所有權益公平分配的機制建設避而不談。表面上“肉爛在國有制的鍋里”，實踐中將全民財富“盜賣”為私有產權。權力與特權化的資本已經形成相互呼應和勾兌，操控著國資與國企改革的總體策劃和操作細節，以市場化名義明修棧道，以改制為掩護暗度陳倉，完成從“國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門（集團）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實質蛻變，一個以權力為核心的盤根錯節、血脈相連的特權既得利益集團雛形浮出水面。在貪婪的驅使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二次嬗變，權力與資本的交易由個體、局部、偶發的黑箱運作，迅速走向公開化、全局化和制度性的明目張膽犯罪。




　　國門打開，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也引進了適應市場經濟所需的生產組織手段。但是我們拒絕了代表現代文明的先進理念和治理模式，守著陳腐的“壇壇罐罐”舍不得打爛。結果卻全盤承接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最血腥最邪惡的“原罪”，十三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十三年的權力腐敗，帶來了十三年的社會墮落，形成了本時期改革開放的明顯特征，中國陷入了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預料之中的“後發劣勢”魔咒。“四個現代化”的理想伊甸園，早已淪為止於“器物革新”層面的“二次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終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變：罪惡的綁架




　　政治體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時期改開另辟蹊徑，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國”的治理方向。這本不失為理性科學治國的進步，深得人民的讚賞。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設，其實質都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財富權益分配不公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兩大重要功能目標。然而，在沒有解決好權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統治權代替治理權、以及權力監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問題之前，法制建設很快就陷入了“法大還是權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論上標榜“立法為民，依法治國”，宣傳上聲稱“把權力裝到籠子里”。而在理念上頑固固守“權大於法，立法治民”的“法家之治”，實踐上或以政代法、強奸法制；或野蠻執法、執法犯法。一旦政權與民眾利益發生分歧或出現矛盾，“法制”就馬上露出 “公權打手”的真實面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踐踏人權、剝奪權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本性不改。由此種治民固權思維派生出來的“維穩”治理模式，公然淩駕法制之上，以人民為假想敵，以馴化民眾為社會治理目標，高壓恐怖手段無一不用其極。強占強拆、以黑欺良、強取豪奪、殺人越貨，彈壓底層民眾維權訴求，殘酷打擊政治“異見”人士，鏟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制，儼然成了一場踐踏人權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開放進入了新世紀，中國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進了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推動了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因而帶來了經濟的連續爆發性增長，GDP規模躍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最偉大的成就。“中國模式”也被自我陶醉為創造奇跡的“神器”。然而，我們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由於官方刻意壓制相應的制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機制長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系數”。又由於社會正義遲遲得不到伸張，營造了充滿戾氣、暴虐乖張的社會環境：欺詐的營商氛圍、人人互害的生存鏈條、崩潰的信仰、淪喪的社會倫理和墮落的文化，構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個醜陋特征，成為改革開放派生的“副產品”之一。鄧公曾說：如果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那就是失敗。很不幸，這個端倪已然顯現。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體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經過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經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不法之財藏匿逃逸、銷贓洗白—變身合法資本殺回市場，橫掃鯨吞、控股壟斷社會財富的“資本變奏三部曲”。爾後，他們完全控制了國家經濟的主命脈，固化了瓜分改開紅利的基本格局，並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動議和苗頭，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層層權力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維護這個腐敗體制的衛道士，既成為施行罪惡的幫兇，又是沆瀣一氣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中國模式”，成為了“中國制造”的改革開放“副產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最適宜土壤。




　　“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如果他們摧毀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在罪惡綁架之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三次嬗變：一個米洛萬?吉拉斯筆下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終於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開放從此走上了窮途末路。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覆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時任國務院總理近似哀鳴的告別詞，蓋棺定論宣告了“制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敗和“體制改良派”的逆襲成功，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理想的最後絕唱，也是對未來命運兇兆的一個占卜。




　　第四次嬗變：本性的瘋狂




　　改革開放的航船，走過整整的四十年。國家財富獲得了迅速積累，政權地位得到了空前鞏固，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有了較大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無可爭辯地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這場堪稱人類文明史上歷時最長、最聲勢浩大的社會大變革，是否已經取得了成功？我們是否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初衷呢？可從兩個維度來分析：1、社會變革的內涵，通常包含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器物指物質條件，包括設備設施及技術等，我們基本達到了變革的目標，中國已發展成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制度方面，籠統來說包括經濟體制及政治制度，充其量我們只做了一半，而且很不徹底，因而陷入了“後發劣勢”的魔咒。理念與文化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的現代普世價值，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成了禁區，重商威權淫威下的社會文明日漸式微，距變革的初衷愈走愈遠，如此改革開放不可謂成功。2、改革開放的結構性目標有三大使命：一是達到經濟自由；二是推行政治民主；三是實現法制社會。時至今日，從國家的層面，和“先富者” 的層面，可以說是基本達到了為所欲為的經濟自由（財務自由），但對於在現有分配模式下仍然只能依靠“按勞分配”手段取得收入的絕大多數民眾來說，相差甚遠。非但沒有經濟自由，甚至還要為經粉飾的“被自由”、和經不起任何生活風浪的“偽自由”而犧牲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不從根本上解決由“國家經濟自由”到“國民財務自由”路徑的機制和模式問題，真正的經濟自由無從談起。第二、三層面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制度保證，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夭折了，政治民主轉為“捍衛原有體制”；法制社會建設變質了，“依法治國”變臉為“惡法治民”，淪為保全“既得集團利益” 的工具。雖然說實現這三大目標不能單靠一次改革開放完成，但這場曠日持久、世人矚目的社會大變革，我們連政治公開和法制公正的基礎目標都沒能達到，談何“社會正義”的樹立？




　　改革開放在前景迷茫中步入了習近平的“新時代”。說實在的，交到這位躊躇滿志地走到舞台中央的領袖手中的，絕對是一副好牌。於是，全世界都在屏氣凝神地注視，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眼花繚亂、膛目結舌的“國策”：




　　1、經濟上，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實質上推行一條國家資本主義路線。打斷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要素逐步市場化的進程，果斷推行“國進民退”、逼退外資、摧毀新生產業、擠壓民企民資發展空間等一系列收縮戰略。頻繁通過並購、混改、置換、投資等各種市場或行政手段，急劇擴張國家資本，搶占市場份額，達到國家資本全面把控市場方向、主導經濟發展的目的。極力培植一批以國家資本為主幹的骨幹企業，通過“國家隊”來控制重要行業和新興技術領域，構建一種以市場機制為導向，以政治目標和國家規劃為發展戰略的“命令管理與市場運營大雜燴型”經濟發展模式。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采取了以下手段：（一）GDP目標模式，本屆政府將好大喜功華而不實的GDP模式推崇至登峰造極的程度：在高調制訂GDP指標的國家規劃目標下確定國企經營目標考核體系和地方經濟評價體系；確定從中央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和封官加爵；確定國家財政收支以及地方負債發展的規模。這種明顯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粗放型治理手段的目標只有一個：只要國家經濟的絕對增量，哪怕是以扭曲經濟比例、破壞發展平衡、犧牲經營效益為代價也不足惜，因為有了經濟增量，就有了財政收入的現金流量，執政集團就能把國家的主要經濟實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以便實施其經濟目標和政治目標。長期施行這種畸形粗暴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指標弄虛作假，經濟實力“殺雞取卵”，經濟發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官員貪污腐敗和百姓怨聲載道。   （二）不惜代價、不計效益的強勢國家投資，如毫無開發價值和戰略意義的“雄安新區千年規劃”；遍地開花又風過花落的自由貿易區；負債沈重而虧損累累的高鐵項目；輝煌雄偉的航空樞紐和跨海大橋，以及揮金如土的豪華盛典等等，一方面的確彰顯了國家資本的霸氣雄風，一方面卻徹底暴露了罔顧市場規律的胡作蠻幹和“土豪暴富”的忘形心態。（三）不問國際規則，嚴重缺乏戰略考量的對外經濟擴張。如大肆張揚、撒幣炫富的“一帶一路”項目，絲毫不顧忌地緣政治、開發理念、文化差異、宗教沖突、民族矛盾、恐怖主義、經濟犯罪和投資安全等諸多因素，毫無忌諱搶占戰略資源和發展空間的“新經濟殖民主義”傾向和意圖，引發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警惕和抵制。又如戰狼式全球出擊惡意收購優質資產和企業股權的行徑，嚴重違背國際市場公平交易和反壟斷競爭規則，引發全球性的恐慌和限制。（四）將中國特色的“黑貓白貓”痞民生存法則運用到國際交往中，如公然背棄對世貿協定的承諾；在吸引外資時強迫技術轉讓、在國際貿易中壘高門檻，濫發補貼，不對等交易；利用“千人計劃”盜竊他國知識產權等等，構成了毫無市場倫理和道德底線的經濟侵略和公開掠奪，充當了惡霸、強盜和無賴的不光彩角色。終於激起國際社會的不滿和反制，斷送了形勢大好的中美貿易前景，極大損傷了國家的對外形象。（五）通過混合改制、並購侵吞、權益置換、罰沒接管、強行劃轉等方式，整合重點行業和關鍵企業的股權結構和資源控制模式，公開吞噬私有財產，擴充國有經濟份額。並在基層經濟中重推“供銷社”、“農業合作社”、“全國統一市場”等早已被市場經濟發展所淘汰的落後經濟組織方式，為全面覆辟計劃經濟模式做準備。




　　2、政治上，推行以執政黨權力集團為核心的“新威權主義”。堅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種思想、一個聲音”的政治理念；改變改革開放所確定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路徑，大樹領袖的絕對威望，高度集權，無限度擴大執政集團的權力限度和邊界；強調統一指揮，定於一尊，以期達成“說一不二”和“一呼百應”的政治局面。為了實現這個政治理想，采取了如下施政手段：（一）“核心”上台伊始就以“國家崛起”和“民族覆興”為誘惑，推出一個華而不實、毫無實質內涵的所謂“中國夢”的理想泡泡，借此煽動起一場“領袖崇拜”的覆古舊夢，掀起一股戰狼式的瘋狂民族主義狂潮，為實施其“宏偉”的政治抱負鋪陳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二）有預謀、有計劃地陸續推出從緬懷“無產階級專政”功績，到肯定“消滅私有制”的歷史地位；從重溫《共產黨宣言》，到篡改“十年浩劫”為“艱難探索”結論，進而修改史論和教科書等系列政治覆古操弄，以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方式，將民眾思想意識和社會文化氛圍引導回歸到文革時代的理論體系、思想空間和語言環境。（三）強行修憲，否定政治改革成果，廢集體領導制度，立終身領袖規則，搭建個人長期專制的政治架構。（四）全面禁言，管制媒體，實施恐怖治民、警察治國的高壓“維穩”模式，強力打壓民眾合法維權和自由知識分子及體制內精英的“異見妄議”，營造“萬馬齊喑”的政治氛圍。（五）對內推行全面無縫隙無死角的意識形態教化和基層黨建，實現社會生活高度政治理念化和監控網格化；對外展開紅色大外宣和戰狼式外交，全球兜售中國特色的“命運共同體”。




　　經過近十年的苦心經營，“新威權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已形成掌控中國政治經濟局面的“犄角”之勢。人民在看到經濟持續發展，國運昌盛，國力爆棚的同時，卻看不到新威權主義所主張的“政權回歸民權，治權尊重人權” 的漸進式民主化進程。相反地，卻發現被帶回到反右時期的鉗口封言，文革時期的恐怖管制，大躍進時代的驕奢窮橫、夜郎自大，毛體制下的領袖獨裁、無法無天的荒唐年月。黨的“核心”按照以往生活經歷所鑄成的固有思維烙印和認知能力，走著走著就回到了一個前世紀傳統的黨國集權專制治理模式，所謂的“中國夢”也蛻變成一個強權、強盛和強悍的“帝國夢”，讓前總理“文革重現”的預言一語成讖。




　　至此為止，改革開放不僅挽救了黨於危崖，還鞏固了一個“意識形態+高壓維穩”的後威權時代的專制政體，這是改革開放的副產品之三。接下來，便是志得意滿，放眼世界，開始轉守為攻，全面出擊。旨在建立一個統一在紅色共產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身體力行地踐行前偉大領袖“解放全人類，實現世界大同” 的遠大政治抱負。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改革開放“副產品”的定義範疇，業已成為“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的終極惡果，改革開放一副好牌，終於打成了一塌煳塗！




　　此階段的改革開放，已然進入了球賽終場前的 “垃圾時間”。“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這等於吹響了改革開放的終場哨 。 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實質上是將市場機制已日益主導資源配置條件下的企業運營作業，偷換概念為計劃經濟思維下的政府主導經濟投入的宏觀決策，旨在為後來推行的“國進民退”和“一帶一路”提供理論依據和路徑借口。所謂的所有制 “混改”，就是為了實現擴張國家資本和搶奪市場份額的明顯的功利性目標。倍受稱頌的反腐打黑倡廉，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和削弱了“新權貴既得利益集團” 的勢力，保護了改革開放的部分成果。但選擇性的反腐策略，卻暴露了在政治上打擊異己力量，在經濟上為另一個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團斂取浮財的真實意圖。而且只破不立，遲遲不見根除腐敗的建設性制度和法律落地， 堅持用“家法”懲戒貪腐，以紀律代替法律，網開一面。貪腐分子 “前仆後繼”，像“韭菜”般割了一茬長出一茬，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百姓永遠看不到希望。至於涉及最高級別權力中樞的“制度改革”，只見把國務院的行政權力，像螞蟻搬家似的一項一項交到各種莫明其妙的“小組” 手中，這完全背離了“放權松綁，解放生產力”的改革開放原旨，儼然成為了一場走向“黨國專制，一人獨尊”道路的權力博弈遊戲。這個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場以覆古和強化舊有體制為目的的 “逆向改革開放”。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擺在面前：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 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走完四十年艱難歷程之後的遭遇，比做第四次嬗變，這已是一次從上至下、由里及表的本質大蛻變和靈魂大嬗變，它已完全背叛了“總設計師”鄧公的偉大理想，徹底背離了這場偉大歷史變革的“初心”，斷然絕然地走到了人民大眾和時代潮流的對立面。“所謂改革，其真正的目標，是讓政權更穩定，讓國家更強大，讓官員更富有，讓百姓更馴服。” 對統治集團，以及在改革開放中靠國家資本主義暴富起來的“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來說，他們的目的似乎已經實現了。




　　“改革已死，中國在向末路狂奔。”




