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沖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幹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鏈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板“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余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匯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鏈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余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製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製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鏈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臺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卷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采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裏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松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製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采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製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系，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註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采訪中提到的鎮政府裏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裏工作的大學生，官僚製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製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系。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裏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采訪，在采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麽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製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麽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裏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夥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麽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裏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系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裏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裏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麽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麽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裏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裏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裏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裏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裏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裏。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麽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裏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裏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裏甚至市裏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裏）家裏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裏有人在縣裏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裏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麽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裏“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裏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裏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麽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麽多“村官”才會有這麽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裏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裏、甚至市裏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裏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麽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裏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麽。

“村官”會做些什麽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裏工作交接，比如把村裏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裏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裏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等等鎮上也會要求讓“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會做本村的任務，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繼續留在鎮上做鎮裏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為主力下村。不過每個鎮的情況不一樣，有的鎮比如在做農房頒證的時候會把所有“村官”派到村裏去完成房屋草圖的繪製。

這些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能具體解釋一下是什麽嗎？

農房確權頒證就是給農民的宅基地（編者註：分給農民的那一塊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上的房子頒發房產證，因為之前農民只有一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

土地頒證就是給農民的耕地發一個土地使用權證。開會的時候領導說有了房產證、土地證後，農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給銀行了。

土地復墾就是把農民不用的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這樣就能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另外在我來的這一年鎮裏還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險，家電下鄉等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都有什麽業余活動嗎？

很多人去附近的學校打球。去年有段時間很多“村官”躲在一個辦公室裏打（紙）牌，後來被書記發現了，就沒人打（紙）牌了。不過其實很多領導自己晚上還打麻將，而且一般會賭錢。鎮上就是這樣，沒什麽玩的地方。

“村官”裏黨員多嗎，平時沒有什麽黨支部會議什麽的嗎？

我們這一屆黨員很少，不過前幾個月有個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所有沒入黨的“村官”都主動參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黨申請書都交了很久了。

鎮政府裏有個鎮機關支部，在我來以後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會。而且有些“村官”黨員的黨組織關系並沒有從學校轉到這個支部，而是轉到所在村的支部，因為村上的支部交的黨費要比在機關支部少很多（不過其實就算在機關支部黨費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幾十元）。

農村裏面黨員多嗎？

一個村就幾十個黨員，而且大多數都是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據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個村青年黨員也就幾個到十幾個（而且其中還包括了村委會的成員）。

我覺得除了村委會的人，其他的農村青年入黨都不積極。因為我碰到過有幾個村有的“村官”和村幹部還幫村裏的預備黨員寫入黨誌願書，其實應該他們自己寫。

去年村上黨支部換屆選舉的時候，村上給那些來參會的黨員（每人）發了100塊錢，村幹部說要不是聽說要發錢很多人都不會來。

鎮政府是誰做決定的？

黨委成員有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書記、鎮長、人大主席、（全部）五六個副鎮長、紀委書記、組織委員、政協委員、宣傳委員、武裝部長。書記統籌黨政事務，其他黨委成員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資、政法、民政等等。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是（鄉鎮一級）主要領導，被稱為“三個代表”（編者註：江澤民提出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委成員會經常開黨委會。討論事情。但我不知道具體他們是怎麽開的。平時“三個代表”遇到事情會進行討論。不過不管怎麽樣最後還是書記說了算，鎮長有一次開會就說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副職，配合書記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上面下來的所有文件（不管是縣委、縣府還是縣裏各個部門的）都要書記先看過了，然後書記再決定傳給那些人（根據文件的內容，一般會先傳給鎮長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裏面有一些任務）三個代表和相關分管領導會進行討論。

因此黨委和政府其實根本不分的，書記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叫“黨委政府一家人”。

你們那裏上訪的多嗎？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來鎮信訪辦來上訪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

這一年多來也遇到過失地農民和退伍軍人等到縣裏和重慶市上訪的。到這種時候鎮上的領導就會特別緊張，派任何能派的公務員和村社幹部到縣裏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變成次要的了，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有時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慶市上訪了，縣裏也還會派人去“接人” 。

平時一個鎮黨委成員會“分管”幾個被穩控人員，而每個被穩控人員被幾個鎮幹部、村社幹部，派出所警察（穩控責任人）同時穩控。書記說穩控不僅是信訪辦的事情， 每個幹部都同時身兼穩控工作。

一到大的節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縣裏甚至市裏上訪的就會比平時多很多，甚至會有人到北京去上訪。而如果縣裏得到了有人“串聯”到重慶市或者進京上訪的消息（情報），鎮上就會讓穩控責任人聯系被穩控的人員，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村上。也會派鎮上的公務員，村社幹部到各個車站去盯有沒有（疑似）上訪的人乘車，如果經過勸阻（疑似）上訪人員還是乘車離開了，也必須向上報告，因為如果上訪人員到了重慶市（或者北京）上訪了而鎮上都不知道的話，鎮領導和相關的穩控責任人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次因為聽說有人進京上訪，鎮政府全體人員還在周末加了兩天班，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能談一談你當“村官”一年多來的感受嗎？

剛到鎮上的時候感覺條件太差了，環境很艱苦。當時是重慶的夏天，平均溫度40多（攝氏）度，寢室裏也沒有空調，只有到辦公室去睡。

感覺在政府裏很壓抑，年輕人在政府裏面就是被“欺負的”。在政府裏不管對錯都要聽領導的安排，沒有什麽話語權，還怕不小心得罪領導。

比如土地頒證，去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上面說到元旦節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證辦好，交到農民手裏。結果鎮裏領導就讓“村官”加班加點（晚上要加到九十點鐘，有兩周周末也不休息）來趕進度，後來還從外面請了幾個人。結果最後還是沒完成，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完成。這種情況經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務了，或者領導突然想到了什麽事情，就要下面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現在發現政府裏很多工作都是虛假的。比如這次人口普查，說是要每家每戶上門調查，結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抄派出所給的公安戶口數據，而公安數據上面沒有的情況就瞎編（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麽地方，職業是什麽，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應該差不多，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去上門調查，我們光抄數據就抄了幾周。後來人口普查數據報上去，縣裏又說外來人口少了（沒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間）、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沒有達標要改。其實重慶很多區縣本來就是勞動力輸出很多的地區，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縣上的要求達到的指標反而不符合現實。當時很多“村官”就說“這樣調查出來的數據好假呀”。

我鎮上一個主任也說他當辦事員的時候，最開始往上面報的數據都是真的去調查了的，結果每次都不達標。然後就認識到問題出在那裏了，後來報上的數據就靠編，結果每次都能通過。

政府裏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個黨員信息管理系統，上面要求各個村（社區）裏每個黨員每個月都要登錄一次。一方面村裏沒有幾家人有電腦，另一方面多數黨員都是老人，根本不會用。只好讓我們“村官”每個月照著一張表上的用戶名和密碼“幫”每個黨員登錄一次。

另外一被領導叫到外面（飯店）吃飯就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一到外面吃飯就要喝酒，領導給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時候只能裝作醉了躲到房間外面找地方坐著。下村的時候，村幹部每次吃飯都會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們就不會太勸酒了。

經常被叫出去吃嗎？能介紹一下包括這種公開吃喝在內的三公消費的情況嗎？

我一般很少會被叫出去。這主要看“村官”在那個辦公室、做什麽。有的“村官”可能一兩周就會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幾個特別能喝酒的“村官”有時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飯的原因很多，很多時候是為了招待縣裏下來的人，有時候是慶祝某件事情，有時候是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時候是事情做完了慶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鎮裏（一兩周）開一次比較大的會後，中午鎮裏機關幹部、村幹部和其他參會人員也會一起吃飯。有一次縣委書記來了而且住了一晚上，雖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甚至連第二天早餐都非常豐盛。

這些費用都是用的鎮裏的財政。鎮長，書記，人大主席以及其他黨委成員都有簽字權，在一些定點的酒店吃完飯，簽字就行了。我碰到過一次一個愛喝酒的副鎮長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飯在村上吃飯的時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說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們每次下村中午也會吃得很好。有時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時候在社長或者其他村民家裏吃。就算在社長家裏吃也會上很多菜，有時候一張桌子都堆不下。村幹部一般都很會喝酒，白酒啤酒都會喝很多。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會）的錢。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說鎮裏錢和村上的錢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飯，一桌就幾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錢，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鎮裏面只有一輛（鎮安監辦的）安監車和一輛轎車。幾輛私家車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鎮政府的人帶到縣裏，星期一再帶回來，這些私家車（的車主）會有燃油補貼。

據說前年單位集體出去旅遊過一次，不過後來由於財政狀況不好，就沒有類似活動了。不過今年領導出去廣東招商引資過。還和去廣東經商的老板開了同鄉會。

此外去年國慶發過錢，去年年底還多發了一千多元，據說是從計生罰款裏面來的。今年發過一張價值幾百元的購物劵，一盒包裝豪華的月餅。不過很多人都抱怨說比原來發的少，和其他鄉鎮比也發的少。

鎮裏領導有錢嗎？

很多領導在重慶都買了房子，有個領導的老婆還是一個民營企業的老板。

你感覺在這一年來你周圍的“村官”思想和行為上都有什麽變化？

感覺這一年多來，很多“村官”都變了很多。

很多“村官”剛來的都不是很適應，有的覺得生活條件差；有的因為剛來的時候沒有什麽事情做，在辦公室裏幹坐著很煩；有的不知道怎麽和領導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會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剛來的時候也不喜歡說話，但現在就很會說話了。

有一個“村官”今年開始下班後就基本呆在辦公室裏打網絡遊戲，也不和別人交往，不知道他怎麽回事了。

也有兩三個“村官”挺反感當前的政策的。 比較反感當前的教育製度，覺得是愚民教育；覺得房價太高；物價太貴。希望有一次大的變革，改變當前的製度。說“官方誇耀中國用4%的土地養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滿足人民能吃飽飯。這樣的水平也能拿出來說。”

有個“村官”說：“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父母那一代不一樣。父母年輕的時候還吃不飽飯，所以覺得吃飽飯就很滿足了……我們這些經歷過高考的人，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看待高考。現在那些高考沒考好，甚至沒讀大學的人賺得錢比我們還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懶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候沒事就上上網，聊聊QQ。他們說：“在領導心目中沒什麽地位，幹的再多也沒有用……每一次領導都說任務完成後，會考慮給大家錢，結果都沒給……上次搞土地復墾說最後要給每個搞了土地復墾的人分幾百元，結果到現在都沒看到錢。”

另外鎮上已經轉成公務員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氣足了”很多，有時候一些不是分管他們的領導都叫不動他們的。

你今後有什麽打算？

我覺得現在很迷茫。還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覺得到外面去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沒有什麽基礎，專業也不好，（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公司更願意招應屆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當“村官”了。現在至少還可以獨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來的有些想轉正後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區縣，有的想轉正後考到縣裏去。

“村官”最後是怎麽考核的呢，“村官”轉正後的去向？

“村官”幾乎都能通過考核成為公務員，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績。根據以前的經驗，有一部分考核成績比較好的會留在本鄉鎮（街道辦）當公務員。而比較差的就會調到更偏遠的鄉鎮。

如果想到縣裏工作，就得參加考試了。去年就有一個考到縣裏面了。當然如果你有關系，即使分到更遠的鄉鎮，也可以被借調到縣裏某個部門工作。

其他省市據說有的可以續約，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務員考試，有的地方“村官”當選上了村支書、村主任等等。

中國：新年伊始，全國各地罷工連連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成都川化集團工人罷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資和脫離母公司。該廠工人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每月還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資。工人稱控股母公司瀘天化工將川化有競爭力的資產轉移和出售導致川化連年虧損。董事長陳曉軍稱母公司不會向川化加大投資，並有可能裁員，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滿。由於春節鄰近，工人擔心廠方無法支付工人工資，數千工人集體罷工。工人遊行到公司賓館，堵住川化控股總經理楊誠及黨委書記劉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應。工人拉出橫幅，上面寫著“要工作 要吃飯 要為社會作貢獻”。工人當晚遊行到成綿高速（成都到綿陽）進行堵路，當局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費站進行堵截，雙方對峙數小時，並發生了零星沖突，多人受傷。當晚國資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場進行處理。最後廠方答應每月加薪400元，發年終獎3000元。川化工人的罷工取得階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罷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區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公司上萬名工人於1月4日上午發動罷工，要求漲工資。當天大約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廠遊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樣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擋。當局派官員和工廠工會主席到現場和工人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警察強行驅散人群，並使用噴霧。據稱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傷，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驅散後，退回到工廠。工人自發籌集鬥爭經費，並購買食品和帳篷，準備占領工廠，繼續罷工。

攀鋼集團是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現為鞍鋼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罷工的工廠現有職工一萬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資才1200左右，工齡長達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資已經凍結數年未漲。管理層與工人收入差別巨大，按照工人說法是，“喝茶不幹一月上萬，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籌集上萬元用來購買食品和帳篷，並堵住所有工廠大門，前往工廠的道路同樣被封鎖。廠內的鐵路被工人攔堵，導致生產癱瘓，幾座高爐被關停。工人冒雨在工廠內遊行，並在工廠大門拉其橫幅：“強烈要求放人”。據稱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經調到工廠所在的青白江區。而且攀成鋼公司還發布了《攀成鋼“1.4聚集事件”答復意見》要求工人復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繼續占領工廠。中午廠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談判。據傳廠方同意給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點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動3000名防暴警察開始進行清場，並發射催淚彈，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傷，至少數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罷工事件不斷。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廠拖欠工人工資三個月，而工人多次討薪無果後，1月2日上午數百憤怒工人在船廠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長達數小時。地方政府出動武警驅散工人發生沖突。

而之後1月3日，廣東臺山市白沙鎮主要生產保健按摩器的港資添美電器製品廠拖欠工人三個月的工資，導致全廠約500工人趁工廠年前趕訂單時候罷工，並阻攔集裝箱卡車出貨。

1月4日，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廠方無故降低工人工資和不發年終獎，因此引發約100到1000名工人罷工抗議。下午廠長和工人代表談判，但尚未達成協議。

1月4日下午，廣西梧州港資企業中擴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廠因為工人節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而全廠工人罷工。據稱大批警察到場阻止工人上街。經過勞動局協調，罷工六小時後結束。

2012年1月5日大連大雪啤酒廠上千工人由於不滿工資過低和加班時間長但加班費低等原因發起罷工，工廠3個大門均被工人堵住，阻止運送啤酒的車輛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廠被國際啤酒業巨頭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購，工人無法和管理層一樣享受相應福利和待遇標準，引發工人不滿。

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加上鄰近年關，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資而維持生活，但現實卻是收入減少乃至數月欠薪，而且未來的經濟形勢更不容樂觀。無論是所謂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殘酷盤剝底層工人轉嫁負擔，以滿足資本家和管理層的利益。面對這種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們將不得不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聲援罷工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鎮壓。同時呼籲各廠工人進行地區性聯合抗爭，共同爭取權利，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在經濟危機下，亟需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自我組織。

中國：經濟趨冷、工人日苦、年關將近、工潮不斷

根據網絡消息，1月16日廣西南寧日資豐達(Foster)電機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廠方以效益不好為由，今年只給管理層發年終獎，而一線工人不發年終獎。同時，對廠方安排的春節假期安排也頗有怨言，放假從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眾多住在外省和偏遠縣村的工人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年節將在回家的路途上度過，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層申訴無用的情況下，工人們在1月16日全天發動罷工。當地政府派遣約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廠區監管，封閉大門，嚴防工人上街遊行。目前罷工仍在持續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於深圳市三洋（SANYO）機電（蛇口）有限公司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井分廠約四千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松下（Matsushita）集團秘密並購三洋機電，卻不通知員工，也拒絕給予任何補償。

為此，星期六上午10點半後工人們發動罷工要求與廠方談判補償；並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鎮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癱瘓數小時。當地政府出動武警和寶安區地方民兵（預備役軍人）到場維持，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據悉多名工人被打傷，4人遭到警方暫時拘留。（據廠方事後表示，被捕的員工和已經在周日釋放）下午二時半後，廠方管理層允諾與工人進行談判，罷工才告結束。據工人反映，工人從未得知松下集團與三洋並購的消息，是在最近廠方要換工人工卡和廠區標誌才得知購並事宜。比照工業周邊其他企業，在企業並購時，員工都根據工齡得到補償，而他們沒有任何補償，所以深感不滿。

2010年松下集團完成對三洋電機公司的並購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器商，但三洋集團下屬部分產品繼續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團在中國有約70家工廠，三洋有約30家工廠。三洋機電（蛇口）公司成立於1983年，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次罷工已經是深圳2012新年以來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的新聞在人民網和騰訊網等國內官方網站也得以報道。

1月10日，深圳羅湖區上千環衛工人發動罷工要求捍衛就業權，反對短期雇傭合同。當地政府出動300多警察到現場維持，並在與工人沖突中扣押數名工人。工人所屬公司為羅湖環衛公司，但2011年12月，羅湖環衛服務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清潔衛生協會原會長何建強和其他等人共同貪汙5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將就地方環衛工程重新發包競標，所以羅湖環衛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後，只獲得了3個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管理層貪汙入獄，公司很可能解散，無人管理，所以發動罷工要捍衛就業權。

1月11日，位於東莞橫瀝鎮的港資上市公司創英玩具集團的工廠倒閉，老板欠薪潛逃。該廠上千員工被迫舉著橫幅集體遊行前往當地鎮政府申訴。工人們打出的橫幅有“無良老板 還我血汗錢，求求政府”和“年關已到 我要回家”等。當地政府軟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維持秩序”，同時允諾先墊付工人被欠的2到3個月的工資。創英集團1986年成立，後成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產金屬汽車模型玩具為主，極盛時期有員工超過萬人，目前員工約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於江西景德鎮的昌河汽車集團發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續3天的大罷工。工人抗議並購昌河汽車的長安公司將汽車整車生產資質轉給其他資本家，而這將導致昌河汽車的工廠停工與工人失業。因此，工人發動罷工並與昌河汽車的管理層發生沖突。隨後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現場護衛公司管理層離開，並與工人發生沖突，數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過地方政府官員也到場安撫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答復，他們將在春節前前往北京上訪，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剛進入2012年， 全國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引起海內外廣泛關註。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處境日漸艱苦。中國2011年的群體事件已超30萬起，而在危機條件下工人的抗爭變得更有組織與堅定。這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亟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底層民眾權益 的群眾性工人力量。

中國：廣西發生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汙染排放事件

災難再次降臨。數百萬城市居民的供水面臨另一場發生在廣東省龍江汙染事件的威脅。1月15日當時數家工廠向江中排放鎘和其他工業廢水時，災難發生了。鎘是一種致癌物質，能嚴重危害腎、骨骼和呼吸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拙劣和可能試圖隱瞞真相，盡管嘗試進行清汙，100公裏長的有毒汙染帶沒有得到有效控製。

救災工人向水中傾倒化學藥劑以清理有害金屬，然而根據環保部派到該地區的專家組組長許振成說，這只成功中和了大概7噸的鎘。在災難被報道超過兩周後，河中仍然還有13噸的重金屬未被稀釋。（在寫此文之時）鎘在受影響地區的含量超過官方標準的25倍。

汙染帶正流向柳州市，350萬人的家。盡管政府保證自來水現在是安全的，該市還是出現了購買純凈水的恐慌潮，超市報道飲用水的銷量達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為了減少當地人包括漁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政府關閉了一些沿河的汙染工廠並逮捕了7名公司經理。但這對解決這場危機遠遠不夠。

一些專家說這可能是中國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河流汙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環境專家馬軍，稱這次汙染事件是嚴重的，因為鎘無法自然溶解導致汙染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憤怒在當地居民中日益增長，他們懷疑政府對水供應是安全的保證。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汙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責不嚴格進行環境檢查和忽視安全。關於為什麽廣西當局還沒有確定汙染的確切來源這樣的問題被提出。

“讓這樣大規模的排汙發生是地方當局的重大失敗了，且不提令人尷尬的是兩周後他們都沒有能夠確定汙染源。”一位來自長沙的金屬汙染專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

龍江災難是對許多在中國的公司不計後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預警。資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謀，利潤最大化而無視環境法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據估計中國13億人中有9億8000萬人的日常飲用水被部分汙染。超過6億人的飲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汙染，2000萬人飲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國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癥發病率與水汙染有關聯。

根據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報告，被政府檢測的每10條河中超過4條被嚴重汙染以至於不適合人類接觸。而且官方數據的準確性被廣泛地懷疑。2010年2月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現在升成環保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水汙染水平是政府承認的水平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農業廢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數據裏（農田化肥是比工業廢水更大的水汙染源）。

普通人的擔心日益加劇，他們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工業政策忽視環境或社會影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的一項研究顯示，75%的中國人稱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對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比認為美國（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脅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發生了一些針對汙染工廠或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例如8月在大連發生的14000人遊行和12月在海門發生的持續3天的兩萬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於擔心關於環境問題的抗議及其有可能轉變稱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訴求，以至於當局不再公布與環境汙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具體數據。然而中國媒體報告去年這樣的抗議增長了30%，而總共的抗議數量顯然達到數千。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貧農委員會對工業、土地和自然資源實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製，政黨和政治團體活動擁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以爭取對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控製，並確保投資方式是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生產的。只有一場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重建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在民主生產計劃之下替代成清潔能源才能終結今天日益嚴重的環境災難。

湖北：葛洲壩萬余退休工人抗議側記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國有上市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以下簡稱為“葛洲壩集團”）的近二萬退休工人持續五天抗議，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保障醫療保險、降低水電煤公共事業價格和解決職工家庭子女就業等。2月25日，參與抗議活動的退休工人達成部分訴求，抗議活動基本結束。

中國葛洲壩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1970年因建設長江重要水利樞紐設施葛洲壩而組建“長江葛洲壩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揮部）。1990年代初，原計劃經濟體系的“管理局”改組為公司企業，參與多項中國國內和海外工程項目。1997年，該公司部分優良資產分離，組建股份公司“葛洲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壩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更名為“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壩集團營業收入約200億元，利潤9.17億元。參與包括三峽大壩等100余座大型水電站和核電、機場、路橋、堤防等工程2000多項建設項目。並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6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建設項目。2009年葛洲壩集團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百強企業。葛洲壩集團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區就是因葛洲壩建設和該集團得名，該區居民現約15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葛洲壩集團員工或者員工家屬。目前，葛洲壩集團公司現有職工37000余人，離退休職工35000余人。

五天來參與抗議活動的主要是該企業2006年前離退休的職工。在2007年企業整體上市前，為減輕負擔和營造健康的賬目，葛洲壩集團以病退、提前退休、內部退休和轉崗等多種手法將眾多老員工安排退休，大多數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屬於集體合同的工人（非國有企業編製）只有800元左右。這些老員工在早期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從相關建設任務，長期夫妻兩地分居，拋家離子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連續工作十多年甚至數十年。如今往往年老體弱多病、住房緊張、生活困難。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簡易平房和筒子樓（1950-197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集體宿舍式修建的3-6層樓房，缺乏衛生和廚房等設施）。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給員工，只用繳納低廉的租金。而企業改製和住房私有化後，這些住房也必須由住戶貸款買下。由於眾多老員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無積蓄可以支持還貸，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面對物價上漲和醫療費用昂貴，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資不得不在買藥還是買菜間作出選擇。

與此同時，改組為上市企業的公司高層卻領取高額薪金，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每年基本工資為40萬元，加上各種業績獎勵和獎金，每年收入約為60萬元-100萬元人民幣。企業內部存在嚴重克扣工人加班工資、貪汙腐化和任人唯親現象。2012年1月春節前葛洲壩集團內部員工在網絡上爆料，某基層工程建設單位給葛洲壩集團五公司管理層（包括總經理在內的20人）春節拜年紅包金額總計達20萬元左右。而這僅僅是一個基層工程建設單位，葛洲壩五集團下屬類似級別的建設單位有數十個之多。可以想見，公司高管通過這些賄賂一年春節獲取的非法額外收入就達數萬到數十萬元。並且，員工中多傳言原公司董事長楊繼學為個人政績和獎金，克扣員工應發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國。

基層員工和退休職工對企業市場化和公司管理層的不滿日積月累。此前數年，不少葛洲壩集團老員工和內退人員多次上訪與在網絡上披露相關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但往往毫無音信。而近日轉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董事長楊繼學在一次湖南省人大會議上宣稱葛洲壩集團人均工資標準己經達到了三千多元。這更激發眾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員工們的不滿。因此，員工們紛紛開始串聯並籌劃上訪和抗議活動。

從2月20日上午起，萬余退休員工開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壩集團宜昌總部的葛洲壩城區立交橋轉盤處（330轉盤），在短時間即造成堵車長達數公裏，以此向公司管理層施壓。示威的退休工人們打出橫幅：「強烈要求楊繼學向全工區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動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議地點疏通道路，並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當天抗議活動持續到下午5、6時，仍然有數千人在現場。葛洲壩集團派出副總經理陳邦峰帶隊的數名幹部前往現場疏散堵路工人。據當時現場目擊人士說，在雙方爭執中，數名憤怒的退休工人毆打了副總經理陳邦峰。

2月21日上午8時左右，又有約萬余名退休工人開始陸續堵路抗議。數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試圖組織人墻阻止抗議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數千退休工人集體行動，迅速沖垮警方的徒手人墻。此時，宜昌當地電視臺反復發布通告，聲稱“集體上街堵路”是非法行為將遭到“法律製裁”，要求抗議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後，警方又在抗議人群和圍觀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維穩人員。並密切監視前往現場聲援的維權人士和報導新聞的網民。一旦發現有人在現場拍照和錄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毆打。不過派遣來的便衣人員被抗議的退休工人發現，也會迅速被老人們圍住。雖然老人們並不動手，但會紛紛指責打人和搶奪照相機的政府便衣。

葛洲壩集團則派工作人員沿街散發《致退休老同誌的一封信》，聲稱集團公司重視退休人員養老金統籌外補貼問題，確保該項政策2012年內正式實施，並從7月份開始計算執行。同時，葛洲壩集團還威脅目前在集團工作的員工，要勸說家人和長輩不要上訪、堵路和抗議；否則現在職工將面臨下崗和除名的處罰。多數葛洲壩集團的普通員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員工和父輩們為爭取自己權益而上街抗爭，即使因此上下班和辦事不得不繞路也多沒有怨言，還有年輕人在中午和下班時給參與抗議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飯。

2月22日與23日，抗議活動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緊張。當局調動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邊待命，並再三警告要采取強製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壩集團召集了60多名離退休職工代表進行談判，並且通過內部有線電視臺播放了相關新聞和葛洲壩集團現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丁焰章的講話。離退休職工代表要求3月發放養老統籌外補貼，但葛洲壩集團方面仍堅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發放的承諾。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集團管理層為了暫時安撫員工決定每位離退休職工（含集體工）先預付1000元退休金統籌外補貼，另外，水、電、氣從一月份開始實行同城同價，標準與宜昌市持平，同時還公布了職工醫療保險和獨生子女貼補等新政策。

由於未能與集團管理層達成滿意的協議，2月24日仍然有數千退休工人堅持上街抗議，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壩集團明確威脅，將不再容忍抗議行為；派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維穩人員現場恫嚇抗議的老人，並對積極組織和演講的人進行錄像和錄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鬧事，將嚴懲不貸”。當晚，政府組織街道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與戶籍警一起挨家挨戶警告不許居民參與街頭活動，並且以子女就業和讀書相威脅“不要禍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連續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基本結束。很多退休職工已經開始忙於填寫領取補貼的申請表和提供所需照片。雖然，三萬多退休職工並沒有通過此次大規模的團結抗議完全達成自己的訴求，但是畢竟為自己贏得部分應有的權利。正如一對退休的雙職工老夫妻說的，幸虧鬧了，他們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補貼給我們，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萬元一年。不鬧不行啊。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中國舊的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蕩然無存；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則仍未建立起來；當前的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體製內人員，而且即使體製內資源也集中在少數官僚身上。據說有數據顯示，中國公費醫療保險中80%的費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體身上，普通基層員工則覆蓋極低。而貧富分化、計劃生育和兩元戶籍製度導致社會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廣大基層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的保障。據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各省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缺口達700億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極其有限，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的農村戶口老人不足20%。

同時，當局又積極推動養老金基金市場化，將養老基金投入風險巨大的金融市場，可能重蹈歐美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當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逃避需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功能，使眾多老人陷入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的地步。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任何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企圖，反對市場化養老金製度。支持葛洲壩數萬退休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而要真正實現捍衛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權益，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自己民主建立的組織——獨立工會，並將所有的大型企業和銀行實現全民所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之下，組建工農民主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普惠型養老金、免費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並最終建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

中國高層政客們坐擁財富十倍於美國的同行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中國名義上最高權力機關，昨天全國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開始了其一年一度的會議。

《商業周刊》（2012年2月27日）發布的聳人聽聞的數字顯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財產總和加起來達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三個權力核心——包含國會、整個美國內閣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層官員的財產總和75億美元的11倍。

周刊報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財產為14.4億美元。而（美國）國會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員平均財產為3.23億美元。”

“兩會”，人大和它的孿生兄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在中國專製當局進行關鍵的權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開。今年秋天將召開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確定（現為國家副主席的）習進平為首的新的領導團隊正式繼任。有跡象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更加激烈。

隨著中國從斯大林官僚運營的計劃經濟體製轉向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執政黨成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業宗族組成的控股集團。人大代表擁有驚人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其中有越來越多的上層富有的實業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正如官方的《中國日報》報道的，“中國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是全國政協委員。”

訪問美國的資本家們

宗慶後是全國最大的飲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和中國第二富有的億萬富翁，家庭財富達680億元，同樣也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吳亞軍，是龍湖地產董事長。根據上海發布的胡潤富豪榜顯示，她的家庭財產達42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使得大資本家可以接觸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樣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正如《商業周刊》報告，“全國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車零部件巨頭魯冠球。2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時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國，並參加了一個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和財政部長蒂莫西•F蓋特納出席的會議。”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視頻中顯示，中國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據估計擁有11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廣泛推測他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些報道稱梁穩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個政府高層的職位以顯示當局一種親商的姿態。

“全國人大中頻頻出現的億萬富翁顯示了富豪和共產黨之間的親密關系，”澳大利亞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專業的教授布魯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說，“看起來，在建製內各級官員都和企業家勾結在一起，使自己變得富裕，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一貫主張的，反對一黨專製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攜手並進。

海南：鶯歌海鎮萬余民眾抗議修建火力發電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樂東縣鶯歌鎮萬余民眾集會抗議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以下簡稱“國電集團”）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3月10日是國電集團海南島西部電廠（鶯歌海電廠）工程正式動工的日子，而當地民眾反對修建發電廠的抗爭活動已經持續3個月之久。

樂東縣鶯歌海鎮位於海南島西南部，地處鶯歌海角，西、南面環海，面臨北部灣，與越南隔海相望，當地有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鶯歌海鹽場，也是海南地區久負盛名的漁場和海水養殖場。當地風景秀麗，碧海藍天，擁有全中國最藍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稱為“中國的夏威夷”。鶯歌海鎮根據國務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綱要》定位為“低碳環保、生態旅遊的現代化新農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個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名單中。全鎮面積為24平方公裏，轄3個自然村，總人口約一萬八千人，當地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鹽開采、海水養殖和旅遊業。

2007年，國電集團與海南省政府即計劃在鶯歌海鎮當地建設海南島西部電廠。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國電集團目前鶯歌海電廠計劃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審定計劃，電廠規劃裝機容量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二期工程2×350MW超臨界或1×600MW級超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計劃2012年上半年開工，2013年實現“雙投”計劃，2014年投產。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事實上已經是落後技術，在二氧化碳排放、脫硫脫硝等環保處理上都有嚴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國務院能源總局批復的4年時間內，當地政府從未召開過聽證會，也未向當地居民咨詢任何意見，更未向當地民眾披露發電廠可能導致的潛在環境問題。2011年12月開始，電廠建設的前期籌備人員開始勘察和測量，鶯歌海鎮居民才得知修建電廠一事。此後，樂東縣地方政府特意將火力發電廠的修建與“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建設聯系在一起向當地居民推薦。

今年1月份，當地政府方才發布《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開》，征集公眾對火電廠項目的意見和建議。目前鶯歌海鎮已經有約近萬名居民簽名反對在該鎮建設火電廠項目。但政府方面與國電集團仍然堅持推行該工程，群眾中反對政府恣意妄為，保護本地環境與民生的情緒也越來越強烈。從年初以來，民眾準備大量資料和報告向各家海南和廣東的諸多媒體反映，並在國內各大網站論壇和海南當地網站宣傳相關情況。但政府官員仍然無動於衷，強行推動建設工程上馬。由於鶯歌鎮當地中學生多數在鄰鎮樂東縣黃流鎮黃流中學就讀。縣政府強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學生簽署同意修建發電廠的聲明，並以不簽署，高三學生取消高考權利，高二學生取消會考權利相威脅。同時，當地鎮政府所屬公職人員和教師等也必須“自覺”簽署支持修建發電廠的同意聲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眾已經先後組織兩次村民集會和抗議，要求地方政府和國電集團傾聽民意，停止電廠籌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絕對話，一味用強勢壓製民眾意見，聲稱誰也不許破壞國家既定項目，對參與抗議的民眾以拘留相威脅。

3月10日國電集團的鶯歌海電廠項目正式動工日，民眾則不甘示弱，聚集上萬人，以各村組為單位，帶著橫幅和標語前往鎮政府抗議。將鎮中心地帶圍得水泄不通。而當局調動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場進行戒備。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僅在鄰近的黃流鎮地區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裝備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議活動基本在和平狀態下結束，但民眾表示會在今後發動進一步抗爭行動。但是，海南本地沒有媒體報導相關事件，而民眾發在網絡的消息和報告也往往迅即被網管刪除。

中國勞工論壇積極聲援鶯歌鎮民眾的抗爭行動，反對專製當局肆意妄為，與民為敵。我們認為，對於自然資源（土地、礦產）和工業建設的規劃，應該由工人、小區民眾和消費民眾等相關利益方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實施民主管理與運作，並由所有民眾可以隨時公開檢查；反對一黨專製的官僚體系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允許所有民眾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充分保證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行動自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管理和運作相關設施，當地小區民眾有權隨時進行監督，從而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發電站、垃圾場、醫院等）符合安全和環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計劃經濟體製下，以可循環的清潔能源替代帶來嚴重環境災難的舊能源，從而確保可持續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需求。


中國： 世行2030報告、杜建國抗議世行與反對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註一）在世界銀行（註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註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根據相關報道，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臺、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製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贊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製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註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臺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製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余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贊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系”，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系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幹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製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沖突。（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采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幹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製經濟基礎占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製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幹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製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采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製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麽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製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麽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麽，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麽“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裏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道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道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製控製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汙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臺高築（註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製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征。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製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镕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雇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雇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桿，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製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製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製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製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註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製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製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幹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製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余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裏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製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製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中國：薄熙來的下臺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臺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 薄王兩人的下臺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復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臺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幹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盡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占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道，“[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蘭的水平。”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製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製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製，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臺。“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絡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道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蕩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布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采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製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盡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盡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陜西的根據地）。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盡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采用與之聯系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裏根與撒切爾模式。” 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製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劃，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劃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劃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劃，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劃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復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註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製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臺的一個因素。

為什麽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臺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蕩孕育出目前的“妥協”製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製衡”（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製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製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市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製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系，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生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製“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製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劃，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沖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布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恒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註的是他十天後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註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布，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規則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註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註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裏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響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覆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 ——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製。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盡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麽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製製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製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註的，與其說是民主製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製”)，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麽為什麽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製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余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製控製，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臺。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製當局壓製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製，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製，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沈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余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製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復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誌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系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註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淩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淩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贊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麽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製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製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沖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借助民意，以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臺”；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麽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系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製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並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沖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沖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卷入和警察的沖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沖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並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準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沖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並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沈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臺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並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並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並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並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系。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製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製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製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製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註。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製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製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製改革。

三十余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製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蕩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製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麽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製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製下，逐步推行有控製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製；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製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製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沖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製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製，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製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製。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墻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製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製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誌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雲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镕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製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卷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製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發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製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製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系，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製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采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借助民意，從體製外向體製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製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製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麽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製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製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製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製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蘇。在一黨專製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贊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裏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臺》(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註，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贊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采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製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系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製，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製，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製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製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製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製”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采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雇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裏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雇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共富12條中第四條，”建成 2500 個農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製度等辦法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管道。”農民新村”和”地票”是相聯系的。通過修建農民新村使農民集中居住，就能把大量原來農民的宅基地復墾產生”地票”，可以用於土地交易而轉讓。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招商引資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采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裏，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裏。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裏。而縣裏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裏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采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製和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製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製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舍。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劃、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製，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製，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製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 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 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 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卷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 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 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 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 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盡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 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 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 麽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 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 影響和控製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嘎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復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鄧小 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系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突破 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 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 到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製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 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 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 過，盡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劃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製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 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製“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系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 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製特權部門的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 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 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製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 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製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 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北京暴雨，沖走和諧粉飾

正當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忙於權鬥之際，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來最大的強暴雨。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房屋倒塌10,660間。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區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降雨量達到了460毫米。暴雨引發了山洪和泥石流，80萬人受災。

北京這個擁有鳥巢、水立方等現代化建築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被一場暴雨沖的一幹二凈。正如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中共官員只重視GDP這樣看得見的政績。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僅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災後過後當局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大唱贊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劉洪偉通過中央電視臺介紹當地應對暴雨采取的措施時，講了“三個非常到位”：預報非常到位、預警非常到位、預案非常到位！被稱為“到位哥”。

僅僅大雨後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就宣布：“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體“消失”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甚至總理溫家寶也沒有進行“例行”的親民秀演出。人們紛紛質疑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忙於權鬥，無人願意出來為北京暴雨災害承擔責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龍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到救災、善後和維穩上來。”而直到7天後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代市長王安順才到房山區為暴雨災害死難者默哀。可見當局災後不忘維穩；慰問也只是維穩的一種方式。

有網友稱：“一場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余人員’，沒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維穩，打壓民眾。”

雖然7月25日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辭去市長職務。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吉林也辭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曾被網友傳為因大雨失職而受罰。然而這幾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職務變動。因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郭金龍當選北京市委書記。按程序應該辭去原來的市長職務。而且北京市委書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地位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可見暴雨並沒有沖毀其升遷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災害後，官方22號晚間公布的遇難人數37人一直未見更新，便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7·21”特大自然災害遇難人員情況稱，截至目前，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之後就沒有在更新遇難人數。但是據一些民間調查遇難人數可能達到數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號召為災區捐款也遭到攻擊，微博罵聲一片。自從“郭美美事件”爆發後，官方慈善機構信譽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報》稱“對於捐贈的資金主要用於保證災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飯吃。”可見當局有錢保證“三公消費”卻不願出錢保證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並非個例，官僚盲目建設諸如高鐵這樣的形象工程，同時忽視建設質量，許多“豆腐渣”學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災後，不僅沒有實實在在的調查反省，反而高唱贊歌，同時打壓異議人士。例如譚作人就由於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對遇難人數進行獨立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對於城市基礎建設，需要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和專家一起進行民主規劃，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國：富士康工廠兩千工人暴動

工資只占Iphone售價的2-5%。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在讀到最近富士康沖突新聞的時候請牢記這些數字。富士康是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責引發了這場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廠的大規模暴動。事件成為了又一例證 – 監獄般的血汗工廠（如富士康）內中國工人受到超額剝削的中國工人，積累了爆炸性緊張局勢。

據報道暴動最高峰時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醫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沖突持續數小時一直延續到星期一早上。新聞報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廠維持秩序。據新華社報道至少三名重傷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國媒體報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認。

醜聞纏身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一些著名電子產品如蘋果的Iphone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同樣為戴爾、索尼、諾基亞和微軟代工。這家臺資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剝削者，雇傭了全國110萬工人，並由於虐待勞工、違反安全規定和野蠻的軍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長期醜聞纏身，特別是自從其巨大的深圳工廠發生數十名工人自殺。這在2010年成為世界新聞。從此之後該公司就將其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當地政府對此也積極歡迎。但是新的醜聞接連爆發，包括以“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廠發生的罷工導致所有參與的工人被解雇。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雇傭79000名工人。工人告訴新聞機構暴動首先是由於數名保安和工人之間的沖突引發。公司的保安和許多管理人員一樣是退役軍人，由於其對生產線工人嚴厲和傲慢的態度而臭名招著。憤怒最後於周末爆發，並不出人意料。許多評論者預測在富士康工廠和中國其他許多血汗工廠將會發生更多的暴動。

“這樣的暴亂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導勞工權利的劉開明說，“不再僅僅是加薪的問題。”

去年10月由數家大陸和臺灣大學發表的報告顯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過管理人員和保安的辱罵，16%的工人受過身體上的虐待。報道稱：“在長時間的工作期間，不允許工人說話、微笑、坐下、走動和不必要的移動。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件產品，”報道稱。

太原工人面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虐待，壓抑已久的憤怒終於在周日晚上發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間在宿舍相對瑣碎的爭吵掀起了騷亂，並很快蔓延，攻擊警車、金屬門和工廠內的櫥窗。微博的帖子說：“工廠保安毆打工人引發了這場肉搏戰。”

針對保安

一名工人告訴《南華早報》稱“數千工人尋找和毆打每一名他們看到的保安。”

新華社報道稱，來自山東和河南的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能在沖突中發揮了作用。蘋果Iphone5的發售讓許多來自其他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來到太原工廠。特別是由於沒有真正的工會（在中國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廠中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新華社的報道同樣可能是不實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體試圖把對富士康及其強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責轉移視線。

許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製造業的工人是只有臨時合同的農民工。管理人員實施的隔離措施讓工人被迫和其他來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傾訴委屈。工會的缺乏，工人自我組織受到打壓，意味著沒有組織力量在階級基礎上來團結工人。

高壓鍋社會

富士康的大規模暴動反映了在中國，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更廣泛的緊張局勢。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急速放緩產生了一個“壓力鍋社會”。太原暴動僅僅發生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當局更換其領導層的數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發生的一切，未來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一黨專政當局發生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嚴重的分裂和派系鬥爭，而暴動事件突顯了當中的問題。

由官方中國智庫發布的研究經濟發展趨勢的褐皮書顯示，五分之一被調查的公司正在裁員，而之前一個季度的數字是13%。該調查同時顯示5%的公司報告發生罷工。今年許多罷工涉及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閉的公司拖欠的工資，或者由於工廠從沿海省份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而要求賠償。

iPhone 5

“因為iPhone5的發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驟然增加，”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稱。因此，在太原暴動和新iPhone5發售之間很可能存在聯系。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道廣泛傳播在富士康工廠中普遍發生的虐待，盡管蘋果和其他公司客戶不斷聲稱這些問題得到了緩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時加班（遠遠超過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沒有加班費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富士康工廠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個小時的加班。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和工作的復雜特性，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產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緊張。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告稱，在深圳富士康工廠接受采訪的一些員工稱他們工作30天而沒有1天休息！

征召勞工的問題也沒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最近報道“新學期開始，一個中國東部城市的數千名學生被迫停課到富士康工廠工作。這些學生“被強迫到工廠……之前工廠無法召到足夠的工人生產蘋果備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象征。國際品牌公司把產品生產外包給沒有工會的血汗工廠，然後對必然會發生的虐待行為推卸責任。這一模式和富士康軍事化生產方式使蘋果成為股市歷史上最值錢的公司，上個月其總市值超過6,200億美元。已經去世的蘋果前CEO喬布斯在富士康發生自殺醜聞之後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這不是一家血汗工廠。你走進到這個地方，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家工廠，但是，我的天呀。他們有餐廳、電影院、醫院和遊泳池。對一家工廠來說，這非常好了。”

這一段富有生氣的評論被富士康召工者王誌前（音譯）的否定。“這絕對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他告訴《華盛頓郵報》（2012年9月26日）。“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管理上]一團糟。保安經常對工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們寧願到飯店和其他地方工作。這不是一個缺乏工人的地區——問題在於精神空虛。”

富士康太原工廠的暴動，僅僅發生在iPhone 5推出數周之後，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野蠻，勞工被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剝削的狀態。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長期以來為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鬥爭。

我們反對任何警察行為，或者公司對工人參與太原暴動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國際工會運動組織獨立調查。
富士康保安機關必須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工人選舉及輪替執行安保任務。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臺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系，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舍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準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裏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汙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臺。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麽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陜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製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製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裏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沖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製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征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松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盡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膽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製。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征，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製，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系”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製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麽當局直到現在才製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麽或者更加專製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麽他能夠作惡怎麽久，什麽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臺。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麽，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註！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盡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系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註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麽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製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裏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汙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系”（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盡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裏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盡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麽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臺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臺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盡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製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幹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製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製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盡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製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臺”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沖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準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後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夥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沖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臺銘的弟弟郭臺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卷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沖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臺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工人在網上抱怨：“深圳福佳電器有限公司老板太摳了，加班九點半以後一個鐘才八塊錢，星期六星期天補回來上正班，現在還搞成這樣，勞動法何在啊，還有沒有人管了……”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幹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臟”。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盡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註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製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盡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聯合製作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被廣泛作為測量貧富懸殊的指標）在2010年達到0.61。基尼系數被世界銀行等機構使用，數字越大，說明該國收入差距越大。報告稱：“當前中國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基尼系數高達0.61為世所少見。”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裏，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跡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臺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製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系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系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系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系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系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裏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系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系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復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系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系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卷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系。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製。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製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汙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擡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沖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誌，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裏控製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臺，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盡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蕩的話，我們怎麽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於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裏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系。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汙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余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沖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系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沖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系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盡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松政治管製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盡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采取了新措施控製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習在12月對廣東省進行了五天訪問，作為中共總書記第一次離京視察，最明確地表達了他的訊息。習的旅程有意地模仿1992年鄧小平著名的“南巡”。當時，鄧小平在深圳證券交易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宣布“不會回到計劃經濟，全中國應該向’南方學習’”。2012年習的“南巡”賦予了鄧小平式的象征意義，其中包括和在當年“南巡”中陪同鄧小平的四名退休官員見面，向深圳的鄧小平雕像敬獻花圈的儀式。作為對之前胡溫領導層言論的回響，習呼籲“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製度，改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製”新華社引用習的講話，“ 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要進行認真研究，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製機製、……加強法治等措施來解決。”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系。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復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製體製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臺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臺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臺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製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裏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跡”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臺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系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製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製。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盡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臺，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盡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麽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黨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盡管這是復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麽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墻，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製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汙，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裏，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表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麽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製於整個體製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註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盡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製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製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製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系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製”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盡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製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製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製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製的方式，建立獨立的“製衡”機構，即於中共控製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製。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製和中共有聯系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采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製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製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製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盡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製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臺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征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鉆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鉆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系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贊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贊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系，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製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系，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製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製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松管製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製機製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盡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製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麽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製，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沖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征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製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臺的角色相抵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製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沖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製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製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沖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臺。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麽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臺，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製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製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沖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沖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幹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裏。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製。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製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采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采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茍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註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製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采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盡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裏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征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製，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製動蕩。”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製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製製度的特征- 特有的貪汙，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盡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製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沖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結束出版審查，解散宣傳部，作為反對專製政權的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我們支持一個公有的、但 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品和廣播媒體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 “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大亨壟斷控製。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 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中國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汙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汙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汙染為「嚴重汙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汙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麽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汙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汙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汙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汙染控製儀器的公司「褔建龍凈」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汙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註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製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製。」

空氣汙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汙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汙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汙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汙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製和計劃去解決汙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系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汙染事件的震蕩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征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征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墻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裏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盡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註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鑒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桿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松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製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製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湧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湧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征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征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製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團結上浦及東湧的群眾抗爭！支持重啟烏坎群眾抗爭！
停止鎮壓，釋放示威者。要求集會自由、組織自由和罷工自由！
踢走腐敗官員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雲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系，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沈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系數數字，系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系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盡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製製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製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裏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凈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系－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準，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簽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製，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製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讬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製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製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盡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沈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臺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製。”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誌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製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裏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製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臺，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臺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采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臺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盡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盡管中國國家幹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製，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製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板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系，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汙、裙帶關系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製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製。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裏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系，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維護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製，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製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製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系，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淩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幹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沖突持續三小時，約淩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裏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蔔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系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選舉官員和村委會－通過以抗議運動為基礎的當地人民委員會組織選舉而不是通過中共進行組織，確保政黨和團體進行競選活動的全面的自由。
立即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凈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裏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製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製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製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製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盡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沖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臺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製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征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製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松權威控製）這一議題，盡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製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製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贊揚，他們看到一個專製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盡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製）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麽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松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松專製控製，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沖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盡管和日本沖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蕩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裏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卷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沖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裏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臺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盡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製。“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臺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松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製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製度。盡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盡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製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製這種方式。因此盡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製”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製政府權力”

盡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盡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镕基。朱镕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製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镕 基關系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盡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製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盡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製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誌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征。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贊揚中國政府幹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沈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贊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製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麽盡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麽“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只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製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抵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製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製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系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並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鬥爭並拒絕保持沈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製力。盡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製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卷土重來，顯示權力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

中國發生重大礦難——礦工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3 月29日中國境內連發兩起重大礦難。29日晚10時36分左右，地處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的八寶煤礦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確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獲救。29日6時左右，位於中國西藏的一座礦山附近發生山體自然塌方，塌方長3公裏，塌方量約200余萬方。據初步統計，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還 幾率幾乎為零。

據中國官方稱，發生於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於自然原因導致。中國官方已習慣於用所謂“自然原因”來掩蓋許多重大事故的人為原因,如安全設施不到位、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等。

實 際情況是在中國的許多煤礦中，資本家往往為追求利益，而盡可能地減少礦井中的安全設施。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一些地方領導甚至為了穩稅源、求政績，包 庇一些連安全運營資質都沒有的小煤窯運營。一些監管機構對這種行為也采取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事實上，監管機構、經營煤礦的資本家、地方領導已經形 成了一個牢固的鏈條。

在2011年，中國黑龍江省連發了3起礦難的瞞報事故。由於煤礦生產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礦主不得不舉債開煤礦，甚至 借用“高利貸”，因此資金非常緊張。而一些煤礦主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屢次違規生產。在這三次煤礦事故中，為了不讓自己利益受損，礦主與地方官員互相勾 結，隱瞞了事故的真相，並用50萬或100萬元和礦工家屬私了。這正是這一鏈條的體現。

更糟的是，不僅礦工們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脅，在地 上，他們健康同樣也受著疾病的威脅。 2010年一份官方的報告顯示，中國煤礦每年有5.7萬人患上塵肺病，因塵肺病死亡的則有6000余人，死於肺病的 人幾乎是死於礦難的人數的兩倍。一名礦工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 認命。 ”
隨 著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礦工成為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之一。他們沒有任何保障，而作為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在煤產量占世界35%的中國，每開采 100萬噸煤，就有0.49個人死亡。一個工作30年的礦工，其死於礦難的機率為7%！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地位並不會提高， 也無法擺脫貧窮。

近日，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大談其所謂的“中國夢”。實質上，“中國夢”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美夢，對於礦工等受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來說，則會是不折不扣的噩夢。

為了擺脫雇傭勞動的桎梏以及資本家的剝削，為了改變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國礦工需要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化煤礦，但不是交給腐敗的官僚，而應該有礦工民主控製和管理。

中國債務危機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報告稱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債務廢貨商”。影子銀行業的發展標誌著急劇深化的金融危機。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影子銀行正在增長的所占份額，從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這無論比美國次按危機前，還是1990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前的信貸擴張還要更快和更大規模。很多新 增債務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門，其承擔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負擔。但是極端過度建設和高度負債的房地產業是另一個高風險地帶。中國房 產泡沫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價大跌早晚要發生，並將引發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和貸款違約的海嘯。

由於國有製占的比重高，中國的銀行製度頗為 獨特。但是其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銀行業務通過進入眾多影子金融機構、信貸公司等等，進行“資產負債表以外融資”。傳統銀行業貸款從2002年占整個融資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過所有信貸的40%是通過復雜和不被管製的影子金融系統的非銀行貸款。

一些高層人物，如前中國銀 行董事長，不久前被提拔為（主要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警告這些形勢變化中潛在的“龐氏騙局”。他特別特到所謂財富管理產品（WMPs）的增長， 自從刺激方案之後在過去三四年裏泛濫成災。未償還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價值達到13萬億人民幣（2.1萬億美元），占2012年銀行存款總額的16%，比 2011年上漲50%。這是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因此你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記得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間，銀行業崩潰 前橫行美國的金融把戲。

為什麽財富管理產品如此傾巢推出？

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國一樣，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本身 推動，當然在中國我們談論的是國有銀行。這不僅僅限於財富管理產品，同時也包括企業債券、委讬貸款和各種泛濫的新發明金融工具，各產品都正在激增。近幾年 銀行希望維持高利潤率，同時也想掩蓋壞帳，特別是向地方政府的貸款。財富管理產品是避開政府貸款限製的一種手段，並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政府機構擴大新信貸， 以防他們無法還貸。通過這種方式將2009-2010年的債務再投資，以防止引爆銀行業危機的違約潮。

我們很多次聽過影子銀行業，這究竟指什麽？

影 子銀行這一術語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機構，包括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信讬及財富管理公司。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處於主流銀行體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這是少數；在中國是大型國有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掌控著影子銀行業。這樣，它們能夠進行政府和監管機構所禁止的活動，從而隱藏高風險貸款，並增加 利潤。在其他國家銀行大危機發生前，都見過到這種把戲。影子銀行的增長，如中國其他事物一樣，極為迅速。根據央行指出，這一行業的總資產（換句話說是貸 款）已經達到30萬億人民幣（4.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8%。

很多情況下，國有銀行通過信讬公司作交易，信讬公司實際上只是銀 行的簾幕。同樣，這讓銀行逃避帳本上的貸款。國有企**業設立未經批準的銀行分支，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後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其他公司。因為它們不 是銀行，所以這種活動不受管製。國有企業以此補償利潤，因為工業龐大的產能過剩，令其在核心業務上虧損。

所以，份額龐大的貸款通過這種不受管製的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銀行左手卸下高風險貸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銀行是企業債務的最大買家，現在許多這些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緊縮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無資格獲得新信貸。

另外，影子銀行業的利率當然比普通銀行更高，有時達到100%。所以，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後門。央行設立官方利率來約束銀行，然而銀行卻通過“表外融資”繞過管製獲得更高的利率。

你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於害怕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沖擊，中央政府推出龐大的刺激方案，給銀行放貸大開綠燈。法律上不允許借貸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自己的融資 平臺（中國有數千個），實現信貸擴張，建設基建設施。銀行監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混亂、大量投資被浪費，被盜竊，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產投機。當然，對地方政府的民主問責並不存在，甚至連在資本主義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監察也沒有。

政府審計人員計 算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總和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GDP的25%。北京銀行監管機構聲稱問題已經“受到控製”，沒有深化。但是，這是因為大 量債務沒有被審查到，即進入影子銀行體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統計。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劉煜輝的數據是，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是13萬億到14萬億人民 幣。我見過更高的估計。地方政府債務每年的利息還款是7000億元到8000億人民幣。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貸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許多基礎建設項目不是還未完成，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收益來償還貸款。土地銷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樣急劇下降。去 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土地銷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現已極度負債。例如河北省，債務對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181%。而吉林是171%.

銀 行將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再翻新，其中40%本應於去年到期。舊債通過發新債得以償還，但是不會來自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信讬公司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將舊債 以財富管理產品打包成“投資”。其中許多“投資”是短期的，因此這大抵是換取時間的做法。這就是肖剛說的“龐氏騙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舊投 資者的把戲。它必須持續膨脹，吸引新投資者，否則不避早晚崩潰。

中央政府就此發出警告，並努力進行控製局面。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臺將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資產打包成這些金融“產品”，以更加吸引投資者。因為投資者會問“我究竟投資的是什麽東西呢？”——他們希望看到資產的實物。這是一種偷梁換柱式的私有化。

有 幾個因素可以觸發金融危機。在十二月，陜西省華夏銀行（德國銀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銀行）在其售賣的一項財富管理產品違約，令存款人損失2,200萬美元，因 而遭到街頭抗議。一些金融業鉅頭，如中國國際資本公司，說政府應該坐視不理，以顯示政府不會介入拯救財富管理產品，因為這些主要是私人業務，不由銀行擔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後介入了，為的是防止華夏事件觸發整個財富管理產品業的逃亡潮。因為正如我們所提到，此行業現在約占銀行存款的16%。

不僅僅是財富管理產品可以觸發更大範圍的銀行業危機，即使只是新財富產品的銷售不振，投資者變得憂慮，都可以令需要翻新舊債的地方政府和房產公司造成“流動性緊縮”。政府處於兩難選擇。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不再互相獨立，他們互相滲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製。

中國經濟成功避免硬著陸了嗎？

這 是政府和全球“市場”的主要部門——即銀行和投機家——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因素。去年，為了防止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硬著陸，威脅 極為復雜的權力交接，中國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貸驅動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的確給經濟註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長在連續 七個季度下跌之後，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數據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爭 論。有一個“幽靈省”的故事——因為所有地方政府GDP數據總和比中央政府的數據大了整整一個“廣東省”。去年電力消耗僅僅增長了5.5%，這可能是更準 確的經濟表現指數。使用類似的方法，渣打銀行的王誌浩（Stephen Green）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挑戰近兩年官方GDP數據。王誌浩估計，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長率比官方的少兩個百分點。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顯然只會在短期內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經達成的如高鐵新路線、地鐵和社會住房計劃等基建項目，成本約為9,400億人民幣 （1,500億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這些新的支出，由於其使用方式，會加劇經濟的長期問題。

2011年 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 的”。盡管這樣，中共面臨危機，與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樣，還是決定割肉補瘡。然而，每一次它這樣做，都不免限製未來更大的刺激措施，因為債務和產能過剩 達到極端的水平。

什麽是產能過剩？

據估計，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國工業處於閑置狀態，而 有些行業則接近一半。2012年產能利用率甚至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擊的工業有鋼鐵、電信、造船、鋁業和施工機械，這些行業在過去十年 獲得難以置信的擴張。電信業正準備大規模投資4G技術，然而僅僅三分之一的3G網絡被使用。

在中國，省市地區之間存在競爭，而脫離任何國 家計劃，這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過度投資的問題。省經常違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煉鋁廠或煉鋼廠的命令。當要求工業整合的時候，最小的工廠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為準則下，地方政府鼓勵大型項目而無視實際需求。這解釋為什麽連續九個月工業品價格通縮 – 出廠價下跌。產能遠遠高出需求，使得企業被迫降價清貨。而同時，矛盾的是，消費物價再次通脹，特別是食品和燃料價格。

但是基礎建設出不應是正面的嗎？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該支持嗎？

如果在一個生產資料被工人階級民主擁有和控製的社會，通過一個平衡和協調的經濟計劃，就會投資有利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基礎建設：低碳交通系統、新學校、醫院和可負擔的公共住房等等。這當然是正面的。但是這並不是現在中國的情況。

相當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機，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同時也流入原材料投機。根據法國興業銀行指出，超過80萬噸銅囤積在保稅倉庫，因為銅和其他原材料被用來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房 產業過度投資和建設相當明顯。房地產投資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國在2006年房產泡沫高峰期時也只有6%。中國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銷售水 平的4.2倍。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住房沒有需求，而是因為普通人無法承擔當今極高的房價。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價格達到25,075人民幣/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國年均收入僅為24,564人民幣。房價是被投機者推高的，即銀行、地方政府和各類私人投機者，他們都從房價增長中獲益。這情況將持續，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們都會讀到涉及地方官員，甚至公安局長的醜聞，利用假戶口購買數十套房產用來投機。最近的案例是廣東省官員趙海 濱被發現擁有192套房產。被揭發的官員被免職，但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房產的狀態是一個政治定時炸彈，這就是為什麽政府試圖在2010年打壓房價。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變化，為了避免硬著陸，政府再次傾註信貸，向房產泡沫註入更多空氣。

新領導團隊掌權。他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些經濟問題？

我 認為他們被綁住手腳。有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支持去年世界銀行文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的措施。該文件李克強的部門有份撰 寫，其中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我們需要記住，世銀和其姐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金融危機都負有嚴重的罪行。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 力，因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銀行業危機將會爆發，他們會被迫設計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镕基政府就曾遇過這問題，當時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銀行方案，其代價至今尚未償還。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又從頭開始，但今次救市的代價將會更大。銀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價的方法不是削減政府開始 和設立新稅項(即緊縮政策)，就是印鈔票、將債券湧進市場，後者將造成通漲。為了避免這局面發生，他們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們根本不能全球危機汲 取半點教訓！
愈來愈多報導指新領導人想展開經濟改革，可能性有多大？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麽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製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復復。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他們計劃“自由化”金融業、利率等等，表面上是為了“優化”資產配置，減少投資浪費。這意味著正規化影子銀行業，讓主流銀行“自由”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中 共政權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了重大措施，通過與外國銀行（最近包括英國銀行）進行“貨幣互換”去增加人民幣離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對美元的依賴。由於依 賴美元，奧巴馬和美聯儲的政策，特別是量化寬松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國補貼美國。這從幾個方面打擊中國經濟，包括令中國吸收了“美國製造”的通脹， 以及增加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央行被迫加大幹預防止匯率進一步上升，否則將打擊本已很緊張的出口行業。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在這些幹預上花費了超過2700億 美元。這就是正在展開的全球“貨幣戰爭”的戰線，各列強都試圖犧牲對方利益，讓自己逃避危機。

但是，讓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通貨，意味著取 消外匯管製，在目前情況下極有可能觸發金融崩潰。因此，除了政權內的分裂，實施領導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風險。但同時，當 前過度投資和債務上升的形勢，正如溫家寶所說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無法作出行動，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時間一動不動。

幸好，我們並非向 中共獨裁獻計的參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其下臺。這是解決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從製造全球災難的現存製度手中，奪取龐大的經濟資 源，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由工人階級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這些資源用來結束失業、不平等和壓迫，而不是向少數人輸血。

烏坎抗議再次爆發，下一步該如何走？

在中國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抗爭曾經揚名國際。這個一萬五千人口的漁村在2011年9月 發起了歷時四個月的群眾抗爭，反抗中共基層官員與地產發展商勾結，偷取村民的土地賺取利潤。一年多過去，烏坎村今天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圍堵公路，抗議港商陳文清違反合約，其投資的農場在合約期滿後交回烏坎村委會，但土地上的建築物等設施全部被破壞。400 多名村民與約500 名 到場戒備的警察對峙，未有發生沖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會介入。他們揚言，將持續抗爭。村民代表張建興說，村民現在對村委會極度不滿，答應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諾沒有實現，“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維穩，沒有開村民大會諮詢”。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曾在警民對峙期間到場，但“去了一下，可 是沒人聽，他就離開了”

2011 年 烏坎村事件中的群眾組織及動員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社區，使這次抗爭極具象征意義，成為中國抗爭的裏程碑。這場運動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員，並令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妥協，將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薜昌和陳順義解除職務，並舉行了新的村委選舉。

村委會陷入分歧保守與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現在這場抗爭好像達到了瓶頸位，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會還一度傳出可能面臨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他向記者表示，提出的建議“受到太多阻撓”，得不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的支持。1月29日，烏坎村委會負責土地資產、資源和治安等事務的村委會委員張建城也曾提出辭職。雖然張期後復職，但顯示出新村委領導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無力。



有 村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村民林先生表示，抗爭過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對村委會不再信任。村內有一種鼓噪的聲音，村民對新的村委會逐漸變得懷 疑，認為他們與當局關系過於密切，過於集中於維持穩定，而不是為各村民的權利而鬥爭，亦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拿回被竊取的土地。



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被上屆村委會違法盜賣的有一萬兩千畝左右，其中已經辦理國土證的有七千畝，無法討回，剩下的五千畝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畝，還有一千多畝，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認為收回來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辦理手續進度緩慢，他們認為可以有第二次抗爭。



不 止村民與新的村委會之間出現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年輕幹部與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鑾為首）派別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強調與中共 妥協的保守派，與尋求再次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一名村幹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年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是規定的，但新村委會已經成立一年，村民大會一直沒有 召開。“我認為有需要開，可是林祖鑾認為有人會藉機鬧事，不利於烏坎的穩定，一個人就決定不開了。這個太武斷了，也傷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會內部對這事是 有看法的。盡管村委會裏的年輕人承認，林祖鑾更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但他過分講究大局的一些做法，還是令年輕人充滿沮喪。比如，他不希望年輕人把村裏的 事情拿到網絡上去說。”



在 被問到村民對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滿時，林祖鑾說道：“這一年是來具體解決問題的，就是雙方都得妥協。這一年我學會了妥協，可村民們的思維仍然 是鬥爭哲學，受害者思維。”反映他不認同抗爭能帶來改變，認為需要透過妥協才能逐步拿到目標。但直到目前為止，與中共上級政府妥協的道路並沒有得到任何實 質的成果。2011年的烏坎群眾抗爭反映，不是抗議沒有作用，而運動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錯誤，這是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中不同的階級利益



烏 坎抗爭一年過去，這場運動在十二月的時候被凍結了。政府當時嘗試停止運動，以協議的名義要求反抗領導們承諾停止進一步行動，並允許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為了 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區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實質權力，群眾仍能透過參與選舉作為一種戰術，利用這個平臺去深化鬥爭，以及建立圍繞著運動的主要訴求。當時得到廣大支持的獨立委員 會為了這種選舉而決定解散，是一個重大錯誤。



新 的村委會雖然是由選舉產生，卻是一個受控於獨裁當局底下、沒有真正權力的平臺。在村委會中爭取代表性，是抗爭運動的正確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眾性的組織，這是實現真正改變的關鍵。現時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無法被選民召回。我們曾經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協定，應該透過建立由下 而上的組織，去監督新的村委會，並以定期的大會保持運動的民主及公開性。



如 眾多其他的群眾抗爭一樣，烏坎的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集中於單一的訴求，這使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動員群眾和推進運動的發展。烏村抗爭的運動沒有一個統 一的立場，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別。因為這個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運動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領導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 利益，希望有穩定及適合商業經營的環境，所以不希望挑戰中共政權。其中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盡管當前（每個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製 被中共官員濫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會更加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的公有製，由民選的草根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政下所實現。

烏坎對中國群眾抗爭的影響



在中國，非法征收農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征地引發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運動，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議、罷工等的“群眾性事件”超過十八萬，其中65%便與為經濟發展而非法征收農地有關，每天有四百萬人因政府征地而失去土地。



烏坎村的抗爭令許多其他地區的群眾仿效。從2012年開始，成都鋼鐵工人的罷工、廣州的反征地抗議，聲言要“向烏坎學習”。海南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持續數月，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啟東也有數萬人參加反對環境汙染的示威，90後的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聯系到青年在群眾抗爭中所發揮的角色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而且由於互聯網及手機的普及，使當局更難控製消息的傳播，讓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



可是，近一年眾多群眾運動的缺點，是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相聯系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而 事實上，在烏坎運動發展之際，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在廣東汕頭海門鎮，及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 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這反映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而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 這目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抗爭需要建立連系，以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地區和臨時組成的組織。在目前階段，只能透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組織作為第一步的行動。



占領上浦



在距離烏坎約一百公裏，擁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領村廣場，抗議政府賣掉500畝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選舉，民主地計劃把稻田轉成工業區的問題。



2 月24日，抗議群眾受到由當地官員雇傭的暴徒暴力驅逐，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有大約30輛車被砸，至少八個村民受傷。在全國人大會議舉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領導不想有任何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不想利用暴力，於是警察先封鎖了村子。



3 月10日，據法新社報道，中國當局向廣東揭西縣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發與村 ​​民的暴力沖突。廣東揭西縣當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負責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沖突中受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村民說，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圍上浦，並阻止附近6、7個村莊的居民進入上浦聲援，警方動用了催淚彈。

中共策略－“胡蘿蔔加大棒”



中 共當局面對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策略的應對，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讓步，如在烏坎事件中承諾新的村委選舉，實際上是為了解散運動而欺 騙群眾的圈套，待抗爭運動冷卻，再針對個別“搞事分子”進行打壓。當局在新村委的選舉中打壓較激進的派別便是一個例子。中共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 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製，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 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脅和財政手段，讓村委會屈服於當局，在這三年控製新的村委會。這也造成目前在新領袖之間產生的分 歧，演變成更復雜和兩極化的局面，一派認為需要新一輪的群眾抗爭，而另一派恐懼這會帶來像上浦那樣的鎮壓。當下之急是一個強調重建群眾運動架構的清晰綱 領，恢復抗爭。



2012 年海南省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的示威，曾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點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這使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修建地區，使當局數次變更電廠地點。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沖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這是中共在作出假讓步之後再實行打壓的例子之一。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因為他們害怕運動會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以烏坎為例子，作出“讓步”隨後發​​生的就是警察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主要訴求。



烏坎的教訓



烏 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在任何談判中，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贏得主要訴求，只能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準備鬥爭。現時中國 內地的群眾抗爭大多數是自發性的，亦因為鎮壓的關系令抗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但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組織能力，也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要在這 些運動中取得勝利，需要群眾的大會和民主架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群眾應該聯系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行的 鬥爭。



不幸的是，部分烏坎運動的領導對於中共政權的角色抱有幻想。這間接導致 ​​烏坎運動沒有實現村民的訴求（包括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等）。



烏坎抗爭還沒有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地區的抗爭相連，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烏坎的群眾已在過去一年的鬥爭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協作為圈套，實際上並不能帶來改變或爭取權利。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 重新建立烏坎群眾抗爭！重建2011年群眾抗爭委員會，並獨立於官方，由村民民主控製！
• 地方政府公開帳簿，由將全數土地歸還村民，由村民自行組織的委員會，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
• 公共民主控製及擁有土地、自然資源、城市發展政策和房屋修建。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
• 立即在中國實現立面民主權利，而且不只限於村層面。結束一黨專政！自由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打倒資本主義富豪，支持社會主義政策！

四川雅安地震受災人數230萬 二百人喪生 災民痛失家園

4月21日上午8時，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七級大地震，在沒有預先警報的情況下，雅安及附近的災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至26日，共錄得4700次余震，一共造成196多人喪生，逾萬人受傷，21失蹤，受災人數達230萬。

四 川雅安市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方，這場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災民失去家園，現時只能留在臨時帳篷，以即食面和樽裝水充饑。重災區之一的太平鎮醫 療物資及水源短缺，人口一萬人的小鎮有1,500名民眾出現腹瀉癥狀。蘆山縣房屋及道路受損狀況嚴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賓市，於25日早上又發生地 震，接連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級，超過 4000間房屋損毀倒塌，47人受傷。

災民抗議當局救災不力

根據新京報報導，災區物資嚴重缺乏，但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救災物資充足，拒絕外國和民間的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但不拒絕捐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資充足，可是一度有民眾抗議得不到物資救助，有災民集體在路邊豎紙牌請願，呼籲當局救命。

23日上午8時，寶興縣靈關鎮2000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額抗議，將橫幅圍住寶興縣委書記韓冰，抗議當局扣押救災物資，不發放給災民。災民高喊口號，並讓傳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關註。民眾也不滿有媒體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而憤怒。

22日昨天下午2時，龍門鄉隆興村小坎卡村組，有20多名村民在紙板寫上“缺糧、缺水、缺帳篷”的字樣，站在路中央舉起紙板抗議。另一邊廂，蘆山縣清仁鄉有民眾抗議副鄉長楊成毅救災工作不力，這導致楊成毅立即被免職。有村民表示，對中共當局和官媒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

滎 經縣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災區之一，一些餐館在地震後趁機漲價。4月23日，一間“楊胖子”面店將原價每碗5元（人民幣・下同）的“撻撻面”加價4倍至20元 賣給救援人員。另一間食店亦將原價8角的包子，加價6倍至5元出售。這引發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有人將消息發至網上微博，期後大批民眾湧至店鋪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後有吊臂車把招牌拆除。抗議迫使當局暫扣這些店鋪的營業執照。滎經縣政府表示，工商等相關部門已經對不法商家進行停 業調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產品的價格暴漲及投機炒賣，便需要在所有災區建立災民的民主委員會對此進行監督，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資。救援物資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於整個救災工作沒有在民主的架構底下進行。地震後，不同災區需要的物資和人手程度會有所出入，而當 指揮的工作被當局的官僚架構控製的話，救援隊伍、軍隊和武警部隊、自發組織或誌願團體並不能有效及有系統地協調，按各災區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當局真正的擔心其實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發，於是竭力阻止自發義工或外國的救援隊進入災區。這也阻礙了救援工作。救災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構下進行的話，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當局官僚更能從中私吞救災捐款。只有建基於災民、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救災委員會監督底下，才能確保救災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中共政治災難　人民極度不信任當局

雅 安地震發生地點距離08年汶川大地震約80公裏。這次地震無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災難的回憶，以及當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報》指出，雅安地 震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北京當局就表示沒有學校倒塌。雅安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陳勇於4月22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現在我們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堅固的 建築物。”四川省住建廳總規劃師邱建指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全部塌下來。08年汶川地震讓很多豆腐渣建築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中共希望首先證實學校 沒倒塌從而避免指責。

但事實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後興建的樓宇，聲稱可以抵禦八級地震，經歷今次雅安地震後，內部損毀嚴重，包括由澳門政 府援建的蘆江中學出現裂紋、墻壁剝落、露出空心磚。一名中學生指，回校收拾東西時，發現校舍搖搖欲墜，擔心有倒塌危險。同樣是澳門政府援建的蘆山縣人民醫 院五層高的住院大樓和舊門診樓在震後也都成了危樓。樓宇外層，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縫，有的有手指般闊。更有勞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後房屋倒塌，一生積 蓄就沒有了。

對於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盡辦法防止被指責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發生時，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當地的政府大樓及辦公室卻安然無恙，人民對其生命不受重視感到極之不滿，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在這次災難發生時，人民 對當局表現了極度的不信任。雅安強震發生後，大批災民怕被樓房瓦礫砸到，紛紛湧至雅安市政府大樓門外搭帳篷過夜，稱“比較安心”。

時事評 論員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稱，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見學校、民房倒塌，從未聽 說過政府大樓或局方大樓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學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嗎？”（太陽報，22-4-2013）

蘆山縣委書記被揭戴二十萬名表

地 震發生當日，中共派遣李克強到災情最嚴重的雙石鎮和龍門鄉，顯示政府對災情的關心，當時由蘆山縣委書記範繼躍陪同，卻被記者拍到照片，顯示範的手腕沒有戴 表，手腕卻有一個白白的手表印。隨後網民在新聞網頁翻出範戴表的圖片，發現他平時戴的表非常名貴，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詩丹頓（Constantin），價值 高達21萬多元。中共當局拙劣的親民演技又一次演變為政治危機。

民眾拒絕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紅十字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報導指中共當局對當地的捐款項目曾出現問題，去向不明，賑災物資也被嚴重克扣。在2008年地震發生後不久，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到數以百億計的捐款。清華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八、九成最終進入了政府財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錢的最終去向！

這 次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在網上發布賑災信息，收到民眾14萬個“滾”的留言回復。香港政府向大陸撥款一億港幣，遭到7成港民強烈反對。在汶川 地震後的重建過程，更傳出了不少貪汙的醜聞，包括北川縣使用救災專款購買價格達百萬元的豪華越野汽車。受汶川大地震影響的貧困重災區甘肅宕昌縣，便發生縣 委書記王先民等官員貪汙達數千萬元的事件，令群眾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只會讓貪官中飽私囊。

中國紅十字會醜聞眾多，其會長郭長江 戴價值百多萬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擁價值千多萬的名車。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自己的財富也引起公憤。上海紅十字會就曾被揭發，下 屬官員與工作人員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華餐廳的一頓晚餐便耗費近萬元，人均消費700元以上。當新聞引起嘩然的時候，這些非政府的官員們稱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國紅十字會醜聞頻發導致信任危機，大量捐款轉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國紅十字會籌到只有14萬元的捐款，而由李連傑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時間已經籌得善款超過千萬元。

在中港兩地，輿論也集中在討論應否捐款，兩地都有網民宣傳“一分錢不捐”，呼籲香港市民拒絕 捐錢來幫助雅安地震的災民，擔心捐款落入貪官手中。多名內地采訪的香港記者表示不會捐款。前電視臺中國組記者呂秉權說：“真系唔會捐畀內地官方紅十字會， 入面嘅領導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門官員”；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林建誠寫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錢；所有涉及大陸政府部門的，絕不會！”香港拒絕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內地民眾在網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億港元賑災。但香港市民與立法會 議員對港府動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籲抵製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捐款被濫用，沒有受到監督。群眾對捐款反感的情緒，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的貪汙腐 敗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對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滿。這是由於整個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捐款去向從不透明，人民無法由下而上進行監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90億港元（合12億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資助興建的學校被拆除而改建為豪宅，消息一傳出即引發了強烈不滿。

群 眾對貪汙政權的不信任而拒絕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眾更需要的是自我組織的救災委員會，民主監察救災工作，要求言論及新聞自由確保訊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右翼民粹之流藉此煽動對內地人的仇恨，指“中國人很多錢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災樂禍指愈多中國人死傷愈好。事實上，中共貪官 仍然可以通過重建投機和炒賣救災物資發災難財，純粹消極地“不捐錢”並不能對抗貪汙的中共政權。

民間自發組織被打壓　維權人士被禁止進入災區

汶 川地震中有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當局至今仍沒有公開一份完整的遇難者名單。受到群眾一直的壓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後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難公民的部 分數據，公布的學生遇難人數卻與民間調查統計的遇難人數差距很大，除真實性令人懷疑外，報告又刻意回避了地震中倒塌學校的建築質量問題。

一 些誌願者在震後自發地通過網絡搜索及新聞報道，整理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名單。著名藝術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後發起調查行動，找到了5196個遇難學生名字，並製 作《念念不忘》音頻公開名字，期後遭到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災民的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時，被國安攔截，強行遣 返。

汶川地震後，異見人士黃琦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於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師範大學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譚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 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之後譚被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於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共當局禁絕一 切民間自發的和有組織的活動與結社，即使這些社團與政治無關。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要納入到政府的範圍內。所有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必須有最少 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金，並且註冊在一個官方政府機構下面，諸如民政局、紅十字會、婦女聯合會（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等，從而杜絕所有民眾自發性的組織。

需要民主架構進行救災工作　反對資本主義

我 們支持四川人民組織自己的救災重建委員會，負責救災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員應該由受災地區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絕對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中共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要確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現，必須實現真 正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如組織及結社的自由，以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大眾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的全民對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製與運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項目及房地產投機，寧可花錢在無意義的投資，也不願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費大量資金興建高 爾夫球場及七星級酒店）。事實上，豆腐渣工程和貪腐問題的背後，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政策。地產建築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興建房屋時偷工減料造成豆腐渣工程。這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必然導致的悲劇。

只有通過在所有災區建立民眾民主委員會，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而且同時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製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這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實現。

我們離流感大爆發還有多遠？

2013年下旬，一種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國上海被發現。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該病毒被稱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亞型。據專家稱，這一新病毒來源於感染不同物種的病毒之間的基因交換。

此 前研究顯示，H7N9病毒會在禽類中傳播，但不會使禽類出現癥狀，因此追蹤 H7N9在禽類中的傳播要更加困難。國家衛計委有關專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傳人”的能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流行病學科學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訪時提到，現在有近四成患者沒有明確的禽類接觸史，這些人到底是怎麽感染的仍然不清楚。雖然病毒尚未發生大規模的“人傳人”，但由於死亡率極 高，如果突破“人傳人”的限製，後果不堪設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 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發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稱為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僅確診病例就達到1,632,258人，然而幸運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這樣也導致接近2萬人死亡。而據研究估計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間。

而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變異，能夠人際傳播，爆發新的流感大流行，將有潛力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即使這次能夠病毒沒有發生變異。新的流感大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農場工業中，所謂的現代養雞場將成千上萬之雞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據美國的標準，雞只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間生存。即使在中國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自己養殖，而很多是集中養殖。極端的家禽飼養環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發生變異的重要因素。

家禽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長增長速度，以及濫用抗生素。此外，它們長期擠滿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傳播整個養雞場，並有助於創造更耐藥的病毒和細菌。

而一但疫情爆發，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撲殺。大量農戶面臨破產威脅。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經撲殺11萬多只家禽。新近出現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撲殺家禽，停止市場內現場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據農業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國家禽業每天直接損失不少於10億元。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波及企業和農戶4,400余萬戶。

面對流感疫情，中共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穩定。據人民網報導，對於流感疫情，李克強說：“要瞄準一條：堅決降低死亡率。這不僅是拯救群眾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謂“安定民心”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委婉說法。

據中國媒體報導，全國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數十人由於利用網絡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謠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謠者的報告讓很多人擔心實際疫情被隱瞞。十年前SARS就是由於最初被瞞報，導致疫情擴散的。中國當局這次為了穩定，同樣有可能隱瞞真實的疫情。

如果發生流感大流行，貧窮國家將受到對沈重的打擊。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即使流感疫苗及時生產出來，由於大製藥公司的壟斷，貧窮國家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工國委的中國支持者對對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費醫療，將醫療系統至於醫護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民主控製和管理之下。取代現有的以追逐利潤、輕視生命的市場化醫療系統。

2. 取消醫療和製藥業的專利限製，大規模研發和生產有效的抗流感藥物，並免費分發。工會和病人組織民主控製下的全球醫療發展計劃。

3. 補償中小農戶的損失，對農業大公司和大農場實現民主公營化。為小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以合作社的形式集體生產，用有利於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農業取代現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農業生產方式。

4. 需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開。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動分子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監督疫情，確保病人權利。結束一黨專政！

南海本田再次罷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經在2010年發生罷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罷工。今年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對公司提出的工資漲幅不滿。公司提出的調薪方案，一到五級員工工資漲幅分別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線工人 ( 一級員工和二級員工 ) 占比 80% 以上，資方的方案無疑讓大多數工人不滿。工人認為此方案只對級別高的員工有利，但對於低級員工就十分不公平。於是，組裝科的員工就開始停止工作，結果全廠都開始停產了，

在停工的壓力下，第二天工會與資方的談判重啟，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場旁聽。最後結果是一級員工漲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級員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級加50元房屋補貼，其他級別不變。漲薪後，一級工人的到手工資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口號。工人罷工堅持了長達半個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間面臨鎮壓的威脅，甚至是來自官方工會的被稱為“小黃帽”的暴徒。作後資方作出讓步，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 33.1% 。

本田工會之後被重組，之後每年工會都和資方協商工資漲幅。這被一些勞工維權人士視為推行集體協商的機會。

然而這並不是官方工會良心發現，而是由於統治階級面臨越來越多的罷工，害怕工人鬥爭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試圖通過一些改良措施來壓製工人鬥爭。

資 產階級媒體《金融時報》對富士康宣稱建立“真正工會”的計劃毫無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議與其說揭示了中國勞工權利的發展，不如說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面 對城市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放緩等社會壓力時的務實態度。當局意識到，要使工人們不走上街頭，就要讓他們對工廠事務擁有更有效力的話語權。沒有黨的批準， 富士康不可能考慮自由選舉的想法——中國沒有自由選舉，即便在工作場所也是如此。事實上，仍會有一些重要的約束因素來限製工會代表的自由。選舉產生出的富 士康工會領導人仍需得到官方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準方可任職。”

而據全球化監察報導，在南海本田工廠，工會選舉受到多重操控，前線 工人的提名權被剝削。本田工會除了最下層的工會分會小組長不指定候選人外，其余兩級都是上一級工會指定候選人才讓工人投票。這樣由上一級控製下一級，實際 上就是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官方工會不喜歡的人進入工會委員會。

對於工會在這次工資協商的態度，受訪的南海本田工人認為工會的態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線的。當有工人罷工，工會向基層工會小組長下的命令是“維持穩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這樣工會當然不會對工資漲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顯示，南海本田工資協商達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這無疑讓工人極度不滿，而要繞過官方工會自己起來罷工。

2010年6月罷工後，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33.1%
2011年3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611元，增加約30.4%
2012年4月，工會協商工資提升430元，增加16.4%
2013年3月18日，工會協商工資提升220元，增加10.6%
2013年3月18日罷工後，工人的漲薪方案，I級工人提升360元(包括50元住房津貼)，增加14.4%。
另一方面，正如中國勞工論壇之前所說（富士康工會選舉背後隱藏了甚麽？），當前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處於嚴重危機之中。資產階級並不希望也不能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改良，相反希望加大對工人、窮人和婦女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打壓。中共當局將感受到很難通過工會改良來限製工人的鬥爭。

比如同樣位於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廠，數千工人因為不滿公司搬遷“分流資遣”方案不透明，於2013年3月28日下午發起罷工。由於經濟危機，該工廠訂單持續減少，規模逐年萎縮，而將逐步搬遷至煙臺，首批搬遷約 5000 工人將被分流遣散。

而 據媒體報導，4月10日，天津摩托羅拉天津廠7,000工人大罷工。去年年底摩托羅拉天津工廠出售給偉創力後，工廠就賠償問題一直未能和工人達成協議，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開始堵塞工廠大門，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賠償方案，迫使第二天資方與工人代表會面談判，但未有達成任何方案。

中國工人逐漸意識到官方工會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製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麽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誌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製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製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製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製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蒙混過關。（更深入分析個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製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製”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製、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製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製學生與工人連系一起，並全面禁製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製於中共的“法律”限製，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製、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製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製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製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製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製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製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製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製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板、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裏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幸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裏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寶源豐工廠沒有消防通道。
工人從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導，根據在工廠工作三年的一名馮姓工人說。
當地消防安全官員在火災三天前剛剛監察過這家屠宰場——然而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處理明顯的安全隱患。
中國工人面臨超額剝削、低工資和長工時，而老板們卻受到只重視GDP的獨裁政權的保護。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來自附近村莊，在這家屠宰場作兼職工作。當地人說“工資差勁”。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沖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裏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系。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製度的癥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製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幸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系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誌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誌軍，因貪汙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汙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誌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汙來形容劉誌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誌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誌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誌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誌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誌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汙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汙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汙被免職。劉誌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誌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系，例如幫助陜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誌軍發生性關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誌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誌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盡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製下，調查貪汙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誌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誌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誌軍所屬的派別）先發製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誌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汙醜聞和危機汙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

因此劉誌軍僅僅是眾多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試圖平衡兩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鞏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時限製黨內派別鬥爭，防止其升級成公開的“內戰”。劉誌軍案件還沒有被宣判，不過看起來劉會獲得法庭“寬容處理”，連檢察官都在法庭上為其求請。這種“違規”幹涉，甚至連中國演出式的審判標準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網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個嘲笑檢察官請求寬大處理的帖子，在一天內被轉載12萬次。

“寬大處理”意味著劉誌軍將逃過死刑，類似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模式。這結果可以是習近平向江派擺出和解的姿態，而江派將要對此作出某種交易。一些人揣測這聯系到薄熙來的命運。薄熙來的下落已經是國家機密，他似乎已經消失在“雙規”的黑洞當中。

有傳言稱，尚未被正式起訴的薄熙來拒絕與檢察機關合作。薄熙來作為高級別的太子黨，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有權勢的保護人，親薄的太子黨勢力正在幕後向習近平施壓，要求減輕刑罰，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目前階段還不清楚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層，僅僅是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觸發派系戰爭，或者對薄熙來的策略是有可能對江派中另一高層人物發起新的攻擊。

這有可能聯系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運。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據信他和薄熙來的陰謀有幹系，如竊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電話，包括胡錦濤。最近宣布的對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的調查，可能是開始對周永康動手的信號。郭永祥，周永康的親密盟友，被懷疑未指明的“嚴重違紀” —— 對腐敗較委婉的說法。“這很有可能與報復周永康有關，”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說。對周永康的攻擊很可能和更廣泛的經濟“改革”議程有關，類似於解散鐵道部的步驟。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黨，對石油部門擁有實際控製權。

由於薄熙來完全不服從，而不像劉誌軍、谷開來和王立軍那樣按照劇本認罪，當局無法將薄帶到法院開庭。長期批評薄熙來的法學教授賀衛方說：“即使只有一絲一毫的不配合，他們都不敢開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審判，會被公眾質疑掩蓋真相，而損失公開詆毀薄熙來聲譽的宣傳價值。因此，劉誌軍可能被用來作為“誘餌”，“哄”薄熙來或至少是其背後的強大勢力的，讓他們接受一項協議，為繼續處理薄熙來案鋪平道路。

前鐵道部作為第二大的政府機構，僅次於軍隊，坐擁鉅額預算，是舊經濟模式的象征。談到解散鐵道部，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國家計劃機構）下的智庫任職的王一鳴稱，這“表示國家將產業領域由計劃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後一個『堡壘』。”

鐵道部的龐大資源使得中國能夠在5年內創建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但是和自由派經濟學家言論相反，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甚至連毛澤東下的官僚計劃經濟都算不上。相反，這是規模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例，鐵路的擴張偏向資本主義發展，推高房價和讓有裙帶關系的人發財，而不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僅如此，民主監督和控製完全缺乏。最初有報導指，對劉誌軍指控包括他請風水師製定新鐵路項目開動的日子，雖然這一指控在最終的法院起訴書中沒有提到。

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升級常規鐵道線路，並將電力網絡現代化，減少對大量運煤車隊的需求（現時占全部鐵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對當局大張旗鼓地片面強調服務極少數人的“白領線路”，這要合理得多。自然，當前數十億元的項目被貪汙的承包商、濫收物資費用、嚴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鐵的總費用超出預算67%。

瘋狂的擴張步伐同樣提出了安全的問題，“豆腐渣”工程和“設計缺陷”，特別是後者在2011溫州事故中被提到。這場事故中，兩輛子彈頭列車相撞，40人遇難，200人受傷。報告稱劉誌軍“對事件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這一事實也在法庭的起訴書被忽略了。調查高速鐵路項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記者受到威脅，而官方審查機關下令媒體封殺相關報導。

安全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高鐵網絡的成本，在溫州事故後其運行最高時速降低50公裏/小時。《財新》雜誌報道：“[京滬]線路在每晚列車停止服務後需要花4小時進行維護。每天清晨兩輛列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出發）在線路上進行空車試行。每10天，子彈頭火車和鐵軌會接受安全大檢修。”

*更難掩蓋的問題是鐵道路累積的債務，在2008年到2012年間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7萬億人民幣（4,340億美元），這接近希臘的國債（4,900億美元）。

自由派用債臺高築作為主要論點，推動解散鐵道部。盡管就百分比來看，鐵道部債務低於中國國企平均負債率，可見中國經濟中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習近平的反貪運動

將鐵道部解散，分拆為行政和商業兩個機構，並將劉誌軍投進監獄，代表了習近平宣傳自己為“經濟改革者”和“腐敗克星”的小勝利。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發動民粹的反貪運動，承諾“老虎、蒼蠅一起打”，即高級官員也不會幸免。習近平並不願意將民主問責引入政體中，而說“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 – 一個更加高水準的、相對少貪汙的獨裁統治藍圖。

自由派往往過於沈醉表面而非實質，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認為習近平會啟動“政改”（局部民主化）。隨著現實水落石出後，用列寧的話來說，對政府“不切實際的信任”則石沈大海。事實上，習近平最近向毛澤東取經“整風”，模仿薄熙來的偽毛派民粹主義（但避免任何反資經濟議程），令自由派愈來愈恐慌。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是中共形左實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澤東遏止呼籲政改的聲音，一方面推行右翼親資經濟議程。

如同他的前任，習近平打算小心和選擇性地動用反貪的雙面刃，不同的是動用更精細和民粹的媒體宣傳，來提升自己的反貪形象，即使反貪措施多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員公開揮霍，並更嚴格審計政府部門和軍隊的支出。與龐大的政權腐敗比起來，這些措施不過是塗脂抹粉。“我覺得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這應該被看成節儉或打擊腐敗”奢侈品愛好者 –丹尼爾．吳說。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在2012年10月份的報道，中國經濟從2000到2011年的非法資本外流總金額達到3.79萬億美元。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僅僅在過去五年裏，超過60萬 [中共] 官員由於涉及貪汙活動而被調查。”她補充說：“其實應該被調查人數可能接近600萬，甚至6000萬。”（對外關系委員會，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調查的貪官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訴的更是寥寥無幾。正如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貪官被判監禁的機率不過3%，使官員貪汙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近五年來對經濟瘋狂刺激後，今天中共黨國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幹凈的。這和疾病纏身的前國民黨政權荒誕地相似，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對國民黨驚呼：“他們都是強盜，每一個人都是。”而當前領導人如此渴求限製貪汙的方法，竟然深入鉆研中國歷史。正如《新華社》報道，政治局甚至邀請兩名歷史學家參加“第五次集體學習”，概述封建王朝如何處理貪汙和促進廉潔從政。這一新聞遭到網民的嘲笑。自由派評論者張力帆說，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局旨在建立“黨的君主製”

因此，盡管習近平能夠從之前的反貪“戰利品”（如劉誌軍和可能受審的薄熙來，盡管他們都是被習近平的前任拉下馬的）中獲取政治資本，他同時避免更大範圍的打擊，因為這可能引發派系沖突，過度揭露中共政權的混帳。

而同時，當局轉而壓製呼籲更嚴格、更具體的反貪措施的活動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動分子由於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橫額抗議，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逮捕。習近平當局也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控製，防止貪汙在網絡上過度曝光。許多中共官員對“微博反腐”的現象不安，尋求保護。對於習近平打壓奢侈品，《新華社》報道官場內流行的新口號：“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譏諷說，劉誌軍是第一個“公示財產”的中共高官。

中國環境汙染前所未有

中國的環境汙染前所未有地嚴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滿煙霧的環境下。中國從2001年開始監測空氣質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氣質量最差的一個月份。一月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監測的北京空氣汙染指數“爆燈”，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水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標準的40倍。北京當時的醫院住院人數激增了20%。

霧霾天氣（即空氣因充斥煙霧、塵埃及直徑少於2.5微米的微粒，而變得混濁不堪）使能見度減低，在連接北京、香港和澳門的高速公路便曾試過在9小時內發生40宗車禍。中國空氣質素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燒煤）、汽車，以及工業迅速擴張。中國的媒炭使用量有爆發性增長，去年是40億噸。中國現時燒煤的數量大概是其余全球的總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無疾而終後，中國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為了城市人的出門必需品。空氣凈化器的產品熱賣，但只有買得起的人才能負擔。瑞士企業IQAir製造的空氣凈化器，在這裏的售價高達3000美元。該公司中國區CEO邁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頭三個月，產品銷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變小孩的生活模式。學校取消了戶外活動和郊遊，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關在家中。中產或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有空氣過濾系統的學校，一些國際學校更在運動場上建起了體積巨大的穹頂。研究也指出，孕婦吸入汙濁空氣會導致她們下一代患上自閉癥、抑郁癥和出現註意力集中問題的風險上升。

過去幾年，空氣問題極度嚴重且不斷惡化，令人民越來越憂慮。政府曾作出承諾，但從沒具體實行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世界上汙染pansfly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一份有關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戶外空氣汙染而過早死亡，幾乎占全球總數的40%。

家長擔心子女的健康。企業高管稱，一些有小孩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以及外籍人士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農民、民工、貧窮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繼續留在這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方。

六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布10項措施改善空氣汙染，嘗試減低大眾對煙霧的焦慮。包括強製公開重汙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汙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類似的承諾實際上已在過去食言，而李克強的新措施與政府努力維系的力保7-8%經濟增長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達到自身利益，往往無視中央的命令。它們操控統計數據，嘗試壓製不利的數據，包括反對汙染工業的環境抗議數量。

今年三月, 超過一萬只死豬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飲用水。死豬來自上遊浙江嘉興的一個大型養豬場集中區，它們的屍體被養豬場老板丟入河道。中央政府於2011年開始要求各鄉鎮政府，對每頭病死豬的豬農給80元無害化處理補助，但結果各鄉鎮村政府不但無給豬農補助金，反以排汙費等名義強行征收豬農每頭死豬約80元。死豬事件後，嘉興市豬農才得知補助金事宜，豬農向《蘋果日報》記者表示“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死豬補助”。嘉興市政府為平息事件，采取上繳一頭死豬可獲5至10元“獎金”措施，豬農均指這是貪官搪塞上級的對策。在孔家堰村登記收繳死豬的許伯向記者稱，曹橋鄉街道辦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該村口登記，每天上繳約70多頭死豬，但“從登記到現在，上級沒有發過一分錢。”（《蘋果日報》，28-04-2013）

