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论治道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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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宝训.论治道  一  

    论治道  一      

    戊戌十二月癸巳，太祖朱元璋下诏征召儒生学士范祖干、叶仪。待其到来之后，范祖干手持《大学》以進献太祖。太祖询问说：“治国安邦之道以何为先？”范祖干应答说：“其道不出乎此书。”太祖请求范祖干剖析其书中之义理。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开始以至于治国安邦、天下太平，君王必须坚守中正之道，使上下四旁的人才均衡齐整、正直不阿，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而后方可以言天下治理、盛世太平。太祖说：“圣人之道，是为万世治国安邦之法则。我自起兵平定天下以来，号令赏罚没有一个不公平公正的，若不是如此怎么能使众人归服呢？兵戈武功所以用来平定祸乱，敬修文德所以用来开创太平盛世，都是源自于此圣人之道啊。”于是太祖对他们俩非常的礼貌厚待，封命二人为咨议。叶仪以疾病请辞，祖干亦以父母年老不能离开孝敬父母请辞，太祖也都恩准允许他们。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说：“天下兵争，民生创伤、财物残损，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然而治道尚未能审明于天下，我内心非常的迫切啊。”刘基应答说：“现在战守有备，然而治道必当有所更改变革。”太祖说：“战乱之后，法令放纵、制度松弛，故当务之急在于更改制度、严明法令，使治道归正而法令彰明。然而必须宣明礼义、归正人心，使民间风俗淳朴、民尚诚厚而以为为政治国之根本。”王祎应对说：“从前成汤征讨暴桀之后而修正人道，武王征讨殷纣之后而重叙人伦，今王上所言，确实是完全符合于先前的圣贤古道啊。”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各奏言其治国便宜之事。太祖阅览之后，对邓愈等人说：“治理天下，应当先做其重要且紧急的事情，而后再去做轻次且稍缓的事情。当今天下初定，天下百姓所最紧急的是衣食，所最重要的是教化。衣食丰足而民生才能得以养育，教化盛行而风俗习惯才会盛美。衣食丰足在于劝课农桑，宣明教化在于兴办学校。学校兴盛则君子致力于道德教化，农桑兴举则百姓致力于农耕之本。如此治理天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政事兴举。今爱卿等所言，都是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但并非当前重要紧急之事务。卿等都是国家的大臣，对于治国安邦之道，屁护人民之术，还应当为我尽心尽力的辅佐啊。”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于是召集群臣对他们说：“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则由于天命。当初群雄并起，所在之处抢劫掠夺、互相击杀，使人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朝不保夕。朕见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违逆天理道义，朕内心常常是非常的反对而不认可。于是不久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此以后十有余年，收揽天下英雄豪杰，出义兵征讨四方，最终战胜群雄，以有天下，全赖诸位将帅忠义辅佐的功劳，使朕能够尊居天位啊。然而朕常常思念天下之广大、生民之众多，现在正是百废待兴、万机待理之时，于是常常是深夜而不能安寝，忧虑悬于内心啊。”御史中丞刘基应答说：“从前天下四方尚未平定，劳烦圣上忧虑民生；当今四方统一、混为一家，应该稍稍纾缓其忧虑啊。”太祖说：“从前尧、舜圣人，身处无为尚德之世，尚且忧虑天下，况且我的仁德不及尧、舜，天下的治理尚未达到和乐升平，天下之人民百姓刚刚脱离创伤残损，怎么能够不忧虑呢？而且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身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身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而且以自己一身与天下国家相比较而言之，自己一身实在是太渺小啊，如果所作所为不谨慎，恐怕会导致动荡倾覆，如果与民休养生息不得其道，恐怕会产生病祸灾难。况且以天下国家之重大，怎么可以顷刻而忘记警戒戒慎呢？”