　　悲壯的挽歌




　　中國改革開放，這場由鄧公、胡公和趙公親手開啟的歷史大變革，風雨雷電四十年，走到今天如此地步，讓先人難以瞑目！如此結局，糾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1、改革的內涵器物、制度、理念和文化三個層面，改革舉措必須協調同進，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只改器物，不改制度和思想，必陷“後發劣勢”魔咒；只改文化理念，不付諸實踐，屬空中樓閣。我們走過的路，兩種傾向皆有之：“制度改革派”中途失權，英年早逝，所有改革思想都成了“空頭理論”，含恨而終。 “體制改良派”堅持捍衛舊體制和套取改革紅利，遂走上改革開放“反動派”的瘋狂之路，最終敲響了改開的喪鐘。2、理論?道路?體制，始終是中國改革開放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但每當改革開放來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決定其勝敗的關鍵因素是人—改革開放的執行者。無論是“總設計師”、領路人，或是任何層級上的高官微吏，既然是“體制中人”，就必定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幾十年浸淫其中，每個人都成為了這個體制結構中的一個“齒輪”或“螺絲釘”，而制度理念則融入了每個人的血液中。人?體制?利益的高度融合，我們看到了“體制人格化”和“思維制度化”所築成的一堵高墻。除非產生“不食人間煙火”的超級領袖，否則誰都無法“破墻而入”。 “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世界，改革開放敗於這個庸俗的“真理”！3、腐敗的制度必定產生無度的權力，而任性的權力往往產生“公權私用”，這就是特權滋生的土壤。特權是改革紅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而特權利益者又成為了腐敗制度的最堅強捍衛者。因此，“腐敗是腐敗體制的衛道士”，這明白無誤地詮釋了改革開放的任何一次嬗變及其背後設計的致命機密。依據以上三條原因，我們已經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改革開放，成功是意外，失敗是必然，終究逃不脫“戊戌變法2.0版”和“二次洋務運動” 的宿命。但是我們還是要談一下第四條原因：改革開放中的“開放”，嚴格來說應該包括並不限於市場、言路、思想和制度開放。可四十年來我們只開放了市場，而關閉了或並沒開放其他三個窗口，而且極力回避對後三個窗口相應管理制度的改革。這個最大的歷史性誤解和錯誤使我們錯過了關於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啟蒙，半途夭折了充滿希望的思想解放運動。使我們失去了系統、全面和徹底地整理、思索、批判、清算和揚棄統治我們思想達百年之久的指導理論的機會。進而無法施行對七十年所走道路的科學、理性、對比的總結、評價、反思、糾錯，以及選擇、試驗和實踐最佳的發展路徑。致使思想上盲目迷信建立在廢墟瓦礫之上的所謂“四個自信”，實踐上固執堅持“一條道走到黑”，大大降低了改革開放的成功概率，付出了走彎路、錯路、倒退、和痛失回頭機會的沈重教訓。制度的封閉性，嚴重限制了對其維修、改良、吐故納新的機會，導致其功能衰減，效率下降，進而引發結構性陳舊疲勞、病變毒化。更致命的是其閉環自洽的剛性邏輯，禁錮了對制度內核精神的深刻探究和批判，扼殺了制度進化的本質生命力，痛失一次又一次浴火涅槃， 脫胎換骨的歷史機遇，令人扼腕嘆息！




　　假如我們有機會從頭再來一次，我們會發現：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只是與生俱來的初始權利，而不是後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更不是權力和財富的積累，後者的實現機制必須是公平與公正。據此來重新定位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我們也許會在“山窮水覆”的道路盡頭，找到“柳暗花明” 的契合轉機。我們會從《共產黨宣言》中重新讀到：馬克思說的是“揚棄私有制”，而非“消滅私有制”，任何通過剝奪財產和消滅階級造成的“平等”都是血腥的和邪惡的，所有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都必須重新經受“揚棄”。我們也會從實踐中發現：公有制的本質內涵，與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同樣重要的，是權益的分配和公民財富的實現方式，偏廢任何一項，都不是真正經濟意義的“公有制”和“社會主義”，而是一種利用公權力對公眾財富的占有和掠奪。我們也能從七十年的血淚教訓中總結出：公有制的實現方式，國有制並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所有制中沒有“民”，基本上跟全民無關，更與“人權”無緣！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探討和嘗試“公民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為何不呢？只要制度是開放的，言路和思想是開放的，只要對“任性的權力、腐敗的體制和瘋狂的特權”能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我們完全可以重寫改革開放的歷史！然而，歷史悄然翻篇了，改革開放已經時過境遷。




　　自1840年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以來，中華民族就進入了風雲際會，錯落跌宕的“兩百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盡管歷史的航船歷盡風雨滄桑，千折百回，但終究在痛苦與希望的交替中頑強前行，螺旋上升。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已然完成了其特有的歷史使命，正在悲壯地謝幕。但歷史大變局並沒有結束，而是正在穩健地步入蕩氣回腸、百年期待的“大結局”。正在向我們走來的，將是一場更偉大的、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轉型、命運大轉寰和人間大嬗變。




　　讓我們共同期待！

中國社會的權力尋租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四年




　　官僚之門




　　壹、誰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領導人因為GDP壓力而強烈主張市場化之外，19 90年代末期中國的市場化也從「市場」內部獲得了強大的動力。1990年代中後期， 與官僚利益集團壹體兩面的中國權貴資本已經相當成熟。這不僅是指他們的資本 實力、人才儲備，也同樣是指他們對市場洞察和操縱能力。在經過20年的蟄伏和 磨練之後，現在，終於輪到他們（通過與權力的裏應外合）以資本的名義在市場 中大顯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後期，要素市場、媒體、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 領域仍處於行政權力的高度壟斷之下，而這些領域所能夠帶來的財富積累速度遠 非壹般商品生產領域所能夠比擬。權力壟斷造就的操縱條件，巨大利益帶來的內 部激勵，共同激發了中國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場化」進程。就這個在廣泛領 域內展開的「市場化」的強制性而言，我們與其將它稱之為市場化，倒不如將它 稱之為壹場服務於特定目標的「政治運動」更為準確。在這裏，市場化本身也變 成了政治。這種「市場化」的政治特征在壹個荒唐的例子中可見壹斑。2003年12 月，中國江蘇省的經貿委的壹位負責人曾經豪邁地宣布：「江蘇省將重點發展民 企，力爭在3-5年之內，打造2000個銷售額超過億元1億元，200個超過10億元， 20個超過100億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經濟上當然是荒謬的，但在政治上 卻是正確的。也正是這種「政治正確」，為中國90年代末期大規模的市場化進程 提供了動力。在中國，政治正確不僅意味著合法，也同樣意味著政府為某種特定 的市場主體提供了信用，或者隱含擔保。所以，當江蘇省那位可笑的經貿委主任 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營企業的時候，政府實際上就是在為民企提供隱含擔保。 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擔保，民營企業還愁不能在短期內「蓬勃發展」嗎？而借用 政府信用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究竟還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實在是壹個 讓人擔心的問題。




　　信用，雖然隱藏在交易活動的背後，但卻是交易活動和市場擴展不可或缺的 條件。換句話說，作為壹種對交易後果的壹種保證，任何事實上的交易都必須有 潛在的信用提供者。現代市場活動之所以能夠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國家的疆界， 其實質乃是信用的擴展。沒有信用，現代大規模的、復雜的市場活動根本就不可 能出現。對於任何壹個具體的公司而言，信用實際上是被當作壹種巨大的資本來 使用的。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資本應該通過市場活動逐漸積累、內生而成。但 中國短暫的市場發展歷史卻決定了，無論是市場本身，還是公司都不具備這種信 用資本。如此，要想市場化在短期內迅速擴展，就必須從市場外部註入信用。在 對政府有高度依賴和信任文化的中國，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錢的資本。所以，只 要政府願意提供這種資本，市場規模都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迅速擴展。在1990年代 中後期，各級政府對於GDP，各種權貴資本對於利潤，都有著極其迫切的要求，於 是，妳情我願，兩相默契，壹場對政府信用亂砍濫伐的「市場化運動」終於不可 遏制的奪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團大規模的，無償輸送昂貴的信用資本，是 1990年代末期中國市場化壹個不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這個時期中國的市場化 進程在各個領域得以迅速擴展的壹個重要的隱含條件。這壹點，在中國新興的證 券市場中表現得相當典型。




　　中國證券市場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規模擴張，是行政當局以市場化的名義發 動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推動這種規模（也僅僅是規模）擴張的主力就 是具有權力壟斷性質的各種官營證券公司、官營基金公司、官營大中型企業以及 以民營面目出現的權貴資本。而這些腐敗叢生、資產質量極端惡劣的官營公司之 所以能夠迅猛擴張，無壹不是因為政府主動或者被動為它們註入了市場信用。正 是政府對這些金融機構提供的廉價的隱含擔保及信用註入，構成了中國證券市場 巨大泡沫的基礎。當然，有些人更願意將這種泡沫當作中國證券市場超常規發展 的證據。但事實卻是，在泡沫破滅之後的中國證券市場上，政府當初廉價註入的 信用，現在已經成為政府巨大而又真實的財務負擔。僅僅南方證券壹家，就讓政 府背上120億元的真實債務。而正是這家公司，在當初的「牛市」中神速擴張、出 盡風頭。熟悉中國證券市場的人都知道，南方證券並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國金 融機構的標準模式。從2004年中國證券公司成批量倒閉的令人驚訝的事實中，我 們大致可以換算出當初政府在證券市場中的信用輸送，現在究竟變成多少真實的 債務負擔。不用說，這又是壹個天文數字。應該清楚的指出，這些真實的錢並沒 有真正蒸發掉，而是已經變成了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運動中」的巨大利潤。 在這個意義上，將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比作壹場「蓄意」的洗錢運動倒是頗為 合適。




　　政府為特定利益集團廉價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場化模式，我們可以在90年代末 期中國諸多領域的市場化過程中看到。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醫療、媒 體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務部門，政府不僅鼓勵他們憑借壟斷地位進行市場化操作， 而且鼓勵他們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國，這本質上是壹種國家信用），進行不 真實的規模擴張。經驗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國2002年開始的最新壹次經濟擴張中， 中國高校、醫院等公共服務部門，壹邊以自己的公共服務特性大肆廉價圈地成為 新壹輪土地投機中的主角，壹邊又以自己的壟斷經營地位大量套取銀行貸款而壹 躍成為信貸擴張中的生力軍。在中國江蘇省，壹個地級市竟然也建立了壹座規模 龐大的大學城，而在這個大學城中，壹家只有300教職員工剛剛轉為本科的學校貸 款竟然達3億之巨。有強烈的跡象顯示，為了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官僚 利益集團甚至不惜將國家信用廉價提供給普通消費者。這壹點在與官僚壟斷利益 非常密集的房地產、汽車市場上表現得相當明顯。由於房地產以及汽車等行業具 有拉動經濟增長的顯著作用，地方政府紛紛將其納為支柱產業，所謂支柱產業不 過是「準政府產業」的壹種委婉叫法。既為支柱，政府為其提供信用或者隱含擔 保就是壹樁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實上，被政府鼓勵因而也經常變得毫無約束的消 費信貸，對這兩個市場的超常規繁榮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數據顯示，在短短的 兩三年時間中，中國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增長了幾十倍，到2004年年末，這個數 據已經急速攀升到2萬億人民幣。這種毫無約束的信貸消費，雖然面臨極大的財務 風險，但卻非常符合政府營造繁榮表象的需要。




　　消費貸款雖然是壹種普遍使用的金融技術，但在中國的銀行業幾乎完全壟斷 的情況下，它實際上等同於壹種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勵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發 展的情況下，信貸消費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變成國家信用的廉價註入。這種情況 已經在汽車的消費貸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數據表明，在2004年前九個月中，汽 車貸款所導致的不良貸款已經占到商業銀行所有新增不良貸款中的80％。雖然在 住房貸款中，還沒有出現類似情況，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劇烈波動（這是極有 可能發生的情況），住房消費貸款所導致的損失肯定會遠遠超過汽車行業。




　　非常明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要素市場、以及汽車、房地產等 大宗消費品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由政府廉價提供信用的情況。而這些 領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來市場化最為快速，並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由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廉價輸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後期中 國市場化的壹個普遍模式，也是這個時期中國市場化進程得以快速發展的壹個隱 性條件。這些信用，有些間接地表現為政府聲譽，有些則是直接的財政擔保、銀 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出讓。由於這些領域充斥著官僚壟斷企業，這種信用輸送的 流向實際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團。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模式更加精確的含 義應該是：官僚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對信用的操縱。操縱了信用，當然也就 操縱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觀察家壹直有壹種觀點認為，中國存在嚴重的金融控制， 但其實更加準確的說法是金融操縱。這不僅是中國強制性經濟增長的宏觀保證， 也是財富再分配的宏觀保證。




　　雖然我們無法就此對這種操縱的後果加以預測，但有壹點現在就已經非常清 楚：這些在市場化中成長起來的官營企業，將被官僚利益集團洗得幹幹凈凈，唯 壹剩下的東西，將是國有銀行的巨額壞帳。這壹點，我們已經在過去曾經風光無 限而現在卻奄奄壹息的國有外貿公司、國有物質公司那裏看的非常清楚。（諷刺 的是，這經常被當局稱作改革的代價或者歷史遺留問題）。政府信用並不是抽象 的，而是由全體納稅人創造的財富為基礎的。由此我們知道，在市場化過程中向 特定主體輸送信用，其實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團輸送財富。財富再分配就是這樣通 過市場的名義發生的。




　　到這裏，我們可以對中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補充壹個更加準確也更加完備 的定義。所謂政府（官僚）主導型市場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名義操縱 了壹系列交易條件，並在這個過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團提供了信用的市場化。這個 定義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市場化過程尤其適用。這種市場化雖然具有交易、 以及貨幣，價格等等市場表征，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服從和服務於官僚利益集團 的權力理性的。發展什麽樣的市場，怎麽發展市場，發展市場的先後秩序都牢牢 操縱在官僚利益集團手上，簡言之，這種市場是壹種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合意的市 場。無需否認，這種官僚主導型的市場化帶來了繁榮，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這 種繁榮僅僅是壹小部分人的繁榮。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繁榮的「經驗」，大大強 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正面印象。與此同時，它也導致了我們壹種深刻的知 識困惑：這種中國歷史上似曾相識的，但卻從未見諸理論描述的市場模式，究竟 會將中國經濟帶向何方？