幾星期後，同一地區爆發新型禽流感H7N9，導致37人死亡。世衛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豬和流感事件反映資本主義下，農業唯利是圖的危險性，過度擁擠的飼養環境、濫用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等。研究人員曾揭發大型豬場裏大量濫用抗生素的情況，更將幾種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劑量使用，其結果是導致豬極易患病。為了讓豬賣得高價錢，豬農還會餵豬食用砒霜（有機砷）使其長得皮紅毛亮，即使砷是公認的人類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認“癌癥村”的存在

中國政府環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癥村”。從1998年開始就有媒體報導了“癌癥村”現象，但當局一直極力否認。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

但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被環保部高層指控為“不適當的”，內地的媒體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癥村”一詞。

工業汙染排放造成的水汙染是癌癥村的形成主因。位於上遊工廠排出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遊的村民飲用後造成村莊大規模的癌癥病發。目前中國有459座癌癥村，而全國癌癥致死率在過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萬人死於癌癥。

大陸受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汙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汙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汙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

中國環境災難有多嚴重？

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迅速發展，使中國環境災難嚴重惡化。人民因為嚴重的空氣、水、土地、食物的汙染而憂心忡忡。2013年由海內外環保專家的報告指出，全球十大汙染城市中，中國占七個，包括首都北京。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報導，中國的空氣，水和土地質素在近年顯著惡化。

中國大陸毒食品泛濫。毒米、毒奶粉、毒蔬菜、毒水果、地溝油、瘦肉精等，令住在中國的人無一幸免。最近五月新聞報道，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廣東約有一半賣出的大米含有致癌物－鎘。廣東政府檢查大批超鎘含量的大米來自湖南等地。這令許多消費者和商鋪抵製在湖南省購入大米。重金屬鎘來自土地水源汙染，會積累人體，傷害腎臟及骨骼。

政府有數以百計的特別農莊，為菁英供應安全的農作物。這令情況更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對汙染行為無動於衷，並壓製受害者。中國的父母因為恐懼毒奶粉會殘害自己的孩子，於是紛紛搶購國外奶粉。2008年，一場毒奶粉醜聞導致了六名嬰兒死亡，造成數十萬名兒童患病。受害兒童的父母組織起來嘗試尋找事件真相，卻被政府極力打壓。其中一位受害兒童的父親趙連海，就因此被監禁兩年半。

近日大陸公布的《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去年全國發生的環境抗議，水汙染抗議占達9成之多。報告指出198個城市有近6成（57.3%）的地下水水質被評為“差”或“極差”，超過三成的主要河流為“汙染”或“嚴重汙染”。

環境抗議

過去兩年，中國的環境抗議有上升趨勢，包括城市如大連，天津，廈門，昆明，數以千計群眾上街示威反對興建化工廠。關於環境的抗議和暴動自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9%。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結合了新自由主義與一黨專政最壞的特質。這代表著混亂不堪及缺乏任何民主控製。中國現在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產量世界第一，但其風電場產量的約三分之二被白白浪費，因為其電網缺乏需要的投術來對此進行充分吸收。中國的太陽能產業主要用於出口，已經製造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也造成龐大的煤電使用量。要拯救數以百萬人的生命，改變混亂無序浪費資源的製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解決，推倒資本主義，將經濟置於民主的控製之下。

中國：債務困局加劇危機

最近，世界金融市場再次發生動蕩。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今年年底會收縮廉價信貸的“量化寬松”政策。翌日，由於中國國有銀行體製陷入流動性危機，造成各大金融市場的恐慌，各大銀行拒絕互相借貸。這個信貸短缺的局面，反映對中國債臺高築、不可持續的經濟局面產生恐懼，以及愈來愈依賴既不透明、又無監管的影子銀行。

由於中國貨幣市場凍結，一夜間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借貸利率飆升至突破紀錄，《華盛頓郵報》看到“與最初美國金融市場崩潰時可怕地相似”。《金融時報》上海記者歐陽德（Simon Rabinovitch）評論（2013年6月21日）：“直至幾天前，中國面臨即時的經濟危機只是一個大膽預測，只有最大膽的淡友才敢下此判斷。但在星期四當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升至28%時，預測有危機存在似乎不再稀奇了。”

雖然在央行介入後，銀行之間的借貸成本從高峰處滑落，但在6月24日（星期一）仍處於苛刻的水平，令全球股市再度滑落。上海股市在6月24日下滑5.3%，令過去四星期裏市場衰落20%。全球的交易所亦急劇下滑。中國經濟過去五年是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支撐著全球能源和商品的高價格，並彌補舊工業化國家的衰退。

降低GDP增長預測

五年前全球危機開始後，全球資本主義變得依賴前所未有的低廉信貸去支撐生命。各國央行將會收緊貨幣刺激政策，造成金融市場的鎮痛。幾星期來經濟數字顯得暗淡無光，然後中國金融市場最近發生動蕩，證實了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放緩正在加速。各大預測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降低本年中國GDP增長的預測。去年，GDP增長為7.8%，是13年來最低，但數據顯示本周將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的GDP增長很可能進一步降低。很多分析師都懷疑，中國今年能否達到政府目標的7.5%GDP增長。銀行業不穩定令局面增加不肯定性，可能會重創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多個因素造成流動性危機，令各銀行之間的利率上升。中國各銀行爭相在季度決算前造好資產負債表。再者，價值約1.5萬億人民幣的理財產品將會在六月底到期。這些復雜且很多是“次按”的金融產品近年激增，是由於銀行開發新手段去避開政府限製信貸。今次央行拒絕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去挽救銀行。

雖然今次情況似乎是政府和央行（PBOC）驅使的，正如BBC稱之為“國家贊助的信貸短缺”，但問題是為何要實施如此嚴厲的措施？“中國領導人似乎要避面泡沫爆破造成的災難，通過一定控製下的小崩漬來避免大崩潰。”《華盛頓郵報》的馬科斯．菲舍爾（Max Fischer）2013年6月20日指出。特別政府最近采取各項手段控製理財產品的增長。理財產品是影子金融業的主要範疇，現時估計總值13萬億人民幣。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高危的對策。雖然這不能完全與2008年雷曼兄弟崩潰的情況比擬，後者觸發了全球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但今次情況也是政客和央行銀行家為了將紀律加諸金融市場上而拒絕挽救市場。《華爾街日報》記者格力．史提芬就北京立場作出評論：“至少，這似乎是以不顧後果的手段向市場加諸紀律：有風險造成一次違約，或者無意中製造謠言，造成更大的體製問題。”《經濟學人》將之形容為“非常笨拙的手段去控製信貸增長”。

中共統治者是“掌握著局面”的，這想法受到嚴竣挑戰。《金融時報》的歐陽德亦表示：“過去一星期的吵吵鬧鬧中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北京根本不能全權管理中國經濟的。”

過去十天，中國國家媒體充斥各種流言，有指中型銀行破產，也有指在山東和內蒙古等省牽涉“鬼城”投資項目的地方政府機關連串違約。流言滿天飛，令中國銀行被迫發布聲明否認有貸款違約。更不祥的是，6月20日彭博新聞報導，央行動用82億美元介入，以助全球最大銀行 – 工商銀行舒困。

中國銀行體系陰雲密布、流言紛飛，明確的畫面永遠不會浮現。中央當局與名義上受其控製的銀行卷入邊緣政策的遊戲。中央當局上星期關閉流動性的閥門，作出警告以力求節製失控的信貸膨脹，約束銀行對影子銀行領域的依賴。

債務危機

無論即時後果是什麽，近日的戲劇性事件是對中國不可持續又大規模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響起了清晰警號。

“我想人們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機）程度已經不止於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危機，因此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們的現況是，他們整個經濟體是以債務運行的。”

即使中國銀行體系及經濟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且國家由獨裁者運作，令其有自己的獨特性質，但這不會容許中國違反經濟的地心吸力原則。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曾經警告，在目前累積的債務規模下，特別是自從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後，中國金融危機只是時間問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最近的報告指，相比起隨著刺激方案而來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臌脹，4萬億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譽的報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國各銀行及影子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國證券報》發布了更高的數字，指金融體系的總信貸高達GDP的221%。從2008-12年，整體信貸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他們用五年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惠譽的北京高級董事朱夏蓮（Charlene Chu）指。

從政府較早前試圖猛烈煞車而起不到作用，可見中央當局失去對信貸膨脹的控製。單單2013年的第一季，中國放發了7.5萬億人民幣的新貸款。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華早報》指出：“這比起中國奧運投資暴漲的2007年整年創造的信貸更多。”

註入龐大信貸變得必須，是為了避免舊債變壞，觸發公司破產浪潮及負責累累的地方政府違約。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研究所指，中國公司今年的總利息償還將會達至1萬億美元，多過任何其他國家。

工業領域由於大規模產能過剩而減低了利潤，導致很多新信貸都被用來投機在房產、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產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屋市場有著歷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壞風景。

影子銀行擴大

根據摩根大通集團所指，2010-12年期間，影子銀行業的規模上升了一倍，貸款總值36萬億人民幣（GDP的69%）。影子金融體主要由“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和投資產品組成，由國有銀行製造出來，逃避政府的控製並隱藏不良貸款。惠譽的朱夏蓮估許，影子銀行大約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間接與主流銀行有關。

引用《博彭通訊》的一份報告，從影子銀行的擴大，可見中國經濟體成為了“信貸廢品舊貸商”，每當政府政策限製從正規銀行獲得信貸時，銀行就“走後門”。最近幾個月，影子金融體的擴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貸造成的。

2013年首五個月，社會融資總值（經濟體總信貸的量度指標）從2012年增長52%，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影子金融業。這肯定是危機將至的信號，亦解釋了過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動。

經濟的陣痛將至

信貸收縮發生在一連串暗淡的經濟數據公布後。上周有統計指，6月中國製造業活動跌至9個月新低。匯豐銀行的采購經理人指數的預覽指數從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於50即負增長）。不只製造業進入蕭條，本周發怖的《中國褐皮書》報告指：“早前強勁的零售及服務業現在收入開始下降，經濟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為了帶起經濟增長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總值約$1,600億美元），效果明顯已逐漸消逝。這預告了一個未來的嚴重問題 － 新信貸產生的經濟回報是遞減的。“過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幣所產生的額外GDP增長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訊。”安布羅．伊萬斯普裏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電訊報》指出。

《金融時報》將央行的強硬措施詮釋為“是好新聞也是壞新聞”，寄望這會阻止未來階段更嚴重的信貸崩潰。但這報章又說：“製止信貸暴漲往往是危險，特別在中國，很多信貸都潛伏在資產負債表外，常常在龐氏騙局式的交易，並受不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影響。在這些市場同時進行調控和限製流動性，增加誤算的危機或意外，可以激發當局想避免的不穩定。”

即使中國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贏”了各銀行，並成成灌輸更嚴格的信貸紀律，這仍會推高借貸成本，讓整個經濟體吃了痛楚的藥劑，並進一步令GDP增長減緩。公司債券市場已經受到打擊，增加了公司的借貸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銀行警告：“我們期望未來幾個月一個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製造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會發生一些違約。”

雖然現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機，目前空前的債務水平對整個經濟體仍然將會負擔沈重。正如惠譽的朱夏蓮警告：“如過去一樣，他們沒有辦法丟棄資產問題。我們想這個銀行危機會與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國大部分的經濟體都是國有的，當銀行崩潰時，政權都不會袖手旁觀，而會與1990年代一樣介入從而挽救危機中的機構。但即使政府拯救銀行，今天要付出的代價比15年前更沈重，而且嚴重拖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透過通漲、征重稅以及公共領域重組架構，巨大的成本將會落在中國人民身上（特別是工農和窮人）。BBC的財經編輯佩斯頓（Robert Peston）警告，中國“愈來愈危險地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規模投資泡沫緊縮，妨礙了一整代的增長。”

央行現時的賭博適切於習李的公關形象，兩人都想在執政早期表現自己是“當真的”。正如媒體報導，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推出重點的親資經濟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對銀行的有意破壞是“市場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穩、群眾上街，即類似“金磚四國”其他國家例如巴西大規模反抗的前景，中國領導人無疑在緊盯著巴西局面。從目前金融業的不穩定可以論證到，中國的“奇跡”年代已經過去，中共獨裁者面臨動蕩無常的未來。

中國：李克強準備經濟“休克療法”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盡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折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只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製。”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復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註。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製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註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讬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製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6月份的信貸短缺震驚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警告。央行和總理李克強試圖加以控製國有銀行系統和影子銀行金融新工具 － 類似於拖垮美國銀行體系的金融衍生產品。然而，原本這是為了拆除債務炸彈，卻帶來了相反的效果：由於主流銀行紛紛籌集新基金，造成影子銀行的新放貸在6月份同比上漲67%。這迫使李克強和央行從最初的強硬立場退讓，向貨幣市場註入更多的流動性。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沈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征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了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布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布，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復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镕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镕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閑置產能。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製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註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麽也沒學到） 贊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劃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占據獨裁製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臺，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製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製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征，政策之間互相沖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幹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裏，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幹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沖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製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劃，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製，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製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松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製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沖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臺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製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麽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癡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製度中沖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它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劃。盡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復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製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絡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沖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

深圳：和黃旗下鹽田港碼頭工人再起工潮

綜合網絡與社交媒體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鹽田港數百名吊機和作業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和公司不履行發放子女獎學金的要求而發動持續2日的罷工。

深圳鹽田國際碼頭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與深圳國資委等

合資經營的國際集裝箱碼頭，分成一、二、三和東港區碼頭。和記黃埔間接控製股份約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間香港持續四十天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也是發生在和黃集團下屬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當時和黃集團為破壞香港碼頭工人的罷工，和黃集團曾將大量作業貨物與船舶轉至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可參見中國勞工論壇5月14日發布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一文。

與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的工人一樣，目前在鹽田國際碼頭一線作業的工人多為外包的承包商雇傭，隸屬於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為主。工人平時工作需要日夜24小時三班輪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節不能回家。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鹽田港近千碼頭工人就因為十年間沒有漲過工資，而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當時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勞資糾紛，迫使工人復工。此後工資雖然得到部分調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會等訴求並未得到實現。

但即使在2007年罷工後進行的工資調整仍是杯水車薪，根本沒有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2009年鹽田港還曾發生過小規模的工人罷工。根據網絡披露的2011年鹽田港外包碼頭工人收入標準，一線理貨工人時薪水為每小時10.5元，吊機司機的時薪為每小時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調整，遠低於2013年深圳當地規定的14.5元的最低時薪。（詳情請見《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為安撫員工曾經承諾的給予子女就學提供獎學金的許諾也從未兌現。加之最近，由於經濟不景氣，據說碼頭計劃將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間從原本每周至少五個工作日調整為每周四個工作日，這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從8月起，不少工人就開始向直接雇傭的承包商和鹽田港碼頭公司申訴要求調整工資，但是未獲得任何積極回音。故從9月1日（周日）起發動正式罷工，要求管理層對經濟訴求盡快答復。據參與罷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罷工幾乎是多個部門多個組別的全員參與，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罷工。

根據目擊者和部分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網絡描述，由於罷工，待裝貨和裝箱船只無法離港，而送貨的船舶停在外港遲遲無法靠港。並有大量待作業的集裝箱滯留港口或無法進入堆場停留在路面，造成鹽田路明珠道路段往鹽田港碼頭的道路嚴重堵塞。

罷工發生後，保安已經封鎖碼頭與港區，深圳當地媒體試圖進入現場采訪也被阻攔。而網絡上除了在微博、個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對罷工的零星披露外，沒有任何主流網站進行報道。事實上2007年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曾經得到包括網易和新浪等主流網站的報道。

根據鹽田區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鹽田發布），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約250名岸吊及龍門吊司機集體停工聚集在鹽田國際大廈食堂內，反映加薪等系列訴求，導致國際碼頭內船舶靠岸後部分生產操作受到影響。我區人力局等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過協商，目前雙方初步達成一致意見，現員工已陸續離開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但是，據一些貨運從業人員晚上九、十點在微博上發布的消息，當天下午鹽田港碼頭仍然處於半停工狀態，無人進行裝箱、吊運和查驗等作業，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罷工是否如官方所說的已告結束，還是勞資雙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的罷工抗爭，正如當初支持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樣。無論是2007年鹽田港罷工和今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都說明，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由工人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具有鬥爭意誌的獨立工會，需要不同工人間的階級團結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對資本家和當局的分化瓦解與殘酷剝削，團結工人的階級力量並實現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訴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和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發生的兩場罷工更是說明團結抗爭的現實意義。

中國：一黨專政的十字路口

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尖銳危機的時代。領導人顯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現在的危機可以在十年內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而新任總理李克強則不斷警告著改革的必要與「痛苦」。

既然新的領導們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那他們會進行哪些改變？而這些改變又會走到多遠呢？

過去的幾年我們不斷警告著中國的經濟將面臨崩潰。現時的經濟已經對信貸上了癮，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信貸危機比2008年美國的金融爆破前還要嚴重。房屋投資現占中國GDP的14%，而2008年時只占美國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銀行已經達到3.6兆美金，相當於德國的GDP的總和。

地方政府的欠債亦是危機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6兆美金，占當時GDP的25%。但一名前財政部部長指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已達到3.3兆美金。

產能過剩是這一危機的表現，新的信貸成為了不顧社會經濟需求和實際需要的盲目投資。估計中國40%的工業產能是在長期待機，而在部分行業這數字更達到一半。中國在風力發動機及太陽能電板領先世界，但大約三分二的風力產能被浪費掉。而太陽能產業同樣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中國的太陽能電板的生產是全球需求的兩倍！江蘇榮升製船廠是中國第三大製船廠，​​而今年還沒收到一張訂單！製船業的老板們警告中國一千六百間製船廠將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會倒閉。這最終可能不會發生，畢竟地方政府或銀行會不理北京的意願插手拯救倒閉企業，而這只會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

惡化的經濟數據更證明了這一點。各大預測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都降低了對中國今年GDP增​​長的預測。 2013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來最低的。而這仍然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因為官方的數據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經濟學者們都相信真正的增長只有6%左右。

其中一個經濟惡化的原因是所謂「計劃經濟」背後，實際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官方的計劃往往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央政府對銀行和地方政府實質上已經失控。地方政府互相為了政治上的權威而盲目競爭GDP表現，同時亦是為了利用官方資金養肥各自的資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經常違反中央的意願進行過度的投資生產。

「李氏經濟」

在現今的經濟背景下，李克強總理的經濟改革「李氏經濟」，強調著要「痛苦」地重整國有銀行及企業。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來主導企業，並讓失敗的企業倒閉。其希望可以減低現時巨大的債務，並轉向一個私人投資及消費型的經濟。

但這是個具龐大風險的舉動。 「李氏經濟」的其中一個即時效果將會導致信貸緊縮（借貸的成本上升），並可能導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長也會降低，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可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同時，國民也會受到巨大的經濟打擊，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貧民會受到更大的通漲、稅務和私有化的壓力。

中央政府將難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個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可能會有「隱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經濟放緩時提供緊急的貸款，李克強堅稱其不會放棄「痛苦」的轉型。但是新的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已經不斷降低。每一元人民幣所能增加的GDP增長從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現時的0.15。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控製經濟的發展了，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斷違反中央所訂下的信貸限額。影子銀行的占今年新借貸的75%，而影子銀行的金額比去年增長了60%。影子銀行的增長來自於國有銀行為了繞過中央的限製和掩蓋壞帳而另立的帳目。這個部分作為突破官方障礙而獲得新信貸的「後門」。這個情況其實跟歐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危機爆發前夕並沒有什麽分別。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被迫要拯救銀行業。這表示銀行的債務就會變成國家的債務。大量的資本需要用來投入拯救銀行，並將會為中低產民眾帶來通漲與福利緊縮。中國的經濟也可能會變成日本式的長期放緩，並導致數以十年計的衰退。

中共權鬥

但李克強的改革在自己的黨高層內都不會一帆風順，這連系到伴隨著經濟危機而惡化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共有時會被稱為「一黨兩派」，這是指中共黨內所謂的「太子黨」和「共青團派（團派）」兩個主要派別。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黨奪得領導權。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黨成員。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就是太子黨，家族的財產估計有3.76 億美金。

中共各派別間的權鬥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麽清晰（各派都支持資本主義復辟）。太子黨是指過去毛澤東時期黨領導的家族後代，他們作為高幹子弟利用權位和關系在各個國有企業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國，並累積了巨額的財富。他們主要希望保護自己的龐大財富，並鞏固自身在國有企業和經濟的壟斷地位。他們就好像裙帶資本主義裏的保守派。

團派則大多來自於「基層黨員」出身，並尋求挑戰和打破太子黨的壟斷，因為他們認為太子黨的獨大與自大會為政權帶來不穩。李克強總理就是屬於團派的。實際上，雙方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領地」的基礎上支持經濟自由主義。

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希望能夠在兩個派別間取得平衡，並將中共權鬥的規模限製，使其能夠控製整個國家機器。最近的中石油貪案、薄熙來案、劉誌軍案（詳參考其他相關文章）實際上是各派為了瓦解對方的權力基礎的手段，這都顯示中共權力鬥爭已變得越來越失控。

沒有民主

一條經常會被提問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嗎？

習李的新領導層希望透過反貪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民意，並聲稱官無大小都會被打下來。所謂高官貪腐的審判實際上不過是場戲，實質是用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手段。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製官員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習近平跟本不可能實行更廣泛的反貪腐運動，因為這會揭露出中共更多的醜聞，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

因此，反貪運動本身就是個高風險的政策。事實上，此運動已經向政權反彈，讓民眾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貪官的鬥爭。七月，陜西省神木縣上萬人包圍政府大樓，抗議該地貪官的升遷，指控官員挪用公款，並廢除了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

這是為什麽習李政權不會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懼怕連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會導致政權的崩潰。習李政權可能會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戶籍製度，但是政權的真正民主化幾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權正在加大鎮壓。

中央政府甚至向學校老師發出了一份「七不講」，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以及貴族資產階級。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眾運動更堅定了中共反民主的決心。埃及穆爾西的下臺引發了中共喉舌的口誅筆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並強調社會的和諧穩定。

就連香港作為北京承諾能夠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地區，親北京的政客與發言人最近都不斷強調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並堅持要對參選人進行篩選，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夠參選。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會失控，這會導致中國大陸境內會發生連鎖反應。

在此狀況下，中共會在中國各地實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過是革命的副產品」，當中共面對強大的民主革命運動時，才有可能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讓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國的社會矛盾發展已經比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都更嚴重。國家基本上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繼歐美下一個的爆發地。面對不斷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對策只會是更多的打壓，最終必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一個政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算現階段規模較小並且需要地下進行組織，都可以在未來的危機與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狀況一樣。

薄熙來審判結束　揭示中共危機加劇

前中共高官薄熙來在八月份經歷五天審判，結果卻出乎中共領導的意料之外。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獨裁本質與其警察鎮壓機器。這審判被廣泛視為中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並讓人一睹國家與獨裁者內部如何深陷危機。

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領導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並被起訴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領導層旨在透過這場審判來加強其“反貪”運動，鞏固自己的威信。

他們一方面想抹黑和消滅這棘手的政敵，但同時容許審判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希望營造中國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種協議似乎達成，去容許薄熙來挑戰其中一些指控，並容許他對證人進行反復盤問。但是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效果卻適得其反，薄熙來與他的法律團隊否認所有指控，並主導了整場審訊。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強迫作出虛假的供詞，說“我違心的承認過這個事情”。中國刑審大量使用迫供已是眾所周知，薄僅僅是證實了這點，但盡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層口中道出這個事實，帶來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經使用類似手段，如在重慶打擊犯罪集團的“打黑”中，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面對即決裁判。

政權失去控製

毫無疑問，薄將被判有罪，並被判長期的監禁（判決將於之後公布），但薄的這場審判並沒有像之前高官貪腐案件一樣，跟隨相同嚴密的劇本。他否認所有對於他的指控（幾乎肯定這超越了審判前達成的協議），他的自辯被媒體描述為“霸氣猶在”和“非凡”。他的抗辯成功打擊了數名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謀殺罪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形容谷開來“已經瘋了、經常說假話”。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2008）和陳希同（1998），其兩人的審判在一天之內結束，薄的五天審判則長得多。可見，這場法院案件明顯走出了當局的控製。

庭審結束後，公眾普遍地認為，薄熙來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看到整個中共國家的腐敗，在這方面薄熙來與其他高官沒有兩樣。新左毛派一向視薄為現時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領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對薄熙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倡議者，也紛紛抗議這場審訊距離公平還差一大截。

微博一項調查指出，在那些過往不支持薄熙來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審後對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顯得非常薄弱，除了證人的證詞和薄自己的供詞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詞後亂了陣腳。

由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嚴重地依賴口供，而往往是用強迫的口供來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況。隨著審判的發展，國家媒體加大了對薄的攻擊，去掩蓋檢察官的糟糕表現。

控方的任務也由於當局減少對薄的指控而變得更為復雜，指控只復蓋他涉嫌的輕罪中的一小部分。這已是了高官貪腐案件中的常規。當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貪程度，因為這將牽連到其他官員下馬，破壞整個政權。

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只涉及貪汙和受賄約2,500萬人民幣，而且只牽涉他在掌管大連市的時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慶時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龐大的金額，並且牽連其他高層人物。

如時事評論家們所指，2500萬人民幣對於今天的貪汙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貪的還少！在九月份，當薄被中共開除出黨時，中紀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參與在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殺一案等（此案是谷開來被判死緩的原因）。作為協議的其中一部份，對薄的指控由六宗罪減至三宗。

薄在國家層面中仍然有相當強大的後盾和人脈（江澤民派系），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對中共的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謹慎處理（限製指控），並給予薄在庭上抗辯的空間。這正是薄在庭審利用的一點。也有可能是由於這些後盾目睹中共權鬥似乎正在擴散，如針對薄的盟友，例如有“國安沙皇”之稱的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以及其同僚，於是慫恿薄去進行違抗性的自辯。

然而，盡管薄熙來否認所有指控，他的抗辯沒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沒有揭發其他高官的貪腐，也無直接攻擊政府或司法製度。他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針對控方證人如商人唐肖林。明顯地，若果這場審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縱者必然是中共的領導層。這種自我審查很大可能是審訊前協定好的一部份；但這也同時反映薄熙來作為一個頂級太子黨，不論現在的領導是誰，都有意識保護整個獨裁政權。

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見薄並沒有偏離官方劇本：案中沒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慶時期的政治紀錄。但重慶管治卻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數中共的頂層反對他的偽毛派民粹主義－所謂的“重慶模式”，恐懼這會演變為反抗政權的運動。薄間中拒絕跟隨北京的路線，並為爭奪國家地位而沈迷於自我宣傳；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饒恕的。

審判為“透明”、“公開”？

庭審結束後，官方媒體描述薄熙來的審判為“公開、透明，被輿論認為史無前例”。然而，若對比1981年的“四人幫”（毛澤東遺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審判，薄熙來的審判實際上反映司法製度的公開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審，包括330名記者。但《新華社》報導，薄熙來的審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選過的記者，一切國外記者不容許進場。今天的領導政權非常不穩，對比鄧小平的政權和其親資本主義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幫”的審判為現場直播，但在薄熙來的案件中，只有網上微博的“現場”文字報導，當局操控一切發布的消息。隨著審判的發展和起訴案的破裂，對“即時發布”的操控變得嚴密。法庭內傳出數個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刪掉，例如薄熙來聲稱他開除王立軍的決定是得到上級官員的批準，被估計為國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

當局恐怕情況會失去控製（已發生），因而想去限製訊息發布的內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現是對當局的一場痛苦的教訓，在將來對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開放也會更加警惕。

判決將會在稍後公布，這也將為政權帶來問題。如果薄的判刑過於嚴厲（例如死刑，這不太可能發生），可能會激發抗議，因為案件太過薄弱。與此同時，若果薄違背協議，或挑戰案件針對他的某項控訴，當局將會希望懲罰他的反抗，至少對其他人能有威懾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當致閉幕詞時，檢察官要求對薄作出“嚴厲的懲罰”，對比六月份鐵道部部長劉誌軍的審判，檢察官要求“仁慈”的判決，因為劉有“合作”和承認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監禁或死緩，像劉誌軍和谷開來的例子（盡管這些涉及更嚴重的罪行）。官方媒體也提出了對谷開來貪汙而可能進行新審判，明顯地這在去年審判其謀殺案時從未被提到。這可能是國家對於薄熙來缺乏“合作”所作出的報復。

習近平反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嘗試平衡黨內的不同派別，為求推動一個自由經濟的“改革”方案，同時嚴厲打擊要求放松政治管製的訴求。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並代表著傾向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則主張更多的市場自由化。

傳統上反貪腐的運動從來是項莊舞劍，誌在權力鬥爭。習近平想削弱阻礙其經濟政策一派的利益，並從強硬的反貪表現來贏取公眾的支持。但一旦反貪運動發展過火，將是危險的；可以觸發無法控製的權力鬥爭，並吞噬整個政權。群眾也將更勇敢地對抗腐敗的官員，如7月份發生在陜西省的抗爭，10,000人包圍政府，抗議涉嫌貪汙的縣委書記 。

權鬥繼續

薄的審判結束，但中共權鬥尚未完結，甚至有跡象會蔓延。與薄有連系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調查，就是被拉下臺。比薄更高級的前政法委書記及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可能是下一個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製國家壟斷的石油業，似乎是習要打擊他的另一原因，作為松綁國家壟斷的一步，並帶來更多私人投資。

在周永康管治下，國安機器以龐大的比例增長，令維穩費用比軍費更高。習可以利用打擊周永康達到民粹目的，予人打擊“濫權”的印象。作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調查，將會打破中共“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 ，即作為政治局常委有不會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員則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來，與周永康有關系的數名商人在四川（周曾為當地的省委書記）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調查，此外中石油（中國最大原油生產國企）四名高層最近亦被罷免，正在接受調查。這些高層被稱為“石油幫”，以周永康為頭目，控製著國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亦在9月1日被罷免，涉嫌“嚴重違反紀律”－這通常是指貪汙。莊潔敏是中石油集團公司前董事長，與周永康關系密切。

內部權鬥連系至習李想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打擊坐擁各業界的“既得利益”。習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資和解除管製，希望從而刺激經濟，避免債務危機爆發。他們似乎針對石油業這個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陣，以推行經濟重組，就如現時被廢除的鐵路部的一樣。

重要行業被中共某些領導和幫派控製（如2010年“維基解密”的報告所描述）。李鵬家族控製電力行業，溫家寶家族控製寶石貿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則控製石油壟斷。

顯然，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並發動新一輪的政治鎮壓。他與李克強竭力推進經濟改革，但若這威脅到其他派別的既得利益時，將會挑起更多黨內沖突。習李的經濟改革旨在開放國有壟斷部門，讓更多“市場力量”和私人資本進入。習將在11月的三中全會公布“架構調整”的新措施，越來越龐大的反貪行動也是用來鞏固習對政權的控製，用來限製不同派別對新措施的抵抗。

連有蔣潔敏在內下臺，過去10個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員被拉下馬。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習反貪行動的重大成果，但實際上不過是權鬥日趨尖銳，而且這可能會在未來爆發。高層的權鬥反映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緊張，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

社會主義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親資政策和專製統治。現時急切需要建立獨立工人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替代，迎接未來重大的政治戰役。

中國：習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內地政治打壓不斷加大，以消除來自左、右兩派的反對之聲。習李領導層打破了自由派團體希冀新政府會發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采取嚴格的措施進一步限製異議和打壓社交媒體，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為靶子，來警告其他人要低調。

2013年9月9日，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臺新的法律解釋，當局繼續加大對網路言論的打壓。新的法律解釋中，誹謗資訊被轉發達500次或被流覽5,000次，可判刑三年。網路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可公訴，而網上散布謠言起哄鬧事可追究尋釁滋事罪。

這一輪針對互聯網言論的打壓，已經進行了幾個月。8月份開始秦火火案，薛蠻子案發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謠傳謠3000余件、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及非法攫取經濟利益。8月23日美籍華裔微博名人薛蠻子以嫖娼名義被捕。

這些之前被大量粉絲關註的“大V”紛紛落馬。當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發表危害當局利益的言論。新華社稱這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線民被以“傳播謠言”或者製造“不愛國言論”的名義被抓，據網路報導最近數周有上千人被捕。雖然沒有完整準確的數據，但是根據《財新網》引述的一名官員稱，僅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來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幾個月當局還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聞網站，甚至一些舉報官員貪腐的國營媒體記者也被逮捕。《新快報》記者劉虎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中國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嫌瀆職犯罪，於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連署的致習近平的公開信，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臺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然而，“毛式正統”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壓，習近平絕不希望回到毛時期的計劃經濟。相反，習李當局致力於新一輪的經濟自由化，他們希望通過去管製、私有化等政策，來減輕危險的債務負擔。

然而這使即將處於經濟危機之下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觸發更多失業和物價上漲。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時人們也通過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傳播資訊。在罷工和群眾抗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號召遊行，傳播抗議和警方打壓的資訊，使運動得以傳播、爭取外界聲援。如最近在江門的抗議中網民起初透過網路號召在當地東湖廣場聚集，促成大規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蘇啟東近萬名中學生，最初就通過QQ和社交網站發起集會，號召上街抗議啟東市政府核準鋪設汙水管，促成至少5萬人示威。而中共政權也看到2012年在中東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眾運動中，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當局感到必須進一步限製網路言論空間，防止不利於當局的資訊擴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反而由於習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觸發新的鬥爭。在中共權力鬥爭中，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成為鬥爭雙方放消息的管道，而這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威。在薄熙來事件的發展中，網路媒體發揮了重要影響。如王立軍逃到美領館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網上被曝光，幾天之後才被官方媒體確認。政府為了令對薄的審判表現得“公開公正”，以微博發布庭審消息，同時控製話語權，以免公眾輿論失控。因為習近平當局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試圖在黨國內部“收緊紀律”和“把權力置於牢籠中”，防止權力鬥爭失控，激發反政府的群眾鬥爭。

今年5月份當局推出“七不講”（包括禁止在課堂上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首先由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隨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

為了贏得支持，習李新領導層出臺許多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打擊腐敗。習近平稱“蒼蠅”、“老虎”一起打。而由於“網路反腐”，許多貪腐官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曝光，導致陜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不斷爆出，甚至一些較高級別的官員也由於“網路反腐”下馬。

據網路報導僅在中共十八大後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官員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然而習李領導層並不希望這種民眾自發的“網路反腐”，而希望將“反腐”完全處於中央的掌控下作為民粹主義和打擊黨內對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敗案件曝光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

而這些都讓面對大量群眾不滿的中共當局感到必須加大控製言論，害怕一絲一毫的放松都會危及黨國的存亡，因此拒絕任何民主化。政權響起新輿論戰的訊號，以主導網路和消除異議聲音。《北京日報》首頁的評論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9月3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能不能保持黨的思想宣傳優勢，能不能守住意識形態領域陣地，能不能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確實是亟須高度關註的重大課題。”

而與此同時，這一輪的打壓不僅僅局限於社交媒體和“網路謠言”。政府正加緊對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對手。這很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在會上，習李希望表現“團結”提出一籃子“激進的”經濟改革。但這輪打壓持續的時間愛長和深度廣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近來的抓捕顯示當局最高領導層希望給予社會各個階層一個明確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許誌永，他是“憲政派”新公民運動的一名領導成員。他在8月份被當局正式起訴前已經被警方軟禁了數個月，因為此前他組織了數場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集會。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大發展是，億萬富翁和投資人王功權被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是許誌永的主要盟友，同時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級富翁，針對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當局的首肯。

同時“左派”同樣受到打擊，記者宋陽標由於鼓動挺薄熙來的抗議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業家楊秀瓊由於在“天網”上發布薄熙來審判時法庭外抗議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

這次受到打壓的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雜誌在內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為敵對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這一指控可能導致被監禁數年的風險。最終，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離中國。這是筆者兩年前被捕之後，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類事件。

《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目標不僅僅是批判中共政權、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且從群眾鬥爭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們圍繞這本刊物組織起來，通過民主討論製訂政治路線，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力量。因此，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行動”，建基於本刊的立場介入諸多群眾鬥爭，例如香港碼頭罷工、反國教運動、占領中環等。中共政權感到由此帶來的威脅，因此長期打壓本刊的內地撰稿人。

中國大陸的群眾示威具有強大的潛力，但由於工人群眾沒有組織權利，目前大部分抗爭仍然是分散和短暫的。但通過網路的幫助，群眾示威有進一步組織化、持續化、激進化的趨勢。網路亦成為地下政治組織重要的溝通平臺，下一步就是將網路轉化成群眾組織，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夏俊峰案：一個小販與兩個城管之死

試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夏俊峰案與左翼對維權鬥爭的態度

來自讀者的觀點

“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被刺的城管執法者申凱的一名同事這樣說。《新京報》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淩晨，沈陽中院發表聲明，最高人民法院經復核認為，夏俊峰違規經營炸串，與執法人員發生沖突，即持刀行兇，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二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準死刑的裁定。

根據夏俊峰遺孀張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淩晨法院工作人員通知夏俊峰家屬在早晨6點見最後一面，見面時間限定在半小時內，並且拒絕家屬和夏俊峰最後拍一次照的要求。當天上午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下午火化遺體，晚上通知家屬第二天上午9點去領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網絡熱潮

夏俊峰案經過五年的風風雨雨終於以沈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而告終。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與妻子在街頭販賣烤串，被城管沒收經營工具，並遭毆打。夏 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憤而用製作烤串的水果刀殺死兩名城管，重傷一名。其後，夏俊峰分別於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審與二審判處死刑。

當局早已知道夏俊峰執行死刑會引發軒然大波。根據媒體人泄露的消息，宣傳部門事先發布禁令：“遼寧夏俊峰故意殺人案死刑復核已審結，將於9月25日執行，各媒體如作報道一律依據法院發布的權威消息刊播，不評論不鏈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難敵民意濤濤，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和網絡上的最熱門消息之一，新浪微博總計有412萬條相關信息，還不包括眾多 已被刪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門戶網站的相關新聞下，網易網有超過10萬網民回復，新浪網有5萬回復，騰訊新聞網也有3萬多回復，多數網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於夏俊峰死刑。

事實上多數網友也認同夏俊峰暴力殺人，理應受到懲罰。但對於當局為其統治需要利用國家機器冷血殺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滿。更有 不少網友憤怒於“司法不公”與“刑不上大夫”，質問道，劉誌軍可以不死，谷開來可以不死，為什麽夏俊峰就要死？貪幾億、幾十億的不死，而販夫走卒，升鬥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來，夏俊峰案已經成為民主自由派知識精英群體挑戰當局司法和管治體系的一個標 誌性事件，其妻張晶也成為公眾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萬粉絲，甚至其他眾多訪民和民眾為引起外界註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幫助。著名網絡維權者“屠夫”首先 介入該案宣傳，著名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二審辯護律師，知名大律師陳有西擔任司法復核階段的辯護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微博上一年來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籲“刀下留人”，童話作家鄭淵潔和臺灣藝人伊能靜等也紛紛聲援。國內上百家親自由派紙媒和網站數年來一直介入跟蹤。《南方都市報》記者在網絡上發布 的辨訪手記也承認說，該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極致，公眾、精英、名人與法律專業人士廣泛關註，就差直接申訴總理了。事實上，執行死刑前也確實有網友在網上 發起聯名呼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夏俊峰特赦。死刑執行當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陳有西等為首的25名自由派維權律師發表聯合聲明質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復核，要求高院公開復核意見書。

當局為何選擇在當前這個敏感時期發布高院復核決定，並立即對夏俊峰執行死刑，自有出於其統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審終結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網上某個律師的說法，要殺早就可以批復殺，要不殺怎麽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這不僅是高院無 視自己公開作出的“可殺可不殺的，慎殺”的司法承諾，而且是悍然置輿論與民意不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意與網絡民意相逆。如有網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對人民 大學教授張鳴說，“夏俊峰就是讓你們給喊死的。”

城管與小販間的矛盾

城管與小販間的暴力沖突今天早已不是什麽新聞，而 且往往引起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討論。既有“民粹派”為飽受官府爪牙欺壓和蹂躪的街頭小販打抱不平，並對流氓和黑社會般的城管群體深惡痛覺，也有“秩序派”宣 稱城管是維持城市和市場正常手續的必須手段，並對貪利狡詐弄虛作假的刁民小販恨之入骨。由於網絡活躍群體的本身構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識工人和青年學生群體，而支持城管維持秩序的多數是社會中保守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爭論本身成為了“小資及其無產階級後備軍”與“中 產階級”間的口水戰。

這種對城管與小販的關系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資本主義實質經濟秩序與虛偽政治民主間自相矛盾 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城管”還是“小販”都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產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維持失業大軍，同時推動 “無規則無計劃”私有的小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為維護大資本和統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壓製無序的邊緣競爭。而這種現象絕不是什麽加強管理或者“人性化關 註”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鎮出現的職業街頭小販多數來自於城市底層貧民、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遷移進城市或求職的農村人口、暫時失業或 失學的農民工與青年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街頭小販而暴富成為資產階級， 這不同於80年代初資本主義市場尚未成熟之時 的個體戶。假如有其他相對穩定和豐裕的收入，其中多數人是不會從事街頭小販的。他們本質上就是無法得到充分就業的無產階級和準無產階級。

如沈陽小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國企破產潮中被迫下崗的技校工，母親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親是農村戶口，做環衛臨時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與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妻子兩人起早貪黑以烤串為生，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崔英傑殺城管案中的崔英傑是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父母都是身體患病的農民。崔本身曾是“優秀士兵”的退伍軍人，當時擔任 娛樂場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從事街頭燒烤的兼職補貼收入。崔英傑因在與收繳的城管們爭奪自己擺攤用的三輪車而刺死城管副隊長李誌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沖突的發展，城市失業、無業民眾大幅增加，特別是 1990年代後，下崗工人、農村失地、失業人員大量進城，而社會保障機製缺失。資本主義統治當局要維持城市統治秩序，又無法高成本和大規模地動用與擴充警 察，也不利於宣傳，應運而生創造了城管——這種低烈度的維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來強製解決矛盾。其主要管理對象就包括街頭小販和強製拆遷等。簡單 地說就是將其他正式執法部門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勢群體和相關事務統一交給臨時委托執法的機構，無論是在編製序列和執法權上都缺乏法理依據。

原本當局是為降低與民眾暴力沖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執法，在很多時候反而發展成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隊來彈壓民眾與城管的沖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雲南昆明當地的城管與民眾在兩月中連 續發生四起卷入上千人參與的暴力沖突，最後都必須依靠特警進行強力鎮壓。而各地在與城管沖突中被打死的小販和圍觀群眾的案例就有十數起。今天隨著資本主義 內在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這種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開始裝備裝甲車和武裝到牙齒的防暴械具。

當我們認識到城管機構是國家暴力機關的同 時，我們也應該關註到城管隊伍的構成本身也是各類底層民眾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規模下崗的國企工人、無業的街頭流氓無產者，求學完成後就業有困難的 青年學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殺死的城管都是來自並不寬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隊長申凱是退伍軍人，一家四代單傳，與妻子離異，無後代。另一個城管張旭東，與 老婆孩子、年邁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個人擠在一間單元房裏，他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事實上也只有這些無其他更好經濟出路的社會底層才會成為城管。城 管機構的主要領導都是從公安、工商和衛生部門借調來的不得意中下層官僚（仕途順利的很少會借調去城管這個勞力又不討好的部門）。即使作為編製內的領導合法 收入不過數千元，而下層多是臨時雇傭的合同工，更只有千余元的收入。罰沒小販貨物和接受賄賂是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製度根源

資本主義製度下，這種官民沖突從未停止過。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販抗議政府官員自焚而引發的。即使美國和香港也有類似城管的街頭管理工具，而在美國街頭少數族群遭到警察槍殺而引發騷亂也並非個案。

因此，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應該積極參與與關註這些現實的維權鬥爭，身體力行地站在捍衛最廣大勞動人民基本利益與民主權利的第一線，並同時揭破自由維權派期盼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與司法獨立神聖的幻影。

中國礦工受肺病困擾

今年，中國西藏、吉林先後發生了重大的礦難，共有近百名的礦工死於非命。礦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所關註的焦點。可是在工作之余，還有另一個問題威脅著礦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量農民被迫到礦山工作。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相當數量的礦工患上了職業疾病——塵肺病。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國就有新增的塵肺病病例23812 例，整個中國有將近53萬塵肺病人。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礦的病患，中國全國估計有 100 多萬礦工患有塵肺病。就連中國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塵肺病已經成了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報道中指出，超過半數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業裏。這些企業由於高額利潤的驅使，往往缺少安全運營的機製，甚至沒有保護礦工生命安全的設施。所以這些沒有安全保護的礦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對中國礦工來說可怕的並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礦工白學堂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認命。 ”

白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大多數中礦工的現狀。許多患塵肺病的礦工根本無力支付治療的費用（甚至有的礦工為此傾家蕩產），也無法維護自身的權益。2010 年 12 月廣東佛山，一群患有塵肺病的礦工上街向政府請願，結果遭到警察的攔截與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塵肺病的礦工集體到深圳上訪，冒雨向政府請願，直到後來一名礦工因病情突然惡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在正常情況下，能得到政府補貼的只是極少部分的礦工。由於塵肺病根本無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礦工一些在維權過程中發病死去，另一些無法得到治療、無法維權的患病礦工只能在家裏等死。

社會保障的缺失，對礦工造成的威脅遠大於肺病本身。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縮減了礦場中的安全保護設施，讓礦工在高危環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極大，礦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無論是在小型私有的礦場，還是大型的礦場，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這樣，礦主的利潤就達到了最大化。

“向錢看”的資本家們，將中國的礦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礦場”：每個在井下工作30年的礦工，死於礦難的幾率為7 %；每開采百萬噸礦，就有0.49個人死去（還沒有算上瞞報的以及死於塵肺病的）；每年患塵肺病的人數增長近2萬人。

在中國，礦工已經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礦工的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他們依然是中國最窮苦的被剝削階層。

只有礦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抗爭，並聯系上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一黨專政的群眾鬥爭，才能改變礦工被奴役的命運。

中國：恐怖主義侵襲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媒體最初低調和隱晦的報道之後，周一在中國最具象征意義和警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襲擊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左右，一輛白色的多用途旅遊汽車沖上龐大廣場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壓與沖撞遊客人群達400米。

包括駕車的烏斯曼·艾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內造成5人死亡與40名路人受傷。當局已確定襲擊者為維吾爾族。這是一個來自與中亞接壤的廣袤的新疆地區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少數民族。可以想見，這一悲劇性的事件將觸發對維吾爾族鎮壓升級的擔憂和加劇維族與多數人口的漢族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一貫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這不能增強對中國專製當局的群眾反抗，而只會分化被壓迫者，並使群眾鬥爭變得更為困難。雖然事件其中仍有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們的反應也因此只是暫時的，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周一恐怖襲擊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遊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賓女醫生和來自廣東省的普通平民遊客。他們都是在車輛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從更長遠的來看，在這個事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維吾爾族群眾，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中共專製當局加緊其在新疆執行鐵腕政策的借口，並也可將其用於針對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見該事件將起到相反的結果。當局用來鎮壓少數民族實現地區“穩定”的措施也可以成為當局用來打壓漢族工農爭取自身權益利鬥爭的類似鎮壓措施的試驗場。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沖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裏，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製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製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采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製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製當局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製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癥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製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製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麽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製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製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製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劃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麽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麽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製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汙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汙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癥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癥，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汙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汙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癥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裏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汙染有聯系。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汙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製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汙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製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采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汙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汙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汙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盡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準建設。盡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咨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系，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采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製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系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系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系。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系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系，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雇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麽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盡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製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雇傭了現已因貪汙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裏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誌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系。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註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製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汙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誌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製是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盡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系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製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註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製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盡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松國家政治管製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製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松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註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征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註會議出臺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製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製。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盡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製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盡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製，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製權從地方（事實上製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製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製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製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裏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蕩”。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沖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製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製。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製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麽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製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裏借用了向資本主義製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製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臺灣的專製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裏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製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镕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製。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裏，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臺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臺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麽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沖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製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征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沖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著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沖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征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陜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著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覆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借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沈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盡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采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系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著。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臺，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復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系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麽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沖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沖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沖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沖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裏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臺。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製，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簽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麽信號？

隨著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系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蕩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哄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準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采訪時與在酒店裏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采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麽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臺！”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著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癥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籲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裏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製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註事件，並盡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全茂名市罷課一天，並以全市總罷工一天作為開始，將罷工行動蔓延至廣東省
停止限製茂名市的自由出入，停止封鎖資訊
停止暴力鎮壓，嚴懲茂名公安局高級官員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瘋狂發展的資本主義！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製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裏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著“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回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占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占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領華爾街”與臺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裏，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裏，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後，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占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贊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著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采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仿佛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製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麽“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製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裏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製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誌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誌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製、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製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劃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著“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臺，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臺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製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采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沖突。

整整一年裏，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製”，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裏，在價格雙軌製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製”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製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麽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製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雇傭製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盡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麽？”[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復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製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匯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製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麽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製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沖擊獨裁製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著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著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裏，所采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沖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征著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叠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板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沖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擡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雇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雇。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著盾牌警棍、戴著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盡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著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發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劃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汙染和反征地的抗爭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臺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製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製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製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裏，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著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裏。”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麽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裏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裏，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麽驅動的？

隨著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著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杠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系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系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著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著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汙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製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汙，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夥。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盡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麽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製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製。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系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汙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勛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麽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沖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蕩。在政權裏，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製要抑製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製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著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誌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製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裏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製，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裏，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著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著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蕩和沖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裏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著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板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臺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沈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沖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借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製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國，牽製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沖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製、君主立憲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相並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著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著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裏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蘇

是什麽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盡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麽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盡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盡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復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系，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著怎樣的關系？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汙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贊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麽？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著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麽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麽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著「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沖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余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沖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裏的余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余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沖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製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著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沖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沖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沖突之後，余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余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著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裏，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汙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余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汙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汙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余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癥。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余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余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沖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蕩，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系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余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汙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製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采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汙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汙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汙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盡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汙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汙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汙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汙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汙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汙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汙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汙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汙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汙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汙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汙染企業為了尋求寬松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汙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汙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借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汙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汙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欲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凈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製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製。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製著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製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茍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臺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製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臺後對網絡言論禁製從未有一刻松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幹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裏，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製」以加強控製，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製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余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製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系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覆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著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製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著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叠，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盡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余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裏，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幹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系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製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復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著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系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松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蘇」（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製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著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杠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杠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松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裏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著，等著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余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製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著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著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著：「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麽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凈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擡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著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卷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製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淡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盡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著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製媒體的專製體製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註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復這一花招不會那麽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麽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著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沖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借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製著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著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製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臺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淩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製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著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製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余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製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著“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著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反對中共專製政府對罷工行動的鎮壓，要求釋放被捕的西林集團罷工工人
支持工人爭取獨立民主工會權力、集體交涉權力和集體行動權力的鬥爭。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癥。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鑒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鑒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準作多一次醫學鑒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鑒定專家“打好關系”。

在 鑒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裏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鑒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製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製更是牢牢地縛綁著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裏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製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製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製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製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借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盡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著重強調意味著中共獨裁體製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製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製”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黨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製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沖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製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幹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製，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轉製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沈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註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製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製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製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盡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裏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製，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製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著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著更少的國家控製，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註。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巖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製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著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製。「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製。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製，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臺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著多層的外判製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著。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製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臺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著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著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盡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紮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跡”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跡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松”。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紮求存的企業放松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托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墻”，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蕩。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沖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沖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發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沖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盡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跡”，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雇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系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反對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體控製，公布事實真相
工人有權組織獨立民主工會
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
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落實八小時工作製
國有化所有銀行及地產資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叠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沖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雇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只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與世界水平相比，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但城市女性就業率已經從20年前的77%強下降到現在的61%。
農村土地使用證書主要在男性手裡，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寫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離婚的話，女性只能淨身出戶。
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現有5萬多家整容機構，另外每年還有一百萬人前往韓國接受整容手術。在北京，高中和大學女生佔全體整容者的80%多，這無疑與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有關，因為招聘廣告普遍對應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現在很普遍，並且十分公開，儘管這樣是違法的。僱主對發佈公然含有性別歧視信息的招聘廣告習以為常，因為社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反動觀念。人民大學去年做了一個實驗式調查，向求職網站遞交兩份同樣的履歷，但一份性別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結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試機會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試的機會高 53% ，在每個社會中，這些「規則」都來自上層的統治階層，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那樣。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麼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盡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1.2萬億元。
“資本家和地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澤民領導下的90年代，企業家才被允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日本時報評論道。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蕩。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幹，下午給中石油幹，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幹「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幹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只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征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系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盡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後，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麼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麼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麼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麼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墻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采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幹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桿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沖房地產泡沫爆包的沖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沖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桿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擡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擡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幹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黨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著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著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沖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鏟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著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沖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雇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著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仿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麼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鬥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著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癥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著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沖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沖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杠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杠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只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杠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蕩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沖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著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杠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杠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累累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杠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沈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杠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杠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杠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托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系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杠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幹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松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沖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蕩。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著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幹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幹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杠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杠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著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著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蕩。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著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幹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盡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麽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麽做出這麽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余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著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采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松”——沒什麽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著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著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采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僵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著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借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仿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麽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麽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幹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幹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麽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蕩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蕩。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采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板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著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借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著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松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著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在2006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去年中國的排放量比歐盟和美國加起上更多。
但中國也是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在巴黎峰會開始前，官方專家發表了一份900頁的報告，突顯了這一點。報告指出環繞中國的海水位的上升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快，對作為經濟重鎮的主要沿岸城市（上海和香港）造成威脅。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世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鐵等大型基建項目都因為降雨量增加凍土溶解而受到威脅。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幹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癥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麽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著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沖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系，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著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著顯著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後撤訴。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采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著當局將采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表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雇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著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蕩。」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系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著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停止迫害中國勞動維權人士！停止鎮壓罷工工人！
支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的權利，以爭取就業丶工資丶社保和改善工作條件！
國際工人階級團結反對緊縮與鎮壓！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著「浦誌強無罪」。公安戴著虛偽的笑臉，對著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盡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渺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采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盡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著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麼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著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麼？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沖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沖。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沖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沖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沖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沈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盡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跡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盡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準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系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板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咨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凈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雇、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雇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蕩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沈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卷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表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雇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雇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采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板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盡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系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借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簽。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咨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余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盡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麽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蕩。”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僵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僵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征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沖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镕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僵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镕基當時那麽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沖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系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麽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沖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麽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劃去抑製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僵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蕩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麽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蕩，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綷反對個別老板或地方官員，而是愈來愈傾向針對黨和中央政府。這批礦工來自該區最大的國有企業龍煤礦業有限公司。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減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蕩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並。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麽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蕩。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僵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蕩，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麽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跡”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麽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黨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麽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墻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幸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采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受訪者：P先生（山東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麽樣？

P先生：我們這裏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裏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著落。
余夏：年輕人就業情況怎麽樣？在傳統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服務業是否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麽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裏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著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墻」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采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采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采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借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僵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系」。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盡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蕩。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著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盡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麽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蕩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麽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麽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盡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製——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盡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著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麽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裏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製、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裏根打擊並箝製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裏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裏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裏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著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註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汙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註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汙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汙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盡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汙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製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系，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采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卷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製。在效仿俄羅斯立法限製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盡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製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準」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臺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盡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蕩。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著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蕩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註。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裏，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聯系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雇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盡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麼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著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裏開辦工廠丶采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借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著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覆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著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凈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借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製。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盡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蕩。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製，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製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盡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采取間接的方式壓製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裏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麽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夥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幹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汙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後，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臺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著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沖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盡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註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著最密切關系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準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動。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製約、資本投機猖獗的製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著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征就是，連體製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系（有些只相隔幾公裏）並聯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盡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臺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墻”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裏，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體組織——盡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麽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征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征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系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復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製（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註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盡管許多毛派稱贊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麽關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製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製資本主義的舊製度。在烏坎的經驗裏，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製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回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麽想。但事實是，盡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蘇，而是沿著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蘇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註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蕩。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松政策，結果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余的疲軟復蘇。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製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凈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著多年來資本凈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製“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製。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製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借此蒙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裏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著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著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麽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匯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麽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著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裏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杠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麽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麽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杠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采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裏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盡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板的見聞。這位老板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麽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裏，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製推行新的工時製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裏，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製度。新的工時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製度，取代現時全日製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雇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系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製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采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著，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製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湧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製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蕩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製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裏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采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盡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蕩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幹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製手段！
廢除沃爾瑪的綜合工時製度，采用每周40小時工作製、大幅漲薪、落實工人集體談判權！
禁止對罷工工人和代表采取報復手段，維護工人建立網絡和獨立組織的權利。
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註。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盡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製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製，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采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製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製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著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裏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夥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沖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徹查全國防洪狀況，消除隱患；
取消新聞封鎖和言論箝製，讓群眾得以了解真相，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謠言；
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按照自願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實行有計劃的農村建設和生產。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辟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反對鎮壓及逮捕示威者
向財團課，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業全面民主公營，通過民主的經濟計劃創造就業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系的家族。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註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盡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采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裏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盡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裏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製征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著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麼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淩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蕩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獲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製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準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鎮壓烏坎村民
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對維權律師、工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假審訊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推翻中共一黨專政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後，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註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製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著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咨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裏，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墻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復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僵屍企業負債累累、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製。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松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盡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盡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製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著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系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盡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製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著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沖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誌，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製製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著習近平自己的垮臺——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著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製”還是“個人獨裁製”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製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湧湧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製和嚴格控製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盡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汙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著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盡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系，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沈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製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盡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製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註。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製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製。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匯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製度代替著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著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機製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幹的問題纏繞著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麼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製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麼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製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別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製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系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仿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製，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製衡」的機製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製，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製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著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著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盡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汙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汙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凈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汙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汙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汙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汙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汙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製和壓製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汙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

自我失敗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計劃將耗資2.5萬億人民幣（3,600億美元），比2011-15年期間增長了39%。 目標是在2020年27%的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對這些投資缺乏任何協調和民主監督──資源和投資決策被與官商勾結共同體所劫持──意味著中國的綠色投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霧霾打擊了許多中國龐大的太陽能發電場的產能。科學家們警告說，在一些北部地區，巨大的風電場減少空氣流通，令霧霾問題更為嚴重。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今年的杭州G20峰會等活動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氣汙染的臨時措施，實際上對空氣造成了更大的長期破壞。這是由於幾個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廠只是暫時關閉，但之後產量會急劇反彈。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治藍天』很容易實現短期修復，但它帶來了嚴重的汙染代價，並不能真正解決霧霾問題。”該研究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郭鋒向《南華早報》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霧霾爆發背後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劇增加：在發電站、重工業工場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來源。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結果，大城市形成瘋狂的房地產泡沫而令市場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過去九個月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業部門，造成北京的嚴重汙染。”綠色和平的全球煤炭運營高級副總裁Lauri Myllyvirta說。

在高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年前十個月，煤炭產量從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價格上漲了80%。煤價反彈促使政府取消生產限製，從而導致11月比10月煤炭產量增長9%。

與其關心對抗汙染問題，中共獨裁政府倒不如更關心打壓反汙染抗議。在成都整個城市被霧霾籠罩，12月8當局對青年人抗議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當地人將汙染惡化歸咎於彭州市的化工廠產生過量的二甲（PX）。2013年民眾就是針對PX而進行大規模抗議，但當時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廠發展。

有八名藝術家在成都被捕，他們在當地舉行了一場非常簡短的街頭表演，表達反對汙染。還有些活躍分子在市中心的雕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號召抗議，成都市的大廣場因此被警方封鎖了三天。“成都的空氣汙染真的很嚴重，我一直感覺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們想采取一些行動，我們應該站起來。”被捕的藝術家之一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在西安市同時爆發。《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一個“異常巧合的小規模抗議”。在中國各城市爆發過規模大得多的抗議活動，有些是數以萬計人參加，反對建設高汙染化工廠。在6月份，湖北省錢江市的一家俄羅斯農藥製造廠，就發生過萬人抗議。社交媒體上流傳當中的抗議照片，顯示大量人群舉起雨傘──香港民主鬥爭的象征。根據一些官方調查，高達三分之一的中國“群眾性事件”與汙染問題有關。

在最近幾個星期，一個網上貼圖將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改為“為人民服霧”，受到網民廣傳！愈來愈多人面對“呼吸權”受到侵犯，透過政治反諷和幽默對“呼吸權”表達不滿。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將反汙染鬥爭與建立中國獨立工運聯合起來。這兩者都是對獨裁統治的挑戰，也挑戰到資本家追逐短利的經濟模式。汙染危機只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結束。這製度不是由企業支配的“民主體製”那樣。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能通過全球團結和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來解決。

中國勞工論壇爭取組織自由及全面民主權利，也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機構奮鬥，創建社會主義計劃體製來保護地球。

二零一七年

經濟危機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習近平就要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在這5年內經濟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陷入更危機，令中共當局如履薄冰。雖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鋼鐵價格迅速上漲，只是房產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沒有人認為這會對整體形勢造成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會繼續向勞動者發動攻擊。

降低社保繳費

今年4月，國務院決定為期兩年下調部分地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比例，以期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養老保險部分涉及20個省級行政區。10月末，國務院又宣布準備降低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有學者估計社保繳費基數降幅約為10%。對於中國勞動者來說，社會保險是一個矛盾的話題。面對低工資和高生活成本，繳納社保無疑是另一筆支出，這就是為什麽青年工人較少參加追討社保的鬥爭。的確，少部分勞動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願”放棄社保；也有雇主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要求繳納社保，工資就會減少。但更普遍的是，與地方官員勾結的資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欠繳社保。《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3.3%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約2.3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剛剛超過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區發生追討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廠萬人大罷工和被警察嚴酷打壓的慶盛服裝廠罷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雖然中共宣稱退休職工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但這個承諾很可能只對特權階層有效。根據財政部的決算報告，從2013年開始，在扣除財政補貼後，社保基金已經虧損。2015年虧損2913億，其中養老金虧損1731億。這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攫取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國家財富，造成前一代勞動者只能依靠後一代勞動者的社保費，也是因為享受較高退休待遇的公務員只是從2014年才開始繳納社保費。老齡化將加速社保基金的虧損，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諾會讓這個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很可能會像漸進延遲退休那樣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削減勞動者福利。社會主義者支持向所有勞動者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時保證他們擁有體面的收入，但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證明這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民族壁壘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卻讓他們自己為社保系統的破產買單。

工資增速下降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臺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采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咨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註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今年上半年全國罷工和抗議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內陸地區蔓延。同時政府的暴力打壓也變本加厲。工人群眾保衛自身利益的力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反抗統治階級轉嫁危機的企圖。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建設獨立民主工運，挑戰極權中共的資本剝削。

中國：烏坎抗議者遭嚴厲判決

九名抗議者被判，最高十年監禁

烏坎模式，曾經的集權主義國家地方民主燈塔已經被中共獨裁者謀殺。2016年12月26日，中國南方海豐法院對九名被告宣判，懲罰非常嚴厲。這無疑是向試圖挑戰中共統治發放政治訊號。相反，烏坎抗議者的命運將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議者自九月份發起抗爭就被當局逮捕，被判從兩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們是魏永漢丶洪永忠丶楊錦貞丶吳芳丶蔡加磷丶莊松坤丶李楚盧丶陳素轉和張炳釵。根據海豐法院網站的公布的消息，他們被指控舉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散布謠言的非法集會。但是判決的細節沒有公布。這個案例讓我們窺探到「習核心」對中國正進行廿五年來最悪劣的鎮壓。

2011年在烏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村委會的土地掠奪和腐敗，自此這條村被推到了全球媒體的頭條，被視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試金石。2011年12月，在殘酷壓製了村民要求丶抗爭領袖在警方看守所內死亡之後，抗爭代表和廣東省當局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使村委會被允許選出七個席位。林祖戀，一個當時支持抗議的中共官員，是整個進程的關鍵人物。

鎮壓

此後，林祖戀被選為村委會領導超過五個年頭。實際上民選的烏坎村委會毫無權力，村委會試圖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決2011以來的問題，但被上級政府當局阻擾而失敗。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發抗議，隨後村民被逮，七十二歲的林組戀被法庭以「腐敗」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戀被判處入獄三十七個月，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當局實施更殘酷的鎮壓。林真正的所謂罪行在於支持再發起群眾示威。他提出了上訴，並收回他對「收取賄賂」的承認。但上訴法院不出所料維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數被政治犯一樣，林也做了一次「電視認罪」。這顯然是在脅迫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脅持著他的孫子，並威脅要向他孫子提告。他的家屬指出，當局開了一個條件，如果林祖戀認罪他將換得緩刑。但這交易被揭發只是當局另一招伎倆而已。

當局為了打擊烏坎運動，以及消滅烏坎作為抗爭象徵，因而政治審判烏坎九名被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下命令殘酷鎮壓，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領導層改組時占據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條件與今天非常不同，當時胡的前任與村民達成協議，現時胡的強硬態度也與習近平對反對派「零容忍」的教條一脈相承。非政府組織丶人權律師和勞權人士被廣泛打壓，甚至中共當局派人越境綁架政治異議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範疇。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一直密切關註烏坎的鬥爭，因為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激動人心的基層組織和抵抗，但也要對任何與中共妥協的意圖作出警告。烏坎事例表明，林祖戀主張在中共體製內有限改革的實務派，也落得悲慘下場，證明獨裁政權不會「改良」到民主的體製，而必然會被工人階級領導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所推翻。

大慶市民舉行反汙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汙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麼毒死，要麼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汙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汙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汙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汙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汙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沖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盡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裏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癥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借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製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註。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著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幸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註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鑒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並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註，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製”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愈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采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註，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著“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遊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並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凈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著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臺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註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沖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嘩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復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註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製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製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註，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征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裏。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並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著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製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製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松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匯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製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裏，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製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製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製還是控製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臺，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製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製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製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淩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汙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汙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著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澱，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澱附近有上百座汙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澱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澱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臟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汙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癥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彌漫著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裏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癥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後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汙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沖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征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沖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製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汙染運動的借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製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卷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汙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並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註。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系。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麽移民到其它國家，要麽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沖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雇，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板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著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製。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墻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製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臺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臺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製，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臺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製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製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誌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臺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製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製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製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須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臺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製，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雇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製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麽？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麽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麽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系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沖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麽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沖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癥。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系。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盡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麽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麽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卷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采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製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臺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僵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沖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采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雇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著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贊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臺，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製製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采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贊的電影裏，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專製政府正在放松媒體管製。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製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盡管官僚專製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臺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著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沖。這意味著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糊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盡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註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製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製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製。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製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著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裏。在之後的兩個月裏，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沖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沖突的國家可能借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製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製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臺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製」。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臺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盡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製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製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高墻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墻”。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墻”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準。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墻”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墻”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墻”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著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製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製，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墻，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墻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臟。大陸網民只能忍受著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著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製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製。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陜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癥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著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幹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製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準。這意味著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杠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沖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註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沈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裏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後，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系」，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著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蕩。

盡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麼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采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贊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簽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盡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製。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盡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製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裏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製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製約。與上海幫關系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臺，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裏，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著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註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麼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製」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盡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製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盡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製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製。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蔔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著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麼等他垮臺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沈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註。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製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著「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裏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盡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沖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麼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沖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臺灣，而且執著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製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製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盡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采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盡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製著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製著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麼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麼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系）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系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製權，拒絕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杠桿保持控製。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製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製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著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擡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麼。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製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註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系（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製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製政權的效仿，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製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著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盡管資產階級建製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製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裏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汙，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註。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註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麼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盡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麼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癥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校方和當局為了盡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著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製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製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製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閑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來自雲南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發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製機製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製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著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盡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骯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盡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跡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跡”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製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誌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製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製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製，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製輿論，官方媒體將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製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製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製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製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征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壓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獨裁政府大肆打壓異見人士和各種政治討論。雖然大多數國際媒體關註的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異見人士，但實際上左翼人士同樣是政府的打擊目標。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行的一場左翼讀書會突然被警方搜捕，兩名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張雲帆和葉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開始指控他們“非法經營”，隨後又改稱“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些罪名只不過政治迫害的借口。半個月之後，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讀書會的兩名組織者（鄭永明和孫婷婷），而且還有其他四名參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黃理平丶韓鵬和顧佳悅）。除了孫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開承認自己是毛派。在那場讀書會上，參加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進行輿論審查丶打壓言論自由，而且還談到了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根本這才是他們被針對的原因。

廣州的這場政治打壓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因為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開始自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但此次的事件更為復雜。習近平比他的幾個前任更熱衷於引用毛澤東的講話。而且剛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場黨內高層會議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他推崇毛澤東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內的一些人以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習近平之所以要這麽做，部分是為了利用毛澤東在一部分群眾中仍有的威信，鞏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統治。

“反華勢力”

在打壓親西方自由派異見人士的時候，中共可以謊稱這些人“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以圖“顛覆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偽造的罪名的確能使當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現在警方聲稱這些毛派青年的讀書會是“反黨反社會”，無疑是令習近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今天的政策是親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也完全沒有關系。

在中國的年輕草根左翼當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數。他們雖然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束縛，在許多問題上經常站在中共政府那邊，例如反對民主和民族自決權。

警方打壓廣州讀書會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工人鬥爭的發展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懼。而且當局尚未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經濟狀況如果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引爆群眾長久以來的憤怒，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專製乃至資本主義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著中國群眾正在激進化。他們嘗試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盡管帶有許多毛主義思想），被中共統治者和鎮壓機器視為一個危險因素，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之上。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所在的廣州大學城有200多名清潔工人罷工，要求政府在更換外判物業公司的時候給他們合理安置。當時幾所大學的學生曾向罷工工人提供聲援和幫助。

網絡抗議潮

在廣州讀書會事件發生之後，全國各地數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學生和少數警察）和自由派學者簽署了聯名倡議書，譴責這場對民主權利和工人鬥爭的打壓。這也鼓舞了其他曾經受到類似打壓的左翼青年站出來，說出他們自己被當局迫害的經歷。這股反對聲浪迫使警方允許張雲帆等四人取保候審。但是他們仍然受到警方監視和騷擾，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與此同時，許多發出抗議和聲援的左翼團體被當局禁聲，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也會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的殘酷鎮壓。我們支持中國和全世界的群眾爭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在中國，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罷工工人會被逮捕並定罪；近三億農民工受到殘酷壓榨，而且還被當作“低端人口”趕出大城市，為地產開發商讓路。這一系列事實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利潤。

一帶一路：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的習近平“強人”政權來說，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越來越重要。據《衛報》所說，一帶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設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將超過65個國家連入中國經濟圈。這些國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陸，總人口45億，是中國的三倍。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設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鐵路丶跨國電網乃至光纜系統構成的大型“經濟合作走廊”。

“冰上絲綢之路”

中共獨裁政府將一帶一路宣傳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地理跨度還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謂的“冰上絲綢之路”的覆蓋範蓋，包括冰島丶格陵蘭丶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極地區。北極是所剩不多的尚未進行大規模油氣開采的地區之一，而且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蓋融化也帶來了新的海上航線。

超過130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在這次峰會上，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他說一帶一路將帶來全球化的新“黃金時代”。但實際上一帶一路所展現的是，中國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帝國主義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爭奪經濟勢力範圍。

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容納中國經濟。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仍未擺脫危機，各資產階級政府竭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令“去全球化”趨勢逐漸壯大時，中國當局擔心自己被關在主要市場之外。

仍處在較低水平的工資，和飆升的住房丶醫療丶教育價格，壓製了國內需求。盡管政府聲稱經濟動力正在順利地從投資轉向消費，但在2016年消費支出仍然只占中國GDP的39.2%。比重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於中國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著陸”

產能過剩危機是中國當局提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企業沒有銷售市場，通過不斷大肆舉債茍延殘喘，因而變成了所謂的“僵屍企業”。近幾年來，中國當局利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避免了經濟增速的驟降，也就是“硬著陸”。它擔心硬著陸會引發群眾騷動。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基建項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給本就不穩的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中共當局將一帶一路視為救星，用它來為本國的大型基建公司開辟新市場，而這些新市場又通過債務連結到中國經濟。所以中共才會在十九大上，異乎尋常地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習近平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表明一帶一路是不可撤銷的。除此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黨章的具體外交政策，是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

帝國主義

一個世紀前，列寧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丶爭奪資本輸出丶爭奪勢力範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讓丶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著印度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時報》，簡潔地描述了由國家資助的中國帝國主義是如何運作的：“中國從較小丶較落後的國家攫取土地和資產的方法很簡單：它向這些國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貸款，得到這些工程的股權，然後當債務國無法償還貸款時，中國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權。”

印度政府顧問Brahma Chellaney準確地稱中國是“債權帝國主義”。不久前中國租借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用中國貸款建設的港口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南部頂點，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國的公司通過借貸在斯裏蘭卡建造了太多有問題的基礎設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漢班托塔機場，以至於旅遊公司有專門的路線是去觀賞當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這裏中國的類似行為成了軍方和政府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不久前巴基斯坦參議院的一份報告揭露，在未來40年裏，位於俾路支地區的瓜達爾深水港91%的收入將歸中國所有。這座位於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國的公司和國家貸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漢班托塔港一樣，瓜達爾不僅是一個貿易樞紐，未來一旦發生地區沖突，它也會成為中國的軍事戰略資源。從巴基斯坦當局殘暴統治的俾路支地區到緬甸到印尼，一帶一路工程正在加劇民族和種族沖突，導致當地環境被破壞，居民被迫遷走。

中國在南亞的投資和基建合約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使印度成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勢力擴張的主要障礙。而且美國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啟了美國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安全對話，旨在抵擋中國的擴張。

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虛偽地相互譴責對方的帝國主義陰謀。工人組織和左翼不應該支持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只有國際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才能為群眾提供前進的道路。

沖突愈發尖銳

從一帶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國帝國主義有一些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它的規模。一帶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實現，那麽它會是一個龐然大物。其次，它將中國國內的獨特發展模式，也就是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復製到其他國家。這種模式令中國得以迅速工業化並升級基礎設施，但也造成了龐大的債務問題。北京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相關貸款將自己的債務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中國的金融精英認為這可以減輕負債累累的國內僵屍企業對銀行業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輔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包括英國丶德國和法國在內，目前已有61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國家的金融“專長”，使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貸款業務更符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傳統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那樣）。它認為這樣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他們希望借助一帶一路，用政府擔保的外國主權債務替換掉國內的不良債務。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最終只會將中國的“僵屍病”傳染到其他大陸上，同時也加劇民族沖突和帝國主義沖突。

習近平能否拆除中國的債務炸彈？

已被阿裏巴巴收購的《南華早報》在最近一篇社論中列出了2018年習近平政府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債臺高築丶住房危機和越來越敵對的美國。

長期以來，全球媒體已經就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做了許多評論和爭論。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謂的社會融資總量來計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銀行借貸量），那麽這個數字會達到304%。盡管政府一直在說“去杠桿”（也就是減少債務），但中國債務的增長速度仍然比GDP還要快。

“嚴重扭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很快就要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去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的債務增長“與高可能性的財政困難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連串講話改變了以往的鎮定口氣，更突顯出局勢的嚴重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1月於北京舉行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風險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的美國還要高。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嚴重扭曲”，而且“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是相當大的”。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做過類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說，必須要「拆解”影子銀行（據估計相當於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說中國可能會遭遇“明斯基時刻”，亦即投機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將防控金融風險稱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中的“首要戰役”，可見它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場戰役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然後在十九大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之後進一步升級。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這次“要來真格的”。

土撥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未可知。過去10年裏，中共政府經常發布虛張聲勢的聲明，宣稱自己要加快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收緊貨幣政策，從而讓經濟“更有效率”，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註入大規模的信貸“刺激”，以防經濟衰退。

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鬥爭，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統治精英對經濟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經濟衰退將會點燃群眾普遍的憤怒情緒。所以北京的經濟政策不斷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主導的信貸刺激之間搖擺。一位評論人士曾將這種反覆的循環比作美國電影《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講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撥鼠日不斷重復的科幻電影）。

隨著2018年的到來，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風險的計劃給地方政府丶國有企業以及那些收購了大筆海外資產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因為它們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全國各地的報道都證明，信貸緊縮政策正在導致各地的地鐵丶工業園區等基建項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連萬達和最近剛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險等海外並購巨頭，現在正在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機和債務風險，但稍有不慎則反而會引爆違約潮和金融崩盤。首先崩潰的會是處在邊緣的小型地區銀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機構，然後會像滾雪球一樣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

中國和全世界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產品”是相互關聯的，所以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交易和“產品”會如何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運作。影子銀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復雜的系統，大批復製西方金融業者創造的各種“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時，人們才知道危險在哪裏。

中藥處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會觸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一些經濟評論人士很正確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削減債務的決心有多大？

英國最大的獨立研究機構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亞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蓮告訴《彭博新聞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對於打擊金融風險措詞嚴厲，實際上處理方式卻溫和，因為當局害怕，若采取更強硬行動可能會危及經濟。”她將這種政策叫做“中藥處方”。

她指出，盡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強硬措施減緩了理財產品的增長速度（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的重要元素），但隨後又出現反彈。總的來說，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嘗付的理財產品創下了30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

朱夏蓮說：“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去杠桿。盡管市場普遍認為2016年的信貸流量打破了歷史記錄，但就新增信貸流量來說，2017年其實與2016年相差無幾。政府在某些領域收緊信貸，但在其他領域放寬政策，最後兩者相互抵消了。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彭博新聞社，2018年2月12日]

復蘇？

表面上看來，去年中國經濟有所復蘇，GDP增速達到6.9%，是6年來首次上升。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規模的信貸刺激（2016年新增銀行貸款創下歷史記錄）和比較有利的國際局勢（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直接同中國發生沖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元貶值10%，也減輕了中國經濟的壓力。

美元走弱，為中共政府遏製資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間。在2015-16年間，中國資本外流曾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18個月內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責其他政府“操縱匯率”，而它自己卻故意讓美元回軟，不過這也令中國央行不必每月花費數百億元資金去支撐人民幣匯率。

同時這也幫助北京當局自199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資本管控政策取得更顯著的效果。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的些許回暖，幫助習近平當局暫時穩定了中國經濟。但是全球局勢，特別是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穩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蕩已經顯示了這一點。

中國表面上的復蘇並沒有穩固的基礎。中共政府不斷說要拉動內需，但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去年，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銷量下跌，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市場分析人士稱，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

去年的一手汽車銷量只增加了3%，是6年來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車公司中，有8家銷量下降。價格虛高的房地產市場令新購房者背上高昂債務，嚴重限製了消費支出。

貿易戰是否正在逼近？

經濟和地緣政局可能會導致今年中美貿易沖突升級。華盛頓政府已經決定對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征收懲罰性關稅，而且現在它正在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升高，創下3,75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2016年為3470億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國資產階級的攻擊。

而中國也采取了報復行動，對來自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是美國高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最大買家，所以美國農作物成為中國報復行動的關鍵目標。中國也已經開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而轉向巴西。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進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於生產豬飼料，所以從美國之外的地區進口價格更高的農作物會導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進而加重群眾的不滿情緒。

保護主義

與此同時，特朗普指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侵犯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他可能也會對此采取行動。製裁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擊。

大規模貿易戰的陰影籠罩著依賴出口的東亞地區，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地區性貿易陣營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臨著嚴峻的阻礙，特別是因為中國丶日本和其他國家正在與它競爭。中國在反擊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時，也會提升自己對其他亞洲政府的影響力。

雖然資產階級政府在口頭上一貫反對“去全球化”，但其實它們自己也在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據世貿組織所說，G20集團在2008至2016間實施了1,583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項。

美國資產階級在危機面前驚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有許多“小特朗普”湧現出來。這讓人們擔心可能會爆發1930年代那樣貿易戰。去年，特朗普選擇改善同習近平的關系，中國似乎躲過一劫。

但今年的局勢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且他提出要繼續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特朗普的演講反映出“冷戰”思維，但其實中美緊張關系的惡化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

低薪工作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所指出的，“只是創造了更多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工廠仍在裁員，被辭退的工人經常得不到任何補償。”

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整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轉為派遣工，導致工作條件惡化，許多福利被取消，就連國有部門也是如此。

盡管中國早在10年前就實行了《勞動合同法》，而且政府聲稱製定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穩定性，但現在“新興”服務業部門的數百萬雇員在名義上被視為“個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我們在《勞動合同法》出臺時就曾警告過，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穩定，原因很明顯：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會，工人自由組織的權利也一直受到打壓。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則下降到35.1%。盡管獨裁政府嚴厲打壓群眾抗議，但是嚴峻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發起抗爭。中共政府急切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己的統治，正是因為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國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由於股市猛漲，中國女首富楊惠妍（同時也是中國第四大富豪）的財富在2018年的頭4天裏增加了21億美元。35歲的楊惠妍是中國銷售額第一的地產巨頭碧桂園集團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親是碧桂園的大股東和董事局主席。幾乎與此同時，雲南一個8歲小男孩王福滿的照片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王福滿要在零下的嚴寒中走過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學，當他到達學校時，頭發上滿是冰霜。這個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何等殘酷的階級差距。

盡管政府嚴厲地控製著媒體，但“冰花男孩”王福滿還是成為了全國的討論熱點。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區工作，但是由於腐朽的戶籍製度，不得不將孩子留在家鄉，交給親戚或者鄰居照顧。現在中國農民工（包括王福滿的父親）一年的工資只有大約35,000元，而楊惠妍憑藉飛速上升的股價每秒鐘賺的錢都要比這多。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

中國#MeToo運動為政府敲響警鐘

今年元旦，在美國矽谷工作的一名中國女學者羅茜茜在網絡上揭發，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博士時一名導師曾企圖強奸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關註和討論。不久之後校方調查證實了羅茜茜的指控，並將這名大學教授停職，而且中國教育部也剝奪了他的榮譽頭銜。

中國的#MeToo運動

201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近70%的中國大學生曾遭遇過性騷擾，在女大學生中這個數字是75%。但是由於存在“責備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會向警方或學校報案。羅茜茜顯然是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運動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舉動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學生站出來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羅茜茜站出來之後，更多的年輕女性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表示聲援，或者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許多大學也收到了大量關於性暴力的舉報。數十所大學的學生和教師簽署網絡請願書，要求學校和政府采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運動蔓延至中國，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慌。盡管教育部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表示對性暴力“必須零容忍”，並且鼓勵其他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但與此同時，反對性暴力的街頭抗議被禁止，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請願書和評論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話題標簽被刪除。雖然中國的#Metoo參與者還很少，而且她們的活動主要局限在網絡上，但政府擔心中國女權主義者會學習國際婦女運動的鬥爭經驗，甚至同她們建立直接的聯系。警方警告一些活動者，他們如果繼續試圖發起公開行動，會被指控“勾結境外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內的群眾自發行動會推動中國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進化。

性別差距不斷擴大

在中國性侵害變得越來越普遍，性別歧視則變得更公開而露骨，都與過去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有關。在走資過程中，經濟剝削變得越來越殘酷，令女性從嬰孩出世到勞動市場中的地位都出現倒退。

根據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已經連續9年下降，現在在144個國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實際的性別差距也已經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續惡化，女性工資只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始終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說大量女嬰被選擇性流產或者在出生後不久就被殺死。盡管在高等教育入學率方面中國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大學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嚴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前主任溫儒敏在一場寫作比賽開幕式上稱，高考改革後更復雜的語文試題會讓女性學生處於劣勢，因為她們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學生。他的言論立即引起廣泛的批評。這也並不是一個個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學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時曾在微博上寫道“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而且面對激烈的譴責，他聲稱自己沒有做錯，所以絕對不會道歉。

這些貶低女性的言論反映了整個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今年1月，雲南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多個崗位的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後，院方同樣聲稱自己並沒有做錯，而且找出多個借口為自己辯解。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公開為這家醫院的性別歧視做法站臺，盡管它也承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該醫院此舉確實涉嫌性別歧視”。

顯然，要改變這些狀況，就要男女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Metoo運動已經表明，所謂的“民主”國家同樣存在泛濫的工作場所性侵事件，這是因為父權壓迫和資本主義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只有當勞動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組社會時，才能夠消滅性別以及其他各種壓迫。

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的官方偽工會，也是唯一合法的工會）再次扮演資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爭。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偉創力（Flex）工人長達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罷工。偉創力五間工廠的6000名工人進行罷工，而且組織化程度引人矚目。這可能是兩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

從3月29日開始，偉創力旗下的跨國印刷電路板製造商Multek發生罷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偉創力是僅次於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企業。工人得知Multek將被出售給一家中資公司。他們擔心新雇主會降低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丶或者通過逼迫工人“自願辭職”的方式進行裁員。

在中國許多類似的企業並購之後，工齡較長丶工資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為裁員的目標。Multek雖然宣稱未來工人的工資丶福利和工齡等各方面的待遇不會改變，但卻拒絕簽署任何書面協議作為保證，更加深了工人們的懷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並支付相應的補償，然後由工人自己決定是否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絕。

在一份聲明中，罷工工人指責偉創力將工人像廠房和機器一樣隨意出售。而資方則以強硬手段回應罷工。資方恐嚇說，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並給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為“獎勵”。

警察的角色

從4月8日開始，資方雇用保安人員毆打工人，這顯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許。有工人抱怨說，警察只保護有錢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員沒收了員工證，並被禁止進入工廠。

近年來因企業並購而發生的類似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而今次這場鬥爭持續的時間尤其體現出工人的鬥誌，同時也說明習近平的專製統治和中共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並非像表面上那麽穩固。它仍然面臨著群眾抗議，而且在2018年的頭三個月，工人罷工次數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國資本正在強大起來，並收購愈來愈多的外資，但很多例子證明由中資接管後企業的勞動條件更加倒退，證明所謂“民族強大”會令人民幸福是多麽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正因為中國資本更受中共國家機關直接保護，其剝削可以更為惡劣。

當地政府和作為中共統治工具的官方工會無疑不願得罪這個“對珠海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罷工的頭兩個星期，官方工會一直沒有露面。而當他們開始介入事件時，他們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偉創力公司。最終工人被迫結束了罷工，但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

“煽動者”

當地工會官員為自己破壞罷工的作法辯護說：“地方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被中共及其偽工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不是像偉創力這樣使用威脅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過罷工反抗公司剝削的工人。偉創力的工會官員一方面贊揚公司，另一面將罷工怪在”煽動者”的頭上——中共一貫用這個詞語來稱呼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

珠海罷工的慘痛經驗再一次證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和專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緊網絡管控   引發廣泛抗議

不久前，當局進一步收緊網絡言論空間，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關同性戀的內容，以及“內涵段子”等娛樂性的手機軟件被關停。但是這些措施激起了當局意想不到的反沖。廣泛的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是同性戀#

4月13日，新浪微博發出公告稱，將根據《網絡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戀的內容。隨後不久，一個旨在促進性小眾權益的微博帳號“同誌之聲”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視立即激起了性小眾和支持性小眾平權者的強烈的抗議。僅僅一天時間，17萬微博用戶使用了#我是同性戀#等話題標簽表達憤怒，相關文章瀏覽量高達2.4億次。盡管新浪微博很快刪除了這些話題標簽以及15萬條相關評論，但是抗議的聲音依然不斷出現。同誌之聲的負責人說：“大家很憤怒，很多人選擇不再依靠同誌之聲去發聲，而是自己發聲”。中共全面壓製言論空間，只會令更多原本沒有“顛覆思想”的性小眾和女權運動也會被政治化，走向反對專製獨裁的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加強獨裁會自招危險的原因。

中共當局對性小眾一直存在著公開的歧視。2017年6月，廣電總局下屬機構禁止節目中出現有關同性戀的內容，稱同性戀屬於“非正常的性關系丶性行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據同誌小說改編的電影，被刪減到幾乎看不出同性愛情的程度。另外有兩部同誌電影突然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撤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剛剛接管電影審查權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據聯合國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只有15%的性小眾人群向父母說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開出櫃的只有5%。在歧視之下，許多性小眾人士被迫和異性結婚，甚至被強迫接受殘酷的“性傾向扭轉治療”。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視性小眾並試圖將他們滅聲，無疑是在煽動公眾對性小眾的歧視和恐懼，將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劣。

強烈的抗議迫使當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讓步。禁令公布僅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新浪微博的做法，這顯然只是安撫抗議者。隨後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動將不再針對同性戀。大規模的網絡抗議在短短幾天內就迫使當局撤銷命令，說明中共和習近平政權並不如表面上那樣不可戰勝。而且這只是近期一連串令當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網絡抗議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驅逐“低端人口”時，以及不久前習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後，網絡上均出現普遍的反對聲浪。這表明，群眾的團結抗爭有潛力去挑戰這個獨裁政權和它所維護的種種歧視與不公。

內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動是中共當局新一輪網絡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個網站因為對網站內容審查不力而被當局要求整改，成為這次清理行動的先聲。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貼吧等三個社交平臺也曾因為相同的原因被當局指控違反《網絡安全法》，並被立案調查。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一名分析師指出，這部法律寫得十分模糊，以至於政府可以肆意妄為。

就在微博發布公告前三天，廣電總局以內容低俗為由關閉了一個名為“內涵段子”的娛樂性手機軟件。一方面當局希望更加強力地控製社會輿論，從而鞏固統治秩序，所以即便對政權沒有直接威脅的娛樂新聞也頻頻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當局擔心這個用戶多達2億人的手機軟件會成為傳播異見訊息和組織集體行動的平臺。引發了全國各地的抗議，有大批汽車司機在十字路口集體鳴笛，亦有抗議者指責中共當局是“流氓政府”，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性。

面對正在逼近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網絡和輿論的管控，並且嚴厲打壓異見人士丶尋求變革的受壓迫群體以及任何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專製高壓措施反而激起越來越激烈的反抗，推動青年和受壓迫群體逐漸政治化和激進化，挑戰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

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的鬥爭

似乎習近平最近加強的集權和獨裁並未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少和諧與穩定。3月26日，上海市長寧區的環衛工人們發動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控訴他們遭遇的剝削與不公。

讓工人們奮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潔環衛公司的《調整清道作業的通知》。按照這個通知和工人們透露的消息，環衛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時間調整為5點30分到12點30分和12點30分到21點30分（含早晚飯時間和加班一個小時）。而因為“晚於5：00上班，早於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貼被取消，同時工資待遇也要減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資。考慮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環衛工人們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環衛工人的勞動時間之長，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環衛公司卻不考慮如何改善環衛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反而還想著能否加大壓榨的程度，這毫無疑問將環衛工人們逼上了絕路。

參與罷工的不止高潔公司的工人，工潮隨後蔓延至整個長寧區的環衛公司，參與人數多達兩三千人。與此同時，勇敢的網民們通過微博丶知乎等多種渠道，將環衛工人們的鬥爭和維權情況傳播開來，得到許多人的關註和聲援，這也使得這場鬥爭成為了近年來中國環衛工人規模最大丶關註度最高的罷工。3月26日，工人們試圖到區政府申訴，但遭到暴力機關的阻攔，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沒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們並沒有被這些所嚇倒，罷工鬥爭一直在繼續。

在當局對網絡上的消息進行大規模刪帖後，4月2日，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出公告，聲稱要“依法維護環衛工人合法權益”。通過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鎖，似乎當局又成功地息事寧人，將其不了了之了，但是這只不過是現在中國社會工人階級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個縮影而已。14年前後，廣州番禺大學城丶長沙嶽麓區的環衛工人罷工維權；而近日西安也傳來了環衛工人罷工維權的零星消息……如此種種，難以窮舉。

只要經濟問題繼續惡化，無論習近平如何實行專製，中國的工人階級都必然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而起來鬥爭。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團結抵抗外包製度和資本剝削。

中國：塔吊司機發動大規模罷工

中國數十個城市的塔吊司機發起罷工，其協調一致的行動令人嘆為觀止。經過一個星期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罷工之後，工人們在五一勞動節號召全國罷工。盡管在中國勞動節是法定假日，但許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沒有加班費。

在中國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群眾自發的組織和抗議也是違法的。現在還不清楚五一罷工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工人們遭到警察大力鎮壓，被官方輿論攻擊，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結外國勢力”。盡管如此，這場波及大約20個省份的罷工浪潮無疑令人吃驚。工人們面對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主要只能通過網絡組織起來。

據媒體報導稱，自4月25日以來，重慶丶福建丶甘肅丶廣西丶貴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蘇丶江西丶山東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發生了罷工。在本文撰稿之時，也有媒體報導多個地區的工人遭到警察鎮壓，包括毆打和逮捕。《大紀元時報》報導指，在重慶有10名抗議工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也提到鄭州有20人被捕。

農民工

就像絕大多數建築工人一樣，中國的塔吊司機主要也是來自貧窮的農村地區。而且就像大多數農民工一樣，這些塔吊司機也不是正式雇員，他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而且塔吊司機的工作壓力極大，工時很長，甚至沒有休息和上廁所的時間。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的建築工地經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個塔吊司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比如我們那個規定八個小時至九個小時嘛，然後晚上加班的話沒有補助費。你晚上加班到兩點鐘，老板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繼續上班。”

根據中國左翼網站“時代先鋒”的報導，另外一名塔吊司機說：“每天最少12個小時……沒有五險一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主管機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2.8億農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勞動合同，而且工人實際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經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別。

盡管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規定，所有企業都必須和它們的工人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裏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卻在下降。2006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建築工人曾被拖欠工資。拖欠工資（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是中國勞資糾紛最主要的原因。

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業處在野蠻丶混亂的狀態（其他一些行業也是如此）。盡管許多工程是國有企業主持的，但實際的建設工作卻被分包給了私人公司，而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農民工。層層分包是中國建築業的常態，以至於有時甚至不清楚是哪間公司負責發工資。

塔吊司機要求將工資從現在的每月大約5500元人民幣（有些地區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來，塔吊司機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著稱的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稱：“勞動節期間，全國各地的塔吊司機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時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罷工工人對《環球時報》說：“成都至少有一萬名塔吊司機要求加薪。”

工人正組織起來

就像中國的其他許多工人那樣，塔吊司機也是通過網絡組織起來的，他們在QQ等即時通訊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組。在這些群組遭到網絡警察的攻擊和屏蔽之後，工人們又建立起新的群組保持聯絡。

盡管罷工工人只提出了經濟訴求，並未直接從政治上挑戰當局的權力，但對於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塔吊司機的罷工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龐大的工人階級正在覺醒。建築業是中國GDP的主要來源。全球半數建築工地都在中國，中國建築工人更是多達約60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

盡管有報導說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強力鎮壓罷工，當局的審查機器也在封鎖抗議的消息，但是今後塔吊司機的行動將會成為其他工人長期的榜樣。

今次塔吊司機的抗爭是多年來中國工人最引人矚目丶最有組織和最勇敢的行動。盡管近年來不同城市的出租車司機丶沃爾瑪工人和快遞/外賣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體組織起來發起抗爭，但今次塔吊司機抗爭的規模是前所未見的。

讀書會事件引發的抗議浪潮

事件在國內激起了廣泛的抗議浪潮，不僅僅是一直以來就長期關註言論自由的自由派和各類左翼社團，一直被認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組織也參與到了抗議活動之中。1月20日，在當地毛派組織下，在西安大量群眾走向街頭抗議番禺警方針對讀書會成員的政治迫害和打壓。

而在鄭州，當地的毛派人士盡管面對當地警方“不準掛標語，不準演講，不準錄像上網”的威脅和問話阻撓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舉行了五次集會公開聲援了讀書會成員。

而在各個網上媒體，盡管面臨著習政府的網上封鎖，大量的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仍堅持著對這件事的報道和關註，甚至通過這些媒體來組織起“關註團”來集體向政府簽署聯名信以及為讀書會成員提供幫助，而小谷圍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網民的聲討。

抗議運動的局部勝利

在經歷了長達數月的非法追捕後，終於於3月13日，警方在壓力下放棄了對讀書會成員的網上追捕，這可以說是廣大群眾和各左翼人士的堅定的抗議取得局部勝利。習政府對於言論的打擊愈發愈嚴，從近日對於女權之聲的打擊以及對於微博異議的打擊就很明顯的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這次抗議運動中，面對著保衛言論自由的需求，群眾鬥爭凝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對將來國內工人運動有著重要啟發意義，證明習近平的政權也不完全是為所欲為的。而習政權對於毛派的打壓，也證明他根本不是親工人階級，也不只是反對擁抱所謂“西方價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鎮壓一切獨立於政權以外的反對聲音。只有打倒中共專政才能確保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世門手袋廠大罷工   抗議資本家壓榨工人

