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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论治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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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6 15:5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太祖宝训.论治道  一  

    论治道  一      

    戊戌十二月癸巳,太祖朱元璋下诏征召儒生学士范祖干、叶仪。待其到来之后,范祖干手持《大学》以進献太祖。太祖询问说:“治国安邦之道以何为先?”范祖干应答说:“其道不出乎此书。”太祖请求范祖干剖析其书中之义理。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开始以至于治国安邦、天下太平,君王必须坚守中正之道,使上下四旁的人才均衡齐整、正直不阿,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而后方可以言天下治理、盛世太平。太祖说:“圣人之道,是为万世治国安邦之法则。我自起兵平定天下以来,号令赏罚没有一个不公平公正的,若不是如此怎么能使众人归服呢?兵戈武功所以用来平定祸乱,敬修文德所以用来开创太平盛世,都是源自于此圣人之道啊。”于是太祖对他们俩非常的礼貌厚待,封命二人为咨议。叶仪以疾病请辞,祖干亦以父母年老不能离开孝敬父母请辞,太祖也都恩准允许他们。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说:“天下兵争,民生创伤、财物残损,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然而治道尚未能审明于天下,我内心非常的迫切啊。”刘基应答说:“现在战守有备,然而治道必当有所更改变革。”太祖说:“战乱之后,法令放纵、制度松弛,故当务之急在于更改制度、严明法令,使治道归正而法令彰明。然而必须宣明礼义、归正人心,使民间风俗淳朴、民尚诚厚而以为为政治国之根本。”王祎应对说:“从前成汤征讨暴桀之后而修正人道,武王征讨殷纣之后而重叙人伦,今王上所言,确实是完全符合于先前的圣贤古道啊。”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各奏言其治国便宜之事。太祖阅览之后,对邓愈等人说:“治理天下,应当先做其重要且紧急的事情,而后再去做轻次且稍缓的事情。当今天下初定,天下百姓所最紧急的是衣食,所最重要的是教化。衣食丰足而民生才能得以养育,教化盛行而风俗习惯才会盛美。衣食丰足在于劝课农桑,宣明教化在于兴办学校。学校兴盛则君子致力于道德教化,农桑兴举则百姓致力于农耕之本。如此治理天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政事兴举。今爱卿等所言,都是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但并非当前重要紧急之事务。卿等都是国家的大臣,对于治国安邦之道,屁护人民之术,还应当为我尽心尽力的辅佐啊。”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于是召集群臣对他们说:“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则由于天命。当初群雄并起,所在之处抢劫掠夺、互相击杀,使人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朕见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违逆天理道义,朕内心常常是非常的反对而不认可。于是不久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此以后十有余年,收揽天下英雄豪杰,出义兵征讨四方,最终战胜群雄,以有天下,全赖诸位将帅忠义辅佐的功劳,使朕能够尊居天位啊。然而朕常常思念天下之广大、生民之众多,现在正是百废待兴、万机待理之时,于是常常是深夜而不能安寝,忧虑悬于内心啊。”御史中丞刘基应答说:“从前天下四方尚未平定,劳烦圣上忧虑民生;当今四方统一、混为一家,应该稍稍纾缓其忧虑啊。”太祖说:“从前尧、舜圣人,身处无为尚德之世,尚且忧虑天下,况且我的仁德不及尧、舜,天下的治理尚未达到和乐升平,天下之人民百姓刚刚脱离创伤残损,怎么能够不忧虑呢?而且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身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身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而且以自己一身与天下国家相比较而言之,自己一身实在是太渺小啊,如果所作所为不谨慎,恐怕会导致动荡倾覆,如果与民休养生息不得其道,恐怕会产生病祸灾难。况且以天下国家之重大,怎么可以顷刻而忘记警戒戒慎呢?”