　　二、新經濟：官僚所有制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26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 增長壹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征，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後，中 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壹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經濟體 制變遷的壹個突出標誌就是體制外的掘起。這是指當時處於體制下層和邊緣的人 群迫於生存壓力，進行自發的市場化過程。農民萬元戶、鄉鎮企業、以及城市中 的個體戶，這些帶有強烈身份色彩的稱呼，是這壹時期中國市場化主體的形象說 明。由於這批人於傳統官僚體系幾乎沒有任何瓜葛，這壹市場化過程主要在傳統 官僚體系管轄的空白地帶和外部出現。無論從其主體成分，還是按其從事的行業 性質，這壹階段的市場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體制外」特征。所謂體制外，其實 就是處於傳統官僚體系的管轄和保護之外。這壹時期，體制外的市場化發展很少 威脅「體制內」——傳統官僚體系以及其它負有保護責任的國有企業的利益，而 更多的是享受到了這壹市場化的紅利，傳統官僚體制因此對這壹過程采取了默許、 觀望和被動適應的姿態。在這壹時期，中國經濟體系出現了相當明確的體制外和 體制內的二分：即體制外的市場擴展，和體制內的自我維持。事實上，壹直被沿 用至今的所謂「體制外」和「體制內」的分析範式，也只是在這壹時期才是最為 適用的。




　　1992年之後，政治風向的變化和體制外的示範，使中國官僚體系擺脫了以前 的觀望猶豫，開始憑借各自控制的體制內行政資源主動投入市場化體系。1990年 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門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軍隊下海的壯觀景象，是中國 官僚體系態度轉變的壹個明確信號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後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 中國官僚體系熟悉、參與並全面融入市場化進程的壹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 也是權力與資本結盟，並逐步形成「權力＋資本」的官僚利益集團的壹個時期。 這種圍繞各級政府權力和部門權力而形成的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官僚利益集團 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利益集團不是為壹樁 買賣而臨時結合起來的烏合之眾，而是通過長期的人際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 相當穩定的利益共同體。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的所謂腐敗案件大多具有窩案性質 的事實，大致可以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集團性做出旁證。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市 場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成熟起來的官僚利益集團，到1990年代末期已經變得相當 強大。壹種武裝到了牙齒的力量終究是要展開它的獵殺計劃的，於是在1990年代 末期，中國的官僚利益集團終於露出了他們的吞噬本性，開始按著他們的意願主 動控制和操縱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定型狀 態。事實上，中國1990年代末期的諸多領域帶有明顯強制色彩的市場化，就是中 國官僚利益集團第壹次以主角身份嘗試進行全局性操縱的結果。這並不是在指控 存在這樣壹個具體的陰謀集團，他們周密策劃了壹次巨大的洗劫活動。而是在指 出這樣壹個事實：中國經濟內部存在著壹股極其默契的合力，推動著我們朝壹個 可疑的方向急進。也正是感受到了這種具有裹挾性的操縱力，我們判斷，中國的 經濟性質在經過26年的改革之後，已經發生某種具有終局意義的嬗變。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中國歷史，可能是中國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壹次改革的收官 階段。到這裏，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制外」和「體制內」概念，顯然已 經不再適用。我們面對的是壹種已經渾然壹體的，足以自我循環的體制，我們正 在重新進入壹個壹元的體制。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 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 經濟。




　　如何判斷壹種經濟的性質，是壹個讓人困擾的問題。不過，還是有人提出了 壹種比較直觀而頗有洞察力的視角：誰在組織社會中的經濟活動？更精確壹點， 這個問題就變成：誰在主導社會的經濟活動？以這個視角來透視中國經濟，我們 可能會有壹些新的發現。26年的經濟變遷之後，中國從大壹統的計劃經濟變成了 市場和計劃的混合，由中央部門的統壹命令變成了各級政府及部門的分散命令的 混合，但不管這種經濟表現出了如何晦澀的形態，我們仍然會發現這樣壹個事實： 各級、各部門（包括各種企業）官僚仍然是參與、組織中國經濟活動的主角。這 壹點，我們可以在中國各級官僚在經濟活動極其活躍的作用中壹覽無余。就此而 論，中國的各級政府是世界大國中最為商業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於對官 僚監督的嚴重缺乏，政府的幹預經濟的公權力實際上變成殼各級官僚個人的在經 濟活動中的私權力，所以，與其說是各級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倒不如說是各級 官僚個人在組織和主導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中國今日之經濟，是圍繞著各 級官僚以及各種官僚利益集團的個人利益而被組織起來的。而他們組織經濟活動 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過的政治權力。在這裏，官僚利益集團不僅劫持了改 革，也劫持了國家。與此相對，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組織按照 自己的利益來組織經濟活動的，而他們組織組織這種活動的基本手段則是平等的 公民權利。以公民的權利還是以官僚的政治權力來組織經濟活動，是中國經濟區 別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分野。以我們上面談到的「經濟組織者」標準，大概沒 有比「官僚經濟」更適合中國經濟的定義了。許多分析家們迷惑於中國民營經濟 的掘起和市場領域的形成，因而對中國經濟發生誤判，但實際上，民營經濟在經 濟活動中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被組織者，而市場也不過是官僚利益集團實現集團 利益的壹種形式。




　　區別於教科書上的混合經濟，中國的官僚經濟是壹種新型的混合經濟，它不 是那種政府與市場的混合，而是官僚個人與市場的混合。在這種經濟中，官僚不 是以監管者的姿態出現，而更多的是以參與者、操縱者、尋租者的角色出現。如 果說，在以前的計劃經濟中，各級官僚還是整個命令鏈條中的被動執行者，那麽 在今天中國的官僚經濟中，掌握了極大自由裁量權的各級官僚以及圍繞它們而形 成的利益集團則是主動行動者。




　　中國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出現這種新的官僚經濟形態並不值得奇怪。從理論 上講，中國的市場是壹個嵌入的市場，換言之，中國的市場是壹個被嵌入在全能 政治國家中的市場。中國的全能政治結構是先於市場結構並作為其最「硬」的約 束條件而存在的。在這種條件下引入和擴展出來的市場經濟結構，就必然具有強 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的，在中國的改革時期，這種「政治特性」 的具體內容就是不受監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躍。於是，官僚經濟的出現就成為中國 改革壹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發展。




　　看上去，中國官僚經濟似乎是介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壹種形態，但 應該明確的是，官僚經濟絕非是壹種由計劃到市場的過渡形態。官僚經濟並不是 那種假以時日就壹定可以過渡到市場經濟的那種經濟形態。這不僅是因為它在微 觀上具有強大的自我復制能力，更是因為它可以在宏觀上對自己加以復制。敏銳 的觀察家已經發現，官僚利益集團近年來對中國宏觀政策工具的影響力正在日益 增加。這種影響在金融、證券、房地產等領域表現得相當有力。這實際上是官僚 經濟為自己進行宏觀復制的壹種跡象。而作為中國26年改革中的壹種「時尚」， 官僚經濟甚至可以為自己克隆出壹套穩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礎。這就是說，它 可能是壹種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加強能力的穩定結構，壹個完全卻缺乏自我革新 能力的結構。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劇烈的政治振蕩，就很難改變原有路徑。在 壹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視野中，官僚經濟很像是那個幾千年從未動搖過的古老政治 結構與壹個具有現代消費色彩的市場，在1990年代中國改革試驗中又壹次曖昧的 姻緣。生活在當代中國的人，無法將當下的中國經濟與壹個古老的幽靈聯系起來， 但非常不幸，在現代技術和消費繁榮的外衣裏面，這個古老的幽靈可能真的復活 了。記住中國經濟的這壹官僚性質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理解中國當今壹系列經濟 問題的壹個邏輯起點。




　　市場所以有效率，是因為它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將資源自動配置給最優者。這 裏的所謂最優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較優勢者。他們可能是最節儉者，可能是 最勤勞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這就是市場「競優」的本質所在。但官僚經濟 既然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 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麽，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 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 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壹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 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為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信息中心。 權力像壹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顯然，這是對市場配置本意的壹 種反動，市場信號的失靈更是不在話下。1992年之後，壹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受到 普遍的忽視。那就是，在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同時，另外壹些國有企業卻在不斷 壯大。這引出了壹個問題：同壹種所有制的企業為什麽會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可 以提供的壹種解釋是：這是由於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 國企，）以及「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政策的結果。所謂「大」，所謂「非 競爭性領域」，不過是政治權力體系中具有不同權重的另外壹種說法。這樣看來， 壹些國企的消亡和另外壹些國企的壯大，就只能是政治權力在重新劃定保護範圍 過程中，不同國企在這個新圈子中競爭有利位置的結果，而不是國有企業之間市 場競爭的結果。




　　自1978年改革開始，中國出現了計劃與市場的兩分，出現了體制內和體制外 的兩分，相應的，也就出現了民營和國營的兩分。對所有制的這種兩分，實際上 壹直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重要範式。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實力對比不僅 被當作衡量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進展的壹個指標，也是壹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 似乎除了私有和國有這兩個位於光譜兩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沒有位於中間的所 有制形式。這種「錯置具體性的謬誤」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裏，顯得尤其突 出。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由於官僚集團對資源（尤其是要素資源）的長期壟 斷，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 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壹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其實就是傳統的農民和城市中的個體戶。他們在1990年 代之前能夠成長起來，所憑借的完全是勤奮以及大量傳統體制不屑於作為的市場 空白。很清楚，這種幾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資本（甚至是純粹的勞動力）之上的發 展和積累不可能走得太遠。要取得進壹步的發展，就必須借助要素資源的規模化 使用。26年以來，中國經濟格局已經天下大變，但有壹點卻始終未變，這就是官 僚集團對要素的壟斷性使用。在這種隱形市場結構的約束條件下，中國的民營企 業要想克復要素瓶頸，更上層樓，與官僚集團的結成某種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就勢 在必然。否則，他們大概就永遠只能是個體戶或者勤奮耕種但收入微薄的農民。 在壹個權力壟斷了關鍵經濟資源，而權力又不受監督的社會中，權力就會是壹個 黑洞，足以將任何東西納入其中。於是在1992年之後，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紛紛 向權力靠攏，並努力在各種權力的勢力範圍之內，尋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獨立 而贖買，由贖買而結盟，畫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向官僚集團逐漸靠攏的基本軌跡。 在1990年代中後期，在產品領域的市場空白基本被填補完畢，中國的市場化逐漸 走向高級化階段的時候，中國民營企業與官僚集團的結盟開始加速，其形式也更 加多樣。這種投靠和結盟的結果，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性質的蛻變和官僚所有制 的出現。這種所有制的壹個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業法律上的所有人在壹定 時期內以壹種不公開的形式共同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在這種所有制中，官僚 或以賤價出售的土地、或以廉價銀行資金，或以其官場上的影響力或者「關系」 在企業中享有收益權。換句話說，權力是作為壹種可以被反復使用的關鍵要素而 分享企業收益的。壹位美國作家註意到了這種情況，他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企 業把註意力集中在培養與上級官員的特殊關系上，拒絕建立橫向聯系，放棄了為 長遠利益進行的技術發展和投資。」，可以對這種情況做出經驗性證明的壹種現 象是，中國企業在任何壹個新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首先拜訪的總是當地政府和 部門領導，而不是市場。不過，這位美國作者恐怕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在發展中的 獨特困境。這種困境在中國互聯網的三大門戶網站的成長歷史中表現得相當戲劇 化。在壹個具有如此高成長前景的互聯網行業中，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竟然全部 是利用境外資本市場成長起來的。這個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事例，其實體現了中 國企業在利用中國要素資源上的壹種普遍的無助。理解了這種無助，我們就不難 理解下面這則匪夷所思的新聞了。這則新聞披露：「從事軟件業的內地民企金蝶 國際(8133)表示，已和內地建設部合作，成立壹家從事內地城市建設及建築業應 用軟件業務的合資公司，……新公司總投資額壹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由金 蝶方面全數支付，中建互聯則提供有關技術、客戶網絡等」。壹家純正的民企和 壹個純正的政府部門合組商業機構雖然的確匪夷所思，但卻將其中「權私共有」 的官僚所有制本質刻畫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紙黑字的坦率的契約形式曝露 了中國「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顯得有些極端，但我們並不能據此以為 這種所有制在中國不具備普遍性。事實上，在仰融案、楊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 近年來幾乎是批量生產的民企醜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奇特所有制形式 在中國的普遍性和彌散性。完全可以判斷，在那些已經「做大」以及準備「做大」 的絕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官僚利益集團的收益權已經以壹種「結構化」（體制化、 長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這種結構性的收益與壹次性的贖買顯然有天 淵之別。




　　在中國新生的民營企業向官僚所有制靠攏的同時，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也以 同樣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變。中國傳統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傳統官僚體 制的壹部分，所謂的國企廠長和經理，不過是行政官員的另外壹種稱謂。但隨著 市場導向的日益重要，企業自主權也日益擴大。不過，就像我們觀察到的那樣， 這種企業自主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自由裁量權，變成了企業官 僚不受監督的腐敗權，國有企業遂在實質上淪為企業官僚所有。以國企領導人為 核心形成的官僚內部人利益集團，變成了國有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國企領導從 傳統的執行官僚變成現在國企主要的實際所有者，是傳統國企與今日國企的最大 區別。而這種區別，證實了國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質。與中國民企「官私 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國的所謂國有企業則是更純粹的官僚所有制企業。 以產權特征而論，所謂官企，就是那些產權屬於以官僚為核心成員所組成的特殊 利益集團所有的企業。毛澤東曾經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早期判斷，中國已經出現了 官僚資產階級。在那個市場幾乎被完全消滅的時代，毛澤東的判斷顯然僅僅只是 壹個假想敵。而這個假想敵，在市場不斷擴展的當代中國卻以壹種隱晦的形式真 的出現了。




　　在2004年秋天郎鹹平教授掀起的那壹場火爆爭吵中，中國著名企業海爾集團 的所有制性質引起了廣泛的關註。按照傳統的劃分，集體企業的海爾當然屬於典 型的民營企業，但問題是，壹個民營企業怎麽會被國資委赫然列入監管名單？對 於這個疑惑，國資委的辦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說」，屬於「內部秘密，不便對 外透露」應付。然而，如果我們理解了1992年之後在中國逐漸成型的官僚所有制， 我們就不再會對這個問題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僅是新興民企和傳統國企的轉軌路徑，更是那些在轉型過程 中尤其是在新興行業中大規模繁殖出來的新國企的直接體制目標。這壹新型的所 有制，遍及金融、證券、風險投資、基礎設施、文化產業、通信、IT幾乎所有新 興行業。我們無法計算這些新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龐大規模，但他們共同的所有 制特征卻無壹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麽企業形式出現，其共同 點就是：官僚利益集團及其合謀者擁有剩余索取權。在這裏，國企和民企的傳統 思維範式顯然已經過時。而導致這種範式失效的原因，則是因為，權力作為壹種 蟄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國進入劇烈而普遍的發作時期。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系開始在「尋錢」之後 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壹起。 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 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 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為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 人們曾經以為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壹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 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只能更緊密的聯系起來，形成壹個 共同體。）在城市改革中誕生的「官僚所有制」，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在農村改革中產 生的具有同樣過渡特征的鄉鎮企業。如果說，鄉鎮企業是底層政治官僚與農民結 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場導向，那麽，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是更高位 階的政治權力與精英結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極強的權貴性質和掠奪性質。這種 掠奪性質在中國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經營模式中已經以「洗錢」的隱喻被深刻的彰 顯出來。




