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大饑荒與文革

傑瑞米柯賓

作者 楊繼繩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大饑荒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

作者 楊繼繩 寫於 二零零八年

永久的墓碑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壹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壹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壹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壹個墓碑──有幸復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壹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癥，這是權力強制造成的健忘癥。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壹）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墻報，我兒時的朋友張誌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稀水第壹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妳父親餓得不行了，妳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妳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擡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夥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裏，發現壹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稀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壹個淩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幹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裏出不來。灣裏壹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壹顆糧食，沒有壹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壹點肌肉，皺紋寬闊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壹層幹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壹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只手，我心裏陡起壹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都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裏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壹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裏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壹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壹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壹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裏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壹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裏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裏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麽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麽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歷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裏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壹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壹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嘴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壹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裏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麽沒有註意他；哪知他走了，壹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裏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壹次，壹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壹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臺，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臺上，每壹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臺對被鬥者壹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壹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裏，狠狠地打了壹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臺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壹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裏唯壹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壹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谷壹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麽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稀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夥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裏到學校20華裏。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裏路的麻橋，找了壹間舊房子，開了壹間小茶鋪。這10裏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鐘的自習。有壹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墻倒了，差壹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麽關系。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麽關系。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壹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麽？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壹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麽，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壹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壹。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壹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贊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壹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壹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壹些重大事件。有壹次，我聽到壹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壹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裏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麽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裏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裏。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壹百多公裏，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兒歌裏：“月亮月亮跟我走，壹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壹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壹天的時間，其中有壹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壹年僅去縣城壹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壹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壹邊喝著自產的粗茶，壹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稭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裏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壹起，壹邊乘涼，壹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裏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裏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壹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壹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壹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壹切理論和信息，另壹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壹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壹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壹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壹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壹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壹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壹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壹批骨幹分子，壹層控制壹層，壹層效忠壹層。壹次又壹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壹的軌道。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淩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麽？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壹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壹屆的同學，因稱贊鐵托壹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壹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壹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壹位比我高壹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壹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壹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裏，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壹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壹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壹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壹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壹方面接受勞動教育，壹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饑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壹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壹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裏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壹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壹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麽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壹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壹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壹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壹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壹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壹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松動了不少。壹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壹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壹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壹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壹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壹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壹步壹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壹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麽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壹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裏的確為父親修建了壹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壹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裏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壹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壹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壹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壹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壹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壹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壹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壹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壹邊挖，壹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壹些縣裏，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裏，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壹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壹切書刊、報紙，壹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壹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壹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壹些消息，壹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壹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壹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壹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臺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贊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饑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壹。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壹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壹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壹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壹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壹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壹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壹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饑餓，農民還面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制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見制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麽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饑荒而著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壹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壹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壹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壹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壹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壹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裏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壹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歷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制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制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制比歷代帝王的專制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制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制力量，深入到每壹個邊遠的鄉村，每壹個家庭成員，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壹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壹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壹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壹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壹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壹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壹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壹個五壹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壹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1955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國民經濟全面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1956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壹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壹點丟了官。1958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壹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1958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饑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只有壹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壹”。在這裏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壹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裏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壹體化”，“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制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制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壹切和剝奪壹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壹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制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墻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制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壹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壹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壹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壹些省的章節裏看到，遠隔千裏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麽相似，這正是政治壹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裏，每壹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壹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壹級又壹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壹層壹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制度下，老百姓有沈默的權力；極權制度下，老百姓連沈默的權力也被剝奪。壹次壹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壹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壹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壹點領地。這樣壹次又壹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制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制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制手段，不惜壹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制度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制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壹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裏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制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余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壹。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制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麽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壹點自留地，僅夠壹家吃菜而已，1958年這壹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壹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壹級公安機關批準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壹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壹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壹體制，實際上是在社會壹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壹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壹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壹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壹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壹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1958年，還壹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實行統壹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竈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壹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裏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壹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壹“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壹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淩。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壹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壹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壹。在三分之壹的生產隊裏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壹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個別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會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壹個“範”，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麽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註入這個模型裏，出來都是壹個樣子。不管什麽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制造者之壹（嚴格說來他是專制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於這個模型。在這個制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制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1958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極權制度比過去產松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制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壹起，不斷制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裏都知道極權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制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壹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壹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壹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第壹章　禍起中原

　　河南省位於中國中原地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裏紅旗舉得最高，“經驗”出得最多，饑餓也十分嚴重。河南的饑荒是從政治運動開始的。1957年7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55萬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幹部總數的15％。1958年又在黨內開展了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政治運動造成了恐懼和狂熱，造成了浮誇和殘忍，也造成了壹系列慘絕人環的悲劇，其中，“信陽事件”最引起人們的關註。

壹、信陽事件

　　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壹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壹時的“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1958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18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面積28000平方公裏，850萬人口。這個區的壹大半面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壹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饑餓而死，餓死的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壹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壹直秘而不宣，時隔40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1999年9月，為了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著良好的關系，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呆了壹天後就下山，並利用壹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住地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壹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1、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麽政治鬥爭，下面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面鬥爭越擴大、越殘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著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運動的殘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壹腳，群眾就壹湧而上，揪頭發，打耳光，踢膝蓋。12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頭發也被揪掉了壹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壹條壹條的，行走很困難。13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壹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14日又鬥了壹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15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只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發壹塊壹塊地被拔光了。16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說張裝病，又鬥了壹次。18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壹次，張要喝水沒人給，19日中午張福洪死了。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1959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饑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壹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它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在專制制度下，官大壹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它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面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面，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6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壹大隊2分隊平均畝產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鬥爭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帶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壹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1958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8月初開了壹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余德鴻40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300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麽多，讓大家再報，報了150億斤，最後落實到72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九名常委中有8名認為1959年比1958年更豐收，1958年是56億斤，1959年72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只相信30億到40億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壹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72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30億到40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妳們信陽是怎麽搞的？”在省委的逼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裏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壹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裏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著，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


　　2、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征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征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征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征購就多征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以紅薯葉、野菜充饑。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征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小壹些，但也認為征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億斤。省裏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征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征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征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全區完成征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糧）。按每人每月35斤計，可吃4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35斤原糧只有25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饑半飽。加上全區有180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壹部分糧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只有20多億斤，卻誇大為64億斤，省裏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征購任務是9.6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裏任務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購任務完成了7億多斤，就有3751個食堂仃夥（37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從而進壹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饑餓。


　　1958年，信陽地區組織了120萬勞動力大辦鋼鐵，占全地區勞動力總數的30％。商城縣放出日產鋼鐵6000噸的“超級衛星”，冶金部在商城開現場會。土爐子裏煉不出鐵，就把農民做飯的鍋，門上的鐵鼻，廟裏的鐘，全都化了鐵塊向上級報喜。大煉鋼鐵消耗了壹些糧食。50多萬勞動力大辦滾珠軸承，水利工地上的200萬人，這些上工地的勞力曾壹度放開肚皮吃，也消耗了壹些糧食，留在生產隊的糧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征購指標太高，征購工作就很困難。農民交不起糧，政府反而認為是生產隊隱瞞了糧食產量，私分了糧食。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就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留下的口糧和種子。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陽地委第壹書記路憲文在電話會議上推廣了確山縣召開萬人大會反瞞產鬥爭的經驗。


　　雞公山現場會把反瞞產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歲的李瑞英（張樹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親身經歷的雞公山現場會的情況。她當時任信陽地區婦聯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讓婦聯主任李瑞英帶壹個工作組去雞公山公社總結畝產萬斤水稻的經驗，這是信陽縣委書記徐國梁的試點。李瑞英等在那裏呆了壹個月，發現這個典型是假的，農民都在挨餓。她沒有總結經驗，以工作組的名義向地委書記路憲文寫報告，要求給這個公社21萬斤糧食。路憲文不但沒給糧食，還給李瑞英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雞公山公社也發現社員挨餓，回來對路憲文說了實話。路憲文說：“王秉林也動搖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傾，按照路憲文的意見，在雞公山公社組織了壹個反瞞產私分成果的現場會。會上展示查出來的瞞產私分的糧食。在這些箔屯裏，上面只有薄薄的壹層糧食，下面都是稻殼。在雞公山現場會上，地委提出，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幹部要過“三關”：群眾叫喊關，人口外流關，食堂停夥關。接著，又組織幹部參觀羅山縣“四攤子反瞞產私分會”（四攤子：幹部會，貧農會，統計會計會，富裕中農會），在這以後，大部分縣召開了貧雇農大會、現場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誰要是說沒有糧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紅旗”、“否定大豐收”、“右傾”等政治帽子，並進行批判鬥爭。還把食堂缺糧停夥說成是群眾威脅幹部，把群眾遺棄子女、餓死路旁說成是“向黨進攻”。





　　在反瞞產私分中，對幹部和群眾采取了種種刑罰，僅光山縣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526人，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未刊稿）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壹點糧食，還遭到扁擔9毒打，因傷勢過重，5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年10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壹邊捅壹邊罵：要叫妳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天後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年10月2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壹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天後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灣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灣小隊社員余文周，因交不出糧食，余文周及其15歲的女兒余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將馮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5天後死亡；
　　1960年1月8日，陳灣小隊54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光山縣公社壹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關於這個槐店公社，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況，現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裏分配征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他們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壹空。征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戶。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絕的有780戶，占原有總戶數的9.7％。姜灣壹個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壹個60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
　　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占幹部隊伍總數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幹部231名），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


　　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竈別：書記吃小竈，委員吃中竈，壹般幹部吃大竈。小竈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


　　這裏打人有歷史。1957年反右派時沒有壹個右派不挨打的。他們別出心裁地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上剃上“右”字，把犯錯誤的人集中起來用豬槽盛稀飯，讓他們用手抓著吃。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當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裏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壹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裏吃不上壹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壹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夥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面工作壹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面的情況。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200人當中，體重合格的只占40％，壹天死壹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裏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裏、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征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面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隊長：“妳這是右傾思想，妳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24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19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24萬斤，但驗收時壹顆糧也沒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裏有壹倉庫谷子，那裏有壹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鐘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裏的電話旁，10點鐘，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12點鐘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麽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征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壹個報告。潢川縣委1959年10月30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征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黨內外壹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致。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征購。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歡這個報告，並於11月17日向全省轉發，提出了要組織糧食入庫的新高潮。怎樣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轉發潢川縣委的報告的按語中寫道：


　　省委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提的情況很具體，不僅找到了糧食征購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傾鼓幹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材料準備。


　　潢川縣桃林公社，食堂停夥、社員挨餓不僅沒有放松征購，反而更加緊了。縣裏說，下面有糧食，就是不拿出來，別看白天食堂停夥，晚上吃幹飯，讓各級查漏洞、查隱瞞，見糧就往上送。吳集大隊楊樓生產隊留了25斤“泥巴蘇”稻種（水稻的壹個品種），也拿去頂征購任務入庫了。縣、公社幾乎每天開電話會議，要進度，搞評比，讓任務完成不好的隊在大會上作檢查。有的大隊書記聽說要開電話會議就嚇得發抖。何陂大隊為了查漏洞、查瞞產，搞車輪戰術，大隊幹部輪流值班，壹連開了十天十夜生產隊幹部會，動員，辯論，自報隱藏糧食數量，下去驗收，驗收沒找到糧食就再動員，再辯論，再自報。最後把全大隊所有的草垛都扒了壹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糧食。


　　縣社幹部這種態度是上級逼出來的，更是那種政治體制下的必然結果。信陽事件發生後，中共潢川縣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檢查中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保持連續三年潢川在征購工作中的紅旗。在征購任務完成了60％進展很困難時，地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我們排到了倒數第三名，省委宋致和書記在電話會上點了潢川的名。”“我們分不清實事求是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界限，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患得患失，不敢說實話，怕把產量報低了，說是否定大躍進、大豐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上級滿意，官運就亨通，上級不滿意，就會丟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級，不顧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為了討好上級，就逼下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壹級逼壹級，逼到下面就不擇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見的手段。


　　息縣的征購工作也很殘酷。11月初，在食堂停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下，強征購、反瞞產仍在繼續進行。公社代理第壹書記錢慶懷，在他主持的10個大隊中，每天夜裏12點開匯報會，凡是征購任務完成排在後三名的，當夜進行批鬥。據這個片8個大隊統計，被鬥的大隊幹部22人，小隊幹部39人，作業組長44人，當場打死1人，打後死去的7人。對講實話的幹部壹律扣上“否定成績”、“右傾分子”的帽子，進行無情鬥爭。葉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炳智說沒有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當場被鬥，四個人擡起劉的四肢，像“打夯”壹樣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傷。40年以後，我到息縣采訪，這裏的老農民還記得這位錢書記。老農民說，錢慶懷原來是副書記，公社書記熊永寬到縣裏開會去了，讓錢留下來搜糧食，他帶領十員大將（公社武裝部長等打手），壹個大隊壹個大隊地搜，有壹點糧食就弄走，搜走了上萬斤糧食，因此他有“政績”，由副書記升為代理書記。息縣在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中，對被鬥對象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刑罰：捆綁、吊打、揪頭發、炒鹽豆。


　　我在調查中發現，山東、甘肅在反瞞產中也有這種刑罰。什麽叫炒鹽豆？1999年，我問了不少河南人和山東人都說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肅省通渭縣找到了壹位被炒過豆子的老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個刑罰的情況：執行者有很多人，他們站成壹個圓圈，被炒的人（壹個或多個）站在中間，四周的人把他們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推到這邊，這樣不停地推來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來繼續“炒”，直“炒”到站不起來被擡出去。壹些有心臟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這種刑罰稱為“洗毛芋頭”。


　　據不完全統計，在反瞞產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眾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眾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眾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認3人。


　　1959年冬天，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稱衛星人民公社）第二任黨委書記郭書誌（第壹任書記陳丙寅被上級派遣組成“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出訪印度）接任時，糧食已被征購壹空，他正發愁沒糧食吃的時候，接到了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路書記火冒三丈地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妳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麽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妳們遂平縣要組織壹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在路憲文的命令下，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對郭書誌說：“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集中到公社辦公處前的空場上。他們的講話很嚴厲；“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壹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壹塊鬥。”接著分組討論，自報糧食。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在縣裏召開的三天反瞞產私分大會上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聽到通知他開會，心裏就很緊張。聽說要留下來討論挖糧食，心裏壹急，眼前發黑，壹頭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識地說：“沒糧食……真的……沒糧食……”人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擡進屋子裏，仍然渾身發抖。壹位叫包根的小隊會計，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對他開展批鬥。包根經不住拳打腳踢，就說生產隊長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糧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鬥對象。他開始看不起包根的軟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間。壹陣拳打腳踢之後，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頭發拉了起來。有人拿來壹條凳子，讓朱用壹只腳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雞獨立”。沒待朱站好，就有人沖上來壹腳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們沖上去又是壹暴打。打過，又讓他做“金雞獨立”。朱被打得血流滿面，還沒承認藏糧食。於是，就用壹根細麻繩把朱捆了個結實，麻繩勒進肌肉裏，再把繩子搭到樹上，使勁壹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壹袋煙的功夫，朱遂平滿臉豆大汗珠往下滾，臉呈豬肝色。朱遂平開始求饒：“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參加會議的生產隊幹部看到這勢頭紛紛交待：這裏藏糧食多少萬斤，那裏藏豆子多少萬斤。三級幹部會大獲全勝。中共遂平縣委立即向信陽地委報喜：三天挖出糧食45900多斤。會後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糧，壹兩糧食也沒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經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了，河南省委還念念不忘征購任務。省委副書記宋致和12月4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農村生產情況很好，“在逐步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發動群眾深入工作後，部分縣（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購進度有較快的進展，完成了任務，而有些征購進度仍然遲緩，至今完成情況很差。”他認為“沒有完成任務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種”，壹是大豐收，征購任務不重，能夠完成任務，基層幹部存在思想問題；二是有思想問題，也有工作問題；三是工作努力，但生產差。他認為“凡是大隊和生產隊貧下中農占優勢、掌握了領導權的，既能完成征購任務，也能安排社員生活；凡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篡奪了領導權的，瞞產私分嚴重，既不肯完成征購任務，社員生活也沒有很好安排，因為他們瞞產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過，宋致和在這個報告中還是拐彎抹角地為農民說了兩句話：“這些地區目前不應該單純地抓糧食征購了，必須全力轉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員生活，……如果再硬突糧食征購，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灣大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夥斷炊。食堂停夥以後，大隊幹部還規定“三大紀律”：不準社員家中冒煙，不準挖野菜，不準外逃。大隊組織了壹個由12個人組成的搜查隊，對社員家三天搜查壹次。這個大隊25個黨員中，有21打過人。社員稱大隊辦公室是“閻王殿”。全大隊原有346戶，死絕了的有39戶，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餓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報告：“全區大隊以上的幹部共有5萬人，犯有種種違法亂紀的幹部估計不下50％，壹時打人成風，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殘，絕大多數公社、隊設立監獄和勞改隊，亂捕、亂扣成風。”


　　4、恐怖的饑餓和死亡


　　糧食強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現食堂缺糧現象。當時就多吃菜，少吃糧，勞動力吃糧，非勞動力吃菜，壹天吃壹頓或兩頓，後來有的食堂幾天吃壹頓。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夥。11月中旬，潢川縣桃林公社12個大隊122個生產隊的291個食堂，缺糧的為100％，斷糧80多天。吳集大隊在9月中旬（農歷8月13，離中秋節兩天）就停止向食堂撥糧食，10月中旬全大隊所有食堂全部停夥。全公社連壹棵活的榆樹也沒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從1959年9月有7645戶，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戶，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為15.64％，絕戶692戶，絕戶率為9.27％。何陂大隊死亡率為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斷糧80多天，斷糧後社員先瘦，後浮腫，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臨死時吐水。兩種死亡的特點是死時不發燒，反而體溫下降，臨死時都能吃東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飯。吳集大隊馬路生產隊社員楊春山，怕兒子沒人管，在自己即將死去的時候，把兩個三四歲小孩扔到坑裏淹死，以後自己死去。群眾死亡率達14％以上。


　　在斷糧以後，公共食堂尋找了各種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餵牛餵馬蓋房搓繩的材料。現在，人們先用鍘刀把稻草鍘碎，放在大鍋裏炒幹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過籮成面狀，再摻上百分之三十紅薯幹面再做成窩窩頭。
　　吃玉米桿。玉米桿是農民燒火做飯的燃料，平常年景連牲畜也不吃，現在也成了食品。吃的辦法是，去掉外皮，放進鍋裏炒幹切碎，磨成面，摻上紅薯幹，做成窩窩頭。
　　吃白鷺屎。白鷺是壹種水鳥，以魚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饑餓的人們把白鷺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鍋裏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樹皮、蚌殼、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當年新華社常駐信陽記者魯保國陪我到信陽了解當年情況，他回憶：“1959年下半年我乘長途汽車從信陽經羅山到固始，從車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溝裏壹具壹具的屍體。車上的乘客誰也不敢談論餓死人的事。在羅山縣城西門外我看到壹具屍體，就給羅山縣委打電話反映了情況。光山縣餓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壹，整家整家地被餓死，成了絕戶。雖然到處有餓死人，但領導幹部還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縣委招待所，縣委書記楊守績請人吃飯，喝皮絲湯。”


　　我問魯保國：“作為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情況，妳為什麽不寫‘內參’呢？”他回答說：“親眼看到說真話的人受那麽多的摧殘，我哪敢寫‘內參’？”


　　1999年9月10日，在信陽獅河賓館，71歲的余德鴻（1959-1960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征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裏。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壹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壹直到晚上9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妳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夥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5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麽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壹邊剝壹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桿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壹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歷10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歷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裏路邊看到6具屍體，回到離我家5公裏的防胡兩邊死人壹片，100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裏，又看到100多具屍體。外面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開始死了人就擡出去，放在門板上用牛拖走，後來就擡不動了。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壹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擡出去，剩下3個8-12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清理出壹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38萬多人（本書作者註：信陽地方誌上寫的是48.3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裏調查，向中央報告是105萬人。我認為，105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40多萬人死了18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萬人死了2萬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75人，1959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38人，我家裏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我采訪余德鴻兩年以後，他給我寄來壹份他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其中寫道：


　　在全地區18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輕有重，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不是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裏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隊長、區團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記得當時淮濱縣有50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18萬，也有人說死了16萬或17萬，占總人口的30％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防胡公社來看，說全縣的死亡30％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5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占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人口的52％。小余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餓死38人。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人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400多人，餓死了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占半數左右……我於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9公裏的路旁，見到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4公裏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壹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1999年秋，我到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見到了70多歲的老農民余文海和他的兩個兒子余海龍、余海濱。家裏空空的，余海濱在北京打工，剛回來秋收。余文海當年是小隊會計。他回憶說：


　　我爺、我娘、大爺、大娘、奶奶、兩個妹妹、壹個娃子全都餓死了。村西頭壹個坑裏埋了上百人。那時四個莊壹個食堂。余莊、高莊、蔡莊、徐莊都集中在余莊吃飯。鍋拿走了，家裏不讓做吃的，連燒開水的東西也沒有，只好用搪瓷缸燒開水喝。在家裏想弄點野菜吃也難。有的家餓死人不擡出去，放在家裏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麽放在家裏？壹是沒有力氣擡，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壹份吃的。屍體在家裏放壹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我也吃過人。那是在大隊姚莊，我找生產隊長姚登舉開會，在生產隊辦公室我聞到肉香。他說：“吃肉吧。”我問：“啥肉？”他說：“死豬肉。”我揭開鍋夾壹塊放在嘴裏，軟軟的。我說：“這不是豬肉。”他說這是別人割的死人肉，是從地裏死人身上片下來的，他拿來壹塊煮著吃。（談到這裏，送我來采訪的司機小陳問：人肉好吃嗎？余文海回答說：蠻好吃的！就是軟壹點。）高莊生產隊的高鴻文有三個孩子，高鴻文到光明港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面的死屍有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那是冬天，死屍放在外面沒有壞。


　　余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壹個大坑裏（這個坑是1958年挖的，原來是作別的用途）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壹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跡。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壹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面，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只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歷史的記憶。





　　河南省的檔案資料留下了很多餓死人的記錄。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據工作組調查，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還要多壹些。


　　報告稱，死亡人數中男多女少。據1959年9月底統計，全區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月統計，全區實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變了原來的男多女少的情況。固始縣死亡的人數當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據平輿、汝南等8個縣死亡人數統計，男的占56.6%，女的占43.4%


　　報告稱，壯年勞動力死亡多。潢川縣死亡人數中，青壯年占54.7%，固始縣青壯年占67.9%，淮濱縣6大隊死亡的1464人當中，勞動力占54.2%。與此相關的是造成很多孤兒。僅固始縣七壹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兒，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兒。


　　報告稱，各地有壹些死絕戶。據潢川縣仁和公社的陳灣、楊集、彭店等5個大隊統計，死絕戶為238戶，占原有2373戶的10%。陳灣大隊因死亡人數過多，把原有的51個村莊合並為41個村莊。


　　報告稱，社員比基層幹部及其家屬死亡率高。據淮濱縣橋溝公社的萬圍、左圍大隊統計，萬圍大隊、生產隊幹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員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圍幹部死亡占11.8%，社員死亡占15.24%。該縣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156戶，沒有死人的31戶，其中幹部13戶，炊事員4戶，磨面的1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31戶，沒有死人的6戶中就有幹部5戶，炊事員1戶。


　　“五類分子”（即歷次政治運動中定的地、富、反、壞、右）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圍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3%，地主富農死亡占其總人數的31%，壞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陽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這4個月。1月後還在繼續餓死人。


　　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小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報告稱：


　　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該公社總人口的比例為14.5％，談店大隊黃營生產小隊小黃營食堂原是四個村莊21戶、96人，死50人，占原有總人口的53％，死絕了兩戶，現在這四個村莊並為壹個村莊。徐營子壹家4口人，大人先死，沒人埋，後來兩個小孩也死了，四具屍體整整放了十幾天。傘陂寺大隊陳寨生產隊楊大圍子小隊原有23戶、119人，死51人，死絕3戶。由於死人太多，沒死的人沒有力氣，死人沒有人埋。楊有蘭壹個小孩死在食堂裏整整放了十幾天。後來還是支書程林德找人在壹個坑裏埋了36具屍體。
　　全社10月半開始停夥，到12月7日，共停夥53天。縣裏幹部都知道，不敢說。
　　朱崗食堂，37戶，共138人，死亡47人，死絕5戶。沒死人的戶是幹部、會計和勞動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絕戶是勞動力少，沒人挖野菜。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壹個沈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裏店村壹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壹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百年潮》發表張樹藩這篇回憶時，刪去了這壹段。本書作者依據張樹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補上這壹段。


　　信陽死人數量最多的是光山縣，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濱縣。信陽的老幹部對本書作者說，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地委書記路憲文的小車是從死人的屍體旁邊開過去的，但他們卻沒有向上反映情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調查報告說：“光山縣死亡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樹大隊死亡60％以上，潢川縣雙柳公社新華大隊死亡65％以上，13個村莊沒有人煙。”


　　餓死這麽多人，沒有人哭。死屍冬天沒處理。壹直到春節發糧食，公社出面組織人，壹人發壹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這樣的井）裏拖，屍體都變形了也分不清誰是誰，拖到壹個土井裏集體埋了，壹般是壹個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


　　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只此數。這是因為，第壹，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只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於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屍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屍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屍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並將王的屍體擡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屍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於獄中。


　　在群眾大量餓死的時候，幹部多吃多占的情況比較普遍，淮濱縣湯坡大隊前店生產隊的社員說：“我們餓腫了，幹部吃胖了。”就是這個湯坡大隊，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紅薯，另加紅薯葉大人壹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兩紅薯和少量的紅薯葉，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壹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時間每人壹天只吃壹頓菜，在這以後連續停夥五天。就在這種情況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兩三小時。省委檢查中心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潢川縣何陂大隊死亡率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全大隊60個生產隊幹部只死兩個人（群眾反映這兩人是好幹部，沒有多吃多占）。23個大隊幹部不僅沒有壹個死亡，而且連浮腫病都沒有（後來查明，大隊幹部自去秋以來，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裏拿，計牛豬肉3000斤，鴨子300余只，魚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糧食5000多斤）。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余德鴻。余德鴻說：“妳老婆吃過人肉，妳爹餓死了，妳還批我，妳有人性沒有？”


　　信陽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分管反右傾運動，態度很堅決，整人很厲害。他是新蔡縣人，新蔡餓死人不少，他家不少親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但他反右傾越反越有勁。信陽事件以後他還是當地委副書記。余德鴻等到省委告他，說他在信陽事件中有責任，省委才給他記過處分並調動工作。


　　就在信陽大量餓死人、人相食普遍發生的時候，《河南日報》還宣傳形勢壹派大好，連續發表七篇“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文章。


　　余鴻德說：當年信陽庫裏有糧10億多斤，當年產量29多億斤，共40億斤。守著這麽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裏的糧食解決的，沒有從外面調糧食。饑民看著糧庫裏有糧，也沒有人想到搶糧食。有的農民坐在旁邊等著政府開倉放糧，他們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


　　尤太忠將軍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最多。他回家探親後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湖北省長張體學是新縣八裏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在那種體制下，連這樣的高官說真話都沒人聽，老百姓就更沒有地方說話了。


　　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10月的統計數是549171人，12月的統計數是100萬人：


　　中央調查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是這樣寫的：“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縣潢川、商城、正陽、羅山等7個縣。在全區4473個生產大隊中，人口死亡占總人數20％以上的有520個大隊，其中有些大隊死亡人數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總人數的19.87％，死絕戶5639戶。”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會上說：“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死了八分之壹的樣子。”


　　1999年以後，我在信陽、鄭州、北京訪問了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幾乎壹致地認為，信陽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是100萬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書前面已介紹過，在反瞞產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餓得沒辦法的農民如果偷吃了壹點東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講真話的，不聽話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光山縣被打死的1008人中，縣委書記處書記壹人，大隊幹部4人，小隊幹部47人，黨員11人，團員61人，基本群眾848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87人。


　　楊蔚屏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縣的53個生產大隊被打死的群眾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這404人當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199人。幹部打社員更是家常便飯了。潑河公社陶灣大隊，11個大隊幹部、16個小隊幹部打過社員。支部書記黃某，在正月十五這天早晨就打了社員47人，並把壹位縣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團委書記胡某親手打過92人，並用“點天燈”的殘酷手段燒死2人。


　　我采訪的當事人說，楊慰屏提供的數字比實際情況要小。


　　中央調查組成員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關於息縣的調查報告描述了當時的慘狀：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
　　夏莊公社羅圈子大隊隊長楊某和統計員羅某於1959年11月28日，將偷耕牛的7名社員用壹根鐵絲穿7個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遊街，壹邊走壹邊打。該大隊有兩名社員因殺牛被打死。


　　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三個幹部打死8名社員。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劉寶和生產隊社員趙強，餓得兩腿浮腫還得趕著牛下地幹活。他在地頭昏了過去。醒來，他爬到收獲了的玉米堆裏，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經幹得發黃的玉米葉子，把嘴紮得直流血。他意外地發現壹個沒有收盡的玉米，如獲至寶，想起家中餓得奄奄壹息的小孩，他強忍饑餓，把玉米藏在懷裏。誰知被隊長閆某發現了，閆某把趙強捆了起來，手拿扁擔沒頭沒腦地往趙強身上打，打得鮮血直流。打了以後還讓趙強幹活。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剛走到地頭，就壹頭栽倒地上死了。


　　壹天夜裏，遂平縣嵖岈山公社李堯大隊死了壹頭老母豬。飼養員宋和看到四下無人，就把死母豬扛回家裏。用刀子壹開膛，發現豬肚裏還有12只粉嫩的豬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豬娃子吃了，把母豬埋起來以後慢慢吃。然而，他還沒動手，大隊長翟某帶了壹夥人闖進來，二話沒說先劈頭蓋臉地給宋和壹記耳光，打得宋和滿嘴流血。接著把他五花大綁送到大隊部，吊在大隊辦公室的梁上。大隊委員們連夜把母豬肉吃了，宋和被吊了壹夜，疼得大叫也沒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著豬娃子和豬頭，被隊幹部押著遊街示眾，壹邊遊壹邊喊：“我是賊，我偷殺了豬。”遊街壹天，宋和滴水未進，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壹個老頭餓得沒辦法，偷殺了壹只羊，煮到半熟時，被民兵營長發現了，當場被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上，掛在老頭的脖子上遊街。遊完街後，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從上午壹直吊到晚上。老頭不停地慘叫求饒，沒人理睬。老頭慘死在樹上後，民兵營長把屍體拉到河坡上，蓋上麥桿，點壹把火燒了。


　　嵖岈山公社袁莊大隊飼養員劉誌蘭和袁誌紅，弄死了壹頭小豬崽，被生產隊長發現後，壹個人脖子上掛壹塊豬崽肉遊街。接著開會批鬥。兩人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大隊黃西店小食堂停夥兩個月了，全小隊社員共同商議，把本隊壹頭牛殺了分吃，由隊裏17名社員執行。此事被大隊幹部發覺後，率領打手隊，把17名社員綁到大隊部，壹起吊起來毒打了壹整天，劉太國、黃蘭友、黃國孚、王申喜、王聲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喬培華根據檔案寫的《信陽事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幹部發現徐灣小隊社員方正義家中有壹小塊牛肉，方正義立即遭到毒打，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灣小隊社員胡德厚，沒有按幹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殘酷毒打，兩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裏款未還，遭到毒打，5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裏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5個小孩，除14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余4個全都餓死；
　　1959年11月20日，韓灣小隊社員阮祥海，因沒有聽從幹部的安排去撿牛糞，遭到捆綁毒打後不讓吃飯。阮餓得沒辦法，到食堂拿點花生米吃，被當場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裏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壹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裏。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布和處理。處理要細致，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誌們，會感到恐慌。”他這裏說的“犯了錯誤的同誌們”就是打人兇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陽壹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妳不打人，別人就打妳。那年頭，打人是壹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妳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妳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妳。”


　　6、各級黨委都極力掩蓋死人真相


　　農民挨餓，還向外封鎖消息，不讓向外面寫信，所有的郵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壹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壹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裏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光山縣壹位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結果這個醫生被逮捕法辦了。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裏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裏等死了。


　　把外流社員壹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的幹部，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過三關：壹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制勞動，不給飯吃。這67個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員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城關公社壹位綽號叫李瞎子的人說，他在城關收容所裏，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擡出的死人少則3人，多則10人，有的還沒斷氣就擡出去扔了。城關公社社員婁家緒說，1959年冬，省委檢查團要來的時候，孤檢查團發現收容所裏有死人，前壹天就擡出去87個，其中有4個沒有斷氣。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為了掩蓋真相，不惜殘酷打擊向外面透露情況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當“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壹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立即將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衛生所的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後，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


　　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專員張樹藩的夫人），到西平縣看到餓死人，還聽說有吃死人屍體的情況，想向在華北局工作的老戰友李雪峰反映。為了不被人發現，她先給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寫了壹封短信：“妳們在家嗎？如果在家請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訴妳們。”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來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壹書記兼北京軍區政委，像他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沒有通信自由，可見極權制度的嚴酷。光山縣郵局發現壹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內容是反映光山餓死人的情況，公安局就追查寫這封信的人。郵局櫃臺的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壹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範圍內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壹個壹個地檢查，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壹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鄉光山縣（壹份資料說是潢川縣）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調查時，在壹些老人中傳說張鐵匠冒死上訪的故事。後來在檔案館中我才得知這件事的詳情。張鐵匠即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張富，鐵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陽調查生產救災情況。他先後兩次把所了解的情況向省委書記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匯報過。張富在潢川縣了解了仁和、雙柳兩個公社。仁和公社楊樓大隊有1900多人，當時死了300多人，雙柳公社從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張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況寫成書面材料，打印後分送潢川縣委、省民政廳和劉名榜，並於12月底向宋致和與劉名榜作了口頭匯報。


　　春節期間，張富又以拜年為名，到劉名榜家中反映信陽死人的情況。劉名榜裝作打盹，只說了壹句：“工作上有錯誤，以後寫個報告吧！”張富很著急，準備向中央反映。張富找到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肖劍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意思。肖怒氣沖沖地說：“下面不是妳說的那個情況。誰欺上瞞下？妳到中央去告誰？”第二天，張富偶爾見到了劉名榜，劉問張：“妳為什麽要到中央告狀？妳知道底下的問題沒解決嗎？什麽事都要妳過問！”張富準備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廳的處長找他談話，威脅他，接著民政廳黨支部副書記找他談話，並緊盯著張富壹步也不離開。還對張富說：“省監委來電話，不讓妳去中央，已經通知了公安部門，妳想走也走不了。”後來民政廳趙廳長勸張富休息。第二天，張富去火車站買票，又受到阻止。


　　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不顧各種阻力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人也越來越多。1960年4月初，身為監委書記的劉名榜看到已經掩蓋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監委反映了固始縣餓死人的情況。


　　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農民餓得走不動了，還不能在外人面前顯出饑餓的樣子，有的地方（如光山縣）不讓走不動的饑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還是轉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陽調查。


　　7、死人事件暴露後還極力捂蓋子


　　1960年5月。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不準多報。並連夜派人到各大隊進行部署。經過部署的團結大隊當即下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各生產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隊分配數字如下：壹隊4人，二隊5人，三隊5人，四隊5人，五隊2人，六隊7人，七隊4人，八隊2人。”還下通知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不能統計。傘陂公社第壹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3889人（後又改為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壹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壹律不登。隨著問題的暴露，死亡人的數字就多了起來。“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現已初步查明已達8萬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已增加到近10萬人。嵖岈山公社過去只報死600多人，現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的10％。”


　　信陽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揭發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的材料中說：1960年5月，楊蔚屏到信陽檢查工作。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接待並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楊書記壹直沒有提到去冬今春發生的問題。王秉林主動向他匯報信陽死人的問題，楊不表態。光山縣秦河公社書記講公社死人的情況，楊書記還是不表態。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向楊書記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楊書記指示：“弄清死人數字要心中有數，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災荒，死人問題以後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說，楊書記這次來信陽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壹頓招待飯以外，其余都是在縣以上的機關吃的，每頓都是五六個菜和壹個湯，有肉有雞蛋，還喝酒，看了壹次戲和三次電影。


　　王秉林說，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書面報告死人的數字，省委在地委報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內）”，以圖縮小死亡人數，然後上報中央和下發各縣。信陽地委在自己的檢查報告中認為自己犯的是“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楊蔚屏改為“是糧食工作中的錯誤，是主觀主義和工作方法的問題。”楊書記這壹改，就把信陽的錯誤性質大大減輕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擴大會議（即雞公山會議）是捂蓋子會議。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瑞英向本書作者介紹：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劉名榜主持這次會議，信陽地委的領導人和各縣的縣委書記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繼續肯定“大好形勢”，其目的是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掩蓋省委和地委的錯誤，減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陽事件上的責任。雞公山位於湖北、河南交界處，是著名的避暑勝地。清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在這裏建造了壹些避暑的別墅，民國年間被達官貴人辟為避暑勝地。壹望無邊的綠色山頭上掩蔭著壹幢壹幢白色的小別墅。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壹邊避暑，壹邊為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桿擡上山的。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楊蔚屏在會上講：“信陽的工作總的是好的，省委是滿意的。壹般地講，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的幹勁都很大，熱情高，有力爭上遊的勁頭。錯誤是暫時的，只要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潛力是很大的。”“至於死人數字，48萬或者45萬都沒有關系，不是數字少3萬就好，多3萬就厲害。”“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如果上半年搞還搞不下去，現在可以了，可以坐下來解決問題了。因為毛澤東主席給了我們壹個指頭的機會。”這是指毛澤東講“三面紅旗”中出的問題是“壹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有了毛澤東這句話，不管什麽問題都可以說是“壹個指頭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於這“壹個指頭”的限制，會上不讓徹底揭問題，很多與會者還沒有發言，會議就開始作總結了。接著，由對地委的批評轉為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等個人的批判。這時，地委黨校副校長嚴仲儒發言，繼續尖銳批評地委的錯誤。楊蔚屏對地委副書記王達夫說：“這個人（指嚴仲儒）觀點不對頭，要跟他談話。”第二天，楊蔚屏在講話中就不指名批評了嚴仲儒。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說：“妳們黨校怎麽出了這麽壹個副校長？”在嚴仲儒發言之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也發言批評地委。楊蔚屏說：“固始的問題那麽嚴重，他不作檢討，還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檢討。”根據楊蔚屏的指示，地委決定，將嚴仲儒的發言交給各小組進行“討論”，叫楊守績在大會上作檢討。在雞公山會議捂蓋子的時候，老紅軍、副省長王國華上了山，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路憲文，為張樹藩和李瑞英夫婦說話，張樹藩回憶中說：“王國華的發言在會上震動很大，他是第壹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壹個為我說話的。”在雞公山會議上，決定逮捕馬龍山，並準備將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殺馬龍山壹個人來表示省委已經對信陽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2001年11月9日寄給我的《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中是這樣介紹雞公山會議的：


　　信陽餓死人的問題已經掩蓋不住了，李堅、李振海等花了三個月時間的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105萬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省、地委主要負責人心急如焚，從7月20日開始，信陽地委在雞公山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省委派楊蔚屏、李立、劉名榜參加。原來被打成右傾的幹部對這次會抱著很大希望。希望能揭開蓋子。但是，這次會議還是捂蓋子。面對這種情況，張樹藩同誌連續做了三次發言（總計長達1.4萬字），揭出了信陽地區的實質問題，從而打亂了會議部署。路憲文、王達夫、延炳玉、武建華等人，背著張樹藩開了秘密會議，認為張樹藩繼續進行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決定將會議轉向集中批張。後在楊蔚屏等的幹預下，才沒有進行。……會議開到8月15日結束，最後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楊蔚屏、劉名榜再次到信陽。由劉名榜向地委常委傳達吳芝圃的指示：“信陽地區在歷史上工作是很好的，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成績不小。發生這個問題是壹個指頭的問題。就壹個時期來說，至多也是三七開，至於廣大幹部黨員，全區壞人也只占4%－5％，個別嚴重的地方也不過占10%－20％，不會太多。”“信陽地區的問題是壹個時期的方針政策有錯誤。”在這個傳達會上，楊蔚屏說：“中央對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省委對路憲文的處理（當時路已被撤消地委第壹書記的職務）是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沒指示，省委也沒有權處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來的李先念、徐子榮、王從吾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讓張樹藩在信陽步兵學校接待他們。在招待所會議室喝茶時，吳芝圃當著中央領導人的面對張樹藩說：“樹藩同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壹點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裏了。聽說妳和路憲文認識不壹致，妳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的問題嗎？”對吳芝圃這種虛偽態度，張樹藩毫不客氣地反駁：“芝圃同誌，妳真是壹點情況也不知道嗎？對我進行了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敢鬥我嗎？既然省委批準的，又根據什麽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計產量時我說得少，反瞞產私分時我不僅沒反出糧食反而拿出了700多萬斤糧食去給群眾吃嗎？我說幹部強迫命令、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才給我扣上了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省委批鬥我的根據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誌怎麽說壹點不了解呢？對我的批鬥不是妳安排的嗎？我還找妳談什麽？”這時，吳芝圃的臉紅得像壹塊紅布，非常難堪。張樹藩還要繼續說，陶鑄連忙阻止說：“不要再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妳批錯了，我們給妳平反，不要再說了。


　　8、中央對信陽事件的調查和決策


　　據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到信陽作過調查，郭處長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回北京作了匯報。“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以後，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本書作者從李堅那裏得知，1960年4月，中監委接到河南省監委的報告，派調查組到河南調查，調查組成員有李堅、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經過李瑞英老人的介紹，本書作者到萬壽路李堅的家中，采訪了80多歲的李堅。中監委是中紀委的前身，李堅從中紀委副主任的職位上離休。這位老人思維還很清晰，但耳朵聾，交談很不方便。經三次艱難的交談，他告訴我他“三下河南”的情況：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在這之前內務部錢瑛反映浮腫病死人的情況，譚震林批評了內務部，說：“浮腫是不是糧食問題造成的還沒有結論。”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顧慮的。我帶了兩個人去河南，在省裏見了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他談了壹些情況，但談得不多。省裏又派了兩個人，壹共5個人壹起去信陽。我們5個人都有顧慮：“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到了信陽，地委又派了兩個人，壹共7人。我們出信陽，經羅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溝裏都有沒掩埋的屍體。
　　我們到了固始，說死了3萬多人。楊守績在省黨委校學習，我們就住在楊守績的辦公室裏。第二天早晨起來，在固始縣城街上，看到十多個人被五花大綁，用壹根繩子穿起來遊街，說是被抓的“流竄犯”，實際是逃荒的農民。
　　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壹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壹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裏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幹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壹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屍體上趴滿了蒼蠅，天熱了，屍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麽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他說餓死人的原因是浮誇，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於死這麽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後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壹看，又到許昌看壹看。在許昌停壹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幹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水利工程要緩壹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壹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裏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壹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壹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於桑等去調查。於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壹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壹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後，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後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派人作了調查。11月15日，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解決三分之壹地區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把信陽事件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樣，就把大批基層幹部集中起來“集訓”。
　　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到下面壹看，原來壹個婦女，說自己是“皇姑”，向群眾說：“解放豬，解放羊，解放糧食散食堂。”這個“皇姑”被抓起來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壹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壹下處理辦法。”這四名幹部是不是李堅等四人？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壹渠道的四名幹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王從吾、徐子榮1960年12月1日《關於信陽地區封建勢力復辟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復情況的報告》上呈的領導人中，有周恩來、李富春，可見，除了周恩來以外，李富春是過問過信陽事件的。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1990年10月30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提出了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是中監委通過安子文向周恩來匯報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壹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壹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沈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壹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壹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壹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壹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壹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從各種不同的歷史資料看，從1960年2月開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門幾次派人到信陽作過調查，10月份，毛澤東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澤東是怎樣看信陽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轉發的《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4號）中引用了毛澤東的壹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個文件壹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壹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面徹底扭轉過來”。但是，毛澤東這些話在什麽時候、什麽文件上批的，我還沒有找到。中央調查組王從吾、徐子榮給“主席、總理、富春同誌並子文同誌、中南局陶鑄、任重同誌並省委”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復辟，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復。”


　　在甘肅省檔案館我看到了西北局張德生（陜西省委第壹書記）的傳達資料。


　　張德生傳達說，毛澤東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兩次談話，其中談到信陽問題。毛澤東主席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壹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壹是地主封建殘余鉆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壹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壹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


　　劉少奇也曾在壹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復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余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過去所說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這個邏輯，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


　　實際上，信陽是老區，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徹底。土改以後省委副書記孟飛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陽搞土改復查，結論是肯定的。但是，毛澤東既然這麽說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執行他的意見。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9、基層幹部承擔了餓死人的責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陽落實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別山創建根地起家的，對這裏民主革命是不是徹底，他應當很清楚，但他還是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意見。看見死了這麽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說，我壹輩子只流過兩次淚，壹次是在長征時西路軍突圍回到陜北，這是第二次。


　　張樹藩回憶說，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不久，就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中央和省裏來的幹部親自主持雞公山會議揭信陽的蓋子，搞民主革命補課。說信陽幹部都不行了。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壹共4779人（另壹資料說中央派幹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幹部765人，抽調各市縣幹部2986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壹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壹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壹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余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有開鬥爭。”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壹批，關壹批，管壹批。吳芝圃、戴蘇理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壹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芝圃這麽重視楊守績，顯然是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量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


　　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復，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面。
　　信陽的問題，不是壹般問題，是壹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復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兇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壹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


　　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壹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壹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壹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壹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壹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壹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壹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壹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壹起，打擊面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面奪權之後，又全面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制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松壹些。


　　應當說，在極權制度下，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壹系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壹層講，是由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線和政策的執行者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蛹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制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壹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從中央派來大員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信陽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開常委會，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壹書記）、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王從吾（中央監委副書記）分別就信陽事件作了重要講話。


　　王任重說：


　　這次中央開會，毛澤東主席兩次談了關於革命運動的問題。主席說，不僅社會主義革命沒完成，民主革命也沒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還要繼續搞革命。雖然上壹次主席就提出信陽問題是敵我問題，但是認識不深刻。這次主席這麽壹講，特別是同誌們講了情況以後，認識更深刻了。
　　聽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縣看了以後，思想才明確了，確確實實縣社都有敵我問題。
　　現在看來，目前我們認識上的主要危險是什麽？是不是把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當成了敵我矛盾處理呢？不，顯然不是這個問題。如果說我們認識上有錯誤，那就是對明明顯顯的敵我矛盾認識不足，對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國民黨實行資產階級報復的本質沒看清楚。
　　國民黨殘酷燒殺搶掠也不過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紅安在10年內戰時期被敵人殺了10萬人。全縣48萬人剩下38萬，但那是10年搞的。比較起來，光山縣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殘酷的情況如果說不是敵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著群眾死亡，硬是扣著口糧不發，明明看到食堂停夥，也不準群眾家裏冒煙，不準群眾挖野菜，不準群眾出去逃荒，群眾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對待人民不如牛馬，任意打罵，壹直打到死，連壹點人性都沒有，這不是敵人是什麽？
　　要愛人民恨敵人，要領導人民申冤報仇。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壹批不可。
　　在這些地方要進行第二次剿匪反霸，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進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發動群眾，打倒敵人搞革命。
　　為什麽幹部隊伍爛掉這麽多？為什麽“五風如此嚴重？為什麽黨的政策貫徹不力？主席也問過我們，是不是搞了以後還會再犯？我們說，真正采取革命的辦法，充分發動群眾，搞好了，幹部群眾覺悟提高了，也許不至於再犯。
　　今後怎麽辦？挑選幹部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和地主女兒結婚，起碼對領導幹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榮在講話中說，要把這壹仗打好，這的確是壹個很大的戰鬥。要把民主革命這壹課補好，現在已經開始了，作為壹個革命來講，已經有了壹個很好的開端，現在是貫徹下去的問題了。現在看來，信陽問題暴露得差不多了，整個死亡人數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口死了八分之壹的樣子。這確實是敵人的大謀殺。信陽從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經歷了壹場很嚴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鋪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個村莊被毀滅掉了。除了幹部及其家屬外，群眾沒有壹家壹戶能幸免，壹家死壹個兩個是輕的，有1900多戶死絕了。


　　按照當時的思路，出現了問題就認為是階級成份不好的人幹的。事實上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調查組已有統計：信陽事件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他們在土改、鎮反以及各項政治運動中已經下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不可能幹這麽大的壞事。作為從事公安工作的徐子榮眼睛還是盯在這些人身上。徐子榮在這次講話中說，有很多縣社鉆進來的五類分子、地主惡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動會道門、特務可是不少。應當肯定有的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石紹舉有壹班人，經常在壹起吃吃喝喝，胡鬧壹氣，為了提拔壞人把地主改成富農。徐錫蘭也是提拔了壹批壞人搞壞事。馬龍山問題更大，和香港派來的特務有勾結。分析起來，這個地區土改不徹底。現在專案不少，都要查，信陽已有三五千了。


　　王從吾在講話中說，從信陽和其它地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對勞動人中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是階級敵人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辦國民黨的事，是反革命復辟。信陽地區的黨政組織的領導權被壞人奪取了，變質了，基本上爛掉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初步調查是地主出身，入黨後私自改為中農，抗戰時期和托派張慕陶有關系。其他5個書記，除壹個被打擊排斥以外，4個書記對信陽事件都有嚴重罪責。地委基本上爛掉了。全區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20人中，初步查出2個當過漢奸，12個蛻化變質，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兒做老婆。這14個人當中70％都有嚴重問題，現已停職反省。在職6個當中，壹個當過偽保長，壹個犯過嚴重錯誤，另4個待繼續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羅山5個縣的縣委書記共41人，有鉆進黨內的漏網富農，日偽保安隊員、維持會長、三青團、強奸犯4人，蛻化變質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這29人占總數的70％。


　　由於對信陽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復辟，因此，在對主要責任人定罪的問題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領導人曾經擬定過，在信陽，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個人，全地區殺上萬人。這個方案中央沒有批準。最後決定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後請示毛澤東，他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徒刑，8個縣委書記的處理結果是：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死緩，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羅山縣委書記徐書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代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遂平縣縣長張慶林、信陽法院院長丁張喜、信陽專署公安局局長韓仁炳，都判了幾年徒刑。這些人都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縣委書記被逮捕法辦以後，他們的家庭、親屬也受到株連。息縣徐錫蘭被抓走後，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門，掃地出門。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兒子，因母親關押不能帶孩子，只好強行斷奶，活活餓死。其余三個孩子最大7歲，最小的3歲，沿街要飯達三年之久。光縣縣委書記馬龍山被捕以後，妻子帶著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縣，到處流浪，以拾菜根、要飯充饑，拾垃圾、賣破爛度日。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被捕後，妻子也抓起來了，三個孩子在家受淩辱，同學們對他們又罵又打。


　　當時在民主革命補課的大風暴中，他們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檢查。


　　路憲文的檢查說：“我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去冬今春在正確處理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大問題上，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違背了黨的方針政策，在壹個時期工作方針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他說，他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對抗旱鬥爭勝利後的農村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秋季產量作了浮誇的估計，把災年當豐年。高估了糧食產量，多征購了糧食；第二，對農村政治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在解決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把糧食緊張的壹切現象都說成是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因而錯誤地在全地區範圍內開展反瞞產的鬥爭。第三，我毫無群眾觀點，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我在糧食工作中存在著壹種片面的觀點，在征購上總想多征購壹些，認為國家掌握了糧食出了問題有辦法，在統銷上總想少銷壹些。


　　顯然，路憲文的檢查和上級對他的定性相差很遠。


　　當時被認為十惡不赦的光山縣委第壹書記馬龍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檢查中倒是說了壹些當時沒人敢說的真話。他除了承擔壹些責任以外，還認為：“這樣嚴重的事件不是發生在壹個縣或壹個公社，而是全區性的，並且普遍而嚴重。這就足以證明了地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夠正確的。”（如果他知道這樣嚴重的事件不僅發生在信陽，而且發生在全國，他敢說中共中央不正確嗎？）他在檢查中還認為，出現這個事件的原因是“幾年來，特別是去冬今春以來，單純強調所謂國家觀點，將兩條道路鬥爭擴大化，並以此為綱，大反右傾，實行錯誤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馬龍山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真不簡單，可能他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才豁出來說出這樣的話。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陽第二幹休所找到了風燭殘年的石紹舉。在壹個大院子裏有壹排壹排的房子，信陽的壹部分離休的老幹部住在這裏。走進院子，看到壹位手拿拐杖、衣著不整的老人坐在壹塊石頭上曬太陽。這就是石紹舉。他步履蹣跚地把我們領到家裏。這是壹座二層小樓，家裏擺設簡單而雜亂。在壹樓的客廳裏，最引人註目的是壹張很大的毛澤東主席像。我采訪時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毛澤東主席壹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毛澤東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毛澤東壹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


　　1960年農歷11月7日晚上10點鐘，全地區同壹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面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


　　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壹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壹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壹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


　　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壹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圖1-4（石紹舉夫婦照片）


　　後來由於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情況，再說信陽是反革命復辟就太不符合實際了。對被關押的縣委書記們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間，他們先後從牢裏放出來，分別到農場、農村勞動，每月發幾十元生活費。1978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社會都解凍，又批準他們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還沒有等到這壹天就離開了人世。當他們知道全國各地都發生類似信陽的問題後，他們不服氣，還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其責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制下死心眼緊跟吳芝圃，在吳芝圃的多次表揚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幾個專說好聽的參謀，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芝圃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妳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妳了！”下面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面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壹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慰屏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壹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壹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1993年，離休已經10年的路憲文得了癌癥，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壹言堂的局面，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壹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壹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共產主義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壹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我很想見壹見路憲文，準備同他深刻談壹次，但是，在電話中，他當律師的女婿說老人身體不好，婉言謝絕。

二、“潘、楊、王”事件

　　路憲文說得對，信陽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陽，在許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發生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只不過信陽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而已。河南問題不是某個地區的局部問題，而是全省的問題。有人說，沒有“潘、楊、王”事件，就沒有全省的大饑荒，也就沒有信陽事件。這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


　　“潘、楊、王”事件是怎麽壹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壹件震動全國重大政治事件，這就是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幾個月之間，十多萬人挨整，20多萬人受株連，100多人致死。兩年以後，又說搞錯了，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來，人們對這個重大事件的情況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間，我三次訪問當事人楊玨。從林業部部長位置上退下來的楊玨住在王府井西邊不遠的晨光街10號5－14號。這是壹個高級幹部住宅區。他雖然已86歲，但思維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時插話補充。為了幫助我弄清歷史真相，楊玨還打電話給在山西的王庭棟（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職務上離休），王庭棟很快給我寄來了他寫的回憶材料。此外，我還查閱了有關的歷史資料，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才比較清楚。


　　“潘、楊、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領導人。潘是潘復生，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楊是楊玨，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是王庭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他們三人原來是平原省的幹部，潘復生是平原省委第壹書記兼軍區政委，楊玨是平原省委副秘書長兼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王庭棟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辦公廳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張璽調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後來當國務院總理的朱熔基這時給他當秘書）。當時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劃歸河南、山東、河北），張璽推薦潘復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職務。王庭棟隨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書長。1955年，楊玨調到河南任書記處書記。張璽任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時，吳芝圃是第二書記，吳是河南人。在壹般情況下，張璽調走了，吳芝圃很可能接任第壹把手。潘復生來了，河南幹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壹個省委第壹書記？”這是批判”潘、楊、王”的人事背景。


　　吳芝圃，1906年3月出生於河南杞縣壹個農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縣縣立甲種農校。在這裏，他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1924年暑假，吳芝圃考入了開封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2月，他衩組織派遣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聽了毛澤東主講的農民運動等課程，臨近畢業的時候，他跟隨毛澤東先後到曲江、海豐等地，參觀學習阮嘯仙、彭湃等領導的農民運動。革命戰爭年代，吳芝圃作為河南地方主要負責人之壹，為革命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他對毛澤東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澤東壹樣，酷愛古書，下鄉時還帶上壹竹箱線裝書隨時閱讀。楊玨說，在北京開會時，吳芝圃到琉璃廠花300多元買了壹本舊書，非常高興，壹回到賓館就津津有味地吟誦。下基層時坐著小面包車，還帶著壹箱古書。路過試驗田，有人說：“妳看這麥子長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們下去看了贊不絕口，到了地委，地委書記路憲文在匯報時說今年收成不好，吳芝圃反駁說：“妳應當下去看看，今年的麥子長得多好！”


　　1、潘、楊、王對壹些問題的不同看法


　　為什麽要批判這三個人？因為他們對當時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開始的。


　　在農業合作化的推進速度上，潘、楊、王等認為不能太急、太快，應當有步驟地分批進行，鞏固壹批再發展壹批。第壹年實現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主張壹年完成。三年完成本來是中央的意見，後來下面發展很快，有些地方壹夜實現了合作化。毛澤東也很高興，出版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批評主張慢壹些的人是“小腳女人”。


　　在合作社規模上，潘、楊、王認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吳芝圃認為規模越大越好。在實際推行中，開始是百戶社，發展到千戶社，後來還有萬戶社。


　　吳芝圃主張合作社應將牲畜集中起來，實行大槽餵養。潘、楊、王下鄉看到集中餵養條件不具備，管理跟不上，牲畜長癬，掉毛，生病，死亡，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張小槽餵養，以保護牲畜，保障農業生產。


　　實行合作化以後，要不要給農民壹點小自由？吳芝圃主張讓農民全心全意地搞集體經濟，不能助長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潘、楊、王認為，收回自留地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不讓農民利用業余時間搞點家庭副業，影響農民收入。


　　由於合作化運動發展過快、過急，工作過粗，在工作中出現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使農民產生強烈的抵觸情緒。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壹季度，河南省農村發生兩萬多人鬧事（年前主要是鬧社，年後主要是鬧糧）。臨汝縣1956年下半年31個農業社發生“鬧社”事件，參與“鬧社”的群眾近6000人。商丘地區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個高級社中的242個生產隊和40個初級社發生了群眾“鬧社”。在“鬧社”中，有些農民從集體大槽中牽回了原來屬於自己的牲畜，有的農民要求退社，個別地方農民還和搞強迫命令的幹部發生了沖突。在處理“鬧社”事件中，壹些帶頭鬧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節前後，全省開展了宣傳合作化優越性的教育運動。在這壹運動中，僅商丘地區的民權、永城、夏邑三個縣就有1397人被捆綁、吊打、罰跪、遊街、大會鬥爭、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吳芝圃暫時主持工作。潘復生健康好轉後，主持了工作。他壹上任，就著手糾正他認為工作中的偏差。他讓楊玨到許昌、南陽、平頂山考察，派王庭棟到安陽實地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宣傳要點》共8條40多款，涉及到鞏固集體經濟、維護農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廣牲畜分槽餵養、養用合壹；允許社員自養牲畜，以滿足家庭副業生產的需要，使用社員的牲畜要合理記分；留足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地產的糧食只交公糧（即農業稅），不計征購任務（即向國家賣“余糧”）；農業合作社必須實行包工包產，超產獎勵；農民可以自己養雞、養豬；允許社員開墾間隙地、房前門後的小荒地，也可以搞點家庭副業；開放自由市場；合作社規模太大的，根據社員的要求，可以分小壹些，等。《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討論後於1957年6月25日公布實行。接著，潘復生先後召開了縣委辦公室主任會議和地委書記會議，要求各地區向群眾深入宣傳這個《宣傳要點》，並切實推行這個《宣傳要點》。


　　潘復生主持工作後。還主持制定了《關於開展整風運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根據這個文件，嚴肅查處了民權、夏邑、永城幹部在合作化中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行為，重新處理臨汝縣農民鬧社事件，釋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復生了解到伊川、臨汝農民吃觀音土，心裏很沈重。要求省裏立即解決，並報告中央，希望減少征購指標，給農民多留壹點。王庭棟當時在省裏分管糧食統購統銷工作。潘復生派他下去調查糧食征購情況，他看到壹些農民蹲在馬路邊看送公糧的馬車，有的低頭不語，有的淚流滿面。原來給農民留的口糧太少，留給農民的口糧多是鮮紅薯，壹到春季就爛掉很多。他回來後向省委匯報了這壹情況，並主張給農民壹天留壹斤口糧，人均380斤以上的隊才征購余糧。紅薯由四斤折壹斤糧改為五斤折壹斤糧。這些意見使他們戴上了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罪狀。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縣出現了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壹夜之間實現了人民公社化。修武縣提出四年實現共產主義，全縣壹個經濟核算單位，農民都實行工資制，按月發工資（實行壹個月就發不了）。各地還大搞壹平二調，侵犯農民利益。對這些，潘、楊、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時公社食堂越辦越大，幾個村辦壹個食堂，幾個村到壹個地方吃飯，吃壹頓飯要走幾裏路。人太多，打飯排長隊。潘、楊、王主張食堂辦小壹點。吳芝圃等認為大食堂有十大優越性。


　　2、潘復生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被免職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開的五次全會（擴大）第壹次批判潘復生的“右傾錯誤”，認為《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全會決定停止宣傳和執行《宣傳要點》。這次會還批評河南省委1957年7月發的《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認為這個文件對當前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完全違背了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違背了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會議決定立即收回這壹文件。


　　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潘復生因病沒有參加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壹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壹種是右派反黨，壹種是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把潘復生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確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有的同誌在農村混了幾十年，農民的感情沒有感染他們，不了解農民的心。不了解群眾，就看不到好東西。潘復生等，妳說他們在農村沒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但是，毛澤東還是把潘與其他人區分開來，“潘復生同誌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在會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匯報了河南的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妳們這壹邊。”


　　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作了題為“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揭露”了潘復生造成的種種“惡果”，指出：“潘復生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是壹種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河南對他這種錯誤思想鬥爭的勝利，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動走向主動的轉折點。”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這個發言。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河南小組，從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復生從醫院拉到會上，對他進行了連續三個半天的揭發批判。5月18日（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復生河南省委第壹書記的職務，由吳芝圃代替。


　　3、“潘、楊、王”的“八大罪狀”


　　吳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會上，就給省委打電話，讓趕緊準備批判潘復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義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次會上給”潘、楊、王”列出了八條罪狀：


　　否認階級鬥爭，否認兩條道路鬥爭，制造“階級鬥爭熄滅論”；
　　攻擊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優越論”；
　　攻擊和企圖取消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對批判自發勢力；
　　和資產階級右派內外呼應，向黨猖狂進攻；
　　披著領導反右派鬥爭的外衣，竭力阻撓、破壞反右派鬥爭；
　　堅持發布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關於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指示》等幾個文件）；
　　欺騙中央、與中央正確路線對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島會議上，潘復生向毛澤東反映河南真實情況，認為把河南工作說得“壹團糟”）；
　　結成反黨宗派，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這次會議認為，他們已經完全形成了“壹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宗派集團”，同他們鬥爭的性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堅持執行中央正確路線和反對、歪曲、修正中央路線的鬥爭。”會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復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消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批判以潘復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芝圃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


　　4、聲勢浩大的揭批運動


　　八大二次會議的會後，中央書記處召集河南參加會議的吳芝圃、楊蔚屏、楊玨（此時楊玨還沒有免職）等省委領導人開會，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劉瀾濤等人參加。鄧小平說，對潘復生的批判只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但是，壹回到省裏，吳芝圃就迫不及待地開展了全社會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會以後，在全省城鄉、黨內黨外開展了揭批“潘、楊、王”“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當時認為，這場運動是“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補課，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運動聲勢浩大。《河南日報》在顯著地位每天都發表長篇揭發、批判文章和運動進展的新聞報道。新創刊的省委機關刊物《中州評論》的第壹、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楊、王”的專刊。廣播電臺不斷地點“潘、楊、王”的名字，歷數其“罪狀”。京廣、隴海鐵路的火車壹進入河南境界，從車廂裏的廣播中就會聽揭批“潘、楊、王”的稿件。根據省委布置的任務，全省各地到處都寫滿批判“潘、楊、王”的大標語和醜化他們的漫畫。舞臺上演出批判“潘、楊、王”的劇本。各級黨組織層層召開各種形式的會議，傳達部署和討論，並且通過座談會、算帳對比會、報告會、展覽會、廣播會廣泛發動群眾參加這壹鬥爭。大字報鋪天蓋地，據省委1958年10月統計，全省共貼出批判“潘、楊、王”的大字報16億多張（原統計資料如此）。大字報數量如此之多，是因為層層往下布置。不寫大字報，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復生”。在半年時間內，從省委機關到農村生產隊，都在批“潘、楊、王”，都在“拔白旗”，誰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經同意《宣傳要點》的看法，就成為“白旗”被“拔”掉，成為“小潘楊王”而受批判。而在這場鬥爭中的積極分子，就會成為“紅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實，多數農民是不得不跟著走，有不少人連什麽是“潘、楊、王”也搞不清楚，很多農民以為“潘、楊、王”是“潘閻王”，是壹個兇惡的人。


　　潘、楊、王三人受到了殘酷鬥爭。就在省委的九次全體會上，潘復生正患著病，發高燒躺在家裏，與會者把他“揪”到會上進行批判鬥爭，不準他坐，不讓喝水，批判者指著鼻子大聲斥責，他只能低頭認罪不能申辯。批判以後，潘復生拖著病體，走幾步蹲下休息壹會兒，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復生家門口紮了三個稻草人，象征潘、楊、王三個人（這種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楊、王三家門上貼著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橫額。還組織小學生從窗戶向他們家屋裏撒尿、砸石塊。潘、楊、王三家的門窗玻璃全被砸爛，屋裏屋外都貼滿了大字報，床上地下滿是砸進來的石頭瓦片。他們除了要寫交待、檢查材料以外，還在專案人員的看管下，到貼大字報的地方大聲念揭、批自己的大字報，念得口幹舌燥不給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鬥，他們站在中間，低著頭，批判的人辱罵他，有些人拳打腳踢，往他們臉上吐口水，吐得他們滿頭滿臉。


　　他們的家屬也受到株連。潘復生的夫人趙玉琴是老病號，也拉出來壹場壹場地批鬥，楊玨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機關黨支部書記，省委領導楊蔚屏多次逼她揭發楊玨，冀雨沒有揭發，就壹次壹次地批鬥，也戴上了“嚴重右傾”的帽子，由正廳級降到副廳級。王庭棟的夫人剛生下孩子兩天，被人認出，立即被趕出醫院。他們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視，有的被撤消了學生幹部職務，有的被摘掉紅領巾，身心受到摧殘。王庭棟的兒子患病不準住醫院。連楊玨家不識字的保姆也被強令揭發，並動員她離開楊家，這位保姆說：“我走了，五個小孩誰管？”堅持留了下來。


　　對他們三人的處理結果是：潘復生下放到西華農場任副場長；楊玨從8級降為11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由9級降為12級，在省裏公開批鬥後，直接押送到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的驢圈房裏，讓他在這裏當了三年社員。


　　1958年7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河南省委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壹開始就祝賀：“我首先向河南的同誌道喜。我祝賀河南省夏季大豐收，也祝賀河南戰勝了以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拔掉了這壹面白旗，也祝賀妳們鞏固了以吳芝圃同誌為首的這壹面紅旗。”譚副總理的祝賀在會場上得到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掌聲的暴風雨強化了政治鬥爭的暴風雨。幾乎各縣都揪出了“小潘復生”，這些“小潘復生”所遭受的摧殘比潘復生嚴重得多。據估計，全省揪出“小潘楊王”十多萬人，受株連的幹部群眾不下20萬人，摧殘致死壹百多人。


　　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封住了人們的嘴，為說假話掃清了障礙。誰要對高產衛星、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提出懷疑，誰就是給“大好形勢抹黑”，就會成為“懷疑派”。“懷疑派”是和“潘、楊、王”“站在壹條戰線上的人”，就會成為辯論對象。而當時的所謂“辯論”，就是不讓不同意見的人說話。在城市就是對不同意見進行批判，說人家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農村，“辯論”不是口頭上的爭辯，而是人身摧殘。壹聽到不同的看法，就會有人說：“辯論他！”　就會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挨打，接受訓斥。


　　誰是誰非，群眾心裏最清楚，農民同情潘復生、不滿意吳芝圃，省裏張貼的布告後面吳芝圃的名字，被農民用牛屎糊起來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躍進”的旗幟

　　自1957年河南揪出7萬名右派分子以後，知識界已經襟若寒蟬。1958年又揪出“潘楊王反黨集團”，在黨內和幹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壓氣氛，更沒有人敢講真話了。中共全國八大二次會議剛剛結束，省委主辦的《中州評論》上就發表了吳芝圃的題為《躍進的哲學，哲學的躍進》的長文，使主觀唯心論進壹步發展，講假話更是異想天開。河南省演出了壹場場鬧劇，不僅給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也給全國起了很不好的示範作用。


　　打倒了潘復生，吳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壹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臺以後繼續反右。以激進的態度推行“三面紅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國註目的地方。


　　糧食產量放高產“衛星”是河南最先搞起來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創造的，不講科學地興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斷地出經驗，《人民日報》經常介紹河南的經驗。在當時人們的眼中，河南省已經成為全國“大躍進”的旗幟。


　　1、水利建設不講科學，勞民傷財


　　水利事業不是單個人能夠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極權制度正好有這個優勢。因為它掌握了全社會的資源，它可以調動全國的力量來做這件事。平心而論，在毛澤東主政的時候，中國的水利事業還是有成績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鄧小平時代還在受惠。但是，當時把事情做過了頭，讓老百姓作出了難以承受的犧牲。在搞水利工程時，不講科學，只顧蠻幹，對持不同意見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實際成了大禍害。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禍害。三門峽水庫由於沒有充分考慮泥沙問題，擡高了黃河上遊的水位，使渭河成為高出地面的懸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災。


　　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月到12月初，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面大躍進。譚震林再次赴會講話。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簡報》，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於是，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利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標。1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共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


　　據吳芝圃說，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億立方，蓄水能力262億立方……灌溉面積共達到12546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48條巴拿馬運河”。實際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萬立方，後來持續躍進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億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億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全省地方資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至於群眾投入勞動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


　　1958年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其中7個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46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南民工3萬人。1959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11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科學態度被“敢想敢於”所代替。昭平臺、鴨河口工程居然只有壹年工期，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壹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計劃利用黃河故道蓄水40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標，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堿化，1961年鹽堿化面積達519.88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謂“壹塊地對壹塊天”。可是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鐵佛寺、白果沖兩座水庫在沒有建成導流工程的情況下，就將大壩合龍，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時，大壩沖毀，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農民，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頭兩個月還能吃飽飯，到1958年10月以後，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餓著肚子從事繁重勞動。水利工地上的幹部作風極為惡劣，對農民任意打罵和摧殘，在水利工地上餓死、打死無數。中央調查組王從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講話中說，僅固始縣三個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餓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羅山，遂平和豫北共產主義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餓死人也很多。


　　2、大放“衛星”　農民遭殃


　　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吳芝圃，對河南省的高指標和大躍進起著關鍵的作用。吳芝圃代表河南參加成都會議，提出完成前述指標的時間，比元月時的省委決定再大大提前。他對毛澤東承諾，河南壹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澤東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壹年實現四、五、八（本書作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這是毛澤東在農業發展綱要中提出的長遠目標，河南說壹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壹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壹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壹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張”。會議過程中，毛澤東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河南的水利全國第壹，達4800萬畝”。被毛澤東肯定的數字，已是1957年實際指標的2.4倍。當然，毛澤東也曾幾次對河南省的高指標表示擔憂，但對吳芝圃還是鼓勵多於批評。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275-300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於是，在全省範圍內很快掀起了浮誇風。1956年蘇聯放了壹顆人造地球衛星，所以，1958年，中國農村就把農業取得很高的產量稱為放了“衛星”。“放衛星”就是“浮誇風”最突出的表現。


　　浮誇風是從1958年夏收開始的。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這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開始叫衛星人民公社）韓樓大隊隊長陳世俊、婦女隊長曹玉娥等種了2畝9分地的試驗田，小麥確實長得不錯。正準備收割的時候，公社社長鐘德清來了。把陳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隊部，開了壹個緊急會議。鐘德清說：“上級叫咱們弄壹顆高產衛星，咱是全國第壹個人民公社，國內外影響都很大，不放衛星會中？只有放了高產衛星，才能說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放衛星是為公社爭光，為黨爭光，也為咱們國家爭光。現在是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齊心協力辦好事情。”陳世俊問：“畝產多少才算放衛星呢？”鐘德清說：“至少畝產3000斤。”聽了這個數字大家壹下子沈默了。過去壹畝才打100多斤，壹下子打這麽多，是不是太離譜了。鐘德清說：“我看妳們這塊試驗田不錯，打打試試吧！”曹玉娥說：“這塊地再多也不過畝產七八百斤。”鐘德清說：“大家都想想辦法，總不能辜負黨的期望啊！”大家想了壹會兒，就是想不出辦法。陳世俊最後說：“要放恁大衛星，除非把那10畝地的麥子放到壹起打。”鐘德清說：“對呀，弄到壹起打不就中了嗎！”曹玉娥說：“那不是哄人嗎？”鐘德清說：“妳沒看全國現在的形勢，不跟上趟行嗎？再說，這也是為人民公社爭光，為黨爭光的事，我們吹點也是好心，要從政治上考慮嘛！”就這樣，他們連夜割麥，割完就打。打完過秤，總共11178斤，按2.9畝算，平均畝產3854斤，最後扣點麥余籽，按3530斤上報。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方璜的報道：


　　衛星公社放出第二顆衛星──2畝9分小麥畝產3530斤。
　　繼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消息傳開之後（這個消息登在《人民日報》6月8日第壹版），這個社的小麥繼續打場脫粒，10日第壹大隊2分隊又有2畝9分地總產量達到10238.6斤，平均畝產3530.75斤，比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1425斤，超過這塊地去年每畝750斤的3倍多。這個豐產奇跡是2分隊隊長陳世俊、副隊長梁友仁、團支委曹玉娥、技術員陳根和、保管員陳紅運等6人在小麥豐產試驗田裏培育出來的。
　　這塊2畝9分地的小麥長得特別好：穗大且長，籽粒飽滿，稠密均勻，每畝平均有120多萬株。在麥收前，全縣各地許多群眾和農業技術員都來此作了參觀評比。10日，這2畝9分地的小麥脫粒時，在打麥場上監督打場、揚場和過秤的有中共遂平縣委委員、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衛星鄉鄉長銀宗吾、衛星社社長鐘德清和這個大隊的幹部。另外還有好幾十個社員。脫粒後產量經過多次核算。土地進行過數次丈量，豐產事實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書作者的同事，是前輩，她已離休多年，在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眼中，她是壹位和藹可親的好老太太。在她75歲的時候，本書作者向她問起這件事。談起這段歷史，她希噓不已。“我是奉命下鄉尋找衛星的，下去後聽縣裏的領導同誌說韓樓放了壹顆畝產3583斤大衛星，將信將疑。到了現場壹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麥囤，又是當著縣社的領導過的秤，心裏雖然有點滴咕，也不敢提出疑問，只好如實報道。誰知是假的！在這種體制下當記者，留下的只是慚愧和遺憾。”是的，在專制體制下，新聞只不過是專制者的喉舌。寫什麽，不寫什麽，記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壹直對我說她有責任，對不起人民。其實，當時派誰去也得這樣寫，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報》為放衛星的消息配的社論更是加油添醋：


　　社論壹開頭就引用了壹首詩：“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接著寫道：“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就這樣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多少個世紀以來壹直被當作美麗的幻想和神話的東西，於今壹樁樁地變成了現實！人們歌唱著的，就是已經實現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實現的。”“全國小麥高產的最高紀錄出現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有2、畝9分小麥畝產達到了3530.75斤。這好像只是壹個理想，但是不然，這是現實，這是已經拿到手的實物！”


　　當年在公社搞展覽的原遂平縣壹中教師魏玉超對康健回憶說：報紙登了高產消息以後，省裏來通知要辦糧食豐產展覽，要我們公社派人去。公社黨委讓我和曹玉娥去。展覽布置好後曹玉娥回來了，我還留在展覽會上。記得8月初，天很熱，通知說中央領導來參觀展覽。原來是周總理來了。大夥兒很激動，手都拍紅了。周總理來到遂平縣人民公社展室時，講解員江玉蘭激動得忘了講解詞。周總理笑著對她說：“別著急，慢慢講。”江玉蘭才恢復平靜，講起了畝產3853斤的經過。周總理說：“妳們放的衛星不小啊，聽說西平縣比妳們膽子更大壹些，放了畝產7320的衛星。”