這場罷工是為了追討被拖欠的社會保險丶並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資方從未依法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丶住房公積金，從未給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罷工自二月起已開始醞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該廠在去年起已開始收縮，原來五千名工人現在已被裁減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臨停產，但被裁員的工人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起初工人選舉出代表，要求與資方談判，但資方態度惡劣，稱工人受“境外敵對勢力操縱”並開除工人代表，更恐嚇說公安部門會抓捕工人。工人最終在三月四日正式發起罷工行動，要求資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補納各種社會保障費用。此前一直對工人訴求毫無回應的官方工會迫於維穩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會律師進入工廠，試圖平息罷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會一心只為維穩，不會真正為工人發聲，因此罷工仍在繼續。

鬥爭傳統

事實上該廠工人一直富有鬥爭傳統，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長辱罵工人，不許工人工作期間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長還闖入女廁稱檢查是否有人偷懶，最終激起數千人大罷工，隨後被當地警察和武警鎮壓。但之後仍不時爆發罷工，次年的又一次罷工更讓一家跨國品牌終止了代工合同。是次當局沒有向過去那樣出動警力打壓罷工，可能是忌憚該廠工人的鬥爭傳統，擔心一旦強硬鎮壓會讓他們與周邊工廠串聯令工潮爆發性地擴大。

罷工進入第九天時，資方最終答應了工人兩項主要訴求，即補納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工人隨即結束罷工。但其余十條訴求仍在談判，資方可能想使緩兵之計先作出些許讓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須警剔資方今後會采取打擊報復行動外，更應進一步組織民主的丶戰鬥性的工會，以集體的行動和壓力要求資方在限期內答應要求，並隨時準備好再次發起行動，對抗資方可能采取的分化打擊行動。

婦女節“女權之聲”被封號   中共當局繼續打壓女權運動

2018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當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宣傳平臺丶擁有18萬關註量的“女權之聲”微博帳號被永久關閉。新浪微博回應稱，這是因為女權之聲發布了“違規敏感信息”。但這顯然只是當局和社交媒體公司為了打壓女權主義和言論自由而編造的罪名。兩天後，女權之聲的微信公眾號和臨時開設的新微博帳號也被關閉。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權主義社交媒體帳號也因公開聲援女權之聲而遭到封殺。但仍有不滿言論審查與打壓的女權之聲支持者在網絡上進行名為“#我是女權之聲本人#”的聲援抗議。

女權主義遭遇打壓

女權之聲幾乎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被封殺，表明這是一場由當局指揮的行動。中共當局對女權主義者的打壓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了。同樣是在今年婦女節，女權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創建的話題標簽#三八反騷擾#也被刪除，其他許多與女權主義和反對性騷擾有關的文章受到嚴厲審查。早在2015年兩會召開時，就有五名女權主義者因為計劃抗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權之聲的微博賬號也在2016年被封禁過，文章也多次被刪除。女權之聲，乃至中國的女權運動，始終是在帶著鐐銬跳舞。這是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害怕任何的群眾集體抗爭。

當局對女權主義的打壓鼓舞了厭女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者。在女權之聲帳號被關閉後不久，網絡上出現兩篇文章，誣蔑女權主義者組織賣淫，並憑空指控女權之聲受西方勢力操控丶試圖“分裂國家”。這種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丶分化群眾的做法也一定會被中共用來鎮壓更廣泛的群眾抗爭。

工人與左翼的聲援

廣州讀書會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時間對女權之聲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駱冰蘭丶曾參加罷工反對綜合工時製的沃爾瑪女工遊天玉丶以及因爭取工人權益而被沃爾瑪違法解雇的女工王亞芳也進行了公開聲援。這說明中共的專製打壓正促使各方面的抗爭者，特別是底層工人，團結起來。而女權運動要想取得勝利，尤其是面對當局愈發嚴厲的監控與打壓，也必須聯系到工人抗爭，反對獨裁的父權資本主義。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有可能阻止銀行業崩潰嗎？

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強調中國經濟“去杠桿化”。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共為免經濟增長減慢而造成危機，因此通過國有銀行向經濟註入大量信貨。據IMF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國流動的信貸上升四倍至超過GDP的200%。現在已遠遠超越一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是所謂“新興市場國”所無法比擬。中共自己也認知到金融危機最終會為政權存亡帶來威脅。

整頓金融業

習近平力圖整頓金融業，動用國家機器，刑事清查高風險的企業丶逮捕“違規” 的資本巨頭。一來習近平要控製這些企業的債務和金融風險，二來避免私人資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礎丶從而擁有巨大的權力去挑戰中共政府的經濟政策。去年七月，中共開始清查萬達集團丶海航集團丶安邦保險集團和復星國際通過高舉債務而進行的大量海外並購。這次是習近平打擊金融大鱷的開始。最近中共當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總吳小暉被控集資詐騙和職務侵占，最近被判入獄18年，沒收財產105億（人民幣， 下同）。

但整頓行動反而曝露了這些企業的內部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整頓金融業時面對的兩難，因為如果打擊過於嚴厲的話，會因為全面的信貸緊縮而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減速。而且當局的整頓行動本身也可能會觸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債務炸彈不僅龐大，而且極其復雜。各處的巨額壞帳通過不受監管、而且外界對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銀行和“表外” 活動交織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強企業盾安控股集團爆450億債務危機，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發債失敗成為這次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頓金融業引發的危機。2017年下半年以來，由於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杠桿，市場資金迅速抽緊，導致盾安集團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困難。這種危機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發全面危機的爆發。

債務炸彈

中國的債務炸彈愈來愈嚴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債務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來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機以來，單單中國私人債務（主要是企業債務）的增長已經占全球私人債務增長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地方政府，因為它們是債務增長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額的官方數字16.5萬億（人民幣，下同）被遠遠低估，因為很多地方政府將債務包裝為公司債務。

現在債務問題開始轉移至家庭債務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直很高。銀行增加向普通家庭發債，也是因為其他方面的放貸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為這個債務炸彈是普通民眾直接背起的，對社會穩定有更直接和深遠的影響。除了因為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房價高企。一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價過去兩年上升了25%，令中國的房貸不斷增加。房貸負擔令家庭消費力下降，令中國經濟難以減少依賴貿易丶增加內需。

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上任的首五年，當局推行“反腐敗”運動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業界的前大佬和軍方高層，但構成習近平的權力基礎的所謂“紅二代”很少成為所謂的反腐敗的目標。因為他害怕一旦打擊紅二代的話會撼動整個經濟和黨的基礎，權力鬥爭將會不可收拾。習近平因此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希望可以淩駕在中共黨內的各派系之上進行統治。然而這樣也代表著整頓金融業會沖著紅二代的整個利益，長遠來說中共的權鬥會更猛烈丶更公開化。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已經降低了債務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銀行和龐氏騙局的空前擴張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美貿易沖突逐漸升級，加上經濟增速重新放緩等問題，可能會迫使中共政府放松或者完全放棄“去風險”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繼續增加債務）。在資本主義底下，即便能夠更有效地控製金融業也不會徹底避免經濟危機，因為危機根植在全球經濟和私人生產以及民族國家的矛盾之中。這危機已經為中共統治響起嚴重的警號。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才能帶來出路。

習近平新的“改革”計劃能走多遠？

4月10日，習近平在於中國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中共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國資本在中國金融業和汽車丶飛機和船舶製造業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而且他強調這些政策會“盡快”落實。習近平演講後不久，新上任的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立即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 落實新政策，允許外資持有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證券丶基金丶期貨和人身保險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後將徹底取消限製）。

開放金融市場

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向國際資產階級做出改革的承諾，一部分顯然是為了安撫特朗普政府，緩和同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開放金融市場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兩個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希望借助外國資本提高某些行業的競爭程度，發揮“市場紀律”的作用，指望這樣能夠減少無用的投資和國企的龐大債務。

國內與國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冷卻，導致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連續5個月下降，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再次放緩。

彭博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開放汽車行業將吸引國際電動汽車廠商到中國投資， 讓中國更有希望在全球新興電動交通領域的競爭中獲勝；而且面對金融業的大筆壞帳和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中共也樂於吸收來自國外的新資本。同樣是在博鰲論壇上，易綱提到中共政府將爭取在今年年內開通“滬倫通”，讓上海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投資者可以購買對方的股票。而且從5月1日開始，連接香港和滬深股市的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額提高到原來的4倍（南下香港的資金限額從10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420億，北上限額從130億增加到520億）。

同時，中國的11個自由貿易區，正在打算進一步建設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更加“ 自由”的自由貿易港。按照當局的計劃， 自貿港內的跨境資本和商品流動會被免除關稅和許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內企業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港外更低。這無疑是國際資產階級所樂見的。

“改革”空間有限

但是許多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對於習近平當局是否會真的執行這些政策表示懷疑。習近平此次承諾的種種政策在過去就已提出過，但並未履行。現在貿易戰和新的全球經濟危機向習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來滿足外國資產階級。但是自今次博鰲論壇以來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國資產階級的懷疑，因為他們想要的比這更多。習近平當局必須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現出改革的意願，另一面將只做出有限的改變。中共不願向私人資本做出更深遠的讓步，主要是因為它擔心會失去對經濟的控製，在未來某個時刻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夠進行改革的空間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國人大上，中國商務部長曾提到，為了加快中國經濟的開放速度，需要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去管理自貿區和未來的自貿港，但這也意味著地方官僚和資產階級精英會取得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去抗衡習近平和中央政府。這當然與“習皇帝”的整體計劃相矛盾，因為他認為更強力地極權是維護中共統治的關鍵。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鼓吹的“自由經濟”，因為它只會帶來逐底競爭和工人生活狀況的惡化。但中共政權對於經濟的掌控也並不會有利於工人群眾。西方的“ 自由市場”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同變種，不管哪一個都通過剝削工人來填滿資產階級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國內資本家們提出7000億元人民幣的減稅計劃，超過中國官方認定的3000萬農村貧困人口一年總收入的7倍。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已經為資本家們免去了3萬億的稅金，但與此同時爭取改善生活狀況和反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鬥爭卻遭到嚴厲打壓。習近平當局的親資本質表露無遺。

女性專用車廂真的有助於性別平等嗎？

今年3月6日——國際婦女節的前兩天，《紐約時報》對廣州地鐵的“女性車廂”進行了報導。報導中提到的這個概念，目的在於防範針對女性的性騷擾問題，提升女性乘車安全，但也引發不少的爭議。

在官媒《中國青年報》2015年的調查中，接受調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們在中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內遭到過“不當觸摸”。女性專用車廂受到許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專用車廂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廣州為例，大量男乘客走進女性專用車廂，而且鐵路職員也沒有權力阻止此一情況。一來是因為社會上的性別意識低落，男乘客走進女性車廂也完全沒有受到壓力。二來是因為公共交通資源匱乏，女性專用車廂往往只占所有車廂的少數，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灣臺鐵也曾於2006年也試辦類似計劃，結果情況也類似，最後計劃取消。此外，不少女權分子都擔憂，專用車廂可以變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強化責備受害者的觀念──如果一個女性沒有走進專用車廂而被性騷擾，那就是她自己的問題。

性騷擾和性侵犯在校園丶職場丶家庭等場合都無處不在。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表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騷擾。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學生舉報在校園受到教師性侵。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調查結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將近七成受訪者受過性別騷擾。

政府一方面打壓宣揚性別平等的女權分子，包括逮捕她們及關閉她們的微博，一方面卻虛偽地表示會促進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女權不斷倒退，女性在經濟和權力相對男性更為弱勢，因而強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體的觀念。

我們需要治本的方案。社會主義者主張男女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以及庇護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設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鬥爭，爭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兒丶安老服務，讓女性減輕家務勞動負擔並提高經濟獨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過挑戰父權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實現。

微信公眾號取消評論功能　當局害怕網路輿論壓力

中國大陸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冊的公眾賬號將會沒有評論功能。許多網友對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滿，而這其實是中共當局對網絡平臺的再次收緊，是為了控製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從而維護其占領的輿論陣地製高點所采取的進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實上騰訊官方就已經對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方面，其采取的是一種“精選評論”的製度，這種製度會使所有發布在微信公眾號的言論被審核，只有通過審核的“精選評論”才會被公開。而這種製度其實也一直受人詬病，因為它不僅會加大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還會被一些商家的公關利用，創造“好評如潮”的幻象。當然，不僅是微信公眾號的評論功能，微信的通訊功能也會遭到當局的打壓，一些包含了敏感詞的文字甚至圖片，無論內容如何，在發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陸網友將這些稱之為當代版的“蘇聯笑話”。

在中國網路幾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徑”讓民眾討論政治。而社會事件觸發民眾在微信上評論時事，可以構成一股輿論壓力。在2016年的山東辱母殺人案中，法院本來判決於歡無期徒刑，但由於全國各大網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現估計上億條評論，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最後法院在二審時改判於歡五年。山東省委書記在兩會上談到於歡案，自曝二審時當局很緊張，“上面給予了指導”。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發表網路自由報告，指稱全球網路自由已連續七年下跌，中國更是連續三年被評為操縱網路最嚴重的國家。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造成局勢不穩及群眾反抗浪潮，各國資本主義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網路。可見中國不是唯一一個加強網路審查的國家。而事實上，這樣的封鎖不僅無法壓製住日益上升的社會矛盾，反而會激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中共的封鎖政策只會起到反效果。社會主義者反對政治審查，也反對財團通過資本去操控輿論。我們支持獨立於政府以外民主公營的網路。

山雨欲來：中國卡車司機全國罷工

中國卡車司機發起抗議及罷工，反對油價及路費上漲，並反對一個新的手機程式迫使司機通過壓低運費的方式互相競逐訂單。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工分別於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慶市開始，然後蔓延至其他地區。網上有匿名人士號召“全國三千萬卡車司機”加入罷工。不同地方采取了不同抗議方式，有些地區的司機發起堵路。社交媒體流傳的影片顯示，有卡車車隊在路上慢駛，部分卡車上掛著橫幅，也有司機按喇叭及喊口號。

雖然今次罷工並非直接由國際事件所啟發，但剛巧最近幾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國卡車司機罷工。抗議原因都大致相近，油價大幅上漲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活下去而鬥爭”

中國八成以上的貨物都是由卡車運送的，六月罷工可能只是龐大的司機隊伍的第一次行動。多名評論員都警告，如果油價繼續上升，罷工可能再次爆發。

一位山東司機向《南華早報》說道：“我們只是為了活下去而鬥爭”，並表示今年年底可能會有新一輪的抗議。除了油價上漲，罷工司機對於高昂路費丶被警察和黑社會滋擾也感憤怒。警員向運貨量超重的司機征收罰款中牟利，而黑社會也會向司機苛索費用。

一名姓沈的司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到哪裏都要付路費，例如高速公路和國家公路。現在連一些小地方也征費。”

《華爾街日報》的頭條形容罷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國極高壓的警察機關統治下這根本不足為奇。單單從十多個地區的司機發起抗議，從西部的重慶至東部的上海，抗議的規模已經極為令人印象深刻。當然，由於中國媒體受到全面封鎖，難以清楚了解實際的罷工人數。

因此盡管司機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這場罷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在2018一波跨省罷工的浪潮之下，政府還是會感到震驚。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機和餐飲送遞員也發起罷工。這些罷工不免是來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開了中國工人鬥爭的新趨勢。最事態映了工人意識的重要轉變，而在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下工人能夠組織跨地區行動，可見工人組織力也愈來愈高。“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刊登了一份發布於6月11日的網絡審查命令，說明了政府的驚慌：

“各地各網站，有關多省貨運卡車司機的信息發現立即刪除，不留死角。加強監管，嚴格防範境外媒體相關報道和煽動性評論。”

有海外媒體誤報有罷工司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經驗證後發現司機喊的口號是“打倒貨車幫。”貨車幫是一個像Uber那樣連結司機和顧客的網上程式。

“零工經濟”

貨車幫app的所有人滿幫集團是一間最近合並而成的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卡車運輸行業。中國九成貨車司機都是車主，他們投訴這個程式迫使他們為了搶訂單而壓低價格。運費不斷被削減，而成本卻在上升。

這是西方所謂的“零工經濟”在中國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經濟”的意思是暫時和不穩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傾向聘用所謂的“獨立承包商”而非全職雇員。

的士司機和餐飲送遞員的罷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見在逐利的資本主義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剝削和壓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來減輕勞動負擔。

雖然中國大部分卡車司機名義上都是“自雇人士”，但只是工資奴隸的新變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四月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卡車司機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平均月入大約8千元人民幣。《南華早報》報道，司機“經常睡在泊在路邊上的貨車裏，有時幾個月不能與家人見面。”

由於司機需要借貸購買卡車，所以因為還債壓力而不得不承受極大的工作量。

擔憂民族主義反沖 中共封禁烏有之鄉公眾號

5月20日，中國左翼宣傳媒體“烏有之鄉”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媒體打壓左翼言論的文章，隨後這個公眾號被永久封禁。烏有之鄉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主義左翼團體之一，有十數萬人訂閱它的公眾號。

烏有之鄉一直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別是2012年薄熙來事件之後，被封後重新開始運作的烏有之鄉進一步轉向支持中共獨裁統治的政治立場。對於中國基層群眾所受的剝削和政治打壓，通常歸咎於資本階級聯合“黨內腐化分子”的陰謀暴行，而這次公眾號的被封禁，他們認為，這是“賣國買辦資本家”越過政府操縱媒體的專斷決定。在烏有之鄉活躍的獨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張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去解讀這場公眾號封禁風波。

事實上，從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左翼言論的壓製從未停止，並日趨增強（包括廣州毛派讀書會事件，以及近期因參與大規模工人罷工而受到打壓的左翼力量），而這次對於烏有之鄉公眾號的封禁，同樣是其中一環。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美貿易戰。在特朗普的態度重新變得強硬之前，習近平已經準備好向美國做出讓步。但是中共長期以來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來鞏固獨裁統治，所以它擔心向美國示弱會令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權威受損。而烏有之鄉在貿易戰期間，強烈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包括主張“與美帝國主義開戰”。所以習近平擔心烏有之鄉會成為民族主義者發泄不滿的渠道。

習近平盡管表面上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但實際上是在強化個人獨裁的權力和他統治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可能對其不利的言論，無論是來自於政府自己所宣稱的毛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打壓。面對這樣的政治打壓，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註意力，提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以博取政府的寬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階級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反對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區抗爭   2018年最重要的標誌

中國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人鬥爭浪潮，為將來的工人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提供許多經驗和教訓。由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說這些抗爭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今年1-6月中國的工人罷工、抗議數量是去年同期的近兩倍，同時這也是自2011年“中國勞工通訊”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除了2015-16兩年）最高的數字。河南、江蘇以及其他一些內陸省份的罷工數量，也在逐漸趕上傳統上工人抗爭最激烈的廣東。越來越多地區的工人逐漸激進化，服務業和新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場工人跨地區抗爭的重要原因。與2016年沃爾瑪工人反對綜合工時製的全國抗爭不同，這些抗爭的工人往往來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組織能力和意識。

外賣員罷工

除了塔吊司機和卡車司機的空前行動之外，從五月一日至今，雲南、江蘇、山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外賣工人也舉行了約20場罷工和抗議。而且一些地區的抗爭仍在進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達一百名外賣工人因降薪而發動罷工。5月16-17日在重慶進行罷工的美團外賣員說到，美團公司最近除了降低運費之外，還開始向他們強製派發訂單，哪怕價格太低或者外賣員不熟悉路線。如果外賣員一天內拒絕超過三次，就會受到處罰。另外美團不僅減少了每單的遞送時間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圖上少報路程或者提示距離較短但不符合交通規則的路線。美團的這些做法導致外賣員不得不經常超速、闖紅燈、逆行，令他們經常發生交通事故。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今年農歷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發現了一萬多宗外賣電動車違反交通法規的事件。由於外賣員在名義上是“承包商”，所以在發生事故時他們無法得到工傷保險的補償。雖然美團每天會從外賣員的帳戶中扣除三元錢作為保險費，但是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那些因自己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傷或者沒有合法駕駛證件的外賣員。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各地罷工的外賣員像塔吊司機和貨車司機那樣有事先的聯絡和協調，但這些抗爭無疑是在相互鼓舞。

這些事實駁斥了政府的宣傳。政府聲稱服務業的發展代表著經濟升級，會創造新的、收入較高的工作崗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過往經驗都與此相反。服務業工人經常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工作不穩定，工時更長，而實際收入卻更低。現在數百萬中國工人被迫從事著這樣的工作。工作條件變得難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罷工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未來必然還會爆發更多的鬥爭。

教師抗議

另外，近年來中國教師的鬥爭也驟然高漲，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發起挑戰。今年1月29日，來自黑龍江、河北、江蘇等11個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崗的農村“民辦教師”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訪，要求政府補償他們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險。這是自2015年以來，各地教師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辦教師”遊行至市政府，追討被拖欠的三萬六千元績效工資，結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十多名教師被捕，亦有教師被打傷住院，引發了廣泛的不滿和批評。隨後不久，六安市其他學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師前往市政府上訪以示聲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縣300名教師也同樣發起追討該績效工資的抗議，顯然是受到其他地區教師鬥爭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來，內地多個省市相繼發生退伍軍人抗議事件，主要是追討退休金，而且引發不同地區互相聲援。最近一次是中國各地老兵雲集江蘇省鎮江市，聲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樓前維權過程中被毆打受傷的老兵。當局調動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國各地到來聲援的退伍軍人越來越多，許多當地民眾不顧政府和警察的阻撓，設法將食物和水送到現場。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區聯合抗爭。盡管面臨著恐嚇與鎮壓，各地、各行業的工人仍不斷發起大規模行動，一次次震撼著習近平當局，證明工人階級如果能組織起來，是有能力打敗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

許多工人鬥爭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針對政府的政治性訴求，而且有一些工人還打出支持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不過這更多是為了保護自己，希望借此避免受到警察鎮壓，不一定是真的擁護中共政權。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號和訴求局限於經濟或者說“勞資”問題，工人鬥爭及其組織水平的大幅前進還是帶有深刻的政治影響。抗爭工人遭到警察的毆打、逮捕、以及媒體審查；而官方工會則扮演著“第二警察”的角色，幫助雇主打壓工人。中共政權的系統性鎮壓會影響新興工人運動對未來的展望，工人運動的崛起必然會挑戰威權統治。與中國勞工通訊等許多NGO不同（或者說與它們恰恰相反），我們社會主義者毫不認為獨裁政府打算進行政治改革、給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組織起來。我們不相信官方工會是像中國勞工通訊所說的那樣，是因為“誤解”了自己的任務才去破壞罷工。官方工會明白自己的任務就是破壞罷工。中國工人階級也會在已經開始的罷工鬥爭中明白這些道理。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繼續打壓性小眾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藝術區”，兩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進入園區。兩人的徽章來自一個聲援“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該活動原本計劃在園區內舉行，但也受到保安驅趕。即便在兩人取下徽章之後，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發生沖突，並遭到毆打。據《環球時報》的報導，“798藝術區”保安部門的負責人說，他認為配戴彩虹徽章是違法行為，而且“同性戀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擊者稱，事發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沒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將被打者帶回警察局。之後不久，網絡上關於這一事件的視頻、評論和抗議信也被刪除。雖然涉案保安已經被開除，而且也已經做出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出中國性小眾的處境在中共當局的打壓下越來越惡劣。

無獨有偶，在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廣州和上海的紀念與聲援活動在當局的壓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眾權益團體成員被警方拘禁。武漢大學校方更是將此類活動稱為“非法集會”，除了說同性性行為會傳播愛滋病，還警告學生參加這些活動“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電視臺旗下的芒果TV視頻網站在轉播今年的“歐洲歌唱大賽”時，刪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為他的伴舞是在講述一個同性愛情故事。此外賽場上觀眾手舉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馬賽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後的轉播權。

這一系列事件再次說明，習近平當局對性小眾的打壓越來越猛烈，因為他擔心性小眾平權會動搖家庭作為社會統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擔心受壓迫群體的集體行動會挑戰中共獨裁統治。當局的打壓乃至暴力行動不僅會直接使性小眾的反歧視和平權活動更加困難，也可能會造成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這一系列打壓也會使越來越多的性小眾和其他受壓迫群體拋棄對於中共的幻想，讓他們看到，要想擺脫所受的歧視和壓迫，必須要打倒中共獨裁政權。

《英烈保護法》打壓言論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當局開始施行《英雄烈士保護法》，為當局打壓言論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權力。

就在這部法律生效後不久，網絡脫口秀節目《暴走大事件》因為改編英雄故事，諷刺植入廣告泛濫的現象，被當局指控是“侮辱英烈”並全網下架。這顯然只是一個借口。《暴走大事件》經常以調侃的形式譴責一些社會醜聞，例如毒奶粉、莆田系醫院、校園暴力等等。對於嚴厲管控新聞和輿論的習近平當局來說，它當然會成為一個打擊目標。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評“豫章書院”網癮治療中心的體罰、囚禁和暴力訓練而被停播。這次不過是利用《英烈保護法》再次打壓。可見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進一步收緊言論空間。

中共政府經常通過掩蓋和扭曲歷史來證明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與“官方歷史”不符的言論，都可能會面臨法律的迫害。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有歷史學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對1949年以來中共的的執政歷史做任何批評，否則他們及其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養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軍人。但盡管《英雄烈士保護法》看似保障了軍人的“榮譽”，在現實裏中國退伍軍人的利益卻遲遲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然而這個機構並不可以真正的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

從四月底開始，大量的退伍軍人陸續前往事務部進行進行靜坐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五月八號，數百名曾在國有銀行工作、因為被買斷工齡而失去社保的退伍軍人集體組織前往事務部前抗議，但事務部卻報警抓捕抗議者。一名組織者被警方帶走，其余的人都被帶往久敬莊訪民收容中心（一個早已臭名昭著的訪民看守所）。

近年來有一些中國年輕人身穿二戰時的日軍軍服，在中國的戰爭紀念遺址拍照，引發了廣泛的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護法》的頒布得到更多支持。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也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和言論，但我們同時也反對中共此為借口來加強言論管控、進而打壓群眾反抗。

中國再爆疫苗醜聞　腐敗製度危害群眾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廣泛關註和譴責。這是2007年以來至少第四次出現大規模疫苗醜聞，而且讓人回憶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時受到處罰的國家食藥監局官員孫鹹澤不久便升任副局長，直到今年2月剛剛退休），因而嚴重撼動了群眾對中國食藥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壓維權家長，嚴控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討論，亦引起普遍不滿。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國家食藥監局發現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這兩家公司銷往山東丶河北丶重慶的65萬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傷風）疫苗“效價”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無效。這種疫苗用於保護新生兒，因此劣質疫苗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和生命風險。雖然政府聲稱劣質疫苗不會直接損害健康，但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關生產數據。

盡管當時政府已發出召回通知，但種種跡象表明至少絕大部分已經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藥監局發出通告稱，根據公司員工舉報發現長生偽造狂犬病疫苗的生產數據。通告稱涉事疫苗尚未出廠，但兩天後長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內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藥監局才對2017年的案件做出處罰決定，僅沒收了長生186支庫存疫苗，罰款344萬元人民幣。該公司2017年凈利潤高達5.7億，除此之外還得到了4830萬政府補貼，因此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質疫苗的武漢生物的處罰決定至今尚未公開，令人懷疑這是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處罰甚至比長生更輕，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緊接著，一篇介紹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長生發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讓眾多家長陷入擔憂和憤怒，也令事件急劇升級。直到此時李克強和出訪非洲的習近平才宣布徹查，不久之後包括董事長高俊芳在內長生15人被刑拘，但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禁止媒體擅自報導相關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關評論也被從網絡上刪除。諷刺的是，在兩年前發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時李克強曾做過幾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報導所用的照片也是當時的舊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稱要徹底改善食藥安全，但這更多只是應付民憤的一貫伎倆，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履行諾言。

私有化與貪腐

2003年，身為長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偉民夥同長生第三大股東韓剛君以低價將這家前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之後幾年裏，杜偉民和韓剛君又收購了其他幾家疫苗企業。包括長生在內，這幾家公司過去也曾涉入劣質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兒接種長生的水痘疫苗後死亡，當時其父母要求檢驗疫苗，但吊詭的是醫院卻宣稱該批次疫苗已經銷毀。今次醜聞爆出之後，警方和政府官員也警告他們不要上訪。

這些公司通過大肆行賄迅速控製了中國疫苗市場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產商（長春長生）。2017長生的“銷售費用”高達5.8億元，將近其研發費用的5倍。《南華早報》一篇文章指出，整個疫苗行業從審批到銷售均存在貪腐，可見今次曝光的劣質疫苗以及長生和武漢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長表示對於中國藥物安全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相關省份的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門抗議，亦有過去子女接種疫苗之後遭致傷殘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補償的家長參加。重慶約60名受害者家長集體維權，不久後組織者被警方帶走。警方警告他不得進行抗議，而且維權只可以針對企業，不可以針對政府。但家長們很清楚，政府缺乏監管和官商勾結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國食藥檢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員承認，監管部門無力確保藥物質量，很大程度依靠企業“自律”！

全世界眾多慘劇已經證明，讓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企業“約束自己”根本是個神話。美國銀行業的“自我約束”最後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化石燃料行業則帶來了氣候惡化。

假疫苗事件顯然是醫藥私有化和資本主義戕害群眾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證。沒有真正的工會和新聞自由令情況更加嚴重。武漢生物雖然是“國有企業”，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關心的是利潤而非群眾健康。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疫苗質量，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所有有罪資本家和官員；將所有製藥企業和醫療單位公有化，交給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會由選舉產生而且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廉價的醫藥服務。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須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製度和包庇黑心藥企丶保護資本主義的中共獨裁統治。

聲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 組織獨立工會無罪

從7月中開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違法且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同時這場鬥爭也在得到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聲援。佳士工人無懼打壓，堅持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發起挑戰，成為中國工人鬥爭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鬥爭是一個開始，未來將有更多工人發起組織獨立工會的抗爭，這是近幾個月來跨省罷工抗議和中國工人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主要生產焊割設備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而且不久前剛被美國《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最具潛力的企業之一。但同時它通過“綜合工時製”每月變相克扣工人數百元工資；每年少為工人繳納上千元的住房公積金；以“建設企業文化”為由強製工人在休息時間集體“郊遊”，實際上是將工人當作免費的宣傳工具（有工人因為公開表達不滿而被毆打）；另外還非法設置諸多苛刻的罰款規定。工人們說自己所受的待遇簡直像奴隸一樣。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報導稱郭麗群的丈夫是當地政府官員。中共貪腐政權勾結和保護資本家的行徑可見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當地坪山區官方工會投訴，工會官員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佳士資方搶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會。7月12日，工人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獲得約90人聯署，可資方和當地工會官員卻指控這是違法行為。幾天之後幾名活躍工人被調職丶開除甚至毆打。被開除的工人試圖進入工廠繼續工作，卻被警方攻擊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懲處打人的黑警並賠償醫藥費。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開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們工人建立工會，不能破壞我們的團結！任何蠻橫無理的行為都不會把我們嚇倒！反而只會讓我們更加團結！”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廠外抗議丶要求復工和組建工會的工人及家屬再次受到警方的攻擊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當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駐工廠，以恐嚇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嚴酷打壓抗爭工人的行動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憤怒。29日開始，有外地學生和左翼人士前往當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議，高喊“組建工會無罪”丶“工友無罪”丶“嚴懲黑警丶黑社會”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時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爾濱丶寧夏等地一些大學生發出聲明聲援佳士工人，這令當局大為擔憂，因為害怕各地學生的聲援運動會演變為政治運動，造成連鎖效應激起各地工人都起來罷工。8月1日，香港職工盟在中聯辦外舉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論壇在香港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社會主義者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和反抗官商打壓的抗爭，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議者。我們支持罷工丶示威丶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謂的“工會改革”，而坪山區工會正是“改革試點”之一，可見官方工會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為真正維護工人的工具，而只不過是另一個“維穩”工具，是資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更大的力量對抗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雖然中共當局會使用暴力鎮壓，但這也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工人提出組建獨立工會的訴求。同時習近平在國內外正面臨著重重危機，使他難以采取最大程度的鎮壓，以免引發更嚴重的憤怒和反抗，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與以往主要集中於經濟訴求的工人鬥爭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懲處黑警與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獨裁發起挑戰，又一次證明中國工人鬥爭進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階段。而且專製打壓也在推動不同的受壓迫和反抗群體團結起來。中共極為害怕這些運動會政治化並串聯起來，成為一場大規模甚至是全國性的鬥爭運動。北京大學聲援發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為要求公開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壓與威脅。工人鬥爭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丶反專製的綱領將所有受壓迫群眾團結起來，一同對抗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貧窮丶歧視丶劣質食藥以及其他種種不公。

中國#MeToo運動再度興起

自7月底以來，眾多教師、NGO人士、記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視主持人在社交媒體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騷擾。雖然在年初的網絡舉報和請願浪潮之後，中共政府大力打壓敢於發聲的學生和女權人士，並采取了嚴厲的媒體管控，但仍無法阻擋中國#MeToo運動的再次興起。這既是因為中國男權統治和性暴力的嚴重程度，也是因為今年群眾的激進化和公開抗爭的增長。中共的打壓令越來越多本沒有“顛覆意識”的年輕人政治化。反對性暴力和更廣泛的女權鬥爭會是反抗中共獨裁統治的重要部分。為了徹底消滅性別壓迫和保護它的專製製度，#MeToo等女權運動需要集體行動，並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發展的工人鬥爭聯系起來，支持一個反對男權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於大學的中國#MeToo運動正開始向更大範圍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揭露，她在參加乙肝患者維權NGO“億友公益”舉行的公益活動時被該組織創辦人雷闖性侵。雷闖一開始回應說舉報屬實，他正考慮向警方自首，但隨後又改口稱兩人當時是戀愛關系（在中國男權體製下，戀人或者婚內強奸往往不被視為犯罪）。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對雷闖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後也被揭發性侵醜聞的貧困學童“免費午餐”計劃發起人鄧飛，並大肆指責受害者，試圖將這次事件描繪成一場騙局和陰謀。類似的指責受害者或者“蕩婦羞辱”的言論屢見不鮮，這也是許多性暴力受害者不願報警和公開自身經歷的原因之一。專欄作家章文聲稱，舉報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給他“發過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藝術寫真”，並說在“媒體圈、公知圈”聚會時做出“摟、親、抱”等親密動作是正常現象。

無論在校園還是職場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來自於性別壓迫和男性霸權。而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性暴力和性剝削最為嚴重，而且隱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視主持人朱軍猥褻的女性披露，在她報警之後警方要求她不要將事件曝光，以免破壞朱軍和央視（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正面形象，並以她擔任公職的父母相要脅。之後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發出的這篇帖文以及許多相關評論也已被刪除。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於網絡上的#MeToo運動發展成實際的抗議行動，中共政權打壓受害者和女權人士，封鎖相關的社交媒體文章和新聞報導，這實際上正是在保護犯罪者和整個男權體製。7月27日央視調查記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說到，政府已經發出管控相關新聞的命令，令狼狽不堪的被指控者們“紛紛松了一口氣”。

許多年輕人和女權主義者已經開始明白，盡管中共政權一再宣稱對性暴力“零容忍”，但實際上它並不願做出真正改變。今年年初羅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陳小武強奸，掀起了中國第一次#MeToo浪潮，全國70多所大學8000多名在讀或畢業學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製，但直到現在仍沒有任何實際進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願看到公開、集體的抗議或請願，擔心這會發展成挑戰獨裁統治的行動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同時正如中國女權主義者張累累所說，“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動力，有關部門就會敷衍了事”。

要想消滅性暴力和性別壓迫，需要集體的行動挑戰當今的權力結構，而在中國也需要挑戰拒絕做出任何實際該變的獨裁統治，並終結與男權和等級製緊緊交織在一起的資本主義製度。#MeToo運動是一場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組織成受其參加者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工人階級女性經受著最惡劣的壓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樣，她們也需要反擊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權運動必須與工人鬥爭聯系起來。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資方和官方工會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運動的鼓舞。工作場所是性騷擾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女工曾遭受性騷擾，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工人的集體抗爭擁有更大的力量去徹底改變社會。

立即釋放沈夢雨 反對國家鎮壓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沈夢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綁架，至今沒有音訊。這應該與她近期積極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反抗警察和資方打壓的鬥爭有關。據一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者所說，沈夢雨近日來已經受到跟蹤和騷擾，而且綁架發生後警方顯然有意拖延調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組織真正的工會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我們強烈譴責中共政權暴力打壓抗爭工人和左翼活動者。我們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沈夢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對國家鎮壓

工人爭取獨立工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繼續戰鬥！”

沈夢雨從位於深圳被軟禁的地點秘密送出一封信，號召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左翼青年繼續鬥爭。各位讀者，言猶在耳，務必行動！

在3個月來，佳士工人和左翼聲援者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沈夢雨是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最近幾周，他們鬥爭的焦點是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和聲援者。這些被捕者可能會遭受嚴厲處罰。

8月11日，沈夢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綁架。當地警方在微博上聲稱，這只是一起“家庭糾紛”，因而拒絕調查。而且警方說綁架地點的4個監控鏡頭全部故障，所以沒有調查線索和證據。

近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得知，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中共政府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無限期非法拘押反對者，禁止他們聯系律師、家人或媒體。8名國保全天24小時監視沈夢雨，就連她洗澡或上廁所時也不例外。

深圳的聲援團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會到他們的聚集點清場。最近幾天政府加強打壓，派出警察騷擾聲援者，加強網絡審查，封鎖了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和聊天群組。“佳士”、“沈夢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個區）全都成了敏感詞。

工人鬥爭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鬥爭是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會，組織獨立工會會受到嚴厲懲罰。但盡管存在這些威脅和阻礙，今年中國工人鬥爭還是驟然發展起來。最引人註目的是爆發了數場“跨省罷工”，10多個省份的工人同步舉行罷工和抗議。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機罷工。隨後幾個月裏，鬥爭蔓延到其他行業，爆發了卡車司機和外賣工人罷工。所有這些鬥爭隱含著建立獨立於官方工會、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會的訴求。實際上，許多中國工人把全國總工會叫做“黑色工會”，也就是說它是政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工具，比黃色工會還要惡劣。最近這些大規模罷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工會在網絡上組織的。

雖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惡劣（苛刻的罰款規定、工時過長、少繳社保等等），但這場鬥爭不只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從5月份開始，佳士工人將建立獨立工會作為核心訴求，所以這場鬥爭十分重要，將會成為未來中國工人鬥爭的重要參照點。

法律程序

一開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會，亦即全國總工會在廠內的下屬分會。由政府控製的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唯一的合法“工會”。盡管資方搶先建立了一個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謂“職工代表大會”，試圖以此壓製工人，但工人還是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並在短短幾天內獲得約90人聯署。

佳士管理層指控組建工會是非法行為，而官方工會幹部也完全站在資方那一邊。佳士資方與當地政府關系密切，有兩名高層人員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領袖米久平和劉鵬華先是被不明人士毆打（可能是資方雇用的打手），然後於7月20日被開除。官方工會絲毫沒有保護兩人，反而於7月23日與佳士資方一同發表聲明稱，雙方正“合作”組建工會。組建這種受資方操控的假工會，正符合官方工會的一貫做法。

國家暴力

工人抗議資方解雇米久平等人，誓言繼續爭取真工會。7月27日，警察襲擊了在工廠外抗議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劉鵬華在內的約30人。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個團體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研究員潘嘉偉表示：“當局羈押工人及其聲援者的做法應當受到譴責，工人要求組建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行為。”在本文寫作時，米久平和劉鵬華等14人仍未被釋放。同時亦有沈夢雨等聲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沈夢雨等左翼青年無懼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最龐大的鎮壓機器，英勇捍衛工人權利，建設中國工人運動。警方對被捕者施以酷刑，並以他們的家人朋友相威脅，以圖讓他們“認罪”並“指證”其他人。據《路透社》記者黃淑琳在推特上所說，佳士工人告訴她，警方為強迫工人簽署認罪書使用了多種手段，包括性騷擾。被關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尋釁滋事罪”，最多可入獄5年。

佳士抗爭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被視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年輕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比如一些“傳統”的勞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體。

工運“政治化”令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樣如此。許多勞工NGO嚴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徑”，並因此有意識地限製工人階級鬥爭（哪怕只是爭取局部的經濟訴求的鬥爭），但還是受到了國家的殘酷鎮壓。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不認為工運“太政治化”令佳士鬥爭添加困難，或者令它受到更嚴重的鎮壓。工人和聲援者的勇氣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他們主動尋求國際聲援的做法對於中國工運來說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盡管中國利用民族主義輿論宣傳，指控聲援者是受“外國勢力操控”，但跨國的工人聲援還是應該成為“新常態”。

全球聲援佳士工人鬥爭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和反對鎮壓的抗爭正在進入關鍵時期，所以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已從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成員那裏受到了大量聲援報告和照片。而且特別要感謝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果斷、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國組織了抗議行動。

因為未來幾日國家鎮壓可能大幅升級，我們緊急呼籲讀者加快、加大行動，前往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抗議！聯絡工會聯署下面這份聲援聲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國、法國、美國、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我們希望海外的佳士工會聲援他們的中國工友。

以下為愛爾蘭國會議員的聲明：

“我們—愛爾蘭國會議員和社會主義黨成員完全支持中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歷史性抗爭，支持他們建立民主工會。我們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們的年輕抗議者，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他們挺身捍衛工人的權利，完全是正義的。讓我們尤為震驚的是，抗議者沈夢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綁架，而深圳警察拒絕調查。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對警察和黑幫的毆打、虐待和性威脅，我們向他們致敬。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中國：釋放所有佳士聲援團成員和被捕工人 撤銷所有檢控

8月24日清晨5時，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聲援團在惠州的聚合點。與此同時，亦有工人和聲援團成員在北京被捕，表明這是一場全國行動，而不只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行動。在深圳，約10名工友和50名聲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審的工人蘭誌偉、余凱龍和虞煒燁。被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嶽昕、北京大學後勤工友調研報告發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以及多位發起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聲援聯名信的同學。同時，曾會見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婦聯的兩位聲援團在京代表及廣州讀書會事件被追逃的學生顧佳悅也失去聯系。

目前總共有超過70名佳士工人和聲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綁架的沈夢雨。沈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隱受到嚴重侵犯，不僅不能走出房門，上廁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緊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聲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會毆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間受警察以酷刑對待。

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聲援者和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我們支持佳士工人抗爭的訴求，支持組建民主工會的權利，支持示威和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

反對封鎖毛派網站　立即釋放編輯員、佳士工人和聲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聲援團被捕的同時，警方查抄了位於北京的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紅色參考》的尚愷，以及“時代先鋒網”核心成員之一顧佳悅。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報導和參與佳士工人鬥爭。這是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工人鬥爭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協助下，廣東國保對《紅色參考》編輯部及人員，采取搜查及拘捕行動。同時也再次證明逮捕聲援團是中共政權有組織的全國鎮壓行動，而不是個別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國工人串聯起來，特別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會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體被捕，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過去所說的，中共獨裁政權不僅鎮壓自由派律師和少數民族，而且愈發將矛頭指向工人階級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們的支持者。特別是中共政權現在奉行親富人政策，保護著中國的富豪階級，而工人收入則已經停滯，所以它不能容許任何獨立於政府路線以外的聲音。中國勞工論壇譴責習近平當局暴力鎮壓抗爭工人和左翼聲援者，譴責獨裁政府打壓言論、示威和結社自由。我們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網路封鎖，釋放所有被捕者，撤銷所有控罪。組織獨立工會無罪！抗議無罪！

中共封鎖毛派工運網站

8月24日，中共獨裁政權采取全國行動，鎮壓爭取工會權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聲援者。警察破門闖入聲援團在惠州的住宅單位，逮捕了數十人。據報導，一些仍被關押在的聲援者正在絕食抗議。《社會主義者》雜誌完全支持他們。現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個可恥的、反工會的血汗工廠。

這場鎮壓行動不是出自廣東地方政府的手筆，而是一場全國搜捕。除了廣東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區亦有人被捕。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網站一度停止運作。政府采取如此行動，目的是消滅支持佳士工人的聲音，同時也是要讓鎮壓行動激起的怒火沒有表達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歷史性鬥爭將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政局造成重大影響。爭取真正工會的鬥爭現在已明確地擺上了議程。中國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賴中共的鐵腕鎮壓保護自己的利潤和權力。只有通過真正的工會，中國工人才能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進化

同時佳士工人鬥爭也表明，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正在愈發政治激進化。近兩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許多來到廣東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英勇青年對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壓深感震驚。一部分聲援者原本認為打壓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終會出面保護工人和聲援者，但8月24日的鎮壓行動深深打擊了這種錯誤的想法。

中共政權采取嚴酷手段，並且重點打壓幾個左翼網站和團體，說明這場鎮壓行動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佳士工人鬥爭表明，工人鬥爭正在和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中共想要將這種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它不會得逞。年輕人和工人會重新振作起來、組織起來，發起新的抗爭。

那些沒有被捕的聲援者，甚至還有一些名義上已經“釋放”、但仍受到警方監視的聲援者，正在以極大的勇氣努力揭露鎮壓行動的殘酷真相，駁斥官媒抹黑他們是“受境外勢力操控”的說法。現在必須繼續不懈地進行聲援行動，支持那些被誣陷、而且可能遭受嚴厲刑罰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須從這場重要的鬥爭中得出一個必要的結論：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和全世界的現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組織，也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

習近平：內外受敵的“強人”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說：“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強人”習近平現在面臨諸多難題，突然之間他已不像過去那麽強大。包括裴敏欣在內，海外的一眾中國觀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戰和危機已經削弱了習近平看似不可動搖的權力。

有跡象表明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經公開顯露出來。自6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這是很罕見的。最重要的分歧是關於，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國正在放緩的經濟，以及如何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如預想的一樣，習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來越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全國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時，習近平看似無懈可擊。但是現在，盡管習近平已經貶黜了大部分競爭對手，瓦解了所有敵對派系，他卻面臨著上臺6年以來最嚴重的挑戰。雖然在政權內部沒有人敢公開反對他，但是他也變得更加孤立。現在已沒有過去那麽多地方勢力為他唱贊歌。統治精英們小心翼翼地和這位“核心領導人”保持著距離。

群眾抗議

從數萬P2P網絡信貸受害者抗議，到寧夏回族穆斯林反對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靜坐抗議，再到波及90萬名兒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眾抗議彼伏此起，這也與習近平剛上臺時相對平靜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國的公共醫療醜聞層出不窮，假疫苗事件只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讓人們看到，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實際上幾乎沒有改善普通群眾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罷工的興起。跨省聯合罷工的出現表明工人的組織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過去4個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盡管規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輪左翼學生行動結合起來，踏出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關鍵一步。

這些事件開始動搖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基礎。自由派專欄作家鄧聿文在《南華早報》上說：“大眾對當局的信任降到了冰點”。他還說道：“整個社會已經開始躁動，大眾正急切要求改變現在的製度。”（《南華早報》，2018年8月15日）

而該報的前主編王向偉則像是為了安撫中共領導層，說道：“說中國不穩定是言過其實，但不滿是普遍存在的。”

貿易戰

清華大學的自由派學者許章潤對中國局勢的估計也是同樣黯淡。他在一封大膽批評習近平的公開信中寫道：“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製度軟肋暴露無遺”，“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許章潤還在公開信裏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這場貿易戰實際上不僅僅關乎貿易，而且標誌著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開始爆發地緣政治沖突。它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而且已經開始改變中國的政治局勢。

習近平政權顯然沒有準備好應對特朗普的攻勢。這令中國的政商精英感到懷疑和不安並互相指責。政權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擊，在當前其後果遠超過美國關稅在短期內有限的經濟影響。不過貿易沖突升級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如果爆發更大的沖突，可能會嚴重打擊中國經濟，而且這場沖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它可能會長期以不同形式持續下去，間中或有一些暫時的協議緩和局勢，接著又爆發新的對抗。

這些事件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永遠正確”的形象。過去個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經降低了調門，似乎證實了公眾情緒的深刻轉變。許多城市撤下了習近平的畫像，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也不像過去那麽多了。中共宣傳部門察覺到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所以想要降低人們對“核心領導人”的關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來群眾的不滿就在增長，現在貿易戰爆發，加上國內經濟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匯率）更是火上澆油。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眾發泄不滿的焦點。我們當時就解釋過，取消任期限製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場豪賭。它未能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政治不穩定。

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盡管在貿易戰爆發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經在加深，但貿易戰進一步嚴重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習近平政權沒有像過去那樣展現出力量和決心，反而顯得遲鈍、猶豫不決。《經濟學人》雜誌說：“在特朗普的貿易攻勢面前，中國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可靠消息稱，習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估錯了特朗普的意圖，以為這次也只要多進口一些美國商品就能平息沖突。中國社科院的頂尖經濟學家余永定承認，7月6日美國開征第一批關稅之前，沒有多人認為真會爆發貿易戰。

可見中共嚴重低估了華府的意圖。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幾乎也沒什麽辦法避開這場沖突，因為這場沖突根植於飽受危機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以及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危機時代，帝國主義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中共政權內部有許多人責怪習近平當局太過自大，結果作繭自縛，招致貿易戰和其他國際沖突。就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習近平用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維持國內的支持。他大肆煽動民族主義，采取“一帶一路”等強硬的外交政策，並在南海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義桅說：“我們應該保持低調……貿易戰已使中國變得更謙遜。”王義桅告訴彭博社，他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考慮”一帶一路計劃。官方媒體現在重新開始廣泛宣傳“韜光養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警告媒體不要“浮誇自大”，不要誇大中國崛起和技術進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國已超越美國。

中美貿易戰是習近平上臺以來第一場重大國際危機。《彭博社》評論說，這場貿易戰最清晰地揭露了習近平的失誤和困局。

刺激，還是緊縮？

但是貿易戰不會是習近平的最後一個難題。首先，中國當然不能幸免。中國將會在全球經濟中遭遇更大的阻力，這不單單是指與特朗普的貿易爭端。10年前爆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尚未過去，仍繼續著動搖著各國政治製度，加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間的緊張局勢。現在“一帶一路”全面受挫。不僅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歐盟各國政府因擔心失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而大力阻撓，而且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一帶一路”國家的群眾和反對派也表示反對。

其次，在貿易戰正式啟動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急劇放緩。自2017年開始，習近平為了打擊“金融風險”、打擊失控的影子銀行而收緊信貸，而拉低了經濟增長。這暴露了中國經濟對債務的嚴重依賴。

政府現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采取經濟刺激策略，向銀行註入更多資金，推動地方政府發行更多債券為新的基建項目融資。不過其規模遠不如過去的刺激方案。《南華早報》的湯姆·霍倫德（Tom Holland）評論說：“政府沒有踩油門，它只是稍微松開了煞車器”。

同時采取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政策（經濟刺激和金融緊縮）有多種原因。原因之一還是關乎習近平的權威。霍倫德說到，如果現在采取180度的轉彎，會讓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顏面無存。部分官員支持更堅決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則擔心完全放棄去杠桿（金融緊縮）政策會加劇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這兩派正為實行何種政策展開政治鬥爭。

不過法國興業銀行的經濟學家姚偉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回升無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偉等經濟學家不認為中共政府現在的政策能避免未來一年GDP增速更嚴重地放緩，特別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下。

習近平政權現在在經濟政策方面也表現出內部分歧和猶豫不決。中國今年的確是進入了“新時代”，不過並不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樣。習近平稱帝和他的“宏偉計劃”都是為了解決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的危機，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些“解決方案”反而令危機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鬥爭與中國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工會權的鬥爭開啟了中國工運的新篇章。這場鬥爭吸引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激進青年以及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欽佩。

佳士抗爭工人和青年聲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資方的殘酷打壓、官方工會的欺詐、政權的全力鎮壓、偽造的罪名和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抹黑。有一些聲援佳士鬥爭的學生還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壓，突顯出國家將父權資本主義家庭單位作為控製社會的工具。

抗爭工人和“毛派”青年聲援者均受到全面鎮壓。這是中共政權對待群眾鬥爭的一貫方式。盡管一些青年聲援者曾認為鎮壓他們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顯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時有幾個左翼網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運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後尚未被釋放的工人和聲援者，總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監禁。據報導，4名抗爭工人被控“尋釁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獄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試圖組織工會而被解雇。目前還沒有學生被控罪，不過網上有傳言稱，聲援團的一名重要成員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獨”。盡管這項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會讓她遭受嚴厲處罰。

顯然政府對待這些青年聲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年輕人自稱“毛派”，給政權的打壓製造了困難，因為習近平當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說辭謀取一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以此抵擋群眾對於社會不公的日益增長的怒火。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擔心如果過於嚴厲地懲處這些聲援者，會在年輕人當中造成政治反沖。但被捕工人則會遭受更嚴重的刑罰。所以下一步的聲援行動應該以要求撤銷對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為重點。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積極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並呼籲和發起了全球聲援行動。我們並不完全認同一些“毛派”青年聲援者的政治觀點。不過在中國“毛派”這個詞語的涵義很廣泛，涵蓋許多不同的左翼觀點。

我們和一部分青年聲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們不認為1950-70年代中國的毛澤東政權可以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榜樣。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共黨國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們認為中共政權已經資產階級化，是一種由國家控製的特殊資本主義體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談“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像其他國家早已投身資本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黨”政客那樣。我們一直都主張建設獨立工會，不久前我們剛和一些毛派辯論過獨立工會的問題（參見我們和《紅色中國網》辯論的文章）。

我們也一直都願意和其他左翼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們不會預先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對所有鬥爭也是如此。我們認為佳士鬥爭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傑出榜樣。社會主義革命者的首要任務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努力幫助工人在實務和政治上建設自己的組織，明確表達出工人的訴求，提出下一步具體的鬥爭行動，並爭取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支持。所有這些都是勝利所必須的。在中國，在國家鎮壓工人階級、並將真正的工會和工人自我組織視為非法的情況下，鬥爭會是長期的、艱巨的。

我們不同意中國一些與NGO相關的人和一些所謂左翼對佳士鬥爭的批評。他們批評毛派“騎劫”了工人鬥爭，令鬥爭“太政治化”，還說學生“尋求對抗”，破壞了工人純粹的維權行動。幾乎在所有鬥爭中都會有人提出類似的批評，因為這些人拒絕直視實際情況，害怕鬥爭，也害怕鬥爭令群眾激進化。這些“大師”毫無根據地宣稱佳士聲援團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說他們忽視了工廠裏的鬥爭，而且更容易招致嚴厲鎮壓。

我們強烈反對這些批評。傾向自由派的NGO主張使用低調的、“非政治”的策略去從事工運，但他們還是受到嚴厲鎮壓。一些勞工NGO已經被關閉，還有一些在當局的逮捕和恐嚇之下已經停止運作了。顯然，這種“非政治”的策略也無法抵擋國家鎮壓，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訴求和掩蓋實際問題而削弱了工人鬥爭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聲援團在惠州的聚集點，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工友和學生，共50多人，我決定去事件的源頭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門時，遇到附近另一家廠的一個職工。他聽說過佳士發生了點事，但說到具體，他就一點也不清楚了。這時，一批佳士工人騎著單車或電動車出現在旁邊的大道上，我們離開了他，想找他們中的一兩位說話。

一個沒穿廠服的年輕小夥走出大門，往我們這邊來。沒錯，他是佳士員工，但他不知道前陣子廠裏出了什麼事。

我們悻悻地被甩開，意外看到一個佳士男職工坐在一個花圃那裏看手機。他剛進廠，什麼也沒聽說。運氣不佳，我們只好離開。

多少是出於彌補的心理，我恢復了由於時間太晚原已打消的後續計劃，去燕子嶺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們想像的大。一溜防爆盾倚靠在外墻上，門口空地泊著一輛裝甲車一樣結實而陰森的囚車，紅藍光閃爍不止。

我們商量要不要直接進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況。然而，快到值班室門口時，我卻先止步了。

我知道進去問了就算沒被當作到場支持者抓起來，也得不到就事論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從這次事件以及從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結論，深信這個系統將威懾丶打壓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當作常規。

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威權集團。也正是這一點，甚至可以說，僅這一點，便足以體現那些工人和學生的無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對於正身陷牢獄親嘗磨難的工人和學生，我沒資格說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與他們休戚與共，我是工人和農民的兒子，我相信他們不會無端地站出來，相信正義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時候都可以為一己私利出賣良心的官方喉舌無法抹黑他們分毫。我或許不能像他們那樣抗爭，但我站在他們這邊，為他們發聲。

新一輪P2P倒閉潮引發群眾抗議

8月6日，數千名P2P（個人對個人）網貸平臺倒閉潮受害者計劃前往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所在的北京金融街舉行抗議。由於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無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圍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區，火車丶地鐵丶公交站點和旅館亦有警察檢查身份證，截查抗議者。據稱有數百人被帶往久敬莊訪民關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國各地許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采集了指紋和血液，並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習近平統治下，此類鎮壓已成為「正常現象」。這次倒閉潮涉及的P2P網貸平臺，背後多有社會名流與政府官員支持，令許多人認為這其實就是權貴階層與高官的聯手詐騙。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議同樣遭到警方暴力驅逐。其中一人於兩周後被發現在公園裏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寫道：「這個國家太令人失望……驅趕金融難民的警察比維權的人都多，果然權勢都是為資本主義服務……股東甩鍋的理直氣壯，辦案人員拖拖拉拉，維權上訪百受阻撓」。警方扣押了該名受害者的遺體，並於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體采訪，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閉潮涉及數千億元人民幣，造成幾百萬「金融難民」，其嚴重程度可能超過2014-15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場，現有貸款總額達1.49萬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它也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最危險丶受監管最少的部分。官方從2016年起收緊監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規定完成整改，但最後期限變成了關門跑路的信號。截止2018上半年，中國P2P網貸平臺已有4,334家崩盤。例如因背負巨額債務和涉入中共權鬥而聞名的海航集團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產品，作為信貸緊縮下新的融資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關閉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還未公開違約金額。與此同時海航的另一個P2P平臺也已開始出現違約。

網貸平臺承諾的投資回報率經常是銀行存款利率的數倍，因而吸引了許多投資者。但從網貸平臺借款的個人或公司往往是因為還款能力弱或者沒有抵押資產而難以從銀行貸款，所以這也就意味著相比於銀行，網貸平臺面臨著更高的違約率，最後甚至可能變成龐氏騙局。當中共政府試圖收緊流動性和去杠桿，並導致經濟重新開始放緩時，P2P便成了中國債務問題中首先破裂的一環。P2P實際上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困境的縮影和預示。

八月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四大「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幫助處理網貸平臺留下的債務。同時一些地區也已停止註冊新的P2P公司。盡管P2P倒閉潮本身不太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危及整個金融系統，但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不過政府現在首先擔心的是會有更多受害者參加抗議。

中共政府很可能會出臺更嚴厲的監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風險。但政府難以真正減輕整個金融系統和債務問題的危險。自2017年以來習近平的去杠桿運動並未有效改善中國金融狀況，但已經成為經濟再次放緩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經濟刺激策略。政權內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去杠桿力度進行著權力鬥爭。習近平一派似乎既想采取刺激政策，又想繼續減少債務，因此猶豫不決丶難以取舍。他註定會失敗。這可能也意味著未來P2P或者類似金融工具的復興，以及下一輪或者更加嚴重的金融災難。比起2015年「習近平牛市」，群眾在今次P2P危機裏更清楚見到中央政府有責任為金融災難負責，因此工人階級以至中產階級會激進化起來，更有意識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機關的地點來行動。經過其他一系列政治挫敗之後，P2P危機再次打擊了習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訪這趨勢令各種維權運動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潑墨事件後各地撤下習近平畫像

7月4日清晨，董瓊瑤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廈前控訴習近平和中共一黨獨裁，然後對街頭的習近平肖像潑墨。董瓊瑤隨即被失蹤，及後被當局以攻擊領袖罪名抓捕，直播這一事態的華湧和董建彪也已被當局半夜抓走。其後等到7月22日傳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當媒體打電話到該精神病院詢問時，院方稱董瓊瑤是政治犯，並說她是受「境外勢力」指使。

董瓊瑤父親董建彪和異見藝術家華湧也因要求當局釋放董瓊瑤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礦將他解雇，並拖欠了他三個月的工資。警方也曾建議董建彪製作假病歷，來「證明」董瓊瑤患有精神疾病，從而為董瓊瑤換取較輕的處罰。有消息稱，三人均被指控「攻擊國家領導人」。

盡管宣傳部門大肆歌頌習近平，豎立個人崇拜，但社會上存在廣泛不滿，習近平政權的群眾支持並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董瓊瑤在街頭公開譴責中共專製暴政，表達對龐大鎮壓機器的蔑視，也表達了群眾憤怒情緒，得到了網民的廣泛回響，令當局害怕會因很多人效仿。董瓊瑤的行動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仿。在當前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愈發激進化丶而獨裁政權加強鎮壓反抗行動的情況下，遍布街頭的習近平海報可能會成為群眾公開發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擔心這成為一種潮流。獨裁政權害怕任何公開的反對行動，哪怕只是向領導人的畫像上潑墨水。因為一旦這種公開挑釁獨裁政權的行動蔓延起來，很可能開啟群眾運動的閘門。特別是在習近平建立起個人獨裁之後，加強民族主義和個人崇拜宣傳，但這是一場賭博，因為他個人權威的削弱將對整個中共政權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潑墨事件發生後，中國100多個城市迅速撤下習近平海報。

潑墨事件以及近幾個月的大規模罷工丶抗議表明中國社會局勢正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專製鎮壓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推向政權的對立面。實際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為了給女兒繳學費而盜取銅線，雖然僅賣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獄9年。要想終結政治迫害和爭取言論自由，需要群眾集體鬥爭，打倒中共專製政權及其後的資本主義統治。

谷歌向中共妥協 試圖重返中國市場

據報道，谷歌正在開發一個自我審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國的網絡審查體系，進而重回中國市場。這個「清潔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個月內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單上的網站，以及六四屠殺和其他政治異議內容。而且回到中國後，谷歌隨時可能將中國用戶的個人資料交給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這個有近9萬名員工的互聯網公司中只有幾百人知道該項目。谷歌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就在工作場所施行專製！事件曝光後，約1400名谷歌員工聯署，反對幫助中共政府進行網絡審查，並要求公司提高決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無法接受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為由退出中國，並以此在中國大陸贏得了「不作惡」的美名。但這更像是一場政治作秀而已。從2006年直到退出中國，谷歌中國（google.cn）其實一直在幫助中共封鎖政治敏感資訊。當時中國異見人士郭泉批評說：「Google從此為了錢，成了中共腳邊的一條搖尾乞憐的哈巴狗了。」因此在當時的中美沖突中，谷歌成了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攻擊目標。最後由於中共試圖進一步收緊對谷歌的控製，並指使黑客盜取谷歌郵箱用戶的資料，才導致谷歌不情願地退出中國。

但谷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包括開發被中共用於社會監控的人工智能）。現在中國從許多方面來說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對於谷歌的誘惑愈發變大。如其他資本主義企業和跨國公司一樣，谷歌對於利益的追求遠大於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追求。如果谷歌最終以服從審查製度為條件重返中國，中共政府會是另一個受益者。這會被宣傳為中國網絡審查製度的「重大勝利」，而其他跨國公司也可以以此為藉口，為自己順從中共政權或者其他政府的專製措施辯護。

我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對於政治異議的打壓，支持言論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權利。要實現這些，依靠的不是跨國資本集團及其政治代表的虛偽言辭，因為它們將利潤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眾性運動。只有終結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將互聯網公司民主公營，才能實現真正的丶徹底的網絡和言論自由。

湖南家長抗議 反對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陽市政府強迫全市8000餘名五丶六年級學生轉讀私立學校，激起家長抗議以及與警方的嚴重沖突。該私立學校遠離市區，學生必須住校。盡管政府曾承諾費用會和公立學校一樣，但等到開學時家長們發現私立學校的收費超過公立學校的10倍（公立每學期200元，私立每學期2800元）。而當地平均月收入僅有2085元。除了教學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之外，更令家長們更為憤怒的是，該學校的教室和宿舍剛剛經過翻修，充滿甲醛氣味，可能嚴重危害學生健康。

9月1日家長先在學校丶政府大樓和公路上抗議。抗議橫幅上寫著：“抵製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們的斂財工具”。5名抗議者被捕。隨後其他抗議者前往當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釋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沖突劇烈升級，約600人包圍了公安局和警方對峙並發生嚴重沖突，演變為一場騷亂。憤怒的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丶磚頭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終警方暴力鎮壓，逮捕了46人。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警方曾向抗議者開槍。

盡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諾，稱轉讀私立學校的費用不會超過公立學校。但在沒有一個民主丶獨立的群眾委員會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再次食言。政府或許想拖延時間，待打壓了反對聲音之後再伺機調漲費用。事實上就在抗議之後幾天裏，一些家長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舉行抗議就去坐牢。

耒陽政府的“分流”政策實際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超大班額在中國受詬病已久，不僅導致教學質量下降，而且亦有學校曾因學生人數過多發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根據政府文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耒陽有20%的班級超過66人，38%超過56人，而正常班額上限為45人。“撤點並校”政策和學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現超大班額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嚴重不足。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從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低於新興經濟體，盡管中國政府仍在花費大筆資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進帝國主義“一帶一路”計劃。

巨額債務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資金興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選擇將學生送去私立學校。亦有網民揭露稱，當地官員已暗中入股該私立學校。如果算上融資平臺（即地方政府專門為貸款而設立的公司），耒陽政府負債占年度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560%。今年5月，耒陽發生了中國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陽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義推行教育私有化，從而減少政府的公共教育開支，緩解債務問題。不過就在家長抗議爆發前一周，耒陽剛剛為湖南省運動會落成一座耗資5億的體育館。當地居民譴責說，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修建形象工程，卻對最基本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

耒陽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公共服務短缺的一個縮影。有消息稱，在耒陽抗議被鎮壓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區也因為類似原因發生小規模抗議。面對沈重債務和重新開始放緩的經濟，各地政府可能試圖更廣泛地采取緊縮和私有化政策作為“解決辦法”，不惜以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而耒陽事件表明，這會激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反而加劇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者要求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免費的教育丶醫療丶幼托丶長照等公共服務。這需要終結現在這個無視群眾需要的獨裁資本主義，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民主的群眾委員會決定資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員將資金浪費在對群眾無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後，緊縮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經成為世界現象。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一同反抗這個帶來混亂和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製度。

劉霞離開中國 但政治迫害仍在繼續

7月10日劉霞離開北京前往德國，結束了長達8年的軟禁生活。所有反對國家鎮壓的人都歡迎這個可喜的結果，但這只是個案。劉霞並不是異見活動者，沒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為不願與丈夫劉曉波“劃清界線”。同時中共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仍在繼續。就在劉霞離開的次日，“中國人權觀察”組織創辦人秦永敏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3年，這是近年來被判處該項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長的，同時這也是中共發出的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

德國政府的安排和劉霞抵德之後的活動非常秘密丶低調，這是中共釋放她的條件。劉霞的兩個兄弟仍作為人質留在中國。她的弟弟劉暉5年前因“詐騙罪”被判入獄11年，現處在保釋之中。這被普遍視為政治迫害。如果劉霞在德國批評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滿的言行，劉暉可能隨時被關進監獄。也因如此，劉霞沒有參加當地紀念劉曉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動。所以就算在德國，她仍像受到政治軟禁。

不過中共釋放劉霞說明它現在面臨更大的壓力。德國前駐華大使說，一年前劉曉波去世時中國政府正春風得意，不理會國內外要求釋放劉霞的聲音，但現在它處於逆境。中共將劉霞當作禮物拉攏德國和歐盟聯手對抗特朗普貿易攻勢。默克爾政府在國內面臨著政治危機，聯合政府嚴重不穩，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權議題”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權威。

不過中共未能如願與德國結盟一同對抗特朗普的貿易戰。德國和歐洲資產階級希望避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歐盟的虛弱與分裂令他們害怕和特朗普發生沖突。同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海外影響了歐洲的商業利益也令他們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形勢下，歐美國家會利用各種“人權民主”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雖然中共在國際壓力下可能會作出小讓步，例如西方自由派關註的個別議題上，但不會改變整體猛烈鎮壓的路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想終結中共獨裁統治。要在中國和全世界結束政治迫害和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眾抗爭，以及反對富豪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

黑龍江養老金問題引發擔憂

7月底，黑龍江社保廳發布文件稱要推遲發放養老金。人們懷疑這可能是因為政府出現養老金危機，因而引發眾多關註和擔憂。政府公告否認推遲，說這是“工作失誤、錯發信息”，但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時又有社保部門工作人員稱因為養老金上漲導致延遲，不過當地居民表示過去從未出現過這種的情況。政府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釋”顯然無法打消群眾對黑龍江乃至全國養老金虧空問題的擔憂。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黑龍江企業養老保險基金赤字高達232億元。此外其他多個省份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同一報告，全國10個省份以及新疆兵團的養老金可支付月數不足10個月。更有清華大學及人社部的報告分別指出，全國養老金個人帳戶的“空帳”總計已達4.7萬億元（即只有帳面數字，實際並沒有資金），空帳率超九成。據估計，中國的養老基金將在30年後耗盡。

中國“改革開放”後，官僚權貴掠奪了計劃經濟累積的公共財富，所以現在實際上是以年輕人交的錢支付老人的養老金（類似於龐氏騙局）。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齡化，能夠支持養老金體系的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成為虧空問題的重要原因。

貪腐和挪用導致問題更加嚴重，特別是在2008年政府開始大規模經濟刺激和狂熱的基建投資之後。養老金挪用金額從2003年的84億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億元。同時巨額債務也導致地方政府難以拿出資金填補養老金缺口。

如其他實行緊縮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遲退休政策，通過進一步壓榨勞動者來讓這個千瘡百孔的養老金體系茍延殘喘。由於普遍不滿和譴責，中共已經推遲了出臺具體計劃的時間。在資本主義之下，從未有哪個國家的“改革”可以實現養老金永續。

資本主義無法給與勞動群眾體面的晚年生活，因為工人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資本家奪走。解決養老金危機需要社會主義綱領：向富人征收重稅，將銀行和大公司民主公營。這樣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資金建立真正可持續的養老和社會保障製度，同時保證勞動者獲得體面的收入。而這一目標又要和戰鬥性、反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獨立工人運動聯系起來。

遼寧爆發大規模反汙染抗議

8月初，遼寧省朝陽市、蓋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議，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氧化鋁工廠。群眾擔心工廠會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眾的反對行動下，朝陽、蓋州兩地及遼寧其他3個城市在短短幾天內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鋁項目。以往的種種事件表明，由於官商勾結，興建項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經常只是“走形式”，環保要求形同虛設。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鋁工廠汙染事件仍讓群眾心有餘悸。今次投資遼寧氧化鋁項目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和中國鋁業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諸多反汙染抗議體現出群眾對親資的中共獨裁政府嚴重不信任。

朝陽的工廠計劃年產量1000萬噸。財新網采訪的一名鋁業資深人士說，建設這麽龐大的項目本身就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因為它既無法處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難以找到足夠的銷售市場。赤泥是生產氧化鋁時產生的汙染性廢渣，可能造成嚴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陽工廠選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險。支持興建工廠者稱，這些項目能夠幫助拉動東北地區衰頹的經濟，並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但實際上群眾難以從這些項目中獲益。2017年中國全國氧化鋁產量約6500萬噸，而今次遼寧因抗議取消的幾個工廠計劃總年產量高達2450萬噸，顯然將嚴重惡化產能過剩問題。這意味著，工人不僅會被壓低收入，同時還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眾抗議取得了勝利，甚至對未發生抗議的地區造成壓力，因為其他地方政府擔心抗議行動會蔓延到本地，變成更大規模的聯合抗爭。但按照以往經驗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這些大企業會試圖將項目轉移到其他地區。因此反汙染抗爭不能局限於鄰避運動，必須要有跨區域乃至全球性的聯合行動，並聯系到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種種惡果的工人運動，這在空氣汙染、水汙染和氣候變化等區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環境保護中尤為重要。因此，想要徹底終結環境汙染，使人類的生存環境真正宜居，必須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由資本驅動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退伍軍人抗爭挑戰中共政權

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抗議沒有停止的跡象。據報導，僅9月初就有至少7個城市發生老兵抗議。抗議者要求政府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問題。盡管江蘇老兵抗議被鎮壓，但抗爭仍然不斷發生，因而習近平當局加強對老兵的維穩，試圖避免重演大規模退伍軍人抗議的事件。

7月24日，山東煙臺三百名老兵計畫進北京上訪，當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車站圍堵。三天後，徐州兩名上訪老兵在從北京返回的途中發生車禍身亡。人們懷疑這其實是謀殺，在上訪期間始終有車輛跟蹤他們。

退伍士兵擁有廣泛且緊密的網絡，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而且他們的抗爭可能會影響到現役士兵丶警察對官方的信任，同時挑戰民族主義的宣傳，給予已經面臨內憂外患的習近平政府更大的壓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聯署信上表示，他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

就像中國裔學者楊海英所說，退伍軍人最後可能將槍口指向習近平。在鎮壓了鎮江抗議之後，中共高官舉行緊急會議，試圖平息抗議浪潮。「八一」前夕，退役軍人事務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補助資金。但是許多人只能多得數百元甚至只有幾十元，無異於杯水車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貪汙與債務問題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濟南抗議老兵說：「各省市還在弄虛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虧欠我們的，需要他們拿出部分資金來，他們肯定不會往外掏的。」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龐大的債務，並造成各地的地產泡沫，令與政府勾結的一小群精英發了大財。債務問題是地方政府不按規定支付退伍軍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撫方案只不過是用來欺騙抗議者的空話而已。

許多退伍士兵沒有穩定就業和社會保障，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抗爭經常受到獨裁政權的暴力鎮壓，這也是整個中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惡劣處境。我們主張退伍軍人和正在迅速激進化的工人階級聯合抗爭，透過群眾鬥爭國有化銀行和大企業，並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資本家對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讓所有人獲得體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會服務和保障。

中共正加強打壓左翼學生社團

自佳士工人鬥爭以來，特別是8月24日全國抓捕行動之後，中國多所大學的左翼學生社團受到打壓，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西安理工大學、山西中北大學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聲援團青年被警方綁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學生！佳士工人聲援團在聲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許警方綁架，這是高校打壓進步學生和左翼社團的又一罪狀。”

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事件。在中國青年和工人廣泛的激進化下，部份毛左學生和年輕人在工人待遇、性騷擾和國家鎮壓等議題上，與中共當局變得比以前對立。因此，年輕人過去未被政權視為威脅，但現在受到猛烈打壓。

鎮壓大學左翼社團顯然是針對佳士工人鬥爭，受打壓的社團往往有成員曾前往深圳聲援。中共政權試圖全面打擊中國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轉發了佳士鬥爭消息便受到校方處分的學生所說：“校方真正的企圖絕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而是要通過整人的方式向所有關註和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同學們以震懾！”校方暗中禁止老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試圖以此取締這些社團（強製學生社團必須有“指導老師”也是監控學生活動的措施）。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揭露這些事件的學生也受到威脅警告。西安理工大學稱該校的一個左翼社團“思湧學社”是“非法社團”，要求它交出成員名單、活動資料和資金來源，並在學生的討論群組中抹黑它是一個詐騙組織。

更惡劣的是，有社團成員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襲擊。9月27日，北科大“齊民學社”社長張德旺因在網絡上抗議校方打壓該社團，被勒令休學並被跟蹤。張德旺和聞訊而來的10多名聲援學生遭到保安的圍堵、辱罵和毆打。張德旺報警後反被警方擄走，並被沒收了手機。該社團有成員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無法拿到獎學金。自10月底開始，南大“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成員接連數日在學校行政樓外抗議，要求與校黨委書記見面。

11月1日，6名抗議學生在數名校方領導的面前被學校保安和黑社會圍攻，抗議橫幅和傳單被撕毀，而且一名學生在被拖入行政樓會議室後仍然繼續受到毆打。這一切都說明這是校方高層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學一致采取類似的打壓措施，說明這是繼8月24日之後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國鎮壓。正如社會主義者過去一再強調的，習近平政府不僅鎮壓自由派，也會鎮壓左翼力量，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主義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富豪集團。自由派對現行製度的攻擊非常“溫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則有可能鼓動工人階級發起嚴重得多的挑戰，徹底改變中國。

顯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授意之下，學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謬的措施。人民大學一名學生在8月前往廣東打工時被克扣工資。他向工廠資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稱“與老板對抗”是“犯罪”，要求他放棄工資立即離開，並要求他每日匯報所在位置。後來他又因轉發佳士鬥爭的資訊被校方列入重點監控的“黑名單”。僅該學生所在學院的黑名單就有12人。在黑名單上不僅有曾聲援佳士工人的學生，亦有年初公開反對性騷擾的學生。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即便是普通的興趣團體也未能幸免），要求它們在3日內提交詳細的成員名單、主要成員履歷和活動報告，否則可能會被取締，結果造成更廣泛的不滿。可見佳士鬥爭和年輕人的激進化令獨裁政權和聽命於它的學校官僚成了驚弓之鳥，瘋狂地擴大打擊範圍。中共害怕未來會爆發大規模的學生和青年運動，因此想先發製人。但如社會主義者過去所說，這只會推動更多年輕人政治化和激進化。

學生在網絡上和校園裏的抗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經暫停了取締左翼社團的行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打壓和鬥爭的結束，南大就是一個例子。從去年年底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以來，可以看出習近平打壓左翼青年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即便現在獲準繼續運作的社團也很可能受到更加嚴厲的控製和監視。要想抵擋習近平的專製鎮壓攻勢，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圍繞一系列能夠指明當前鬥爭出路的清晰訴求，采取團結協調的行動。

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釋放佳士鬥爭所有被捕！強烈譴責暴力鎮壓！
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組織國際聲援，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左翼學生遭受新一輪打壓

新一輪政治打壓正橫掃中國的大學校園。自11月初以來，當局已經拘捕了10多名學生，他們均曾聲援過爭取獨立工會的深圳佳士工人鬥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成員也曾發起聲援抗議。現在中共政府繼續鎮壓佳士工人抗爭，並將聲援團定性為非法組織。

佳士工人鬥爭於7月份遭到殘酷鎮壓，工人領袖被解雇、毆打、逮捕。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領袖被捕已超過百日。他們被控“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於中國的法院完全處在獨裁政權的控製之下，審判結果往往早就擬定好了。

佳士聲援團

在7月的鎮壓之後，一些自稱為“毛派”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生組建了佳士工人聲援團。他們動員了許多學生和年輕人前往深圳抗議警察鎮壓、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中國勞工論壇和CWI的中國支持者歡迎他們的做法，而這也表明正在興起的中國獨立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階段。

8月24日，警方突擊搜查了佳士聲援團的聚集點。部分聲援團成員被押送回家。但是還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釋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兩名女性成員沈夢雨和嶽昕。她們分別畢業於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這兩個精英學府。嶽昕也是中國#MeToo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這說明中國的各種抗爭運動正在相互聯系起來，也說明“毛派”這個標簽並不能準確描述中國新一代左翼活動分子。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國際主義視角。他們一方面反對中國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女權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鬥爭的鼓舞。

在受到鎮壓之後，這些學生並未停止鬥爭，而是對國家鎮壓發起反擊，發起進一步的聲援運動、發放傳單、在校園裏舉行抗議，並在網絡上廣泛呼籲，吸引人們關註失蹤的聲援者。例如，他們發起“尋月行動”，呼籲人們一同要求當局釋放嶽昕和其他聲援者。在中國20多年來最嚴酷的政治鎮壓之下，這些無畏的年輕人樹立起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榜樣。

打壓進入新階段

不過最近大學左翼學生社團被打壓的事件表明，習近平政權的鎮壓行動已經猛烈升級。這些事件明顯是由中央政府指揮的全國行動，目的是壓製中國年輕人和工人當中正在增長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國的CWI成員胡旭方說：“這不是中共和習近平政權第一次打壓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但是這表明打壓進入了新階段。”胡旭方參與組織了聲援被捕學生和工人的行動。

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當局已經宣布佳士聲援團為‘非法組織’。這意味著參加聲援的年輕人可能會遭到嚴厲打壓。”

當局在中國地位最高的大學裏公然綁架、毆打左翼學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幫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剛從北大畢業的聲援團成員張聖業在北大校園內被10多名黑衣人綁架。一名目擊者告訴法新社：“張聖業遭到暴打，然後被他們帶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機拍下事件的學生也遭到毆打，並被警告不要繼續拍照。當時一名過路學生也無緣無故遭到毆打，而且他在網絡上披露自己的經歷以示抗議之後便“被失蹤”，足見當局何其殘暴和瘋狂。

“非法活動”

北大校方指控張聖業和佳士聲援團從事“非法活動”（北大新任校黨委書記邱水平曾任中共國安高層），並警告北大學生如果不退出聲援運動就會被警察找上門。

一名學生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現在整個北大校園都籠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剛好在維權人士曾經發傳單的地方，保安也會來找你問話。”

北大的事件不是個別事件。在張聖業被綁架之後，上海、廣州、深圳和武漢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綁架。

一名北大學生對路透社說：“政府想把佳士工人聲援團一網打盡，否則為什麽突然發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一下逮捕這麽多人？”

中國許多大學開始試圖取締“毛派”和“馬克思主義”學生社團。過去政府容許這些社團的存在，只要它們只是在學術上研究毛澤東或者馬克思的著作，不過即便如此它們也還是受到政府監控。11月初，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的學生發起抗議，反對校方取締該社團，數名抗議學生被毆打和逮捕。

廣西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則強製檢查學生和教師的手機、電腦和外部存儲裝置裏是否有“違法”影音內容。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將那些參加佳士聲援團的學生列入黑名單，導致美國康乃爾大學取消了與人大的兩個交流項目。

工人和學生的聲援運動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左翼人士。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以往的經驗表明，能給獨裁政權施加最大壓力的是基層年輕人和工人的國際聲援運動。外國的學生會以及社會主義/左翼學生若在自己的大學裏發動聲援抗議，要求審視與中國大學的官方來往，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釋說：“最近的鎮壓也表明，習近平政權正面臨嚴重危機。中國經濟正出現越來越大的問題。鎮壓行動正將許多自稱‘毛派’的左翼學生推到獨裁政權的對立面上，這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

中國勞工論壇緊急呼籲我們在國際上的所有同誌繼續擴大聲援行動，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和大學裏舉行抗議，聲援受到迫害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壓中國左翼學生！
停止大學校園的政治打壓！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佳士聲援團成員！
全世界工人支持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

中國經濟：習近平的180度改變

正當中美關系陷入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之際，中國經濟也在繼續放緩。不過，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

縱使面對特朗普自七月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並在九月擴大加征關稅的範圍，中國的對外出口（包括對美國）實際上仍然在增長。由於許多訂單趕在關稅實行之前運送到埠以及美元強勢等各種原因，中國的出口在2018年頭9個月增長了12%。據報，美國第三季的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1060億美元（去年同期是920億）。

其實中國的主要問題乃是出在國內方面，尤其是習近平在過去18個月來的去杠桿運動和整頓影子銀行，導致了嚴重的信貸緊縮，進而拖累了消費、投資以及許多高負債企業的財務狀況。今年10月部分主要經濟行業（包括汽車業、房產業和電子業）銷售額下降。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10月份汽車的銷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

雖然經濟放緩在春季已經開始，但習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決定放棄去杠桿政策。他們明了當下嚴重的債務水平是個計時炸彈，未來將會威脅到整個銀行系統，乃至中共政權本身。

10年來的最低增速

不過，信貸緊縮主要是打擊了私人企業，導致私企債務違約事件大幅上升，越來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國第三季度總體經濟增長率為6.5%（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而私營部門的情況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許多經濟學者懷疑官方數據，認為真正的增長率只有3-4%。也就是說受惠於特朗普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可能已超過中國。

“現在是非常時期”，《南華早報》的王向偉稱，“中國私營部門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職位，而其商業信心正處於歷史低位。”

中國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師丁安華說：“有證據顯示中國的私營部門陷入了資本主義經濟改革40年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困境。”

質押股票危機

這也是中國股市大瀉的重要原因。滬深300指數自1月以來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為止今年股市蒸發了21萬億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金額的10倍。

今年全球“新興市場”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開始拋售潮亦蔓延到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過主要是資本家對於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國股災會帶來更多的危險，因為許多私人企業質押其股份以獲得貸款。由於政府打擊金融風險，收緊融資渠道，押股借貸變得更加廣泛。滬深3,491間上市企業當中，只有13間沒有這麽做。

10月股災繼續惡化，。政府資料顯示，至10月12日中國35%的質押股票（市值達8.9億人民幣）已跌穿止損線，將會被銀行拋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質押股票危機”正觸發一個惡性循環。上海的一名投資經理告訴《南華早報》：“股票下跌導致平倉，而平倉則令股票進一步下跌。”為了打破這個循環，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試圖托底股市。

政府透過國有證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資金，支撐最危險的企業。政府亦修改規則，讓企業更容易買回自己的股份（這是華爾街常見的伎倆，能夠暫時擡高股票價格）。短期內，這些措施能夠防止中國股市繼續下滑。但問題是這能夠維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實體經濟與全球經濟繼續惡化的話。

“國進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幹預股市並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時，習近平亦正推動大型政治宣傳來安撫資本家。同時這也是為了安撫美國和其他外資，因為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將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其他低薪、無工會的國家。

11月，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宣布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貸款劃定給私人企業，而且這個比例會在未來３年內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發出聲明，要求金融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將更多資金註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在此之前，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1-8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自2003年以來最低的。

習近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私營部門，更將其形容為“我們自己人”。習近平在11月的私營企業座談會當中，“前所未見”地對著百度李彥宏、騰訊馬化騰等約50名大資本家再次重申這個立場。根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稱：“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他之所以這麽說顯然是為了平息資本家對於“國進民退”的普遍擔憂。

“國進民退”並非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回到舊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和私有經濟需要政府援助。

根據《日經亞洲》報導，中國上市公司的總債務在過去5年間翻了一倍，達到近33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新的信貸，許多負債的上市企業將無法償還債務。

擱置去杠桿計劃

地方政府已經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資金”。一系列紓困方案實際上已將至少30家上市企業“國有化”。但是，政府官員大力強調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他們也不會“幹預”這些公司的日常運作，而且“當市場狀況改善”的時候政府就會出售其股權（《南華早報》11月17日）。

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副總理劉鶴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說政府的紓困方案展現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輪的國家幹預自然意味著停止去杠桿計劃。本來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現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債務去拯救出問題的私企。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這只會加劇產能過剩和“僵屍企業”的問題。

所有這些措施反映了習近平政權自10月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政策改變。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樣，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去杠桿計劃已經被擱置。在過去一個月，國家發改委批準了總值至少1300億人民幣的基建項目。

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劉利剛指出：“這些政策說明中國基本上已經叫停了去杠桿計劃。”

隱藏債務

這裏有兩點需要註意。首先，劉鶴和習近平都把自己的個人權威押在去杠桿計劃上。因此現在的政策大逆轉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嚴峻處境，而且習近平的“強人”形象必定受到打擊。這也證明了我們的說法，當局能夠操控經濟的空間已經大大萎縮。

第二，中國未來的債務危機將會更加嚴重。“我對於2019年能否大幅去杠桿不感樂觀，債務水平很可能會維持現狀，甚至可能會上升，而這可能會帶來災難”，香港智庫東方資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遲早會出現廣泛的債務違約。”

2004-08年間，中國的總債務維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資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總債務從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現在的數據可能也低估了真實狀況。標普全球評級在10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影子銀行隱瞞了部分債務，總額可能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個金額是地方政府債務官方數字（2018年1月數字為16.6萬億人民幣）的三倍。

標準普爾的報告警告：“這是一座債務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貸風險。”

國際沖突、全球經濟再次進入經濟危機的陰霾以及中國工人階級越加有組織、有協調的鬥爭，都對習近平政權造成壓力。當局一貫以鎮壓作為回應，但現在這已經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我們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任務，是建設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以取代習近平的獨裁製度與中國債臺高築的國家資本主義。

習近平推動的「國進民退」代表什麼？

9月初，財經作家吳小平發表一篇文章，稱中國私有經濟應「逐漸離場」，引發熱議。政府很快從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表示，這種「蠱惑人心」的觀點可能是「別有用心」。不久之後，習近平視察遼陽和深圳時也再次說到，政府會毫不動搖地保護私有經濟。但政府的解釋沒有減輕資本家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擔憂和不滿。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訪問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恐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即擴大國有企業的角色）的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諮詢公司的董事長說：「我們現在無力和國企競爭。現在更多的工程都給了他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習近平的做法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他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這個服務於少數統治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到10月為止，國有資本已經收購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權。這盡管只占中國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廣泛視為「國進民退」的新信號。如上海的一位投資公司經理所說，中共這麼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些被收購的公司背負著非常高的債務，面臨破產，令投資者丶銀行丶國內政治乃至國際關系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私有企業總共將價值4.5萬億元人民幣的股票（相當於滬深股市總市值的10%）抵押給銀行以獲取貸款，現在其中35%已經跌破止損線，可能隨時會被銀行拋售，進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資本家一直抱怨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廉價貸款和紓困措施。近兩年來的去杠桿丶去產能以及反汙染運動，以及現在的貿易戰，令大量私有企業破產或停業，或者收緊它們的融資渠道。今年前7個月，中國私企利潤同比暴跌27.9%，而國企則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來，中共政府強製萬達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安邦保險和華信能源更是分別被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團宣布它將獲得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貸款。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寫到：「導致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杠桿，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即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削減國有經濟），我們認為只有由工人階級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才能解決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兩方面的問題，但這些自由派評論家正確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對嚴重的經濟風險和國際沖突，習近平政權試圖加強對經濟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設立黨支部），從而讓自己的經濟政策得到更忠實的執行。關鍵問題在於政權的控製力，而非意識形態。習近平政權支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它不想資本家太過獨立以至於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能夠通過「市場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時貿易沖突和保護主義政策令中共政權收購美歐高科技企業的計劃受到重挫。這可能使「中國製造2025」計劃不可能以現在的方式實現。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國企業註入更多資源，開發本土技術，以避免再次發生像中興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那樣足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和削弱政權權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資金的當然會是在紅色貴族掌控下的國有企業。

習近平當局的做法激起了親自由派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批評。在9月一場經濟論壇上，前財經部門高官楊偉民指責政府的經濟改革是「假改革」。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要求政府落實「供給側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減稅和削減工人待遇）。有消息稱，出席這場論壇的習近平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也認同這些自由派主張，但是他不敢公開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嚴重震蕩，習近平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個人獨裁已經開始成為黨內權鬥的焦點和導火索。最近幾周，習近平被迫轉變口風，發表了一些關於「保護私有經濟」的演講，並出臺了一些安撫私人資本家的新政策。這是因為私有部門的經濟危機正在惡化，投資銳減。所以這只不過是政權平衡各方面經濟壓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變了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絕不是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趨勢，例如美國政府收購重組通用汽車丶保險業巨頭AIG和其他公司。當時德國和英國政府也被迫將一些銀行國有化。現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場」，加強政府管製。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試圖保護資本主義製度，以免它毀於自己的毀滅性力量。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著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丶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反對將國企私有化，因為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將進一步打擊工人權益，令富豪們聚斂更多財富。要求改革的樓繼偉曾荒謬地批評中國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唯一能夠解決現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將大公司和銀行（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收歸民主公營，使之受到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監督，而不是為獨裁者擁有和挪用的黨產，真正服務於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工人群眾。

中共將新疆拘留營「合法化」

10月初，新疆當局修改了《去極端化條例》，將用於種族主義迫害的拘留營「合法化」。據估計有100萬人被關押在拘留營中，其中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薩克族和回族。近年來中共瘋狂加強對新疆的監控和鎮壓，要求地方官員「盡最大努力拘留所有應該拘留的人」。

留大胡子丶戒煙或者收看外國宗教電視節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營。被拘留人數暴增，有時甚至超過地方政府的預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門支出30億元人民幣，將近預算的6倍，其中大多數資金都是用於興建拘留營。有曾經被關入拘留營的受害者告訴媒體，他們當時被要求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權，否則會受到處罰，例如關禁閉丶毆打丶禁食等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和帝國主義沖突下，原本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歐政府試圖利用新疆等人權和民主議題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它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等方面作出讓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黨議員曾提出應就新疆問題對中國采取製裁。在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中國人權問題時，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對中國做出譴責。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官方媒體和新疆當局大肆美化宣傳所謂的「培訓中心」，並突然將它變成「合法」部門，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為了應對西方政府的壓力。

不過中共不會因此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丶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會支持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因為它們和中國仍有著巨大的商業往來。它們想要的是將獨裁政權「改良」，使之更順從西方的要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權理事會在中國的壓力下最終沒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內蒙丶香港的6個異見團體的意見書，而中國官方的人權報道則獲得通過。各個寄望於借助西方向中共施壓的自由派政黨或人權組織，包括香港眾誌，又再次換來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設一個全面的洗腦系統。將來這些手段很可能會被用於打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實際上，中共已經將打壓打壓伊斯蘭教的行動擴大至寧夏等較為溫順的回族地區，引起回族群眾的擔憂和恐懼，並在今年8月引發一場保護清真寺的抗議。社會主義者反對種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權利，這需要以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團結所有民族的工人群眾，終結專製統治。

退伍士兵武力對抗當局鎮壓

10月初，山東平度約40名退伍士兵準備前往北京上訪，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攔截和毆打。很快全國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趕赴平度聲援。近年來類似的場景在中國越來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變得更為有效，使他們能夠迅速動員大批人前去聲援被當局暴力打壓的同僚。但與以往極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議者攜帶了木棍和滅火器以對抗警察鎮壓。這種情況是中國近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再一次表明中國群眾鬥爭正在激進化，對中共獨裁政權做出愈發嚴重的挑戰。

平度抗議者做此準備，很可能與4個月前江蘇鎮江退伍士兵抗議有關。當時數千名抗議者遭到約萬名警力的暴力鎮壓，500多人被打傷，而且有消息稱可能有3人被打死。鎮江事件可能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漢族地區最大丶最嚴重的一次鎮壓行動。但今次平度抗議表明，鎮壓未能嚇倒抗爭群眾，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雖然平度抗議最終仍被鎮壓，但可以想見，未來很可能會出現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議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各地政府大肆舉債投資無用基建，不僅缺少資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克扣他們應有的補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惡劣的生活狀況也反映出中國整體的貧窮問題，養老丶醫療等社會保障匱乏，以及越多來多人從事低收入的不穩定工作。這也是退伍士兵抗議獲得大量群眾支持的重要原因。

雖然中共政府承諾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並為此建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但是接連發生的抗議表明這並沒有實際效果，抗議者已對這些承諾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議可以鼓舞其他群眾鬥爭，但是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孤軍奮戰。退伍士兵須要和工人鬥爭以及其他群眾抗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這個不顧群眾福祉的貪腐獨裁政權。

範冰冰逃稅被查 揭露中國稅收黑洞

今年5月，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著名演員範冰冰逃稅。範冰冰已連續4年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演員。去年她的收入為3億元人民幣。不久之後，範冰冰便被秘密關押和調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現身，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認逃稅，並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處罰決定。隨後新華社報導稱，由於範冰冰屬於“初犯”，只要她繳納近9億元欠稅及罰款，就不會追究刑事責任。這顯然是一場交易。同時稅務部門表示，其他演藝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內繳清欠稅，可以免於罰款和起訴。

