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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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执政十年之后，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蓝图已拼凑完整，这标志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彻底结束。

四十年前，邓小平这位矮小精悍的文化大革命幸存者开启了一项行动，将中国从毛泽东治下的意识形态动荡中解脱出来，拥抱资本力量并向西方打开中国大门。

过去的一周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拆除了邓小平构建的中国治理模式的根基。

邓小平重建了集体领导制以防止个人专政，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提出党政分开的主张，相比之下，习近平取消了任期限制、缩减私营部门规模，并将中共以及他本人置于中国社会的中枢。

中国人大会议于周一闭幕，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开始着手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共全方位领导的变革。他为赋予中共更直接控制中国金融和技术部门的权利铺平了道路，并承诺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削减5%。

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封闭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全球增长的稳定推动者。现在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习近平治下的转变标志着过去四十年来世界所了解的那个中国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潜在的重大全球不确定性。

“党政分开是中国改革时代设计的一个关键特点，”《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一书的作者、悉尼外交政策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说。“习近平一直以来都说，分开是多余的。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观点被付诸实践。”

拟进行的改变与习近平多年的努力相一致，即集中决策并使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平行且职能交叠的党和政府机构系统变得更加高效。在过去几年中，他将一些政府机构，如负责政府公务员的机构，纳入党的管辖范围，同时取消了对自己的任期限制。

在毛泽东时代，从工厂到省一级再到北京的权力中心，各级中共官员决定了一切事务。结果是灾难性的，产生了步入歧途的运动，如大跃进。大跃进造成了大规模的饥荒。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决定让渡一定的控制权。党仍然是最高权威，但将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的许多实际工作交给了政府。总理作为政府的实际负责人，被赋予制定经济政策的权力，而党的领导人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总理的作用已被削弱，一些官员半开玩笑地将总理比作“办公室主任”。

相比之下，前几任总理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时任总理朱镕基启动了重大经济改革：减少中共地方要员对中国央行的限制。朱镕基最初受邓小平任命协助制定经济政策，并因强力推行改革而赢得“朱老板”的绰号。

当时中国央行所有省级和地方分行被撤销，设立九个跨省区的大区分行。后来，中国最知名的经济改革者之一、长期担任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试图采取措施，使中国央行更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国有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分布在全国。

但根据今年人大会议上公布的重组计划，习近平将把中国央行恢复到朱镕基之前的模式，取消大区分行，并在30多个地方设立地方分支机构。接近中国央行的官员表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央行可能不仅要听命于中共权力中心，还要听命于中共地方要员，这是习近平削弱中国央行自主权的又一举措。

前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现为纽约投资研究公司22V Research中国研究主管的Michael Hirson表示：“从体制上看，中国央行似乎是明显的输家，监管权力、可能还有政治权力都有所削弱。”

习近平为他的第三个任期组建了一个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的团队，其成员以对习近平忠诚而闻名。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官员已从领导班子消失——在前一个时代，包含此类官员的领导班子结构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

“习近平正在恢复毛泽东时期的许多做法，即由党管理经济，把意识形态忠诚度的重要性摆在专业能力前面，”前美国外交官、新书《过度扩张》(Overreach)的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说。这本书讲述了中国如何可能偏离和平崛起之路。

这种代际变化反映出习近平优先考虑强化中国体制，以应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长期紧张关系，这与注重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的邓小平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仍希望经济增长。他并没有关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也没有让中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是，随着划时代的经济繁荣摇摇欲坠，他急于转移焦点，寻求通过让他的人民在美国等国家的威胁中感到安全来巩固中共统治的正当性，而不是通过不断提升经济福祉预期来做到这一点。

习近平主政10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速为6.3%，不到之前30年间的一半。不过，他掀起的消除极端贫困和打击腐败行动赢得了民心。在中国南方的一些欠发达地区，很多人家的客厅墙上都挂着习近平的画像，而这些位置曾经是留给毛泽东像的。

促使习近平将权力巩固在自己手中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前任们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导致了决策优柔寡断、派系纷争和腐败。然而，他自己对服从和节俭朴素的强调已经导致许多官员离开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官员只是传递政策指令，而没有了主动性。

在上任之初，习近平曾经非常拥护邓小平发起的改革。但在2015年的股灾之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市场力量越来越怀疑，并开始逐步恢复党的绝对控制，包括将党引入中国和外国公司的公司治理中。

这一转变引发了一些曾致力于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官员的抱怨。2018年，在年度高级别政策会议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一位曾在上世纪90年代推动中国启动股票交易的高级官员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表示：要求上市公司设立党支部这一套做法，完全逆转了我们曾经的努力。

如今，习近平已明确表示，与其效仿西式资本主义，不如以自己的模式与之正面对抗。

在人大会议期间，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抨击美国，指责美国主导的“遏制、围堵、打压”加剧了中国的国内挑战，隐晦表达了疏离美国的意愿，即使疏离美国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

习近平发表上述言论几周前，美国击落了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此前该气球被发现飞越北美上空。这一事件使中美两国在相互指责的漩涡中

1999年发生过一起更严重的事件，当时美国轰炸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但受邓小平改革议程指引的时任中国政府态度审慎，以避免让此事破坏中美关系。

虽然美国声称这是因地图不准确才导致的误炸行为，但在上海，满腔义愤的大学生们向美国领事馆大楼投掷石块，高呼“血债血偿”、“打倒美帝！”

在一周后的一次讲话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明确表示，中国将把国家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他说，中国不会因为这一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政策。

当年年底，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为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了道路，这一局面的扭转助推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