　　周恩來於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兩次參觀豐產展覽，當他看到西平縣和平社二畝小麥平均畝產7320斤和猛進社壹畝七分地的小麥平均畝產7201斤時，非常重視。他說：“西平在妳們那裏，西平是第壹的，是狀元。”


　　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人們用常識作出判斷：7320斤，在壹畝面積的打麥場上平鋪將近半米厚，這是不可能的。在人們的懷疑中，地委派副秘書長王秉林去核實。王秉林回來說是真的。1999年，早已離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陽市獅河賓館同本書作者談起了這段經歷，他說，那是麥收後壹個月才報的產量，我們看了裝在箔屯子裏的麥，也量了土地面積。當時我心裏懷疑不是壹畝地打出來的，在那種政治氣氛下誰敢說呀？只好說是真的。我還沒回來，《河南日報》就登了。


　　對這些衛星開始有人懷疑。但是，誰要提出懷疑的看法，誰就會成為“辯論”對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記錄的壹場“小辯論”的情況：


　　嵖岈山公社有壹位叫劉金占的生產小隊長，在生產隊長擴大會議上，聽公社社長鐘德清傳達信陽地委會議的精神，當他聽到明年小麥要畝產壹萬二千斤時，他覺得太離譜，說：“畝產壹萬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過癮哩。”這壹句話使他馬上成了辯論對象。他被人拎著脖子拉到會場中心，站好，彎腰，低頭，接受辯論。劉金占慌了手腳，忙說：“老少爺們，別動手哇，妳說說這畝產壹萬斤中不中？”沒有人回答他，在會議主持人的發動下，人們不由分說，先是壹頓拳打。不壹會兒，劉金占鼻青臉腫。他吐了壹口血水，有氣無力地說：“妳們還講不講理呀，妳們都是種地的，壹畝能產這麽多小麥嗎？”也許是良心發現，參加辯論的人們退縮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煙來。見辯論會冷場，主持人急了，說：“怎麽？劉金占的反動言論妳們還同情？誰不和他辯論，大家就和妳辯論！”這麽壹說，人們不敢怠慢，又沖了上去，壹邊打壹邊說：“這就是理！跟妳就是不講理！”劉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斷了。主持人問：“服了嗎？”劉答：“服了。”問：“能打壹萬二千斤嗎？”答：“真能打壹萬二千斤。”辯論會就這樣勝利結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壹直在當地工作，他這本書的材料都跟當事人談過，是可信的。說假話受到鼓勵，說真話受到打擊，浮誇就成為風氣。而浮誇壹旦成為風氣，就會產生互動效應，那些本來不說假話的人也會發表助長假話的言論，從而使浮誇風愈演愈烈。


　　秋收期間，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壹塊田裏供人參觀。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余億斤”。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壹段按語，說毛澤東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糧食情況　　　　　　　產量（億斤）


　　╔═══════╤═══╤═══╤═══╤═══╤═══╗
　　║　項　　　目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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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246.00│281.00│217.60│185.90│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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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213.91│244.35│189.22│161.65│125.39║
　　╟───────┼───┼───┼───┼───┼───╢
　　║　征購（億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
　　║　銷售（億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
　　║凈擁有（億斤）│196.29│218.05│194.77│175.35│134.04║
　　╟───────┼───┼───┼───┼───┼───╢
　　║總人口　（萬）│ 4840 │ 4943 │ 4979 │ 4818 │ 4830 ║
　　╟───────┼───┼───┼───┼───┼───╢
　　║人均凈擁有(斤)│405.56│441.13│391.18│363.95│277.52║
　　╚═══════╧═══╧═══╧═══╧═══╧═══╝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河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註：表1-1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壹，《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原糧，征購和銷售是貿易糧，為了便於計算，將原糧數換算成貿易糧（原糧數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產量－征購＋銷售），即為當年河南省的糧食凈擁有數。但是，《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中產量是生產年度（當年1月－12月），征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當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糧食產量244.35億斤（貿易糧），是當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糧食年度，所對應的產量是1958年的秋收與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計算出來的河南省各年糧食凈擁有量是壹個近似數。差別是，計算中用下壹年的夏收代替上壹年的夏收。由於夏收在總產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誤差不是很大。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本書其安各省的糧食表格都同此註，不再另註。


　　1958年，河南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糧食部這個數字也是偏大），卻浮誇到702億斤。1959年河南有旱災，糧食產量下降到217.6億斤，又浮誇到450億斤。高估產的後果是高征購，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6%，達到99.79億斤！征購量占實際產量的40.84％。1959年征購67.65億斤，占當年實際產量的35.75％，此外公社還征了5.5億斤自籌糧和周轉糧。農民被迫把種子、飼料、口糧都交了征購任務。因此，秋收後不久就發生糧荒。而吳芝圃不相信農民沒有糧食，認為生產隊幹部受富裕中農的影響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認為“糧食問題是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在全省大搞“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的兩條道路的鬥爭”，挨戶搜查，拆屋掘地，批鬥幹部，致使大量幹部群眾被摧殘致死。前面介紹的信陽地區血腥地反瞞產私分情況，僅是河南省的壹個局部。


　　3、“大躍進”花樣翻新


　　在興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車子化”，即用手推車代替肩挑；為了讓車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車子軸上安滾珠軸承，實現“軸承化”。軸承是壹種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鋼制造的機器零件，壹般工廠是沒有條件生產的。而河南省要求農民自己做。僅商丘地區投入人員達100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當響”。當然，這樣用手敲出的軸承是不能用的。即使這樣，“軸承化”的經驗在《人民日報》的鼓動下在全國迅速推廣。種紅薯與土地深翻是另壹個熱點，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紅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萬到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縣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芝圃吹噓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參觀嵖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並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商城縣人民公社的規模達2萬戶，7月20日，在城關鎮召開成立大會，有10萬人參加，除了國內多家新聞單位以外，還邀請了外國記者。蘇聯駐華使館官員也應邀到會。會後，《人民日報》、《河南日報》作了顯著報道，國務院還為此發了獎狀。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大辦工業、大辦共產主義新村…，這些“大辦”的資金和材料都是靠“壹平二調三收款”得到的，即靠無償剝奪農民得到的。連各家做飯的鐵鍋也集中起來化成鐵塊上交了大辦鋼鐵的任務，上千年的銀杏樹也砍了當作小高爐的燃料。而這些“大辦”都是搞大兵團作戰，“白天壹片紅（旗），晚上壹片燈”，瞎指揮，強迫命令，稍有不聽話的就捆、綁、吊、打，受摧殘的人不計其數。1958年10月20日，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壹份群眾來信反映幹部吊打社員逼人致死的情況，這封信經毛澤東批示後，中共長葛縣監委調查結果是：據不完全統計，這個公社的第壹管理區從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員共122人，捆綁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桿面棍、白拉條、濕皮繩、皮帶等10多種；還有多種形式的罰跪：頂案板、頭頂燈、跪磚頭、跪磚頭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會鬥爭有多種形式：推、扒、拳打腳踢、抓頭發、擡起墩、滅燈黑地裏亂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殺。


　　河南省大煉鋼鐵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再次召開會議要求“全省年產鋼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又召開大會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確定“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9月12日，《河南日報》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9月15《河南日報》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10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炒鋼法。頓時，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參觀者人山人海。


　　由於征調農民去“全民煉鋼”、“大辦工業”、“大辦水利”，1958年秋季收獲時全省有壹半糧食毀棄在地裏未收入倉。


　　由於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煉鋼，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壹線，家務勞動沒人幹。於是，公社辦起食堂、幼兒園，搞什麽“家務勞動社會化”。吳芝圃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題為《論人民公社》的文章，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壹，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壹體。


　　河南成了全國的“先進省”以後，河南壹些人也“牛”起來了，對中央各部委來的人也看不上眼。工業部副部長高揚到河南禹縣對小高爐煉鐵的質量提出了意見，縣委書記向省委報告，說高揚給群眾運動潑冷水，吳芝圃讓縣裏當場批判高揚，材料轉到北京，高揚回北京以後也受到批評。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標語，提出了不同意見，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後又挨批評。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組織聯合調查組，教師帶領150名學生到了河南。他們看到了壹些實際情況，搞了壹個《問題匯編》，這個材料後來被說成是為彭德懷提供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重型炮彈，負責這件事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被迫自殺。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刮起了壹場強勁的“共產風”。省委的報告卻自豪地介紹，壹些公社已經“宣布了壹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壹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壹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制，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他財產自動交給公家”。豬羊雞鴨歸公社，大蒜、蘿蔔、白菜也歸公社。“共產風”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集中了生產資料，而且進壹步剝奪、集中了農民手中僅存的生活資料。公共食堂的建立，壹度宣傳為是吃飯不要錢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農民的口糧，剝奪了農民自己拿飯碗的權利。


　　農村的風刮到城裏，城市也紛紛建立公社、大興基建、大辦工業。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億元（當年財政收入僅14.16億元），吳芝圃高興地說：“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擴建各種廠礦378000多個。”這壹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職工129萬人，職工總數超過1957年壹倍多。城市經濟急劇膨脹，比例嚴重失調，加劇了糧食緊張。城市的共產風也將市民的私人房產收歸集體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國壹度對1958年狂熱進行反思，河南也對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鋼由80萬噸調為22萬噸，生鐵由150萬噸調為80萬噸，糧食由500億公斤調整為325億公斤，基建投資由18.6億元調整為13.6億元。可是調整後的指標依然高不可攀，年終落實產量，鋼只有5.14萬噸，生鐵69萬噸，糧食只有97億公斤。基建投資竟然仍按原計劃，強行完成18億。但是吳芝圃並不正視1959年的實情，在12月中下旬的計劃會議上，要求1960年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持續躍進，工農業總產值比1959年增長55.7%，糧食270億公斤，鋼鐵達到150萬噸。持續幾年的左傾蠻幹，河南工農業、城鄉供需關系、財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趨緊張，農村問題已非常嚴重。可是，吳芝圃仍然要高舉“三面紅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壹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


　　河南辦出了全國第壹家人民公社，第壹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澤東的稱贊。吳芝圃等受寵若驚，進壹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動腦筋，1959年2月開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機械化。據說改革炊具32種，如躍進火爐、洗菜機、切菜機、躍進磨、面條機等。其實，這些東西都是鄉村木工做的，只供參觀不能用。1959年廬山會議前，河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向毛澤東匯報過，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點名讓史向生參加廬山會議，並把改革的炊具帶上廬山。於是，省城安排婦聯主任王衡具體負責，裝了許多箱子送上了廬山。廬山會議前期，由於發言中批評“五風”的多，沒有打開炊具機械。毛澤東7月23發表了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以後，就在廬山開箱展覽了，婦聯主任冒充炊事員擔任講解員。後來毛澤東知道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機械化是假的，毛說上了史向生的當。


　　面對農村的嚴峻現實，壹些農民和鄉村幹部在1959年嘗試“包產到戶”，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洛陽地委書記王慧智，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支持支持這些救命措施。秋後的反右傾鬥爭，這些措施被視為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幹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經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後面人追他，他壹邊跑壹邊喊：“吳芝圃來了！”

四、至少餓死三百萬

　　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嚴重破壞了農村生產力，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量97.45億公斤，下降22.9%；1960年農業產值再下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由於高指標、高征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口糧告罄。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後來統計，全省牲口死亡74萬頭）。而吳芝圃竟對中央謊稱只有5%的群眾生活安排不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征購任務壹點不減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壹壹斷糧。吳芝圃在1962年1月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年、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壹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


　　1959年1月20日，署名“劉堤圈車站南北的群眾”給黨中央、國務院的信中說：“春節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裏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兩縣交界處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隊買東西壹頭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裏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東即墨縣1220部隊全體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農民口糧每天只有4.8兩（16進位，相當於10進位的3兩），誰要說吃不飽，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說他們是右派。現在群眾就像綿羊壹樣，不敢說話了。


　　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1960年《河南日報》的元旦社論卻以“開門紅　春意濃”為題，繼續粉飾太平，仍堅持全面躍進。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壹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1960年3月，吳芝圃還向黨中央報告說，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的66％。兩次鄭州會議上已對高指標有所批評，譚震林與吳芝圃還繼續搞畝產雙千斤試驗；信陽地區正在餓死人，但在毛澤東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卻隱瞞不報。這年2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慌張地告訴吳芝圃發生死人問題，吳卻不采取任何措施，並於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芬蘭共產黨黨代會。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吳卻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壹個公社的“先進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斷擴大，密縣、鄲城、永城、虞城等縣和黃泛區因饑荒、疾病相繼出現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陽以外，南陽、許昌兩個地區也大量餓死人。南陽地區浙川縣，兩年間人口就減少了五分之壹，死亡比例不低於信陽地區。


　　南陽地區的唐河縣畢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報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後。1958年秋，唐河縣建起煉鋼爐4617個，將鋤頭、鐵鍁等農具也扔進煉鐵爐，讓80多歲的老太太拉風箱，他還對上級檢查的領導說：“看，我們的老太太都能煉出鋼鐵。”1958年6月7日《河南日報》在報眼位置報道了“唐河縣湖陽鎮民主農業社二畝四分小麥，平均畝產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報》報道了唐河縣郭灘鄉、崗柳鄉、長秋鄉、湖陽鎮、源潭鄉平均每畝實產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報》又在報道唐河縣先鋒壹社谷子：“估計畝產可達11625斤。”既然糧食產量高，征購指標也就高，唐河縣糧食大量外調。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到1960年春，因饑餓而死的農民達數萬。畢可旦頭腦清醒了，他先後五次向上級要返銷糧，都遭到拒絕。由於唐河縣“反隱瞞”不積極、被地區天天點名批評。接著，省、地委派工作組進駐唐河，認為唐河縣“民主革命不徹底”，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組認為唐河縣的班子已“爛掉了”畢可旦停職反省，接受審查。同時，南陽地委將浙川縣、鄧縣、新野縣4名主要領導逮捕，報省裏執行槍決，省裏又上報了中央，雖然最後未獲批準，但是南陽各縣的主要領導都很震驚。11月21日，中共唐河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實行“面對面、背靠背”揭發，畢可旦有意站在會議室門口同與會者壹壹握了手，當時同事們以為畢書記是準備去坐牢而告別。1960年頭11月22日淩晨，畢可旦和妻子劉桂香帶領4個孩子排著隊壹步步挪向井臺，挨個跳進了井裏。經搶救，只有劉桂香及14歲兒子畢劍增被救活，畢可旦及3個女兒畢金榮、畢玉春、畢玉英永遠離開了人世。


　　在饑餓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縣共發現吃死人肉的情況20多起。據中央工作組魏震報告，鹿邑縣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發現人吃人的事件6起。馬莊公社馬莊大隊龐王莊貧農王玉娥（女，18歲），於1960年4月19日，將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懷郎（5歲）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懷郎的親姐姐小朋（14歲）也因饑餓難忍吃了弟弟的肉。


　　饑餓的農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飯充饑，很多家庭連鍋也沒有，早被砸了煉鋼。偷藏、偷吃者壹旦被發現，就會被鄉村幹部抓起來批鬥、吊打。除了餓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數。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死了多少人？這至今仍是壹個謎。文革運動中，群眾批判吳芝圃，有說死了300萬。到20世紀末，也有人說河南餓死了500萬。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出確切的根據。


　　我們可以用《河南統計年鑒》上提供的人口數據作壹粗略的計算。


　　表1-2 河南省歷年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
　　║年份│年平均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　　│　（萬）　│（‰）│（‰）│　（‰）　║
　　╠══╪═════╪═══╪═══╪═════╣
　　║1955│　　4606　│ 30.79│ 11.75│　19.04　 ║
　　║1956│　　4693　│ 35.85│ 14.00│　21.85　 ║
　　║1957│　　4787　│ 33.67│ 11.80│　21.87　 ║
　　║1958│　　4891　│ 33.15│ 12.69│　20.46　 ║
　　║1959│　　4961　│ 28.06│ 14.10│　13.95 　║
　　║1960│　　4898　│ 13.98│ 39.56│－25.58 　║
　　║1961│　　4811　│ 15.25│ 10.20│　 5.05 　║
　　║1962│　　4872　│ 37.50│　8.04│　29.46　 ║
　　║1963│　　4970　│ 45.08│　9.43│　35.65 　║
　　║1964│　　5089　│ 35.84│ 10.61│　25.23 　║
　　║1965│　　5170　│ 36.10│　8.45│　27.65　 ║
　　║1966│　　－　　│ 36.04│　8.24│　27.80　 ║
　　╚══╧═════╧═══╧═══╧═════╝


　　資料來源：《河南統計年鑒》2000年，第103頁


　　大饑荒對人口的影響分兩個部分，壹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饑餓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這兩部分可用下面兩個公式計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數＝當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當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當年年底人口）／2


　　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幹擾，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數為起點，取1962年後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數為終點。計算出生率時，終點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為了減少大饑荒以後有兩年人口補償性增長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壹次性地沖銷了前兩年多報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計算正常死亡率時，後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計算出正常死亡率為10.61‰；正常出生率為34.71‰。


　　計算結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別為10.17萬、17.31萬和141.8萬，合計169.28萬。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別為7.63萬、32.99萬、101.54萬和93.62萬，合計235.78萬。由於數據是官方的，這個死亡數字顯然比實際要少。我們可以粗算壹下，信陽至少餓死100萬，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加在壹起餓死的人數不會少於200萬。豫東以及其它地、縣也餓死了不少人。吳芝圃在檢查中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他沒有說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數，如果加上這兩個時段的死亡人數，即使按吳芝圃的估計，總的死亡人數也有300萬人。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實際情況只會高於此數。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結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93.9萬人，與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餓死了這麽多人，作為省委第壹書記中吳芝圃卻沒有受到處分。中共中央對基層幹部和高級幹部采取了雙重標準。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鄭州召開了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這個會的內容是對河南省自1958年以來的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人們稱之為所謂揭蓋子會。這次會上除了揭露信陽問題以外，還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區的饑荒問題，如豫東問題，密縣問題，長葛縣坡胡問題等。中共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第二書記王任重參加了這次會議。開始大家不敢講話，開到後來，大家義憤填膺、聲淚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有的發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陽事件中對地、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定性，說吳芝圃是是階級異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著共產黨人的外衣幹敵人的工作，說省委是壞人篡奪了領導權。要求對吳芝圃進行法辦。在這種情況下，陶鑄和王任重沒有理睬這些批評，反而引導大家把省委的錯誤定調為“不是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錯誤，而是執行中央路線中犯了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說，河南省委沒有犯“路線錯誤”，而是在執行中央路線的過程中犯了錯誤。這樣，錯誤的性質就大大減輕了。


　　陶鑄和王任重對省委領導人和地縣級領導人，采取了雙重標準：地縣級領導人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反革命復辟，壹律法辦；而省委領導人卻連“路線錯誤”也談不上。顯然，這種丟卒保車的辦法是秉承了毛澤東的旨意。


　　王任重說，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如果他認為中央路線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倒也是實話，但他認為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他列舉：從1955年潘復生生病，吳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書記期間，在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是堅決執行中央路線的；在同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中，是執行中央路線的，只是中間有點缺點，那是枝節問題；1958年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也是執行了中央路線，當然，1958年也犯了壹些錯誤。王任重對河南省委的工作進行歷史回顧以後說：“河南省委的成績和缺點錯誤應占什麽比重呢？應該是三七開，成績是七分，缺點錯誤是三分。”王任重為省委幹部作了開脫以後說：“信陽地區死人到底誰負主要責任？信陽那麽多人的血債應記在誰的頭上？主要責任在哪裏？應當說路憲文、馬龍山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禍首。”


　　吳芝圃在檢查中除了說自己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傾冒險錯誤，以致被敵人鉆了空子，在階級鬥爭中打了敗仗，惡果很大，教訓慘痛”以外，也把責任推給了“階級敵人”。他這種推脫的根據，與毛說的“三分之壹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壹致，毛聽了也會高興。吳芝圃在檢查中說：


　　根據所掌握的情況看，在河南，被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和部分篡奪領導權的縣、社、大隊已經超過了40％。最近排隊的情況是：三類縣（市）43個，占全省104個縣的41.35％，三類公社256個，占全省1193個公社的44.05％，三類大隊10476個，占全省27739個大隊的37.8％。在這麽多的地區，篡奪了領導權的階級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犯錯誤和災害造成的困難機會，向農村中的貧下中農進行極端殘酷的階級報復。階級敵人進行報復和破壞的目的，主要是毀滅人。敵人用種種剝奪人民吃飯的辦法，用種種無休止的強迫人民勞動的辦法，用奴隸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過的最毒辣的刑罰，活活把大批人餓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擄掠、無所不為，簡直恢復到河南解放前國民黨、地主惡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萬以上。


　　陶鑄將會議意見匯報給周恩來，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對河南省委領導人的處理意見：只要徹底揭露、堅決改正，可以不給處分，但省委領導主要成員作部分改組。吳芝圃沒有受任何處分，陶鑄對這個決定解釋說：“吳芝圃和潘復生的情況不同。潘復生是路線錯誤，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錯誤。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幾年來工作上的成績是主要的，只是在幾個月時間內犯了錯誤，而且中央壹揭發，就堅決擁護，堅決改正。”中共中央調廣東省書記文敏生任河南常務書記，調湖北省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第壹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第壹書記。1962年4月，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1962年1月，吳芝圃在給中南局的檢查中承認：“對河南五八、五九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壹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沈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壹輩子也還不清。”吳芝圃調到中南局主管文教。臨走時帶走了100多箱線裝古書。廣東老幹部金明說，有壹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鑄將書記處書記向毛壹壹介紹，毛主席見了吳芝圃說：“啊，妳在這兒咧！”吳哭了。還有壹次，中南局幾省幹部開會，吳芝圃到河南省幹部的房間壹壹拱手謝罪，說：“我有罪，我對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肅不甘

　　2000年8月，新華社甘肅分社副社長申尊敬邀請我到甘肅采訪。我想，再過半年我就要退休了，過去幾次去甘肅只顧完成采訪任務，沒有很好地收集資料，這個機會不能錯過。我立即在北京準備好查資料的介紹信等有關事項。到甘肅後，恰逢申尊敬去寧夏還沒有回來，我就抓緊時間到有關單位查了幾天資料。這些單位比較開放，可以任意查閱，需要復印的大部分可以復印。在甘肅期間，老記者林田向我提供了壹些資料，介紹了壹些情況。林田告訴我，餓死人最多的通渭縣在定西地區，造成甘肅饑荒的原因之壹的引桃工程，也在定西地區。申尊敬回來後，問我到哪裏去采訪，我毫不猶豫地說：去定西。這次采訪回來後我發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經濟》、《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實，這些稿件只是為了報答申尊敬給我收集資料的機會，最主要的收獲是了解了甘肅大饑荒的情況。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肅資料後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開的蘭州會議，是揭蓋子的會，這個會上的文件、簡報、發言集中反映甘肅1958－1960年的情況，可惜我沒有找到。今後的研究者應當首先找到這套資料。


　　甘肅省在中國西北地區，東部幹旱少水，十分貧困；河西走廊壹帶則靠祁連山的雪水，比較富裕。在1958年大躍進以後的兩三年間，這裏和全國其它地方壹樣，也發生了嚴重的饑饉。這個省雖然地處大西北，但其情況和中原等省極為相似。先是嚴酷的政治運動使得人們不能說真話。接著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出現饑荒時又把糧食問題當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大批農民慘遭摧殘，壹批人死於人身摧殘，更多的人死於饑餓。

壹、用政治高壓制造假話

　　1958年，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春節剛過，甘肅省就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在戰爭年代曾任第四軍政委，至今仍然保持軍人作風，還喜歡用指揮軍隊的辦法來指揮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高興地談到，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派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壹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壹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在19500多個農業社中，有13000多個社的大辯論已經結束或基本結束，有6000多個正在進行，有200多個即將開始。


　　張仲良輕巧地而頗有成就感地說出的這些數字，在其背後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此時，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召開，全國“大躍進”的號角還沒有吹響。張仲良得風氣之先，提出“躍進！再躍進！”。他又用整風的方法來把全省的思想統壹在“大躍進”中來，他自己覺得這是高明之舉。


　　張仲良說，中國共產黨甘肅省二屆二次會議的壹個突出的成就，就是從我們黨的隊伍中揭發出以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為首的反黨集團和其他壹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辨清了兩條道路這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省領導的高層揪出反黨集團，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現過的情況：河南揪出了“潘、楊、王”反黨集團；山東揪出了李廣文、趙健民、王卓如反黨集團，福建省揪出了以江壹真、魏金水（1959年）為首的反黨集團，青海省揪出了以張國聲（1959年）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省揪出了“沙、楊、彭”（沙文漢、楊思壹、彭瑞林）反黨集團，安徽省揪出了李世農、張愷帆、劉秀山反黨集團……甘肅省揪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並不出人意料。


　　“孫、陳、梁”反黨集團有哪些“罪行”呢？張仲良在這份報告中說：


　　1956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的壹年，孫梁陳反黨集團卻認為我們的工作‘壹團糟’，‘今不如昔’。
　　他們不承認1956年糧食增產26億斤的事實，反說這是省委謊報成績。
　　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後向省委的報告是壹個十分露骨的攻擊黨的政策、攻擊社會主義、要求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
　　在羊入社的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人拼命反對省委的意見，使省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指示，在人民委員會上四次通不過。”“他們和黨外勾結、相互呼應，黨外人士說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們就說羊入社‘壹步登天’。
　　他們甚至和黨外人士勾結起來，妄圖要黨接受他們保護地主、富農利益的反動主張。
　　在修水利問題上，黨外人士說這是‘秦始皇磨民’，他們則說‘五百萬畝水地是6百條人命換來的’。
　　梁大鈞罵別的專區糧食增產是吹牛，並且四次壓低銀川專區的產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員會的糧食征購任務。
　　這個反黨集團對資本主義多加袒護，對單幹戶的‘八大自由’不加過問，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們的支持下，銀川地區不少群眾積極經營自留地，熱心為自己開荒，大量從事資本主義的副業。
　　張仲良說：“在我們黨內出現孫梁陳反黨集團，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兩條道路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說到這裏，張仲良批評“黨內壹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他說：“幾年來，孫梁陳反黨集團為了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個人主義的野心的目的，他們曾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上，在反對地方主義問題上，在群眾路線問題上，壹直同黨進行著鬥爭，黨內壹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卻分不清這個大是大非。”


　　張仲良在這個報告中，大講階級鬥爭。他強調“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他批評“黨內右傾思想嚴重和階級立場模糊的同誌”把許多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張仲良“鄭重地提起黨內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誌註意”，“孫梁陳反黨集團及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的主要活動市場之壹，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嚴重右傾思想是他們的保護色。……這是十分危險的。”


　　張仲良擰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才把話題引到“大躍進”上來。他說：“長期以來，在甘肅省黨內外流行著壹種極其錯誤的論調，仿彿超越了現實是主觀主義，而落後於現實就不是主觀主義。孫梁陳反黨集團壹直就持這種論調。這種論調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中的主要思想障礙。它不僅挫折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革命的積極性，影響了我們各方面工作的飛躍發展，而且給右傾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張仲良在這裏提倡超越現實，這正是大躍進的思想基礎。


　　然後，張仲良說：“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在事物的積極壹面，向前看，當壹個革命事業的促進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極的壹面，向後看，當壹個革命事業的促退派。”在那時，凡是與“三面紅旗”有關的，就是積極面，只能促進，不能促退。


　　在報告中，張仲良介紹了甘肅省的“小馬鞍形”，說明右傾思想的危害。這個“小馬鞍形”是以水利建設為例的：在1956年，由於黨內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壹個高潮完成了400多萬畝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為吹了壹股右傾歪風，開始洩了勁。省委提出了修300萬畝水地的任務分不下去，減到250萬畝分不下去，減到150萬畝還是分不下去，最後定為130萬畝。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萬畝。這次整風運動，特別是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又把幹勁鼓起來了，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500多萬畝，全年可超過1000萬畝。


　　在介紹了這個情況之後，張仲良說：“1956年生產大高潮之後，沒有能夠再掀起壹個高潮，正是由於右傾思想頑強阻撓的結果。”因此，張仲良主張“不斷革命”，即“壹個鬥爭接著壹個鬥爭，壹個運動接著壹個運動，不斷的進行革命。”張仲良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惡毒、更危險”，“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險”。


　　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在全省制造了壹種高壓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幹部有七個不敢講：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征購指標高；不敢講完不成任務；不敢講鄰省比甘肅強；不敢講客觀條件；不敢講調動工作。甘肅省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高壓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壹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誌·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系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也有代表人物。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給霍維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問題）也被說成是“是向廬山送子彈、發毒箭”。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見的人，說真話的人，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時間內，就批判了19萬多人，其中脫產幹部4萬多人。僅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級幹部151人。二屆省委委員、候補委員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處分。省委常委內除少數沒有受到批判或批評以外，其他都沒有幸免。


　　張仲良反右傾大獲全勝，9月11日給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從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以來，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夏糧征購工作進展以迅速，爭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購任務。”毛澤東看了很高興，讓中共中央給省委回信，肯定這個報告是正確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糧食奇缺，大批人餓死。


　　張仲良提出了壹系列擴大黨內政治鬥爭的主張：“黨內鬥爭頻繁尖銳正是反映了甘肅更窮更白、落後勢力強大的特點，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更惡毒、更危險。”“不管敵我問題、思想問題，都是‘白旗’，統統都要扯下來。”等等。這些主張造成了壹個又壹個冤案。


　　張仲良的這些主張不全是他的創造。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甘肅省的省級單位行政19級以上幹部討論這個會議的文件時，省委辦公廳壹位知情者發言說：“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匯報甘肅反右傾問題時，書記處壹位領導人問：“甘肅黨內鬥爭為什麽如此頻繁尖銳？這是因為甘肅的躍進幅度大，落後勢力強。”還說甘肅反右傾反得好，量大質高，馬列主義水平高。1959年以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都到過甘肅，他們在視察中，對甘肅的工作持肯定態度。批判霍維德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


　　甘肅省的反右傾鬥爭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區就是壹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組向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甘肅省天水地區反右傾鬥爭中大批幹部遭受嚴重迫害的情況》的報告。報告說，1959年冬，天水地區的反右傾鬥爭發生了嚴重的混亂。某些壞分子篡奪了黨的領導，亂鬥亂捕了大批幹部和群眾，並且捕風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這種混亂局面壹直持續到1960年4月才停止。據統計，全地區共搞了103個反革命集團，集團成員達700多人。秦安縣委第壹書記宇文榮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其成員達103人。後經查明，這些集團全是假的。我們從鎮原縣“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可以看到這些假案的規模和後果。

二、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

　　《百年潮》1999年第4期發表了“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寫的文章：《“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在這裏摘要引用。


　　鎮原縣曾是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壹部分，1949年以後屬平涼地區。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年年都征購過頭糧。1954年，實際征購糧占總產量的30.5％；當年回銷糧食占購糧數的27.1％。1955年受災減產，仍征購了22.9％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106.3％。1956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征購後，當年回銷糧仍占購糧數的43.6％。1957年，大旱將近200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平均畝產只有82斤。縣裏怕向上級交不了差，虛報為畝產95斤，後又被加碼到115斤，並據此定下征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3300多萬斤，為購糧數的130.3％。1958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占到購糧數的75.6％。


　　由於年年都征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壹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眾生產自救，壹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了解情況。1958年1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還沒有完成的100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壹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20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宇、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了解群眾缺糧情況後，報請省委批準，撥給供應糧食指標1800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幹會上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制造壹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


　　工作組負責人壹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壹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裏的公、檢、法合署辦公。在7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壹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後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壹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群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布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壹次代表大會，會期14天中，就以9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範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30多名，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400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1937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幸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嶽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中共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陜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70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壹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6歲的孩子，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幸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壹人株連壹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全縣50％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壹時間，到處壹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100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50張大字報，內容還不準重復。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麽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謂“紅色臺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壹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10月2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500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870多名，打擊“階級敵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數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壹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壹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壹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壹地主成分的人同村裏壹個貧農社員同姓同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壹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壹副書記到馬渠壹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200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壹串壹串地往縣上拉。


　　10月22日，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匯報後，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壹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24日，縣城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準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後死於獄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有3000多人。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壹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後，專門給帶上20多斤重的特制鐐銬，並采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冤案的制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壹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曾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紅軍將領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鄒在陜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萬壽沒有任何關系，也沒有見過面，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從寶雞押回鎮原，判處死刑，未及批準執行就死在獄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起義的董其武部下團長慕介夫，1958年在家養病，也被定為許張集團成員，逮捕關押，慘死獄中。他死前在獄中哭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自食其言……”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壹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躍進”的局面。兩個月時間內，就將全縣875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成為10個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縣抽調7萬勞力(占總勞力數的72.5％)到華亭等地大煉鋼鐵。在農村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提出：“交壹把鐝頭就是消滅壹個帝國主義，藏壹個鐵釘就是藏壹個反革命”。把群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頭發卡子，統統收繳了。大煉鋼鐵之後，緊接著又集中8萬多勞力(占總勞力的83％)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口號是：“斬斷三河，水上五原，大戰百日，完成五渠三池壹庫，打井10萬眼，挖窖8600個，實現井窖星羅棋布化”。與此同時，又提出幾個“大辦”，並很快宣布實現了“萬廠縣”，“七天掃除文盲”，辦起了700所大學等等。


　　當時，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麽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深翻地15尺、畝施肥200萬斤、畝下籽180斤、畝產糧40萬斤、“耕壹余十三”(即耕種壹年所產糧食夠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籠了，以至於把1958年全縣的糧食畝產確定為比上年的實產翻兩番。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如此“大躍進”，弄得群眾苦不堪言，生活越來越艱難。


　　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迫害，經濟上被肆意掠奪，生產積極性嚴重挫傷。據1961年統計，1958年以來全縣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6708人。根據縣委在馬渠公社三個大隊的調查，三年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2％。由於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縣勞動力由1957年的12.8萬，減少到1961年的10.3萬，三年多時間減少了18.8％。同期，全縣牲畜減少了4346頭，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實，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純系子虛烏有。1961年12月4日，平涼地委向省委報送了關於平反此案的報告。省委於1962年7月17日批復同意地委的報告和結論。但是，由於當時的甄別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參與主持下進行，大部分問題只作了內部糾正，未公開平反，而且結論材料還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盡管大多數冤獄的幹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當，繼續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慶陽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了全面復查。1981年3月19日，甘肅省委發出為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純屬壹起重大冤案。”

三、“共產風”壹波高壹波

　　甘肅省的“共產風”兩起兩落。第壹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壹股很強勁的共產風，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全民算帳，清理退賠），1959年9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刮起（廬山會議的影響）。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召開農業書記會議，提出三年過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壹級經濟要占全部農村經濟壹半以上。這使“共產風”越刮越狠。


　　甘肅省定西地區在1959年秋後再度刮起的“共產風”有以下形式：


　　──借發展社有經濟為名，大辦農牧場，無償平調土地、勞動力、畜力。隴西縣北寨公社辦農場，就從生產隊無償拿走土地2700畝，牲畜132頭，羊2000多只，豬150頭；
　　──借機關大辦糧食為名，機關、學校，任意平調農民土地；臨桃縣城關公社東街生產隊共有426畝水地，被機關調走了311畝；
　　──借大搞千頭牛場、萬頭豬場為名，豬、牛壹律無償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隴西縣的社隊辦的豬場，豬的死亡率達80％以上；
　　──借基建征地為名，多占地，占好地。臨桃縣級9個單位，以基建征地的名義，占用城關公社土地92.5畝，分文未付；
　　──借大搞協作為名，不分妳我，亂調勞動力，工分不清理；
　　──借調整耕作區為名，隊與隊之間無償調撥土地；
　　──借“幫公社修辦公室”為名，無償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和建築材料；
　　──借公社搞儲備糧為名，無償調撥生產隊的糧食。


　　“共產風”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農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遠縣城關公社東關鄰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調駱駝，就把40多峰駱駝提前殺了吃了。東關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辦養豬場，就把40多頭大小豬全都殺了吃了。


　　敦煌縣1958年全縣辦成壹個人民公社，縣幹部想快壹點過渡到公社壹級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產隊的羊三年內變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辦法，即公社調走30％，大隊調走20％，生產隊留下50％。牛、馬、驢也上調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經濟來源只剩下積累提成壹項，農林牧副漁都沒有了。公社經濟如此薄弱，共產主義因素怎麽能發展起來？秋季正好趕上反右傾，乘機又把羊收上來了，當時按羊只總數的20％上調公社。在公社的影響下各大隊也“平調”生產隊的財產，如大隊辦牧場，調生產隊的牲畜。結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隊的羊只由於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調上來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時任敦煌縣委書記的馬驥英在1960年底總結教訓時說：“如何對待共產主義？思想不明確。到底誰共誰的產？總認為要過渡到共產主義，應當是公社共生產隊的產。認為社有經濟大，過渡就快，快總比慢好。因此總是想從生產隊上調，發展社有經濟。”


　　鄭州會議重新明確了所有制問題，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小隊為基礎），為的是從所有制上制止“共產風”蔓延。但是，甘肅省在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批判過“四級核算”（公社、大隊、生產隊、作業組），很多幹部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中形成了過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多越好。因此，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持懷疑態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業，公共事業的資金和物資從哪裏來？只能從社員和生產隊那裏“壹平二調”。


　　武威縣永昌公社沈郁大隊，自然條件優越，本來是壹個富隊。1958年“壹平二調”的共產風刮得很猛。縣、公社從生產隊裏亂調勞動力，調牲畜；用生產隊裏的青磚石灰修發電站；生產大隊把小隊的牲畜集中餵養；各隊之間互調勞動力不記工分，修居民點、搞沼氣，拆了社員500多間房子，花費了25000多個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員自留羊，砍伐社員的自留樹。等等。結果，集中起來的60多頭小牲畜只剩下3頭。全生產隊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壹半。社員積極性不高，畜力不足，生產下降，1958年平均畝產250斤，1959年平均畝產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縣新河公社西湖生產隊也是壹個刮共產風遭到嚴重破壞的生產隊。這個隊1958年初共有381戶，1787人，其中勞動力521個，耕地2850畝。這裏本來是壹個生活水平較高的隊。1958年冬季，刮起了強勁的“共產風”，大搞“壹平二調”，以建社辦工廠、幼兒園、食堂、興修水利、建新村等種種名義，無償調走社員和生產小隊的土地、房屋、勞動力、牲畜、錢、糧、草、料、農具、家具。結果，從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頭，減少到160頭，羊由463只減少到75只。原有豬78頭，到1960年底壹頭也沒剩。大車由112輛減少到56輛。1958年糧食總產量54萬斤，1960年只有19萬斤。1958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桃工程

　　在糧食產量上搞浮誇，高指標、高征購，大辦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刮“五風”（關於“五風”，請看本書第19章），這些甘肅省和其它省份沒有多大差別，甘肅省壹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引桃工程。引桃工程集“五風”之大成，對促進甘肅省的饑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臨桃縣和岷縣采訪時，壹些老幹部介紹了不少當年引桃工程的情況。後來，我又看到了《炎黃春秋》1993年第3期上楊聞宇的文章，使引桃工程的情況更加清晰。下面所敘述的，了我在兩縣采訪得到的資料以外，都是出自這篇文章中的資料。


　　引桃的出發點，是因為隴中和隴東嚴重缺水；引桃之所以造成災難，是因為用行政強制辦法去做沒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說：“隴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沒有水。這裏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發量卻高達1400多毫米，而這可憐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於7、8、9三個月的幾場大雨。春夏期間沒有水，小麥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節，就是灌不了漿，收成很低很低。


　　這裏絕大多數地區沒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數是幹涸的。只有桃河是個例外，但除臨桃縣和岷縣以外，其它縣不能受桃河之惠。


　　這樣，隴中和隴東地區大部分地區農業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賴雨季的降雨。惡劣自然環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從什麽年代開始，每家都挖壹兩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積存下來，供全年之用。所謂水窖，就是挖壹個深幾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紅土夯實防滲漏，下雨時存5－10方水，再在窖口蓋上蓋子。過去，在這裏看壹個家庭是不是殷實，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糧，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肅中部東部是黃土高原，土層很厚，只要有水，這裏壹定是富饒之地。


　　據《岷縣誌》（1995年版）介紹，桃河是黃河的壹級支流。在其上遊的岷縣，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實測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臨桃采訪，在縣城旁邊的河段，只見清流滾滾，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豐沛的水量。


　　在大躍進的年代，中共甘肅省委提出了壹個大膽的計劃：把桃河引上黃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肅省委二次二屆會上正式決定了“引桃水上董誌塬的計劃”。這個計劃所劃定的灌溉範圍東西長320公裏，南北寬200公裏，灌溉耕地1500萬畝。其工程的初步規劃為：總幹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縣古城水庫起始，經臨桃、渭源等縣，到達海拔1400米的慶陽縣董誌塬，全長1150公裏，總幹渠水面寬40米，渠底寬16米，水深6米，50噸到100噸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稱為“山上的運河”。另有幹渠15條，總長3500公裏。引水工程還包括兩座水庫，估算土石方20億立方米，漿砌石和混凝土約273萬立方米。還可以利用落差建幾十座水電站，總裝機容量34萬千瓦。當時設想，這項引水工程建成後，20多個縣面貌大變：“旱地變水田，山頂稻花香，米麥堆滿倉，綠蔭遍山嶺，牛羊成大群，魚鴨滿池塘，電站林立，電燈齊明，機聲軋軋，汽笛鳴鳴，船只如梭。”


　　引桃工程於1958年6月12日正式開工，先後動員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20個縣的幹部和民工參加修建。職工達3000多人，民工10萬多人，施工高峰時達16萬人。計劃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勞動力：1958年10.6萬人；1959年11.2萬人；1960年8萬人。截至1960年底，兩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萬個工作日。


　　這個工程倡導者宣傳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註。1958年9月，全國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會議的447位代表參觀了這壹工程。國家水土保持辦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們給予整個工程很高的評價。動工以後，全國20個省、自治區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參觀。1958年秋季，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特地到工地視察，他說：“這個工程不但有全國意義，而且有世界意義……，引桃上山顯示出我們不僅是社會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這裏最重要壹條是敢想幹。這壹點甘肅跑在前面了，這是共產主義風格，……它使我們看到了共產主義前景。”在會川指揮部的山崖上，刻著朱德委員長的1958年10月9日的題詞：“引桃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


　　從開工之日起，引桃工程壹直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進行的。工程指揮部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壹遇機會就要興風作浪，向黨進攻，千方百計地企圖迫使工程下馬，迫使引桃工程失敗。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誰發表對工程不同意見，誰就可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這麽巨大復雜的工程，卻采取“三邊”和“三分段”的作法，即“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和“分段測量、分段設計、分段施工”。後來又加了壹“邊”：邊修改。按最初設計方案，總幹渠上53座隧洞，總長64公裏。後取消全部隧洞，總幹渠壹律改為明渠。對越不過去的崖頭，或深劈而過，或長距離繞開。深劈之時，最深的竟達219米，最大的壹處開挖土方竟達2300萬立方米。數千民工站在崖頭幹了幾個月，還看不出個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棄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庫設計容量為3億多立方米，壩高42米。是引桃上山的樞紐工程。1958年5月第壹次“土法”截流，發生決口而失敗。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桃河上遊驟降暴雨，河水陡漲。洪水沖下來的木材、麥草堵塞了導流渠，大壩有被沖毀的危險，兩萬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脅，只好決口排洪。決口排洪救民工被定為“破壞事件”，這件事的決策者受到懲罰。10月21日，大雪紛飛，天寒地凍，數萬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馬不到兩年難以為繼。甘肅省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張仲良在會上提出“引桃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是大躍進的產物，……只準辦好，不準辦壞；只準加快，不準拖延。”


　　但是，客觀事物並不迎合張仲良的主觀願望。經過兩年半的艱難施工，到1960年底，已無法進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改組了甘肅省委，張仲良下臺。新的省委決定，引桃工程1961年6月全線停工。引桃工程局在總結與檢查中提出了兩個問題：1，工作量大，工期長，原規劃中對引桃效益估計偏高，工作量估計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計算，也需12億個工作日；2，技術問題沒有過關。如高邊起坡穩定問題，滑坡問題，坡積地區的防滲、防破壞問題，黃土的防滲和濕陷問題等。都沒有解決。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電部在張含英部長主持下，就引桃工程開了壹個座談會，認為，這壹工程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很多目前我們尚不能克服的困難。


　　1962年3月8日甘肅省委決定，引桃工程正式下馬。


　　引桃工程動用了大量勞動力，影響了農業生產，還消耗了大量的糧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肅省糧食收支計劃中，全省征購糧食44000萬斤，銷售糧食13390萬斤。而引桃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糧7500萬斤，占征購糧食總量的17％，占銷售糧食總量的56％，其中主要用於引桃工程。


　　後來官方資料披露：“引桃工程三年耗費6000萬元，國家投資1.6億元，完成土石方1.6億立方米，僅占計劃量的8％，壹畝地也沒有澆上。已施工部分有的當年就被山洪沖毀。”


　　所謂投資1.6億元，是壹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在那個大刮共產風、隨意調的年月，無償占用了農民多少財富和勞動，是壹個遠大於1.6億的數字。


　　有人說，“引桃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馬，血淋淋的下馬。”所謂血淋淋的下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後期已陷入了全國的“困難時期”，工地上餓死無數。工傷死亡的也是壹個不小的數目。


　　除了引桃工程以外，還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動員勞動力最多的時候達到270萬人。


　　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壹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稀水縣的“東西幹渠”是1958年“大躍進”時開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後到八九十年代還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縣1960年2月開始建設的“紅旗渠”於1969年建成，至今還被人們當作奮發圖強的典範。為什麽引桃工程留下罵名，而“紅旗渠”今天還被人歌頌？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是不能解釋的。平心而論，在大躍進的荒唐背後，有些事情也體現了老百姓的心願。問題在於獨斷專行的決策機制和強制性的執行手段。這種決策機制必然造成決策失誤，強制手段必然造成對老百姓的剝奪。這種決策機制和執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饑荒

　　中共甘肅省委在糧食問題上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說是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最後說是完成了110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270億斤的大計劃，結果離計劃更遠，比1958年還少。實際產量不高，但征購任務還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肅省在中央裏得到了“由缺糧省到余糧省”的好名聲，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認為甘肅的糧食問題已經解決。但是，征購任務壹完成，口糧、種籽、飼料都沒有了。


　　表2-1 1957－1961年甘肅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年　　　份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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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　74.50 │　76.60 │　64.90 │　41.39 │　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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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　64.78 │　66.61 │　56.43 │　35.99 │　39.13 ║
　　╟───────┼────┼────┼────┼────┼────╢
　　║　征　　　購　│　16.91 │　22.20 │　25.09 │　12.34 │ 　9.65 ║
　　╟───────┼────┼────┼────┼────┼────╢
　　║　銷　　　售　│　13.08 │　20.38 │　19.27 │　17.94 │　10.75 ║
　　╟───────┼────┼────┼────┼────┼────╢
　　║　凈　擁　有　│　60.95 │　64.79 │　50.61 │　41.59 │　40.23 ║
　　╟───────┼────┼────┼────┼────┼────╢
　　║ 總人口（萬）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
　　╟───────┼────┼────┼────┼────┼────╢
　　║人均凈擁有(斤)│ 485.63 │ 505.51 │ 391.46 │ 334.31 │ 332.25 ║
　　╚═══════╧════╧════╧════╧════╧════╝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甘肅分冊》。


　　說明：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甘肅省的饑荒在1958年春天就開始了，當時農村就有餓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現象。接著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張仲良壹直認為甘肅是“余糧省”，不承認農村缺糧，聽不進餓死人的情況。只要哪裏反映這類情況，就認為這是政治問題，就大搞反瞞產私分的鬥爭，批判、鬥爭反映真實情況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況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張仲良等卻在基層幹部的政治態度上找問題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標、高征購，堅持左傾蠻幹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勢所迫，作了壹次檢查，向中央寫了《關於檢查壹個指頭問題的報告》，當時發生嚴重問題的縣有13個，只報了9個；報告還說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經回來了。他們壹面粉飾太平，壹面讓農民每天吃三四兩糧食，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


　　壹些幹部在反瞞產私公中胡作非為。1960年初，清水縣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還搞反瞞產私分。張樹驛公社派公社黨委副書記徐效瑞去松河大隊支“發動群眾、狠抓鬥爭”。徐到松河以後，壹方面到社員家翻箱倒櫃地搜糧食，還向公社匯報說查出了11萬零920斤糧食，按每人每月22斤計，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糧安排好了以外，還可以征購5萬多斤。為了讓公社相信，讓總支書記毛文清和生產隊長造了壹個名冊，還代表社員在冊子上按了手印，說口糧已經安排好了。結果這個隊1月下旬就餓死了44人。毛文清自殺身死。在反瞞產私分中，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世榮指使總支書記王秉正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爭的社員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上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監獄，把3個生產隊幹部關押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這個縣有些社隊比白駝公社更嚴重。幹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剝奪了社員的吃飯權。這些人殘害群眾的刑罰有100多種，其中有：在臉上刻字、撥頭發、撥胡子、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淋開水，最普通的刑罰是扣飯、扣糧。問題被揭發以後，省裏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在清水縣進行了“民主革命補課，並將補課的經驗在全省推廣，稱之為“清水經驗”。


　　1959年在農村餓死人的時候，張仲良、何承華在河西地區檢查工作，和張掖地委書記安振壹起，提出把農村供應比例由80％、90％壓縮到20％。為了證明農村有糧，何承華讓人寫了《農村壹瞥》，極力粉飾太平。1958年省衛生廳到農村檢查，寫報告說浮腫病是“營養不良、勞動過度”造成的。省委常委會討論時，對這個看法作了批判，說“這是攻擊大生產運動”。有些地方群眾向上級反映餓死人的情況，就封鎖、打擊。高臺縣縣委第壹書記楊某派幹部到郵局扣押、修改群眾反映生活問題的信件1萬多份。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聽之任之。


　　從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區嚴重缺糧。全省1300多萬人口中，有700萬人口每天口糧在7兩以下（16進位，7兩相當於10進位的4.375兩）。沒有食油，沒有蔬菜，沒有肉，這點糧食是繁重體力勞動的唯壹能源。許多地方群眾食不充饑，衣不遮體，屋不避風，成千上萬人外出逃命，浮腫大量發生，疾病到處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蕪。”在這場大饑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問題”（下面專作介紹）、“清水經驗”以外，其它地區也沒有幸免。


　　表2-2和表2-3，對當年的死亡情況有壹個不完全的統計。這兩個表是甘肅省委有關部門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現存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當年這個人口數據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國人口.甘肅分冊》中的數據略有差別。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
　　║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市　縣├────┬───┬───┼────┬────┬───┼────┬────┬───╢
　　║　　　│ 總人口 │死　亡│死亡率│ 總人口 │死亡人口│死亡率│ 總人口 │死亡人口│死亡率║
　　║　　　│ 　　　 │人　口│　％　│　　　　│　　　　│　％　│　　　　│　　　　│　％　║
　　╠═══╪════╪═══╪═══╪════╪════╪═══╪════╪════╪═══╣
　　║蘭州市│ 1172840│　9166│ 0.78 │ 1236065│　14586 │ 1.18 │ 1261521│　 7045 │ 0.56 ║
　　╟───┼────┼───┼───┼────┼────┼───┼────┼────┼───╢
　　║平　涼│ 2226510│ 19317│ 2.20 │ 2248230│　42134 │ 1.67 │ 2303158│　38856 │ 1.69 ║
　　╟───┼────┼───┼───┼────┼────┼───┼────┼────┼───╢
　　║天　水│ 3230337│114331│ 3.50 │ 3172816│　46610 │ 1.47 │ 3033746│　81607 │ 2.69 ║
　　╟───┼────┼───┼───┼────┼────┼───┼────┼────┼───╢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 2548531│　55993 │ 2.20 │ 2392720│ 107972 │ 4.51 ║
　　╟───┼────┼───┼───┼────┼────┼───┼────┼────┼───╢
　　║張　掖│ 2756347│ 59707│ 2.17 │ 2800203│　46982 │ 1.68 │ 2787016│　73102 │ 2.62 ║
　　╟───┼────┼───┼───┼────┼────┼───┼────┼────┼───╢
　　║甘　南│　340206│　－　│　－　│　377016│　 6687 │ 1.77 │　351614│　10384 │ 2.95 ║
　　╟───┼────┼───┼───┼────┼────┼───┼────┼────┼───╢
　　║臨　夏│　874353│ 18511│ 1.55 │　898359│　17384 │ 1.94 │　882060│　28992 │ 3.27 ║
　　╟───┼────┼───┼───┼────┼────┼───┼────┼────┼───╢
　　║總　計│13081457│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 1.70 │13011835│ 348388 │ 2.68 ║
　　╚═══╧════╧═══╧═══╧════╧════╧═══╧════╧════╧═══╝


　　說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數：142044；死亡率：1.12%。


　　據表2-2，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為14.2萬人，按這樣粗略推算，在近85萬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約有43萬人。這樣，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僅有40多萬人。這個數字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以臨夏為例，表2-2中臨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數為46376人。而據臨夏市工作組的總結，僅這個市這兩年就死亡41381人。臨夏市僅是臨夏回族自治州的8個縣級單位之壹，而臨夏市在這八個縣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據表2-3，和政縣死亡人數比臨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縣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肅經濟日報》壹版上發表的副省長員(上為厶，下為貝)小蘇寫的《正確認識甘肅糧食問題》壹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難時期，“甘肅因缺糧餓死上百萬人”。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會寧、定西、寧靜、西海固地區采訪，他們得知，在三年困難時期，這壹帶縣縣都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餓死人數，最少已近百萬。由此可見，甘肅省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


　　表2-3　1958年－1960年14個縣市人口死亡情況　　　　　　　　　　　　　　　　　1960年12月23日統計


　　╔═══╤═══════════╤═══════════╤═══════════╗
　　║　　　│　　　　1958年　　　　│　　　　1959年　　　　│　　　　1960年　　　　║
　　║市　縣├───┬───┬───┼───┬───┬───┼───┬───┬───╢
　　║　　　│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總人口│死　亡│死亡率║
　　║　　　│　　　│人　口│　％　│　　　│人　口│　％　│　　　│人　口│　％　║
　　╠═══╪═══╪═══╪═══╪═══╪═══╪═══╪═══╪═══╪═══╣
　　║白銀市│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0 │252818│　1191│ 0.47 ║
　　║玉門市│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
　　║酒泉市│336317│　9072│ 2.70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
　　║張掖市│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
　　║定西縣│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
　　║通渭縣│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18.40 ║
　　║隴西縣│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
　　║岷　縣│386228│　4249│ 1.10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
　　║靜寧縣│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121581│ 2.76 ║
　　║武山縣│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
　　║清水縣│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
　　║高臺縣│168456│　5222│ 3.10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
　　║民勤縣│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
　　║和政縣│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
　　╚═══╧═══╧═══╧═══╧═══╧═══╧═══╧═══╧═══╧═══╝


　　這個資料雖然縮小了數字，但也說明了壹個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餓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餓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個縣、市，占14個縣市的42.9％。而且表明，廬山會議以後，繼續反右傾，死亡人數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壹書中提供了以下數據。詳見表2-4。這些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雖然也縮小了饑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數據較接近實際壹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肅省人口統計


　　╔══╤════╤═══╤═══╤═════╗
　　║年份│ 總人口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　　│　(萬)　│　％　│　％　│　　‰　　║
　　╠══╪════╪═══╪═══╪═════╣
　　║1955│ 1155.04│ 28.8 │ 11.9 │　　16.9　║
　　║1956│ 1218.70│ 28.2 │ 10.8 │　　17.4　║
　　║1957│ 1255.06│ 30.0 │ 11.3 │　　21.7　║
　　║1958│ 1281.48│ 31.5 │ 21.1 │　　10.4　║
　　║1959│ 1293.12│ 19.3 │ 17.4 │　　 1.9　║
　　║1960│ 1244.04│ 15.5 │ 41.3 │　─25.8　║
　　║1961│ 1210.82│ 14.8 │ 11.5 │　　 3.3　║
　　║1962│ 1240.10│ 41.4 │　8.2 │　　32.9　║
　　║1963│ 1249.17│ 42.1 │ 10.4 │　　31.7　║
　　║1964│ 1290.03│ 47.2 │ 15.6 │　　31.6　║
　　║1965│ 1345.44│ 45.3 │ 12.3 │　　33.0　║
　　║1966│ 1392.97│ 42.5 │ 11.49│　　31.1　║
　　╚══╧════╧═══╧═══╧═════╝
　　（註：此表年份排列原為橫向，因排版原因現改為縱向。）


　　資料來源：蘇潤余主編《中國人口·甘肅分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


　　據表2-4中的數據，用本書作者的計算方法，計算結果是，從1958年到1961年，甘肅省餓死人66.67萬，少出生人口80萬。顯然，由於這裏使用的是官方數據，這裏算出的近70萬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數。曹樹基先生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1961年甘肅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2.3萬人。


　　甘肅省檔案館保存的當年匯報材料的簡報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饑餓的情況。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給“省委生活安排領導小組”的報告中說，馬跑泉公社峽口生產隊患浮腫、幹瘦、子宮下垂等因營養不良造成的病人占總人口24.2％。公糧征購任務只完成壹半，口糧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這個報告說，像這樣的生產隊全地區有1800多個，占生產大隊總數的40％左右。


　　岷縣：省委農村工作部於1960年8月19日給省委的《關於岷縣問題的報告》中說，岷縣的問題十分嚴重，其中以理川、閭井、南川、南陽等公社最嚴重。全縣患浮腫病的有5萬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總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難的1960年情況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這裏的饑荒還相當嚴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報告說：“據永昌縣委14日電話匯報，該縣雙貝、朱王堡、紅山窯、宗家莊、八壩、焦家莊、西坡、河西堡、水源、陳倉、流泉、西灣、龔家堡、南壩等14個公社，有浮腫病等病人3255人，斷炊1876戶、8782人，占總人口的11.9％……地委認為，永昌1961年的糧食收成比1960年好，糧食征購任務已基本完成。但是，由於在征購工作中部分社、隊把口糧、種籽也征購了，部分社隊有些問題是可能的，但總是不會太大。”從這個報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釋和掩飾這裏發生的情況，並不是報告問題。


　　甘南：直到1962年4月，這裏還處於饑餓狀態。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報告說：“由於口糧安排緊張，人口外流現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長，宰殺耕畜的現象各地都有。由於種籽不足，今年糧食作物面積有完不成的危險。臨潭縣共缺糧369萬斤，州上僅給110萬斤，該縣長川公社種籽缺142740斤，口糧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縣上給了114000斤，口糧壹顆不安排，只安排種籽26740斤，……由於種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產隊已停止下種。……由於生活所迫，壹些農民變賣家產、以物易物。浮腫病、瘦病、小兒營養不良癥大量發生。……最近夏河縣拉蔔楞公社30多人在縣裏請願，其它縣也發生請願情況。”


　　臨夏：也是在全國形勢正在好轉的1962年，中共臨夏州委向甘肅省委報告這處州保安族的困難：“在全縣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民族的的生活更為困難。……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屋解決，出現了許多嚴重問題。為了保命，拆賣房屋，出賣家具、衣物，甚到賣子女，家的家具賣光，壹貧如洗。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患病者占總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陸續發生。外流乞討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數字後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長期任甘肅省婦聯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在1956年至1961年間，她任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由於說真話，壹度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平反。在她81歲的時候（1999年），她自費印了壹本回憶錄《悠悠歲月》，這是壹本很有資料價值的書，事情都是她親身經歷的，完全可靠。其中，對臨夏在大饑荒的情況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現摘錄幾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縣蘇集公社。這裏群眾沒有糧吃，餓得幹瘦、浮腫，有的凍餓而死。榆樹皮都被剝光吃掉了！有壹天縣上來電話，說張鵬圖副省長要到康樂視察，命令我們連夜組織人把公路兩邊被剝光皮的榆樹，統統砍掉，運到隱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餓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樹、擡樹？我們辦不到，留下榆樹正好讓張鵬圖副省長看看。可張省長沒有來。當時和政縣委書第壹書記是薛振田同誌，為了保住烏紗帽，竟如此不顧人民死活！
　　有壹次，我去臨夏向葛曼匯報吃樹皮、餓死人的情況。葛曼根本不相信，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制造假情況，是給我們臉上摸黑。我說，討飯、吃樹皮、餓死的都是貧下中農呀。他說，富裕中農不敢出頭，故意讓貧下中農那樣幹的。妳說的餓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還讓我去反瞞產私分，把糧食找出來，說在某公社搜出了幾百萬斤糧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辦公室裏，不下去看看群眾吃什麽，不看看群眾怎樣在死亡線上掙紮，卻在臨夏大興土木，營造四大公園：紅園、綠園、藍園等。這像壹個共產黨的幹部嗎？但他確確實實是共產黨的臨夏州委第壹書記。
　　何承華到河西視察，汽車陷在泥裏。群眾看是省領導的汽車，許多人奮不顧身地跳進冰冷的泥水，把汽車推出來。他卻認為群眾能推動汽車，壹定有糧吃。就讓農民報總編黃文清寫了壹篇為《農村壹瞥》，這壹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為他們認為農村有糧食，就不供應了。
　　據中央派到臨夏市工作組1961年3月18日的報告，臨夏市1959年、1960年兩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總數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馬集、韓集、紅臺、癿（讀qie）藏四個公社。有些生產隊和小隊人口死亡達三分之壹以上。紅臺小溝門生產隊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總人口的32％。癿（讀qie）藏公社錦光9小隊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絕388戶，留下孤兒100多名。有的生產隊壹天就死20多人，人死後無人擡埋。尹集公社鐵寨生產隊兩個蘿蔔窖裏就挖出60多具屍體。紅臺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蔔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屍體腐爛了沒人埋。有的婦女死了，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吃奶。


　　不少地方發生人吃人的事件。臨夏市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隊，588人吃掉337具屍體，其中，僅紅臺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壹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屍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壹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蔔都，餓得奄奄壹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癿（讀qie）藏公社團結生產隊貧農社員馬壹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臺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誌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書的照片：


　　除了餓死以外，還有打死的。在農村，幹部不僅掌握著“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對不聽話的群眾施以種種酷刑。甘肅省對農民的刑罰有100多種，如：臉上刻字、拔頭發、剪耳朵、砍指頭、頭上澆開水等。幹部還掌握著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隨時剝奪農民的吃飯權。對不聽話的可以扣飯、扣糧，讓他活活餓死。被揭露出來的清水縣的問題就比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寫道：“清水縣白駝公社黨委書記王榮親自指揮總支書記王秉振打死生產隊長馬春生。黨委副書記張世秀，酷打社員30多人，給有些被鬥群眾嘴上戴驢籠頭，身上駕著馬鞍子。總支書記文五美，親自組織撞鬥、捆綁社員40多人，並私設牢獄，把三個生產隊幹部非法關押了40多天。總支書記李文生，捆打社員20多人，致死2人。生產隊長南維正，打死逼死社員6人。有的社隊比白駝的情況還嚴重，那裏成了壞人統治的天下。”


　　中國城鄉差別較大，在這次大饑荒中，城市情況要比農村要好得多。但是，處於城鄉差別有利地位的城市，也發出了饑餓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肅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統出現了大規模浮腫病。白家咀永昌鎳礦的近7000名職工當中，有60％的人發生浮腫病（腹部膨脹，像女人懷孩子），其中嚴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質局和建工局兩個單位的94名女職工當中有55名不來月經，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狀是眼脹，發睏，四肢無力。


　　中共白銀市委1960年12月18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積極防治浮腫病發展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最近檢查，市屬各廠礦、企業、機關學校單位及部分公社職工群眾中，得浮腫病的情況十分嚴重。從11月份起，在白銀廠、棉紡廠、交管局等幾個單位首先發生，下旬逐漸增多，12月上旬，情況更加普遍和嚴重。病情發展的情況是，工人中多，幹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體弱的多，體強的少。其病狀是：先眼皮、面部發腫，後逐漸發展到四肢浮腫。輕者早晨起來眼皮腫，中午好轉，時腫時消；較嚴重的，頭暈，腰酸，四肢無力，體溫下降，夜間失眠，小便次數過多。更嚴重的腹脹，體腫，有的生殖器、膀胱腫大。主要原因是缺乏營養和勞動過度。


　　中共玉門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發給上級機關的《關於在廠礦、企業、機關、黨校中發生浮腫病情況的報告》中寫道：


　　根據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廠礦、企業、機關、學校普遍發生浮腫病，發展仍有上升趨勢，情況較為嚴重。據調查，僅玉門石油管理局、玉門鐵路辦事處、西北礦山機械廠、市商業局、市黨校等14個單位，共有浮腫病人3132人，發病比率最高的單位，占人口總數的25％。癥狀：頭暈頭疼，臉腫腿腫，腹脹尿多，四肢無力，心慌畏寒。浮腫病人工人多，幹部少；重勞力多，輕勞力少；集體食堂多，在家吃飯少。


　　中共酒泉鋼鐵公司黨委在1960年12月30日發給上級機關的報告中，除了列舉浮腫病人狀況以外，還談到女職工閉經、男職工陽萎大量發生的情況。酒泉鋼鐵公司是鞍鋼援建的，職工多是東北人。當時除了糧食定量減少以外，幾個月沒有供應食油，生活極為困難。“由於疾病大量發生，職工思想波動。怕死在戈壁灘上，要求回東北的職工增多，有的變賣東西，有的不辭而別。”


　　通常情況下，省會城市饑餓情況應當輕壹些，但是，中共蘭州市委在壹份報省委的報告也發出了饑餓的呼喊：“從11月以來，我們陸續發現在部分幹部和職工中發生浮腫病的情況，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在工業系統51個單位的68096名職工當中，患病者3346名，占職工總數的5.6％。在市級財貿系統的士3313名職工當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統的21個單位的1882名職工當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級黨政治機關的5900名職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註意的是，在蘭州市幼兒園的145名幼兒當中，有浮腫的達31名，占總數的21.3％。”財貿系統有食品分配權，患浮腫病者比例最小。營養不足是發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蘭州皮革廠23人的蛋白化驗結果是，總蛋白低於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體力勞動每天需熱量至少3500千卡，據605廠檢驗，職工攝取的熱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勞改、勞教農場中被強制勞動人情況就更慘了。據玉門地區勞改部門給玉門市委和省委的報告中說，最近以來，我市勞改、勞教農場疾病、死亡情況非常嚴重，而且呈上升趨勢。1960年11月份以來，飲馬農場和蘑菇灘農場共死亡265人，其中，飲馬農場勞改犯188人，蘑菇灘農場勞教人員77人。飲馬農場在11月21日壹天就死亡34人。飲馬農場1960年以來共死亡勞改勞教人員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壹是饑餓，二是勞動過於繁重，三是進入冬天沒有取暖條件。勞改勞教人員糧食定量少，還有壹部分糧食被農場幹部食堂克扣下來。夾邊溝農場是死人最多的勞改農場。甘肅日報記者王景和、和鳳鳴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被發配到夾邊溝和安西農場勞動教養。王景和餓死在夾邊溝農場，連屍體也沒有找到，和鳳鳴在安西農場九死壹生。和鳳鳴在晚年寫了《經歷──我的1957年》壹書，記錄了當年的慘狀。夾邊溝農場原有勞教人員2800多人，沒有餓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遺體被饑餓難耐的難友吃掉。這些餓死的人大多數是直言獲罪的知識分子。死難者的遺體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綿延兩公裏。每壹堆白骨都包含著壹個慘絕人環的悲劇。現摘錄這本書中壹個死難者的悲劇：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博士（壹說是碩士）董堅毅1952年投奔新中國回到上海，在惠民醫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設到蘭州，在省人民醫院工作。在1957年因給領導提意見被定為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的新添墩勞動教養。後又轉到夾邊溝農場的高臺明水分站。他妻子顧曉穎也是留美生。在董堅毅勞動教養的兩三年裏，顧曉穎每隔兩三個月都從上海千裏迢迢地到農場看望親人。當時蘭新線還沒有與上海接軌，要轉車數次才能到夾邊溝。1960年，夾邊溝的勞改和勞教人員大批餓死。11月上旬的壹天，作為醫生的董堅毅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他對組長劉文漢說：“按照經驗，她兩三個月來壹次，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見到她。”由於大量死人露屍荒野，董堅毅教劉文漢如何用衣被毛毯裹紮他的屍體。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時年35歲。劉文漢將他包紮停當，埋在壹個由雨水沖刷的壹個地穴裏。董堅毅死後七八天的壹個晚上，他的妻子顧曉穎從上海來了。她掀開窯洞的草簾子進來，急切地問：“老董在嗎？”劉文漢只好告訴她：“老董已經去世七八天了。”這句話壹出，顧曉穎“哇”的壹聲發出撕心裂肺的哭聲。難友們見過的死亡過多，都已麻木不仁，見到她慟哭不已的情狀，壹個個都無言地垂淚相對。兩三個小時以後她終於鎮定下來，要求難友帶她去看老董的屍體。令難友們大吃壹驚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屍體不見了。經過多方尋找，最後在後溝裏發現，老董的屍體被拋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鴨絨被已被人扒去，屍體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於頭上沒有肉，紫褐色的頭顱還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顧曉穎撲在骷髏和哭個沒完，親個沒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勸顧曉穎回去休息，顧曉穎大哭說：“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壹起，我要和他死在壹起！”幾個人硬是拉著把顧曉穎扶回窯洞。後來，難友們找來壹些樹枝和煤油，將屍體火化。劉文漢拿出自己從朝鮮前線帶回來的壹條軍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帶回上海。

六、通渭問題

　　在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陽高。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壹，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壹的比例。當時，中共甘肅省委和中共中央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通渭在甘肅省東南部，屬定西地區。漢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縣，有2000多年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縣之壹。


　　通渭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特殊意義。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以後，“長征”到哪裏去？這個問題壹直沒有解決。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壹直走到甘肅南部還沒找到落腳的地方。俄界會議的決定，到甘肅東北向蘇聯靠近，以蘇聯為後盾打遊擊。


　　1935年9月21日，紅軍到了哈達鋪（現屬甘南自治州宕昌縣），這是壹個有幾萬人口的小鎮，2000年我到這裏尋找紅軍的足跡，看到的是壹個蕭條的小鎮，但從沿街兩旁整齊的木板鋪面，可以想象出當年的繁榮。這裏有壹個郵局，紅軍從郵局裏得到壹些大公報（這是紅軍長征以來第壹次看到報紙），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報上，有“關中匪情”專欄，其中有“匪首”徐海東在陜北活動的報道：“徐海東竄甘，劉子丹（原文如此──作者）進據綏德南區”。毛澤東、張聞天等看到這些報道才知道，陜北有壹支共產黨軍隊和壹個革命根據地。他們壹口氣讀完了這個報道，大喜過望。9月28日，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將陜北作為長征的目的地，從此紅軍找到了落腳點。9月29日，毛澤東、彭德懷等隨第壹縱隊到達通渭縣城。接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的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隨同第二縱隊來到縣城。找到了落腳點，部隊情緒壹下子高漲了起來，在文廟街小學召開的聯歡晚會上，毛澤東首次朗誦了他在長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委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然而，24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的第9年，通渭卻發生了慘絕人環的災難。


　　1、通渭餓死人的比例最大


　　從1959年到1961年，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這裏曾發生過如此慘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這個縣采訪之余，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找了壹些人個別交談。我想在通渭查閱歷史檔案，縣長也讓檔案室支持。但縣檔案室負責人說，上級有明確指示，有關“通渭問題”的檔案不能開放。後來我通過別的途徑，在其他檔案館找到了與“通渭問題”有關資料。加上老幹部座談會和個別訪談，我終於弄清了被掩蓋40年的真相。


　　據新修《通渭縣誌》，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78462人，減少人數占1958年總人數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32.8％。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壹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衛生廳組織的醫療隊壹份報告描述了人們是怎樣因饑餓而致死：


　　通渭縣從1959年到1960年整整壹年口糧不足，以致壯人體弱，老人死亡，婦女閉經，小兒萎縮，發生了大量的瘦病。長期營養不足，大傷元氣，油盡燈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腫在癥狀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是壹回事，主要是瘦。瘦的發展就會浮腫。浮腫實際是人體內部血漿蛋白膠體滲透壓降低和新陳代謝減弱，血管後滲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過血管後滲透到組織間的間隙中長期滯留，形成水腫癥狀。因此，浮腫不是壹種單壹的病，乃是消瘦到壹定程度的癥狀，是消瘦發展的表現。根據近壹年所見，壹般是消瘦──浮腫──消瘦──浮腫，如此反復數次，最後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營養，沒什麽癥狀，容易被人們忽視，認為浮腫可怕，沒有認識到消瘦的危險。馬營、榜羅、第三鋪等公社發生的死亡大多是這壹類。最突出的是城關公社東方紅生產隊五小隊張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從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減少三分之壹。現有的128人當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與合並癥：消瘦是缺乏營養使人體不能正常發育，甚至發生組織異變。消瘦除了營養缺乏外，也有伴隨腸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瀉、下痢，大量蛔蟲寄生。這是因為缺乏口糧，饑不擇食，飲食不潔而來。城關公社雙堡生產隊喬底灣，全村23戶，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並有腸胃病和蛔蟲癥。這個大隊的申家岔小隊共35戶，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並腸胃病的97人，合並蛔蟲癥的93人。


　　根據通渭縣的情況，對消瘦病產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第壹、生活不好，缺糧少米，吃代食品發病就高。
　　第二、因病體弱，長期不能恢復健康。
　　第三，代食品選擇不對。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蕎衣，再經過風吹，就會全身發麻，皮膚發癢，面部發黑，很快就腫起來。吉川、義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輕者昏暈、腫脹，重則死亡。
　　第四、生水、吃生糧、生菜，是產生寄生蛔蟲、腸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於糧少，家庭虐待現象較為嚴重。大人虐待小孩，兒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輕女，父母虐待女兒、媳婦。受虐待的，消瘦就嚴重。
　　第六，據說吃了死人肉的人，不願吃糧食，且“瘦得肉貼骨頭”，這類人在消瘦以前，表現眼結膜充血。


　　通渭，這個古老的縣份，本來是壹個禮儀之鄉。但是，饑餓使人們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裏打湯，起初是壹家壹個罐或壹個盆，後來湯越來越稀了，人越來越急了，家裏派去打湯的人在回來的路上邊走邊喝，還不到家就已經所剩不多。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於是壹場場妳死我活的爭食鬥爭便在家庭裏發生了。結果是壹家人四分五裂，壹人壹個罐，每到食堂打湯的時候，人人懷抱壹個罐，壹齊擁擠在門口守候，即使兩口子也為爭食而鬧不和。食堂關閉之後，壹人壹口鍋，各煮各的菜。那時在食堂裏打飯時興用臉盆或瓦罐（因為容量大），湯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無法舔，只有小孩會立即把頭伸到罐裏，舔不到的就用小指頭壹遍又壹遍地捋到口裏。壹天，公社食堂裏做的洋芋菜，壹個公社幹部的碗裏掉下了壹片洋芋，落到地上，壹個七八歲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卻被這位幹部踩在腳下了，孩子疼得大聲喊叫，而那位幹部好像沒聽見。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裏還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今後‘病’壹個埋壹個。”縣委明確指示，要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的報告稱：在1959－1960年的大饑荒中“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牲畜死亡33000多頭，羊被宰了40000多只，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5萬多間，砍伐樹木27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誌》上的數字是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壹。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縣餓殍遍野。城關公社五星大隊舊店子三個生產隊共700人，每天餓死30多人，活著的人將屍體擡到木輪車上，拉到附近的水溝裏集體掩埋。原雞川公社馬清鳳（後為幼兒園園長、特級教師）壹家八口人，除她在隴西師範上學沒有餓死以外，其余7人全部餓死。7具屍體堆放壹坑。後來縣裏要求“打掃衛生”，命令隊裏將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跡。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1959年秋天，他們來這裏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壹家煙囪裏冒煙——那時候幾乎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到鍋裏正煮著什麽，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裏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鍋裏有只胳膊還連著壹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個小孩子。”後來又到襄南公社的吳家河，大隊長董效元告訴他們說，黑石頭大隊的蔡東花吃過人肉。碰巧他們正好見著了這個女人，眼睛紅紅的，頭發脫落得很厲害，壹頭的頭發茬子，很可怕。她還吃了自己親生的不到五歲的女孩。問她為啥要吃的時候，她說餓急了呀。