逃稅成為公開的秘密

逃稅在中國資本家和上層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稅務部門為了吸引投資和收取賄賂，經常視而不見。有匿名電影人告訴媒體，在範冰冰事件爆發之後，明星們趕忙補稅，稅務部門在“四個月內把一年的稅收任務都完成了”。中國經濟一再發出警號，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中共當局可能希望通過徵收欠稅來強化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同時減少資本外逃至美國等國家，以便應對未來的危機。範冰冰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典型”。許多人對範冰冰抱著“愉快的蔑視”，因為僅僅是她欠的稅就已經超過任何普通勞動者乃至中產階級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憤怒地說，“普通人只賺很少錢，但還是需要誠實繳稅”。不過政府並不會把這些稅收用於建設完善的公共服務，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而是繼續興建無用的大白象工程，令這些錢流入中共統治精英和貪腐官員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國問題專家魏伊（Roderic Wye）認為，中共調查和處罰範冰冰是為了告訴所有人：“沒有人可以淩駕於政府之上，沒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監管”。近年來，中共一直在打壓娛樂節目和娛樂新聞，禁製任何黨路線之外的訊息。除了在政治及經濟新聞作出嚴格審查外，獨裁政權也在文化生活上進行家長式管製，越來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愛甚至是娛樂八卦的話題。

在過去江澤民時期中共喜歡利用這些花邊話題和消費主義來麻醉群眾，但今天習近平政權對這些訊息也感到不安。這也與政權越來越宣傳傳統家庭觀念、儒家偽道德。另外，娛樂圈是富豪權貴的後花園，明星的八卦話題自然牽涉不少官員，中共對這些訊息傳播自然感到不悅。中共通過懲罰範冰冰強化對娛樂圈的控製。

“習近平思想”入電視節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電視節目《新時代學習大會》（意即學習習近平），於湖南衛視等電視臺和人民網等網站播出。該節目以問答競賽的方式進行，參賽者均是大學生，並邀請所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專家學者擔任嘉賓，試圖吸引中國青年學習“習近平思想”，並繼續煽動對習皇帝的個人崇拜。佳士工人鬥爭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規模網絡抗議表明中國年輕人正在明顯激進化。中共試圖通過此類電視節目加強思想箝製，但勢必難以取得實際效果。

《新時代學習大會》明顯在為習近平及其“思想”做宣傳：該節目每一集的標題均以於十九大被加入中共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頭；節目內容幾乎都與習思想和習近平的個人經歷相關，包括背誦“習語錄”；最後的演講環節即使聲稱是參賽者闡述自己的觀點，但當然不會真的讓選手自由言論的空間，他們只會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唱贊歌。

像在背誦課本一樣

習近平采取空前的鎮壓和社會/媒體管製、建立一人獨裁、樹立個人崇拜的許多做法令民間已有很大不滿，即使用一些虛偽的“愛民”言論也壓不住。畫像遭潑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維權、佳士工人鬥爭等事件也迫使習近平勢力考慮用新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而電視問答秀的形式則被認為“年輕有趣”，因而被用於這次對習近平的個人宣傳。

但現實情況卻不如策劃者所想。盡管光明網稱“收視率一路飄紅”、“關註度仍在持續升溫”，該節目實際上並未在中國引爆明顯的關註和支持，年輕人的評論也大多是在嘲諷。節目內容和參賽者顯然是排練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誦課本一樣”。當惡劣的生活處境、貧富差距和鎮壓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轉向政權的對立面、甚至參加抗爭時，中共企圖控製思想的把戲只會引來更多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它的個人崇拜及民族主義宣傳，反對它通過這些手段所維護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終結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主張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將媒體民主公營，成為基層群眾的發聲渠道，而不是獨裁者和資產階級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國：釋放女權工運分子嶽昕

去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嶽昕，在8月24日與佳士聲援團的另外約50位學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現在。現在網路上發起了“尋月行動”，要求釋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爭以前，嶽昕已經因#Metoo運動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學學生要求校方公開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網民在社交媒體指出，北京大學一位教授在1996年強奸了她的同學，還汙蔑她的同學是瘋子，最後她的同學自殺了。這起事件成為中國#Metoo運動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學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處分文件，遭到大眾的廣泛質疑。該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戀愛關系”，卻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性侵和性關系的事情。該教授只是受到“不當行為”的處分。

脅迫和施壓

這份文件公布之後的幾天，嶽昕和其他同學向校方申請公布與該案相關的所有文件。從那之後校方不斷騷擾和威脅這些學生，指控她們“與境外勢力勾結”，還威脅不讓她們畢業，企圖迫使她們撤回申請書。4月20日校方發布了一則沒有具體內容的回應。在兩天之後的午夜，輔導員帶嶽昕的媽媽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刪除所有申請資料，並保證不再行動。之後嶽昕就被帶回家裏。

嶽昕在網絡上發出抗議，說校方扭曲事實並且使她的媽媽精神崩潰，引發北大內外許多人表示聲援。有人在北大校園裏張貼聲援海報，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嶽昕的名字也變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詞”。

後來嶽昕參加了佳士工人鬥爭，並成為佳士聲援團的領頭人物。這表明，在中國青年與工人階級顯著激進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別的群眾運動正在融合。

另一位聲援團女成員沈夢雨在深圳綁架之後，至今下落不明。在沈被綁架後，嶽昕發揮了突出作用。她發表公開演講，撰寫文章，接受媒體采訪，聲援試圖建立獨立工會而受到警察打壓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於清晨突襲聲援團的聚集點，逮捕了大批聲援團成員。此後不久，在被集體關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雖然嶽昕給習近平的公開信留表現出對於中共政權的“忠誠”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借此保護聲援團免被國家鎮壓），但是她在鬥爭中的勇氣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左翼采取有協調、有組織的抗議，反對政府不斷鎮壓左翼青年和群眾鬥爭。像是最近對於中國各地大學左翼學生社團受到鎮壓，超過10位和佳士抗爭有關的學生和工人被捕。在團結對抗國家鎮壓的同時，我們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辯論左翼內部關於綱領、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獨立工會

嶽昕和沈孟雨、顧佳悅，以及其他許多佳士聲援團成員，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後還會有更嚴重的迫害。顧佳悅在8月24日於北京被廣東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當時有許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緝。顧佳悅此次被捕，部分是廣東當局為了先前讀書會事件而進行的“報復”。同時，四位佳士鬥爭工人正在等待審判：余浚聰、劉鵬華、米久平、李展。政府將他們的罪名從“尋釁滋事”變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最高刑期從5年增加到7年。

我們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釋放所有佳士鬥爭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國實現完全的民主權利，包含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與示威的自由。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求建立獨立民主工會與政治組織的權利。我們主張中國的左翼圍繞著這些訴求建設一個協調的、有組織的運動，反對獨裁政權，並反對中共所保護和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

二零一九年

廣東萬人遊行 反高危廢物處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廣東順德杏壇鎮爆發萬人遊行，反對於當地興建高危化學廢品處理廠。甚至有部分警員也加入遊行。該處理廠選址200米範圍內便有密集居民區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脅周邊多個城市百萬人的飲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壇鎮居民，亦有周邊地區的居民表示堅決反對。在逾萬名群眾的反對聲浪及抗議行動下，當局於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稱將采取必要安全措施，不會對周邊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類似事件已經讓很多群眾無法相信官方說辭。抗議爆發後，政府公告稱該項目尚未審批，亦未開始建設，但當地居民見到已有許多機器進駐準備動工。因此該項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麽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只不過會是走過場。

“死亡通知”

據當地居民透露，杏壇鎮已經飽受多家工廠汙染。因此居民對於這個新的廢品處理廠的擔憂顯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說，在聽到建設這個廢品處理廠的消息之後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壇鎮居民收集6萬人聯名要求政府取消該項目，但被政府無視，因此自發上街抗議。

盡管官方依舊試圖封鎖消息，但此次抗議並為遭到暴力鎮壓。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正值習近平考察廣東的敏感時間點，當地政府害怕暴力鎮壓可能會促使抗議者嘗試圍堵習近平，令習近平和中共大失顏面。

當地居民指出，當局只是說停止項目，並非終止或取消，這意味著地方官員為了政績，還是會找機會重啟此工程，或者將項目轉移到其它地區。

今次杏壇鎮的反汙染抗爭再次表明，習近平政府的反汙染運動並未解決汙染問題。波及範圍甚廣的空氣和水汙染也說明“鄰避運動”是不夠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鬥爭——全省、全國甚至全球——串聯起來，建設一場有組織的、協調的基層環保運動。大企業、大財團汙染環境的種種做法，也要歸咎於將追逐利潤放在首位的資本主義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提出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孟宏偉被捕 中共權鬥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首位中國籍主席孟宏偉在從法國裏昂（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返回中國之後失蹤。一周後，他在法國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國警方報案，引起軒然大波，得到國際媒體廣泛關註。國際刑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孟宏偉的處境。迫於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宣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幾小時後，公安部的一場緊急會議提到孟宏偉涉嫌貪汙。

權力鬥爭

Grace Meng否認孟宏偉涉入貪腐，並說他是受到“政治迫害”。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消息稱，Grace Meng通過孟宏偉擔任多家公司的“掛名高管”，年收入超過500萬元人民幣。但同時一系列跡象表明孟宏偉被捕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權力鬥爭而非貪腐。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敵。在公安部的緊急會議上，部長趙克誌提到要“徹底肅清周永康遺毒”，並要求公安部門“絕對忠誠”於習近平。而去年中紀委已承認周永康等高官落馬是因為“搞陰謀活動”。而且中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大筆資金以換取孟宏偉擔任主席，從而便於發布“紅色通緝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敵、異見人士和逃犯，也難以讓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偉只是因為貪腐問題。

Grace Meng在這場事件中角色也尤為突出。以往落馬高官的家屬通常會保持沈默，以免遭到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但今次Grace Meng卻主動踢爆事件，並積極尋求國際關註。她已雇用了兩家歐洲法律公司追尋孟宏偉的下落並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壓力。美歐政府可能也樂於以此作為向中共施壓、謀取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借口。無論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對中共造成更大壓力，亦可能反過來被反習官僚用作武器，加劇權鬥。

中美沖突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和一人獨裁，曾暫時減弱的權力鬥爭正在重新點燃。獨裁政權內無論哪個派系都無法給貧窮、受到打壓的工人和年輕人提供出路，但是統治集團的分裂會曝露出政權內的更多醜聞，同時也會打破“穩定”的假象，鼓舞群眾鬥爭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團受到打壓

中國公眾對同誌的越來越包容。2015年年末聯合國調查顯示，85%的異性戀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尤其反映出年輕人對待同誌平權的態度。美國《外交》雜誌報導說，今年中國國際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慶祝活動規模空前巨大。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派發支持同誌團體的傳單、彩虹勛章等物品。但與此同時政府和高校校方對同誌社團嚴防死堵，習近平上臺之後更是變本加厲，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機器參與打壓，甚至扣上“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實際上正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禁止同誌社團活動

2017年國際不再恐同日，廣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團體原本計劃在這一天舉辦揚旗、彩虹擁抱等活動。然而就在兩天前，社團負責人紛紛受到了輔導員的“喝茶”邀請。這些被校方禁止的學生同誌團體多年來一直處在地下狀態，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獲知社團成員名單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怎麽洞悉到尚未公布實施的活動計劃的。據猜測，這是因為警方竊聽了社團成員的通訊。

有了解內情的學生告訴社團成員，他們的手機號已經出現在了國保的名單裏，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因此活動被迫暫停。然而即使這樣，校方還不罷休，下達命令要求各位同學在當日不允許轉發任何與這些社團有關的內容，更不允許參與他們的活動，甚至是不允許更改社交媒體的頭像（以防學生通過頭像圖片聲援同誌活動）。

像這樣的“恐怖措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內地高校以及社會網絡之中了。但在習近平加強控製和打壓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下，這已經逐漸成為了常態。校方打壓同誌社團的方式經常包括向其成員的家長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有學生因此被父母強製送去接受“矯正治療”。這再一次說明傳統的家庭結構是獨裁政權的統治工具，而性小眾權利和團體受到打壓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挑戰了這種一男一女的父權家庭模式。

中共獨裁政權是爭取性小眾權益和對抗恐同歧視的嚴重阻礙。它害怕同誌運動的抗爭行動和成果將鼓舞更廣泛的群眾鬥爭，甚至發展成直接挑戰獨裁統治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同誌運動不僅需要通過“慶祝”和“教育”活動去改變公眾對於性小眾的態度，更需要明確反對獨裁、父權和它們所依賴的資本主義。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反對政治迫害！反對強迫佳士青年“認罪”！

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被校方接管之後，北大等學校的一些佳士聲援團成員在被國安部門“約談”時看到了嶽昕、顧佳悅、鄭永明和沈夢雨等四名抗爭青年的“認罪視頻”。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後一直下落不明。所謂認罪顯然是在中共當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過該視頻的學生回憶說，顧佳悅和沈夢雨“臉色蒼白、眼上帶著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滯、口齒不清，在自述說出自己的認罪聲明時如同背稿子一般，還經常停頓，頻繁地眨眼，似乎記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麽，好像需要努力地回憶。”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的瑞典籍人權活動者）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被關押者會受到非常多的惡劣對待，直到他們被迫認罪。幾乎一定會有酷刑。”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是中共鎮壓的一貫伎倆，它想用這種方法恐嚇仍在堅持抗爭的左翼青年。但是該視頻並未像過去鎮壓自由派律師和人權活動者時那樣在媒體上公開播放。有學生說，國安曾表示該視頻是國家機密。中共可能擔心，至少是現在佳士聲援團仍在鬥爭的時候，如果公開播放該視頻，可能引發廣泛的學生和工人對運動的同情。中共的擔憂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問題下，左翼思想對年輕人很大的潛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規模逮捕之後，中共曾試圖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受境外勢力操控，並為此逮捕了深圳兩個勞工NGO的成員作為替罪羊（但這兩個NGO其實並未參加佳士鬥爭）。現在政府的指控從“境外勢力”變為“激進組織”，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出前者無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嚇。

面對未來更猛烈的國家鎮壓，所有支持工運的人士迫切需要圍繞著一系列能夠指引鬥爭方向的訴求采取協調的、有組織的行動。中國勞工論壇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鬥爭工人和青年；
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政治團體的權利；
打倒中共專政！打倒極權資本主義。

一帶一路接連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一場關於一帶一路的會議，奇怪的是參加年會的中國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王岐山）竟然沒有出席這場會議。而且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高官已很少談到一帶一路，盡管一年前一帶一路才剛剛被寫入憲法，成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中國憲法的外交和經濟政策。中美沖突和一帶一路國家愈發強烈的反對聲音及債務問題令一帶一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勢必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因為它是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

計劃受挫

一帶一路帝國主義擴張計劃威脅到美歐帝國主義的市場和影響力，成為當前中美沖突的戰場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資戰略，以抗衡一帶一路，盡管目前只計劃投資1.13億美元，遠少於一帶一路；出於同樣的目的，美國於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戰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宣傳調門，來緩和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敵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本身也進展緩慢，而且在沿線國家遭遇越來越多的阻力。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11個月一帶一路新簽合同的價值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20.4%。一帶一路起初計劃的6個經濟走廊中，有3個至今尚無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於，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限製資本外流，導致一帶一路可以得到的資金減少（一帶一路絕大多數工程資金都來自中國貸款）；另一方面，沿線各國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高漲。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為其他腐敗的專製政府提供資金，暫時延續他們的生命，以此換取商業和貸款合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援助、貸款和合作強化了哈薩克斯坦領導層保住自己權力的能力。”納紮爾巴耶夫自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擔任總統一直到現在，殘酷鎮壓和屠殺抗議者。但一帶一路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暫的。由於群眾對於一帶一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攻擊一帶一路成為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等國反對派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決定擱置拉興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發電廠的興建計劃，同時也取消了400個被認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項目。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再度受挫。在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區，俾路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將一帶一路工程作為攻擊目標，他們譴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殘酷鎮壓反抗力量和掠奪俾路支的資源，該地居民無法得益。同樣在今年1月，馬來西亞正式取消了東海岸鐵路項目。去年馬哈蒂爾打敗親中的納吉布成為馬來西亞新總理後，宣布暫停該項目和另外3項工程，希望和中國談判，達成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新合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馬來西亞國有一馬公司（1MDB）貪腐弊案的發現勢必引發一帶一路國家群眾更猛烈的擔憂乃至怒火。一馬公司於2013-2015年被爆出負債421億令吉（約102億美元），引發了貪汙醜聞和爭議。《華爾街日報》揭露了納吉布政府和中國的一系列會議紀錄。紀錄顯示，中國官員承諾：設法阻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調查一馬公司弊案；竊聽《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的記者，查出泄密者並告訴馬來西亞政府。作為回報，馬來西亞政府將批準一系列一帶一路工程。在會議之後幾個月裏，納吉布批準了總價34億美元的鐵路、油氣管道等工程。同時按照會議紀錄，馬來西亞官員建議中國提出的工程造價應該高出市價，多出來的資金會被用於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補一馬公司的虧空）。根據馬來西亞一家咨詢公司早前的估計，剛剛被取消的東海岸鐵路實際只需73億美元，但中國報價為128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中國貸款，最終將由馬來西亞國家財政償還。

由於接連受挫，加上美歐政府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帶一路的宣傳調門。但是習近平無法放棄這個計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個人權威將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且美國加強了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大企業和銀行需要開拓國外市場。亦有許多中國群眾指責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海外，而不是用來改善本國人民惡劣的生活水平。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明顯激進化，已爆發多場大規模網路抗議、跨省罷工抗議以及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中國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升級鎮壓。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和中共權威受損，可能給其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帶一路將造成氣候災難

盡管習近平和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會是“綠色發展”，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全球基建計劃將嚴重惡化氣候危機。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電投資者。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於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在中國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電廠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中國出資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的過時技術。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帶一路國家。“中巴經濟走廊”半數能源生產項目是煤電廠。部分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煤電占巴基斯坦能源供應的比例將從現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在2014-2017年間，中國的6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丶進出口銀行及最大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業提供了1430億美元貸款，將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其中超過一半（140億）用於建造化石燃料發電廠，而且有100億是用於建造煤電廠。化石燃料行業占“絲路基金”能源業貸款的比例更是高達93%。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采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麼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大量煤電廠，為國內發電丶煤炭丶建築業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試圖將國內汙染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緩和嚴重的空氣汙染和日漸增多的環保抗議。煤電廠不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漸失去“經濟優勢”。根據英國氣候研究組織“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預測，到2021年時，建造新的風電廠會比繼續使用現有的煤電廠更加便宜；到2025年時，太陽能發電也會比煤電更加便宜。但是煤電廠通常可以使用約40年，而且耗費巨額建設投資，這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批煤電廠會將這些國家“鎖入”高排放的發展模式長達幾十年，進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和災難。

向較落後國家轉嫁汙染是帝國主義（包括美歐國家）長久以來使用的伎倆，因此為了對抗氣候破壞與汙染丶以大規模的綠色科技取代破壞氣候的產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對抗盲目逐利的資本主義。

再現毒跑道 貪腐官僚戕害學生健康

從2018年9月開始，浙江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及家長多次反應校園內彌漫著刺鼻異味，先後有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咳嗽、腹痛、頭暈等癥狀，甚至出現脫發和抽搐。最多的一個班，45人有42人產生不良反應，並被送往醫院就診，且有部分學生在之後出現復發的現像。全校1000多名學生有近600人體檢異常。

由於近幾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懷疑該校存在相同問題。2018年9月底當家長帶著檢測人員去學校檢測時，校方卻稱家長們是“無理取鬧”，並出示了一家省級質檢機構的合格證明。當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監工方也信誓旦旦說跑道不存在安全問題。

有毒物質嚴重超標

10月，在家長抗議之下，校方被迫允許家長們聘請的另一家質檢機構重新檢測。新的檢測結果顯示，該校跑道散發的兩種有毒物質（甲醛和鄰苯二甲酸酯）分別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檢測發現另外一種有毒物質（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為安全標準的3倍。這幾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內分泌、生殖、神經系統，甚至會造成癌癥，對兒童的傷害當然尤為嚴重。

但是校方卻不承認新的檢測結果。當家長在校外抗議或者不讓孩子上學時，當地教育局官員竟荒唐地警告家長不要試圖製造“轟動效應”、不要“幹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徹底拆除跑道，但並沒有兌現拆除跑道後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諾。目前5名學校和教育局官員及工程人員，以及涉事的建築公司和監理公司，正在接受調查。

校方、教育部門和官方質檢機構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關公司，顯然涉及貪腐。近年來中國毒跑道層出不窮，10多個省份曝出此類事件。同樣在去年9月，武漢和濟南的兩所小學也出現毒跑道，百余名學生身體不適，校方同樣聲稱跑道質量合格。毒跑道橫行是製度性腐敗、教育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逐利的惡果。

民主管理

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運作並沒有足夠的知情權和控製權，直到抗議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經常是曝出一起才查處一起。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群眾往往也難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應有的處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處罰。習近平當局正在繼續加大網絡和媒體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隱瞞。

只有采取教育資源的民主監督，民主分配，才能實質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種種類似案例，保證學生的安全。我們要求由學生、家長、教師和工人組成獨立、民主的學校委員會，調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問題；學校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有罪的官員和資本家，並有權民主監督和控製學校運作（包括校舍建設和課程安排）。同時我們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優質、安全的免費教育。

頁巖氣開采引發地震 四川數千人抗議

2月24-25日，四川榮縣數千人抗議，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並沖擊了當地政府大樓。在24-25日，榮縣接連發生三場4.3-4.9級地震，官方通告稱地震造成2死13傷，超過2萬間房屋損毀，共損失8000余萬元人民幣。亦有媒體報導死亡至少4人。當地群眾認為是附近的頁巖氣開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議。政府已禁止媒體報導地震或抗議情況。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議者，而且有多名參加抗議的10多歲學生遭到警察毆打。但之後抗議者仍在繼續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暫停開采。

開采頁巖氣主要采用“水力壓裂法”，即將水、砂和化學物的混合液體通過高壓註入地下，將巖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巖層中的天然氣。但是水力壓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發現，頁巖氣開采確實造成近幾年四川地震增多。

開采頁巖氣導致地震增加

榮縣居民說，通常在每次壓裂開始後的兩三個小時裏就會發生地震，盡管過去的地震沒有今次這麽嚴重。自從去年9月開始開采頁巖氣以來，榮縣發生了9次3級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級以下地震。而且當地的地震在今年農歷假期期間曾短暫停止，假期結束後重新出現，更說明2月24-25日的地震與開采頁巖氣有關。有居民說：“現在白天也搖、晚上也搖……大家都有恐懼感，隨時都有威脅，人心惶惶。”

此前當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但政府無動於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議之後，政府被迫宣布停止開采。但群眾懷疑這只是緩兵之計。香港《星島日報》也報導說，其實頁巖氣公司只關閉了一個礦井和減慢了開采速度。

2017年四川頁巖氣開采量是全中國的三分之一，榮縣的頁巖氣儲量是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屬於地震多發區，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數字將近9萬人（亦有估計為30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開發頁巖氣來減少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但卻對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嚴重的汙染事件和工業災難亦屢見不鮮。中國勞工論壇要求永久停止開采頁巖氣，並由居民民主組成的委員會獨立調查環境損害以及對居民的影響，懲治有罪的官員和老板，並向受害者作出賠償。要想真正保障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須真正發展及應用綠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眾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會生產才能實現這點。

火燒“女生節”橫幅　女權鬥爭新行動

有著婦女爭取政治與經濟平權的激進起源的國際婦女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淪為各大商家極力促銷的商機。在資本主義復辟數十年的中國，3月7日還被另外冠上“女生節”丶 “女神節”丶 “女王節”這些父權視角的名稱，許多“慶祝”活動亦不乏將女性視為男性玩物的標語，諸如“春風十裏，不如睡你”等。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的橫幅得到校方容許。為對抗這種庸俗化趨勢，中國政法大學有女學生於3月8日當天放火燒掉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她在社交媒體上說道：“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丶離婚權丶墮胎權的鬥爭……”盡管該女生事後稱感覺做法欠缺安全考慮，該行動仍然受到網民廣泛稱贊。去年3月7日，山東大學也有學生抗議“女生節”橫幅，批評這是性騷擾。

普遍的性別歧視

中國女性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女性經常在個人發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認為不需要讀到很高學歷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應該早點結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學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師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外，女性還經常被說成“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而父權製度和譴責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揚“穿得時尚暴露，等於教人強奸”等觀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場。在社會輿論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為例，一名遇難中國籍女大學生被認為年輕貌美，於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網友以“千裏送炮”等評論羞辱。

各種歧視與壓迫的根源在於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正是資本主義製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規範財產繼承丶維護私有製和等級製，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為經濟基本單位，而女性被強加生理上的“再生產者”丶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的屬性，在職場上處處收到歧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夠就業，無論公共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單位將年齡丶外貌等作為招聘女性的條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潔丶收銀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國女性平均收入與男性的比例從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類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從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讓步

近年影響到中國的#MeToo運動丶P2P受害者上訪丶佳士工人鬥爭等一系列行動，著實給中共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因此，為了緩和群眾憤怒，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已經開始的人口危機，中共及其操控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在女性問題上作出表面讓步。2月21日，一份關於落實現有禁止就業性別歧視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網上公布。今年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結束對非婚生子女的經濟處罰，亦有提案要令父親也陪產假。而李克強也聲稱政府將“加快”發展托兒服務和早期教育。

我們很難相信聲稱的這些措施能夠真正實現並消除性別歧視。習近平上臺之後顯著加強國家鎮壓，女權運動成為攻擊目標之一。習近平政權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揚回歸“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呼籲女性從職場“回歸”家庭，令女性從事更多無償家務勞動，以便削減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強化職場性別歧視，將使資本家和中共貪腐官員攫取更多財富。中國政府大學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無法真正消滅中國的女權鬥爭，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和青年采取行動挑戰性別壓迫。

相比以往的國際婦女節，在2019年的這一天，許多人開始學習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實含義，不再滿足於資本主義下商業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約一半的女性對工人階級鬥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實表明女性工人經常率先發起抗爭丶並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替代，訴求將生產資料民主公有化，將民眾的需要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因而能夠實現同工同酬丶永續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從而令性平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聯合，合力擊敗親資父權的中共政權，令性別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經濟方面實現，最終打造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

響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結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一家名為“天嘉宜”農藥廠發生爆炸。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此次爆炸相當於2.2級左右的地震，發生爆炸的化工廠被炸出一個大坑，整個園區成了一片廢墟，周邊房屋嚴重損壞，居民區和學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傷。爆炸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事件發生後，當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濃度，曾一度超標57倍和248倍；園區內河流不同程度的檢出揮發性有機物。

事發園區為江蘇化工企業主要集聚地之一，當地此前已發生多起化工企業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另一家農藥廠發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一家氯堿廠發生氯氣泄漏，導致下風向的另一家化工廠30多名員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農藥廠發生重大火災；7月26號該廠又發生爆炸。

嚴重隱患

據今次爆炸的調查人員所說，這個園區從2007年開始運營，當時為了承接從其他地區遷來的重汙染工廠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充分的計畫。各個工廠自行鋪設管道向河流排汙。更嚴重的是，該園區沒有處理廢棄物的設施，各工廠自行建設焚化爐，有些焚化爐甚至緊鄰天然氣罐，天嘉宜就是如此。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該園區使用卡車而非管道運輸天然氣，但沒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發爆炸。工人和當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據報園區的安全隱患和汙染問題，但政府一面向工廠收取罰款，一面縱容工廠照常運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指出存在多項安全問題，包括主要負責人及特殊作業人員未經考核合格丶生產裝置操作規程不完善丶動火作業管理不規範等等。爆炸的發生說明，這些問題很可能仍沒有糾正。該廠在2017年和2018年，該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處罰和環保處罰，其違法行為包括：違反大氣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違反固體廢物管理製度丶違反環境影響評價製度。該廠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天嘉宜周邊10公裏內有80多家化工廠有環境違法紀錄，而且很可能仍在繼續汙染。

響水經驗

當地政府過去也曾阻撓記者調查發生事故的工廠。2007年11月27日爆炸後，眾多媒體記者趕赴響水采訪。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啟動了一套禁止記者采訪的應急預案，采用武力威脅丶軟禁記者，重金收買丶色相利誘等方式收買記者丶阻撓采訪，並且總結發布了《沈著應對突發事件，全力做好輿論引導──響水“11·27”事故新聞協調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稱“響水經驗”。12年過去了，“響水經驗”並沒有被拋棄；在此次事件中，當地政府依然部署了無人機幹擾設備幹擾丶擊落媒體的航拍無人機。3月25日，在響水調查環境汙染問題的民間環保誌願者張文斌因“尋釁滋事”被警方帶走。

“天嘉宜”爆炸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雲南大理丶山東煙臺丶山東青州丶江蘇昆山丶雲南昭通丶安徽馬鞍山又接連發生6起爆炸，總共造成18死丶16傷丶5人失蹤。同樣是在江蘇昆山，5年前一場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傷。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為了利潤與政績，置無數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在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丶甚至多次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終釀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慘禍。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個完全只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驅動這個製度運轉的燃料。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專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確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對生產的民主控製，才能防範此類事故的發生。

國家鎮壓繼續 6 名北大學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學6名左翼學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參與佳士工人鬥爭而處在監禁下的工人、學生、青年有約50人。而協助打壓左翼學生的學生幹部則被北大評為“共青團標兵”。中共政權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紀念日發起新的抗議，更害怕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群眾抗爭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鎮壓。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邱占萱、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王瀚樞等5名北大學生前往北京郊區工廠打工，但於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學生沈雨軒在校內被捕。沒有消息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佳士聲援團公布了他們在被捕前錄製的視頻和通訊紀錄，揭露出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馬會前會長邱占萱在視頻中說，他曾連續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長時間審問、打耳光、脫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聽習近平長達三個小時的十九大報告、以及性騷擾。北大馬會於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沈雨軒及另外一名學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審問。當時沈雨軒正在上廁所，警方踹開廁所門，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帶走。兩人在審問期間受到毆打辱罵。沈雨軒於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聲援團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惡劣行徑。例如一個學院團委書記借調查原馬會女性成員的機會進行言語的性騷擾。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對學生說：“不愚民維穩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學生將自己受到的監視、騷擾、恐嚇、辱罵、毆打稱為現實版的1984。中共政權對於反對力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敏感，是因為統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眾在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下積壓起來的各種怒火、工人階級的潛力、以及當前具有潛在爆炸性的政經局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盡管學生們現在面臨著巨大困難，但政府仍然害怕他們的運動會壯大起來。”由於擔心反過來鼓舞青年抗議，特別是因為佳士工人和青年鬥爭，今年政府的五四紀念活動遠比預期低調。

從去年8月的全國大抓捕以來可以看出，接連的打壓令原本對中共還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學生開始看清，中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且向習近平表忠也無法避免打壓。一名學生在談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時說：“習近平的五四演講充滿了關於國家榮耀的口號，但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猛烈打壓、更嚴厲的管控和全面審查。”

而且，國家鎮壓已經從激進左翼青年蔓延到溫和NGO。5月8日，北京、廣州、深圳的3個勞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帶走（李大君、周麗娟、梁自存、李長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於過去被打壓的NGO和自由派勞工活動者，這3家NGO更加“溫和”，主要為
底層工人提供生活和職業援助，沒有參與工人抗議。李大君和周麗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區”更是由共青團中央下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的。這3個NGO都曾與當地政府有過合作。

鎮壓蔓延

它們被警方查抄，說明習近平政權對於基層工人活動越來越緊張，哪怕他們並不打算挑戰中共政權。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參加佳士抗議的學生對《金融時報》說：“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對驟然惡化的中美貿易沖突、進一步黯淡的國內經濟、以及從去年以來左翼青年和工人發起的挑戰，中共統治精英非常擔憂。它將會采取更多的鎮壓行動。

面對國家鎮壓，中國左翼青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勇氣。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權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支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政治結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權利，終結獨裁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

中國：南應鎮壓牽涉中共貪腐

4月26日，南京應用技術學校學生和家長因校方虛假招生舉行抗議，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當晚抗議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於維穩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鎮壓。有消息稱警方使用了麻醉彈。多名學生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動鬧事”。該事件揭露出私立職業學校泛濫、混亂的虛假招生問題，並因警方的殘酷鎮壓、官商勾結以及學校的軍方背景受到大量關註和譴責。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有6000名在讀學生。它自稱是大專職校，但實際只是中職，。該校的護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學費高達1.6萬元，但實際卻是“家政服務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護理專業資格證和醫院實習。已就讀多年的學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稱，學生要想拿到大專文憑，必須轉考另外一間學校，但不保證錄取，而且新的學校也沒有護理系。

學生家長前來學校理論，校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毆打家長和學生。為了封鎖消息，學校使用強製手段，將學生們鎖在宿舍中，鎖校，並要求沒收手機。學生們通過網絡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鎖，相關微博貼文都被立即刪除。在當晚午夜至淩晨，有的學生砸破了門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師為了學生打開了大門，學生們終於沖出來了。

但這卻只是開始，蜂擁而至的特勤進入學校，開始毆打鎮壓學生，也毆打幫助學生的老師。這樣對學生的殘暴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報稱事件是因“社會閑散人員和被開除學生煽動”，而對該校和警方罪大惡極的行為只字未提。

軍方背景

事後媒體調查發現，這場騙局牽涉到江蘇一家可能擁有軍方背景的大型教育業公司──中寧教育集團。該集團董事長王中平為解放軍預備役中校，而且南京應用技術學校的“軍事化管理辦公室主任”是解放軍一個訓練基地的前政委。中寧集團旗下的南京東方文理專修學院院長曾是江蘇省政府官員。這正解釋了抗議學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發指的鎮壓。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借用南應的名義招生，逃避監管。南應被曝出以每個學生6000-7000元的價格委托他人替學校招生，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兩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應就已被揭出虛假招生問題。當時南京政府曾說要“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卻沒有下文。南應甚至厚顏無恥地指責媒體“收受賄賂對我校進行不實報導”。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也曾卷入學生賣淫案件。兩年前，該校保衛科勾結校內KTV逼迫學生賣淫。中寧集團屢次被曝出醜聞，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說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軍方庇護，甚至幹脆就是中共官僚的產業。

民主調查

南應抗議和鎮壓直接中共政權的貪腐行徑，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亂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們要求成立由學生、家長和獨立工人組織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查清、公開南應和中寧集團背後的官方聯系和所有違法行徑。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權懲處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員。

同時需要將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學生、教師、家長以及民主工會民主管理學校和課程，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且優質的教育。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996 點燃大規模網絡抗議

程序員發起的反996網絡抗議打破了資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奮鬥神話。程序員作為現代白領工人，相比於底層勞動群眾，享受著較為優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起鬥爭的群體之一，所以反996抗議更突出地表明中國勞動群眾的激進化進程。當局宣傳或暗示：那些在罷工與示威中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都是不願工作的懶漢或者是“受境外勢力操控”，而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需求只有埋頭苦幹。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這不過是中共政權用來抹黑工人鬥爭和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謊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編程及代碼托管網站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叫996.icu的項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點，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後就得進 ICU 了。

996在科技業是普遍狀況，而且許多程序員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工時甚至比996更長。據估計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IT業是重災區之一。有程序員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換錢”。

996.icu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大量的關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份還在不斷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業名單，和用於阻止這些公司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的“反996許可證”等等。抗議的程序員表示：“從閉源到開源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從開源到同時強調保護勞工權益也將是一次偉大的進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主張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這場網絡維權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而且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許多加入網絡抗議的程序員不僅譴責996的超長工時和政府的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直接譴責資本主義。也有程序員說到，佳士鬥爭已經說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運動也無法避免政府打壓。這些討論在過去的其他網絡抗議中是罕見的。工人的網絡抗議擁有更大的潛力。當勞動群眾的怒火從網絡抗議升級為現實的罷工抗議和工人運動時，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製度。

在這樣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下，資本家的反應更令抗議的程序員和廣大群眾感到憤怒。4月11日，馬雲公開聲稱，996是“福報” ，更戲劇性的是馬雲在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壟斷資本家的同時，還是個中共黨員。這揭露出中共獨裁統治正是在保護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俠氣式的形象被他們自己的“誠實”打得粉碎，各大視頻網站上惡搞和諷刺諸位大資產階級和996等的剝削方式的視頻成功爆火。“那我用勞動法起訴公司996，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那你大概是在監獄裏跪著。”戲謔中處處都是勞動者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剝削積壓已久的不滿。

政府不得不對沸騰的民怨有所表態。人民日報說“崇尚奮鬥，不等於強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到處罰。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會上高調宣布施行996受到廣泛關註，正在接受調查，但當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時間，想要等到抗議聲浪過去之後讓案件不了了之。因為如果真的做出處罰，一定會有大批程序員和群眾要求處罰其他公司，而親資的中共政府不可能這麽做。

8小時工作製

996不過只是中國勞動群眾惡劣處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達出中國工人群眾積壓的怒火，也部分展現了工人運動的巨大潛力。網絡抗議可以鼓舞更多工人發起現實的鬥爭，而工人運動最能夠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同時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獨立工會，這是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關鍵武器。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徹底終結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塵肺工人聲援被捕工運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發起網絡聲援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釋放3名工運人士並向塵肺工人提供足夠的補償。

2019年3月20日，關註工人權益的“新生代”網站的編輯危立誌被警察抓捕，並遭到警察入室搜索，電腦手機等被沒收。而在這之前數個小時另一位編輯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編輯楊鄭君也遭受到同樣對待。

該3人被控“尋釁滋事”，於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網站曾幫助塵肺工人維權，但深層原因在於佳士工人鬥爭之後習近平政權對左翼學生和工運人士的大肆鎮壓。

特別是在當前繼續升級的國家鎮壓之下，工人的聲援行動更具重要意義。在網絡聲援前幾天，湖南塵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議，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攔截和恐嚇。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編輯現在被關押的地方，也是這些工人過去工作並染上塵肺病的地方。

工人對於當局的鎮壓感到憤怒。工人的一封聯署信寫道：“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麽是有罪的呢？”

關押3名編輯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對工人說，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運人士和支持工人鬥爭的年輕人、查封勞工NGO和左翼學生社團，是害怕工人鬥爭挑戰自己的獨裁統治。

塵肺是職業病，而且被稱為“窮人病”，因為只有窮人才會從事容易患上塵肺病的職業。塵肺患者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而且到晚期時甚至連感冒都可能致命。現在中國塵肺工人僅官方認可數據就有70萬之多。

抗議不斷

由於大批底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資本家，有不計其數的塵肺工人無法得到官方確診，因此才出現2009年“開胸驗肺”事件。十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塵肺工人維權抗議接連不斷，政府卻采取拖延戰術，和他們“鬥長命”。

去年11月，300名塵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進行談判，官方原本答應派出市委秘書長協商，但最後卻毀諾，出動警察強製驅離，甚至進行毆打並使用辣椒水。塵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規模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發起今次的聲援行動。這是工人意識的重要進步。

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立即滿足塵肺工人的訴求並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和政治犯。塵肺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民主工會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徹底擺脫現在的貧窮和悲慘處境。

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政黨 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因要求建立獨立工會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爭工人仍在監獄裏等待審判。自去年7月政府開始鎮壓佳士工人抗議來，大批工人、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以及勞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過50人仍處在監禁之中。從去年8月24日針對佳士工人鬥爭的全國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網站共紀錄了1000起工人抗議、罷工，比5年前習近平剛剛上臺時（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勞工通訊”紀錄的工人鬥爭主要來自社交媒體，只占實際工人鬥爭的一小部分，而且考慮到5年來國家鎮壓和媒體審查大幅升級，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比這些數字顯示出來的更加重大。隨著貿易戰升級和經濟急速放緩，中國工人鬥爭將會繼續增加。

工人生活惡化

近幾年來，中國勞動者收入增速持續放緩。2018年，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別是是在建築業，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可能在惡化，政府則幹脆不再公布欠薪數據。為了拉動消費（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中共開始放寬對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過就連白領工人也開始面臨困境。求職網站智聯招聘報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在整體低迷的經濟狀況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聯網+”新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騰訊、京東、滴滴、美團等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紛紛傳出大批裁員的消息。今年前4個月，全國至少有30起快遞/外賣工人罷工抗議，原因大多為降薪。4月初，中國最大的快遞公司之一京東物流被曝出將取消快遞員底薪、增加收件任務、並減少為快遞員繳納的住房公積金。

工作條件惡劣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依然十分惡劣。不久前，許多程序員發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反對996工作製，得到廣泛關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約60個小時，可能已經超過香港，成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
中國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竇姓建築工人在網絡上發布一段影片，備受關註。竇姓工人將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員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員的安全帽很結實，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廣傳後激起強烈譴責。竇師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刪除影片。

中國建築與化工行業事故數量持續增加。僅在今年3月底，全國各地就發生多起爆炸與火災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經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這也釀成許多傷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驅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紅門鎮大火。

這些事故多是人禍，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江蘇響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資本家、縱容危險運作的結果。響水的工業園區過去已發生多起工業事故，當地政府則只顧阻撓媒體報導，隱瞞真相，甚至總結出一套用於封鎖媒體報導的“響水經驗”。響水慘劇只不過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之下，官商勾結、為了利潤無視工人生命安全的縮影而已。

為了挑戰資本家越來越嚴酷的剝削，中國工人需要獨立於中共政權的民主工會，這是建設強大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武器。社會主義者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人士，撤銷所有控罪。我們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廢除戶籍限製，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設一個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沖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盡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著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采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采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沖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雇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沖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臟”。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余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發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麽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淡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武漢：反汙染抗議遭警察鎮壓

在香港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送中遊行之時，武漢陽邏接連一周發生大規模抗議，反對當地政府興建一座垃圾焚燒爐（“陳家沖循環經濟產業園”）。

當地居民普遍擔心焚燒爐的廢氣汙染危害健康（陽邏人口超過30萬），因此6月28日約1萬人上街遊行。

遊行者高喊“還我青山綠水，垃圾焚燒廠滾出陽邏”。就像今年全球反氣候變化抗議一樣，陽邏抗議也以年輕人為主。有抗議現場的照片和視頻顯示，一個男青年用擴音器帶領抗議群眾喊口號。

有毒廢氣

這座焚燒爐選址於人口密集區，距離最近的居民區僅800米。按照中國的安全標準，此類項目離居民區不得少於1.5公裏，但在中國安全標準經常只是一紙空文。在焚燒爐方圓幾公裏內有30萬居民和兩所大學。焚燒爐的有毒廢氣可以導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癥。中國的焚燒爐運作經常不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危害更加嚴重。

武漢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燒爐。2015年《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漢現有的焚燒爐存在諸多問題，包括和居民區的距離低於法定要求、缺少公眾咨詢、武漢市政府坐視廢氣排放違反相關規定。根據上述研究，武漢現有的這些焚燒爐無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盡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著，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系，“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沖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著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沖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沖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後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阪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沖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沖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著。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著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沖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沖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沖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著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歷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沈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系。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征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盡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麽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借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系。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淩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系，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著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熱情緒的同時，也將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進行合理化，甚至偽造成一種“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持有反對或異見思想者不敢在網絡和現實中輕易發聲，從而鞏固了中共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權。不僅是“精日”這一項罪名，諸如中共也會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為“港獨”，以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來轉移國內輿論矛盾，分隔港中兩地群眾鬥爭。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盡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胡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系，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沖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面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輿論在中美沖突中獲得某種道德優勢，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悲慘壓迫，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疆問題上表現得十分虛偽，要麽由於和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聯而無視，要麽就只關系如何借此機會投機。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勞動者及窮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殘，只會使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愈發緊張。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殘和上世紀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大小宗族論”如出一轍：將各少數民族貶低為“宗族”，在文化上則采取民族歧視政策，貶抑新疆少數民族的地位，認為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小宗”，未來應當“同化”到作為“大宗”的漢族中去，試圖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維護對新疆的統治。中共這種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源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崛起的階級立場。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及其歐亞心臟地帶的跳板，在地緣政治上相當重要。這點驅使中共要通過國家恐怖主義來“解決”新疆問題，並利用“同化”理論及反伊斯蘭宣傳來合理化其殘暴的政策。中共獨裁政權以監獄般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個少數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勞動者的奮起抗爭，中共的民族壓迫越是嚴厲，就會暴露其統治基礎越不穩固，必然被各族勞動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著“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沖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範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開采區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采空區，導致采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巖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陜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系，可以輕易的鉆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並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系著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著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著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著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采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桿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系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著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釋，在條件惡劣的看守所裏度過251天，他的遭遇還得不到任何媒體的報道，支持他的言論也要遭到刪除封禁。人們意識到：資本家不會因為勞動者同是中國人就不去剝削勞動者。中共編織的民族主義幻夢在現實面前一觸即潰。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借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余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盡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淩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盡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系。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沖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簽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盡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抵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沈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板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臟亂差，床板發黴，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沖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歷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借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幹二凈，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系——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板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松，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準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愈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系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饑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盡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饑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麽多財富，盡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臟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沖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墻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托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凈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凈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征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系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麽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盡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系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沖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沖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抵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余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松。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采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采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癥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籲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後，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采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癥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癥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贊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沖突、香港和臺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沖突。6月，這場沖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沖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沖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裏，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沖，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鉤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盡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蘇”，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裏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麽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松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馮哲蕓（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贊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製，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麽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沖突，並且這一沖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著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著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誇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麽行徑。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臺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蘇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麽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著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誌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麽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著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著“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製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製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嘩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贊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製。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製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製來壓製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製，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鹹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汙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癥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製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汙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國內外加深的沖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面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沖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臺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鉤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癥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臺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系，現在擔心中美沖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幹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沖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沖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鉤，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沖突，使外交關系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製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著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借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麽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幹，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沈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余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製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谷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沖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汙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卷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汙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裏，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汙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采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谷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沖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製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並，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借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淩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臟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製、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製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製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製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癥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鉤，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著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著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采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采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沖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製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系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擡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於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采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沖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製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蕩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采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製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製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幹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跡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製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製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采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製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仆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製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並成為社會控製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製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棱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製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製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製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征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製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臺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並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松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系，卻因為能讓人聯系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欲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采取家長式管製，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製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製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擡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製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征性的發放了方便面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製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沖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製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沈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麽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麽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遊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遊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麽你自願犧牲，要麽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禦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麽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系，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系。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製，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系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準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製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采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盡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盡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製，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製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製，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製，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征，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簽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著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著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製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沈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著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註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製，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製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製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采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盡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雇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準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系。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盡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沖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系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麽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系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征。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麽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松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盡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沖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著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製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裏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麽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采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采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復雜性。盡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松專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著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采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松專製控製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癥」。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沖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松權力控製，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製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製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製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製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盡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蕩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製製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贊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蔔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製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蕩、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著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著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製資本主義製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製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製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製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製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製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由政權護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殺人

中國網購行業競爭極其激烈，且隨著更多的資本無序地湧入各類型網購市場，市場空間迅飽和的狀態下，資本開始更喪心病狂地壓榨員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電商企業拼多多一名年僅23歲的女員工加班至淩晨一點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時，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職技術開發工程師的員工在1月9日於長沙家中跳樓輕生離世。

事實上，中國工人群眾早已進入了被資本超額剝削的“新常態”，這種工人疑似過勞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見慣得令人麻木。而這次引發關註的一點，在於事件發生後，有網民在網站“知乎”提問：“如何看待網傳拼多多員工加班後猝死一事？”後，拼多多官方帳號回答稱基層勞動群眾都是“用命換錢”，“不認為是資本的問題……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選擇安逸的日子……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

這類型的說辭可謂是中國資本家卸責開脫的標準答案，包括馬雲的“996是福報”再到劉強東稱“996只是小意思”。只是這一次，跳出來為資本保駕護航的還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號“長安劍”，其發文指：“年輕人以奮鬥向上的姿態，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這無疑是一個悲劇”。這種塗脂抹粉的言論可謂極其令人反胃！政法委這樣的一個官方機構將一個涉嫌違反《勞動法》導致員工過勞死的慘案，輕描淡寫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寫為“在一往無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與其遭受到的過勞剝削毫無關系似的。

勞動法如無物

根據 2019 年 3 月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達到 46 小時，意味著中國資方充斥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世衛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研究認為，工作超過一周 55 小時，是導致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的“足夠有害證據”，但這還比996工作製少17個小時。

根據《中國經濟生活大調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覺， 中國人每天的休閑時間僅為 2.42 小時，比 2018 年還要少了 25 分鐘。可見，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使長工時問題進一步惡化。

更甚者，“長安劍”又稱“別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趕緊跑過來吃人血饅頭……，以‘用命換錢’‘資本的問題’等一系列說辭，借機在網絡平臺上，大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散播個人情緒化的言論……，不管有沒有‘帶節奏’的原始意圖，這都無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機關根本不在乎這個案件中企業有否違法、員工是否過勞死、乃至不在乎全國有多少勞動者正面臨同類型的困境，因為它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對社會不滿，對現狀不滿，對資本剝削不滿的人是抱著什麽樣的用心。

而在“長安劍”文章中，對拼多多唯一的批評點僅僅是在於“面對公眾質疑，拼多多……應當主動承擔誠信的社會責任，積極鍛造誠信的社會形象……祥和社會，溫暖人間”，仿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這血汗企業不過是一個偶然撒了個無傷大雅小謊的孩子，字裏行間盡是對“孩子”的循循善誘。實情是，這“孩子”正在殘酷地奴役並迫死了為他打工的工人，而這“孩子”黃崢，正是透過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積起全國富豪榜第13位的財富！

中共是對基層民眾所遭受的資本壓迫的幫兇，甚至因為脫離民情而反過來質疑不滿者居心何在。相對地，它卻對資本溫情脈脈噓寒問暖，對血汗剝削視若無睹。對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專製政權與資本家本來就是共為一體，工人階級只能依靠自己，爭取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對抗那些由政權背書的吸血鬼。

地產公司蛋殼破產　揭示中國資本主義賭場危機

近日，中國的蛋殼公寓公司“暴雷”（資金鏈斷裂），引起了軒然大波。蛋殼公寓是一家長租公寓運營商，於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個城市同時管理40多萬間公寓，號稱累積服務100萬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傳聞說公司沒有正常付給房東房租，但公司方回應說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現房租沒有到賬，租客被斷水斷電、客服聯系不上等情況。

其後，司方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北京總部外聚集數百人維權。而房客和房東的沖突更是加劇，一方已經繳納房租，一方沒有收到房租，已經退房的也無法收回押金。導致多起惡性事件，房客有被強行趕出租房的、有持刀與房東對峙的，而廣州更有一名年輕租戶近來因遭房東強製清房，從18層高的高樓一躍而下。

如何盈利？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蛋殼公寓乃至整個租房行業的盈利模式。為了搶占市場，包括蛋殼在內的各個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價租賃房源，以“優惠”方式租給房客的“虧損”式發展，而同時為了保證現金流，公司“引導”租客選擇“租金貸”，通過合作銀行貸款，一次性給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後實際上繳納的是還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桿讓公司在短時間內有大量的資金去搶占房源。

蛋殼公寓曾是共青團中央、《環球時報》等極力推薦的企業品牌，今次的破產猶如另一場P2P借貸風波一樣，對中共的權威將造成大打擊。所謂“國家包底”再不是穩健投資的保證。

而這種模式也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認可，雖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殼已累積虧損63億元，負債率達97%，但2020年1月17日，蛋殼公寓在紐交所上市，當日估值27.4億美元。但是這種不穩定的模式在疫情的沖擊下很快就迎來危機。

事實上，從2017年至今，已經有70多家長租公寓公司相繼“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在中國被忽視的住房正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邏輯。中國地域發展不平衡，少數大城市占據了絕大多數資源，大量年輕人為了生計湧入這些城市，而他們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獵物”，據2019年的數據，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經達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購買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36個重點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約13%的人正在承受超過1個小時的通勤之苦。一線城市卻出現許多靠房價上漲暴富，以收租為生的“新地主”。這種現象，乃至整個中國飲鴆止渴的房地產政策，都是資本主義引起的，資本需要集中的勞動力，所以有了人口極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時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斷房、“睡城”；資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為商品炒賣。無產階級勞動者被資方、被房東壓榨，剩下的一點點資源甚至都無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房屋全面公有

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人人都應有合理的居住空間。多年前就有調查評估在中國今天有超過6千萬間空置房屋，如果將其全部公有化，讓勞動者進入居住，已可立即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只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製度對人的異化，把住房看成滿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資本的遊樂場，從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計劃。將所有住屋及金融企業公有化，收歸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就必需有一個有明確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女性受暴激起公憤

數起家暴致死案的媒體報道，重燃了中國網民對於女性受暴問題的廣泛討論。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懷孕，自2016年經媒人介紹結婚以來，長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總結為“打、凍、餓、禁閉、罰站”，終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當時方洋洋只有22歲，身高1.76米的她，死時體重因極度營養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體報道中提及，法院一審判決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別被判三年和二年二個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則被判刑二年緩刑三年，引發判決過輕的爭議。

慘案頻發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離婚的女性。藏族網絡紅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對其長期家暴而協議離婚，但又被唐路威脅殺害小兒子因而復婚，之後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終於起訴離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脅根本沒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過程中被唐路潑汽油燒成重傷，最終在30日不治。很多網友對於事件表達憤慨，亦有網友發現唐路在離婚前已經因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氣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對部分網友喊拉姆為“老婆”相當不滿，留言諷刺道“你是不是很高興”，可見事件中的兇手控製欲之強。

如果情況變成妻子無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殺死丈夫，情況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長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殺威脅之際反擊殺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這還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親屬諒解後，“從輕發落”的結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來得重。若無男方家屬諒解，刑期恐將達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死刑或死緩。我們對比兩種情況就可發現，中國的司法對於廣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會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法院還可能指責反擊的女方“不能正確處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國對於女性受暴問題處理機製漏洞百出。中國的法律沒有婚內強暴概念，在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烏幹達等國處於同一水平線；法院在實務上也很少認定婚內強暴。中國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暴力的界定範圍過窄；性暴力和經濟控製經常不算家暴。2020年兩會通過的“離婚冷靜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這會讓本就不易的離婚更難進行；不堪家暴而跳樓摔成重傷的女性，會被派出所認定自殺行為，事發1年後仍不能離婚。即使官方聲稱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務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諧”仍然被認定為頭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難以公開發聲、擺脫家暴。

由於“傳宗接代”觀念，胎兒一旦被發現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機率被墮胎；或是一些孕婦服用“轉胎丸”（一種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雙性人、被家長送去“矯正”中心淩虐。即使女孩順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諸多障礙。中國女歌手譚維維在2020年12月發表新歌《小娟》，列舉的女性遭受家暴、謀殺的情節都在中國近三年真實發生過。女性離開人世後，也可能被配冥婚，只為免得出現“孤墳”，影響家宅“繁榮”！在資本主義的當今中國，這一陋習也催生了女性遺體買賣市場，及為斂取此種不義之財的謀殺女性案件。

舊思想殺害女性

根據《2020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國性別平等在全球153國僅排第106名，在“健康與生存”一項位居倒數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權的指標亦有倒退。中國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視的問題，在貧困、落後地區尤甚，但無論中國官方宣傳，還是國際上對於中國的認識，大多聚焦在中國經濟較發達的省市，令中國女性受暴等社會問題通常被社會大眾（包括外國人）嚴重低估。所以，有效對抗女性受暴問題，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扭轉落後觀念外，還需爭取就業性別平等、體面工資、可負擔住宅、性暴力庇護所、家務勞動社會化（托兒、護老等）、免費優質公共網絡（促進信息流通）等，而落實這些不免侵犯到資本家利潤和中共獨裁的訴求就需要工人團結鬥爭。

中國：從“打工人”流行語的爆火看工人階級意識的回歸

最近一段時間，在中國的網絡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陣關於“打工人”的狂風。在人們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種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個字眼充斥其間，甚至於人們互相問好的時候也會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關於如何理解這一熱門網絡流行語，解讀其背後的含義，也就成了當下討論的重點。

“打工人”

一般來說，“打工人”帶有兩層含義在裏面。一是對所有從事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的人的統稱，無論是在工地搬磚的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996”的白領，或者早出晚歸的職員，都屬於這個範圍。打工人的火熱反映了廣大勞動者內心深處的階級認同的回歸。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敘事淡化，開始轉向以牟利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改開政策下誕生的資產階級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在政治上，還包括在文化、娛樂、輿論上也占據了主導位置，掌握了話語權。比如用“企業家”代替“資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稱呼，宣傳“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之前，流行的同類詞匯還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較而言，“打工仔”常隱含著一絲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於現狀，沒有鬥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詞在字面表達上相對中性，更容易被統治者接受。可以說，用這個詞匯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在10月26號，作為中共喉舌的央視公眾號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將這一網絡流行語推向了風口浪尖。因為官方面對該詞匯背後所反映底層群眾的勞累心酸、被壓迫現實的視而不見，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滿，更對官方有意將這個詞匯去政治化、變中性化、變娛樂化來愚弄大眾的手段感到憤怒。縱然中國政府向來不乏一幫“五毛”、“小粉紅”等網絡水軍來為自己裝腔作勢，然而他們卻在評論區宣泄生活艱難的群眾面前潰不成軍，最終央視公眾號在群眾的壓力下刪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討論。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是有多麽的害怕工人群眾政治意識上的轉變與覺醒，害怕群眾會團結起來，會將網絡上的抗爭進一步發展為現實中具體的反抗與鬥爭，威脅到自己的統治。二來，“打工人”，也有打壓工人的意思隱含在其中，是工人階級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被資本剝削打壓的自我嘲諷。

低廉薪資與高強勞動，是當下中國底層群眾無法擺脫的命運。中國適度勞動協會課題組，對北京的白領進行分析後則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過勞死的“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征兆。而處於過勞死“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占據26.7%，形勢十分嚴峻。2013年時，有一篇新聞報道過：“中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到達60萬人，這意味著每天大概有超過1600人，因為勞累過度而死亡。”

資本家強製下的高度勞動所對應的則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討薪難。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由於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為自己發聲的工會，工人群眾的權益被白白踐踏，遭到打壓也無法維權。面對在中共操控下淪為黨國機器的所謂工會，我們主張工人要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工會要屬於全體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這個詞匯爆火的背後，更深層的是對現實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勞無所獲

所以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意識到了一個現實：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一切成果，不過是給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間的白領和流水線的廠工並沒有什麽區別，都是被資本雇傭所剝削的奴隸。於是等級分明、曾經互相鄙視的勞動者開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認同。

如今，中國的工人階級政治意識也在快速覺醒，但工人階級的不滿和抗爭絕不能屈就於網絡的宣泄，應當團結一致起來，轉變為現實中具體的有步驟的鬥爭與行動，這正是中共富豪專政所恐懼的。

中國：直播生態––資本主義下沒人能“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醜態百出的一年，悲劇和荒誕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誕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線上辦公”的漂亮口號。宣傳托辭是“自由自在，隨時隨地辦公”——仿佛這樣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實，在中國大陸，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實現了完全的居家線上工作，但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甚至更重，他們的工作壓力甚至更大——他們是“主播”。

主播從業者

日前，大陸相關數據顯示主播（包括兼職）從業者已經接近千萬。千萬主播，來自縣、鄉、村不發達地區的主播占比55.0%，農村地區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陸政府官方口徑會提到，網絡直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體”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實與此相去甚遠。一般人印象裏，主播們會唱歌、跳舞、才藝表演（包括遊戲）等等，總之會有一技之長。但鏡頭前的光鮮僅僅是表面，這千萬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當於一個大陸中部地級市的平均工資，或者這麽說：僅僅相當於一個東南沿海地區流水線工人的工資，甚至更少。

於此同時，相比體力或一般的白領勞動者，他們要受多一層的剝削：所在的公司（稱MCN機構）和直播平臺會對主播進行雙重的抽成。以大陸靠近頭部的直播平臺鬥魚為例，一個主播每個月掙得的禮物（靠觀眾打賞而來），鬥魚會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帶貨（打廣告賣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僅僅會給到2.5到3.5成——這已經是較好的情況。在多數MCN機構中，主播的薪資結構會更不合理：底薪極低，提成則想方設法克扣。而且，多數主播是被MCN機構極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著，如果沒有達標，基本底薪也會難保。接著便是一系列我們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軟色情）、男性則是瘋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麥面粉、吃土等等）、獵奇直播（肉體自殘自虐、辱罵貶低自己、虐貓）等等，不一而足。主播們的處境，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無產者現在（或將來）生活的生動寫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一無所有的人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賣淫——這種事在大陸已經具體發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為開色情直播賺錢還房租。

這種情況的發生，固然和大陸的直播受眾（約5.5億人）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網路平臺必須提高點擊率，同時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時間內刺激觀眾官感，才能賺取利潤。更有深度和創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時間消化和吸取，與這類網路平臺的生態相違背。這是資本主義的頑疾。相關數據表明，主播群體以藝術學專業畢業的學生為主，占比38.7%——這不是對資本主義體系下“藝術創作自由”的最佳諷刺嗎？另外，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審查（包括直播）雖然向來嚴厲，當局以反“三俗（低俗、惡俗、媚俗）”為名對文化行業數次整頓——在欠缺製作資源和創作自由的環境下，文藝水平根本難以提高。一切“三俗”，換個地方，換個包裝，照常發生——從當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樣的事情在重復。我們不如說，共產黨當局的“反三俗”，只不過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殺異議、鉗製創作自由。社會主義者固然支持民眾網上表達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業泛濫起來，無疑是整體工資低下和就業困境下誕生的畸形生態。我們主張勞動者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為直播行業的待遇提升而鬥爭。

審查扼殺創作力

此外，我們反對一切政治審查，只有全面的創作自由才可以使創作文化水平提高。社會主義者主張將所有網絡平臺和MCN機構公有化，交由網絡創作者和資訊科技員工民主管理。它們的作用只是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術，並把信息有效傳播給所需要的觀眾，而不是為了推銷商品。網絡科技的進步帶來的，不僅僅應該是文娛資本和威權政府無孔不入的壓榨和監視，它應該讓大多數人受益——通過直播，真正記錄自己的生活；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導演”。

中國：不要再有下一個豫章書院

在2017年網路出現了一些關於南昌豫章書院修身教育專修學校的討論，有學生出來指控校方的暴行，引發了輿論關註。輿論一連串發酵後，豫章書院申請停辦，南昌青山湖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公安部門已介入此事，然而幾個月後“因為證據不足”，並沒有對校長吳軍豹作出逮捕決定。

學生出面的指控包含著體罰、囚禁、暴力訓練等，學生若不服從校方的高壓統治，就會被體罰、被用鋼筋毆打，甚至是會被“關小黑屋”。校方還會阻擾學生與家長的接觸，對家長進行洗腦，讓家長認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從學校的管教。許多學生在如此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出現自殘、自殺的行為。

此事件的相關舉報人、出面指控的學生皆收到死亡威脅，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門造訪，威脅讓他們閉嘴。舉報人之一不堪其擾，自殺未遂後，再度引發社會關註。2019年底吳軍豹等人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20年1月審查起訴，在7月最終判決結果出爐。法院僅針對學生被關小黑屋一事，判決了輕微的“非法拘禁罪”，吳軍豹被判處兩年十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刑期更短。學生、舉辦人所提出的“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招搖撞騙罪”、“虐待被看護人罪”等罪名，證據充足，卻沒有被公訴。

“戒網癮”

其實在中國充斥著無數打著“戒網癮”、“治逃學”、“教育德性”、“心理輔導”旗幟的特訓學校，這些學校並沒有正規的教育系統，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人員，皆是軍事化管理教育學生。這些學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長報名後，校方冒充國家公職人員、冒充警察，拐騙、強擄學生到校，之後會隔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系，每天會進行禮儀訓練、講述道德課程，也會對學生進行考德點評，不符合規範者皆以體罰處理。無數案例顯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結、校方背後的勢力使得事情即使呈報到公安機關，最終也都不了了之，學校改個名字、換了校址，依舊維持營利，舉報人甚至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且這些學校利潤空間大，一學期學費高達2萬多、3萬元以上人民幣，缺乏行業標準，人人都可以借由開辦特訓學校大撈一筆。在需求龐大而公辦學校不足的情況下，這樣的特訓學校有增無減。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團中央國際聯絡部曾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中，約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學在讀學生7.7%存在高抑郁風險，高等教育在讀學生則是6.6%，中學生以及高等教育學生的壓力來源最大宗皆是學業壓力，各占了8成、7成的壓力來源比例，其他的壓力來源包括人際關系、知識危機、經濟壓力以及對未來職業的迷茫等。在中國如此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下，患有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年齡層不斷下降，近日四川也傳出有小學生留下“活著太累了”的遺書，隨後跳樓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資源

各項數據、社會案件皆顯示出需要擴大公共教育資源的迫切性，同時必須增加針對青少年學生的心輔資源，而不是讓民間更多無良、缺乏專業性的特訓學校去填補公辦學校的空缺。學生受到暴行、孤立無援的消息不斷被打壓，在網上揭露發言被刪帖，呈報至公安不了了之，這些都並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結的問題，而是再再顯示出中央政權的腐敗！

社會主義者要求取締所有私營的特訓學校，並結束任何學校的高壓統治。我們支持學生組織獨立學生會的權利，為自己爭取校內的自由和權利，對抗校方的高壓統治。我們要求全面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心理輔導服務，讓所有需要者免費使用。我們要求全面擴大教育資源，讓人人可以免費就讀大學，從而廢除考試製度，讓所有學生能在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科。競爭式升學製度只是反映著社會的就業困境以及貧富差距，這些問題愈嚴重的社會，統治階級就越需要把作為準勞動者的大部分學生劃分為不同等級（當然將大部分劃為低賤的“失敗者”），方便他們進行壓榨和分化統治。而學校的高壓統治則是維穩工具之一，壓製學生的反抗。所以歸根究底，學生鬥爭一定要扣連至整個社會的鬥爭，即整個工人階級對抗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鬥爭。

中國：延續退休年齡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罕見地承認中國面臨了人口老化的危機，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共也提出了“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打擊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為60歲，女工人及幹部分別為50及55歲。政府未有提出明確延遲退休年齡的時間表，因為根本沒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會激起民憤。中央在2013年表示過研究製定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及後提出過於2017年推出具體方案，但後來因為爭議過大，相關方案至今未見。

減免企業社保費

中國在2015年就開始實施調降企業負擔社保費費率，在去年五月更進行了最大幅度的調降來削減企業成本。而疫情期間，對於企業減免的社保費負擔更是高達了1.2萬億人民幣，這是將退休問題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

延遲退休會對工人階級造成嚴重負擔。首先，意味著勞動者要多繳少領社保，工作負擔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著工作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再減少。另一方面，失業的年老工人在中國極難找工作，長期以來官方都將“女性40歲、男性50歲”的人群列為就業困難群體。大部分企業事業單位在招聘時會將最高應聘年齡設置在35歲，一到40歲就很難找到工作。再者，延遲退休意味著托兒會受影響。內地不同地區約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輩幫助看護，更多父母（尤其是婦女）要照顧孩童而更難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員及企業欠繳，挪用養老金的腐敗事件也是不斷上演，過去網上就曾傳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細表，高達4萬人民幣，而這僅是冰山一角，過去更有媒體揭露，2012年中共61萬名官員的退休俸高達7000億人民幣，占了當年GDP1.3%，可見基層的工人階級拼命為權貴養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卻被剝奪。

中國早已在15年時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危機，這也是當時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並且推動全面實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過去，二孩政策並沒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是變得更加嚴峻，依照目前速度，會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

依照官方的最新數據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已高達18%，出生率更是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僅有10.48%，預計在2035年中國老人扶養比會從當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來5到10年內，養老金缺口會高達10萬億人民幣，並且可能會在2035年破產。政府的養老金出現赤字已經不再是新聞，一方面在於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僅有3到4成，農民工的情況更是嚴峻，甚至有高達3800萬人因為薪資過低而棄繳社保費。

中國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機之中，其中一個因素是改開時，中共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保障負擔，施行的殘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國資本主義的高物價、低工資以及嚴重缺乏的社會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藥”。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宣布13個行業的最低薪資每個月僅有2200人民幣，有高達5.6億人沒有存款，90後的人均負債更是高達12.7萬元。

正是資本主義體製——剝削體製對於工人階級的殘酷壓榨，同時勞動力使用的無序及浪費——造就人口老化問題。中國在未來十年，勞動力人口每年都會以1%速度遞減。經濟學人智庫去年發表數據，預計到了203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15至64歲）將較2018年減少7,000萬，下跌至9.23億人。

延後退休

延續退休年齡揭露了中共獨裁政權親資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義方針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無異。法國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長退休年限就是因為有數十萬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爭才阻擋下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及青年也需要起來鬥爭，爭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課以重稅，並且要終結官僚的特權及貪腐，取消城鄉戶籍製。但只有將整個經濟民主公有化，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夠在不扣減工時的情況下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把工作攤分給更多工人，讓更多的工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工作機會。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戰鬥性的獨立工會並進行抗爭才能實現。

中國：反對996合法化！不要改開2.0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進行了一場南巡，並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為改革開放2.0。其中一項“探索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意味著允許企業進一步地彈性使用工時，降低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這等同廢除勞動合同法，將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國《勞動法》規定，各行業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這法例本來形同虛設，996的員工往往實際工作72小時，現在企業更可以明正言順強製加班了。此外，企業也可以透過彈性配置工作時間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數，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將由深圳開始逐步擴展此一政策至全國。此一政策出臺後立即受到網民的撻伐。

臭名昭著996

幾年來科技業的996已令勞動者深痛絕惡。最近電商巨頭拼多多的一名年僅22歲員工，在淩晨1點多下班後，回家途中突然猝死。這一悲劇換來資方的冷血回應：“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這是一個用命拼的時代”，因而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僅有5000人民幣，根據報導和相關研究有高達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點，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數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過勞。

外送員這樣的非典型雇傭關系的職缺也將可更泛濫的使用在不同的產業部門，這將會帶來更廣泛的失業危機，並且給予工人階級帶來更多的惡性競爭，帶來工資及工時的雙重打擊。勞動合同法本來已形同虛設，城鄉二元戶籍製及企業軍事式管理手段，對工人階級是進行著殘酷的剝削，好比企業強迫員工簽屬奮鬥者協議，甚至對於員工未達業績的非人道懲處也不是新聞。

IMF預測去年中國全年GDP可達2%，甚至預測今年會有7-8%的增加，許多的經濟學者借此宣稱中國已脫離疫情的打擊，也有許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開以來達成了萬倍的增長。但事實上如果對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預測的8%就意味著這兩年的平均復合增長率僅有4.9%，將成為中國30年來最低增速。同樣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見的未公布GDP數據，依相關的學者推估增長僅有5.15%，是深圳走向經濟特區40年以來最低。

除為了刺激經濟，也要應付美國對中國科技業的攻擊，習近平想用將深圳金融市場進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國金融資本進駐，從而促進融資以為科技業提供資金。但深圳金融業的極高投機性使這大計恐怕難以有效實現，到最後還是要靠“國家隊”的扶助，使中國累積更多債務。

當前中國也面臨著缺工問題，不僅是來自人口快速老化，長期對於農民工的壓榨及經濟趨緩下，也讓農民工移動到一線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盡管中共為了補救，推動公營房屋留住勞動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將正式施行“深圳特區健康條例”，希望借此鼓勵企業給予員工休假以提振民間消費。但事實上中國推動年假落實也僅有50%，很難相信一個內容模糊的條例可以帶來什麽實質作用。而中國的房地產更是居高不下。這些都顯示了習近平的雙循環政策是窒礙難行。

團結抗爭

工人階級要靠自己的力量來抗爭。近年深圳是不斷地爆發勞權抗爭，由2018年佳士運動的開始，2019年的996程序員在網絡上發起的抗議。這都顯示了工人階級的激進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員抗議事件更有美國的網絡工程師發起聲援運動，展示了工人階級的跨國團結。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國的亞馬遜員工發起共同罷工，成功的要求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貼，這顯示了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力量。在中共獨裁體製下，要發動這樣的抗爭固然是艱難的。中國工人階級要有建設獨立工會的權利，團結起來鬥爭，挑戰中共及金權的專製才能夠終結長期的血汗過勞及低薪。

中國：《紅色參考》陳洪濤被打壓　全面脫貧假大空

2021年2月，習近平於北京召開“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宣稱中國已全面脫貧，並授予全國1981人“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這場浩大的宣傳背後是對異見聲音的大力壓製。

毛派網站《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於微信公眾號“方城故事”發表文章《南陽！以市委書記為首7名領導被評上全國扶貧攻堅先進個人》 ，指出河南省南陽市受到該表彰的7人全部為當地官員，而不是真正的農民、婦女和工人。7人當中，為首的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於2019年曾帶幾十官員和記者進行明作秀、假“暗訪”，並怒斥基層扶貧幹部辦事不力，引發大量網民嘲諷和批評。

2月26日，陳洪濤在微信朋友圈發文“自稱方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的來，說是口頭傳喚，要去公安局”。此時，他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已被刪除。

翌日陳洪濤被警察釋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辦案中心一夜沒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這並不是《紅色參考》主編陳洪濤和編輯部成員第一次遭警方鎮壓。2017年“兩會”的第一天，陳洪濤在公眾號上報道，方城縣進京上訪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訪綁架毆打後，在昏迷中被丟棄高速公路，引起了社會關註。其後，方城縣出動國保、網警等幾十人圍堵守候陳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電腦主機，恐嚇騷擾其家人。

2018年夏，《紅色參考》編輯部因參與佳士工潮和涉嫌呼籲北京等地大學生前往深圳聲援，被廣東國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辦公室，編輯尚愷被捕；2019年3月21日，《紅色參考》前編輯柴曉明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陳洪濤的文章只是針對個別的地方官員，而沒有批評習近平整個“全面脫貧”的假政績，其實是很不足夠的。習近平想利用宣傳全面脫貧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合理化取消勞動合同法和將退休年齡延後等打壓工人的措施。

中國在疫癥以來的貧富差距嚴重擴大。根據最新公布的胡潤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國新增259名資產達十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058人。連最近的官方報告《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也表示，中國有七成網民月入低於5000元人民幣。

階級意識加強　中國左翼聲勢提升

中共各級獨裁政府對包括左翼毛派在內的政治異見者又一次的鎮壓和限製言論自由。中國左翼在網路為陳洪濤發起團結聲援，製造了相當的輿論壓力。恰逢兩會即將舉行，南陽市委書記張文深為免多生事端而將他釋放。

今次抗爭的成功再次振奮了左翼運動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聲援浪潮再次爆發。中國勞工論壇歡迎此一發展，我們支持中國工運的組織權和言論自由，反對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及工運分子。

在疫癥的經濟危機下，中國網民去年多次發出怒吼，從狠批科技業的996工時製，到對“人民富豪”馬雲的鞭撻，以至對青年生活粉飾太平的影片《後浪》的反彈，都看到階級意識和反壓迫情緒正在急劇升溫。而九月學生更出現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樓運動，及後以毛派為主的左翼的聲勢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當然有打壓這些左翼活動，但至今尚未對作出全國性的鎮壓。相信今次逮捕陳洪濤只是市政府的決定，而並非中央指揮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獲得一定的勝利。然而，中共並不能容忍這些左翼活動長足發展，早晚會將鎮壓升級，甚至發起針對左翼和工運分子的全國性鎮壓。工人階級必須要組織起來鬥爭，捍衛組織權利和言論自由，為更艱苦的鬥爭作準備。

中國：支持外賣騎手抗爭　跨省罷工正在醞釀

3月1日，由中國各地外賣騎手組建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組織者熊焰（陳國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爾後，有被抓捕的兩人獲釋，但熊焰卻仍然沒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國網絡平臺被大量刪除，但仍然引發許多外賣騎手抗議。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響，熊焰原所屬的外送平臺“餓了麽”旗下騎手消極怠工，大量騎手拒絕接單，以致大量訂單因為超時而作廢。有“餓了麽”騎手更號召在3月8日發起全國大罷工。毫不意外，有關工運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殺，而兩家外賣平臺也否認怠工罷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網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賣沒人接單的情況，並成功發出“騎手是罷工了嗎”等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結近萬名外賣騎手，而熊焰則為盟主，在網上發送幫助傳達業界聲音的內容，還會幫同業維權。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網上平臺公開批評外賣平臺“餓了麽”欺壓騎手，因而觸犯了利益集團使官方出手“維穩”。盟主早前發布視頻批評“餓了麽”平臺設置的獎勵規則先用欺騙手段留住騎手，後隨意更改規則侵害騎手經濟利益。此視頻播放量達到900萬（在中國國內網站已被河蟹），相關話題在微博閱讀量超過2億次，迫使公司向騎手假惺惺地公開致歉。

外賣騎手成為中國最受壓迫的藍領工人之一，近年抗爭時常發生。在3月1日，廣州和深圳部分“美團”騎手也聚集罷工，抗議公司在未通知的情況下變相調降配送費。按照新的配送費標價標準，每名外賣騎手每周將少賺上百元，每月將損失上千元。

在中國，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便捷人們日常飲食的外送平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外賣騎手也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員。由於準入門檻較低，當外賣騎手通常是中國基層民眾謀生手段之一，目前超過600萬人從事此行業。但該職業危險性高，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保障，騎手往往要為了避免超時而被平臺罰款，被迫采取闖紅燈、逆向行駛等交通違規行為，而這也冒著被交警罰款、扣車，或是發生交通意外而傷亡等風險。此外，從業者的工資被平臺不斷壓低，包括將餐點送到地點後，若沒有按規定拍照片，也會被扣錢；現實中騎手們是“獨立的約聘人員”，沒有與平臺簽勞動合同，法理上並無雇傭關系，一旦遭遇傷害，維權也很難成功。

現如今的外賣騎手行業，屬於“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一種。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彈性，這就意味著可以節省員工福利、辦公空間和員工培訓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業往往聲稱零工經濟所具有的彈性，可以幫助外賣騎手們實現工作與生活平衡，但現實遠非如此——要維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時以上、每周無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賺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彈性，也讓騎手隨時可能失去這份工作，或者從一個平臺跳到另一個平臺，而這些也反映出這種零工經濟的不穩定性。“獨立的約聘人員”身份造成的騎手們處於相對原子化的狀態，也讓組織起來罷工存在一定困難。

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外送人員一樣遭受平臺剝削。2016年夏天，因為從時薪製改為計件製（將造成實質工資下降），Deliveroo在倫敦的外送人員開始罷工，之後罷工浪潮傳遍全英，並影響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員，更在接下來一年影響到歐陸多國，並且各國之間工人也彼此串連。各地鬥爭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顯出外送人員身為工人團結對抗資方的精神，中國外賣騎手可以從中學習。而對於近來中國外賣騎手維權遭打壓一事，英國應用程序和外送員工會（ADCU）在推特發出正式聲明聲援熊焰。這些抗爭和聲援行動，無不顯現出國際工人階級團結。

目前，中國外賣騎手們與關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躍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組討論行動方案，準備將行動升級。中共獨裁嚴厲打壓組織自由，“槍打出頭鳥”地針對工運領袖，迫使近幾年工人要“化整為零”，轉用手機網絡並以“無領袖”的方式組織起來。今次外送員工同樣巧妙地運用網絡組織，但同時在鬥爭中也出現了勇敢帶頭的工運領袖。鬥爭若要取得更顯著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機網絡的組織化為實體組織的力量，建立獨立工會。

中國勞工論壇熱切支持外賣騎手跨平臺的怠工、罷工行動，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分子，停止打壓工人組織及言論自由。我們支持爭取提高獎金和每單（或每小時）收入，要求公司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勞動保障。

中共“兩會”召開　習近平進一步鞏固權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在北京召開。

這兩個機構其實都沒有實權，它們只是中共獨裁統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統治越來越來變成習近平的一人獨裁。不過，兩會依然受到註目，因為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習近平和他的黨羽背後早就鋪排好的決定，只不過是讓超過5000名代表走個熱烈鼓掌通過的過場。

過去二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所累積的巨額財富受到許多關註，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成為了兩會代表。今年這一群人的財富總額又刷新了紀錄。根據《胡潤百富榜》，參與兩會最富有的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暴增了68%。這些代表的總財富高達3910億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億美元）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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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縱使有年初的疫情和嚴厲封城政策，中國每個星期就有5名新億萬富翁（身家超過10億美元）誕生。根據胡潤的報告，中國“拋離了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對比美國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將迎來其建黨100周年紀念，我們到時候會看到習近平政權掩蓋其階級性質的政治把戲——當今中共實際上的政治意識形態，與1920年代南轅北轍。

經濟反彈？

人大會議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長目標，不過許多評論員原以為今年會跟去年那樣不這麽做。今年的目標將會是“6%以上”，許多評論員認為這個目標比較保守和容易達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經濟學者進行調查，他們對於中國2021年的增長預期平均為8.4%。

雖然增幅為1976年以來最疲弱，但是中國在2020年仍是唯獨出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當然一如以往，這個數據是有水分的。不過，根據官方數字，去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3%，同期德國經濟萎縮5%、美國經濟萎縮3.5%。雖然8%的經濟增長很吸眼球，但這要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如果我們求取2020和2021兩年平均年增長的話，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達雙位數，這個反彈實際上是延續了過去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

工人們也沒有從這個“復蘇”得到好處。自2009年以來，去年中國首次出現全部省份凍漲最低工資。各項指標顯示當局打算2021年繼續凍漲。同時政府也在準備大幅削減退休保障，首先從婦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齡從55歲調升到60歲，來達到“男女平等”。這聯系到中國正在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的計時炸彈。

政府的社保資金已經開始見底。根據中國社科院的報告，中國32個省級地區當中，近半的社保預計會在2022年出現赤字，而2015年只有6個省份。這個議題有可能會觸發重大的社會動蕩。2013年一項民調，顯示95%的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

2027年，印度預計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勞動力的下滑，預計2017到2037年勞動人口將從7.59億減少到6.61億，將會對經濟以及中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及軍事大國的計劃受到打擊。

另一個形成中的危機就是急速膨脹的債務水平。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中國的公共、企業與家庭總債務從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債，這個數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債為GDP的14.5%）。2020年中國的經濟僅僅增長2.3%，債務卻大幅上升。這是不可持續的狀況。

權力鬥爭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特點，並非上頭條的政策“決定”，而是習近平派系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中共黨國內正掀起了一場權鬥。為了在明年黨大會中連任第三任期而鋪路，好讓他能夠成為終身領袖，習近平大力強化自己的控製。

習近平不斷集中權力到自己手中，放棄了1980年代鄧小平政權所建立內部製衡和監督的“集體”威權統治，這是嚴重危機的警號。隨著習近平對於社會的鎮壓不斷加劇，其政策也激起越來越大的反抗（如同過去在香港及內蒙）。實質工資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階級的不滿，尤其是那些占中國藍領工人2/3比例的農民工。

美團外賣的騎手在3月8日發起了罷工行動，要求提高工資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賣平臺“餓了麽”的騎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組織外送員的獨立工會。中共獨裁對於獨立工會是零容忍的。

香港

兩會也為香港訂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著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議會製度壽終正寢。中共打算對於香港施加更強硬的威權統治。上周，當局動用國安法逮捕、起訴了超過40名泛民政治人物，並將他們收押。他們將會在5月再次上庭，面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的控罪。這顯然是為在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造勢。上周的香港審判異常混亂而殘酷，法院開庭至淩晨，數名被告體力不支暈倒，這是故意為了展示習近平政權的力量，發出堅拒歐美西方勢力“幹預”的信息，警告所有試圖挑戰當局的人。這同樣劍指那些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中國工人，以及中共黨內越來越不滿習近平政策方向的反習派系。

中國：習近平的虛幻世界

中共獨裁政權描繪的中國現況和中國實情之間存在巨大且愈來愈大的落差。隨著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臨近，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確保明年政治局換屆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傳機器已經陷入瘋狂。

同樣，對於習近平令人作嘔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報》在一篇慶祝中國脫貧“全面勝利”的文章中，提到習近平的名字達139次。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那樣，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是脫離現實的又一次宣傳上的成就。最近被網絡審查屏蔽的一個字眼，揭示了習近平政權對於批評聲音多麽敏感：“翠”字作為一種抗議的方式，在中國網絡傳播起來，因為這個字也可以解讀為“習習卒”，即“習近平死兩次”。

習近平在國內外面臨多重挑戰。對於他的政權和中共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機。許多新政策和聲明表明了這一點，包括有關“防範金融風險”（中國的債務水平現在已經超過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以應對拜登執政時期肯定會延續的美國壓力）、以及習近平旨在提高中國的消費支出，以此來抵消全球化和反華保護主義政策影響的過於復雜的“雙循環”戰略。

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還面臨著黨國內部挑戰。關鍵問題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目標是打破傳統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計劃成為“終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個任期中，習近平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成功地平息了高層派系的權力鬥爭。實際上，這掩飾著針對派系的清洗行動，目的是清除他的敵人並鞏固習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那樣，中國政權的特征從“一黨專政”演變為“一人專政”。

但是，由於在社會和國際關系方面的危機，中共內鬥再次加劇。如今，這場權力鬥爭是自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前後最嚴峻的一次。盡管習近平目前較可能成功地繼續他的統治，但在黨國上層日益成長的不滿情緒和派系操縱可能會迫使他做出妥協。2022年二十大之後的時期可能會看到不同的勢力組合，和中共內部更大的不穩定性。最終，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反映了社會進程和工人階級不滿情緒的上升趨勢。

黨國內部的分裂並沒有明確或清晰的分野，這些分裂根本上無關政治分歧，而事關權力：中共的高層是控製著龐大商業帝國的資本主義寡頭的集合。在這些人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悲觀，認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出了問題。

因此一些反習派人士不滿習近平在與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和臺灣之間的爭端之中，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強硬的戰狼外交。這一部分的統治階級寧願回到鄧小平更為謹慎和務實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以此作為降低全球緊張局勢（尤其是與美國的緊張關系）的手段。

反而，習近平的政權像一只豎起脖子的傘蜥一樣，誇大其經濟實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強了習近平繼續統治所需的大漢民族主義“強人”光環。中國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與印度的爭議邊界上、在臺灣海峽和南海進行的軍演升級、為報復華為創辦人之女孟晚舟在溫哥華被逮捕而拘留了兩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雙重目的：向外國政府施壓、也要養活國內的宣傳機器。

加倍鎮壓

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鎮壓的持續增加。這一直是習近平統治最顯著的特征。反習派基本上沒有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不會拒絕命令警察鎮壓街頭抗議或工人罷工。但是習近平在香港、內蒙古、（以及更明顯的）新疆的殘酷鎮壓顯現他的“默認做法”，而只要他的強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認做法”就會加倍，這反而會適得其反。

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

這至少有四個原因。首先在新疆，險惡鎮壓已經達到了奧威爾式的水平，並沒有實現“穩定”這一既定目標。它終究再推動中國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階層對此感到恐懼。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預示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其次，這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響全球輿論的武器，並在“人權”和“民主”的敘述背後隱藏他們對中國的冷戰策略。

第三，習近平政權的暴政甚至與過去相比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因為它也直接在內部監視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負盛名的、培養未來高官的中央黨校的前教授蔡霞說，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精致的新極權時代”，已經超越了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的極權主義。“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大數據的監控。他可以做到精準監控每一個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時全方位立體全天候地來監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說道。

蔡霞於2020年逃到美國，與中共部分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關系密切。太子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核心，這一派最初支持習近平（習近平本人也是太子黨），但現在對於習近平愈加不滿。蔡霞說，習近平的統治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或“浙江幫”），得名於這些許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們僅得到約10%中共黨政中高層的堅定支持。現階段，大多數人不願公開反對習近平。他們的“支持”是被動的。盡管出於派別目的，蔡霞可能誇大了對內部力量對比的解釋，但其他重要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在黨國各個層面上普遍存在但沈默（甚至可以說是“消極對抗”）的不滿現象。

最明顯的體現是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之間日益公開的權力鬥爭。由習近平派系控製的國有媒體甚至審查了總理的講話，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情。自2012年與習近平就任以來，李克強一直保持低調。但是在過去的一年中，他成為中共內部異見者的代言人，通過媒體采訪丟出了許多“重磅炸彈”，間接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結束時，情況就是這樣。李克強向媒體宣稱，中國有6億人（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過人民幣1000元。這是對現實的檢驗，是對於習近平通過官方表彰大會自誇的脫貧攻堅戰的嘲諷。

蔡霞的說法揭示了很多東西。她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除了‘習家軍’以外，大家都知道這樣子下去不行。”盡管習近平越來越招人不滿，但蔡霞承認，習近平不能通過“正常”程序換掉。她的結論是：“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或者偶然的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了。”

醞釀反抗的第四個原因是，習近平的極端警察國家措施導致中共政權喪失預測和應對新危機的能力。當新冠病毒在武漢開始爆發時，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盡管當局後來有意識地掩蓋疫情，但事實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關鍵幾周裏，習近平政權自身也被黨國對掩蓋真相的熱衷和國安機關的行動遮蔽了雙眼，國安部門在每次有人試圖警告疫情時往往會迅速鎮壓。

中國製度的“優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業的壓力下對於疫情悲劇性地應對不力，習近平才得以轉移公眾註意力，並從武漢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過來。面對突然的危機，武漢並不是政府癱瘓獨有一例。從2019年6月開始在香港爆發的上百萬人示威遊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貿易戰攻勢，是習近平政權無法預料的兩個事態發展，最初受到驚嚇而無所作為。

中共宣傳的一個關鍵主題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製度相對於“西方民主”的“優越性”。中共喉舌聲稱，防控疫情的“勝利”、2020年中國的經濟反彈以及脫貧都表明了中國製度的“優越性”。同樣，中國的“疫苗外交”將大量中國製造的疫苗運往較貧窮的國家，被用來進一步羞辱西方帝國主義的冷酷。顯然，資產階級民主於全球（但特別在美國）的深刻危機，隨著像特朗普這樣的不穩定而專製的人物的出現，對中共的宣傳非常有利。

但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偏愛議會或“民主”政府而不是軍警獨裁製度，還是有原因的。在資產階級民主製中，資本家的弊處在於工人階級贏得了某些有限但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組建工會、政黨、自己的媒體，並利用這一民主空間來辯論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鬥爭方法對抗資本主義。在像中國這樣的極權資本主義社會中，上述所有這些權利都被殘酷地壓製了。

但總體而言，資本家更喜歡“民主”製度，因為它提供了更穩定的統治形式。 “多黨製”（幾乎所有黨派都是資本主義政黨）可以充當釋放群眾壓力的安全閥。議會民主機關、媒體、司法機構包含“製衡”機製，以監督統治集團來防止其偏離資本利益太遠。

相反，極權主義政權，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階級緊張局勢加劇的時代，往往會陷入重大危機並崩潰。中共和中國的資產階級中沒有任何一人贊成轉向資產階級民主模式。天安門廣場群眾民主運動（在300多個城市進行群眾運動和罷工）遭到鎮壓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以復辟，但是鄧小平政權有意識地選擇了保留了重要的國家控製並拒絕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張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鎮壓的、更少的政治和社會控製的專製統治。但是，在正在進行的中共權力鬥爭中，肯定有些人很羨慕美國統治階級，因為美國統治階級可以通過選舉他們能夠解決他們的“特朗普問題”，而“中國的特朗普”卻無法用選舉解決問題。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活動將伴隨海量的民族主義宣傳，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是紀念活動還有另一面：活動將被習近平派系把持，作為內部權力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將達到一個新高度，以鞏固習近平作為“毛澤東以來最偉大的領導人”的地位。這樣做的目的是確保明年二十大和習近平做第三屆之前不會出現任何失誤。

一個世紀前鼓舞中共先驅的思想——階級鬥爭、反資本主義、民主、國際主義和俄國革命——對於當今統治者則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話題。它們將被掩蓋在民族主義主題下，如打擊“臺獨分裂分子”、抵抗“反華勢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考慮到二十大，習近平在未來一年內將經受不起任何重大挫敗——不能有新的香港抗爭般的社會爆炸。拜登在任期的頭幾周，就臺灣、南海和中共對香港的政治壓迫施加壓力，而北京可能試圖通過至少在某些特定領域（例如氣候變化）提供合作來緩和緊張局勢。不能排除可能會出現有限的緩和過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暫的。在國內，我們可以期待一系列“勝利”的到來，這些當然都是由習近平精心設計的。

這一系列“勝利”包括經濟方面。盡管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但中國仍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與以往一樣，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統計手段。盡管如此，依官方數據，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了2.3％，而德國萎縮了5％，美國萎縮了3.5％。

今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計將增長8％，有些甚至預計將增長10％。雖然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長表現將因2020年以來的低基數效應而被誇大。即使2021年的增長率為8％，2020、2021兩年的復合增長率也將低於6％，換句話說，延續了自2019年（6.1％）以來增長放緩的趨勢。

K形復蘇

此外，中國經歷了K型復蘇。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年收入超過30萬元人民幣（約合48,400美元）的人（僅占人口的5％）的財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的前三個季度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僅比前一年增長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這一數字為6％。

家庭債務水平在過去五年內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國的這一數字為76％。在這方面趕超的速度令人震驚：2008年，中國的家庭債務占GDP比例為18％，而美國為99％。最重要的是，這源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而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據《中國日報》報導，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價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沒有一個省份提高最低工資——2009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所有跡象表明，2021年將繼續凍漲最低工資。這解釋了為什麽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人均消費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場增長了近50％。因此，2020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是基於強勁的消費（消費是習近平“雙循環戰略”的核心目標），而是基於這種所謂的戰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債務水平、對於出口更大的依賴性和房地產泡沫。

由於疫情和其他國家的連續封城造成的意外收獲效應，2020年出口增長了3.6%。中國成為“萬不得已的出口國”。上半年，中國用於抗擊新冠肺炎的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增長了兩倍多，從180億美元增至550億美元。電子產品出口也出現了類似的增長，尤其是在家工作的產品。這些意外收獲無法重現。

據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稱，已經嚴峻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國的公共部門、企業和家庭債務加在一起達到GDP的280％，高於2019年的255％。如果計入外債（中國人民銀行估計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4.5％），則這一數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295％。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有2.3％的溫和增長是通過其有史以來最大的債務增長而實現的。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債券市場的壓力，加上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一系列違約，表明金融體系出現了首次嚴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長

然而，根據上海胡潤百富榜，對於其中大多數是中共成員並融入中共國家權力結構的超級富豪來說，2020年是“有史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一年。在這一年中，中國新增了257位億萬富翁，每周新增5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和增長了60％，達到4萬億美元。

胡潤研究院指出，中國擁有1058名億萬富翁，“拋離”美國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紀念日，我們將看到習近平政權歪曲政治現況、掩蓋1920年代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政治與當今專製資本主義寡頭統治截然相反的現實。

中國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評論道：“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

中國青年與日具增的政治激進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為最多）的迅猛增長，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麻煩，以及潛在的破壞性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國，我們看到的不是傳統毛主義。相反，這已成為多個左翼思想的通稱。

中國許多年輕的毛派支持國際主義、女權主義、LGBTQ和少數民族權利。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對親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當然了，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需要小心翼翼進行批判。換句話說，他們與國際上一些毛派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國際上的毛派往往熱切支持習近平政權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壓政策，並反對工人罷工。

ISA在中國的一名支持者說：“在2020年疫情期間，我註意到中國年輕人正在向左轉。”他說，反建製意識的增長現在在社會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毛主義的增長。“十年前，中國互聯網上聲音最大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現在左翼占主導地位。幾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被尊稱為‘馬爸爸’，現在他被稱為‘吸血鬼’和‘邪惡的資本家’。”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對來自中國內陸貧困省份的2.9億農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憤怒，是當今政治激進化的主要推動力。

脫貧

習近平脫貧“全面勝利”的慶祝活動是為了轉移人們對這些現實的關註。中共政權不僅宣稱這是“人間奇跡”，甚至還將“貧困”一詞從脫貧機構的正式名稱中拿掉，這讓將來禁止所有提及“貧困”更為可能。

毛派網站“紅色中國”的編輯之一陳洪濤因在2月份發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脫貧運動假象而被捕。在這個話題上，與許多其他話題一樣，人們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權所聲稱的，中國的左翼人士尤其不會去相信，而國際上的新斯大林主義“左翼”似乎很樂於相信這些荒謬絕倫的宣傳。

習近平的“脫貧攻堅戰”於2013年發起，其明確目標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億人口擺脫“極端貧困”。鑒於他在這場“戰爭”押上了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他不可能錯過這個期限。現實再次為了這個獨裁政權的存續而被竄改。

政府投入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來扶貧，用於一些極端貧困地區的道路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1000萬人的搬遷。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實現其脫貧目標而普遍偽造數據、強製執行和偽造成就。這場脫貧運動采用了非常低的“極端貧困”標準，即每人每天2.30美元。這低於世界銀行提出，適用於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貧困線，並且低於為中國這樣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所建議的貧困線的一半。