　　觀點：市場社會的形成，中國缺乏社會，所以社會對政府和市場本身修正、 抵制、補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會抑制問題。這個嚴重影響了產業結構 的健康。 三、老鼠倉 如果說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的企業目標指向國家工業化和 社會充分就業，而新興民企指向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話，那麽在特殊轉軌環境中誕 生的官僚所有制企業則有壹種非常特殊的企業目標：洗錢。這裏的所謂洗錢，就 是利用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最大限度的財富據為己有。說得更明 確壹點，轉軌時期的所謂洗錢，就是指將公共財富以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在最短 的時間內轉為個人所有。




　　與鄉鎮企業類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興的官僚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事實上處於 某種懸置狀態。對這壹點，官僚企業的控制者們都心知肚明。在這種情況下，如 何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就成為壹種最理性的計算，而企業本 身的長期發展等其他價值就隨之變成壹件很荒謬的事情。換句話說，官僚企業的 實際控制者唯壹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將這種有期限的控制權最大程度地貼現。在 這裏，企業實際上就變成了壹種純粹的貼現和洗錢工具。




　　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壹種老鼠倉的說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國轉軌期間 官僚企業的洗錢模式。簡單說，老鼠倉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資金）資金高 價買進自己低價購入的股票，以達到短期內迅速積累財富的目的。這其中有兩個 要點，壹是開老鼠倉的人（及其合謀者）必須掌握了公共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是 財政資金、國有投資、銀行貸款，也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從公眾那裏募集而來，）， 第二個要點則是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市場或者交易的名義來進行。否則，那就跟傳 統的貪污無異。顯見，權力是老鼠倉模式得以成立的條件，因為它掌握了公共財 富；而市場則是實現老鼠倉的手段，因為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將財富名正言順轉為 己有。二者缺壹不可。壹種謬種流傳的說法認為，中國官僚體系內部仍然存在壹 種強大的抗拒市場化的力量。但老鼠倉模型告訴我們，中國官僚企業不僅不排斥 市場，而是需要市場、喜歡市場。只有通過市場，他們才能安全的轉移財富。否 則，他們就只能從事很容易露餡的貪污。用企業控制權將公共資產暴露在所謂的 市場高風險之下，同樣通過控制權將這種高風險的收益化為己有。這是老鼠倉的 核心。




　　老鼠倉模式，雖然是從股票市場發明而來，但其操作過程卻經典的再現了轉 軌時期官僚企業洗錢模式的要訣所在。以這個模型為參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 轉軌時期所有的洗錢行為，幾乎都是這個模型的擴展和變型。在這方面，最為典 型的範例莫過於中國券商。




　　作為新型的官僚企業，中國券商壹邊以其壟斷性連接著權力，壹邊又以市場 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這種特殊地位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用券商洗錢提供了極大的 便利條件。他們利用各種公共資金投入證券市場，然後利用證券市場的「風險」， 將這些資金變成官僚利益集團內部人的個人財富，或者行小集團的個人財富。如 果不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壹個朝陽行業在經過了10幾年的積累之後，為什麽 非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陷入整體性的破產危機？我們更無法解釋，壹個陷入整 體性破產危機的行業，為什麽內部人能夠積累起如此巨大的個人財富？號稱中國 最大券商之壹的南方證券，從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內部和外 部制造了壹大批富翁，包裝了壹系列的偽劣上市公司之外，唯壹留下的就是將近 100億的黑洞。當然，南方證券在十余年存續期中所轉移的財富遠不止100億之巨。 局外人並不知道的是，南方證券作為個案的情況與券商作為壹個行業的情況驚人 的相似，而這個行業中的許多企業已經被中央銀行及地方財政反復救援過多次。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窮廟富和尚」。對此，轉軌時期的中國券商作出了最富時 代意味的「改革式」詮釋。毫無疑問，券商本身就是壹個巨大的老鼠倉，因為其 轉移財富的功能遠比它作為券商本應該具有的功能要顯著得多。




　　在中國改革20多年的歷史中，老鼠倉在不同行業和不同的歷史時期反復出現。 從國有物質部門、國有外貿部門到國有銀行、國有券商、其歷史結局無壹不是創 造了壹批富翁之後，再留下壹筆巨額壞帳。如今，這種老鼠倉模式又開始在電信、 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等領域蔓延。壹篇報道曾經披露，中國某省高速公路壹個 普通收費員的月工資可以達到8000元。這篇報道激起了廣泛的驚訝。但如果將中 國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壹個供行業分利集團洗錢的老鼠倉，我們就絲毫也不會對 這種畸形的財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國高速公路投資基本上都是利用財政撥款、銀 行貸款、或者是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而來，屬於典型的公共資產。將（通過政府權 力或信譽並以公共福利名義）公共資金利用「市場」名義盡快的化為小集團的個 人財富，正是這類官僚企業的本來目標。滑稽的是，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級主 管部門竟然將這種赤裸裸的洗錢行為稱之為「企業的自主行為」。這種「企業自 主的洗錢行為」在中國壟斷企業中動輒數十萬的年薪中表現得格外充分。很容易 分辨，這種所謂的「企業自主行為」其實是企業完全失去了財務約束的表現。可 以判斷的是，這種毫無財務約束的「企業」行為帶來的後果，將是公司被不斷淘 空、繼而是公共資金對它們壹次次的慷慨挹註。對這種淘空之後的挹註，在中國 有壹個同樣市場化的叫法：資產重組。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資產重組，已經是 中國國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標準的洗錢劇目。




　　當然，現實中的洗錢行為並不都像上面這些典型案例來的這麽直接，而是會 呈現更加復雜的形式。為了安全起見，官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更多的是透過設 立數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過民企和國企合資、資產重組、相互擔保、上下遊的 銷售代理，子虛烏有的專利或者技術買賣等壹系列的「市場行為」來實現的。總 而言之，公司越多、關系越復雜、相互聯系的鏈條越長，接駁公共資源的通道也 就越多，洗錢行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熱中，中國各類官辦公司就開始雨後春筍般的湧現 出來。但在那個時候，這類以三產之類名目衍生出來的官辦公司對市場的認識還 相當模煳，他們更多的是為小集團提高福利待遇的壹種輔助手段。但隨著民營企 業的合法化和對市場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團開始越來越主動，越來越 目標明確地設立各種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資源的方式洗錢。1990年代中後期， 這種為小集團或者官僚個人而設立的影子幾乎已到無孔不入的地步。有論者言及， 「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團體性投資是十多年來中國社會資產形成的基本特點。」 大致可以判斷，這些所謂團體性投資，實際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團為自己所設立的 老鼠倉公司的投資，是那種隨時可以轉移為私人財富的公共投資。由此可知，洗 錢，已經不是那種讓人拍案驚奇的個案故事，而是作為壹種穩定的「職業」、壹 種普遍的經濟現象，而具有宏觀統計上的意義。洗錢作為壹種普遍的經濟現象， 非常有助於解釋中國高投資、低效率的經濟悖論。以轉移財富為目的的洗錢企業 需要不斷投資，但卻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膨脹總量， 然後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國著名的奶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 被抓。對此，壹位知情人士評論說：「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 鄭俊懷的女兒鄭海燕在杭州有壹家商貿公司，不斷有伊利公司的錢流入。」而另 外壹位因為伊利公司前獨立董事（這位前獨董正是因為不滿伊利公司內部財務混 亂而辭職的）從專業人士的角度分析說，很多跡象表明，是鄭俊懷（伊利公司董 事長）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錢，然後給金信信托，用來收購上市公司股權，鄭俊懷 才是金信信托背後的人。」就伊利這壹具體案例來說，我們無法評論伊利公司高 管人員這種自我盜竊的行為是否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我們要指出的是，這種老 鼠倉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質。




　　中國改革20多年以來，中國人依靠汗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種汗水構 成嘲諷的是，通過國有銀行、公共財政、資本市場的聚斂功能，這些財富卻為官 僚利益集團的洗錢行為提供了穩定的增量來源，為洗錢這種職業在中國的持續發 展提供了物質基礎。這其中隱藏的洗錢流程是：先「化私為公」、然後再「化公 為官」，進而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化官為私」。顯然，能夠保障這種洗 錢流水線日夜運轉的，只能是壹種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範式中，國有資產壹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囂塵上的所謂 國有資產流失的說法，但事實上，國有資產根本就不是什麽存量，而是壹個不斷 被制造出來用於瓜分的流量。只有這樣看，我們才能夠解釋國有企業壹邊大量破 產，而國有資產壹邊又在同時不斷膨脹的現象。那些不斷（通過銀行貸款、財政 撥款）被制造出來的名義上的新國有資產（這些流量總是故意被至於某種模煳的 產權狀態），不過是等待進壹步被「加工」為個人財產的半成品。換言之，通過 政治手段掠奪市場財富而形成的所謂的國有資產，只是壹個完整的「洗錢」生產 線上允許我們看到的那壹部分。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會懂得：只要市場還在創 造財富，以國有資產名義出現的流量就不會停止膨脹。因為這是官僚利益集團 「洗錢流水線」上壹個必經的流程，是在中國社會構造壹個完整食物鏈的必須。 很清楚，在轉軌時期不斷增加的國有資產和官僚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官僚利益集 團為洗錢之需而蓄意制造出來的。有論者以數據證明，改革之後，中國國有經濟 在總量上出現了膨脹，不過，在背後支持這種膨脹的則是中國官僚權力的膨脹。




　　洗錢經濟的廣泛存在，也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樣壹個中國現象：為什麽會 出現那麽多的重復投資，為什麽這些重復投資沒有出現市場規律要求的兼並和重 組（比如中國的券商）？個中原因其實十分簡單，因為用於洗錢的企業不是真正 的企業，壹旦失去了企業控制權，洗錢便成為壹件不可能的事業。洗錢企業是不 會服從市場規律的。而「重復投資」在中國的真正含義，其實是「反復洗錢」的 意思。 四、官僚抽水機 總體來看，在經過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後，中國的政 治結構按其意誌如願復制出了壹種新型的經濟形態：官僚經濟。那麽這種經濟具 有什麽樣的結構特點呢？




　　從縱向上看，中國官僚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 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 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中國官僚機器都設有相應的 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 （包括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土地升值），都在這三根官僚機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 之下，可謂壹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官僚機 器，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國家官僚機器願意（這種意願 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 要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和升遷欲望），官僚機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 的開動、調解水泵，用於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與改革前相比，現在這種縱向結構似乎並沒有什麽不同。但有壹點應該註意 的是，與改革前相比，這三根水泵所置於的社會環境已經迥然不同。改革之後， 中國社會的市場化進程創造了源源不斷的財富，社會的財富存量已經與改革前完 全不可同日而語。這就意味著，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當穩定的財富來源。

中國社會的經濟犯罪

作者 袁劍 寫於 二零零四年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另外壹條隱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 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這些公司集 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性行業中，比如石化、電信、電力、交通、 煙草等等。這個抽取管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憑借在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盤剝 消費者而從市場中直接抽取財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管道。這些公司不是屬 於中央國資委，就是屬於地方國資委的，不僅在財政上舉足輕重，對國民經濟也 極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國企業500強企業（大多為巨型官僚壟斷性企業）的營業 收入為69000億人民幣，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68％，其影響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見壹 斑。1990年代後期開始，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對市場的 抽取跡象非常明顯。中國國家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先生曾經提到壹組數據：1998年 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達到529億元，而2003年底這個數字達到3784億元， 而在這中間，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 電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實現利潤占到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 。這個數據加上其他 諸如電力、煙草、交通等行業巨型公司，足可以說明大型官僚企業的市場地位之 強、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之深。邵主任羅列這組數據顯然是要說明國有企業經 濟效益的顯著改善的。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既缺乏規管，又缺乏競爭、公司治理 狀況極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潤上的超常表現，主要應該被解釋為1998年之後這 些超級公司市場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補貼的增多。壹位參加工作不久的稅 務稽查人員，在經歷了壹次稅務稽查之後非常吃驚地說：「以前只聽說電力行業 收入高，但壹家電力集團財務公司普通員工每月光個人所得稅就扣3000元，對應 的月收入至少有2萬元，要不是親眼所見真不敢相信。」這個鮮活的例子足可以說 明中國壟斷企業對消費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業不僅向消費者抽取，也同樣可以向民營企業抽取。數據表明， 民企雖然占中國經濟總量的50％。就業的60％，但它們大多居於位於競爭激烈的 下遊終端消費品產業，沒有任何定價能力，而大型官僚企業卻居於產業上遊或基 礎性產業位置。這種結構，實際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營企業易於反掌。對此， 壹位國資委官員非常在分析國有企業盈利大幅增長時坦白地總結道：「這個4500 億（央企2004年利潤）是怎麽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以上四根主要的縱向管道，足以使中國官僚體系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面的控制， 並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抽取和配置。這四根縱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這 之下，依次分布著各級地方政府。以這四根管道為骨架，構成壹個以中央政府為 頂端的傘狀結構。從最基層壹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壹個個節點。接駁 在這些節點上的，則是圍繞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壟斷性行業而形成的官僚 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從這四根管道上抽取資源，然後再橫向配置給圍繞他們形成 的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很容易看得出，離各個節點越近，處於的 節點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資源配置及財富分配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這種傘狀結 構，既是中國官僚經濟主要的資源配置渠道，也是這個經濟體系主要的財富分配 渠道。