　　那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采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裏壹個不到30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裏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裏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妳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壹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桃工程上勞動，回家壹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壹共餓死五口人。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幹部張大發在座，他是《通渭縣誌》的編者之壹，對這壹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還可以查閱通渭的歷史檔案。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在我這本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收到了張大發的著作《金橋路漫》，他走訪了很多當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壹手資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裏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壹窩蜂壹次煮食，中毒致死。
　　壹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壹個孫女。壹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楞——她無力哭泣，哭也沒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裏爬出來，拖起孫女幹柴壹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壹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被奶奶碎屍後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1959年臘月，他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裏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獲，後來去的人多了，碰上壹具屍體，連骨頭割下來幾個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壹天他三媽煮了壹條人腿，端給奄奄壹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讓其端出去。可當他三媽剛端出客房門，就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壹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的地埂下發現壹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


　　饑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在串親途中被饑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壹家社員，丈夫在外地工作，聽說家鄉發生饑荒，寄來了十多斤糧票。這女人把面買回來後，反鎖大門，數日不出。好些天過去了，村裏的人還不見這家門裏有人走動，翻墻進去，幾個孩子早已餓死了，但不見這位女人，以後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東窗事發，原來這位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面逃走，但她還沒走出村莊就被人殺後吃了。案發後，有人追查，但殺人者早死了，死無對證，不了了之。


　　原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生產隊張四娃用木棒子將十二歲親生女打死煮食，後來這壹家四口人無壹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把四歲親生女兒弄死後碎屍煮食，也屬同例。


　　還有壹位幹部身份的人向我們講述了壹個關於他家的故事。他說，當時，我們家有六口人，父親去了桃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親拉扯著。母親是壹個很有心計的人，不知在什麽地方藏了點糧食，每當深更半夜，弟妹們睡熟了，母親悄悄地把我叫醒，將壹把用石窩（方言，即春）踏細的熟面塞到我口裏，然後用被子捂住我的頭，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親為什麽只給我吃，而不給弟妹們吃呢？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只覺得媽媽偏心我，至於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壹次，我看見母親望著皮包骨頭的弟弟妹妹臉上顯得非常痛苦，問她怎麽啦，母親搖搖頭，什麽也沒有說。不久，弟妹們都死了。過了壹年，大約是1961年春，父親從桃河回來了，母親把我交給父親說：“沒辦法，我只給妳拉扯活了壹個，就……就壹個了呀。”話沒說完，便“哇”地壹聲哭倒在地上。父親把母親抱到炕上，也跟著哭。這時，情況已經好多了，可是母親整天哭得爬不起來，任憑我和父親怎麽安慰也無濟於事，不久，母親的眼睛哭瞎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壹天天，我也長大了，我終於悟出了母親當年的用意，她是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鋪鄉壹個偏僻的山村裏，壹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壹共七八張口，怎麽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壹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裏。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壹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麽感慨呀！還有這樣壹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乎覺察到了什麽，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妳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妳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態更為嚴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是冬天，屍體僵而不腐，否則將是怎樣的壹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裏的老鼠，常常成群結夥出來行劫，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縣副縣長的白尚文，其母餓死了，曾任縣人大主任的閻玉祥壹家餓死6口人，今寺子趙家山的壹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回憶道：“當時村裏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裏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省委工作組長王秉祥來村查訪時，問：‘人都餓死了，為什麽不把它分給社員吃？’我們無言答對，心裏卻明白：誰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1958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35歲，新中國成立前因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陜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


　　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壹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席道隆由於“堅持運用馬列主義辨別方向”，成了全省幹部學習的榜樣。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並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壹個聯社。在壹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壹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壹條龍，幹活壹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在公社化中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裏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麽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壹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其中縣機關幹部3人，公社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6人，作業隊以下幹部485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1959年復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壹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1965年7月5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錯批判鬥爭農民10360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麽，不種什麽，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提出“四不種”、“五消滅”、“八登殿”，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1958年春，抽調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5月，又抽調18000多勞動力投入引桃水利工程。8月正當田黃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的51.4％），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60公裏的長蛇陣，紮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調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1959年，又調5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壹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


　　壹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壹方面向上級虛報糧食豐收。1958年計劃總產38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26000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25倍），征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36％）。1959年計劃總產24000萬斤，秋後上報數為18000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2.15倍），征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量的47.2％）。當然，這些沒有完成的計劃數和浮誇的上報數也是上級逼出來的。


　　3、“完不成征購任務，提頭來見！”


　　《通渭縣誌》上記載的歷年糧食征購數比上述報告要少壹些，但兩者還是比較接近。從縣誌上列出的歷年數字可以看到從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負擔之重。到1960年，由於人口大量死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征購任務不得不大量減少，壹直到90年代還沒有恢復到1959年的征購水平。


　　表2-4 通渭縣歷年糧油征購統計（單位：萬斤）


　　╔══╤══╤═══╤═══╤════╗
　　║年度│征糧│統　購│征　購│統購油品║
　　║　　│　　│糧　食│合　計│　　　　║
　　╠══╪══╪═══╪═══╪════╣
　　║1949│ 758│　－　│　758 │　　－　║
　　║1950│ 856│　－　│　856 │　　－　║
　　║1951│ 958│　－　│　958 │　　－　║
　　║1952│ 989│　－　│　989 │　　－　║
　　║1953│ 846│ 1137 │　989 │　　－　║
　　║1954│ 863│ 1760 │ 2623 │　　－　║
　　║1955│ 873│ 1837 │ 2710 │ 148.37 ║
　　║1956│1123│ 2476 │ 3599 │ 127.11 ║
　　║1957│1399│ 2897 │ 4296 │ 128.23 ║
　　║1958│1265│ 2785 │ 4050 │　82.48 ║
　　║1959│1428│ 2398 │ 3826 │　78.36 ║
　　║1960│ 140│　 36 │　176 │　 0.34 ║
　　║1961│ 389│　227 │　616 │　13.58 ║
　　║1962│ 384│　225 │　609 │　 2.06 ║
　　║1963│ 419│　175 │　594 │　24.68 ║
　　║1964│ 485│　675 │ 1160 │　39.31 ║
　　║1965│ 455│　844 │ 1299 │　57.47 ║
　　║1966│ 526│　833 │ 1359 │　54.96 ║
　　║1967│ 527│　802 │ 1329 │　23.54 ║
　　╚══╧══╧═══╧═══╧════╝


　　資料來源：《通渭縣誌》，第361頁。


　　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征購任務又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早在1957年糧食征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政府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公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饑，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進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區糧食局勢日趨緊張。到5月20日止，全區庫存糧食僅有6208萬斤。銷售量每天平均達110多萬斤。由於上壹年秋後征購了過頭糧，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銷給農民。5月份，糧食供應面達45％左右（正常情況供應面10％左右），而且供應面繼續擴大，有可能達到65％。由於1958年上報的數都是大豐收，現在這麽大的供應面，很多人不相信，認為農村有糧食，要求供應糧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面對農村大量需要的糧食供應，省委提出“需要服從可能，銷售服從指標，安排服從調撥，農村服從城市”的原則。這就把向農民供應糧食壓到最低位置。同時，要求各地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加強糧食征購。根據這壹方針，定西地區壹方面對各縣提出了糧食控制計劃，另壹方面繼續向農村要糧。


　　大批農民因饑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壹起搞鬼，要進行打擊。”“剝樹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壞”、“鬧糧兇的地方，查了壹下，都有反革命集團”，還說“裝病、鬧糧、剝樹皮、要統銷糧、不論耍什麽花招，玩弄什麽手段，我們心中有底，頂住了這股歪風，絲毫沒有被假象所迷惑”。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不合法收入三筆帳，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麽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征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又是壹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指標高，不敢講公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區從1958年以來產量壹年比壹年低，而征購任務壹年比壹年高。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正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省委決定將席道隆調往岷縣任第壹書記。岷縣的條件比通渭要好壹些，人口也多壹些，這壹調動對席道隆來說是壹個好消息。但是，省委有壹個附加條件：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以後才能到岷縣上任。為了早日到岷縣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嚴厲地手段加強征購。


　　1959年8月開始，通渭縣“反右傾“鬥爭，有1169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查，回到縣裏講了真話，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分子”，“小彭德懷”，多次批鬥。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35歲。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誓死不改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準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對著屍體開批判會。


　　反右傾鬥爭是完成征購任務的主要手段，對講真話的幹部動輒批判、鬥爭、撤職、開除、法辦，在鬥爭中普遍推、撞、打，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


　　壹方面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壹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壹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征購任務壹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壹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裏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後，已經是淩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縣團委書記孫毓業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麽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只有壹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只好連夜下鄉搜糧食。


　　會後，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麽拿什麽，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如隴陽公社搜查了637戶，無償拿走了農民雜糧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銀元272枚，銅404斤，布30匹。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裏擋住，哪裏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裏。他們提出“壹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聖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160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66人。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壹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120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壹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布指示：“凡被批鬥的人，壹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和土槍50多枝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


　　農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到臨桃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壹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出臺的機會，將壹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他的這些良心發現以後的表現，後來為他帶來了災難。


　　4、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壹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2000年8月，我在通渭召開的老同誌座談會上，兩位老人認為是壹位學生匿名寫信給譚震林，譚震林讓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接待這個學生。但是，幾十年了，誰也不知道這位學生的名字，也沒有人自稱是當年的這位學生。也有人說，中央兩位處長到過通渭，是他們向上面反映了情況。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壹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年，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壹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反映了他們的工作情況：


　　2月9日，我們到通渭動員所有的幹部給社員送面粉、糧食上門，突擊安排群眾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開100多人參加的縣委擴大會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揭發了席道隆為首的壹批破壞分子在領導通渭工作期間所犯的嚴重罪行。接著，各公社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縣委擴大會議精神，解決公社領導核心問題。同時向全縣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壞分子的罪行，進壹步發動群眾大張旗鼓的揭發批判。
　　……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壹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作者註）。……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壞農業生產。早在1956年初級社轉高級社時，他們就提出“分隊（小隊）生產，按隊分紅”的辦法縮小集體規模。將分配單位由原來的327個（初級社）變為644個。公社化後實行“四級核算以小隊為基礎”，分配單位縮小為1195個。並給小隊規定了許多不應有的權力。他們提倡大量土地“誰種誰收，誰收歸誰”，牲口分戶餵養。……碧玉公社黨委書記李廷傑還把土地分給社員，強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類分子，與他們勾結壹起殘害人民。席道隆壹再強調說“通渭的鎮反很徹底”，“五類分子破壞已經沒有什麽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壹次釋放160多個犯人。在公社以上領導核心中有16名五類分子。….
　　嚴重違法亂紀，對勞動人民實施打擊報復。去年秋冬，他們為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罪行，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購任務”的名義，在全縣大搞“萬人鬥爭大會”、“大兵團作戰”搶劫群眾的糧食和財物，並設立社辦勞改隊，關押拷打群眾。……
　　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號召社員收割社裏的莊稼，並宣布“誰收歸誰”，在全縣幹部和群眾中瞞產私分和貪汙盜竊成風，直接影響征購任務的完成。……
　　開辟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進行走私活動。在壹些城鎮市場上，投機商販活動十分猖狂。商業局兩次從新疆（不是從國外──作者註）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資。


　　工作組負責人之壹的李坤潤2月19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


　　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59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造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地、富、反、壞分子破壞活動囂張，抗拒公糧入庫，偷盜、私分、瞞產普遍發生。對此嚴重的問題，縣委又采取了極端錯誤的作法，以整社檢查團為名，組織大兵團不分貧富逐門逐戶進行大搜糧，組織萬人鬥爭大會，把貧下中農和五類分子壹起鬥爭。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造中批評這個縣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指反右傾運動──作者註）深入，將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因此在去年10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1960年3月10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78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組負責人之壹、中共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1960年4月20日給省委書記張仲良寫的《關於通渭、隴西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列舉了席道隆的幾個錯誤：第壹，在政策中推行了壹條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壹條中列舉了劃小生產隊的經濟核算單位、對空閑土地誰種誰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縱五類分子（這壹條中列舉了席道隆1956年親自主持釋放了160多個犯人等）；第三組織上拉拉扯扯，宗派主義；第四，在手段上嚴重違法亂紀（這裏列舉的是“萬人鬥爭大會”“批辦勞改隊”等事例）。竇明海這個所告中還說“情況大為好轉，糧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眾情緒穩定，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實際上，通渭的饑荒還在發展，大批農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壹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非常嚴重。以縣委第壹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壹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的推行了壹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籽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壹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壹些作用，也發放了壹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的問題，省委工作組卻認為是右傾造成的問題，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數相當於1959年的3.86倍。


　　20世紀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肅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上離休。我在甘肅調查三年大饑荒時，不少人提到他的錯誤。甘肅省原婦聯主任李磊的《悠悠歲月》中，記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饑荒中不少的惡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縣誌》上，王秉祥卻是壹位救饑民於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書作者到通渭采訪時，《通渭縣誌》的編輯張大發對本書作者說，1998年，《通渭縣誌》編撰定稿之後，送到甘肅省地方誌領導小組審查，當時任省政協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誌領導小組組長。《通渭縣誌》的審查稿壹送到，就引起了他的註意。由於對1958-1960年發生的“通渭問題”，《通渭縣誌》較為真實地記錄了王秉祥的功過。王秉祥看了之後，《通渭縣誌》上不僅刪去了記錄的他錯誤的壹段文字，還加上了這麽壹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省、地委工作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況後，如實向中央、省委報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問題，並及時供應糧食，組織幹部、教師下農村搶救人命。”


　　由此可見，在大饑荒年代主政的幹部，如果在80年代繼續在當地主政或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這個地方的人口數據和歷史記載，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時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幹、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壹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中共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持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壹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這個看法的提出比“信陽事件”以後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早八個月。


　　5、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棉布110多萬尺，棉花6萬多斤，還有食糖、蜂蜜、紅棗等。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1200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142萬元，無償投資270多萬元，購買了牲畜4700多頭，添置修補農具4萬多件。


　　工作組負責人之壹的婿起雲向省委的電話匯報說，為了救人，工作組作了十二點安排：1，口糧壹律按6兩吃（每天供應量，當時秤是16進位，6兩即10進位的3.75兩──本書作者註），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斷糧現象發生；2，病人（即腫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兩糧食（相當於10進位的1.25兩），每月2兩油，停止勞動，免費治療；3，買糧有錢給錢，沒錢記賬；4，發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盡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信的第9條，要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讀，關於社員回家做飯問題，由社黨委提出意見，報縣委批準；7，有問題及時解決，公社解決不了的要及時上報；8，對斷頓、疾病、死亡、外流、幹部違法亂紀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實情況，報告縣委；9，隱瞞實際存在的問題、知情不報、不說老實話的，要嚴厲批評，不改的要給處分；等等。


　　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濟糧有“九個不供應”：地、富、反、壞、右、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富裕中農冒尖人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不供應。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誌》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這壹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壹次會議。蘭州會議是1960年12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也是在《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之後。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補課”和抓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通渭問題。當時總的估計是，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的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裏。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壹貫道等24名，占15.2％，30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8名，占22.6％”。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壹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壹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被“特訓”的人被認為是問題更嚴重的人。“集訓”和“特訓”都是集中起來進行揭發、批判、鬥爭。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1962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上層幹部口頭上表示承擔責任，1962年5月13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定西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

七、對甘肅問題的處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蘭州會議，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揭發了張仲良、何承華、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錯誤，認為他們的問題是“壹私壹左”，改組了甘肅省委，由汪鋒代替了張仲良的省委第壹書記的職務。新省委對部分地委書記如竇明海、劉逄皓、胡學義等也進行了揭發批判，改組了部分地委。同時根據信陽經驗，在農村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在農村奪權，有幾萬人被批判鬥爭。信陽的壹條經驗就是對農村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新省委在1961年2月27日發出了《關於舉辦集中訓練班和特別訓練班的規定》。這個規定說：“凡是官僚主義分子，嚴重官僚主義分子，和其它有嚴重錯誤的分子，如不立即調離當地，就會阻礙整風整社運動，不利於發動群眾者，可實行集訓，凡是鉆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對勞動人民進行了階級報復，殘害人民，不懲辦不足以平民憤者，應首先進行特訓。”根據這個規定，全省共集訓、特訓了10869人，其中集訓6105人，特訓的4764人。在集訓隊和特訓隊周圍架上了機槍，他們在裏面接受批鬥。但據甘肅省的老幹部說，被集訓和特訓的人數實際要比這個數大得多。


　　1962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為自己翻案，張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們。他們批評西北局蘭州會議“不是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揭發批判缺點和錯誤，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否定成績，壹切皆非，壹味地揭發，壹味地批判。”他們認為，“甘肅沒有特殊錯誤，只有壹般性的錯誤，是執行中的問題，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還批評“集訓、特訓打擊面太寬了。”“信陽經驗不符合甘肅的情況”“清水經驗是錯誤的”。


　　不僅是上述幹部要求翻案的.，1962年底，在執行錯誤路線而挨整的幹部中很多人有這樣壹種看法：甘肅省沒有特殊錯誤，只是同其它省壹樣的壹般錯誤。他們列舉了中央領導人當時如何支持他們的事例，說許多事情是請示了中央的，頗有委屈情緒。這種情緒不僅在省壹級幹部當中，在縣以下幹部中更為嚴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轉報各縣委擴大會議對中央和省委負責同誌的壹些意見》中，比較集中反映了基層幹部的這種情緒。這個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報給甘肅省委的。現摘要如下：


　　甘肅出了大問題，中央壹些領導同誌親自視察，也曾派工作組到甘肅工作，對甘肅工作評價很高，卻沒有反映問題。
　　引桃工程中央知道，開工時發過賀電，朱德、習仲勛也視察過，沒有發現問題糾正錯誤。
　　譚震林同誌是主管農業的，全國農業出了問題與他有關。他曾說過‘糧食已經過關’、‘繩索牽引是農業發展的方向’，還說‘貨幣是貨幣又不是貨幣，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這是初級的按勞分配’。這些說法給下面的幹部增加了糊塗認識。
　　共產風，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都是中央提出來的，應該由中央負責。
　　劉主席視察河南工作時提出壹縣壹社，對下面影響很大。
　　‘五風’是上面刮起來的，下面的強迫命令是檢查團逼出來的。
　　省委講對過去的錯誤不查責任，可是張仲良、竇明海還是書記，而對下面不是集訓、特訓，就是撤職查法辦。省委、地委書記雖然沒有直接傷害人命，但下面違法亂紀是他們逼出來的。這幾年發生錯誤的原因是：‘上面出題，下面發揮；下面胡幹，上面支持’。壹切歸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年12月3日甘肅省委三屆四次會議上通過的《中共甘肅省委關於兩年來貫徹執行西北局蘭州會議精神若幹問題的檢查報告》中批評了基層幹部抱怨上級的情緒。報告中說，這種說法“是想把責任推給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惡毒的。”“甘肅的錯誤，有壹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特殊性錯誤是主要的，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謂特殊性，就是甘肅的錯誤，在多數情況下，是由張仲良等同誌的個人思想品質所造成的。”


　　從留下的歷史資料來看，說甘肅省的問題完全是張仲良的個人思想品質問題造成的，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公道的。在當時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饑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嚴重程度決定於“甚”的程度。張仲良的“甚”在哪裏？上述的報告中列舉了幾件事：1，中央曾規定國家給公社的投資，70％用於扶助窮隊，30％用於公社。而甘肅省改為全部用於水利建設和社辦企業；2，毛主席給六級幹部的黨內通訊，張仲良不但沒有貫徹執行，反而用自己的名義另發了“關於給生產小隊下放五項權利的意見”來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針是“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社辦為主”他們改為“蓄引提並舉，大中小結合，小型為基礎，大型為骨幹”；4，中央規定反右傾只在黨內進行，他們卻在黨外搞反右傾鬥爭；等。現在看來，這些“甚”並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為嚴重。張仲良後來調到江蘇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由封疆大吏降為副省級執委官員。

第三章　天府饑魂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歷來以自然條件優勢、物產豐富而聞名於世。然而，在大饑荒期間，這麽壹個富饒的省份，卻餓死了上千萬人。


　　我多次去過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訪任務之後，我總要順手牽羊，收集壹點有關大饑荒的資料。2000年12月，考慮到即將退休，我利用最後壹次出差機會又專程到成都，集中壹個星期時間收集四川大饑荒的資料，還找新華社四川分社幾位經歷過大饑荒的老記者交談。用這些材料寫完四川這壹章後，又從網上發現了東夫先生的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他是專寫溫江地區的，文字很漂亮，他說“書中的每壹件事都是經得起查證的”。我又對這壹章再次改寫，本章中關於溫江地區和紅光公社的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均取自他這本書。

壹、皇恩浩蕩、幸福無邊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舉行了壹次重要會議，即成都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第壹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三面紅旗”的中心內容。成都會議通過的《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這壹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會議是在著名的金牛壩招待所召開的。這裏的壹切設施都按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安排，完備的保衛、醫療及食品檢驗等機構，可以保證毛澤東的健康和絕對安全。從種種無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澤東出行的氣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對毛澤東的絕對忠誠。


　　毛澤東是3月4日到達成都的。第二天，壹位省委領導人陪同他繞城瀏覽。成都的城墻系康熙年間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澤東說：“北京的城墻都拆了。這城墻既不好看，又妨礙交通，進出城很不方便。城墻是落後的東西，拆掉是先進，不拆是落後。”毛澤東壹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墻當年全部拆除。


　　從小汽車的窗口中，毛澤東又發現壹道獨特景觀，這就是四川獨有特色的茶館。毛澤東認為，在茶館喝茶花錢太多，流露出不滿之意。隨行的四川領導人心領神會，四川省的茶館壹時絕跡。


　　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到成都市中心的耀華餐廳就餐。從此，餐廳就把他進過餐的地方布設為紀念館，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澤東到灌縣參觀都江堰。他指著腳下的離堆問：“這巖會不會被水沖毀。”答：“不會，這是粒巖，很堅硬。”毛又問：“壹百萬年以後會不會？”眾人無言以對。事後人們反復琢磨領會偉大領袖的深刻思想：“這確實是個關系到川西平原安全，關系到子孫萬代幸福的問題”，便用鋼筋水泥對離堆進行了加固。


　　3月16日下午，毛澤東睡完午覺起床，決定到鄉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車直駛郫縣紅光高級農業合作社。紅光社幾天前已經接到通知，說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事先作好了準備。毛澤東信馬由韁向就近的壹戶農舍走去，邁開大步徑直進入農院。大家只好跟在後頭。毛澤東壹低頭進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溫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見壹個高大魁梧的人走進來，後面跟著壹大群幹部模樣的人。毛澤東問她入社沒有，何時入社，壹問壹答。當毛提到分多少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時，站在壹邊的副社長代她作了回答。

　　1958年3月20日郫縣縣委辦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縣合興鄉紅光社談話紀要》最後壹段這樣寫道：


　　主席走後，當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隊的記工員說，當真是“龍行壹步，百花沾恩”。別人問他為什麽？他說：“春雨貴如油，下午主席來過，我們紅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證要增產，這不是沾恩又是什麽？”


　　40年後，作家東夫不無調侃地追述毛澤東離開紅光公社以後的情況：“自從毛主席到來的那個傍晚起，整個紅光社都沈浸在幸福和興奮之中。有幸見到偉大領袖的人驕傲而激動地向人們訴說每壹個細節，錯過機會的後悔不叠。人人爭相和握過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壹份幸福。人們長時間地回味、追尋和領會偉大領袖的每壹個動作、神態，說過的每壹句話每壹個字，走過的每壹個角落留下的每壹個腳印。人們籌劃著，要在毛澤東下車的地方修壹個‘幸福門’；把毛澤東走過的機耕道修成‘幸福路’，路兩旁植柏樹；修壹座紀念館；建壹座‘幸福亭’；毛澤東下過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過的溝上建壹座‘幸福橋’；根據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學取名‘幸福小學’；見過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後查出身，這18個孩子只有壹個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萬分的溫幺娘把毛澤東在她院子裏看過的小橘子樹取名‘幸福樹’，把毛澤東路過的菜園改成花園，叫‘幸福花園’，毛澤東把弄過的水煙鍋和烘籠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來。”


　　幾千年的專制統治，把中國老百姓鑄就出十足的奴性。他們崇尚皇權，迷信皇權，總是把福祉寄托於壹個好皇帝。紅光公社出現的這種崇拜狂熱，正是源自於深厚的皇權土壤。在這種土壤上最容易生長出個人崇拜的毒菌。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上層，正好利用這種專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個人崇拜。就在這次成都會議上，針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個人崇拜，毛澤東兩次提出他主張個人崇拜。壹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講話，壹次是在3月18日陳伯達發言中的插話（見本書第十五章關於成才會議的記述）。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對毛多有吹捧。陶鑄、柯慶施主張對毛澤東要有迷信。柯慶施還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三面紅旗”和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是造成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成都會議是制造這兩個禍因的重要壹環。


　　成都會議給天府之國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災難，這災難遍及全國。

二、“三面紅旗”鼓狂飆

　　“三面紅旗”鼓起了橫掃四川的狂飆。


　　首先是颳起了“浮誇風”。7月底，雙季稻早稻收割，紅光社首次放出壹顆畝產3752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道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旁，這裏的幹部下定決心，壹定要它長出好莊稼，才出出這顆衛星。


　　8月5日夜晚，郫縣縣長高義祿宣布，全縣早稻平均畝產1030斤，比去年增加壹倍，獲全省冠軍。全省目前出現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衛星”都出在郫縣。高縣長說：“這是毛主席來郫縣後照出來的紅光！是人民沖天幹勁開出的鮮花！”


　　接下來是緊鑼密鼓的放衛星比賽，各公社放出了壹顆比壹顆更大的高產衛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率領地委常委趕赴犀浦。上午參觀，下午開始收割，壹百多農民湧進這塊只有壹畝多的田裏收打，縣委的驗收團驗收，地委常委、組織部長郭嵐親自把秤。又要放出壹顆更大更大的衛星。


　　此時，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李井泉不在，使這顆“衛星”的發射遭到重大挫折。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幾位水稻專家說是顆衛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時才移並在壹起的。”主管宣傳工作的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只好宣布：“各報不要發表這顆衛星的消息。”


　　根據閻秀峰的指示，《四川日報》28日沒有刊登犀浦高產“衛星”消息。而《四川農民日報》因為總編沒有參加27日閻秀峰主持的會議，第二天（28日）卻用整個頭版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報道。


　　成都市和各縣看了《四川農民日報》的報道，前來犀浦參觀的人將這塊田圍得水泄不通。收打完畢，經“驗收團核定”，當場宣布這塊田畝產為45217斤5兩8錢。


　　真實情況是，稻子是8月13日才並在壹起的，比縣委堅持說的7月13日並栽的時間整整晚壹個月。也就是說，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後移到壹起的。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得知真相後，通知郫縣縣委：壹、公開召集群眾大會承認錯誤；二、作書面檢討；三、給做假者以處分。宋隨即趕往成都，向閻秀峰作了匯報，閻表示同意宋的處理。


　　縣委的檢討還沒送上來，地委就挨了壹記耳光。9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蘇方的壹篇特稿“衛星田畔慶豐收”，肯定了這顆假“衛星”。


　　地委剛剛接到郫縣的檢討報告，又挨了壹記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爆炸性新聞：郫縣友愛鄉畝產突破8萬斤！這是到這天為止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四川第壹次在高產衛星上奪取全國冠軍。


　　《四川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因為第壹書記李井泉從北戴河回來了。《四川日報》是李井泉的喉舌。他親閱、親審，甚至連何日見報、登幾版幾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報社的總編輯完全聽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參軍。到廣東後曾任東江特委秘書長，1930年到中央蘇區，1931年任紅35軍政委，長征時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任八路軍120師358旅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晉綏分局書記。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書記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幹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對他不在家時發“衛星”受挫很不甘心。在壹次省級機關會議上，特別通知溫江地委領導到會，李井泉對宋文彬說：“郫縣的4萬斤田是假的，妳們搞塊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認這顆衛星的“既成事實”，要恢復郫縣的名譽。


　　只要李政委壹個暗示，下面會聞風而動。他的態度如此明確，地委迅速作了檢討，承認對“少種、高產、多收”的態度不堅定，對郫縣的成績鼓勵支持不夠。這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


　　“放高產衛星”只不過是浮誇風的壹個側面。郫縣的壹個報告說：“浮誇風我縣各級都有，普遍而又嚴重。”浮誇風首先在產量方面，接著擴展到生產方面，從種到收，其間每壹個環節都有浮誇上報的“神仙數字”、“躍進數字”。有的上報“平均每畝地下肥幾十萬斤”，“增種面積超過原有的面積幾倍”，後來在各方面都有浮誇風。


　　並社，人民規模越並越大。郫縣把紅光、晨光等壹部分本來規模較大的社又多次進行了合並。兩年大並三次，有的竟連並七次。最大的管區有1100多戶（北方村莊大，1100戶不算大，四川的村莊，小居住分散，上千戶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飯人口達1420人。吃壹頓要走七八裏路。並壹次社和並壹次食堂，就打亂壹次所有制，物資大共產，財產大破壞，幹部大調動。並社以後幹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邊界，社員間互不認識。


　　大辦鋼鐵。全四川幾天之內豎起幾十萬座土爐子，成千上萬的煉鐵大軍不分白天黑夜大幹。無煤無鐵礦的溫江地區，也抽調50萬以上精壯勞力，由各縣第壹書記親自帶隊，組成煉鐵大兵團，背起背包、糧食，扛起鋤頭、扁擔浩浩蕩蕩地向西部山區進發。沒有煤就砍樹，沒有礦就挖遍山上的各個角落。煉鐵大軍吃住在山上，還得有千千萬萬的支前大軍做後勤保障。崇慶縣的煉鐵兵團需要磚砌爐子，縣上組織數萬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墻，不分晝夜往山上運磚。城鎮各單位無壹不是爐火熊熊，家家戶戶的金屬器具，從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進了爐子，變成質量低劣的土鐵。四川還創造了“大窯煉鋼”工藝：選壹塊山谷凹地，將周圍山上的樹木剃頭似的砍光，壹層木頭、壹層礦石的填滿，然後放起大火，連燒數日，待木頭燃盡，摳出燒得礦石不是礦石、鐵塊不是鐵塊的黑東西，敲鑼打鼓地擡去報喜。


　　公社化和大煉鋼鐵是以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開路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壹切“白旗”、“灰旗”、“黃旗”統統拔掉。強大的政治壓力掃除了障礙，共產主義的臨近煽起了熱情，壹切狂想和胡鬧，暢通無阻，愈演愈烈。


　　“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也成了壹股狂風。溫江專區規定的深耕改土程序為：壹、用犁犁或用鋤頭挖第壹層“表土”；二、把表土搬運到壹邊；三、翻第二層“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潑糞水；七、將熏土敲碎、鋪平；八、在熏土層上施渣肥、堆肥、老墻土千腳泥等；九、將表土搬回、鋪平、耙細……如果是放“深耕衛星”挖地數尺，以此類推。把精耕細作了幾千年的土地徹底翻了身。


　　為了解決牛力和勞力緊張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繩索牽引”的深耕工具，據說可以提高效力若幹倍。“繩索牽引”實際上是人牽引，田邊支壹個絞盤，壹根強繩子拽住犁，若幹人推動絞盤牽引犁田。《人民日報》報道，溫江專區以每天壹千部的速度制作繩索牽引機。《都江報》說，大邑縣委書記侯憲親自督戰，全縣苦戰五六晝夜，就實現了“繩索牽引機化”。


　　壹時間，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墳場壹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區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煙霧彌漫。在紅旗招展下，成千成萬的深翻大軍，按照軍事化的編制，壹隊隊的擺開陣勢，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地在田野裏戰鬥。大邑縣在壹半主要勞動力上山煉鐵的情況下，從十多歲的小孩到七十歲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運動中來，組成“野戰兵團”，打破鄉社隊界限，采用運動戰、陣地戰的方法，四處安營紮寨，輪番轉移作戰，“白天緊張勞動壹天，天黑又連續夜戰”。


　　大煉鋼鐵、修水庫、電站、鐵路、公路、工廠，壹批批的男勞力離開了田土，僅修建後來半途而廢的岷江電站和成灌鐵路，溫江專區就調集了10萬民工。


　　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使得幹部的權力無限擴張。瞎指揮、欺壓百姓、打罵農民就成了家常便飯，特權發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揮路、豐產路、園田化，大拆房子，大搬遷，大調勞動力。榮縣除了1958年大刮“共產風”以外，1959年秋天種冬小麥時又刮壹次，1960年插秧時再刮壹次。“共產風”和瞎指揮是同時發生的。為了種“豐產路”（即不惜代價地把馬路邊的田種好，取得豐產──主要是給上級領導和參觀的人看的），搞“大兵團作戰”，縣委提出了“壹切勞動力、牲畜、農具、支援豐產路”的口號，說是支援，實際是無償調拔。“大兵團”走到哪裏，幹到哪裏，吃到哪裏，在哪裏天黑，就住在哪裏，“共產風”也就刮到哪裏。對“豐產路”的莊稼要求“美觀好看”，條播要“隔山對行”，做成“梯子式”、“寶塔式”、“樓臺式”，還要寫字編號。由於形式主義的“嚴格”要求，壹再返工，幾十個勞動力壹天才種壹畝田。長山公社100多人種壹分地，壹天壹夜沒有種完。由於只顧路邊田，離路較遠的田大面積荒蕪，全縣四分之壹的耕地拋荒。在全縣範圍內並隊、並食堂、並房屋。長山公社2870戶就有1133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壹間房屋住幾家，壹家分幾處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豬圈、牛欄。社員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遷而遭受巨大損失。食堂合並以後，原來食堂儲備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時合並了。這樣的反復折騰使社員壹無所有，有的說：“只有壹雙筷子、壹個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進肚裏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說：“連我們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幹部們卻說：“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理區把公路兩旁8華裏長、1華裏寬的2000多畝的面積上的180多間房子拆毀。全縣不完全統計，共拆房子12000多間。有的三姓人家同住壹間房子，有的公婆兒媳同住壹間。在這壹間房子內還在關雞鴨，又擠，又臟，又臭。拆房子時，幹部根本不同社員商量，私自敲門鎖，將社員衣物拋棄遍地，頃刻間就把房子變成壹堆瓦礫。有些外出人員回來不見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兒女，傷心痛哭。有的地方讓社員壹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區幹部隨意搜查社員的家，見什麽拿什麽。為了報復幹部，有的社員捉壹條活蛇放在米壇子裏，幹部搜查時，手伸進米壇子裏，差壹點被蛇咬傷


　　“共產風”使農村生產力大受破壞，農具大量丟失。樂山縣通江公社柏楊管理區1958年共有中型農具2686件，到1961年僅剩515件，兩年多共丟失2171件，丟失了82％。農具嚴重缺乏使生產造成了重大損失。該管理區第4生產隊原有曬席110床，丟失了93床，1960年收獲水稻時，因缺曬席，翻曬不及時，稻谷生芽2萬多斤，占總產量的18％以上。第壹生產隊原有犁、耙106架，丟失96架，因此，不能及時整田趕上插秧，使80畝中稻遲插20多天，還荒田30畝、地60畝，減少糧食產量3萬多斤。


　　樂山縣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區，共七個生隊，470戶，1775人，800個勞動力，耕地面積2783畝。由於生產上的瞎指揮，1960年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糧食產量比上壹年減少了25.7％。瞎指揮是十分荒唐的：


　　壹切強調“統壹”、“壹致”，強調“整齊劃壹”。在水稻育秧時，上級規定秧田必須“瓦背式”，通道必須很直，壹些已經撒了谷種並且發了芽的秧田，由於不符合上級的要求，讓農民把發了芽的谷種壹粒壹粒地拾起來，重新整田撒種。洋芋壹律要帶狀種植，43畝地沒有按統壹規定種植的洋芋，苗已經長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經結了小洋芋，也要挖出來重栽，結果大幅度減產。插秧要求“對路開廂，順路成行”，為了插得直，下田必須帶尺子和繩子，不合要求就壹律返工。


　　種植不看季節，不看氣溫。氣溫已經很高了，還強令社員用火溫床育紅苕苗，結果烤壞紅苕11000斤。還規定“霜降”前不準挖苕，誰挖紅苕就說誰破壞生產或企圖瞞產私分，結果，“霜降”過後氣溫很快降低，挖紅苕已經來不及了，大量紅苕爛掉。春耕大忙季節，本應集中力插秧，卻讓大批勞動力去搞“園田化”，結果到了“谷雨”、“立夏”，過了水稻直播季節。


　　種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畝深田、冷浸田，本來只適合種中稻，不宜種早稻，上級卻強迫種了早稻。100多畝適合種紅苕的地卻強迫農民種了包谷。這兩項起碼少收糧食4萬多斤。


　　1958年，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搞“大兵團作戰”，把全區7個隊的幾百個勞動力集中在壹起搞深耕，實行“軍事化”，180人挖壹畝多的壹塊田，挖了壹天壹夜，麥種用了60斤，結果收成還不夠種子多。勞動力集中以後，其它各隊都誤了生產季節，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隊共有田129畝、地172畝，1959年小麥只種了40多畝，而且是在冬月（即農歷11月）間才播下去，結果小麥產量比1958年減少了63.14％。在農業大忙季節，還把大量勞動力調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節也誤了。壹些公社在全社範圍內統壹調配勞動力，把這個隊的人調支另壹個隊去插秧，把另壹個隊的人調到這個隊裏除草。大批勞動力“東壹站，西壹站，抱著鋤頭到處轉。”效率低，勞動質量差，大片土地被拋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蕪土地5400多畝，插秧季節已過而沒有插的有1000多畝，插秧後因管理不善而沒有收成的有4000多畝。


　　長寧縣桃坪公社中壩管理區，說是執行中央的“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將95.2畝的可耕地劃為休閑地，致使糧食減產。

三、李井泉狠開“頂風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采取了壹系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制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壹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壹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壹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采取了壹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壹些文件，也有壹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7月23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壹系列的政策上。


　　其壹，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制壹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


　　其三，繼續推行1958年那壹套高指標和瞎指揮。1959年4月19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壹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150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項規定”。4月26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松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壹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註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壹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只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壹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了壹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1958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壹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它方面，說了壹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告誡人們：


　　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壹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壹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壹定要有，假話壹定不可講。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壹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1959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壹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面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壹不做二不休，幹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5月14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壹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誌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壹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壹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裏，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布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3×7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壹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壹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他就後壹種假話辯解：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壹點，農民想多吃壹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壹點，妳就不想國家多拿壹點嗎？”


　　如此明目張膽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壹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壹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發布的壹些糾偏措施，被壹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1958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面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壹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壹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壹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壹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壹面批評搞浮誇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壹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壹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面，揣磨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面規定的高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裏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裏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只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讓田家英報在公社稀壹點。


　　對壹切在“三面紅旗”方向上稍有後退的政策，不管來自何方，李井泉是壹頂到底，毫不讓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指示中規定：壹、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壹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餵養。三、恢復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餵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四川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壹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餵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四川壹直沒有實行恢復自留地和毛豬私養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壹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壹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只要實行了這壹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當時全國許多地區食堂壹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余自得”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


　　1959年6月11日，中央發出壹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


　　壹、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復自留地。不管社員餵不餵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毛澤東的《黨內通信》壹樣，中央的這個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總之，從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間，中共中央的壹切糾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這樣“頂風”，壹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


　　1959年的廬山會議“神仙會”階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當輕松，會上提出了很多批評大躍進的意見。在揭露1958年以來的問題時，李井泉卻不輕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組開會時，田家英再次談到下面受壓虛報產量的問題。田家英的發言受到李的壓制“以致講不下去”。7月23日，“硬著頭皮頂住”的毛澤東終於開始反擊，徹底扭轉了會議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這壹賭註開始大量進賬了。7月23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講到公共食堂問題時，表揚了四川：


　　還有壹個四川、壹個雲南、壹個貴州、壹個湖北，還有壹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百分之九十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壹邊站，試試看，拼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三分之壹的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壹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壹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


　　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李井泉上半年頂風“算是頂對頭了”。他輕松而自豪地說：“我們去年在瀘州地區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去年這壹年我們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壹些東西中是有消極的東西的要檢查壹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壹個指示。”毛澤東對李井泉更加信任，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穩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獲得了“政治大豐收”。因為李井泉的政治大豐收，四川發生了大饑荒，四川省的饑餓時間最長。

四、四川省饑餓的時間最長

　　四川省的饑餓始於1958年冬，結束於1962年秋。四川農民整整餓了4年，是全國饑餓時間最長的省份。


　　綿竹縣紅旗公社共有125個食堂，除有8個食堂的口糧因種蔬菜由國家供應以外，有65個食堂、15146人於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後斷糧。有25個食堂、4644人於1959年2月15日斷糧，有25個食堂、6708人於2月底、3月初斷糧。僅有兩個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沒有糧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給豬、牛的飼料的粗糧吃完了，有的把當年的谷種也吃了。自斷糧以來，每天出工人數減少，幹活只有5小時左右，效率很低。


　　紅旗公社1958年糧食大豐收，為什麽到冬天就沒糧食？這個報告說：第壹，去年大搞鋼鐵時，全社抽5400多個勞動力上山，每人每月帶走45斤米，上山5個月，共帶走66萬斤大米，折原糧94萬斤。第二，去年“大兵團作戰”時，放開肚子吃，由兩餐改為三餐，晚上“夜戰”還要加壹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該社放開肚皮吃了兩個月，共超吃糧食160多萬斤，相當於兩個月的口糧。第三，去年征購時，糧食部門要求“放衛星”，僅統購糧食壹項，就多入庫60多萬斤。第四，去年秋收時，因勞動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沒有及時收割，拋撒過多，紅苕、黃豆損失更多。每畝田損失糧食30－80斤。糧食收回後又沒有保管好，又發生嚴重的黴爛現象。其中，紅苕黴爛最多。


　　糧食短缺，人口減少，生豬大量死亡。李井泉對這樣嚴重的問題卻大加掩飾。他不相信沒有糧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上說：


　　有些同誌認為高產衛星是假的……這很顯然是懷疑的，不相信別人的經驗，這屬於什麽性質的問題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對於生豬大量死亡作出解釋：


　　我大概算了壹下，算死了300萬頭，就算死了400萬頭，我們全省12月以前有3700萬頭，三千嘛，三百嘛，這是壹筆帳。另外還有幾筆帳，第二筆帳，大概300萬頭裏面可能殺吃的，就占壹半，真死了占壹半；第三筆帳，死的當中，病死了壹部分，中間大豬吃小豬，三分之壹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該死的；第四筆帳，據說窮隊死得少，富隊死得多，富隊裏面富裕中農不愛護，也還有地主、富農整死了壹批；第五，我們去年下放了壹批豬。我有這五筆帳，我說不該死的豬大約有100萬頭。還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


　　“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是毛澤東常講的成績和缺點的比例。當李井泉還滿足於“九個指頭”成績當中的時候，饑荒繼續發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簡陽縣工作組報告，浮腫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個大隊，其中因腫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為青壯年。由於飼料不足，生豬大量死亡，解放公社壹個耕作區，由4000多頭減少到2600多頭。


　　饑餓不斷發展。


　　鹽源縣新民公社共有10個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個絕糧。其余2個食堂到6月初就沒糧食了。現在，大人上山挖棉茍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產無人過問。牲口整天沒人趕出去放，同樣餓著。已趕上山去放的，飼養員只顧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樹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組織社員進行小春脫粒時，社員壹邊脫粒，壹邊吃生麥子。


　　可悲的是，即使處於這種情況，幹部們還不承認沒有糧食，還下大力量征購夏糧入庫。征購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瞞產私分。這些使饑餓繼續發展。


　　長寧縣桃坪公社從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夥，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糧食由社員自行解決。社員只好挖野菜和觀音土（這裏稱為“仙泥”）吃。大河管理區4月份餓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餓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總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書記閻紅彥在仁壽縣考察工作時給省委的信中談到，六月中旬發現缺糧情況嚴重和被迫停夥的食堂有1918個，占食堂總數11437個的16.9％，約有15萬人。縣委匯報說患腫病人數56289人，占總人口的5％，個別生產隊占總人數的30－50％。截至20日止，因腫病死亡197人。閻紅彥的數字是縣委匯報的，壹般情況下，縣委總是少報腫病和死亡人數。閻的信中反映幹部強迫命令的情況：方家公社勝利管區去冬在收購棉、糧、廢鐵時，將群眾集合在出工之前，強令群眾交出家裏的鑰匙，群眾下地後，幹部挨家搜查，將群眾家裏的糧、棉、鐵器壹律拿走。這個公社今年由於未完成春耕生產任務和夏糧征購任務，遭到罰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幹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區60％的小隊長挨打被鬥。基層幹部打群眾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從簡陽報告，腫病更加嚴重起來。全縣有3萬多人發生腫病。石橋每天有2000多人買“肥幾粉”（壹種沒有營養、對身體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紅苕，還有兩個月，可能要出大問題。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餓死人很多。綿陽石馬公社總人口7531人，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間，死亡946人，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2.56％。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社員就處於口糧不足的饑餓狀態。1959年大春收獲後就開始斷糧，各食堂在中秋節前後就沒有口糧了，壹個多月間只吃菜和紅苕葉子，11月進入紅苕收獲期，邊收邊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紅苕。吃了20天紅苕以後開始吃種子，每人每天2－3兩糧食（16進位）。由於幹部多吃多占、層層克扣，社員連這二三兩也吃不到口。在這期間幹部還以“反瞞產”、“反偷盜”的名義，對社員進行捆、綁、吊、打，任意扣飯，任意搜刮社員財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管理區1958年有420戶，1818人，到1961年統計，只有344戶，1138人，兩年間人口減少37.4％，勞動力減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個多月內，死於幹瘦病的有396人，占總人口的21.7％。這個管理區有壹個食堂原有141人吃飯，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壹半。祠堂灣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絕8戶。第四生產隊社員郭世義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壹個小孩，死人沒人去埋。這個管理區由於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個灣（自然村）沒有人煙。外地來人辦事，找不到壹個引路的人。


　　壹份又壹份死亡報告送到李井泉手裏，李井泉卻無動於衷。1960年初，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


　　主席（指毛澤東）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國各地要把食堂搞起來，糧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學習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證搞上去。我說四川的絕大多數是堅持下來了，而且有些辦得像連隊的夥食壹樣。主席說，那樣難，要辦得像連隊夥食那樣。這件事妳們看怎麽樣？（參加會議的同誌說：不會出什麽大的問題）妳們那些縣委書記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糧食掌握在誰手中。掌握在個人手中就不好辦。個人有糧，就不在食堂吃飯。我們要下決心，在三、四、五幾個月內，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要進行激烈鬥爭。
　　應該規定幾條，如：幹部壹律到食堂吃飯，幹部掌握的糧票壹律要收回，他們到食堂吃飯，才會關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員會，召開食堂代表大會。糧食分配要堅持等價交換原則下的平均主義，這個平均主義是革命的平均主義。壹個管區內的口糧標準要統壹。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復和發展的問題，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壹步……去年這壹年我們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壹些東西中，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壹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壹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該是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問題上，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李井泉在這個座談會上最為得意之處（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糧食不能掌握在個人手裏，堅持辦食堂），正是四川省饑餓持續時間長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基本是壹致的，這也是饑荒在全國範圍內持續三年之久的原因之壹。


　　對於下面反映上來的嚴重情況，李井泉卻是輕描淡寫。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書記會上講話說：


　　在生活安排中，我們全省有那麽幾個縣，很突出的那麽幾個縣，如眉山、廣漢、秀山，都有那麽壹片片，聽說這些問題比較突出，需要解決，現在已經解決了，領導有的調換了，安排生活的糧食拿去了，糧食通通的不下放，生產也起勁了。總之，這個問題要解決好，缺種子，缺肥料，沒豬，豬死了壹部分，甚至個別隊死了大部分……華陽縣委書記三個月不下鄉，他住的那個公社卻死那麽多豬。還有個管理區死人，腫病那麽嚴重，這就是官僚主義。


　　顯然，最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是下面的幹部，而是李井泉這些高官。由於他們不敢正視現實，使情況越來越嚴重。


　　1960年2月，糧食部在四川南充召開了為期5天的全國糧食廳長會議，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壹份來自有關部門的檔案記載，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2月9日講話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兩稀壹幹，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會上提出“學四川，學南充”。四川省向會上提供的材料說，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經安排落實。


　　四川的官員們打腫臉充胖子。其實，這幾年四川糧食非常緊張。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有壹個統計數字。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糧食基本數據（單位：億斤）


　　╔═══╤═══╤═══╤═══╤═══╤═══╗
　　║年　份│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產　量│465.10│495.00│368.30│323.90│260.00║
　　╟───┼───┼───┼───┼───┼───╢
　　║征購量│110.88│121.58│129.28│ 95.37│ 65.57║
　　╟───┼───┼───┼───┼───┼───╢
　　║銷售量│ 59.09│ 92.70│101.37│ 87.43│ 69.68║
　　╟───┼───┼───┼───┼───┼───╢
　　║調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產量為原糧，其它兩項為貿易糧。產量為生產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購和銷售是糧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從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凈調出糧食（征購量大於銷售量）省。為了便於比較，將產量原糧換算成貿易糧（原糧除以1.15），減去征購數，加上銷售數就是省裏可以支配的糧食。1957－1961年分別為：352.64億斤；401.55億斤；292.35億斤；273.71億斤；230.02億斤。按人口平均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這個數字包括工業用糧、種子、飼料、口糧。


　　這裏還要為李井泉說壹句公道話，他也不是完全壹門心思向上多交糧食。在糧食征購指標上，他也曾向中央討價還價。在有關檔案館裏，還保存他給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糧食部黨組安排1960－1961糧食年度四川征購指標為118億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給李先念寫信要求降為108億斤。信中說：“今看到中央同意糧食部黨組1960－1961年的糧食安排意見，其中關於四川糧食征購數字仍沒有加以調整修改。關於這個問題，省委曾再三考慮過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購108億斤，建議仍按我上月22日報告意見將征購數字加以調整。”最後的結果還是沒有采納李井泉的意見，征購數為129.28億斤。當然，李井泉不會直接向毛澤東討價還價。在中央部門領導面前他爭取壹些地方利益，更有條件使他在毛澤東面前說大話、說假話。


　　用表3-1的數據再加上人口數據，我們計算出每人全年糧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產量由原糧換算成貿易糧，（產量－征購量＋銷售量）就是凈留給四川省的糧食。再按總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凈占有糧食。這不是每人的口糧，其中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凈留糧食(貿易糧)


　　╔═══════╤════╤════╤════╤════╤════╗
　　║　年　　　份　│ 57－58 │ 58－59 │ 59－60 │ 60－61 │ 61－62 ║
　　╠═══════╪════╪════╪════╪════╪════╣
　　║　產量（億斤）│ 404.43 │ 430.43 │ 320.26 │ 281.65 │ 226.09 ║
　　╟───────┼────┼────┼────┼────┼────╢
　　║凈留糧（億斤）│ 352.64 │ 401.55 │ 292.35 │ 273.71 │ 230.20 ║
　　╟───────┼────┼────┼────┼────┼────╢
　　║總人口（萬人）│6945.20 │7081.00 │7077.90 │6897.30 │6459.20 ║
　　╟───────┼────┼────┼────┼────┼────╢
　　║人均凈留糧(斤)│ 507.70 │ 567.10 │ 413.10 │ 396.84 │ 356.39 ║
　　╚═══════╧════╧════╧════╧════╧════╝


　　資料來源：據表3-1及相關人口數據計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凈占有糧食，1959－1960年糧食年度只有413.10斤（貿易糧），扣除工業用糧、扣除工業用糧、城鎮的供應糧，扣除飼料和種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況更差。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範眭回憶：


　　那些年，我分工采訪財經，對四川的糧食情況是清楚的。四川是個糧食調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調出32.24億斤，三年“大躍進”放衛星，創高產，大話說過了頭，連續三年減產，1960年產量比1949年減少了30億斤，但糧食外調任務有增無減，1960年達到68.4億斤，比過去增加壹倍以上。從1959年起，三年內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原來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於強迫命令征了過頭糧，糧庫告罄，春荒沒有返銷糧，農民只好餓以待斃。三年災難期間，四川的壹千多萬人就是這樣活活餓死的。


　　範眭這裏“外調任務”比檔案中的“征購量”、即上述糧食部提供的數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調任務以後，中央再給四川增加了調出任務，糧食部說的是貿易糧，也可能範眭說的是原糧，1斤貿易糧相當於1.15－1.2斤原糧。


　　當年分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廖誌高的回憶數和範眭說的比較壹致。廖誌高回憶說：四川省歷來就是調出糧食多的省份。“壹五”期間，共調出糧食162.77億斤，平均每年調出32.54億斤。1958年開始連續三年大減產，而糧食外調任務卻連年增加。1958年外調39.6億斤，1959年外調49億斤，1960年外調68.4億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糧（包括種籽、飼料和口糧）從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為什麽中央壹再向四川追加任務？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解釋是：問題發生在四川，總比發生在京、津、滬地區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影響要小壹些。後來被傳為“寧肯四川餓死人，也不能讓京、津、滬餓死人。”


　　1960年4月4日，壹份向省委的報告反映，金堂縣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應4兩糧食（相當於10進位的2.5兩），沒有菜。五愛管理區287個勞動力，70多人生病（餓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還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幹活，躺在田埂上睡覺。公社黨委第壹書記強調“我們不當伸手派”，不向上級要糧食。而幹部不在食堂吃飯，另外開夥，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從開縣向省委報告，目前口糧接不上紅苕產新，食堂處於半停夥狀態。有的食堂名存實亡，有些食堂吃紅苕葉子和南瓜葉子當頓飯。紅苕葉子吃完了，影響了紅苕的生長。趙家公社人和管區第三生產隊207人因浮腫病死了91個，土地荒了壹半，水稻平均每畝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當中，還有不少浮腫病人。但是，開縣的幹部還認為糧食被瞞產私分了，還搞“獻糧運動”，口號是：“人人交待，人人過關，自己檢查，大家提意見。”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縣委報告，本月18日統計，1－10月13日止，全縣共死亡15544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4.5％。據省委壁山工作組1962年1月19日報告，1961年，大興公社死亡839人，占總人口的10％，其中勞動力和半勞動力占死亡人數的67.9％。另據中共壁山縣委1962年1月2日報告，自1959年以來，死亡率不斷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總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約20000人，占總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農村死亡20987人，占農村總人口的6.2％。按縣上述數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5％。壹般說來，縣委上報的死亡數總是縮小了的，這還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數。


　　綿陽縣松椏公社是壹個自然條件十分優越的地方，但從1959年到1960年兩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總人口的13.2％。


　　廣漢縣金魚公社的不完全統計，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為幹部。連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為7.7％，1960年2月，這個公社出現浮腫病人1000多人，公社領導人隱瞞不報，反而向縣委報喜，說全公社只有6個病人。這裏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數，1961年以後還繼續餓死人。


　　1961年秋後，全國很多省份開始走出饑荒，而四川省還處於嚴重的饑餓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風整社達縣工作團檢查組，提交了壹份渠縣群眾挖吃觀音土的調查報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峽公社文興大隊的20多戶人家，有15戶在蒲家山挖觀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來愈多，蒲家山壹處不夠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嚴重，挖土吃的已擴大到三個區十八個公社。
　　我們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龍鳳咀等四處調查的結果是，被群眾挖空的土估算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約有壹萬人次，挖走的土50萬斤左右。群眾在挖土的過程中，由於坑少人多，還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隊等候。路遠的人為了不在當日爬過高山之後再挖土，頭壹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廟學校過夜，第二天早挖早走。這所學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這裏，最多時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隊派壹老農專門挖土交給隊裏，隊裏給他記工分。由於饑餓，不少人邊挖邊吃。有的小孩由於天熱和饑餓，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時還造成塌方，壓傷了人。
　　群眾把挖回的泥土，經過發水、磨細等簡單處理後，就滲合著南瓜花、絲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來吃。有的地方還有人賣土粑的。慶豐大隊262戶人家當中，就有214戶、755人吃過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們挖回9840斤觀音土，已經吃掉了6768斤，現在還繼續吃。吃土後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誘發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據對三個生產隊的初步調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觀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鋁），由於顆粒細膩，給人以面粉的感覺，但它不含壹點糧食中的成份，連動物也不吃。從1959年春開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觀音土的記載。北川縣遊坪公社馬鞍山農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觀音土。這期間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處發生群眾挖觀音土吃的嚴重情況。


　　從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關於饑餓和死亡的報告，如武隆縣對平橋、鴨江兩個區10個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個公社，5－6％的有3個公社，6－7％的有2個公社，最高的順興公社為8.28％。10個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總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國已經基本走出饑餓的時候，四川還有大量關於饑餓的報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關於腫病情況的報告稱，截至1962年1月20日，腫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兩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區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報告稱，江北縣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為120635人，15日上升為133801人，20日上升為141523人，25日上升為147560人，占總人口的22％，其中腫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長壽縣省委工作組馬吉良電話匯報說，1月15日，腫病人達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總人口的9.2％，腫病較多的江南區，占人口總數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內，全縣共死人1700人。因家裏吃糧問題，發生了妻殺夫、父殺子、兄殺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現。雲集公社挖觀音土吃的有1513戶，占總戶數的37.8％。秤砣公社有24個生產隊靠挖觀音土充饑。1962年1月26日，萬縣地委關於腫病的簡報稱，近來各縣腫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腫病和幹瘦病比壹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數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糧食部兩位局長（林翩天、吳國憲）在四川調查後向部裏報告，江津地區壁山縣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總人口的7％，這個公社甘塘大隊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現有腫病58人。這個大隊第四生產隊共有143人，僅1961年11－12兩個月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3％。城西公社來龍大隊第四生產隊小灣浣子，有7戶37人，已死12人，患腫病住院11人，社員張世富壹家五口全死絕。有兩戶父母雙亡只留下兩個孤兒，壹戶父母壹亡壹病，只有壹個八九歲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戶除生產隊長壹家7口健壯以外，都有浮腫病或幹瘦病人。黃角大隊還出現了殺子而食的現象。這個報告還說，江北縣1961年12月統計，浮腫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統計，浮腫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農業人口的22.1％。全縣死亡27305人，占農業人口總數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縣1960年死亡兩萬多人，1961年又死亡兩萬多人。進入1962年還在繼續死亡。


　　1962年3月17日，當年任糧食部長的陳國棟，根據四川糧食廳副廳長管學思的匯報的情況，給李先念副總理寫了壹個報告，報告說，不完全統計，全省浮腫病人144萬人，11個特重災縣從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農業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萬人的江北縣就有浮腫病人14.7萬人，占總人口的24.6％。這個縣去年12月壹個月內就死亡7225人，占總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斃和河裏的死屍到處可見。壁山縣大興公社，最近三個月內死亡人數占全社總人口的12％，興隆大隊231戶，781人，最近三個月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13.8％。其中9戶死絕，另有9戶只留下11個孤兒。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書長周頤《關於西昌地區點滴情況報告》中說：“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線看見成片的荒田，據說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連年死人過多，無人耕種所致。我們在西昌錦川公社六大隊的公路上發現中年婦女刁永相餓死在路上。經過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隊時，在馬路上看到壹位被打得不能動彈的婦女，群眾說她偷吃被打成重傷。公路兩旁荒田荒地很多，麥田的草長得和麥子壹樣高，大塊大塊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還很嚴重，最近不斷死人。群眾說他們公社死了三分之壹，現在還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壹份報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計發生腫病234萬多人。據7月20日統計，現有腫病人51萬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節，從雅安還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壹份報告說，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現象還沒有停止。蘆山縣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總人口的4％（財貿部的工作組調查說，還有3034個病人，占總人口的5.6％）這些病人都屬三度腫病人，較嚴重。目前蘆山縣有孤兒1000名以上，約占總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個生產隊有兩個，個別人口死亡較多的生產隊，孤兒竟占總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產隊，20戶，初級社時有107人，現在連遷進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兒13人，占總人口的23.6％。


　　過度饑餓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動物的殘忍。在大饑荒期間的四川省，有記錄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30歲，於1960年4月23日把親生女（李水清，8歲），兒（李永安，9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據劉元芳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三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給了她壹人四兩米，兩個孩子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41歲，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當晚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壹斤，共賣了11.75斤。這事被食堂事務長黃榮太發現，並在她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灌縣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39歲。1960年3月16日下午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裏，將身拿回家煮吃。灌縣崇義公社第三管理區周裕光，39歲，解放後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針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來，砍去頭部、四肢，將肚腸挖出丟在河裏，將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準講“疫情”，不能說饑餓

　　人口大量死亡，全國各地統壹口徑稱“疫病流行”，不能說饑餓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宣教動態》以“為什麽腫病繼續上升”為題報道，“據衛生部報告，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較廣。從今年壹月到目前，在山東、河南、江蘇等11省、自治區共發生腫病105.5萬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東省最為嚴重，1月至4月14日，發生腫病病人77.9萬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1日，就發生腫病病人17.3萬人。其次是河南省，從1月到4月20日，發生腫病15.3萬人，死亡2000多人。”這裏沒有提四川和安徽，因為這兩個省當時蓋子捂得很嚴，外界不知道。


　　這篇報道分析腫病發生的原因，第壹，因口糧緊張，群眾以為吃鹽可以增加力氣，每天吃鹽1兩以上（正常日需3錢），因吃鹽過多，引起代謝障礙發生浮腫；第二，食品單調，長期間未能調節，脂肪、蛋白質嚴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發過腫病未能根治，今年復發；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貧血、身體虛弱、年齡大，腸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當成千上萬的農民死於饑餓的時候，3月1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這個《指示》中說：


　　衛生工作，這兩年因為忙於生產大躍進，有些放松了。現在應該立即抓緊布置，抓緊總結經驗，抓緊檢查、競賽、評比……中央提醒同誌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松了的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並且壹定要於1960、1961、1962這三年做出顯著成績，首先抓緊今年的衛生運動。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組《關於防治當前主要疾病的報告》，把浮腫、幹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等因饑餓所致的病態和其它常見疾病混在壹起，用常見疾病來掩蓋饑餓致病。並且籠統地要求各地加強“疾病治療”。四川省委看到衛生部這個報告，立即下發通知，用“疾病”來掩蓋饑餓，用“衛生工作”來代替對饑民的救濟。通知說：“在搶治浮腫病、婦女病、小兒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礎上，結合進行四大寄生蟲病的防治工作，更進壹步做好以食堂為中心的集體化衛生工作，防止傳染病的流行”。接著提出了三項措施：壹、開展防治腫病突擊運動，迅速清理現有腫病病人，集中免費醫治、營養、休息三結合的辦法突擊搶治；二、進壹步加強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集體衛生工作，辦好公共食堂；三、圍繞防治腫病這個中心，結合防治鉤蟲病、血吸蟲病、瘧疾、絲蟲病和季節性傳染病。這些措施洋洋大觀，就是不提給農民增加糧食供應。從此以後，各地上送的報告，都把饑餓致病、致死，都說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楊萬選自南溪報告說，長寧縣流行的水腫和腹瀉，自6月下旬以來發病人數占總人數的13％。興晏公社壹個生產隊今春以來死亡率達17％。發生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醫說是缺乏維生素B以及食堂不衛生造成的，中醫說是濕氣和脾胃不和造成的。這個報告也提到糧食不足，就是不敢說因饑餓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後不久，古藺縣因饑餓出現大量浮腫病人，餓死人的情況也相當嚴重。這時，從縣委到地委省委，統壹口徑說古藺出現了“疫情”。12月7日，中共瀘州地委辦公室關於古藺縣疾病情況的匯報中，將發病人數縮小為403人，還說前次所報數字不準（實際前次報的數字是大大縮小了的），“把壹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農鬧糧無病叫病等都統計進去了”。這個報告還誇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縮小腫病的比重。說鉤蟲病占86.6％。“腫病是鉤蟲病的晚期，並非急性傳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這個報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這個報告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腫病和鉤蟲病往往結合著發生，在註意腫病的同時，要首先治鉤蟲病。請衛生廳對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決。”這個批示進壹步把人們的註意力從饑餓引向鉤蟲病。12月12日，“瀘州專區古藺疫情調查工作組”上報了壹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報告，這篇報告完全沒有糧食不足和饑餓的影子，還批駁了“有些人認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種種錯誤論調”，說是鉤蟲病占31.9％，壹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腸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結論是：“當前應當立即行動起來，開展壹個聲勢浩大的冬季除害滅病運動，大力抓好鉤蟲病的防治，大搞食堂衛生和積極預防冬季多發病和傳染病的宣傳教育工作。”省委負責人之壹的杜心源於1960年1月2日在這個報告上批示：“結合開展春節以除害滅病為中心愛國衛生運動，進壹步檢查和防治工作。”這是壹場掩蓋事實真相的鬧劇，用“愛國衛生運動”代替了對饑民的救助。


　　然而，愛國衛生運動救不了饑餓的農民，“疫情”繼續發展。省委除災滅病辦公室1961年1月18日報告，瀘縣到1月8日止，有腫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資中縣1960年12月下旬腫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這個數字還不是腫病人數的全部。各地都少報、瞞報。長寧縣原報腫病人4000多人，經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縣上報7709人，實際至少有2萬名。在壹個公共食堂，幹部上報16個腫病人，實際有116個。瀘縣死亡率已占總人口的7％，死亡還在繼續，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療。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組織醫療機構，加強治療病人。其實，治這種“病”最有效的藥品就是糧食。由於政府把住糧食不松口，要求供應糧食就是“鬧糧”，而“鬧糧”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因此，各地開出了治療腫病的種種藥方。


　　1960年4月16日，內江地區壹份給省委和內江地委的報告中講到資中縣腫病又有所發展。當地的治療處方是：雞蛋壹個，白酒（50度以上）壹兩，雄黃二錢。三者混合均勻後壹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復發，無負作用。1960年10月23日，萬縣除害滅病辦公室在開縣召開中西醫座談會，提出了治腫病的多種驗方：


　　水夜合、荀兒皮各適量，熬後去渣，用汁煮稀飯吃。可消腫、健脾
　　復方糠丸。細糠1斤，黃豆4兩，車前子4兩，陳皮壹兩，將糠、豆磨細、炒熟後，混合做成5錢壹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貓兒皮（草藥名）何首烏、臭草根、路邊姜，兌紅糖熬水喝，或用汁燉黃豆吃。
　　夜關門、餓馬黃、炮桐子樹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兌紅糖喝。
　　高梁桿根熬水喝，可消腫強心。
　　高梁篼切成壹寸長，加水煎（壹斤濕高梁篼加2斤水，幹高梁篼加4斤水），煎壹半後放紅糖5錢，為壹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發現的藥方都向省委匯報，由省裏向其它地方傳播。但藥方都離不開紅糖，黃豆，藥材，有的還要雞蛋，壹般農民是得不到這些極為珍貴的東西，而幹部卻從這裏得到了雞蛋、紅糖、黃豆的供應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發出突擊搶治腫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來治療。各地利用中小學教室、祠堂，牛棚建立臨時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滅病辦公室報告說，全省已辦起臨時腫病醫院27005個。已集中治療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這些所謂臨時醫院條件極差。壹是缺醫少藥。涪陵縣黃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腫病人，不分重病輕病，壹律吃大鍋煮的草藥。榮縣有些臨時醫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後，沒有藥吃。二是經費不足。有的公社醫院墊付資金，連工資都發不出，南充縣95個公社，有42個公社醫院發不了工資。農村醫務人員70%－80％都集中治療腫病，沒有業務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後沒人管理。有的臨時醫院管理不好，接連發生事故。合川縣永興公社在半個月內就發生6起燒傷和跌傷事故，燒死3人。


　　江北縣仁睦公社中建大隊醫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壹個醫生，而且生病臥床，三個護理員不懂業務。醫院沒有菜吃，沒有開水、熱水，冬天病房沒有烤火，病人也沒有藥吃。


　　江北縣石壩公社六耳大隊醫院集中了172個病人，只有8間病房，30多張病床。只好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地鋪上，地鋪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沒有燃料，有的病人長時間沒有洗臉洗腳。


　　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收有63個病人，其中重病人53個，不懂醫務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兼院長，兩個醫生中壹個原來是會計，兩個護理人員中壹個是11歲的孤兒。病房臭氣難聞，連護理人員也不願進去。


　　涪陵五馬公社醫院糧食不足，病人上頓不接下頓，經常斷炊，沒有菜，以鹽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後工分掙得少，糧食分得少，出院後生活下降，加劇了饑餓和死亡。


　　蘆山縣清源公社蘆溪大隊的臨時醫院，病人自己做飯，缺炊具、缺柴燒，20多個病人用壹個洗臉盆輪流做飯。雅安天全縣大坪公社住院88個人，兩個月後，死亡33人，轉重的4人，沒有改變的16人。省委副秘書長周頤在雅安考察時看到不少腫得很嚴重的病人，問他們為什麽不去醫院治療，他們說：醫院條件很壞，在那裏死得更快些。金堂縣五星管理區的腫病醫院是牛棚改的，清潔衛生沒有搞徹底，臭氣難聞。病房沒有門，四周沒有墻，90％的病人睡地鋪，鋪草很薄。有的病人沒被子，白天還喊冷。廣漢縣金魚公社醫院院長黃某，把活人裝進棺材埋掉。


　　金堂縣棲賢公社二管區腫病醫院常住病員八九十人，只有醫生壹人，“保育員”兩人，病房是包谷桿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鋪，男女病人混住壹房。廣漢興隆公社腫病“療養院”病人住的是“檐口邊、拌桶內”；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腫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蓋、鞋、襪、褲子都是濕的，有的人睡著吃飯、屙屎，無人護理；中興醫院有的病人死了無人處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動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動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廣漢松林公社醫院半年內收治腫病人250人，地委幹部王樹本去了解情況時，已死亡97人，去的當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離開時只剩下的67人，估計將近壹半活不到半個月。


　　長期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饑餓的折磨，把婦女們的身體完全摧垮，婦女病廣為流行，最常見的是閉經和子宮脫垂。婦女們突然之間都不來月經了，正常的生理活動周期中止了，伴隨而來的是頭暈腦脹，腳酸手軟，腰腹脹痛，面黃肌瘦，鄉下人稱之為“幹病”。同樣因極度虛弱和勞累的原因，導致子宮懸吊組織松散，脫垂出體外，鄉下人稱之為“吊兒腸”（“兒腸”即子宮），長期磨擦，感染潰爛，痛苦不堪。溫江縣除害滅病辦公室1960年6月份作了壹個調查，全縣18到45歲的“經期婦女”5萬多人中，停經的達兩萬多人，另有子宮脫垂的2000多人，他們並認為這個數字“可能偏小”。據他們在金馬、永興兩個公社重點了解，前者停經婦女占經期婦女壹半，後者達60％。金馬公社896名停經婦女中，18歲到25歲的青年婦女有334人。壹份來自溫江湧泉公社華豐管區的調查說，全管區15到50歲的124名婦女中，停經的達90人，占婦女的70％以上。


　　婦女病也要求集中突擊治療，但大部分“醫院”和腫病醫院壹樣條件惡劣。明明餓出來的病，卻得不到營養的供應；治不好，又要治醫生的罪。情急之下，醫生就下猛藥，結果釀出大禍。邛崍雙江公社魚唱管理區“療養院”醫生李明征，將草烏、南星等有毒草藥加進處方，護理員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讓病員服了。醫院條件太差，醫護人員晚上都在外面去住。兩小時以後，服藥的29人全部發作，呼天搶地，無人照應。淩晨五點鐘，醫生李明征聞訊趕到，發現已經有四人死得硬梆梆，還有壹些奄奄壹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殺了。


　　“醫療”解決不了饑餓。“疫情”繼續發展。1961年7月5日，宜賓地委除害滅病小組“關於腫病發展情況的報告”稱，自6月中旬以來，我區腫病又有發展，從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況也比較嚴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賓縣月波公社光輝大隊金竹生產隊去年年底總人數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減少45人，將近死了四分之壹，最近幾天又死了主要勞動力6人。由於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蕪。宜賓縣安邊公社總耕地面積13171畝，拋荒2506畝，占總面積的19％。中共宜賓地委壹再聲稱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饑荒還繼續發展，1962年2月2日發出的“宜賓地委關於當前治病情況的電話匯報”中說：“我區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區出現腫幹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還在上升。”

六、“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

　　糧食集中到食堂，不準社員在家裏做飯，使幹部擁有壹個令人致命的權力──社員的吃飯權，也為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眾吃稀的，他們吃幹的，群眾吃菜，他們吃肉，群眾吃壹頓肉，他們吃幾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員掌握了勺把子的權力，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權力。湯湯水水的大鍋稀飯，見了順眼的勺子沈底壹撈，就吃得多壹點，見了不順眼的皮面上壹劃，清湯寡水幾片菜葉。炊事員還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輸送救濟。這樣重要的崗位，壹般落到幹部親屬或親信頭上。


　　在饑餓中，幹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現象。省委檢查團的壹份報告中說，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汙挪用行為的有9人，占幹部總數的75％。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汙挪用、私分行為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他們對社員可以任意懲罰，社員無法監督他們。什字區嚴海臣等5人私分黃谷14000斤，中壩管理區主任張吉臣壹人就貪汙糧食3000多斤。他們將貪汙的糧食大肆揮霍。社員說：“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都被大嘴烏鴉吃光了。”大足縣土橋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為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吃掉集體糧食100多斤。後給以撤職處分。1962年復職後，又辦幹部小夥食團，共吃掉大隊提留糧800多斤、國家供應社員的糧食400多斤，還拿300多斤回家。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眾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各地治腫病的臨時醫院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場所。由於政府對這類醫院供應壹些紅糖、糧食等，很多幹部及其親屬以病號名義，冒領補助糧食和糖。幹部利用這個機會多吃多占，還把上級供應給病人的紅糖、糧食據為己有。江北縣石壩公社有92名幹部沒有病虛報為病人領取補貼，還有137名幹部家屬、親戚報稱“病人”領取補貼。此外，醫院的院長、保管員、護理員、炊事員、運輸員、勤雜員貪汙克扣病人的供應物品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在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病人看到糧店供應的100斤面粉被醫護人員分了。各地醫院病人普遍反映，國家供應的黃豆、紅糖，他們都沒有吃到。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的情況下，幹部們克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壹部分拿回家，壹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只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墊江縣界楓公社共揭發出177人有盜竊行為，其中生產隊長以上幹部137人，占盜竊人數的77％，占幹部總數的82％。這些幹部除了盜竊集體的糧食和財產以外，還對社員明火執仗。石花管理區大隊長夏某，竟在白天以沒收富裕農民財產為借口，將老上中農夏炳盛家的被蓋2床、蚊帳3籠、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紅海椒2斤、煙葉1.5斤全部拿走，連壹床草席也不放過。


　　在食堂斷糧、群眾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郫縣紅光管區竟不顧群眾死活，開辦幹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幾個幹部吃了牛肉200多斤，過舊歷年壹隊社員食堂殺了壹只150斤重的豬，幹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紅光公社有兩對著名戀人，壹對是縣委農工部部長潘兆清和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另壹對是合興公社總支書記劉紹元和和獨柏管區的支部書記遊福群。他們的幹部食堂將供應照顧病人和幼兒園的白糖、雞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過元旦，殺了壹只豬重130斤，劉和遊就拿走吃掉60斤，當時全管區六個食堂已全部停夥，只吃壹點白水煮的苕葉，死人累累，但他們卻大擺宴席三桌，為其壹周歲的兒子做生日。他們為了吃鰱魚，在數九寒天，逼迫十余個社員下水戽魚，共戽了60斤魚，劉紹元、遊福群和潘兆清、鄭功瑤就吃了30多斤……更惡劣的是劉紹元在公社上碰到壹個社員拿了壹只雞，劉硬說是偷來的，把雞拿走，社員跟著要雞，到了鄉公所，劉便拿起電話，假裝給派出所打電話，社員看到叫派出所，便嚇跑了，雞被他們吃掉。1960年，潘兆清，鄭功瑤夫婦數喜臨門。五月潘兆清升任華陽縣委書記。六月鄭功瑤升任郫縣縣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檔案中，只有揭發農村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縣以上幹部的特權行為沒有留下多少資料，這是四川省委嚴加控制的結果。當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況，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橋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是為了吃飽，而少數高級幹部則是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追求享樂。

