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怀念蒋彦永，只把真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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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1日下午，蒋彦永医生溘然长逝，驾鹤西去。这几天来，我一直想着自己的忘年之交蒋医生，心中深切怀念可敬的同道亲人蒋医生。

在我的眼前，蒋医生古道热肠、服务于人的一幕幕，清晰逼真地再现出来：是他，先是帮我联系北医三院眼科中心的专家，给我做了右眼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又是他，随之为我联系了医术精湛的牙科医生。还是他，关注我质疑和挑战已有定论的原创性物理学研究，主动提出要把我的论文送交杨振宁过目。2004年1月下旬，蒋医生对我说：他与杨振宁有亲戚关系，他很愿意让我的科研成果被杨振宁知道。不久，蒋医生将我的几篇论文当面送达寓居于清华园的杨振宁。2004年2月20日，我和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去蒋医生家，拿到了杨振宁写给我的一封信，及送给我的一本书——《杨振宁传》（杨建邺著）。也正是在那一天，我目睹了73岁的蒋医生半蹲着为丁老师受伤的右脚去掉石膏，再一道道裹上绷带。当时丁老师感慨不已，她半开玩笑地说：“我享受的是什么级别的待遇呵！”

当然，这几天来，我心中最为鲜活的形象，是那个“坚持讲真话，绝不说假话”的蒋医生；我脑际中最为历历在目的，是近20年前与他相识时不能忘怀的同道相亲之情景——

2003年春天，北京闹起了萨斯（非典）疫情。5月17日我出狱那天，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吃中午饭。上午11点从紧挨西三环的首师大出发，我们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才在月坛北街找到一家勉强开业的小餐馆。席间朋友告诉我，要不是301医院的蒋医生向全世界捅破了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谎言，这场疫灾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蒋医生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说出的真话，比钟南山所推销的全部板蓝根和连花清瘟，份量都要重。

2004年元旦，经丁子霖、蒋培坤老师的介绍，我结识了蒋医生。那天下午，我拨通蒋医生的电话，问蒋医生要了他的电子信箱地址，并随即发出了如下信函：

蒋彦永大夫：

去年5月17日我一出狱，许多朋友就争相告诉我您用真话颠覆谎言、捍卫人民生命权的事。同年10月，我和妻子章虹回常熟探亲访友。10月16日至18日，我们在无锡张泾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家小住时，知道了您从北京给他们去电话的事。

促使我给您挂电话的直接原因是，今天上午我和我的连襟、西京医院普外科的薛湧嘉大夫通了话，他要我设法代他向您问好。

随信附上3篇东西供您一阅。它们是：

1、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
2、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
3、一生说真话。

祝

新年快乐！

江棋生
2004.1.1

当天晚上，蒋医生就作了回复：

江棋生：

来信收到，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三篇文章。你和高文谦的对话，由于我的历史知识太浅，我无法表态，但我很赞成这种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的方法。

另两篇我读后很受教育，对讲真话这点我和你有同感，但我远没有你那么从道理上说得清楚。我有一次访问吴祖光先生，他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用来吃东西，二是用来说话。要说话就要说真话，有嘴不说真话，只能说假话，这张嘴还有什么用。他的这一体会是再透亮也没有了。

我现在对所有见到我的人，总是宣传要讲真话。我们中国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场合都能说真话，那么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得知你就在北京，有机会可以见见。

我的电话你已知道，可以常通电话，请告我你的电话。

蒋彦永
2004.1.1

关于蒋医生的这封回函，我在《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3日）一文中，曾真切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受：“读着蒋医生的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吴祖光先生质朴、率真、充满人格魅力的形象。我相信，蒋医生也一定是那样的人。”