國產疫苗觸礁

中共當局宣傳掩蓋現實的另一方面，在於中國抗擊疫情的實況。習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舉行的表彰大會上宣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這時慶祝還為時過早，因為之後又爆發了新的疫情。雖然按國際標準，新一波感染數很低，但這卻帶來了數次大規模的封城措施。

在與北京相鄰的河北省，1月有超過2200萬人被迫關在家中一周以上。這實際上是2020年武漢封城規模的兩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龍江（2021年1月）也發生了類似的封城，波及數千萬人。北京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摩擦，據信部分政府太過急於實施封城。這也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特征。

目前，中共政權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盡管中國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向以中、低收入為主的80個國家（西方國家及他們的疫苗公司冷落這些國家）出口疫苗，但其國內施打疫苗計劃進展不順。根據2月15日《南華早報》的一項分析，中國向國外運送的疫苗數量（4600萬支）超過了用於本國的數量（4050萬支）。

中國不僅面臨著給相當於美國四倍的人口接種疫苗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公眾的廣泛不信任。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許多涉及不安全、過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藥品和食品醜聞。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國疫苗生產商拒絕透露一些試驗數據，加劇了公眾的疑慮。在上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種疫苗。根據另一項調查，在浙江醫務工作者中，只有28%願意施打國產疫苗。

迄今為止，中國疫苗僅被批準用於60歲以下的人群，與西方產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興疫苗在巴西的試驗中僅達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亞則達到65.3％。相比之下，輝瑞疫苗的有效率為95％，而莫德納的有效率為94.1％（兩家都是美國公司）。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科興在中國的工廠出現了生產延遲，以及存儲疫苗所需的進口玻璃小瓶發生短缺。

對中國疫苗的質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勢。去年12月，柬埔寨獨裁者洪森（過往非常親中共）拒絕接受中國疫苗，除非其獲得世衛組織的批準。他說：“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盡管世衛組織仍在評估中國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於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現年68歲的洪森還是在中國官員的建議下放棄為自己接種。他說：“該疫苗對60歲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賓，另一位獨裁統治者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廣中國的疫苗，在民調中被問及的受訪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對中國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國疫苗的歐盟國家，這當然與右翼奧爾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歐盟立場有關。但是2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願意接種中國疫苗，在執政黨的支持者中這一比例則上升到了45%。

盡管習近平虛張聲勢，而且擔心在中共慶祝成立百周年之際不能讓任何事來“破壞黨”，但習近平政權仍將面臨許多現實考驗。債務危機、與美國的持續冷戰，以及擔心西方國家加快接種疫苗後可能改變與中國的力量平衡，這些挑戰都預示著未來的動蕩。工人和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意味著新的鬥爭爆發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將迎來更廣泛支持。

捍衛中國女權主義抗爭者！

中國女權運動人士再次遭受打壓。中共專製懼於女性日益的激進化，而這一激進化正是社會上及青年人中更廣泛的激進化趨勢的一部分。

這些打壓都有著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權主義者遭到親中共的民族主義網軍有計劃地惡毒圍捕。政府在網絡上煽動著歇斯底裏的反女權攻勢。之後，女權運動知名代表的社交媒體和群組被關閉。她們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並被噤聲！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間餐廳裏發生了一起攻擊事件。兩位女性因勸阻一位男性吸煙者而被攻擊。這名吸煙者一氣之下向這兩位女性潑灑灼熱的液體，這個事件被這兩位女性用手機拍了下來並發上微博。這名男子說：“不抽煙的男人不是男人”——講出這句話對他沒有任何好處。

這兩位女性分別是知名女權運動人士肖美麗與鄭楚然。鄭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並被拘留一個月的“女權五姐妹”之一。 作為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當時ISA在香港組織了聲援抗議，要求釋放五人。

右翼網軍

肖美麗關於成都餐廳遭攻擊事件的內容在網絡上瘋轉，起初得到了絕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論來自一些與政府部門相關的帳號。次日，有民族主義大V在微博上對這些女性發起了攻擊，他們貼出肖美麗在2014年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歷史”照片。網軍們遂違背事實，給她貼上支持“港獨”的標簽（港獨並非雨傘運動的目標，但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用這個標簽來攻擊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隨之而來的是數以百萬計的海量網絡攻擊。

另一張照片顯示，鄭楚然戴上了一條黃絲帶（代表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她被指控為“臺獨”分子（另一項中共治下的禁忌話題）。這兩位女性和其他女權主義者遭到暴力威脅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華”、“CIA間諜”。 不久之後，肖美麗的微博帳號被微博關停，而這些網軍則彈冠相慶。

這一波攻擊正采取了我們熟悉的將厭女思想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模式。這些攻擊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實際上是中共政府的側翼力量，並受到中共的庇護。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義，但也包括社會保守主義——因此討厭女權主義。他們指責女權人士被外來價值觀“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這些民族主義者支持獨裁同誌、（中國帝國主義）強國夢和大漢族主義。他們煽動針對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種族主義。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義發展。 除了這個“非官方”的網絡水軍，中共國家機器還直接雇傭了200萬名全職網警和2000萬名兼職網警。

超過20個女權主義者和女權組織的帳戶被微博關停。微博方面聲稱她們的言論是“有害”、“非法”、“煽動群體對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訴CNN：“我們遭到了全互聯網海嘯般的打擊，被集體噤聲。”很明顯，中共是此次打壓的幕後主使。但問題是，當局為什麽要這麽做？

“6B4T”運動

另一獨立但與前述打壓關聯的發展，是超過10個女權小組在另一個社群網站“豆瓣”上被封殺。豆瓣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一個書評和影評的平臺。在此次打壓被封殺的女權小組，一共有超過4萬成員。

這次打壓的目標主要是激進的“6B4T”支持者，她們在不斷高漲的中國女權浪潮中仍是屬於邊緣的少數，她們主張不與男性戀愛、婚姻、生育等等。“6B4T”運動始於和中國一樣是儒家社會的韓國——韓國資本主義非常父權、對女性的壓迫十分嚴重。

“6B4T”能夠獲得一群以中國年輕女性為主的追隨者，實際上不難理解；由於強硬的極權資本主義政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集體抗議、組織、政治活動，因此社會上許多群體都有著極度的無力感。在資本主義復辟後，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時期被消滅或沖擊的父權控製架構。

在今天，中共認為更多的婦女權利阻礙其統治和“大國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實現這些的動力，隨著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沖突的加劇而強化。習近平政權沒有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種抗議，反而變得越來越高壓。當局對新興女權運動和女權意識的態度有著矛盾心理。盡管當局極力壓製，中國的#MeToo運動所引起的關註已反映了這一主要趨勢。最近一個案例是，4月15日武漢大學一名副教授被開除，該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學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絕掩蓋這件事，這起案件得到了全國社交媒體上的廣泛關註。

中共當局不敢直接大規模鎮壓、逮捕或迫害女權人士，否則當局將與一大部分社會輿論產生沖突，而社會上很多人對婦女的現時狀況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中共擔心女權主義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他們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會發展。即使這些運動未有組織（2019年的香港也沒有），但是思想一旦進入群眾意識就會對統治精英（包括中共獨裁）造成威脅。

人口危機

中國女權人士遭攻擊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是中國出生率的災難性下跌、達到了194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表示，未來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數可能會下降到1000萬以下。對比一下1987年（計劃生育實施7年後）：當年的出生人數為2500萬。

中國人口正進入下滑時期，在中美沖突的歷史性背景下，這對習近平來說更加棘手。“世界工廠”的勞動力規模已連續8年下降。中國人口問題的原因很復雜，部分是由於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所致。雖說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於2016年取消，但這並未能扭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這更是因為在中國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醫療都花費甚鉅。

在重新推廣落後的儒家思想宣傳後，習近平政權推崇異性婚姻和“家庭和諧”，視這些為確保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數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樣，必須受到鉗製。中共過去還是股革命力量時，他們曾激烈地反對儒家思想，儒家強調服從權威：臣對君、婦對夫。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復辟摧毀了婦女在工作和學校中的地位，甚至讓前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和社會結構得以復活。

中國青年人生活壓力大，經濟狀況不穩定，家庭債務水平飆升，這尤其與住房開支有關。這些對結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發顯著。據官方統計，2019年結婚人數從2013年的2380萬下降到1390萬，降幅達41%。計劃生育的遺留問題，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別選擇性墮胎，導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萬。目前每年從緬甸、柬埔寨甚至烏克蘭等較貧窮國家向中國販賣的進口“新娘”數以千計。 近年來，政府更積極地推出政策鼓勵婦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計劃“改革”養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將婦女的退休年齡延遲五年（也就沒收了應得的養老金）。 當局去年通過了新的《離婚法》，強製規定了30天的“冷靜期”——這一政策受到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的廣泛批評。 這項政策使離婚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如果一方在30天內反悔，離婚過程必須重新提出新的申請。

“女性們團結吧”

在撰寫本文時，女權平臺仍被繼續封殺。 民族主義的反女權政治獵巫未曾收斂。一些人甚至猜測，這場打壓可能還有另一個動機：習近平政權希望在其試圖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這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並非受歡迎的做法）時轉移民眾的註意。

對女權社交媒體帳號的攻擊引起了大量關註。2018年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軍提起性侵訴訟的知名女權人士弦子，聲援豆瓣遭打壓的姐妹們。“#女性們團結吧#”標簽在微博上紛紛出現來抗議封殺，閱讀量接近5000萬次。

針對女權團體的打壓也是一個警號——習近平政權正準備加劇對所有其他反對聲音的鎮壓。這可能包括工人鬥爭、左翼青年、少數民族、調查記者和其他人。 對習近平來說，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個任期的歷史性加冕（他盼望終身統治）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務，他對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恐懼變得更大。改變這局面的關鍵，婦女鬥爭、維護少數民族權利與組織獨立工人運動需要相互聯系起來。這些不應是彼此獨立的“單一議題”，而是聯合起來形成被壓迫者反對資本主義、父權製和極權主義的運動。

中國人口危機　罪魁禍首是資本主義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去年全國新生兒的數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經連續3年下跌，這對中共獨裁政權的現代化及大國野心造成嚴重了挑戰。雖然世界上許多工業化國家都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大部分工業仍然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模式。

中國現時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遠遠未達到維持現有人口的水平。在資本主義極為不平等的時代，人口老化會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今天中國的城市裏很常見的“4-2-1”家庭結構（１名有全職工作的成年人要供養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對勞動者來說造成災難性的壓力。

“解決方案”

中共為此實施了幾項“解決方案”，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短視及矛盾的本質，所有這些政策都必然失敗。首先，他們試圖將計劃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綁，變成“二孩政策”。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時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趨勢。這是因為出生率下降的背後成因都沒有改變——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以及養育子女的開支甚巨。最新的報告估算要養育一名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費用為19.1萬元人民幣，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萬元，而在農村則要14.3萬元。而這個國家正如總理李克強指出：“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

再者，當局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模式，是透過大量引入上億農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這些“無根二代”被實質上剝奪了生育權。這些農村戶口的工人沒法獲得只有城市戶口才能享受到的社會服務。因此，對這些農民工來說，養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負擔，就連公立學校對於外地戶口的兒童也會收取私立學校的學費。

事實上，中共政權為了應對人口老化與勞動力下降的問題，當局正推動多項政策，但長遠看這些政策實際上會導致出生率進一步減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規劃會調升退休年齡，從男性60歲和女性55歲變成男女同樣65歲。中共政權希望從不斷減少的勞動力中榨取更多利潤，準備要在帝國主義沖突中與美國一較高下。

而采取這種政策來“適應”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視的，強迫工人工作更長時間更會諷刺地導致出生率進一步下降。第一，能夠幫助雙職父母帶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將減少。第二，勞動市場的競爭也會加大，進一步打擊工資水平，也就更難以負擔養小孩。在疫情之前，畢業生已經很難找到工資好的工作，根據外賣送餐公司美團在2018年的調查，15%的外賣騎手持有至少學士學位。

資產階級評論員只看到當中的諷刺，但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我們看到工人的超額剝削與大量失業之間的緊密聯系。沒有維持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失業，就不能夠壓低工資，也沒有心理恐懼使得被超剝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爭取更好的條件。當然，低工資和惡劣工作條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國的資本家，他們在2020年全國的美元億萬富翁的人數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人口控製”的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無法完全地運用社會的生產勞動力，導致超額剝削和就業不足。不過，現代生產技術其實能夠實現社會的富足，不論個人選擇生育與否。

在社會主義下，人口老化將不會是個問題，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加上充分實踐民主計劃生產的潛能，就算是勞動力減少也能維持全體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們主張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論是控製生育的權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權利。歸根究底，廢除資本主義就代表廢除父權製度，並實現全面的社會醫療、托兒服務，還有社區洗衣、清潔、食堂服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從不斷打擊生活的循環解放所有工人，而婦女也能夠從家務勞動和強迫養育兒女中得到解放。

中國：女權小組遭打壓 鬥爭已成重要趨勢

4月17日，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在武漢大學組織了一場遊行，目的是聲援遭攻擊的女權博主肖美麗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權小組，同時還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們。毋庸置疑的是，當局對任何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反應極其迅速，該行動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網絡上出現了惡意曲解此次活動目的以及社團性質的言論，並被大肆發酵傳播，對學校、社團以及社團成員均產生了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WHU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小組發布聲明，宣布停止活動。

這次的活動反響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個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顧名思義，武漢大學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該事件在武漢大學的一個匿名平臺上曝光，熱度不斷升高，一名楊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兩次因為性騷擾事件收到學校的約談和警告，但沒有實質性的懲罰。而直到這一次該校黨委在下午就對此事作出了通報，暫停了該副教授的教學任務。4月15日學校官方發布聲明解聘該副教授。此事沖上微博熱搜。

在此之後，微博女權遊行在16日進行。次日，WHU性別性平研究會在武漢大學內遊行。兩次遊行雖然在網絡上激起了一絲水花，但最終還是石沈大海，連一點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找。現在在“中國局域網”內搜索這兩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網民（包括很多網軍）紛紛指責這類群體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後一定站著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勢力”、這些事情一定是經過精心謀劃和長期準備的“反動勢力”的陰謀。女性的自發反抗行動被指 “讓人生疑”、與境外勢力勾結與陰謀煽動顛覆國家的帽子，則反映這些民族主義網絡水軍汙名化女權的企圖。在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親中共分子抹黑女權主義為西方削弱分化攻擊中國的一種戰術手段。此前幾位被打壓的女權主義者和團隊，均有“通敵和給西方遞刀子”的罪名。

同時我們不得不提及國內左翼對待女權主義者的錯誤立場。雖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權運動啟蒙，例如佳士運動中的嶽昕。但不少國內左翼在特殊的輿論環境下對女權主義采取了疑慮甚至戒備的姿態。雖然很多左翼人士以個人參與到了運動之中，在較大一點的官方媒體團隊裏卻罕見對女權運動公開發表積極的聲明。很多國內的左翼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西方的政治正確，是西方的舶來品”，或者“女權主義會造成性別對立，掩蓋階級鬥爭”都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理由。女性面對性暴力和物化的問題也加劇了職場上的壓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壓。階級和性別壓迫都是資本主義製度造成，兩者密不可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所有問題的源頭都是階級問題，階級鬥爭一旦勝利，性別壓迫也會隨之解決。他們認為，如果現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權運動，就會削弱階級鬥爭的力量，反倒是女權主義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應該加入到社會主義者鬥爭的道路中來，接受自己的領導，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

反對宗派主義

如果這一宗派思想受到廣泛左翼和工運的接納，將會大大阻礙團結鬥爭，使運動脫離新一波中國青年激進化的浪潮，甚至變成為中共父權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幫兇。可見這些國內“左派”的政治觀點非常狹隘和片面，完全忽視或拒絕承認對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和歧視正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部分。而我們知道：女性主義在中國被汙名化同時有著中共出於維持專製的考量。中共亦極為恐懼對權貴性侵的指控會蔓延至黨高層，會大大打擊黨的面子，更害怕女權運動會形成一個威脅，所以要竭力壓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全力投入在當下的女權鬥爭，並將之聯系至反中共和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今日的中國女權運動沒有 “合法的”發聲渠道，但隨著經濟下行、普通群眾生活水平下降、鎮壓升級帶來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女權運動有望獲得更廣泛的受眾。我們既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

中國：當局推崇“陽剛之氣”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國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聲稱，將要求體育教學“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等。該文件表面上是在談強化學生的體質健康教育，但實際上是在回應全國政協委員、國企董事長斯澤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澤夫說，中國許多年輕男性當中出現“女性氣質化”的趨勢，若不“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教育部這番說法一經報導，在新浪微博便引發熱議。該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二名，閱讀次數超過170萬次。

性別定型

很多網友批評當局加深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有人質疑“男孩子溫柔體貼有涵養，女孩子勇敢堅毅有擔當怎麽不可以？”也有人諷刺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還有人憂心，當局此舉會造成更多性格溫和靦腆的男生被校園暴力和歧視辱罵。有不少批評者抨擊，這種說法相當於將“女性化”視為貶義詞、是不尊重女性的體現，應放下性別刻板印象。對官方說法持支持態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權人士埋怨“女拳都瘋了嗎，這樣都能打拳？”（“女拳”是對於女權人士的蔑稱，“打拳”則是貶義指代進行女權主義批判）

中共政權已經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實上，當局近年持續收窄性別議題的討論空間，有意打壓多元性別。2018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臺《開學第一課》邀請了一些“小鮮肉”明星做嘉賓，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便在同一天發表文章，指責受邀的韓系“小鮮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開始，中國媒體開始認定男生戴耳環是“娘娘腔”，因此給戴耳環的男明星進行模糊處理；與嘻哈文化相關的元素、紋身和LGBT符號在節目中也受到審查。

除了媒體報導，公共教育也對於LGBT存在歧視，並且這種歧視受到法庭背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有聲稱“同性戀是心理障礙”的歧視性描述且不願修正。有LGBT權利支持者將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經過3年纏訟後仍然敗訴。這並不是單一案例——根據2016與2017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大學使用的91本心理學教科書中，近半仍認定同性戀是一種病。而中共政府對此表示對LGBT運動“不主動提倡”，實際上是在放任錯誤的觀點在社會廣泛流傳。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在1997年將同性戀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疾病，LGBT在中國社會仍然遭受各種歧視與挑戰。

性別規範、刻板印象、對於LGBT的歧視等性別壓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製度；而在新冠疫情當下，遭遇這些壓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現身心健康問題。資本主義依靠對於婦女的壓迫、傳統性別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結構、婦女的無償家務勞動來維持運作、減低公共服務開支，自然也會貶低“女性化”特質；在當今中國成為不斷崛起的帝國主義勢力、需要使用民族主義“戰狼”外交、鼓吹軍國主義滿足中共當局野心時，更需要鼓吹所謂的“陽剛之氣”。LGBT的存在也對於核心家庭製度構成挑戰，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受到壓迫。同時，這些性別壓迫和其他特定壓迫一樣，都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分化工人階級、妨礙共同鬥爭。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國家那樣，在中國，統治階級用時尚、廣告、媒體或法律法規等為所有人樹立對於男女兩性的性別規範。社會主義者不會接受這種束縛——所有人都應當有按照自身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生活的自由。當然我們應當嘗試每一個渠道，但爭取這種自由是沒有辦法只（或者主要）通過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來實現的。就像美國“黑命攸關”運動以及殺害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項謀殺罪成顯示的那樣，法律上的鬥爭也需成為群眾性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於嘉年華會活動的上海驕傲節，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終止所有活動，並且未給出任何原因，相信也與當局打壓有關。為了根除各種性別壓迫，我們需要尋求工人階級最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讓所有人不分性別認同與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視，也需要物質上的豐足。

中國：“惡意討薪”誰之惡？

試想這樣一個場景：一位農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資遲遲未結無處討要，走投無路，只好舉起標語，站在寒冬裏的廣場上、樓頂、塔吊上，希望能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然後就遭到了相關部門“零容忍”的強力打擊——為的是要“保護企業”。

而這，就是發生在今天中國的真實故事。在公檢法官僚們的眼裏，工人如果選擇了合法途徑去參與仲裁，就是企圖借法律敲詐企業，該進黑名單；如果選擇了“非法手段”去討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惡意討薪”，要抓起來通報以警眾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於群眾不禁吐槽：工人惡意討薪，難不成企業是善意欠薪麽？

而對於資本家呢？最高檢為他們釋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於是各地紛紛以不起訴犯罪的資本家為榮，把釋放涉罪資本家作為證明本地政績。“審慎辦理民營企業涉罪案件”、“民營企業家改裝槍支 檢察官不起訴”，如此種種新聞充斥報章，證明了今天中國由資本家當家作主；甘肅省前副省長更是語出驚人，“誰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

於情於理，討回屬於自己的工資都不可能是惡意的行為；如果說在討薪的過程中有誰是惡意的，那只能是官員與資本家在打壓工人時結成的同盟——他們是秩序的受益者與維護者，而且顯然他們都認為企業的發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專製政權的“惡意維穩”！

中國：質疑中印邊境沖突死亡人數變成“詆毀烈士”

中共當局再次以“保護英烈”為借口打壓言論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戶“辣筆小球”發表評論，質疑《解放軍報》公布的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中方死傷信息，認為中方陣亡的不只4人；並暗諷解放軍團長以犧牲下屬性命為代價活下來。之後，“辣筆小球”帳號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當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被批準逮捕，並在央視新聞鏡頭前“被認罪”。他的質疑則被南京警方、部分網民、中共與官方媒體打成“惡意歪曲事實真相”“損害英雄形象、傷害民族情感、毒害愛國之心”。

跨國追捕

即使質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筆小球”被刑拘後不久，人在歐洲的王靖渝也因質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以及中共當局為何拖延8個月才公布相關信息，被指“詆毀貶損衛國戍邊英雄”，因而被中國公安網上追逃、勒令3天內回國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職、被迫每天12小時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監視。在綿陽警方針對王靖渝言論發表警情通報後，王靖渝則在評論區大罵解放軍死得好、印度軍隊幹得好。這場沖突只是為了爭奪面積不大、無人居住的荒野地帶。社會主義者不贊同支持中印邊境沖突中任何一方（無論印方還是中方）的言論，但王靖渝被指詆毀英雄官兵完全是因為其質疑官方報道。

3月15日，中國知名地產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發布通報要求回國接受調查處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則微博留言“聽說（中共軍方）至少一個營地被印度活埋”。8個月後，潘瑞的這則評論被翻出來，其微博很快被封鎖，而北京市海澱公安分局也聲稱“已依法對潘某刑事拘留，並對其開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報道，並質問這些官兵身份，而中國外交部則否認這則報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轟炸式批評這些所謂“詆毀烈士”言論，裝模作樣地強調“詆毀英雄，就是與祖國對立、與人民為敵”。很多網民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也是怒罵這些“詆毀烈士”者、希望他們被判刑，並紛紛分享人民日報製作的致敬邊防軍人圖片——但我們評估民間反應時，也需考慮到中國網絡審查之嚴格、質疑聲音極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著龐大的網絡水軍引導輿論，很多網民也未曾知道這些“詆毀烈士”言論的原話。

扼殺自論自由為實

這一波打擊所謂“詆毀烈士”的行動，法律依據為2018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共當局認為，“學術自由”“還原歷史”“探究細節”已經成為歪曲中國近現代歷史，並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言行也激發了民間對於立法保護英烈的支持。但現實中，這部法律一直被當局用以打壓言論自由、封殺一切與“官方歷史”或是“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不符的言論。這部法律聲稱保護的烈士大多是軍人，但現實中退伍軍人的權益一直沒有有效保障，並在維權時屢遭鎮壓。

所謂“詆毀烈士”的說法，只是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罷了。當局對於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的承諾一直只是空談，現有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也無法真正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當屬為了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要基層士兵送命、對於沖突和傷亡實情閃爍其詞、對於仍活著的退伍士兵則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

中國：自媒體管控再度收緊——全面噤聲時代來臨？

中共網信辦1月29日召開會議，宣布將“重點整治”自媒體、短視頻網站等內地網上平臺。緊接著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體和公眾號平臺要求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等相關媒體資質，才能向社會公眾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如果不具備有關資質，則不能采編發布、評論解讀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領域及重大突發事件等相關信息內容，否則將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平臺運營規範。

只有官方認可的新聞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有資格拿到如此嚴苛的許可證。這意味著從今往後非官方的自媒體無法自由發布和評論時政新聞，而只能轉發評論中共喉舌所發布過的新聞，不然就會遭到輕則禁言封號，重則拘留判刑的處罰。

2月19日，微博大V“辣筆小球”就因為在微博上質疑官方對於去年中印沖突中，中共軍隊傷亡細節的報道而被以定義模糊的“尋釁滋事罪”為名逮捕。即使社會主義者不贊同該博主的政治立場，我們支持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立即撤銷對其控罪。

禁區處處

近兩年裏中國群眾運動和重大危機此起彼伏，從香港2019運動、新冠肺炎到內蒙罷課罷工、蛋殼公寓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自媒體往往是群眾發聲的重要途徑。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壓力背景下，政權擔心自媒體會成為“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鬥爭燃起之時會危及獨裁統治，因而不得不發布加強管控自媒體的命令。

表面上看，該政策出臺好像讓中共政權更穩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長城防火墻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權自我標榜的“文化自信”一樣，該政策背後表現的，不是政權的自信，而是政權的自卑與脆弱——政權害怕網民通過自媒體評論時政攻擊政府、害怕新冷戰背景下的任何中國的失利，會打擊政權的威信，造成國內的反政府意識。

一方面收緊自媒體管控無疑標誌著大陸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會大幅受限，公民輿論監督政府為數不多的渠道也將會變為粉飾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權自認為短暫地穩定了統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壓李文亮言論的事件卻引起了群眾要求言論自由的憤怒呼聲一樣，現在政權想要通過限製媒體的言論自由來壓製反政權的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聲時代，但最終必然會適得其反。網絡發聲和遊行示威、議會鬥爭等手段一樣都猶如社會的泄壓閥，而堵上泄壓閥的獨裁高壓鍋裏面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並在有朝一日以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支持完全言論自由

社會主義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反對中共政權對於各種媒體自由的管控。但是這個目標無法通過仰賴中共黨內任何一派來實現，也無法依靠資本家來達到。因為中共獨裁製度是和資本主義製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平時資本家依仗政權的鎮壓來肆無忌憚剝削工人牟利，在政權需要時各自媒體資本平臺便成為打壓言論、新聞自由的急先鋒。只有通過我們工人勞動者的民主鬥爭來打倒親資獨裁政權，並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體的製度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言論自由。

中共延後退休年限　工人階級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齡化的背景下，面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和疫情帶來的財政壓力再次升級，中共在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決策將惡化中國就業狀況和勞動者生存條件，並推動階級矛盾走向激烈。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換取的舉措遭致強烈的輿論反對。中國工人將進一步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無產階級是時候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

老齡化：在工人階級處境不斷惡化、物價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生育意願低迷，勞動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中國有將近2.5億人的年齡在60歲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間知名智庫表示，在2053年前，這個比例可能超過33%。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從2012年開始出現下降，年均減少300萬以上，而且減少幅度逐漸加大，預計“十四五”期間還將減少3500萬人。2013年開啟的“二孩”政策下，中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進一步了惡化養老金收支情況。

養老金缺口：根據中國保險協會11月的報告，至2025年底，中國的長者人口可達到3億，到時退休儲蓄缺的口就會達到1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養老金收入由財政補貼與征繳收入兩部分組成。若不計財政補貼，據人社部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養老金從2013年就出現了虧空，2016年更虧空達6504億元。

該缺口主要是由於資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這體現了深刻的階級矛盾。以《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為例，2014年農民工未繳納養老比率高達83.3%，當時月均工資2,864元，按當前繳納比例計算，資本家少繳納了15,686億元養老金，這是該年度養老金征繳與支出差額2,226億元的7倍多。而這還僅僅是農民工一個群體的情況。

由於2008年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國從2009年開始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舉債來刺激經濟，致使債臺高築。現在中央政府為免杠桿過高，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去年全國財政赤字達到6.27萬億人民幣，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見在現行製度下難以大增公共開支用以養老。據《標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癥爆發時那樣安排特別國債發行，意味著其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將減少10%，而這筆轉移支付幾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養老金缺口的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製造成的產品分配不公，而中共應對該問題的方法，則是延長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年限、減輕資本家的付出，這體現了“退休延後”劫貧濟富的本質。

就業危機： 中國不少企業實行“ 35歲，45歲”淘汰製度，在退休時間延後，還無法領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業前景將十分灰暗。同時由於新的求職者的湧入入，這將加大工人階級就業壓力。在就業危機的情況下，工人階級由於處於就業的不利地位，資本家將會對其進行更為嚴厲的剝削，這將造成工人階級的普遍苦難。

生命消逝： 隨著“996”工作製的普及與就業壓力的不斷爬升，勞動者的工作強度達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延後退休時間就是縮短勞動者的生命時間。部分未達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將湧入低端產業，例如清潔、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員，這些產業往往對健康損害更為嚴重。剛從“996”中出離的中老年人，將面對更慘烈的壓迫。

據《壽命精算學與退休年齡》的研究，一個人55歲後每工作一年，就將平均減少兩年壽命。據此計算，中國2018年男性的平均壽命為77.0歲，若退休時間從60歲延長到65歲，勞動者的平均壽命將為67歲。即是說，一個工人在退休兩年後，就將面臨死亡。可見，“退休延遲”政策成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鐮刀，而手持鐮刀的死神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外資本家。

工人們團結起來奮勇抗爭

綜上所述，“延遲退休”政策是中共為了維系統治進行的階級壓迫政策，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工人階級需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向資本家發動鬥爭追回欠交的社保。社會主義者要求取消戶籍製度，落實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於錢從哪來，我們則要向富人征收重稅。這樣的話黨國及民營資本家都會大力抵抗，因此要將整個金融製度應該民主公有化，交給工人階級民主控製。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為什麽我們要社會主義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報道指中國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時報》（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國人口下降到14億以下。這是50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當局隨即否認了《金融時報》的報道。國家統計局沒有給出原因下，延遲公布了去年進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報告原本定於4月初公布的。這令人懷疑中共專製正面對尷尬的消息，並試圖“修訂”數據。“據了解，2020年，我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這是國家統計局在4月29日發布的簡單聲明，並指具體數據將在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中國正面對人口問題炸彈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很可能會在2027年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國家。自2012年起，中國的勞動力每年萎縮。這對中共來說是個大麻煩，特別是現在他們正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生死之鬥，經濟力量、生產力及適齡工作人口都是決定性的因素。

有時，為統治者粉飾太平的學者們的行為看起來很讓人迷惑。在推動延遲退休時，他們疾呼“我國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體主義精神更強有利於避免發達國家延遲退休中的社會動蕩”，“老一輩的人更能忍讓、更能吃苦”，仿佛這個國家仍舊是社會主義國家，仿佛中國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溫順，任人宰割；仿佛一放開政策，無論多窮的人都會敞開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剝削。

殺雞取卵

但細想起來，他們的行為又都是有邏輯可言的——為了從普羅大眾身上榨出最後一滴油水的邏輯。中共的行為本質上與任何其他的資產階級政府無異──許多在過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齡、打擊退休金。對於依靠廉價勞動力維持經濟發展的政權來說，人口紅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變化，那麽通過高人口存量與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快速發展就難以為繼。

針對老齡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論文中寫道，“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還宣稱“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免得人口結構崩盤。如此種種“政策建議”看起來仗義執言，但是，無論做多少看起來理性客觀的評述，他們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老百姓是平白無故地不喜歡生孩子嗎？

當然不是。

如果學區房、補習班、備考不會榨幹一家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如果寒門難出貴子沒有發生在現實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還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會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選項。在資本主義的暴力壓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沈重枷鎖，是通過代際更替補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體為“後浪”所應許的未來從來都沒有屬於過普羅大眾。在階級固化的社會裏，怎麽可能有人容許“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呢？ 資產階級只會進一步收窄階級流動的通道，讓無產者好好地當一枚社會的螺絲釘。

歸根結底，只要資本主義製度還在壓榨中國人民，那麽所謂放開和鼓勵生育就只能是為資本提供剝削材料的政策。要解決人口危機，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綱領。這是一場要透過打倒資本主義與專製統治才能勝利的鬥爭：

全面實行免費教育，取消大學和高等學校學費！免費、民主公有與管理的托兒服務。
法定12個月的全薪女性產假，雇主不能對其降職或懲罰。對於職場中的女性歧視零容忍，例如“不能懷孕”規定。
建設優質的廉價房屋來解決住房危機。取締發展商資本家，將建築和房地產企業收歸民主公營。
在職場及學校裏改善女性的權利，杜絕性別主義與歧視。支持組織獨立工會及學生會的權利，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大幅擴大老年人者照顧服務，在非牟利的民主公營下提供專門的住宿和家務支援。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廢除戶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醫療，同樣以開征富人稅來負擔。
資本主義與獨裁都是死胡同──我們為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結果 卻有“做假帳”之嫌

原定於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國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五月十二日終於在一片質疑聲音之中姍姍來遲。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結果，202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4億1178萬人，對比2019年官方統計的全國總人口14億05萬人，人口凈增長為1173萬。

在結果公布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內部消息報道，中國人口將跌穿14億，是60年來首次人口下降，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否認。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結果公布後，內地網民立即發現數據不合理。網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對此未有公布）與2019年相等（998萬人），即意味著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達2171萬！這誇張的數目甚至跟國統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萬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僅僅查看人口增長數字本身也不合常理：過去十多年，人口增長穩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為641萬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萬人，但這次人口增長數字突然上升超過一倍，這本身數字簡直是荒謬絕倫。

另外亦有網民根據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齡結構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計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達4234萬人！

可見，這份所謂的“人口普查結果”在數字上根本都無法自洽，難以自圓其說。各項方程數據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實上，我們早在十年前已預視到了中國的人口壓力問題。粗暴的一孩政策使問題大大惡化，令中國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慘痛局面。連帶而來的就是勞動力衰退，退休養老的壓力急增。過去依靠著龐大的勞動人口基數，將勞動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現在似乎也已走到盡頭。這對於本來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市場可謂雪上加霜，勞動力衰退亦將連帶引發國內經濟漸漸喪失動力，習近平“雙循環”的構想有著胎死腹中的危險，進一步破壞了他“定於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國正處於國際關系和地緣戰略博奕中被動和不利的地位，這個時間點上國內的根本性經濟失去動能，對中共戰略布局的打擊非常嚴重。

同時，“14億人口”是一個重要的心理關口，一如中共的所謂“保八”“保六”政策口號，因為假如中國人口跌破14億人口大關，意味著中國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結構要比中國年輕得多。而且代表著中國的退休壓力突破了警戒線，令人憂慮中國政府寅吃卯糧的養老政策是否無以為繼，甚至進一步觸發全國性的社會動蕩——一如多次延長退休年齡而爆發大規模社會抗爭的歐美國家。事實上，這危機已初見端倪，根據中共社科院發表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續對養老基金提供財政補貼，養老基金依然有機會有2035年完全耗盡分文不剩！這意味著現時50歲以下的勞動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齡時身處一個沒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務的社會，甚至辛苦供款數十載的養老金血本無歸。因此，為挽救社會的信心，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假帳以“穩定民心”。

然而，中國政府這種數據造假手段不過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發早期不承認大禍臨頭反而指“吹哨人”造謠一樣。數字上的幽靈人口既不能為中國提供勞動力，亦不能進行任何消費活動。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社會公共服務的嚴重缺失，戶籍製度更讓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戶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務和為數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兒對中國的民眾而言往往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謂的“鼓勵生育”亦僅限於一紙空文，政府無意亦無力提供實切的財政支援和補貼予育兒家庭。因此，人口老齡化與萎縮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死結，中國走進了這一死結當中，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製度，全面推動優質免費的公共服務，解除為人父母的後顧之憂，才能確保生有所養老有所依，讓社會的人口結構健康發展。

成都49中學事件：五毛維穩反倒激化群眾意識

2021年5月9日母親節，在四川成都卻發生了一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慘劇，成都市四十九中學一名17歲學生在校期間高空墜亡。次日早上，死者母親魯女士在微博中發帖質疑校方撥打急救電話不及時、從學生墜樓到聯系家長足足140分鐘、拒絕讓家屬觀看監控視頻，並發出質問“學校想一直耗著我們，最後拿出一壇骨灰將我們應付了事嗎，信息社會難道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就是這樣被輕易想抹殺就抹殺了嗎？”

當天晚間，有留意到消息並不滿當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風的民眾陸續聚集在成都49中門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眾交代真相。當示威人群開始齊呼“真相！真相！”時，大量警察沖入人群，搶奪相機、毆打群眾、將多人拖入警戒線逮捕。

不久之後，中國網軍就開始出動帶風向，指49中門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廢青”（廢物青年，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蔑稱），是受“境外勢力”影響的“破壞分子”，認為他們學習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們所謂證據竟是“中國人悼念死人不會拿康乃馨”“現場的人不講四川方言而是在說普通話甚至‘粵語’”等等。這種說法很快遭到了廣大網民的嘲諷，指出將愈演愈烈社會矛盾轉移為“境外勢力幹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紅”“愛國網民”自發地參與到悼念活動中，卻不料被這些“友軍炮火”所誤傷，無論這些網民是否承認自己接受了所謂“境外勢力”的影響，事實上他們已經逐漸理解香港民眾的示威方式，並接受了部分香港運動輸出的影響。小粉紅這種歇斯底裏地攻擊根本是失控，將任何抗爭行動攻擊為“反華叛國”，只會使更多群眾看穿政權宣傳之荒謬。中共的輿論機器本來目的是用來維穩護黨，但卻製造了一只開始失控的巨獸，反過來使輿論形勢更不穩定，激化群眾的意識。

另一方面，網民將成都官方一開始的遮掩打壓態度與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樂墜樓後，法庭作出了詳盡的死因研訊進行對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陸司法公開透明，也更重視調查真相，還家屬一個公道和撫慰。雖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幹預後已淪為廢紙，但網民作出這種對比，也表明了香港運動即使在消息封鎖下也被內地關註，並影響著內地群眾的意識。

2019年的香港反威權運動是香港的群眾運動，具有反對警察暴力、要求民權和自由的先進意識。在中國政府有意引導抹黑下，香港運動成為了大陸網絡中不可觸及的言論，在公開平臺討論的後果包括但不限於封號、拘留、被單位開除等。成都49中事件發生後，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為過火和失控，阻止網絡進一步對香港示威運動的討論擴大。

成都49中事件不僅僅是公眾與特定單位機構的矛盾，還是中國青年群眾運動的又一具體表現。此次事件中，中國網民將反獨裁意識濃縮在反對官方粗暴回應和網軍抹黑的指責中。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一切抵抗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對中共這一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權壓製成都49中群眾運動行徑表示嚴厲譴責，對遭打壓的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問。同時我們也指出，這次事件並非是個別案例，而是專製官僚作風的積習。內地群眾亦將逐漸明白這是內地與香港民眾所共同面對的壓迫和困境，因此內地與香港民眾必需團結鬥爭，共同對抗資本主義專製政權。

“躺平”——反抗高壓現狀的抗議

關於“躺平”的一場辯論在中國廣泛展開。對這個概念的普遍興趣顯現出，無論習近平政權如何堅稱各種“勝利”，中國社會當今的發展出了大的問題。

在4月，百度貼吧出現一則題目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網民，但文中“人不應該如此勞累”、“我有時會躲在某處看著那些忙碌的人發笑”等文字引發以年輕人為主的諸多網民的共鳴。“躺平”這一概念遂引發熱議，並在中國網絡上廣傳。概括來說，“躺平”或“躺平主義”具體內涵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類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強調無欲無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態度，也與中國青年中頹廢、悲觀、絕望情緒生成的“喪文化”有一定關聯，但在當下中國，“躺平”這種抗議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遠的影響。

當然，“躺平”流行之後，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團中央”發表微博指稱“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則發表評論指責“躺平”可恥、是毒雞湯，湖北廣播電視臺評論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對這一熱詞進行審查，豆瓣上的幾個“躺平小組”在建立不久後旋即被站方強製解散，而百度貼吧“躺平吧”和數個相關貼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戶發帖。然而，網民對於官方宣傳和網絡審查並不買帳，多數網民群起反彈，令“共青團中央”被迫關閉前述微博評論，而親中共的鳳凰網一份網絡民調指出，60%網民理解並同情年輕人“躺平”。

“躺平”的興起、成為一股流行趨勢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這體現很多年輕人對今天資本主義高壓快節奏生活的抵觸。因此，這對於習近平政權造成巨大挑戰。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社會問題不斷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維持穩定人口結構需要2.1）、結婚率（2020年只有813.1萬對，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響，勞動力自2012年以來連年衰退至今；縮減的勞動力和老化的人口結構不利於中國“大國崛起”、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超級大國；中國人口實際上跌破了“14億”這一心理關口，而這也會讓中國人口第一大國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當局顏面會因此受損。

雖說歐美日等國也在面臨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問題，但中國目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未富先老”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加班996或者高額消費，中國的生產力和本就疲弱的國內消費必將受到負面影響，進而沖擊習近平強調擴大內需的“雙循環”戰略，在當今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脈絡下也讓習近平更難連任。因此，中共當局當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丟出鼓吹個人奮鬥的陳詞濫調。

中共官方的這些論調，越來越不被廣大中國年輕人接受。《南方日報》那篇社論聲稱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充沛，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只要足夠勤奮依然能自我實現、自我成就”，根本離現況相差十萬八千裏。現今大部分年輕人（同時也是工人）面對的，是堅持奮鬥、接受“內卷”卻換不來相應回報，面對高昂的住房、教育、醫療成本，連自己都養活不起、甚至還要靠家裏補貼，怎敢結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經蛻變為一個親資、保守、右翼的獨裁政權，它當然不可能推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社會主義政策，而只可能是瘋狂打個人奮鬥雞血、並設法扼製對“躺平”支持的增長。

總體而言，“躺平”是對抗中國社會“內卷”的一種表現，包含了對於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運動的成分，甚至可以說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一思潮本質還是消極反抗、個人行動，而非集體行動。但由於中共極權高壓統治下群眾很難自我組織、並且極易遭遇迅速鎮壓，開始激進化的工人與青年尋求這樣的方式表達對於社會現狀憤怒實屬正常。這也是現行體製不可持續、走向崩潰的另一個跡象。中國資本主義正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房價、不人道的剝削和過勞，而中共黨國的“控製”和政治鎮壓從長遠來看無法使這個體製擺脫自身的矛盾。隨著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工人階級也會明白，組織起來推翻威權資本主義、打造讓所有人都有體面生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才是對於現狀真正進取的解方。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閑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
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丶休閑丶政治活動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製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沈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墻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簽，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麽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製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卷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製”。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製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盡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沖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沖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沖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鉤、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準。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沖。就像《科學怪人》裏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與西方沖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沈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製統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汙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臟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麽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汙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註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仿佛他們通過汙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汙蔑、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裏，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著層層“規矩”的壓製，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汙蔑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淩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面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借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著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製。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

蘋果向中共出賣隱私　資本為利助長鎮壓

蘋果為了保住中國市場，任由中國的服務器密鑰完全受蘋果公司中國企業的掌握，中國政府要對其作出監控實在易如反掌。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貴陽市郊區，蘋果公司的新合作夥伴——中國國有企業“雲上貴州”數據中心，就是存放蘋果公司中國用戶數據的服務器所在地。

政府監控的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用戶儲存的視頻、照片、文檔，通話記錄，位置信息和已安裝的應用程式。目前，蘋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國用戶簽署使用icloud等服務時，不得不接受“雲上貴州”監管的條款。

帝國主義沖突也是中共要加強監控的重要因素，因為資訊科技戰將是中美沖突重要的一環。除了監控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使用者的活動和行蹤，也要確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權以便受到美國的杯葛或製裁。

蘋果公司等西方企業偽善地聲稱捍衛“隱私”和“言論自由”，卻一次次向中國政府靠攏而出賣這些原則，證明蘋果公司和其他跨國企業一樣——它們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戶權益之間永遠選擇資本利益。在中國市場每年500億美元收入的引誘下，蘋果公司必然選擇與獨裁政府合作。而多年來，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代工廠就是利用中共鎮壓工會的力量，讓它們肆無忌憚剝削工人。

資本不在乎民主權利

為了幫助中共政權打造出大規模監控的警察國家，許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公司在利潤面前絲毫不吝嗇提供援助。他們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治安監控系統（甲骨文、微軟等）、屏蔽敏感詞/圖片（shutterstock等）、以及來自美國、以色列、日本、歐盟的其他外國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規模監控國民的技術。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也利用這些技術來監控自己國家的人民，但礙於政治壓力而要做得比較隱晦。中國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車商交出行車數據，它們為了保住中國市場自然也樂意於“遵守中國法規”而侵犯用戶隱私。

僅2019年，中共維穩費支出1.4萬億元。這些由勞動人民身上榨出的錢被浪費在安裝監控、升級各種安全科技、雇傭警員上以對付勞動人民自己。這些錢完全可以被省下來，投進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福利設施中以提高數億貧困國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資訊與科技公司徹底民主公有化，並且打倒獨裁政權，才能不受資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眾監督，確保用戶的數據隱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農學家袁隆平在湖南長沙逝世。隨後，中國官方對於袁隆平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新華社發表題為《建議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評論，稱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習近平則號召中共黨員和中國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學習”——官方罕見稱不是中共黨員的人士為“同誌”，顯見中國想利用袁隆平給自己臉上貼金。同時，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爭議的一面和批評中共政策的歷史被大肆宣傳，當局也鉗製言論自由、打壓民間的不同聲音。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國研究與發展雜交水稻的開創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科學家，因為解決糧食問題的突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與理論可謂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小麥育種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帶來了一場使糧食產量大幅增長、結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區饑荒的綠色革命。但是改良雜交水稻這樣的重大科學成果，絕非僅靠袁隆平一個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實現，而是同時依靠一個分工協調的科研團隊、後勤保障、前人的經驗和充足的財政支持。古往今來的一切顯赫功績和成就，其本質都是廣大群眾集體智慧和勞動的偉大結晶。

這次中共在“造神式”緬懷中以“誹謗攻擊汙蔑國家英雄人物”為理由加強言論監管，各大網絡平臺也配合當局進行有關審查。新浪微博對發布此類信息的64個賬號做出永久關閉處罰。在兩天內，至少七名網民因發表所謂“侮辱性言論”（實際都只是質疑官方論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邊瘋狂神化袁隆平，一邊又不準國民“唱反調”，不惜大加懲罰，這是為了什麽呢？袁隆平生前對於毛時期的中共的許多政策有過批判，而這些批判的內容至今都還能在一些中國媒體網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廣州日報》的一次專訪時，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 在文革期間，袁隆平也因為批評當時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而被批鬥，所幸因為其從事的科學研究而免於更嚴重的迫害。

然而，新華網英文版近日一則報導，卻說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見餓殍，才投身雜交研究水稻研究，與新華網中文版在2007年的說法（在大躍進期間於湖南看到餓殍）自相矛盾。顯然，中共不惜篡改歷史，是害怕放任網民討論袁隆平的一生，會讓討論超出自己可控範圍，從而讓自己反而因為高調紀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煩。

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中共推出了新版黨史，淡化了對於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區放任舉行文革活動。在文革期間，袁隆平因只想搞農業科學一度而遭受批鬥，被列為“牛鬼蛇神”的候選人。就像中共一邊要利用“文革復興”來造勢，一邊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聶耳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實在自打嘴角、虛偽至極。

現在，習近平面對著中共國內經濟的下行、社會矛盾的激化、黨內派系鬥爭的加劇，為了打響終身統治的算盤、迎接自己的“新時代”，除了破壞了鄧小平時代的“集體領導”製度，他還要進一步破壞鄧小平的權威、將自己拔高到與毛澤東同一水平線上。而中國當今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與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習近平也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堅實群眾支持基礎，因此認定習近平能夠重返毛澤東路線、搞“二次文革”， 是過於膚淺的認識。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辭和宣傳伎倆來維護權威而已。

宣傳工具

中共當局高調宣稱中國已經全面脫貧，而雜交水稻技術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也起著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於袁隆平的大規模紀念，也是將袁隆平用作宣傳中國不只讓國內脫貧、也大力協助亞非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工具，強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宣傳。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沒有加入中共這一事實，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歷史，不是永遠能夠回避下去的，廣大群眾在紀念袁隆平的貢獻之時，也會逐漸發覺到中共高調宣傳背後的真實目的。

中國：賽格大廈晃動——瘋狂資本建設的後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氣清、風力五級，當地華強北廣場的賽格大廈突發明顯晃動，引發周邊群眾恐慌。而之後的兩日大廈接連於中午時分發生晃動。大樓晃動事件引起輿論對於資方與監管官僚的質疑，而中共表態一切安好的虛偽做法更是使輿情升溫。

連續三日的晃動，已然印證了此次事故並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結構性問題。深圳應急管理局表示大廈結構安全完好，這顯然無法服眾。一篇華科大的碩士生論文已顯示大廈存在邊設計邊施工的問題，而事發之後的網上瘋傳的大量工程車輛進入廣場的影片也印證了大樓需要結構性加固的事實。

賽格大廈建於1997年——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狂飆猛進的年代，當時投資方賽格集團出於節省用地與裝點門面的考慮， 將其定位為深圳第一高樓。在利益驅動下，2.7層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後就呈現出“先施工後設計”“邊施工邊設計”“鋸掉頂部天線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雞毛。

施工亂象

而當時的中共官僚體系已徹底擁抱資本主義，兼具了波拿巴政權與自由資本家之惡，同時沒有資本主義民主，也沒有西方國家的資本社會化和工人福利。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時代也結出了生產極端無政府狀態的苦果。這些都導致了工程過程缺少監管，出現種種亂象而資方卻仍然堅持一意孤行拆了東墻補西墻的現象。而最終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嚴重威脅的中國工人階級。

而今日，中共政權虛偽的掩蓋事實、黑箱作業的方式，不僅折射官僚體系對民主表達權利的瘋狂壓製，也反映出了當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統治。

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進一步激進化與覺醒。要克服官僚與資本之惡對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脅，只有依靠組織和鬥爭。關鍵的訴求是組織工會的權利。真正的工會不僅為提高工資、每周工時40小時、職安條件、結束外包製度而鬥爭，也要求民主監督職場。建築企業、房產發展商、銀行和城市規劃部門，都一定要公共擁有，並且受到工人、租戶、小商戶和公眾的民主監督，其有權選舉公司管理層。而管理層不會領取高薪厚祿和享有特權，並受到工人民主監督。如此方能實現對生產品質的真正監管，以及對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肅馬拉松悲劇：政府的默許與資本的狂歡

在5月22日的黃河石林山地馬拉松百公裏越野賽中，由於大風、降水、降溫，21 名參賽選手死亡，8人受傷。這場悲劇表面上源於天氣變化，但人禍也恐怕不可忽視。沿途安全保障遠遠不夠，物資準備、賽事熔斷、應急救援等等幾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選手生命的機製都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組結論，這次馬拉松中重大傷亡的原因是“賽事組織管理不規範、運營執行不專業”；這一結論固然道出了組織運營上的問題，但也回避了問題的本質：資本主義對體育賽事的剝削牟利、體育賽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 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表示“我國體育產業……還存在一些體製機製問題”。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體製問題選擇了什麽解決方法呢？

答案是市場化。中共為體育發展所設定的目標是完善市場機製、發揮市場作用、努力扶持企業發展，力爭在2025年讓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5萬億元。根據國務院在文件中的觀點，市場化顯然是有利於“進一步促進公平競爭，降低賽事和活動成本”的。通過商品化、市場化，健身成為了新自由主義進軍的一片藍海， 地方主辦的體育賽事井噴式增長；據新京報統計，如今全國80%以上的馬拉松比賽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現，而在6.63余萬家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中，成立時間在5年內的就有5.7萬家。這種不受監管的瘋狂擴張是由利潤驅動的，而不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廉價的大眾體育運動。

體育產業市場化

這些蜂擁進入賽事策劃的企業總體水平相當可疑。以本次越野賽的舉辦方晟景公司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個人，且基本上沒有從事體育賽事的專業背景； 但這樣一個公司就已經可以輕松地與本地官員達成交易，進而組織賽事——如果沒有事故的發生，那麽在同時收到報名費、贊助、政府補貼的情況下，體育賽事的主辦方將能夠取得高額收益；通過越野賽來宣傳景區、促進消費，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對於地方政府與體育公司而言，一般情況下，舉辦賽事都是一種“雙贏”，哪怕舉辦方並不具備相關資格，哪怕政府作為“承辦單位”只是掛名的。

但這種雙贏只存在於市場意義與聲望意義。據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政府不一定會評估運營方到底靠不靠譜”；政府渴望獲得政績，體育賽事活動策劃相關企業渴望撈金，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氛圍下，賽事風險被視為商業風險，主辦方對於安全保障、賽程設計等的考慮也都服從於企業盈虧，而非選手的生命安全。

於是，5月22日，選手們走上了一場由一心謀利的主辦公司和掛名的政府主辦的越野賽的賽道。而此時，那場致命的風雨已經在空中醞釀了； “無聲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風雨中”。

我們主張：

沒有社會主義變革，體育愛好者永遠都會受欺騙。

資本主義正在侵蝕體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盡管少數頂級的職業運動員的薪水非常高（是過高了！），但體育事業（尤其是職業水平的）是極其不民主和剝削性的。在 2021 年歐洲足球錦標賽上，丹麥球員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對陣芬蘭的比賽中突發心臟病倒地，需要在球場上進行緊急救生治療，使無數觀眾感到不安。比賽暫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電視公司的壓力下，只暫停了兩個小時。丹麥球員當然因此事遭受嚴重打擊，最終輸給了芬蘭。

扭曲的體育

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場關於主辦方不將比賽推遲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辯論。此事件發生於今年早些時候足球界“歐洲超級聯賽”的大醜聞之後。球迷起義（曼聯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場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議）迫使曼聯和尤文圖斯等大型俱樂部放棄了他們的搶錢計劃。體育產業不僅被被億萬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沒有社會所有權（因而可以向大眾而非少數精英開放）。社會主義體育政策涵蓋設施、俱樂部和協會的公有製，以及俱樂部和協會成員、工作人員、愛好者和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社區的民主控製。

中國：新的冷戰，新的太空競賽

過去半年可謂是中國航天工程項目密集式連環啟動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總計有完成月球探測器“嫦娥五號”航天任務、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著陸並運行、成功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航天火箭，並首次讓三名宇航員長時間駐留其空間站“天和”號核心艙等等。再加上其他衛星系統的陸續構建和升級，如中國版的GPS“北鬥衛星導航系統”，令人關註中國的航天技術的發展水平。

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政府亦非常積極地將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為自己的民族主義宣傳添油加醋，以鞏固自身的執政威信。這些宣傳甚至顯得過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發之時，正值中國空間站“天和”號發射升空及順利入軌。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帳號“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則微博，配圖竟將中國的運載火箭點火發射的照片與印度防疫人員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並列，並配以文字“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對印度的疫情慘劇加以冷嘲熱諷，這視人命如草芥的輕佻冷血態度反令大量民眾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連右翼民族主義報刊《環球時報》的總篇胡錫進都公開表示此舉不妥，因而被網軍攻擊不夠愛國。可見當初煽動民族主義的人也開始遭到反噬。

面對中國航天計劃競爭，在五月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爾·納爾遜表達擔憂。特別針對中國2030年的登月計劃，他提出了加大對發展載人地外登陸系統的投資。

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這一舉動令人聯想到中美之間是否也會像半個世紀前的美蘇冷戰一般展開新一輪的太空競賽。當然中美沖突是為了市場和經濟力量而非意識形態的。

雖然客觀上中國的航天技術近年發展的確相當迅速──這也給予了中共自我吹噓的底氣，但技術水平上與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相當的差距。特別是在重型運載火箭的有效酬載量乃至產量上，兩者甚至有著三十至五十年的技術距離。

現時，中國最新銳的現役“長征五號”火箭只有25噸的低軌道酬載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軌道的話，酬載量最多只有9.4噸。相比之下，美國60多年前的“土星五號”火箭有著45噸的月球軌道酬載量以滿足登月任務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產技術上，中國的火箭建造依然處於人手組裝的水平上，生產技術離產品化量產化相距甚遠。對工作人員的個人的技術水平和穩定性有著極高的依賴性，這對於排除系統隱患，優化系統結構非常不利。對比SpaceX的成熟量產航天器和發動機，馬斯克甚至聲稱目標是每天生產一臺“猛禽”火箭發動機，測試“星艦”原型機的發射頻率達到一到兩個月內就發射一次，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代差。

放肆的資本

半個世紀前的太空競賽，客觀上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本質上更多是國家的面子工程。因此當年技術的發展亦隨著蘇聯登月競賽中失敗大幅放緩。而現在，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航天技術，到底都是在為帝國主義沖突與資本服務。而SpaceX作為一家私人資本所擁有的公司有時甚至讓人感覺這是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馬斯克用獵鷹重型運載火箭將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車和假人送入日心軌道，此舉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廣告宣傳外沒有多大的科研價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這亦生動了展示了太空技術假如不為公共擁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話，統治階級和資本家能鬧出多麽荒唐的舉動。

社會主義者認為科技的發展必須以全人類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來為基礎，現時太空航天技術已日漸成熟。中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製度正在製造氣候危機，破壞地球，而新冷戰的競爭使這情況進一步惡化。但首先的目的卻只是為帝國和資本的利益所服務，技術的進步為我們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過是利潤的“副作用”。而當太空技術被帝國和資本所壟斷時，往往反而會阻礙技術的發展和限製民眾的應用（如我們日常生活所應用的GPS系統，其定位精度實際上是被美國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們必須終結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沖突，鑄劍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

漫談河南水災

2021年7月20日，中國河南省暴雨成災，降雨量驚人，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與人命傷亡。這次災難活生生地向我們展示了中共專製的官僚體製如何一步步將災難升級，令本可避免的人命傷亡一再發生。

當然這次雨災在這星球上並非個別事件，幾乎在同一時段，德國西部——比利時亦發生洪災，美國西部及加拿大出現極端高溫和山火。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氣候災難已經降臨。

然而相對地，中共官方固然樂於將這場災難“甩鍋”給極端天氣，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傳口徑卻絕少談及這場災難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中國是世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占了全球排放總量的27%。在過去的一年間，由於全球疫癥關系，重工業產能增加，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創下新高。而到了22號，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首席專家任國玉更直接了當地否定了鄭州暴雨與氣候危機之間的關系，而稱原因是雙臺風所造成的“異常的行星大氣環流”。但眾所周知，臺風頻發正是氣候危機的一個重要標誌。中國政府並非像特朗普般睜眼說瞎話的否認氣候危機，而是希望將氣候危機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外交談判的話題，以避免引發國內針對環保問題與氣候危機的群眾運動。但這場水災，已經令不少中國的民眾驚醒過來：原來氣候危機離我並不遙遠！

中共宣傳部門不遺余力地強調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門甚至稱“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試圖以此淡化官僚的責任。固然這次災難警醒著我們氣候危機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壞不下於災難本身。鄭州氣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連發布了五道“暴雨紅色預警”，按照中央氣象局的官方指示，發布紅色預警後，政府及相關部門應做好應變準備，停課停工等等。但鄭州市政府卻對此毫無準備，沒有宣布停工停課，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運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名幹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預警不是法律，主要還是建議。總有些（單位）不太自覺，還是會讓員工正常上班”。氣象局人員指，他們只負責提供天氣預警，無權決定停工停課，要由應急管理部下命令。至於應急管理局就回應指停工停學決策“要經過指揮部層層批準後才可以做到”。這些回應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體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處急流沖走行人甚至汽車，災難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門卻仍然沒有提醒民眾應留在安全的室內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時段民眾意圖趕回家中時（假如政府及時下令停工停課，他們當天早上根本就不必離家上班）正面遭遇惡劣天氣。

因此，當天的天災與災難性的官僚舉動疊加起來，造成了雙重災難。其中一處傷亡最嚴重的地點京廣北路隧道，當天下午到傍晚時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時段，超過200輛汽車堵塞在隧道中間動彈不得。同時隧道開始積水，水流漸漸增大。有消息指，淹沒的速度非常迅速，整個過程僅僅只花了數分鐘時間。該段隧道於2011年落成，而早在動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師指出在這地段位處低窪，過去曾經是一片沼澤地，在此興建隧道並不合適，很有可能會被水淹浸，但政府與工程當局卻無視了這一警告。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各地所謂的“基建狂魔”熱潮令各地紛紛大筆投資基建，但有不少都僅僅只是為了滿足官僚政績的大白象工程，安全與質量堪憂，甚至在關鍵時刻毫無作用。

例如在災難發生的僅僅一個多月前，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網站稱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將能實現精準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報》亦指京廣隧道半年前才剛經過大修，維修項目包含排水設施、消防與電設備。兩個月前也曾進行防汛演練，同時搭配兩座排水站，當積水池內積水達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動啟動，及時排水。然而這些措施在面臨這一次的考驗時卻通通失效。

另一個重災區就是鄭州地鐵。20日當天傍晚，網絡上已流傳被困在地鐵內的民眾所拍攝的大量影片畫面。從影片中可見，地鐵車廂內已充滿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達乘客頸部。而車廂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洶湧。因此民眾質疑地鐵為何仍然堅持繼續營運，從而變成死亡陷阱。鄭州地鐵公司安全部門主任聲稱停運需要“通過運營公司上報交委和應急管理局”。再次，我們看到了官僚體系的猶豫遲頓。更可怕的是，這種“等待上級發落”的官僚心態影響著整個社會——簡直就如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的武漢。從鄭州地鐵慘劇中死裏逃生的民眾和工作人員都表示，從列車隧道開始出現輕微積水，到積水淹浸路軌令列車停駛，然後車廂開始滲水，直到最後車廂外水流湍急無法逃生，中間整整經歷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三四個小時的過程中，從列車駕駛員，到站臺站長，再到地鐵管理部門竟沒有任何應變措施，都在機械地等待“上級指令”。救災人員張先生向德國之聲表示，他有一個朋友與其他乘客受困於當時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鐵車廂內，“他所在的車廂沒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對於自身也身處險境的基層列車駕駛員而言，居然眼白白看著車內外積水漸漸高漲，都不敢自行組織乘客及時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見，嚴重的官僚作風甚至消磨了一個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們即使面對“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險都不敢自救。這只能說明官僚比水災更可怕。

官方媒體在地鐵的災難中亦表現得非常惡劣。當晚約九點左右，在有大量民眾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況下，官方媒體（包括央視、“環球網”、以及鄭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發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經獲救，無生命危險。這一消息令被困在車廂內，仍能通過手機收到外界訊息的乘客陷入絕望。認為搜救隊已放棄搜救，他們只能待在車廂內等死。官僚為了自己的面子，絲毫不顧及現實情況和被困民眾及其家人的感受，引發了民眾的猛烈批評。隨後官方媒體才裝模作樣地承認仍有人未獲救，救援工作仍在進行。對於死亡數字，官方媒體聲稱地鐵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這一數字亦被質疑，有民眾認為從網上片段所見，在車廂外水流洶湧且水位高漲的情況下，即使車廂內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會很快面臨失溫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車數以百計的乘客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據《河南商報》報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當他到達妻子被困地點附近的地鐵站向工作人員求救時，“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車廂的情況有多危急”。

但官僚災難仍不止於此。20號晚上十點半，《人民日報》發文稱鄭州常莊水庫將於當晚泄洪。但鄭州的官方通告卻指，水庫在20號上午十點半已經泄洪。有鄭州民眾在20日中午時分拍攝到市中心的情況，顯示在市中心，馬路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沒，有民眾和汽車被急流所沖走。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積水逐漸上漲，反而更像山洪暴發。因此民眾懷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眾和未安排疏散的情況下就急急泄洪，導致市區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就被淹浸。

隨後不久，官方媒體突然更改口風否認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鄭州以北約80公裏的衛輝市附近一條鄉村，21號淩晨4時，的確有人想趁村民在睡夢中偷偷挖開當地堤壩。所幸及時被村民發現並趕走，隨後村民連夜冒著暴雨守在堤壩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壞堤壩。但耐人尋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兩天後，衛輝市內的城市積水不減反增，城市水位猛漲，由局部積水變成全城被淹。衛輝民眾懷疑政府在沒有通知和安排撤離的情況下泄洪。官僚災難在停雨後卻依然繼續，28日消息稱，當衛輝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願救援人員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災民時，衛州市政府卻突然通電，至少8名誌願者觸電受傷，目前生死不明。

這次雨災與官僚災難引發了民眾的普遍不滿和憤怒。暴雨過後，民眾聚集在被淹沒的京廣九路隧道外圍觀，遭到現場的警察驅趕。特別是當隧道完成排水，開始將隧道內的車輛拖走時，警察用更為粗暴的手段驅趕甚至毆打在場群眾。令人懷疑官僚是否為了掩蓋隧道內死傷慘重的實際情況。

在27號，大批鄭州市的民眾到地鐵沙口路站外獻花吊念死者。政府隨即在站外圍封起擋板，阻止民眾繼續獻花和吊念。然而在當晚，有民眾自發拆除搬走擋板，得到在場其他民眾的歡呼和鼓勵。在28號，前往吊念的民眾更多，鮮花更一直延伸擺放到街尾。而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政府默認了民眾這一抗爭舉動，沒有再次重新圍封車站。

但在另一邊廂，中共在面對強烈的民眾不滿情況下，繼續采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方式以轉移民憤。特別是共青團鼓吹民眾針對BBC、CNN、以及德國之聲等境外媒體記者。而這些記者亦表示在中國進行采訪工作其間感到明顯敵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義者的阻撓和圍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參與圍堵外國記者的人實際上是國安秘密警察，他們當中甚至攜帶了專門用來幹擾擊落無人機的武器。央視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對於全國關註的河南水災僅僅數字帶過，卻大篇幅地報道歐洲的洪災消息。

民眾在這次水災中同樣覺醒的，是開始意識到這次災難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民眾網絡上開始疾呼“請不要用天災掩蓋人禍”！官僚體系的無能和腐敗放大了這場災難，只有全面落實民主權利，消除對利潤的貪婪，才能徹底掃除官僚腐敗。政府面對天災危機時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經濟效益而非民眾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築和城市規劃部門應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資本染指，絕不能心存僥幸拿民眾的性命冒險。這次的災難亦再一次凸顯了中國的工人為何需要獨立工會。對於危害民眾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築部門，工人通過新成立的獨立民主工會民主地選出工人安全代表，讓他們有權在緊急的情況下宣布停工停課，以及否決危險的工程方案。民眾亦要自下而上的組織抗爭，與各地的工人群眾團結一致，反對資本主義和專製官僚為牟利罔顧環境成本，用社會主義的政策對抗氣候危機，終結資本主義的破壞性統治。

中國：習近平的多重危機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著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著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疊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采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臺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杠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註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著“日本病”特征：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盡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麽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沈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麽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采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製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臺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裏，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製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幹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只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采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裏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製，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臺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沖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著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製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製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麽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製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3。
根據2019年的政府報告，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35年結余耗盡。在幾乎半數省份，這個金融危機已經來臨。
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人口老齡化，但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福利和養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權的一孩政策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危機。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政策持續了1/3個世紀，恰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大部分時間已經沒有了“計劃經濟”。長期執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導致社會態度和家庭結構發生深遠變化，但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使這一變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養育孩子成本極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顯比男性少——中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由於重男輕女和性別歧視的思想（但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壓力），社會上普遍更想要生兒子而非女兒。在一孩政策下，選擇性別的墮胎變得普遍。育齡婦女的減少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由於退休的祖父母是絕大多數家庭照護兒童的主力，這可能會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國缺乏可負擔的公共服務，包括托兒服務。根據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父母退休後夫婦生孩子的可能性會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國的出生人口為1200萬，低於2019年的1460萬。這遠低於過去20年每年1630萬的平均水平，僅是1980-1990年代實施一胎政策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東京奧運期間的中國與民族主義

中國日益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席卷了2021年東京奧運會。奧運會有著不光彩的歷史，億萬富豪贊助商與傳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體育成就。奧運會由腐敗、反動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控製，而國際奧委會在歷史上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專製政權有著密切的聯系。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和薩馬蘭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這兩位長期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同情者。近幾十年來，奧運會也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奴隸，使他們能夠通過大白象基建來獲得利潤豐厚的合同並炒高房價，而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基礎設施在奧運會結束後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次東京奧運在無觀眾的場館舉行，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瘋狂、當然也是最昂貴的奧運會。其花費至少154億美元，而這筆錢可拿來建造300家醫院。

對於中共當局而言，這場國際賽事與其說是一個體育競技場，倒不如說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借由運動員的奮力拼搏展現所謂“大國自信”。這並非中共獨有現象——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強國）也出於這個目的利用奧運會。但也許在中共統治下，這種民族主義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權都更強。在通過政府經辦的體育學校全日製訓練的“舉國體製”下，運動員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沒得冠軍就要挨罵。也有不少時候，當中國選手沒得冠軍時，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充滿針對奪金的他國選手的叫罵聲。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義熱潮下淪為徹底的空話。這阻礙了公眾將體育運動視為身心技能競賽並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中，中國選手李俊慧、劉雨辰因不敵臺灣選手而“屈居”銀牌，遭遇大批中國網民的指責，說他們沒有拼盡全力、缺乏鬥誌，更有甚者要求兩人立即退役。如果沒有收獲金牌，運動員本人會遭到指責、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錯；但如果運動員收獲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必須感謝國家感謝黨。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奪得金牌的張雨霏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力量不服輸，拼了就可以激發潛能”，仿佛自己是靠“中國力量”支撐才拿到的金牌。舉重運動員石智勇則表示，要將他獲得的金牌作為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獻禮。

中共官媒央視在在羽毛球男子雙打決賽後，沒有轉播頒獎儀式，一方面迎合中國國內不斷高漲的、政府操弄民族主義情緒（包括這次對於輸給臺灣隊的憤怒），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只反映富豪精英階層為了資本主義擴張而想要有更多權力、而非臺灣與大陸工人階級利益的論調——畢竟，臺灣藝人小S徐熙娣只是講了“國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獨”“辱華”，如果轉播臺灣的奧林匹克國旗歌，那豈不是央視帶頭“辱華”？而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後，有網友沒有跟著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罵擊敗中國隊摘金的日本選手，而是就事論事理性分析，結果被扣上“漢奸”等帽子。尊重對手的體育精神在此時蕩然無存。

奧運期間的這種民族主義發展走向極端乃至失控，也體現在對於本國運動員言行的態度上。在羽毛球女雙預賽中，中國選手陳清晨在比賽期間數次大聲喊出中文臟話引發爭議。為此辯護的中國網民在一開始盛贊這是“優美中國話”、中國媒體則稱其為“C語言”，也有部分網友硬掰陳清晨當時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韓國方面決定根據世界羽毛球聯盟規定投訴的時候，這些網民基本上都說是“watch out”、不再承認是中國話了。無論是否覺得韓國人輸不起、想在此時此刻嘲諷一番，講法出現這樣子的改變，肯定有害怕韓方投訴真的會給中國選手造成嚴重後果、會破壞中國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義過火不只是對外造成麻煩，甚至也演變成針對中國本國的運動員的網絡暴力（網暴）。射擊運動員王璐瑤因為沒拿到獎牌發自拍表示遺憾，而被噴“就是想紅”；而奪得在這次奧運首枚金牌的楊倩則因為被人挖出1年前曬Nike鞋的微博圖文，被罵“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極端網民要她“滾出中國”。對此，中共官媒陸續出來為民族主義煞車：環球網發文反對網暴，鼓勵王璐瑤不要灰心；《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自媒體“俠客島”除了譴責網暴以外，亦批評認為喜歡外國品牌就是賣國賊的觀念狹隘偏執。

在這次奧運最後一天，中國被美國反超，丟掉了維持多天的奧運金牌榜第一名，勢必會讓那些民族主義勢力再次暴怒、四處出征。但這樣子的出征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太多的反彈，不免影響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於2022年北京冬奧有不利影響，因此中共當局想辦法對此降溫。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並非中國獨有，新加坡也有過網暴本國表現失利選手的案例，韓國、俄羅斯等國選手則有過為本國“爭光”而犯規或使用禁藥的記錄。國際體育賽事在資本主義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義，而只有經過社會主義變革，完全的公平競爭與真正的體育精神才能實現。

1971年基辛格對中國的秘密訪問

“Eureka!（成功了） ”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與中國領導人進行絕密會談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返回美國時，發給尼克松總統的一封只有一個詞的電報。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他的訪問進行得很順利。他的老板是個一個右翼的反共產主義戰爭販子，私底下接觸毛澤東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他高風險的政治賭註。

這些會談導致了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突破性轉變。這最終改變了歷史進程，為過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關系（即中美關系）奠定了基礎，然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迅速崛起和發展，遠遠超出了尼克松、毛澤東和他們同時代人的設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務，甚至是美國國務院和尼克松內閣的大多數成員都在此前並不知情。基辛格對巴基斯坦進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訪問，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裝生病。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者葉海亞·汗是少數知道這個秘密的人。根據官方的說法，他沒有帶基辛格去一個曾屬於英國的度假山莊休養，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機帶他去了一個軍用機場，而基辛格從那裏飛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為接觸中國這個提議的敏感性，這將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領導的共和黨中的親臺遊說勢力 ）的反對。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確定他們對中國的策略是否會成功。7月15日，尼克松發表電視講話，透露基辛格剛從中國回來，次年這位美國總統受邀訪問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訪之前，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廣泛的非官方接觸，探討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根據現已公開的總統文件，彼此有著“100多次秘密會晤”。這些討論為美國男子乒乓球隊在1971年4月驚喜地訪問中國開辟了道路，從而產生了“乒乓外交”這個術語。

中蘇交惡

1972年2月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會面，將是一次公關上的大成功，並提高了他的總統支持率。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支持他的中國之行。盡管如此，這一進程仍以龜速推進，距離中美關系完全正常化還需要7年時間，部分原因在於美國政治的不穩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門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訪問為中美之間的歷史性協議鋪平了道路，為所有美國總統提供了示範，直到奧巴馬開始放棄了與中國的接觸 （以及這方面表現很突出的特朗普），轉而采取遏製和對抗的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個大膽的地緣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範圍內的斯大林主義陣營。美國充分意識到中蘇交惡日益嚴重，甚至在1969年兩國爆發了邊境沖突。美國統治階級知道自己正在輸掉越南戰爭，而尼克松-毛澤東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對抗斯大林主義蘇聯的鬥爭中重新占據上風的策略。

因此，毛澤東和他的繼任者在蘇聯和全球斯大林主義的最終崩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盡管這個崩解過程要在20多年後才完成。在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開始了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與美帝國主義修好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這一轉變。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親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實——中共幫助推動了蘇聯的解體。

臺灣: 談判的關鍵

1971年，美國與蔣介石在臺灣的獨裁政權結盟，一度有三萬軍隊駐紮在臺灣。臺灣也有派遣一小隊軍事人員，到越南協助美軍作戰。在與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判中，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了強硬的要求。他們想要美國的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和貿易特許權——他們也成功得到了。

毛澤東政權正值危機當中，面對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本身就證實了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體製已經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覺到美方更渴望達成交易。歷史學家芬比（Jonathan Fenby）說，為了達成最好的協議，基辛格，有時候還有尼克松，都在拍馬屁。在他們的會議上，尼克松稱贊毛澤東的著作，而毛澤東也回敬說，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機》“不錯”。

雙方都直率地分開處理自己的實際權力利益與公開姿態。毛澤東在1973年2月告訴基辛格，兩國政府還需要互相批評一段時間。“‘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

談到他們對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澤東說，“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總統文件)。

談判的主要癥結在於臺灣。在這裏，美國方面也給了毛政權它想要的東西。尼克松準備犧牲臺灣與中國達成協議，這將更加決定性地促進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訴尼克松，“這是一個不得不發生在蔣介石的晚年的悲劇，但我們必須冷靜對待。”總統同意這個說法，說“我們必須做對我們最有利的事”。這意味著接受臺灣被驅逐出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仍被認為是中國的合法代表。美軍還將撤離臺灣，“一個中國”外交政策將使毛澤東政權取得重大外交勝利，而美國則轉而與臺灣建立“非正式”關系，這此後成了美國的一貫立場。

聯合國投票發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對35票反對同意把臺灣趕出聯合國。臺灣代表團最後一次慢慢走出聯合國大會。美國投票反對驅逐臺灣，尼克松假裝對此感到憤怒，但這只是許多外交把戲中的一個。實際上，中國領導人已經得到了秘密保證，美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為了安撫裏根（Ronald Reagan）等親臺灣的共和黨人。美國盟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都跟隨大多數國家投票，贊成將臺灣踢出聯合國，並將聯合國席位給毛的中國。

中國政權與美帝國主義簽訂的協議，盡管是最引人關註的案例，但它並不是將狹隘的國家和官僚利益置於國際工人運動利益之上的單獨一例。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譴責“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西方的綏靖政策，隨後與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政權、希臘軍政府和在1973年領導粉碎左翼的血腥政變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關系。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中國與美國和種族隔離的南非站在同一戰線，介入了安哥拉內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曾與美國一起，在阿富汗對蘇聯軍隊發動秘密戰爭，甚至允許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庫爾勒，建立了兩個電子間諜站。鄧小平政權幫助培訓了數千名聖戰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許多維吾爾人——這是段有損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強硬立場的黑歷史。當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關系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一場新的冷戰——資本主義巨頭為“贏得21世紀”而進行的鬥爭——已經拉開序幕。

斯大林主義和冷戰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1945年以後，中國和其他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都建立在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者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這些官僚主義的獨裁政權，它們使用社會主義的措辭，但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著1917年俄國革命後，工人國家墮落之後剩下的殘余。資本主義已經被廢除，但是早期在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的工人民主的機構，在徒有其名的“共產主義”的特權官僚機構的崛起下，被其侵蝕和粉碎。

這些國家都實行國有經濟，但它們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費、官僚的方式進行規劃的。通過在政治上壓製工人階級並將其排除在經濟和政治決策之外，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沒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只有工人階級進行新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掌控計劃經濟，通過廢除官僚專製徹底民主化社會。

中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

在河南省省會鄭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來，至少有302人因水災死亡，中共獨裁政權則稱其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實是殘酷而明確的：氣候危機已經到來，並將持續存在。

伴隨著氣溫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國人口稠密的東部沿海地區會面臨被淹沒的嚴重威脅。據估計，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攝氏度，中國4300萬人生活的沿海陸地就可能被淹沒。更糟糕的是，像三峽大壩這樣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凍土融化而受到威脅。

煤電狂熱

中國是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占全球的27%。習近平吹噓中國計劃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官方媒體不斷強調，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但是，中共政權所計劃的一切都不足以達到這些目標，更不用說要實現2025年達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氣候臨界點”，這可能會為地球上的人類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響。事實上，由中國能源基金會和馬裏蘭大學在2020年協調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中國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盡管中共大聲疾呼要重視氣候問題，但十四五規劃沒有提到具體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沒有計劃怎麽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國新建造的煤電產能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總和的三倍多。數以百計的新煤電廠將被國家能源局開“綠燈”批準。中國66%以上的電力來自於煤炭。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國家電網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在十四五規劃中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資本主義“商會”式的管治方式，強大的營利性國有能源公司利用國家積累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但這也與習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黨國內部的地位有關，他的地位在新冷戰和新冠大流行病後經濟停滯下備受嚴重威脅。懷揣著在2020年確保終身執政的計劃，習近平試圖振興國內經濟，這導致他依賴煤電，煤電能讓數百萬人就業，而且煤礦在國內供應充足，不像天然氣、石油或鋰（用作再生能源）發電，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財經》駐北京的分析師欒棟​​​​​​​（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數字是“根本不可能的”。雖然政府報告說在2020年已經安裝了1.2億千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幾乎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國家能源局也選擇不提供2020年的風力安裝數據的數字。在新的帝國主義冷戰沖突中，為了向投資者和潛在盟友進行宣傳繼而對數據造假將導致相互傾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地球生態系統的奔潰中走向共同毀滅。

市場就是問題所在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推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場驅動的，它現在擁有第二大“綠色金融”市場，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在這裏獲得巨大的利潤。然而，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將開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廠不再有利可圖為止。這種追逐利潤的邏輯最終使資本主義無法完全過渡到碳中和經濟，這就是為什麽民主計劃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唯一途徑。

中共引入的第二個機製是全國碳市場，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所謂的碳市場給工廠設定了碳排放上限，並要求企業在市場上購買“碳汙染許可證”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這一政策有嚴重的局限性，目前對所有汙染者實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場完全是投機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著的類似的、更嚴厲的模式，如歐盟已經實施了15年，但並沒有降低排放量的跡象。

碳市場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們本質上是一種轉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許大型汙染企業從消費者那裏獲得更多的利潤。這將使像中石化（中國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這樣的公司能夠合理化基本商品的價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繼續被開采出來的同時，掠奪超過數十億美元的更大利潤。

就在本周，中石化進行了10萬噸碳排放配額的批量購買，同時宣布到2025年將天然氣產量增長60%。雖然他們認為這是煤炭和石油的凈減排，但由於開采過程中的泄漏，天然氣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氣的原因與去年在新疆發現巨大的新天然氣資源直接有關，這為在西部地區進行更多的殖民和剝奪鋪平了道路。

習近平的碳捕集之夢

到目前為止，當局還沒有宣布或啟動真正的計劃來實現2060年中國碳中和的目標。清華大學的能源結構模型預測，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結構下仍然有16%的電力來自於化石燃料。在預測能源消耗總體翻番的情況下，中共正計劃通過碳捕集技術“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與世界上汙染者階級中的很多人一樣，碳捕集被視為資本主義和地球生態系統的“救星”，據稱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開采的成本，並允許這個萬億美元產業持續經濟增長。然而，現有的碳捕集系統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擴大該技術的規模看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采用率極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場，因為它必須與自然碳競爭。

同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導致幾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資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進行的，從埃克森美孚到中國自己的中石化，後者剛剛啟動了一個“百萬噸級的碳捕集項目”。這是因為81%的碳捕集系統實際上是用在原油提煉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來洗綠自己並合理化開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種方式。無論是在億萬富翁的獨裁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化石燃料公司的萬億美元利益都與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體系緊密相連，這使得應對氣候無常變化的“政治意誌”難以出現。

即使資本主義政府要建立大規模的碳捕集系統，據估計這將需要相當於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這將為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和世界各地的窮人和原住民的流離失所開啟道路，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資產階級則繼續“照常過活”。

資本主義與環境破壞

迄今為止，中共政權為大規模破壞環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經濟需要快速增長。雖然我們知道，勞動人民的實際受益很少，大部分紅利都被中國越來越多的億萬富翁（根據2021年的胡潤榜，中國億萬富翁人數超過1000）拿走了。算進環境清理成本的話，這個狀況就更加糟糕。

根據中共自己的環境保護部在2015年的數據，空氣、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費用將花費6萬億人民幣（9600億美元）。在聯合國2018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從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為58.4%。然而，如果考慮到自然資源的損失和生態系統的不穩定，聯合國的“包容性財富”指數報告顯示，中國的人均GDP只增長了10.2%。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調動相對巨大的經濟資源，但仍然存在著對短期利潤的盲目追逐，這對我們的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

中共對日益嚴重的氣候危機的應對是采取一系列氣候緊縮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實施的垃圾分類的新規則。雖然家庭垃圾是一個問題，但與“汙染特赦”下繼續從工廠和發電廠噴出的不受管製的工業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麽。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經決定迫使勞動人民為氣候危機買單，只要他們不遵循迷宮般難懂的垃圾分類系統，就會被罰款200元（相當於上海市1.5小時的平均工資）。雞骨是濕垃圾，但豬骨是幹垃圾，還有一長串無意義的官僚化規則。受影響最嚴重的是上海的環衛工人，他們不得不加班加點對垃圾進行分類，因為市政府拒絕收集未經分類的垃圾。在沒有利潤激勵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的資產階級對確保大眾的宜居環境毫無興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過高時強加殘酷的生態緊縮政策。

氣候帝國主義

中美新冷戰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將進一步明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在這裏，雙方都變得越來越虛偽。中國已經資助了從埃及到菲律賓的300多個外國煤廠，而習近平則聲稱“一帶一路”必然是“清潔和可持續的”。由於超過60%的BRI投資用於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責中國將汙染外包。但美國也好不到哪裏去，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海外化石燃料補貼。雖然拜登已經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對煤廠的補貼，但美國繼續資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氣廠，進一步依賴這種美國現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為爭奪鋰和鈷等可再生能源資源的競爭也可能會加劇。中國已經獲得了剛果民主共和國一個主要鈷礦的開采權，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隸勞動，采礦汙染物往往對當地社區造成永久性損害。

同樣，在過去兩年中，中國在南美的鋰礦交易中投資了42億美元。這激化了安第斯山脈關於工作條件和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階級鬥爭，而龐大的中國國有企業則堅定地站在當地資產階級一邊。雙方對鋰這一製造電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對製造電池至關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被政變的因素之一，億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說：“我們想政變誰就政變誰。” 中共對當地右翼勢力推翻莫拉萊斯政府一事卻基本上保持沈默。

拯救地球的階級鬥爭

擺脫全球氣候災難的唯一途徑是發揮工人階級的力量。這意味著要推翻中共腐朽的億萬富翁獨裁政權，它把超級利潤和其不容置疑的權力置於人民和地球之上。沒有一個民主的計劃經濟，就不可能過渡到一個生態社會，因為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對於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並且它會繼續依賴化石燃料作為其增長的核心。

習近平的政權越來越害怕環保抗議活動，因為他明白這些活動對促進工人階級鬥爭和意識的爆炸性影響。過去針對焚化爐和汙染性化工廠的抗議活動使數以萬計的工人階級居民參加了充滿憤怒的街頭抗議，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漢反對興建焚化爐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國際化也開始影響到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全球變暖的危險而變得激進。受到通貝裏（Greta Thunberg）的氣候罷課激發，一名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的16歲中國學生歐泓奕也嘗試進行類似的學校罷課。歐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對環保鬥爭的意識，她說：“大多數環保組織都是對城市裏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說話。但我想關註那些被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而無法發聲的人。”

當局對歐泓奕的鎮壓接踵而至，中共將她逮捕、審訊，並禁止她回到學校。習近平的“環保主義”已徹底表現為一個騙局，中共害怕有一天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會起來反抗他們對自然的獨裁掠奪。中國的工人和學生必須組織起來，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學生組織，並且為民主地大規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業和其他主導經濟部門而鬥爭，以過渡到一個真正且環保的社會主義世界。

中共接連鎮壓與“共同富裕”修辭的背後

中共獨裁者習近平今年已經發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鎮壓。最近，當局針對性小眾（LGBTQ）進行了打壓，並禁止娛樂媒體中出現“娘炮”男明星。 網上的LGBTQ 群組和網站被封鎖，而部分大學開始排查同性戀學生。這變相把同性戀再次入罪化。

私人補習班、網絡遊戲、學校的英語課也都遭受打壓。當局亦在打擊科技巨頭，如阿裏巴巴、騰訊和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這導致中國股市今年就蒸發了３萬億美元的市值。習近平也批評所謂的“過高收入”並要求富豪們要“回報”社會。

習近平的民粹主義新轉向讓部分資產階級評論員擔憂。《金融時報》質疑，中國是否變得“不可投資”呢？索羅斯指習近平要回到毛時代。一些偽左翼也對習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躍，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極權政策，他們認為這些新政策證明習近平政權代表了“社會主義”。

但這既非社會主義，也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不是左翼民粹主義，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習近平想要挽救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他本人的獨裁統治。其他資本主義政府，特別是美國的拜登，也在對大企業實施更嚴的監管及更高的稅收。他們放棄過去僵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這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則是用鎮壓和加強政府控製的手段來試圖達到相同的目的。

什麽是“共同富裕”？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這是一個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孫中山國民黨的綱領之一。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推翻資本的力量，並且建立工人階級對於整個經濟的民主控製。

習近平則強調其政策並非要“殺富濟貧”。習近平的忠誠副手，副總理劉鶴近日發言，保證中共政權對私營企業“堅定不移支持”，並且“政策不會動搖”。

習近平政權正在走鋼絲，嘗試要保衛其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製度。當局采取措施針對部分影響力過大的資產階級，譬如科技巨頭阿裏巴巴的馬雲、騰訊的馬化騰，同時使用民粹主義措辭來應對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與嚴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眾不滿。

中國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人數遠遠超過美國：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1400萬人）所擁有的財富比人口中最貧窮的50%（7億人）還要多。這就是中共治下極端資本主義政策的惡果。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運動混合了一些針對大型私人企業、富豪明星與如私人補習行業等寄生部門的民粹主義攻擊，並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權以及極端民族主義宣傳。按政府的說法，同性戀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國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是當局所有宣傳的關鍵，這是為了動員社會準備好在中美雙方爭奪世界第一霸權地位的新冷戰中作長期的消耗戰。

同樣，香港的民主鬥爭也被說成是西方陰謀。北京誓言要利用殘酷鎮壓來粉碎香港的“不愛國者”。香港的工會被打壓，其領導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國大陸一樣，工人權利遭遇殘酷鎮壓，從而實現資本主義的“穩定”。

多重危機

為什麽習近平要這樣做呢？答案就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跟全球資本主義一樣，都在面對嚴重危機，且不是單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國正面對人口危機，且實際情況比政府數據要嚴重許多。出生率正斷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嬰兒（2400萬）比中國多一倍（1200萬），而兩國的人口相若。

另外還有債務危機，這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緊密相連。全國最大地產商之一的恒大集團正面臨破產，其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這比大部分國家的負債還要高。至於政府會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場非常關切的問題。恒大並不是例外，還有許多潛在倒閉的大企業接踵而來。

中國的房價即使對於許多中產來說都是難以負擔的。一線城市深圳的平均房價是該城市平均年工資的44倍。相對地，洛杉磯的比例為9.6倍，而紐約則是5.4倍。

高昂的房價和教育費用都是中國民眾負擔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及房地產投機炒賣所導致，也包括公共服務的萎縮。一項政府調查顯示很大一部分（超過六成）的中國家庭要花費三分之一的收入來滿足子女的教育。

對於私人補習公司的打壓，還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網絡遊戲，這些都很受家長們的歡迎，政府以此來顯示自己有所作為。但是這些措施，雖然打擊了部分的資產階級，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當中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依然沈重。

政策不受歡迎

為應對人口危機，習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許每個家庭生三個小孩，而5年前實施的還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眾對於三胎政策的反應非常冷淡，對於很多人來說，這反映了政府完全與社會脫節，並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沈重壓力。

但習近平政權卻把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歸咎給“同性戀的西方思想”和“傳統家庭價值”的減弱。最近法院判決，準許學校教科書將同性戀定性為“精神疾病”，而這種病理化敘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場。

經濟困境

中國經濟也處在危機之中。七月，中國的經濟出現萎縮，顯示後疫情的復蘇只是曇花一現。債務及人口問題有可能把中國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經濟規模仍處於1995年水平。

帝國主義意味著鎮壓

習近平政權要面對的另一個危機就是中美冷戰。中國的統治階級內部越來越擔心自己正處於下風。美國的反中政策，特別是針對數十家中國科技企業的禁令，正帶來切實的傷害。

而習近平最大的危機，是工人、青年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中產的日益不滿。這些因素解釋了民粹主義的新轉向。習近平希望確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夠順利終身連任。他迫切地要在這次黨大會前鞏固其政權的支持。

這可能意味著對於工人罷工、香港抗爭者、新疆維吾爾族、中國的性小眾與女權分子進行更多的打壓。

這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歡迎世界各地工運分子的團結聲援及支持的原因。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是一場旨在組織這樣的團結聲援的運動。

恒大危機──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之一恒大陷入破產邊緣，旗下的金融機構恒大財富無法兌付其金融產品而出現大規模擠兌。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購買了恒大理財產品的小投資者圍堵恒大辦公大樓，如深圳大樓下擠滿了積蓄隨時化為烏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並群起責難在場的恒大金融財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區更有數百民眾遊行聲討恒大，這對政權來說往往帶會來緊張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連傳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標普評級機構下調評級至「負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業票據延期，被各商業夥伴及供應商停止供貨並要求兌付，網上開始流傳恒大資金鏈斷裂的消息。8月開始陸續拋售旗下資產套現。直至9月，恒大財富停止金融產品的兌付，標誌著危機的正式爆發。

「債臺高築」

據悉，現時恒大帳面拖欠供應商、債權人和投資者總計1.966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全國GDP的2%。其中，有息負債（債劵、銀行貸款等）共5718億，當中涉及了超過128家銀行和121家非銀行機構。當中銀行債務對中共政權而言是最為關鍵的。去年年底，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剎停，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於螞蟻的小額借貸業務涉及了與超過一百家銀行的合作計劃，帶來巨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可參看過往文章《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而這次，恒大卻實實在在的闖下了比螞蟻金服更大的禍。

至於另一部分超過一萬億元的債務亦絕非無足輕重。這筆巨債來自於恒大利用影子銀行進行融資，包括信托、理財產品和商業票據。就商業票據而言，大多屬於恒大開給供應商、合作方的商業憑證，約定到期付款，並無任何擔保。一旦這些商業票據最終無法兌付，數以千億元計的壞帳將傾刻沖擊整個行業。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財報顯示，恒大凈負債率（企業負債與凈資產的比重）已高達99.8%。然而這僅僅是帳面上的數字。實際上，恒大先利用將子公司大部分股權質押予債權人，再以該子公司名義舉債。這些債務被視為「表外債務」未被納入計算，而這筆債務實際數額仍是未知之數，但據估計不會少於四千億元甚至更多。

恒大駭人的債務來源於其高毛利率、高周轉率、高杠桿的模式。在過去，中國絕大多數房地產企業都熱衷於利用這一套營運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擴大自身的資本盤和市場份額。這亦同時帶動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房價迅速升溫，同時亦令銀行體系承受了越來越多的風險，因此中共過去十年的房地產市場政策一直強調「去杠桿」「軟著陸」「降溫」等等。而對恒大的最致命打擊在於去年8月，中共對房地產企業推出「三條紅線」政策──即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凈負債率不得大於100%；及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而恒大的情況則是三條皆犯，按規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債務。這直接導致了恒大無法再舉新債蓋舊債，令其外強中幹的空架子本質原形畢露。

而觸發群眾性事件的爆發點則是恒大財富的停止兌付金融產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稱，「本集團的兩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為第三方發行理財產品提供的擔保義務，相關金額約為人民幣9.34億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財富執行董事兼總經理杜亮在與維權者交涉時稱，稱恒大無法拿出400億元來兌付理財，這對於小投資者而言意味著其持有的恒大金融產品變成一堆廢紙。甚至連恒大員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內部強製員工購買恒大金服的理財產品，強製認購的金額動軏十萬元甚至上百萬，這迫使不少員工甚至要舉債購買，同時強製任務攤派，要求員工向親朋戚友推銷，活脫脫一個龐氏騙局。

騙局

而最令中國民眾反感的，是恒大高層不負責任的行徑和態度。在今年7月，當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時，集團主席許家印不是尋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準備進行「特別分紅」，搶先瓜分企業資產。而杜亮在被維權者追問下，亦承認自己早於五月已套現其購買的恒大財富產品。據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層與中層管理人員早已提早套現離場，而蒙在鼓裏的散戶民眾在最後一刻才驚覺店家原來早已夾帶私逃卷款走人。現時，恒大財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資者所接受，雙方仍在僵持。

現時，恒大危機的消息已經波及到國際市場，全球股市應聲下跌。港股恒指創下了10個月的新低，而歐洲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則是恒大國際債券的最大整體持有者，有機會因此而損失慘重。因此全球資本市場都在觀望中共如何應對這一危機。路透社認為，恒大的下場可能性有三：災難性地倒閉、有秩序地倒閉、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對恒大危機的立場因政治因素而變得極其復雜：習近平統治下特殊的危機特征、他對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持續打壓，以及在習近平盤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劇的中共權力鬥爭。情況充滿矛盾。有明顯跡象表明，地方政府、銀行和其他政府部門為聯合進行政府幹預在幕後進行準備。但與此同時， 中央政府並沒有官方表態， 發出了政府不為所動、恒大的命運將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信號。與極權政府一樣，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恒大內部發生了什麽。對習近平而言，出於數個原因，出手拯救恒大會帶來負面影響。這將標誌著政府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和「三道紅線」政策的挫敗。這會加劇資本主義的「道德風險」——金融投機者將樂於投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投資失利，他們會得到出手拯救。習近平的形象也會受損：出手拯救將被解讀為他放棄控製資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強硬作法。但讓恒大倒閉這一替代選項可能引發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甚至可能威脅到中共對權力的控製。這解釋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關心和背地裏瘋狂行動的矛盾現象。這也可能導致失誤，以及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製。