七、吃青、刑罰、扣飯

　　饑餓難耐的農民，出於生物的本能，見到可吃的東西難免要吃。當時可以吃的東西無非是還沒有成熟的莊稼，如青麥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這種“吃青”行為壹旦被幹部看見，輕則罰款、扣飯，重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折磨致死。而更常見的情況是，農民沒有偷吃，卻被幹部誣為偷吃而受到懲罰。


　　榮縣五壹公社新進大隊二隊社員朱玉發1961年春天拿了地裏的胡豆2.5斤，被罰款120元（相當於科級幹部四個月的工資），除了把他家裏的衣服、被子、席子、紅苕及口糧供應證全部沒收外，還將他身上衣服脫光，進行批鬥。朱玉發每天還要付給向他“追贓”的人糧食每人1.5斤，工分10個。地委向縣裏下達了“追贓”任務120萬元，縣委又將這壹任務下達到各區，各區又加碼下達到公社。各公社、大隊為了完成任務，采取了“人跟人、腳跟腳”的“追贓”活動。有的公社規定“傾家蕩產，賣巾巾片片，賣兒賣女，都要繳清贓款”。因此，在樂道、成佳、龍潭、唐山等區的農村，“追贓”的幹部見雞捉雞、見鴨捉鴨，見什麽拿什麽，社員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贓”幹部借機大發橫財。社員童光前趁給食堂打柴之便，拿了壹點柴回家，公社令其賠款270元，童無錢賠，公社將他家老人的兩具黑漆棺材當即擡走，生產隊裏還拉走了他的壹只大母羊，抓走了壹只雞和壹只鴨。有的公社用評議的辦法確定偷盜的數字，富南公社三大隊在255戶中就評議出偷盜戶254戶。


　　1960年春，古藺縣的公共食堂已經斷糧多日，能吃上漂湯（湯內有少量菜葉）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龍美公社金坪管理區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沒死的人很多患有腫病，邊幹活邊呻吟。饑餓的社員被迫偷吃糧食。彰德公社二管區壹隊84戶，偷盜和私拿糧食的就有77戶。幹部對吃青、私拿的處理也十分嚴厲。潭廟公社壹社員偷了2斤紅苕，支部書記計算：這2斤紅苕下種後可產3000斤紅苕，其價值30元，當即罰偷苕的社員37元。除了高額罰款以外，扣飯、罰跪、捆綁、吊、打、勞改、搜查、沒收財物。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敘永縣長江公社六壹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社員說，這個隊有“三扣”：不按吃飯時間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還有“三不扣”：幹部不扣，幹部家屬不扣，幹部親戚不扣。這個六壹管理區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綁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規定，社員不請假外出、不出工、不參加會、不交野菜、不交青飼料，壹律扣飯。古藺縣飛龍、彰德、玉田三個公社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44人中，有三分之壹打過社員，被他們捆綁吊打的社員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殘6人，重傷7人。據對古藺縣德躍、摩尼、太平、白沙等6個區22個公社調查，1960年1到6月，幹部打社員造成嚴重後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殘的6人，重傷7人，扣飯餓死7人，自殺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區1月至3月，受到種種不同程度肉體懲罰的社員119人，其中，吊打逼迫19人，打殘1人。聖燈公社第九管理區第五生產隊隊長張某常吃雙份飯，1960年3月23日，社員黃文先沒有出早工，張隊長當即扣黃的早飯。黃說：“為什麽要扣我的飯？有人還吃雙份飯呢？”張隊長認為黃傷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員毛學友拿些大糞，將黃按倒在地向黃的嘴裏灌，弄得黃滿頭滿嘴都是大糞。


　　省委整風整社溫江工作團在上報省委和地委的壹分報告中寫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縣大抓生產、生活和繼續開展反右傾鬥爭中，罰款、扣飯和算損失賬等違法亂紀現象普遍發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縣大搞“突擊落後”，合並大管區、大食堂等運動中，罰款、扣飯、捆綁、吊打社員群眾，以及“洗毛芋頭”、“留學”、“開富裕中農座談會”（即白天監督勞動，晚上輪流批鬥）、亂捕、亂扣、亂撤幹部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斷發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間，這股風勢稍有緩轉，但在8月至11月的糧食核產工作中，在縣委部分主要負責幹部分別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又發生了打人、“洗毛芋頭”、罰跪等行為，直到這次會議期間仍然沒有剎住。


　　“洗毛芋頭”在河南、甘肅稱為“炒豆子”，這個報告介紹，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龍王公社四管區社員曾本春到食堂請人給小孩看病，被武裝隊長羅某與支部書記吳某碰上，被他們誣為“偷東西”，當即遭到毒打，並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頸自殺，經急救未死。12月14日，民校教師賀某發現竹篙公社聯盟管區社員羅龍利偷雞，賀將羅龍利及其母捆送隊上，狠打了三次，又將其父家中搜刮壹空，逼得羅龍利跳井自殺未遂，其父於15日上吊死亡。


　　這個報告介紹說，僅竹篙區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數公社、管區、生產隊幹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員6人，被他們“洗毛芋子”、吊打之後自殺的83人，被扣飯餓死1人。據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


　　“洗毛芋子”又稱“打肉皮球”。長江流域的農民洗毛芋是將毛芋放在木桶裏，裝上壹些水，再用壹根帶把的木棒在桶裏來回推動，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這裏說的是：　將被懲罰的若幹人圍在中間，四周的人將他們推來推去。這種刑罰和北方稱為“炒豆子”的刑罰相似（本書甘肅章、河南章、山東章都提到這種刑罰）。


　　這份報告介紹，龍王公社人和管區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殘。貧農社員龔明通因出工不積極，被分支書記罰扣飯15天，他饑餓無奈，挖了壹些紅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傷，送回家後上吊自殺。大明管區分支書記廖某，強令有病的社員肖有根從公社背米回管區，肖走得慢壹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輪流三次給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殺。肖父因氣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無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橋管區雙流公社就有五個社員被幹部迫害致死。該社總支委員兼前進管區支部書記吳某，在1960年壹年內就逼死社員兩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飯300多人，罰款罰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員周玉明因得腫病，管區主任周某強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誣陷他偷吃紅苕，當即毒打，拖回辦公室，第二天即死。據不完全統計，土橋區從1960年1月到11月，由於幹部扣飯餓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幹部組織鬥爭、“洗毛芋子”而後自殺26人，被幹部活活打死2人。


　　據不完全統計，長寧縣桃坪公社總支書記、委員、支書與鄉幹部15人當中，關過社員的就有9人，占60％。全社夥食團長以上的幹部441人當中，扣過社員飯的212人，打過人的19人，捆過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們扣過飯的社員不計其數。他們私設勞改隊，私設監獄，不準病人吃飯，強迫病人勞動。碾坎生產隊羅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給飯吃，死了3人。中壩管理區的勞改隊中有壹個叫陳玉秀的11歲女孩，她被迫幹了5天5夜的活，疲勞過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區社員李友成怕扣飯，帶病出工，病倒田間，被擡回後，隊長說他裝病，踢他幾腳，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縣南屏公社由於饑餓，群眾“吃青”現象比較普遍。公社黨委第壹書記譚某在作業組長以上的幹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竊行為的人，抓住後就吊、打、罰款。譚還在中南、白鹿兩個管理區先後開會毒打6人以示範。還在會上公開說：“勞動力多得很，整死幾個沒關系，打死十個算五雙，砍成幾塊好肥南瓜窩窩。”“整這些人要有鬥爭性，不執行就反右傾。”並規定偷壹棵胡豆或壹個包谷罰壹元，偷壹個紅苕罰5元。從此，這個公社打人、扣飯、罰款、抄家成風。據統計，全社159名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中，捆綁吊打過社員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員565人，被罰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戶。對社員施的刑罰有：“吊半邊豬”、“鴨兒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據檢查團調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飯後致死，有19人打成殘疾。另據樊執中1961年11月13日對南屏的報告：壹，該公社傷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傷、打殘的62人，因病還強迫勞動或扣飯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罰款的有387戶，罰款額為12400元。白鹿管理區社員張紹榮拿了7根紅苕，被幹部捆綁吊在樹上，罰款20元。張妻交了19元請求放人，幹部們不僅不放人，還拿出5元罰款買酒辦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區委副書記唐某（農民稱他為“唐閻王”）在“突擊落後”運動中，搞所謂“拆散落後窩”，強令他認為的“落後”院子的178戶社員“大搬家”，不願搬的66戶都被鬥爭，有19戶被重點批判，8人被捆，當場逼得社員鐘相成投水自殺。


　　據不完全統計，合川縣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殘、打傷的有62人，因病但還強迫勞動或扣飯致死的有392人。這些非正常傷亡大都是公社黨委書記親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據喬誌敏報告，公社黨委書記譚某不僅在幹部會上布置，凡是有偷竊行為的人抓住後就吊打罰款。他還在中南白鹿兩個管理區生後開會毒打6人示範，在會上說：“勞動力多得很，打死幾個沒關系，打死十個算五雙，砍成幾塊好肥南瓜窩。”全社隊159名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中，捆綁吊打過社員的有89人，占幹部總數的56％，被捆打的社員565人被罰款478人，被抄家586戶。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食堂事務長徐建民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後吊打過社員18人。社員徐文普偷吃了兩個紅苕，被徐建民吊打後5天即死。這個管理區還組織了壹個“勞改隊”，凡是犯了“錯誤”（偷吃了東西）都被送去“勞改”，“勞改”時間有壹個月的，也有兩個月的。“勞改隊”勞動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員陳素華夫妻二人都被“勞改”，有壹次偷偷回家給小孩餵藥，被幹部發現後，揪著頭發拖回了“勞改隊”。社員郭士身患重病臥床不起，隊長強令其出工，3天後死亡。社員周代珍的兒子從修鐵路的工地病重擡回，生產隊長讓社員馬上挖坑埋掉，不準擡回家，經社員多方說情後，擡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後，幹部就掌握了農民的飯碗，扣飯是幹部整治農民最常用的辦法。這樣，“無產階級專政”就可以落實到每個人的肚子裏。1960年1月，金堂縣農民因饑餓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縣委向各區、公社、管區發出了《關於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緊急通知》，文中規定：“外流勞動力，其家屬應寫信找回，到期不回，夥食、糧食自行負責，公社壹概不管”。農民外流的壹個目的就是把糧食定量省下來留給家裏人吃，現在外出的人糧食定量被扣，對外出農民是壹個致命的打擊。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後又加以發揮，要外出人員家屬天天寫信，哪天不寫，就扣哪天的飯。有的公社規定了各種扣飯的條款，扣飯就成了社員的家常便飯。在饑餓的時代，管食堂的人常常決定社員的生死。


　　江北縣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區黨支部委員賀某，在該管理區長河堰食堂工作期間，對患腫病的社員普遍扣飯，餓死病人數人。社員朱海清患腫病不能出工，被賀連續扣飯兩個月，第壹個月每天只給三兩原糧，第二個月只給二兩，到最後5天壹顆糧食也不給，朱被活活餓死。社員藍權在水庫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飯，藍沒辦法，每天挖野菜充饑，不久餓死在山坡上。社員馮銀山壹家7口人，有4人因患腫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飯，結果7口人全部死絕。江津縣大河公社龍會管理區社員範如英，患有嚴重腫病，支部書記李某強令他挑糞，在挑糞中倒在路上死亡。榮昌縣社員李洪英患有嚴重腫病，幹部強令他下水田幹活，其妻苦苦哀求幹部不要派李下田，結果，李妻被幹部打了幾個耳光，還扣飯兩天，李洪英下田後幾天死去。榮昌縣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區50多歲的女社員楊慈民被幹部懷疑為偷雞，押送到管理區吊打壹頓，第二天放出，楊在回家路上暈倒，神誌不清，管理區支部書記高某即令將楊埋掉，臨埋時楊還在呻吟掙紮，結果還是活埋了。


　　農民遭受如此嚴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從領導”、“散布右傾言論”以外，反“瞞產私分”也是壹個重要方面。1959年，榮縣小春征購任務沒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務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壓力下，縣委慌了神，企圖通過打人、捕人來完成任務。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千余人的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反瞞產，落實征購任務。這是壹個殘酷鬥爭的大會。縣委第壹書記徐某布置鬥爭說：“群眾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並批評其他地區右傾。於是打人就普遍化了。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產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為4000人。會議的內容是反右傾，查糧食。打人比長山會議更普遍、更殘酷。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準外出，不準會客。樂德公社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貧農，生產小隊長）打殘病死1人（新下中農，財經大隊長）。縣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糧不要人”、“要社會主義不要人”、“有糧不交者打”等口號。會後，區、公社、生產隊又層層打人。縣裏召開的會計會、醫生會都打人，打人成風，“上級打下級，壹級打壹級，幹部打群眾，壞人打好人”。壹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於是，區、公社、生產隊普遍設“警察”、“監獄”、“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眾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並且普遍使用肉刑。農村如此，城鎮如此，機關、工廠、學校也如此。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


　　1960年9月，永川縣水碾公社，在黨委書記葉某（縣農水局長兼）主持的壹個會上，作出兩條決定：壹，凡幹部有瞞產私分的，壹律遷到別的管區；二，凡社員有小偷小摸的也壹律遷到別的管區。會後作出60戶遷移的計劃。這個公社在葉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員占全社總戶數的60％，被吊、打、捆綁的有48人，被扣飯的有76戶。當時，葉某任縣委工作組長，這個工作組的15名幹部就有13名幹部親自打人、罰款、抄家，葉親自吊打過7人。


　　壹份報告稱，涪陵縣馬鞍公社，縣裏安排社員每天的口糧為6兩（相當於10進位的3.75兩），但是這個指標還經常被幹部扣除。太乙大隊有壹個作業組6戶人家就有5戶被扣過口糧。社員夏道珍由於在青黃不接時拿了隊裏的壹點苞谷，被幹部發現，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糧1700斤。此後，每次撥口糧都按20％扣除。有人說這樣扣是要餓死人的。隊長說：“壹年扣不完扣兩年，兩年扣不完扣三年。餓死壹個擡出去，餓死兩個挑出去！”另外，大隊將還沒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給社員看守，如被別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糧。大石大隊第三生產隊鄭得榮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壹百多個，就扣他口糧96斤。因此，這個公社繼續出現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大石大隊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總人口的6.3％。社員體質很差，90％以上的婦女都停經，今年只出生兩個小孩（幹部家屬）。


　　江津縣雙龍公社對社員罰款名目有十多種：吃青胡豆罰款，開會缺席罰款，逾假不歸罰款（社員離村外出必須請假），死豬罰款，死豬不報罰款，完不成包產數罰款，中午休息時捉鱔魚罰款，插秧間距大了（不符合上級的密植標準）罰款，小孩損壞莊稼罰款（即小孩餓了偷吃青莊稼），等等。銅梁縣西郊公社二管區規定，摘壹顆青胡豆罰款壹角（當時社員壹天的工分才幾分錢）。安居公社葫蘆管理區規定，社員外出超過假期，每天罰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劉文珍和江津地委張鳳伍到大足、銅梁、壁山等縣檢查了14個食堂，看到的都是停夥、饑餓和死亡。1960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獅子公社糖房管區三食堂，社員萬子民的小孩扯了幾棵牛皮菜吃，隊長不僅扣了萬全家4口人兩天的飯，還把萬子民捆走來遊街示眾。壁山公社借閣管區黨支部書記對社員實行抄家、罰款、扣糧、扣飯。社員拿壹個苞谷扣口糧10斤，拿壹個紅苕扣口糧6斤。他讓壹個8歲的孩子壹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夠就要扣飯。這個管區70％的社員被扣過飯。劉文珍等從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個社員擔著籮筐，其中有壹些壇壇罐罐。停車壹問，女社員叫周敬明，是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沒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員要點吃的，炊事員答應讓周自己去拔點蘿蔔。拔蘿蔔時被作業組長發現了，說她偷。退回了全部蘿蔔，還罰款37元。這相當於壹名科級幹部壹個多月的工資。她丈夫又餓又急，死了。她還不起罰款，只好帶著幾個小孩改嫁給永川的社員丁樹林。丁樹林把自己節約下來的壹點米拿出來請作業組長吃了壹頓飯，請求免去罰款。作業組長堅持要罰，把女方的壹些家具作價18元作抵償，還剩下19元用公債券補齊後才放他們離開馬坊。劉文珍等沒想到壹個作業組長就能對農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裏生活的農民，壹切生活資料都被幹部所控制，壹切生產活動都得聽從幹部安排，壹切行動自由都被幹部剝奪，個人行為，家庭生活都被置於幹部嚴密的控制之下。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下，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對農民駭人聽聞的大規模迫害。當然，這種情況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嚴重，有的地方情況要好壹些。情況好壞取決於農村幹部的素質。但是，從總體上看，農村幹部素質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級各種任務的沈重壓力，因此迫害不是個別的。毛澤東把這種大規模的暴行歸結於“民主革命不徹底”（見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的批示），即認為這些暴行是國民黨的殘余勢力所為。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是推卸責任的托詞。在整風整社中，這些有過違法亂紀行為的幹部曾受過嚴厲的處置（如舉辦集訓班、特訓班，反過來又對這些幹部施以殘酷的刑罰），大批幹部被撤職（如新繁縣河屯公社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幹部總數的66％），由於幹部大量撤換影響基層工作，1962年以後，這些幹部的處分也都撤銷了。

八、壹股救命的潛流

　　與李井泉所倡導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堅持辦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層，有著另壹股潛流，這就是分田到戶、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這股潛流，對減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當時卻受到殘酷打壓。


　　1959年8月4日，省委檢查團瀘州分團敘永檢查組安法孝的壹份報告中指出，他們發現，在天堂公社部分生產小隊推行了紅苕“包產到戶，以產計工”的辦法。支持這種辦法的人說，它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減少了幹部調工的麻煩，勞動力強的戶非常贊成。也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集體生產調不動工，食堂無法恢復，勞動力弱的戶吃虧。8月31日，李井泉對報告作了批示：“這是壹個典型的右傾材料，印發到會幹部閱，供討論反右傾參考。並發各縣委參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又送上壹個長達萬言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瀘州專區的右傾作法：


　　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五月上旬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之後，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議，討論了公共食堂問題，方針是解散。會後，各縣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說口糧、燒柴困難，說公共食堂浪費糧食，是“貪汙盜竊的漏洞”，說“公共食堂雖然有優越性，我們現在優越不起”等。為了解散食堂，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緊急會議，層層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準備，七天散完”。在這“壹風吹”的布置下，很多縣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發現這壹情況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第壹書記限期恢復。並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
　　關於自留地問題。隆昌縣等地方1月和5月兩次劃地給農民。出現了以下問題：占耕地面積多了，超過了高級社時自留地的水平；社員對自種地的經營管理越來越積極，對集體生產關心少了；影響了食堂鞏固；影響公社的糧食征購任務。
　　關於豬的餵養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豬只給生產隊的同時，又布置將壹部分公有公餵豬退還社員私人，可以公有私餵，也可以私有私餵。


　　這個報告最後說：以上這些是右傾思想的反映……壹部分富裕中農和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主張單幹，反對集體，誇大口糧困難，反對公共食堂，要求豬只退給個人，領導上壹方面感到這是壹股邪氣，也曾給以批駁，另壹方面卻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作了讓步。有的負責幹部向下級幹部宣傳所謂“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把集體生產和個體生產相提並論（原來鄧小平的“貓論”源自他的家鄉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


　　看來瀘州專區在公共食堂、自留地、豬分散餵養、幾個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全專區性的，是從上而下的，是有不約而同的共同主張的，是直到現在還未基本糾正的，是很值得開展討論，並且要繼續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糾正過來。


　　瀘州專區的不少領導幹部丟了官，壹批人受到批判。在兩個月以後的反右傾鬥爭中，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副書記陳懷堂，在全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並沒有止住這股潛流，它在農村還在悄悄地發展，還在悄悄地為饑餓的農民緩解困難。四川省委每年都要發出“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但包產到戶還是沒有糾正。


　　兩年以後，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組上報的《關於江北縣委糾正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錯誤後的情況報告》中說，江北縣接到省委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以後，於7月下旬召開了各級幹部會議，派出幹部下去進行糾正，取得了壹定成績，但糾正包產到戶右傾錯誤是不徹底的。有相當壹部分幹部社員對包產到戶戀戀不舍。尤其嚴重的是，從8月底以來，這種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思潮又在全縣範圍內擡頭，較7月之前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右傾倒退活動。突出的表現是：包產到戶的面積不斷擴大；壹部分大隊把大春糧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業組或院壩為單位進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戶和社員占用集體耕地種植秋菜的現象相當普遍；部分大隊將小麥種子全部分到了戶；擴大了自留地。報告說，“在群眾中，主張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的錯誤思想相當嚴重”，“興隆區10個公社黨委書記沒有壹個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這個報告說，右傾倒退錯誤已經是壹股頑強的勢力，稍不註意，就會舊病復發。因此，“有必要廣泛深入地進行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糾正包產到戶右傾倒退錯誤的群眾運動”。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對上述報告作了很長的批示，同意報告的建議：在農村搞壹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但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沒有制止住這股救命的潛流。壹年以後，又是這個江北縣，“包產到戶等單幹活動普遍而嚴重，在全區591個生習隊中，去年紅苕幾乎全部包產到戶，今年小春約占60％”。這裏不僅大搞包產到戶，還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幹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細；搞集體生產人多心不齊，活路質量不好，進度不快。2，包產到戶，誰勞動好，產量就高，誰就能多吃糧，誰懶誰挨餓，這才是多勞多得，按勞分配。3，包產到戶後，糧食損失是自己的，看得嚴，不會出小偷；集體的糧食損失了沒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產到戶用不著幹部派工，不要熬夜評工記分，更不會因評工記分而吵架。5，集體生產小隊幹部兩頭受氣，上面領導批評，下面社員罵娘；包產到戶以後省心多了。6，搞集體生產沒飯吃，壹搞包產到戶糧食就多起來了，就不會餓死人。“黃鱔沒手沒腳都會弄吃的，人還搞不到吃的？”“妳把田荒起來不讓我們搞單幹，怎不餓死人？”其它地的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縣清流公社五壹大隊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農戶，這個縣所屬的地區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地委領導人牟海秀說：“第壹次摸只有百分之幾，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幾，現在摸的結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產隊，估計還不壹定摸清”。


　　為了糾正包產到戶，四川省委搞了壹個“三包壹獎”，想用此取代包產到戶。所謂“三包壹獎”就是“包產量，包工分，包投資，包獎勵”，生產的糧食多，記工分就多，農民不能支配糧食。這實際是壹種記工分的改進辦法。包產的指標很高，損害農民的利益。這種辦法取代不了包產到戶，還沒有全面推行就流產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那個年代，對包產到戶來說，是沒有“春風”的，但還是頑強地在地下生存著，發展著。這是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細胞，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傳統，有著深厚的基礎，是誰也改變不了的。顯然，這股潛流的頑強生存是以不少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遭受殘酷的政治迫害為代價的。在壹次又壹次“反右傾倒退”的政治運動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是無法統計的。

九、反右傾加劇了饑荒

　　四川饑餓時間最長與這裏不停頓地反右傾有關。


　　1959年8月17日，歷時46天的廬山會議結束。全國開展了“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運動。李井泉對反右傾是很積極的，就在廬山會議之前，他也是堅決反右的。廬山會議之後，有了毛澤東的令箭，他的勁頭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幹部傳達了廬山會議。他在傳達報告中提出了“壹個粉碎”，“四個保衛”，即“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他重申了“三面紅旗”的偉大意義，他說：


　　公社化運動是偉大的運動，是幾億農民、首先是貧苦農民搞起來的，大辦鋼鐵是幾千萬勞動大軍。這樣巨大的群眾運動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國革命有革命戰爭運動，有民主革命運動，如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但這些運動的範圍窄壹些，時間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辦鋼鐵、公社化規模那麽大，範圍那麽寬，時間那麽集中。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本來巴黎公社是失敗的）是革命的創舉，是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意味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後方向。按照這壹看法，中國的公社化、大辦鋼鐵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著大躍進，可以超過以往的速度，不僅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也可以超過社會主義國家的速度。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當是欽佩不已，贊揚不已，應當是只能說好，不能說壞。……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馬克思都贊成了，難道我們這成功的經驗就不應該贊成嗎？


　　接著，他講“壹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說：


　　人民公社運動是如何來的呢？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能不采取的壹種生產關系的變化。至於小社變大社，我們原來就有大社的，如張泗洲的社壹千多戶，現在壹鄉壹社兩千多戶，這是大躍進以來必然要做的。大躍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辦起了食堂，這樣壹天可以多勞動壹、兩小時，可以騰出壹部分勞動力。公共食堂辦了，豬在社員家裏就不好餵，就要入社，交食堂餵。豬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謂壹大二公就從此而來。……這些是為了生產發展而采取的措施，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是憑主觀願望所采取的。至於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的問題，這是合乎廣大貧雇農、首先是30％勞動力少兒女多的貧雇農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這壹部分貧苦農民是半無產階級，全國有1.5億，全省有2000萬人。有這樣的階級基礎才辦起來的。既然符合多數農民的要求，首先是30％貧苦農民的要求，我們黨就應當領導這個運動。……我黨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後下心領導這個運動是正確的。不領導這個運動還要出亂子。不信，解散了試試看。今年解散了，明年還會辦起來。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他的這些話可能反映了當時高層的認識。現在看來，這些看法有著很重的主觀色彩。歷史已經證明，這種認識是完全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李井泉這個報告透露了“三面紅旗”以外的事情。李說：彭是高饒聯盟的漏網分子。張聞天也給高饒聯盟當過軍師。彭也承認自己是高饒聯盟的忠實成員。與其說是高饒聯盟，不如說是高、饒、彭聯盟。高崗在東北，彭德懷在朝鮮掌握誌願軍，他們兩人相互利用。彭德懷先後同人談過黨內有人反對黨。說彭真、薄壹波、安子文等同誌要篡黨，他們的後臺是劉少奇同誌。並說從主席到重慶談判就開始了。這顯然是誣蔑，為的是想達到推翻劉少奇同誌的目的。高、彭、黃對劉少奇同誌是不滿意的。彭德懷到處散布說劉少奇是篡黨的後臺，完全同高崗講的有個圈圈是壹樣的。


　　幾年以後的“文革”證明，李井泉講不是空穴來風。劉少奇、彭真、薄壹波、安子文被弄成了壹個“叛徒集團”捆在壹起被打倒了。從這裏可以隱約地看到，反高饒聯盟、廬山會議、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鬥爭之間，從人事上看，有著某種內在聯系。毛澤東在這三次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來在這三次鬥爭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壩地委書記會，四川省省長李大章在會上的講話，壹再強調“堅決貫徹總路線，堅決繼續搞大躍進，真正向著人民公社萬歲這個方向來搞。”為此，要堅決整頓幹部中的右傾思想。他說，現在已經不是左的問題，右的方面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他解釋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勢的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說，右派分子把“問題不少”理解為刮“共產風”，認為我們沒有糾正；實際上，“問題不少”是指右傾擡頭，右傾活動，有猖狂進攻之勢。現在的問題不是刮“共產風”，不是“壹平二調三提款”，是右傾問題。李大章說，右派分子說反左比反右難，實際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話：反右是階級鬥爭，這個東西是階級影響問題，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報告最後強調，現在我們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場問題，是階級問題。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壹個月的省委擴大會（中共四川省委第壹屆第11次擴大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第壹階段在成都開，第二階段在重慶開。會議壹開頭搞了壹個“政治測驗”：到會的1300多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傳達毛主席講話的情況下，先閱讀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意見書》，然後人人必須表態。壹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領導幹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們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壹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態後，才放毛澤東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動搖的共49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他們是：鄧自力（滬州地委書記）、陳懷堂（滬州地委副書記）、張戟（省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陳星（重慶鋼鐵公司代總經理）、杜石生（重慶望江機械廠廠長）、高毅（宜賓造紙廠黨委副書記）、夏戎（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張家義（成都軍區11團政委）。


　　作為軍區團政委的張家義是怎樣成為省級的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呢？這是他壹次回鄉探親招來的橫禍。第11次會上每位代表得到了壹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參考文件：“張家義的材料”上說：“原11團少校政委張家義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蘇銅山），給軍區幹部部寫回兩封信，其中對當地農村工作發泄了極為不滿的情緒。”這是兩封什麽樣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同誌的信


　　王科長請轉牛部長：
　　我十二號從成都動身，十七日到家，壹路未出什麽問題。到家後困難重重，沒飯吃，有錢買不到，吃了幾頓草子菜葉對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難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緒很不好，對生產沒信心，對領導抵觸很大（說毛主席共產黨好，下邊幹部不好）。除了壹些生活較好，吃得飽飯外，余皆挨餓。現在正處於農忙，每日大人10兩，小孩6兩到半斤。絕大部分的人都餓得面黃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動路。我們這個村七百人口，在五六兩個月分（那時日食4兩）因病無糧而死、餓死、上吊、投水自殺了三十余人。醫生看病在處方上都是建議領導上給病號增加幾兩糧食，這樣救活了十幾個人。
　　我家人口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餓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無事。我到家後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鬧，要求把他們帶到外邊來。二老有錢，但是買不到東西，我壹個月給的三、四十元錢花不掉，因此，曾幾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帶走他們有餓死吊死的可能。這種情況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靜，埋怨地方幹部領導無法（這都是思想活動沒說出）。
　　上述等等情況，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壹分糧不吃，給老人吃，使他餓得不像樣子），帶往成都過壹段時間。因為寄的錢到家不起作用，買不到東西。
　　上述請求可否，請速來信告訴我。如果可以，請給遷戶口的證明。不能去也告訴我，不會鬧問題，這種困難不是我的家庭壹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說的上述情況，是真的，沒有擴大之處。
　　我家鄉的生產我了解了壹下，使人可怕，能夠做活的很少，20多條牛死的只剩壹條小牛，土地荒蕪面積很大，很危險。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張寫給幹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長同誌請轉牛部長同誌：
　　部裏來信，我於八月三日收到，四日離家返成都，原準備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買票困難，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帶父母問題遵照部裏來信指示辦，請勿念。
　　從來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對當前農村問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極其嚴重的問題。這樣及時的關心和提出的批評，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鄉所存在的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嚴重的，否則，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由我的思想不好來負責，那麽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說實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請求帶我父母去成都，作為反映幾個村莊甚至於壹個鄉的情況，的確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況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陜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緒、生活、生產情況以及幹勁和幹群關系等作比較，我家鄉比上述地區差遠了。什麽原因我壹下子也說不出來。
　　我認為那個地區馬上就會好轉了，因為引起了上級的註意，現在又進行整社了，處分了不少幹部，撤職停職的（鄉以下幹部）也不少。據說也有法辦的。以此來大力發動群眾（那裏的群眾非常落後）。
　　我到家後把我了解的情況，以對黨負責的精神，向鄉黨委和縣委某壹幹部作了匯報，他們都認為對整社有很大幫助，然後也參加了整社活動。動員群眾積肥、生產，並親身到地裏作些有關生產活動，和耕作區的幹部交談整社、生產情況。由於參加壹些活動對我教育很大，總的感覺是這樣的：學習有關人民公社文件時，對於其優越性這方面領會較深，但由於客觀問題（幹部作風、生活不好、不能多勞多得、黨的方針政策群眾領會不深）的影響，公社中存在嚴重的困難（家鄉那裏，不是全國）和建設公社的復雜性了解不夠，這次探親解決了；關於緊縮開支、厲行節約比聽幾次報告還解決問題；黨的政策不能被群眾所掌握，以及幹部脫離群眾的危險性；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性在那裏都需要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個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鬥爭的激烈，是過去未所預料到的，群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根深蒂固等等問題的認識提高了不少。我認為這是我極其主要的方面，否則也不全面。事情多，見面再說，不對請批評。
　　　　此致
　　敬禮



張家義



八月六日於鄭州市


　　從這兩信中還可以看出，張家義是壹個善良而真誠的人，他的組織觀念還是很強的。然而，就是這兩封信，使這位團政委成為四川省八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壹。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當時的政治鬥爭邏輯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壹屆第11次會議，除了揭露出來了61個各種“分子”、批判了8個重點人物之外，還通過了兩個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的決議》、《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瀘州地區以鄧自力同誌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中共中央對《四川省委關於第壹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告》十分重視。1959年10月13日批轉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59]807號），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在我們隊伍裏只是少數，但是他們不僅會在他們所主管的工作範圍內妨礙總路線的執行，而且他們的思想在適合其發展的氣候下，會像病菌壹樣向外擴張、傳染。為了貫徹執行總路線，為了教育幹部和群眾，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傾錯誤的同誌，都必須對壹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壹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壹切角落裏加以掃除。


　　這個按語中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壹連用了三個“壹切”，可見其態度的嚴厲和堅決，文件下達之後，全國的反右傾鬥爭升級。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會議之後，全省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相應的會議，全省的反右傾鬥爭熱烈展開。


　　在農民正在大量餓死的農村，是怎樣反右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這個文件指出了農村右傾思想的表現：1，在農業生產上，他們把增產計劃指標定得越來越低；2，在糧食問題上，他們少報產量，瞞產私分，有糧鬧糧。既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又要盡量擴大銷售指標；3，在公共食堂上，他們不主張積極辦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災害造成的暫時困難制造混亂，以達到他們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單幹的目的。文件說，“上述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當前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傾向，也是實現各項任務的主要障礙。”“這些右傾思想和行為，是有它的階級基礎的。實質上是黨內壹小部分不堅定分子在生產、糧食、食堂、抗災等鬥爭中的動搖，是壹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比較深的分子，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不滿的反映，並且有的就是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為了保證增產，節約糧食，戰勝災荒，必須系統地徹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傾思想。……從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農村展開壹次反對右傾思想的大辯論。”“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極少數右傾分子……”


　　從這裏列出的右傾的幾項表現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還是主張高指標、高征購，還是要保住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而這些都提到了“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這些正是大饑荒的根源。他們不僅不改弦更張想辦法緩解饑餓，實際上還在繼續制造饑餓。


　　指導思想既定，就在農村開展大辯論、大批判。“通過這次辯論，使右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堅定分子堅定起來，使右傾思想失掉市場”。我已經在本書其它處作過介紹，大辯論、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頭遊戲，而是拳腳相加、捆綁吊打，而是眼淚加鮮血。


　　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由縣委農工部幹部組成的工作組壹手操辦，全面徹底，人人過關。把壹些不愛開會的，開會遲到的，不愛勞動的，說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規格要求的，報產量低了的，說落後話的人都作為右傾分子來反，專門開管理區大會把這些幹部和社員處以刑罰……其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特別隊就是勞改隊，有的地方稱勞訓隊，是公社、管理區建立的準監獄機構。管理區以上的幹部壹句話就可以將社員送去勞改。轉業軍人楊心田反右傾時給工作組的幹部提了意見，就被毒打了兩次。楊當時爬著回去，後害怕鬥爭逃跑。楊在外逃期間因沒有吃的，患了嚴重的腫病。成都市公安局將楊作為流竄犯捉到送回來。工作組便派兩人將楊從床上拉到大會，叫楊站到五個重疊起來的板凳上鬥爭，鬥爭後沒幾日就死在廁所邊上。


　　據萬縣地委龍寶工作組9月20日報告，龍寶公社在反右傾中對幹部和群眾進行了排隊，在全社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234人當中，堅決擁護總路線的占42.3％，在個別問題上有右傾情緒的占44.9％，右傾思想嚴重的占10.3％，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占2.5％。通過排隊確立了“依靠誰、團結誰，批判教育誰”的階級路線。辯論前對骨幹隊伍進行了組織和訓練。因此，在辯論會上，右傾思想嚴重的人“理屈詞窮，不得不承認公社和食堂的優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幹部和社員100人。然後，進行組織整頓，“保證了貧雇農和促進派占領導優勢”。


　　在反右傾鬥爭中，各地報上來挖出多少瞞產私分糧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辦公廳的報告：據萬縣統計，在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自動交待瞞產私分糧食達740多萬斤。自貢市區雙塘等8個公社自報出隱瞞糧食620多萬斤，占總產量8％。巴縣各人民公社在擴大幹部會上批判的76人當中，徹底低頭認罪的有71人，占93.2％。這個報告說，“大批判帶來了大躍進”，巴縣各人民公社擴大幹部會議上，共收到保證書決心書2344份，競賽挑戰應戰書1260份。會後生產上“壹躍再躍”。邛崍縣采取大兵團作戰，改造冬水田40萬畝。事後證明，這些數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虛假的。這些隱瞞的糧食是子虛烏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糧食征購的任務。


　　除了農村以外，工廠、學校也開展了批右傾鬥爭。1959年11月7日，在重慶潘家坪召開的市、地委書記會上，李井泉進壹步擴大鬥爭面。他自問自答地說：“機關那些非黨群眾要不要搞？總而言之是要搞的。職工群眾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農民的觀點都帶到工廠裏來了，工人隊伍中也不純潔，也需要以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進行改造。學校看來也要反右，但中央講，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規模的反右鬥爭。有些人實際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為了把暗藏的右傾份子挖出來，主持運動者還千方百計動員大家“鳴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對付“右派”的壹套搬到黨內來。溫江專區各縣反右傾運動的五級幹部會議編發的大批簡報，記錄了這種坑人的手段是如何進行的。郫縣報告，他們將運動分為四個階段進行，壹、大鳴大放，暢所欲言；二、組織先進隊伍，進行大會發言，肯定成績，樹立正面典型；三、大會重點批判，小會自覺檢查，問題嚴重的右傾分子，根據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處分；四、學習省、地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安排當前工作，定入庫、生產計劃，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傾不只是在1959年。從1958年到1962年的整個饑荒年代，是不斷地批右傾的，不過沒有1959年那麽集中罷了。


　　在反右傾鬥爭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舉壹些官方數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省、地、縣三級機關幹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傾鬥爭的運動中，參加運動人數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973人，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點批判對象占幹部總數的4.78％，占參加運動幹部數的7.38％。這組數據不包括成都市非黨幹部數和瀘州、涼山各縣的數字。

根據195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數數字，四川地專機關：共有幹部51248人，其中，嚴重右傾的1332人，占幹部總數的2.59％；右傾機會主義分子524人，占幹部總數的1.02％；兩類合計1856人，占幹部總數的3.62％。縣級機關（缺兩個專區縣人數）：共有幹部116840人，其中嚴重右傾的4076人，占幹部總數的3.48％；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081人，占幹部總數的1.78％，兩類合計6157人，占幹部總數的5.26％。


　　除了省、地、縣三級機關以外，全省區級機關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區級幹部總數的3.46％；公社黨委書記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幹部總數的7.18％；廠礦企業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人數為120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2.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999人；大專院校、中等學校黨員幹部在反右傾鬥爭中重點批判的人數為384人，占黨員幹部總數的3.99％，占參加運動黨員幹部總數的4.84％，非黨員幹部成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幹部受批判的人數沒有全省的統計數字，但個案統計數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縣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組情況簡報寫道：合川縣1959、1960、1961年三年間，由於反右傾擴大到基層，整風整社、反瞞產私分等運動，共處理了幹部5184人，占全縣幹部總數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幹部17716人，處理了4699人，占26.5％。各級幹部處理面是：公社級：黨委書記占60％；黨委副書記占35.7％；正副社長占36.7％；壹般幹部占28.6％。大隊級：正副書記占57.2％；正副大隊長占38.7％；壹般幹部占31.6％。生產隊級：正副隊長占24.8％，壹般幹部占11.8％。江北縣興隆區自1958年到1962年，全區大隊壹級的幹部328人當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40％；在454名生產隊長中，受過大會批判鬥爭和各種處分的占51％。


　　以上數字是枯燥的，但每壹個數字後面卻是血淋淋的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是無情的摧殘折磨和成千上萬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據中共中央有關精神，對在1959年反右傾以來被錯整的人給予“甄別”。對致死、致殘、自殺的幹部和社員，區別情況經濟上給予輕微的補償，政治上給予安撫。但對在運動中自殺的幹部不予撫恤，被開除了黨籍、團籍的，不再恢復黨籍團籍，並應指出自殺行為是錯誤的。


　　四川省的反右傾並沒有結束。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重慶市團委的幹部在討論“七千人大會”精神時，聯系四川省實際，談到四川省餓死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認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團市委工作的副書記於克書提議向中央寫壹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況，其他幾位團市委副書記都同意。於克書以“壹個共產黨員”的署名寫了壹封匿名信，為了避免查出筆跡，找打字員用打字機打出來。


　　1962年6月，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於克書到北京出席會議。會上，他們向胡耀邦匯報了四川的情況。胡耀邦和他們二人的談話被整成簡報送到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於是，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約廖、於二人談話。他們向楊尚昆作報三個半小時的匯報。楊尚昆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鄧小平得知情況後主持會議，派人到四川調查。李井泉得知這些情況後，利用八屆十中全會抓階級鬥爭的機會施行報復。1962年4月23日－5月8日，重慶市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蕭、李、廖”反黨集團。蕭是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分管共青團工作；李是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認定他們是四川省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的代表。

十、四川餓死多少人？

　　在饑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損失？我手頭有壹份四川省統計局1962年5月提供的統計表。詳見表3-3。


　　表3-3 1955-1961年四川省糧食、生豬、耕牛和油料產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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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 1955 │ 1956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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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億斤）│ 404.6│ 445　│ 465　│ 492　│ 368　│ 323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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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豬（萬頭）│1907.3│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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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牛（萬頭）│ 492.6│509.70│515.50│525.30│556.30│516.10│4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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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萬擔）│ 842.6│814.40│814.60│843.80│1000　│500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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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表3-3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了44.1％，生豬少了56％，耕牛減少了5.7％，油料減少了51％。然而，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對我說，這個數字大大縮小了損失，四川省統計局得看省委的臉色行事，提出的數字都是領導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會少於70％，生豬按頭算不能說明損失多大，因為剩下的豬只有骨頭沒有肉。


　　四川省計劃委員會認為統計局的糧食產量數偏高，1962年7月，他們對1957－1961年四川省的糧食產量作了回顧性分析，分析結果是：1957年430億斤；1958年470億斤；1959年390億斤；1960年323億斤（他們認為此數還是偏高）；1961年260億斤。按這個數字，1961年的產量也比1957年減少了40％。


　　四川是中國的養豬大省，其豬肉供應全國很多大城市。死豬比較集中的時間是1960年，1960年10月份，內江只有豬52892頭，比1959年減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減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縣共死豬47298頭，占1959年底豬只數的58.5％，相當於現有豬只數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縣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時為10650人，1962年3月降為8500人；牛從400頭降為343頭；豬從4700頭降為1684頭；拌桶從1576個降為750個；曬席從5340張降為785張。大型農具共減少了70－80％。又如九大隊四小隊30戶人家只剩下三個箕，兩個爛籮筐壹個裝幹肥用的口袋。新繁縣位於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離省會成都不遠，其情況在全省不應當是最壞的。這個公社1959年水稻畝產457斤，1960年下降為380斤，1961年又下降為277斤。1961年收益分配的結果是，“倒找戶”占68％，即68％的農戶忍饑挨餓勞動壹年，不僅得不到壹分錢的報酬，還欠集體的錢！


　　當然，損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狀況是非常悲慘的。


　　邛崍縣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區1958年十壹月建立公社時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遷入11人，應有870人。大規模的死亡從1960年二、三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餵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松命三個社員將屍體埋掉，三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壹個露天空糞坑裏，直到爛成壹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壹盡。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516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口40％。


　　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壹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壹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壹半……有的壹個村死得壹個人不剩，連埋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外壹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溫江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1960年3月，縣上又要求他們壹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他後來在個人回憶錄中記載了這次“突擊落後”時，目睹的可怕壹幕：


　　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面出去壹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壹柱香”，頂上只有幾個小花苞。田裏看不見人出工，只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她們：“妳們男社員哪裏去了，怎麽不見人做活路？”她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只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壹詫，問：“妳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裏？”他們用手壹指，說：“在河邊上，妳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壹裏多路，到河邊上壹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塋，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壹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沈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裏看到丟了壹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把死娃拖到紅苕窖裏，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


　　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劉宗棠，當年正在第壹線采訪農業。他說，餓死人最多的時候是1961年冬天。當時我重點跑川西。川西平原有壹種肥料叫苕子（綠肥），平時也可以作豬飼料。那時有的農民餓極了就偷苕子充饑。壹次我我在郫縣采訪，早晨起來地上滿是白霜。我看到壹塊苕子田裏有壹個人爬在那裏不動，走到跟前壹看，他死了。嘴裏啃了壹嘴苕子葉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記者李世義到壹個地方采訪，看到壹個老農民大罵共產黨，我們很奇怪，壹打聽，原來是黨支部書記的父親。不是他，誰敢罵？人家追問他，他就說：我罵我兒子！


　　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在回憶中寫道：


　　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組織工作座談會後到重慶，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請他吃飯。吃飯時問他涪陵死人的情況。苗前明說：全地區各縣加在壹起死了350萬人。在省委工作會議期間，雅安地區的滎經縣縣委書記說他那裏人口死了壹半，有的村子死得壹個都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壹個村子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埋人的人餓死了，只好再從其它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反映滎經縣情況的簡報按規定要發到各組，還應報中央，但我剛剛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嚴重的地方，壹個是雅安地區的滎經縣，壹個是涪陵地區的豐都縣。涪陵專區豐都縣，三年死於“腫病”的就有十萬余人，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城”。
　　榮縣僅1960年，兩次青黃不接的季節，就餓死了6萬多人，占全縣總人口10％以上。這還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數字。
　　根據1989年出版的《郫縣誌》，1958到1961年4年間，全縣人口由28萬降至23萬，凈減5萬，如果考慮這幾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約在8萬人左右。郫縣報告說，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其中有七個公社減少30％。友愛公社壹管理區1958年上半年有855個勞動力，現有500人。永定公社壹管理區1958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3.9畝土地，現負擔13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60％。
　　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凈減61萬人。考慮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根據溫江地委工作組1961年的壹份調查材料，毛澤東親臨視察過的紅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慶祝毛主席視察紅光社3周年的日子裏，還剩2750人，凈減1245人，減少了三分之壹。

表3-5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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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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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常死亡人數│ 98.53│253.37│299.42│123.04│ 22.65│7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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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出生人數　　│ 86.96│139.61│172.59│165.53│ 54.50│6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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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結果表明，在大饑荒期間，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萬人，少出生人口600萬人。《中國人口》這套書中的數據也是官方提供的，與實際情況有差距。因此，上面計算的結果也比實際發生的要少。


　　事實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餓死人的數字。這是因為，在大饑荒期間，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強了人口統計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達了壹個“關於加強戶口管理人口統計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傾、鼓幹勁的思想基礎上開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縣為例，開始，金堂縣委根據各公社上報的數字統計，出現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現象”，受到地委批評，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沒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統計。金堂縣委召集各區、社幹部開會，傳達省委精神，反復強調“人口統計工作的重大政治意義”，批評死亡數字大的區社是“對人口統計工作的意義認識不足”。社隊幹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傾帽子，趕緊重新“調查”。土橋區六個公社原報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調查”後，死亡數大大減少。有的公社的統計報表壹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後“復查”十壹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劉宗棠說，文化大革命中傳出來的數字是餓死800萬。廖伯康在他的書稿中說餓死1250萬人，東夫的書稿中說是餓死了1000萬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明朗說“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20％，不少縣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1957年7300萬人，壹說是7175萬人；1960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制時，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減少17％左右”。如果按蕭風說的凈減少1200萬人，則餓死人則在1200萬這個數字之上。人口減少的數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計大約500萬），但這幾年還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萬人）。出生人口數和外流人口數可以相抵。曹樹基先生在他的《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壹書中認為，從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億口為940.2萬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數，非正常死亡應在1000萬以上。我認為，四川省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人1000萬到1200萬之間，少出生人口在400萬到800萬之間。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紀90年代，我利用幾次去安徽采訪和開會，收集了壹些安徽大饑荒年代的資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講學的機會，又花了七八天時間，專程到合肥、蚌埠、鳳陽進壹步查閱資料。從鳳陽回來後，又得到了無為、亳州等地的資料，再加上對原中監委李堅老人的幾次訪談，安徽情況就很清楚了。在這壹章我先介紹幾個縣的情況，然後再介紹全省的情況。

壹、說鳳陽，道鳳陽

　　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鳳陽花鼓”反映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饑荒。大饑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


　　鳳陽，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地處淮河中遊南岸。這裏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在明朝開國功臣的91人當中，鳳陽籍的就有41個。這裏至今還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當和尚的龍興寺等古跡。站在中都皇城南門的殘垣上北望，想到這塊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難，使我感慨萬端。


　　在800多頁、120多萬字的《鳳陽縣誌》中，留下了鳳陽歷史上很多光輝的篇章，而對1959－1961年那場空前劫難只含糊地記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縣采集代食品906.8798萬斤，其中有薯根、雞爪菜、茅草根、掐不齊等。
　　1960年2月15日　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農村原有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兒2280人。1960年糧食產量9507萬斤，比1957年的22760萬斤減少了13253萬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鳳陽縣委學習貫徹中央《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負責人會議上，總結了鳳陽兩年來刮“五風”的失誤和教訓：1，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賣了過頭糧。2，封鎖消息，掩蓋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傾中錯鬥爭了壹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產風壹刮再刮。5，占用農村勞動力過多，削弱了農業戰線。6，亂出主張，生產瞎指揮。7，任務要求過高、過急，勞逸失當。


　　這本縣誌是1999年出版的，離大饑荒年代已經40年，還是極力淡化那場大饑荒的情景，後人很難從中了解當年的歷史悲劇。作為縣誌，不敢記錄這個縣發生的空前悲劇，本身就是悲劇。


　　1、鳳陽的大躍進


　　在鳳陽，大躍進實際是大災難。對這場大災難，歷史資料中都有記載。


　　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1957年鳳陽是個豐收年。實收產量為20624萬斤。在壹般情況下，1958年糧食計劃定為2億斤是比較合適的。縣委卻上報了8億斤的指標。1958年實收為1.5000億斤（《鳳陽縣誌》數為1.64086億斤），但縣委估產為4億斤。1959年，實際產量只有1.8億斤左右（《鳳陽縣誌》數1.06918億斤），但又上報為4.0500億斤。本來是連年減產，卻上報連年增產。


　　表4-1 鳳陽縣1957─1963年糧食產量


　　╔═════╤═══╤═══╤═══╤═══╤═══╤═══╤═══╗
　　║年　　　份│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單產(公斤)│　58　│　38　│　30　│　28　│　42　│　43　│　50　║
　　╟─────┼───┼───┼───┼───┼───┼───┼───╢
　　║總產（噸）│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


　　資料來源：《鳳陽縣誌》，方誌出版社，1999年，第178頁。


　　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是高征購。1958年產糧82043噸，即1.64086億斤，國家征購了7102萬斤，即拿走了43.28％。由於留下的糧要扣除工業用糧、非農業人口供應糧、種子和飼料，剩下才是農民的口糧，所以，通常國家拿走了30％就顯得緊張。現在拿走40％以上就更緊張了1959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1.06918億斤，卻征購了5974萬斤，國家拿走了54.49％。板橋鄉淮東社1959年1月份調查，全社240戶、1172人，缺糧斷炊的有184戶、892人。大溪河鄉斷炊的很多，並有吃青苗現象發生。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趙玉書說：“1959年冬到1960年春，據不完全統計，外流人口10529人，腫病達3萬人，非正常死亡現象普遍布嚴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原有利於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劉府公社雙山大隊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隊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要完成高征購任務，只能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橫征暴斂。1959年冬到1960年春，縣、公社、大隊層層開會逼交征購糧食任務。縣委要求各公社壹天三報：早上報糧食入庫計劃，中午報糧食入庫情況，夜裏報入庫實績數字。每天晚上對入庫多的社隊進行表揚，對入庫少的社隊嚴厲批評。壹級壹級地向下施加壓力，壓力壹級壹級地放大。1960年春節期間，板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江山大隊黨總支書記鄧某，在縣委的壓力下，在安子集召開80多名幹部的征購會議，要求各生產隊交出糧食。誰說沒有糧食就打誰。張信成、狄為朝等10人被打。會後，這些幹部就分頭到農民家中搜糧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麥的季節），小溪河公社黨委布置統壹行動，搜查糧食，被搜查的有8046戶，占總戶數的73.4％。長塘大隊只有壹家沒有被搜查。山河大隊組織壹個17人的“挖糧潛力專業隊”，人手壹棍，到各家東搗西戳，翻箱倒櫃，發現社員王坤鍋裏有烙餅，便壹湧而上，開鍋吃光。


　　“共產風”壹刮再刮，刮地三尺。“共產風”開始是1958年秋颳起來的，引起了混亂，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糾正措施想剎住“共產風”，但怎麽剎也剎不往。這股風從上面層層往下颳，壹級大壹級，壹陣緊壹陣。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縣委書記趙玉書檢查說：“上級雖然下令剎共產風，但沒有剎住，原因在縣委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我的指導思想上。我們總是想快點向高壹級的所有制過渡，我們曾計劃把全縣14個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過渡。我們總是希望社有經濟發展快壹些，供給制盡可能早壹些，公共積累盡可能多壹些。”公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當時認為公社所有制比生產隊所有制更接近共產主義），大量集中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大隊也以“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名義，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財產集中起來。山河大隊實行“五集中”：豬集中，把小隊和社員的豬集中起來辦“萬頭養豬場”；雞集中，規定每戶或每個勞動力交2只雞，興辦“萬雞山”，並規定每戶只準養雞3只；鴨子集中，大隊在壹個早晨趁人不備，統壹行動，把鴨子集中到大隊集中飼養；廁所集中，扒掉社員的私人小廁所，壹個莊建壹個大廁所；山芋種子集中，把社員已經育好的山芋種子集中起來。這些集中起來的豬、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來的山芋種子也爛了。山藥、毛芋、生姜是鳳陽小溪河地區的經濟價值高、產量大的特產，過去是家庭種植。幹部認為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不讓社員種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見苗要犯法”的說法。


　　為了盡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自1958年以來，搞了很多“大辦”，如：大辦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土鐵路，大辦文教衛生事業，大辦土化肥等等。這些大辦所需要的資金、物資、勞動力都是通過“壹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辦法，剝奪生產隊、剝奪農民而得到的。


　　“共產風”颳的範圍很廣，從社隊集體的土地、勞動力、畜力、農具、資金、糧食、以及社員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樹木、家具等。扒社員的房屋，捉社員的家禽，砍社員的樹木，收社員自留地和自留地裏的莊稼。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裏的南瓜苗拔出來栽到集休的地裏，結果全部死光。強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強行把東西扔到外面。強行收走各家做飯的鍋，甚至當著社員的面把鍋砸爛了，老人要求留下壹口鍋燒水也不行。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壹個小莊子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由大隊占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為了給“共產風”造聲勢，到處樹牌坊，紮“躍進門”，在屋頂上、田埂上、山頭上，路邊上，到處都寫上大標語，形成了壹個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熱烈氣氛。


　　公社以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強行拆掉社員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於拆房並莊，有7個大隊的25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5個村莊並成1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隊31個村莊，1960年6月，總支書記梅某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並成6個莊子，拆掉房子300多間，黨員不幹開除黨籍，團員不幹開除團籍，社員不幹不給飯吃。說是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沒有建，社員無家可歸，100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戶40人住在3間通連的房子裏，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壹起。


　　1958年底全縣共有房子224143間，兩年來共拆掉、倒塌39555間(其中倒塌25266間，拆掉13400間)，占17.7％。全縣有29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莊並大莊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壹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壹提並莊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揮。在生產上追求形式，不求實效。要求紅旗插滿田間，壹邊幹活，壹邊唱歌，壹邊喊口號。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調到公路鐵路兩旁，調到社與社、縣與縣的交界處，做出樣子，而裏面卻是大片土地拋荒。全縣只有耕地141.2萬畝，1960年春夏種上報播種面積184.8萬畝，超過了耕地總面積40多萬畝。


　　農民壹早起來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麽，連生產隊長也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麽。生產指揮權和調度權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縣裏統壹指揮，公社或縣領導人像戰爭年代指揮淮海戰役壹樣，組織“大兵團作戰”。小溪河公社13個大隊，1960年春季以來，參加大兵團作戰的有86個小隊、284個小組、3395個勞力。從“開秧門”起連續40天，有的持續達3個月之久。有的大隊，犁田搞大兵團作戰，收麥子搞大兵團作戰，栽秧搞大兵團作戰，甚至連鏟草皮也都搞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打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生產小組的界限，取消了評工記分、按勞分配、勞動定額和生產責任制。新華大隊900個勞力，參加“大呼隆”勞動的就有700人。有壹天，代圩生產隊幹部帶領100多個社員，擡著2000多把秧，到大韓家莊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擡到劉園，劉園也毫無準備，又擡到前廟。到了前廟，天色已黑，無法栽秧。壹天行程12裏，空跑4個莊，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勞力大量亂調，東調西，西調東，亂成壹團。


　　在鳳陽，瞎指揮到了荒唐的地步。違背農時，不按節令種植，有些地方出現了春節種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種麥子、立秋栽煙葉的離奇事情。這是因為，雖然農時錯過了，但上級下達的種植計劃還沒有撤消，雖然違了農時，但計劃還是完成了，向上級也好交待了。為了完成縣委定的70萬畝水稻的任務，有些地方把沒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經長得不錯的旱糧栽水稻。門臺公社宏光大隊本來不適合種水稻，上級強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畝，平均畝產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畝，平均畝產31斤；1960年旱改水900畝，平均畝產只有2－3斤。為了種水稻，本地無水下秧，派了48個人、25條耕牛運了3萬斤稻種到60裏外的總鋪公社去泡種育秧，幹了29天，連種子也丟了。第4生產隊有500畝黃豆，已有半尺高，大隊硬叫犁掉改種山芋，社員不願意，還是犁掉了480畝。結果每畝只收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畝黃豆每畝產200多斤。還是門臺公社宏光大隊，1960年春，麥子壹版金黃，正當收割之際，卻被調出500多個勞動力去黃灣支援。行程兩天，到那裏安了壹天家，找工具壹天，口糧沒運到餓著睡了壹天，回來又走了兩天，花了8天時間，只幹了半天活。結果，自己的麥子遇上了雨，損失很大。


　　這樣荒唐的事還有很多：小溪河公社喬山大隊8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200斤，壹粒未收。這個大隊的澗西生產隊，春天撒播花生80畝，用種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隊秦塘小隊1960年3月種麥子7畝，采取拔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肥100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駐點幹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3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壹尺多深的水裏，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250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莊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裏栽煙32畝；石馬大隊在水裏播黃豆120畝，顆粒無收。李武大隊社員鐘萬祥每畝下麥種25斤，大隊卻說下種少了，叫犁掉重種。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其他作物壹律廢除，僅1960年壹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裏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煙葉，結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裏的麥子也損失7000多斤。


　　縣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個不種”：不“條播”不種，下不足多少種子不種，不施多少肥不種，不“畦田化”不種。在農業上還要搞很多“化”，如車水風力化，運輸車子化，車子軸承化。結果壹化不化，勞民傷財。


　　劉府公社下令壹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劉府大隊生產隊長汪貴珍因地制宜打了壹畝半旱秧，公社王書記知道了，開會鬥爭汪貴珍。汪辯解說：“我電因地制宜，為了多打糧食。”王書記說：“聽黨的話，就應該打水秧，壹粒不收也是好幹部；不聽黨的話，打多少糧食也是壞幹部。”結果撤了汪的職。


　　由於全縣統壹指揮，不斷地有“中心任務”。每壹個中心任務來了以後，就要動員社員不分晝夜“突擊苦戰”，在工地“安營紮寨”。要求社員“雨天當晴天，黑夜當白天”、“大雨小幹，小雨中幹，不雨大幹”，不少婦女因饑餓和勞累過度，患了閉經、子宮下垂等疾病。長期饑餓和過度勞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調農業勞動力，削弱了農業生產。鳳陽從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縣農村勞動力投入水利建設的每天就有3萬到5萬人，最高時達7萬人，占當時勞動力總數的63％。此外，還常年修土鐵路的勞動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縣委計劃1959年工業總產值達到1.2億元，比1958年增長14倍，工業職工從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還抽調了25000多農民搞工業。秋種沒結束就動員農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還不讓農民回來。留下來搞農業的全是婦女和小孩。


　　大辦鋼鐵運動最高峰時，共有63000多人赴鋼鐵前線。縣委的總結報告說：全縣“建成平爐3000余座，1立方米高爐875座，1.5立方米高爐163座，6.5立方米洋高爐2座，沖天爐18座，紅爐129座，煉鋼爐3290座之多。現在臨淮、門臺兩地的鋼鐵基地已初具規模。”


　　2、三年餓死九萬人


　　鳳陽，壹個不到40萬人的縣，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9萬人，餓死人口占總人口的四分之壹。根據新修《鳳陽縣誌》，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7年凈減少了89113人，減少的人數相當於1957年總人口的23.41％。全縣人口直到10年以後的1967年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縣人口為38萬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長率2.44％計算，1961後全縣應有人口419315人，照這樣計算，1961年比應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這個數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應當出生卻沒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慮外流人口，死亡人數會小壹些。


　　以上說的是全縣總人口，若單看農村人口，情況更為嚴重。根據《鳳陽縣誌》同壹資料，1961年農村人口比1957年減少了89125人，相當於1957年總人口的26.56％，即減少了四分之壹以上。值得註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後，人口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慮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人口減少遠遠高出26.56％。在這期間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時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凈外流人口壹萬多人。


　　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壹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壹個餓死。按郭書田四分之壹的估計，以1957年380711為基數，則餓死95178人。這和陳振亞說的1959－1960年兩年餓死60245人大體相符。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寫道：“1960年雖然風調雨順，壹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1961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沁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戶，39人。”


　　據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1961年2月1日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59年和1960兩年，共餓死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餓死14285人，占26.6％，這個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餓去1627人，占39.7％，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縣死絕8404戶，占總戶數的3.4％。死、跑而空的村莊27個。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20戶，死絕4戶。小溪河公社餓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餓死1139人，占24.2％。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餓死48人，占68.6％。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餓死和外跑而空無壹人的村莊27個。小溪河公社曾有21個村莊餓死和外跑而空無壹人。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著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壹夜同時死在壹張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沒有擡埋。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孤老與孤兒。


　　時間已經過去了40多年，現在很難了解當年死人的具體情況，只能從檔案中了解過去。1961年1月，鳳陽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目的是糾正“五風”，會上發動參加者“大鳴大放”，揭露問題。會議由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主持，開得嚴肅緊張，會上發言的有90％以上是家裏死了人的，壹邊說，壹邊痛哭流淚。現摘錄1961年1月《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如下：


　　總鋪公社鹿塘大隊張窪小隊社員代表王庭華質問副縣長宋兆銀說：“58年妳帶我們去官溝水庫去挖幹渠，飯都不給吃，還叫五天五夜不睡覺，哪個能吃得消？去年，我們村餓死了壹二百人，縣長妳知道嗎？”
　　總鋪公社國光大隊社員代表說：“縣委官僚主義太嚴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們莊300多人就死了87個，說起來真痛心哪！”
　　殷澗公社鳳陽山大隊占家小隊支部書記武善蘭說：“60年春天，縣委給群眾吃的山芋幹，由於已經變質，苦味難聞，群眾說是吃湯藥。結果加劇了浮腫病，4月份僅10天時間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黨委書記萬德元說：“59年在武店開烤煙現場會，縣委明知道沒有這麽多煙葉，硬說有。縣委書記處書記董安春讓壹個馱子的煙分三個驢了馱，顯得煙賣得多。他還布置，對餓得臉色不好的社員要看緊，不讓他們上街，免得讓外面知道。餓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還要種上莊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隊代表李金明說：“1959年我們收35000斤糧食，叫征購58000斤，結果我們交33000斤，社員只吃2000斤。真的沒有糧食了，群眾吃麻葉子，什麽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匯報：我們沒有吃的了。他說我帶頭鬧糧，要開除我的黨籍。結果我們280人，死後還剩170人。我家5口人，死掉4個，就剩下我自己，妳叫哪個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隊代表說：“1959年秋，壹點吃的也沒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們那檢查工作，還向幹部說：目前是大好形勢。我們隊原有2500多人，現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麽多，我們向董安春匯報，他還說我們玩花樣。我們帶他去看死人，他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隊社員代表王夕周說；“這兩年盡說鬼話，以上壓下。58年誰講真話就揪誰。這兩年死了這麽多人，就是以小報大的結果。報的都是千斤田、萬斤田，這颳的是鬼頭風，颳壹年人都死光蛋了。我們那裏北山下有壹戶叫曹玉樂的，壹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澤祥死了沒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黃灣公社荷花大隊生產組長楊大松說：“59年我們隊實際只有2000斤糧食，大隊幹部周友香硬叫我們報10000斤，我說沒有這麽多，就說我思想右傾，批我兩天。結果，我們莊子原來582人，死了80多人。”張灣小隊支部書記崔厚軍補充說：“大隊書記周友香不準白天埋死人，說影響不好。有壹次，黃德良替人家擡了壹個死人，就批鬥他兩天。”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總支書記王煥業說：“60年春天，工作組錢軒家裏死了11口人。開始死人時家裏來人送信，他搖搖手，不讓講，帶幾個錢回去處理就算了。最後只剩3個人，實在沒辦法了，就請示領導把3個孩子戶口糧油關系遷到機關來。請示再請示，到批準時，3個孩了也餓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橋工作組張玉樸說：“張牙莊原來42個勞動力，現在很少了。我母親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帶血，用草棍捅。我回單位向檢察長反映，說我反三大萬歲，誣蔑人民公社，鬥我三天，寫了6份檢查。要不是徐部長，就把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帶出壹個小孩來。死了哪敢講，就說病死了算了，只好睜眼倒瞎黴。”
　　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發言說：“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37戶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壹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們看到我說：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妳了，就剩下我壹個人看看妳，多痛心，多淒慘哪！”
　　考城大隊代表王家鳳說：“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歲的小孩有壹天對他娘說：‘把我送走吧，再過幾天我就要餓死了！’”
　　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生產組長陳守先說：“60年春天，光蔡莊壹個地方就死80多人。當地幹部還組織壹個送病專業隊，專門擡人。”武店公社今天在會上發言13人，就有4個傷心痛哭。考城大隊社員代表王家來說：“我們大隊原有5000人，現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有死這麽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裏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裏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還有兩口人。我是最後壹個餵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沒有死，12個餵牛的人都死了。”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隊姚營生產隊社員代表姚繼山說：“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鳳陽縣委不好。58年秋種每畝地下種四五十斤，甚至幾百斤，結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沒有糧食硬叫報，沒有辦法就報空。說這裏有幾千斤，那裏還有幾千斤。報過不算還要兌現，朝屌上兌！我們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會家餓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淚往肚裏流。這都是縣委壹手造成的，破壞黨和毛主席的名譽。”
　　殷澗公社社員代表發言指出他那裏饑荒的嚴重情況，殷山生產隊，原來有217人，壹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壹個莊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黃小組原來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隊上宋小隊耿沈小組社員代表耿＊說：“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組勞動力死得太多了，沒有人埋，從我們耿沈抽人去埋。我們埋了半天只埋5人。這麽慘的事由誰負責呀？我看主要是縣委。”　府城公社社員代表洪冠群說：“金傳之因偷幾只山羊，隊長葛＊＊不給飯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餓死。”楊學群（小隊書記）說：“馬玉新生病還叫犁田，跟不上犁說是裝病，結果被綁打，扣飯致死。她死在家裏沒人知道，小孩還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沒吃著也餓死了。”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社員代表宮學仁說；“我們宮李家80戶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驢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間，全隊1400多畝田，去年就荒掉1000畝。幹部還像活閻王壹樣，排著隊打社員，哪有百姓過的日子！”山河大隊1958年有5536人，現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總人口的28.1％；勞力下降1375個，占整半勞力的48.8％。
　　武店公社鳳龍大隊生產組長唐秀棋說：“60年我們那裏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壹半，門西、武莊兩地，壹家壹家全死光了。現在我們那裏犁田的都是小孩。”


　　與會代表還揭露了大量慘無人道的事實。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的母親有病（餓病），找生產組長花某要點面給母親吃，花說：“還給她飯吃？都快要死了。還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沒回來給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說：“妳不同意就死在家裏，埋在家裏。”常沒辦法，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


　　壹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準”：壹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僅不準戴白布，還叫人披紅！


　　由於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兒。據不完全統計，1961年底全縣孤兒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齡分：1-3歲48人，4-6歲296人，7-9歲798人，10-15歲124人。孤兒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齡分：60－65歲910人，66－70歲359人，70歲以上258人。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2年全縣有孤兒3304人。其中：公社收養702人，大隊收養704人，群眾代養908人，單獨生活990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沒有死，睡在死人懷裏壹兩天。


　　從1959件到1960年，全縣發現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記載的就有63起。大廟公社五壹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8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說：“有壹天晚上我開會回來，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頭，放在鍋裏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壹瓢在門口吃，他說，我已經吃掉幾個了。現在莊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1961年8月9日晚，拖拉機站王站長在科局長整風會議上的發言說：“1959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匯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壹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匯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裏把這個婦前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壹個墳堆上有六七具屍體。”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匯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匯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


　　對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不僅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還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


　　不過，中國農村有壹種傳統，認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說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長，也有人說吃了人肉會生病。所以，吃人還是個別現象，多數人寧可餓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個別現象，由於中國人口多，從總的數字上看，吃人的情況也是很多的。


　　農民明明是餓死了，還不能說是因饑餓而死的。縣委領導人趙玉書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醫師王善良：“為什麽浮腫病總是治不好，少什麽藥？”王醫生回答說：“少壹味糧食！”趙、董二人立即決定，將王醫生交大會批鬥後逮捕。


　　農民大量死亡，而各級幹部卻向上級向外面封鎖消息，隱瞞情況。1960年端陽節，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張少柏在臨準化名“石求明”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個人得失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得失為重，才下決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的4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其驚人的。壹個死亡5％，壹個死亡率1％強，壹個占15％，壹個占20％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壹天死亡5－6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100名左右。”結果，張少柏壹度受到迫害。


　　1960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1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阻止群眾起運。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


　　1961年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在總結兩年經驗教訓的三級幹部會上的報告中說：“對死人的情況，我們大家基本是了解的，開始個別死人的時候，認為是個別情況，對上不講，自己想辦法解決了就算了。以後死的人多了，問題搞大了，就驚慌失措起來，對上更不敢講了。死人明明是餓死的，而說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說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還不允許死者家屬哭喪帶孝，不準埋墳，對反映死人情況的來信加以扣壓，甚至對來信者進行打擊；有的幹部因為如實向組織反映了死人的情況還挨了鬥爭。”“因為怕犯錯誤，怕受處分，怕摘掉烏紗帽，而不敢暴露真實情況；越不敢暴露，問題就發展越大；問題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3、餓死農民，撐死幹部


　　在1961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與會者揭露，壹方面社員大量餓死，壹方面幹部生活特殊化。1960年春棄嬰很多，縣委書記趙玉書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相反，趙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某，1960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大批農民饑餓而死，幹部們卻請客成風，大吃大喝。有壹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某，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某，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縣委工作組林興甫說：“縣委江壹舟主任不但吃細糧，還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飯，用油炸鍋巴吃。趙政委壹家不吃粗糧。”趙政委就是縣委書記趙某。武店工作組楊義全說：“縣委生活特殊，東西都被他們吃了，吃細糧。這叫什麽‘四同’？群眾有腫病，買不到糖，商業局送給縣委每人壹包。病人為什麽吃不上糖？都給他們吃了！”強華說：“武店現場會浪費很大。公共食堂沒有飯吃，趙樓兩天餓死13人，現場會還大吃大喝。炸油條，炸糖糕，水餃子，饅頭，早晨12個菜，中午24個菜。喝的是金字酒。雙營子莊上的浮腫病人，被鎖在家裏，怕外人看見。”總鋪工作組貴（檔案字跡不清）說：“59年冬60年春，在群眾腫病死亡的時候，縣委大請客，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吃魚吃肉，水庫經常送魚來，都分給幾個書記、常委，從來沒有壹個人給錢。招待所隨便吃，縣委每個月都吃幾百斤糧食，這些糧食救濟壹個生產隊，要少餓死多少人？”


　　當時鳳陽社員中流傳壹句話：“壹天吃壹兩，餓不死小隊長；壹天吃壹錢，餓不死管理員。”“壹兩”、“壹錢”指的是縣裏給社員的糧食定量。既然小隊長和管理員餓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見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和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後來整社時初步統計，僅幾個大隊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1960年5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公社黨委書記繆某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食堂斷炊、群眾死亡不聞不問，竟與梅某等人在大趙小學吃肉喝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書記端了壹碗飯給他。繆竟把飯奪了下來，批評支部書記說：“妳們是怎樣教育社員的？”公社開了壹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石玉平壹直單獨起小竈，從1960年7月到11月，只在食堂吃過6頓飯，家裏不少臘魚臘肉。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喬山大隊書記梅某和會計梅某，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其中7人被他們奸汙。


　　4、政治高壓，魚肉百姓


　　上述的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等其所以泛濫成災，主要原因是通過政治運動，造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消滅了不同意見。


　　政治高壓從“大躍進”以前就開始。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13日止，通過整社、鳴放、揭發檢舉，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壞”分子單人材料4196份。其中，經研究批捕1327人，管制1406人，鬥爭批判和監督生產1025人，不予處理的127人，尚未研究決定的313份。此外，通過偵察破案、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逮捕366人，內部肅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人，對國家機關、企業、學校清除出來的“反、壞”分子及城鎮“反、壞”分子，集中勞教59人。綜上，地富反壞分子受到各種打擊的共4214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89％，占全縣人口總數的1％強。其中，依法逮捕1736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16％，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43％；依法管制1406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13％，占全縣人口總數的0.35％。


　　如果說以上是對當時所謂“敵我矛盾”的打擊，那以，從1958年開始，就重點打擊“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在辦人民公社過程中，全縣共辯論和鬥爭722人，其中貧農96人，下中農58人，上中農438人，富農63人，地主32人，其他35人。1959年反右傾時（在農村稱為以兩條道路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不同意見的打擊更是變本加厲。壹些說真話的人，壹些對上述胡鬧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黨”、“右傾”、“懷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績”、“攻擊三面紅旗”等政治帽子，對這些人以開辯論會的名義進行批判鬥爭。縣長趙從華由於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反右傾鬥爭中，共排出有問題的黨員和幹部41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8人，嚴重右傾思想的10人，嚴重個人主義的8人，右派分子14人，壞分子1人。省級勞動模範陳學孟反映了壹些真實情況，反對生產上的瞎指揮，被戴上了“資本主義”和“右傾思想”的帽子。而對那些有不同意見和因饑餓而偷吃的普通社員則是取捆、綁、吊、打、關等殘酷手段。


　　在1961年以後的糾偏中，群眾揭發出前兩年違法亂紀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有1920人，占幹部總數的34％。被體罰的群眾達28026人(包括扣飯的15001人)，占農村人口的12.5％。因體罰扣飯致死的有441人，殘傷383人。趙玉書曾在壹次電話上布置說：“凡吃山芋種、油菜苗的，給我打！”楊某在總鋪公社“蹲點”時，對完不成征購任務的大隊幹部不給飯吃。縣委候補委員、原檢察院院長陳某，親手打人17名。1960年全縣逮捕和拘留2078人，經過正式批準手續的只有300多人。在2078人當中，1076人是因饑餓偷吃的。由於關人過多，　牢房擁擠，死在牢裏的就有382人。