2004年1月6日下午，我就骑车去了蒋医生家。“我所见到的，果然是一位极本色的人，一位不会让你产生距离感的人。初次见面，他没有寒喧，没有客套，给我沏上一杯西湖龙井后，就谈开了。从浙江祖籍到上海求学，从进京读书到当上军医，从萨斯事件到六四屠城……”（引自《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任何场合都会说真话的蒋医生在和我促膝聚谈时，把真话说得更彻底、更痛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条：一是他如实为张文康“叫屈”。他说，假话不是张自个儿没事编的。张是奉命说假话，因为上面要隐瞒疫情不让说真话，张不敢抗命。二是他决心挺身而出，要为八九民主运动正名发出建议书。蒋医生告诉我：杨尚昆认为六四是共产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还对我说：雷洁琼和吴阶平也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

蒋医生胸怀坦荡、说话算数。2月24日，他向最高当局递交了《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他在自己的实名上书中，首次披露了他所亲见的血写的事实，以及他所确知的杨尚昆、陈云等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他敦促胡温痛下决心，纠正共产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然而，他的上书直如泥牛入海。对此，蒋医生的回应是：上书不管用，那就继续以公民精神和责任意识行事，干脆发公开信，让更多的国人知道他的政治主张。

5月下旬的一天，我去蒋医生家里，见到他已把《为六四正名》之公开信装进了好几十个信封，准备第二天挂号寄出去。我说，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啊，让我先睹为快吧。蒋医生把文稿递给我后说：这个文本的内容，是鲍彤先生把关的。我读了以后，认为内容毫无问题。但遗憾的是，有不少文句稍欠斟酌。我想，这是一份注定会成为历史性文件的东西，不该留下不应有的瑕疵。真话已在嘴边，而我又是一个憋不住不说的人，我就对蒋医生说：我想对文本进行一些润色；这件事要做，且时间还来得及；今天晚上我修改好，明天上午我去复印几十份，下午我送过来。蒋医生说：好！

办好这件事，我以为十拿九稳。谁知第二天下午，因为时近六四15周年之际，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处的便衣比往常提前几天就来我家楼下上岗了。为了兑现我对蒋医生的允诺，我别无选择，必须冒险赌一把。幸运的是，冥冥之中有如神助——刚刚到达的便衣们可能还没安顿就绪，竟没发现我推着自行车溜出了楼门！

事情办好了，但也有代价。总后勤部后来在整治蒋医生时，给他多扣了一个罪名：居然让“刑满释放分子”参与文章的定稿。先是“刑满释放分子”鲍彤把关了内容，再是“刑满释放分子”江棋生作了最后润色。好在这样的罪名，完全吓不了蒋医生。蒋医生笑着对我说：与“刑满释放分子”拉拉扯扯，最多是“阶级立场没站稳”罢了。文革中，他曾被扣上“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坏头头”四顶帽子，关押两年后，又被发配青海贵南军马场劳改。现在总后给的这顶帽子，份量差远了。再说了，全世界都明白，你们作为六四政治犯坐牢，不仅不丢脸，还很荣光呢。

与世长辞的蒋医生，已然青史留名。在我看来，蒋医生是双重意义上的国之良医：

蒋医生是一位医治身体疾病的良医：他曾连续10年担任301医院普外科主任，是中国医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学科带头人。

蒋医生更是一位提升国人公民意识、充盈人之精气神的良医：“我现在对所有见到我的人，总是宣传要讲真话。我们中国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大了。要是大家在任何场合都能说真话，那么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应当承认，在当代中国，不说假话、不拍马屁就觉得日子没法过的人，仍如过江之鲫；其中不少人，还混得人模狗样、风生水起。但是，蒋医生从英气勃发的风华少年到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他的做人准则从没动摇：只把真话讲，决不说假话。他是一位，不说真话就觉得日子没法过的人。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人真还不算多；但这样做人，才能真正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有价值。

我以为，在令人感佩、可敬可亲的蒋医生辞世远行后，人们怀念和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应当是：只把真话讲。敢讲真话的国人越多，中国就肯定越有希望。

2023年3月15-1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