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恒大危機不會是直線發展的，其影響會有可能會擴大成更廣泛的金融及經濟危機。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須維持其銀行體系的穩定，以免整個金融體系的第一塊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駐工作組進駐，進行資產處置，並嘗試實行有序倒閉，然後再追究許家印和一眾高層的法律責任。現時，中國網絡上流傳恒大高層的接待備忘文件，內容顯示他們極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輿論準備，為日後清算追究這批人打下輿論基礎。嚴厲刑罰無疑很受人歡迎，但相對於處理導致危機的真正問題，這些都只不過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現時，國內外都在討論恒大會否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臺灣央行評論認為這將會成為雷曼翻版。高盛預期在沖擊最小的情況下，恒大危機可能使中國GDP減少1.4%，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多達4.1%。但其實，雖然恒大與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處，都是行內數一數二的領軍企業，以及與商業夥伴連結共生。但現時判斷恒大危機會否成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這個辯論欠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雷曼還是恒大都不是危機的根源，他們都是背後更大問題的征兆。在中國，恒大反映了過去20年房產空前泡沫的終結──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國經濟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產市場，其市場價值已膨脹至65萬億美元，是七大工業國經濟總量的兩倍（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這幾乎是中國GDP的五倍，代表著投機泡沫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們還預測：

「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駐上海的經濟學家謝國忠說：『只有債務繼續比GDP更快速成長，（房地產泡沫）才能維持下去。中國幾年前嘗試過的任何去杠桿化措施都會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們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壓、「三道紅線」觸發了當下的危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他們又有什麽可做呢？巨大的房產泡沫終於開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規模信貸擴張的政策下這個過程可能會被延長，但當局極力想避免這個情況。但無論事態的發展如何，過去房地產行業的高速增長已經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產行業占中國GDP的25%，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數字更高，這會對中國未來數年的經濟有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能夠提出結論，恒大危機是中國經濟的轉折點。

中共最終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種方式接管恒大，來限製對房地產和金融系統所造成的沖擊。但這可能是當局未來更多地被迫幹預和接管的開端，來防止市場崩塌。這可能是房屋需求減緩、企業信心受到動搖、房價下降，並由於銀行與房地產的高度相連，有可能蔓延到銀行系統。同樣，出於政治及經濟原因，中共絕不會再允許房地產企業繼續過往那種高杠桿高風險的市場模式繼續維持下去。

但政府幹預並非長遠之計，「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只能夠嘗試保護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免受其自我毀滅的力量所沖擊，在億萬富豪們多年來掠奪大量私人利潤後將損失「國有化」。沒有群眾的民主控製及計劃下，基層大眾所面對的房屋噩夢並不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麽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系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製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製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製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中國教育改革究竟利誰？

今年以來，中國下發了多份關於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學比例和取締課外補習機構。3月，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職業高中入學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國教育部再次下發文件，開始打擊校外培訓機構。廣東、湖北等地更是出動了「掃黃打非」辦公室，使用行政力量開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輿論中掀起激烈地討論。例如，有人認為，這些政策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補課的內卷競爭，因為有錢人過去可以通過補課來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認為，尤其是家長，這剝奪了他們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晉升的權利。有一名家長在采訪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點的高中，也不願意自己的兒子進入職業中學——因為那樣的話就會在就業上遭到歧視。

補習班被禁的影響

中國的教育改革真的是為了保障教育公平嗎？實際上，在取締了公開的補習班之後，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過其他手段來獲取更多更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種方法是通過「地下補習班」或者家教等渠道來補習，鑒於政策影響，這樣的補習班將會更隱蔽和昂貴。例如在黃山，一名教師被爆料在自家的別墅開補習班，一節課收費數百。另一種方法是直接跳過高考，通過高中「國際部」（實際上就是留學預科班）去國外讀書，或者參加分數要求更低的「國際學院」。這種情況更是官僚集團和富人的專利，因為出國或在國際學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費用高達一年十幾萬甚至數十萬。

窮人失去了公開補習機構之後，也就更難獲取額外的教育資源，從而失去實現階層晉升的唯一選擇（雖然這根本不是選擇）。他們將很難在高考的「獨木橋」上與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競爭。不僅如此，初中畢業生還面臨「分流」的問題。在現行製度下，由於政府要求對畢業生升學比例進行控製，大量的初中為了完成「指標」和提高升學率，連同職業高中一起，勸說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和職高簽約。而另一邊，家教、私立高中、留學中介等機構將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工人階級中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們的血汗錢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學生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但在中國資本主義製度下，他們只能盡可能獲得更高的學歷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職位，否則只能淪為「廉價勞動力」。

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於教育資源不足（這種資源不足本身是中國僵化的系統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職工拖欠工資，或是設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這樣的勞動力輸出省份，政府更傾向於讓學生「落榜」來維持勞動力輸出），學生學習周期極短，每名學生都不得不在極短的時間內生吞活剝教學內容，進而發展為畸形的「填鴨教育」。在這種教育體系下，學生幾乎完全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只能淪為「考試機器」。

教育到底為了誰？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危機。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一些機構的預估中國的勞動力缺口可能在未來達到1100萬。屆時，中國將無法繼續保持「廉價勞動力」的優勢——這是改開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得以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中國的勞動力短缺不僅僅是人口問題，而且是青年在愈來愈重的剝削（高房價、過度加班等）下，不願意繼續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但是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他們已經習慣了壓迫工人階級。因此政府選擇用中考分流政策來逼迫他們回到工廠去，美其名曰「強化職業教育」，但實際上是限製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

我們需要一個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權利和工人階級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個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過犧牲年輕人的未來以維持自己統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隨著中國發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層家庭的學生、甚至無產階級中較為富裕的家庭，也將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後」。我們主張一個民主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學費及一切學校雜費，適當地延長學製，來保證每一名學生無論家庭條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費公平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消滅畸形的教育系統和社會不平等。

「電子海洛因」與「精神鴉片」？ 　中共汙名化打壓電子遊戲的背後

中共政權針對電子遊戲業再度出手，對電子遊戲大肆汙名化及予以嚴厲打壓。更以行政手段「規定」未成年學生每周只能遊戲3小時，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進行。根據規定，中國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點至9點對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服務。

不合時宜的思維

這一政策立即引起國外內的嘩然，當然，更深層的原因離不開作為習近平政權出手打擊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對於受這政策影響的青少年學生而言，這不倫不類且「雞肋」的「周末一小時」政策所顯示的則完全是官僚的無知和與實際生活的脫軌。

中共這已經並不是首次針對電子遊戲，在這背後有著深遠的社會主流意識和傳統文化的輿論根源。習近平突然推出這一政策是為了爭取家長支持，通過以「萬惡」 的電玩作為戰靶，營造政府政策大刀闊斧、力圖解決人口危機以及兒童教育負擔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報》就刊載了《別讓遊戲機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發表《電腦遊戲：瞄準孩子的「電子海洛因」》，這是隨後電子遊戲在中國被汙名為「電子海洛因」、「精神鴉片」的濫觴。

2007年，開始正式付諸實行一套針對網絡遊戲的「防沈迷系統」。這系統日益嚴密，至今，配合手機實名製和AI人臉識別技術，雖不說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隨便下載一個「身分證號碼生成器」就能繞過的關卡。

但事實上，中國的遊戲廠商卻因此而受到了即時且嚴重的打擊，這不僅僅體現於受政策影響而造成的股價和市值下跌這些帳面上的損失，更造成了營運成本的大增。據悉，AI人臉識別技術的調用成本約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錄都識別一次的話，所增加的成本簡直難以想象。長期下來，即便騰訊也難以負擔附加成本，更遑論那些小本經營，旗下只有一兩款遊戲的小廠商了。

這對中國經濟可造成深遠的影響。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發表研究報告，直到2030年時，中國因鎮壓科技公司將造成4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習近平政權願意受這巨額的帳面損失，動機在於他們認為，不論作為金融企業還是收集大量資訊的企業，都不能放任這些科技巨企發展至「大到不能倒」，對他而言，騰訊已相當龐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達6560億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戶達12億，並從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戶數據甚至通訊內容，對於中共而言這些都事關「國家安全」，絕不能失去對這一切關鍵點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條

社會上大部分傳統家長仍沒有擺脫「勤有功、戲無益」的古老家教教條，視各種消遣娛樂為洪水猛獸。不論是五六十年代興起的新派武俠小說，七八十年代的搖滾樂，到八九十年代的電視劇都有過被視為「精神毒品」、「教壞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這不僅為習近平打擊娛樂產業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誕生了諸如「豫章書院」和「楊永信電擊療法」這種通過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殘其心智以「戒除網癮」的恐怖畸胎。

歸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趨之若鶩的娛樂形式。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競爭壓力下亦難免令人更熱衷於尋求「高濃度」而激烈的娛樂形式。這些娛樂手段反過來同時又為資本所控製，它們不會在乎娛樂的「質量」或「健康」與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戶投入消費，迅速大量地獲取利潤，無可避免會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對於廣大的中國青少年而言，過大的課業壓力、缺乏公共娛樂空間和多元的娛樂方式、家長對娛樂的錯誤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學生沈迷電子遊戲。

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問題，「青少年沈迷電子遊戲」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非常次要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由家長、學生、教師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學的課業與作息安排；擴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減輕學生的壓力和家長的教育成本；社區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娛樂設施並免費開放；設立全面的托兒服務。並最終建立一個開放、多元、而活潑的社會主義社會。為此，資本家對經濟發展的控製以及高壓獨裁體製都要被廢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權主義受到鎮壓

近日發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吳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資本權力無限擴張對中國女性壓迫的同時，也促進著中國女權意識、工人意識的進一步激進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員工在網上發帖，聲明自己被惡意灌酒並猥褻，又被其上司偷辦房卡多次侵犯。屢次向公司反饋遭冷遇後，這位女士只能通過發帖與在食堂發傳單維權。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憤怒，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根源性的資本主義性壓迫。

輿情洶洶，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聯署文章進行公關，中共官媒大張旗鼓進行報道，試圖在阿裏內部消化這次事件以平民憤。卻遭到上千阿裏員工及網民發帖斥責「你代表不了我們！」，並且質疑「工會和婦聯去哪裏了？」。可見，所工會與婦女組織只是政府打手，不會代表我們的利益。

職場性騷擾與惡意包庇早已不新鮮，此事只是繼米兔運動後中國女權意識的又一個引爆點。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調查就顯示，有62%的受調者表示受到過性騷擾，其中有八成為女性。而近日「激流網」的調查則顯示，有70.3%的受害者由於懼怕失去工作等會保持沈默。而向單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對施害者沒有作出任何處罰。

然而，性騷擾只是資本對女性壓迫的冰山一角。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則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壓力。有研究表明，中國男性員工的平均實際工資水平顯著高於女性員工，在控製變量的前提下超過60%的實際工資差異源自性別歧視。這不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經濟地位，也使得資本對女性進行更重的剝削。

對女權運動的恐懼

在當今女權浪潮洶湧待發、與中國資本主義對女性壓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況下，反革命勢力感到恐懼並進行猛烈反撲。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觸即發，與工人、青年和少數種族的不滿交匯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權活動家，封停女權主義網頁與公眾號，並一方面象征性地製裁首惡平息民憤，一方面卻命令民族主義網軍對女權主義者進行網絡暴力。對於涉及資本主義製度的結構性改革，如提高女勞工經濟地位、出臺反職場性騷擾規章製度等，中共政權卻無所作為，並讓倡議者噤聲。

另一方面，資本家集團也不斷學習歐美國家的財團公關話術與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個不存在的員工行動小組，來自導自演一場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改革」，從而轉移矛盾，在企業內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隨著工人意識的不斷提高，這種拙劣的鬧劇將被一次次識破。

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新一輪激進化的女權主義浪潮與工人意識覺醒，將讓統治階級處於極大的困局。從五年前女權五女的英勇抗爭，到近年反抗職場、官場性騷擾的米兔運動，到近來吳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來的公眾輿論對資本勢力總集火，都讓中共與資產階級感到群眾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女權意識也越來越與無產階級意識聯動起來，社會公眾對父權文化的批判逐漸開始上升到對權貴與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來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開始認識到女權運動的重要性，這都將對習近平的終身獨裁統治造成麻煩。

面對資產階級對罪犯的包庇縱容，與中共象征性執法的偽善，加之習近平為了個人歷史性連任企圖用殘酷暴力鎮壓應對動蕩的危機局面。在當前革命與反革命交織的情況下，也只有將婦女解放、維護少數民族權益、LGBT運動、建立獨立的工人運動這些鬥爭聯合起來，使鬥爭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父權製，推翻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體系，才能完成婦女解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任務。

當局禁「娘炮」上電視——性別刻板印象背後的父權構建

9月2日，中國廣電總局發布了有關加強對於文藝節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視產業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節目與外形，其中還特別提到要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

刻板印象

當局已經不是第一次借打擊所謂「娘炮」來強化性別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對「娘炮」上節目、帶耳環的批評，抨擊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強對學生「陽剛之氣」的培養，這也是對去年政協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階級社會中，陽剛、勇敢、果斷、自信往往被認為是男性氣質，而溫柔、細心、依賴會被歸為女性氣質。這種對於男女性氣質的認識似乎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的，但並非如此。其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後天社會所產生的，其背後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關系的權力構建。

俄國革命家柯倫泰在《新婦女論》中提到，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男女性的職務和經濟地位無甚差別；女性的身體同男性的身體，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男女性的性別氣質的差異自然也不明顯。而隨著生產力發展導致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後，父權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稱之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從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上得以從屬並受控於男性。而為了鞏固父權統治，社會構建了一套性別歧視的文化體系，這也便是所謂的性別刻板印象。

當局利用教育、輿論、傳媒機器、法律法規所構建的兩性規範，無論粉飾以多麽動聽的語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父權製度。鼓勵陽剛之氣常常伴隨著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觀察最近發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鐵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強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發公憤）等可以看出從性別刻板印象到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甚至性別霸淩，有其內在關聯性；這些是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用來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傳統、警察與法庭，以父權架構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及特權。在專製資本主義的中國裏，這種控製就更為重要。性別刻板印象通過給男女性打上群體標簽來扼殺了個體的個性，不符合這種性別規範體系的個體都會被規訓，性小眾群體更加會被歧視和打壓；性別刻板印象束縛了兩性的自由發展和自由選擇，女性參政率低、學科專業的性別隔離背後都有性別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別刻板印象使得政權強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壓迫性質的核心家庭結構和傳統性別分工，而工人階級卻要付出人的全面發展被妨害的代價。

實現真正的解放

馬克思主義者要求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以及背後的整個資本主義父權製度，實現每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我們會為爭取包括性別平權等的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資本主義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強民族與父權主義　LGBT群體困境加劇

中國本就很有限的LGBT權益仍持續遭侵犯。這些打壓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包括煽動反動偏見、將LGBT作為出生率下降和社會不滿加劇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間，中國多所大學的LGBT組織的微信帳號在一夜之間遭到屏蔽，變成「未命名公眾號」。很多抗議此次打壓的網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眾號#」來聲援這些組織；亦有聲援者發文《今晚，我們都是「未命名公眾號」》來整理遭停用的LGBT組織微信帳號、對於LGBT群體再次遭遇歧視和迫害進行控訴，但該文在獲得廣泛傳播之後，在微信也遭刪除。

網絡與現實的打壓

對於LGBT的打壓不只是在網絡上，也包括現實生活中對於LGBT個體的大排查。上海大學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內部公告，要求各學院上報LGBT學生名單，用在所謂的「校園調研」當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獲得數萬用戶分享或按贊，之後此事傳出海外，但現在原貼文現已被撤下。雖然校方沒有明說如何處理相關信息、目的為何，但是中國年輕人和維權人士都警告，這是對於LGBT的進一步打壓。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問到「思想狀況」和「心理狀況」，仿佛是在說LGBT群體更容易在這兩方面出現問題、所以可以藉由這兩點來「關切」（打壓）這些學生。

中共對於LGBT的官方態度「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之下，潛藏著各種侵蝕LGBT權利的行徑。中共當局在2016-2017年頒布的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審查規定，將同性戀列為「非正常的性關系」，然而中國早在20多年前就將同性戀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藝術區進行的彩虹聚會遭園區保安暴力破壞，事後譴責打壓的公開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個LGBT組織協助下完成的《中國性少數群體（LGBT）的職場體驗報告》指出，中國只有10%的企業有性少數包容政策，LGBT雇員在晉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礙；雇員在國企、政府部門出櫃更易遭受歧視，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共這個體製歧視LGBT的本質。

中美沖突將是長期的，且國家要付出巨大代價，習近平為了讓社會適應其中，需要煽動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這些右翼民族主義份子，在社會文化議題上采取保守主義立場，包括反對LGBT權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反對所謂「境外勢力」。中國部分LGBT組織與駐華外國大使館合作的現實，也成為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平權運動「與境外勢力勾結」的借口。今天將LGBT權利運動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確」的說法，與歷史、文化並無關系。同性戀在中國歷史上早有記錄，「斷袖分桃」、「龍陽之好」說的都是中國古代皇帝的同性戀故事。

根本目的

煽動民族主義、反對LGBT權利，最終是為了捍衛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當下，中國面臨著生育率的持續下降和勞動力的不斷縮減，即使開放二胎也扭轉不了大趨勢。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背景下，這將意味著中國或將永遠無法超越美國，因此習近平政權備感壓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戰了階級社會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結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為國家提供勞動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為工資增長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長，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育，從來不是因為LGBT變多或者是影響力變大。

社會主義者強烈譴責近來中國對於LGBT的新一波打壓。這顯示平權運動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業或者外國使館，而是廣大工人群眾與其他受壓迫者——國際團結的尋求對象也應該是國際基層群眾。真正能解放LGBT群體的不是彩虹資本主義，而是國際民主社會主義——這將包括通過群眾鬥爭實現民主公有經濟，在職場、校園、社區內提供充足的資源實施LGBT平權政策，讓書面的平權規章製度真的落到實處，從而全體人類能夠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資本主義、中國與氣候危機

氣候臨界點

溫度的持續小幅上升預計會引發「逐漸嚴重、長達數百年、在某些情況下不可逆轉」的氣候臨界點的巨大質變。墨西哥灣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來最慢，並正處於臨界點——這是一股由墨西哥灣到大西洋的強勁海洋暖流。墨西哥灣暖流停止的話，可能會導致歐洲、西非地區出現熱浪與旱災，並加速美國東岸的海平面上升。這會進一步增加兩極冰川的融化速度，導致嚴重破壞地球和人類生態的惡性循環。

海平面上升與冰川融化

2021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幾乎所有」冰川與內陸冰原正越來越快地融化。北極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個時間」完全無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過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於《自然》期刊的研究顯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這將會淹沒4.1億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並沒有采取行動阻止兩極的冰川融化，反而卻互相在爭奪北極大陸架內潛在價值達17.2萬億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美國和北約在北極地區內正進行實彈軍演。俄羅斯在北極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軍基地。中國則宣布「冰上絲綢之路」，目的是要透過縮短船只航時來製造巨額貿易利潤。

碳交易的騙局

碳交易市場成為了資產階級受歡迎的「解決」氣候危機的工具。最近，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碳市場。理論上，碳市場鼓勵「綠色創新」，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其碳足跡來賺取利潤。但現實卻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歐盟碳市場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許企業將汙染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地要購買這些必需品。中國的碳交易市場甚至加入了一個未確定的「汙染特赦」，因此這個市場純粹只是為了投機而已。

氣候大會的失敗

COP26是指「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沒錯，這已經是第26屆了！隨著越來越多商業公司跟氣候大會有聯系，這將不可能帶來製度變革。於此同時，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報告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本質所製造的經濟發展性質⋯⋯歸根究柢是不可持續的」。很多人議論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協定，但該協定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設立自己的目標，且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序生產下不受任何監督。雖然重返了協定，拜登卻繼續建造新的輸油管。

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領先世界

中共獨裁吹噓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當局害怕因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氣汙染會引起民怨，並試圖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擺出一副最重視環保的模樣。紙面上，中國在太陽能與風能方面領先世界。但據《彭博新能源財經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風能及太陽能的數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沒有證據看到這對供應鏈的後續影響。在強製維吾爾人進行奴隸勞動下，太陽能及風能變得更加便宜。縱使如此，中國仍為興建數百座新的煤電廠「開綠燈」。中共黨國資本主義的官僚在煤礦及天然氣行業有著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願意轉向使用綠能。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的牟利國家電網通過宣傳「清潔和高效」煤炭的神話，成功地遊說建造數百座新的煤電廠。

中國的化石燃料資本主義

中共獨裁在新建煤電廠方面領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國家新造煤電產能總和的超過三倍。這對中國後疫情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在與美國新冷戰的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最穩定及戰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報告在新疆發現了1億噸的油田，這是潛在的巨額利潤，並且也是當局要繼續在當地的殖民壓迫與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的「第三極」，並如南北極那樣，能穩定世界的氣候。然而這些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還要快。自1970年代以來，西藏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蓋，並導致更嚴重的水災、火災、山泥傾瀉和雪崩。中國科學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數度比1956到1990年還要快50%。

中共在當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食水資源被有毒金屬汙染。與印度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爭奪著135萬人口賴以為生的重要水資源，而中共獨裁在西藏的水壩增加了3倍，這破壞了自然生態並加速了氣候危機。

中共試圖變相限製墮胎 將製造悲劇也自找麻煩

中共為了維持生育率、保持廉價勞動力優勢，想要限製墮胎，而這將是對於女性權利的進一步侵害，並且更加重底層負擔，很可能招致工人與青年激進情緒的進一步反彈。9月底，中共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提到：「將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實際上就是限製墮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脫困嗎？

中共政權執政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粗暴地強製墮胎、強製安裝人體避孕裝置等）伴隨經濟因素，加劇了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造成勞動力在過去10年縮減逾4000萬。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無產階級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門執行的社會保障職能被嚴重破壞，使工人無力負擔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論養育小孩。這導致無論是當前的中國育齡人口比重還是普遍生育意願，都積重難返。

父權製度與文化帶來的重男輕女也是重要因素，不僅是傳統使然，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也被貶低為生育機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許多農村地區的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殺死，婦女因為無法生育男孩就被迫離婚，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別結構來阻礙健康的生育環境形成——特別是育齡婦女規模的劇減：在未來10年，中國23-30歲的女性人數將減少40%以上。並且，在盛行的職場歧視中，女性更容易喪失經濟獨立性，從而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再者，由於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與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許多城市女性為求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束縛，婚姻和生育意願降低。歸根究底都是社會經濟和製度落後於民眾的發展需要，造成當今的社會矛盾。

中共政權不僅受到自己造成的歷史性因素困擾，也更無力讓當今的工人階級擺脫貧困，它提出這些政策完全不會有任何實質幫助。

中國本身有很高的墮胎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7年中國有統計的人工流產數量為962萬，約占全世界5500萬人工流產總數的17.4%。這是長期以來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權製下針對女性的性壓抑使得性教育變成禁忌、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區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導致的。

盡管打著「自願」「性生活清潔」的旗號，工人與青年仍對「指導意見」作出強烈質疑，並正確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惡果。

一位武大學生就發帖談到：「減少非醫學需要人流」在實際中會變成所有公立醫院嚴格控製「人工流產指標」，迫使意外懷孕的婦女轉向醫療衛生條件更差、安全系數更低的「莆田系」醫院轉移。也有網友表示，意外懷孕帶來的生育壓力對於低收入者是無法承受的。在資本主義的當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經濟保障的工人階級。

工人婦女在上述政策的壓迫下受害尤為深重。在中國當前的性文化下，婦女未婚意外懷孕生下孩子後，往往要承擔獨自養育孩子的風險，或者被強迫嫁給孩子的「父親」。尤其在強奸案件中，由於未來非醫學需要墮胎權利的削減，婦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強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給強奸犯。

同樣，由於中國盛行的職場性別歧視風氣，以及傳統的「男外女內」家庭結構問題，缺少經濟獨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為無法支付意外產下孩子的養育費用，而被迫進行更強的超負荷勞動來供給生活開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殺嬰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擊女權運動，害怕它們反對父權壓迫對現行製度帶來的威脅，因此試圖抑製一切群眾自我組織。

從這一點上來看，普遍貧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導致女權運動與工人政治運動進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團結鬥爭，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激進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工流產是婦女生育權的體現，它必須是自由的。我們不僅反對父權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對中共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而采取的強製生育措施。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製、擁有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提供免費安全墮胎條件、讓婦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國家妥善撫養兒童、並建立充足資源、以人為本的性教育體系。

在當今中國形勢下，也需要女權運動、LGBTQ運動、工人運動等聯合起來終結獨裁製度，這樣才能落實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消除不平等、性別主義與歧視。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國著名女性網球選手彭帥在深夜於微博以實名發布文章，披露自己曾於大約三年前遭到前中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驚。這是#MeToo運動在中國首次觸及權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員──一名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家級領導人首次被公開曝光性醜聞，這表明了女權運動在中國正在蔓延開去。從阿裏巴巴高層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著名主持人朱軍性侵，到現在直指政治權力核心，愈來愈多的女性敢於挺身公開指控自己受到過的性侵害，且敢於挑戰過往被視為「位高權重」者。

在極為父權主義、權力不平衡的獨裁體製內，若果說沒有發生過權貴性侵是難以置信的。然而，而這一次，彭帥作為一位著名的女性網球運動員，是第一個以自己的實名身份公開揭露中共最高層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更能激勵廣大的婦女團結聲援，比如朱軍性侵案中的發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帥失蹤後就發帖聲援，祝願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僅僅存在了二十分鐘就被刪除，一系列的相關詞被視為「敏感詞」被屏閉，甚至連「網球」都不被允許搜尋和討論。受害人彭帥現時也下落不明，據稱已被軟禁。對於一名前國家級領導人陷入驚人的性醜聞一事，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僅以一句「沒聽說過」而拒絕回應相關醜聞的問題。盡管墻外已沸沸揚揚，墻內卻諱莫如深，仿佛事件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對於受害人是又一次嚴重的傷害，不僅是心理上，連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帥站出來#MeToo，揭露中共權力核心最高層的齷齪醜聞，其勇氣值得敬佩。

仿佛就是被彭帥的勇氣所激勵，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國安局局長被下屬實名公開舉報，指他性侵下屬女兒。公開信中更指性侵發生後，警察拒絕立案，向上海紀委與監察委舉報均石沈大海。一時間，對中共權貴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眾的對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墻內網絡監控過濾嚴密，群眾仍嘗試用各種方法繞過監控發出聲援。而且輿論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禮後，也愈發堅定的反對一切性侵惡行。

中共高層性侵幾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們特別是懼怕這種運動進一步燃燒，激發更多被害女性出來指控掌握權力者，或者甚至像這次一樣，直指最高權力的核心，而動搖政權的威信。在獨裁體製下中共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可以審判個別權貴性侵者、或者辭退官員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民憤。相反，中共只能強硬打壓me2運動，並讓積累各性侵指控積累的民憤，這可以大大削弱黨的權威，甚至對統治構成威脅。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權位不高的組長，但因為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業，中共不能使其聲名受損，而命令法院判其無罪。

因此，中共往往將#MeToo稱之為「境外勢力」的運動，以民族主義說辭將之汙名化，並用國家機器予以打壓。一旦開動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中共就更加沒有讓步和妥協的空間，不能對metoo運動的案例有任何讓步了，必須無視甚至打壓每個案例的受害人。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強硬鎮壓和民族主義為自己統治帶來了反效果。

這次中共核心的性醜聞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會前夕，為了「維穩」，中共立即全面打壓封鎖消息。另一方面來看，彭帥的帖文可以在極度嚴密的審查機器內流傳20分鐘，很可能不是漏網之魚，而是因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為權鬥工具。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就要訴諸更危險和更公開的方式來互相攻擊，致使群眾更能感受到上層發生了危機。

當然無論案件是否牽涉中共權鬥，性侵受害人站出來舉報是完全正義的。女權和反專製鬥爭要將矛頭指向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專製與父權資本主義，以實現社會變革，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恒大崩潰——中共政權的困境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註。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製和資本管製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製。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閑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製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裏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製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製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復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製。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復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復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製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誌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製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裏。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製度，但僅僅取消戶口製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製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彭帥遭性侵事件危機蔓延

11月初，自網球明星彭帥發文控訴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彭帥本人隨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引起世界廣泛關註，聲援她的群眾在網絡上發起#WhereIsPengShuai的話題標記。群眾的團結聲援運動給予了相關國際體育組織巨大壓力，在14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發表聲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對錯」，並稱如果彭帥的指控得不到適當的調查，就「會放棄在中國的業務」。WTA突然反常地為原則而犧牲利潤，是因為來自運動員、女權團體和公眾輿論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阪直美、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簡·金（Billie Jean King）等網球巨星都發表言論聲援彭帥。

一時間，彭帥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為嚴重的國際外交危機（諷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發言人曾先後兩次以事件並非「外交問題」而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更令北京憂慮的是，現時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僅剩兩個月的時間，此時爆出如此嚴重的危機，使北京承受著全球的壓力，抵製冬奧的聲勢越來越大，使中共感到擔憂。

為此，中共當局在過去兩星期一而再地間接發放彭帥的消息。首先發放了所謂彭帥的電郵，稱自己現時安全並稱自己早前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不實」。由於電郵的內容與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發更多人的疑心。隨即又發布了「彭帥的自拍近照」，但其衣著又令人懷疑其拍攝的時間。當這些粗劣的編導無法平息全球抗議聲浪之時，21號，中共再次通過中間人間接地發布彭帥的短片視頻，包括她身處飯局中與「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對話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號」，令人非常懷疑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導演下拍攝的。這些片段幾乎與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人員（李波、林榮基）被綁架後於中共安排下在鏡頭前承認自己自願「偷渡」回中國「自首」一樣。因此，這些所謂的「證明」只能更令人擔心彭帥的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並引發更多人的關註和聲援。

相比之下，國際奧委會卻作為中共的遮醜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彭帥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進行了為時三十分鐘的視像對話，能掌握流利英語的彭帥竟只能通過同場的「朋友」「協助」下發言。奧委會隨後發出「聲明」指她現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隱私。這「聲明」的內容根本與中共官方的口徑如出一轍，對於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實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習近平對新冷戰應對不當、因而使拜登獲得了數次公關勝利那樣，這是中共政權又一次將危機搞得更嚴重的例子。彭帥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極為尷尬──它們固然不可能當真去調查張高麗、而不讓整個政權和獨裁體製蒙羞，同時又要將彭帥控製起來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但軟禁彭帥是太明目張膽的粗暴行徑，且群眾她的同情和聲援令全球受#MeToo運動激勵的民眾更為關心她的處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帥電郵」內一句「It』s not true」（不實）試圖一筆帶過。

現在，中共陷入了兩難：假如彭帥對張高麗的指控真的像「她的電郵」中所稱是「不實」的，那麽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她公開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網民僅僅因為一句「蛋炒飯」嘲諷韓戰中陣亡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現在的「安全與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書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實基礎的？既然如此為何不展開對張高麗調查？因此，現時中共只敢間接地對外發布彭帥「安全」的消息，而對她性侵的指控諱莫如深。胡錫進在一篇英文推文中（當然，推特在中國是被屏蔽的）將彭帥的性侵指控稱為「人們談論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這個話題。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國際奧委會令人作嘔的腐敗，所謂的「現代奧運會」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權的玩物和化妝品。從1936年為納粹德國塗脂抹粉，到1968年與屠殺抗議貧困問題的學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權合作。所謂的國際奧委會基本上就是一個腐敗官僚、獨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糞池。它在歷史上不但沒有對民主權利有過一分一毫的貢獻，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與專製政權同流合汙，為虎作倀。而這一次，為了平息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反製，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更是在我們臉前公然地跟隨中共的節奏起舞，無視一個女性運動員遭受權貴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為北京冬奧的墊腳石。

同時，事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意識的改變。在中共對於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處理後，民眾對中共愈發不信任。而時至今日，「網球」這一話題在中國的網絡上依然遭到審查和屏蔽，更令民眾相信中共在這一事件上隱瞞了醜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帥的遭遇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多國女性已經開始組織並抗議性別歧視和性虐待之時，一個世界女權意識覺醒的一部分。

中國勞工論壇要求立即停止軟禁彭帥，保障她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我們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性侵案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我們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他們假裝關心彭帥，利用這個問題來推進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議程，同時又為壓迫婦女、窮人和少數民族的資本主義和父權製度護航。彭帥和中國#MeToo運動的聲援絕大多數來自普通民眾，他們沒有這種背後的議程，而是有著真正捍衛平等權利、民主權利，以及反對性暴力和婦女壓迫的鬥爭意識。

中國煤炭短缺威脅氣候談判成果

煤炭短缺導致中國面臨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停電，這種狀況指向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20年的煤炭產量為38.4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產煤國印度的五倍。但為什麽中國的煤炭會出現短缺呢？雖然多年來中國大量投資於取代煤炭的綠色能源，但中國70%的電力依舊依靠燃煤發電。這不僅帶來了氣候災難，也使得中國的煤礦似乎無法滿足經濟對煤炭的依賴。煤炭仍然受到中共黨國既得利益的青睞。體製內有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反對去煤炭化進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機是一場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義結合引起的人為危機——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雙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來，中國31個省份中有18個省份實施了限電，對產業和家庭造成了沈重打擊。在一些省份，工廠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蕭條的東北，經常無預警就停電，家庭遭受停電、電梯卡住，甚至信號燈和路燈熄滅。蠟燭在一些城市已經售罄。中央電視臺報導稱，遼寧省有20名工人因工廠通風系統停機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措施。中國所有的煤礦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滿負荷運轉，許多廢棄的煤礦正在重新開啟。在格拉斯哥COP26峰會前突然轉回煤炭發電使習近平政權顯得頗為尷尬。

政治危機

但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電力危機更是後院起火，它進一步打擊了公眾對中共的信心。停電、失業率上升和房地產市場動蕩，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點爆發而導致各個城市持續封鎖，現實與習近平政權「共同富裕」的官方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的耐性開始受到考驗。

到10月下旬，由於批發價格上漲了20%，汽油和柴油也開始實行配給，煉油廠和加油站因無法盈利而限製銷售。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定價體系造成的，批發價格根據市場自由變動，而對消費者的零售價格由政府固定。

由於限產以及行業從疫情中恢復所帶來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價格上漲了一倍多。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發電都依賴煤炭。由於煤炭價格上漲和固定電價（電力公司無法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的共同作用，中國發電廠（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在利潤蒸發時故意減少了煤炭庫存以「怠工」抗議。

另一個問題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亞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深化期間，澳大利亞站在美國的立場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呼籲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中國非常依賴澳大利亞的優質煤炭，在煉鋼方面尤其如此。在當前的危機中，盡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國港口還是接收了澳大利亞煤炭。

中共的氣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氣候政策上的壓力：在中美冷戰催化下，雙方爭相想在COP26會談中展現最好一面，也加劇了煤炭危機。北京在年初為省級政府製定了嚴格的碳減排目標，但許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評後才采取行動。

《南華早報》的王向偉評論說：「官僚們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趕著實現減排目標。」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場官僚主義的完美風暴，並重創了經濟。習近平政權被迫放棄了對電力價格的控製，緊急允許發電廠將電價提高基準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報導稱之為中國電力行業改革中「最大膽」的一步。這與一些人認為中共正朝著「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迄今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根本不能解決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工人和消費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權，完實現電力和能源市場的國營化，這只能通過組建獨立工會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來實現。

中國的電力危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的頭幾個月。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歐商會會長Joerg Wuttke說。盡管采取了最新的緊急措施，但國家發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稱，煤炭價格「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仍處於「非理性」上漲趨勢。

習近平政權在這場危機中的錯誤是對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評論家在內的許多人的當頭棒喝；哪怕是在持續的房地產市場危機之後，這些人依舊認為中共政權在經濟管理領域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的煤炭問題不是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可以隨便掩蓋起來，也不是談判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說明了為什麽今天的統治者——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在威脅著我們星球的生存。中國在十月底對COP26的「莊嚴承諾」被廣泛視為毫無新意、令人失望。習近平對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太保守，也太遲。當前的煤炭危機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社會製度變革，而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帶來這樣的變革。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海外華裔社群間的政治關系更加緊張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習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製，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製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鉤，靠舉債茍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著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恒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製和檢視盡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製、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著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麽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製，在資產階級內加劇沖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沖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製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沖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著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製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松管製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註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布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系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復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系，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幹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著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製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盡管六中全會借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麽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眾懷疑

中國長期堅持「清零」政策來應對新冠肺炎，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約10萬，死亡4636人，確診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從去年3月初，確診增幅都很小；但從各地反復陷入極嚴格封鎖、無盡大規模核酸檢測（哪怕只有1例新增確診）來看，中國的防疫實情遠不如官方數據顯示得那麽好。

嚴厲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時間，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嚴防死守」，今年10月開始仍然出現一波本土疫情，而當局為了證明國內「清零」政策無比正確，設法把責任甩鍋給境外移入。而現實執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與公開的數字不成比例。江西鉛山縣在今年10月30日發現1例本地確診後，在當晚把當地所有紅綠燈調整為紅燈，試圖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廣大民眾吐槽之後，當地次日便撤回這一奇葩措施。江蘇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則在當地出現疫情後，要求學生經批準才得離校，否則開除，事件在微博流傳後，高贊評論也都是對於政策的批評，例如大學生自比「監獄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極端措施也引發了不少的民意反彈。11月12日，江西上饒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當地防疫人員將她留在家中的寵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員曾承諾不會「處理」它）。此事引發社會憤慨，話題獲得超過1.9億次瀏覽，逾11萬人參與討論。

中共官媒頻繁借由官方疫情數據與其他國家比較、以及全國上百名地方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等等，自誇「製度優勢」、自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機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沖突的背景下鞏固自己的「勝利敘事」，試圖延續中國民眾對當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中國也是浪費了三周時間才采取行動，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後，亦急忙恢復生產、又因為工作場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讓民眾不斷陷入疲勞；中國許多勞動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隨著嚴厲封城的持續，「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來越多質疑。除了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外，連一貫強硬堅持清零的鐘南山也開始說會留意與病毒共存國家的防疫經驗了。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分歧：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長期封城，其前副市長戴榮裏在10月底發文控訴瑞麗慘狀，包括全市經濟近乎停擺，市民積蓄已難以維生，不少人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等等。瑞麗現任市長尚臘邊則極力否認瑞麗需要援助，而戴對此反擊、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溫，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過年」，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卻「唱反調」說不應輕易要求民眾就地過年，引起很多長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網民共鳴。

危及冬奧

2022北京冬奧已進入倒數百日階段，對於中共是個大挑戰：中共擔心一旦邊境放開，境外輸入一增多後（現在還有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國內疫情急劇爆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與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恐將超過63萬——變相說明中國防疫很大程度上僅是表面上厲害，而實際上，從性質上看，中國防疫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漏洞百出，而且中國疫苗的實際效用也不明確（第三期試驗數據都未公開）。目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試驗結果顯示表明，中國國產疫苗不如mRNA技術的西方疫苗有效。但當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仍然無法獲得疫苗時，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的西方國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但這是與資本主義階級製度相沖突的原則。

當下製度下，群眾必然要花很長時間、付出很多代價才能等到疫情災難終結。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民選委員會民主控製醫療部門和其他攸關民生的經濟部門，才能真正讓大眾自己來製定、實施對自身負責的可持續、切實防疫措施，在抗擊疫情之時盡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獨裁體製下，群眾自我組織意味著要挑戰極權專製，還有其國家機器保護著的資本主義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國打工人最新一波反過勞行動

青年勞動者對於過勞猝死問題的憤慨，已轉化為新一波網絡抗議。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開放填寫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國網絡流傳。這份表格包含了許多互聯網公司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的作息時間，細化到上下班時間、午晚飯時間、一周工作天數、新人是否寫日報/周報等等。其名稱「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顯從國際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獲取靈感，亦結合當下中國勞動者表達對自身高強度、低工資現狀無奈的「打工人」一詞，在中國極權高壓、不能直接組織反抗的環境下，表達對於超長工時現狀的不滿。

或許是想避免被打壓，創建者公開申明「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要求大家填寫時不得「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該試算表仍然在兩周內被封禁。封禁前夕，該表格已經獲得逾10萬瀏覽，並且有約7000名網民自發填寫所在公司崗位的資料。其中大企業如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都被公布每天實際工時為11-12小時。近來這幫大企業都在群眾輿論壓力下宣傳自己推行新工時製，例如字節跳動的10-7-5，都不過是宣傳伎倆。

該表格的創建者都是介於20至25歲的年輕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重災區的互聯網大公司實習過，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時）做出貢獻。很多網民認為該表格「一定程度上體現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資本家的讓步」，顯示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激進化。

「程序員的命也是命」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有關勞工維權的網絡抗議。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眾憤怒的時候，就已經有程序員發起了「996.ICU」行動，高呼「程序員的命也是命」，不想因過勞而住進重癥監護室（ICU）。受此啟發，很多網絡互助行動湧現，內容牽涉普及勞動仲裁、索要補償金等知識，以及幫助勞動者取證等等。這些行動的發起人或許本來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於中國越來越多人想要一個發聲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又持續打壓實體勞工運動，這些網絡行動都演變為對於高工時、低薪、幾乎沒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條件的大規模抗議。

中國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競爭愈發激烈，令不少年輕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長工時。各種加班模式應運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還有更誇張的「007」（一周七天無休24小時待命）。馬雲、劉強東等中國知名企業家對於「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國家宣傳配合資本家的洗腦下，社會鼓吹片面的「個人奮鬥」思想，學校也對作為下一代勞動者的學生洗腦——只要努力就能獲得相應回報。即使違反《勞動法》，各種加班模式在中國仍舊大行其道，「996」則從科技業工作者開始，蔓延其他各個產業。

然而，長期超時工作也造成很多人還很年輕就突發重病甚至猝死，而資方卻冷眼對待，例如拼多多22歲員工在去年底過勞猝死後，公司官方帳號僅以「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來回應。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但法律在現實猶如廢紙：今年10月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6小時，假設一周5個工作日，則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時，距離「955」還很遠。顯見，過勞者絕非少數。官方雖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還是在警告科技巨頭、無任何實際行動。內卷嚴重的現況下，中國勞動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魷魚而不敢要加班費，中國現存所謂工會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過勞、薪資停滯問題也不會實質得到解決。

更關鍵的是，中共政權的政策完全是利於資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眾反抗威脅甚至推翻自身統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殺網絡抗議，包括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種不會這樣被澆滅，工人的憤怒無可避免會在未來群眾鬥爭爆發——而當局害怕這一局面。在新的獨立工運中、全國範圍內建立獨立工會，開展戰鬥性、有協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將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想法。

中國電力危機——體製崩裂的警號

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出現了大規模限電、停電的狀況，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響，還有很多工廠被迫減產或者停工。其中東北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根據當地居民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東北地區政府未通知居民就進行限電、停電。這樣的後果包括電梯、紅綠燈等設施無法運轉，居民面臨入冬卻無法使用暖氣，手機、網絡等通訊受到影響，甚至連醫療用電都無法保障，重癥患者只能依靠發電機維持生命。

限電的影響

在遼寧，一家企業因為限電，排風系統停止運作，導致煤氣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況相較東北地區雖然稍好，但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廠停工限產。野村的研究人員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將減少0.4%，年度增長預測減少0.5%。還有分析稱中國限電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其他國家的物價上漲。

中國停電限電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應的短缺，但背後是中共的政策失敗，以至無法更快地由燃煤發電轉為再生能源，而問題因資本主義能源部門的逐利而惡化。目前，中國電力生產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並且煤炭所生產的電力超過了其他能源的總和。根據官媒的說法，一方面，隨著各城市在疫癥中解封以來，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緊缺導致煤價飆升。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尤其是發電行業的碳排放加強了監管，各地各單位都有相應的碳排放配額。

綠色和平的專家李碩表示，中國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費配額。由於缺乏宏觀全面的用電計劃，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標，地方政府矯枉過正，就選擇了「一刀切」的限電停電。另一方面，煤炭的價格升高使煤電廠無法產生利潤，花旗銀行的分析師說，由於煤炭成本高，中國超過70%的煤電廠處於虧損狀態。而煤炭價格增高的原因有幾個，包括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貪工作，還有生產安全和環保的檢查。由於各個受疫癥打擊的經濟體之需求復蘇，全球煤價自2020年9月以來翻了四倍。資本主義無法對經濟作出計劃，當市場疲弱時，礦場和油田的產量減少，導致經濟復蘇時出現短缺和價格上升。因此中國煤炭產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庫存，直到缺電的問題暴露出來。

加強環保、淘汰煤炭開采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避免地球受破壞，但現時清潔能源的研究和生產遠遠追不上綠能轉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亞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卸貨。中美冷戰下雙方都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製裁，受打擊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階級，而富人則避免承受這些惡果。

這次大規模限電也揭露了了中共內部的分歧。有分析稱，在限電問題上，各省的表態和處理辦法都不一樣，在東北地區竟然出現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電」。

利益角力

這可標誌著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過能源危機或電力危機表現出來。反對派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希望通過這樣來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缺電問題上，就如房產稅、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對科技業和金融業的鎮壓那樣，變成了中共各派系試圖保衛自己利益的戰場。十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上宣布放寬對煤價的國家管製，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習近平企圖加強國家對部分行業的控製之做法往往會受到局限。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哪怕它是專製資本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決能源業的問題：1.優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將燃煤發電有計劃地逐漸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水電、和太陽能發電；2.將電力行業和電力行業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階級的需求來發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業資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為少數人謀福利；3.為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戰，而不是官僚集團的獨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來規劃電力的生產和使用，采取緊急的行動來拯救地球。

深圳旱災：氣候災難又一警號

氣候危機的影響正進一步在中國浮現，今年出現了北澇南旱的災情，華南入冬後正遭受旱情困擾。深圳市水務局表示，今年的旱情遠比1963年的旱災嚴重。即使已經動用了水庫的應急儲備水，每日仍有50萬噸的缺口無法補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計算，這相當於整整118萬人無水可用。當地政府作出一系列節約用水的呼籲，奈何杯水車薪，也無助於解決本質的問題。

氣候災難在中國

氣候危機令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頻繁，讓中共的統治面臨新的、無情的挑戰。自然現象是沒法用警察手法壓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喪生後，公眾的強烈反彈所顯現，與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中共政權的作為太少太遲，將嚴重削弱其統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兩季，河南與山西均暴雨成災，造成廣泛的破壞。然而相對地，華南尤其是廣東卻出現了嚴重且漫長的旱情。廣東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較近十年同期減少26.4%。自入秋之後情況更為惡化，珠江流域出現大範圍幹旱，深圳主要水源東江水流量較正常偏少50%-60%，市內三大水庫的蓄水量也較往年減少了55%。而同時由於河流水量偏少，導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鹹潮，進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範圍和取水量。廣州部分地區的自來水已經出現略帶鹹味的現象，市東部地區水壓不穩甚至停水，部分民眾稱家中已停水數日。

此次廣東大旱與河南山西暴雨同屬與氣候危機相關的現象。這兩年太平洋出現了拉尼娜氣候周期。拉尼娜（降溫）和厄爾尼諾（升溫）現象都是自然產生的太平洋天氣變化，但也正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一般而言在厄爾尼諾氣候的第二年，都會出現拉尼娜氣候，有時更持續兩三年。同時，北極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燒推動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部分融化後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亂了洋流與水溫系統，都會影響拉尼娜、厄爾尼諾的嚴重程度。這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會造成全國層面的旱澇並發更為頻繁，也令入冬後更容易出現猛烈的暴風雪。早前，中國國家中央氣象局就已經預測，今年冬季可能會非常寒冷，更有機會出現大範圍暴雪天氣。

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起因。中國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31%，對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國按其計劃在2030年才開始減排，將不可能達成控製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度的目標。而按照中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將連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這對於全世界而言是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官僚與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礦產業的利益盤根錯節，在2020年煤碳的發電總量仍在增長，而今年的缺電問題又令很多過去因質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關閉的小型舊式煤礦在過去幾個月重新開采。同時，中國眾多巨型國企由於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帶來駭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國建材一家企業的碳排放量就超過了法國全國！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則超過了加拿大全國！

各懷鬼胎

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各統治精英都有著自己身為列強的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氣候問題放在它們手裏只會變成互相攻訐、推卸責任、削弱對方的武器，把民眾自救的意願當槍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歐盟任意一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所謂環保減排政策。在格拉斯哥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完全失敗。全球碳排放需要從現在起削減45%，才能讓氣溫升溫控製在1.5度以內，而COP26協議達成的協議會讓碳排放繼續上升13.7%。

而今年，隨著河南與山西的雨災，令國內愈來愈多民眾開始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次廣東旱災也令人意識到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危機，而中共運動式的短期減排指令往往只會顧此失彼。面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需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向綠色經濟轉型政策。

習近平的全國性房地產稅計劃胎死腹中？

習近平開征全國性房地產稅的計劃遭遇重大挫敗。據華爾街日報10月20日報道指，政權高層（包括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壓倒性負面」。對此，習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協，將原定試行房地產稅的30個城市大幅削減至10個。但對於這10個城市的房地產稅試行的具體細節，如稅率，以及免稅範圍該如何劃定，官僚仍然爭論不休討價還價。以致於相關的全國性征稅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實。

房地產風險

習近平推動房地產稅的動機，是希望避免房地產崩潰和債務危機，並展示政權堅定打擊房產投機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機表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雖然看似龐大，但內部結構卻極不穩固。房地產開發商有著極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抵禦風險的能力弱不禁風。恒大只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據各項市場評估，至少有十幾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類似的情況而搖搖欲墜。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產商佳兆業的海外債務首次正式違約。

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過去作為購房主力城市新興行業的中產階級紛紛面對大規模裁員潮，加上對房地產開發商前景的不樂觀與不信任，已令銷售成交宗數以及本地平均房價雙雙出現下跌。12月6日一份調查40多個城市的報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積屬10年來表現最差，成交量較前一個月下降4.3%，與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線城市的平均公寓價格從10月起開始下跌0.1%，廣州與深圳的房價也在9月也停止上漲，並開始出現頹勢。由於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於明年中國的GDP數字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警告說，房地產低迷或將持續，並拖累明年的GDP增長，並特別沖擊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國社科院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約5.3%，低於政府此前設定的「6%以上」的目標。

即便如此，房價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依然是難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市中心平均房價相當於當地一般民眾30年以上的平均總收入，而在北上廣深更以數以百年計。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稅政策已討論了超過二十年，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征收「物業稅」（即日後的房地產稅）。2011年1月開始在重慶和上海實施房地產稅試點，而這兩個「試驗」工作至今已進行到第十年。習近平嘗試擴展試點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內部憂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房地產市場泡沫固然嚴重，但貿然刺破恐將觸發一系列房企倒閉，並將倒閉潮蔓延到銀行業。超過9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高達80%的中國家庭財富都與房地產有關，房價下降將會直接使房主消費意欲下降。這不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會穩定」環境，也打擊了國內消費。要知道，習近平在中美沖突背景下為發展經濟，提出了以國內消費為支柱的「雙循環」。其次，由於涉及大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官僚的個人腐敗），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產市況影響。中央政府多年強調所謂的「軟著陸」基本是一紙空文。九月份，由於中共要求房企減輕負債，各房企紛紛急於套現回流資金而降價拋售商品房促成房價下跌，部分三四線城市已經開始發布「限跌令」，聲稱要「打擊惡意降價」。可見，習近平所謂「房住不炒」的口號與地方政府存在著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正瘋狂地通過「防範金融風險」行動，力圖避免中國陷入債務災難。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習近平「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觸發房企的債務風險。根據wind數據，今年房企到期債務規模達到1.2萬億，月均超過1000億。可見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令成為壓垮大批房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不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層當中亦有大批官僚擔心市場動蕩會危及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把持。

中國的住房危機只能通過公有化和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來解決。私人房地產開發商應與現有國有企業一起收歸公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過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出路而鬥爭，才能終結今天無計劃的資本主義混亂和投機。

湖北麻城：工人絕望情緒爆發 搗毀工廠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廠的工友，由於老板欠薪1500元，開叉車撞斷廠內大部石材，搗毀了工廠，隨後被捕入獄。

此事在網絡上得到了曝光，這位工友得到了廣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幾則評論這樣說：「這樣的老板沒有良心，工人們做得好。工人們也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了才做這個。」，「應該揍老板的，有點心疼石材！」，也有網友將此事的根源直指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就這樣，工人賤如狗」。

可見，隨著積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張反被打壓，群眾愈發體會且認識到，司法系統受政權控製，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無法緩解工人階級的苦難。所謂「法律」與公義無關，而只是鎮壓工人的工具。當中共政權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動」、「尋釁滋事」的帽子時，愈來愈多的群眾也對此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斷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來國內工農出於義憤類似反抗不斷增多，譬如最近的歐金中案：這位被村霸和警察聯手欺淩的農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後逃亡。事情一發，歐成為許多人眼中反抗壓迫的英雄，認為被殺者罪有應得，亦有許多人表示主動表示要為其提供避難處、助其逃亡。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幾年前山東的「辱母殺人案」中。

面對種種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權往往加強鎮壓，特別針對其中的「組織分子」。在歐金中案中，除了對歐進行重金懸賞追捕，歐亦被描述為「拒捕且畏罪自殺」，中共官媒也虛偽地高談闊論「法治」和「反對暴力」。這些論調，被網民們對歐金中持續的紀念活動所淹沒，這種「何不肉糜」的回應亦引發了群眾的強烈反感。

面對愈來愈多走投無路的反抗，中共政權越來越多的露骨打壓，譬如攔截上訪、將工人維權抹黑為「惡意討薪」加以鎮壓等等。群眾不僅表達著對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種從直覺出發、但未完全清晰的階級立場，將問題的關鍵指向政權與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這種激進化趨勢還在中國不斷地蓬勃發展著。

同時，在群眾意識不斷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也呼籲應當有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歷程，正如一股強大的蒸汽正在積蓄著壓力，必須有一個管道（工人階級的鬥爭綱領和群眾組織）來引導這股力量來推進運動，要不然，這股蒸汽就會爆開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壞行動，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殺行為。雖然我們明白他們出於絕望情緒，但這做法並非鬥爭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無數次慘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訴我們，如果用一個一個的個人或分散的小團體的行動來反抗工廠主、權貴、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滅了，而殘暴國家機器卻愈發警惕愈發強大了，無助改變壓迫的製度。這種行動甚至會在鬥爭中製造混亂意識，令工人誤以為靠個人的英雄行為就能取代有組織的鬥爭和行動，降低了群眾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甚至在更兩極化的局面下有會發展成恐怖主義的危險。

運動的真正出路

我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真正出路，在於形成工人階級獨立的綱領與組織。雖然，在目前中共的鎮壓下工人階級難以組建穩固的工會，但我們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賣員、網約車平臺的罷工中利用網絡進行了初始的組織。工人階級對組建工會的意識已經大大提高，已使中共響起了警鐘。

堅持工人鬥爭的出路是組建戰鬥性工會、通過民主討論集體決策並團結行動、舉行罷工對抗資本家，以罷工癱瘓工廠運作、占領生產據點控製營運、甚至組織起來奪回本來屬於工人的工廠和企業。這過程使工人發揮其真正掌握經濟的社會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工人階級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賦予自己一個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政綱，使整個階級不但可以自己運作生產，更可以運作整個社會。

雙十一熱潮冷卻——當代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

眾所周知，每年的「雙十一」網購節，都會在中國掀起一陣規模巨大的消費浪潮。但是今年的「雙十一」卻突然降溫，截至11月12日零點，天貓雙十一總交易額為5,403億人民幣；京東累計下單金額超3,491億元。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雙十一交易額增速下滑。雙十一全網交易額為9651.2億元，同比增長12.22%，未突破萬億大關，雖然總交易額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達到歷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則是生活環境的種種問題抑製了年輕人的消費願望，迫使他們躺平。

沒錢消費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因為采取了嚴格的封鎖與控措施，大量店鋪倒閉工廠關門，中國的經濟也深受沖擊下滑，失業率明顯高於往年，工薪階層的工資不升反降，群眾生活水平愈發困難，收入僅僅能滿足基本需要，在「沒錢消費」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難想象能有多少人願意在「雙十一」大量購物了。同樣的，在各大平臺鼓勵貸款和疫情帶來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出現了信用卡違約與欠債問題，卡債從2019年的7.59萬億元增至2020年的17.6萬億元。這對於人們在雙十一中的消費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雙十一消費不景氣的背後，也能夠看到中共的身影。出於維護政權統治、試圖抑製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影響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對電商平臺與私人企業的監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業的力量、強製它們繳稅，但習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國家的更嚴厲。就比如說，從去年開始，中共當局以「國安」及「反壟斷」為由，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實施強力管控，大陸不少科技企業被當局約談或罰款。

阿裏巴巴集團被當局重罰182億元之後，騰訊、美團、小米、字節跳動等公司多次接到罰單。金融監管機構已責令阿裏巴巴的互聯網金融姐妹公司螞蟻金服重組其業務，並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對阿裏巴巴的罰單是中國反壟斷機構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事實上，雙十一活動以及相關的不良風氣（虛構原價、兩大平臺二選一、刷單炒作信用、虛假評價等亂象），本身也是資本主義追逐增加消費、最大化利潤而帶起來的，中共的打壓管控治標不治本，只是維護統治的權宜之計。只要利潤製度繼續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國內消費水平（雖然沒能力辦到），消費主義宣傳還是會繼續橫流。

躺平？

資本主義陷入了僵局，它壓抑我們的欲望，扭曲我們的意誌，只能為我們提供野蠻的糟粕。雙十一熱潮冷卻的背後，不是年輕人的所謂躺平，而是剝削社會裏無法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真相。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計劃的經濟，根據需求生產、控製企業運營模式，並且大幅提高工資，確保大家都能根據需要來生產、消費，這樣才能真的實現普遍的理性消費。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

中國：「奧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歷來最壞

中國的防疫大門最終在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株侵襲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繼失守並進入封城狀態。這次奧密克戎的疫情爆發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發以來，中國面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輪疫情單在上海累計感染者人數超過7萬例，規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數。截至4月4日，中國約有十多個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現確診病例，其中蘇州更發現Omicron全新變異株。

習近平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權威要堅持清零。上海起初實施分區封城，但實際上浦東和浦南等區域未能完全解封時，浦西已經開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軍進駐上海，一個小區門口派駐一個持槍特警，大約38000名醫務人員被派往上海協助防疫，比2020年武漢的防疫規模更大。

殘暴的封城政策已經激起民憤。網傳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進入屋苑，也有居民因為買不到平價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間，憤怒的民眾大聲吶喊，「人家餓死了」、「我們要吃飯」，「都快餓死了」，並砸毀了官方的防疫卡點。

過往中國的防疫手段應對奧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從心。中國政府強迫民眾不斷地進行全民核酸檢測，以目前檢測點數目來計算，同時給上海2800萬居民做核酸檢測，等同每個小時每個檢測點須完成252人的采樣，根本無法應付。此外，政府不斷興建臨時性的方艙醫院，這又導致醫療人手嚴重不足，以致於有上海護士公開質問政府新聞發言人時指出，一家方艙醫院實際上就只有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值班。醫護人員身心俱疲，他們往往要連續上班36-48小時。上海周浦醫院的護士不滿院方貪功冒進，不考慮實際情況企圖將醫院改為集中收治確診者，因而發動罷工抗爭。

像深圳一樣在封城同時仍能勉強維持民生物資配給供應是需要極高的成本，這相當於全市甚至全省突然進入了戰時狀態。而對於財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這同時就完全是一場財政災難與生活災難，吉林就是一個這樣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開始全省封鎖，一直到3月24日確診病例都在上升。當地民眾稱事實上地方動員能力和財力早已無已為繼，社區亦已無力監督民眾進行核酸檢測了，檢測服務時間也漸漸縮短，不少人已經幹脆不再去檢測，這進一步加強了病毒的隱性傳播。

更致命的是，由於奧密克戎的隱蔽傳播特性，使得爆發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樣通過一次封城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疫情。以深圳為例，年初1月8號爆發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發至今，中間只有數天時間真正實現「清零」，而由於病毒的高傳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確診病例就立即反彈回升。因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估家，假如一味強硬地執行封城清零，意味著各省市在未來一年可能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進行一次封城，這在現實上根本無法執行。

「共存」從開始時被視為「西方抗疫失敗」的例子，到如今被越來越多人提起，但習近平必然會壓下這股聲音。「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無疏漏篩查的同時能夠最小化影響生活」，並指上海啟動抗原檢測，並非為了實現清零。在上海疫情災難後，一度傳出張文宏被免職。

為了在新冷戰下打疫苗戰，加上維護國內的民族主義權威， 中共一直拒絕批準使用外國疫苗，而國產疫苗無力對付奧密克戎。和香港一樣，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尤其低。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中國官方疫苗接種數據推估，全中國1.3億60歲以上人口沒有完全接種疫苗。倫敦醫學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據目前的疫苗接種水平和品質，如果政府放棄清零政策，這波奧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國大陸逾100萬人死亡。在現在製度和局勢的種種限製下，無論堅持還是放棄清零都會是大災難！

公共衛生危機外還有經濟危機。深圳與上海兩座經濟重鎮城市同時爆發，對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房地產崩潰仍未看到盡頭。財新網報導稱，按建築面積計算，3月中國17個重點城市的房屋銷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一大引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見頂、進入長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種寬松政策、放棄習近平計劃的房地產稅，也未扭轉這一趨勢。失業率正在上升，小企業在中國占最多就業職位，但其倒閉數再創新高。同時，烏克蘭戰爭加劇了中國經濟在國際上面臨的壓力，加速脫鉤的擔憂加劇。

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敗。西方國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國，大規模封城來「清零」的做法恐將無法持續下去。但習近平不能抹殺自己兩年來的抗疫功績，否則會大大打擊他的威信，並在二十年連任前會助長反習派系對他的挑戰。因此，他必須將清零堅持到底。

在官僚威權體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體系已經癱瘓，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層工人與居民的民主委員會、及獨立工會管控職場與學校，並通過群眾性民主行動來組織疫情防控，讓衛生工作者結合這種更廣泛的基層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醫院。需要將整個經濟和醫藥部門公有化，並實現民主控製，我們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續的防疫政策。

中國：江蘇八孩母親事件揭露系統性拐賣問題

1月28日在抖音上發布的短視頻中，一個被媒體稱為「小花梅」的中年婦女，在江蘇豐縣某村子裏被鐵煉鎖在冰冷的棚子裏。雖然視頻很快就被審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發展比香港的警匪片還要曲折離奇。當地政府官員多次掩蓋事實、撇清責任，但紙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暴行還是引發了眾怒。

對於事件的無數評論當中，很多人都說道「如果今天，我們不為她們奔走疾呼，明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鐵鏈鎖著的瘋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國的一個公開秘密：拐賣婦女和兒童在農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嚴重問題創造了拐賣婦女的市場。

性別選擇流產

由於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1980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萬。這一政策最終在2016年被廢除。傳統上重男輕女，是因為他們能夠「傳宗接代」。新加坡國立大學2019年對全球人口數據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過去50年中，性別選擇導致至少2300萬女孩被墮胎，其中超過一半在中國（達51%）。

全國各地貧困農村的年輕婦女（通常年齡介於14-30歲）被綁架、轉運、販賣、強奸、毆打，被迫生育和「被結婚」的困境，也凸顯了中國婦女的弱勢地位。總體而言，父權製、性別歧視和偏見非但沒有消失，反而被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政策所強化。

而小花梅視頻的原意似乎不是為了揭發罪行；視頻重點是通過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貧困鄉村獨自撫養八個孩子的艱難經歷，來籌集慈善捐款。鏡頭只是偶然掃到了這名被鎖的女子，順帶介紹了她患有精神障礙，並且有暴力傾向。然而，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段視頻「順帶」提到的內容就成為了中國社交媒體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話題，民憤洶湧，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會。網民要求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並質疑政府、警察和社會服務部門究竟做了什麽。

豐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隨後的三周內發表了四次通告，試圖平息公眾的強烈不滿，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誤導大眾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認存在拐賣，還將丈夫描述為「模範樣板」。第四次通告則終於承認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並聲稱丈夫和其他幾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個孩子

網民質疑一個女人怎麽可能生八個孩子，因為即使在今天已經松綁了的三胎政策下，這也是違法的。最終浮出水面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地方當局、公安機關、計生機構、頒發結婚證的鎮民政部門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時，都是同謀。

「小花梅」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罪犯為她購買了新的身份，使她的親屬或反拐人士難以追查到她。這在人口販運案件中實屬普遍，且當中不可能沒有官方勾結。在群眾大規模的「盤問」之下，當地政府掩蓋事實的企圖被一波又一波的網絡質疑摧毀了，一個又一個謊言被揭開。獨立調查記者冒著遭遇嚴重後果的風險，深入挖掘，找到了與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結婚證等文件。兩名女權分子從外 地 前往徐州，試圖解救已被轉移到醫院、並被診斷出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小花梅」。兩人說道：「世界沒有拋棄你。妹妹們來了！」隨後她們被逮捕，並驅逐出豐縣。

媒體現在報道說，「小花梅」出生在雲南。官方聲明中公布了她來到2000多公裏外的豐縣的時間線，但隨即也遭到了網民的質疑。最終，到2月下旬，江蘇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當局發表了一份「最終」聲明，稱「小花梅」於1998年在家鄉被綁架，至少3次被拐賣、逼婚，宣布豐縣的17名地方官員因瀆職和失職受到了處罰，縣委書記婁海與縣長鄭春偉被免職。

「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DNA測試並不能證實「小花梅」是一名從雲南被綁架來的官方說法。對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說法在互聯網上浮出水面，群眾依舊不信任官方聲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權會盡力消滅對「穩定」的威脅，而不是盡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3月4日，全國兩會開始，江蘇省領導下令撲滅輿論。

為了化解民憤，政府會挑一些犯錯的中共官員和地方部門進行懲罰；但最嚴厲的懲罰將是用來針對吹哨人、社運人士、記者，因為他們的調查會揭露真正的醜聞。2月21日，豐縣該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鎖了起來。

正如許多網友所發現，豐縣的這個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買賣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著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這種行為是非法的，但官方對此掙只眼閉只眼。徐州歷來是一個主要的人口拐賣樞紐。據財新報道，「從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婦女被拐賣到該市轄區」。如今，盡管警方定期進行打擊，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賣案件報告。

根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拐賣案件的受害者通常從貧窮的西南省份被賣到性別失衡較嚴重的較富裕省份，例如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樣，為兒子買「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當局，以及在農村仍然強大的傳統氏族的保護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師接受《南華早報》采訪時表示：「就連執法人員的一些親友也有買老婆。」

該報還援引一位前檢察官的話稱，「村民沒有法律意識，普遍認為買老婆很正常。」他說，試圖逃跑的女性通常會遭到毆打。

自1997年以來，買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們普遍批評法律過於寬松，許多地方當局顯然也參與了這些犯罪活動。這種可怕的婦女交易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農村的「落後」。資本主義復辟首當其沖影響到了中國的農村，包括大多數年輕女性在內的大量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導致他們的家庭長期分離。據估計，現在有足足六千萬留守兒童幾乎從未見過父母。

戶口製度

僵化的戶口製度在法律上將城鄉隔離為「兩個中國」，則是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根源。一般來說，年輕的農村婦女會尋找擁有城市戶口的丈夫來逃離鄉村。結果在一些村莊，年輕男女的性別比例達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過迫害女權主義、打壓一切爭取權利的婦女組織，當局還推行加劇人口危機和強化性別歧視態度的資本主義惡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無對策。中國的拐賣生意之所以在事實上合法化，不僅因為它產生了巨額利潤，還因為它被政府視為緩解嚴重的性別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種方式。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製度，消除階級和性別壓迫，克服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習近平政權所提出的臨時民粹打拐措施並不能解決問題。

「販賣熊貓判十年，拐賣女人判三年……」

來自ISA臺灣的Andrea，於3月6日在ISA組織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國際集會上發表講話，她是這樣說的：

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根除女權主義，他們嚴厲打擊女權主義思想，封殺女權網頁。所謂的「共產黨」政府卻在使用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強力鎮壓，說女權主義是「反華的」，是美國在中國製造問題的一項陰謀。

LGBTQ也受到打壓。中共官員說，同性戀是西方產物。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美國電視情景喜劇《老友記》也慘遭閹割。例如，其中一個主角的孩子的母親是女同性戀，但是在中文版裏沒有提到，因為中國不能在電視上播放LGBTQ的內容。

今年2月，中國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來最大的政治醜聞。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名婦女脖子上套著鎖鏈，被關在豐縣一個冰冷骯臟的棚屋裏。她生了八個孩子，並因為「精神病」被鎖起來。

在2月1日，在被審查屏蔽之前，這段戴鎖鏈女子的抖音視頻被觀看了超過30億次。數周以來，這個案件的熱度完全蓋過了北京冬奧，網上關於本案的帖子數量是奧運會的十倍。有女性試圖前去營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攔住，一些人被捕。這起案件激起了民眾對政府掩蓋真相的憤怒。

販賣「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國拐賣婦女問題。女子被綁架，被賣給男人來做 「妻子」，被強奸並生下孩子。這個被鎖起來的女人就有八個孩子，而這在中國是違法的。這證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結。在許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參與了這種非法的婦女交易。根據中國法律，販賣熊貓可判十年，拐賣女人則只判三年。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由於女性人數較少，拐賣案便增加了。36年來，中共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極高度限製了婦女的生育權。在此期間，性別歧視的父權結構和觀念的壓力造成了重男輕女。

這也關系到中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社會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資金支持而遭到破壞，而資本主義經濟賦予男嬰更高的地位：男性能獲得更好的工作和財產權利。在中國，700萬次性別選擇性墮胎，使對應數量的女性胎兒被消失。這種生男孩的經濟和性別歧視壓力導致了人口危機。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資本主義右翼獨裁，並想控製女性的身體，迫使她們生更多的孩子、通過創建更多條條框框來限製「非醫療」理由的墮胎，從而破壞墮胎權，還試圖強化由「陽剛」男性領導的「傳統家庭」；以上種種，都是社會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離婚更難

習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老板們更不願意雇傭女性，因為他們不想支付產假和育兒費用。

2020年對離婚的新規定導致更多不予離婚的法院判決，中國離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比今天貧窮得多，但當時中國在法律上賦予了革命性的離婚自由，增進了男女之間的平等。

今天中共獨裁為資本主義服務，強化了許多最惡劣的婦女壓迫形式。豐縣拐賣事件引發的群眾憤怒，反映了中國社會反對奴役、反對壓迫婦女的真實情緒。習近平想摧毀女權主義，但他是在螳臂當車，必然會失敗。我是臺灣人，臺灣的ISA組織表達了我們對中國女權主義者反對鎮壓的全力聲援。我們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與工人鬥爭聯合起來而奮鬥，終結邪惡的、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製度。

如坐火坑：虛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經濟內爆風險下，如坐火坑的習近平政權屢提「共同富裕」承諾，渴望用一層薄薄的土將要爆發的火山縫合，來維持其下一屆任期的穩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諾提高人民福祉，縮小收入差距，但卻內容空洞，沒有任何具體方案改善工人階級的處境。同時亦用不「殺富濟貧」向資本家保證政府不會太過火。這種矛盾的措辭，體現了習政權渴望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同時要保住資本主義製度，因而對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機束手無策。

疫情急劇擴大了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潤年度排行榜顯示，中國億萬富豪數量增加了253人，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國億萬富翁有1058人，而美國有696人。這只是資本家之間的共同富裕罷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諾要「先富帶後富」、「精準扶貧」，期望資本家富起來後，會把財富進行「第三次分配」，即資本家會將財富由上而下滴溜給民眾，實現「第三次分配」。這分明是新自由主義的「滴溜效應」，但他們才沒有那麽疏財仗義呢！

中共政權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權，只能通過國家幹預，在危機上走鋼絲，但畢竟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原有的宏觀調控手段正不斷失去效力。

政府面對房地產泡沫危機，進退維谷、拖延時間。恒大爆雷敲響了「三道紅線」「房產稅改革」的警鐘，習政權與紅色資本家都害怕過度控製資本，會導致連鎖效應性的經濟崩潰。只得在放松房貸、加速放貸上走的更遠，央行亦配合新一輪放水。泡沫與債務繼續累積，在畸形的經濟結構下，新一輪放水的資金或流向金融、地產市場或由於儲戶信心不足淤積於銀行。這表明習政權無力提振消費、亦無力改善工人階級住房、負債現狀。所謂民生改善，在積重難返下成為一句空談。

在深重的財政危機下，中共政府亦無法負擔起未來社保支出。人口壓力的增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政府無力監督資本家繳納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計在2025年底退休儲蓄缺口或達到十萬億人民幣的現狀。而中共采取的對策竟是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更遑論去年十二月爆出的發達省份公務員減薪，東三省部分地區事業單位公共人員工資被拖欠的消息。這都體現了，財政、人口雙重危機下中共自我吹噓的所謂「再分配」的虛偽。

中共將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產業升級、科技進步來做大經濟蛋糕，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這一提法體現了在人口紅利喪失時，中共渴望通過經濟轉型來提高中國產業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資本所分得到利潤。但自相矛盾的是，習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經濟轉型，但又害怕科技企業帶來過高的金融風險。因而在前年開始喊出反壟斷口號， 並希望通過打擊個別高科技企業的民粹主義舉措，挽回部分民心。當然，中共絕不會打擊996這種剝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戰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技術和資源封鎖，使中國科技業陷入了嚴峻危機。即使科技戰爆發前，科技業的利潤來源往往是金融投機，實體科技業發展占其份額根本少得可憐，因此中共才要壓製阿裏巴巴和騰訊等大企業的壟斷。

反壟斷的過程進退兩難，因為如果過於大力打擊金融科技業，只會令經濟更加難以轉型，甚至造成金融業的崩潰。所以，去年「反壟斷法」修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對企業罰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幣五千萬元，不過還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嚇來確保科企老板聽話，但不能改變行業壟斷的局面。

幻想及呼籲

我們必須指出，自身難保的官僚階層的虛假承諾和面對危機作出的經濟努力，毫無反資本主義性質，反而是資本主義危機中統治階級挽救自己製度的掙紮之舉。內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對官僚與資本家抱有所謂「共同富裕」的幻想，誤以為習近平在對抗資本主義，實在是徹底的錯誤。

改善工人階級生存狀態、不能依賴所謂「參與第三次分配」的資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賴官僚開出的空頭支票。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將私人企業公有化，並將所有企業收歸民主控製，對經濟系統實行民主計劃管理的方式來達到。這就要推翻現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製）計劃經濟體製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製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復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製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製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製，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製、同時捍衛公有製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復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復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製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製，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復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復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臺」。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復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製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製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製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臺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製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製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

訪問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災難

受訪者：海陽（上海浦東居民）、小燕（上海浦東居民）

自從上月底上海爆發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大流行以來，這座城市已進入了封城的狀態。截止4月13日，這一輪的爆發已造成了累計13萬宗官方承認的確診病例，但官方仍沒有確認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專制官僚粗暴的封鎖隔離政策已出現了大量的次生人為災難，造成不少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現食物短缺，老人和長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國勞工論壇訪問了幾位現居於上海一對夫婦，以第一手訊息了解他們在封城狀態下的生活情況，官僚引發出什麼樣的次生災難，以及中共的資本主義危機下對城市民眾造成多大的衝擊。本文是訪問上集，下集將於稍後刊登。

問：你可以簡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狀態嗎？

海陽：我和妻子兩人住在浦東，雖然政策上說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實上由於浦東這邊幾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據我所知大部分地區都仍然處於「封控」狀態，包括我們所在的小區。我們已經被封鎖了整整半個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檢測）和領物資外就幾乎沒出過家門一步。小區業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說有新增確診，所以現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會被封控到猴年馬月，沒完沒了了這是。

問：在這過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海陽：就是讓我們在家呆着，每隔一兩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騎着車在樓下轉圈，拿着個擴音器喊「哪棟樓的下來做核酸啦」。有時候就是有無人機在小區飛來飛去廣播。當然大家最留心的是聽着什麼時候領食物物資，不過坦白說，以他們（居委會）的辦事效率和作風，真旨望他們的話我家都已經餓死好幾次了，最終還是得靠自己打聽哪還有團購？哪些團購最快發貨和最有機會能送過來？所以微信群里大夥除了喊餓就屬這些消息交流得最頻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關靜音的，現在那怕大半夜聽到有信息都嚇得馬上爬起來看，生怕搶（購）不到菜。

問：半夜還會有團購的消息嗎？

小燕：有的，你得馬上爬起來參團，一下子就滿了，就像我們以前大學學期初搶科那樣，有時候送貨的甚至會凌晨兩三點才送貨到小區。上星期小區半夜十二點還有人在小區賣豬肉，我想算是某種黑市吧，大家都說自己去買了就好，不要到處傳說。我買了四斤肉，220塊，比平時貴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問：當初準備封城前食品囤夠嗎？

海陽：你知道，我們都要上班，我們單位一聽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緊時間讓我們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沒有機會在封城前去買物資食品。再說讓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兩個月的食品嗎？大米白面我們家還是有存點的，但總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問：政府方面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什麼？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過一次物資包，裡頭呢就兩棵大白菜和八顆土豆（馬鈴薯），其中有兩顆土豆還已經發了芽不能吃了。這包東西也就夠我兩口子勉強吃兩三天吧。但這已經算好了，我知道別的小區有人只收到兩條胡蘿蔔跟兩顆洋蔥，你說這算什麼？有的小區的物資包被人撕了標籤然後拿去倒賣，我同事說他小區上個星期的物資包一早送到小區外面堆在路邊，但不知為何就是不安排送進小區分發，放了在外面整整兩天就這樣在你面前爛掉了。

然後就來幾輪垃圾車把它們拉走，我同事氣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區閘門口罵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說再鬧就直接當他陽性把他丟去方艙（醫院）。現在說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為大家覺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飯，反而不用擔心挨餓了。倒是現在方艙在大家心中反而有點威嚇性，「方艙醫院真神奇」。

問：那麼你認為現時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嗎？

小燕：其實全上海都沒人覺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政府那些官僚機械地執行着一條條的指令，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標，而不是所謂為了老百姓的健康。現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雲」（政府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記錄使用者的核酸檢測結果）根本沒用，可以說現在是半官方的承認了「健康雲」（裡頭的檢測結果紀錄）是假的。面那怕說你是陰性也沒有人會承認，而且是連政府都不承認，你想用上面的陰性結果去跟大白講道理，他們會大大方方的跟你說那是假的，我們不承認。你政府搞一個自己都承認是假的東西出來有意思嗎？那你說央視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確診可信嗎？而且有段時間我們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試管的，因為試劑上不夠了，結果就十個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試管，你那一組試管陽（性）了就再把你們一個個抓出來驗，或者乾脆不驗了直接拍你家門跟你說你陽（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離，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會告訴你。我們完全就是任由他們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說，你要是輕症或者無症狀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艙的條件更差！

問：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把人抓去方艙呢？

小燕：因為要「社會性清零」啊！就是在這個區域裡不能存在確診病例，於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沒病例了，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你在城外隔離點吃不吃的上飯穿不穿的暖，有沒有藥吃，他們不會關心，因為上面沒有指標說要確保你們這群「棄民」要得到什麼保障啊。這就說明他們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沒法跟那些大白講道理。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這樣：他要是體諒你不抓走你，萬一你把病毒傳染開去了，承擔責任的是他們；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後說搞錯了甚至你死了，他們也不會受到任何的懲罰。簡單說，就是我們沒有任何的權力去監督他們，但他們卻有無限的權力去處理我們，還不用承擔責任。

問：對你們經濟的影響大嗎？

海陽：說實話，我們很悲觀，甚至說開始有點絕望了。我們公司春節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還大多是我們這年齡段三十多歲不到四十的員工，我太太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總覺得下一波就會輪到咱們。現在封了城，我的工資不發了，可老闆還是會發電郵給你讓你在家做點工作，按理說你工資都不給我發了我還工作個屁啊？！但現在這世道我們敢拒絕嗎？不能啊，就當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況好點，支半薪。

而且我們算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了，在家人幫助下還上了房貸，能靠存款堅持一下，但這樣寅吃卯糧下去也不是辦法，是不可持續的，可是你要問我將來在這怎辦有什麼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現在都想哭出來了我跟你說。政府那些經濟數據我就不跟你扯了，對我們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渾渾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幹了些什麼？很多個人的計劃根本實行不了，也不敢去實行啊。存款一點一點的流失，誰還敢節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學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處舉債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賣了，畢業十幾年來你以前有看過這光景嘛？所謂的經濟數據GDP他們（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這些發生在身邊的變化騙不了人的。

小燕：我慶幸的是我們沒要孩子，不然現在麻煩更大。身邊的朋友同事也被折騰得非常疲蔽厭倦，你這麼搞下去，我們不是病死就是餓死。所以現在開始愈來愈多人說共存不是沒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學群體裡頭，考了公務員的、國企的、在事業單位在體制里的最擁護清零了。「鐵飯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爛他們呆在家裡工資照發。可我們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數啊，我們真的會無以為繼啊。但我們對此有發言權嗎？我們能決定政策走向嗎？我們連晚上喊樓說要物資都馬上來一架無人機讓我們閉嘴，你看這場境是不是很戲劇化？所以我們小區的人其實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門給他鬧一鬧，畢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國被迫收緊一帶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帶一路」被中國獨裁者習近平譽為「世紀工程」。其承諾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用在整個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以確保中國能夠進入關鍵市場，並擴大中國的勢力範圍。但今天習近平政權發出的信息要低調得多。「一帶一路」不再被視為一張經濟王牌，中國政府越來越被迫縮減其野心。

（本文寫完後，烏克蘭戰爭的爆發使東歐一帶一路項目充斥極大的不確定性，中國很可能要被迫選擇要保住哪些投資，另外犧牲哪些投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由國家支持的大規模信貸熱潮，導致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產能過剩。例如，到2016年，中國的鋼鐵行業有超過3億噸的過剩產能，相當於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印度鋼鐵產量的三倍。生產過剩和盲目的無計劃擴張導致價格下跌、利潤縮水。中國資本需要在境外尋找機會來拉抬利潤。解決方案是一帶一路政策，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和投資計劃，已經遍布140個國家。

在中國的主要煉鋼重鎮河北省，一些過剩的鋼鐵產能被轉移到東南亞、非洲和西亞。超大規模的海外建築合同得以擬定，以滿足中國建築業的需求。在泰國，中國的德龍鋼鐵公司正在建設一個年產60萬噸的鋼廠，該公司將持有55%的股權。中國資本主義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國際上要表現得更強勢。

全球最大的債主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使得債務國形成極端的債務依賴。中國占全球官方雙邊債務的65%，至於「隱藏」債務甚至更高，因為許多向中國私人銀行借款的國家必須簽署保密條款。當然，所謂的「債務陷阱外交」並不是由中國所創——美國和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債務對新殖民主義世界進行經濟支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對於工人和窮人來說，這種債務負擔意味着無盡的苦難、貧窮和剝削，無論它打着哪面帝國主義的旗號。

一帶一路政策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從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據跨國律師事務所貝克·麥堅時（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報告，在非洲這個帝國主義新冷戰的關鍵戰場，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從2017年的11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33億美元。中國最大的投資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經看到一些項目建設陷於停滯。巴基斯坦央行報告稱，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間，中國投資下降了50%。在這些停滯不前的項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鐵路的升級項目耗資68億美元，這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旨在將中國新疆與阿拉伯海連接起來，通過2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連接到曾經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鎮瓜德爾。中國正在將瓜德爾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這裡曾發生過激進的群眾抗議，部分反映出對於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沒有給當地居民帶來好處，反而使他們的狀況惡化，當地人民非常不滿。

「一帶一路」失去動能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主要由中國公司建造和控制，資金來自中國資本家的貸款，主要雇用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這些投資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開採和運輸自然資源，來有利中國經濟。這些資金的另一大部分則是分給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以幫助他們以舞弊贏得選舉，並確保他們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劇了「一帶一路」項目的進展放緩、延誤和項目引發的緊張局勢，也導致許多貧窮國家無法償還貸款。但最終這也標誌着中國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因為它面臨着長期停滯，背負着驚人且不可持續的335%的債務與GDP之比。「一帶一路」正在失去動力，中共也因此面臨着縮減「一帶一路」規模的壓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帶一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在一個供應鏈脫鈎、保護主義抬頭的世界裡，中國資本家必須確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國市場。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國內消費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於2000年水平。疫情爆發以來，消費受到嚴重打擊，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將導致消費面臨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造成許多地區的政府雇員減薪20-30%開始。這些問題將因新冷戰而加劇，中共政權將資源集中在與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對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難。

對中共獨裁來說，「一帶一路」計劃和瓜德爾港、中巴經濟走廊等重大基礎設施投資，也是展示資本主義「中國模式」優越性、進而爭取中共政權威望的工程，並與西方投資者（部分出於安全考慮）不願進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動盪地區形成鮮明對比。中共對於巴基斯坦所作所為與中國在新疆的新殖民主義剝削有些許相似之處——在新疆，國家鎮壓伴隨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長。在瓜德爾，巴基斯坦政府對當地原住民實施軍事鎮壓，而在俾路支省，當地已經形成具相當規模的獨立運動。當局已經增加了許多倍在俾路支省的軍事部署，同時為了鎮壓反抗，還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群眾抗議

作為「中巴經濟走廊」的一部分，中國已在俾路支省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建造了一個300兆瓦的煤電廠、一個國際機場和瓜德爾港。儘管如此，瓜德爾的當地俾路支社區仍然缺乏食水、電力和其他基本設施。包括中國船隻在內的拖網漁船的湧入，也使支撐當地經濟的許多瓜德爾漁民丟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運動的賈馬爾·納西爾·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說：「參與破壞當地魚類貿易和俾路支海生態的大多數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將領和中國人共同擁有的。」

在秋季的數周，俾路支當地人民對伊斯蘭堡政府和北京對該地區資源的掠奪發起了反擊。在這些抗議活動中，大多數為女性的示威者占領了中國控制的瓜德爾港的入口和一條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數有時達到數十萬，他們要求工作機會、清潔的食水、改善衛生和教育設施、保障當地漁民的權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網捕撈。抗議運動由右翼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大會黨（JI）主導，該黨與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軍隊有密切聯繫。該黨利用抗議活動為平台，用來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國家統治精英中的談判能力，並壓倒俾路支民族主義和支持獨立團體的影響。儘管這些團體沒有發起抗議，但當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群眾運動似乎缺乏獨立工人組織的決定性投入，也缺乏對打擊中國帝國主義和巴基斯坦統治階級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綱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伊斯蘭大會黨的領導過往有親中的記錄，當然這些群眾抗議並無揭露伊斯蘭大會黨這一點。抗議活動一度威脅到中國對瓜德爾港的控制問題——通過40年的租約，中國拿到91%的瓜德爾港收入。但伊斯蘭大會黨領導人只是把這個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讓巴基斯坦政權在拖網漁船問題和其他一些主要訴求上做出讓步。儘管在領導和綱領方面存在缺陷，但這場運動是一個有力警告，凸顯中國「一帶一路」沿線正在醞釀的不滿情緒。

窮途末路的鐵路？

同樣，在老撾，中國去年開通了一條價值59億美元的高速鐵路，當地人民在其中卻無從受益。這條鐵路旨在將中國與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大市場連接起來，而老撾只是一個「路過的國家」而已。這條全長422公里的鐵路在老撾只有21個車站，這很難滿足一個61%的人口為農民的國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說，「這本質上是中國的公共基礎建設計劃，碰巧存在於另一國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鐵路所製造的債務可能高達老撾GDP的三分之一，而一黨專政的老撾政府只持有該鐵路30%的股份，其餘由中國企業擁有。

真正有利於老撾的基建，是地區性的鐵路和公路網絡，來幫助當地農民與分銷中心連接起來，而不是為一條其實只為中國資本和北京政權的區域野心服務的鐵路，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掠奪。基礎設施並不必然是好東西：我們必須問道，基礎設施為誰服務？對這條老撾鐵路來說，還有更多壞消息從鄰國泰國傳來。泰國政府在2014年軍事政變後簽署了多項一帶一路協議，但現在對於部分項目，泰方開始從北京轉向投靠美帝國陣營了。泰方也在猶豫是否要推進一些一帶一路的鐵路項目，而這些項目需要連接到北方的老撾和南方的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在泰國的挫敗可能會破壞中國至新加坡的鐵路總計劃，使老撾的鐵路更像是個大白象工程。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帝國主義新冷戰的加劇，使美國和歐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試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分庭抗禮。中國的這兩個競爭對手的計劃都相當乏善可陳。歐盟的「全球通道」計劃暫定預算為3000億歐元，但受到冷遇，因為「歐盟的錢包沒有中國那麼大」，而且根據法蘭西24（France 24）的報導，它「來得太遲了」。美國總統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無法像一帶一路那樣，在2017年那樣變出一萬億美元，這表明世界資本主義整體上面臨着新的不穩定。正如ISA在《無序時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樣，各國為對抗疫情的經濟影響而進行的歷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債務水平飆升至創紀錄的226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這種債務負擔正在壓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為海外大規模帝國主義開支計劃提供資金的能力。

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升溫，然而全球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不穩定。這只能意味着各國統治階級會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攻擊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權利，以應付中美兩國的軍事和經濟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團，被壓迫國家的工人階級將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國際社會主義解決方案，反對兩個帝國主義集團，通過建立一個民主的、全球規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

上海封城已進入第七周

上海這座擁有2800萬人口的城市已經歷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時封城才會結束。當前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是中國經歷的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爆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學者徐建國表示，無論從經濟損失規模還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漢疫情嚴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內，全中國近50座城市的3億多人口處於全面或部分封控。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經濟癱瘓及人道主義危機。封控的實施極為殘酷，並帶有官僚主義粗暴作風。這些都引發了群眾對政府前所未有的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體上揭露警方暴力的發文和視頻中。這些內容很快就被中共審查機器刪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聲》這樣的被禁視頻，卻有數百萬的觀看次數。

在過去一周，上海當局按照習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層的命令，加強了封控措施。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戶的訪問，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大白」衝進居民家中（有時根本是破門而入）噴灑消毒劑，並將人們帶到集中隔離點。這些隔離點均是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其廁所和淋浴設施都很差，人們的隱私無法保障，食品供給不足。最新實施的更嚴格封控規定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檢測呈陽性，其所在整棟樓住戶都會被拉去集中隔離。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殘酷、極度令民眾反感，而且浪費資源、帶來反效果。醫院和醫保體系的人力財力，正被調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和管理集中隔離點。這樣一來，當局搞錯了優先事項，老年人和體弱者的疫苗接種則受到影響——中國60歲以上人口是一個特別令人擔心的群體，而這一群體當中仍有40%未完全接種疫苗。綜觀全國，這一關鍵群體接種疫苗次數，已從4月份的每周60萬劑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萬劑。中共政權出於民族主義動機，不願批准進口更有效的外國mRNA疫苗（例如輝瑞和莫德納疫苗），這是抗擊疫情的另一阻礙。

在今年晚些時候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全面專注於鞏固他的一人獨裁——轉變自中共以前的「集體領導」獨裁統治模式。習近平現在正把他聲稱全球最優越的「清零」政策，作為實質上的效忠宣誓工具，來嚇阻反對、不滿他更加集中個人權力的黨內資本權貴。在其他危機議題（香港、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新冷戰）上，習近平的默認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質疑時，在自身原本立場上走更遠。

因此，儘管釀成經濟災難、失業率飆升，社會上也浮現民眾普遍不滿的情緒，但習近平似乎仍打算將「清零」政策至少維持到二十大。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對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卻批評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續」，而他這番言論在中國媒體被封殺。過去幾個月，中國幾位知名病毒學家也針對「清零」政策，提出了類似批評——當然，這些評論已經被中共審查機器和諧掉。

清零政策的偏執重創中國經濟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加上中國民眾接種的國產疫苗保護力欠佳，導致疫情比以往更難以控制。習近平近乎偏執地堅持繼續執行強硬的清零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愚行不僅無助於應對當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駭人的人道災難。在經濟層面上，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發的疫情襲擊了沿海經濟重鎮，除了上海還包括深圳、廣州。令這些重點經濟紛紛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閉狀態。據日本野村銀行估計，整個中國現時有4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狀態之下，他們在過去每年平均貢獻了大約7.2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值。

增長目標

中國政府為2022年制定了5.5%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目標，而根據中國官方的數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長為4.8%，當然這數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於年度的建設和投資項目剛剛啟動，第一季度的數字通常會稍低。然而，由於上海作為經濟中心的封城狀態是由三月底才開始，對經濟的影響將在第二季度才開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嚴厲封城政策會對一個城市經濟造成多大影響？這數字可以參考同樣進入封城狀態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約早半個月開始實施封城，對經濟的影響部分地呈現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長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數字出現了驚人-7.9%的負增長！雖然東北三省的經濟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狀態，但對比起黑龍江5.4%與遼寧2.7%的增長，吉林的經濟衰退可謂墜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預計，上海第二季度的經濟數字將會出現嚴重萎縮，可能將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而作為經濟中心的上海，它的負面效應將輻射全國，長江三角州地區工業重鎮首當其衝陷入了癱瘓狀態。因此，在理應帶動全國全年經濟增長的第二季度中，中國的數字很大機會急劇下降，而全年的經濟增長也非常不可能達成5.5%的目標。這對於一直走低的經濟增長走勢而言是一個噩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中亦將中國本年度的經濟增長預測從4.8%下調至4.4%，但也警告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因此總理李克強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識到每一波疫情的爆發都將帶來愈來愈高的經濟代價，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刺激措施。但具體要如何「平衡」？中共當中似乎也沒有人能說清楚。

而當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與病毒共存，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仍堅持清零政策，大規模的停工極大地影響了生產與供應鏈的運作，令外國資本深感憂慮。尤其是這與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經濟動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脫鈎進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開始，但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國公司也將加快將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調查顯示， 58%受訪在華美資企業下調本年營的收預期，52%的企業表示在華投資計劃被推遲或已計劃減少投資。商會更稱假如中國繼續清零政策，將會有更多的跨國企業考慮轉移到其他國家。

資金外流

加上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的態度令外國投資者更加關注地緣政治風險，西方集團至少在短期內更具凝聚力，中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包括未來遭遇今天俄羅斯式制裁的威脅，以及經濟脫鈎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加強。另一個額外的風險是中國和美國之間日益擴大的利率差距，美聯儲提高了美國的利率，並將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推高。外資加快了撤出中國。根據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4月份外幣存款錄得了負增長，減少488億美元。這種資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對經濟衰退威脅的普遍悲觀情緒和中國企業違約潮。

外國資金的抽離直接導致了股票市場應聲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國股市就累計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數自今年以來下跌下20%，令中國股票市場成為了僅次俄羅斯的全球表現最差股市。

內企危機

當然，這些負面因素並非只針對於外國資本，國內企業同樣面臨停業停產、工人被裁、消費疲弱、以及債務違約等危機。由於疫情主要爆發在主要工業區，被封控區內的工廠生產線的停工停產影響了下游供應環節，令其他沒受疫情影響的地區也面臨原料或零件不足而無法生產的困境。華為消費者業務CEO更表示，5月份之後， 所有涉及上海供應鏈的科技和工業產業都將全面停產。而對於停工的製造業企業而言，停產直接造成產品無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預期將會出現大量的違約訴訟，尤其是對外資企業的違約問題，令國內的資本最為頭疼。

有趣的是，網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無法生產，造成海外合約訂單無法如期履行合約交貨。外資方面卻堅持央企要為違約作出賠償，理由是因為中國對外的主要官方媒體《中國日報》（China Daily）報導稱當地沒有受疫情影響，工廠已經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領導稱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不應作準，真實情況要看BBC或者CNN的報導。