　　我們先來看縱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後，中國金融業在總量高速膨脹的同時， 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但官僚體系對金融業的控制卻絲毫沒有放松。在銀行業， 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絕對比例的四大銀行之外（四大銀行的市場占有率在80％以上）， 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信用社也無不在各級官僚系統的控制之中。20 04年5月份，為了配合最高行政當局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多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被 勒令停止發放貸款，這種商業奇聞充分說明，中國的銀行仍然是壹種行政工具。 在銀行之外，證券市場、保險業、基金業也都處在官僚體系的嚴密掌控之中。這 種官僚金融結構，無縫隙的覆蓋中國社會，具備超乎尋常的抽取能力。這使得官 僚體系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抽取和配置短期資金和長期資本。無論從金融控制總 量，還是從金融控制手段來看，官僚體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資金的能力，都比改 革前顯著增強。中國新生證券市場的例子頗能說明這壹點。證券市場壹直是民眾 參與程度最高的壹個金融分支，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證券市場從1990年代初期 的草根性市場逐步演變成國營企業的融資場所，進而在1990年代後期最終演變成 大型官僚壟斷企業的融資場所。1990年代後期，隨著壹大批官僚壟斷企業如石化、 電力、電信、銀行類公司的上市，中國資本市場逐漸淪為大型官僚企業的圈錢和 抽取場所。從這些巨型公司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權重以及對市場的 影響程度看，這個趨勢已經相當明顯。這些巨型官僚企業壹邊通過市場壟斷地位 直接盤剝消費者，壹邊利用金融手段間接抽取金融資源，這就難怪它們的業績會 在1990年代末期之後「突飛猛進」了。而「突飛猛進」的利潤和「突飛猛進」的 現金流，又為這些巨型企業進壹步套取各種金融資源提供了財務上的優勢。在19 90年代末期，中國企業壹片衰敗，但中國大型官僚企業卻獨自實現了財務上的良 性循環。這不能不說是中國1990年代末期之後的壹個經濟奇觀。而創造這個奇觀 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當局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壹直延續著的所謂「抓大放小」 政策。這種政策的另外壹個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謂「放小」），扶 持並緊緊抓住對國民經濟有控制力的企業（所謂「抓大」）。現在，這種延續了 多年的政策已經結出了碩果，但非常清楚，這種「碩果」是中國官僚系統對國民 經濟強行逆配置的結果。而這種逆配置之所以能夠實現，則是因為官僚系統完全 壟斷了資源配置的管道。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壹旦壟斷了金融，官僚體系幾 乎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配置」出任何他們想要的經濟奇跡。只不過，這種配置與 市場經濟毫無相似之處。這其實是說明，不管中國的金融業在改革20多年之後具 有了什麽樣的新景觀，但它本質上仍然是壹個圍繞官僚集團意願而不是市場「意 願」來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傳統的財政管道亦復如此。1998年之後，中國為了應付亞洲金融 危機，開始實施所謂積極財政政策，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 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 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 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官僚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 以及官僚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壹理由，就是拉動 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容易看到，這種財政轉移的確支持了宏觀經濟增長， 然而，公共財政不是首先用來滿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決具有人道敏感 性的貧困問題，去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保障問題、公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而 是去支持官僚系統政績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經濟增長，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團不斷膨 脹的財富需求，則十足地證明了公共財政已經變成官僚財政，變成了官僚利益集 團予取予求的私器。




　　隨著工商業的擴展，土地作為壹種稀缺資源的地位與日俱增。而在這壹點上， 中國官僚系統也有天然的起點優勢。中國的土地資源名義上是國有，實際上完全 掌握在官僚系統手中。官僚系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以任何方式將土地要素 註入市場活動，唯壹的標準就是要符合中國官僚體系在轉軌時期的利益最大化。 這就是為什麽在土地資源極其稀缺的情況下，中國官僚體系壹方面可以用零價格 將大量土地贈送給外商以及親朋好友，而另壹方面卻以奇高的價格賣給國內房地 產消費者的原因。同壹種要素，壹手慷慨饋贈，另壹手大肆掠奪，貧富懸殊豈有 不拉大的道理？荒謬的是，這確實就是中國官僚系統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 機巧在於：這種完全等同於財富轉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兩方面都同時增加 GDP。顯然，這是最符合中國官僚體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證據都表明，中 國2002年之後新壹輪的經濟增長，與官僚系統這種強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關。 由此我們也不難洞悉，2002年以來的最新壹輪經濟高漲為什麽會激起迄今為止最 激烈的不滿和抗議。因為在本質上，這種經濟增長是「奪」出來的和「送」出來 的。




　　作為這個傘狀結構的頂端，中央政府無疑具有最強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 中期之後，通過對金融權的回收，財政分稅制、基礎產業（如石化、電信）的縱 向重組、以及2004年開始的土地權回收，中央政府擺脫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動局 面，重新奪回了資源配置權力。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下，中央政府可以通過 四根縱向抽取管道從容地抽取資源，然後橫向地配置給各種官僚利益集團和行業 分利集團，或者以「點貸」、「點投」的方式來推進其政策目標（比如，通過財 政三次給四大銀行輸入巨款，以央行再貸款的形式不斷為破產的證券公司、信托 公司買單、在證券市場為大型壟斷企業開辟新的圈錢場所等等）。比之於1990年 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控制權已經更加穩固也更加有力。事實上， 2004年最新壹次的宏觀調控之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收效，就完全仰賴於中央政府 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的第二層，省、市壹級的地方政府曾經在1992年之後向中 央政府的資源配置壟斷權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時候 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間利益的代表。從歷史上看，中國許多民營企業 就是在這場混亂的爭奪戰中趁勢發展起來的。不過，這場短暫的混亂很快就以朱 鎔基的毫無爭議的勝利而告終。分稅制和國有銀行控制權向中央的縱向回收，是 這壹場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的爭奪戰的兩項主要歷史遺產。地方政府既然無心也 無力挑戰這壹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這種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激勵擴張 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後果，壹是地方政府擴大稅源，在總量 上膨脹GDP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發了 地方官員的惟GDP導向），另外壹個則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資料顯示，在中 央不斷上收財力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紛紛將有利可圖的稅種收歸己有。 1993年到2002年，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從22%提高到54.9%，而 與此同時，省級政府的這壹比例也從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層層抽取 的結果，自然是縣、鄉級政府的日益嚴重的財政窘迫。這大致可以解釋在1992之 後壹直持續著的這樣壹種現象：省市以上官僚機構的財力不斷膨脹，而縣鄉壹級 則經常發不出工資。當然，縣鄉級政府不可能是這種層層抽取的最終的承受者， 毫無疑問，這種抽取壓力最終將被轉嫁給分布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的各種納稅人。 而這種近乎壓榨的「財政集中」到了資源匱乏的鄉村和中西部自然就變成了野蠻 的剝奪。




　　除了法定的財政管道之外，省、市壹級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煳地帶開辟新的聚 斂手段。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地方商業銀行、保險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極力滲透 的領域。而在現有的架構下，爭取外國直接投資（FDI）則更是各級地方政府趨之 若騖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程度奇高但很不賺錢的外向型經濟，實際上是 被這種金融和財政格局逼出來的。不過，在新世紀之後，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 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壹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 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於間接的獲得了銀行 的配置權。這其實就是中國最新壹次經濟過熱的來歷。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 融配置權力的沖動，幾乎又壹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沖突。




　　地方政府通過與中央政府壹樣的縱向抽取管道，然後再以城市化的名義將這 些資源橫向配置給各種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團。最近幾年，中國地方政府所 屬的各類基礎產業公司、地產公司迅速膨脹，就與這種抽取和配置有相當密切的 關系。資料顯示，在中國近幾年房地產最為火爆的上海，大地產商有半數是政府 公司。而被中國銀監會最新列為「新五大風險行業」的正是電力、交通、公共事 業、學校、醫院這些官僚抽取行業和公司。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為風險行業， 是因為他們要麽以政府廉價轉移地土地，要麽以特許權作為抵押，在最近幾年套 取了大量的銀行貸款。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最低壹層的節點，縣鄉級的政府雖然也是按照同樣的手段 加以抽取和配置，但顯然，它們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資源都要貧乏得多。 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縣鄉級面臨的壓力和由此引發的官民沖突也就越是劇烈。




　　在這種傘狀結構中，每壹個節點就是壹個政治中心，而每壹個政治中心，就 是壹個資源的配置中心，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現象的原因即隱 藏於此。當高壹級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厲害，表現得越繁榮，鄉村及邊緣地帶就 會同步表現得越衰敗。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邊緣地帶及鄉村加速衰敗，與政 治中心加速聚斂資源和財力的過程相當匹配。




　　從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這種傘狀的抽取和配置結構逐漸成型並得到了鞏 固。然而，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扁平型 配置結構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在扁平型結構中，資源是按照價格信號橫向流動 的，但在這種傘狀結構中，資源卻是按照各級政府在壹定時期內「政治意願」信 號以及與官僚系統的親疏遠近來配置的。傘狀結構雖然保證了官僚系統對經濟的 控制，保證了短期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很難保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樣達不 到資源配置的公平。不過，這壹結構更加深層的危機在於，它可能代表了壹種自 我加強的，無法退出的財富分配結構。事實上，透過傘狀的配置結構，壹條清晰 的財富分配線已經躍然紙上。圍繞省、市政府以上節點所形成的利益群體，是這 個社會的上層，而這之下，則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上層之間是壹種帶有熟人性 質的精英互惠經濟，而下層則是壹種主要建立在自由勞動力（或人力資源）基礎 上並以此為特點的相當野蠻的市場經濟。這樣，壹種整體性的尋租結構實際上就 出現了。上層的精英互惠經濟通過金融、財政等手段對中下層的市場社會進行抽 取，然後維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環。這種二元性的尋租結構的本質，其實是壹種 通過政治強制而進行的剝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維系，就在於官僚體系對要素資源 （包括特許權）和政治權力實施了不容挑戰的壟斷。




　　我曾經做過壹個相當不完整的統計，從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 抄出現金超過1000萬元的官員腐敗案件就有三起。他們分別是，成都市委常委、 宣傳部部長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長黃亦輝案，河北省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 廳副廳長兼河北省機電產品進出口辦公室主任李友燦案。許多人壹直對人們中國 貨幣發行超速增長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訴我們，由於貪污所導 致的大量現金退出流通領域可能是壹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說句笑話，這可能是最 典型的由於政治原因所導致的流動性陷阱。所以，經濟學家可能應該將貪官家中 藏有多少現金來作為預測中國貨幣趨勢的壹個重要參數。笑話歸笑話，但這些事 實卻很好地凸現了中國官僚體系與市場經濟的親和程度。




　　有中國經濟學家曾經通過「定量」（在許多人那裏，定量意味著科學）分析 測算出，中國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40％。我們不知道這位聰明的經 濟學家是如何測算出這個很有點唬人但其實非常荒謬的數據的，但我們已經看到， 中國的要素資源完全處於官僚體系的壟斷之中。在土地市場中，土地供給是計劃 的，但需求卻是競爭的；在金融市場上，供給是計劃的，需求卻是市場的。這其 中哪裏還有沒有半點市場化的氣味？如果壹定要說這具有的某種市場化的成分的 話，那麽，這種半吊子的受操縱的市場化，只能說是「壞」的市場化。通過這種 要素市場配置出來的要素，不僅價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極低。（尤其是對於國內 公民）。在中國的要素資源中，最具有市場化色彩的，就是毫無稀缺性可言的勞 動力。也正是因為這種奇特的要素配置結構，那些無法融入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分 得壹杯羹（要素）的民營企業和其他非官僚企業（這實際上是中國絕大多數企業 的處境），唯壹的能夠從市場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價的勞動力。於是，中國在國 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就只能是廉價勞動力。為了維持這種比較優勢，這些企業就 只能以近乎殘忍的方式想方設法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否則，這些企業就無 法生存下去。中國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漲工資的事實，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這 種惡性循環。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中國官僚集團通過要素壟斷對中國市場社會 的隱蔽但極其深重的盤剝。壹份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 經濟研究會組織聯合發布的調查報告披露，在中國私營企業中，由各種稅外交費、 政府攤派以及公關、招待費用所構成的所謂企業「三項支出」相當驚人。其中壹 份對1257位被訪業主的調查顯示： 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36655.3萬元， 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總計16240.3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4.3%。與此形成強 烈對比的是，同壹份調查卻顯示，這些私營企業的雇工工資卻呈現不漲反跌的趨 勢。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國勞動力的廉價還是某種出於自然的稟賦，那麽20多 年之後，這個比較優勢就壹點也不自然了，它本質上是壹種政治過程的結果，是 壹種「政治比較優勢」。壹方面是官僚集團將金融、土地資源用於洗錢，實施低 效率的惡性配置，另壹方面則是整個經濟都將人力資源當作某種類似於自然資源 的東西，進行相當不人道的過度開發；壹方面是制造負價值的官僚利益集團以奢 靡的方式支配著絕大部分財富，另壹方面則是創造了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人們無 法分享財富和資源，這不僅是壹種效率最低的要素組合模式，也是壹種不加掩飾 的剝削結構。透過這種結構的棱鏡，中國內需低迷、完全仰賴附加值極低但規模 極大的出口模式的謎底，已經昭然若揭。也正是這種剝削結構決定了，中國經濟 的增長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國官僚系統廉價甚至無償控制了壹切資源和要素 的情況下，他們必然要選擇要素及資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而不是其他。 對於對他們（以及他們的理性）來說，這顯然是壹種成本最低的經濟增長方式。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懷疑，中國都市近幾年中突然出現的汽車及房地產消費 繁榮，是不是也建立在財富突擊轉移的基礎上。這些財富是中國人經過20多年胼 手胝足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它可能表現為銀行存款、也可能表現為土地的升值， 然而，為了官僚利益集團制造政績、瓜分財富的壹時之需，它們很可能已經被壹 夜之間轉移給了少數人。果如此，在這壹輪經濟過熱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銀行 壞帳的激增和房地產的急劇貶值。當然，還有更加萎靡的內需。

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

作者 劉曉波 寫於 二零零九年













制度性的“為富不仁”













　　自共產主義在東方取得勝利之後，公有制、國有經濟和國有資產就變成了罪惡之源。事實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蘇東各國，共產極權國家的國有經濟就是權力經濟，國有資產就是極權政治的經濟支柱，也是獨裁者控制社會的錢袋。所以，與其說是國有經濟，毋寧說是官有經濟或黨有經濟更為準確；獨裁國家的國有資產，不過是被獨裁黨據為己有的私人財產，也就是“黨有資產”。













　　所以，本文在談到通行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時，統統用“黨有企業”或“黨企”，“黨有資產”或“黨產”。













　　由香港經濟學家朗鹹平掀起的“郎旋風”對改革的反思，集中於對私營富豪侵吞黨有資產的攻擊，由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私營老板和主流經濟學家成為眾矢之。













　　勿庸置疑，中國的富豪確實厚黑，他們的不擇手段有目共睹；禦用經濟學家也確實無恥，已經淪為跛足改革和權貴利益的辯護士。然而，在獨裁制度之下，不厚黑能發財嗎？私營老板再厚黑，還能比中共權貴更厚黑嗎？在我看來，私營老板的厚黑與中共權貴的厚黑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在“為富不仁”的程度上，那些從民間崛起的私人老板與那些來自中共權貴階層的暴富者相比，也只能是“小財主”；在“為富不仁”的性質上，二者的差異是本質性的：私人老板至多是無權者的陪笑臉和大手筆行賄，或在制度歧視下的偷漏稅