     戊寅，太祖对中书省众臣说：“周朝时期，周公制定周官礼制，成周之时，天官冢宰掌管邦治，地官司徒掌管邦教，春官宗伯掌管邦礼，夏官司马掌管邦政，秋官司寇掌管刑罚，冬官司空掌管百工。故天子总治六官，六官各率领其群僚以处理政事，大小相连，各有所属，是以政事简明而政治不乱，所以天下治理。秦自孝公重用商鞅以来，变更古代典章制度，其刑法条令之繁多犹如牛毛，其为政暴虐百姓非常残酷，致使人民内心愤怒而不愿服从，所以最后导致天下大乱。爱卿等任居辅政大臣之职位，应当振兴大道，推举贤能，率领百官，各尽其职责，以辅佐朕安治天下。”
    四月丙辰，太祖对侍臣们说：“我见史书传记中所记载，汉、唐末世，君王都是因为宫中宦官所败坏侵蚀，以致最后不能拯救挽回，朕未尝不为之惋惜感叹。此等小人常在人主之身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怎么会没有呢？但是帝王开基建国，后代继承大业，万勿重用小人，此为圣人治国之深戒。他们深在宫中禁地，只可以使他们供职于生活洒扫、传达使令罢了，怎么可以使他们干预政治、掌管兵马呢？汉、唐之祸，虽说是宦官之罪恶，也是由于人主宠爱他们失去节制才使他们如此。如果一向是宦官不得干预政治、掌管兵马，即使他们想要作乱，又怎么可以得逞呢？”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从大臣们讨论到创业之艰难时，太祖说：“朕依赖众将帅之才智勇力，扫除天下祸乱，以成就大业。当今四海渐渐升平，朕怎么不想休息安逸、颐养天年以自我娱乐呢？然而朕所敬畏的是上天，所戒惧的是人民百姓啊。如果朕之所作所为一有不适当之处，上则违背天意，下则失去民心，逐渐达到极点，必然会招致天怒人怨，如此没有不危急灭亡的啊。所以朕每每想到这些，心中自然警惕肃然、不敢懈怠。”
  　十月己卯，百姓中有告富人谋反者。太祖命御史台之臣、刑部勘查询问，最后查明都是不实的诬告。御史台之臣说：“诬告者事在赦免之前，应当编入戍守远方边疆。”刑部说：“应当抵偿诬告之罪。”太祖以此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应答说：“元朝时凡是前来告发谋反而不符合实际情况者，其罪责只是罚打一百板杖，以此敞开前来告发谋反之路。”太祖说：“不是这个道理啊，奸恶之徒若不能抵偿罪责，天下向善的好人被其诬告陷害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啊，小人得志，天下何堪？何以为治？自今以后凡来告发谋反不符合实际者，使其抵偿罪责。并命令有司著明为法令条文。”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驾于奉天门，召见元朝之旧臣向他们询问元朝为政之得失。马翼应答说：“元朝之拥有天下，以宽厚得天下，也以宽厚失天下。”太祖说：“以宽厚得天下，其道理朕听说的多了；以宽厚失天下，其道理朕却没听说过。步履急促则容易被绊倒，弓弦紧急强拉则容易折断，治民急迫则容易导致祸乱。君王身居上位安天下之道，应当是行正道而用宽厚。我只听说宽厚则能得众人之心，没有听说宽厚而失众人之心的道理。元朝末代之君沉迷于安逸享乐，逐渐导致沦丧灭亡，其失天下的原因在于纵欲无度、奢侈享乐、暴虐于民、民不聊生的原因，实非宽厚之故啊。大抵圣王治国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行之时应当适合于中正之道，就不会产生弊端和祸患啊。”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驾于奉天门，对吏部尚书詹同说：“申论眼前的行政处事，不若借鉴往古圣贤之道。爱卿是儒家学者，应该知道往古先前帝王之为政治国之道，请为朕详细讲述其事理。”詹同应答说：“古代先前帝王之治国之道，不外乎就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王道治国之法则啊。”太祖说：“三代而上，其治国之道本于归正人心；三代而下，其治国之术偏于刑罚律令。本于归正人心者，道德仁义，其取用则能无穷无尽；出于刑罚律令者，属于权谋术数之类，其运用之时会有穷尽，其为政治理则时而会有不知所措。然而为政治国者，如果其违背道德仁义，必然会误入权谋术数之途。可见为政治国之道关乎祸福治乱，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为政治国之术不可以不谨慎的选择啊。”

注释：
明太祖者，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