這反映了不管是實際的封控政策乃至宣傳造假都對企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和困難，即便是國企都在面臨危機，那麼對抗風險能力更低的私營中小企而言，情況更是令他們感到絕望。對很多於處封控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業而言，長達超過一個月的停工停業令他們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經濟日報》報導，4成受訪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表示他們的現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撐1個月。這意味着到了六月，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將要面臨倒閉。而中小企業支撐了中國62%的GDP，當中九成的中小企屬於製造業。假如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將不僅僅是會在數字上重創中國資本主義的成績單，更會連帶波及上下游供應鏈企業，引發經濟危機的漣漪效應。四月份中國製造業與服務業的PMI指數數字在G20各國中雙雙墊底，情況甚至比深陷戰爭泥潭同時遭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全力制裁的俄羅斯還差。PMI是一個顯示市場狀況和公司預期增長或收縮的指數。

「史上最難就業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率高達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達40%，這些地區的製造企業可謂已經處於整體崩潰的邊緣。而這些企業所面對的困難已經觸發了就業危機，而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擊了城鎮的服務業，偏偏服務業正正是中國城鎮最大的就業源，國家統計局的報告稱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鎮失業率已達到5.8%，打破了「十四五規劃」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創下了2020年6月以來的新高。當中最觸目驚心的是青年群體的情況，16-24歲組別的失業率高達18%。5月初，全國大學生畢業就業率只有約20%，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季」。且這個所謂的「城鎮失業率」的統計設計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失業後沒有任何城市戶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無法長期留在城鎮中待業只能回到農村生活，這樣的農民工自然就不會被統計入內。而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中的絕對主力，農民工失業的情況比城鎮居民嚴重得多。

同時，在幾年前還相當繁榮的中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傳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多家互聯網大廠的裁員幅度更有高達兩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業員工被迫轉業為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零散工種以維持生計。現時，全國8.8億勞動人口中有2億人口屬於這種所謂的「靈活就業人員」。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強在會議上就罕有地直截了當稱目前全國就業形勢「嚴峻」，並同時提出通過「促進平台經濟（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以及鼓勵創業創新以帶動就業，這一立場似乎於習近平早前對互聯網行業嚴厲整頓的方向大相徑庭，突顯了兩人在經濟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態上的分歧。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權鬥之一部分。

過去作為決定性經濟增長動力的房地產市場亦隨着債務問題引爆了金融泡沫後深陷困境。根據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數據，3月份百強地產公司的房屋銷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速也從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趨勢中國的地產開發投資即將錄得負增長而陷入萎縮狀態。事實上，全國房屋銷售面積及銷售額已經雙雙嚴重負增長，分別下跌了13.8%銷售面積和22.7%銷售額。這些出自中國官方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都明白無誤的表明了房地產市場已正處於一場毀滅性的危機當中。

對於這一系列的危機，中國政府將可能採取什麼樣的對應方法？首先綜合來看，在過去，拉動經濟的三個火車頭──消費、出口、投資，現在都紛紛都出現了問題，消費品零售總額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車銷量腰斬。外貿訂單無法履約，進出口中斷，三月的外貿訂單下跌了一半。中國海關總署公布，3月進口總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來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預計應當是上升8%。上海海關從業者粗略估計，自處於封控狀態以來，每日的帳面損失達100億元人民幣。

四月份災難性的金融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數據，這份數據即便在中國政府極力修飾下依然顯得非常慘澹，某些數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更為惡劣。報告顯示，4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02億元人民幣，同比下跌51%。人民幣貸款增量6454億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貸款的總量更是萎縮了605億。

有人認為，人民銀行一反常態地沒有像往常一樣於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數據，而是選擇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於人民銀行深知數據反映情況非常惡劣，一經公報很可能觸發投資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恐慌與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貸總量的收縮代表中國民眾的購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國政府希望放寬貸款，人民銀行亦決定於4月25日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25%，民眾亦不願意再加槓桿舉債消費。中國政府亦嘗試重新加熱房地產市場，針對個人層面，全國各地已有上百個城市開始陸續為房屋限購政策鬆綁；而對於房企層面，中央所謂的三道紅線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實亡。但從人民銀行的數字上來看，這些間接的刺激政策都沒有收到效果。

「潤學」

因此，外界普遍預計中國在2022年會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資，通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並解決需求與就業問題。然而經過了多年的超大規模基建投資，中國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於飽和狀態，再次以投資基建拉動經濟效果已變得非常低下，且會進一步惡化本來就已經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

這樣暗淡的經濟環境，加上當下普遍民眾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經濟危機折騰得近乎山窮水盡，對未來前境失去信心已經成為了普遍的共識並形成了社會氣氛。近日一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正正道出了這種心態，視頻顯示了身穿白色防護衣的警察上門要將戶主拉往強制隔離，並威脅戶主稱如不就範就會面臨處罰並會禍延三代，戶主則斬釘截鐵地回應「我們是最後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聯網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就是「潤學」，所謂「潤」就是音譯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討論如何逃離中國。這是繼「內卷」及「躺平」思潮後更為激烈和直接的熱門話題。

部分人現時將希望寄託於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後， 經濟重回正軌。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幾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樣只會一波又一波的反覆出現傳播。假如每一次傳播就導致一座中國的城市封控一個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全年都沒有一天是處於「正常」狀態，經濟活動將永遠不可能「重回正軌」。因此，為了在保存顏面的情況下挽救經濟，政府可能假裝清零，民眾假裝相信，但事實上與病毒共存。然而毫無疑問，出於確保習近平終身執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變都必須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舉行之後。但實際的情況是：有多少企業和多少基層勞動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見得能迎來改變？

危機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情況是自「改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接近懸崖邊緣的時間（假如不是已經在往下墜的話）。我們在1月份《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經指出，社會上已開始出現信心危機，而僅僅三個月的發展就印證了我們的預測，而上海乃至長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這一個進程，擊破了民眾對未來的最後一絲冀望。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中國隨時都有機會出現爆炸性的經濟危機消息。同時，這次危機亦直接顯示了習近平為了維護個人的專制以及所謂的面子，令中國社會與基層勞動者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全球範圍內的資本主義都因危機陷於癱瘓，而中國的極權統治現正加劇自己的資本主義危機。要擺脫這一困局，只能通過挑戰專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經濟，科學而民主地制定合適的公共衛生政策。

「潤學」興起反映中共民族主義維穩愈發無力

中國已經陷入2020年以來最嚴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惡劣的封控實施當下，「潤學」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潤」字諧音英語「run」（跑），「潤學」就是呼籲大家儘量「逃離」中國。

3月最後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題的「移居加拿大條件」搜索量暴漲28倍多，位居中國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對於澳大利亞、美國等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檢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於宣布堅持「清零」政策後，對於移民政策講解的視頻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機構收到的業務量驟增，諮詢者大多為中產階級，也有不少專業人士。中共警覺事態嚴重，因此中國各大網絡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關的搜索量相關信息。

嚴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於感到民族主義宣傳愈發無力，以及害怕外匯儲備不足、專業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種辦法收緊中國人出國出境的空間。5月初，移民管理局頒布新規，稱嚴格限制、「勸阻」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遊和探親）。即使出國留學、就業等在名義上還是必要事務，邊檢人員仍然會對出國人員百般刁難，很多人最終仍然被阻攔；很多網民也爆料說，自己不能以留學為名義辦理護照，甚至自己的護照被剪角作廢，而官方「闢謠」並不可能打消社會大眾疑慮。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共政權一直自詡自己嚴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優越性」，試圖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下鞏固自身統治；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對於疫情的災難性應對不當（5月17日，美國官方通報死於新冠人數破100萬大關），也很大程度幫到這一宣傳，但今年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攻破中國防疫大門，廣大工人階級甚至很多中產階級都面臨收入更加不穩定、生活水平惡化、「內卷」進一步加劇的現狀。這些無疑都挑戰着中共官方民族主義勝利敘事。可以說，很多人「潤」的念頭，並非始於防疫亂象，但疫情封控加劇了這一念頭。

當前「潤學」興起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產階級人群對社會的憤怒，當中部分會走向激進化。所謂「中產階級」，其實主要是相當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人；總的來說，因其所處地位，在社會未處於深重危機之時，這一人群總體上政治冷感、「歲靜」或保守，是中共獨裁的重要社會基礎。但現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一步下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內卷」太嚴重、生活壓力太大，政治環境更加高壓，很多人便覺得中國並沒有比世界其他國家優越，因而動了移民念頭——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產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產階級」，大部分其實也不具備「潤」的硬性條件，大多數人想「潤」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應，而不是有實際計劃，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是會留在中國。那麼廣大基層工人怎麼辦呢？特別是，中國只有約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過5000元，而這樣的收入距離移民也差很遠。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民族主義思潮普遍升溫的情況下，不但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為了展現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開移民大門，而且中國移民也不可避免會成為他們移民所在地種族主義攻擊、歧視和歸罪對象。這正反映資本主義的本質：需要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分化來維持統治階級經濟和政治權力。同時，很多民眾也會覺得「潤」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行為，因而不甘心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堅守在中國。

「潤學」興起的背後

最終真的「潤」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潤學」興起顯示，民間對於倒車的社會現狀失望和不滿的情緒正急劇升溫。特別是過去幾個月，以防疫為名的粗暴的社會控制持續升級，令中國廣泛人口集體震驚，並且驚醒起來。仍然留在中國國內的普羅大眾，如果不默默接受現狀，或者是「躺平」消極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現在中國一切從上到下的社會問題，根源都是在於中共獨裁統治，以及其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群眾的社會反抗若要觸及根本，必須聯繫到推翻現行威權資本主義體制，而這需要工人階級邁出第一步，發展自己的戰鬥性獨立組織、獨立工會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

疫情封控下中國大學生受盡打壓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學生抗議，反對政府強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體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發了新一輪奧密克戎新冠疫情以來，中國政府處於一個高度緊繃的狀態。全國各地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團野村估計，中國有46個城市處於全面或局部封城，影響3.54億人。這樣的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疫情，反而使群眾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

在中國的高校制度下，一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達到上萬人，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賴外界的物資保障，這使大學生在高壓管制之下面臨更困難的處境。根據學生在網絡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學生由於得不到及時轉運，被迫和陽性病例一起隔離在宿舍樓中，導致很多健康學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學校，學生也面臨只有乾糧，沒有新鮮的肉或蔬菜。還有一些材料稱，學校連基本的衛生用品或日常用藥都無法提供，尤其是需要醫院開具證明的處方藥，學生們不得不自發地開展以物換物。上海的大學生還報告稱，由於封控下達時他們正在實驗室或者體育館，因此不得不就地隔離，打地鋪席地而睡。

在物資供應相對充足的學校，情況也不容樂觀。在上海同濟大學，提供的豬肉中出現了豬肉絛蟲的卵，這種寄生蟲可能導致患者雙目失明、甚至癱瘓死亡。與此同時，上海梅隴鎮也出現了豬肉絛蟲的案例。可見，這已經不能歸結於「個案」，而是高壓封控下的制度性問題。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鑿鑿地說：「未發現不合格的情況」。但是居民和學生錄製的視頻、拍攝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來風。雖然相關評論在網絡上遭到了大範圍的刪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當時拍攝的圖片。

在封控區以外，大學生也往往面臨額外鎮壓。一方面，政府自89運動之後一直將大學生視為潛在的破壞社會穩定的群體，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壓下害怕承擔責任。因此，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傾向於將大學生嚴厲管控起來。例如說在珠海市，當全體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時候，大學生仍然不被允許自由出入。很多學生必需的辦證、考試甚至買藥都無法得到滿足。在其他地區，有很多學生表示學校只管控學生卻不管控教職工。這種高壓管制已經脫離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為了統治階級加強鎮壓力度的手段。

高壓管制

面對政府和校方的高壓政策，一部分大學生自發地起來組織了抗爭行動。相比於前兩年的大學生抗議封校運動，今年的大學生運動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有了較為明顯的變化。例如說，在3月，四川大學學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團結起來反對官僚主義」的標語，並組織串聯罷課和遊行。迫於學生的壓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學學生運動的鼓舞，其他一些學校學生也爭相效仿，例如武漢科技大學學生也掛出了抗議封校的條幅，最終迫使校方妥協。五月，北京大學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離區外修建了臨時的外牆，被憤怒的學生推翻。學生代表還要求校領導簽字承諾不追究抗議學生。而另一些抗議者就沒這麼「好運」。魯東大學學生孫健在校園內舉着自己寫的標語遊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後遭到校方開除。

相比於舉橫幅或舉牌抗議，更多大學生選擇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不滿。在大學生用戶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潤學」（意為逃離中國）這樣的話題再一次被激烈地討論。在微博上，大學生們發布了抗議封校的言論。這些信息大多數都遭到網絡審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氣，通過技術手段找到發布此類言論的學生，然後「談話警告」，以開除作為威脅要求他們刪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學生在公眾號中寫道：「他們（校方）半夜把我單獨叫到會議室，質問我是不是在網絡上發表了抹黑學校形象的言論，並多次強調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漢，校方禁止學生在社交平台發布和討論與抗議有關的言論或圖片，否則將「給予處分。

大學生目前遭到的高壓管控顯然已經脫離了正常疫情管理的範圍。統治階級害怕政治動盪影響到他們的權威，因此寧可犧牲大學生的基本權利。我們也看到，大學生組織了一系列的抗議運動，雖然這還處於一個自發和初期的狀態，但他們的思想轉變有目共睹，很多過去支持中共的大學生也在網絡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滿。我們認為，必須要用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現在這種政策僵化的獨裁制度，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權利。

連花清瘟膠囊──神藥還是神棍？

上海在過去超過一個月的封城災難中，居民一直面臨被困在家中或小區內，不允許外出購物而導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藥品都嚴重不足的情況。由於將2800萬居民封鎖幾星期根本是荒謬且不可行，加上腐敗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發放的物資對於上海居民而言不過杯水車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設法團購以緩解困境。然而，在整個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卻有着最充足的供應量，保證每家每戶都至少能有兩盒。民眾自然而然的質疑：這到底是「神藥」還是另一個為煽動民族主義而編織的「神話」？

藥廠的辯解

首先，對於這款中成藥，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絕對不是針對新冠病毒所研發和生產的，而是由製藥企業「以嶺藥業」在2004年「花了15天時間研發」出來的一款中成藥。當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發之時，5月藥廠就在《植物醫學》（Phytomedicine）中發表報告指「連花清瘟」對新冠肺炎的「主要臨床症狀（發熱、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壯持續時間有所縮短。因此，此藥隨即被國家衛建委列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中。同時藥廠也聲稱「研究報告」指「連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陽性感染率達76%。這些基本上就是藥廠面對質疑自我辯解所提出的「證據」。

而然仔細檢視，這些所謂的「證據」非常薄弱。這款中成藥事實上是2003年針對SARS非典型肺炎而開發的，而由於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對短時間內就平息，因此在研發過程中根本沒有足夠的病患作為樣本，隨後的隨機對照試驗以及第四期臨床試驗也就不了了之。隨後在2009年，以嶺藥業再將此藥註冊研究用於H1N1流感的治療，報告的結果被認為未達統計學意義。

直到2020年，「連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東風，在被吹噓為「國士」的鐘南山背書下，成為了中國對抗疫情的神藥。《社會主義者》雜誌諮詢過一位香港註冊的中藥藥劑師的意見，她認為，以中醫體系的角度來看，「連花清瘟」的藥方僅僅是對於「症狀」有效，而並不代表對「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預防」作用。

相比起藥效，更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利益輸送問題。2015年，鍾南山就與以嶺藥業的老闆吳以嶺簽訂了關於連花清瘟藥品的合作研究項目，並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嶺肺絡聯合研究中心」。因此，鍾南山本人與以嶺藥業有着明顯的利益關係，然而，這一層關係卻沒有在任何一篇論文或研究報告中公開披露。

不僅以嶺藥業，同時被納入衛建委《診療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藥液，由紅日藥業生產，而紅日藥業正是鍾南山作為董事的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持股12.5%）。

這樣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下卻堂而皇之地進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連花清瘟」有着絕對充足的存貨，保證送到每家每戶手中。據統計，這樣的貨運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間全部運力的三分之一。以嶺藥業從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代價卻是由民眾承受着這些藥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風險。

又是民族主義

中共顯然把這一場新冠疫情同時作為民族主義的表演舞台。習近平為了豎立他所認為的「民族自信」，甚至將中國傳統醫藥與現代醫學人為地對立起來，讓大批網絡水軍攻擊詆毀各種現代藥品的安全性和療效。這一點甚至連很多中國的傳統中醫師都感到費解。中共一直宣稱自己之所以要堅持清零政策是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而事實是從製藥企業到病毒檢測機構都在過程中賺取了難以想像的利潤。根據《福布斯》雜誌表示，中國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來自醫療或醫藥產業的。中共專政官僚與中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資本家各得其所，而沒有任何選擇權和發言權的民眾卻只能成為被宰割的對象。因此，維護群眾的利益和健康，不僅僅要挑戰中共的官僚專制，更要打倒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譯運動

眾所周知，中共的內外宣傳有著天壤之別。多年以來，通過建立嚴格的輿論管制體系，設置網絡防火墻、控評、利用信息繭房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等等，以更好的操縱和愚弄中國的人民群眾，為自己服務。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上更是將這一手段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在國際上采取模糊的“中立立場”，既反對對俄制裁，並且在聯合國投票反對譴責俄羅斯，但又給烏克蘭提供所謂的民用物資捐助（這背後必然是基於利益考量），試圖在海內外群眾面前裝扮成“好人”；這些虛偽愚弄了澤連斯基政權，使其要求中國政府向普京施壓停戰。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親俄國公開支持侵略戰爭的輿論報道（包括假新聞）充斥內地網絡平台，甚至通過自己的喉舌媒體發聲去支持俄羅斯，比如播放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宣傳片進行暗示，卻限制同情烏克蘭或者宣傳反戰思想以及資訊流出，在這種封閉式單方面灌輸的影響之下，宣揚暴力以及好戰的狂熱民粹主義思想在內地網絡甚囂塵上，比如在俄羅斯剛剛發動侵略後，有關“趁機收留、帶走烏克蘭美女”的性騷擾言論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譯運動（英語：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簡稱TGTM）應運而生。這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出現的一場網絡群體運動，旨在翻譯中國互聯網的輿論內容，中國共產黨黨媒官媒的部分報道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控制與洗腦”，以展現中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立場以及中國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慘景象，促使海內外華人從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與政治宣傳中脫離。3月17日，大翻譯運動官方推特發文稱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實的翻譯“謊言”。

打破中共的兩面三刀

大翻譯運動最早起源於Reddit論壇的數個中文子板塊之間，該運動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後中國人組成”，他們將中國“局域網”的言論翻譯為英、法、德、日、韓和阿拉伯語，“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層次，有理據地展現大陸人的言行舉止”。簡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鎖，戳穿中共玩兩面手法的宣傳謊言以及中國官方媒體橫行多年的民粹主義遮羞布。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大翻譯運動出現後，就立刻引起中國各大媒體的極度不滿與貶斥，以至於新浪財經、澎湃新聞等等都要反覆高呼“過激言論不可取，極端言論不必理”、“境外勢力別有用心”的口號標語了。

對於大翻譯運動，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辯證地看待，它是充滿矛盾的。運動中有進步也有不甚進步的元素。它無疑可以在教育群眾和揭露國家宣傳中發揮正面作用，但單靠它卻不會帶來改革。它並不能迫使獨裁政權的媒體自我糾正。現存體制並不能通過施壓而自我改良。需要一個政治力量來運用這些資訊，並將之聯系至一個鬥爭的綱領。只有建設一個群眾性工人運動，組織所有受壓迫階層來反對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同時也要注意到大翻譯運動群體構成覆雜，大量成員寄希望於虛無縹緲的資產階級民主，妄想通過文宣工作推動所謂西化，並且相當部分參與者也是右翼種族主義者（因為痛恨中共而遷怒到整個中國人群體），不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改變，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為止了。

大翻譯運動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經濟病毒正在侵蝕中共（同時危機也在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和青年，以至工人階級對現存秩序感到絕望。當今局勢更加展示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淩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制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借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鏟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準、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借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墻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著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系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系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沖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著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著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覆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覆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沖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盡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著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沈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著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著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雇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墻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沖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系。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凈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制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托辭，習近平政權顯著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征（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幹預特征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盡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紮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著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恒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著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沈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里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盡管還不意味著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盡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志著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著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蕩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著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蕩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

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征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麽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麽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余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中國：拯救地球，終結資本主義專制統治！

全球各地資本主義政府都在自吹自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取得的進展。然而，戰爭、去全球化乃至於新冠疫情——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處於危機中的表現——都成為不斷增加使用化石燃料的借口。

中共獨裁也喜歡自稱為“綠色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氣候災難推手之一。而中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是最容易受生態環境破壞影響的群體。到本世紀末，中國可能有多達5700萬人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大部分會是住在上海和廣州的人民。

煤炭癮

中國資本主義對煤炭上了癮。在2021年，中國占了全球新煤廠的過半產量。由於經濟放緩，中共獨裁政權正試圖增加煤炭使用量，來再刺激經濟增長。今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很多有關煤炭生產方面的限制措施，同時為煤炭項目額外發放了100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由於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煤炭現在也要便宜得多。中國政府從5月1日起就取消了煤炭的進口關稅。

在COP26（格拉斯哥舉行的2021年聯合國氣候峰會），中國是拒絕在減少煤炭使用量的條約中簽字的眾多國家之一。盡管習近平承諾“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但中國帝國主義的實際作為卻是南轅北轍。習近平的承諾並不包括中國企業正在興建中的發電廠。這些發電廠每年合計的碳排放量可達3億噸，相當於西班牙全國的年排放量。

水資源短缺

接踵而來的還有水資源危機。冰河的加速融化減少了可用的水資源。在被譽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上，在過去的50年里，氣溫上升了3-3.5度。

自1990年代以來，長江的淡水減少了13.9%。中國最快在2030年，就可能達到用水量超過供水量的臨界點。中共的“解決方案”是一項耗資620億美元的大型南水北調工程。這意味著，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3萬人口將被迫搬遷，當局幾乎沒有進行補償，也沒有提供任何工作機會。棲息地的破壞將造成水生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並導致水質進一步惡化。

盡管這是一個“超級工程”，但歸根結底，這對於應對中國供水量萎縮根本是杯水車薪。如果不摒棄化石燃料，全球變暖將繼續加速幹旱。中國海岸線沿線的海平面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去年海平面比1993-2011年高出84毫米。到2100年，上海一半的地區將被淹沒或被洪水淹沒。中國在國際上廣受讚譽的方案是建造“海綿城市”（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釋放水的城市）。但只有15%的建設項目是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其餘的則是通過銀行和開發商的稅收減免獲得的。然後，銀行利用在“海綿城市”的投資回報繼續投資於重污染行業。

“海綿城市”

中共資本主義獨裁還阻止媒體報道非法和不合格的施工，這意味著宣稱已經交付的項目很多實際上是不能運作的。當局稱作千年一遇的2021年的河南水災中，鄭州“智慧隧道”的自動防洪和抽水系統發生了災難性的故障。

結果，數百輛汽車被困在被淹的隧道中，造成6人死亡（水災總計有398人喪生）。這場災難和其他災難凸顯了中國獨立工會（被中共當局禁止）行使民主控制、決定何時停工和適當檢查新基礎設施的必要性。中共承諾從現在到2025年將增加“至少570吉瓦”的風能和太陽能。但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正在逐步取消，2022年風電增長似乎正在放緩。官方數據還隱瞞了電力公司實際上購買的綠色能源總量——畢竟煤電通常更加便宜。

核能的危險

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北京計劃到本世紀中葉將核電產能擴大七倍。鑒於中共在其他項目中，有著削減成本的建設醜聞這些不良記錄，我們不應該對他們安全運營核電站這一點有一絲一毫信任。由於對外包和分包商的依賴日益增加，運營和廢燃料儲存的危險已經加劇。 只有擺脫資本主義桎梏和約束，實現民主規劃，才能使我們快速過渡到我們需要的可再生能源系統，以確保人類和地球有著安全的未來。

中國“清零政策”：習近平的極權控制新時代

6月底，中共高層官員在北京發出重磅聲明，揚言“未來五年常態化防疫”。 《北京日報》的一篇報道援引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的話，說“未來五年”北京將維持嚴厲的清零政策，其他官媒轉載了這個報道。幾個小時後，蔡奇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引爆了輿論，文章隨即被刪除；審查員還刪除了所有提及“五年”的內容。這是中共獨裁政權和習派（蔡奇被視為習派“浙江幫”一員）的又一驚人過失。

面對經濟困難和中共殘酷的防疫政策，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眾情緒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年的防疫措施標志著該政權已經完全“奧威爾化”。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習近平政權的清零不是臨時權宜之計，而是一個將在全國鋪開的大規模、永久性、半軍事化的社會控制系統。蔡奇的口誤只是證實了我們所見。

中共正將在新疆研發的鎮壓技術推廣全國，其中一部分已經用在了漢人地區——這種做法有時被稱作“科技威權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警告，在對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無情壓迫的新疆，已成為了中共獨裁政權大規模監控的試驗場。這些監控和鎮壓手段將嚴重威脅全中國所有工人和青年。

盡管清零政策下肆意而殘酷的大規模封城，還不能與新疆大規模關押和洗腦教育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但中共仍然以偽醫學的論據為基礎，開展軍事式執法。取代新疆的集中營和奴隸工廠的，是令人厭惡的方艙醫院，和把工人“閉環管理”的資本主義生產線。

經濟癱瘓

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漸陷入癱瘓。官方在第二季度很可能會偽造GDP數據、制造虛假增長，因為如果把令人震驚的糟糕經濟數據完全公之於眾，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正式開啟終身執政的計劃將進一步受到沖擊。

失業率正在暴漲，北京大學的一份報告警告稱，失業率可能會達到2020年疫情首次爆發時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即9300萬人失業。大多數經濟學家警告，由於多種因素，今年的經濟衰退後，不太可能出現與兩年前類似的快速V型反彈。

就全球形勢來看，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衰退風險。中國的房地產危機和相關的債務緊縮增加了下行壓力。對許多人來說，收入和工作保障都不如兩年前；消費者似乎並不太可能在下半年掀起一波“報覆性消費”。

根據日本投行野村控股的數據，4月份中國有3.73億人處於完全或部分封鎖狀態。隨著感染率下降，6月份遭封控人口降至7400萬人，但隨著BA.5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的傳播，遭封控人口截止7月19日又回升至2.64億。時隔六個月，1300萬人口的西安於7月宣布再次封城。

那些在6月歡呼中國疫情封城惡夢“結束”的經濟學者（當時上海獲得短暫解封），顯然是仿佛喝醉一般，過於接受中共宣傳。但正如中國勞工論壇等所警告的那樣，政府的策略注定“竹籃打水一場空”——特別是面對傳播速度極快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時候。

中國制度更“優越”？

習近平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政策。然而，他最有力的宣傳，卻是大部分西方政府在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下，縮減醫療保健系統和預算後的糟糕表現。現在，疫苗接種計劃和事實上的“群體免疫”（以巨大的社會代價實現）已經讓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疫情影響，習近平的“中國制度的優越性”的民族主義宣傳已經無力了很多；而中國人民則開始將他們的苦難與國外似乎已經“恢覆正常”的世界進行對比。

綜觀全球，中國染疫死亡數的確非常低，但許多患其他疾病的病人在封城期間被醫院拒之門外，導致了大量未被統計的死亡。將數以千萬計的人關在類似於單獨監禁的條件下，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機，而醫保系統捉襟見肘，難以應對這場危機（中國每十萬人中有8.9名精神衛生工作者，而中高收入國家平均為每十萬人擁有20.6名精神衛生工作者）。

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政府都無法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習近平政權表示，反對習近平的清零路線就等於什麽都不做或“躺平”。這絕非社會主義者的看法。有效抗擊新冠肺炎需要強大的獨立工人組織和充分的民主權利。

需要通過群眾宣傳，提高群眾意識，也需要撤銷中共對mRNA疫苗的進口禁令——因為mRNA疫苗的防疫效力要比國產疫苗高得多，尤其是對於老年人。任何緊急限制措施，應當由民主基層委員會組織作出民主決定。

作為給所有工人建立體面的福利體系的一步，需要建立全民失業和醫療保險。

中國的醫療體系需要大量投資和升級，需要強大的獨立醫護人員工會和民主的工人階級控制。需要采取社會主義措施來接管資本家的財富，民主地實施計劃經濟。而這一切都需要結束獨裁統治，建立一個完全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

社會主義者與中美冷戰

全球最大的金融投機商貝萊德的董事長芬克（Larry Fink）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諸如芬克這些資本家都還在用將來時態談論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冷戰，而現在他們則正試圖跟上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但實際上，今天的中美沖突肇始於十年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策略。而習近平2012年在中國上台後，在大幅升級國內鎮壓和強硬控制的同時，也采取了更具侵略性和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習近平摒棄了由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務實外交政策，轉而吹噓並誇大中國的能力。例如，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生物制藥領域投資了數千億美元，國產的新冠疫苗效力還是令人失望。

2018年，右翼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期間，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升級，引發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中輸給拜登後，我們指出冷戰將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繼續升級；這是因為沖突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危機這一客觀過程，而不是在於執政的是哪個資本主義政黨。

在ISA的2020年大會的世界展望決議中，我們提出，“中美沖突現在是全球局勢的主軸”。正如該決議所闡明的那樣：“世界資本主義正在走出主導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並進入以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沖突為主導因素的‘地緣經濟’時代。 ”

國家先於市場

上面引述的我們的觀點，是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之前提出的，而疫情與戰爭加速了這些過程，今天的世界進一步走向軍國主義和更激烈的地緣政治權力鬥爭，經濟發展趨勢由前述局勢決定，而不是引領局勢發展。民族國家作為資本主義的強力工具，逐步取代“市場力量”居於主導地位。軍事擴張和戰略上去全球化成為當前的主要趨勢。固然日本和德國是典型的國家軍費擴張，其意義重大且令人擔憂，但當前的問題不僅僅在於軍費。

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擁有355艘艦艇，並於6月下水了其第三艘、也是其最先進的福建號航空母艦——相對美國海軍只有297艘艦艇。習近平提出“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軍事現代化計劃，旨在建軍100年時，中國軍隊將與美軍分庭抗禮。許多評論員警告說，這恐怕就是習近平的攻台時間表，他下定決心將台灣置於北京的控制之下。然而，中國已經100年沒有打過海戰了。而且軍事專家警告說，攻台將比1944年諾曼底登陸更加覆雜。

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正在打造一種歇斯底里的政治氣候，同時準備進一步掠奪工人階級，以組織更龐大、更具殺傷力的軍隊。在全球各國，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解決”方案都是“增加軍備”！民族主義、歇斯底里和暈頭轉向的狀況在戰爭初期階段很常見。但隨著對反戰、反資本主義和國際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增加，社會趨勢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

最近在西班牙舉行的北約峰會、在德國舉行的G7會議以及在日本舉行的四邊安全對話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這些會議都意味著西方各國協調起來的反制行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反制行動不僅是對俄羅斯，更是針對中國。北約2022年戰略構想中首次將中國列入“系統性挑戰”，證明了削弱中國是美帝國主義與北約最重要的長期目標。英國海軍上將本·基伊爵士（Sir Ben Key）最近在演講中強調了這一戰略重點，他警告說，“僅僅關注熊（俄羅斯）有看不見虎（中國）的風險”。雖然中國的老虎數目很少，但是基伊爵士用老虎指代中國的意圖還是很清楚（顯然，領導海軍並不需要對於動物學有任何了解）。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所有這些會議的第一個議程。但是，四邊安全對話是個例外，因為印度總理莫迪的參與使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需要傳達一些不同的信息。印度拒絕站在反對俄羅斯的一方，部分原因是害怕自己反俄會讓普京更靠近中國。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遊說俄羅斯削減對印軍售，而中印存在長期的邊界爭端。習近平實質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部分盤算在於以此作為對付印度的籌碼，讓中國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俄羅斯軍事技術。

末日

對實際上已被排擠出世界經濟體系的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有另一重目的，即是警告中國，在未來西方或將和中國攤牌；同時這也是對於未來制裁中國的預演。當開始制裁中國之時，全球將會受到與現今全然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對全球供應鏈、貿易和金融流動至關重要。一間西方大企業的老闆如是告訴《金融時報》：“如果把對俄羅斯的制裁用於中國，中國和世界的經濟都會面臨末日。”

雙方都希望避免或推遲這種情況，但雙方也在為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就連在美蘇冷戰期間通過談判將毛時代的中國帶入西方陣營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同意，不能讓今天的資本主義中國成為“霸權”——盡管基辛格也警告說，中美的沖突潛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使美帝國主義能夠集結其更多的盟友於其反華戰略上。雖然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拜登政府的眼中，德國政府仍與中俄有糾葛；但與2月入侵前各國政府的立場相比，他們的分歧已大大縮窄。

新形勢也為美國軍工業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天後，德國政府便決定將其軍事預算從2021年的470億歐元增加到2022年的1000億歐元，並隨即購買了35架能夠攜帶核武器的美國F-35戰鬥機（估價40億歐元）。隨著德國和歐洲逐漸避免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美國能源行業也將獲得巨大收益。今年前四個月，從美國到歐洲的液化天然氣運輸量與2021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兩倍。

北約及其盟友

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首次邀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這不僅僅是在警告北京，而且是為了進一步強化這些印太國家與北約之間的軍事協作。因此，雖然習近平政權的如意算盤或許打算從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中獲利，但因為中國經濟遭受到的風險要高得多，習近平最終會比普京損失更大。

這一進程關聯到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和兩個敵對陣營的形成，而在這過程中，中國面臨被排擠出關鍵行業的市場、被禁止獲得新技術的風險。美國科技領域億萬富翁柯斯拉（Vinod Khosla）預測，中美“技術經濟戰”將持續20年。美國已經對5G和半導體等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實施了嚴格的管控，而這種控制只會擴大。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多項法案，旨在加強對美國在眾多中國商業領域投資的審查，並為美國生產半導體、稀土、先進電池，以及中國占主導地位或美國容易受到供應鏈中斷影響的行業提供資金。

特朗普通過監管措施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發動的攻勢，使華為陷入嚴重危機。由於受到美國制裁而無法獲得最新芯片，自2018年以來華為在中國國內智能手機市場的位置已從第一名跌至第六名，過去一年的銷售額下降了64%。雪上加霜的是，華為被迫縮減其在俄羅斯（其為數不多的增長市場之一）的業務，以避免觸發西方制裁。

特朗普執政期間設立的“中國公司黑名單”，已成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經濟戰模板。在拜登執政期間，黑名單繼續擴大，中國媒體稱目前其中有260家中國公司；2月份還新增了100多家俄羅斯公司。

削減關稅？

“（中美科技戰）進一步的升級是有可能的。”美籍華人評論員裴敏欣認為，“如果美國說服歐盟和日本恢覆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CoCom），以阻止技術流向中國——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則使這一前景更有可能——中國將沒有機會在與美國的技術競賽中獲勝。”

有報道稱，拜登正在考慮可能取消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關稅，這一點與和中國打科技戰並不矛盾。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關稅削減力度恐將十分輕微，也許會取消不到3%的關稅，而這些關稅完全覆蓋了價值超過3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其目的是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然而僅是這樣的關稅削減，對通貨膨脹恐怕產生不了什麼影響。

相互矛盾的說法充分展現了，拜登政府內的財政部和商務部之間存在著權力鬥爭，任何降低關稅的做法都可能使總統受到來自國會雙方的攻擊，認為他對中國態度軟弱。不僅是在中國，在全球所有地方，狂熱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各國政府進行政策調整的掣肘。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似乎支持對關稅進行一些 “重新調整”，她認為關稅作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不是特別有效，需要更多的 “戰略性”關稅。因此，這場辯論是關於如何更“有技巧”地對中國經濟施加壓力，僅此而已。

中歐關系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北京希望在德國事實上的領導下，歐盟會在中美沖突中保持 “戰略中立”的立場。這種希望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德國資本主義不會做任何損害德國每年對中國超過1000億美元的出口的事情。但是，習近平將歐盟與中國的關系從中美冷戰中解救出來的希望，早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就開始走向破滅了。

在新疆問題上中國與歐盟的緊張對峙，使去年3月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化為泡影。如果該協定得到批準，這將是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交突破，也是對華盛頓的回擊。但現在CAI已經胎死腹中。今年，德國政府以中共在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新疆地區侵犯人權為由，對其最大的公司，包括汽車制造商大眾汽車，施加了財政和政治壓力。

新疆問題被用來展示柏林對中國以及對德國資本家采取的新的強硬態度，以迫使這些德國企業的投資和供應鏈走向“多樣化”，不再對中國片面依賴。這是一個新的全球趨勢，反映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多地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私人公司的投資決策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可謂效仿了中國模式的一些特征。

這種“國家主義”的做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盛時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今天，各國統治階級都需要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以便在《金融時報》的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所描述的 “失序世界的新時代”中生存下來。正是這一點，而不是對在新疆發生的鎮壓和酷刑的關切，迫使德國和其他西方經濟體停止增強與中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與中國經濟的脫鉤仍處於初期階段，但它正在加速，正如習近平在黨內的一些批評者所警示，他把責任歸咎於他與普京的“無止境”聯盟。

事實上，這個脫鉤進程在幾乎十年前就開始了，由其他種種因素推動，包括與其他亞洲甚至東歐經濟體相比，中國工人工資水平的上漲。但在今年上半年，有1.1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被取消注冊，而去年新注冊的外國公司則為8000家。光大證券估計，在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期間，約有7%的中國家具訂單、5%的紡織產品和2%的電子產品“流失”到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趨勢被新冠疫情流行期間中國出口的暫時繁榮所掩蓋，但隨著這種繁榮現在逐漸消失，我們很可能看到中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類似於三十年前在日本發生的情況。

民主權利

以美國為首的陣營將其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描述為捍衛“民主”，反對 “專制”。同樣的虛偽立場也能在新疆和台灣問題上看到。中俄帝國主義宣傳依靠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們指責西方試圖削弱和摧毀祖國，用心險惡地利用“民主”作為其一種攻擊手段。工人、反戰和民主運動人士、LGBT+人群和女權主義者——所有反對政府的人都被貼上了“境外勢力”的標簽。這些民族主義宣傳言行，旨在成為強國，奪回 “被外敵竊取的領土”。馬克思主義者和ISA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大國或集團及其宣傳。我們警告，支持任何一個陣營，或者認為一個帝國主義比另一個帝國主義危險性小，都會給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為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中，帝國主義從來不是盟友，他們也不站在群眾的民主權利一邊。目前在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存在（但在中國完全沒有、在俄羅斯也不斷被打壓）的政治自由，比如投票權、組織權、言論自由和罷工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通過群眾壓力和鬥爭贏得的，而不是統治階級的仁慈換來的。

美國對墮胎權的猛烈攻勢，揭露出華盛頓試圖占據“民主”高地的笑柄。近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公民自由和工會權利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擊。在形式上擁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本身並非是民主權利的保衛者。托洛茨基解釋道，如果工人階級尚沒有立即推翻資本主義的能力，他們就必須保衛資產階級民主，以反制法西斯主義或威權主義反動攻擊。“但是，工人不能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方法（人民陣線、選舉聯盟、聯合政府等）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方法。”（《簡析西班牙形勢》，1937年）。

“好的獨裁者？”

勞動人民永遠不能指望資本主義國家、法院、警察或資產階級軍隊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權利是鬥爭和社會中階級力量平衡換來的結果，而不是寫在法律或憲法中的東西。只有國際範圍的群眾鬥爭，並由恢覆元氣的工人運動領導，為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鬥爭，才能確保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唯一能夠結束戰爭和民族壓迫的力量。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等資本主義政權的奧威爾式的國家鎮壓，並站在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一邊，因為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對獨裁政權真正展開鬥爭的力量。

當北約需要土耳其批準瑞典和芬蘭的加入申請時，這些“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擇毫無顧忌地討好冷血獨裁者埃爾多安，而他正在準備對庫爾德人發動新的戰爭，並打壓工會、婦女和LGBT+的權利。

同樣令人驚嘆的雙重標準也表現於拜登最近訪問沙特阿拉伯，與獨裁者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歡的消息。拜登在兩年前的競選活動中吹噓，他將把沙特阿拉伯視為“被放逐者（印度種性，pariah）”，但現在在對俄羅斯石油禁運、沖擊全球市場之時，他需要一項石油供應協議。布林肯在7月的任務也是如此，他需要說服泰國軍事獨裁者巴育將軍，因為華盛頓不希望看到泰國當局完全轉向中國一邊。

清晰的分析

中美帝國主義的沖突幾乎穿插到了世界各地發生的每一場運動和鬥爭中。我們去年在緬甸看到了這個因素，一方面，軍方發動的政變得到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青年和工人發起了令人驚嘆的抵抗鬥爭和大規模罷工，不幸的是，他們開始期盼西方壓力，甚至所謂國際社會的幹預來幫助他們擊敗軍政府。這是一個殘酷的幻想，在鬥爭中只能混淆視聽。同樣的情況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2019年香港的大規模民主抗議中，次年又在泰國發生。

在新冷戰造成的全球環境變化中，這些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訓。在上述例子中，某種兩害取其輕思想在運動中占據了上風，使一部分群眾失去了方向，導致鬥爭急轉直下。同樣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台灣和韓國等國家，部分工人運動和左翼勢力也會因為這些覆雜情況而迷失方向和分裂。當然，這對中國新生的工人運動也是一個警醒。

冷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利用已經很動蕩的世界局勢，並進一步推動兩極化，以獲取地緣政治上的勝利，這給工人和青年帶來了嚴重危險。即使沒有爆發另一場比烏克蘭戰爭相當或更嚴重的熱戰，情況也是如此十分危險。一個明確的展望、分析和綱領，拒絕兩害取其輕和民族主義，采取國際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立場，堅定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政府，這是確保被壓迫者的關鍵鬥爭不被反動傾向所破壞的唯一途徑。

中國：拒繳房貸行動震撼當局

中國正被新一場抗議運動所震撼。數以萬計的罷交房貸者宣佈，他們將不再償還他們無法居住的、未完工樓盤的住房貸款。

幾週前剛在社交媒體上宣佈消息，這場運動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蔓延到另外幾十個城市。

儘管在國家審查之下，對該主題進行的討論遭到封殺，協調這場“抗議”的網絡論壇也被關閉，但運動仍然在持續並蔓延。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每週都在惡化。房地產暴跌的速度和深度，讓全球投資者和中國政府猝不及防。

標普全球（S&P Global）已經修訂了他們早期對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收縮15%的評估，現在預測將會有衰退28-33%的大崩盤。

這個數字實在太大，因此這樣一來，中國經濟不可能避免衰退。儘管如此，北京仍可能公佈虛假的GDP數據，在年底聲稱今年GDP增長3-4%。

偽造數據

第二季度GDP增長0.4%的數字是不可信的。我們考察其它指標，如房屋銷售、水泥和鋼鐵產量、公路運輸和航空旅行數據，似乎更可能的是，中國經濟在4-6月期間是急劇收縮的。

拒繳房貸行動最初於6月底在江西省爆發，隨後類似行動迅速蔓延。拒絕支付抵押貸款行動的範圍，已經從最初的20個建築項目，波及到100個、200個，而現在是全國300個建築項目都有拒絕償還銀行貸款的行動。

這場反抗包含了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拒繳房貸者，遍及全國約50個城市。這些城市大多較為貧困，表明這次抗議以工人階級或中下層家庭為主體。

在中國，估計有800萬套未完工的樓盤，這些樓盤被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出售，買家無法入住。

在中國，新樓盤最常見的銷售方式是預售，高達80%的樓盤在建成之前就已售出。這些樓盤因為開發商（都是中國最大的一些公司）已經耗盡了資金，而暫停建設。

迅速發酵

拒繳房貸行動是中國“躺平”現象的最新表現。不同的是，這不僅僅是消極的不合作，而是積極的鬥爭，拒付房貸恐將面臨國家嚴厲的鎮壓和威脅。

這一運動使當局感到恐慌，因為如果運動蔓延，可能會對銀行系統產生潛在的嚴重影響。

“施工延誤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一名中共官員告訴《金融時報》：“出乎意料的是問題失控地蔓延。”

澳新銀行研究部的高級中國經濟師Betty Wang告訴A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新聞：“如果任由拒付抵押貸款行動更快速發展，先不說是否會走向爆炸性局面，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威脅到金融穩定。”她補充說：“如果決策者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它可能會進一步發展並演變成更大的風險。”

作為中國央行的人行今天宣佈了一項新的房地產行業救助方案，金額為1萬億人民幣元（1480億美元），以重振一些停工的住房項目。

在我們看來，這個方案不足以解決問題，正如我們所見，今年隨著房地產持續低迷，許多早些時候的政府措施都沒能達成效果。北京政府的日益癱瘓是今年危機的一個特徵。

當局的兩難

中共政權有一個傳統，就是將微小讓步和嚴厲鎮壓相結合，即通過使用胡蘿卜加大棒的威逼利誘方法來解決群眾鬥爭。

但是政府在化解拒付抵押貸款反抗行動方面，面臨著異常棘手的兩難局面。大棒已經受到威脅：警察逮捕抗議者，以及利用社會信用體系來剝奪抗議者未來的貸款、旅行、甚至就業和大學入學機會，以作為嚇阻。

但也有報道稱可能會有“抵押貸款假期（即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停止或者減少償還貸款）”這樣一根“胡蘿卜”得以批準。所有的選項都包含著巨大的風險，內容相互矛盾的報道或許表明政權內部的猶豫不決、乃至分裂。

如果出動鎮壓，或將產生反效果，激發抗議蔓延。提供“抵押貸款假期”的設想反映出，由於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公眾的憤怒，政府當中的一部分人認為現在不是進行鎮壓的好時機。

但是，如果政府將大規模的不償還貸款行為實質合法化，即使說這只是特定時期內的臨時措施，也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反抗。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拒付抵押貸款的鬥爭。這些罷交房貸者被欺騙、掠奪，因此他們的鬥爭完全合情合理。

社會主義者呼籲取消所有未完成住房項目的抵押貸款償還。我們要求將整個房地產業（而不僅是那些正要倒閉的開發商）無償收歸公有，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

我們要求停止對拒付抵押貸款抗爭團體的鎮壓，以及終結對互聯網的一切政治審查——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

更重要地，工人需要建立獨立的工會和工人組織，在反對寄生的和破產的資本主義以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中維護自己的利益。

停貸潮蔓延全國 經濟危機迫在眉睫

6月30日，中國景德鎮恒大瓏庭業主們首先發出一份“強制停貸告知書”並將通知書上載到豆瓣，揭開停貸潮序幕。隨後每天都有幾十個項目的購房者效仿，也有業主上載了停工工地的視頻，詳細說明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及采取過的維權行動，獲得民眾廣泛的同情。

隨著停貸行動的爆發，中共采取打壓手段以圖制止其他業主仿效蔓延。統計停貸項目的網站被封鎖，帖文被刪，相關話題在網上被禁止討論，大量停貸業主的社交媒體帳戶被停用。

然而，網上抗議受阻並不能解決問題，部分爛尾樓業主走上街頭抗議。7 月 25 日，約50人前往景德鎮市政府前抗議，要求“早日覆工，早日還貸”。

自今年的七月開始，中國各地開始接連爆發多個爛尾住宅發展項目業主集體宣布“強制停貸”，拒絕繼續嘗還按揭的通知。這一波停貸潮如星火燎原，到八月中，全國已有至少327個樓盤業主發出了“停貸通知書”，涵蓋超過100個城市，超過數以十萬計的業主參與其中，這數字目前仍在持續上升。據澳新銀行估計，集體停貸潮影響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約2220億美元的按揭貸款，占尚未償還的按揭貸款的4%。

觸發這一波危機的背景自前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陷入衰退。今年的上半年，中國百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銷售額腰斬，下跌了近50%。據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2022年首五個月，全國百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積同比下降51%，同期全國百強房企連續下降5個月，更從1月的下跌39.7%擴大至5月下跌59.4%。繼恒大後，大批過去被視為“財雄勢大”的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斷裂，旗下樓盤工程無以為繼，變成一個個“爛尾”樓盤。

而在中國新房交易市場上，過去預售樓花占了整體交易量80%以上。絕大部分購房業主一般會在房子建成前就認購並開始按揭還款。房子的“爛尾”使得他們既要繼續月供還款，卻又無法如期入住新房，交房的日子一拖再拖直至遙遙無期，使他們同時不得不付出一筆支出租房暫住。這對於每一個買到爛尾樓的業主來說都是噩夢。

“爛尾樓”的問題也並非這一年才出現，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搜索結果顯示，自2018年至2021年，涉及中國新建商品房未能如期交付的違約民事訴訟案件數字上升了超過三倍。據中國官方數字，截至2021年末，24個重點監測城市的爛尾樓項目總建築面積近2500萬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住宅成交總面積的10%。部分房地產市場交易熾熱的城市（如鄭州），爛尾樓新建面積甚至超過 30%，也就是說在鄭州，近10年興建的新樓盤，每三個樓盤就有一個可能是爛尾。這顯示了在過去經濟環境尚可時，這些業主們尚且可以勉強維持。但經濟危機的到來，加上嚴厲的清零政策的打擊，業主可能面對失業、減薪、或者封城下無法營業和獲得支薪等情況，令他們不得不選擇停止供款。

這同時也顯示了中國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下，官僚為了追求在任時的經濟高速堵長“政績”，放任房地產開發商違規行為所埋下的隱患到了現在終於爆發。自“改革開放”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共引入了香港的“預售房屋制度”，允許房地產開放商在房屋落成前先行在市場上公開預售。理論上，預售所得的金額應存放於銀行的特別監管帳戶，由政府部門把關，以確保資金落實應用在後續的建設工程上，保障工程能順利如期落成。

然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縮短資金流轉周期，加速擴張市場份額，往往挪用相關資金，用於認投地方政府發售的土地。而地方政府為了加速經濟增長數字，營造土地購買熱烈的市場氣氛，推動樓市熾熱投機，縱容放任開發商挪用資金的行為，使得整個監管制度形同虛設。

而這並非是少數開發商的行為，事實上，所有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都有進行著相關的違規操作。只不過在房地產投機市場過熱，房價節節上升，加上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寬松的貨幣以及銀行定向放貸政策的支撐下，只要不被刺破，泡沫仍能不斷累積。

然而就像所有的投機市場一樣，一旦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加上習近平意圖收緊對房地產行業的控制，實施去杠桿化政策，使得房地產開發商無法通過擴大貸款去填補被挪用的建築資金以及競投新地產開發項目。於是樓盤爛尾的情況隨即接踵而至。

在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房地產行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占了中國GDP的29%左右。而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重為70%。

對中國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購房是所謂的“剛性需求”。為了支付高昂的房價，往往要集合全家之財力方能支付按揭首付──用中國國內的說法，是“掏空了家庭的六個錢包”，並隨後為之而背負上長達三十年的月供嘗還債務。可見，“爛尾樓”的問題對於他們而言在經濟上可謂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當眼見房子不能如期交付，過去熱火朝天施工的工地現時變得空無一人。而發展商的交房日期一拖再拖，這些業主只能選擇以集體停止還款的方式，向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政府施壓。表示除非樓盤恢覆施工，否則將拒絕償還貸款。

在中國，面對樓盤爛尾，理論上業主可向法院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約從而解除與銀行的抵押借貸關系。在過去一些小型發展商的爛尾項目上，亦曾有過中國法院判決發展商破產而解除銀行借貸關系的案例。然而這一選項在今天而言可謂不切實際，因當下爛尾樓問題牽涉全國大量巨型房地產開發商，包括恒大、新力、綠地、融創、康橋、鑫苑、藍光、正商、美好置業等。這些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巨型資本企業，假如法院判決解除相關爛尾項目的房地產買賣合同，將立即造成驚人的銀行壞帳，沖擊現時已經風雨飄搖的中國銀行體系。

對於選擇停貸的業主個人而言，他們亦將面臨巨大的受罰壓力。在中國所謂的社會征信體系下，不僅他們個人，連他們的直系親屬都可能遭遇負面影響，遭遇出行、就業和入學的困難。然而即便如此，對於已深陷財困的業主而言已無足輕重。就像其中一位爛尾樓業主所言“當我們的生存都是問題的時候，當我們感到絕望的時候，征信對於我們來說，也就是一個紙老虎，一個可以隨時丟到垃圾桶的枷鎖，”

爛尾樓的影響還波及到上遊供應鏈以及建築行業。由於發展商現金枯竭被迫停工，承包的建築公司都沒有收到工程款，而工人更是首當其沖的被一直拖欠工資。《財新》報道，數百家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服務和供應的公司因恒大及其他發展商向外發布了一份停貸停工告知書，因開發商已經好幾個月仍然拖欠款項，稱它們“面臨生存危機”，表明無力支付賬單。

部份供應商表示，自去年9月恒大陷入危機後，至今一直沒有償還商業承兌匯票，對此恒大也視而不見，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湖北省中小供應商決定假如當局仍未有交代解決方案，就停止償還一切貸款和欠款，揚言“寧做黑戶也不還債”。亦供應商表示，當初動用全數資金甚至舉債購買材料供應恒大各樓盤，結果恒大樓盤紛紛爛尾，血本無歸之餘更導致供應商們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呼籲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

同時，房地產的蕭條也嚴重波及到重工尤其是鋼鐵產業。2021年中國鋼鐵產量超過10億噸，約占全球一半，全年鋼鐵產量中近40%用於房地產行業。早在房地產危機爆發前，中國的鋼鐵產業早就處於利潤飽和的狀態，據業內人士稱“生產一噸鋼鐵所得的利潤尚且買不到一瓶礦泉水”。房地產低迷，需求不振更令鋼鐵產業雪上加霜。據《彭博》報導，河北敬業集團董事長李趕坡6月在公司會議中警告，中國近三分一的鋼廠會在五年內破產，同時指整個行業都在虧損，目前也看不到轉折點。

對於這一系列困境，中共自己也沒有一個完整可行的方案去解決，有的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見一步走一步的方式修修補補。中國人民銀行今天8月22日表示，5年期房貸最優惠利率下調15個基點至4.3%，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降幅，以圖減輕房地產買家的貸款成本。但這卻沒有帶來任何效果。

鄭州地方政府稱將設立規模100億的地產紓困基金，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資金以保障停工的樓盤工程能得以繼續施工。然而這100億的資金具體如何籌集卻只字未提，因此這個所謂的紓困基金更像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鄭州作為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這100億根本杯水車薪。早前，山東曾有爛尾樓樓盤業主集體維權，成功追回被挪用的十億元樓盤建設資金，然而這筆資金轉眼就被前期拖欠工程款的債權方瓜分一空，令樓盤仍未能覆工。可見即便有新資金投入到停工樓盤中，也不見得樓盤就一定可以覆工。

而在全國層面，中共更關注整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影響。事實上在最近，銀行系統早已接二連三傳出負面消息，從村鎮銀行爆雷到四大銀行加設提款限制等等，加上爛尾樓和停貸潮可能做成上萬億元人民幣壞帳的隱患，無不令人擔心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否果真如中共所宣傳的穩定。

而按現時中央政府口吻，似乎並不打算由政府出面出資解決危機。銀保監會定下基調稱，將透過市場手段來解決爛尾樓。言下之意政府將不打算插手拯救陷入危機的房地產企業與項目。顯然，這態度與幾年前中共應對各種社會危機的取態相違背。過去廿年經濟積累巨額債務，使政府現在行動空間受到限制。

從這一現像可以看出兩個情況：首先，中央政府確實已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局面。5月25日總理李克強曾向地方政府代表坦言自己手頭上僅剩一筆應對緊急重大天災的特別金，再無餘力逐一協助地方解決問題。最近，網上亦流傳2022上半年中國31個省市和自治區的財政收支數據，內容顯示，所有省市和自治區通通入不敷支，全面陷入赤字。很多地方已面臨資金枯竭，只能縮減公共服務，甚至借債以支付地方公務員工資。

連過去財政上繳出力最大的廣東、上海、淅江等地都無法取得收支平衡。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0.5萬億元人民幣，下降10.2%。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預計近9.8萬億元人民幣，補貼規模歷年最大，金額比上年增加約1.5萬億元，增長18%。因此，李克強在8月16日於深圳強調要求四個沿海大省，即廣東、江蘇、浙江及山東，“要完成財政上繳任務”。

其次，這表示中共已事實上放棄了對房地產企業的管制政策。限制房地產企業借貸的“三道紅線”名存實亡，習近平“住房不炒”的口號淪為一紙空文。各地方政府甚至將“買房”作為公務員的績效指標，要公務員充當樓盤推銷員到處找人買房。據澎湃新聞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至少有十個城市發布“購房團購”相關政策或活動，意圖重新帶動樓市投機炒賣的風潮，以挽救自身的財政和經濟，中央政府對此只能睜一眼閉一眼，默許了他們刺激炒賣的政策。

對民眾而言，停貸潮進一步打擊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削弱了他們的消費意欲。加上中國扔采取不可理喻的疫情清零封控政策，內部消費市場也正在萎縮。但另一方面，停貸潮是民眾“躺平”思潮的一次具體化集體行動，顯示了民眾的不滿乃至對中共所謂社會征信系統的蔑視。這也讓中國更多群眾認識到資本肆意投機，卻令自己深受其害，對中共的信任大打折扣。《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根本無法有效解決目前積重難返的困境，唯有組織起工人階級，將房地產業與金融銀行體系全面民主公有化，打倒專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方能杜絕資本主義的房地產投機和經濟危機，並保證所有人都能享有廉價、合理、優質的公共住房。

中國：地震、封城——四川成都禍不單行

今夏，中國四川一帶可謂禍不單行，災難接踵而至。八月份先遭遇旱災與缺電之苦。甫踏入九月，成都新冠疫情爆發，數日內累計超過800宗感染個案，因而又被封城。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同時又發生6.8級地震，到七號據報已造成74人遇難。而這次地震亦波及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民眾遭於地震出門逃生與執行封城政策的官僚發生沖突，部分防疫人員和社區管理者阻止居民逃生，引發激烈爭議與民憤。

在地震逃生爭議爆發前，成都政府在防疫封城問題上已出現信任危機。八月二十九日確診病例已從二十五號的十六宗上升至超過二百宗。當時，政府已宣布一系列防控措施，民眾亦已開始擔心是否將會封城。當日稍晚時分，網名“熱帶雨林”的群眾稱根據“內部消息”，成都將實施“靜態管理”。廣大成都民眾聯想到早前上海封城的慘況立即外出搶購糧食與生活物資，市面各生活必需品瞬間被搶購一空。

拘留“吹哨人”

而次日，“熱帶雨林”即被當局以尋釁滋事、幹擾防疫工作為名拘留十五日。但在九月一日，成都市政府就宣布在未來四天進行全市全員核酸檢測，並要求“全體居民原則居家”，實際上實施了封城。亦有民眾開始為“熱帶雨林”鳴不平，並將他與兩年前警告新冠疫情爆發而被當局處罰的李文亮醫生相提並論，認為他在這次人為災難中亦充當了“吹哨人”的角色，令大批民眾得以及時搶購食物免於封城期間受害，要求政府當局釋放“熱帶雨林”並向其道歉。這也令成都政府信用掃地，特別是原本對政府抱有信任的民眾更感到被背叛而尤其憤怒。

同時，成都封城的手法一如上海及中國廣大地區般粗暴。市內的物流迅速中斷，居民小區的食品外送服務也逐步減少，只允許每戶每天安排1人外出1次就近采購物資。雖然官方一開始宣布的是四天的防疫檢測周期，然而上海整整兩個月的前車之鑒加上政府反覆自打嘴巴喪盡公信力的情況下，成都民眾基本上都抱著應對長期封城的心態。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九月五日四川瀘定縣發生強烈地震波及了正處於封城狀態的成都，成都震感強烈。但對成都民眾而言，原本理所當然的逃生本能卻在此刻面臨兩難：地震與疫癥孰大？

固然，正常情況下，毫無疑問面對地震這嚴重且即時構成極大安全風險的天災，民眾的逃生本能理所當然優先於所謂的“原則居家”政策。但即使民眾清楚這個道理，過去防疫人員的暴力和野蠻手段歷歷在目，輕則將民眾毆打至頭破血流，重則關押判刑，這些畫面都令他們心有餘悸。身後是在地震中搖搖晃晃的大樓，面前是兇神惡煞的暴力機關，令不少民眾一下子犯難。有民眾奮起突破圍封的設施逃生，卻很快就遭到管理人員的辱罵、驅趕甚至毆打。更惡劣的甚至逃至大門前才發現消防通道竟被鎖死焊死，逃生無門，這時別說是地震，那怕只是一場中型火災都足以造成死傷慘重。

“服務上級”

這一惡劣現象進一步證明了中共所謂的“生命至上”純粹就是一句笑話。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習近平殘暴的清零政策首要針對的不是病毒，而是權力。中共多次抗疫失誤，包括無法發展足以保護長者的疫苗計劃，使其依賴落後的大規模封城手段。由於多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使中共政權內權鬥加劇，習近平堅持更強硬的清零政策，借以作為測試黨國機器忠誠度的工具。

成都官僚們只知機械地履行上級交待的任務。這些官僚並不是在“服務人民”，而是在“服務上級”——獨裁體制。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震前也不敢承擔起放任民眾逃生的責任和風險。

旱災、缺電、瘟疫、地震、以及更嚴重的經濟危機接踵而至。中共不但沒有能力和方案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甚至或多或少是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以工人階級民主的計劃經濟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國企關系戶炫富　揭開特權面紗

江西一個叫周劼的國企員工最近很“火”。在傳出的帖子里，他炫權炫富，叫囂“我家有錢…一套五層別墅，面積500多平米，買它花了500多萬，2019年聽老媽說，這套別墅已經漲到1000多萬了”、“都什麽年代了還覺得光靠讀書可以飛天…你又不是省交通廳廳長、市長的兒子”；在群情激憤之下，官方被迫進行了“調查”。“調查通報”雖然打了馬虎眼，語焉不詳地表示周劼有所誇大，但終歸證實了他的家族坐擁大量財產、在交通系統里有著深厚關系。而他對自己坐享的權力與財富的供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洞悉今天中國獨裁資本主義制度下國企系統的絕佳視角。

世襲是“規定”

周劼稱自己進入江西國控公司經過了相應的組織程序，調查結果顯示其父的晉升符合有關規定。但是，他之所以強調自己沒有行賄、沒有走後門，是因為與他們一家勾肩搭背的規則制定者為他打開了入職的正門！

周劼的父親和三個伯伯都長期任職於交通系統，他作為“二代”依靠關系網得到的鐵飯碗被組織所庇護，被“規定”所默許。如周劼自己所供述的一樣，家族傳承讓很多國企領導幹部子女的得到豪車、奢侈品、別墅的報酬。

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領域的國企大量繁殖著這種蛀蟲。他們自稱在承擔這些重要社會責任的企業中不可替代，但又根本不從事一線工作，僅有的“作為”就是合法或非法地積累了巨量錢權。中共財團專政與他們的家族同舟共濟——這也是他們發自內心愛黨愛國的原因。

國企是如何為這種人提供了“舞台”呢？

國企、官僚、資本主義幾十年來，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一退再退，那麽中國殘餘的公有制經濟成分真的能超然於資本主義覆辟的現實、化身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保證嗎？

中國已經完成了由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官僚計劃經濟向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轉變，公有制經濟的退潮也不僅體現在國民經濟的占比上。在中國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下，官僚並不是統治階級而是寄生性的階層，吸食國有計劃經濟的血。隨著資本主義覆辟，這些官僚階層將自己轉化為資產階級。它擁有財產，而不只是竊取國家財富。它們繼承了舊日的官僚主義，又融合了資本主義的特點，“公有制”、“社會主義”收縮到越來越有名無實的地步，而是變成將國家財富據為己有的渠道。國企所殘留的福利制度看似優越，但實質上分化趨於嚴重；國企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影響關系戶們的特權，還讓他們更容易升職、加薪、分紅、受賄了。國企承擔了交通、電力、基建等關鍵職能，但沒有群眾民主控制、沒有工人階級力量的情況下，社會職能並沒有賦予它們以社會主義的天性。

從管理上來看，國企的人事工作掌握在官僚手里，連公開透明的招聘提拔制度都沒有，更不必說工人民主。領導的家人即使無能，也能輕而易舉獲得重要崗位；而對於“外人”，獲得同等工作至少要萬里挑一的學歷。

國企兩極分化極其嚴重。以周劼所述的江西國控的情況為例，2020年全公司人均工資89324.65元，而單是周劼一家三口的六套房產和兩個鋪面的購入總價就足足有八百多萬元——這只是這個家族財富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

周劼僅僅是一個非領導崗位科級幹部的兒子，他所炫耀的內容也只是官僚特權的冰山一角；比他更有錢有權、更加“低調”的幹部子弟們則悄無聲息地從父輩手中繼承著巨量的財富和權力。

官方做戲式的調查表演與嚴厲的言論審核沒有平息民憤。周劼激起的是對“紅色家族代代傳”現象普遍存在的憤怒，這種“家族”在當代中國招搖過市，對他們的怒火不是一個通報所能平息的。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從他們的手中解放出“國有企業”，才能實行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使其不再為身居高位的蛀蟲提供營養，轉而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奠定基礎。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會由工人階級選舉產生所有管理職位，而官員和經理不領取多於技術工人的薪金，定期輪替以避免長期占據職位。列寧在1917年撰寫的《國家與革命》概述了這些避免特權官僚的條件，但被俄國反革命領導人斯大林所推翻。

中國打破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

截至7月13日，中國國家氣候中心承認，自6月以來，內地出現了今年首次區域性高溫天氣過程，範圍廣、持續時間長、極端性強、影響大，覆蓋國土面積達502.1萬平方公里，影響人口超過9億人。酷熱反映出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長期以來，中國的夏季都飽受極端天氣困擾，熱浪伴隨著嚴重的洪水。但近年來，這些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了。根據《柳葉刀》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在1990年至2019年間，中國與過熱相關的死亡率上升了四倍。正如《紐約時報》所提及，在今年，從6月到7月中旬，全國各地的官員發布了1.5萬多次高溫預警，其中2000多次預測氣溫將超過40攝氏度，71個氣象站錄得有史以來的最高溫度。

民眾受害

在惡劣的氣候變化之下，首當其沖受害的就是貧困群眾和老弱婦孺，幾起與高溫有關的事件已經顯示，不少建築工人或工廠工人患上熱射病而死亡；還有一些老人因為中暑而導致器官衰竭去世。與此同時，在短期內連續發現10種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嚴酷高溫天氣下，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和重慶正在進行數輪強制性的核酸檢測，地方當局試圖遏制奧密克戎變異株及其子變異體的迅速傳播，而這又增加了醫療工作者和居民的負擔，造成了中暑暈厥人數的進一步增長。

為了緩解危機，各地政府要求市民減少使用大功率電器，以免電網不堪重負。在網絡平台上甚至出現了宣傳老百姓前往地鐵站、地下通道或者超市集體“乘涼”的視頻，稱讚此類行為既能省電又能緩解自身炎熱。甚至在四川省各地溫度均超四十度的時候，當地政府采取了每日幾小時強制斷電的措施，一度引發了群眾的極大不滿與抨擊，但隨後輿論得到引導，群眾對官方的指責隨後被扭曲為“四川斷電是為了給上海供電”，事件最終轉變成不同地區網民之間的爭吵。在這場高溫熱潮之中，群眾不僅遭到了官僚庸政的侵害，還飽受挑撥與欺騙互相指責。

根據中國國家氣候中心宣稱，進入21世紀以來，北半球夏季高溫熱浪事件日漸頻繁，全球變暖是根本原因，大氣環流異常則是今年6月以來全球多地高溫熱浪頻發的直接原因。全球暖化是因為燃燒煤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所造成的。較早前，聯合國警告，全球還有11年時間采取行動將全球氣溫上升在2100年前限制至1.5度之內，而如果超越這個停止氣候變化災難的臨界點，地球就會陷入存亡危機。今年聯合國警告，如果現在不行動就沒有機會，表示據當前趨勢全球氣溫將走向上升2.7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完全未能認真對待此一警告，也沒有能力轉向使用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排放量達全球的27%，比美國、印度和歐盟加起來更多。中國大量用煤（占全球燃煤的53%）是高碳排的主因，而現在中共正在增加煤產量，以應付極端高溫帶來的影響。這就如服毒解渴，禍及的不只是中國的人民，而是全世界。中共官僚們試圖通過偷換概念把自己的責任推卸的一幹二凈，而事實並非如此。

氣候問題恰恰與環保問題休戚與共，氣候的劇烈變化正是環境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的破壞式發展造成越來越多的工廠化學問題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燒和毀林、土地利用變化等排放的氣體導致天氣的變化。

2018年時英國《自然》雜志發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熱帶陸地、淡水和海洋生態系統涵蓋了全球78%的物種，包括幾乎全部淺水珊瑚和超過90%的陸地鳥類。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更是地球上面積最大、對人類生存環境影響最大的森林生態系統。因為氣候變化問題這一生態系統正受到無處不在的威脅因素和破壞。推動了高溫、暴雨和台風等自然災害的持續出現。

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979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這一所謂成就常常為中共所炫耀。而與之相伴的是，人口急劇膨脹，資源大量消耗，環境污染加劇，自然生態系統破壞殆盡，並因此引發了各種環境問題。究其本質而言，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經濟”模式，不過是當年西方國家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先污染、後治理”模式的重演。

資本主義覆辟之後，中國的原始森林面積相當於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積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並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遞增。淮河、遼河、黃河等重點河流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大於60%，其中海河達90%，黑河為110%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30%-40%的水資源利用警戒線。圍墾導致全國濱海灘塗面積喪失119萬公頃，城鄉工礦用地侵占了100萬公頃濱海濕地，50%多的濱海灘塗已不覆存在。耕地被城鎮、工業建設等無情吞噬，森林資源銳減，水資源遭到污染，生態系統走向全面退化。

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生產

馬克思指出過：“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地球的占有者，地球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地球傳給後代。”（《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他完全清楚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短期掠奪和長期可持續生產之間的沖突。正如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寫道的那樣：“人類應以一種適當的形式全面發展。”他反覆強調，經濟的發展不應該犧牲我們後代賴以生存的自然和地球環境，而可持續的未來需要一個社會主義計劃。

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解決危機，他們只能危害人類的存亡。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須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綠色環保的經濟轉型政策。

中國民族主義宣傳下造成反彈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來臨，習近平面對多重嚴重危機，迫切地需要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從七月開始，關於佩洛西訪台的消息就開始大力宣傳，民族主義者胡錫進稱：“解放軍可以伴飛甚至擊落佩洛西座機”。八月，新華社發布了《佩洛西竄訪台灣六宗罪》，試圖激起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佩洛西訪台當晚，中國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因訪問人數過多幾近癱瘓，其他平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共政權煽動民族主義的手段之一。習近平寧可選擇避免在佩洛西問題上將中美沖突進一步升溫，但中共權鬥激烈使他必須采取強硬的回應。

疫情管控和經濟危機

然而，隨著社會問題的揭露、經濟危機和疫情時代的高壓管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自己的生活質量，反感民族主義宣傳。2022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有0.4%，6月份青年失業率達到了19.3%，很多研究機構認為實際失業率要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更關心就業率、工資和工作環境多於佩洛西和台灣。尤其是，過去中國一直宣傳國外經濟發展放緩，疫情管控糟糕，群眾將這些宣傳和自己正在親身經歷的經濟危機和高壓管控聯系到一起，自然就產生情緒上的反彈。

知乎上一名網友說：“17年回國的時候感覺國內很方便，淘寶和外賣都很便宜。但是工作一段時間後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廉價勞動力”。這一回答獲得了幾千點讚。另一則關於冰島試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視頻獲得了五十多萬播放。有網友在國外的負面新聞下引用王毅的話：“抹黑別人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諷刺的是，這句話最初是王毅用來攻擊外國媒體的。也有一些網友同情台灣群眾，認為萬一台灣被大陸統一後將面臨高壓管控。這樣的情緒雖然不是革命意識，但確是對中共長期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

另一方面，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批評習近平政權過於“軟弱”。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上，不少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全力支持俄羅斯，也有另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中共應當收覆曾被俄國侵占的領土，而不是現在這種模棱兩可的表態。在台海問題上，中共宣布將在佩洛西訪台之後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相當一部分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武統台灣”的信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想像中的“收覆台灣”並沒有發生，因此不少民族主義者對中共的政策表示“失望”。

而在內部，很多民族主義者自發地興起了“文字獄”，對漫展等活動展開攻擊，甚至將其稱為“日本的滲透”，將參與者稱為“漢奸”。 中國勞工論壇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去習近平的控制’”。這個結論在一年之後得到了驗證。習近平政權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雖然它仍在不斷地宣傳民族主義來轉移社會矛盾，但不敢開放民族主義活動，例如遊行或者結社。因為一旦公開地允許這樣的活動，這些愛國政治勢力將會形成獨立勢力，甚至演變為挑戰政權的力量，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它也沒辦法在外交上完全迎合“戰狼”的要求，否則將遭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使經濟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主張

在這個失序時代，群眾意識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產生兩極化趨勢。我們看到，反對民族主義宣傳的聲音正在不斷加大，而中共自己塑造的民族主義也在給政權帶來困境。我們強調：民族主義是統治階級用來分化無產階級、轉移人們對危機的注意力的手段。應對反動民族主義的答案並不是由跨國財團統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或者聯合國那種空談的“多邊主義”。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替代方案，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全球受壓迫者的團結。唯一的出路是全球的、工人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方案。

中國：比亞迪工人慘死事故，究竟是誰害死了工友？

2022年7月6日，比亞迪位於蕪湖的工廠發生一起慘劇，一位員工在工作時被機器卷入，當場死亡。據在場的工友描述，他的身體支離破碎，變成了“粉末狀”。他的妻子在抖音上發布視頻，泣不成聲；他身後有新婚的妻子、剛出生的孩子，還有年邁的父母，一個美滿的家庭就此支離破碎。死者的老同學確認其死亡資訊，表達了自己的哀思之情。我們更希望弄清楚一件事：究竟是什麽害死了這位工友？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顯示，中國每天有75宗殉職事件。害死工友的首先是加班。眾所周知，現代工廠有許多大型機械設備，如果操作不當，不遵守安全準則進行生產，很可能致傷、致殘甚至死亡。根據同廠的工友透露，這家工廠無視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強迫員工勞動13個小時。有的人長期接觸有毒的化學品，結果皮膚潰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連續工作會讓人精神疲憊，難以正確操作機器，工友很可能死於連續加班帶來的過度疲憊。

害死工友的，其次是生產設備。現代的機械設備在設計時，往往加入了許多防護機制，如光電柵欄，只要身體稍稍接觸危險區域，機器便會自動停止。但這時候大家也想到了，此種設備十分昂貴，企業家怎麽又會下血本安裝呢？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工業事故的賠償金不足以警示他們嗎？”答案是，不足以。去年11月，比亞迪員工因連續加班猝死在出租屋，家屬僅得到20萬元賠償金。人命如此不值錢，何況防護設備呢？

誰是兇手？

從以上兩點不難看出，真正害死工友的是資本和它的化身——資本家。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剝削價值，不會給工廠安裝昂貴的防護設施，畢竟人命只要2 0萬就能搞定，輿論也可以花錢來搞定，在此情況下，他們自然漠視人命。這並非是某幾個資本家靠良心和道德，就能改變和動搖的；資本競爭要求資本家必須想盡辦法榨取工人的最後一點價值，這是現如今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基本邏輯。

既然批判了這麽多，面臨下一次可能的事故之前，我們又能做什麽呢？有人會說，我們要堅持勞動法、爭取勞動仲裁——這都是好辦法，但是縱覽工人維權的案例，我們會發現阻礙打工人維權，阻塞打工人發聲管道的，恰恰是背後隱藏著的中共獨裁政府。作為一個專制的、維護官僚資本與大資本的政權，他們總是以“維穩”之名打壓工人運動，阻止工人集體行動，給他們扣上“境外勢力”“極端分子”的帽子，不想讓打工人聯合起來。

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終結此類慘劇，當務之急是建立獨立的戰鬥工會，才能聯合打工人的力量，采取大規模、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有效對抗資本家及其官僚保護傘。但即使是強大的工會也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剝削，包括工作意外傷亡。因此工人需要終結資本主義制度，推翻獨裁的中共政權。當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到來，中國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和政黨，才能重新當家作主。

高彥之死，看到中國學生面對的現狀

19 歲的高彥在他位於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父母家中自殺身亡，他當時在家本是過中秋節。

高某在全省舞蹈考試中名列前茅，曾多次參加2月份央視春晚演出，已經獲得了著名的舞蹈獎項，即將開始大三的舞蹈專業在山東藝術學院。

多家媒體報道稱，高彥自殺前因為性取向他在被山東藝術學院的班主任欺負和壓制了一段時間。校方拒絕承認責任。該校的戲劇影視學院副院長李軍更在微博發文更指“這一切的起因只是為了死者家屬們要有要挾學校的籌碼！”。

受到雙重壓迫的LGBT

高彥之死凸顯中國LGBT+群體面臨的可怕的社會壓力。近年來，隨著習近平政權嚴厲打壓LGBT+網上平台和流行文化中的LGBT主題，這些社會壓力更為加劇——這正是當局推動保守性別角色和“家庭觀”其中一個體現。

近年這類自殺個案越來越多。今年1月，河北邢台17歲（一說15歲）尋親男子劉學州年初自殺，他在遺書中也寫到自己被攻擊“娘炮”。去年11月，26歲的內地網紅攝影師鹿道森在生日當天選擇輕生，他遺書寫道自己曾因“看起來像女生”遭遇校園霸淩等。

在去年，中國十餘個高校的LGBT社團的微信公眾號遭到集體封殺，名字都顯示成了“未命名公眾號”；在中國，任何LGBT人士即使只是想要正常地生活，都會受到過度的鎮壓——比如不少公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提供所謂“同性戀轉化治療”，無數的同性戀被他/她們的家人或配偶強制送去“矯正”，這甚至形成了一條灰色產業鏈。種種行為向我們展示了中共政權對LGBT群體權利的日益打壓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為了提高出生率，維護超額剝削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宣揚“一男一女”的理想家庭和三胎政策，鞏固以異性戀為唯一準則的社會秩序，煽動著父權制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恐同”偏見。對於LGBT青少年的歧視與霸淩與愈發威權的校園氛圍息息相關。

中國學生在校園受到的壓迫

誠然，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國學生受到的壓迫也是非常深的。

89之後，學生成為政府鎮壓的對象。在2018年佳士運動後，大量的學生社團被強制取消（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社團）。特別是在疫情發生後，各個學校政策更加殘暴。學生個人的權利被擠壓的情況非常嚴重，個人即使是在放假回家也要經過層層審批，向官僚報告自己何時離校，返校，家庭詳細住址，往返交通工具，甚至是聯繫人和本人電話號碼！可見在校學生的個人權利被嚴重的擠壓。

學校內的“內卷”，學生之間的高強度競爭，也在摧殘著青少年的身心健康。《2022年中國青少年自殺報告》表明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居全球第一。數據顯示：青少年自殺案件，82%與學習壓力大有關。在2020年 12 月，四川瀘州一名小學生從小區16樓跳下，當場身亡。家長在整理遺物時發現，小孩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他的字體雖然稚嫩，但語氣卻十分老成：“我活得太累了，我只希望能多睡一會兒，再見了，媽媽”；2022年7月26日，四川儀隴縣的小宇從22樓跳下，事發地是他上課的補習班。後來警察找到孩子的絕筆信，上面冰冷地寫道：“媽媽，我死了是不是你就不逼我補課了”；據報道，小宇生前只要考試成績稍微差一點，就會被他的媽媽打罵，暑假期間也被迫長時間在外補習，因此精神壓力過大造成憾事。

類似的事件數不勝數，無一不在向我們展示現在中國青少年的處境，被國家以及家庭聯合起來“馴化”，意在培養一台資本主義的印錢機器，扼殺自由思想。

團結起來，學生和工人

中共政權對LGBT團體和對學生權利的打壓，根本是為了維持基於資本主義的威權制度。我們社會主義者強烈反對國家機器對工人學生以及性少數群體的鎮壓。聯合廣大受壓迫的學生工人以及其他受壓迫者，進行民主鬥爭，推翻不平等、性別壓迫和威權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解方。

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三日，北京海澱區鬧市四通橋上赫然出現巨型示威橫幅標語，其中更包括號召“罷課罷工罷免國賊習近平”。示威者在掛起標語後更焚燒輪胎及用擴音器反覆廣播口號，吸引了大批路過的民眾注意和拍攝。相關消息在國內媒體被迅速清洗，據報共有超過140萬個用戶帳號因此被永久注銷。但即使中共全力打壓媒體消息，事件仍在海內外引發巨大回響和熱烈討論。許多人支持並轉發抗議中的反專制口號。抗議者被喻為“新坦克人”，其個人英雄主義受到讚賞。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明白，為何如此大膽的個人抗議受到眾人欽佩。這關系到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照射出中國實況。在中國，審查機器掩蓋了社會大眾的苦痛和經濟的垂死掙紮之現實。

很多民眾都會認同橫幅上提出終結封鎖、終結審查、推翻獨裁、實現民主權利的口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認同這些是合理的訴求，僅有的不同之處是，我們認為需要更深入探討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以及需要提出什麽樣的訴求指明我們前進的方向。

從眾多人支持這一抗議，可見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已經民怨沸騰，可以擦槍走火。正因如此，毛澤東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

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認識到這種情緒——民眾強烈渴求變革、希望終結習近平暴政。同時，我們意識到，就像在香港2019年一樣，在政治上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找到出路。要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了解中共的性質，了解我們為什麽需要民主——沒錯，我們需要民主，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虛偽、表面的民主，因為資本主義民主之下，真正的權力仍然由同一批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掌握。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

四通橋抗議震撼了中國。這是在30年來最深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中，對變革的絕望呼聲。橫幅上大膽的口號，雖然不是一個完整、足夠、能夠實現鬥爭勝利的方案，但卻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這顯示出中國有多麽趨近於社會不穩和政治反抗。

10年前，在阿拉伯之春後嘗試發起的“茉莉花革命”，被胡錦濤政權不費吹灰之力地鎮壓下去，因為當時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不同。如今中共的統治危機比當時嚴重得多、難以估量。

“新坦克人”的口號受到廣泛討論，可帶來積極的效果。特別是呼籲罷工罷課，指向了一個正確方向，因為這些是群眾性的、集體性的鬥爭方法。而這些是唯一能擊敗獨裁政權的方法。

但罷工和抗議也需要明確的目標和訴求。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需要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組織，因為這些組織對於建立一支能夠改變社會的力量至關重要，從而維護被剝削者、低薪者、過勞者、失業者、受到雙重壓迫的婦女、受到種族污名和歧視的少數民族的利益。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共沒有哪一派主張民主權利。他們的政治分歧在於，是要像習近平那樣的強硬鎮壓和個人統治，還是稍稍放松審查、但群眾仍然是奴隸的獨裁形式。

因此，鬥爭要想成功，就必須明白，目的不是讓這個獨裁政權“傾聽”我們或得以“改革”；這個獨裁政權的本質，意味著我們必須推翻它。拿什麽來取代它呢？那就是一個民主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

中共正在北京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習近平將在黨大會中確定其終身統治。國家宣傳機器無休止地在頌揚習近平任內的“諸多成就”。但實際上，習近平過去的任期是一連串無法化解的災難，這最終將變成革命的威脅，終結中共政權的權力。

這些災難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增長的雪崩式下跌，這一事實越來越多地被偽造的GDP數據掩蓋。其他災難，包括習近平令社會癱瘓的清零政策、烏克蘭問題和一帶一路上的重大外交失誤、在香港的虛假“勝利”等，都讓中共付出了巨大代價，更不用說在台灣問題和新冷戰當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挫敗。

比起政治會議，二十大更像是個加冕儀式。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等黨國領導機關即將改組的細節，是個嚴加保守的秘密。這些人事變更將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宣布，盡管這些已經在先前的派系鬥爭和妥協中決定好了。

習近平或將被迫向他的對手做出一些讓步，來換取實現他的主要目標：擴大和鞏固他史無前例的個人獨裁。我們必須再等幾天才能了解更多情況。屆時，我們將對新的常委陣容進行仔細考察，以了解這種讓步的程度，並衡量習近平在他歷史性的第三個任期開始之際，他王位的穩固程度。

制度性的崩潰

但不管二十大的正式結果如何，習近平的下一個任期，直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將完全被歷史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所主導。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正在面臨系統性的崩潰，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內爆。近20年來，房地產行業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貢獻了30%的GDP。

習近平狂熱地實施清零政策，使目前中國20%的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中，這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就在二十大開幕前幾天，在北京市中心發生了一次大膽的“快閃式”抗議，並提出了罷免習近平的口號。

人口危機也是房地產危機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出現零增長，或實際上是負增長，這意味著印度明年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國家。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中共帝國主義成為超級大國的野心的一大打擊。這也是中國經濟的又一次挫折，並會對其在帝國主義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經濟上，中國如今建基於資本主義（就算是“國家資本主義”），人口減少意味著工人數量減少（中國勞動力規模在2012年達到頂峰），消費者減少，養老金領取者比例增加（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養老金少得可憐）。

中共1980-2016年間殘暴地實行的計劃生育（一孩政策）是當中的一大成因，但即使在政策放松後，中國的出生率仍在持續下降。資本主義已經讓大家養不起孩子。中國智庫“育媧人口”的研究指出，中國撫養孩子的成本幾乎是人均GDP的7倍，而美國這一數值為4倍。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每年出生的人數下降了45%，這個數字令人瞠目結舌。現在，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使得未來的父母更不願意生孩子。

日本的人口也在1990年代房地產泡沫破裂前夕開始下降。雖然這不是崩潰的唯一原因——日本和中國房地產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基於極端生產過剩的金融泡沫破裂——但中國目前正經歷類似的情況，而且規模遠大於日本。

冷戰逆轉

經濟危機正在阻礙中共取代美帝國主義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的大計。全國人大3月份提出的今年GDP增長5.5%的目標已不再被提出，因為已經沒有人相信這個了（大概甚至習近平自己也不信）。大多數預測人士將中國經濟前景下調至3%或更低（世界銀行上月預測增長2.8%，低於4月份的5%）。但實際上，零增長更是接近現實。

更重要的是，2022年似乎將打破中美經濟差距逐漸縮小的趨勢。這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打破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據世界銀行前中國首席執行官霍夫曼（Bert Hofman）稱：“今年，以美元計算，中國趕超美國的趨勢將發生逆轉。由於中國實際增長率較低，通貨膨脹，人民幣大幅貶值，中美GDP差距將從2021的5.3萬億美元提高至估計的8.3萬億。”

習近平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無法把責任甩給其他人。清零政策當然是一場經濟災難，但最重要的是，政府讓房地產泡沫年覆一年地膨脹，導致其不可避免的內爆，這是政府的罪責。中共的政策造成了房地產泡沫，因為債務驅動的房地產投資是其支持GDP增長的默認方式，在2008年和2020年金融危機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

“超大規模”的科技戰

在烏克蘭戰爭的陰影下，美國大幅加強了針對中國的冷戰政策。最新的例子是上周新實施的嚴厲出口管制，阻止向中國出售先進的計算機芯片和制造此類芯片的工具。美國商務部的政策不僅適用於美國公司，也適用於外國公司，如果他們的產品包含美國制造的組件或軟件。

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與科技相關的政策，如《芯片法案》，該法案撥出500多億美元用於自主研發和生產半導體，以將中國從全球科技供應鏈中驅逐出去。

美國最新的限制明確針對中國的軍事項目，以阻止其發展與美國相匹配的武器系統。換言之，這是一種加以粉飾的“另類”戰爭行為。

美國前國防部官員艾倫（Gregory C. Allen）表示：“美國正把自己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上的樞紐地位當作武器，以驚人的規模在行使技術和地緣政治勢力。”

重要的是，新的芯片限制是仿效俄羅斯2月份入侵烏克蘭後對俄實施的制裁。這顯示了美帝國主義是如何重新整合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利用俄羅斯災難般的軍事冒險作為代理沖突，與中國進行更大且長期的鬥爭。自烏克蘭戰爭開始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就解釋了這種發展的動態。

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對俄羅斯的技術制裁，聲稱這些制裁迫使“俄羅斯在其軍事裝備中使用洗碗機的芯片”。蘇利文繼續說道，“這表明，技術出口管制不僅僅是一種預防性工具。如果以一種穩健、持久和全面的方式實施，它們可能成為美國和盟國工具包中的一種新型戰略資產，用來向對手施加成本，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降低其戰鬥能力。”

拜登政府的科技戰升級必然迫使習近平政府采取反制措施。此外，這些限制還存在著巨大的反作用風險，它們損害了美國經濟的關鍵部門（中國是全球約25%芯片生產的最終市場）。出口管制也可能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出現新的緊張局勢。

窮途末路

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也是經濟去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且是中國經濟又一大麻煩。習近平似乎對此自欺欺人地否認，就像他否認清零政策不得人心、制造混亂，以及房地產崩盤之嚴重那樣。

習近平強調自力更生並提振國內消費（所謂“雙循環”），有效法毛澤東的影子。但是，如今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的，這與1960年有著極度官僚化的原始計劃經濟、閉關鎖國、貧窮得多的中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

最近的經濟趨勢並沒有對於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有什麽鼓舞作用。現在，大規模失業和減薪影響到廣泛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這是美國的兩倍多。今年夏天竭盡全力找到工作的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比一年前低12%。官方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職缺比去年同期少了19%，而求職申請則上升了 135%。毫不奇怪，年輕人是對中共統治最不抱幻想的一群。

中國現在正處於房地產行業低迷的第二年，而習近平政權無力阻止房地產危機惡化。今年危機已經蔓延到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浪費資源的“大白象”基建工程，多年來占了GDP增長越來越多的部分，這令大部分省份、城市都背負著不可持續的債務。

今年，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減預算，包括將部分政府雇員的工資削減30-40%。與2021年相比，地方政府土地銷售量大幅下跌31.4%，這是房地產市場崩潰的必然結果。

十多年來，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最大單一來源。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各級政府預算缺口合計為5.1萬億元人民幣，而2021年同期為7180億元人民幣，增幅達6倍。

經濟危機正加劇前所未有的社會和政治不滿情緒。對於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基本上一直在經歷快速經濟增長、直到近年來經濟增長才突然放緩的社會來說，這一沖擊將不可低估。

毫不意外，關於經濟危機的消息受到官方媒體的全面封鎖。但即使是全球資本主義也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危機的程度。大部分海外經濟分析都集中在習近平執行清零政策而作繭自縛上、將清零視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病因。我們認為，這些評論員誤以為，當清零政策解除後（大部分信號顯示該政策不會在短期內解除），經濟增長會強勁反彈。但是，雖然令社會癱瘓的封城和生活秩序的被擾亂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形勢，但經濟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泡沫爆破

如果說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最初在武漢爆發、並在最初的關鍵幾周內，那些習派官員犯罪般不當應對疫情爆發，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則是其經濟層面上的相當事件。其影響將會觸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每個角落。

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非凡的規模（按市值計算，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以及中國過度投資、過度建設和過度投機的程度，從未出現過接近於此規模的投資泡沫崩潰。《衛報》9月23日報道，經濟歷史學家圖茲（Adam Tooze）評論道：“中國房地產泡沫不是普通的房地產泡沫——它是經濟史上最大的單一財富積累階段。”

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位國家最高領導人以這種方式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暗示中國這個全球最大房地產市場被金融投機者（包括一大批中共官員）劫持之深重程度。

《經濟學人》在9月12日指出，自2018年以來售出的所有房屋中有70%（即5000萬套，規模著實令人震驚）出售給了已經擁有房屋的人。顯然，盡管官方號稱習近平市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導人”（當然這並不準確），但他無力阻止房地產投機行為——這種投機行為未能為需要的人提供住房，現在已經使整個經濟崩潰。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過去已經預測到房地產泡沫破滅，而這也正在開始吞噬中國鋼鐵和水泥等其他巨大的行業——這些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河北敬業鋼鐵集團董事長李趕坡表示，幾乎三分之一的中國鋼鐵企業可能會倒閉。水泥行業也有類似的情況。2022年前六個月，全球水泥產量下降8%，為20年來最大降幅。主要原因是中國水泥產量下降了15%。

最嚴重的是，危機鏈條的下一個環節恐將是銀行業。地方政府的不穩定，中央政府救助、竭力避免走入崩潰的房地產市場，意味著地方政府自己幾乎肯定會在下一個時期需要救助。從中國地方政府的金融危機到銀行危機之間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統治

在習近平治下，香港、（特別是）新疆鎮壓升級，顯示中國變得更加極端高壓統治。中共獨裁政權禁止所有獨立的政治活動，但即使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習近平的潛在政敵，也不斷受到中共國安部門的監視，並被警告不要批評習近平的政策。

9月，兩名前高級官員孫力軍和傅政華被判處死緩，這些所謂反貪的審判顯然是用來警告習近平的敵對派系不要過分反對。孫力軍通過收受賄賂累積巨額財富，但也被指控建立反習“政治團夥”。他曾任公安部副部長，而他的盟友傅政華則曾任司法部部長。上海、重慶、山西三個主要地區的公安局局長也分別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也被指控與孫、傅屬於同一“政治團夥”。

二十大恐將習近平虛無縹緲的偽意識形態“習近平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在所有中國以前的獨裁者中，只有毛澤東享有這種地位。五年前，習近平的“理論”被載入黨章，但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個並不那麽吸引人名稱。如今這個更精簡的名字將被賦予與“毛澤東思想”相當的最高地位。同時，習也可能被封為“人民領袖”。同樣，這個儀式背後的意義，是要將其冠以與毛澤東具備同等的歷史地位。

隨著經濟崩潰、數百萬人被關在家中之際，這個“最強大的領導人”主要關心的，卻是如何讓他的頭銜更好看。這其實有著象征意義，因為執政十年了，習近平仍在與敵對的中共內部派系和“團夥”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由於經濟危機，北京與地方中共精英之間的沖突加劇，將使得未來幾年權力鬥爭加劇。習近平仍然覺得有必要以波拿巴主義風格將自己進一步淩駕於國家和社會之上，以壓制抵抗。

新一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小將提供線索，反映習近平多大程度被迫做出妥協。如果常委規模從目前七人擴大到九人，這或將表明習近平被迫向反對派系讓步，需要一個更大的機構來容納他自己任命的人。如果席位縮小為五個，正如一些媒體所報道，反過來會表明習近平的地位得以強化。

一個重要的問題將是由誰來接替李克強成為中國下一任總理，李克強是現在最知名的反習人物。汪洋以及（特別是）胡春華都屬於李克強的團派，如果這兩者其中一人成為總理，都將表明習近平作出讓步。

反習勢力不強，但得到部分資產階級、太子黨和國際資本的支持，他們希望利用總理的地位來制衡習近平，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向他施壓。更多發展將在過幾天內揭曉。但是，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

英國：中國領事館人員毆打示威者

10月16日星期日，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的和平抗議遭到領館工作人員襲擊，一些領館人員還戴著摩托車頭盔和防彈衣。 其中一名抗議者被拖進領館範圍內毆打，傷者及後需送院治療。

從領館的監控鏡頭顯示，總領事鄭曦原和其他人員出來並走到人行道上，手搶標語牌，並將一名抗議者拖入總領事館範圍。在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沖突的大背景下，這個事件或將升級為一場激烈的外交沖突。

領館工作人員聲稱示威海報展示了“極其冒犯的圖片和標語”，他們認為是“威脅和侮辱”。其中一張令他們惱火的海報，將習近平畫成一個“沒穿衣服的皇帝”。考慮到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獲得空前的第三任期，同時以防疫為由封控數百萬人，另外還面臨著拒付抵押貸款的抗議浪潮和青年失業率的飆升，海報的內容並無偏頗。

周日的抗議者中有許多香港的民眾，他們在2019年民主運動失敗後流亡英國，以逃避中共對民主權利的殘酷鎮壓。ISA在香港的支持者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運動，並強調需要“將革命輸出中國”。