　　以上是全縣的數字，壹面的情況更為嚴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橋公社的季某、總鋪公社的宋某等縣委委員，私打手銬、私設公堂，擅自關押群眾，成立勞改隊。1959-1960年，武店公社被體罰的群眾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種違法亂紀、強迫命令錯誤的幹部有391人，占幹部總數的39.1％。受體罰的群眾3175人，占人口總數的9.4％，被打逼和扣飯致死的有96人，致殘的103人。喬山大隊總支書記李某、大隊長張某，在1960年夏季的壹天就活埋4個小孩，埋到腰深才經人再三勸說，才扒出來。1960年5月，大溪河大隊牛同生產隊長嶽某將壹個拔玉米稭吃的歲小孩丟到水深3尺的田頭窖裏，幸虧其母發現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隊北夏莊生產隊有社員240人，挨過大隊長打的就有237人。下放在山河大隊工作組的展某，先後在大趙生產隊捆綁吊打群眾33人，扣飯30多人，罰款27戶。壹次社員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卻說她裝病偷懶，不給打飯，王妻餓得到食堂要飯，展看見後，強迫來打飯的社員每人用筷子刮她壹下鼻子，誰不刮不準誰打飯，結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爛。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母親有病，常找生產隊長花某為母親要點吃的，花說：“還給她吃的？都快要死了，還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說：“妳不想埋，就讓她死在家裏，埋在家裏。”常介翠無法，只好把沒的斷氣的母親埋掉。大溪河大隊尹陳生產隊社員郭傳良放牛時牛吃了莊稼，隊長陳某當即用劈柴將郭的手指砸斷三根。


　　1960年2月，殷澗公社白雲大隊趙窯生產隊，社員趙小鍋，17歲，有壹個7歲小弟弟，因饑餓偷了壹些山芋，被生產隊幹部韓某用棍子打得暈死過去。因饑餓無奈，又偷山芋2斤，韓將趙小鍋的手指頭砸爛四個。趙又疼又餓，兩天內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天不讓7歲的弟弟吃飯，也隨之餓死。這位姓韓的隊長，共打了23人，罵了60多人。


　　1960年3月中旬壹個中午，在板橋公社安樂大隊山西生產隊，隊長繆某硬說15歲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種吃，將她捆起來，用銑把和毛竹亂打，小苗當場暈過去兩次，醒來又打，尿壹褲襠，胳膊被打斷了。被繆打過的人有35人。1960年3月24日早晨，52歲的社員叫劉金友。隊長繆某說劉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讓劉吃飯，劉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說劉破壞生產。這天天氣很冷，繆強行脫掉了劉的棉衣棉褲，捆綁起來用棍子毒打。劉疼得喊“爹爹饒命”，始終沒有松綁。胳膊被打斷，全身青紫。打後臥床不起，兩天不給飯吃，5天後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被幹部捆綁、打罵、吊罰、扣飯、遊莊的群眾就有1078人，占總人口的36.3％，被打死2人，逼死1個。北夏生產隊共有社員240人，被隊長李某打過的就有237人。社員王功良死後，工作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燈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願去，展要鬥爭她。這個婦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後，小孩就在家裏死了，小孩死後幾天無人問，屍體被老鼠咬得不像樣子。大隊副書記史某，借口寡婦王氏母女倆要外逃，不給飯吃，並罰王氏苦工壹天，晚上，又把王氏同壹個男社員捆在壹間房子裏，同時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裏。第二天，王氏母女倆外逃後，史又把她家的三間房扒掉。工作組李某發現社員廟永產偷了幾個山芋，就把廟捆起來，把幾斤山芋掛在廟的頸子上“遊莊”。三官廟生產隊團員魯維安，從水庫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時，生產隊長史某壹連兩天不給飯吃，還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魯維安餓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魯綁了兩天不給飯吃。不幾天，魯就病死了。


　　1960年麥收時，山河大隊總支書記陳某叫社員苦戰三晝夜。有壹天魯殿發在場上打瞌睡，被陳用開水澆頭，頸子上面皮都燙爛了。喬山大隊長鄧某，去年春天以勸阻外流為名，將壹個過路人捆到大隊吊打，從身上搜出12斤糧票和12塊錢，自己入腰包了。總鋪公社鳳興大隊生產隊長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鐵火叉燒紅了烙嘴。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韓某，逮到壹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個手指。黃灣公社淮豐大隊小隊長張某逮到偷青的社員王小腳，用鐵絲穿上耳朵，並用鐵絲捆著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隊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餓得偷吃青苗，支書黃某指使打手用鐵絲把兩個小孩的耳朵串在壹起，並對小孩說：“妳們倆打個電話吧。”星火大隊支書鐘某利用婦女偷青的過錯，在田裏強行奸汙。板橋公社浙塘大隊長孫某，逮到壹個偷青婦女，打倒在地，用槍搗婦女的陰部。


　　李武大隊社員徐開蘭曾當面批評過隊長蘇某貪汙病院的油，當徐開蘭發生嚴重浮腫病後，蘇不叫醫生進行治療，說：“癆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趨嚴重。之後，蘇乘鄉裏來人檢查病院的機會，企圖將尚未斷氣的徐開蘭活埋。當時徐的小孩在場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餅乾將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蓋上，擡到外邊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還慘叫：“給我稀飯吃！”


　　武店公社趙樓大隊副大隊長趙某說：“群眾是奴隸，不打不罵不扣飯就不行。”1960年，他打過30多個人，有的被打傷，就的被處死。全社原生產小組以上幹部1163人，犯有違紀錯誤的有265人，占22.2％。被他們捆綁吊打、拘留關押、扣糧扣飯、罰勞役等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的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


　　5、在水利工地上


　　大躍進以來，鳳陽搞了不少水利工程。興修水利應當是好事，但由於缺乏科學態度，不少水利工程勞民傷財卻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農民的處境不如奴隸，他們餓著肚子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大批人在饑餓、疲勞中死去。


　　建設電灌站是鳳陽當年的壹項水利工程。這項工程的工地經常加班加點，增加勞動強度，還克扣民工口糧12萬余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飯，工效還要翻三番，下雪還要光著脊梁幹”的口號。縣委委員、副縣長杜某，看到民工不脫衣服幹活，就罵人家沒有幹勁。水利工地上還規定：多勞多吃，少勞少吃，不勞不吃，照出勤人數發口糧，炊事員、勤雜、病號不超過10％。民工請假非經指揮部批準的不給飯吃。民工生病就攆回家，被趕回家的病號因不發口糧或少發口糧，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隊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兩個民工架著他去擡土，被折磨致死。據統計，電灌站共死民工2474人，占民工總數14293人的17.3％。這還不包括折磨得奄奄壹息擡回家後死亡的人數。利民公社上電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隊上電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眾叫杜思儉“杜閻王”，把電灌站叫做“閻王殿”。縣醫院周醫生到電灌站檢查病情，向地委匯報說浮腫病人較多，張政委把桌子壹拍，說：“這個家夥擴大病情，思想右傾！”


　　縣委委員兼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在燃燈水庫私設“法庭”、“牢房”，“勞改隊”，任意關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20多副手銬，專門對付所謂“調皮搗蛋”的社員。被他關押和上銬的群眾有70多人，被整死的有28人。在這個水庫工地，白天強迫勞動，晚上不分男女關在壹起。規定每頭牛、半裏路每天要拖480趟，完不成任務就送去勞改。牢房裏的刑罰多種多樣：罰站，捆綁，吊打，用鐵絲穿耳朵。大溪河社員王占滿，還沒斷氣，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沒有埋，他蘇醒過來爬了4天，爬了20裏路才回家。燃燈大隊黃莊小隊社員丁學然因偷宰了老母豬，被李某押到水庫工地勞動，白天強迫幹重活，晚上銬上銬子關禁閉，壹個月後，丁學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隊南劉家生產隊社員宋維勤因從水庫偷跑回來，李某知道後，就把這個社員抓起來，白天勞動扣飯，晚上關禁閉，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報，不通知家屬，隨便把死者埋掉。


　　1960年春，山河大隊副隊長繆某帶民工上水庫，強迫社員像奴隸壹樣勞動，他親手吊打社員100多人，並先後死去35人。新華大隊副隊長張某把社員許山友捆綁送水庫，許不願去，張將許反綁，用牛拖，許被拖得皮開肉綻，直到許慘叫“願意”後才放下，接著就捆綁送水庫，不允許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張某對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向他提過意見的社員史前山進行報復。他利用民工上水庫的機會，將史家兩個勞動力分別調去修水庫和鐵路，還強迫在家的老母和兩個孩子像男人壹樣，每天交70斤野菜，否則不給飯吃，同時規定：不準家裏冒煙，否則沒收。與此同時，又誣史家兩個小孩偷東西，將兩個小孩捆綁吊打。第二天，兩個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來越重，老母哀求張，請求住院治療，張某竟惡毒地說：“還住什麽醫院！我非叫妳家死得沒有開門的沒有關門的！”沒幾天，兩個小孩死去，接著老母也連氣帶餓死去。


　　6、分田到戶　渡過難關


　　食堂斷炊，餓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層層“勸阻”，即使通過重重關鎖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為其它地方也是大饑荒，沒有糧票吃不上飯。外逃的人不少餓死路旁。在這生死關頭，有些生產隊不顧共產主義思想的禁錮，偷偷地把田分到戶，讓農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難關。1961年，府城公社四鳳大隊實行了“三包四定”的辦法，平均畝產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縣裏總結這個隊的經驗，在全縣推廣。當時，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戶，在全省範圍內搞起了“責任田”，當時農民稱為“救命田”。到1962年改正責任田時鳳陽縣委報告，鳳陽縣的2993個生產隊中，集體經營的只有564個，只占18.8％。包產到組的有1254個，占41.9％；實行責任田的有1176個生產隊，占39.3％。實際上實行責任田的比例比這個數字大得多。這些分到戶的田的確救了農民的命，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裏精耕細作，當年就可以吃飽肚子，兩年形勢就好轉起來。劉府公社有的社員說：“單幹單幹，快活壹年，四兩燒酒，兩個鴨蛋，逢雙趕劉府，逢單趕車站”。他們認為搞責任田有三大好處：壹是政府省心，生產不要問；二是幹活的人多全家老少壹齊幹；三是糧食產得多，家家有余糧。“但是，分田到戶畢竟和共產主義目標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糾正”了這壹作法（安徽稱為“改正”）。1963年，工作組在鳳陽“改正”責任田和包產到組時，人們也比較理解幹部的苦衷，有人說：“責任田是瓦上霜，是見不得太陽的；是看鴨船，是經不起風浪的”，也有人說：“人隨王法草隨風，中央要這麽做，妳不隨也不行”。但在改正中還遇到了重重阻力。黃泥鋪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鄉長，妳想想，沒有責任田，哪有米和糧。”城南公社的農民說：“前年我們像雀子壹樣，關在籠子裏悶死了，剛放出來溜了兩年，現在又要把我們關起來了。”也有人很堅定地說：“我不改，堅決幹責任田。”也有人準備搬家到山溝裏去搞責任田。原來搞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和堅決反對“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懲罰。全省有10萬農村幹部被鬥爭、關押，有的家破人亡。盡管如此，但沒有消滅農民搞責任田思想，10多年以後，又是鳳陽的小崗村最先搞起了責任田，並且在全國得到了普遍推廣。

二、無為風波

　　無為，在風景秀麗的黃山腳下，是安徽的壹個大縣，面積有2900多平方公裏。1950年，人口為943397人，1369302畝耕地。它位於長江北岸，與全國四大米市之壹的蕪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1955年春，全縣成立了11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全縣壹氣呵成“社會主義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壹位華東地區壹級宣傳員XXX，他在壹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這壹連串的“帳”，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壹個個只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沒有敢說退社了。


　　大躍進那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壹個叫姚奎甲的幹部擔任無為縣委第壹書記。當時，在饑餓線上掙紮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視此情況，壹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幹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壹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沒有各級政府開具的正式證明的，壹律不賣票。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後，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運者數量很大。


　　1958年9月，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並為31個人民公社。縣委又擬了壹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不到10天的時間，“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在全縣普及。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復，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制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制更是轟動壹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壹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壹個陳廣復”。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復的響山社供給制有這麽壹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面。
　　到熱天，發草帽，另有壹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
　　要結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


　　繼後《人民日報》發出了《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的報道和《壹棵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文中肯定地說：“響山社許多可貴的創造，是發人深省的。全國農村正在大躍進，時代逼著我們必須考慮共產主義的具體形態。共產主義，應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劃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根據需要自由地領取’”。


　　無為除實行“供給制”外，還大刮“平調風”。“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據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3人於1960年12月12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471間，拆掉房子109間。平調土地119.9畝，平調耕牛21頭，平調水車119輛，母豬21頭，手推獨輪車35輛，船1條。”


　　該縣統計資料標明：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公社提幾個“萬”，大隊跟著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要實現這些目標，層層要從下向上調集物資和財產，千方百計集中湊數，最終剝奪的還是社員。從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壹刮再刮。1959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家禽家畜幾乎絕跡。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農民家貧如洗。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壹、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無》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縣總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減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30萬以上。”謝貴平調結果是，全縣餓死20余萬人，占“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農具大大減少。1957年全縣耕牛共有38597頭，到1960年只有28100頭，減少10497頭；大型農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減少176244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80％。
　　三、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1958到19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6.7億斤，1958年為6.2億斤，1959年為4.4億斤，1960年為4億斤，與1957年比，減少36.5％。


　　2、父母官從農民嘴裏奪糧


　　無為縣委第壹書記姚奎甲，受到上級的壓力，也對下級施壓。1958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是6.2億斤，卻上報13億斤；1959年總產量是4.4億斤，上報11億斤。當時任職縣糧食局的夏可文[4]回憶說，1958年他奉上級命令去調查農民畝產的真實數，他隨機抽取3塊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個等次，親自監督收割和打谷，結果發現上等田平均畝產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將真實數字上報，但區裏幹部怕影響政績，不給蓋章，最終糧食產量還是按區裏幹部虛報的數字蓋章上報。


　　中共無為縣縣委書記姚奎甲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紮，姚書記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鬧糧”，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


　　1958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壹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1959年12月11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12月12日，他在紅廟公社召開的生產隊芳以上的幹部會上，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巴等刑罰，威逼催糧。在會議期間和會後不久，紅廟公社就餓死7600多人，其中，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餓死2260人，占該大隊總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壹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壹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妳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妳，審妳罪，看妳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姚奎甲懷疑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瞞產3000斤稻子。姚找劉個別談話，嚴加追逼，姚說：“妳還蒙我嗎？妳不講，我比妳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壹回家就自縊而死。姚奎平宣布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12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3人，以後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壹面逼迫下面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壹面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1960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壹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3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壹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30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餓死人。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妳回去，如3天完不成24萬斤征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裏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夜跑到縣裏，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進了國庫。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匯報還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無為縣委不顧農民死活，大量的餓死人。但幾年來連連得到上級表揚；1958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1959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上級的表揚使姚奎甲有恃無恐，在征購上任務壹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挨餓。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仍布置加快糧食入庫，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劉渡公社先報壹天完成20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70萬斤。


　　3、農民的苦難


　　農民們由於饑餓乏力，個個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搖搖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拐杖，無法下田勞動；即使被幹部用棍棒驅趕下田，農民兩腿也深陷淤泥中而無力拔出，只好在田塊四周播種、插秧，消極應付，於是田塊中央長滿了稗草。


　　上行下效。為了從農民口中奪糧，縣裏逼公社，公社逼大隊。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就采取種種手段摧殘農民。壹份調查報告稱：該公社嚴重強迫命令的幹部35人。他們對農民打罵捆吊來完成征糧任務。被他們捆綁吊打的達2049人，致傷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殺1人。


　　1960年11月，縣委在壹份調查報告中說：“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克扣夥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有的還采取用石頭砸手指、鋼針紮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梁、針縫嘴巴等等令人發指的刑罰。”下面是這個材料中列舉的具體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隊第二小隊婦女熊德蘭，因饑餓難忍，偷了壹點蠶豆，被指導員宋某發現，當場狠打了壹頓，晚上開辯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壹生產組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
　　2、湯溝公社姜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患浮腫病，生產隊長江某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隊長壹天不給他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邊。
　　3、姚溝公社共產黨員李某捆打14人，1960年利5月，在第7隊，把偷吃蠶豆的女社員葉玉英的嘴巴用針線縫上。
　　4、紅旗公社花疃生產隊黨支部書記張某，全生產隊47戶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戶都被他扣過飯，並摔碎社員的打飯盆10個、小飯桶壹個和壹些其它打飯用具。社員蔡大喜有病，把田溝整理得粗糙了壹些，就遭張某毒打他壹頓，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生產隊長張某硬要他們下田，張本勝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長任某捆打社員19人，其中被迫外逃15人，死1人。社員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壹天，他牽牛跌進水裏，任某硬說周可法不想下田勞動，故意把衣服跌濕。周不服回了嘴，任某當即打了他兩個耳光，並且扣飯，周當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隊長蔣某，1960年前後，共捆打社員24次，打傷致死2人。1959年10月的壹天，蔣召開會議，因下雨，徐村有7名社員遲到，蔣即打每人壹大棍，到會場還給5人罰跪。社員許以民因妻子被罰跪不服，說：“妳就搞我們貧下中農”，蔣某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的刑罰。即把人腳放在壹個桌子上，手扒在另壹桌子上，全身懸空，然後將兩張桌子同時向兩邊拉開，使人跌下。許以民摔傷後幾天就死去。
　　7、《無為縣三級整風運動開展情況》中寫道：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1554人。石澗公社陳閘大隊第6生產隊隊長江某從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過社員164人次，其中被打傷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某，1960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時間，就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5斤稻，傅將倪華吊起來打，將納鞋底的大針燒紅，在她的鼻梁上烙了壹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隊長將倪華的頭發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文明因病不能參加勞動，被傅壹頓毒打，傷重致死。
　　9、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塘生產隊黨支部書記丁某，1960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臉上剪掉了壹塊肉，當時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加上挨餓，半月後死亡。
　　10、1959年春節剛過幾天，襄安公社青龍大隊宣村生產隊長宣某就要社員下地幹活，有三位社員遲到，宣隊長開口就罵：“妳媽的弄x，妳們想吃不想吃飯？今天妳們三人就給我站在池塘裏，不要妳們幹活！”三人還未來得及說明情況，宣隊長就壹個耳光，說：“妳們不想幹活還有理由？妳們不站到池塘裏，就別想拿到飯票子！”三人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飯，雖然穿著棉褲棉鞋，只得站到水塘裏去，水漫膝蓋，凍得三人滿臉青紫，渾身發抖。
　　11、大江公社官鎮大隊黨支部書記郭某、小組長張某，人稱他們是“活閻王”，1959年冬，57歲的社員陳長河，因患浮腫病不能勞動，被扣飯壹天多，陳餓得沒辦法，便向張某磕頭要飯吃，張諷刺地說：“妳臉上有肉，不吃沒關系。”孫連氣帶餓，當場昏倒在地，醒後爬到食堂就死了。
　　12、無為縣南鄉有壹小孩，因饑餓難耐，大白天爬到生產隊田邊偷食田中稻種，被生產隊長發現，沖上前去，壹鍬鏟下去，將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齊刷刷鏟斷。


　　查閱1957年到1961年無為的氣象資料，無論從月降水量、最長連續降水日數和最長連續無降水日數看，還是從暴雨日數和暴雨連續日數看，不存在旱澇災害。在這樣基本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餓死了30萬人。


　　家裏餓死了人不敢聲張，不去報告，讓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蓋得嚴嚴實實、平平整整的。別人問起，就說生病不能起床。家裏活著的人照樣到食堂給他領回壹份浪打浪的稀飯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餓死的人雖然是骨瘦如柴，屍體幹癟，春夏氣溫雖高還可保存壹段時間，冒領死人的飯的天數就多壹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幹部的懷疑，上門檢查，揭開被子壹看，常常是屍體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臉、耳、鼻、腳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頭。有些地方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2003年8月19日，謝貴平先生到無為縣昆山鄉蓮花靠山村訪問了時年60歲的蘇秀芳。蘇秀芳回憶說：當年她住在蘇老村，蘇老村至昆山街沿途3、4裏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屍體十幾具，要麽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麽是家人因饑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屍體。她說，蘇老村原有570人，到後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壹房（共壹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親死後，她的弟弟時年2歲，依偎母屍旁，嗷嗷待哺；為了多領得壹勺稀飯（當時他們村按人口到食堂領取口糧），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親的屍體，與家人同臥壹床，不讓別人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領取壹勺粥水，從而使姐弟倆得以茍延殘喘，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後，她的二伯以收埋屍體為借口，將屍體帶到蘇老村村後山岡上，割下屍肉煮燒食用，而將屍骨僅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壹幕。當年在縣糧食局任職的夏可文對謝貴平說，無為縣城有壹貨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壹些小生意（當時叫“投機倒把”），經常將賺的錢換壹些食物藏在貨郎擔子裏自己食用，從不給他的妻子和兒子吃；每當他的妻子和兒子向他求食時即遭他的毒打，並揚言要殺掉他們母子倆；妻子餓得快要死的時候，趁丈夫熟睡之際，與兒子壹起用繩子勒死他，以奪取食物。據昆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壹老婦，壹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後在幹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據老人們講，有些饑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壹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當年任無為縣派出所所長的胡大海說：“看守所裏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饑餓的原因。”


　　4、誰講真話鎮壓誰


　　縣委人民來信辦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來信1173件，絕大部分都未認真處理。有的還作為反動信件偵破。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開會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以測驗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為名，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對筆跡沒有查出，姚奎甲就到處懷疑，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誌傑等同誌承認，最後譚布真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縣委組織部原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澤東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截獲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進行偵破（因看出是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處查對。錢怕定錯他人，即向丁學甫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丁學甫立即派人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妳這個混蛋，是張凱帆的爪牙、走狗，吃飯不幹事，還向中央告狀”。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令其反省。


　　壹次，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港河大隊大隊長湯聖傳3人寫信給毛澤東，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季等人領回，經過鬥爭後下放勞動。後將楊克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湯聖傳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壹趟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


　　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當時無為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實際問題。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陳英寫信問題轉告文教系統整風領導小組，要其對陳鬥爭，並說：“有個小學教師給我寫信，內容非常反動，罵到縣委頭上來了。我已叫縣委辦公室通知區裏派專人將陳英送到縣裏來，妳們要轉告文教局組織專門會議進行鬥爭。鬥爭後要專人看管。我就不相信壹個小學教師還整不倒。”鬥爭結果，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姚奎甲對縣委辦公室主任譚榮植說；“今後如有人向中央和國務院投寄的信，要郵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檢查”。壹次，姚到襄安鎮，見有個擺攤子代寫書信的，姚怕他代寫人民來信，親自把他帶到公社審訊，並把他的攤子毀掉，還威脅他說：“今後再要寫，我把妳捉起來法辦。”這個人嚇得逃走了。


　　壹些幹部因講真話處分後，即送勞改。王福大隊辦了壹個收納90多人的小勞改農場。強迫勞改人員於重活，做不動就打，有時甚至不給飯吃。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類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幹部和社員群眾。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的來信，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函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誌：
　　轉上壹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壹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註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壹點。請查明後復我壹信。

　　以後揭露的事實證明，這些來信反映的情況，不僅不是像周恩來說的“誇大其詞”的“個別現象”，而且情況要嚴重得多。


　　張凱帆“大鬧無為”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張凱帆，說他“大鬧無為”，把張凱帆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無為的老百姓，壹直把張凱帆當英雄，當清官海瑞。


　　張凱帆1927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並領導了無為“六洲暴動”，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時被叛徒出賣後逮捕，關進了龍華監獄。他在龍華獄中作詩言誌：


　　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誌未窮。
　　墻外桃花墻裏血，壹般鮮艷壹般紅。


　　他在獄中睡雙人床上鋪，他用鉛筆將詩寫在墻上，位置比較高，監獄管理人員沒有發現。解放後，解放軍在清理監獄時，發現了這首詩，誤以為烈士寫的。蕭三在他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中收集了這首詩，署為“佚名”。後來，出版社得知是張愷帆寫的，便來信說明並道歉，張復信說：“我是幸存者，獲烈士稱號，當不勝榮幸，何歉之有？”


　　1959年春以來，身為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的張凱帆，不斷得悉無為“田園荒蕪”、“災情嚴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極為不安，便來到無為作實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壹到無為，就有農民攔住他的車子，有的人向他叩頭，要求他解決吃飯的問題。他目睹農村的悲慘情況，十分傷心。7月7日，張出席了縣委召開的五級幹部會。他在會上的講話說：


　　在去年大躍進中，浪漫主義太浪漫了，本來長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壹些。比如，明明畝產400斤，硬說是800斤，1000斤，妳多我比妳還多，橫豎越多越好。
　　我們有些同誌為了面子又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請問，妳們到底是要面子還是要農民吃飽肚子呀！？這次，我從石澗那邊過來，見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腫病人多，粗腿的多，婦女子宮下垂的多，閉經的多。
　　如果要走貧窮的道路，哪個去幹革命？我張愷帆也不幹！
　　農民吃什麽東西，壹家大小平均不過二兩。我們有些同誌膽大妄為，亂改糧食標準，置群眾生死於不顧，還有壹點人性嗎？
　　食堂壹般不要搞了，這並不影響人民公社的性質……現在食堂辦得並不好，很多人願意回去吃，只要妳們把糧食、柴草、菜園地給他，給他們解決鍋，他們會舉雙手歡迎的，願意單吃的。


　　他建議把庫存幾百萬斤糧食供應給病人和兒童；農村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他便寫信給省委，建議省委考慮農村食堂是否暫時停辦。


　　他在無為的20天裏，跋山涉水、走村串戶，並細心察看當時的幹群關系、農民生活和莊稼生長的狀況。他看到人們臉如黃蠟，骨瘦如柴，有的拄著拐棍，有的臥床不起，餓死人的現象已有所聞所見。到處禾苗生長得猶如枯香直立，滿目淒涼。張凱帆心急如焚，他壹面與縣委書記姚奎甲交流情況、溝通思想；壹面多次電告省委、地委反映情況，請求給予支援，壹面沿途呼喊，要求幹部和群眾同舟共濟，啟發農民多種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紅旗公社王福大隊書記張定根，橫行霸道，打人罵人無計其數，且壹次即逼死3條性命，但此人為姚奎甲所寵。張凱帆通過政法部門將其逮捕。新民大隊壹生產隊長黃大本、陡溝港河大隊壹生產隊長倪進長因多次打罵群眾並打碎社員的鍋，張凱帆對此十分憤慨，隨即通過地方組織，將其宣布撤職。


　　最能表現張凱帆膽識的是他在無為提出的“三還原”、“兩開放”。他經過調查研究，根據群眾的意願，和另壹位書記桂林棲商量以後，果斷地提出：占用社員的房屋還原，夥食還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飯），公社化中沒收的社員自留地還原；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點魚蝦充饑）。但是，他這些救農民於水火的做法卻招來了彌天大禍。


　　1959年8月1日，中共無為縣委給地委寫報告，並將此報告上報省委。報告說：“張愷帆於7月4日到無為縣檢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隊檢查時，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並要縣委向下貫徹。到7月15日，全縣六千多個食堂被壹風吹散，只有120個食堂堅決不散。”


　　8月2日，蕪湖地委立即向省委報告：“我們認為張凱帆提出的三還原，特別是命令解散食堂，是違背中央和省委關於辦食堂的方針和政策的。”報告還揭露“張凱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幹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後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研究。”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食堂壹事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誌於七月初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並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對張的這種作法很有意見，認為是違反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壹閱。”


　　8月10日，毛澤東在省委的報告上作了極為嚴厲的批語：


　　印發各同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誌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證據之壹。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他們是樂意參加的，有革命性。至於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準備，壹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參加高崗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求達其反動的目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余，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願意洗腦筋，還是有可能爭取過來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動與革命的兩面性。他們現在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就是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


　　顯然，毛澤東這裏不僅僅是批評張凱帆，主要是借機批評彭德懷。但張凱帆也難逃過壹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曾希聖主持召開了縣處級以上的幹部會議，對張愷帆進行了批判。接著，又批判了省委候補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長陸學斌。因為陸對浮誇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還同意張愷帆在無為縣的作法。


　　隨著鬥爭的深入，省委把張愷帆和陸學斌定為“反黨聯盟”，作出了《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批判運動，壹大批說真話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張凱帆被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51天，關押200多天，經批判鬥爭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也受到了株連，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


　　張的二弟昌選、堂兄視三、堂弟昌樹，還有在抗日時期曾任皖江參議員、老民主人士王試之都受到株連，被迫害致死。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進行了殘酷的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服。對這些人進行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於是，張愷帆試圖糾正的“共產風”在無為縣又刮了起來，導致形勢迅速惡化。張愷帆被批判之後，地方幹部的專權和高壓越來越嚴重。由於被判的人太多，以致於無為縣監獄爆滿，連倉庫裏都關滿了人。後來政府不得不將那些無處關押的人押往臨近的白湖農場（廬江縣境內）和普濟圩農場關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說勞改犯多得象行軍隊伍壹樣。


　　“七千人大會”以後，張愷帆平反，官復原職。文革中又受摧殘。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張先後擔任省委書記、省紀委第二書記、省政協主席、省政協黨組書記、省委顧問等。

三、亳縣的慘劇

　　亳縣（現為亳州市譙城區──屬阜陽市）位於安徽省西北邊陲，東、北、西三面與河南接壤，南面與東南與本省的太和、渦陽縣毗鄰。全縣面積2200多平方公裏。1957年耕地面積273萬畝，農業人口73.7萬人。1958年到1961年，由於同全國各地壹樣的原因，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農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饑荒期間擔任這個縣人委（即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的梁誌遠，兼任縣委農村工作生產福利科科長和縣委生活福利辦公室副主任，那時縣委和縣人委合署辦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經手。他既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又經常下鄉調查情況，是壹個十分了解情況的歷史見證人。2002年和2005年，梁誌遠先生根據三年農村工作筆記和有關歷史資料，寫了多篇記述亳縣大饑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了《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官修記》（2003年第壹期）、《亳縣統購統銷反右的後果嚴重》（2003年第7期）、《大躍進中的亳縣人大、人委、政協》（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黃春秋》編輯部覺得很好，但不敢發表，即《沈痛的歷史教訓──亳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實錄》、《關於“特種案件”的匯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安徽亳縣大辦共產主義食堂》。後兩篇發內部版《春秋文存》，印數只有幾十份。在已發表的稿件中，由於政治條件所限，《炎黃春秋》編輯部刪除了部分敏感的內容。征得梁誌遠先生的同意，本書這壹節全部取材於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衛星”，高征購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陽地委（當時亳縣屬阜陽地區）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屬各縣大放“衛星”。亳縣聞風而動，並搶先在各縣前頭。9月27日召開的縣黨代會上宣布，五馬公社將要放出畝產萬斤以上的特大水稻“衛星”，並作出了“今年糧食實現畝產千斤縣，明年畝產萬斤縣”的決議。之後，由縣委書記親自掛帥，在五馬公社泥店大隊，選上好水田，打上木樁，先豎後橫網好鐵絲，從壹百零幾畝稻田裏將成熟的水稻中選優拔棵，移栽到1.389畝水田裏，並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實。經過幾晝夜苦戰，園滿完成了水稻特大“衛星田”的創造任務，連夜上報省委、地委，並通知各社隊組織幹部參觀。許多參觀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獲之後，這塊“衛星田”放出了畝產40803斤的特大“衛星”。省、地、縣報紙、廣播及時發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發來了賀電。


　　全縣社隊幹部通過參觀學習，“並田移栽”水稻和合並收獲形成高潮。在秋收季節，高產“衛星”此起彼伏，連續不斷。全縣數不清放出了多少“衛星”。有的來不及像水稻那樣並田，幹脆就把多畝地的收獲作物放在壹起，上報成很小面積的收成。特別是紅薯起收時，把十幾畝甚至幾十畝地裏大塊紅薯挑出來堆放到壹塊幾畝地裏，要求上級來驗收，以放特大“衛星”。


　　經過壹段狂熱的浮誇，亳縣知名度大大提高，壹躍跨入了農業先進縣的行列。縣委負責人和畝產4萬多斤“衛星”的泥店大隊負責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國群英大會，亳縣和泥店大隊都受到了國務院的獎勵。


　　產量報得太高，征購指標也隨之提高。1957年實際征購1.3億斤，1958年提高到3億斤。到1958年底，糧食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因此，大會追，小會逼，幹部群眾人人過關，拔白旗，批右傾，把征購糧食多少當作衡量幹部左、中、右的標準之壹。雖然食堂多數停夥，浮腫病大量發生，但縣委還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硬說無糧是“假象”，是“西北風”，到處翻箱倒櫃，大搜糧食。後來地委派副專員張劍華帶工作隊來檢查，搞清了真相，縣委才勉強承認沒有糧食，安排了農村糧食返銷。但是，返銷糧食很少，十天口糧三天吃光。在打擊說真話的人的同時，大力表揚說假話的人。1958年，縣委讓壹位新提拔的縣委副書記宋某去分包五馬公社，他很快夥同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李某放出畝產4萬斤的水稻高產衛星，全社糧食產量躍居全縣第壹。秋季征收“過頭糧”從而奪得全縣的“帥旗”。1960年3月4日，正當農民大量餓死的時候，他們竟把二月份縣委分配給該公社的人均每天4兩（相當於十進位的2.5兩）的返銷糧4500斤退回給縣裏。從而在縣委擴大會上受到大力表揚。結果，五馬公社是餓死人最多的公社之壹。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8月29日，縣委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在全縣城鄉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縣委的頭腦又膨脹起來。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凡是反映過農村糧荒、饑餓的黨員、幹部，均被視為否定1958年成績、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給予無情打擊。1959年糧食進壹步高征購，征購量和總產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餓死人的時候，返銷糧每人只有二兩左右，相當於十進位1兩多。


　　“五風”大行其道，暢通無阻，是因為沒有人敢說真話，黨委書記壹個人說了算。1958年10月，縣委書記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誌，將縣委和人委（即縣政府）合署辦公，縣長、副縣長下農村蹲點，以黨代政達三年之久。1959年春，農村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以後，如實反映情況的人都遭到殘酷打擊。


　　2、亳縣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內，全縣就實現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時，全縣辦起了4700多個公共食堂。食堂壹般由生產隊長負責，司務長由會計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產風”刮來的。剛開辦的壹個多月，壹日三餐有幹有稀，門前紅旗飄揚，男女老少壹起進餐，像民間辦喜宴似的，社員家中來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飯，壹律不收錢和糧票。當領導參觀、記者采訪的時候，壹片歡騰，高喊“食堂萬歲！”


　　但喊“食堂萬歲”的畢竟是少數典型。大多數食堂是開飯時社員排長隊領飯，食堂門口蹲著大片吃飯的人群。排在隊伍前邊吃完了飯，排在後面的人還沒有領到飯。雨天要踏著泥水去領飯，冷天領到飯以後吃冷飯。對老弱病人無法照顧，乳食不足的嬰兒難以補貼。更重要的是，吃糧無計劃，糧食浪費十分嚴重，秋收後不久就沒有糧食了。多則兩三個月，少則壹個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夥。此時，1958年的糧食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為了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壹方面以反瞞產私分的名義搜糧，壹方面在縣內主要幹道和周邊縣市設立“勸阻站”，查緝逃荒農民。1959年2－3月間，全縣因缺糧，食堂停夥，浮腫普遍發生。大批農民逃荒到鄰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縣只有幾十個食堂起夥，春耕生產基本處於停頓狀態。直到麥收季節，食堂還處於時開時停的狀態。麥收後不久又出現夏荒，食堂還是難以正常開辦。當時農民私下傳順口溜：


　　食堂沒有糧，餓得人臉黃。
　　浮腫像黃牛，幹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縣委傳達了廬山會議精神和省委反右傾會議，全縣反右傾運動迅速展開。“保衛食堂”是反右傾的壹項重要任務。縣委負責人在大會報告中對食堂特別強調：“人民公社的食堂為什麽會被壹風吹掉？主要是對敵人打擊得不狠。有人認為食堂壹片黑暗，有人在動搖軍心。”縣委認為，辦不辦食堂，農民參加不參加食堂，是擁護不擁護共產黨、擁護不擁護社會主義的壹場階級鬥爭。因此，農民絕對沒有“入堂自願，出堂自由”，即使是無糧下鍋，喝清水，吃菜湯，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傾運動中，對停夥的食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對那些所謂“汙蔑食堂、攻擊食堂”的給予嚴厲打擊。十九裏公社薛菜園大隊小陳莊生產隊長程中德曾編過順口溜：“食堂食堂，經常沒糧，小孩沒吃，餓得叫娘。”因此將他定為右傾，撤銷了隊長職務，給予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進行了多次批鬥。


　　在這種形勢下，縣委還對時開時停的食堂，要求壹村壹堂地全面起夥。為了鞏固食堂，采取了分戶不支糧和收盡社員飯鍋的“兩頭擠”的辦法，做到不漏戶，不漏人，農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飯。為了顯示“壹大二公”，把食堂合並起來，越辦越大，農民到食堂吃飯越來越遠，吃壹頓飯要跑好幾裏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觀堂公社沙土集850人壹個食堂，鍋小籠少，經常不能按時開飯，晚飯經常等到9點多鐘。有人編了打油詩：“早飯等到日正南，午飯紅日偏西山，晚飯等到更雞叫，不知明日再多晚。”為此，在幹部和教師中廣泛排查，要找出編這首打油詩攻擊食堂的“壞人”，最後沒有查出結果。


　　農民為了生存，搞些野菜、樹皮，但是，沒有鍋成了社員家庭的壹大難題。有些生產隊把鍋部分還給社員，但壹到糧食收獲季節為防止吃青或上級檢查時又把鍋收回來。農民白天不支鍋，把鍋藏在柴草中或沈放在河邊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來煮些野菜、樹皮充饑。


　　靠反右傾恢復起來的食堂口糧標準很低，壹般日均每人2兩左右。大部分食堂兩年沒有吃油，更談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幾個月沒有鹽。冬天不供應熱水和開水。食堂缺柴也是壹個普遍問題。解決缺柴的辦法壹是砍樹，二是拆房。全縣樹木被砍達80％以上，全縣房屋倒塌和被扒10萬間以上。有的地方挖墳劈棺當柴燒。在田野劈棺後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膽寒。


　　1959年秋，縣委副部長以上幹部從縣、人委機關食堂撤出，成立了縣委小食堂。小食堂裏吃細糧，壹切副食品滿足供應。縣委主要負責人有時還另加小餐，公社黨委書記來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雖然憑票用餐，但糧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縣委財貿部解決。


　　公社食堂壹般說來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機關食堂，按標準憑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處飽食。如在小農場，火箭營（以武裝民兵為主體的單位）、公社飯店、公社菜園等地方，采取多留糧、多供糧的辦法，以滿足壹些領導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僅暗吃飽食，還聚餐、飲酒。


　　在大隊壹級，先辦食堂，後被統壹撤銷，大隊幹部到所在生產隊食堂吃飯。多數幹部是明餐不飽暗餐飽，東莊不飽西莊吃，千方百計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屬的生活。還有不少幹部貪占糧食，以保證自己家屬飽餐。個別作風惡劣的幹部不顧農民死活，采取硬卡農民口糧、偷盜食堂糧食，除滿足家屬需要以外，還高價出售。在農民日均口糧二三兩的時候，食堂的糧食被幹部吃掉了三分之壹左右。


　　幹部不僅自己多吃多占，還把食堂當作摧殘農民的工具。古城公社壹名幹部說：“我就靠食堂的壹把勺子壹桿秤，想叫誰死誰就得死，想叫誰活誰就能活。”當時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飯”。“五多吃”是：幹部多吃，幹部家屬多吃，幹部近親多吃，炊事員多吃，上級檢查人員多吃；“八扣飯”是：病事假扣飯，少幹活扣飯，上工遲到扣飯，不服從領導扣飯，吵架鬧不團結扣飯，對上級檢查人員說實話的人扣飯，偷吃青苗的扣飯，偷莊稼的扣飯。五馬公社李集大隊社員段劉氏因病不能幹活，被扣飯，上吊自殺而死。城父公社宿莊生產隊長宿某，除滿足全家吃飽以外，還從食堂偷糧賣私饃，並利用饃飯誘奸婦女10人，全隊餓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劉大隊喬園分支部書記喬某，扣飯致死農民11人。亳縣農村流傳著：


　　刮大風，起大霧，
　　餓死社員留幹部。


　　當時，也有壹些好幹部堅持與農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權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餓死。五馬公社羅莊大隊陳樓生產隊的蘇如章等四名黨員全部餓死。這個公社顏集大隊有壹位生產隊長也死於饑餓。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對食堂有所寬松。在冬季為分戶取暖，縣委規定：“經縣委批準可采取食堂統壹管理、各戶分散做飯的臨時辦法。”接到指示後，縣委原打算分兩批報地委批準以後實行分戶做飯，但沒等到報批，食堂就壹哄而散。據11月底統計，全縣4438個食堂，沒有分的只有287個，全是小農場、敬老院等不宜分開的食堂。1961年4月26日，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文件宣稱辦不辦食堂由農民自願，在這之後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縣餓死20萬人


　　饑餓使人口大量死亡。


　　當時農村流傳民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1960年冬整風整社以後的若幹年內，縣委曾經研究過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數字，梁誌遠見到過三組數字：


　　1961年3月17日，縣委在亳縣三級幹部會上整風檢查，在壹份絕密材料中說：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為4.4萬人；


　　1979年阜陽行署計委、農林局編印的《解放以來30年（1949－1978）農業統計資料》，其中亳縣1959和1960年兩年全縣農業人口減少了28824戶，占原有戶數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誌》第75頁刊載：1960年城鄉總戶數比1958年減少了29400戶，總人口負增長9.6萬人。


　　那麽，究竟1959年和1960年農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當年調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年5月上旬，縣委為了對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數，讓他安排壹個中等大隊人口死亡比例調查。他選了古城公社李8大隊作為調查對象，並擬好分姓名、性別、年齡、成份、死亡時間五項內容的提綱，交縣委生活檢查組組長王心齋去調查。調查的結果是：該大隊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鄉的人數），占總人口的25.3％，同時還在繼續死亡。回報後，縣委認為，選點不準，死亡比例過大，要重新選點調查。


　　接著，由縣委書記親自選點，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隊為全縣中等大隊。梁誌遠派縣生活檢查組組長李運曾等人前往調查。調查結果是：從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東關分支三個生產隊，沒查），占被調查村隊原有人口的29.15％，同時還繼續死亡。


　　這兩個生產隊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數，總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梁誌遠帶領姚誌遠等，在雙溝公社王閣大隊調查了饑荒偏重的大王支廟等六個村莊。這裏原有127戶，575人，兩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絕18戶，占原有戶數的13％，小李莊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許莊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誌遠在五馬公社泗合大隊楊莊調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歸外，全莊僅剩18人，兩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數的70％以上。


　　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學課間休息時，兩個十二三歲的學生坐靠在教室門前的墻根前死去。3月19日壹次降雨，檢查主要公路，發現19人餓死路旁。


　　梁誌遠根據以上調查判斷，全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應當在20萬人以上，有近3萬戶徹底毀滅。留下了壹大批鰥寡孤獨，僅觀堂壹個公社，就有孤兒400余人。有的孤兒被收養後餓死。十八裏公社羊廟大隊幼兒園收養11個孤兒，餓死10個。


　　據典型調查，1960年1－5月間，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貧農占本階層的28.25％，中農占本階層的12.5％，地主富農占本階層的44％。


　　在地方上壹些頗有影響的人物也死於饑餓之中。例如，魏崗公社後孫灣生產隊餓死了烈士的母親孫＊氏，烈士的弟弟孫石頭淪為孤兒。五馬公社羅莊大隊陳樓生產隊蘇如章，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復員時為營級軍官，他女兒餓死後，他吃了女兒的屍體後也腹瀉而死。五馬公社草寺大隊彭小莊，1960年3月餓死了歸國華僑彭廣勝夫婦，彭在饑餓無奈時曾給他旅居40年的法國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時，彭已死數月。十九裏公社明窪生產隊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餓死，李已編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誌》名人傳略，但其死因則寫為“病故”。


　　有的家庭死人不報，繼續到食堂領飯，有的死人無法擡埋，留在家中。大楊公社許窪生產隊，1960年3月有壹農婦將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兒用被子蓋在床上5天，多領兩人5天的稀飯，使她和另壹個孩子沒有餓死。


　　沒有餓死的人饑餓無力，不能掩埋餓死的人。在路旁、田間、集鎮街巷、食堂門口、學校教室，……到處都可以看到屍體。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隊薛竹園村因沒有勞動力擡埋，就用壹車多屍的辦法把屍體拖往地裏。雙溝公社高範生產隊，因無力挖坑，就把不少屍體投在田間的枯井裏。1960年10月，梁誌遠在十八裏公社集南楊莊的腫病“治療點”上看到，淺埋在河坡上露頭露腳的屍體就有7具。


　　由於饑不擇食，全縣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數以千計。五馬公社丁雙廟生產隊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壹家五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每當新糧接口季節，饑餓過度的農民因暴飲暴食而死亡也相當多。張集公社北曹大隊早莊生產隊，1960年月5月15－24日10天之內，因暴食青麥、生麥，撐死10人。


　　4、饑餓之外再加摧殘


　　農民在死亡線上掙紮時，各級黨委都閉眼不承認，還說是假象，是“西北風”，是“右傾勢力的反攻”，不準返銷糧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時，才開始返銷糧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兩左右。農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為“反革命信件”，寫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獄。


　　不讓饑民外出討飯。縣、公社、大隊遍設有“勸阻站”，阻止饑民外出逃荒。勸阻站星羅棋布，村頭、路口、車站、碼頭，都有勸阻站的人站崗放哨，此外還有流動崗哨。勸阻人員對過往行人和企圖外出農民盤查、搜身、扣留、打罵、捆綁、關押。過往行人帶有食物壹律沒收，連青菜也屬查禁之列。


　　1960年春，立德公社修劉大隊喬園分支書記喬某，在食堂以各種名義經常對社員扣飯，致使11人死亡。觀堂公社觀堂大隊夏莊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隊梁景誌，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幹活，在1960年春天被扣飯後上吊自殺死亡。


　　五馬公社泗合大隊四個村莊，大隊副書記焦某不喜歡其中的壹個30多口人的小村莊，對這個村莊的缺糧、饑餓、病死不聞不問。到1960年這個小村莊30多口人全部沒有了，房子拆了，樹砍光了，蒿草滿莊，80畝地全部荒蕪。


　　1960年初春，五馬公社黨委在羅莊大隊召開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現場會，為了不讓參加會議的人看到羅莊大隊的浮腫病人，就把這些病人集中驅趕到邊遠的荒野裏，到會議結束時，數人凍餓而死。


　　農村基層幹部對饑餓而“吃青”的農民或拿莊稼的農民進行逮捕、拘留、勞教，不少人死在獄中。個別地方對農民施行慘無人道的刑罰：對婦女打掉褲子不準穿，褲襠裏裝麥芒，系頭發將人懸空吊在梁上，用鐵絲穿耳朵……


　　5、人吃人的慘狀


　　梁誌遠在《關於“特種案件”的匯報──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中記錄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慘狀。


　　該文稱，在農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並不是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從我三年近百萬字農村工作筆記中查證和我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來看，絕對沒有壹個公社沒有發現吃人的事，有的大隊幾乎沒有空白村莊。”這個嚴重問題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達到頂峰。有時路上死人被人埋後，壹夜就不見屍體了。有些地方，農民家裏死了人，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墳多夜，待屍體腐爛發臭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屍的，也有殺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來的，也有從市場上買來的（多為熟肉）。在城郊、集鎮、村頭擺攤賣的熟豬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當中，約有40％引起腹瀉而死亡；另壹些人常吃人肉而沒出事主要是吃瘦棄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鹹常吃等。


　　針對人吃人的情況，縣政法部門也懲辦了壹批，先稱“破屍案”，後按上級指示，統稱“特種案件”。這種處理是先嚴後寬，以後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這種案件能辦不能說，對外只字不漏，對上匯報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禍臨頭。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擊。因此，這些情況壹直不為外人所知。梁誌遠在這篇文章中提供了壹些案例。


　　縣委親自處理的第壹起“破屍案”


　　1959年春，城關公社渦北派出所抓獲了壹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農民，遂將“犯人”和小孩肉送到縣公安局。公安局當時不知如何處理。壹位副局長向縣委第壹書記趙建華作了匯報（當時梁誌遠在場聽了匯報），當即定為“破屍案”，並決定逮捕“犯人”。縣委政法書記李庭芳親自審訊後認為，“犯人”身體瘦弱，無政治目的。於是未經請示縣委，發了兩個饃，將“犯人”教育釋放。縣委知道後，李庭芳受到嚴厲批評。李又讓公安局將“犯人”抓回，重新入獄。經過半個月的審訊，確定“犯人”沒有政治目的，縣委批準將其釋放。本案到此終結，但辦理案的派出所所長李玉賢，因向別人說過歷史劇《打鑾殿》中的劇詞：“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在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中，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批鬥，並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降兩級，調出公安系統。李庭芳也被調去帶民工到皖南修鐵路，再沒有回亳縣工作。


　　饑餓殘忍吃親人


　　叔父吃侄女。據民政局離休幹部葛現德回憶，其家鄉城父公社葛魚池生產隊有壹名社員，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後，壹個不滿10歲的侄女被其收養，不久侄女餓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緊張，患病多年。


　　兒子吃父親。1960年5月25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中共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等人匯報：在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村檢查，群眾強烈反映農民馬某，在其父親死後被煮吃掉，並將壹部分充當豬肉以每斤1.6元賣掉。由於當時政府對這類事采取回避態度，所以沒加追究。


　　父母吃兒子。1960年3月28日，雙溝公社王閣大隊王莊王某，在小兒餓死後，被煮吃，吃後夫妻兩人腹瀉，三天後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餓死五口，剩下兩個孩子被送進大隊孤兒園。


　　母親生吃女兒肉。1960年春，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餓死3口的情況下，自己餓得無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兒身上啃掉幾塊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瀉，拉出許多爛肉。當檢查人員任懷贊（大楊公社煙酒專賣主任）發現時，該人已全身浮腫，處於半昏迷狀態，但知道要饃，要飯，要醫，要藥。生產隊長朱本善把真實情況告訴檢查人員，並說昨天剛把生吃的女兒埋在地裏。


　　據張催糧回憶，1960年春，我家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張韓氏，全家4口人，餓死兩口之後，身邊只有壹個瘦弱的女兒，她迫於饑餓，喪失理智，打死了女兒，將其煮吃，之後精神失常，有時呼叫女兒的名字。


　　據市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他家在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社員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饑餓打起了十來歲女兒的主意，將女兒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還健在。


　　父親殺吃親生兒子。據大楊財政所離休幹部、中共黨員孫傳璽回憶，大楊公社丁國寺西南邵莊孫某（孫傳璽妻子娘家的鄰居），1960年將其親生兒子小禿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後死光。


　　據法院原秘書尚振華（離休幹部）回憶，他所經辦的案件中，有壹個先吃小孩的慘案。案犯是大楊公社釣臺村農婦張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後，不久又打死鄰居的小孩吃掉。案發後被捕，判決後死於獄中。


　　梁誌遠的壹個親戚吃了死去的兒子，夫婦腹瀉病危，其嬸母說他們不該吃人肉。他說：“情願壹頓吃飽死，不願長餓活著生。”結果兩夫婦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殺吃弟弟。據市技術監督局、中共黨員、退休幹部楊心寬回憶：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組織部長，該公社龍臺廟大隊韓老家村，韓某（16歲），其父母死後，即與其弟韓四生活在壹起。1960年3月，他因饑餓將其弟弟打死，頭和脊背放在泥圈裏，肉放在鍋裏煮時被幹部發現了。經審問供認殺弟煮吃的事實。因未滿18歲，公社黨委作決定時我參加研究，將韓某抓送公社“火箭營”（壹種強化勞動的組織）扣留關押，數月後在“火箭營”死亡。


　　據亳州市原書記李興民回憶：我家原住亳縣大楊公社郭萬大隊李老家，與前瞿莊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壹個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餓死近壹半的時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瀉。除石有亮壹個活著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壹些多戶吃人的村莊


　　據古城公社沼北大隊原副大隊長、共產黨員馬占坤回憶：1960年春，該大隊河西王村多戶農民吃人肉。大隊多次檢查屢禁不止。王某的母親屢教不改，被大隊書記耿某打後送公社“火箭營”關押致死。


　　據縣委生活檢查組長、中共黨員陸美（女，已離休）在1960年3月3日匯報：魏莊公社蒿莊村，全村40多戶有25戶吃人肉，嚴重時幾乎每天夜裏都有人下地扒死屍。社隊都知道此事，認為無法制止就聽之任之。


　　觀堂公社集東壹裏張莊是壹個多戶吃人肉的村莊。他們吃人肉是半公開的。張某氏，用人肉加稀飯救活了近門的壹個孤兒張催糧（即回憶本村張韓氏殺吃女兒的張催糧），張催糧現已年近半百，有時還談論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屍體


　　1960年4月，梁誌遠去縣勸阻站（縣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檢查盲流人員的生活情況，站內醫生楊文德說：“勸阻站盲流死亡人員被扒吃了不少。”隨後，梁誌遠與楊醫生壹起去墳地看，確實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員墓坑，地上爛衣狼藉，還看到壹個未理發的中年男子的頭。梁問楊醫生：“公安人員怎麽處理？”楊說：“我已向公安局反映過多次了，沒人表態。”


　　壹次批鬥吃人肉者的大會


　　據立德教育辦公室會計、中共黨員李士遠回憶：立德公社楊王大隊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來越多。大隊、生產隊制止不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采取了抓典型召開群眾大會批鬥的辦法。抓了壹個多次吃人肉的老中農李某的老婆，召開群眾大會進行批鬥，要求人人參加，不參加者食堂扣飯。幾個幹部在會上發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臉上抹黑”等。還說：誰再這樣（指吃人肉），就把誰關死在監獄裏。批鬥會後，吃人肉的就少了。


　　壹場搶吃人肉的鬧劇


　　據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為制止這種情況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壹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壹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壹聲“我嘗嘗”，伸手拿了壹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眾人壹哄而上，妳搶我奪，亂成壹團，轉眼間壹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壹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場交易


　　1960年春，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人肉的市場交易也隨之出現。城郊有，集鎮有，農民擺攤設點和流動串鄉賣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黨委電話匯報：丁樓大隊李樓生產隊農民呂某，於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屍，煮熟後充當豬肉，在菜橋閘工地擺攤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場王廟林區邢莊邢某，常以人肉充當豬肉串鄉出賣，在當地廣為人知。


　　1960年春，十九裏公社薛菜園大隊任寨農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當豬肉在本村出賣，被縣委農工部科長李延榮等人發現後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當即逃跑。


　　1960年春，五馬公社黃營大隊郭橋村，壹個57歲的農民殺死本村13歲男孩連臣，當夜煮熟自己吃了壹部分，第二天在村頭路口當豬肉出賣。縣公安局田朝珍等人偵破此案，將犯人逮捕，判處死刑，執行前死於獄中。

四、跳出三縣看安徽

　　介紹了三個縣的饑荒情況，再看壹看安徽省當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澤東重視的地方，1958年9月16日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可以看到當時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的熱衷。人民日報記者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對毛澤東活動的報道是要經過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審批以後才能發表的。這則報道是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等當時的思想狀況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預計可達7200萬斤，平均畝產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糧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以後，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主席說：“吃飯不要錢，既然壹個社可以辦到，其它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同誌告訴毛主席說，舒茶人民公社8600戶現已養豬32000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豬肉，將來全社計劃養豬6萬頭，如果吃壹半，賣壹半，這樣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兩豬肉。曾希聖同誌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指示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


　　毛澤東在這裏談到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都不要錢。這對幾輩子缺衣少食的農民來說，是多麽大的鼓舞！基層幹部認為自己要親手建成共產主義，感到無比自豪。


　　人們急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共產主義，急切地希望將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將私有財產變為公有財產。既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消滅私有制壹定是正義之舉。“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而率先反對“共產風”的幹部就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劉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傾使“五風”迅速蔓延。


　　1、“五風”是怎樣摧殘農民的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謂意氣風發。


　　這壹年安徽部分地區發生旱災，《安徽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幹旱哪方澆”，大話說得沒邊兒。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設動工，按當時的能力，整個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億方土，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40億立方任務，基本解決淮北水旱災害。開工以後，省委制定了壹個冬春完成8億方土的計劃。據當時報紙報道，這個任務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過了壹個月，第二個8億方土的任務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達了第三個8億方土的任務。為此，《安徽日報》發表了《八億，八億，再八億》的文章。文章寫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縛蛟龍。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壹個、兩個、三個8億土方算得什麽！”可見口氣之大。


　　在這五風中，“共產風”處於靈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風”的出發點，也是其它“四風”的認識依據。


　　所謂有“共產風”，就是農村基層幹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搞的壹種群體性、強制性的行動，他們將私人和小集體的財產無償變為大集體的財產。當時的說法是“壹平二調”，即從小集體和農民家庭中，無償拿走各種財產（物資、資金、勞動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滿足興辦公共事業（如辦公共食堂，辦養老院，幼兒園、辦學校，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大煉鋼鐵等）的需要。既然“壹平二調”是為了興辦公共事業，又消滅了私有財產，因此，搞“壹平二調”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不僅不負疚，還有壹種自豪感。


　　在安徽，共產風像其它各省壹樣，是從1958刮起來的。毛澤東在安徽講供給制無疑會給這股風增加了動力。


　　1959年蚌埠大辦土機床，沒有原材料，就讓社員將家裏的門板、門框、板凳、甚至連棺材都拿去做機床架子。做出來的土機床全是廢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區5個公社建立15個萬頭養豬場，每個大隊建立壹個千頭養豬場，每個生產隊建立壹個百頭養豬場，還要建立若幹個養雞場、養鴨場。為此，強迫社員交出自己家庭的豬羊雞鴨，還強迫社員搬家拆房蓋豬圈。結果，集中起來的豬羊雞鴨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數幹部偷吃偷賣了。


　　和“共產風”相關的是“浮誇風”。浮誇風就是吹牛說假話成風。這種說假話的風氣是強大的政治壓力的產物，也與當時全社會的氣氛有關。明眼人壹看就會知道，《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在安徽活動的報道，其中說的糧食產量和養豬數量顯然是浮誇的。曾希聖明目張膽地向毛澤東說假話，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種假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對各地幹部當然會起到不好的示範作用。各地、縣在省委的壓力下，說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書記程光華代表市委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談到浮誇風時說：“我市盲目趕風頭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甚到為趕風頭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糧食高產‘衛星’，我們郊區也假造了壹塊‘衛星田’，將三畝半稻子移栽到6厘面積的稻田裏，實際畝產只有200斤，卻吹噓為11000斤，並拍了照片，開了現場會，登了報紙。……我們提出‘人家有的我們要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組織幹部翻閱種種報紙，尋找新鮮報道，並派出幹部常年在外地取經，強調‘先進經驗不過夜’，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問需要，就盲目跟著幹起來，就造成了嚴重的浮誇風。”程光華的話反映了當時幹部們的心態。


　　既然糧食產量這麽高，征購任務也就相應地高了。而實際情況是，從1957年到1961年，糧食產量農年下降，征購任務逐年提高，農民口糧逐年減少。


　　表4-2 1957－1961年安徽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項　　　目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
　　║　貿　易　糧　│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
　　║　征　　　購　│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
　　║　銷　　　售　│　 40.95│　 59.10│　 59.10│　 32.44│　 23.16║
　　╟───────┼────┼────┼────┼────┼────╢
　　║　凈　擁　有　│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
　　║　總人口（萬）│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
　　║人均凈擁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


　　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安徽》。


　　註：表中糧食產量為生產年度，購銷為糧食年度。


　　表4-2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從人均凈擁有量來看，人均口糧（貿易糧）：1957－1958年度，為312.7斤，1958－1959年度為312.7斤；1959－1960年度為246.64斤；1960－1961年度為291斤；1961年1962年度為242.1斤。這裏是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克扣，農民吃到口裏就更少了。不過，雖然1961－1962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曾希聖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饑餓從1958年冬天就開始了，1959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可悲的是，廣大農民因饑餓瀕於死亡，而從省委到中央還不相信農村沒有糧食。1959年，《經濟消息》第9期發表了安徽省的壹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壹開頭就說：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壹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所謂糧食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原來各農業社瞞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瞞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1700斤，只報700斤，有的搞秘密倉庫，壹個生產隊在壹夾壁墻中藏糧3萬斤，另壹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裏；有的幹部帶頭集體私分，有壹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200斤。”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瞞產私分”的情況以後寫道：


　　為什基層幹部普遍瞞產和帶頭鬧糧呢？據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由於宣傳工作沒做好，壹些（不是壹些，而是大多數，或者全體──毛澤東註）基層幹部和群眾以為“成立公社以後壹切都要歸公”，再加上賣糧時采取了“小社賣糧，大社結帳”的辦法，使小社到賣糧以後糧錢兩空；某些公社又對增產的大隊幾次追加征購任務，使基層幹部對統購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幾怕：壹怕實行“三包”辦法，由公社統壹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征購任務；三怕春荒時公社在各隊間調劑余缺；四怕自己報實產量而別人不報，自己隊吃虧。這樣，瞞產私分就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吃糠，吃菜，叫喊沒有糧食吃，只是壹種以攻為守的辦法，目的在於希望不再追加他們的征購任務。


　　文章接著講，在做好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後，“不到壹個星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停夥的食堂恢復了起來，原來吃糠吃菜的又變成了兩幹壹稀，暗倉變成了明倉，幹部群眾鬧糧變成了議論豐收，無精打采變成了興高采烈，田野裏又開始出現了紅旗招展熱火朝天的局面。”


　　毛澤東真是相信了這篇奇文中講的情況。相信瞞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壹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瞞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語：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制，需要多年時間，這是壹個由小集體所有制（隊有）到大集體所有制（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按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制“壹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壹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饑餓。死人越來越多。


　　1960年安徽農村是壹種什麽樣的情景？我的壹位老同事、現在和我同住在壹座樓裏的陳大斌，他的家鄉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這樣描述當時他家鄉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鄰省上大學。春節前收到父親的壹封信，他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回家過年！”我想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鄉出了什麽變故吧！可是，即使我從最壞處著想，也沒想到會出現那種局面！
　　半年後我回到故鄉，簡直是被嚇呆了！下了火車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廢了，挖了深坎橫溝，長滿荒草荊棘；而新路沒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壹條條深溝，壹道道土嶺……綠油油的故鄉大平原被挖得遍體鱗傷，成了“人造丘陵”！
　　還沒進村，遠遠地就看到了村裏的塌屋和斷墻，過去村裏裏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的綠樹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許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鄉的人呢？許多看著我長大的前輩們，甚至有壹些同輩人，包括我的壹些親友在內，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餓死，母親逃往準南，嬸嬸帶著幾個孩子逃往寧夏，父親躲過這場大劫，吃草末樹葉作下了胃病，幾年後腸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來，我家的災難還算輕的，村裏好些正是壯年、青年人都餓死了。有幾戶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絕……
　　夜間，我躺在沒有壹棵樹木、院墻幾乎倒盡的空空蕩蕩的院子裏，呆呆地望著滿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裏死壹樣的寂靜，偶爾有什麽聲響，父親告訴我，那是野狐子在躥，人煙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裏亂跑……


　　這就是“大躍進”之後的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村莊破敗……


　　與群眾大批因饑餓而死相對應的是，幹部們卻照樣享樂。留下來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曾慶梅到蚌埠檢查工作時，壹到蚌埠就要跳舞，還以書記的名義讓女演員連夜學跳舞陪伴。當時蚌埠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影響很壞。”曾慶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主管黨紀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員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這麽嚴重的問題，地委卻抽了許多人去蓋賓館。中秋節時，街上餓死人，而地委、縣委書記卻在交際處大擺酒席，不是星期天也辦舞會，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產風”的人們有壹種“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麽，對於他認為阻礙這個偉大目標實現的人，進行無情打擊，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基層幹部素質本來很差，有了這種為了共產主義而橫掃壹切的心態，什麽極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對共產風不滿、或有與共產主義風格相反的行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監委書記曾慶梅1960年8月4日的壹份報告反映了壹個公社幹部迫害農民的情況。蕭縣馬井公社有專業組長以上的各級幹部909人（公社壹級34人，大隊壹級161人，生產隊壹級403人，專業組壹級311人），據揭發的材料統計，犯有不同程度的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有368人，占幹部總數的40.5％。其中，公社幹部違法亂紀的占33％，大隊幹部違法亂紀占64％，生產隊幹部違法亂紀的占50.4％。違法亂紀的具體表現是：


　　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全社被捆綁、吊打、關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總人口的3.8％。打人的花樣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讓人自己打自己，讓人互相打，帶驢籠嘴，冷水澆頭，等10多種。更加瘋狂的是以下刑罰：活埋人。郝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保民今年春天埋過5個小孩，土埋齊腰深，社員苦苦哀求才扒出來。用針刺。範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胡念堂麥收前發現兩個10多歲小孩在地裏吃豌豆秧，因為這兩個小孩太瘦，身上無肉，就用針刺耳朵。脫女人褲子。陳坡生產隊隊長吳某看到社員陳徐氏搓了幾穗麥子偷放在褲腰裏，吳即當眾把陳徐氏的褲子撕掉，陳徐氏羞得當場投河，被救回家後晚上自縊身死。讓社員吃屎。郝莊大隊郝莊生產隊社員郝明良在地裏摘了幾根豆角吃，支部書記硬逼他吃下壹塊牛屎，吃下去後還逼郝說“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竈砸鍋。不準社員在家生火做吃的。據不完全統計，僅生產隊幹部直接砸鍋的就有151人，共砸鍋234口。


　　扣飯。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飯的就有537戶、1558人，其中因扣飯而餓死多人。有的還采用“壹人犯錯，全家扣飯”、“壹戶犯錯，鄰近四戶都要受辯論”的連環保制度。社員朱宗道有病，多喝了壹碗稀飯，當即扣飯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蕭縣，幾乎每個縣都有類似情況。


　　農民在下面挨整與幹部在上面挨整是並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張愷帆而被牽連的人達兩萬八千多人。此外，還有大批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蚌埠為例，這個以交通樞紐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徹底清算羅霞光（市委第二書記）、王榮華、杜宏本、李世農、史堅、李斌、吳正等反黨聯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壹大批幹部受到牽連。1959年11月，又揭發出以市長朱德興等為首的機會主義分子，這壹次被批判的幹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幹部受到批判鬥爭。1962年甄別時，這些被打下去的幹部全被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恢復職務和原級別。在“共產風”最為猛烈的時候，這種以打擊不同意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把“共產風”推向了極端。


　　2、捂蓋子和揭蓋子


　　安徽省的饑餓狀況壹直被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捂著蓋子，既不向上面匯報，也不讓下面說真話。毛澤東很相信他，還讓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到山東揭蓋子。但安徽的蓋子不能長期捂下去。嚴重的饑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軍人、學生、幹部回安徽家鄉探親，發現鄉親大批餓死，不斷有人向中央寫信。但寫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蓋子的指導思想下，各級領導都封鎖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財貿部向省委了壹份《關於當前糧食工作上的幾個主要情況》，當時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作為主管糧食的部門財貿部的這個報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況，卻對人民反映饑餓的來信百般曲解。請看：


　　從人民來信的數字看，今年壹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計476件，比去年壹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陽、蚌埠最多。從已經檢查的31件內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縣查12件）部分屬實的8件，占26％，完全不實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揑造的，是惡毒攻擊的。例如，江西省軍事醫學科學院何承才（安徽人）來信說：金寨縣關廟生產隊政府不給壹點糧食，群眾生活問題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當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地方群眾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糧食，每天壹幹兩稀，外有蔬菜，沒有壹個人因生活困難而外流或死亡。這封信及調查結果已轉該學院。
　　壹件匿名信說定遠縣沛河公社荒沛大隊，從去年6月到現在光吃青菜和樹皮，有的還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經查對結果，這個隊從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麥，9到12月吃1斤雜糧、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兩原糧，另外還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沒有因生活問題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來信說，鳳臺縣清泉集附近有兩個月吃不到糧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壹個村就死了十幾個人。又說，上河堤的只吃到6兩糧，在家的還吃不到6兩。經查結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莊、孟莊，老姚湖等村莊，每人每天吃糧6兩、澱粉6兩，加上幹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個大隊3個月來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聖的指導思想促使財貿部寫出了這樣的報告，還是這樣的報告使曾希聖堅信沒有餓死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種說假話的情況是上下互動的。


　　回鄉探親的人因反映真實情況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鳳陽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了南毛小隊和石馬大隊大韓小隊饑餓的慘狀，他家裏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壹次爭吵，並且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小隊買種子。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向福州空軍連發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繆堅親自向福州空軍寫信，說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軍第壹次來調查，縣裏還編造假情況欺騙調查的人，福州空軍第二次來調查，才得知這個小隊餓死了66個人。但是，潘在部隊還是受到不應有的處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辦公室轉來壹封信，這封信是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另壹資料說他是鳳陽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少柏化名“石求名”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為驚人的。壹個死亡占百分之五，壹個死亡占百分之十五，壹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收集起來被大人遺棄的兒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壹百名左右。”事後才知道，餓死的人這個數字還要多，但此信被定為“反動信件”由公安部門追查，對張少柏橫加迫害。


　　壹方對外面封鎖消息，壹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騙從外面來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陽視察，安徽省事先作好準備，清理沿途死屍，把浮腫病號集中看管，不讓董必武看到真實情況。1960年在新華社工作的外國專家休假，國內部副主任方實陪同外國專家去合肥遊覽。安徽省委安排他們去逍遙津公園等有限的地方。在外賓所到之處，完全布置了壹派豐饒、富裕的景象：湖裏有穿著漂亮的女子悠閑地劃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裏食品豐富。省委所劃定了外賓活動的地方，不讓老百姓進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騙外賓。


　　由於捂蓋子，民眾饑餓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直到1961年秋後，饑餓還相當嚴重。地處交通樞紐的工業城市蚌埠壹份報告稱：“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浮腫病有2330人，幹瘦病141人，子宮脫垂2936人，閉經病2895人，小兒營養不良尤其突出。據衛生部門9月份對9個幼兒園、托兒所、五個居民段、二個鐵路職工住宅點的調查，在3181名7歲以下兒童中，營養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總數的36.9％。其中有328個兒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軟骨病。


　　越是弄虛作假，死人就越來越多，情況也就越難封鎖。反映安徽問題的信件有壹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監委派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瑉去安徽潛山了解群眾生活情況。8月，中央監委派張瑉、曹思恒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了解群眾生活情況。11月，中央監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了解人口外流情況。這幾次調查得到了壹些真實情況，但由於從上到下封鎖，他們沒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況。12月，中央根據中央監委反映的情況，派以中央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工作組去安徽了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參加工作組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監委、共青團中央、和農業部等部門的幹部。不久，安徽省委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和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說工作組聽信壞人的話。工作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從吾主持中央監委會議，聽取派往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安慶地區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發生原因，以及有關當地領導封鎖消息的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安徽省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反映情況不實。


　　由於安徽省委不讓人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的活動，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因此，在這次中央工作組匯報工作之前，王從吾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接著，譚震林、柯慶施壹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批評了他們，把張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檢舉材料向他們談了，他們表示認錯。


　　1961年1月3日，王從吾在中央監委會常委會上說：昨天，我與曾慶梅、單敬之同誌談話，指出：第壹，妳們回去以後，壹定徹底揭開蓋子；第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也要寫出書面檢討報中央監委；第三，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老實話，是好同誌，妳們要保證對他不打擊報復；第四，安徽省委為什麽不反映真實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說，他完全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他們準備檢查處理。扣壓人民來信問題他們有責任，向中央寫信反映檢查組的問題是錯誤的。


　　1961年4、5月間，中央監委又派農村處處長李堅、張瑉等人去安徽進壹步調查。李堅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況，他們得知蚌埠15個縣、阜陽8個縣、肥東、肥西宣城等28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蚌埠監委書記鄧衍才告訴他們，蚌埠地區15個縣就餓死了100萬人。李堅等又到鳳陽、定遠，得知更多的情況才回到省裏。他把省監委的人集中起來，要求他們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怕從監委打開缺口，對監委施加壓力。曾希聖看到李堅的調查材料，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老紅軍翁可業（省監委副書記）調查了蚌埠15個縣，曾把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置之不理。翁可業把調查匯報的底稿交給了李堅。李堅向王從吾作了《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王從吾將這個材料以調查組李堅的名義送給了中央書記處。面對血淋淋的事實，曾希聖辯解說，是下面向他封鎖情況。中央監委王從吾拿出翁可業給省委的報告底稿，對曾希聖說，已經有人向妳們報告了，怎能說下面封鎖妳們？曾希聖才無話可說。


　　安徽的蓋子遲遲沒有揭開，所以餓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會上，才徹底揭發了安徽的問題，中央批評了曾希聖的錯誤，曾希聖作了檢討。


　　2001年春，83歲的李堅對本書作者說：蓋子揭開得早，死人就少壹些，安徽蓋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蓋子壹直沒有揭開，死人就更多了。


　　3、欺騙肚皮


　　在糧食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騙肚子法。壹種辦法是讓同樣的糧食多出飯，營養價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顯得更飽。


　　改進做飯的辦法，同量的糧食多出飯。糧食嚴重不足，不少食堂創造了“先進的”做飯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發文推廣。文件說：“這些先進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飯率，最高達到壹斤米出飯8斤，山芋幹出飯達四斤四兩，都較原來的出飯率提高了二三倍。”對此事“必須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教育，對各種右傾思想應給予堅決的反對和批判”。這個文件介紹的方法如下：


　　凈米飯先進制作方法：
　　高溫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再兌入開水5兩，然後將碗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時，再兌入開水4兩復蒸，前後約60分鐘即成。每斤米可出飯8斤。
　　壹炒三蒸法。先將米入鍋炒10分鐘，再用開水浸泡10分鐘，泡透後再將水除去，入鍋幹蒸20分鐘，再盛出攤涼後加水（每斤米放4斤7兩水）復蒸10分鐘後，再盛出涼幹（10分鐘），最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飯。
　　浸泡雙蒸法。先把米用開水浸泡半小時，連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蒸，半小時後拿出攤涼（約10分鐘），每斤米再加水4斤6兩，再蒸40分鐘，每斤米可出飯6斤2兩。
　　雙蒸法。每碗放米1.25兩，參水6.6兩，放在開水鍋內蒸煮，30分鐘後每碗再加水2.5兩，復蒸20分鐘後，每斤米可出飯7斤半。
　　泡米復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鐘，水除去攤涼以後，將米放入鍋內蒸20分鐘，再拿出攤涼並再進行復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飯6斤半。
　　蒸煮法。先用熱水將米浸泡20分鐘後，入鍋煮，到米漲開時撈出復用籠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4兩。
　　幹、濕雙蒸法。將米幹蒸後，以1.7兩米兌2.6兩水的比例，加水復蒸，每斤米可出飯5斤6兩。


　　山芋丁飯先進制作方法：
　　雙泡雙蒸法。先將山芋丁用水泡2小時再蒸，蒸後1小時取出，用涼水浸泡後，再放入籠內兌水復蒸，每斤可出飯4斤4兩。
　　浸軟復蒸法。先用溫水洗淘山芋幹，待浸軟後，入鍋幹蒸，蒸熟取出攤涼，10分鐘後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兩）復蒸，壹個半小時後成飯，壹斤山芋丁可出飯4斤4兩。


　　山芋面飯先進制作方法：
　　炒燙法。先將山芋面幹炒，炒後用開水燙，山芋面涼透後用水拌合，制成饅頭，入籠蒸後，每斤山芋面可出飯4斤4兩。
　　發酵蒸饃法。將山芋面進行發酵，制成山芋面包，壹斤山芋面可蒸出饅頭3斤。
　　小蘇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飯時，先用水燙壹燙後加小蘇打拌合，做出饅頭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饅頭4斤。
　　豆粉面制飯法。先將豆粉面炒熟，冷涼，用開水燙後，用溫水拌合制成饅頭蒸出，每斤面可出饅頭4斤4兩。


