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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21世纪社会发展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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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3 09: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华夏民族21世纪社会发展再定位

面对中国历史,我们可以从所谓的“上下五千年”纵向看,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是一个永恒的、凝固的时间点和分明的历史界碑。
秦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与科技大繁荣的社会局面。而消灭思想的多元化为权力的绝对意志奠定了前提,从而,自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公权力便走向一种绝对意志,并且持续的堕落、沉沦和腐朽,甚至于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而处处邪恶。
华夏民族在秦朝建立直至1911年10月的2300多年里,政治制度与价值社会从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步。当然,华夏民族的历代杰出思想家们并没有丧失提出并且试图落实对于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但是,由于统治者的邪恶以及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本无法形成符合文明价值的组织系统,因此,一切美好的社会思想与理想,只能停留在纯粹的意识层面,根本无法得到落实和执行。
由于公权力制度的腐朽、邪恶与堕落,导致华夏民族从公元前221年道20世纪末,始终没有能够涌现一场持续的产业大分工以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引领的社会革命。同时,在政治制度方面,也始终无法超越“家天下”的本质内核和顽固窠臼。并且,20世纪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文化革命,在理论思维和科学体系上没有能够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在汉朝初年,戴圣在《礼记.礼运》中提出“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原话如下:“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显然,西汉初期的杰出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家天下”的邪恶,由此提出超越“家天下”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在之后的2300多年里,虽然不断被人们提及,但是,却从来不能够得到实现。宋朝思想家张载(1020年—1077)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样,“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制度从来没有出现。
    在中国1898年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书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先生设计了“五权宪法”的政治制度框架,至1946年中华民国立宪起,至今在台湾执行的宪法。
毫无疑问,华夏民族从来不缺乏美好的社会理想,缺乏的从来只是正确的方法与伟大的实践。
回顾全人类历史,公元13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于13—15世纪蔓延欧洲全境,结合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与科技革命,最后形成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欧洲,涌现出以洛克(1632 - 1704)、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等杰出的思想家们,不仅阐述和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与自由”的理念,而且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为框架的政治制度。英国思想家洛克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法国的孟德斯鸠在此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理论,提出通过法律规定,将上述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管辖,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
把中国的20世纪视为一个探索型的世纪,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但是,华夏民族20世纪在社会形态的实践、理论体系的选择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许多重要的问题上,没有能够真正走上“民主”与“科学”之路。
产业与科技革命——是一项恒久的社会任务。21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上,必须完成一场由“党天下”向“民天下”转型和升华的伟大飞跃,如果这项任务不能够顺利而平稳的完成。那么,华夏民族就将丧失21世纪百年的大好时光,并且与世界文明主流的差距会拉的更大。
1980年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一场全方位的伟大飞跃,也是中国社会从整体上发生质变的一次伟大实践。最关键的是:改革开放时期为之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准备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然而,必须认识到,就像“政治挂帅”的“阶级斗争为纲”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也同样没有能够把中国社会的运行奠定在真正文明的价值基础和制度结构上。因为,政治和经济相对于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幸福而言,只是两种不同的手段,一句话,人类的社会的发展于进步,既不能粗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幸福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只有文明的行动与实践才能够达成人类的幸福。
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创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党制度,并且有条不紊底的引入公平的选举制度,这是激发华夏民族伟大创造力、想象力和发明力的重要的手段和途径。对于整个大陆而言,出生于1980年的人已经进入40岁之上的“不惑”年龄,而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几个时代的中国人,其受教育的程度和劳动技能远远超过他们发父辈人,并且是成长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我认为,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中国人,应该获得平等的选举权,他们每个人的手中,应该拥有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了。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至今,我们社会的成年人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和拥有过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活动。是时候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了。
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公平制度体系的设计以及富于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体系,才是21世纪华夏民族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三项具体使命。
中国大陆社会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即是公权力的形成、行使以及监督等各种机制与观念的不合时宜。公权力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不能够提出有效化解方法、而且还是不断叠加问题与矛盾,直至导致全局性的混乱与崩盘。
总之,华夏民族在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一个具备运用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和途径实现一场伟大的文明升华的智慧。然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如果发生一场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体制型崩溃的话,那么,21世纪中国不要说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普通百姓甚至于就连基本的温饱状态也难以维持。眼前的局面就是如此严峻,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贤圣之辈,尤其哪些各级党政负责人们,都应该认真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
徐国进
2023年3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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