　　和欺詐偽劣，而中共權貴們則是依靠對權力和資源的雙重壟斷，是高高在上的受賄，是強權者的公開或半公開的搶劫和瓜分，甚至就是“無本萬利”的坐享其成。













　　比如，在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上，私人業主想做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非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不可，借殼上市的私人企業被權貴們設套蒙騙的不在少數；而權貴們想成為上市公司的董事長，通過權力之間的裙帶關系，一紙組織上的任命書即可。比如，江澤民的公子江綿恒剛一從美國讀書歸來，不僅當上了副部級的中科院副院長，而且在瞬間成為最具暴利的電信業中的“電信大王”，他甚至可以左右黨有資產的重組拆分的進程。大陸民間對國家高度壟斷電信行業的不滿由來已久，其暴利之巨和效益之低，也令上台後的朱镕基不滿，他一直在推動通過拆分來打破其高度壟斷，但中國電信行業拆分的真正實現，形成南北競爭的當下格局，卻是從江綿恒進入這一行業開始的。













　　所以，朗鹹平這位出生於台灣、留學於美國、就業於香港的學者，他對私營老板及其跛足改革的抨擊，也象禦用經濟學家一樣不敢面對真問題。在“朗顧之爭”的討論中，朗鹹平指出黨有資產大量流失是事實，但他只說出事實的一半且是非常表面的那一半──私營老板侵吞黨有資產；而全部事實應該是：無論黨有企業以何種方式完成轉制或流失，黨有資產流失都是官員與老板的分贓。更主要的事實是，握有拍板權的決策者，不是私營老板而是各級的黨政官員。所以，黨有資產流失的最大禍魁及其受益者，都是主導黨企改革的獨裁權力及其官員。













　　而朗鹹平那看似鋒利的矛頭所向，僅僅是“撿軟柿子捏”，只敢抨擊為富不仁的私人老板，而不敢抨擊逼出了“壞資本主義”的獨裁制度及其貪婪的官權，不敢抨擊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













　　至於朗鹹平開出的藥方：變“民進國退”為“國進民退”，也就等於回到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在我看來，純屬站著說話不腰痛。













　　事實上，外來經濟學家朗鹹平挑戰本土私人富豪顧雛軍，是一次毫無個人風險的機會主義乖巧。他充分利用了中國制度環境約束下的信息不對稱，把信息匱乏的大陸百姓對兩極分化和腐敗橫行的強烈不滿，先引向私人富豪、進而引向民進國退的私有化改革，而主導了跛足改革的最大禍魁卻變成他所呼喚的救世主──利用獨裁的行政權力進行再次的“國有化”和“劫富濟貧”。













　　所以，在獨裁政府主導的權力化市場中，想做誠實而幹凈的生意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別說本土的生意人，就是久歷西方自由市場的外商，一到中國，也無法避免人治文化的腐蝕。特別是那些精通大陸遊戲規則的港台富豪，最早知道買一頂人大或政協的紅帽子，買出入中南海的通行證，以便得到更多的市場份額和更安全的經營環境，本土成長的資本家就更不用說了。商場上流行的經商箴言：













　　“合法的生意不掙錢，掙錢的生意不合法”，極為準確地描述了大陸生意人們難以擺脫的制度性原罪。













　　同時，由於產權制度的不健全導致財產安全感的極度匱乏，所以，凡是在中國做大生意和發大財的人，無論是國營法人還是私營老板，大都為自己留好了退路，把不幹凈的大量資產轉移到海外，而做生意盡量用國有銀行的錢，很少有人用自己的錢來投資。用富人們的一句行話說，就是“紮著錢就做，紮不著錢就不做。用自己的錢投資，豈不是腦子里進水！”富人們之間達成的“穩定共識”，不過是現存秩序中最大獲利階層之間的利益同盟。在這點上，禦用精英為權貴私有化的辯護倒是說出了事實：在中國制度瓶頸的約束下，私營企業的發展只能依靠“用錢買權的腐敗”，這是中國特色的“交易成本”，但它畢竟使私營經濟有了影響政治權力的機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私有化，有利於減少社會轉型的成本。













　　正因為權錢交易是權力化市場的必然，獨裁者才最喜歡產權模糊，因為模糊狀態有利於政權對富人們的控制，更有利於權貴們對民間資產的榨取。換言之，執政黨喜歡的就是模糊，因為最終的裁判權在它手中，一句產權不清，就能致任何私營企業於死地。













　　在大陸，凡生意人皆有一雙不幹凈的手，而是否被全部斬斷或砍成殘疾的權力，全在執政黨手中，想收拾誰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不要說行賄、非法交易、詐騙和偷漏稅等罪名可以讓你人財兩空，即便一句產權不清或黨有資產流失，也能致任何私營老板於死地，不由你不溫馴。對私營老板來說，沒有制度保障的私有財產已經極不安全了，不幹凈的財產就更不安全。已經由太多的私營老板因得罪了官府而人財兩空，也有太多的私營老板作為中共緩解民怨的祭品推上斷頭台，而且下手之兇狠前所未有。比如，最近轟動國內外的億萬富豪“袁寶璟案”，他的雇兇殺人確實是“十惡不赦”之罪，被判死刑是也在法理之中。但中共法院的判決卻是袁氏四兄弟三死一緩：袁寶璟、袁寶琦、袁寶森死刑，袁寶福死緩。無怪乎網絡民意對如此兇狠的判決表示質疑：一個汪興被殺，一命抵一命就行了唄！幹嘛那麽狠，用袁氏三條半人命去抵！













　　直到目前為止，中共一直把私營經濟只當作財政來源和維護政權穩定的工具，置於政府壟斷和準入限制的歧視下，既要在經濟允許其發展，又不讓其在政治權利上坐大。所以，中共不允許成立自治的民間組織，讓私營業主處在分散的原子化狀態，乃是中共防止有產者成長為獨立社會力量的絕技。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板，就被統戰到官方的工商聯中，成為黨的花瓶兼諍友；三個代表之後，中共又要把他們拉入黨內，讓他們在政治上與政權融為一體。在此意義上，私營業主不論有多少個人財富，其產業規模做到多大，但在社會角色上，也只能是政權的附庸，是永遠沒出息的個體戶。政治上弱小的社會個體戶想要保住自己的“辛苦錢”且使其不斷增值，也就只能攀權附貴，在經濟上變成壟斷集團的附庸，在政治上進入執政黨的統戰花名冊。所以，對於大陸的有錢人來說，無論是個人資本的積累還是社會的地位之提高，都無法擺脫制度性原罪：只要想在獨裁制度下發財，就不能不接受其灰色遊戲規則，不能不出賣商業誠信，不能不靠裙帶關系和權力關系。這是另一種逼良為娼，如同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做禦用文人，社會名流和民主黨派不得不做政治花瓶一樣。但是，上等奴隸做久了，自有想坐穩的利益和樂趣所在。一旦得到主人的賞識和恩寵，那幺最好的投資就是不斷地博得主人的歡心， 侍候好主子就是善待自己。













　　私人財產要想得到制度性的安全保障，就必須啟動與產權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才能使私人老板逐漸擺脫對權力的依賴，逐步遏制權力對私人財產的隨意侵犯，遏制市場上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的盛行，才有望最終遏制乃至消除財產積累的制度性原罪。而在今日中國，中共繼續靠剝奪民眾的政治權利、靠收買加謊言的策略來維持獨裁制度。所以，中國不可能有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德，即便少數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眾有了溫飽了，得不到政治權利的各階層仍然無法免於恐懼。













　　這樣說，似乎對私營老板不公平，因為他們已經遭受了太多的不公正對待。比如，幾乎所有高贏利的領域都在官權的壟斷之下，或根本不允許私營企業進入，或設置非常高的準入門檻，房地產行業的制度成本之高，就是最好的例證。再如，黨營企業欠私營企業的賬，就是正常債務關系，可以一拖再拖；而私營企業欠黨營企業的錢，就是黨有資產流失，托著不還就要通過法律強制執行；黨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無償還能力；而私營企業欠銀行的貸款，就是詐騙罪，多少著名私營企業家的鋃鐺入獄，其罪名就是金融詐騙。企業上市本來應該由市場來選擇，但中國的企業上市的選擇權完全操控在各級政府手中，股市成了執政黨收刮民間資本供養效益低下的黨產（黨企）大金庫，也變成權貴們掠奪民間資產的抽水機。













　　正如執政黨壟斷的銀行是黨企的堅強資金後盾一樣。反正股民的錢和銀行存款大都是老百姓的私房錢。













　　導致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就在於惡劣的制度，在於中共衙門及其官員所具有的排他式特權，在於作為中國最大利益集團的中共權貴階層。他們是為了挽救獨裁政權，更是為了自己的一夜暴富，才允許民間企業家跟在他們後面分到些利益。與此同時，他們又把私營經濟置於政府壟斷和準入限制的歧視下，把私人老板置於官權的操控之下，既要保留又不讓坐大，更不允許私營業主通過成立不受執政黨操控的民間組織而成長為獨立的社會階層。稍有社會影響的私營老板就被統戰到工商聯中，成為黨的花瓶兼諍友。













　　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的正相關關系，早已被西方歷史的制度演進所證實。因為，自利是普世性的且難以根本改變的人性，逐利是所有商人的共同信條，關鍵在於如何用健全的社會制度來善待和規範這樣的人性。只有在尊重人性和商業規則的前提下，用一視同仁的法治來規範自由競爭的市場，才是公平而高效的制度，既能保障私有產權和公平競爭，激發人類創造財富的欲望和能力，又能遏制權力幹預、歧視性買賣和坑蒙拐騙，防止自利的人性走向無節制的不擇手段的貪婪。













　　然而，大陸的市場改革和私有化卻沒有帶來政治民主。之所以如此，絕非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罪過，而是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造成的“壞資本主義”之過，市場被權力幹預所扭曲，私有化被權貴階層所扭曲，於是，大陸的市場化必然變成現政權及其權貴對公共財產的瓜分和對民間財富的公開洗劫。













　　正因為私人老板的不幹凈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們本身，而在於惡劣的制度環境，所以指望不改變獨裁制度和跛足改革模式而有幹凈的資本家，無異於癡人說夢。恰恰相反，中共權貴主導的“強盜式和裙帶式相混合的資本主義”，他們積累的巨額財富不是靠商業智能、吃苦節儉、發明創造和公平競爭，而是靠特權掠奪全民資源；他們輕易到手巨額財富也不會用於造福民間和回饋社會，而是轉移國外和盡情揮霍。正是他們牟利方式使尋租式的腐敗變成一種準合法的制度安排，畸形的權力化市場無法與國際市場接軌，對全民資產的瘋狂掠奪造成日益懸殊的貧富兩級分化，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辯護理由，老百姓的不滿乃至仇恨的積累，使社會成為遍布幹柴的危機之地。這一切負面作用，不僅正在摧毀現政權的合法性，而且瓦解了新制度賴以建立的人性基礎。













　　如果一任權貴們按照現在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方式來推動社會轉型，那幺未來的大陸中國，既是暴富的權貴家族的天堂，又是廣大無權無勢者的地獄；既是誠實經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詐投機者的陽關；是沒有社會公正和商業信譽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血腥和野蠻與無恥和厚黑，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罪惡。













　　只有進行徹底的產權改革和政治改革，讓憲法保障的私有產權得以確立，讓憲政民主逐步取代一黨獨裁之時，被行政權力主宰的充滿歧視的不公平市場，才會被權利平等和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所取代。每個進入市場的人，既不用看權貴們的臉色行事，也不用為自己的財富戰戰兢兢，一雙幹凈的手可以理直氣壯地創造、擁有和支配自己的財富。

中國政府的經濟改革

  作者 春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四 中國農村改革真相中學時，筆者曾經讀過周立波寫的《暴風驟雨》。書中描寫了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角趙玉林窮得全家三口都沒有褲子穿。他的外號叫趙光腚。




　　1959年至1961年，在災星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中國農村曾經餓死了幾千萬人，那些沒有餓死的農民活得怎麽樣呢？




　　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1977年6月21日，萬裏抵達省城合肥。萬裏發現：安徽省的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還要嚴重。於是，他親自下去做了一次認真的農村調查。




　　萬裏把全省大部分地區都跑到了，結果是，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沈重。




　　在定遠縣盧橋，萬裏看到一個上身沒有內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襖、腰間系著條舊布帶的青年農民，挑著一副擔子，走累了，正在路邊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來。萬裏問他有什麽要求，他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要求，能填飽肚子就行” 。萬裏說，這個要求太低了，問他還有什麽要求？這位農民又打開襖襟拍拍肚皮說：“裏面少裝點兒山芋(紅薯)幹子！”




　　萬裏聽罷，良久無語。




　　在農民住的茅草棚裏，萬裏看到床上鋪的是破蘆葦，蓋的是爛棉絮，一根繩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掛齊了；他聞到鍋中用胡蘿蔔、纓子和著地瓜煮成的黑煳煳的飯，已經發出了難聞的氣味。




　　在鳳陽縣的鐵路沿線，他親眼看到蓬頭垢面拖兒帶女的農民，成群結隊在同攔截他們的幹部“玩”著“老鼠和貓的遊戲”，爭先恐後地扒車外流，他忍不住對當地領導發了火：“不要再念緊箍咒，再割‘資本主義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飯，你們總也要想想辦法讓大家吃飽飯呀！”




　　最讓萬裏心驚的還是金寨之行。這年11月上旬，萬裏前往革命老區大別山調查。大山裏的金寨縣燕子河公社車子進不去，萬裏只得下車請當地的幹部帶路，徒步上山。途中，他來到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因為屋內過於黑暗，進去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在鍋竈旁的一堆柴草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他熱情地上前問道：“老人家，八點多鐘了，你怎麽還坐在柴草裏，不上工？”老人卻依然坐著，一動沒動。當地幹部掛不住臉，斥責老人：“你這個老東西，省委萬書記來了，問你呢，怎麽不說話？”老人這才擡起頭，傻傻地望著萬裏，突然往起一站。




　　萬裏一下驚呆了：原來老人一絲不掛，光著屁股，沒穿褲子。




　　萬裏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裏去，同時尷尬地責問旁邊的兩個姑娘：




　　“你兩個小姑娘怎麽也蹲在那裏呢？”




　　兩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望著萬裏，身子卻一動不動。




　　這時，當地的幹部意識到了，忙小聲地插話：“萬書記，兩個娃也沒褲子穿啊。山裏風寒，躲在柴草裏，是為取暖。”




　　萬裏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轉身出門。他站在陰冷的山風裏，好一會才讓自己平靜下來。




　　來到又一戶時，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門窗都是土坯的，見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著一位衣著破爛的中年婦女，萬裏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呀？”




　　中年婦女回話說：“五口，夫妻倆，帶三個孩子。”




　　“愛人呢？”萬裏問。婦女說：“幹活去了。”“那三個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萬裏說：“請你把他們喊回來，讓我看看。”