　　很明顯，上述“先進”制作方法，並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壹些，膨脹得厲害些，而且反復蒸煮，破壞了營養。農民說，這是“欺騙肚皮的”的辦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裝得滿壹些，農民還是願意接受的。這種量不增多、營養下降，而顯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為減肥食品。因為它可以滿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營養。


　　大力尋找代食品。上述“先進”的制作方法，還是需要糧食（包括山芋）的，到後來糧食完全沒有了，巧婦難做無米之炊，只好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的各級黨報也大力宣傳某些代食品的營養如何豐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壹書記程光華在全市小秋收會議上作了《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的專題報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為中心的小秋收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過好生活搞好生產的壹個關鍵性措施，我們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運動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發出了《中共蚌埠市委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號），文件壹開頭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來，我市出現了壹個群眾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報告進壹步強調野菜的好處，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住清明前後的有利時機，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掀起壹個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壹書記程光華在發動群眾采集代食品的報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表4-3 壹些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
　　║　品　　種　│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熱量║
　　║　（公斤）　│(克)　│(克)│物(克)　│(卡)║
　　╠══════╪═══╪══╪════╪══╣
　　║玉米芯(粗粉)│　66　│ 25 │　　68　│ 812║
　　║紅芋葉(粗粉)│ 185　│ 58 │　 128　│1900║
　　║紅芋藤(粗粉)│ 168　│ 59 │　 116　│1785║
　　║紅芋卯(粗粉)│　90　│ 70 │　 113　│2273║
　　║黃豆莢(粗粉)│ 100　│ 47 │　 113　│1356║
　　║榆樹葉(幹粉)│ 185　│ 47 │　 101　│1663║
　　║桑樹葉(幹粉)│ 163　│ 92 │　　40　│1853║
　　║化生桔(粗粉)│ 122　│ 32 │　　91　│1221║
　　║紅芋葉(澱粉)│　92　│ 66 │　 294　│2260║
　　║紅芋藤(澱粉)│ 101　│ 49 │　 470　│2727║
　　║黃豆莢(澱粉)│ 103　│ 27 │　 394　│2227║
　　╚══════╧═══╧══╧════╧══╝


　　資料來源：程光華：《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與莊稼有關的，或壹般荒年吃的榆樹葉、桑樹葉之類。幾個月之後，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壹般荒年不吃的野草當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發出的《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這些代食品的營養。


　　表4-4 每1市斤各種代食品的營養成份


　　╔════╤══╤═══╤══╤═══╗
　　║代食品　│脂肪│蛋白質│糖分│熱　量║
　　║名　稱　│(克)│ (克) │(克)│ (卡) ║
　　╠════╪══╪═══╪══╪═══╣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0║
　　║豬牙菜　│1.50│ 17.9 │2.50│　95.5║
　　║薺菜　　│0.50│ 36.0 │35.0│ 288.5║
　　║香薺菜　│1.50│ 24.9 │22.5│ 203.0║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0║
　　║芙莉苗根│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00│ 21.9 │24.6│ 195.0║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0║
　　║蒿蘭菜　│1.75│ 18.0 │27.3│ 197.0║
　　║草鞋底　│1.00│ 20.6 │16.0│ 155.0║
　　║雙葉苗　│2.00│ 23.2 │35.5│ 253.0║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0║
　　║面條菜　│1.15│ 25.7 │19.5│ 191.0║
　　║羊蹄棵　│0.20│ 31.1 │20.7│ 209.0║
　　╚════╧══╧═══╧══╧═══╝


　　資料來源：中共蚌埠市委：《進壹步發動組織群眾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來的上述兩個文件中，都提到壹個月有數十萬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樹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樹皮沒有了，野菜也沒有了，代食品也很難采集了，人們只好坐以待斃了。


　　我在鳳陽看到壹份文件：《中共鳳陽縣委通知（1960.10.1）》，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壹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蔔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采集豆葉100─150斤。采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


　　4、“救命田”救了農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辦法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回來。1958年各地搞“壹大二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樂觀其成的。“壹大二公”引起的“五風”造成了很大破壞，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來，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即人民公社的財產由這三級共同所有，而生產隊是基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對遏制“共產風”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還沒有改變“上工壹條龍，幹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記的壹樣工”的狀況。生產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責任田醞釀於1960年秋，試點於1960年底，形成於1961年春，結束於1962年底。對於安徽的責任田，毛澤東態度曖昧，他前後四次表態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聖提出了在生產隊下劃份三個組，分別包產：壹組包口糧，壹組包飼料，壹組包商品糧。10月，他進壹步提出：“生產隊下面均設生產組，避免生產大呼隆。”這年10月，曾希聖接替舒同，兼任山東省委第壹書記，11月，安徽省委貫徹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曾希聖從山東趕回安徽，在會上他強調：“我們是三級半所有制，小組是半級所有，以加強生產責任制。包產仍實行雙包制，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此後，這個辦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廣。但以生產小組為單位還是沒改變“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的問題，只不過是“大鍋”變得小了壹點。


　　1961年元旦後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長張祚蔭和鄭銳到山東向曾希聖匯報情況。曾希聖聽完匯報後向他們講了幾件事：第壹，關於恢復農村經濟問題，他說可以走包產到戶的路子，並說已給黃巖同誌打過電話，請他親自去金寨縣搞包產到戶的試點。第二，已經向毛主席請示，農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讓社員壹家壹戶自己做飯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問題，主要責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請示，擬不再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回安徽糾正自己的錯誤，把安徽生產搞起來。


　　看來，曾希聖深知安徽問題的嚴重，他捂蓋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問題之前，自己把問題先解決掉，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


　　1961年2月，曾希聖從山東卸職回安徽，路經蚌埠時，在此地駐點的省委常委張祚蔭向他談了壹件事：宿縣褚蘭公社苗光大隊73歲的農民劉慶蘭帶著有肺病的兒子上山開荒，沒有牛，沒有犁，只靠壹把鍬，第二年收了糧食3300斤，除了口糧種子外，還賣給國家1800斤糧食，向公社交了60元錢。可見，包產到戶不僅是農民的要求，而且的確能解決問題。


　　壹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辦法。“勞動底分”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婦女為6分，少年為5分，是事先評出來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勞動能力包地。這樣，就把土地分包給勞動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糧食就行了。曾希聖強調，這不是單幹，因為土地和大型農具還是公有，包產得到的糧食還是統壹分配（超產的歸自己）。他強調“五統壹”：計劃統壹，分配統壹（超產部分歸自己），大農活和技術統壹，用水管水統壹，抗災統壹。盡管開始推廣，但幹部還是有顧慮，怕說是分田。1961年3月15日和16日，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作法。毛澤東回答說：“妳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壹件大好事。”曾希聖立即叫秘書把毛主席的話電告訴省委，並說：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全省搞起責任田來了。正在全面推廣的時候，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讓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壹書記）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由於看到毛澤東態度和上次表態有所不同，3月20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壹封信，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責任田的作法和積極作用，也指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陷。信中說“我們的做法，並不是單純接受部分群眾的要求，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吸取它的好處，又規定辦法防止它的壞處。”毛澤東看信後沒有表態。3月28日，曾希聖回到合肥，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簡要傳達廣州會議，說：“這個辦法（指責任田），現在看來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增產，我們就今年試驗壹年，如果實踐證明是好的就繼續搞，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中說：“我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的辦法是從3月6日開始的，到3月20日接到希聖同誌由廣州發來的電話後即行停止。總計個省試行這個辦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39.2%。”這裏說的廣州來電後“即行停止”應當是壹種謹慎的試探。因為毛澤東在廣州說了“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實際上此時並沒有停止。為了消除中央的疑慮，這個報告對外面的批評作了解釋：“在試行中，有些地方由於宣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數群眾把這個辦法誤解為包產到戶，甚到誤解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產糧，故意把它說成包產到戶寫信給工廠做工和給部隊服役的親屬回家生產。實際上，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說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壹致的。”1961年7月，曾希聖又壹次在蚌埠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妳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曾希聖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繼續推廣責任田。到10月中旬推廣面達84.4％。


　　責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區壹年就消滅了荒地（1959－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拋荒）。牲畜農具很快增加（1958－1960年農具大量破壞，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10月份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壹年增產38.9％。糧食多了起來，交了公糧以後基本能夠吃飽。因此，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為了吃飽，第壹年種的主要是紅薯。當時不少河南人到淮北來撿地裏沒挖凈的紅薯。


　　在形勢剛有好轉的時候，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發生了變。1961年12月，毛澤東在江蘇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還讓群眾搞壹段時間。”當時毛澤東沒有表態。1962年繼續推行責任田。但是，為了怕人家說責任田是資本主義，就再三強調“五統壹”。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7000人大會）。大會結束後，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蓋子。和吳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聖不僅要為安徽省大量餓死人承擔責任（在這方面還有他壓制民主的霸道作風，毛澤東講不要走“霸王別姬”的路就是說曾希聖的），更要為責任田承擔責任。責任田雖然經過毛澤東的首肯，但畢竟和共產主義不是壹個方向。中央當時的說法是，責任田沒有經過試驗就全面推廣。中共中央改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壹書記。


　　曾希聖是壹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資興人，1904年生，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2年，他參與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粉碎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壹。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鬥。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軍情工作，而是責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責任田要改變。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對李葆華說，責任田是走回頭路。回合肥以後，李葆華在安徽省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看，辦法有兩種，壹種是安徽的責任田，壹種是中央的十二條、六十條，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證明，按中央的辦法做不會走回頭路，按責任田的辦法做要走回頭路，而且後果很壞，會把農民引向單幹道路，發展下去會兩極分化，出現高利貸。”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上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責任田與中央的六十條背道而馳，它引導農民走向單幹，其結果是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


　　在改正責任田的過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現了爭論。壹些了解基層情況的幹部上書毛澤東和省委，主張繼續搞責任田。這樣的幹部不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並書記處諸同誌，表示支持責任田。同年7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派人到安徽符離集調查，寫出了《關於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肯定了責任田的好處，主張對責任田“不能壹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時，鄧子恢直言指出，生產責任制好，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可以在農村普遍推廣。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又壹次推薦這個調查報告，因而招來了嚴厲的批評。但是，鄧子恢還重申：“對責任田，我現在還這樣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鄧子恢的職務，壹起被撤消了。這個會議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安徽省的責任田被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舉辦了有區社幹部1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結業後以他們為骨幹組成工作隊，大張旗鼓地到農村強制改正責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壹些生產隊，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過來。”不過，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辦法，延長責任田的實行時間。中共中央將《安徽省委關於第壹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轉發全黨，以期推動全國各地改正“責任田”的工作。這個文件介紹了改正責任田的進度，列舉了“責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單幹風”時，壹大批幹部受到批判。隨著“四清”、“文革”，這種批判變本加厲、日益升級。全省從上到下有幾十萬人因責任田的牽連受到了批判鬥爭。


　　15年以後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國率先搞起了責任田，最後在全國普遍推廣。


　　5、安徽餓死多少人？


　　三年大饑荒期間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本書作者據《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結果，為226.28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243.06萬人。（見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這本書的基本數據來處官方，顯然是縮小了的。這裏我再按1989年《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計算過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統計資料


　　單位：萬人；出生率、死亡率：‰


　　╔════╤══╤══╤══╤══╤══╤══╤══╤══╤══╤══╗
　　║年　　份│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
　　╠════╪══╪══╪══╪══╪══╪══╪══╪══╪══╪══╣
　　║總　人口│3201│3243│3337│3394│3426│3043│2988│3234│3232│3181║
　　╟────┼──┼──┼──┼──┼──┼──┼──┼──┼──┼──╢
　　║平均人口│ － │ － │ － │ － │ － │3366│3410│3235│3016│3111║
　　╟────┼──┼──┼──┼──┼──┼──┼──┼──┼──┼──╢
　　║出生　率│27.7│33.2│29.7│23.8│19.9│11.4│12.3│53.3│50.7│39.9║
　　╟────┼──┼──┼──┼──┼──┼──┼──┼──┼──┼──╢
　　║死亡　率│11.8│14.3│9.10│16.7│12.3│68.6│8.10│8.20│7.90│8.60║
　　╚════╧══╧══╧══╧══╧══╧══╧══╧══╧══╧══╝


　　資料來源：《安徽統計年鑒》1989年，第40頁，41頁。


　　正常死亡率＝[（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8年：3366＊（12.3－9.55）‰＝9.26（萬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萬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萬人）


　　1961年實際死亡率低於正常死亡率。可以說沒有餓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24.67萬人。


　　正常出生率＝[(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萬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萬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萬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萬人）


　　4年少出生人數為241.17萬人。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壹書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統計年鑒》數據壹樣，但歷年總人口數略高於《安徽統計年鑒》，所以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略高於用《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由於這兩本書的數據都是官方公布的，縮小了饑荒嚴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監委調組李堅寫了壹份報告：《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300萬人。2001年春，李堅向本書作者說，“文革”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幾年他作了壹些調查，回北京後告訴李堅，安徽餓死人數不是300萬，而是500萬。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0.6萬，占饑荒前人口總數的18.3％。


　　當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統計）工作的人口學家王維誌，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分析，1960年這壹年安徽省死亡率超過100‰縣有11個：肥東縣124.89‰，巢縣101.23‰，宿縣144.32‰，鳳陽136.04‰，定遠118.45‰，五河116.70‰，阜陽125.57‰，太和174.79‰，亳縣162.38‰，宣城163.10‰，無為182.30‰。這些數字是官方上報的，從梁誌遠的亳縣調查就可以證明，顯然是縮小了的，但比後來出版的《中國人口·安徽分冊》壹書中的死亡率要高壹些。如果考慮三年的情況，總的死亡率超過15％是沒有問題的。安子文說的500萬，占當時全省總人口15％左右。綜上分析，從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在500萬到600萬之間。


　　戶籍管理部門的分縣市死亡人口統計顯示，僅1960年壹年，安徽省就有192萬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無為、宣城、毫縣、宿縣、鳳陽、阜陽、肥東、五河、宿松、濉溪、靈壁、渦陽、全椒等縣。安徽各縣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見圖4-1。

第五章　糧倉裏的餓號

　　吉林省位於中國東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積6083萬畝，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1％，另有可墾面積432萬畝。吉林地多人少，當時全省900萬人農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畝，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裏土壤肥沃，氣候適宜農作物生長，是中國的重要商品糧基地。從歷史資料看，大躍進年代的吉林省委領導人不走極端，不趕浪頭，在毛澤東面前有時還敢講壹點真話。但是，就是這樣壹個號稱“中國的糧倉”的省份，也沒有逃脫饑餓的折磨。不過，與內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饑荒要輕得多。

壹、沈重的征購任務

　　吉林是產糧大省，征購任務重。1957－1958糧食年度，由於糧食征購任務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壹些地方就出現了糧食緊張的情況。在十幾個縣的部分地區，群眾叫喊缺糧，找鄉社幹部要糧請願。有的地方發生群眾搶購副食品，個別地區還發生了群眾搶糧分糧事件。長春市南關、二道河子兩個區，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達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門前排隊搶購豆腐渣。雙城縣群眾夜裏11點就開始排隊搶購煎餅。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購任務之後，省檢察院就積極配合。1957年10月，省檢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級檢察院，註意及時打擊破壞糧食征購和糧食政策的違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與省法院、監察廳聯合召開了專署及重點縣的三長會議，會後公安、法院、監察等部門，密切配合征購糧食工作隊。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別召集的24個縣檢察長匯報。據匯報材料，各地共處理了427件糧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機關逮捕的96件和法院決定逮捕的52件以外，檢察院偵察處理了279件。其中套購糧食56件，糧食投機倒把的50件，抗交公糧拒售余糧的51件，貪汙盜竊糧食的43件，密打私分糧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繳回糧食481.1多萬斤。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僅公主嶺地區7個縣、市的統計，從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檢察院、法院、監察廳三家共偵破破壞糧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屬於套購、搶購進行投機倒把的8起，隱瞞產量私分糧食的130起，抗繳征購的19起，盜竊糧食的2起。使國家糧食損失73.94萬斤。這些“犯罪”，實際上是農民為保衛自己利益的壹種自發的鬥爭。這些案件的處理中包含著農民多少血和淚！


　　表5-1 1957－1961年吉林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 86.00│105.00│108.00│ 80.00│ 88.00║
　　╟───────┼───┼───┼───┼───┼───╢
　　║　貿　易　糧　│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
　　║　征　　　購　│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
　　║　銷　　　售　│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
　　║　凈　擁　有　│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
　　║ 總人口(萬人) │1248.1│1280.9│1313.0│1397.1│1414.3║
　　╟───────┼───┼───┼───┼───┼───╢
　　║人均凈擁有(斤)│572.63│577.95│575.02│431.82│4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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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吉林》。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以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省委第壹書記吳德向毛澤東叫苦：糧產量的增長遠遠趕不上征購任務的增長。與1957年比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產量增長15.8％，純征購任務增長了75.6％；在分配產量中，征購的比重由28.2％增長到51.8％；留糧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別是大豆種植面積多、商品糧比重大的糧豆產區，由於大豆沒有單獨定產定購，每遇歉收減產，即須以粗糧抵交大豆任務，更加擠了群眾的口糧。


　　“分配產量”是上級分配的產量任務，實際產量的增長達不到增長15.8％的幅度。吳德算的這筆賬和糧食部的賬略有差別。


　　有些地方，糧食產量下降，征購任務卻大幅度增加。例如，懷德縣1960年的糧食產量比1953年減少了38.3％，但征購任務還高於1953年。1953年征購糧占總產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約占80％，1960年占67.46％。


　　在這個糧食大省，省委領導人每年卻為糧食發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關於當前糧食情況的報告》。報告說：


　　1958－1959糧食年度，吉林省征購入庫（貿易糧）49.27億斤，城鄉銷售預計32億斤，到1959年5月底已實銷28.68億斤。純調出計劃16.8億斤（到5月末已調出15.2億斤），軍需供應8900萬斤，糧食損耗4000萬斤。這樣，預計6月末庫存為4.99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8200萬斤。
　　從1959年7月到接上新糧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縣城到10月底，農村到9月20日），城鄉銷售最低需要11.35億斤，其中，城鎮需要銷售7.63億斤，農村非農業人口缺糧供應3.44億斤，軍需供應2800萬斤。這樣安排，收支相抵，赤字為6.36億斤，再加上最低庫存2.5億斤，共差8.86億斤。


　　盡管農民口糧不夠，但國家的征購任務還是必須完成。由於征購任務太重，逼得農民自殺事件多有發生。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出了《關於在農村工作中必須堅決貫徹政策，徹底杜絕自殺現象的通報》，通報說，“全省自征購糧食以來，自殺事件已達43起。”自殺事件的發生是因為“錯誤地采取所謂‘追、逼、壓、扣’等強迫命令的辦法，甚至到群眾家裏翻箱倒櫃”。


　　不降低征購任務，只講征購方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下壹個年度的征購任務還是減不下來。


　　為了保證征購任務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上，分管糧食的省財貿書記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糧食供求緊張的“底”，要求各級幹部“進壹步認識到糧食工作的艱巨性和支援全國、支援災區的重大意義”，強調“根據全國壹盤棋的精神，我們必須保證完成國家征購任務，支援全國，支援災區，同時還必須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糧食工作的“五條方針”：低標準，瓜菜代，辦好食堂，管好糧食，勞逸結合。


　　農民口糧低，國家的征購任務也很難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248萬噸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東北局送上《關於糧食工作報告》，這個報告先向上級算了細賬：1960-1961糧食年度，全省糧食估產550萬噸，扣除25萬噸（自留地、啃青），按525萬噸進行分配。國家征購任務248萬噸，拿走了總產量的47.2％。農民口糧147.2萬噸原糧，平均每人320斤。這對吉林省這個糧產區來說，口糧標準是很低的。這還不包括幾十萬山東移民。算賬以後如實地講了困難：“我省每年春糧食向外調，到六月以後，就需要從外省向省內調，由於調撥不及時，每年三季度城鄉供應非常緊張。特別是近幾年來，省內糧食庫存逐年減少。1956年六月底庫存為69萬噸，1957年為52萬噸，1958年為31.3萬噸，1959年為38.7萬噸，1960年為27.4萬噸，今年庫存更難增加，這樣就更加難以周轉。希望能在上交任務中，給我省留下15－20萬噸，作為明年三季度的周轉庫存。”上級是否同意他們有要求，沒有看到有關資料，但是，他們敢於向上講困難，和四川、河南和貴州等省的領導人相比，還算不錯的。壹方面向上級叫困難，另壹方面還得抓緊完成征購任務。11月18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接著又抽調3萬多名幹部深入農村，大抓糧食征購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統計，就完成了征購任務的74.32％。吳德還要求不能松勁，進壹步完成征購任務。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購任務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東北局表示：“征購已經宣布結束……大量入庫已無可能。”征購任務結束以後，“只給農民留下口糧7.8億斤，今後8個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區把壹部分口糧交了征購糧，有的地區還交了壹些飼料糧。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銷糧達7億斤…….各地上報目前就沒有糧食的已達219萬人，占農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糧人口473萬人，占農村人口54.1％……由於口糧緊，目前人的體力開始減弱，患浮腫病人數，據去年12月末統計有兩萬人左右，現在還在繼續發展中。飼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糧食征購更加困難。這壹年度的征購任務減少到220萬噸，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購任務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購糧食共入庫201.1萬噸，就宣布完成了國家征購任務（實際上征購糧入庫還在進行，到2月底征購入庫為202.5萬噸）。征購任務完成後，農村人口集體分配口糧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體分配口糧300斤以上的占農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沒有分配口糧的占1.3％。從2月15日到接上新糧（9月20日）還有7個月零5天，以200斤口糧計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糧9兩，還算過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糧就不到4兩6錢，饑餓就很嚴重了。鎮賚縣反映，結束征購後，該縣平均每人分配口糧96斤，全縣570個生產隊中，有78個生產隊沒有分配口糧，有176個生產隊口糧在50斤以下，兩者占生產隊總數的44.5％。中共延邊州委反映，敦化縣全縣534個生產隊中，分配口糧在200斤以下的有113個隊，其中有43個隊現在有的吃飼料，有的吃種子。鎮賚縣嘎什根公社有三個生產隊的社員，先後13次到附近的新生農場強取糧食，參加人數達75人，共拿走糧食5300斤。榆樹縣在糧食集運中，連續四次發生乘機偷糧事件，參加偷糧的有23人，拿走糧食1300多斤。1961年以後，縣以下的幹部吸取了前兩年浮誇的教訓，上報產量壹般都留有余地，對征購任務也討價還價，征購任務不得不減少。由於有了自留地，集體分配的口糧不足，由自留地產的糧食補充。完成征購任務最困難的是梨樹縣。省調查組認為，這個縣是社員過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開荒，影響了集體生產，造成糧食減產。“有的隊實際走上單幹道路了”，集體完不成征購任務，社員自留地的糧食卻多了。雙馬大隊第五小隊，社員自留地、小片荒地產的糧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隊第六小隊25戶有19戶種了隊裏的熟荒地，多的三畝半，少的也有半畝。有的戶小片荒地、自留地多達7畝、產量最多的達7擔。所以，省裏雖然上向面叫苦，農民的生活還是比前兩年好。社員自留地產的糧食多了，這是擺脫饑荒的最為有效的辦法。


　　糧食短缺，就尋找代食品。據1960年12月底統計，全省已收儲各種代食品原料51萬多噸，以食堂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點4萬多個，組織了38200個代食品生產專業隊，參加專業隊的人數有46萬多人，占全省農村勞動力的15％，已制成澱粉3萬噸。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種，有玉米葉、玉米桿楷、玉米瓤、稻殼、豆桿、柞樹葉、榆樹皮等。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還在全省範圍內開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運動，即動員100萬人（指主要勞動力），大幹100天，為全省農村人口每人生產100斤代食品。


　　不僅是吉林，在整個富裕的東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運動。1961年1月18日，東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報告中說：“據各省報告推算，全區在扣除征購糧、種子、飼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糧食以後，今年1到9月，農村每人的口糧相當多的地區不到120斤，遼寧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為克服困難，在東北全區開展壹個以制造人造澱粉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眾運動，並已初步取得成效。據年前統計，全區參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萬多人，已采集各種代食品原料640億斤，加工出澱粉3.6億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桿做成的。全區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東北三省財貿部長又召開了會議，專門研究了代食品問題。會議要求在3月底以前達到農村每人幹濕澱粉100斤，要像抓糧食壹樣抓代食品的進度。會議還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壹錢人造肉精。會上還介紹了壹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經驗。如遼寧省錦縣建業公社四合大隊，全隊310戶，1500多人，有壹半人參加了制造澱粉，按現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澱粉4200斤。黑龍江商學院建立了壹個人造肉精廠，日產60斤到100斤，全校四個食堂、2000多名師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錢到五錢。遼陽市第壹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發生浮腫病，後來每人每天吃壹到二錢人造肉精後，師生健康情況大有好轉。


　　其實，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組織，不用動員，在腸胃的壓迫下，人們會自發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問題還沒有緩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綠化中尋找代食品。在吉林省會長春市，自1961年5月以來，市內不少樹被扒了皮。據統計，僅南關、朝陽、二道河子三個區，被扒了皮的樹有1036棵，絕大部分是榆樹。壹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連片的。除了扒樹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擼榆錢、樹葉作代食品。長春市扒樹皮的情況在4月以前就開始了，4月7日，市建設局發出了禁止亂種菜、損壞樹木花草的緊急通知，但扒樹皮現象還繼續發展。接著，市長出面召開了公安、教育、團委、建設局等單位的會議，禁止扒樹皮及在市區亂種菜。市公安局、建設局組織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園和樹木多的地方，由早4時到晚11時，輪班巡邏，對於扒樹皮、毀壞樹木的人，則行政拘留。在長春以外的地方剝樹皮的情況更為嚴重。延邊地區各市、縣，除敦化以外，公路、鐵路沿線以及村子周圍，大部分榆樹都被剝光。


　　除了尋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國各地壹樣，也大力推廣“做飯增量法”，同樣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飯。農民說這是哄肚皮的辦法。吉林省在推廣時卻說，據遼寧、陜西兩省若幹個科研機構，將增量法和原來做飯的辦法對比試驗證明，增量法既能把糧食中的養分發揮出來，容易消化，增加熱量，有利於增強體質，又能吃飽吃好，節約糧食。按全省農村壹年消費口糧238.5萬噸計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飯，就等於增產糧食75萬噸，可夠全省900萬農村人口吃4個月。

二、“五風”也渡山海關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也渡過了山海關，在東北大地肆虐。這“五風”本來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產物，哪裏有“三面紅旗”飄揚，哪裏就有“五風”肆虐。而“五風”之所以毫無阻攔，是政治運動的結果。政治運動使說真話的人沈默，使智者沈默。


　　從1957初年到1959年末統計，吉林全省有19611名黨員受到黨紀處分，占全省黨員總數的2.49％，其中開除黨籍的7243名（內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類壞分子1103名，階級異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這些受處分的黨員中，中央管的黨員幹部25名，省委管的黨幹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掀起反右傾運動。吉林省反右傾批判的對象：李樹仁：省委委員、公主嶺地委第壹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李晨：通化市委書記處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委員，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張書田：四平市委宣傳部長，留黨察看壹年，撤職；袁小平：長春電影制片廠副廠長，嚴重警告，撤職；宋均：長春市基建交通部長，撤職；崔世臣：遼源市委書記處書記，撤職，保留市委委員；聞風：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設計院副院長；楊光：白城地委書記處書記；石達：省林業廳副廳長。


　　從這個名單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對象層次比較低，最高的是地委級。而相當多的省裏，批判對象中有省級。這說明吉林省反右傾鬥爭不如有些省那樣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體（擴大）會議，在徹底揭發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樹仁和李晨，並批判了其他壹些人的嚴重右傾錯誤的基礎上，作出決議：省、市、地、縣機關以及廠礦、企業、學校領導幹部中的反右整風已經開展了的，應繼續深入；沒有開展的，應及時開展；無論開始先後，壹律搞深搞透。在農村中，繼續開展以兩條道路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整黨整社運動。集中弄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黨的領導等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徹底揭露和粉碎右傾機會主義，以保證總路線的貫徹執行，鞏固黨的統壹和團結。”這個決議，把反右傾鬥爭從省級幹部中推向基層。


　　吉林省委領導人雖然不像河南、山東、四川等省委領導人那麽狂熱，但還得跟著政治潮流走。“五風”肆虐和反右傾運動是同時發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鄭州會議精神，批評和制止橫行了半年的“五風”。與會的發言者揭露了不少農村“五風”的情況。在1958年大躍進中，由於平均主義，由於農業勞動力不足等多種原因，糧食大量浪費。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糧食沒有收上來。海龍縣吉樂公社的吉祥等三個隊，僅在亂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總產量的18％。有些隊的水稻，到1959年3月還堆在場院裏沒有揚出來。杏嶺公社大興第三隊損失的水稻，每畝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個生產隊的損失，約有270000多斤，相當於1958年700畝地的產量。雙遼縣三巨管理區有壹坰（壹坰等於10畝）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還沒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產隊“見堆就有糧”（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蕘堆裏都有糧食）宏偉管理區壹個生產隊的90坰高梁壹天壹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擔，至少七八十擔糧食沒打下來。柳河縣涼水河子公社第六隊到1959年3月還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場院沒有管理，任憑“雞刨豬糟”。靖宇縣榆樹川公社有兩千捆蓧麥直到初春還放在地裏。另外，不少生產隊大量的蘿蔔、白菜、土豆、甜菜，由於沒人管理，放在地裏凍壞。不少生產隊牲畜丟了沒人管，認為跑也跑不出公社範圍。因此，牲口大量死亡。農具破壞丟失也十分嚴重。


　　在這次六級幹部會上，延邊、通化、吉林等地區的幹部認為平均主義在吉林有八大表現：1）分配拉平，富隊盡量多積累少分配，窮隊少積累、多分配；2）評級拉平，在評定勞動力等級時，不分特產專業隊和壹般專業隊的不同情況，均按統壹的比例；3）勞動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幹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記壹個工；4）生產資料拉平，富隊的財產多調，窮隊少調或不調，把富隊的財產往窮隊裏調；5）細糧拉平，不分朝鮮族、漢族，不管稻田多少，細糧壹律按20％供給；6）口糧留量拉平，不管增產隊還是減產隊，壹律按人均480斤留糧；7）菜金標準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壹律3角；8）年節供應豬肉拉平，不分養豬多少、好壞，春節期間壹律按壹斤肉供應。


　　吉林市郊區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風”比較突出的壹個例子。這個公社原來是壹個先進單位，整風整社時發現問題嚴重，才認為是“被地富反壞分子把持了領導權”。這個公社的張久管理區的幹部們，經常以“向黨開炮”、“放毒”、“資本主義分子”、“破壞分子”、“不服從黨的領導”等罪名，任意打罵群眾。他們經常威脅農民：“凡是不老實的，就得專他們的政！”動不動就說：“專他們壹下！”專政的辦法有三種，壹種是“訓練班”，即集中起來強制勞動，不給報酬；壹種是“養病房”，對自稱有病不能勞動的，就送養病房，睡涼炕，喝寸米粥（極稀的粥，壹寸粥只有壹粒米）；壹種是插白旗，遊街、吊打。全管理區共308戶，被專過政的就占總戶數的20％左右。農民王德閏壹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幹部們還說：“這有什麽了不起，死壹個擺著，死兩個挑著，死三個垛著！”生產上瞎指揮，全公社有6000多畝不宜種菜的土地硬讓種了菜，如地勢低窪的840畝地強行種洋蔥，種子花了10800元，僅收700元。“五風”嚴重破壞了生產力，以這個公社大荒管理區為例，糧食產量1959年比1958年減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減少了58.55％。


　　在大刮“五風”當中，農村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比較嚴重，1959年春夏整社時進行了整頓，情況有所好轉。1959年秋反右傾以後又有發生。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報告，少數基層幹部欺淩老百姓的情況：1）威脅、逼供甚至造成農民自殺；2）捆綁、吊打農民；3）鄉社辦“教養隊”、“集訓班”，實際是勞改隊；4）隨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幹部沒收。這些情況雖然不是普遍的，但情節也相當嚴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給中共中央和東北局的報告中說，如果有人不讓“壹平二調”，不聽瞎指揮，幹部就手拿幾種“武器”對付：壹是扣“帽子”：“右傾”、“不聽黨的話”、“富裕中農思想”、“本位主義”等等滿天飛，嚇得農民不敢說話；二是辯論，社員說，“壹辯就沒頭，非把人眼珠子辯得冒汗（流淚）不可。”三是扣糧、扣飯、扣工分，罰款；四是撤職，梨樹縣榆樹臺公社壹個管理區的書記，三個月撤了9個生產隊長；五是硬逼，逼小腳婦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勞動；六是打罵和各種形式的體罰。


　　1959年3月的六級幹部會議以後，接著進行了整風整社，吉林省的“共產風”在壹些地方壹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傾以後，又刮了幾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試點情況的報告》中將全省463個公社排隊分析後的結論是：過去“共產風”糾正得比較徹底，以後沒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過去“共產風”糾正不徹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來的占54％左右；過去“共產風”壹直沒有得到糾正，繼續刮，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的占18％左右。為什麽“共產風”壹刮再刮呢？省委第壹書記吳德認為，這是由於“不少同誌對什麽是共產主義，什麽是‘共產風’，怎樣才能到達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等根本問題，沒有從認識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穩。”吳德說，1959年冬，有些地方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壹級所有制）創造條件，產生了急躁情緒，又刮了壹次共產風。


　　1960年3月，省委又召開了壹次六級幹部會把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情緒壓下去了。但是省委的會議，不可能扭轉廬山會議造成的形勢，“共產風”在發展。吳德在報告中列舉了“共產風”的幾個方面：壹，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設中，無償抽調管理區的勞動力、運輸隊力和物資、器材；二，在發展公社壹級所有制經濟中，從管理區又調上了不少東西，有的地方把窮區和富區合在壹起；三，許多公社要管理區以物資和生產資料上繳公積金；四，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時，無償地或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的情況比較普遍；五，農村中小學搞勤工儉學和自給性生產，發動管理區獻土地、車馬、農具；六，在整頓食堂和大辦福利事業中，有些地方沒收社員員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無償占有社員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決糧食問題時，沒收社員自留地產的糧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櫃；八，有些公社無償調用管理區的車馬，成立運輸隊。吳德認為，1960年下半年的“這次共風刮的比過去面廣，有的是從公社內部刮的，有的是從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體‘共’小集體的，也有全民‘共’集體的，有集體‘共’個人的，也有全民‘共’個人的。有些地方，外部來的風比內部刮的厲害，黨、政、軍、民、學都有份。”


　　1961年，“共產風”還繼續刮。1961年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出了《關於有些地方違反中央指示重犯“壹平二調價”錯誤的通報》，通報指出，“有些地方在貫徹中央十二條指示糾正“壹平二調”的同時，又發生“壹平二調”的錯誤。”通報列舉了壹系列“壹平二調”的種種事例後說：“要求各級黨委認真幫助公社黨委糾正這壹錯誤，並且通過這個事實教育幹部，以避免類似錯誤繼續發生。”但是，半年以後，“壹平二調”還是發生了。1961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發文指出：“去冬以來，省委在糾正“壹平二調”的錯誤過程中，關於重犯“壹平二調”錯誤的問題曾發出多次通報，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級黨組織和全黨同誌，不許再刮共產風，必須維護公社三級集體所有制和社員個人所有制…….但是，還有少數的黨組織和幹部對省委的指示不重視，而是充耳不聞、置之不理。”


　　“五風”對農村生產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壞。1959年4月末全省有豬187萬頭，比1958年6月的239萬頭減省了22％。雞鴨鵝減少更多。農安縣農安鎮人民公社五裏界管理區，1957年以前第壹生產隊有大小牲畜35頭，到1959年6月只有17頭。1957年有豬240多頭，1959年6月只有28頭。1957年壹坰地（10畝）能打8擔，1958年只打6擔，還向上報增產幾倍。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和“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等文件的精神，發出了《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解決社員自留地問題的通知》，通知規定，社員只要養壹頭豬（包括現養的和計劃養的），就給1分到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繳農業稅以外，不抵口糧，不上繳積累，完全歸個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問題也比較嚴重。通榆縣1959年冬到1960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別是幼畜成批死亡。


　　從懷德縣可以看到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及1958年以來的“五風”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情況。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傳宣部長宋振庭提供了壹份調查報告說，懷德縣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產糧縣之壹。但從1953年以來，播種面積和單位面積產量逐年下降（1960年和1953年比，的播種面積減少了10％，單產減少了36％），糧食產量逐年下降。1960年的糧食產量比1953年減少了38.3％。歷年糧食總產量數字如下：


　　1953年：31.2154萬噸；
　　1954年：26.4796萬噸；
　　1955年：32.0271萬噸；
　　1960年：19.2702萬噸。


　　1958年和1959年糧食產量浮誇很大，數字說不清，大約20萬噸左右。


　　懷德縣飼養大牲畜條件好，範家屯的馬市全國聞名，過去南方各省都到這裏來買馬。但是，1960年的大牲畜比1953年減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牽引力算，三頭才能頂過去的壹頭。部分社隊已經無力種地。與此相應的大車也減少了51％。


　　部分社隊群眾收入逐年減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壹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裏可以看到天。劉房子公社灣溝8戶中有3戶房子透天。


　　虛報糧食產量造成征購任務加重，剝奪了農民的口糧。1958年和1959年，懷德縣糧食產量大約20萬噸左右，卻虛報為31.3262萬噸和25.1644萬噸。征購任務按上報的產量數確定，1958年和1959年的征購任務都為16萬噸。1953年征購糧占總產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約占80％，1960年占67.46％。征購任務剛完，就等著返銷糧下鍋。


　　1958年以來社員口糧標準很低，群眾體質很弱，據初步調查，全縣已有浮腫病人16000多人。經過檢查確認的由於浮腫病和合並癥死亡的有68人，未檢查確認的死亡人數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國主要的人參產區，其中撫松縣又是人參的重點產地，其中東崗為最。1958年以來，由於強調人參產區糧食自給，強調人參種植以國營和公社為主，因而人參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東崗人參產量81741斤；1961年只有23518斤，只有1957年的28.77%。由於人參產量降低，社員收入減少，人參產區的人口外流，希望“找個農業生產好的地方，能夠吃飽肚子。”

三、守著糧庫餓死人

　　糧食減產、過重的征購任務和“五風”的折磨，使得吉林省這個富饒的省份，也發生了饑荒。


　　1961年春，由於浮腫病人不斷增多，省衛生廳派醫療隊到桃安縣福順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區和德順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區救治。這裏社員體質很弱。自1960年10月以來，大量發生浮腫病。1961年3月6日至9日，醫療隊在這兩個管理區按門逐戶進行了檢查，共檢查了1457人，發現浮腫病322人，占被檢查人數的22.1％。福安管理區共有勞動力187人（女86人），就有84人（女44人）患浮腫病，占勞動力總數的44％。福安區被查出的155個浮腫病人中，初發者64人，占發病數的41.3％，其中較重者7人；時腫時消逐漸惡化的86人，占發病數的55.4％，其中較重、體力非常衰弱者25人，已有腹水或消腫後幹瘦、身體極度衰弱者5人，占發病人數的3.2％。入冬以來，福安管理區死亡12人。經調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體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腫合並其它疾病死亡，3人純是浮腫後腹水或幹瘦而死。範海庭，59歲，患浮腫後消瘦，死前壹天晚上精神還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進城，36歲，患浮腫後幹瘦，死的前壹天產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於留柱，52歲，也是患浮腫病後消瘦死亡。


　　1961年3月5日，中共延邊州委幹部何建中從延邊打電話向州委富書記匯報說（蘭幹亭記錄），在延邊，2月上旬統計的浮腫病有1萬多人，圖們鎮浮腫病人占總人口的7％，延吉縣朝陽公社占總人口的7.5％，有些學校、機關占的比重更大，醫學院占15％，州報社占10％。在3899名婦女幹部中調查，患婦女病的就有1154名，占被調查人數的29.6％。延邊地區各市、縣除敦化外，群眾都在剝榆樹皮吃，把樹幹中間的壹段剝光。目前公路、鐵路沿線以及村子周圍，大部分榆樹皮都被剝光。


　　1961年6月2日，吉林省衛生廳黨組報告，根據省衛生廳工作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區的檢查和從部分地區的工作報告看，目前全省農村浮腫病的情況仍很嚴重，部分地區病情還有發展。有些浮腫病人時消時腫，由輕轉重或呈幹瘦狀態，重病人日漸增多。壹般地區重病人占現有浮腫病人總數的2％左右，重病區的重病人占病人總數的6％以上，並繼續發生死亡現象。此外，全省患子宮脫垂的病人約兩萬多人，閉經病的發病率約為農村青壯年婦女的0.5－3％。另據典型調查推算，1961年6月全省農村重癥浮腫病人，約3萬人左右。省委發出通知，要加緊對這部分人治療。這個數可能偏小，懷德縣1961年7月下旬有浮腫病人1萬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人，浮腫人數還有上升之勢。吉林省當時有43個縣，懷德縣的人口和災情處於中等情況，按這個縣的情況推向全省，重度腫病人應當有5、6萬人。


　　浮腫病不僅發生在農村，城鎮也出現不少。據吉林省衛生部門資料，自1960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營區）發現浮腫病人4179人(市內3874人，外縣305人)。主要情況是：1）城鄉、機關、學校、工礦、企業、飲食行業、地段居民中均有發生。據21個單位調查，只有三個單位沒有發現。患者性別無差別，壯年比例較大，壯年占患者總數的40－50％；2）部分單位發病率比高。據21個單位調查，有四個單位達5％以上。最嚴重的是市實驗小學，占30％。在壹部分重體力勞動工人當中，比重較大；3）從發展趨勢來看，從11月起到12月有顯著上升。據吉林鐵路醫院就診人數統計，11月下旬為313人，到12月上旬就發展到550人，到12月中旬則發展到780人；4）浮腫患者的癥狀是：下肢及顏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腫，全身軟弱無力、頭昏、面緊、多尿（壹夜可達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現象）等。個別患者出現昏迷，但從全市情況看，還沒有發現因浮腫致死的情況。


　　1960年10月到1961年3月6日，省直機關共發生不同程度的浮腫病人976名，省直醫院采取積極措施先後治愈246名。發病較高的單位有人民檢察院占職工總數的80.9％；衛生廳，占61％；機械工業廳，占49％；省委組織部、輕工業廳，占48％。發病率較低的單位：新華社，5.9％；財政廳，7.7％。


　　吉林雖然也出現了饑餓和浮腫病，雖然有個別餓死人的記錄，但還沒有發現大批餓死人的歷史檔案。據官方公布的人口統計資料計算，從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萬人，另有因營養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萬人，詳見表5-2。與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饑荒顯然要輕得多。


　　表5－2：大饑荒期間吉林人口變動（單位：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壹）


　　╔═════╤═══╤═══╤═══╤═══╤═══╤═══╤═══╗
　　║　　　　　│ 1956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年末總人口│1224.5│1280.9│1313.0│1397.1│1414.3│1476.4│1537.1║
　　╟─────┼───┼───┼───┼───┼───┼───┼───╢
　　║出　生　率│ 32.64│ 33.31│ 28.04│ 32.51│ 26.45│ 40.70│ 47.03║
　　╟─────┼───┼───┼───┼───┼───┼───┼───╢
　　║死　亡　率│　7.50│　9.10│ 13.40│ 10.10│ 12.00│ 10.00│　9.40║
　　╟─────┼───┼───┼───┼───┼───┼───┼───╢
　　║非正常死亡│　0.09│　5.64│　1.45│　4.17│　1.40│　－　│ 12.78║
　　╟─────┼───┼───┼───┼───┼───┼───┼───╢
　　║少出生人口│　6.12│ 13.11│　－　│　7.64│ 16.45│　－　│ 43.32║
　　╚═════╧═══╧═══╧═══╧═══╧═══╧═══╧═══╝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計算方法和計算過程參見“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


　　在大饑荒期間，吉林面臨另壹個突出問題是“自由流動人口”。吉林是豐饒之地，自然是山東、河北等地“闖關東”人們的首選。大饑荒年代，“闖關東”的人會更多壹些。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向本書作者介紹，1960年進入吉林的流動人口最多，但我沒有找到這壹年的資料。1961年關內饑荒有所緩解，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廳和民政廳聯合向省委報告說，今年以來，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動人口有23萬人，其中流入城市經過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農村、礦區的有18萬多人。在收容的48700人當中，關內各省有23000多人，東三省的25700人。關內人當中，山東人占60％。從黑龍江省和遼寧省流入吉林的，遼寧人最多。流入農村、礦區的18萬多人多數是攜帶家眷投親靠友的農民。中共吉林省委11月13日批轉這個報告，要求嚴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動。並說：“當前我省正是嚴冬季節，對逃荒來的災民，需救助者，都要適當予以照顧，不能餓死凍死人，不要怕因為這樣做會招引來的人更多”。吉林省這個態度使不少流民免於凍餓而死。不過，據新華社吉林分社老記者回憶，當年還是有壹些流民凍死在冰雪之中。他們的記憶是有據可查的。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陽鐵路局長春管區內，就死亡38名。關內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據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報告，自1960年2月以來，該區雙遼及懷德、梨樹、伊通的少數公社，先後發生了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況。據5月21日統計，總計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勞動力18250人。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龍江、內蒙和吉林省其它縣（與此同時，從外地流入的人口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僅有社員，還有幹部、黨員、團員。據臥虎公社統計，外流人口中有隊長以上幹部51人，黨員52人，團員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飽。有的生產隊每人每天只有四五兩口糧。對寒冷的吉林來說，四五兩口糧不到700千卡的熱量，生存是很困難的。延吉縣也發生過人口大批外流的情況。


　　為了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壹些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違法亂紀，打罵、體罰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幹部中就有19人打罵體罰過流民。有拳打、腳踢、擰耳朵、竹條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凍等十幾種刑罰。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頭破血流！凡是進四平收容站的必須直腰對面坐著，不許亂動。書記、站長、管理人員看見誰不順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擁擠，6.6平方米的房間住72人，男女老少擠居壹室，不讓活動，不讓出門，不讓曬太陽。被收容者在屋裏大小便，虱子成群滾成蛋。由於環境太惡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吳德小心翼翼地“踩鋼絲”

　　面對1958年以來復雜的政治經濟情況，省委第壹書記吳德及其同僚們小心翼翼地“踩鋼絲”：在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時，盡可能不過分地傷及農民利益；在解決農村困難、保持管區的社會穩定時，千方百計地維護“三面紅旗”。


　　1958年以來，吳德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壹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實現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這是我們黨運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如果對於這樣壹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同全國壹樣，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農業生產和其它各個戰線都出現了壹個大躍進的形勢”。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辦鋼鐵、深翻土地、密植等諸多方面，都是很積極的。但是，在這些方面，吉林省沒有新的創造，在《人民日報》上報道吉林的新聞也不很突出。當“三面紅旗”的問題暴露以後，中共中央采取了壹些糾偏措施，吉林省也積極跟著中共中央糾偏，但在糾偏的同時，吳德們還是小心地維護“三面紅旗”。


　　對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壹系列糾正“五風”的措施，吉林省貫徹得比較認真。從1959年1月到7月（廬山會議之前），吉林省進行了整社工作。從1月到3月，主要是貫徹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裏開了六級幹部會議、縣裏開了五級幹部會議，公社也開了社員代表大會，揭露批評了“五風”，落實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統壹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包產落實”、“分配社員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等指示。對“壹平二調”的財產，也進行了清算，並退賠了壹部分。這些措施，落實了包產單位部分所有制問題，調整了生產和生活方面大集體和小私有的關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農村幹部貪汙和挪用公款的壹小部分。


　　省委在糾正1958年錯誤時，特別註意維護“三面紅旗”。吳德在六級幹部會議的總結發言中強調：“我們在估計本省情況時，首先必須肯定1958年的巨大躍進，必須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必須肯定廣大群眾和廣大幹部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高度熱情和高度積極性。如果有誰企圖否認這些，誰就是違背最明顯的事實，誰就是否認了全省人民和廣大幹部的努力，他就壹定要遭到廣大群眾的堅決駁斥。”


　　在大辦食堂和實行供給制的問題上，對1958年的過激問題也有所糾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發布文件（），對農村人民公社的供給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較寬松的政策。首先調整了供給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給制。文件認為，1958年秋收以後，吉林省絕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於供給制占的比例過大，影響按勞分配原則的執行，因而影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認為，大多數公社供給制的部分仍然過大。壹般的供給部分占社員分配部分的60%－70％，少數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給部分所占比重過大的地方，應當進壹步調整。調整1958年工資部分和供給部分的比例：工資部分應占60%－70％左右，供給部分占30%－40％左右。在這個原則下，條件好的可以采取夥食供給制，條件差的可以不實行供給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還要繼續實行供給制的，供給部分應不超過30％左右。凡是實行供給制的地方，為了約束二流子、懶漢，經過社員民主討論，可以實行“定工吃飯，曠工繳飯錢”的辦法，或實行“基本夥食工分”的辦法。


　　這個文件對公共食堂的問題看得比較早，而且提出了更為寬松的辦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須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原則，認真整頓公共食堂，必須真正達到節約勞動力的目的。就全省廣大社員群眾的要求來看，以辦勞動力食堂為最好，並且靈活著辦，春耕、夏鋤、秋收三大忙季可以辦，其它季節可以少辦或不辦。凡是家無輔助勞動力做飯要求在食堂吃飯的，壹定要把食堂辦好；凡是有輔助勞動力做飯而要求退出食堂的，應允許退出。食堂規模過大的，可以適當縮小。


　　這個文件承認，辦“全民食堂”矛盾較多：壹是社員家庭沒有泔水，養豬有困難；二是食堂只能按勞動力的情況做飯，很難照顧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飯，使社員的夥食水平趨於平均了，吃細糧多了，收入少的社員顧不上穿；吃粗糧多了，收入多的社員有意見。四是在糧食困難的情況下，在家吃飯可以摻上壹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勞動的人吃幹飯，不勞動的人吃稀飯，在食堂就有困難。五是我省氣候較冷，壹年四季都得燒炕，辦全民食堂也得燒“兩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強堅持。不論辦什麽食堂，口糧都應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願意到食堂吃飯的，再把糧食交給食堂。其它很多省強調口糧指標到戶，糧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糧分到戶，顯然對農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廣了貴州省大辦公共食堂的經驗、強調必須堅決辦好公共食堂。此時，吉林省也同全國壹樣，宣傳“公共食堂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重要陣地，要不斷地鞏固、壯大”，同時還繼續強調：“我省冬季較長，氣候寒冷，農村居住分散，給辦常年的、全民的較大的食堂，帶來壹定困難。為了適應客觀條件，照顧群眾習慣，目前，對全民食堂不宜要求過嚴，應采取靈活的方式，可以辦大壹點的，也可辦小壹點的；還可以平日集中辦，冬季分散辦（夥食小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絕大多數是勞動力食堂，只有在農忙時勞動力在這裏吃飯，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飯，全民食堂基本停辦了。吳德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在現有條件下，全民食堂已經證明行不通，仍在堅持的極少。現有的食堂，許多辦得不合群眾的意願，存在的主要總是：管理不善，費柴、費人、費錢；‘百斤糧不頂百斤吃’；有平均主義；影響社員家庭飼養業的發展；‘吃飯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說，我們調查了兩個山區的食堂，單身漢、沒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婦、五保戶，這幾類戶90％要求堅持辦常年食堂。“看來，由於情況不同，群眾要求不同，所以食堂辦不辦，怎麽辦，都應由當地群眾討論決定，不好‘壹刀齊’。”請註意，吳德這封信發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23號文件之後。這個中央文件是4月26日發的，其內容是毛澤東批轉胡喬木的湖南調查，是準備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時，有些省委書記也送上來自己的調查報告，相當多的省委書記主張解散公共食堂。吳德對是否解散公共食堂顯得有點曖昧。聰明的吳德知道，毛澤東從心底裏是愛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問題上曖昧壹點，會給毛澤東壹個好的感覺。這正是吳德踩鋼絲的技巧所在。


　　在貫徹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中，吉林也比較徹底。和全國各地壹樣，1958年以來，吉林省的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增長幅度過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職工增加到170萬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萬人，增了1.28倍。另外還有城鄉公社辦的工業增加的職工19.6萬人。由於農業勞動力大量進入工業，農村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力，1958年每人擔負耕地26.4畝，1960年擔負36.5畝。因此，根據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實際情況，吉林計劃精簡職工15－18萬人，從城市壓縮31萬到34萬職工回農村。在以後的兩年內，吉林繼續下放城鎮人口，總的下放指標是81.2萬人，實際下放98.0萬人。

第六章　富饒的饑饉

　　江蘇省位於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遼闊、地勢低平、河網稠密、湖蕩眾多為特征。江蘇省因氣候適宜、資源豐富，歷來是中國最為富饒的省份之壹。這裏是魚米之鄉，歷史上很少鬧饑荒。和其它省份相比，這個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較高。人們稱江蘇省為“富饒的寶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間，江蘇省這個富饒的地方也發生了嚴重的饑荒。當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山東等省相比，饑荒程度要輕壹些，但廣大農民也遭受到嚴重的摧殘

壹、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是壹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壹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壹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約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的“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面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壹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不過，與其它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不走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桃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壹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壹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壹些新編的順口溜：“誌氣比天高，幹勁沖雲霄；掏幹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壹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壹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壹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後，壹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墻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4月27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盡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壹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采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余”、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132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壹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壹起，以“並苗移栽”制造假“衛星”等等。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個小時，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壹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於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壹書記的匯報，毛澤東壹邊聽江渭清匯報，壹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3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300億萬，我看得死3萬人；曾希聖講稿200億方，我看得死2萬人；渭清講3億方，可以壹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3億方，而是搞了43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壹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壹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萬～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準超過，壹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壹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壹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煉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壹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壹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9月2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9月份壹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5.5萬到6萬噸生鐵和2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6個省日產生鐵1000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3000噸，河南達到1.8萬噸，而江蘇才910噸多壹點。中央決定9月23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9月22日突破口產生鐵3000噸，29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麽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5000噸是“小衛星”，8000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壹天宣布江蘇日產生鐵突破1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壹天比壹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壹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贊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匯報以後，指示他們要壹手抓工業，壹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松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00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麽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壹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麽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妳什麽意見？”劉順元楞了壹下，回答說：“渭清同誌是班長，班長怎麽說，我贊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妳什麽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誌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妳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妳還有什麽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麽辦。”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壹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周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桿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9月30日“3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400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壹度動員了將近700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100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壹。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壹筆帳，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系數平均只有0.5左右，煉壹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4109.6萬元，省裏補助9000萬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壹度辦起30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占農村總人口的97％。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壹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壹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夥。1960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16.8萬個，參加農戶48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5％。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順元是壹位老資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占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奸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了蘇軍的惡劣行為。1947年9月17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1948年8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妳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妳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後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1954年9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那裏，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麽，不能憑壹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麽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裏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麽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誌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制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壹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面壹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壹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樣，“爭上遊，創奇跡”，“競賽評比打擂臺，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1960年農業全面減產。全省原計劃1960年糧食總產380億至400億斤，實際只完成191.96億斤，比上年減少6.58億斤，還低於1952年199.5億斤的水平；棉花600萬擔，實際只完成248.5萬擔，比上年減少93.1萬擔，低於1953年294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由於高估產、高征購，從1959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2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12.6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14.8萬余人。到6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89.2萬余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壹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該縣先後死亡35391人，占農村人口總數的6.2％。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壹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927名，其中死嬰153名。

二、這裏“五風”也成災

　　2002年，我專程到江蘇調查大饑荒的歷史。從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江蘇大饑荒的情況比《江渭清回憶錄》中說的要嚴重得多。


　　1958年開始，江蘇各地像全國其它地方壹樣，刮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這壹股股歪風給廣大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58年，揚州地區全地區共建立了123個農村人民公社，比較多的是5000戶到20000戶的大社。在並社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糧棉到處拋，農具、耕牛無人要，田頭、倉庫亂糟糟”，“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記分，多做少做都壹樣”。自留地收歸集體，見樹就砍，把社員家庭的豬、羊、雞、鴨、房子、家具、都歸集體所有。有的幹部公開宣傳：“壹切歸公，連自己的骨頭也是公家的。”同時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把軍營生活引入農村，強迫命令成風。興化縣西鮑鄉三大隊唐朱社（原高級社），108戶，452人，1958年9月將363間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來修水利、蓋食堂、造窯廠和建大隊部。這邊開會，那邊拆房，社員在壹邊啼哭。房子拆後，壹部分社員在搭建的19間草棚子裏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豬屋裏，有的住在草堆肚裏。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寧介大隊有19個自然村，1113戶、4956人，被強迫搬家的有370戶，騰出的房子用於食堂、幼兒園、商店、農具廠等。並且要求當天晚上全部搬光，壹毛不留，行動慢的社員挨了打。泰州縣大泗鎮把街道拓寬到汽車可以對開為標準（當時沒有汽車），兩邊還要留人行道，強行拆掉了壹批民房。


　　鹽城地區東臺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自1958年以來，刮了五次“共產風”。第壹場風是1958年10月大搞水利工程。當時縣裏提出“傾家蕩產搞水利”的口號。公社黨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車子化”、“軌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實現車子和軌道運土方。為了做車子、做軌道，組織100多人砍樹，壹共砍了10天，長了幾十年的大樹也被砍了。沒有車道板，從社員家裏搜出800多張長凳，鋸掉凳腿。1958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為了搭工棚，就拆社員有房子。四隊杭武珍頭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帶著新郎“回門”，家沒有了，就在廢墟上大哭起來，招來了幹部壹頓臭罵。第二場風是1958年大辦公共食堂，拆社員的房子，拿社員的炊具；第三次共產風是1959年秋季農具改造運動，連小樹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年春擴建大隊養豬場，又壹次拆房子蓋豬圈。拉走社員養的豬。豬前頭被趕走，女社員在後面哭。第五次共產風是1960年6月辦托兒所，需要什麽都是又從社員家裏拿。五次共產風弄得社員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共產風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內容不同。第壹陣風是大辦鋼鐵；第二陣風是深翻土地，大搞絞繩犁；第三陣風是“四集體”和“十個不要錢”（四集體：集體吃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等。十個不要錢是吃飯、吃菜、洗澡、看戲、看病、上學等）；第四陣風是“傾家蕩產搞水利”；第五陣風是大辦萬頭養豬場。刮共產風時對勞動力“壹平二調”，命令壹下，說走就走。壹個社員正在理發，頭才剃壹半就被幹部拉走。吳金才等9個社員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糞，半路上幹部讓他們丟下船拉走，船再也沒有找到。


　　1960年11月16日，淮陰市五裏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提交的壹份報告中介紹了“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的詳細資料。現摘引部分如下：


　　五裏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隊舉辦的萬頭豬場，三年來無償調用第八大隊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現金、物資、糧食、勞動力、耕牛、豬子、農具等折價達24300元，相當於全大隊去年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80％，相當於今年預計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90％，向其它大隊調用的東西也很多。蓋豬舍就拆社員的房子，砍社員的樹，調社員的磚頭，砍社員的蘆葦；沒有豬就把大隊和社員的豬調來；需要勞動力，就叫生產隊派工；沒有土地就讓生產隊劃撥。……共拆去社員房子37間，砍樹51558斤，大前莊壹個生產隊就砍了1000多棵樹。第六生產隊社員周國柱是壹個窮母孤兒戶，被砍掉樹木48棵。社員房子被拆、樹被砍，雖然心中不滿，還得放著鞭炮、喊著口號，把木料、磚頭送到豬場。從去年11月底到今年3月底，八大隊經常有50％－70％的勞動力被抽去建設豬場。第三生產隊和第五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力收獲，六七萬斤山芋爛在田裏。這個大隊去冬今春既沒有冬耕，也沒有積肥，六、七月間，遍地皆草。
　　這個萬頭豬場裏的生豬大量死亡，僅今年1月份就死了150多頭。現在只剩下生豬170頭，還難以養活。


　　這篇報告中提供的在生產中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生產上有關播種面積、作物布局、播種規格、技術措施、種子選擇等，統統由上級命令決定，生產小隊和社員無權過問，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幹部任意打罵社員群眾。
　　今年春天，市委召開了壹次有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出席的春播現場會議，強調大面積連片種植，規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書記劉如高在大會上大喊大叫地說：“妳們就這麽幹，如果出了問題殺我劉某的頭，如果妳們不執行就殺妳們的頭！”五裏公社第二生產隊因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公社就召開辯論會把大隊書記鬥爭了壹番。第八大隊按照上級指示，確定壹、三、四小隊是“山芋區”，六小隊是“飼料區”，第壹生產隊共有土地470畝，硬要他們種250畝山芋，結果玉米和山芋大減產，每畝山芋只收90斤，連種子也不夠。第三生產隊有20多畝高梁已經長到1尺多高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連片種植棉花的面積，硬要他們拔掉高梁，改種棉花，造成了很大損失。相反，這個小隊有壹片80多畝地適合種棉花，上級卻硬要他們種甜菜，結果沒有出苗。第五生產隊有30多畝適合種高梁的地，為了連片，硬要他們種玉米，結果每畝只收玉米30斤。
　　由於瞎指揮，產量大減。社員憤怒地說：“只要我們能當半個家，生產也不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在丹陽縣大泊公社，幹部個人的決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得照辦，達不到幹部的要求就“訓”人是“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不服從黨的領導”。被公社領導人“訓”過的小隊幹部不計其數。小隊幹部只能被動地聽指揮，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產。社員說：“大隊幹部多頭多腦，小隊幹部沒頭沒腦，普通社員昏頭昏腦”。在麥收時，公社第二書記提出“兩天突擊，壹天掃尾”的要求，麥子還沒割完、已割的還沒脫粒，又決定70％的勞動力“只準插秧，不準割麥”。生產隊提出不同意見，公社第二書記說“麥子爛了公社黨委負責”，還壹天五個電話會議、四次電話檢查，強迫下面按他的意見辦事。結果很多青麥被割掉了，7000多畝小麥黴爛。


　　常熟縣莫城公社是共產風比較嚴重的壹個公社。據中共蘇州地委調查，這個公社“平調”的物資按最低價格計算，總值達57.5萬元，平均每戶損失82.5元。被“平調”的有耕牛、農船、農具、房屋、家禽、豬、糧食、家具、柴草、現金等。被平調的財產用於大鋼鐵、大興水利、發展集體經濟、蓋禮堂、蓋辦公樓、修幹部宿舍等，也有壹部分被幹部混水摸魚據為已有。“壹平二調”是在強迫命令下進行的。群眾稍有不滿就扣政治帽子“姓共還是姓資？”、“對黨是什麽態度？”、“促退派”、“老右傾”等。公社要東西時“壹條線”（電話）、“壹個印”（通知）、壹聲命令，要馬上送到指定地點。如果生產隊幹部稍有抵制，還有“四個法寶”：辯論鬥爭，靠邊休息、撤職查辦、勞動改造（公社自辦的勞改隊）。公社要蓋禮堂，壹天開三次廣播會，說：“北京蓋人大會堂全國支援，公社蓋大禮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時送磚送瓦送木料。為了完成任務，闖將大隊五小隊三個自然村壹晝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員還在床上睡覺，拆屋隊就上房揭瓦。農民說：“共產風是龍卷風，是破產風，刮壹陣，窮壹次。


　　由於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難。揚州地區1958年有房350萬間，到1960年7月只有300萬間。其中，因1958年到1959年水利民工要自帶工棚，拆掉房屋12萬多間，搞居民點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間，辦養豬場拆了5萬多間，機關單位占用民房24萬多間，辦社隊工業占了15000多間，大隊辦公室占了50000多間。食堂占用13萬多間，糧庫占用35000間，民辦學校占用25000多間。江都縣高徐公社1958年建大禮堂9座，都是拆民房蓋的。民房拆得多蓋得少，大批農民無房住。興化縣有14110戶沒房住。高郵縣二溝公社合興大隊蘆家小隊21戶65口人只有三間大房，四間小房。有的農民只好露天過夜。


　　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在1956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曾經是壹個富社。1958年10月，建湖縣委書記陳豫華在南京開會時打來壹個電話，要各地壹定把糧食產量報上壹千斤。當時早、中稻已登場，產量已成定局，許多人感到為難。支部書記孫喜來在鄭南小隊開了壹次現場會，叫胡達成把五、六畝田的稻子堆在壹個場上，說是壹畝田產的，並且“驗收”，結果產　量達到了1340斤，以此為樣板，讓各地向鄭南大隊看齊，這樣，建湖就成了“千斤縣”。1958年陶明任工區書記時，匯報糧食產量只準多報，不準少報。結果有的報畝產1000斤，有的報2000斤，有的報1萬斤，兩萬斤。最後，小隊長沈文柏報了15萬斤。陶明表揚沈文柏，說：“還是沈文柏氣魄最大”。1959年大隊糧食核實產量為60萬斤，但公社黨委書記朱士凱壹定要按73萬斤算，結果全大隊30多天沒糧食吃，造成社員不正常死亡50多人。這個公社1956年糧食產量是127萬斤，1959年降到60萬斤，1960年預計53萬斤。糧食減產，社員收入下降。社員編了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余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縣莫城公社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單產實際是605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隊按800斤的產量制定分配方案。結果征購多了，社員口糧少了。沒有糧食，就在小隊和社員中反瞞產私分，硬分配任務：強迫不同生產隊的社員承認每人偷吃了200斤，300斤，400斤，甚至500斤。群眾思想不通，幹部帶頭承認。公社副書記陳根興、副主任張甫生分別承認了自己偷吃了400斤和800斤。社員說：“浮誇風讓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


　　常熟縣的浮誇是在“核實產量”的名義下進行的。1959年10月14日，常熟縣委在《關於開展核實豐產運動的情況報告》中說：全縣“出現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個、大隊53個、小隊687個。”是怎樣“核實”的呢？請看白卯公社。在這壹年收割中稻的時候，常熟縣委書記和白卯公社書記在白卯召開了“核高產、立標兵現場會”，用“加壓力”的手段，弄虛作假，確定十壹大隊七小隊是中稻千斤小隊，然後讓各隊以此為“標桿”報產量，產量越報越高。縣裏又開全縣大隊、小隊會計會議，讓會計們“核實”產量，會計會上報的產量更高。縣委認為會計“覺悟提高了”，讓阿各公社書記到車站去歡迎會計“勝利歸來”。產量報上去了，為了找到糧食，就大反“瞞產私分”。這樣做的結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減少”。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1959年本來只產糧食96萬斤，大隊黨支書馬其銀卻上報產量為107萬斤。上級就按107萬斤下達征購任務。征購任務完不成，就到社員家挨戶搜查，把自留地的糧食、口糧全都搜走了。社員只好吃野菜充饑，造成了浮腫、死亡、外流和棄嬰。農民說：“幹部浮誇，我們浮腫”、“幹部說大話，我們送小命”。

三、幹部橫行鄉裏

　　在江蘇省檔案館，我看到壹份1960年7月間壹份“整風整社”的會議簡報。不少發言者壹針見血。雙圩公社團結大隊社員代表唐汝貴說：我們真像小媳婦，壹句話說不到，大隊幹部就批評“妳破壞”，“妳造謠”，“妳是右派”，“妳落後”，“妳右傾”。這些帽子都嚇死人。還動不動就說，“要辯論妳！”興西公社南沙大隊社員代表史增祥說：田裏忙得要死，秧栽下去還沒醒棵，草長過秧頭不讓我們去除草，卻讓我們去熏土。我對幹部說，要先除草，後追肥。他說：“妳不聽黨的話！”嚇得我再不敢講話了。有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綁人，扣飯，任意摧殘社員。雙圩公社曹楊大隊代表說：我們那裏的支書、隊長狠得不得了，群眾背後稱他們為“活閻王”。安豐公社仇家大隊社員仇正安身體不好沒有參加勞動，幹部不讓他吃飯。壹天早上仇正安已經把粥打回去，又被幹部倒下來。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隊代表李洪德說：“幹部浮誇，我們浮腫。”雙圩公陸祖大隊代表反映，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王某，大哥當副業主任，二哥做大隊長，老婆做出納會計，家屬壹共14個，個個都不下田。社員說：我們過去養地主，現在養幹部。


　　揚州地區江都縣黃思公社17名黨委會成員親手打過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親手打過人。副書記陸某向下面幹部說：“不打人就是右傾”。從1959年下半年算起，動手打人、吊人的幹部就有228人，占幹部總數的47.5％，被吊打的群眾1602人，打傷多人，打死12人。這個公社三聯大隊的14名幹部就有13人打過人。民兵營長張某壹連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產隊共37戶，被打的有32戶。摧殘社員的手段極為毒辣：穿鼻孔，跪田頭，脫衣挨凍，火燙手心，針穿指甲，把人吊起來再在頸上掛重物，等等。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的五個大隊幹部打過社員近90人。在強迫65歲的女社員勞動時，又拖又拉，還用牛屎堵嘴。18歲的女社員胡二保勞動不合幹部的要求，被罰脫光衣服，只穿短褲頭在田間挨凍4個小時。這個隊幹部常用扣飯的手段來處罰社員。有20多位社員被扣過飯。這個大隊自公社化以來沒有給社員分過錢。1960年夏收後分過壹次，但社員所得極少。有人編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余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幹部享有特權。社員的順口溜：“社員苦做死做，沒衣沒褲；幹部場上站站，有肉有飯.”幹部還可以隨意挪用公款，而社員有急用苦苦求幹部，也拿不到錢，社員說：“書記要錢手壹伸，會記拿錢不作聲，社員要錢兩腿奔。”


　　興化縣夏家大隊自從辦了高級社以後，連續三年沒有給社員分配，社員的農具折價壹文未給，社員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員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員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時，把洋（腳）車、船、犁等大中小農具和社員自養的豬、禽實行了大集中。為了建居民點，大拆房，大砍樹。共拆房了70間，莊子周圍的270多棵樹全部砍光，壹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節，卻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勞動力調到白山去種麥、到宦家去砌居民點，時間長達三四個月之久，結果糧食“大豐產沒有大豐收”。平均畝產只有279斤，卻向上報畝產1600斤。大隊飼養的400多只鴨子，被幹部吃掉了300多只。壹年間，幹部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多斤。社員沒有飯吃，有的幹部是“壹人當官，四戶冒煙”（自己、姐姐、嶽父、姘婦）。社員住房只拆不蓋，住房從422間減少到229間，減少了42％。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走進莊去，只見殘垣斷壁，通天破屋，廢般壞車，觸目即是。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無床無被，無墊無蓋。社員說：“到了夏家，從人的臉色就可以分出誰是幹部，誰是群眾。幹部沒有面黃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幹部家屬。”從1959年臘月27日到2月28日，食堂72天沒有開飯，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人。1960年1－3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隊人口從939人降到858人。在這期間，死了162人（1959－1960年間死了142人，生了81人（1959－1960年間生了21人）。


　　據1960年秋初步統計，吳縣東橋公社有41％的幹部犯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錯誤，有1284人受到他們的傷害。從1960年1月24日到8月5日，發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起，其中已經查明被幹部逼死人命的有6起。有些壞幹部橫行霸道，任意扣糧、扣錢、罰工、罰餓。公社黨委委員兼壹大隊黨委書記李某，1960年1月，在“消滅小自由”的口號下，抄家44戶，奪去了77％的家庭鍋子，處罰了51人，鬥爭了10人，有4人被逼自殺（其中二人獲救）。五好社員查小妹被抄家時搜出了壹點大米（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糧，留給小孩做粉吃的），讓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難言，上吊自殺。她死後小孩無人照顧，不久也死去。公社黨委副書記魯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個大隊裏，打了40多人，罰餓101人，罰款1158元，罰糧200斤，罰工102次，抄家121戶。他還指使小隊幹部沒收社員的多種財物，鏟掉20多處自留地，奪走28戶的鍋。這個公社的領導人認為，“凡是自留地種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們強迫社員把自留地裏的肥土挑到大田裏去。


　　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為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復，先後打過15人，停夥22人，逼死兩人。社員蔔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用棍子打蔔，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壹個懶漢！”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為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壹到食堂打飯就挨打，壹共挨打了10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裏的東西，又挨了壹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裏。這個小隊12歲的小女孩林小絮子，體弱不能上工，隊長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兩糧，餓得不行就到田裏偷蘿蔔吃，被打得頭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親周秀英也被隊長打過22次，經常被扣飯，有壹次幾天不給飯吃，不久也餓死了。社員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嚴重時不能上工，經常被隊長郭某停夥，停夥時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有壹次，林餓得倒在街上。家裏人把他擡回來就死了，臨死前說：“叫隊長給我吃些！”郭聽到後罵：“吃妳媽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隊大小隊幹部共41人，除了壹個小隊長沒打過人以外，其他都打過人，全大隊的勞動力28％的勞動力都挨過幹部的打。幹部對社員如狼似虎，自己卻多吃多占，貪汙腐化。社員說：“過去養肥豬，現在養幹部”。對集體財產，級別越高的幹部控制權越大。社員說：“公社幹部要錢張張口，大隊幹部要錢伸伸手，小隊幹部要錢得研究，社員要錢磕破了頭”。


　　幹部們對群眾作風十分惡劣，卻堅決執行上級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隊黨支部書記馬某就是壹個典型人物。他“15歲參加土改鬥爭，為了組織高級社，他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鬥爭，這時他打人的作風發展了起來。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時每天要打幾個人”。但是，他“聽黨的話”，“為了算帳兌現，他可以幾夜不睡覺，為了檢查備耕生產，他可以少吃壹頓飯，備耕的中心任務是保養耕牛，他連夜不睡覺跑遍全大隊所有牛棚檢查耕牛，春節後，縣委號召消除賭風，他壹連幾夜不睡覺去抓賭”，“他開會老坐在公社溫書記旁邊，看臉色行事。溫書記說，1960年豐收，他也說，糧食多。溫說，試驗田可收5萬斤，他便說，5萬斤不多。溫說，麥子要趕快割掉，他馬上回來命令社員：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隊壹再謊報產量，賣過頭糧，直到這個大隊發生嚴重的腫病（201人）、死亡（75人）、棄嬰（22個）、外流（13人）時，他還謊報有3萬斤糧食。另據省委檢查團揚州分團報告，農村幹部中“積極工作，執行上級決議，搞試驗田，幹勁大，熱情高，……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況。……根據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大隊排以上的102個幹部調查，88％的幹部能積極工作，堅決執行上級決議，這是取得大躍進和重要因素之壹”。

四、糧食短缺　物資匱乏

　　《江蘇五十年》壹書的“綜合篇”中談到，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標、浮誇風和“共產風”泛濫起來，糧食連續三年減產，壹批工廠下馬，集市物價猛漲，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難。


　　江蘇省的糧在大躍進期間是減產的，1960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957年的81.8％，而征購任務壹直居高不下。從下表可知，江蘇省凈擁有糧食連年下降。表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


　　表6－1　1957－1961年江蘇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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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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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　　　糧　│220.00│230.00│201.80│195.00│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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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191.30│200.00│175.47│169.57│156.52║
　　╟───────┼───┼───┼───┼───┼───╢
　　║　征　　　購　│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
　　║　銷　　　售　│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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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凈　擁　有　│189.43│196.04│174.35│160.22│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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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人口（萬）│ 4183 │ 4258 │ 4290 │ 4246 │ 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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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均凈擁有(斤)│452.86│460.40│406.41│377.34│3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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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江蘇》。其它欄的數字是本書作者用上四項數據計算出來的。


　　江蘇各地都有糧食困難的記載。


　　豐縣1953年糧食總產量是30787萬斤，1960年只有25000萬斤，沛縣1955年糧食總產量是34986萬斤，1960年只有26000萬斤。大牲畜也是連年減少。豐縣1955年有大牲畜72000頭，1960年只剩31000頭。