     戊寅,太祖对中书省众臣说:“周朝时期,周公制定周官礼制,成周之时,天官冢宰掌管邦治,地官司徒掌管邦教,春官宗伯掌管邦礼,夏官司马掌管邦政,秋官司寇掌管刑罚,冬官司空掌管百工。故天子总治六官,六官各率领其群僚以处理政事,大小相连,各有所属,是以政事简明而政治不乱,所以天下治理。秦自孝公重用商鞅以来,变更古代典章制度,其刑法条令之繁多犹如牛毛,其为政暴虐百姓非常残酷,致使人民内心愤怒而不愿服从,所以最后导致天下大乱。爱卿等任居辅政大臣之职位,应当振兴大道,推举贤能,率领百官,各尽其职责,以辅佐朕安治天下。”
    四月丙辰,太祖对侍臣们说:“我见史书传记中所记载,汉、唐末世,君王都是因为宫中宦官所败坏侵蚀,以致最后不能拯救挽回,朕未尝不为之惋惜感叹。此等小人常在人主之身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怎么会没有呢?但是帝王开基建国,后代继承大业,万勿重用小人,此为圣人治国之深戒。他们深在宫中禁地,只可以使他们供职于生活洒扫、传达使令罢了,怎么可以使他们干预政治、掌管兵马呢?汉、唐之祸,虽说是宦官之罪恶,也是由于人主宠爱他们失去节制才使他们如此。如果一向是宦官不得干预政治、掌管兵马,即使他们想要作乱,又怎么可以得逞呢?”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从大臣们讨论到创业之艰难时,太祖说:“朕依赖众将帅之才智勇力,扫除天下祸乱,以成就大业。当今四海渐渐升平,朕怎么不想休息安逸、颐养天年以自我娱乐呢?然而朕所敬畏的是上天,所戒惧的是人民百姓啊。如果朕之所作所为一有不适当之处,上则违背天意,下则失去民心,逐渐达到极点,必然会招致天怒人怨,如此没有不危急灭亡的啊。所以朕每每想到这些,心中自然警惕肃然、不敢懈怠。”
   十月己卯,百姓中有告富人谋反者。太祖命御史台之臣、刑部勘查询问,最后查明都是不实的诬告。御史台之臣说:“诬告者事在赦免之前,应当编入戍守远方边疆。”刑部说:“应当抵偿诬告之罪。”太祖以此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应答说:“元朝时凡是前来告发谋反而不符合实际情况者,其罪责只是罚打一百板杖,以此敞开前来告发谋反之路。”太祖说:“不是这个道理啊,奸恶之徒若不能抵偿罪责,天下向善的好人被其诬告陷害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啊,小人得志,天下何堪?何以为治?自今以后凡来告发谋反不符合实际者,使其抵偿罪责。并命令有司著明为法令条文。”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驾于奉天门,召见元朝之旧臣向他们询问元朝为政之得失。马翼应答说:“元朝之拥有天下,以宽厚得天下,也以宽厚失天下。”太祖说:“以宽厚得天下,其道理朕听说的多了;以宽厚失天下,其道理朕却没听说过。步履急促则容易被绊倒,弓弦紧急强拉则容易折断,治民急迫则容易导致祸乱。君王身居上位安天下之道,应当是行正道而用宽厚。我只听说宽厚则能得众人之心,没有听说宽厚而失众人之心的道理。元朝末代之君沉迷于安逸享乐,逐渐导致沦丧灭亡,其失天下的原因在于纵欲无度、奢侈享乐、暴虐于民、民不聊生的原因,实非宽厚之故啊。大抵圣王治国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行之时应当适合于中正之道,就不会产生弊端和祸患啊。”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驾于奉天门,对吏部尚书詹同说:“申论眼前的行政处事,不若借鉴往古圣贤之道。爱卿是儒家学者,应该知道往古先前帝王之为政治国之道,请为朕详细讲述其事理。”詹同应答说:“古代先前帝王之治国之道,不外乎就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王道治国之法则啊。”太祖说:“三代而上,其治国之道本于归正人心;三代而下,其治国之术偏于刑罚律令。本于归正人心者,道德仁义,其取用则能无穷无尽;出于刑罚律令者,属于权谋术数之类,其运用之时会有穷尽,其为政治理则时而会有不知所措。然而为政治国者,如果其违背道德仁义,必然会误入权谋术数之途。可见为政治国之道关乎祸福治乱,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为政治国之术不可以不谨慎的选择啊。”

注释:
明太祖者,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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