　　對方面有難色，不肯出門去找。




　　萬裏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婦女這才徑直向鍋竈走過去，然後無可奈何地揭起鍋蓋。




　　萬裏發現：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都縮在竈膛裏！原來燒過飯的鍋竈，這時尚有余熱，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擠在裏面禦寒。




　　萬裏走出這家茅屋後，已是淚流滿面。




　　萬裏召開了省委常委會議，他沈痛地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麽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個房子啊！我真沒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麽窮！我不能不問自己，這是什麽原因？這能算社會主義嗎？……”（2009年12月7日中新網《1977年讓萬裏心驚的金寨之行：十七八歲姑娘沒褲子穿 》原文摘自《小崗村的故事》，陳桂棣、春桃著）這就是災星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農村的慘狀。在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澤東領導下，在恬不知恥的自吹“光榮、偉大、正確” 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些農村的老人、孩子，甚至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




　　1949年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國家權力，只能直接達到縣一級為止。擁有一點土地的中國農民有一定的自治權利，即農民有經營自己的土地及產品的權利。比如，種什麽？自己消費多少？賣出多少？賣價多高？這一切都由農民自己決定的。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具有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農民可以經營其他行業，例如，狩獵、捕魚、賣柴、木工、石工、長短途販運等。此外，經營其他行業不易的話，農民可以到城市中尋找工作，災荒之年可以逃荒到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大陸後，沒收農民的土地，使得中國農民完全喪失了經營權利、擇業自由和流動自由。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農民喪失了土地，經營權被剝奪，生產什麽、生產多少都由公社幹部決定。人民公社、戶籍製度把農民困在村子裏，農民失去了遷徙自由，只要離開村子，進城訪友，甚至出去要飯，都要由村幹部批準。糧票製度、口糧製度限製農民的吃飯，吃多少斤糧食，包括粗糧、細糧各占多少，一概由公社幹部說了算。再加上政治思想控製，農民被奪去了思想自由。喪失了一切中國農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農奴。




　　為了活下去，中國農民不得不冒上殺頭的風險，自發地開始了大包幹。




　　“十八個血印”




　　第一個勇敢行動的村莊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三年大饑荒期間，一共才120多人的小崗村，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村民們長期過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生活。無論老幼，大多出遠門討過飯。為了活下去，1978年11月24日晚，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在“大包幹”協議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牢殺頭也幹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18歲” 。




　　記得第一次閱讀有關小崗村的報道後，筆者眼淚盈眶，憤怒在心！




　　這就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所欺騙的中國農民！這就是當年推小車幫助共產黨打內戰的農民！這就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聯盟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基礎之一的農民！這就是剛剛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又被共產黨以合作化的名義收回的失地農民！過去他們是地主的佃戶，現在成了中國共產黨的農奴。他們目睹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殘殺地主階級的，他們不敢提出重分土地的要求，他們只是要求“大包幹”，給中國共產黨當佃戶，即便是這樣一個重當佃戶的要求，他們也擔心坐牢殺頭，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殘暴！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對待農民的這個卑微的要求的呢？




　　頑固冷酷的中國共產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定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嚴酷的事實是，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還在堅持“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穩定不變”的政策。中國共產黨還堅持讓中國農民黨農奴！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四中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筆者在前文中指出，這個”決定”依然在掩蓋毛澤東對1959年至1962年大災荒所承擔的責任。中國共產黨輕描淡寫地說什麽，“我們對領導全國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既缺乏經驗，又缺乏清醒的頭腦，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犯罪集團中國共產黨竟然認為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是錯誤！這是犯罪！中國共產黨像一個無賴一樣，將災害歸罪於自然災害，並嫁禍於“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這個決定仍然在強調階級鬥爭，並且撒謊說“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我國廣大農民是堅決擁護黨的領導，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小崗村的十八位農民如果相信共產黨的話，怎麽會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個決定仍然堅持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接受國家計劃指導，不允許包產到戶，農民仍然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餓死了幾千萬農民，中國共產黨還要加強黨和政府對農業的領導。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已經在席卷了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1979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依然不允許包產到戶。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方才正式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擺脫了的人民公社製度，農民們獲得了自主生產的權力，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其一，活不下去的中國農民拋棄了合作化，啟動了中國農村“大包幹”的方式自救，這才啟動了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他們發動的中國農村改革。其二，只要不強迫農民搞農業集體化，獲得了人身自由、生產自由，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大大提高，就不會餓肚子。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大地主




　　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承認了“大包幹”了呢？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說：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農委同誌建議如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地區，在政策上放得寬一點。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鄧小平說：我贊成依林同誌剛才講的意見“（張學兵《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談話的幾點研究》）。




　　前文講過，作為中國共產黨農奴的中國農民，貧窮到老人、大姑娘和小孩子都沒有褲子穿的地步了。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農業政策。鄧小平之流其目的是農業要甩掉一些包袱，減輕國家負擔。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包產到戶等農村改革問題發表談話，肯定了包產到戶。




　　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




　　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接受了包產到戶呢？




　　前文講過，1982年1月1日，中共頒布了第一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的中央“一號文件”， 雖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該文件仍然強調，中國農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製是長期不變的。“包產到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也就是說，土地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農民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集體”是承包關系。將中國農民從農奴變成佃戶，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能夠接受的。




　　1954年頒布的五四憲法第八條 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




　　中國共產黨暴力土地改革以前，中國部分農民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中國共產黨利用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欺騙中國無地農民支持共產黨，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後，無地農民有了土地所有權。而後，中國共產黨又通過合作化、公社化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所有，使得農民實喪失了土地所有權。




　　從推行“包產到戶”到今天，農民獲得的是土地經營權，沒有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依舊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




　　霸占了農村的土地還不夠，中國共產黨又打起了城市土地的主意。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自稱這是一個“改革”的憲法。這個改革的憲法的第10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中國共產黨 “憲法修改委員會”對這條涉及全國城市居民私人房地產權的重大法律條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釋，沒有向民眾說明，也沒有將城市土地國有化告知業主，更沒有辦理任何征購、征用手續，只是在憲法中加了一句話，就這樣在成千上萬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憑借著手中的槍桿子不費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中國城市居民的私人土地所有權，就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沒收戰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土地一樣，被收歸國有。




　　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政府便可以將國有化了的城市土地所有權當中的使用權高價出讓給國企或民企房產商，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同時，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城市開發和房地產開發，大量征用農民的土地，由於城市居民住房的建築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所以城市居民沒有擁有房屋所在地的土地，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就這樣變成國有土地了。




　　當然，表面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實際上為中國共產黨所控製。中國人喪失了私人土地所有權。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年代，再一次肆無忌憚掠奪中國人的財產得罪行！




　　2016年4月25日　習近平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農民至今沒有土地所有權，城市居民也沒有土地所有權，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屬於中國共產黨。卑鄙無恥，以欺騙中國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是中國最大的土豪！




　　農民真苦




　　包產到戶使得中國農民解決了吃飽肚子、不再挨餓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富裕問題，中國農民依然日子過得真苦！




　　小崗村村民嚴宏俊深有感觸地說：“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裏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幹什麽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




　　2000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發表了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寫給國務院領導的信。這位鄉黨委書記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於種田虧本，田無人種，負擔只有往人頭上加，有的村的人頭負擔高過500多元/人。我經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淚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學的悲傷場面。我除了失聲痛哭外，無法表達我的心情。痛苦與無奈一切盡在哭泣中。今年的負擔還要加，您說這是怎麽回事啊！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在家庭承包製下，農戶以承包方式獲得的僅僅是土地使用權，農村土地所有權依然歸農民集體所有，這就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土地的集體所有權。“集體”究竟是誰？由於土地產權主體模煳，造成這個“集體“就是各級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府。在集體所有製的名義下，政府就可以借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來侵蝕農民的土地產權。




　　民主國家的土地私有製已經證明可以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美國西部地區大開發是在私有製基礎上進行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專製國家也已經證明，土地國有製不能夠使得土地資源獲得合理有效地使用。中國的土地國有製是在中國共產黨用槍桿子強迫下進行的。




　　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土地私有，也就取締了土地市場。至今，中國的土地屬於中國共產黨政府所有，不能私有化，導致無法土地資本化，還談什麽土地規模經營！土地規模經營高效的美國，土地以私有製為主，國有土地只占一小部分。




　　三農問題是阻礙中國經濟未來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要解決這一問題，已故的杜潤生先生曾經指出，土地製度的再改革是“第一位重要的“。




　　土地製度的再改革受製於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是不會放棄黨國專製製度的，也就不會放棄已經霸占的中國土地，三農問題無解！




　　中國農民只有一條路，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派的罪惡統治！




　　中國的土地屬於全體中國人所有，不是某一個政黨的！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某些農民的土地還給農民，把被中國共產黨強行剝奪的原屬於城市居民的土地還給城市居民。土地民有化，即土地的個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全民所有。今後，凡用於生產私人產品的土地，個人出資的，屬於個人所有，集體出資的屬於集體所有；凡用於生產公共產品的土地，可以由政府出資購買，屬於全民所有。




　　2021年6月27日




　　“中共百年謊言與罪行”之十五 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真相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參照前蘇聯共產黨的經濟模式建立了以公有製為基礎計劃經濟體製。在城市大搞公私合營運動，變私有製為公有製，強行將民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被剝奪資產的工商階層沒有了經營權力，企業家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了。中國百姓喪失了自謀生路，自由創業的權利。工業文盲中國共產黨人將整個中國變更成一家巨大的工廠。一群無知暴徒統治了中國，所以，才有了大躍進的災難，才有了憑票供應的生活必需品緊缺。1976年，毛澤東死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承認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只好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一向謊話連篇的中國共產黨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李維漢談到，毛澤東十大片面性錯誤之一，是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發展經濟，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鄧小平說過：我不懂經濟，朱镕基就懂經濟。鄧小平自己承認不懂經濟。他也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這一點與毛澤東相同。




　　鄧小平被中國共產黨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根本不懂經濟，哪來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從政治層面考慮經濟，也就是說，他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層面推行經濟體製改革。本文，筆者揭露這個不懂經濟的總設計師主導經濟體製改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聲稱，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我們來看看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什麽貨色。




　　鄧小平的“經濟理論”




　　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正式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領導“現已寫進2018年第五次修訂的中國憲法。




　　中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中共“黨天下”，這與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政治特征是相同的。




　　在政治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前提是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前提也是四項基本原則。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1987年7月，鄧小平講過：“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基本路線。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根據鄧小平的思想，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確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 。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




　　這就告訴中國人，鄧小平經濟建設的原則是四項基本原則，一手抓住專製政權，一手抓經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建設是為了保持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控製，是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南巡講話




　　1989年6月4日，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鄧小平悍然下令對追求民主的中國學生開槍。野蠻的屠殺，遭到西方各國政府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外商停止對中國進一步投資，有的抽逃資金，導致外貿出口下降，市場疲軟、生產萎縮，經濟下滑。




　　為了挽救下滑的經濟，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並發表了講話。中國共產黨對於鄧小平的“九二南巡”評價甚高，“因六四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中國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而九二南巡還拯救了當時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他在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堅持解放思想，抓住歷史機遇，大大加快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在南巡期間發表了一些言論，例如“發展才是硬道理”、“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等。這些言論，不與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系起來，還是頗能煳弄中國百姓的。筆者來一一解析被中國共產黨稱頌的鄧小平的這些話語。




　　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怎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下的發展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專製統治的硬道理。廢除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製度，建立憲政民主製度才是中國人的硬道理！




　　鄧小平說，“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製度、這些政策“。




　　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基本點的，改革開放是以“堅持社會主義”為前提的，要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並且要管一百年。這就是說，鄧小平還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統治一百年。四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專製製度下的改革開放，導致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污集團，中國至今還有6億每月工資1000元的貧窮人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養肥了中國共產黨的子孫，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以至於當今的政治小醜習近平自認為可以平視西方民主世界了！時至今日，中國人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欺騙了！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鄧小平南巡並未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沒有被廢除。因此，中國也就不可能消除中國共產黨體製性腐敗。中國共產黨的黨國專製製度是政治腐敗的製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腐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黨的政治腐敗是中國共產黨經濟腐敗的製度根基。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中國就永遠存在腐敗！




　　政權在我們手裏




　　鄧小平說，“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 。




　　鄧小平的這句話，讀者朋友們明白吧!




　　政權在中國共產黨手裏，他們有槍桿子，恢復高考不用怕，只要學生不聽話，就用坦克鎮壓，殺！殺！殺！中國共產黨手裏有槍桿子，三資企業多一點不要怕，只要政權在共黨手裏！民營企業就更不用怕了，必要時，可以對他們關、進、殺（關門、進監獄和槍斃）。




　　鄧小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住中國共產黨的江山。鄧小平敢於肆無忌憚地做一切，是因為手中有槍。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屠夫的嘴臉！




　　鄧小平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句話暴露了鄧小平的無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又兩點本質區別。經濟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交易私有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共黨公有製基礎之上的。政治方面，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製度互為依存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與暴力社會主義黨國專製製度合為一體的。資本主義經濟是民有經濟，不受政府管控，中國共產黨的暴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黨管經濟”。




　　至於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我讀的書並不多，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還有《聯共（布）黨史》，我就是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問題“。鄧小平的胡言亂語，筆者實在不屑於駁斥。請讀者閱讀筆者寫的《馬克思是人類的恥辱》一文，再看一看世界現狀，蘇俄已經滅亡，社會主義陣營只剩下幾家了，即可明白馬克思主義被大多數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拋棄，暴力社會主義已經趨於滅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




　　中國共產黨聲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社會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體現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製。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筆者在前文講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是“黨管經濟” 體製。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中國共產黨所管控的。這就為習近平上臺後，大肆喧叫民營企業退場以及迫害民營企業家留下了”合法“的空間。




　　鄧小平之流的目的及策略




　　通過閱讀以上內容，我們就可以知道，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改革開放的目的及策略如下：




　　目的：保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




　　對中國民眾寸步不讓，表現在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通過人大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四十幾年來，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發動了一系列的鎮壓行動：取締西單民主墻、六四大屠殺、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以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抓捕。




　　經濟領域：




　　由於鄧小平上臺時，中國國民經濟一片雕敝，瀕臨崩潰邊緣。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松對中國農村和城市經濟的控製，並將放松經濟控製美化為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允許農民承包經營土地，絕不放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土地的占有。




　　在中國城市，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出現。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不需要出資，個體戶是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則是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為此，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在允許民企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企。在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時，中國共產黨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次公私合營，在民企中設立黨組織來控製民企，一直到恐嚇民企退場，甚至殺人取財。




　　中國改革四十幾年，政治體製未改，經濟體製改革是一部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發展和被中國共產黨打壓史，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頑固堅持國有經濟史。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共產黨無恥地宣稱，是他們的領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繁榮。