　　1960年12月，江蘇省委農村工作部幹部徐慎行給陳部長和省委的壹份報告中寫道，這個縣當年糧食清倉入庫的數字為1億7587萬斤。泗陽需要的糧食是：種子3620萬斤，飼料670萬斤，社員口糧1億4002萬斤（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斤，共計8560萬斤。12月1日到明年6月10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計算，共5442萬斤），城鎮供應和行業用糧1500萬斤。共1億9792萬斤。需要和產量相抵，還缺糧2205萬斤。其中山芋4斤折糧1斤，稻谷1斤頂1斤。如果按規定山芋5斤折1斤，稻谷打七五折，則缺糧3314萬斤。在這種情況下，地委還要求泗陽調出糧食1500萬斤。縣委多次開會研究，為了分擔國家困難，不向省地委要糧，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萬斤榨油後的豆餅、花生餅、棉籽餅充口糧。社員平均口糧標準由半斤降為6兩2錢（16進位）。這是縣委定的標準，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太低了。實際上能吃到社員嘴裏的遠遠低於這個標準。


　　本來口糧指標很低，各級幹部還要千方百計地克扣社員的口糧。以準陰市王興公社為例，克扣口糧有以下幾種方式：第壹，層層留機動糧。公社安排給沿河大隊每人每天的口糧標準為0.4348斤，口糧總數為106514斤。但大隊在向小隊安排時，又從總數中扣除1萬斤為大隊機動糧。這樣，社員的口糧降為每天0.3971斤。小分配給社員時，又扣下壹部分作為小隊的機動糧。第二，套包產指標，分空頭糧。兩淮大隊每人每天口糧標準為0.5斤，但所屬12個生產隊山芋沒有過秤，而大隊是以核定山芋產量計算口糧的。因此，大隊給各生產隊12月份的口糧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產指標（折糧19960斤）。山芋過秤後，實際只產山芋63800斤，缺3500斤（折糧7000斤）是空頭數字。第三，倒算過去多吃的糧，扣發今後的口糧。在口糧安排落實以前，社員多吃了壹些。在安排今後口糧時，把過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後分配的指標內。第四，歸戶計算，分配到各戶的口糧加總起來比大隊分配給小隊的糧食總數要少。第五，克扣超支戶和地主的口糧。兩淮8隊社員厲秀英等五戶因人口多，勞動力少，年終決算時超支（欠隊裏的錢），家裏拿不出錢還隊裏的債，隊長就不發糧票給他們。此外，發給地主的口糧每人每天比社員少壹兩。


　　克扣口糧的情況不是個別的。1961年1月20日，省委幹部李樹仁在給陳副省長、逢部長、省委辦公廳並淮陰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興公社有些生大隊正處於饑餓狀態。沿河大隊“集體加個人的胡蘿蔔只能吃到春節，山芋葉子只有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計算，只能吃四、五天”，連省委工作組在這個公社的28名幹部也有10人患了浮腫病。李樹仁在這封信說，在口糧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有的生產隊還克扣社員本來已經很少的口糧。克扣口糧的方式有多種：1）公開克扣。如兩淮大隊第8生產隊發放1月份口糧的時候，竟將占口糧總數40％的山芋幹扣而不發；2）將口糧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補助的半斤糧食、生產隊長外出賣柴吃掉的糧食都攤到每戶社員家中，在發放1月份口糧時扣掉了；3）幹部認為糧食有蝕耗和秤耗，在分口糧時扣除；4）幹部克扣尾數。分糧食時只給社員整數，小數點以後幹部留下；5）大月發小月糧。去年12月本來是31天，卻只給社員發30天的糧食；6）在糧食的運輸和保管中舞弊。將舞弊中損失的糧食在分配社員口糧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員口糧有很大壹部分被幹部多吃多占了。李樹仁在信中說，王興公社是壹個經歷了四個月的三反運動、並有工作組駐紮的公社，尚且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克扣口糧現象，其它公社就更難說了。昆山縣有些地方規定：外流人口扣口糧，不出工的扣口糧，偷紅花草的扣口糧，不請假的扣口糧，生病的扣口糧，完不成勞動定額的扣口糧，不在食堂吃飯的扣口糧。


　　農村饑荒，城市物資十分匱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商業部門擁有分配物資的權力。那時名義是憑證供應，實際上，經常有證券買不到東西，有限的物資就全憑商業部門分配了。商品越匱乏，他們的權力越大。這時，商業部們就利用特權謀私肥己。1960年11月4日孫海光、邱路二人寫的《關於蘇州市副食品市場供應情況的檢查報告》中，揭露了蘇州商業部門開後門、多吃副食品、亂搞協作、鋪張浪費的問題：


　　蘇州市商業局所屬的蔬菜、水產、食品三個公司，所有幹部個個開後門，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月到8月，開後門賣掉的洋芋、長豇豆、荸薺、大白菜、胡羅蔔共339000多斤。該公司水果批發部1月到8月，共購進蘋果2000多斤，給內部人員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產公司114個幹部1月到9月共私買鮮魚4693斤，平均每人41斤，其中買了100斤以上的有12人。今年1月到9月，市場上欠群眾肉票58萬張，折合豬肉、禽肉17萬斤，而食品公司內部人員購買和開後門賣掉的肉食就有28000多斤，折合肉票40多萬張。該公司鮮肉批發主任夏某在今年4月份就買豬肉豬五臟96斤。金閶區菜場人員共有494人，其中參與集體私分蔬菜的就有432人，占員工總數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節前私自從倉庫中運走壹車大白菜，“五壹”節供應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們壹夜分光。朱家莊菜場人員在國慶節每人偷分10斤藕、5斤菱、3斤毛豆。據估計，這個區每天被菜場人員分掉的蔬菜約在2000斤左右。


　　孫海光、邱路的這個報告還揭露，1960年上半年，蘇州市財貿部門，拿市場供應十分緊張的副食品去與無錫、內蒙古、東北等地亂搞協作。計有：肉5萬多斤，魚3萬8千多斤等。在協作中請客送禮，大吃大喝。商業局去年請客76次，75桌。今年請客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嚴重饑荒的情況下，大量食品黴爛在商業部門的倉庫裏。這個報告稱，半年多來，蔬菜公司由於保管不善，爛掉的食品計有：梨子15萬斤，桃子2萬斤，桔子2萬斤，蘿蔔幹3萬多斤，豬肉及豬五臟2萬6千斤，魚蝦5萬斤，蝦醬6千斤，皮蛋20萬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商業部門不是做買賣的，而是國家分配物資的權力機構。沒有監督、沒有制衡的權力，沒有不腐敗的。

五、江蘇也有人吃人

　　由於“共產風”和生產上瞎指揮，糧食大幅度減產，再加上高征購，農民留下的口糧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現了饑荒。徐州地委、淮陰地委、鹽城地委、南通地委、揚州地委等紛紛給省委打報告，要求省委調糧食支援。靠近江蘇的山東、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給江蘇省委寫信，說江蘇省不少農民外流到他們那裏，給他們增添了壓力，要求江蘇省迅速解決。


　　1959年1月28日，山東省臨沂地委向山東省委報告：“近幾天來，江蘇省邳縣、新沂等地部分群眾流入我區郯城、蒼山等毗鄰地帶，僅據郯城報告，現流入該縣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們說，沒飯吃，才外出逃荒。還說，江蘇壹天只發4兩糧，幹部叫社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邳縣食堂10天沒開飯，放節約糧食的衛星。”1959年4月4日印發的《整頓建設人民公社情況匯報第23號》記載了以下情況：


　　興化縣：種子吃光，在臨播種季節，各地沒有種子。人口大量外流。大營公社八壹大隊有3700人外流，動員回來後，只安排了2500斤糧食，壹天全部吃光。在大饑荒期間，興化縣餓死三四萬人，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職。
　　高淳縣：3月底統計，到5月底共需口糧259萬斤，種子1073萬斤。除去存糧，共缺824萬斤。目前群眾吃糧標準為：1－3歲每天3－4兩，3－7歲每天4－6兩，7－15歲每天6－8兩，16歲以上勞動力每天11－12兩（這裏說的都是16進位，是原糧）。由於層層克扣，實際社員還吃不到這個數字。全縣患有浮腫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陽縣：據3月19日統計，吃到5月底還缺糧120萬斤。到小麥收割（6月上旬）還缺糧400萬斤。浮腫病發展較嚴重，開始出現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關於糧食問題的緊急電話匯報”中說，全地區有2955個食堂的生活沒有安排好。由於食堂停夥，加上幹部“壓服”，全地區2月份以來（主要是3月份）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殺身死的情況是：1）年齡大，食堂又不開夥，自殺身死的4人；2）沒有吃的，到處找東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瞞產私分被幹部發現，幹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殺身死1人；4）從水利工地上開小差回來，食堂不讓吃飯，氣憤自殺而死4人；5）因挖社員余糧，社員實在沒有，被迫自殺身死5人。這個電話匯報中說，如臯東城公社有99個食堂每天只吃壹頓粥。海門縣東新公社五工區有個70多歲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餓昏在床上。不少地方發現浮腫。由於糧食緊張，海門縣三陽公社社員把很稀的粥擡到公社黨委，壹邊走壹邊罵：“這叫什麽社會主義？這叫什麽人民公社？過去叫我們吃蘿蔔，現在又叫我們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縣委關於石港人民公社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說，縣委曾壹再指示，公社、工區不許層層扣留機動糧，但據了解，公社、工區、食堂都從社員的口糧中留下了“機動糧”。在社員口糧如此不足的情況下，還用挨家攤派的手段，從社員口糧指標中強行扣下各家交糧任務，讓社員在交糧計劃表上蓋手印，最後張榜公布。八工區四連第十三生產隊，28戶，出榜公布以後，就有14戶因無口糧而哭泣。第四生產隊28戶，有18戶為無糧而哭泣。這份調查報告還披露了幾起饑餓的事例：


　　黃吉姑娘，女，30歲，中農成份，住16工區，屬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黃義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歲、13歲、3歲三個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應30斤糧食。該食堂飯票每10天發壹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飯票用完了。當日中午，黃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裏正在煮胡蘿蔔。她向炊事員和隊長請求打壹點胡蘿蔔給孩子吃。隊長說：“這胡蘿蔔是給幹活的人吃的，沒妳的份。”她眼淚汪汪地回去了。壹回家就在床上絞頸，被第二個孩子發現，喊了社員徐明英、工區主任任國安去，她已氣絕。解開絞繩，灌了熱水以後才蘇醒過來。


　　劉治科妻，29歲，中農成份，住11工區，屬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開河，她帶兩個孩子（壹個9歲，壹個2歲）在家。每天供應糧食12兩（16進位，相當於0.75斤）。3月2日早晨，兩頓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壹碗粥後，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將食堂分的壹點胡蘿蔔煮了給孩子吃。她吃了壹點擦菜就去食堂開會，因饑餓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蘭，男，71歲，下中農成份，住9工區，屬第15食堂。他家有兒、媳和15歲、8歲兩個孫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壹碗，兒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壹碗吃了。中午大孫回家發現祖父服了農藥，當即請醫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藥，並說：“我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省點糧食給妳們吃吧。”最後還是給搶救過來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的嚴重死亡事件。寶應縣4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壹定的責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來很富庶的高淳縣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妳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壹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常熟縣本應“常熟”，卻餓死了11000多人。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關於第四次生活安排擴大會議的報告》中說：“最近個別地區因多種疾病引發的浮腫病約有15000人，婦女子宮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還是大面積停夥。揚州地委估計，夏糧入庫情況不好，部分地區到秋收的口糧還要缺15天左右。江都縣各食堂普遍壹天三頓粥，粥很稀，群眾說跟喝水壹樣。興化縣“三無食堂”（無糧，無草，無錢）127個。糧食質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見泥石不見米”。江都縣有個食堂在40斤糧的粥鍋裏竟撈出麥芒4斤多。社員說“喝粥滿嘴攻，吃飯卡喉嚨”。由於吃的質量太差，嚴重影響社員健康。興化縣昭陽醫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開刀後發現腸壁上粘著許多麥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員不斷增加。據高郵縣調查，從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壹般為3.3％－3.7％，死亡率壹般為1.3％－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過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這個縣1960年上半年總人口為59.4萬人，比1957年減少了7萬人。由於婦女子宮下垂、月經閉塞影響生育，很多地方近兩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縣竹家墩農場有45名婦女，幾年來只有兩個人懷孕，其中壹個還是幹部家屬。


　　距南京不遠的茅山人民公社西馮大隊，稻麥兩熟田占三分之二，壹熟水田占三分之壹，自然條件十分優越，也有很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1957年以來，連續三年征了過頭糧，農民口糧很低。幹部克扣社員的口糧的現象相當普遍。出現了浮腫、消瘦、子宮下垂等疾病。從1959年開始，就改變了過去生多於死的規律，變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於生。


　　縣誌是官方定稿的公開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壹些情況。據《溧水縣誌》1990年版第94頁記載的數字推算，三年間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據《常熟縣誌》1990年版第1030頁數字計算，在3年間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據《高郵縣誌》第61頁及162頁數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郵縣兩位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郵縣誌》稱，高郵縣餓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兒童。


　　蘇北裏下河地區1961年與1957年比較，人口減少了5.5％，勞動力減少了12％，發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據興化、高郵、寶應、建湖、阜寧、鹽城、東臺七縣統計，直到1962年還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縣總人口的4.5％，而且發病人數還在增加。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寶應縣全縣死亡11643人，占總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橋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兩個生產隊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達10％。寶應縣望直公社望直大隊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這1094人當中還包括縣、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興化縣全縣222個食堂開開停停，全縣病人達4萬，其中浮腫病、青紫病11046人，婦女子宮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兒1423個。社員壹生病當即減少口糧，病還沒有痊愈就要下田勞動。垛田公社營業所主任假借醫生名義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來集中排隊，手裏拿著竹板說：“這就是醫生！”用竹板逼著大家下田勞動。有的病人挑了壹擔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蘇省委轉發了省委辦公廳和興化縣委聯合工作組關於興化縣三個不同類型生產隊的調查報告。在比較好的生產隊裏（仲家大隊），從未放松過“三包壹獎”制度，對於風行各地的合並生產隊，這裏也是“上動下不動”，而且從來不開夜工，保證社員8小時睡眠。這個大隊除了少數人患浮腫病以外，沒有餓死人。全大隊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沒有減少，還增加了8人。而條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隊情況就嚴重得多。1955年，這裏“戶戶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糧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這裏看到的卻是斷墻殘垣，通天破屋，廢船壞車。社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有的社員除了壹只碗、壹條褲之外壹無所有，“宿在橋下避露水，蹲在塘裏等褲幹”。在兩三個月內天天有死人。從1959年冬春之間，食堂72天沒有開飯。這個人口935人的大隊，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腫病、青紫病、幹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這個大隊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開飯，外流、腫病、死亡情況比1959年更嚴重。幾年來，夏家大隊人口生死相抵減少了9％。夏家大隊是典型的“人禍”。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辦公室楊主任奉柯慶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豐縣、沛縣和東海縣。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關招待所向地委匯報時談到，三年來，這幾個縣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牲畜大幅度減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員口糧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幹7.3兩，地瓜四斤折壹斤糧食）。縣裏對浮腫病不認帳，到下面去看浮腫病不少。老農民說：我們這些人三分這壹過不了冬。楊主任說：連續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腫病是身體入不敷出的結果。以沛縣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從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凈減少了52521人。高淳縣1958年全縣人口為28萬，勞動力為12.3萬，從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兩萬人，其中勞動力1萬多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10％。該縣東壩公社兩年死亡勞動力94人，占勞動力總數的14.6％。


　　建湖縣天美公社蒿崙大隊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腫病、幹瘦病、黃病和幹部克扣口糧而死的62人，占總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腫病、子宮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員孟慶和餓得不行找幹部要點吃的，幹部不但不給，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說他裝死，結果，孟慶和活活餓死。他死三天以後，三歲的女兒因無人照料也死了。而幹部卻大量多吃多占，還拿食堂的糧食回家餵豬。


　　位於省會南京不遠的溧水縣，從1958年開始，除了大刮共產風以外，還把大量的勞動力調離農業，要求全縣的“十大水庫，全面開花，壹氣呵成”，有的公社還大搞“二十個萬”（萬雞山，萬畝桑，萬畝茶等）。結果，糧食連年減產。糧食總產量1957年的21300萬斤，1959年減少到14000萬斤，1960年又減少到12000萬斤。但縣委領導人覺得糧食產量“低於鄰縣說不過去”，不承認糧食減產。1959年糧食剛剛入庫，不少公社已經無糧發給社員，東屏的三位公社黨委書記到縣裏哭訴無糧，縣裏不理，反而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將反出來的220萬斤“空頭糧”（被逼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沒有糧食）當作社員口糧分配。有80個大隊從12月起停發口糧，大批食堂停夥斷炊。群眾只好吃樹皮、草根、青麥苗。生產停頓，腫病蔓延。縣委還認為“病情比去年輕”。為了讓倒裏供應糧食，東屏公社主任把路邊的棄嬰送到縣委，縣委批評說這是對抗縣委的行為。到1960年3月初，全縣發病人數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數至少3500多人。此時，縣委還向地委寫假報告，說浮腫病是“原來有這個基礎”，是“群眾不衛生”，群眾外流逃荒是“喜工厭農”，棄嬰是“重男輕女”，還不向上級反映缺糧問題。1960年1－6月，全縣浮腫病人達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棄嬰420人，外逃4730人。實際上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此數。如東屏公社原來上報死亡400人，後來核實為619人。有的公社由於死人太多，太集中，無棺無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組劉振國到東屏公社檢查工作時，就有社員把兩個小孩丟在塘裏溺死。《溧水縣誌》記載，溧水縣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


　　溧陽縣委第壹書記顏景詹1959年春下鄉慰問浮腫病人時看到10個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歲的農民周目中，從水利工地回來以後，晚上吃了兩碗粥，過壹會兒出去小便時就倒地死亡。丹陽縣大泊公永安大隊書記派社員湯誌元到鐵路上去做工，湯誌元糧食不夠吃，三次回來請求解決，這位大隊書記大罵：“大隊不是飯店，妳給我滾出去！”湯誌元沒辦法，喝了六七天鹹菜湯，結果餓死在路上。


　　宜興是江蘇最富饒的地區，誰也不會想到這裏也會餓死人。但是，這裏不僅餓死了人，還有人吃人的記錄。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壹份報告中寫道：


　　我和劉耀華同誌到和橋公社，聽到有些社員談去冬今春餓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這個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人死後連稻草也不包。高樓大隊有壹戶人家壹天死了兩個人，就用壹副擔子把兩個死人挑出去了事。個別公社甚到發生過把丈夫、兒子害死後吃人肉解饑的事。堰頭公社大儒大隊貧農女社員孫來弟，丈夫浮腫病嚴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襖把丈夫悶死後，將內臟拿出來煮吃。銅峰公社黃童大隊貧農社員盧洪生患浮腫病，用剪刀將兒子喉管剪斷後，也把內臟拿出來吃了。這種慘絕人環的事當然是個別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棄嬰是大量的。


　　孫海光在這份報告中說，1959年，宜興縣年人均口糧290斤左右，1960年為314.7斤。宜光縣糧食總產量1957年為5.1億斤，1958年為6億斤左右，1959年為4.8億斤，1960年預計糧食總產量為3.97億斤。在1960年的3.97億斤總產量當中，種子4300萬斤，飼料358萬斤，社員口糧1.885億斤，國家征購1.6145億斤，儲備糧45.7萬斤。到他們寫報告時，1960年的口糧部分已經吃掉了9623.8萬斤。還剩9227.2萬斤，按全縣59.898萬農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這點糧食要從12月底吃到明年6月。當然，這只是幹部在辦公室裏算賬，扣除浮誇後再經過層層克扣以後，吃到社員嘴裏的‰低於這個數字。這裏說的還是帶殼的原糧。青菜、胡蘿蔔已經吃光。孫海光看了幾個食堂，看到壹斤米放了13斤水，粥實在太稀。因此，入冬以來浮腫病、消瘦病人數逐日上升。據38個公社統計，11月下旬為6120人，12月上旬為6973人，12月中旬為10673人，12月下旬僅27個公社就有14650人。這些數字還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斷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蘇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可以利用《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人口資料作壹下推算。設某年平均人口為上年底人口和當年底人口的平均數。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蘇省的平均人口分別為4273.89萬、4267.59萬和4244.52萬，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為正常值，則可計算出這三年間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18.33萬、37.78萬和13.12萬，合計則為69.23萬。（此外，由於饑餓，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減少。采用同壹套數據進行計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萬人。二者相加，則是大饑荒結江蘇省人口的損失為272.12萬人。


　　《中國人口·江蘇分冊》壹書中記載的人口數據和《江蘇統計年鑒》略有差別。依據這套數據計算所得，大饑荒三年中，江蘇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3.79萬，少出生人口192.06萬。大饑荒使江蘇人口的損失為255.85萬人。


　　綜合兩本書的數據計算的結果，可以近似的認為，大饑荒期間，江蘇省非正常死亡約70萬人，少出生約200萬人。大饑荒使江蘇人口損失約為270萬人。


　　這兩本書中的數據都是官方數據。顯然，上述計算結果是最低數。

六、政策放寬　形勢好轉

　　由於貫徹中共中央兩次鄭州會議精神和落實中共中央12條政策，扭轉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壹些作法，同時放寬了政策，實行了“三包壹獎四固定“的政策，農民種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後恢復了農村集市貿易。到1962年，江蘇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起來，從集市貿易上可見壹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價格多數回落。到1962年夏天，過去市場看不到的東西現在有了，過去很少的東西，現在多起來了。市場上多年不見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薺、欠菇、以及家庭副業小商品都有賣的。6月份上市品種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吳江縣震澤公社的集市情況如表6-2。


　　表6-2 吳江縣震澤公社集市情況


　　╔══╤═════╤═════╤═════╗
　　║　　│　1961年　│　1962年　│　比上年　║
　　║　　│　二季度　│　二季度　│　同期增減║
　　╠══╪═════╪═════╪═════╣
　　║水果│ 1217(擔) │ 2819(擔) │ ＋131.6％║
　　╟──┼─────┼─────┼─────╢
　　║鮮魚│　338(擔) │　883(擔) │＋161.24％║
　　╟──┼─────┼─────┼─────╢
　　║家禽│ 2701(只) │ 5281(只) │ ＋95.52％║
　　╟──┼─────┼─────┼─────╢
　　║菜兔│ 2015(只) │ 10286(只)│＋410.97％║
　　╟──┼─────┼─────┼─────╢
　　║鮮蛋│ 12115(擔)│ 16576(擔)│＋410.97％║
　　╟──┼─────┼─────┼─────╢
　　║綿羊│ 1003(只) │ 4521(只) │＋350.47％║
　　╚══╧═════╧═════╧═════╝


　　綿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資料來源：江蘇省人委財辦秘書處：《金沙等六個集鎮集市貿易的情況調查》，1962年7月15日。


　　這些商品不是農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場上去賣，而是急需用錢。到集市來買東西的大多是城鎮裏有工資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貿易價格很高，比國家牌價高出很多倍，當時有“壹個八級工不如壹捆蔥”的說法。隨著上市東西增多，價格逐漸下降。集市價格和國家牌價之比可見表6-3。


　　表6-3 吳江縣震澤公社集市價格與國家牌價之比（%）


　　╔═════╤═══╤═══╤═══╤═══╤═══╤═══╤═══╗
　　║　　　　　│畜　禽│蔬菜類│日　用│生　產│柴草類│鮮果類│苗　禽║
　　║　　　　　│蛋　魚│　　　│雜　品│資　料│　　　│　　　│苗　畜║
　　╠═════╪═══╪═══╪═══╪═══╪═══╪═══╪═══╣
　　║ 1961年初 │ 347％│ 374％│ 167％│ 200％│87.7％│　－　│ 265％║
　　╟─────┼───┼───┼───┼───┼───┼───┼───╢
　　║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
　　║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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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173.3%│ 260％║
　　╟─────┼───┼───┼───┼───┼───┼───┼───╢
　　║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


　　資料來源：同表6-2。


　　從表6-3可以看出，食品類的價格是隨著產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於社員種自留地和自養家禽家畜的積極性提高，生產資料格和苗禽、苗蓄的價格上升。由於解散食堂，社員恢復了家庭生活，日用雜品和柴草類價格上升。

第七章　嶺南風雲

　　位於中國南部的廣東省是漁米之鄉，瀕臨港澳，經濟發達。這麽富饒的省份也沒有幸免大躍進以後的災難。餓死的人雖然沒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樣多，但還是給歷史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壹、廣東創造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

　　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註意到這樣壹個歷史文獻：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廣東省這個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讓我們借助歷史資料還歷史本來面目。


　　1958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征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壹天三餐幹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1958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幹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於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壹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鑄帶壹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他到東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壹些地方斷糧的情況下，廣東省在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布，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報產量時，東莞縣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張，打電話給縣委書記，問要不要報千斤縣。縣委書記告訴他：“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回來再說。”錦旗、獎狀拿到手後，縣長不敢明目張膽地拿回東莞，而是塞到挎包裏，靜悄悄地送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裏。


　　東莞拿回了獎品，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千斤縣”。陶鑄反瞞產，就找到東莞縣。陶鑄壹行到達東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幹部們看到來頭不小，就采取了蒙混過關的辦法。壹個又壹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生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谷場。他在曬谷場，只見稻草不見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壹撥拉，嘩，大堆大堆的谷，金黃金黃，可喜人吶。另壹位公社書記說，他去過好多農民家，農民屋裏、倉裏是谷，籮筐裏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只壹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裏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誌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麽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同誌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壹點。


　　1月11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幹部承認“隱瞞”了2000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7500萬公斤到1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幹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布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壹條，即集中統壹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壹管理的糧食和資金。有個隱瞞了糧食的生產隊解釋，他們這麽做，是為了確保供給制突然結束時，生產隊仍有必需的口糧。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占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壹。他在虎門開了壹個星期會，從農民的米缸裏，真正挖走了558萬公斤糧食和1.2萬元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壹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壹支工作隊，到位於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1月23日，雷南縣召開4000名幹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夥食，不坦白的不準回家。


　　接著，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全省電話會議，把反瞞產運動，擴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計全省有25億至30億公斤隱瞞的糧食，幾乎是1958年公布糧食產量的10%。1月25日，他指責全省多數基層幹部都卷入了瞞產活動。壹場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了。


　　形形色色的辯論會、鬥爭會、大字報，有如狂暴的南海臺風，鋪天蓋地而來。雷南縣7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與瞞產。在被指控參與瞞產的基層幹部中，壹人自殺，壹人自殺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監禁，109人被撤職，大約有50%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反瞞產所到之處，風雲變色。有些地方，基層幹部不報瞞產，就不準回家過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戶搜查糧食，把農民往年的舊糧，也作為瞞產沒收；有些地方，連農民家壹罐半罐黃豆、花生、芝麻、菜種也搜刮壹空。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7000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1959年1月27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壹份報告。報告說：“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不正常的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壹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7000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復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幹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1959年1月31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誌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妳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壹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1959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壹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誌在在雷南縣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


　　其實，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的文章，趙紫陽給省委的信，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裏。1959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將仍然是壹個減產之年。由於連年減產，征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61.250億斤糧食，等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嚴重浪費，能夠留給農民活命的糧食，已經見底了。農村人口，普遍壹個月吃不到10公斤原糧，不少地方，壹人壹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到了月底，餓昏了頭的人，靠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番薯藤，維持著奄奄壹息的生命，壹些饑不擇食的人甚至吃起觀音土。省委派到四會縣搞瞞產私分的幹部匯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壹粒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壹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裏煮的是什麽，壹看，鍋裏煮的是野菜。


　　農村已無糧可購，城鎮的糧食供應四面告急。省政府的應急措施是：把口糧、食肉、食油，壹降再降。1960年初，許多地方已降至壹人壹月只有9～9.5公斤米，3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魚等，已從市場上銷聲匿跡，貨架上空空如也。偶壹出現，便引起瘋狂的搶購，價格貴得驚人。在韶關，壹公斤高價豬肉賣20多元（當時的計劃價格每僅斤只有1元），壹公斤南瓜也賣到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餅，4～5分錢壹只，人們買回來當飯吃。價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廳壹份報告指出，全省水腫病人，已從上旬的43181人，激增到127821人，增加兩倍。這是駭人聽聞的數字。從中山、靈山、合浦、從化、新興、梅縣、潮陽、清遠、儋縣、東方、樂東等縣，傳來壹片噩耗。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高要縣有的生產大隊的死亡率高達13％。


　　陶鑄不是撞到南墻不回頭的人。1959年3－4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匯報和掌握的材料，終於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壹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制定的征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壹日三餐幹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5月6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全面檢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壹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壹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妳的意見，還說妳是不是右了壹點。我錯了，請妳原諒。我向妳賠禮、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補償農民遭受的苦難。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給廣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57年全省糧食總產量1007.15萬噸。1958年下降到975.55萬噸，1959年為830.35萬噸。1960年為814.05萬噸。1960年，全省農業產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個百分點。


　　餓死人以後只追究農村基層幹部的責任，並沒有改變造成饑餓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饑餓還在發展。


　　據歷史資料記載，直到1962年3月10日，東莞縣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還有9個之多。有些地方已經斷糧，沙田公社有81戶，234人斷糧；望牛墩公社更慘，從3月開始已基本無口糧的有1096戶，2227人。據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等8個縣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已經斷糧的有9468戶，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賣家具的有2463宗，賣小孩的25宗，自殺的壹宗。


　　據廣州市和93個縣的官方統計，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腫病，64461患上幹瘦病。僅廣州市和汕頭、肇慶專區，3月份患水腫、幹瘦病的共63839人，比2月份增加20.4%；海豐縣4月上旬的水腫、幹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壹章，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提供的數據計算結果，在大饑荒年代，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8萬人，因饑餓而少出生人口157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歷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1959年到1961年，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65.7萬人。

二、羅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廣東人民出版社何天靜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饑荒，就對我說：廣東有個羅定事件，妳要研究大饑荒，必須了解羅定的情況。何天靜是羅定人，發生羅定事件時他在上高中。當時他在郁南縣看到壹個法院的布告，壹個老太婆把孫子的屁股割下來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靜的伯父到處找稻糠吃，吃進去拉不出來，幾天就死了。何天靜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壹兩百米就有壹兩個水腫病人趴在路邊等死。新東公社整個村子不見人，都死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村子，幾戶或十來戶人家。


　　何天靜說，羅定餓死人的情況引起了上面的重視。到1960年9月就開始采取措施。供應糧食，使食堂恢復起夥；對水腫病人以公社或大隊進行集中治療；孤兒以公社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孤兒院。對羅定縣和有關公社的領導幹部時行了行政和刑事處分。何天靜說：在廣州的黃顯標比較了解情況，他建議我采訪黃顯標。


　　1999年4月28日，經何天靜介紹，我采訪了黃顯標。黃顯標，羅定人。廣東省監察廳監察專員。他壹見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了。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拿它的工資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聽出他說的是牢騷話，他良知未泯，還是談了壹些情況。


　　首先是反瞞產，逼著幹部多報產量。把幹部集中起來報產量，不說多不讓回家，逼著幹部說假話，虛報糧食產量。反瞞產和反右傾結合起來，不多報就是右傾。新惠縣委書記黨向明沒有多報產量受批判：“新惠是糧倉，單季不超千斤，別的地方怎麽辦？”虛報，浮誇，造成糧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著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煉鋼鐵。當時的口號：“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廣東省全省壹天三頓幹飯吃了三個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連吃帶浪費。有人問這麽個吃法夠不夠，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沒有糧食了。


　　1958年叫羅南縣（羅定和郁南合並的），餓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個公社最為嚴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臺公社。其中又以千官為最。山區餓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腫。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動，壹般都是死在家裏。有的趴在路邊等死。我們生產隊長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個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發現死人後開始搶救。大人餓死了，留下不少孤兒，民政局收容的孤兒建立孤兒院有幾棟樓。對將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療，調糧食吃稀飯。集中起來後，稀飯吃得太多了，又撐死了壹批。


　　省委書記陶鑄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過壹定的比例。這實際是讓下面在統計餓死人數字時要控制。


　　事後，羅南縣委書記傅正時被判死刑，但沒有執行。1980年代平反後當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黨委書記陳文被判無期徒刑。羅定事件後重新核實田畝，減輕負擔。周恩來給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了慰問電報。


　　毛主席在7000人大會上提到了羅定。


　　蔡廷楷是羅定人。據說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但《蔡廷楷傳》裏沒有記述。


　　黃顯標不願詳談，第二天從廣東省資料館裏看到不少關於羅定事件的歷史資料：


　　據中共江門地委書記張進齊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報告，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縣壹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其中純水腫死亡的3436人，水腫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數中，勞動力6223人，占死亡人數的35.9％。最嚴重的地區是原郁南縣桂圩、平臺、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泗綸6個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總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達6.92％，建城公社為6.49％。另外還有因瘦弱不能勞動的有3萬多人，身體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的有20萬人左右。從發生時間上看，這6個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較多的壹個公社，據地委調查組調查，這個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勞動力589人，占死亡人數的45％，占勞動力總數的5.6％。在全公社的129個生產隊中，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壹個，12%以上9個，10％以上7個，8％以上14個，6％以上26個，6％以下72個。另據三個大隊調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戶，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兒的家庭65個。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留下孤兒180人無人照管，情況極慘，解決羅定問題的工作組來了以後，將這些孤兒集中撫養。
　　建城公社永高大隊社員曾北數臨死前兩天，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壹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壹點糧食而死去，群眾談起來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憤。棄兒壹度極為嚴重。縣委、縣人委和各機關門口都發現被棄的小孩。半年以來，全縣先後發現劏小孩，吃死屍，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豬耳朵、割豬尾巴的現象也不少。偷竊和兇殺事件增多。
　　由於浮腫、瘦弱、餓死等現象發生，勞動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種植面積的55％，大片田地丟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豬11000多頭，1960年8月只有1000多頭。


　　當時還有食品買賣，但價格高得出奇。桂圩是壹個小圩鎮，每逢圩日，有壹百多個扶著棍子來做小買賣的人，東西很少，價格之高是從來沒有過的，魚仔壹斤達2.6元。壹個雞蛋3角，壹只雞5元，連小蛇仔、蚱蜢、小蟲也有人捉來賣，有人生吃小蛇、螞蟻、蚱蜢。肚子餓，能吃的東西都吃。農民出賣家私、衣物現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隊有44.7％的家庭出賣過家私衣物，其余是無東西可賣的（本書作者註：和其它地方比起來，廣東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許做小買賣）。


　　在死亡發生的時候，縣委書記傅正時在電話會議上強調“清醒頭腦，科學分析，劃清界限，分清水腫，不要大驚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斷糧才叫因水腫而死。並說：“報多了水腫、死亡，妳們（指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責任，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嗎？”5月3日，在羅平召開的公社第壹書記戰地會議上，各公社認為水腫、死人情況嚴重，根據傅在電話會議上提標準統計，有水腫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實際遠不止此數），但傅正時認為數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實”，結果，將水腫病人壓縮到2325人，死亡人數壓到606人，其中與營養有關的僅14人。事後總結教訓時有人說：“羅平會議是殺人不見血的罪惡會議。這個會議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對饑餓進行搶救，反而千方百計地捂蓋子。”


　　誰要說真實情況，就說誰被扣上“個人主義”、“否定大躍進”、“看成績壹團黑”、“居心不良，別有陰謀”、“想叫縣委坐牢”、“想搞垮我們，叫壞人上臺”等帽子。縣監委書記崔德誌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去檢查，發現有幾個食堂斷糧停夥，情況嚴重，回來向縣委匯報，傅正時不相信，反而批評崔德誌“以後看問題要全面壹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第壹書記王淑宜於1960年2月17日在壹次會議上匯報了自己在羅圩大隊調查的情況：死24人，水腫86人。話還沒說完，傅正時就頂了回去，說：“王淑宜給高要七區事件嚇壞了。”並說“這是陰謀”，“這是否定前任書記的成績”。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區死人事件受處分，1960年7月從高要七區調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當書記的。4月底，另壹縣委書記肖軒風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發現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與糧食有關109人，向縣委匯報，又受到批評。與此同時縣民政科長把同樣的書面材料送給縣委書記楊樹槐，楊不僅不重視，反而說：“這是嚴重右傾，立場不穩，觀點不明。”還說：“全縣與糧食有關的死亡才20個人，妳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讀TANG）濱公社怎麽會有109人？”硬要公社黨委把109人改為6人才接受這個報告。


　　傅正時在地委開會時得知省委尹書記、地委張書記要到羅定縣檢查工作，於7月3日打電話給縣農業辦公室主任劉德風交待，水腫人數、死亡人數、糧食數要上下壹致，前後統壹，按羅平會議的數字為準。縣農業辦公室按這個意思給各公社打電話，要求各公社按縣委的數字向省委匯報，並把數字壹致落實到大隊、小隊。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後，公社黨委開了四個會，按縣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實當時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隊。


　　令人不解的是，壹邊大量餓死人，壹邊大量的糧食放在倉庫裏不給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羅定縣糧庫裏仍存有1100萬斤稻谷。但是，除了縣委第壹書記傅正時和分管財貿的書記楊樹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這些糧食。加益公社黨委書記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哭訴說，過春節有幾個大隊斷糧，曾三次打電話給傅正時，請求每人給半斤米過春節，傅不接電話。


　　羅定是蔡廷楷有家鄉，蔡廷楷的親屬中也有餓死的。據當地傳說，是蔡廷楷的親屬把真實情況告訴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訴周恩來，事情才得以揭露，問題才得到解決。其它地方沒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這些人物並不關心家鄉，蓋子就揭不開了。

三、高要鬧劇

　　高要縣可以說是廣東省的壹個縮影，也是當時中國的壹個縮影。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了不少人。由於這個縣沒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這裏的情況，因而沒有成為“高要事件”。在1958年－1961年任縣委書記秘書的黃東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黃春秋》雜誌，詳細記述了他當年親身經歷的情況。由於受政治條件所限，《炎黃春秋》雜誌只能發表他文章中的壹部分內容。現我據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衛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壹股大放“衛星”的浮誇風傳到廣東時，早稻已收割完畢。要放早稻“衛星”已經來不及了。10月初，晚稻剛剛開鐮收割。地處西江地區丘陵地帶的新興縣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報了“特大喜訊“：全縣晚稻平均畝產1000多斤，出現了壹大批畝產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產“衛星田”，成為全省最早出現的晚稻高產“狀元縣”。對此，報紙大張旗鼓地宣傳，省委各部門獎勵10多輛汽車給新興縣。接著，縣委書劉某調到高要縣任縣書記。高要縣是西江地區的首縣、富縣，又是地委所在地。從新興縣調到高要縣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對劉某來說，“放衛星”的收獲的確是很大很大的。


　　劉書記嘗到了放衛星的甜頭，壹到高要縣，就組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率領各部、委、辦局的領導人及各公社黨委書記到新興縣去參觀晚稻高產衛星田，並指定黃東文同去。


　　新興縣的壹位縣委書記向來參觀的人說：“現在形勢壹派大好，’衛星’連片、連村，大面積出現，估計全縣晚稻畝產至少要超過3000斤！”吃過午飯，他們到天堂公社參觀“衛星田”，田裏的稻子已經割完，田頭整齊排列著已經脫粒的100多籮谷子，大木牌用白紙紅字寫著情況介紹：壹塊是地委書記的試驗田，畝產8000多斤；另壹塊是地委常委、婦聯主任的試驗田，畝產6000多斤。參觀的人都說：“真是大開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裏怎麽想，誰都十分清楚，只不過沒人挑明罷了。當晚回到高要，劉書記要黃東文第二天帶領各公社農業副書記再到新興參觀。在參觀回來的車上，由於沒有領導在場，大家說話沒有顧忌。有人說：“我點過禾頭，數過穗數，算過谷粒，什麽畝產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錯了！”有人說：“這樣的高產狀元縣，我看全省到處都是！”接著，蓮塘公社黨委副書記張有才沖著黃東文吼道：“老黃，明天下午妳在辦公室等著，蓮塘公社也要向縣委報壹個衛星！”黃說：“好啊，壹言為定，妳報來，我給妳整理材料！”於是車廂裏響起了壹陣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張有才果然打來報喜電話，說：“今天上午，我們蓮塘公社在鎮安大隊召開大隊支部書記、大隊長、生產隊長衛星田實割現場會，經過丈量土地，專人過秤，核實畝產，幹谷5100多斤，特向縣委報喜。”黃東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劉書記，劉書記看了十分高興，立即批示通報全縣各公社。接著全縣各公社紛紛放晚稻高產衛星，都是畝產四五千斤，五六千斤。這時，到高縣要蹲點的地委副書記徐瑞沈不住氣了。他在新橋公社道悅大隊搞了壹塊晚稻高產衛星田，是用白沙大隊壹個生產隊早稻錯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過來插下的。早造誤　播晚稻品種是不會和早稻同時抽穗的，由於生長期延長了壹倍，可以高產。加上用十畝已經拔節了的禾苗移在壹起，徐書記認為實現高產就很有把握了。於是就把計劃指標定為6000斤。為了十拿九穩，這塊田壹共施了20車豬屎肥，田底裏埋了20根鑿通了的大竹子通氣。為了加強通風和日照，四周還架起了十多臺大電扇往田裏吹風，架起十多面大鏡子把太陽反射到田中間。在全縣大放高產衛星運動的推動下，徐書記把原來報的6000斤畝產計劃壹下子改為10萬斤，並立即組織全縣各級幹部去參觀。不久，廣東省委組織晚稻高產報喜團上北京向黨中央報喜。全縣第壹個放高產衛星的張有才代表高要縣上了壹回北京。


　　查“黑倉”


　　高估產帶來高征購。再加上壹段時間吃飯不要錢，十萬人大煉鋼鐵，糧食很快耗盡。壹些大隊三個月就把糧食吃光了，春節前就開始出現糧荒。有壹位公社書記幾次打電話向縣委要糧食，在被拒絕的情況下，跑到縣長辦公室，跪在縣長腳下痛哭，說什麽也不肯起來。為什麽放了那麽多“衛星”短短三四個月就沒有糧食？這使縣委很困惑。經過反復研究不得其解，這時聽到了省委傳來的風聲：生產隊幹部對上級無償調撥糧有抵觸情緒，就把糧食藏起來瞞產私分了。高要縣委相信省委瞞產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號召下，縣委決定在全縣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壹次“查黑倉、反瞞產”運動。1959年1月21日，縣委召開四級幹部會，4200多人參加，西江地委書記也到會講話支持縣委“查黑倉、反瞞產”運動。縣委書記在動員報告中要求：把瞞下的糧食報出來，不解決問題不散會，開到過年也要開下去！當時臨近春節，參加會議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黃東文到祿步公社祿步大隊參加討論。大隊長胡啟滿把黃拉到壹邊悄悄地說：“老黃，實不瞞妳說，我們大隊確實搞了三個黑倉。”黃東文壹聽心頭振奮，忙問他：“總共多少谷子？”胡啟滿壹本正經地回答：“8萬斤左右吧。”黃說：“妳真笨，幹嘛要搞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胡啟滿說：“這妳就不明白了，像現在壹日三餐幹飯，放開肚皮吃飽，全大隊兩千多口人，糧山也要吃崩，到時候沒有糧食了，社員找我要飯吃我向誰要去？”黃聽後覺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馬上向劉書記匯報。劉書記當即說：“好！立即通知祿步公社黨委，召開全體大會，讓祿步大隊作典型發言。”胡啟滿在大會上講得有板有眼，200多人聽得很入神。胡啟滿講完後，縣委劉書記強調自報瞞產，誰報歸誰，縣、社壹律不調走、不沒收。號召大家放心自報。果然各大隊紛紛報出了不少黑倉。縣委立即召開公社書記會議，介紹祿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書記聽了十分興奮。第二天是臘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報“設立黑倉、瞞產私發糧食”的高潮。整整壹天，全縣共有1800多位大隊和生產隊幹部報出了隱瞞糧食1.2億斤。


　　春節後，黃東文到祿步公社進壹步了解糧食“黑倉”清查落實的情況。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幹部說：“四級幹部會上揭發的黑倉絕大部分是假的。當時已是年關，不報個假帳不能回家過年。”黃壹聽，心裏涼了半截，馬上到祿步大隊去找胡啟滿，問他報的三個黑倉的情況。胡啟滿慢條斯理地說：“三個黑倉是假的，我們根本沒有瞞產。”黃回到公社，公社書記楊希明對黃說：“公社黨委在外坑大隊查出了壹個黑倉，有幾千斤谷子，準備下午開現場會，請黃去參加。下午，黃到了外坑大隊，果然看見場上擺滿了幾十籮谷子。趁現場沒人，黃伸手到谷籮去探查，發現只有表面壹寸厚是谷子，壹寸以下全是谷殼。


　　餓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蓮塘公社普遍鬧糧荒。飼料吃完了就吃種子，有的大隊種子也吃完了。社員口糧標準壹降再降，各種疾病大暴發。大部分婦女患了子宮下垂、閉經癥，男人則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腫病，很多小孩患“馬騮濕”病。各大隊都出現餓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隊死人已占上年年終人口總數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節，由於繁重的　體力勞動，加上社員身體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衛生院和各聯隊衛生站的走廊、辦公室都擺滿了病床。這時又發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這個公社的溫貫、羅勒、波洞等11個大隊死人超過總人口的10％。其中，溫貫大隊死人占總人口的13％。


　　黃東文在石腳大隊的兩個月中，壹兩天就有壹個人死去。死的都是長期挨餓的中、老年人。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由於患病不能頂壹個勞動力幹活，口糧也由三級降到四級。她為了能吃到三級的飯（壹天多四錢米），向隊裏苦苦哀求，參加食堂的糧食加工組（春谷、篩米等繁重體力勞動），隊裏同意了她的請求，但只勞動壹個星期就悲慘地死去。


　　有壹些人是因為被幹部扣飯而餓死的。高要縣四甲大隊在大隊268戶社員，除了幹部家屬以外，其余全被隊長黃＊＊扣過飯或不給飯吃。全大隊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員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糧標準，由吃6兩改為3兩，或者幹脆不給飯吃。1959年春天，在建設雙金運河工地上，社員黃龍富因有水腫病不能挑得太多，黃均仔給他停開兩餐飯。他又餓又累又冷，暈倒在地當場死亡。臨死前說：“我今天是死在妳＊＊仔手上，看妳怎麽下臺。”黃＊＊回答說：“死妳兩個算壹雙！”不到兩個月，黃龍富的兒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惡鬼”


　　饑死人的情況出現以後，縣就將責任推給農村基層幹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縣委將由下放幹部組成的“公路綠化專業隊”壹行70多人（黃東文是其中的壹員）集中到縣委，聽縣委常委、組織部長講話。部長說：“現在全縣有壹部分公社因為幹部官僚主義，作風惡劣，不關心群眾，造成種種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嚴重，特別是蓮塘公社，情況十分嚴重，縣委已派去工作組，對公社黨委進行整頓。縣委決定撤銷公路綠化專業隊，全體隊員改為抓生活治病專業隊，集中到蓮塘公社，具體任務就是整頓食堂，搶救病人。”部長還壹再強調：“蓮塘公社黨委已經爛掉了，妳們到蓮塘後，歸縣委工作組領導。”5月1日，全體下放幹部到了蓮塘公社。才得知調到蓮塘公社兩個月的楊希明和放高產衛星的張有才被指控犯有嚴重的官僚主義“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貧下中農”，兩人都被開除黨藉，開除公職，判了刑。7月，公社召開全體幹部大會，縣委副書記兼縣長在會上講話說：“今天這個大會是捉鬼會！近幾個月來，蓮塘公社發生了那麽多種病，就因為有鬼！水腫鬼，閉經鬼，肝炎鬼，馬騮濕鬼……都有！鬼在哪裏啊？公社裏，大隊裏，生產隊裏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這些鬼都捉了，種種病都會好，就不再死那麽多人了！”下午，縣長宣布“蓮塘死人事件”有關責任人的處理決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壹名是公社黨委書記王北水，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留在公社繼續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實王北水在蓮塘任書記只3個月，在此期間還拯救了數以千計的瀕危病人。受處理後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門走訪了5個大隊檢查病人情況，直到晚上1點才回家。受處理的幹部，是黨員的開除黨籍，是團員的開除團籍，非黨團員撤銷職務。下放幹部中有兩個人當“鬼”被捉：壹個是溫貫大隊隊長陳介忠，因為這個大隊是蓮塘死人最多的大隊，另壹個是張子堯，馬來西亞歸僑，原南方大學學生，他在給病人熬牛骨湯，為了調味嘗了壹點，說他偷吃，被開除團籍。


　　除蓮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較多的公社也進行了“捉鬼運動”，全縣壹共捉了200多個。


　　過了半個月，地委工作來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產量的真實情況和群眾對縣委大批處理幹部的意見。又過了幾天，地委召開會議，宣布縣委大批處理幹部是錯誤的，分別恢復了48人的黨籍、團籍和公職。放衛星演變成捉鬼的鬧劇終於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災

　　廣東省南雄縣始興公社也是壹個餓死人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組鄭群、成家英、張樂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關於南雄縣始興公社嚴重違法違紀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調查報告》，反映了當時的壹些情況。


　　據地委工作組在黃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頭、千家、東風、高留、豐村等10個大隊調查，並在其中6個大隊反復查對後統計，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數／原有總人口數）是：周所大隊為9.9％，南山大隊為7.8％，黃所大隊6.5％，上升大隊5.5％；1960年死亡率是：黃所大隊6.9％，南山大隊5.2％，周所大隊5％。死亡時間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總數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總數的46.7％。黃所大隊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總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絕的有5戶，父母雙亡留下孤兒的9戶。羅坡小隊42戶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總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絕的2戶，父母雙亡留下孤兒的2戶。這10個大隊除了上述死亡以外，還有水腫病人570人，婦女閉經495人，子宮下垂379人。


　　此外，未經地委工作組調查、而在6月26日始興片（原始興公社）總結三反整社會上揭發出來的死人情況也十分嚴重。全公社統計（上述10個大隊在內）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階級成份分：貧農3154人，中農1400人，富農305人，地主211人。從年齡結構看，1－15歲1394人，16－40歲668人，41－50歲629人，51－60歲901人，60歲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據被調查的6個大隊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傷死亡42人，被鬥、打罰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腫病死的553人，幹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嬰兒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臟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時間：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於饑餓，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幾乎沒有出生。


　　始興公社幹部打罵刑罰群眾成風。上至公社黨委，下至包產隊，上級打下級，幹部打群眾，處罰的形式無奇不有，殘忍至極，如：捆綁、罰跪、罰立正、吊打、電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潑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槍斃、戴高帽遊街示眾、設勞改隊、罰勞役、罰款、沒收財產等。


　　據6月下旬南雄縣委召開的始興公社三級幹部會上揭發，犯有違法亂紀、打罵群眾的幹部，1959年有508人，占幹部總數的17.6％。受捆綁吊打等惡刑折磨的群眾1118人；1960年1－5月違法亂紀幹部有725人，占幹部總數的25％，受捆綁吊打的群眾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記當場打死的1人，被打傷後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連續扣糧食指標而餓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貧農60人，中農19人，富農3人，地主13人。


　　另據地委工作組對黃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頭、千家、東風、高留、豐村等10個大隊調查，自1959年以來，這10個大隊毆打、捆綁過群眾的幹部有328人，占幹部總數的43％，受摧殘的群眾1069人，占這10個大隊社員總數18803人的5.9％，其中當場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傷後死亡的49人，被打罰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組對南山、寨頭、周所、石下、黃所、上升6個大隊被打死、逼死的59人進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戶、10歲小孩，也有70多歲的老人。有的當場被打死，有的被捆綁丟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兒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兒無依無靠。1960年3月，上升打隊現役軍人家屬陳美倫因饑餓偷了壹些青菜，被大隊總支副書記鄭某和隊長李某打成重傷後拖入黑屋鎖上，當晚死亡。這個大隊的東頭坪小隊貧農軍屬劉宏富因患水腫病要求隊長配點花生煲藥治療，隊長不準，他就去田裏挖了壹點花生。被治保主任發現，捉去打成重傷吐血死亡。高昌大隊劉慶輝，70多歲，隊長張某懷疑他偷雞，將他的胡子拔了壹半並且打成重傷，然後兩餐不給飯吃，又罰他挑塘泥，開夜工，兩天後自殺身亡。該隊社員林誌弟夫婦被大隊長懷疑偷雞，打成重傷致死，留下壹個11歲小孩和81歲老母。東風大隊中農社員曾順霞，19歲，因饑餓有點小偷行為，被大隊長曾某多次召開群眾會鬥爭、拷打，又扣口糧，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壹個晚上，曾某將曾順霞用繩子捆綁丟到河裏活活淹死。黃所大隊貧農小孩丘生俚，12歲，因被扣口糧，被迫偷了壹點花生芽，被包產隊長丘某嚴刑拷打，用木棍打斷左手，用石頭砸破10個手指，還用刀割去壹個指頭，打成重傷後幾天內死亡。該大隊黃屋小隊隊長蘆某，全隊社員幾乎全被她打過，連她叔父也被她扭著耳朵讓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傷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隊隊長張某，自1959年以來，親手毆打群眾36人，其中被打成重傷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頭大隊女社員龔富園，1960年春天在隊裏插秧，因急著回家給孩子餵奶，收工時跑在前頭，在這個隊工作的供鎖社幹部林某說她遲到早歸，對她拳打腳踢，當場被打倒在地，滾下水圳，濕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數月的小孩因沒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隊黨支部書記譚某僅1960年1－3月，就毆打群眾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為什麽這個公社的幹部這麽殘酷地打人呢？公社黨委第壹書記朱某說：“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他認為能打人的幹部立場穩，幹勁大。


　　毀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為首的公社黨委決定拆除縣城內的上圍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戶、932間、糧倉壹座、大祠堂18座，總面積2萬平方米。上圍是過去地主集中地，是始興縣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磚、石墻。朱某要求群眾壹天搬完，四天拆完，沒搬完的封閉門戶不準再搬。他們用180斤炸藥、360個雷管爆炸堅固的圍墻。由於天氣寒冷，防寒烤火，焚毀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毀。被拆掉住房的群眾，有的住牛欄，有的住糞寮，有的住爛屋。在建新村的過程中，規定每天評出下遊隊。下遊隊的人被罰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評不出下遊隊就由隊長頂替。不下班不準社員回家，不開工的不開飯，不積極的扣飯。病號不準請病假，只吃二兩米。吃飯只準五分鐘，吃不完的不準吃。對不積極的社員“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賣力氣的抽腰筋，聽報告不站起來的抽腳筋。公社黨委書記鄧某公開號召：“懶婆懶漢，不積極不聽話的，可以罰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負責，打死他當掉了壹片樹葉。”他親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來，多數大隊主要勞動力壹餐吃2兩米，二、三等勞動力壹餐吃2兩、1兩半米，少的只吃7－8錢米。很多食堂長期“鹽水掛帥”（饑餓無奈時喝淡鹽水），公社黨委會上有的委員提出請求縣委撥糧食，朱某說：“誰不要臉誰去縣委要糧食！”1959冬和1960春之間，糧食最緊張時，朱某擅自決定全公社停發口糧壹個月，公社留下8萬擔糧食不下發，要社員自己解決。本來糧食和食油指標很低，又層層剋扣，1959年9月，縣委發給這個公社口糧1000擔，公社全部扣下作“工業用糧”。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糧41619擔，到12月底只發下41200擔，扣下419擔，1960年2月，縣裏發下糧食43337擔，公社又扣下3646擔，先後扣下社員口糧5065擔。公社黨委還把1959年各大隊賣糧款60多萬元全部扣下，壹文不發，致使全公社壹年沒有發工資，社員有病也沒錢治。


　　在南雄縣始興公社，社員餓死，幹部卻大吃大喝。上至公社黨委書記，下至小隊幹部，走到哪裏吃到哪裏。公社和大隊食堂都為幹部設小竈，白天吃，晚上吃，公社書記、委員、大隊幹部要魚，要肉，要油，隨便掛上某某書記的名字就可以拿。餓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隊，專門指定幾個最好的魚塘為幹部吃魚之用。這個大隊群眾說：“大隊幹部是老虎，小隊幹部是老鼠，社員挨餓成瘦猴。”公社黨委書記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訊員端飯，還嫌牛肉煮魚不好吃，罵社員不尊重領導。


　　廣東省的饑荒不僅發生在羅定、南雄、高要等縣，在其它地方也有發生。1960年底，廣東省各縣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從各縣的會議報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紅旗”帶來的災難。

五、宋慶齡老家的饑荒

　　文昌縣在海南島，當時屬廣東省。這裏是宋慶齡的老家，從這裏掘起了對中國近代歷史有重要影響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縣召開了2718人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


　　三年來糧食產量年年下降，1957年糧食總產量19270多萬斤，1958年比1957年減產11％，1959年比1958年減產11％，1960又比1959年減產11％，三年累計減產33％。糧食減產引發畜牧業減產，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數275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0.8％，1958死亡率為1.2％，1959年為2.4％，1960年為2.1％，三年壹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眾體質很差。直到1960年底，問題還沒有解決。如錦山公社下溪坡大隊還有水腫病人43人，婦女病（閉經、子宮下垂等因挨餓而致的婦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產生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風”的危害。事實證明，凡是壹向列為重點的社隊共產風最厲害，共產風刮得越厲害，損失越重，死人越多。為什麽文昌的共產風壹刮再刮，沒有間斷，再且越刮越厲害呢？


　　壹是急於建立共產主義新村，消滅城鄉差別。在農村實行“五大集中”：村莊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糧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這五大集中使農民住房被毀，樹木被砍，夫妻母子分開，家庭被拆散，損失巨大。人集中後沒有房子住，就10多個人擠在壹間小屋子裏，衛生不好，病人增多。豬牛鴨集中時，殺的殺，賣的賣，集中到公社或大隊牧場後，壹時飼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糧食集中後挖盡了農民的家底，吃了幾個月的幹飯，先松後緊，種子吃完。幹活大集中，天天放”衛星”，大兵團作戰，幾百人、幾千人在壹個坑裏搞生產，勞動力大浪費，糧食大減產。蓬萊公社高金大隊第五小隊村並村時，四天不出工，在家殺雞殺豬煮幹飯，擺酒席，大吃壹場然後出村。過了壹段時間返回原村時，連種苗也找不到。清＊公社邁號大隊湖保堀小隊並村後糧食、牲畜、農具全被“共產風”，刮光，全村壹片荒蕪，1959年，這個小隊死亡人口占全大隊死亡人口的五分之壹。


　　二是急於從生產隊所有制向公社有制過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過渡，而到了縣裏，就變成了越快越好。縣裏幹部認為遲早總得過壹次，遲不如早好，幹脆來個搶先過渡競賽。在過渡競賽會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內完成過渡任務的30％，三個月實行基本公社所有制。這樣，各公社就無償抽調大隊的土地、耕牛、勞動力、農具、種苗、家禽、牲畜，吞並大隊的畜牧場、農具廠、農產品加工廠等。使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很快傾家蕩產，農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難毫無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產主義大協作”的名義抽調大量勞動力從事大辦鋼鐵和興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調6萬人上山搞鋼鐵，1959年抽調7萬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萬人到水利工地。因此，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糧食減產。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糧食。


　　四是高指標。地區黨委提出搞千斤畝運動，到了縣裏加碼為萬斤畝運動，到了公社、大隊，變成了二萬斤畝、三萬斤畝甚至十萬斤畝。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2.811億斤，實際只有1.728億斤，多報了62％；1959年上報2.32億斤，實際只有1.55億斤，多報了49％；1960年少報了壹些，但還是偏高。


　　五是生產上瞎指揮。種什麽品種怎麽種，全由上級領導說了算，不僅農民沒有發言權，連生產隊幹部也沒有發言權。如搞高度密植，不按農時季節生產。農民都知道這樣做不行，卻不讓農民說話，發點牢騷就要遭受批判。

六、江門市郊的哀嚎

　　讓我們再來看壹看江門市郊區的情況。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區情況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門市郊區四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稱，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幹部作出的初步統計，郊區三年來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區還有水腫病人56人，婦女病89人。


　　嶺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還有單幹農戶（即沒有加入集體經濟的農戶）。上述報告披露，即使在嶺南，這些單幹農民也是很難生存的。1958年，江門市郊區黨委組織壹次生產大評比，同時帶著壹批單幹農民（其中壹部分是貧下中農）遊行示眾。從這個小隊到那壹個小隊，組織社員出來觀看並參加鬥爭。當隊伍到達白沙大隊陳屋村時，公社黨委書記命令全部單幹農民跪下來，頭要向天，膝要著地，腰要直，讓組織來的社員和他們“辯論”。公社黨委書記問單幹黃長培（貧農）：“妳為什麽插田不插直？”還沒等陳回答，就壹個巴掌打過去。然後又抓住另壹單幹農民甘旺的頭發：“妳為什麽不車水插田？”又壹巴掌打過去，打得甘滿臉流血。由於公社領導帶頭打，其他人也跟著打。公社書記對郊區幹部說：“要使單幹戶家破人亡。”不僅對單幹戶，其不聽話的公社社員也采取種種殘酷手段。打人、罵人、捆人，強制勞動、遊行示眾、不給飯吃，是幹部對付社員的常用辦法。

七、中山縣的“十多八少”

　　中山縣是珠江三角洲的豐饒之地。這裏是適於糧食生長的沙田地區，五十年代每年向國家提供大量商品糧。但是，這裏也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全縣到底餓死多少人無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壹些零星情況。據《中山縣四級幹部大會情況報告》，大湧公社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為3.06％。這壹年曾發生過三次水腫病，壹月、四月、六月各壹次。全縣出現了“十多、八少”：水腫病多，死人多，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多，社員外逃多，爛寮多，農具損壞多，丟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豬多，幹部強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糧少，分配少，休息少，結婚少，生孩子少，勞動力少，副食品少。


　　在總結教訓時，中山縣四級幹部會上揭露了1958年以來的種種情況。1958年10月搞公社化，開始是每壹個大鄉壹個公社，共建立了32個公社。1958底又將32個公社並為7個公社，1959年初再由7個公社分為16個公社，後又變成24個公社。體制的變化，伴隨著“共產風”把生產隊弄得壹貧如洗。與此同時，大煉鋼鐵，深翻改土，放“衛星”，大兵團作戰等等把農民推進了苦海，也使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稻谷產量連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減產18740萬斤，減產23％。農民的口糧標準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揮，強迫命令，打人罵人現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農民種田看天時，不能插北風秧，幹部不顧農民多年的經驗，提出“東風插，西風也要插，南風插，北風也要插。”群眾稍有不滿意，幹部開口就罵，舉手就打。北溪公社黨委書記趙某對不服從指揮的社員畫大花臉，剃光頭。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隊日割稻禾160畝，並包鋤田40畝。社員被迫從早晨3點鐘幹到晚10點鐘，還是沒完成任務。趙書記壹口咬定有壞人破壞，命令大隊長立即排出7個鬥爭對象，召開大會鬥爭。隊長沒辦法只好用抽簽的辦法找出7個人。社員說：“見了趙書記，魂魄都落地，好比見閻王，唔死脫層皮。”神灣公社黨委書記黃漢廉，認為社員偷糧食，召開電話會議號召各大隊到農民家裏搜查。有的大隊等社員下田後，將橋板抽走（廣東河叉多，下田得過河），不讓社員回家，然後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寶安無寶

　　緊靠香港的寶安縣也沒有逃脫饑餓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寶安縣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中披露，這個縣僅在1960年患水腫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數逐年增加。在全縣240個大隊中，1960年死亡率達1.5％以上的有63個大隊，占大隊總數的26％，光明農場死亡率最高，達3.34％。腫病人數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達6322人。婦女閉經人數很多。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婦聯主任說：“婦女都閉經了，再不用發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隊共有606人，患各種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腫病67人，平均每10人當中就有壹個得水腫病的。子宮下垂14人，閉經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頭角公社西坑大隊社員口糧從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雜糧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兩下降到1.5兩，肉從半斤下降到2兩6錢。


　　“共產風”、瞎指揮的情況也很嚴重。民治大隊小隊長揭發，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某在高峰水庫對民工設立了壹個勞改場，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類分子壹樣在場內勞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隊社員代表吳來發說：“國家壹窮二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現在社員壹窮二白是共產風刮的。”他以甘坑小隊為例，這裏過去盛產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時年產水果5427擔。但是，壹連刮了三年共產風，果樹死的死，廢的廢。社員說：“果樹全夭折，松木命不長，竹頭被處決，生姜見閻王。”

九、順德不順

　　順德縣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為0.7%－0.8％，而1958年為1％，1959年為1.23％，1960年為1.77％。可見順德這個有名的富裕地區也有因饑餓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順德縣委四級幹部會議總結報告》提供了這壹數字並且披露了壹些情況。


　　為了急於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順德縣全縣合為壹個人民公社，後來又被迫分開。在合並和分開的過程中，給農村帶來了巨大破壞。合並是強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點水加窖）大隊幹部說：“自從公社化，兩場大風暴，大共產，大拉平，不通整到通，開會大鬥爭，進門九成通，出門壹成通，結果是，生產破壞家底空。”


　　順德這個很務實的地方那時搞浮誇也不落後。當時的說法是：“有先進思想就有先進指標，有先時指標就有先進產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隊社員私下流傳壹個順口溜來批評幹部吹牛放炮：“近聞大炮到處響，嚇得社員好慌張，不是社員無膽量，皆因指標太緊張，三萬桑葉八萬魚，除非神仙下洛陽。”


　　順德四級幹部會議上認為，有些大隊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沒安排好以外，幹部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群眾也是壹個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給口糧，是幹部對待群眾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時，縣委委員吳英規定了四條：第壹，下雨時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勞動時間不準小便和給小孩餵奶；第四，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


　　增城縣四級幹部會議上總結出當時的“六統壹”：生產計劃統壹，生產措施統壹，生產規格統壹，財務開支統壹，口糧標準統壹，作息時間統壹。由此帶來“四個不自由”：勞動不自由，說話不自由，吃飯不自由，睡覺不自由。還總結出在這種情況下當幹部有三條秘訣：壹要少說話；二要看領導臉色，聽領導的話，不要聽群眾的話；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來自合浦的報告

　　1960年春，當時擔任省委秘書長的吳南生在合浦縣（當時屬廣東，後劃歸廣西）向省委寫了壹個報告，反映了合浦縣發生的情況。這個報告現存廣東省檔案館。


　　這個報告說，水腫病發生是從1959年12月份開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腫病人大批增加，不斷死亡，日益嚴重。全縣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約有70％以上是水腫病死的。到他寫報告時，全縣還有水腫病人23940人，另有水腫消退轉為極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吳南生的報告說，因水腫而死亡的情況今年1月份就已發生，但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後，在4月下旬的四級幹部會上才開始采取緊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隊設立的臨時醫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進行治療。


　　全縣22個公社病情嚴重的有12個，大部分在北部糧產區。這些地區死亡人數約占總人口的3％左右，個別特別嚴重的小隊高達14％，生病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勞動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勞動力占50％左右。


　　吳南生的報告說，幹部沒有分清什麽是右傾，什麽是左傾，因此普遍不說話，不向上面反映真實情況。有些幹部反映了壹些關於糧食、水腫病的情況受到了個別領導幹部的批評以後，更不敢說真話。這不能不是這次水腫死亡事件持續時間長、造成嚴重惡果的重要原因。

十壹、逃港狂潮

　　沒有吃的就逃荒，這是農民很自然的選擇。廣東省比其它省比較開明的是，不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放手讓農民逃荒，還給逃荒者開具證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選地。廣東省甚至壹度鼓勵農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發生在1961年和1962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廳曾經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長會議，貫徹“放寬”出港條件的精神，其中壹條說：“在毗鄰港澳的惠、東、寶等6個縣市……允許壹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主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明確放寬邊防的指導思想，“放寬尺度，多開孔道，有組織有計劃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會議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規定（自從1958年港英當局搞出入口平衡以來，全省每天出境人數約50人），僅寶安縣就從5個增加到11個；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除放寬通行證外，還發出壹些捕魚證、探親證、做工證等，方便群眾赴港；正式批準邊防各縣實行“三五”政策（即準許每月出口5次，帶回5斤東西，價不超過5元）。


　　寇慶延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什麽人民要偷渡？研究結果，歸納起來，從根本原因上講，是兩個原因，壹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那麽，現在我們不去行不行？看來不去不行。為什麽？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廣東人。我們算算，香港300多萬人口，其中200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裏面很多是壹家人，壹半在大陸，壹半在香港，那麽叫人家壹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特別是兩夫婦，各在壹地，長期不叫人家見面行不行？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那就是說人家壹點辦法都沒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妳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再就是我們當前生產生活都確實有些困難，而我們暫時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決問題，解決壹點生活問題，也解決壹點生產問題。”


　　但是，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麽嚴重的程度。從1962年4月下旬開始，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沖過邊界，逃入香港。第壹批逃過去的人，有壹部分確實留下了。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壹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組織部，6月1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兇。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竟高達1.1547萬人，其中機關316人，農村11231人。僅壹個沙頭公社，最高峰時（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東莞縣6月7日統計，外逃人數達2.7197萬人；增城2458人。其他縣份，如臺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據《廣東省誌·公安誌》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區的部分縣、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達4977人。集結在寶安、深圳壹帶伺機進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壹天達8000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沖擊火車站事件。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11萬多人，其中6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當遣返4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2萬人。


　　如果僅僅是廣東壹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采取與廣東省委壹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盡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國際輿論壹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壹位的工作來抓。從這時起，廣東省才開始緊急剎車，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這股外逃風漸漸波及廣州。市井坊間，紛紛傳言，為慶祝英女皇誕辰，香港放假3天，開放邊境，內地居民不用通行證，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誕辰日是6月17日，但實際上，在端午節（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長，謠言四起，這些傳言鼓舞著希望外逃的人們。


　　從5月中旬開始，購買廣深線火車票往邊境的人驟增。購買平湖站（不用邊防證買票的最後壹站）火車票的，比平時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車站外竟積聚了上萬群眾。在徘徊等候買票的過程中，人潮開始出現騷動。


　　6月5日，廣州火車東站的秩序十分混亂，壹批批的群眾沖擊開往香港的火車，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兩側，門窗俱閉。成千上萬的群眾，像瘋了似地撲向車站，撞門攀墻，狂呼亂吼，連樹權上也爬滿了人。那些年老體弱的，被沖得東奔西散，尋爺覓兒，老啼幼哭。


　　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壹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廣祥，在省長陳郁家開會。他們接到廣九鐵路派出所報告，東站已經聚集了壹兩萬群眾，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有幾個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長孫樂宜在現場勸導群眾，處境也很危險。


　　曾生建議調軍隊來實行軍事戒嚴。有人不同意動用軍隊。他們說，關鍵在於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什麽？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屬人民內部矛盾，還得要以勸說為主。曾生認為，現在事態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斷措施，恐怕還會進壹步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陶鑄從廣西趕了回來。大家立即向他匯報請示。陶鑄斷然回答：“現在還叫什麽人民內部矛盾？壹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車都砸了、燒了，還講什麽人民內部矛盾？”


　　陶鑄壹錘定音，大家同意用軍隊維持秩序。6月6日，滿載部隊的卡車，壹輛壹輛駛往東站。壹個營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還有壹隊解放軍從車站內往外推進。市政府的宣傳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所謂邊境開放純屬謠言，希望大家不要輕信壞人造謠，呼籲群眾盡快離開。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沖火車站的群眾，頃刻散盡。至當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車站外除了戒嚴部隊，已經再看不見鬧事的人了。


　　陶鑄認為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特務在造謠破壞。全省軍隊立即奉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6月12日，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車東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圖外逃的群眾。


　　公安局采取了堅決的收容措施，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通過自由的香港媒體，已經傳播到全世界。

第八章　齊魯之難

　　在上世紀60年代任中監委處長的李堅，當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對大饑荒作過調查，他對我說，山東是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壹。1999年，我到煙臺養馬島講完課就到濟南，在朋友的幫助下，查閱了60年代的歷史資料。經過幾天查閱，有壹些收獲，但覺得我看到的資料還不夠完全。山東大饑荒的情況，有待檔案開放後，作進壹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寫這壹章。

壹、批判趙健民，大反右傾

　　山東也像其它省壹樣，“大躍進”也是以政治大批判開路的。山東批判的對象是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


　　趙健民，1912年生於山東聊城冠縣。1932年入黨。1933年，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叛變，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破壞。趙健民也被捕，山東軍閥韓復渠對他親自審訊，他沒有屈服。趙健民出獄後，和姚仲明等重新聯絡了地下黨，恢復了山東黨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前，趙健民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他任第二野戰軍17軍軍長兼政委，帶領大軍直入大西南，把國民黨的軍隊趕出了貴州省。1949年後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國第壹條鐵路──成渝鐵路。後任鐵道部副部長。1955年任山東省長，大躍進時，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1958年因對浮誇風不滿被扣上了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山東省委的第壹、第二把手都是從華東局調來的。趙健民是山東的老革命，在山東必定有較深的人事根基。是這位老革命對新來的上司不夠尊重呢，還是外來的上司畏於趙健民的地方勢力呢？也許二者都有，他們之間是不夠協調的。趙健民是敢說真話的人，恰恰在這壹點上被新來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現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傾機會主義，再加上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其實，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說了壹些真話，地方主義只不過是對中央派來的上司不夠順從。


　　1958年10月21日，山東省委發出通知，在全省基層組織批判趙健民，向全體黨員傳達。省委認為，“自1956以來，趙健民同誌壹直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成績，成為反‘冒進’、誇大落後面的代表人物，處處和省委唱對臺戲”。“1956年8月，在壹屆四次人代會期間，趙乘舒同、譚啟龍同誌不在濟南的時機，在人代會工作報告中，卻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績，集中工作中的缺點，搜集落後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點，反對省委‘冒進’。”


　　2001年12月14日，本書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號趙健民的家中，見到了這位老人。當時他已經89歲了，身穿蘭色化纖舊中山裝，頭戴壹個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門口時，他扶著拐杖站在街邊看著我，我以為是壹位退休工人，沒搭理他。我進他家，他才跟著進來。經他夫人楊瑞波介紹，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風雲的趙健民。在他家簡陋的客廳裏，我們聊了起來。他首先談到他和舒同的關系。他說：“舒同是個知識分子，是江西撫州壹個學校畢業的，愛好書法。是從新四軍來山東的。我到山東後舒同約我談話，我們是在辦公室外邊操場上談的。我談了山東情況，談了我的認識和我的意見，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東工作做好。舒同說，妳談得很好，但我覺得妳還沒有和盤托出。我說，我實實在在地跟妳講了，妳還感覺我沒有和盤托出。他懷疑我聯系地方幹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說，舒主任，我已經實事求是地向妳講了我的意見，再不能編壹個‘盤’向妳‘托出’，看以後的事實考驗吧。”


　　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毛澤東對在省裏有較深人際關系的幹部倍加防範，在廣東、山東、甘肅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過“地方主義”，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趙健民在山東很有威望，當然是要防範的。毛澤東就是利用舒同來防範趙健民。


　　趙健民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1958年大躍進，有全國的影響，壽張縣西邊有個範縣，濟南這邊又有過高產衛星。這股風越刮越大，更大的衛星也出來了。我也是農村出身。知道這麽高的產量做不到。高世貴是跟我壹個村莊的，當時是支部書記，我問他畝產這麽高行嗎？他說做不到。我到農村考察，下面組織農民跳秧歌，我不高興。我也到範縣看過共產主義，是假的。舒同這個人，妳越說好，他越高興；妳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壹個壹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壹條罪狀。1958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需要材料，南郊賓館蓋別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讓給他。


　　“山東餓死人不少哇！僅惠民地區就死了60萬。後來薄壹波對我說，山東餓死了300萬人。”說這句話時，趙健民滿臉沈痛而嚴肅。


　　除了批判趙健民以外，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農村開展了兩條道路鬥爭運動。在濟寧地區，“各地區都進入了大鳴大放階段，大字報都貼了上千張，意見鳴了幾千條，情緒很熱烈，氣氛很緊張。”與此同時，在全省各地亂拔“白旗”，亂扣帽子，成批地撤換幹部和開除黨員黨籍。據山東省濟寧地委監委不完全統計，濟寧地區從1958年7月進行整風補課以來，到1959年4月，當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監委轉發壹份報告中對濟寧亂“拔白旗”提出了批評。中央監委在轉發告的按語中指出：“‘拔白旗，插紅旗’是壹個生動形象的口號。有壹些地方幹部，沒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處亂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帶有急躁和懲辦情緒的人，更把‘拔白旗’變成強迫命令、懲辦幹部的工具，少數壞分子則乘機制造混亂。今後處理犯錯誤的黨員幹部，壹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實事求是地根據其犯錯誤的性質，是什麽性質的錯誤就按什麽性質處理。”