我們曾指出，許多人抱有幻想的英美政府，並不是民主的盟友。只有獨立於一切國家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鬥爭，才能挑戰獨裁的資本主義統治。

然而，無論我們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當中許多人現在流亡英國）有何政治分歧，我們都捍衛他們在總領事館外舉行和平示威的權利。 我們的成員於2018年也在領館進行抗議，反對中共對佳士工人維權運動的無情鎮壓。

香港的抗議者將他們的憤怒指向了中共官員。然而，真正的目標應該是要爭取廣大中國人民（無論他們身處英國、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團結他們一同鬥爭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的。 許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政策感到憤怒，從網民對在北京掛起“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橫幅的反應就可以看出。

現在，保守黨虛情假意地出來捍衛抗議權利，要求中國大使發表聲明，要求逮捕和驅逐攻擊者，另一邊，國會正在審議通過限制抗議和示威權利的《公共秩序法案》。

他們甚至打算通過一項法律，阻止具有航空專業知識的退役人員培訓中國的解放軍。然而，他們卻樂於為世界上一些最高壓的政權，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盧旺達，訓練這些國家的軍隊。 這都是為了鞏固與拜登、馬克龍和其他國家的西方軍事聯盟，以進一步孤立中國，作為中美之間全球地緣政治鬥爭的一部分。

我們要求：

反對限制公開抗議的權利，廢除英國《公共秩序法案》；
由曼徹斯特工會委員會（Manchester Trades Council）領導工會和社區調查總領事館毆人事件；
呼籲中國大陸人民團結起來，對抗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統治；
切勿相信任何資本主義強權會支持中國的民主權利。

中國：電影《隱入塵煙》遭禁

七月中旬，低成本藝術電影《隱入塵煙》在中國上映，並在電影院和流媒體平台都獲得了大量好評。在此之前，《隱入塵煙》還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還參加了在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但在十一國慶節前夕，這部電影突然從中國消失。

這部電影遭禁的時機，很大可能是與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有關。每次大會期間都是中國政治特別敏感的時刻，隨之而來逮捕、審查和鎮壓各種反對的聲音都會加強。盡管中國還有上億人生活在“清零”政策所造成的封鎖之下，中國經濟陷入近三十年來最低谷，中共仍是不會讓任何東西破壞他們的大會。

這篇評論有兩個主題：首先，我們會談談這部電影本身；然後，我們再分析它是怎樣激怒中共獨裁政權，導致其被突然下架。

《隱入塵煙》講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鄉村愛情故事。故事發生在極度貧困的甘肅農村，這里也是導演李睿珺的老家。

曹桂英和馬有鐵是一對包辦婚姻的中年農民夫婦。曹桂英身有殘疾，受過大半輩子的虐待。馬有鐵是個貧窮的農民，他的人生哲學是刻苦耐勞，不拖欠別人的債務，並且對於苦行僧式的生活條件毫無怨言。

極端階級差異

《隱入塵煙》講述了曹桂英和馬有鐵結婚後如何共同生活，相互依靠，卻沒有把故事講得過分煽情（畢竟這不是好萊塢）。這個故事揭露了當代中國殘酷的階級現實。當地土地承包商張永福的兒子開著寶馬車自由穿梭，然而曹桂英和馬有鐵只能騎驢子上路。

這對農民夫婦受到的剝削，比喻了當下中國農村的貧苦民眾遭遇。張永福生病的時候，需要有人給他獻血，而馬有鐵是全村唯一有匹配血型的人。因此，對資本家來說，馬有鐵有了特殊的價值。他兩次無償獻血，都拒絕接受報酬。與此同時，正是他拯救的張永福一家人，把他和曹桂英趕出他們的磚房，並從拆遷中牟利，賺得盆滿缽溢。在社交媒體上，許多人轉發馬有鐵的一句話：“對鐮刀，麥子它能說個啥”。

扮演曹桂英的是著名演員海清，飾演馬有鐵的是素人演員武仁林。他在現實是名農民，長年在田頭勞動使他雙手磨出厚繭。導演在很多角色里選用了素人演員，讓整部電影有了一種真實樸素的感覺。

當局對這部電影的反彈

這部電影為何會觸犯當局的審查機制？盡管沒有強烈的政治意味，《隱入塵煙》里描繪的赤貧與不公明顯影響到了中共獨裁的公共形象。去年，習近平宣稱中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而事實上，這一政治成就背後的統計數據充滿著各種操弄造假。2020年，總理李克強就曾表示，仍有超過四成中國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一方面，《隱入塵煙》獲得了影迷的好評（比如成為豆瓣目前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而另一方面，它也在網上受到了很多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攻擊。他們說，這部電影展示的赤貧詆譭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甚至有文章將其稱為“叛國”，並批評了批準這部電影的政府官員：“這樣辱罵我們的黨和人民，辱罵我們政府的片子從你們手里出來，你們不感覺自己有愧有罪嗎？”


今天，在中國墻內，人們已經看不到這部電影了。《隱入塵煙》這四個字也因此獲得了一重新的含義。電影審查機制的日益嚴苛，也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對中國社會的壓迫越來越強烈。去年，1990年代電影《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被中國政府換上了一個新的結局，並改以黑底白字字幕打出“經由泰勒提供的線索，警方迅速理清案情，一舉將他們抓獲，阻止了炸彈的爆炸” 。傳記片《波西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也遭到刪節，移除了描寫歌手Freddie Mercury同性戀性向的部分。

中國左翼遭受鎮壓加劇

社會主義工運人士柴曉明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對46歲的他的判決將於11月25日星期五作出。柴曉明於2020年8月在南京中級法院受審，到現在已超過兩年。他可能會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柴曉明一案是習近平政權加劇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最新例證。當今政權越來越針對社會主義者和左翼，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民主人士。習近平的所謂“共產黨”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今年，中美之間GDP差距將在30多年來首次拉大。清零政策下的封鎖造成嚴重後果，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和外地務工人員的抗議浪潮。那些有財力離開中國的人正在加速逃離中國（所謂“潤學”浪潮）。

柴曉明是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之一。該網站在2018年深圳佳士工廠建立獨立工會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與毛派和其他左翼人士緊密合作。佳士鬥爭吸引了中國左翼青年和學生廣泛的關注，其中一些人前往深圳積極參加鬥爭。

這場運動震驚了中共政權，因為它聯合了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年輕人，並試圖組建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當局首先對工人進行了殘酷鎮壓，逮捕並解雇了工人，然後對學生進行了鎮壓，逮捕了110多名學生，近一半人“失蹤”，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對柴曉明的抓捕是這次鎮壓的一部分。

像處理其他運動一樣，中共宣傳機器聲稱佳士運動的積極分子被“境外勢力操控”。它試圖以同樣的指控抹黑女權主義者、LGBTQ運動人士、民族權利運動人士和其他對中共政權的批評者。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升級，達到40多年來最尖銳的時刻，通過聲稱這些運動“受到境外政府資助”來抹黑工人或婦女權利鬥爭的宣傳也在增加。

事實上，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從未支持工人組織和罷工權利或其他民主權利，只是開始將這些問題作為資本主義超級大國之間新冷戰鬥爭的幌子。

鎮壓左翼

2018年，《紅色參考》網站在北京的辦公室遭到突擊搜查，警方繳獲了電腦和書籍。作為佳士鎮壓行動的一部分，其他幾個與毛派有關的網站也遭到了突襲。《紅色參考》編輯尚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捕。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報道提及，柴曉明於2019年3月21日被捕。他現在已在監獄里待了三年零八個月。中共對他的指控是完全虛構，這是中共誹謗和誣陷左翼運動人士及一切政治對手的手段。

甚至在被拘留之前，柴曉明的健康狀況就已經很差。他的朋友和家人被拒絕探視，這讓人們擔心他的病情。他的父母都80多歲了。他的律師對此案的公開評論受到限制，他對柴曉明的身心健康表示擔憂。

正如我們在2020年柴曉明被審判時提及：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政治審判

對柴曉明的審判顯然是政治性的。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表示：“這場審判是一場可怕的作秀審判，絲毫沒有正當程序的樣子。”他說：“柴曉明被起訴的背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威權政治議程，而這現在變得更加殘酷，因為它擔心政治上的激進化和意識左轉的浪潮——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人中。”

法院決定將柴曉明在佳士鬥爭中的參與同他的案件分開，這是中共政治操弄的一個把戲。他的律師郭海躍透露，柴曉明早些時候在海外的活動反而是案件的焦點。

郭海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柴曉明）在國外留學過啊，有很多事情是跟在國外有關系的。有些方面我不方便跟你說這個事件，跟那個佳士（事件）沒多大關系。”

這顯然不像柴曉明在2018-19年鎮壓期間被捕的時機所顯示的那樣。但當局決定從柴曉明的案件中與佳士事件切割，顯然是由於其政治敏感性；他們希望避免再次引起人們對2018年佳士鬥爭的關注和討論。

海外中國留學生

還有一個因素，今天變得越發重要。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激進化起來、準備參與反中共的政治活動和抗議活動。10月13日，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一名個人行動的示威者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高舉反習橫幅，要求民主權利。北京抗議活動爆發後，中國留學生越發激進的形勢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這件事之後，中國學生制作的聲援海報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數十所大學校園，要求釋放彭立發，支持他提出的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顯然，法院也希望借柴曉明一案向海外留學生發出警告，不要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

柴曉明唯一的“罪行”是維護工人權利，抗議中國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習近平政權采取的殘酷鎮壓措施表明，盡管習近平試圖展現威力和穩定，但他擔心與日俱增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情緒。

對柴曉明的迫害非但沒有挫敗抵抗情緒，反而為組織對抗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要求釋放柴曉明的團結聲援抗議正在醞釀。例如，倫敦的學生和左翼活動人士要在11月25日（宣判日）發起團結抗議。ISA的支持者熱切想要提出這個議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介入或發起團結聲援抗議。

釋放柴曉明！釋放中國所有政治犯！
為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而戰！
反對新冷戰——支持全世界工人爭取權利的階級鬥爭！
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

中國：不能指望中共的法例會保障女權

中國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在10月底通過，在表面上宣揚“男女平等是基本國策”，包括針對婦女人身自由、消除歧視、平等國民保障、阻止性騷擾和人口販賣等。但在現存專制資本主義體制下，中共只會鞏固對女性壓迫的父權元素以加強社會控制。

新修訂法案中總則第七條規定，“婦女應當遵守國家法律，尊重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加入了“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令人想到是為了鞏固傳統家庭婚姻觀念。即使報道這一修法的媒體不多，也大多只聚焦於一些表面功夫，但是網上相關討論及批判仍然不少，包括質問“怎麽不出個規定男人的？”、“為什麽要提到婦女應該遵守的道德啊”等。

雖然該法律修訂草案強調男女平等，也有提到不能強迫女性生育，但是現實中政權打造的氛圍正是要推動女性生育，包括提出“三胎政策”，同時並沒有配套的提高工資、改善住房和教育等社會保障等措施——也是因為不想讓資產階級利益受損。在如此的國家政策、及當局試圖打造的社會氛圍下，二元性別的角色更加被強化、女性更為落入到傳統家庭角色里，婦女勢必無形中承受更大的壓力——要麽被迫承擔家務勞動同時還在外拼命工作、從而養活家庭，要麽被迫放棄職業生涯、經濟上完全依賴於配偶，因此中國女性處境越來越艱難。

正如台灣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中國性別研究專家沈秀華所言，中國在“經改”（即資本主義覆辟）以來，大量國有資產被私有化，社會安全網也因此倒退到以家庭為核心。習近平治下，當局不斷強調孝道和婦德，女性更加被推回到傳統家事領域。目前中共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生育率持續下跌、結婚率下跌而離婚率飆升的狀況，因此勞動力縮減對於當局來說迫在眉睫，而此時當局自然會期待女性更多地進行“相夫教子”這項“傳統家事”。

女性權利備受打壓

疫情期間家暴事件暴增，離婚權和墮胎權正在被不斷打壓。而女權運動更早就受到嚴厲鎮壓。2015年國際婦女節前夕，“女權五姐妹”因為策劃“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而被拘留，37天後才因為當局受到國際社會壓力而被釋放。#MeToo運動，則在2018年傳入中國網絡幾個月後，變成為微博上的禁詞，支持這個運動的網民經常遭遇封鎖帳號、網絡霸淩、拘留逮捕等打壓手段。而在往後，女權運動更是被民族主義者攻擊、被和所謂“境外勢力”、“港獨”聯系起來，典型案例包括2021年女權人士肖美麗被攻擊的事件。

中共本身也是充斥父權的體制，其中一個指標便是，如今已有9千多萬成員、女性占比為27.9%的中共，至今只有八位女性曾經進入中共政治局，其中還有兩位是候補或候任政治局委員，或者是其他無足輕重的角色，更從未有女性進入過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方意義上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二十大後仍舊如此。另外，在去年被爆出性侵的張高麗，更是沒事一般赫然出席二十大現場，可見這些權貴的施暴者是如何能夠逍遙法外。

修訂內容還涉及拐賣、綁架婦女問題，規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及時發現報告和解救安置被拐賣和綁架的婦女。今年年初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不單是對於販運婦女和兒童現象的憤慨，也包括對於婦女權利本身的擔憂。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1月22日，當局征求《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意見，結果收到社會各界42萬余條法律意見，參與人數高達8.5萬余人，比起其他征求意見草案只有數十至數百不等的參與人數，明顯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女性權益意識提高很多。但是，這些法律修訂徒具象征意義，對於清除背後人口販賣業的黑金集團和官員並沒有任何幫助。

真正保障婦女權益，不能依賴中共當局好看的法律（何況該法律在聲稱“權益保障”的法律里提出規訓女性的內容，真是諷刺）或是中共的哪個官方機構，而是需要女性、工人和其他受壓迫者聯合組織起來，建立取代中共獨裁政權的民主社會主義女權替代方案。

2022年是中國人口危機的新里程碑

今年7月11日，聯合國《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測，印度將在明年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人口危機壓力和廣泛的質疑聲中，中共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終於承認“‘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這也是中共首次承認人口出現負增長。這將會是中國人口危機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未富先老”

連年的生育率走低、越發嚴重的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的社會現象和寅吃卯糧的養老金問題就像慢性病一樣越來越影響到了中共的獨裁統治。中國規定最晚60歲退休，而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60歲老齡人口已達2.64億，占總人口的18.7%，預計到2025年60歲以上人口達到3億，這意味著三到四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老人。資產階級希望有著充足的勞動力以供剝削，同時還要維持著一個相對數量的失業人口作為產業後備軍，並讓這些工人相互競爭以獲得優質廉價的勞動力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為了應對危機，在去年五月末習近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中便宣布了一對夫妻能生育三個子女的三胎政策，但響應者寥寥。如《新華社》在微博發起投票“三胎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結果九成的投票都是“完全不考慮”。今年上海疫情期間一男子面對警察“影響你三代”的威脅，更是喊出了“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回應。

有很多相互聯系而造成的人口危機。今日中國的少數官僚資本財團據有著本由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貧富差距極其懸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背景再加之高企的房價、昂貴的教育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如不完善的產假制度、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支出的缺乏等，不僅使得生育率低迷，更使得生育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權利。廣大貧苦人民一個都生不起了，還能生第二個、第三個孩子來供資本財團剝削嗎？另外，生育多個子女意願低下還有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粗暴執行了整整35年的一胎政策“只生一個好”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已經構建出了一種理想家庭的想像。

中共的三胎政策基本上是全面二孩政策的翻版，“全面兩孩”2015年開始推行，2016新生兒多了將近100萬，但2018年新增總人口急速下跌，已不及放開前的水平。和二孩政策一樣，三胎政策效果也極為有限。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表示，三孩政策能讓三孩占比提高2-3%就不錯了。理論上講，放開三胎限制與全面放開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中共不選擇全面放開是為了使得長期執行並寫入憲法的計劃生育政策能夠邏輯自洽，不至於暴露出生育已經不在“計劃”之中從而動搖政府權威。如果不解決影響生育意願的房價、教育、生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而只妄想通過不限制生育的政策和天花亂墜的宣傳來解決人口危機，那只能是治標之舉。

超額剝削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人口問題。中國社會少子化的根源又恰恰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下民眾受到的超額剝削，絕大多數基層民眾被資本榨幹僅僅只能維持生活的水平。中共根本無力解決人口危機，它只能和財團捆在一起沖向歷史的垃圾堆。而我們要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來解決人口問題、來開拓新的世界！

我們要求：

打倒房地產商！將房地產企業和建築民主公營，提供優質廉價房屋供人民居住；
反對教育商品化！全面實現教育免費，取消各級學校學費，建設免費公有公營的托幼機構；
打碎父權制度！實現男女平權，反對職場歧視，落實同工同酬和法定產假；
反對提高退休年齡！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大增最低工資和生育補貼政策。
而上述所有措施只有在工人階級接管經濟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並制定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計劃制度才能實現。

中國群眾運動何去何從？

在本文撰寫之時，警察正在中國各大城市集結，以圖盡力平息最近的抗議浪潮。抗議在各大學持續。在即將到來的周末，全國各城市或將出現新一波街頭抗議。過去幾天席卷中國的示威是30年來對中共獨裁統治、及現在對新加冕為“皇帝”習近平最嚴峻的挑戰。

在經歷了3年令人窒息且殘酷不仁的“清零”控制和封鎖之後，群眾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雖然清零政策和周四在新疆發生的致命火災是抗議的導火線，但當前的抗議浪潮遠不僅是關於反對封城（盡管這個問題很重要）。

全國80多所大學的抗議中，學生們高喊“不自由毋寧死”——這正是1989年鬥爭的口號，盡管許多中國青年對此並不知情。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獨裁統治的訴求，加上對於中共瘋狂、頑固、不科學的作法的憤怒，兩者結合了起來。

過去一周，每日通報新冠肺炎確診數已達到創紀錄的40,000多人。雖然與許多西方國家疫情高峰期的水平相比，這數字仍然很低，但政權采取更嚴厲的封城政策，因為其過去堅持清零政策的成功，現在已經騎虎難下了。

中共獨裁政權盲目地遵循失敗的戰略，而習近平的個人角色加強了這一戰略：一方面，他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使用“清零”作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表忠”；另一方面，他借此政策大規模提升獨裁政權監視和控制社會的能力。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輕忽疫苗接種，而是側重於密集的大規模檢測、接觸者追蹤、隔離和殘酷的強制封鎖。有100萬中國人——包括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家人——現在被關在隔離中心（也就是方艙），這些地方被廣泛描述為“比監獄還糟糕”。據每周提供最新消息的野村證券稱，目前有50座城市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狀態，這一數字創下紀錄，而這些城市占了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

現在的一個重大改變，即轉向世界其他大部分國家政府采取的“與病毒共存”政策，恐將使中國資源不足的醫療部門不堪重負，並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彭博行業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每10萬人只有4張重癥監護室（ICU）病床，這一指標遠低於發達國家。現在在這件事上進行180度大轉彎，對習近平來說也是一次丟面子的個人挫敗，因為“清零”被視為他的招牌政策。 因此，正如彭博社專欄作家馬爾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指出，習近平身為獨裁者，發現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動強制”——此處使用了國際象棋術語，意思是玩家被迫采取行動，但任一選擇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警訊

社會爆炸的警訊已經十分明顯。10月，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富士康）在鄭州的數千名工人發起了大規模抗議，這對群眾意識產生了巨大影響。盡管網絡審查人員盡了最大努力屏蔽相關新聞，這些場面還是在社交媒體上被大家廣泛觀看。烏魯木齊是最近一波史無前例的抗議活動的爆發地，這座城市已處於令人痛苦的100天封鎖，伴隨著食品和藥品短缺——幾乎所有的封鎖措施都是如此。

封鎖引發了難以想像的心理健康危機。早在2020年，一項全國調查就發現，近35%的受訪者正在處理因大流行而導致的心理困擾。今年，衛生部拒絕公布自殺統計數據。

許多現在爆發了自發的反封鎖和反政府抗議的大學已經經歷了好幾波封鎖浪潮，學生們被困在宿舍里數周之久，抱怨缺乏包括衛生用品在內的一切。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的開賽在中國也帶來了震撼。沒有戴口罩或可見的疫情限制的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景，促使一些人問道“他們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嗎？”

中國一名同志如此描述整個情況：“從我社交範圍所見，除了少數官僚和年輕公務員對事態不予置評，幾乎所有人都堅定站在抗議者一邊——包括平常那些’沈默的大多數’。”

“這場風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習近平的不滿成為重點，公眾不再把怒火燒向地方官員或者政權內部其他人物，而是直指習近平本人。”

烏魯木齊喪生的10人

11月26至27日，公眾對清零政策積聚的憤怒情緒終於爆發，全國各地民眾聚集要求解除封鎖，甚至主動拆除和摧毀路障和檢測設施，攻擊擋路的防疫人員和警察。截至11月27日，全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人數從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

11月24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維吾爾人社區的一棟公寓樓發生火災，引發了這一抗議事件。烏魯木齊是一個 80%人口為漢族的城市。盡管中共多年來惡毒地利用種族主義宣傳維吾爾人是“恐怖分子”，我們還是看到漢族和維吾爾人表現出自發的團結，而這具有重要意義。

火勢本身並不大，但由於為加強封鎖而豎立了隔離柵欄，因此消防車無法及時趕到滅火。疑似受害人因房門和逃生通道被鎖而無法逃脫。在被網絡審查人員刪除之前，人們尖叫著要求開門的視頻片段在網上廣泛流傳。

火災中有10人喪生，他們都是維吾爾人，但一些網絡報導稱實際死亡人數要再多。中共官員後來推卸責任，稱路是通的、是居民不跑。這進一步激起了公眾的憤怒，當晚，大量烏魯木齊市民，包括漢族和維族人，沖破防疫屏障，遊行到市政府辦公室抗議。

由於接連不斷的次生災難導致人命死亡，反抗的種子已在人們的心中種下。這包括貴州省發生的導致27名被強行送往偏遠檢疫中心的乘客死亡的公交車事故，以及無數人因提交不出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而被拒絕入院治療最終死亡的悲劇。

近幾周，鄭州、廣州等地的民眾和工人紛紛沖破防疫屏障，與警方對峙。在重慶，一段年輕人在警戒線前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視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烏魯木齊的抗議在兩天內掀起波及全國的浪潮，點燃了在非人道和偏執的清零政策下積聚的憤怒和不滿，但情緒更為強烈。習近平強硬的防疫政策也讓數百萬人認知到令人窒息、殘酷鎮壓的獨裁統治的現實。這也告訴大家，中國政權準備多長時間實施如此的鎮壓和監視。

“共產黨下台！”

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沖破疫情封鎖線，沿著以烏魯木齊命名的烏魯木齊中路遊行，悼念火災遇難者，表達憤慨。幾天後，警方拆除了烏魯木齊中路的所有路牌，而這是他們避免更多抗議的其中一個應對方式。上海群眾一齊高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他們還阻攔警車，並奮力解救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示威活動持續到11月27日白天和晚上，人們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廣州、成都、武漢等城市也爆發大規模抗議。

自1989年以來，中國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運動。目前的抗議還沒有到當年那個程度，但我們必須觀察事情會如何發展。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在許多方面甚至比當年還要嚴重。當前的抗議來自多個社會階層：鄭州和廣州的農民工、學生、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以及許多站在示威前線的年輕女性。正在展開的政治意識中有許多不同的元素，但這已經從反對封城，進化為提出民主訴求、反對鎮壓、要求終結獨裁和罷免習近平的政治訴求。

在烏魯木齊，當地政府在火災發生後立即改變立場，宣布該市已“基本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目標”，因此正在放松管控，但人們繼續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其他許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類似的立場，匆忙宣布解除封鎖並進行一些浮於表面的改變。

這是中共平息抗議的典型手段——先是給根“胡蘿卜”（即讓步），然後再揮舞鎮壓和逮捕的“大棒”。對於類似烏魯木齊那樣政府一夜間實現“社會面清零”的說辭，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普遍表示懷疑。中共政權出名的一點劣跡，便是利用“虛假”承諾和讓步愚弄大眾。它通過宣布將關閉污染行業來平息環保抗議，只是為了在眼前的動蕩平息後才允許高污染產業繼續開工。在廣東烏坎村，中共當局承諾舉辦有限度的地方選舉，以平息反對征地和腐敗的抗議。選舉被操控，然後鎮壓開始，抗議當中的許多領導人物現在不是在囚就是流亡。“他們給了我們一張100萬美元的支票”，一名烏坎活動人士後來說，“但它跳票了”。

在這波抗議浪潮中，漢人和維吾爾人展現了團結一致的一面，克服了中共的分裂策略。在烏魯木齊，漢人被路過的維吾爾人鼓掌擁抱，在街頭張貼橫幅悼念周四火災中的遇難者，這一幕令人心潮澎湃。中國的一些資深評論員將這種情況描述為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致命的各民族間暴亂和大屠殺）以來前所未有的情況。

訴求為何？

在大學校園里，眾多學生團結起來。11月27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數百名學生舉著白紙抗議，高呼“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無產階級萬歲”，還唱著國際歌。

與早先的抗議不同，當前的抗議浪潮顯示出轉向更明確地反對獨裁統治；很難得的是，直接反對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被廣泛采用。同樣，這是自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10月的四通橋事件，當時一個獨自行動的抗議者彭立發在北京市中心懸掛標語反對獨裁統治的橫幅，顯然影響到了今天提出的許多訴求。雖然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抗議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但在中國，所有獨立組織、政治和民主權利都被禁止，其效果驚人。

在我們關於四通橋抗議的聲明中（《中國：“新坦克人”抗議引發熱烈回響》，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我們認知到抗議帶來的影響，並對於橫幅上的許多口號表示讚同，同時解釋道，這樣不足以充分或明確挑戰中共獨裁統治，而且一些訴求——比如“要改革”——不幸地強化了對於中共獨裁、或其某些精英派系有能力進行改革並提供民主讓步的幻想。

中共獨裁永遠不會主導實現向任何形式的民主的漸進過渡。有人寄希望於中共的憲法，但它不會提供任何民主機制來監督或罷免領導人。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共極權國家機器的其他機關提出要求，我們也不會贏得任何勝利。1989年，重新召開全國人大的呼籲，最終結果也僅是分化並消散了群眾鬥爭。

中共一再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幻想。中共曾經承諾在香港允許有限的民主權利，但這些都被收回並粉碎。如果中共不能容忍在香港相對獨立的實體內存在一種有限、只做半套的資產階級“民主”，那麽他們肯定不能容忍在中國落實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

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通過我們的文章解釋道，歷史上沒有哪個專制制度是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的。主要由罷工浪潮和工人運動的果斷介入來領導的群眾鬥爭，一直是成功擊敗獨裁政權和贏得民主權利的關鍵因素。盡管抗爭者英勇奮戰，2019年香港運動走向失敗，以及隨後遭遇鎮壓，顯示沒有“改革”獨裁政權的可能性、運動不能半途而廢、獨裁統治必然會設法維持全面控制。

對習近平個人認同的清零政策的廣泛憤怒，進一步加劇了對於中共獨裁政權的反對情緒。對於剛剛開啟第三任期的習近平來說，抗議的如此爆發無疑是一種屈辱和重挫。在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稱帝之際，我們預測，“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政權的前景，並只會走向最大的風暴。”（《中國：習近平的二十大總結了五年的政治災難》，中國勞工論壇，10月17日）

這些情況與伊朗起義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兩個案例中，一起殘忍的事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反對整個政權的政治訴求開始浮現。不同民族群眾之間團結一致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也本能地克服了惡毒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此外，2019年香港爆發了圍繞新逃犯條例議題的群眾運動，幾周內抗議就遠超出了逃犯條例修訂這個議題，因為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抗議將抗爭者的訴求集中在爭取民主權利和終結國家鎮壓上。

香港運動提供的教訓

今天中國抗議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許多人公開表達“我們應該支持香港”的遺憾情緒。這表明意識開始趕上形勢需要的過程。香港運動失敗的原因給中國的鬥爭提供了重要的教訓：它不缺人數也不缺戰鬥性，但缺乏群眾組織（特別是工人組織）來使得鬥爭挺過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局、政府打壓和不實信息而存續。它孤立於單獨一個城市，因此沒法擊敗中共獨裁。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香港鬥爭中的主導地位，泛民反對派政黨破產的妥協策略，以及香港本土派更加極端的內向心態，最終作繭自縛。

一種僅依靠自發性和網絡平台的反組織思想也阻礙了香港鬥爭，因為當面對一個擁有龐大資源的、無情的國家機器時，需要規劃、戰略、制定明確的綱領以及對取代如今社會和政府制度的藍圖有所認知，這需要組織——工人組織和學生會、基層抗議委員會，以及至關重要的工人階級政黨（而這個政黨需要明確的爭取民主權利與社會主義的綱領）。

後者表明中共獨裁統治與中國資本主義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其實可謂全球最大規模的工業和金融公司，擁有自己的軍隊和警察部隊。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通常（而且也許不可避免地）會在每一次反獨裁鬥爭中占據一席之地，而這需要用明確的警告來回擊——就像我們在香港鬥爭中所做的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唯一途徑就是與資本主義果斷決裂，因為這是中共獨裁統治所依賴的制度。

面對這一重大危機，習近平一如既往地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但我們不能低估中共冷血鎮壓的決心和兇猛程度。中共不會輕易接受群眾的訴求，哪怕是要求部分地改變防疫政策——中共怕這會鼓舞士氣，引發連鎖反應，從而引發更多的群眾鬥爭。中共更不會同意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實現哪怕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因為當今中國龐大的規模和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也會在實現民主改革後摧毀中共的獨裁統治。

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工人階級是中國關鍵的社會力量，他們已經是抗議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沒有任何形式的組織，甚至沒有工會來爭取其工作條件。工人階級應首先在工作場所組織起來，然後在整個社會中組織起來，這是反對鎮壓、獨裁和資本主義的成功運動的自然且唯一的原動力。

為了成為當前抗議浪潮的領導，工人們必須號召罷工，同時呼籲學生跟隨。如果總罷工與通過罷工委員會、新的獨立工會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新的群眾性工人政黨這些組織聯系起來，那麽總罷工將是反對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最有力武器。

我們主張：

停止清零，停止鎮壓抗爭
行動升級，建立獨立學生會與工會，發動罷課罷工
要言論自由、罷工權、組織權，不要審查與監控
要勞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時工作制，要生活工資
要性別自由，不要父權要女權，不要家庭壓迫，不要再有鐵籠女
要跨族群團結鬥爭，支持港台疆藏自決權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習近平、打倒獨裁、打倒資本主義

團結聲援中國群眾抗爭

2022年11月的群眾抗議改變了中國。無論未來幾周的發展如何，現在每個人都感知到，社會上對中共獨裁統治的怨恨和憤怒達到的程度。縱使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警察國家監控機器，也已經無法掩蓋真相。未來，這個獨裁政權只會面臨更大規模的群眾反對。

“我們要自由！”

從烏魯木齊、上海、廣州到北京，抗議席卷了中國。至少有85所大學的學生舉行抗議，要求“自由”。這是自1989年民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地沖擊中共獨裁統治的抗議運動。現在我們見到年輕人和年輕女性、漢族和少數民族以及工人起身反抗，可以說這是自1989年以來對中共獨裁統治最嚴峻的挑戰。

非人道的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堪比戒嚴，對普通民眾而言意味著極端的苦痛——拖欠工資、失業、貧困、精神疾病、缺乏食物和藥品。造成至少10名維吾爾人喪生的烏魯木齊火災悲劇，是11月26日至27日群眾抗議的導火線。即使多年來當局利用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分化各民族工人階級，漢族和維吾爾族普通民眾此時團結一致，反對中共獨裁統治。

在上海，示威者高呼“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如此公開的批判，已經很多年沒聽到過了。群眾抗議已經遠不只是反對清零，而是正確地將反對清零與爭取民主權利、言論自由和終結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聯系起來。

中共也以其老伎倆回應。警察遍布在街頭。許多參與抗議的人在11月已接到公安的電話並被家訪，警告他們停止活動。中共當局宣布啟動“緊急狀況”這一最高級別的審查。審查人員正在過濾江澤民過世的消息，以防止學生和工人以此為契機發起新一輪抗議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浪潮。現在判斷如此鎮壓是否會遏制運動還為時尚早。如果是這種情形，鎮壓不會永遠有用。社會憤怒已經極其高漲。警察恐怖手段是無法壓制充斥著街道和校園的自由呼聲的。

當局和以前一樣，宣布對一些政策進行重大變更，以圖平息抗議。當局聲稱會放寬部份清零措施。當局不會承認這些是對群眾壓力的“讓步”，因為中共擔心這會鼓勵到更多的反抗。但防疫措施的放寬只是浮於表面、非常有限。由於未能投資於公共醫療和高效疫苗，中共已將自己和人民都困在清零夢魘中。而習近平這個獨裁者執迷於“勝利”的清零政策，因此對於防疫政策實施任何真正的改變，都將是對於習近平的一種個人恥辱，會削弱他對權力的掌控。

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我們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我們的《社會主義者》雜志在中國左翼青年間很受歡迎。我們為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而戰：停止網絡審查、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罷工權、組織權。我們呼籲當前抗議浪潮需要升級，要發展為工人罷工與學生罷課。

我們指出，中共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不能自我改革，我們不能以“憲法”來制約和約束它；必須要推翻中共獨裁，由民主的工人和被壓迫者政府所取代。我們想要的是，真正實現社會主義，由普通民眾和工人對經濟進行民主控制。反對殘酷的血汗工廠資本主義，以及偽共產黨的警察國家。

我們社會主義者過去積極參與了香港的群眾鬥爭。那場運動失敗了，香港陷入了鎮壓的黑暗，這是因為那場運動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來推進。當時，青年社運人士及運動支持者都以為自發抗議和社交媒體網絡就足夠了——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場成功的鬥爭需要組織、強大的工會和革命政黨。

中共政權向海外輸出網絡控制技術

一直以來，中共采取了一種嚴格的消息封鎖來維護它自身的獨裁統治。除了建立“網絡防火墻”以外，群眾在網上發布的內容都要接受嚴格的審查，甚至還可能遭到當局的抓捕和拘禁。習近平上台之後，對網絡審查的力度越來越大，習近平創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來專門負責網絡控制，而他自己則擔任這個小組的組長。

在國際上，中共一直通過輸出資訊監控技術來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這吸引了別的威權主義國家，例如俄國、緬甸和伊朗，它們都希望通過中共輸出的網絡控制技術來壓制公眾輿論，以維持自己的政權。在這些國家爆發的群眾運動基本上都利用互聯網作為宣傳和組織的工具。中國政府的網絡管控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上的影響，而且是技術上的支援。

防火長城

2016年的時候，根據《衛報》報道，俄羅斯正在從中國引進防火墻技術來建立控制互聯網的監控系統。同年，普京訪問中國時簽署了在互聯網領域進行合作的文件，其中提到“網絡安全威脅信息共享”和“跨境網絡安全威脅治理”。之後，莫斯科當局通過了《亞羅娃亞法》來控制互聯網，該法律要求電信供應商將用戶信息儲存6個月，元數據（例如時間地點和信息收發者）儲存3年，並要求供應商允許聯邦安全局訪問這些數據。

而在2021年群眾反對緬甸軍政府的大規模抗議中，緬甸軍政府迅速聯絡了中國，希望他們能夠向軍方提供網絡管控的技術援助。從Twitter和Facebook上發布的圖片可以看到，政府人員從中國到向緬甸的飛機卸下幾箱貨物，很可能就是中共送出的技術設備。盡管中共官方否認向緬甸軍政府提供了任何設備和專家，但僅僅在幾天後，軍方就關閉了緬甸的互聯網服務，並禁止當地訪問國際社交媒體，並對抗議運動展開暴力鎮壓，至少屠殺了1500人。一名緬甸網絡安全專家匿名稱：“這些設備用於架設防火墻，它們將被送到網絡服務商和Ooredoo、Telenor等電信運營商那里”。

另一些國家，例如土耳其，正在尋求中國企業幫助他們搭建網絡社交平台。土耳其Facebook用戶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法國，這讓土耳其政府擔心群眾會接收到西方媒體的消息，並在社交平台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埃爾多安稱，YouTube和Twitter是不道德的。除了推動法律進行管制，土耳其政府還在積極尋找中國互聯網企業搭建受國家管控的社交平台，因為這些企業更樂於滿足土耳其政府的需求。根據中國政府自己發布的文件顯示，中國企業在土耳其最大的運營項目就是互聯網程序。中國也在這些威權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跨國鎮壓，包括海外異見者和少數民族。一份報告稱，2021年，中共通過將在新疆使用的算法監控系統：綜合聯合作業平台國際化，來迫害其他國家的維吾爾人。他們通過算法和數據庫來評估海外維吾爾人，以確定哪些是異見者。

一丘之貉

美國批評中共和這些威權國家的網絡管控是“不民主的”，“侵犯言論自由的”。但美國並不是真心希望維護言論自由，而是利用“人權民主”的旗幟來遮掩真正的經濟和帝國主義目的，在新冷戰中攻擊中國。長期以來，美國帝國主義都將YouTube這樣的網絡平台作為宣傳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工具，對反美國或者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進行限流。而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這些公司審查並刪除了大量反資本主義的內容。這些公司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而不會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

我們認為，要實現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要反對中共這樣的網絡審查，讓工人階級能夠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同時，我們不能信任被富豪不民主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這些公司媒體從來都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為了自己的利潤，它們往往會和獨裁國家合作。我們主張公有的，不受政府控制的互聯網公司和媒體，並交給工人階級民主管理，通過民主選舉選出領導層，而不是作為資產階級政府和獨裁者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這樣才能使廣大無產階級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中國抗議已（大多）被鎮壓，但關鍵在於，國外的抗議仍在繼續

11月下旬，中國有大約20個城市和80多所大學爆發前所未有的群眾抗議運動。抗議運動使習近平政權陷入了近乎恐慌的狀態。就目前而言，中共獨裁政權及其國安機器看似已經成功地鎮壓了抗議運動，但中國社會不會回到以前的樣子。

近年來，針對封城、環境污染或官員腐敗的地區小型抗議運動在中國並不罕見，但這些消息一直受到嚴格審查。最近這波抗議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全國性的，而且部分更提出了關於民主權利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政治訴求。抗議者要求結束“清零政策”，並主張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在上海和一些大學里更出現了反對習近平和中共的口號。自1989年的群眾運動以來，在公開場合喊出這樣的口號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的行為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可以被判長年監禁。

抗議走向下坡，縱然可能只是暫時性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國家的鎮壓，但也源於兇惡的警察國家和對工會的禁令，使得中國工人階級不能以任何方式組織起來。因此，所有的鬥爭往往是很突然的、自發的和無計劃的。在中國，罷工很少是有組織的；更多的情況是，當工人被殘害與欺騙到無法忍受時，罷工就會“爆發”。

然而，抗議並非全部停止。此後，廣東發生了多起農民工抗議，南京大學也發生了抗議運動。南京大學的學生在他們的校園被解除封鎖幾天後、又突然被重新封鎖之時進行了抗議。這個過程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在中國各地重演。現在的問題不是抗議會否會再現，而是何時重現。

清零政策將會怎樣？

上周末，中國最大的幾個城市宣布放寬封城政策。一些城市取消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須出示核酸檢測結果陰性結果的要求，在北京，一些公寓樓表示居民可以在家里自行隔離，而不是在常被形容為比監獄還糟糕的集中營（方艙醫院）中隔離。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本人並沒有就“清零政策”或放開封鎖發表任何聲明（除了對來訪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發表的私下言論），更不用說公開承認抗議運動的發生。地方官員被授權推行這些政策變更，正是為了保護習近平，他不能被視作在過去三年的重大政策上“開倒車”，但毫無疑問，這些地方官員得到了獨裁者的允許。雖然海外媒體將這些舉動描繪成清零政策的全面退場，但實際上是只是部分松綁，未來不排除可能會再次推行清零。目前，中國有4.5億人生活在某種形式的封城中，規模比一周前的5.28億人有所減少。

這一變化遠不代表整個獨裁政權的“退讓”，它所表明的只是，對習近平來說，比起30年來對中共政權最公開的抵抗行動，讓新冠病毒肆虐、甚至恐將導致數10萬人死亡（或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將多達200萬人死亡）還比較能接受。這反映出中共政權是有多麽恐懼和不自信，尤其是在中國更深陷經濟危機之時（凱投宏觀預測2022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為-1%），並證實了我們在10月中共二十大前後所言：“中共政權越來越脆弱，而不是越來越強大。”

現在，“清零政策”的放開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這清楚地顯示了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改革”的局限性，並明了地引出全面制度變革的問題。對於可以在外面更自由活動、乘坐地鐵、參與更多的社會活動，普通民眾將無比欣慰，但也有人懷疑所宣布的解封措施是否會真正得以落實。但是，由於目前國內疫情急速惡化，而國產疫苗不如西方國家的疫苗有效，但西方疫苗被禁止進口到中國，且老年人的接種率極低（80歲以上的人中只有40%完全接種），加上重癥監護室（ICU）床位嚴重短缺，中國完全有可能像今年早些時候的香港一樣，在冬季迎來新冠死亡病例激增。科學家和新冠專家估計，如果全面取消清零政策，全國可能有150萬到200萬人死亡，而其他一些人則說病亡人數會更多。

在沒有備用方案的情況下，隨著傳染性極強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擴散，中共政權將粗暴地左右搖擺，從封鎖到部分放開，然後再回到封鎖。但在最近抗議開啟的新時期，當局越來越難以執行像烏魯木齊那樣持續100多天的全面和長期封鎖。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向政府提出警告，其中一名學生對大學校方的代表大喊：“你們要是敢碰我們，你們就會變成第二個富士康！”

正因如此，ISA中港台支部主張，除了結束清零政策之外，還要配合投入大量資源來建立並強化醫療系統，特別在老年人當中加強疫苗接種計劃，並立即撤銷對外國mRNA疫苗的禁令。盈利龐大的制藥公司和核酸檢測公司必須無償收歸民主公有，並將這些公司的大量資源投入公立醫院系統。

然而，實為全球最大資本主義政權的中共，永遠不會采取這行動。這些改變化將對資本利潤最大化構成根本威脅。而且，就外國疫苗禁令而言，對習近平來說，取消相關禁令將意味著蒙羞、被迫承認本國科技水平不足，因為隨著新冷戰的深化，他需要強調本國強大。獨裁政權永遠也不能通過改革而走入歷史。中共必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控制社會，所有人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可能進行任何認真的變革，在中國和亞洲許多地方，資本主義需要一個威權制度來保證其統治。

在中國境外建立運動至關重要

對中國資本主義下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及其在中國境內的奧威爾式獨裁進行反擊，可以說是極其困難和危險。在11月最後一個周末的抗議浪潮之後，當局立即向參加抗議的人發送海量電話和短信——由於監控攝像頭和當局對手機的追蹤，警方已經知曉抗議者的身份和參加抗議的情況，並警告他們今後不要再參與。在最近的抗議浪潮爆發前不久，ISA在倫敦中國大使館外舉行了一次示威，聲援被監禁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柴曉明，並要求釋放所有中國的政治犯。僅僅一周後，同樣的地點爆發了一場規模為原來20倍的抗議。

但是對生活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來說，公開反對中共獨裁政權也並非沒有危險。有許多報道提及，在海外學習的中國學生參加了為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默哀，以及聲援最近抗議的活動，而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隨後被警察探訪。中共先進的監控系統和中國境內外的間諜和特工網絡絕對是規模非常龐大，最近幾個月的報道只是讓這一點更加清晰展現出來。中國是個科技極權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技術（很多都是與美國公司合作開發出來的）。獨裁者必然需要一個極為嚴密的國安機關來保持權力。

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刻，流亡海外的社會主義者和社運分子的努力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因為他們有能力建立組織，也能更自由地撰寫政治材料，並秘密地將這些偷運回國。由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社會主義俄國革命就是如此，他們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流亡海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也是經歷如此的過程，雖然鎮壓的嚴重程度略輕。

在過去的六個月里，隨著世界各地明顯放寬防疫限制，而中國的相關限制卻仍然存在，現在又出現了全面的經濟危機，中國留學生迅速政治化，在某些情況下還出現了激進化。在世界最大的iPhone工廠的富士康，工人們針對封城、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和被資本家竊取的工資進行反擊，拉開了最近運動的序幕，在烏魯木齊的火災之後，學生群體對於運動的廣傳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同樣，在過去一周半的時間里，國際上發生的聲援抗議幾乎完全中國留學生推動。

ISA正在盡我們所能，推動發展這一運動。實際上，我們全球各地組織紛紛發起抗議（比如在倫敦），或者幫助建設這些抗議，然後在抗議中表達支持並且發言（比如在台北、紐約、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無論ISA在哪里，我們都在對於運動前進方向的必要討論和辯論中發言，提出所需的訴求、組織和戰略。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人口大國，與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由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統治。中國工人階級潛力巨大。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在未來幾年將使世界每個角落的一切危機都升溫，包括帝國主義間軍事沖突擴大的威脅。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國際上的工人階級來說，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事項，因此ISA將其視為重中之重。

倫敦

12月4日，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外，超過150人參加了由ISA和學生組織共同發起的示威。近15人，包括ISA的成員和支持者，在抗議活動中公開發言。

“中共政權殘酷的清零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戒嚴——一方面是極端的糧食短缺、貧困、精神健康危機和失業，另一方面是制藥公司獲得暴漲的利潤。現在，中共不顧一切地試圖表現出它正在開放，放寬了‘清零’政策。為什麽呢？因為在烏魯木齊和其他地方，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團結抗議已經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造成了深深的恐懼。在一瞬間，幾十年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被工人階級的聯合鬥爭掃地出門……”

“只有當我們被迫為它工作時，中共的制度才能活下來。沒有工人階級，沒有一個車輪轉動，沒有一個電話響起，沒有一個燈泡閃亮。通過數百萬人的罷工和示威行動，我們可以贏得言論、組織、罷工和投票的自由……我們知道，這場鬥爭需要組織。成功的鬥爭需要工會和革命的政黨——這是所有民主革命的教訓。我們要民主，我們要女權主義，這意味著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你對這些想法感興趣，你可以在我們被禁止的地下雜志——《社會主義者》中讀到更多內容。”

“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陷入一場爭奪成為全球最大霸權的生存之戰。但工人階級不會在這樣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選邊站……無論你是中國工人階級、美國工人階級，還是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我們必須站在一起，反對那些把我們推向戰爭、經濟危機以及按種族、民族或性別劃分的人……這就是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作為一個美國人，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不是出於民族主義動機——而是因為這個政權把罷工者關進牢里。因為它禁止工會。這些獨裁政策都是為了讓馬斯克這樣的億萬富翁和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更加富有。”

“但這個獨裁政權不會自己推翻自己。歷史上從沒有一個獨裁政權會這樣做……抗議運動會再次興起，不管是在一個星期、一個月、六個月還是一年內。當抗議覆甦時——我們將需要更明確的訴求、更好的組織，以及贏得勝利的策略……運動將需要獨立的工會、獨立的學生會。它將需要利用工人罷工和學生罷——我們最強大的武器來升級。它將需要發展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組織運動。它還需要討論和辯論前進的道路。ISA準備盡我們所能，幫助這場運動獲勝。”

27名參與者購買了我們剛出版的《社會主義者》中文特刊，其中包括對迄今為止的抗議的回顧和對運動的建議，以及對中國社會包括經濟、政治和階級鬥爭的更廣泛分析。另有8人購買了我們的英文雜志，總共籌集了近200英鎊，以支持我們中港台支部的工作。本周末在倫敦還有更多的示威，ISA正在為之動員。

台北

台灣也有人發起了聲援對岸抗議的行動。上周末，100人參加了在台北舉行的示威。一位ISA成員發表了講話，並接受了新唐人電視台的現場采訪。ISA是唯一提出明確訴求的左翼組織，超過30人購買了我們的中文雜志，我們為我們在中港台的工作籌集了3600元新台幣。

紐約市

紐約市有相當規模的華人人口。上周末，有200人參加了在曼哈頓人流密集的華盛頓廣場公園舉行的聲援抗議，ISA成員幫助建立了該行動，並發表了講話。我們在紐約市的支部報告說，許多參與者對資本主義以及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讚助組織之一是中國民主黨，這是一個由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僑民組成的保守主義、親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在中國境內沒有組織基礎。

盡管抗議參與者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很多參與者（特別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和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持開放態度。ISA是唯一在場的社會主義組織，這引起了人們對我們的攤位和政治的關注。ISA的一位成員發言，宣讀了一位在中國的同志的聲明。與我們參與其他抗議時情況類似，我們需要澄清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什麽意思。我們的社會主義與中共獨裁政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也不同於試圖“改革”中共，以實現“更溫和”的獨裁統治的想法，而這顯然不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的發展方向。最好的辦法是闡述我們對中國社會和階級鬥爭的訴求和更廣泛的綱領，更多詳情可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了解。

ISA在紐約市的成員賣出了11本中文雜志，籌集了100美元，有一些人表示有興趣參與ISA的工作。這表明各地的社會主義者都可以幫助建設這場鬥爭。

加入我們！

以上只是ISA自中國爆發抗議以來所參加的一部分示威，在即將到來的周末之後，我們參加的示威的名單將會翻倍，甚至更多。

中共獨裁政權正處於歷史性的危機之中。或者說，他們做出的每一個決定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試圖制定的每一個“解決方案”只會反過來制造新的危機。抗議目前已經平息，但喊出來的“共產黨下台！”和“習近平下台！”呼聲卻覆水難收。為了準備新一波抗議，我們必須從歷史上反對獨裁統治的鬥爭以及最近的鬥爭（如2019年的香港運動）中吸取教訓。

自發的抗議可以突然迸發，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訴求和組織，其持久性總是有限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戰略，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利用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通過大規模的、有協調的罷工來取得勝利。必須建立地下委員會來協調、制定戰略和發展鬥爭。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改革中共是不可能的，它根本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需要用一個民主的工人政府和真正的社會主義來取代這個制度。所有支持我們的人們，不管是不是中國人，不管是不是住在中國，都請加入ISA（中港台支部網站請見chinaworker.info），幫助我們建立這場歷史性的、必需的鬥爭。

中國：各地山火消息暴露政權風聲鶴唳

近日中國南方多地發生大規模山火。10月17日，廣西桂林市溶江鎮發生山火，火勢迅速蔓延到了靈川縣內。據視頻顯示，山火燒到高速公路兩側，漫天的黑煙遮蔽了來往車輛的視線、持續的山火燒得天邊都呈現出了一片血紅色。無獨有偶。同一天，湖南永州新田縣也發生山火，持續近十天，造成兩人遇難。此外，江西贛州市贛縣區五雲鎮、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也發生山火。

最近山火的頻繁爆發反映出了生態系統的退化和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這類災難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的。就在今年夏天，中國打破了極端高溫的世界紀錄，這些事件不僅體現出氣候變化導致的天氣和環境問題日益頻繁的全球趨勢，更與中國資本主義過去以犧牲環境和人民為代價發展經濟的階級利益息息相關。

政府消聲

除山火爆發本身外，值得令人注意的還有中共對此的態度。在民眾關心山火之際，桂林山火的相關內容很快受到了審查，官方不但在極力壓制熱搜，還屏蔽詞條「興安山火」；「桂林山火」；「桂林興安山火」等相關話題。另外，網友「抗議話題被審查」的帖子亦被刪除。而湖南山火的新聞也一直被壓制，17日爆發的山火直至25日晚才有媒體開始報道有兩消防員死亡，同時湖南當地民眾舉行浩大的悼念送行直播被掐斷，相關消息被限制傳播。

一般而言，中共對於這類與政治關係不大的自然災害新聞的管制並不會很嚴，但這次卻表現出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和二十大有關。在這種「特殊時期」，中共審查機器火力全開，像是四通橋事件之後，微博不僅對皇帝、下台、退位這類詞彙進行審查，連勇敢、勇氣、勇士、義士、孤勇者等關鍵詞也被過濾，可以說審查已經到了窮盡很多暗喻的地步了中共在宣傳上常常提但這類事件風聲鶴唳的態度無疑暴露了政權的脆弱和不自信。

捍衛新聞自由

審查機器可以給二十大粉飾護航、讓它「勝利」閉幕，但粉飾不了黨國體制早已千瘡百孔。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爭取完全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反對一切政治審查，而且支持社會主義的措施以避免環境破壞，但我們同時指出：只有中共親資黨國體制被主張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政府之後這個目標才能徹底實現。

中國貨拉拉司機爆發多地區罷工抗爭

十一月十六到十八日，中國最大的網約貨運車平台“貨拉拉”的司機爆發了連續三天的罷工。罷工行動以珠三角為核心，在深圳、佛山、東莞等地數百到過千名司機駕駛貨車包圍當地貨拉拉公司總部，要求公司回應訴求。當地政府則以警察驅散工人。罷工運動擴散影響到河南、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各處都有司機響應罷工，部分地區的停運量更達九成，陷入全面癱瘓。

司機提出了十六點訴求，主要是抗議平台剝削司機，要求廢除不公平的貨運訂單政策，合理報酬等等，抗爭成功地贏得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反映了中國工人階級抗爭的潛在力量。

觸發罷工的導火索在於貨拉拉早前推出所謂“多因素計費”、“特惠順路單”等貨運收費方案，直接導致了大批司機的收入下降。所謂的“多因素計費”實際上就是平台刻意糢糊訂單訊息，令司機接收不到如里程、運載量等重要訊息的準確數字，導致了司機的行車成本上升，收入下降。

據參與罷工的司機接受媒體《香港01》采訪時解釋，在新計費機制下，貨運單從以往計算行車距離改為計算兩地的直線距離。實際的行車里程、運載量等數字不再清晰提供，這令他們油耗成本上升，也令他們每公里的實際收入下降。

罷工司機稱，在過去，駕駛小型貨車（面包車）接單的計價是每公里2.8元人民幣，勉勉強強還能養家糊口。但新的計費方案下，每公里甚至不到2元，這已經令他們根本無法維持生計。也有司機在網上短視頻表示，過去一天能賺三四百，現在一天扣除貨車各項成本也就只能賺100元人民幣左右，要是算上每年的各種維修保險費用，很可能接單越多反而虧蝕越大。但由於不少司機是貸款買車入行，每月還要償還數千元的貸款，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幹下去。

同時，貨拉拉曾向司機推銷所謂的“會員方案”，當時稱假如司機繳納會員費成為平台“會員”，隨後就不會再向司機抽成。而假如不成為“會員”，在平台接單將會受到限制。但自今年開始貨拉拉出爾反爾，即使司機已機辦理了“會員”，貨拉拉仍抽取每單5%-15%的費用，形成了多重收費的局面，令司機感到上當受騙。

因此，廣東貨拉拉的司機通過網絡聊天群等平台，組成了“拉友工會”，並在11月15日以工會的名義發布通告，呼籲16-18日平台司機通過停止接單的形式發動罷工。廣東多個城市的貨拉拉司機集體亦到當到當地的公司辦地大樓外示威。從網上片段可見，罷工司機們除了提出自己的訴求外，亦有眾多司機呼籲要組建真正的獨立的工會，以保障司機工友的權益。

貨拉拉司機的罷工行動不僅癱瘓了公司在多個城市的運作，亦驚動了中共政府。在司機抗爭的壓力下，交通運輸部在罷工的次日“傳喚”了貨拉拉以及其他多家網約貨運平台。隨後貨拉拉作出讓步，將“多因素計費”訂單數量從原來的10單中有9單的占比調整為10單中只占1-2單。司機向媒體表示，雖然有些地方改善的效果還是不明顯，但這幾天整體情況明顯好多了。但也有上海的司機表示，廣東地區的司機由於更有組織力量更強所以才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上海這邊的罷工規模相對則小得多，因而沒有任何的改善。

平台司機的困境凸顯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滑向更深的危機，工人受到越來越多的剝削，就業機會大減，工資被壓低。對於今天的工人階級而言，“共同富裕”這口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貨拉拉是目前中國最大的貨運車網約平台，業務函蓋325座中國城市，平台下活躍司機達66萬人。但這些司機在這種所謂的“平台經濟”下毫無任何的雇傭勞動保障。貨拉拉公司並不承認其與司機的雇傭關系，而是被視為“獨立承包人”，不受到勞動法律所保障。平台公司也不會提供任何的勞動保險，工作中的一切風險都由司機自行承擔。

這就是現時資本主義中共所鼓吹的“平台經濟”所狡猾之處。這些平台公司與司機事實上根本與傳統雇傭關系無異，但在披上“共享平台”的外衣後就能夠堂而皇之地擺脫所有的雇員保障責任，並通過隨意單方面修改“合作協議”和服務形式，以及推出一個又一個巧立名目的“會員”項目，大肆剝削旗下的貨車司機。通過割喉競價的方式擠占更多的市場份額，壓縮司機的選擇空間。而司機們在日益微薄的報酬下，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靈活性”可言，相反為了維持生計只能不斷增加工時。因為就像中國的其他工人一樣，司機們沒有一個獨立的工會，在比傳統雇傭形式更零散的狀態下自然就更缺乏與平台公司議價的能力。

但因為這些“平台經濟”誕生自互聯網，司機們能夠熟練地通過互聯網交流訊息，互相支援。而在這一次的罷工鬥爭中，也證明了哪怕僅僅是一個司機交流平台間的聯合，也能通過協調行動取得抗爭的成果，同時反映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

事實上18年5月和19年7月，貨拉拉都曾因單方面下調單價而觸發旗下司機罷工抗爭。可見貨拉拉一直都以自己市場占有率大（壟斷）的優勢壓榨司機。中國勞工論壇支持網約貨運司機的罷工抗爭行動，他們的鬥爭代表著朝向未來建基在獨立工會之上的工人運動又邁進了一步。這個理念在未來幾年將變得勢不可擋，但會受到代表中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中共獨裁政權的激烈抵抗。

關於中國群眾起義的會議遭遇疑似“小粉紅”的破壞

12月13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及其中國支部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舉行了題為“中國群眾反抗：我們如何才能擊敗獨裁統治”的公開會議。這是我們對於中國群眾抗議政府的清零政策、反抗專制統治表達支持的其中一個聲援行動。

疑似“小粉紅”的攻擊

然而，在會場上，我們懷疑我們遭受到了四名疑似“小粉紅”的攻擊。“小粉紅”這個術語，主要指那些在線上線下猛烈攻擊一切反中共觀點和活動的中共支持者（青年群體為主）。中共當局的這些支持者們發揮著雙重作用——作為監視反政府活動人士的告密者，同時也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公開煽動他們的民族主義仇恨，反對他們想要打壓的異見人士。

這四名學生就會議程序問題爭論不休，辯稱ISA在會議上做主講是在“說教”。我們的會議以30分鐘的主講開始，然後開始自由討論。會議開始時就已經解釋了程序，當時沒有人反對。

我們非常歡迎不同意見的參與者在會上積極的討論，但是將任何個人或者組織清楚發表自己的意見都說是“不民主”的，是極其荒謬的行為。因為實際上，這就意味著ISA不應該在會議上發表我們自己的觀點。

通過無端指責ISA試圖控制討論的方式，他們將自己包裝成“民主”和“挑戰權威”的形象———這些言論在學生群體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這四人不停地打斷會議，不停地無視主持人並且不間斷地講話。他們想要主導整個會議，散播恐懼和混亂，並剝奪其他參與者的發言權。這就是他們的“民主”！

這四名學生在整場會議過程中都沒有提出過任何推動群眾運動和反對獨裁統治的方法。他們一直在質疑ISA主辦會議有著“隱藏議程”。他們發表的對抗議的看法，也只有將抗議縮減到最少。他們說，中國的抗議運動只是反對清零政策，而“托洛茨基主義”的ISA違背群眾的意願向運動注入了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訴求。他們說，當局已經結束了清零政策，抗議也因此必須停止。

這樣的策略與騙術，與中共間諜們潛入不同的政治組織時所用的手法如出一轍。這幾名疑似“小粉紅”對別人的觀點並不感興趣，他們一直只會說“你的演講是空洞的。”、“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是否有隱藏的議程。”這時候，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他們是具有一定組織的、是來破壞會議的。

疑似中共間諜的有組織學生團夥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為了與會者的自身安全，我們強烈建議與會者佩戴口罩與帽子，來掩蓋自己面部與身份特征。中國大使館作為中共國家機器的一分子，通過組織海外留學生，監視海外中國公民的政治活動。任何參與反中共活動的海外留學生及其家人都可能面臨鎮壓。

會議期間，我們向參會者建議的三項保證其身份安全的措施有：

1）與會者需戴口罩

2）與會者不要互相交換個人資料

3）在會議期間，我們集中保管與會者的手機

疑似受中共派遣的“小粉紅”公開質疑我們的安全措施。

他們拒絕戴口罩，聲稱他們“不害怕鎮壓”。雖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我們認為這也是中共警察與間諜的一個典型策略。特別要指出，這也是我們在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中看到的場景——一名沒有戴口罩的警察混入一群戴口罩的抗議者中，鼓勵其他人摘下口罩。

社會主義者並不總是讚成戴口罩來保護自身安全。我們知道，戴口罩可能會成為抗議者之間溝通和組織的障礙。但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一旦身份暴露，政治活動參與人士及其家人的安全就會受到直接威脅，因此在實際政治活動的參與中，沒有其他保護自身安全的可行方案。

主持人被迫提前結束了會議。會後，有幾個與會者向我們表示，“很遺憾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更清楚地討論這個運動”。

工人自由聯盟的行為，顯示一知半解很是危險

不幸的是，參加會議的左翼組織工人自由聯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的一位代表站在了破壞者和疑似“小粉紅”的學生一邊。我們認為此人的言行與觀點源於對中共鎮壓殘酷程度的無知，以及危險的政治上天真。

她誤以為“小粉紅”們的反對聲音是出於真心發出。她說，我們的安全防範措施雖然是“善意與負責的體現”，但過於嚴格，應該更加寬松。其次，她認為“對鎮壓的恐懼往往比鎮壓本身對運動的危害更大”。這種立場在中國以及對即將回國的中國學生來說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也是錯誤的。

她讚同會議的學生團夥的觀點，稱ISA的會議並不民主，並且認為政治組織不應該提出明確的社會主義思想綱領，而只是“讓大家集中各自的想法”。她提議在我們的會議結束後舉行所謂的圓桌會議。這樣一來，AWL的成員就為小粉紅提供了掩護。在她的發言中，小粉紅點頭表示同意。

我們相信AWL無意對於疑似中共支持者提供支持。但是，對中國的政治現實缺乏足夠的了解，意味著他們天真、混亂，以至於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反動的一方。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例如，AWL與“工運聲援香港（Labour Movement Solidarity with Hong Kong）”這一泛民聲援運動合作。為了吸引工黨政治人物以及流亡港人團體（主要是自由派或本土派）的“廣泛”支持，這一聲援運動采取了一些親西方帝國主義的立場，包括支持歐盟對香港政府的制裁。ISA反對資產階級政府和機構提出的制裁，這些制裁無濟於事，反而會使得群眾鬥爭迷失方向。對此，我們提出有必要進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團結聲援。

2021年6月4日，即1989年北京大屠殺的周年紀念日，“工運聲援香港”在位於倫敦的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組織了一次抗議，邀請了與美國極右翼政客班農（Steven Bannon）合作過的親美香港商人袁弓夷。袁弓夷在抗議中發表講話，讚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納粹德國。進行這樣的發言，顯然是為了在新冷戰的背景下中支持美方勢力對抗中國。

對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所有想組織起來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作鬥爭的左翼來說，這次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教訓。中共間諜的滲透和破壞策略，無法阻擋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和國際上組織鬥爭。

中共獨裁恐懼更多抗議　針對打壓年輕女示威者

中國強硬的清零政策在去年引發的抗議勉強持續了兩周，但中共高官們還清楚記得抗議的場景，因此恐懼抗議再起。整個事態發展——從40座城市、100所大學的抗議，到混亂地放棄清零政策，再到隨後的疫情大爆發（恐將導致逾百萬人死亡）——暴露了習近平政權正身陷多麽嚴重的危機，而這些也反過來進一步削弱習近平政權。

當局正進行秋後算帳。被捕者中有數人近年留學海外，包括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應屆畢業生李思琪、威斯敏斯特大學的辛賞，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秦梓奕。許多人被指控犯有“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五年徒刑。其他人已獲保釋，但在來年會受到嚴密監視。盡管中共試圖秘密地進行鎮壓，但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曹芷馨的自拍視頻流出後，這些案件更為受到外界關注。在她被捕前幾天，她錄下視頻記錄事件，她說她的幾個朋友已經被捕，她知道她將會是下一個被捕。海外中國留學生和海外其他社運人士的群體正充滿著要求釋放被捕者的呼聲。

中共現在進退兩難，他們越來越不知如何是好。中共慣常的做法，是嚴厲、公開鎮壓異見人士。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對抗議者鎮壓太狠，則可能觸發進一步動蕩。近年來，國家鎮壓為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火上加油，增強了抗議者的決心，而不是平息抗議，因此各國領袖明白他們必須慎重行事。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的反應不夠強硬，他們就有可能釋出抗議和異議是可以容忍的訊號，這對於危機四伏的獨裁政權來說會是致命的。

中共恐懼正激進化的年輕女性

中國工人與青年面臨的無數危機而引發的抗議越來越多。面臨如此危險，中共政權迄今為止的解決方案是，悄悄地針對打擊他們認定構成威脅的特定示威者群體。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是他們的頭號目標。

自抗議爆發以來，估計約有100人被拘留。年輕女性尤其成為打壓目標。一些報導提及，警方專門就女權主義和LGBTQ議題對她們進行審問。中共也注意到了國際上年輕女性的激進化浪潮，以及她們在最近的群眾運動和抗爭中發揮了相對更大的領導作用。

他們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年輕人普遍面臨著中共資本主義專政直接導致的諸多問題，而年輕女性受到的打擊更大。清零政策下的大學生活已經是一場噩夢，大學生畢業後則又面臨青年失業率達17%的經濟現況。隨著只生一胎的計劃生育政策在2016年變為開放二胎，再到2021年開放三胎，再加上政府鼓勵提高生育率的大規模行動，女性就業保障情況變得惡化，這是因為老板們不想負擔多次產假的成本。這在網上引發了關於是否需要保護女性、對抗工作中的性別歧視的激烈討論——目前中國職場還不存在這種保護措施，而資本家將竭盡全力反對這樣的措施得到落實。

最近幾周，“人礦”成為網絡新詞，指出大家對於自身過勞處境、被迫購房和消費、被當作人形礦物剝削、被期望生育下一代的憤怒。習近平正在大力宣揚“傳統家庭美德”，而這只是資產階級政府壓迫婦女，並在公共服務極其薄弱的社會中政府進一步減少對兒童和長者照顧承擔的一種說詞。“生育罷工” 一詞，是指女性拒絕為資本主義制度創造GDP，而犧牲自己追求福祉的一波浪潮。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年輕人（尤其是女性）越來越不滿，這或將觸發更大規模的激進化和政治抗議，而這正是中共政權需要避免的。

三八婦女節行動： 釋放被捕者！

在去年底的抗議浪潮中，全球數十個城市、大學校園和中國大使館外都有聲援中國抗議的示威。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參加了在台北、紐約、慕尼黑、西雅圖、都柏林、波士頓等地的抗議。在倫敦，ISA與中國學生一起，在中國大使館外組織了一場近200人的示威，並將終結獨裁、反對資本主義作為最重要的訴求提出。

我們需要發起更多抗議，要求釋放被捕的抗議者，並號召工人和學生繼續反抗中共的資本主義獨裁統治。鑒於中共政權尤其針對年輕女性，各組織網絡應該將今年三八國際婦女變成為這個議題的“全球行動日”。中國勞工論壇與ISA在中港台的力量，呼籲世界各地的同志們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團體在國際婦女節行動中，特別聲援被捕的中國女性抗爭者。

中共針對去年抗議者的鎮壓行徑，展現的並非其自信和實力。到了2023年，大規模抗議仍在持續。1月初，因裁員及克扣工資的問題，重慶一家新冠核酸檢測試劑廠的2萬名工人爆發抗議。2月8日，武漢數千名退休鋼鐵工人和其他退休人員，抗議武漢市政府將他們每月的醫保費從260元削減到不到100元，與此同時，數以億計的老年人剛感染了新冠病毒。示威者表示，如果政府不進行讓步，他們將在2月15日再次發起抗議。

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圍繞工資、裁員、工作條件、退休福利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對鎮壓和審查、爭取包括婦女權利在內的基本自由的民主鬥爭。反對清零政策的抗議，始於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的工人要求討回被拖欠的工資、反對封城與不安全工作條件的鬥爭。爾後，鬥爭蔓延到多座大城市、多所大學，在這些地方的抗議則首要反對審查制度、要求民主權利。這是自1989年以來，我們首次見到全國範圍的抗議。

即將到來的更多抗議

與拜登等西方資產階級政客所言相反，民主與資本主義不相容，也永遠不會相容——其實只需看看拜登所執政的美國就能明白這一點，當地的墮胎權剛剛在全國一半地區被撤銷。實現真正民主的唯一途徑，包括確保婦女能夠自主決定自己身體和命運，是要終結中國與全球的資本主義，並以將人類的需要和福祉置於利潤之上的民主社會主義代之。只有工人階級，而非東方或西方的資本家，才能領導這樣的鬥爭。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可以通過國家的殘酷鎮壓和嚴密審查來試圖延後鬥爭，但他們無法無限期阻擋革命爆發。

間諜氣球事件加劇中美冷戰

中美兩國圍繞著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爆發了外交沖突，直接導致了原本打算緩和的兩國關系再次陷入了低谷。

2月4日，美國空軍擊落飛越其領空的中國高空氣球，“氣球危機”成為現實。隨後中國方面承認氣球屬於自己，並稱氣球只是民用氣象氣球“誤入”美國領空。拜登政府憤然拒絕拒絕中方聲稱事件是“意外情況”的解釋，並拒絕為擊落氣球道歉。後來，在美加領土上空，另外三個不明物體被美國噴氣式飛機擊落。但隨後美國官員表示，這些被擊落的物體與中國無關。

擊落

在此提供一個背景資料：全球每日有1800個氣象氣球升空。美軍意識到他們不能繼續把美國空域內每一個不明物體都擊落。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氣球與中共的軍事間諜計劃有關。但是普羅大眾不能相信中美任何一方的說詞——他們是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階級（帝國主義）利益而進行宣傳。中國當然正在監視美國，反過來美國也在監視中國。這對2023年的任何人來說都不是新鮮事了。2013年，美國吹哨人斯諾登披露的機密文件顯示，美國情報部門監聽了35位外國領導人的電話，據稱其中包括美國的關鍵盟友默克爾（時任德國總理）。間諜氣球則是如今正持續的互相監聽行動中，比較沒有技術含量的手段。

很多人也看到了事態發展鬧劇的一面。美國高級官員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甚至不得不向媒體保證，這些氣球“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出外星人或外星活動相關跡象”。

冷戰背後的因素

美方極力利用氣球事件來增加對習近平政權施加的壓力。華盛頓明白習近平政權更急於緩和冷戰緊張局勢，以便在日益加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中松一口氣。中共二十大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轉變，至少在短期內遏制戰狼外交，是出於戰術考量，並不代表其政策根本上發生轉變。習近平旨在爭取時間，特別是嘗試修覆他的強硬政策（例如支持普京）對中國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地位造成的一些損害。如此戰術上的轉變，不太可能讓習近平有實質受益。中美冷戰終究不是“強硬”或“軟弱”外交政策造成的，也不是由習近平或拜登（甚至是特朗普）等高層領導人起的作用造成的。如今冷戰是由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引起的——即兩個正在衰敗且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生死鬥爭。

美方借氣球事件發動新一波反華攻擊。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這是又一次代價甚鉅的政治挫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是立即推遲了原定在數個小時後就出發前往中國訪問的行程。拜登政府與另外40國政府分享中國“氣球威脅”情報，進一步把這些國家拉入美國主導的陣營。

中國的困境

事件發生的背景，是習近平與中共在2022年遭遇的一場嚴重挫折。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野蠻行徑為借口，美國強化了北約及其他親美軍事聯盟，並就台灣、供應鏈、技術問題，加大對於中共的壓力。美國也通過加強軍事科技的連系，令盟友變得更加依賴美國。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非常嚴格的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年底更拉攏了日本與荷蘭，再收緊芯片對華出口限制。這無疑令中國產業升級和科技業發展的計劃（包括軍事現代化）遭受重挫，而這正是美方采取這些手段的目的。中美脫鉤也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在內部消費不振、一直作為經濟支柱的房地產市場衰退、以及出口轉弱的大背景下，習近平正面臨越來越大壓力，要去放軟姿態，讓雙方停戰，在這些實質性的制裁政策上打開一個缺口或至少求得一些松動，以重新在國內實現經濟增長，從而避免觸發新一波群眾抗議這個定時炸彈。

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也有著緩和關系的壓力，要避免中俄聯合反攻，因此現在美方警告中方不要向俄方提供軍事支持。特別是在冬季結束後，俄烏兩軍很可能會再次爆發激戰，美國方面想在進一步升級與中國的沖突之前，爭取更多的自身處於上風的時間，使自己盡可能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以準備未來進一步與中國的沖突升級。烏克蘭方面可能遭遇的挫敗，或將加深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分歧，拜登的一些歐洲盟友會更傾向於尋求與俄方妥協，以及可能的談判來作為解決方案。布林肯訪華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中美兩國的溝通渠道與行動的“防護欄”，嘗試對於一場或將走向失控的沖突施加一些管控與抑制。出於這些緣故，可能的情況是，中美雙方在未來幾個月會采取新方法，重新安排兩國官員直接會談。2月18日，布林肯的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見了王毅。拜登暗示即將與習近平通電話。這些交流可以從表面上，使這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穩定下來，但在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無序時代，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因此任何這樣的沖突間歇期，都可能隨著新的危機爆發而中斷。

突如其來的氣球事件令拜登和習近平政權都措手不及。新加坡資深外交官許通美在一次外交研討會上質問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你們怎麽會放出這個‘笨氣球’，去搞砸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要啟程的訪華？”

雙方無路可退

北京似乎試圖盡可能淡化氣球事件。中共在經歷過去年年底的全國性民眾抗爭後，在相當多的民眾的心目中已威信掃地，失去了對他的信心以及畏懼。甚至有人猜測，這次氣球事件是否是解放軍內的強硬派所主導，目的就是為了破壞中美關系緩和的進程，推動加強軍備競賽。在中美兩國，統治階級內都存在重大分裂。在美國，拜登受到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的壓力，眾議院指責他對中國“軟弱”。眾議院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追隨佩洛西的作法，計劃在未來數月訪問台灣。拜登與民主黨人認為他們在中美沖突中占據上風（尤其是通過加強科技制裁），因此從仍可能升溫的緊張局勢、或越來越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比如台海戰爭）中見到戰術價值。

氣球危機凸顯了全球關系何其脆弱，以及帝國主義緊張局勢失控的風險。工人階級運動需要認識到，這個新的警鐘清楚證明了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變革，終結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或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政客會保護我們的性命和地球的未來。我們需要在國際範圍進行社會主義變革，以使我們的世界去軍事化，克服民族主義分裂和鼓吹開戰的行徑，並將人類從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

中國：從「人礦」看群眾意識的向前發展

「人礦」一詞走紅中國網絡。「人礦」說的是，人們被當作沒有感情的礦產資源，作為消耗品利用，「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養20年醫院」。眾多網民都對於「人礦」一詞發表自己的見解，例如「人礦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開采，使用，殘渣及廢氣處理」，以及「沙特油，澳洲鐵，中國人」。這個新詞匯無處不展現中國的社會憤怒，「人礦」一詞很快就被全網封殺。

審查機器失效　群眾自信提高

從出生開始，「人礦」們很快面對競爭極度激烈的應試教育，爭取被視為「可以使用的礦」而被「開采」出來。新的教育改革制度已經意味著，很多班級上成績不好的學生被勸說放棄中考，準備當「廉價勞動力」，淪為「礦渣」拋棄掉。已經通過高考被篩選出來的「中間階層」「人礦」，也要面對極重的還房貸經濟負擔和超長工時。極少數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 則完全可以留學海外避開高考，但他們絕對算不得「人礦」，而大多會在日後成為壓榨「人礦」的「礦主」。

諷刺時弊的網絡詞匯不斷出現。群眾為了規避網路政治審查而產生反抗本能，並且形成了一個潮流。沒有任何審查機器可以應付群眾無限的創意。

不但在「軟實力」方面，中共輿論機器在「硬實力」上也開始無法控制輿論。過去在五毛和小粉紅的海量洗版，加上審查機器的迅速刪帖，反對聲音在網上往往被壓倒性掩蓋。但去年網民反對聲音之多，以及回應速度之快，使中共輿論機器多次陷入失效，甚至連政權的民族主義宣傳都淪為嘲笑對象。群眾因為看到輿情轉變，開始打破了防火墻下的孤立，讓他們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意見並不是少數，使他們更有自信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抗議中提出言論自由的訴求。

背後的群眾意識

「躺平主義」反映出青年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家庭壓迫，但還寄望逃避現實而躲在自己的小烏托邦。但「人礦」一詞更表明更殘酷的現實——勞苦大眾實際上沒有出路，只能淪為礦渣和廢氣。然而，這些都只是憤怒、無力感和消極抵抗的代名詞，並沒有體現鬥爭的意志，繼而得到「我們是最後一代」這種末日結論。這不是說這種意識本身不會對統治構成危機，例如罷生孩子、抵制消費主義等都是這種意識下的產物，只是未能上升到清晰挑戰體制，或尋求新的政治出路。

但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意識就只會停留在當下這個水平，也不意味著主張民主權利和階級鬥爭的群眾運動就在現階段不會得到多數支持。去年十二月的抗爭就是例子，開始有群眾提出言論自由甚至中共下台的口號，哪怕具有民主意識的群眾仍是社會的少數，當他們發起的運動將會帶領整個社會意識的發展。

如果不明白這個群眾意識發展的動態關系，只會作出機械的分析，就會得出「當前大多數青年只想躺平，不想鬥爭；大多數工人不想成為人礦，但不想反抗」這種俗庸、悲觀的結論。這種結論除了被自由派和左翼改良分子拿來貶低群眾運動——例如說去年的全國抗議只是要求清零，而不是一場民主抗爭——之外，甚至連小粉紅也會利用這種借口來否定去年的抗議。

群眾運動的進程

群眾運動往往是先進少數人的意識去塑造和帶領多數人的意識向前走。那些嘲諷政權「挖人礦」、「割韭菜」的較廣泛群眾中，會有部分人看到去年少數人的抗議（估計全國總結約二萬人）而覺醒起來。日後的群眾反抗面對言論打壓和政治檢控時，將會有一個歷史依據去賦予群眾要求基本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工會權利甚至中共下台）的信心，而且促進群眾明白到小修小補的改革是不會成事的，而需要一個制度的徹底革命。沒有人說意識會暢通無阻地向前發展，鎮壓和民族主義將會拖累這一進程。但十二月的全國抗議絕對是群眾意識的轉折點，它也與不滿「內卷」、淪為「幹電池」、「耗材」和「人礦」的群眾情緒是相互發展的。

中共在嚴峻危機下並沒有空間作出舒緩民怨的有效措施，因此群眾憤怒注定積累起來。即使十二月的抗爭暫時消退，不但今年有多場工人反抗爆發，未來群眾運動將更有可能針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為這股不滿的情緒和鬥爭行動賦予一個對體制變革的可能性，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

中國：疫癥見聞　守靈三天，葬禮不止

隨著中共毫無準備的突然放開，相當多人都感染了新冠，隨後他們立馬遭遇了諸如藥品短缺、醫院人手不足等各種問題，只能在發燒中艱難度日。

我所在的這個小縣城里，人們完全買不到退燒藥，而想要打退燒針需要排很久的隊伍，例如我在晚上的時候發燒到了39.5攝氏度，去到醫院卻被告知問診的隊伍已經排到了明天，他們只能給我一張紙條，表示我預約了明天靠前的位置，因為很多醫生也感染了新冠而不能工作。

雖然中青年人的抵抗力較強而且疫苗接種率很高，這樣的災難在他們身上還算不上明顯，但仍然有一些人出現了肺炎等嚴重的情況得不到及時的治療，中共的錯誤是集中體現在老年人的遭遇上。自這樣突然放開以來的日子里，光是我所在的小區就已經死亡了四名老人，其中還有一位是我樓下的鄰居，我和他關系親密，他每次都會拉著我一起嘮家常，而在我印象里他平時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我們這里的習俗是人死後要就地辦葬禮，而且需要守靈三天，所以往往是這個人的葬禮剛辦完，那個人的葬禮又開始，哀樂不絕於耳，好像每個人的臉上都蒙上了一層陰霾。

觸目驚心的死亡氣氛

不僅是活著很難，想要死得體面也不容易。由於死亡人口激增再加上其實工作人員也大都感染新冠買不到藥物，本地的火葬場運作不過來，常常需要將屍體運到周邊城市火化，但周邊城市依舊是爆滿，中共一貫僵化腐敗的官僚系統， 甚至出現了需要托關系和賄賂相關人員優先火化的情況。這並不是某個城市或極少城市偶然出現的情況，我詢問了許多的朋友，他們在江西、重慶、湖北、河南、山西…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大家都活在恐慌和悲傷中，時刻擔心家人會不會離自己而去。

全中國人正在受苦，尤其是老年人，他們在這個年紀本應該是頤享天年的，結果卻感染新冠而亡。中共有足夠多的時間采取措施做好準備，例如預先準備藥品、建設簡易的ICU病房、進口疫苗…但他們卻坐視了這樣的災難發生。與他們宣傳的口號不同，我們的政府不在乎我們的生命！我們要站起來反抗這樣一個獨裁的資本主義政府，只有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奪取經濟及政治權力，才可以有效民主組織抗疫行動！

中國新冠死亡人數估計已達130萬

總部位於英國的健康數據公司Airfinity表示，中國的新冠死亡總人數累計現已達到130萬。這份報告於2023年2月6日發表，估計了自2022年12月1日以來，當局混亂地放棄強硬的清零政策後，中國的新冠死亡個案。Airfinity基於中國地方政府在12月突然停止公布新冠肺炎報告之前的消息為基礎，進行電腦模擬。

Airfinity的估計並不異乎尋常，並且與其他許多獨立機構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比如澳門大學去年1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預測在當前這一波感染中，中國將有多達170萬人死亡。中共當局1月下旬公布的最新官方數據稱僅有8萬人死於新冠。這數字顯然被嚴重低估。

如果Airfinity的估算是準確的，這意味著僅兩個月的時間，中國死於新冠疫情的人數就超過了美國3年來的總死亡數字。在中國最近期一波大爆發之前，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為110萬，居世界第一。因此，從這些數字看，中國將成為新的「全球第一」。這或許是中共獨裁政權打算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隱瞞真實情況的原因。

藥物短缺民怨載道下　中國政府卻在為自己洗地

自從中國突然放寬疫情政策以來，中國的絕大部分城市縣城甚至人口數量不是很多的鄉村都出現了大規模感染潮，隨之而來的是退燒藥等藥物短缺的問題。中國政府在疫情開放情況下的準備不周在網絡上引起大量聲討，但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大大小小的各類媒體都在宣傳著“藥物緊張下的溫情”但實質上這是借著中國政府掌控的媒體霸權來轉移民眾視線。

面對短缺政府做了什麽

對藥品的瘋搶和存量不足導致市場上藥品的數量急劇下降，很多藥店表示已經沒貨。不少民眾表示難以買到退燒藥和止疼藥等緩解新冠癥狀的藥物。以布洛芬為例，由於很多人買不到藥，不得不在網上求助，有些時候還要用超過五倍的價格才能從私人渠道買到。

在京東，原價20多一盒的布洛芬甚至漲到了80，而且還需要預約。這種搶購的趨勢甚至蔓延到香港和澳洲。一些報導稱民眾郵寄在網上花高價搶購的藥物被偷。甚至一些專家開始宣傳“維生素C可以治療新冠”導致超市的高維生素C類水果比如說檸檬等被一搶而空。

根據BBC報道，香港的部分藥房已經開始對感冒藥進行限購。路透社報道，澳洲最大的華人社區之一博士山（Box Hill）幾家藥房的止痛藥已經賣完了。盡管中國政府報道正在要求藥廠盡快增產，但是根據相關從業人員的介紹，藥廠從準備原材料到投入生產至少需要六周時間。

除了藥品以外，抗原試劑，未經證實而謠傳對緩解新冠有幫助的黃桃罐頭和電解質水也被搶購一空。根據《環球時報》報道，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銷售量在一周內增長了300%。

而中國官方並未承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周三（12月2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的“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但實際上如果真的可以滿足需求就不會出現目前的藥荒的現象了。

有很多網友在新浪微博留言：“不是說中國的制藥業是全世界最強的嗎？為什麽現在藥品公司不去生產藥物？也有人這樣提問“為什麽政府選擇突然開放？為什麽不事先做好準備？”多如這樣的提問，但官網並沒有給出正面解釋，反而利用媒體霸權去刻意轉移主要矛盾。

宣傳機器馬力全開

以輝瑞的新冠特效藥為例，一盒要賣2000元以上，相當於很多底層勞動者一個月的工資。當一些網民開始在網上聲討進口“臨期輝瑞神藥”的時候，很多人的微博遭到封禁，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群討論的民眾甚至有接到警察的威脅電話。這一切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壟斷資本家已經入股了美國的多家制藥公司，中國老百姓成為了藥品行業的韭菜。

同時中國政府開動媒體機器大力為自己洗地，就如《人民日報》報導稱，北京一位醫生將診所里的備用退燒藥貼在診所玻璃上供市民免費拿取。新華社也報導了沈陽一家藥店免費發放1.8萬片退燒藥給民眾。《環球時報》讚揚了上海一位市民將自家退燒藥掛在窗外供鄰居選用的例子。中國新聞網報導了西安一名村醫將退燒藥免費發給村民的故事。同時還有部分網絡主播也開始進行了捐藥的活動。

民眾不滿突然放開重新封控被百姓重提

除了官方喉舌外，各地方媒體和以新聞報導為主的機構，例如《新京報》、澎湃新聞、鳳凰網、以及地方的專屬頻道等，也加入了媒體宣傳。

但在這樣的輿論攻勢下，睿智的網民們指出了此類報導方式的荒謬。短視頻平台“抖音”報導上上海一位女子為了防止寄給父母的布洛芬被偷，特別將藥藏在了衣服里寄出。報導稱其父母家在拿到藥後，表示“覺得女兒非常聰明，才防止了藥被偷”。

一條高點讚的回覆卻批評說：“不要再搞低智新聞了，這種所謂的娛樂大眾是無恥的，大家要思考一藥難求的局面是怎麽造成的。大多數普通人被逼無奈藥物互助這本是心酸和無奈的，現在卻被官老爺拿出來炒作娛樂這是無恥的。”

自從放開以來，中國政府尚未給出一套能應用於當下疫情的明確官方敘事模式。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方可成的話說：“我還沒有看到計劃周詳或精心策劃的宣傳計劃。更要緊在於大方向變了，宣傳必須立馬跟上。”

這篇報導還說，沒有明確的官方敘事模式意味著網絡審查機構也不清楚應該審查什麽樣的言論。就在不久前，封控還是所謂的“主旋律”。而現在，放開卻成了官方政策。封控就成了反面教材。這造成了審核機關的猶豫不決，同時突然放開也導致社會輿論沒辦法及時轉變才造成這種現象。

目前在中國互聯網上出現支持放開的群體和支持管控的群體極端對立的情況。支持放開的群體質疑政府為何不準備好足夠的物資後再放開。而支持管控的網民們則開始懷念起了“清零”時代。

有網友表示：“我們不是懷念封控，我們是懷念過去兩年可以到處浪不用擔心感染的日子，也有網民直接呼籲政府重啟“清零”。並且之前封控期間大喊“新冠就是小感冒，我不怕感染我要自由”的網友卻在自己確診陽性之後發出了“支持防控，我後悔了，”的文字，被大量網友調侃翻臉比翻書還快。

政治報覆

不論是那種言論，都是對於目前政府突然放開之後造成的疫情災難的無奈，在沒有工人階級民主管理抗疫的出路下不免群眾感到焦慮。從實際的角度上中國是完全可以進行準備的，但政府確沒有這樣做，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對於在去年12月發生的“白紙抵抗運動”的一種政治報覆。

我們社會主義者主張認為，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任何改革都不能解決新冠疫情。要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命安全，要使藥廠公有化，並由無產階級的組織來管理生產，停止藥廠從災難中牟利，保障所有人的用藥需求。而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要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群眾性運動，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停止官媒散播假消息，並且社區居民獨立組織和管理物資，民主規劃救災行動。這也需要挑戰獨裁體制和資本主義才成功。

中共秋後算帳　監控技術無孔不入　白色恐怖肆意漫延

在經濟困境、專制統治和嚴厲鎮壓的背景下，不可理喻的清零政策成為了導火線，使中國去年11月爆發了歷史性的抗爭運動。然而，一如外界所料中共獨裁政權對於這種挑戰自己專制權威的運動不會善罷甘休。據報導，過百人因參與運動而被秘密逮捕，其本人及家屬亦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折磨。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共當局逮捕了四十到六十名抗爭者；而彭博社則指已有超過一百人被捕，當然，由於逮捕行動都是秘密進行，實際被捕者可能遠遠多於這一數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被捕者大多數為二十多歲、教育程度良好的青年人。很多被捕者為女性亦非偶然。過去幾年女性激進化起來，在群眾抗爭中發揮顯著作用。中共策略上並非逮捕所有人，以免激起民情反彈，而是打壓部分領頭人物，以起殺雞儆猴之效。

《華盛頓郵報》訪問了一名女性被捕者，她表示自己在11月28日晚上參與了北京亮馬河大橋的抗議活動。她自己曾在中國的社交媒體行業工作過，這警察的偵察監控和追蹤手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過程中注意保護自己的身份，避開攝像頭，但在兩日後仍收到警察的“傳喚”電話，同時她的母親也收到了警察的恐嚇電話，指她的女兒因參加“非法暴亂”而將被拘留。

而在整個12月，網上亦不時傳出有參與者被恐嚇、被秘密逮捕（綁架）等消息。在1月16日，網上流傳一段北京抗議青年的求救視頻。片段中當事人稱自己名為曹芷馨，任職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視頻拍攝時時與她一同參與過運動的5名朋友已相繼失蹤，因此她事先拍下視頻希望一旦“被消失”後向外界求救。

她指，警察在“拘捕”她們時，強迫她們在拘捕令上簽名，但拘捕令上顯示“罪名”的一欄中卻是空白的。警察也拒絕告知她們和她們的家人拘捕的理由、關押的地點、以及拘留的時間。她們在被拘留其間也受到不人道的酷刑對待，女性被迫全裸搜身，以及被長時間審訊。

科技白色恐怖

據各方估計，中共警方最有可能的監控手段主要是手機定位。眾所周知，中國早在2010年已開始實行手機號碼實名登記制度，而在過去三年中共更是以防疫為名大舉加強對個人的行程跟蹤系統，這套系統早已相當成熟，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個人所持有的手機“健康碼”已能被精確定位，當時甚至有大量民眾僅僅因為其手機訊號與確診病人共用同一個手機發射站而為稱為“時空伴隨者”而被隔離或限制出行。因此《紐約時報》亦報導了當晚有示威者即使在出發前關閉了手機的GPS和面容ID系統，故意繞遠路躲避追蹤，但仍被警察鎖定身份。

同時中國的攝像頭數量和監控識別技術也非常發達。根據一份2018年北京朝陽區警方采購文件顯示，警方當時采購了一批近20000萬先進攝像頭及其識別系統。要求系統必須能夠記錄行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種族等。其中更要求系統能夠識別出戴口罩或太陽眼鏡者的身份。

中共已建成世界最大的警察國家，每年的維穩費比軍費更高。雖然在中美沖突中拜登打扮成民主捍衛者來對抗專制，但據《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8月的報道指，美國的科技企業仍然為中國國家監控系統供應設備及軟件報道點名七家美國企業，包括微軟和HP。在2019年，蘋果與中共合作將總共194個程序從商品下架，包括同年10月將HKmap.live移除，因為專制當局抱怨香港民主示威者利用該程序來追縱警察布防。

中共通過這些技術營造並散播“老大哥正看著你”的白色恐怖氛圍。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共忌憚於民憤而不敢像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大張旗鼓地“通緝”參與者。群眾運動發展至沸騰點時，國家機器部分人員會受到感染，拒絕執行國家機器的任務，就如1989年的情況那樣，而審查機器也可以就此崩潰。中共獨裁體制被11月的抗爭嚇得瑟縮發抖，不是因為其規模之大，而是因為抗議竟能在巨額投資的鎮壓科技下成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些技術恐嚇挽救不了專制政權的命運。



中國：宣傳的荒謬造成信譽的破產

在過去三年，為證明大規模隔離、全員核酸檢測，以及對14億人進行流調追蹤的正當性，中共的宣傳機器馬力全開，為其「動態清零」政策保駕護航。中共一方面大力煽動民眾對疫情的恐懼，一方面利用各種民族主義的宣傳伎倆來轉移視線、論證體制優越性。但是，失敗的防疫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計其數的次生災難並不是塗脂抹粉的宣傳所能掩蓋的，各地工人抗爭、白紙革命把所謂體制優越、人民至上的謊言撕的千瘡百孔。12月初突然的疫情政策轉變所帶來的亂象更是給了宣傳機器的信譽以致命一擊。

「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10月二十大再次強調的「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總路線過了不到兩個月立刻動搖：12月7日，衛健委發布了疫情防控「新十條」，基本停止之前的防控措施並激進轉向共存。伴隨「動態清零」銷聲匿跡的是各種「醫學專家」的鼓譟：新冠毒性很弱、重癥率低。同時中共也極力掩蓋疫情感染的慘狀。例如12月23日是衛健委發布疫情通告的最後一日，該日通報新增確診4128例、無死亡病例！但現實是每天醫院、火葬場爆滿，無數人買不到抗原和藥物。

中國工程院在其官網上披露，12月15日至1月4日之間，總共有20名工程院院士逝世；一個月內死亡人數比往常一年還要多，有著優渥醫療條件的院士尚且因為疫情密集死亡，普通群眾的處境可想而知。根據流出的一份《衛健委會議紀要》內部估算結果顯示：僅12月1日至20日的二十天內，全國就已累計感染2.5億人！荒謬的對比讓不少網友想起了電影《一九四二》里面的場面：蔣介石問河南饑荒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答政府統計一千人。實際上呢？三百萬！

從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依賴所謂「專家」來向民眾傳遞信息。而對於防火墻內中國群眾來說，在過去往往只能選擇這唯一的消息來源。但是這些衛生專家的說法在短短幾個月中大相逕庭，有意思的是之前鼓吹清零和12月建議共存的專家大體上是同一批人，當這些專家的前後不一的言行被截圖放在一起的時候，不少網友譏諷到：「人民日報句句真理，但不能看合訂本。」只要翻開這些專家的醫書一看，大家就會發現里面其實都是政治內容，因為這些禦用專家與親資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無法發出自己獨立的、科學的見解，只能為後者背書並把他們的意志包裝成科學。再加之專家們經常推薦一些未經證實的、有爭議的偏方，例如張伯禮院士推薦用冰鹽水漱口防疫，廣西政府推薦橘子皮和羅漢果泡茶以預防感染。使得群眾對於中共的防疫宣傳越來越不信任和反感，整個12月的疫情應對都在民眾的緊張、猜疑中度過。

失信於民

中國疫情毫無準備的極端共存政策帶來的災難讓中共的口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淪為一句笑話，越來越多的群眾看清了這首鼠兩端防疫政策的實質是「獨裁政權至上、官僚資本至上」。中共自己不斷消耗自己的權威，官方消息和言論失信於民，使未來更多民族主義宣傳都會遭遇反彈。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加劇下也使得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階級意識不斷高漲：從白紙革命到一月初的河南的抗議、重慶的罷工都可見到。社會主義者主張解除一切網禁報禁，容許新聞及言論自由。我們主張踢走國有媒體的官方，由底層新聞工作者及社區居民民主控制媒體。國家停止幹預學院的運作，由學院的科研人員、教育工作者、學生民主控制，停止政權對於學術自由的幹預。這只有在結束獨裁政制和資本主義下才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