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提“大兴调查研究” 实则是在“引蛇出洞”？

FRANKSTON

VOA

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日印发文件，重提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调查研究”。文件表示，中国各种困难问题比以往更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透过调查研究“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观察人士却不排除，中共以调研为名达到政治目的的可能。

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名为“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大兴调查研究”由毛泽东最先提出

方案明确了12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方案明确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六个步骤：提高认识、制定方案、开展调研、深化研究、解决问题、督查回访。

所谓的“大兴调查研究”最早是由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当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前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是出于政治考虑。

邓聿文说：“1958到1960年期间，由于中共的政治错误，出现大炼钢和人民公社等现象，当年的饥荒导致数千万人饿死。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遭遇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要缓解危机，所以毛就提出要透过调查研究，找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通过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

邓聿文认为，与毛泽东相比，目前习近平面对的困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聿文说：“由于三年清零疫情，加上习近平个人集中权力，导致干部队伍‘躺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风气非常严重，把问题加重加深，所以习近平需要开展调查研究，重找中共过去的‘群众路线’。中共不是一向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吗？现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毛时代严重得多。”

分析：习近平虽连任形势却不妙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表示，虽然习近平顺利连任，但形势相当不妙。

洪敬富说：“过去几年美中之间经历了贸易战到科技战，中共面对（不利）的内外形势，特别是经济下行。美中之间的矛盾乃至于美国和西方联盟来围堵、制裁、对抗（中国），让习近平的权威不断下降。（中国的）老百姓都希望在疫情后能看到经济复苏，就业好转，可是事实上，经济没能跟得上来。习近平个人的权威其实受到了很大冲击。”

中共中央办公厅强调要“听真话、察实情”。洪敬富担心，这是以调研为名“引蛇出洞”、“整党整风”。

洪敬富说：“表面上，（中共中央）希望领导干部透过各种所谓调查，展现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更开明。我认为，（习近平）是希望找到他潜在的政治敌人，树立他个人的权威。他需要整顿党风。他认为，现阶段的战略要求、部署、环境，需要重新调整。”

中办文件内容围绕“群众”

中办的文件至少16次提到“群众”，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洪敬富说：“如果他（习近平）真的愿意走近群众，倾听舆论，他在网路上这些禁言、禁声、封号等等，反而是在打自己的脸。人民即便是相对客观地陈述社会的热点事件、经济情况，他反而认为有损党格和政府的形象。”

身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员邓聿文却认为，外界不应对最新的“大兴调查研究”过分解读。

邓聿文说：“‘大兴调查’也就是为了解决当前迫在眉睫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跟派系斗争和引蛇出洞毫无关系。1961年‘大兴调查之风’后，中共的政策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大饥荒的情况得到了缓解，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因为今天的官僚主义比起毛时代的官僚主义严重得多。”

邓聿文担心，新一轮“大兴调查”会流于形式主义，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