　　涉及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很多，筆者將在“後續文章”中，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經濟改革開放的真相。




　　後續文章




　　後續五篇文章具體地揭露中國共產黨中國城市經濟改革的真相：




　　（一）中國百姓推動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國農村，是活不下去的農民推動了中國農村改革。同樣，在中國城市，是活不下去的城市居民沖破中國共產黨公有製的管控，推動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不是中國共產黨自我吹噓得那樣，是他們推動了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




　　（二）頑固堅持國有經濟的中國共產黨




　　從1979到至今，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長達40幾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是竭盡全力保住國有企業史。實際上，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的私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基礎，保住了國有企業也就保住了中國共產黨私有製，保住了中國共產黨貪污腐敗的大金庫。




　　（三）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中國共產黨聲稱，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增長奇跡。中國憲法總綱第七條宣言，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數據事實證實，民營企業效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凈資產受益率顯著高於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出口創匯遠遠高於國有企業。而享受著中國共產黨的全面的資源扶持中國國有企業大都是虧損嚴重的“僵屍企業”。國有經濟不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營企業創造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四）江山易改匪性難移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允許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共產黨又露出土匪的本性，高叫民營企業退場，妄圖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營企業。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暴力建立的基於公有製基礎的計劃經濟體製使得中國人活不下去了。為了其統治的合法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進行的經濟體製改革，並將經濟體製取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臭名昭著的計劃經濟區別開來。




　　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前面又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帽子，試圖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回顧中國共產黨經濟體製改過的過程，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前提下，竭盡全力保住社會主義公有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控製中國經濟，維護專製統治。




　　中國共產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中國共產黨的腐敗，以及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的錯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定要失敗。




　　2021年6月30日

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

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首先，對於患者的權利，發達國家有明確的、特定的、完善的法律規定。例如美國各州的《患者權利憲章》就明確規定了作為患者所擁有的各項權利，將患者權利作為很神聖的權利加以維護，維權不僅有法可依，還依靠的足夠堅實。




而中國迄今都沒有任何維護就醫患者權利的專門性法律，哪怕地方性條例都沒有。相反，近年來在出臺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解釋說明中越來越偏向醫方，如取消很必要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在沒有對患者權利加以保障的同時，中國司法機構卻將“醫鬧”入刑，並且公安司法機構發布了壹系列單方面保護醫護人員的規定和政策，給患方帶上了緊箍咒，讓醫方更加有恃無恐。




第二，發達國家有專門的中立仲裁機構，以及成熟的司法解決途徑。美歐國家都有由醫患雙方及第三方共同組成的仲裁機構，保障裁決的中立性、公正性。司法系統則有專門處理醫患糾紛的法庭和法官，對醫療問題的裁決更專業和常態化，保障了醫療糾紛可以順利進入法律途徑並公正解決。大量專門從事醫療糾紛、醫療事故索賠的律師，也讓患方維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而中國處理醫療糾紛的仲裁機構卻和被投訴醫院與醫護人員同屬於衛生部門，仲裁機構的所有職位都由醫療系統人員擔任，且往往與被投訴的醫護人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醫療利益共同體成員。讓“老子查兒子”能查出什麼來？




至於中國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偏聽偏信有專業優勢的醫方的意見，做出的判決傾向醫方。而且以國人對中國司法機關的普遍印象，類似“民告官”的弱勢訴強權往往以前者失敗告終。這在醫療領域也同理。




中國也嚴重缺乏專職從事醫療糾紛維權的律師，導致患方訴辯能力差、無力與財大氣粗的醫方聘請的律師抗衡。如今醫方抱團越來越強，也有了雄厚的律界人脈，更加劇了醫患雙方在法庭上博弈能力的差距。這樣情況下，患方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第三，與第壹點和第二點緊密相連。即在發達國家，由於制度、法律與實踐中均積極保護患方權利，較容易認定醫方存在過錯。醫療糾紛仲裁和司法判決結果中，患方獲得索賠的門檻低、比例高、金額大。美國的醫療事故賠償案例中壹半以上賠付額都超過100萬美元。這也激勵了患方訴諸仲裁與司法程序的積極性，提高了醫療事故案例中最終得以獲賠的比例。




而在中國，因為仲裁機構的嚴重偏向性、法律的不健全、司法程序的復雜和司法不公的普遍存在，尤其對強勢壹方的偏袒，患方勝訴的比例低、獲賠金額少。高昂的維權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維權的積極性，導致絕大多數醫療事故根本得不到任何賠償，也成為觸發以自發和激進手段維權（即所謂“醫鬧”）發生的關鍵原因。




第四，發達國家的患方聯合了起來，通過建立患者協會等方式集體維護權利。這使得患方可以互幫互助、實現物質資源和信息資源共享，大大加強了患方的話語權、大大加強了患方與醫方博弈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整體和平均維權的成功率和容易度。這也對原本就團結的醫方形成了制衡，避免了醫方以多欺少的霸淩。這還促進了醫療維權的公益化，人們的維權得益的不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患方群體。




而在中國，患方根本無力也不被允許組織起來，全國每年數以億計的病患處於壹盤散沙中，根本無法互幫互助，於是在醫療糾紛中被醫方各個擊破、輕易打翻在地。而且這也導致人們放棄利於推動醫療改革、改善患者整體權利的公益方向的維權，轉而只專註於個體利益，讓患方群體被極大的分化，使得有權有勢的人可以輕易獲得醫療賠償甚至責任追究，而沒權沒勢的則只能忍氣吞聲。




第五，發達國家醫療機構建立了良善的、以患者權利為本的服務體系。在診療的流程中，非常重視保護患者的知情權、選擇權、隱私權，如保證充足的診療時間、文明的服務態度。具體的案例在我所引述的文章中。




中國的醫療則完全是由醫方主導的、功利化的，醫護人員隱瞞重要診療信息和推卸責任、惡劣對待患者的行徑比比皆是（雖然只是壹部分），他們在互聯網上的惡佞就是現實中惡劣行醫的延展。




第六，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公立醫院均實行嚴格的輪候就診機制，不分貧富貴賤都必須按照規則輪候就診、享受同等必要的醫療服務。這種公平性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怨氣，促進了醫療的公平與醫患關系的和諧。




而在中國，不僅在制度上就將醫療服務分為三六九等，即便針對壹般患者開放的門急診與住院服務，往往也需要各種請托、賄賂，充滿著不公平。而醫生出於私利也往往見人下菜碟，歧視性對待不同的就診者。沒有門路的弱勢群體成為這種不公不義醫療現狀的最大受害者。




除了以上差別，更加深層的差異是，西方已經將醫療糾紛投訴（包括訴諸輿論）與訴訟視為合情合理的個人權利與醫療日常行為，將醫療事故索賠視為理所當然，社會各方都積極加以肯定和保障。而在中國，這壹切都被不分青紅皂白扣上“醫鬧”的帽子加以污名化，認為患方是在鬧事、訛錢，極盡指責與鄙夷，以阻止、破壞患方維權。




至於在中國泛濫成災的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收受賄賂等醫療腐敗，在發達國家更是完全禁止的。如實行嚴格的醫藥分家制度，從源頭上杜絕藥品企業與醫生的利益勾兌。醫生只有高額但合法的固定收入，沒有灰色收入（其實就是非法收入）。這對於醫生相對壹視同仁對待患者非常重要。




發達國家乃至其他許多國家還有壹件監督醫療體制與醫護人員、促進醫療糾紛處置公平的利器，即新聞媒體。如在美國，強大與活躍的新聞媒體就充當“扒糞人”的角色，對包括醫療領域在內的各行各業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無論是醫療腐敗還是醫療糾紛，都在媒體的聚光燈下，被全社會審視。這極大的威懾了醫療群體，使其不敢胡作非為。




而中國的情況則如前所述，輿論已完全被醫方把控，如今已不存在敢於直言批判醫療群體的媒體。以“醫療自媒體聯盟”為代表的醫療自媒體矩陣，徹底壟斷了醫患糾紛問題的話語權，且已癌變為破壞醫患關系的毒瘤。而從央視、南方周末到各大新聞網站等主流媒體的退縮，則是最為致命的。




新聞媒體將醫療問題公之於眾，還有將個案轉為普遍性反思、將個體糾紛轉化為公益性維權的作用。當新聞媒體不再能夠報道醫療糾紛，即便當事人維權，也止於維護個人利益，而無法促進對醫療問題的系統性反思、對全體患者利益的維護。當有壹定維權能力的人的醫療維權無法被大眾所知和反思，潛在的最大受害者當然還是那些無力進行個體維權的弱勢群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壹些鮮為人註意但非常關鍵的差別。例如引述的文章提到“在挪威要修改或毀壞醫療記錄在技術上也是很難實現的”。發達民主國家是非常忌諱隱瞞真相、篡改事實的，壹經曝光會受到嚴厲懲罰。而且有些醫療機構已使用無法篡改的區塊鏈技術存檔病歷，壹旦錄入無法進行改動。而在中國，篡改病例現象比比皆是，即便在中國輿論完全傾向醫方的情況下，還時常曝出醫院在發生醫療糾紛時篡改病歷的事件，當事人卻並未因此被開除或追究刑事責任。當如此嚴重的誠信問題不被當成壹回事，醫療秩序混亂就成了必然。




在醫療糾紛中，醫院的監控錄像則是與病歷同樣重要的證據。無論是手術過程中手術室的錄像，還是發生沖突時醫護辦公室、醫院走廊與大院中的監控，都是還原醫療糾紛真相的關鍵。




但是在中國發生的醫療糾紛中，醫方往往拒絕提供監控錄像，或者選擇性提供監控錄像。如只在被患方毆打時才公開錄像並作為證據將患者或其家屬送進班房，但如果是醫護人員動手毆打患方，則會以各種理由拒絕公開監控錄像，甚至直接銷毀。而警方往往也不會強迫醫院提供監控錄像（這取決於警察的素質、心情，以及患方的勢力）。這使得患方吃了大虧，在醫患沖突中只能啞巴吃黃連。




而西方國家則不然。據壹位在美國執業的律師說，在美國的法律糾紛中，凡是握有監控錄像的壹方不能提供事發時的影像記錄，如沒有合理理由，則判決監控錄像擁有者承擔無法舉證的責任。如警民沖突、警察暴力案件中，警方無法提供執法記錄儀的影像，則會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比提供監控錄像承擔原有責任所受懲罰還大。而醫院等特殊公共機構同理。這避免了像中國頻繁發生的“監控錄像壞了”或幹脆拒絕提供監控錄像的情況，保障了弱勢壹方的利益。




醫院的監控錄像也是壹種“公器”，不能“私用”，而應是同時保障醫患雙方利益的工具。顯然，美國的法治理念更為合理，遏制了掌控證據壹方匿藏或毀滅證據的沖動，維護了公正。




中國醫院還時常發生拒絕診療的情況。例如對曾經與醫護人員發生沖突、做出投訴與訴訟、乃至只是對診療過程錄音錄像的患方，醫院往往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拒診。更有甚者，私設“黑名單”或在醫護人員群組中散發患者信息，阻止全院各科室甚至外院拒診相關患者。或者是，雖然接診但是百般刁難報復。




這不僅給患者造成極大身心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安全，還阻嚇了其他患者維權，讓患方不敢維護自身利益。尤其在中小城市、縣城，患者及家人往往需要經常因病在同壹家醫院就醫，醫方的拒診可以影響患者及家屬壹輩子。這非常可怕，這有時甚至和得罪了派出所、公安局的後果在壹個量級。




而西方國家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嚴禁非法拒診（因分級醫療規定要求拒診除外），違者會面臨刑事責任。而新聞媒體更會震懾使其不敢如此妄為。




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患關系、醫療糾紛方面如此巨大的差別，暴露了中國惡劣的醫療制度和醫療環境，令人觸目驚心。歸根結底，是中國的醫療嚴重缺乏法治、平等和透明度。醫療改革迫在眉睫。




想要改變中國醫療現狀、促進醫療領域的公平正義，完全可以將西方發達國家這些經驗“拿來”為我所用。魯迅先生說得好，對於西方先進的東西，“我們要拿來”。既然發達國家有現成的解決醫療糾紛等問題的制度與方案，我們為什麼不用呢？至於國情差異，我們略做修正、調節即可。




但現實卻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在處理醫療糾紛、平衡醫患關系方面有著天壤之別。原因顯然不在於西方的機制在中國不可行，而是因為醫療利益集團乃至更高層的竭力阻撓。醫療利益共同體對於患者權利立法、鑒定和仲裁機構中立化、醫療檔案和監控錄像證據固定、醫療賠償常態化等視若寇仇，拼命反對。至於讓患者組織起來、推動新聞媒體進行醫療監督等，不僅為醫療利益集團所不容，還被更高層、整個統治集團所忌憚，更不容許在中國實現。




因此，中國的醫療問題（包括醫療糾紛在內）遲遲得不到解決，甚至越發惡化，不是技術上無解決的可行性，而是利益集團的堅決阻撓以及更廣更深的制度和環境因素造成。這導致醫患關系越來越惡劣、醫患不平等越發嚴重、醫療剝削日益沈重。對於因醫患矛盾激化誘發的壹些沖突及惡性事件，不僅不從源頭反思，反而通過全面安檢、增加安保人員等硬性的、暴力的方式解決，使得苦難的現實在鐵拳的打壓下被掩蓋，患方尤其患者中的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更加求告無門、壓抑而絕望。而那些無辜的、遵紀守法的醫護人員也被違法亂紀的醫護人員牽累，成為醫患沖突的受害者、犧牲品。




寫到這裏，分析到此，我發現醫療領域的各種問題在中國如今的環境下根本無解。前面提及的那些可以“拿來”的“他山之石”，都被壹堵鐵壁擋在國門之外。換句話說，中國醫療問題的解決與否，受制於中國整個國家制度和全社會環境的陰晴變遷。改變中國醫療，首先需要民主與法治在中國的實現。




但是並不是我們在大環境下壹切都不可為了。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前，我們還是可以見縫插針的做些事的。例如搜集、整理、研究中國醫療問題方方面面的信息，探析醫事內情、梳理壹般規律、透視典型案例、展示奸人嘴臉，記錄下來這個時代醫療領域的種種黑暗，讓後人反思和警戒；積累相關信息和研究成果，供未來醫療改革參考。




而在民主法治實現之後，並不是壹切都好了。那時候醫療利益集團壹定會是國內千千萬萬利益團體中較為突出和強健的，會利用新的體制、新的環境維護其既得利益、私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他們自身的醫療制度和規則、奪取醫患關系、醫療糾紛問題的話語權。那時就需要有人站出來與醫療利益集團抗衡、為弱勢者說話。有了民主法治和形成開放社會，只是艱巨的博弈、追求公平正義的壹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