　　但是，中央監委的批評並沒有扭轉山東左傾狂熱，因為這種狂熱來自中央。

二、毛澤東、劉少奇給山東鼓勁

　　河北省有徐水縣的共產主義熱潮，河南省建立了第壹個人民公社，又放了那麽多“衛星”，與這兩個省相鄰的大省山東，卻沒有他的鄰省熱鬧。毛澤東到這個省鼓勁了。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乘專車到濟南，下午3時左右，召見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省委書記裴孟飛、軍區司令楊得誌到車上談話。談話要點如下：


　　下午3時到4時的談話。


　　毛問譚：妳們這裏有沒有幹勁？
　　譚答：幹勁有，但不夠齊壹。
　　毛：要經過辯論，什麽也不做，搞他三天。
　　譚回報：今秋準備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結合秋季增產和明年躍進計劃，進行大辯論，起碼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辯論兩天，到地裏生產壹天，再回過頭來辯論壹天，不經辯論，主意是妳們出的，群眾就不會自覺地積極起來。
　　譚：我們按主席的指示辦。
　　毛：山東躍上來了沒有？
　　譚：躍是躍上來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壹些。
　　毛：去河南開壹次現場會，往返幾天？
　　譚：壹周時間。譚告，壽張縣今年可以畝產雙千斤，爭取3000斤。
　　毛：去年四級幹部會時妳們急於收場嘛，急於將李峰暴露嘛，妳們只貼了2000張大字報，貼他壹萬張就好了。
　　我到江蘇去看時，他們開四級幹部會，貼大字報幾萬張，印了十本。他們的口號是：幫省委整風。開始大家不敢講，以後悶不住，妖魔鬼怪都出臺。妳們不讓人家出臺。
　　譚：現在除了趙健民的問題以外，省人民委員會以王卓如為首的右傾反黨集團的問題已經解決。
　　毛：如何解決的？
　　譚：在機關大鳴大放，大字報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獨立王國，壹直反對省委的冒進，甚到造假帳，搞兩本帳，糧食緊張時隱瞞糧食不報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還是趙健民搞的？
　　譚：地方主義頭子是趙健民。
　　毛：他有報告沒有？
　　譚：他領導的專案小組有壹個報告。還有去年的二中全會上主席作了七條指示以後，還作了反“冒進”的報告。
　　毛：講那七條時我是溫和派。那時沒有事實，人家不服，以後有了馬鞍形，人家才服。同時，那時國際上有波匈事件，黨內不宜公開分裂。
　　那時人們吵學生招多了，其實多招壹點有何不好，不必反對嘛！那時說工人招多了，現在還是不夠嘛！增加工資是多了壹點，這也沒多大關系。去年招生少了，到處哇哇叫，今年又不夠了。南寧會議是去年八、九、十三個月躍進以後開的。問題解決得較好，成都會議、武昌會議又發展了，可惜妳們沒參加。
　　譚：趙健民的報告也像潘復生那樣，講階級鬥爭熄滅，講敵我矛盾退出歷史舞臺。
　　毛：他自己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妳們現在有幾個書記？四個書記下臺了。師哲怎麽這樣壞？他學的是蘇聯貝利亞那壹套，慘無人道！


　　參觀水稻、棉花時，毛問了很多問題，譚壹壹作了回答。


　　參觀回來在車上毛又對譚說：“三年趕上英國，再加四年，苦戰七年趕上美國！但是不要對外宣傳，這會使帝國主義害怕。”


　　這個談話記錄存山東省壹個資料館裏。我回北京以後發現時間不對，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不可能在山東視察。《葉子龍回憶錄》記載毛澤東“8月9日在山東農村視察”，8月13日《人民日報》上有毛澤東8月9日視察山東農村的報道和講話摘要。但報紙上的談話摘要中和山東省資料館這份記錄稿中的內容不同。不過，報紙上發表的中央領導人講話和實際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錯抄成9月5日，也許9月5日毛澤東又視察了山東。看了這個談話記錄摘要，毛澤東的態度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還是要反右傾，還是要鼓幹勁，要把群眾的熱情鼓起來，三年趕上英國，七年趕上美國，還要“引蛇出洞”鼓動人寫大字報“讓妖魔鬼怪都出臺”。山東的幹勁終於鼓起來了，趕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幹勁鼓起來以後，出現的卻是“五風”，這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


　　劉少奇比毛澤東早壹個多月到山東。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他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妳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妳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報導說：“少奇同誌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壹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壹畝地要產壹、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壹點也不神秘。壹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壹、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就是這篇報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兩位領導人對山東如此鼓勁，山東在“大躍進”中自然不會落後。

三、山東的“五風”有特色

　　批判右傾思想以後，大躍進狂潮疊起，青壯勞力都去煉鋼、修水庫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爺幫忙，風調雨順，夏糧長勢很好。但既然四分之壹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8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10月下旬開始，全省700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達到887萬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1959年、1960年兩年，全省共荒地5000萬至6000萬畝。”


　　山東的大躍進是很有聲勢的，以泰安地區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內各地農業社大辦公共食堂，農戶停止自炊，壹律免費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濟南市委在泰安召開會議部署發展公共食堂，各地辦食堂再興高潮。泰山市、泰安縣14處公社388個核算單位，建公共食堂2610處，就餐人數76.65萬人，占兩縣市總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區動員144.95萬人（占全區整半勞力的80%）參加省委部署的鋼鐵生產“淮海戰役”。各縣主要負責人到工地召開誓師大會，分采礦、運輸、建爐、冶煉幾路大軍。鐵礦共有6家，礦工5000余人。投產的各種小土爐19758座，還有各縣發動群眾搞起的土坯爐、水桶爐、大窯坩鍋爐、燒缸爐等計462983座。日產鐵由44噸達到5.93萬噸，泰安、肥城放出日產千噸“衛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發《關於辦好人民公社的幾點意見》。全區始辦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內建成人民公社103處，入社農戶102.69萬，占總戶數的98.2％，入社人口412.32萬人。人民公社多是數鄉並為壹社，其規模5000～10000戶。實行工農商學兵（民兵）相結合的“政社合壹”體制，下設生產大隊。辦社初，提倡“壹大二公”，無償平調各生產大隊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至1959年，全區共平調各類生產資料和財物總值近2.5億元。


　　在大躍進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風，生產瞎指揮風。以下內容除了註明出處以外，主要摘自曾希聖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東省五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存山東省檔案館。


　　共產風　共產風集中表現在對財產“壹平二調”，平，即平均分配；調，即無償調撥，當時簡稱“平調”，即充公。


　　山東省的“壹平二調”有四個特點。


　　第壹個特點是什麽東西都平調。勞動力、資金、土地、山林、房屋、車馬、機器、作坊、農副產品、建築材料、鋤頭、鐮刀、鐵鍁、豬、雞、鴨、水桶、燈籠、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財產，都隨意從群眾家裏拿走。章丘縣群眾說：“切菜板子刀，扁擔勾子梢，杈把掃帚鍁，犁耙繩索鞭，下至黃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隨便調走。”也有人說：“壹平二調就是搶劫。”


　　第二個特點是幹什麽事情也得用“壹平二調”的手段。大辦鋼鐵，興修水利，辦社工業，搞豐產方（即在壹塊土地上搞高產試驗），辦紅專學校，辦養豬場，辦食堂，辦托兒所，辦展覽館，開現場會，幹這些事所需要的壹切，都從生產隊和社員家裏無償調走。


　　第三個特點是，搞“壹平二調”的不僅是公社幹部，上至省級、縣級，下至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搞平調。上級平調下級的財產，公家平調農民的財產。


　　第四個特點是，“壹平二調”風不是只颳壹陣子，而是連續不斷地颳。自1958年以來，連續三年，越颳越猛。日照縣刮了15次，玉蓮縣洪凝公社颳了29次。壽張縣張秋大隊社員說：“三年來有五次大清剿：第壹次是軍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辦鋼鐵，清剿銅、鐵、錫；第三次是傾家蕩產大投資，清剿社員財產；第四是反瞞產私分，清剿生產隊的糧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復食堂，清剿社員家裏的糧食。”多次清剿，生產隊、社員壹貧如洗。


　　共產風除了“壹平二調”以外，另壹個方面是隨意合並生產隊，打亂基本核算單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並了30％的生產隊，由此被牽動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60％。有的公社的規模三年變了五次。農民說：“今年變，明年變，哪有心思搞生產。”


　　共產風的第三個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壞按勞取酬原則，公社按照浮誇的產量過多地扣留公積金，不少社、隊連續幾年沒有分配，社員沒有拿過工資，沒有分過東西。


　　浮誇風　1958年全省糧食總產量上報800多億斤，後來落實到380億斤，最後落實到287億斤；1959年糧食總產量上報400多億斤（原來是420億斤，書記裴孟飛建議上報320億斤，舒同不聽，報400億斤），後來落實為270億斤，後來又說是243億斤。1960年省委計劃糧食產量550億斤，各市、地委報的數字是374.74億斤（畝產405斤，糧田面積9261萬畝），比省裏計劃減少了31.9％。後來說落實為總產量為182.34億斤（過秤入庫174.97億斤，其余為自留地、十邊地的收入），實際只有160億斤。


　　壽張縣第壹書記劉傳友，1958年上報平均畝產5000斤，總產31億斤，實際畝產只有297斤，總產量只有4.05億斤。1959年上報平均畝產700斤，總產8億斤，實際畝產只有298斤，總產量只有3.6億斤。這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不同意浮誇的產量，講了真話，被加上了“反對三面紅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糧食浮誇造成了壹系列惡果。壹是造成了農業已經過關或問題不大的錯覺。因而各方面事業的計劃安排都跟著這個吹得過高的“基礎”而膨脹起來，結果超過了負擔能力。以水利建設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結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壹個浪頭就上了122處，800萬人上陣。第二個惡果是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1958年是少有的豐收年，但由於粗收浪費，放開肚皮吃，結果1959年春天就出現了糧食緊張。1959年收成仍然不錯，但由於估產偏高，仍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1960年春，又發生了上年更加嚴重的緊張局面。這個報告沒有說，即糧食產量浮誇造成了糧食的高征購，農民的口糧都拿走了，這是最為重要和惡果。


　　命令風　在山東省很多地方，對社員強迫命令也成了壹股惡風。


　　強迫勞動，大搞通宵夜戰，分配過重的勞動，不顧社員死活。


　　強令攤派，壽光縣收購雞蛋任務層層往下派，不養雞的也得賣蛋。這個縣寒橋公社洛東二小隊36戶，只有壹戶養雞，卻強迫31戶社員賣了103個雞蛋。


　　強迫社員投資公社辦的事業，逼得社員扒墳、賣家具，壽張縣全縣為此拆房53000間，扒墳38000多座。範縣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墳，用拆來的磚瓦蓋大禮堂、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墳的熱火朝天。


　　亂批判，亂撤換幹部，對完不成任務的，不浮誇的，就扣上“右傾保守”、“不聽黨的話”、“沒有全局觀念”、“和黨唱對臺戲”等政治帽子，被辯論、鬥爭、撤換、處分。五蓮縣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來，撤換基層幹部192名，經調查，其中撤換錯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隊的小隊幹部撤換了60％，全隊54名黨員都當過幹部，都被撤過職。


　　對強迫命令稍有不順從的就打罵和刑罰。棗莊市陰平公社南莊生產隊隊長孫某，全村挨過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員張同雲死了小孩沒有即時報告撤戶口，就停口糧10天，壹家8口被餓死4口。益都縣鄭母公社副社長劉某打了40多人，群眾稱他為“劉百害”。壽光縣對群眾的刑罰有：綁、押、打、凍，拔胡子、擰耳朵、不給飯吃、坐老虎凳、撥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這個縣被迫自殺的社員有688人。


　　壽張縣石佛公社雷莊大隊專門成立了打人執法連，連長範某壹個人就打了70多人。供銷社幹部李某在修豬場時壹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這個公社根據重點調查，打過人的幹部占30%－70％，社員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殺未遂的11人，傷重致殘和發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產隊共有52個小孩，在大兵團作戰時，幹部不讓婦女回家餵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個。


　　幹部特殊風　在群眾沒有飯吃的情況下，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昌樂縣朱田公社黨委規定，商業部門的東西要優先滿足公社黨委的需要。公社黨委50人，從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團山東省委孫繼文、潘昭錫給省委寫信，反映萊蕪縣的特殊化問題，其中寫道：“縣委五個書記除了田書記經常到食堂買飯和大家壹起吃飯外，其他書記都在食堂單炒菜吃。每餐至少壹個細菜，細糧隨便吃。第三季度機關停止供應豬肉以後，每個書記每月發豬肉5斤。據說第壹書記王某每月發豬肉票30斤，他愛人趙華（副縣長）每月20斤。今年國慶節、中秋節，縣商業局批給縣委食堂豬肉40多斤，書記每人分5斤，每個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壹部分才給其他機關幹部吃。這次過節縣商業局送給書記、縣長每人壹箱子食品，價值二三十元。這實際是送禮，不過是交錢而已。”


　　瞎指揮風　在農業生產中不尊重農民的意見，不尊重科學，全憑上級領導幹部的主觀意誌辦事。生產隊裏種什麽，種多少，怎麽種，什麽時候種，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農民沒有發言權，生產隊長也沒有發言權，全由公社領導或縣裏領導人發號施令。農民明明知道按他們的號令做不行，也不能說。誰要是說了不同意見，誰就會被辯論，被批鬥。這樣的事例幾乎每個公社都有。


　　山東的“五風”不是曾希聖第壹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東省召開了有12000人參加的六級幹部會，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在會上的報告中也曾批評過“五風”問題。山東省六級班幹部會議秘書處1960年3月21日編印的《會議情況》中，介紹了舒同報告內容。毛澤東3月22日、23日，對《會議情況》第壹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壹些縣、社中，“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刮起來了。壹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經上級批準，壹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平調方面的處理，壹定要算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汙分子，壹定要法辦。”


　　但是，壹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職以前，“五風”還是十分嚴重。

四、山東省糧食產量和征購

　　據國家糧食部1962年提供的幾個的報表中的數字，山東的糧食情況如下表。這是最後的實績數，在當年年度，還有壹個討價還價過程。


　　表8－1：1957－1961年山東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皆為億斤）


　　╔═══════╤═══╤═══╤═══╤═══╤═══╗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242.10│287.00│243.00│182.34│180.00║
　　╟───────┼───┼───┼───┼───┼───╢
　　║　貿　易　糧　│210.52│249.57│211.30│158.55│156.52║
　　╟───────┼───┼───┼───┼───┼───╢
　　║　征　　　購　│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
　　║　銷　　　售　│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
　　║　凈　擁　有　│215.14│259.17│203.34│174.43│154.50║
　　╟───────┼───┼───┼───┼───┼───╢
　　║　總人口（萬）│ 5373 │ 5422 │ 5373 │ 5188 │ 5265 ║
　　╟───────┼───┼───┼───┼───┼───╢
　　║人均凈擁有(斤)│400.41│477.99│378.45│366.22│366.22║
　　╚═══════╧═══╧═══╧═══╧═══╧═══╝


　　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山東》。


　　表8-1中的計算有兩點說明（參看本書第＊頁“禍起中原”──頁碼待定稿後由編輯定）。表中的凈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後三項扣除凈擁有的30％為口糧。


　　從表8-1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山東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糧食產量242.10億斤，1961年只有180億斤，三年減少了62.1億斤，即減少了25.66％。在產量下降的同時，征購卻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產量比上年下降了44億斤，但征購比上年卻增了12.87億斤。1960－1961年征購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為這時農民大批餓死，想征也征不上來。


　　表8－1中的糧食產量還包括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例如，1960年的182.34億斤，實際過秤入庫的只有174.97億斤，其余7.37億斤是農民自留地和“十邊地產的糧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於勞動力都去搞大辦鋼鐵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勞動力很緊，收割、打場都很粗糙，浪費很多，豐產不豐收。由於浮誇，誤以為糧食很多，秋收後放開肚皮吃了壹陣子。結果，還不到1959年春，糧食就緊張得很。衛生部報告，1959年“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比較廣。其中山東最為嚴重，1月至4月10日，發生腫病人77.9萬多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0日，即發生腫病人17.3萬人。”在這期間，山東省委還不承認沒有糧食，認為是生產隊把糧食藏起了，有的縣開始搞瞞產私分運動。1959年3月8日，舒同在發表了《當前人民公社中的壹個關鍵問題》，其中寫道：


　　當前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在1958年糧食大豐收以後的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收購，至今還有壹部分沒有完成任務，除了災區以外，全省各地幾乎普遍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荒，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豐收的地方鬧得反而愈加嚴重……這是怎麽回事呢？原因雖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毛主席向我們指出的，應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尋找。


　　舒同在這裏不認為沒有糧食，他還堅信原來浮誇報上來的產量，認為還是大豐收。糧食哪裏去了？他沒有說在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但認為由於所有制的原因，生產隊、農民不願意把糧食拿出來。這也是反瞞產私分的理論根據。這不是舒同的創造。2月份，毛澤東對廣東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經驗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澤東批示《經濟消息》發表的《是糧食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說瞞產私分的根本原因在於所有制的觀點都是來自上述毛澤東的批示在。在極權制度下，上面壹呼，下面百應。作為封疆大吏，不應是不行的。同全國各地壹樣，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瞞產私分，廣大農民受害很深。


　　惠民縣搞得最厲害，召開了全縣五級幹部會，把瞞產私分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省委總結了惠民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舒同親自對這個經驗作了批示，從而在全省開展了以反瞞產私分為內容的兩條道路鬥爭與社會主義教育。各社隊，村莊，都翻箱倒櫃，搜查糧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壞，還是浮誇，認為有糧食，壹段時間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到了1960年春節，就鬧起了糧荒。


　　1960年按220億斤產量安排：種子30億斤，飼料20億斤，農村口糧食130億斤（包括統購返回15億斤），征購55億斤。以上說的種子、飼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實際是不夠用的。農村口糧130億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兩（老秤，16兩為壹斤，12兩即0.75斤）加上麥收以後多吃了壹點，從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兩多壹點糧食。加上地區不平衡，約有1000萬人每天只有8兩（即半斤）左右糧食，而且主要還是地瓜折糧。征購55億斤也很緊：農村統銷去年20億斤，今年只能安排15億斤，城市和非農業人口統銷25億斤，這需要壓縮城市和非農業人口，20社辦工業人口，加上降低標準（原來已經降了2斤，還有降低2斤）。這裏列出的數字都是原糧，而且多數是白薯幹、蘿蔔幹、菜葉代替，經過各級幹部克扣以後，遠不是這個數字。山東省委這裏的數字是計劃數，表8-1中糧食部的數字是執行結果數。後者的產量和征購數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東農村公共食堂不斷發生停夥，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六個地區（不包括青島、煙臺、臨沂）有5210處食堂停夥。


　　1960年12月20日，在糧食部召開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談會上，山東省糧食廳副廳長張春生發言說：糧食入庫和分配全省已結束。到12月20日，已經過秤入庫的糧食為164.6億斤，估計今年糧食產量180億斤左右，比去年總產量274億斤減少了94億斤。征購任務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億斤（原糧，糧食年度），比去年征購實績70億斤少27億斤。種子留了23.8億斤，飼料留了4.3億斤，口糧留了93.39億斤，全省農業人口4640萬人，平均每人壹年201斤。從糧食廳的角度看，糧食總收入為54.82億斤（其中：中央調給軍糧5億斤，調給種子1億斤；華東支援2億斤；征購42.6億斤；1960年6月底庫存4.22億斤）。糧食總支出為54.70億斤（其中：統銷50.20億斤；軍糧1億斤；種子1億斤；損耗2.5億斤）。收支相抵後山東糧食庫存僅有1168萬斤。他說，這個盤子安排問題很大。統銷50.20億斤與各縣要求銷售的糧食差2.5億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銷售出19.1億斤，明年壹、二季度吸剩31.10億斤，比過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億斤。


　　1961年春，山東農村糧食情況：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農村口糧尚有22.2億斤（其中農村留下的口糧還有15.78億斤，國家返銷6.41億斤）。從4月21日到麥收的幾十天內每人平均口糧6兩多壹點（16進位，6兩相當於10進位的3.75兩）。其中5兩（相當於10進位的3.125兩）和不足5兩的占農村人口的30.9％。口糧不足5兩的縣有：即墨，膠縣，平原，棗莊等。要知道，這不足5兩糧食還包括地瓜幹在內。扣除各級幹部多吃多占，到農民手中已經不多了。而這點糧食是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民每天熱量的唯壹來源（那時沒有油，沒有副食）。這已經挨餓的第三個年頭了。

五、館陶事件

　　館陶屬聊城地區，後合並於冠縣。“五風”對農村的摧殘，由糧食問題上的浮誇而引起的高征購，把農民推向了饑餓的困境。從1959年春天開始，各地就有餓死人的情況。但地方官員怕擔責任，不讓向上反映。最早傳出餓死人的情況是館陶縣。館陶事件是怎麽揭開的？1958年12月，在黨代會的時候，壹位轉業軍人向中央寫信，中央轉到省委，省委轉到地委，地委轉到縣委，縣委不認賬，地委也不認賬。這位轉業軍人壹告再告，最後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門路告了狀。中央知道了情況，有關部門打電話，指令認真處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鄧辰西、王齋去調查。調查組成員看到食堂停了夥，到處都有餓死的人，老百姓圍著調查組的汽車哭。


　　從山東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檢查報告中可見壹斑。這個報告說，自1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夥、半停夥的狀態正在發展。截至1月10日，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全面調查，很難舉出準確數字，但這種情況已經遍及全縣。全縣7個公社已有6個公社有停夥、半停夥的村莊。其中以房寨、柴蔔、魏塔寨三個公社最多。潘莊、北館陶、八岔路三個公社次之。南館陶公社雖然現在還沒有發生問題，但現存糧食（包括地瓜幹、蘿蔔幹）也只能吃壹個月。據各公社自報，全縣1195個食堂，完全停夥的有82個（據群眾反映，絕不止此數），半停夥的更多。很多食堂從中秋節後就沒有見糧食，吃地瓜和羅蔔幹已經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蘆裏大隊有4個食堂在去年中秋節後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蘿蔔，12月29日停夥，直到中央轉來人民來信後，才於1月9　日、10日兩天開夥。


　　食堂停夥、半停夥以後，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投親靠友，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發生。有人偷盜、自殺。因餓和餓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這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有的村勞動力全部逃光，生產停頓。


　　全縣據不完全統計，自1958年10月以來，僅到邯鄲壹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檢查組訪問了5個公社的20多個村莊，所到之處，男女老幼哭訴饑餓，慘不忍睹。


　　縣委按照自己估計錯誤的高產安排征購任務和社員生活，征購任務在先，社員口糧有名無實，或名多實少。食堂絕糧後有的叫社員自籌，有的幹脆宣布：“願拾，願偷自己辦。”本來沒有糧食反而加緊“核實”產量，不報高產不散會，發動群眾反瞞產私分、挖“老鼠洞”（即小倉庫），挨家挨戶搜糧食，搞得群眾十分恐慌。


　　報告說，群眾有三個不滿意：


　　第壹，對幹部虛報產量不滿意。這次檢查組下去前，幾乎各公社都開了會，不讓群眾向檢查組反映情況，只許說產量高，吃得好，不準說吃不飽，沒飯吃。“誰亂反映，誰就是反革命。”
　　第二，對幹部不關心社員生活不滿意。
　　第三，對幹部強迫命令不滿意。不少幹部打人、罵人，強迫社員脫光衣服幹活。不脫光就是沒幹勁。強迫社員徹夜勞動，冒雨勞動。有村莊強迫青年婦女脫光衣服勞動。群眾反映，秋收爛在地裏不收，卻強迫群眾翻地三尺種小麥。


　　壹個星期以後，中共中央批轉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這個檢查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寫道：“1958年全國受水旱災面積是4億畝，成災面積1億畝，其中80％是旱災。經過幾年水利工程，旱災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老規律是成災成片，易於發現；新規律是旱災插花，容易忽視。在豐收地區往往有壹些減產、或平產或增產不多的地方。如不註意，就容易在這些地方發生嚴重問題。”


　　從全國來看，館陶事件是發現得較早的大批餓死人的事件，如果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采取措施，可以減少其它地方的災難。遺憾的是，中共中央並沒有從這裏看到全國性的大饑荒已經來臨。從中共中央這個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們把館陶事件當作個別事件來處理，並沒有看到全局的問題，還強調自然災害，根本沒有從政策上檢討，這是釀成全局大禍的原因之壹。

六、濟寧事件

　　在館陶蓋子揭開以後，濟寧的蓋了也揭開了。根據上面批來的群眾來信，省委第二書記譚啟龍到濟寧調查處理。


　　譚啟龍於3月21日到達濟寧，在濟寧停留了22天。到了鉅野、曹縣、金鄉、單縣、菏澤、鄆城等6個縣，找了鄆城、濟寧第壹書記談了話，開了十幾個座談會，訪問了壹些農民，他的考察還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從鉅野給給第壹書記舒同的信中寫道：


　　近三個月來，很多地方沒有人幹活，有的雖然下了地也是應付應付，效率很低，巨野壹個隊24個人壹天只澆壹畝麥子。全縣72萬畝耕地現在只了耕了22萬畝……，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頭，死了5000頭，還有瘦弱的，現在能使用的僅有2100頭。……巨野、曾縣、曹縣挖麥苗吃的現象相當普遍，有些豐產田的麥苗也被挖掉吃了。
　　鄆城縣發生搶糧庫事件130多起，有壹萬多人參加，搶去糧食19萬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準備搶糧。
　　金鄉縣共62萬人，據他們匯報，有42萬人需要救濟。前天往單縣運的29000斤糧食，行至金鄉被搶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偽裝成挖野菜的，見運糧車來了就壹湧而上。
　　單縣曹馬公社前次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瞞產糧食650萬斤，會後只搞出200斤。大莊區壹個生產隊長報告瞞產8斤，回家後他就逃跑了。
　　這樣的情況不是個別的。由於措施失當，生產沒有安排好，現在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巨野把枕頭裏的糠也扒出來吃了。田橋公社榆樹皮四角錢壹斤，餅幹壹角錢壹片。有些人餓得臉已經變了顏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來，全縣水腫病人原來4000人，現在12000人。人口外流現象也沒有停止，單縣棗莊管理區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壹個生產隊棄嬰6人。有的已經把棉衣賣掉了，現在只穿單褲。巨野縣已經發現餓死的。現在群眾情緒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臉，有的連臉也不洗了，大小便隨地拉，根本無心過日子。


　　幹部不願來參加會，仲山公社壹位幹部說：“我壹見仲山頭就頭皮發麻，壹進仲山城街就渾身發抖。”


　　譚啟龍1959年4月11日從濟寧給舒同的信：


　　……很多婦女、小孩提籃子挖麥苗，有的樹皮也剝光了。牲畜毛豬大量死亡，農具破壞非常嚴重，單縣原有牲畜44532頭，死亡10669頭，占24％，原有農具58784件，破壞36446件，占62％。
　　據地委初步統計，最近三個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數），已發現棄子賣嬰58起，單縣僅三個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壹個公社死亡153人，有壹個生產隊棄嬰6人。曹縣壹個縣外逃4萬多人（全地區外逃跑34萬人），他們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餓死，有的自殺，有的暈倒在河裏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據了解，僅在河南開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慘，令人難忍；影響之壞，無法估計。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67萬多人，單縣4月上旬水腫病達53000多人，黃後樓壹、二排32戶260人，患病的達227人，占81％，很多人臥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腫裂了口。巨野縣劉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壹半以上水腫病，幹部還扣著糧食不發。
　　……造成這種嚴重緊張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僅是“壹平二調三收款”，違反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而且還大量侵犯了個人生活資料所有制。例如，“豬羊大集中，糧食壹腳蹬（即全部入國庫）”，“苦戰兩晝夜，完成三腳踢”（即糧食、鋼鐵、豬羊都大集中）。單縣實行窮拉平，全縣統壹分配。巨野、鄆城去年秋收時，只準留三天口糧，其余全部入庫，實行“三庫合壹”（國庫、社庫、隊庫），全部變成國庫。他們全縣較好的大車和大牲畜無代價地劃歸縣運輸公司。有的調社員的自行車歸幹部所有。很多地方將糧、草、菜、磚瓦、大材、鍋，全都歸了公。各縣都有壹部分地方實行移村並村，全縣幾天之內移村714個，36140戶，占全縣總戶的三分之壹以上。群眾說：“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還厲害。”
　　秋收季節，抽調了160多萬勞動力脫離農業辦鋼鐵、挖煤礦、修鐵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團作戰，許多社隊幾乎沒有勞動力，造成秋收粗糙，損失很大。
　　城武縣受災仍調出糧食4600萬斤，發現糧食緊張後，又采取抽富濟貧的辦法。地縣領導仍沒有冷靜地分析研究，死啃畝產1000斤、800斤不放。群眾不承認公社向縣裏報的帳，地縣委則扭住不放（據現在檢查，畝產只有400多斤），說下面右傾刮臺風。去年12月，各縣普遍召開了萬人大會，今年3月上旬又召開了四級幹部會，都采取了回憶對比、訴苦算帳、反對瞞產私分，反對本位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辦法，在四級幹部會上報出糧食9億多斤。地委領導很得意。但散會後幹部外逃，很少拿出糧食。曹縣四級幹部會後幾天，外逃四萬多人。
　　有的地方幹部提出：“有糧食不報，吃飯犯法”、“私藏四兩鋼鐵和私藏壹個美國鬼子同罪”（為收廢鋼鐵化鋼交指標）、“畝產不上500斤的豆子壹律翻掉”、“深翻不到壹尺半的不準下種”等口號，大搞強迫命令。單縣反映，幹部有三大法寶：壹辯論，二戴帽，三拔白旗。對群眾進行體罰的花樣有10多種，如，頂燈跪磚、穿梭、拔頭發、掛玻璃、喝小便、坐飛機、學龜爬、熬鷹、戴高帽子等。群眾說：“他們比漢奸、鬼子還厲害。”


　　1959年春，濟寧事件已經很嚴重，但舒同在濟寧會議的總結中，還要求濟寧自己解決問題。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瞞產私分，但舒同還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又搞反瞞產私分。在安排群眾生活方面，舒同始終強調“是下面的思想問題，有點實際問題，也不大，是能解決的”。


　　《關於金鄉縣防治腫病檢查情況簡報》記載了隨同省委裴孟飛書記下鄉的王瑛於1959年4月29日給山東省委的壹封信。這封信說，金鄉縣在元月就在魚城公社開始發現水腫病人時，經調查全縣有5000多人，到3月發展到39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6.2％，其中以魚城公社為最嚴重，這個公社的8萬人口中，有水腫病人17295人，占總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發展，據4月26日統計，全縣累計發病102426人，占全縣總人口的16.5％（其中發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這個縣對水腫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療：芒硝煮魚，蒼術散，絲瓜絡煮棗。

七、全省大饑荒

　　1958年冬季出了館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濟寧事件，還有菏澤事件。從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計出現浮腫病人839925人。這些嚴重的情況雖然引起了山東省委的重視，但左傾狂熱的思想路線沒有改變。在廬山會議期間，舒同上山開會去了，裴孟飛在家主持了幾次會議，對1958年和1959年的糧食產量和征購任務重新作了討論，比原來要實際壹些。舒同從廬山帶回來反右傾的最高旨意，不僅推翻了裴孟飛定的指標，還讓裴孟飛作檢查，各地跟著裴孟飛調整指標的也要作檢查。這樣，左傾路線繼續把農民逼上絕路。到1960年夏季，出現了全省大饑荒。


　　範縣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十分欣賞，說範縣的報告是壹首詩，在幹部中廣為印發。結果怎麽樣呢？修水庫占了土地，還使大量土地鹽堿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淚。縣委還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墳。用拆房子和扒祖墳得到的磚瓦木料蓋禮堂、蓋迎賓館，蓋大辦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夥，水腫病大量流行，餓死了不少人。


　　臨朐縣大峪大隊，1959年秋收，40多萬斤糧食被征購，剩下人均口糧僅壹百多斤。從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4兩原糧。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糧：“蘿蔔4斤頂1斤，菜葉子5斤頂1斤，南瓜2.5斤頂1斤。”玉米稭、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稭、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40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40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357斤。但壹天4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


　　趙健民在壹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壹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只有5200萬，從1954年到1957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100萬，以1957年為基數，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壽張縣壹個村莊沒有生小孩的。王成懷同誌向舒同匯報說淄博地區死了11萬人。他還滿不在乎，說安徽、江蘇也死了許多人，不值得大驚小怪。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1960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


　　當時，到處可以看到餓死人的慘狀。在青島市第三鋼鐵廠門口，有壹個要飯的老太婆，拿著壹個破瓢要飯。餓得倒在廠門口，工廠裏沒有壹個人給她飯吃，也沒人看她，最後餓死在廠門口。為什麽這樣？因為給她飯吃就會被說成右傾，不敢管她。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擴大會議上發言說：由於饑餓，民兵訓練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遲。有些連排幹部家屬，在部隊駐地乞討，有壹位軍官家屬對丈夫說：“這種年頭妳顧不了我，我顧不了妳，把孩子送給人家，咱們各奔前程吧！”壹個戰士全家討飯去東北，父親臨走時去部隊，父子見面後抱頭痛哭了壹場。有壹個排長全家死得只剩下壹個小弟弟。壹個連隊壹個時期接到15份電報，其中13份報告家裏餓死了人。


　　饑荒嚴肅重破壞了生產力。1960年勞動力只剩1790萬人，比1957年的2173萬人減少了384萬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減少了237萬頭，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蕪，耕地面積比1957年減少了1900萬畝。鹽堿地由1500萬畝增加到2000萬畝。糧食產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總產量只有160億斤。


　　在大饑荒期間，山東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我們只能用官方資料進行計算。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萬人，少出生225.66萬人。薄壹波告訴趙健民山東餓死了300萬人。從當年山東省饑餓的嚴重程度來看，300萬人可能是壹個最低數字。

八、舒同丟官

　　山東省委第壹書記是舒同，是壹位很名氣的書法家。他出身貧寒，師範學校畢業，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算是壹個知識分子了。譚啟龍是第二書記，趙健民是第三書記。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調舒同到《人民日報》任社長，後來沒有成行。在這期間，山東的新聞報道曾說譚啟龍是第壹書記。有壹次，壹個外國軍事代表團到山東訪問，在接待時，譚介紹舒同時稱他為“原政委”（省委第壹書記是軍區的政委）。有檔案資料稱，舒同對譚啟龍因此對譚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顯赫地位，最終還是失去了。


　　由於山東情況比較嚴重，靠山東省委難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華東局到山東揭蓋子。當時山東屬華東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宣布中共中央決定：免去舒同職務，由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


　　曾希聖走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壹個大報告：《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為戰勝災荒、克服困難而鬥爭！》。這個報告，用大量事實指出山東問題的嚴重性：1，農業嚴重減產，糧食總產量只有160億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糧嚴重不足；3，病情嚴重，420萬人水腫；4，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5，耕地減少；6，群眾生產積極性低落。他批評說，廬山會議上中央提出解決“壹個指頭”的問題，舒同沒有照辦；上海會議中央進壹步強調解決“壹個指頭”的問題，舒同仍然沒有辦；北戴河會議，毛主席指示要抓緊時機，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收成比哪壹年都好，舒同沒有認真傳達貫徹，青島會議開了40多天，誤了季節。曾希聖指出：


　　要承認今天其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主要是人為災害所造成的。而人為災害，又主要是因為原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同誌和原省委農村工作部長張新村同誌沒有執行和違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毛主席的歷次指示所造成的。
　　黨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們山東的情況嚴重以後，就當機立斷地采取了許多有效措施，不僅立即撤銷了他們兩人的職務，而且抽調了壹批幹部並在調撥大批糧食、醫藥、種子以及其它物資來支援山東。


　　曾希聖承認死人是人為造成的，這是對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澤東的責任完全歸罪於山東省委的兩個人，是不符合事實的。


　　舒同從封疆大吏變成了批判對象。中共中央華東局於1960年12月中旬，在山東主持省委擴大會議和五級幹部會議，集中揭發批判舒同的錯誤。山東省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的全部材料。省委擴大會議由華東局第壹書記柯慶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聖作了長篇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揭露了山東“五風”的嚴重性。接著他批評了幾種錯誤的看法：第壹是誇大困難，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第二是懷疑“三面紅旗”；第三是懷疑中央領導人。他批評說：“有人說，中央是領路人，舒同是帶隊人，帶隊人帶得不好，領路人也應負責，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舒同的錯誤應由他自己負責，與黨中央領導毫無關系。”曾希聖把中央領導人的責任開脫得壹幹二凈，把山東問題僅看作壹個省的特殊問題，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根據曾希聖定的調子，參加會議的山東幹部向舒同猛烈開火。


　　會上揭發舒同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壹系列的糾偏政策貫徹不力。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伸出自己的兩個手掌，把近兩年的工作比做十個指頭，“三面紅旗”的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只不過是壹個小指頭。在強調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保衛“三面紅旗”的同時，他也指出要解決好“壹個指頭”的問題。由於毛澤東的重點放在反右傾上，各省在傳達貫徹廬山會議時，對“壹個指頭”的問題沒有引起重視。舒同在傳達廬山會議的講話中，甚至沒的傳達毛澤東關於“壹個指頭”這壹段話。為什麽沒有傳達？舒同在檢查中說，“怕給群眾潑冷水”，出於同樣的考慮，裴孟飛建議他在傳達時把毛澤東關於也要註意左傾冒險主義的說法在壹定的範圍內提壹下，舒同沒有同意，反而批評了裴孟飛。


　　會上揭發舒同在糧食問題上的錯誤，在1960年四五月份糧食分配會議上，沒有聽取壹些實事求是的意見，把指標壓下來，把1959年糧食產量落實為320億斤，而偏聽偏信了農工作部長張新村的意見，把產量落實為400億斤，征購任務為70億斤。這是山東省糧食緊張的重要原因。在糧食緊張出現以後，還不面對現實，為農民解決問題，還在全省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給農民造成更大的災難。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了北戴河會議，除了討論國際形勢外，國內工作提出保糧、保鋼、保外貿出口三個任務。毛澤東要求各省要集中勞動力，爭取秋季多打糧食多種菜，大抓秋種，爭取明年夏收成比哪壹年都好。舒同回來後，8月初召開青島會議傳達貫徹。但是，青島會議開了40多天，壹直開到10月份，農時已經耽誤了。為什麽青島會議開這麽長時間？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擴大會上，省委秘書長吳建揭發，原來舒同和壹個女護士有非同壹般的關系。到了青島以後，舒同根本不和其他書記往來，除了參加他非參加不可的會議以外，不是和護士在房間裏打撲克，就是帶著護士遊山玩水，跳舞。要給女護士打胎，打完胎以後，又要休養恢復健康。這樣，就有意將會議時間拖延。直到青島會議結束以後，舒同還不打算回濟南抓工作。後來陳雲要來濟南，吳建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催他提前回來。青島會議沒有開好，救災措施沒有落實下來，山東的饑荒發展到更嚴重的地步。有人說，中國不是議會政治，而是會議政治。會議怎麽開，開多長時間，全由第壹把手的意誌決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檢查，講了由於他的工作失誤給山東帶來的損失，與會者不滿意，沒有過關。12月13日的檢查時，他壹開始就說：“我現在向大會檢查我的錯誤，不但檢查錯誤，而且向大會請罪，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他列舉了中共中央自鄭州會議以來等壹系列的糾偏政策，檢查自己執行不力。他說他之所以犯錯誤，是因為從左的方面來接受廬山會議的精神（廬山會議的精神本來就是左的嘛，他這麽執行了，還要檢查，舒同好不冤枉！），他還扣上了自己個人主義、沽名釣譽、好大喜功、好出風頭，急躁冒進等帽子，因此，在做計劃、定指標、提工作任務的時候，往往從壓倒外省出發（爭先恐後），從主觀願望出發，而不是從本省實際情況出發。


　　曾希聖身掛兩省帥印。其實，安徽的問題比山東還要嚴重，曾希聖到山東來揭舒同的蓋子，卻緊緊捂住自己的蓋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聖要老實得多。


　　舒同丟官以後，山東的情況並沒有好轉。1961年夏，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月份餓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高達10萬，賣兒賣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壹條江橫穿浙江省，上遊稱為新安江，中遊稱為富春江，下遊稱為錢塘江。這三條江首尾相連，卻彎成壹個“之”字，所以稱為浙江。浙江省是壹個沿海省份，海岸線長，島嶼眾多，氣候溫濕，自然條件好，加上這裏的人民勤勞而富有韌性，有很強的奮鬥精神，有經商的習慣和頭腦。因此，這裏是中國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後的三年間，這裏的農民也飽受饑餓的折磨，經歷了歷史上壹次重大曲折。

壹、從農民口中奪糧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積不到壹畝。新中國成立以前，浙江是個缺糧省，據國民黨有關記載的材料，每年要從外省調進2億到5億斤糧食。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實行土地改革，糧食比建國前多了壹些，但是，不僅沒有糧食調入，還承受了沈重的糧食征購任務。1954年到1955年度征購了51.24億斤糧食，1955年春出現了“人人談糧食，戶戶等統銷”、“人叫，豬叫，牛叫”的緊張局面。1956年到1957糧食年度，又因征購過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鄉、金華、仙居等縣發生了鬧糧事件，垮掉了壹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躍進年代，征過頭糧的問題更為嚴重，這也與浮誇風有關。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為320億斤（實際產量為142.1億斤），1958－1959糧食年度，開始省裏向中央認購58億斤，後落實征購任務為48億斤，到1959年4月20日，實際征購57億零6百萬斤（其中本省銷售37.6億斤，純上調10億斤）。盡管大幅度超額完成了任務，但中央20日給浙江電報稱，“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糧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調糧食10億斤外，現又增加1.4億斤”。省委第壹書記江華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堅決支持這壹措施，同意分別在五、六月份調出。”


　　糧食部的數字和江華說的數字略有差異，但明確地反映，大躍進以來，浙江糧食連年減產，1961年的產量只有1957年的86％。詳見表9-1。


　　表9－1　1957－1961年浙江省糧食情況（單位：表中未註明者為億斤，征購和銷售都是貿易糧）


　　╔═══════╤═══╤═══╤═══╤═══╤═══╗
　　║　產　　　量　│ 1957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
　　║　原　　　糧　│145.00│157.00│155.00│129.00│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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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貿　易　糧　│126.09│136.52│134.78│112.17│108.70║
　　╟───────┼───┼───┼───┼───┼───╢
　　║　征　　　購　│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
　　║　銷　　　售　│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
　　║　凈　擁　有　│118.16│131.06│125.33│110.84│102.63║
　　╟───────┼───┼───┼───┼───┼───╢
　　║　總人口（萬）│2503.3│2563.5│2598.3│2616.9│2663.2║
　　╟───────┼───┼───┼───┼───┼───╢
　　║人均凈擁有(斤)│472.02│511.25│482.35│423.55│385.36║
　　╚═══════╧═══╧═══╧═══╧═══╧═══╝


　　產量為生產年度，征購和銷售為糧食年度。


　　資料來源：產量、征購、銷售數據取自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浙江》。


　　表9-1中“凈擁有”等於“產量”減去“征購”再加上“銷售”。在省裏凈擁有的糧食中包括工業用糧、飼料、種子，城鄉居民的口糧。其中，口糧大約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凈擁有511.25斤，其中口糧大約為340斤。這是城鄉平均數。扣除城鎮供應糧以後，農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錯了。再經過壹層壹層地克扣，吃到農民嘴裏的遠遠低於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現了糧荒。據安吉等11個縣調查，每天口糧不到12兩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縣占80％以上，蘭溪、桐廬占70－80％，建德、吳興、義烏、龍遊、占60－70％，諸暨、天臺、浦江、桐鄉占50－60％。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224個食堂有168個停夥，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產隊社員孫本根、受榮生產隊社員汪明發，因斷糧，病勢加劇而死。省糧食廳反映，有些地區糧食緊張，表現在：1，食堂斷糧停夥，吃麩皮、糠餅、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況嚴重；3，排隊搶購副食品。安吉縣5月1日到7日，全縣193個生產隊中，有87個生產隊的食堂斷糧停夥。農民上山下地掘筍、拔野菜、吃青蠶豆的情況相當普遍。群眾因吃代食品過多因而引起臉腳浮腫、瀉肚子、中毒等現象。據5月上旬10天的統計，已死亡50多人。上於縣東關公社從5月16日開始有6個大隊62個食堂斷糧停夥。


　　1959到1960年度，糧食征購任務為58.12億斤，統銷指標為40.12億斤，扣除本省統銷數，純上調糧食任務為18億斤。這個任務比上壹年度增加了80％，比上壹年實際增加了58％。任務壹下達，各級幹部態度堅決，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務，從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時間，全省就超額完成了征購任務，破了歷年征購工作壹定要跨年度的常規。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購入庫糧食59億零2百萬斤（最後統計實績為60.2億斤）。與此相對應的是，省內銷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億斤，比上年同期減少了1.66億斤（最後統計數為47億斤）。為什麽能完成得這麽好呢？“在糧食登場後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四快、四邊”，這裏說的“四快”是指收、打、曬、運四個環節要快，“四邊”是指邊收，邊打，邊曬，邊運，及時入庫。更為重要的是，“用階級鬥爭的武器去克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批判壹部分富裕中農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揭穿和打擊退地主富農破壞糧食統購統銷的行為……插紅旗，立標兵，掀起學、趕、超、幫的群眾運動，組織糧食入庫高潮，壹鼓作氣，短期內把糧食起來。”從這壹段話不難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務，采取了政治高壓手段，打擊了持不同看法的人，還批評、處分了壹批幹部。為什麽銷售糧食比上壹年度減少呢？“減少的主要辦法是對產糧缺糧隊實行增產抵消”，這句話的意思是，由於征了過頭糧，過去要靠“返銷”來解決，現在不“返銷”，靠生產隊自己增產來解決。


　　1961年春天，更嚴重的糧荒又來了。溫嶺、黃巖、平湖、嘉興、蘭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現了大面積饑荒。這些情況下面再作介紹。


　　1960－1961年度，嚴重的饑荒使省裏不得不總結前兩年“估產偏高，任務過大”的教訓。當時算了壹筆帳：1955－1957年度上調糧食23.98億斤，而1958－1960年度上調了33.59億斤。浙江省糧食征購任務占總產量30％左右比較適當，1958年這個比重為40.9％，1959年達43.2％。23個重點產糧縣1957年每畝平均負擔為220斤，1958年達260斤，1959年達290斤。結果，“得虛名落實禍”。因此，這壹年度的征購任務減少到50億斤，統銷36億斤，純上交14億斤。但口糧還是很緊張，如果把農村口糧恢復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調任務，還要調入11.31億斤，如果口糧水平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調入1.08億斤，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1961－1962年度，征購任務為45.8億斤，統銷指標為34.5億斤，純調出11.3億斤。同時動員30萬吃供應糧的城鎮人口回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壹年浙江災害嚴重，征購任務調整43.7億斤。扣除本省銷售外，這壹年上調中央9.6億斤，計劃外支援四川省2100萬斤。在這壹年中，雖然城鄉供應是緊張的，部分農村曾發生逃荒、破產渡荒的現象，但情況經上壹年好壹些。


　　這裏引用的浙江省糧食部門的數字和表9-1中國家糧食部的數字略有差異。可能是原糧和貿易糧換算的誤差，也可能是生產年度的糧食年度的誤差。我把兩種數字都列在這裏，供今後專家研究。


　　從表9-1中糧食部的征購和銷售數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購數大於銷售數，即每年向省外凈調出糧食，而且凈調出糧食數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辦公廳對嘉興、海寧、嘉善等17個重點糧食縣進行了調查，寫出了17份調查報告。本書作者將17個縣的數字綜合於表9－2中。從表中可以看出，除溫州每年調進糧食、紹興部分年度調進糧食、衢縣、海寧縣個別年份少量調進糧食以外，其余各縣在這些年間都是大量調出糧食，而且調出糧食不斷增加。因此，這些魚米之鄉不僅“低標準，瓜菜代”，還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農民外出逃荒，浮腫病、青紫病等營養不良性疾病大量發生，餓死人的情況也有出現。溫嶺縣1959年是個平常年景，但在“入庫高速度，隊隊滿堂紅”的口號下，征購入庫強調“先下手為強”，征購數占總產量的47.4％，把農民推入了饑餓的困境。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腫病人達8698人。其它縣也有類似溫嶺的情況。


　　表9－2　　浙江省主要產糧縣調出糧食數　　　　單位：萬斤


　　╔══╤═══╤═══╤═══╤═══╤═══╤═══╗
　　║　　│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　　│－1956│－1957│－1958│－1959│－1960│－1961║
　　╠══╪═══╪═══╪═══╪═══╪═══╪═══╣
　　║嘉興│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寧│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寧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紹興│ －489│　 742│－1076│ －604│－2748│　2709║
　　║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縣│　2422│　1140│ －415│　1577│ －183│　4154║
　　║蘭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溫州│－8071│－9125│-11611│－8744│－7894│－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溫嶺│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黃巖│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臨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華│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


　　資料來源：《重點糧產縣糧食情況調查》（之壹到之十七）


　　壹般說來，在貿易自由的情況下，不會發生大面積的、持久的饑荒。浙江省是壹個有商業傳統的地方。在剛剛實行統購統銷的時候，這裏還有著活躍的農村集市。當時，浙江省農村市場集中於大、中、小三種集鎮。大集鎮（包括縣城），人口1萬左右或1萬以上，這裏大都有國營商業，私人工商業在三百家以上，這是農村的經濟中心，這樣的集鎮全省有70多個。如杭縣的臨平、塘溪，蕭山的臨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鎮私人工商業有壹二百戶，如杭縣的喬司、三墩、瓶窯，余姚的天元。小集鎮有數十戶私營商業戶，分布在廣大農村。那時合作社（供銷社的前身）興辦不久，在大集鎮還不能與私營商業競爭。1953年，大集鎮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臨平占33.2％，臨浦占24.48％，路橋占20.54％），中集鎮占50％左右，小集鎮占70％左右。農村商業集市的大部分空間還是私人商業所占有。在大集鎮，私人商業的資金數倍於合作社。詳見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營商業和合作社的資金狀況　單位：億元


　　╔═════╤════════╤═════╤═════╗
　　║　　　　　│　　大　集　鎮　│　中集鎮　│　小集鎮　║
　　║　　　　　├──┬──┬──┼──┬──┼──┬──╢
　　║　　　　　│臨平│臨浦│路橋│天元│橋司│戴村│亭趾║
　　╠═════╪══╪══╪══╪══╪══╪══╪══╣
　　║　私　商　│46.8│28.1│25.2│5.40│6.60│2.20│1.90║
　　╟─────┼──┼──┼──┼──┼──┼──┼──╢
　　║　合作社　│14.4│4.40│2.80│4.50│5.00│ － │2.60║
　　╚═════╧══╧══╧══╧══╧══╧══╧══╝


　　資料來源：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農村市場基本情況調查》，1954年3月18日。


　　這份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調查報告，實際上是省合作社組織撰寫的。他們搞這個調的目的是為了和私商進行鬥爭，為了用公有商業取代私有商業。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私商大幅度減少。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商基本消滅，再經過1958年大躍進，不僅沒有私商，連商品經濟也沒有了。本來十分活躍的浙江農村經濟也變成了壹潭死水。農民完全被捆綁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沒有其它生路。

二、江華緊跟毛澤東

　　“共產風”不是群眾中自發地刮起來的，而是來自上面。像全國其它各地壹樣，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響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


　　浙江省委第壹書記江華對毛澤東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緊、非常快的。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估計，但事隔不到壹年，在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不經討論，就壹人斷然推翻了這個估計，獨自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華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工作報告。毛澤東12月17日看到了這個報告，於淩晨2時給秘書葉子龍寫了壹封信：


　　請於今日上午8、9時通知舒同、曾希聖、江渭清、劉順元、柯慶施、葉飛、周總理等7位同誌看《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這個文件，在下午1時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沒有這個文件的，由妳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發各人。


　　事後，他又讓《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報告，還加了很長的編者按。編者按強調“報告的第壹部分所涉的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江華的報告為什麽引起毛澤如此高度重視呢？主要是這壹段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獨自壹人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以後，第壹個響應、並較系統闡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華。


　　在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浙江也不落後，這壹偉大的進軍是在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與收縮的較量中開始的。1955年，浙江省農業集體化過急過快，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引發了農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響最大。1955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認為合作化發展太快了，對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毛澤東對此十分震怒，說這是“勝利嚇昏了頭腦”、“犯出右的錯誤”。據說浙江省委當時就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澤東表揚“中央認為浙江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浙江省委對於今春堅決收縮’的錯誤方針所做的批評是正確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發文向浙江作檢討，承認“這是壹個重大的教訓”。


　　這說明，在合作化壹場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場是和毛澤東壹致的。這無疑會加強浙江省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信心和決心。


　　浙江省委不僅在1958年大講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後的1960年，在農民處於極度饑餓的情況下，浙江省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還吹得很響。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浙江省委第壹書記江華以《高速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靈魂》為題，向全省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作報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氣，向聽眾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個世界、兩個體系存在。壹個是資本主義世界，壹個是社會主義世界；壹個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壹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客觀事實，連瞎子也會看到。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壹切都要貫穿著共產主義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來建設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因此，要不斷地進行改造，用不斷革命的思想來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壹種是停止在社會主義階段，要鞏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鞏固壹個時期是可以的，長期鞏固或永久鞏固是不行的，那是違背馬列主義辨證法的。社會主義建成了，還要不斷前進。第二種是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不滿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前進，把共產主義建成為止。第三種是把社會主義開倒車。在這三種思想中，我贊成第二種，要不斷地向共產主義前進。


　　1953年，毛澤東在北京批評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社會主義過渡。1960年，江華在杭州批評了“鞏固社會主義”新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這大概是對毛澤東的“緊跟”和“活學活用”吧。就在江華高呼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前後，各地饑餓的報告頻頻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華新大廳，江華在向縣委第壹書記的講話中說：


　　人民公社壹定要過渡，不過渡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國家有兩種所有制：壹種是集體所有制，壹種是全民所有制。這兩種經濟基礎長期並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說過，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兩種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並存。必須把這兩種所有制向單壹所有制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怎麽過渡？江華說：“第壹步由基本生產隊所有制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變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變成單壹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廠壹樣。”鑒於“共產風”帶來的災難，江華要求縣委書記們不能急於過渡，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創造過渡條件，並且開出了過渡的時間表：“第壹步過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時間，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華在這次講話中再三強調，要搞好向共產主義過渡，面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我們的目標，不戰勝資本主義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提出在這場鬥爭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下中農包括新的、老的），團結經過改造的富裕中農。現在地主、富農在大多數地方搞臭了，現在就是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包括老的新的），他們中的壹部分對我們有抵觸情緒。我們要團結中農裏面大多數經過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願意改造的少數中農，特別是上中農”。他要求縣委書記：“妳們回去查壹查，每個生產隊，是不是貧農占優勢？是貧雇農當家還是富裕中農當家？”他還要求縣委書記們要敢於改造自然，他舉例說：“四川有壹種茅草和麥子交配，壹個麥穗長1500粒。牛和豬交配，生下豬來就是幾十斤。”


　　省委領導人旗幟鮮明的講話，黨報黨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宣傳，使浙江省的“共產風”連年不斷。自1958年以來，浙江省較大的“共產風”刮了三次。第壹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以前。當時，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熱衷於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現了大量的“壹平二調”。鄭州會議以後，根據中央精神，批判了“共產風”糾正“壹平二調”。但長期灌輸造成的共產主義情結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產風”，以辦水利工程、大辦畜牧場、大辦社隊工業的名義，再次大搞“壹平二調”。1960年，為了“加快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這種行為可以從上面引用的江華講話中找到理論根據），大力發展公社經濟，提高公社的經濟實力，又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糧食、現金和物資。據1961年3月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省壹平二調的總金額共達20184.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被無償“調去”36元多。平調的有土地、勞動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現金等。當時農民壹年的純收入平均不過幾十元，36元是壹個不小的數字，“調去”的不僅是當年農民的收入，還把農民過去的家底也調走了。這裏說的“調”實際就是掠奪。這種掠奪，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破壞了生產力。


　　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吃飯不要錢”。浙江省“吃飯不要錢”是靠“大辯論”推動的。建德縣大洋公社衛星生產隊地處山區，只有154戶、695人。1958年，“由於糧食大豐收和共產主義宣傳教育以後，廣大群眾思想覺悟大提高，進壹步激發了社會主義積極性，紛紛要求實行吃飯不要錢。但有壹部分幹部和群眾存在著右傾保守情緒，他們對糧食估產過低，認為吃飯不要錢沒有條件。”生產隊黨支部根據公社黨委指示，及時引導群眾開展辯論。“在辯論中極大部分社員擁護吃飯不要錢，但也遇到少數社員（主要是富裕農民）的反對。通過辯論，駁倒了富裕農民反對吃飯不要錢的種種論調，不僅在兩天內完成了糧食征購任務，壹致擁護吃飯不要錢。經過公社黨委的批準，立即宣布吃飯不要錢。”


　　共產主義強調有計劃的生產，而“周密的計劃”必須指揮權高度集中。生產上的瞎指揮是生產指揮權高度集中的必然產物。像全國各地壹樣，自1958年以來，生產上的瞎指揮在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農村幹部打罵農民，扣飯的情況相當普遍。壹些地方農民和處境十分悲慘。平湖縣新埭公社黎明生產隊的支部書記自稱“小皇帝”，他和生產隊長、副支書三人隨意吊打、捆綁農民、不給飯吃、任意扣罰、抄家。據不完全統計，僅1959年被他們處以打、吊、跪、關、凍、扣、罰、改造、沒收、抄家，不給飯吃的有91起，有的農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員沒有口糧，他們卻向上級謊報有糧食，還挨戶搜查，把能吃的東西全部沒收。因而餓死30多人。


　　溫州地區永強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眾大會上重點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遊街的2　人，罰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該社永新大隊總支書記韓某，將買賣500斤蕃薯的壹個婦女戴上四頂高帽，帽上寫著“套購蕃薯500斤在輪船碼頭上掛了牌，叫她自己敲鑼，叫她女兒在壹旁喊：“我母親套購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學她樣。”金化地區蘭溪縣遊埠公社萬善大隊確定了24個批判對象，其中7個是富裕中農，其余是貧下中農。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開了11次鬥爭會，被鬥爭的20人當中，罰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傷的3人。這個大隊10月13日在清路召開了四個生產隊的鬥爭大會，將12個鬥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壹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遙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南山生產隊毛巖林（中農），因年紀大，從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後罰跪7個小時，身受重傷。這個大隊幹部盧某、蔡某指使生產隊幹部對13小隊的24戶社員逐戶搜查，翻箱倒櫃，共搜走糧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傾鬥爭也是很積極的，曾經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壹，彭即彭瑞林，都是省裏的負責幹部。

三、魚米之鄉的餓殍

　　“共產風”破壞了生產力，高征購拿走了農民的糧食。上級農民留下的口糧已經不多了，到了公社，還要層層克扣。安吉縣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糧時，公社從11個生產隊的供應數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莊生產隊，又扣了4800斤。


　　從1959年春天開始，全省各地的饑荒報告頻頻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轉發了兩個材料：


　　《安吉等縣口糧情況的調查》稱：安吉縣南湖公社全社224個食堂，已有168個停夥，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縣農村食堂吃飯人數263000多人，據5月10日統計，每人每天用糧食12兩（16進位，12兩即0.75斤）以下的占55％；8兩（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馬大隊5月9日到11日，斷糧3天。龍遊縣在農村食堂吃飯的共有20萬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糧12兩以下的占70.7％，8兩以下的占2.8％；海寧縣澉浦公社從春耕生產開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兩稀飯，許多食堂停夥，有的食堂已經散夥。
　　《有些地區糧食很緊張》說，省糧食廳反映：長興縣虹溪公社28個生產隊有27個因斷糧停夥，社員以麩皮、草籽、野菜充饑。平湖縣100多個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兩（即0.375斤），91個食堂無法開飯。余姚縣的橫河、郎下、低塘、四明、環城五個公社口糧很緊，全縣吃青3300畝。部分社員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縣5月1日到7日全縣193個生產隊中，有87個生產隊食堂斷糧停夥。據5月上旬10天的統計，全縣已死亡50多人。據南湖、安城、遞鋪三個公社的統計，患病者有3047人，占總人數的4.2％。嘉興縣部分生產隊斷糧，陶莊公社南王、火星生產隊斷糧。上虞縣東關公社5月16日開始有6個大隊62個食堂斷糧。歷海公社5月17日有26個生產隊斷糧。


　　在浙江省檔案館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報告：


　　1959年5月25日，金華專員公署報告，據蘭溪、浦江、義烏、金華、桐廬五個縣統計，發生大量浮腫病人，僅蘭溪縣4月分就發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興專區安吉縣南湖浮腫病報告，5月10日最高發病人數為1126人，占總人口的4.86％。病情為腳部麻木，全身疲乏無力，以後發展到足背浮腫，二、三天後逐漸腫至膝部，嚴重的腫至大腿及腹部，甚至產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華專署衛生科報告，建德縣浮腫病人大量發生。
　　1959年8月4日，景縣衛生科報告，據對四個重點村調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腫病，有病者占調查人總數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時，瑞安縣人民委員會電報稱：我縣南田、學口、大學、珊溪、黃坦王壺等公社，浮腫病大量發生。僅據南田、學口、大學、珊溪四個公社不完全統計，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溫州專區《衛生工作簡報》稱，近來，瑞安、景寧、平陽等縣發生大量浮腫病，其中瑞安縣8月24日統計，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黃巖縣報告，全縣有浮腫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發生在新橋、三甲、全清天個公社13個生產隊。
　　1960年5月20日，吳興縣人民委員會衛生科《關於浮腫病的通報》稱，從4月上旬以來，我縣開始發現浮腫病人，據6個公社上報數統計，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興縣衛生局《浮腫病防治工作總結》中說，據1－5月份統計，浮腫病發生人數為11873人。


　　除浮腫病以外，浙江省農村還發生了大量的“腸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狀，衛生單位認為，這是由於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亞硝酸鹽中毒，使正常的血紅蛋白變成了高鐵血紅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發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來，全省27個縣市的188個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統計，發病人數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華地區最為嚴重，發病的有11個縣79個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這個專區的蘭溪縣8個公社中就有7個公社發病3869人，死亡131人。發病和死亡的多是15歲以下兒童。另據蘭溪縣遊埠公社調查，全社76個生產隊有68個生產隊發現病人，從3月2日到24日，18天當中，共發現1120例（不包括再發病人），死亡多人。


　　沒有糧食，各級政府號召農民吃代食品。組織農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縣青山公社大裏生產隊1960年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後又多賣了3萬多斤糧食。就“書記動手，幹部帶頭，老農為師，大搞群眾運動，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雞根、野宇麻根、金剛刺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縣搞了番薯藤葉、橡子等代食品二萬二千五百多擔。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黃巖召開的“全省改造落後隊現場會”上講到，落後隊有幾個特征，這就是；病、餓、流、荒、壞、官。病：根據系統29個縣的極不完全統計，從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腫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蕪。壞：是指壞幹部當道。官：是指官僚主義。所謂落後隊，並不是個別的，據路橋鎮調查，占生產大隊總數35.5％。林乎加把這些問題歸罪於“反動勢力復辟”，歸罪於“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統治勢力還沒有摧毀”。他的這壹看法和毛澤東對信陽事件看法相似。不過，林乎加這種法比毛澤東早了半年多。


　　雖然有饑荒，但浙江省還算比較輕的省份，餓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呢？我們還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統計資料作些研究。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中所載歷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歷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別為3.85萬、6.68萬和1.37萬，合計為11.9萬。另外，根據同書所載歷年人口出生率進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約為113.14萬人。


　　根據《中國人口·浙江分冊》中的數據，用本書“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的的計算方法計算的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為10.77萬人，少出生105.17萬人。大饑荒對浙江人口的影響為二者之和，即116萬人。

四、爐頭生產大隊：從富裕到饑荒

　　浙江省衢縣石梁公社爐頭生產大隊原來是萬田鄉的壹個自然村，距離縣城只有幾公裏，人均耕地1.4畝，高於平均水平。這裏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壹個富煦豐足之地。1953年這裏有兩個互助組，1954年，兩個互助組發展為兩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這兩個初級社在超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之後，平均每人口糧650斤，每個勞動日分紅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紅和家庭副業收入）。


　　這樣壹個豐衣足食的地方，從1956年以後，很快進入貧困，進入饑荒，而且出現了餓死人的悲劇。


　　問題是從1956年成立高級社開始的。當時，這兩個初級社和萬田鄉的其它12個初級社合並為1116戶的高級社（壹鄉壹社），稱為勝利高級社。開始，爐頭的農民認為自己的收水平較高，與其它初級社合並要吃虧，不願意合並。但上級領導認為“合作社愈大愈優越”，逼爐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在爐頭河灘上築了壹道防洪壩，故意在爐頭方向留了壹個缺口，威脅爐頭：“不參加大社，管叫爐頭村變成爐頭灘！”爐頭被迫參加大社以後，就來了壹個土地大調整，上百畝好的水田被調出。在年終分配時搞“窮富拉平”，爐頭農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農民說：“泥鰍黃鱔壹樣長，多產不多吃，多做不多分，還有什麽勁頭搞生產！”


　　面對社員生產積極因素不斷下降情況，高級社的領導人不分析原因，不糾正平均主義的錯誤，卻期望用高壓的手段來提高生產積極性。1957年整風之後，他們制定了《勝利高級社勞動紀律》，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必須做多少工分，只能超過，不能短少。要服從領導，聽眾指揮，農活不合幹部標準的壹律返工。不經組長或隊長批準，不得外出。違反勞動紀律、不服從分配的要罰款或扣除口糧。從此，幹部不僅掌握了社員的勞動權，還控制了社員的吃飯權。


　　1958年8月，縣委又在這裏重點試辦“共產主義公社”，又把周圍的5個高級社合並了進來，組成了壹個1639戶，長12裏、寬7裏的大核算單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來的“共產主義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萬田生產大隊。這壹年自留地歸公了，社員家庭飼養的豬、蜜蜂等都歸公了，做飯的鍋收去大煉鋼鐵了，竈拆去做了肥料。勞動力大調動，土地大調動，農具大調動，房屋大調動，社員說，這壹年是真正的“共產年”。主要勞動力都調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當時還大搞“吃飯不要錢”，其它生產隊來吃，小學生來吃，中學生來吃，過路人來吃，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個月。


　　1959年上半年，傳達中共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聽說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養豬了，社員很高興，有的真的養了豬。可是到了12月，管理區（在公社和大隊間的壹個管理層次）大搞千頭養豬場，把社員新養的50多頭豬全收走了。群眾說：“共產黨是上半年騙，下半年變”。


　　為了達到公社下達的出勤率指標，大隊幹部把社員都趕下田，讓食堂把粥桶擡到田頭，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頭吃飯。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頭才能吃到飯。在田間的人必須通宵達旦地幹，下雨也不能回家。幹部守在路上，見誰回家就打，連餵奶的婦女也不準回家，孩子在家裏哭，媽媽在田頭哭。對於不聽話的社員輕則罵、扣飯，重則吊打，每次開會，遲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罰跪。管理區私設的監獄，先後關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區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為氣溫低，不是谷種爛了就是秧苗爛了，爛了補，補了爛，壹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還是荒了100多畝田。僅這壹項爐頭就損失稻谷兩萬多斤。原來爐頭的100多畝番薯是種在村西的橋頭山上，那裏的土質適宜番薯生長，管理區為了成片種植，硬讓爐頭把番薯種在東面的白塔山上，結果沒有收成，損失了三萬多斤番薯。管理區要求密植，還規定株距為5×2，社員覺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區的總支書記發現社員沒聽他的話，就壹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員的頭發，狠狠地將他按在水田裏，命令大家把秧拔起來重插。如果上級幹部來檢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歡迎，還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幹凈。1960年雙季稻收割時，公社書記來檢查，管理區就從爐頭抽180個勞動力去蔣家灘二裏長的大路上拔草，誤了收割，損失糧食15000多斤。


　　共產風，瞎指揮，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但是，大隊上報的產量數卻是連年上升。1959年，爐頭大隊產量實有34萬斤，比“三包”產量53萬斤少了40％，大隊上報的“核實產量”卻是72萬斤。年終分配時，為了掩蓋謊言，讓會計專門做了壹個“超產糧”分配方案，把虛報的數字分配到每戶的帳上，作為社員口糧。1959年，全大隊需要口糧265800斤，種子33700斤，只能賣糧51300斤，由於浮誇，壹下子賣出了127675斤，還上交儲備糧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隊數千斤。到了1960年2月開始，連續三個月斷糧。7月夏收後，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庫，大隊集中全部勞動力，連夜收割，脫粒，連夜挑送糧庫，社員得不到糧食，以致秋收後又斷糧20多天。在斷糧期間，只有下田的勞動力每天4兩米（相當於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給。只能以樹皮、野草、樹葉充饑。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不少人活活餓死。貧農邵根福的妻子臨死時還掙紮著用筷子刮著空碗，說：“給我吃點飯呀！”貧農邵雙土27歲的妻子因為把蘿蔔省給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腫病死了。貧農邵石儂餓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腫病，壹個4歲的孩子得了幹瘦病，雙腳癱瘓了。邵石儂餓死時，有人告訴大隊長周某，周卻說：“人多了要吃飯，多死幾個就好了。”貧農邵渭才，原來是初級社社長，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後死亡，只留下4個孤兒。


　　經過幾年的折騰，糧食產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隊產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員的平均口糧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數57斤。

五、富裕路橋鎮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國改革研究會在臺州召開年會。會議期間，我們參觀了這裏的工廠和商場。在飛躍縫紉機廠，參觀者嘖嘖稱贊這裏的設備和管理，我用手摸壹摸車間的油漆地面，手面壹塵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業記者，到過的工廠少說也有上千家，像這樣先進的工廠是很少見的。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繼寶創建的飛躍集團的壹部分。2000年飛躍集團銷售額達15.13億元，飛躍牌縫紉機60％外銷，出口到國外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16個國家設有17個銷售公司。我們還參觀了星星電器集團，這家公司2000年銷售額達13.1億元。在路橋小商品市場，市場的規模和商品的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參觀完了以後，我們在路橋大街邊等車，看到寬闊的街道和繁華的商業，大家對這裏的富裕和發達贊嘆不已。


　　誰也不會想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裏曾是餓殍遍地。可見制度稍有松動，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壹個地方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路橋鎮公社共轄31個大隊。據1961年省委工作組調查其中，洪洋、張李、方林、楊家、應家、李家、上馬、古嶴等11個大隊是落後隊，占大隊總數的35.5％。有章楊、永躍、龍頭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個大隊是先進隊，占大隊總數的29％。剩下11個是壹般隊，占大隊總數的35.5％。這11個隊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風、洋洪、洋葉、洋張、競爭、肖謝、肖王、洋官。


　　落後隊的特點是，生產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員生活十分困難，餓、病、逃、死、荒的情況非常嚴重。壹般隊的生產下降幅度比前壹種小壹些，社員生活沒有前壹種困難，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況。如戴家大隊，1960年和1958年比較，糧食產量下降15.3％，總收入下降了8.5％，發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員被大隊長吊打過，22名社員被扣過飯。先進生產隊糧食產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鎮最好的尖子大隊是章楊大隊，雖然也吃不飽，但用糧有計劃，瓜菜多，全隊只有6個浮腫病人和8個婦女閉經。沒有發現非正常死亡。先進隊不是沒有問題。章楊大隊自1959年以來，集體的糧食和錢款大量被盜，壹直沒有查出，群眾認為大隊幹部、食堂主任、會計、糧管人員嫌疑最大。


　　落後隊社員的生活十分悲慘。如方林大隊，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糧只有255斤。倒掛戶（即勞動了壹年還欠集體的錢）占總戶數的96％，平均每戶倒掛76元。兩年來，全大隊只出生了12個小孩，死亡人數卻有60多人。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腫病死亡17人，幹瘦病死亡14人）。社員變賣財產相當普遍。賣得少量的錢到路橋鎮上買菜維持全家生命。兩年來，社員賣掉20間房屋全部拆了，有9間房屋拆了壹半，有96間房屋拆了壹部分，還出賣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為什麽在同樣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隊的饑荒嚴重程度不壹樣呢？調查者將路橋鎮最好的隊章楊大隊，和落後隊利豐大隊進行了比較。這兩個大隊相隔壹裏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區，自然條件和原來的基礎差不多。為什麽在饑荒程度上出現了差別呢？


　　“共產風”刮的程度不壹樣。章楊大隊在1958年刮了壹陣“共產風”，1959年在傳達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對“壹平二調”拿走的東西還進行了部分退賠，以後再沒刮“共產風”。利豐大隊從1958年開始，“共產風”壹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資和勞動力，社員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兩個大隊在1958年都實行了“供給制”（實際只在糧食方面），但1959年以後，章楊大隊，減少了供給制的比例，而利豐大隊供給制的比重壹直比較大，自從辦公社以後就取消了評工記分制度。


　　生產小隊的穩定程度不壹樣。自1958年以來，章楊大隊對其所屬的生產隊沒有進行調整，生產隊的人員、組織和生產資料比較穩定。而利豐大隊對其生產小隊兩年變動六次。每次變動，都把土地、耕牛、農具、勞動力打亂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農具損失很大。


　　生產上瞎指揮的嚴重程度不同。路橋公社對這兩個大隊都有瞎指揮。但章楊大隊的社員采取了壹些變相抵制的手段。大隊幹部對於社員的抵制“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因而減少了壹些損失。而利豐大隊的幹部執行公社指揮很堅決，社員無法抵制，因而損失很大。


　　浮誇風的程度不壹樣。章楊大隊在上報生產進度、勞動力出勤率、施肥數量、估計產量方面也搞浮誇，但在上報分配糧食產量、接受糧食征購任務時，盡可能討價還價，浮誇的比重要小壹些。而利豐大隊浮誇嚴重。1957年糧食減產8％，卻上報增產10％，1958年畝產810斤，上報1440斤，1959年畝產650斤，上報1019斤。1959年糧食減產7萬多斤，征購任務卻增加了16萬多斤。


　　這兩個大隊的幹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貪汙行為。


　　由於以上種種不同，這兩個在隊的社員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楊大隊雖然也有饑餓，但只有少數的患浮腫等營養不良的疾病，沒有餓死人。利豐大隊的社員就很悲慘。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豐大隊糧食畝產量下降下32％，總產量下降了31％。社員每戶收入下降了68％，社員口糧標準下降了31％。據1960年4月調查，有189人患病，占總人口的26％，其中患浮腫病的50人，幹瘦病的28人，青壯年婦女閉經的32人，子宮下垂的36人，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的13人。兩年內死亡88人，占總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兩年內出生的只有24人。由於無法生活，有夫之婦帶著孩子改嫁的12戶（不辦離婚手續），把子女送人的8戶，結婚的只有壹戶（大隊保管員，有貪汙行為）。


　　1958年以後的兩年內，被幹部吊打的社員有28人，被擰耳朵的有175人，罰工分、扣飯票的有192戶。1960年1月，社員陳開林看到幹部大吃大喝，說了幾句不滿的話，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王某帶幾個人半夜敲開陳開林的門，把陳拉出去，讓他脫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躍進灰”（用稻草燒泥塊作灰肥），陳不去。就拉到大隊辦公室，說要送管理區，陳開林的妻子堅持要夫妻子女壹同去，幹部沒有辦法，罵了壹頓才罷休。1960年7月，13歲的男孩林應彩釣了兩斤黃鱔，大隊長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應彩到黃巖城裏討飯，被王碰見，說是“給利豐大隊丟面子”，當場打了兩個耳光，並把林帶回來，用傘柄打了壹路。帶回後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綁在椅子上兩個小時。1960年10月，社員陳小友偷吃了幾塊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糧，陳已懷孕8個月的妻子帶著5歲的兒子外出討飯，下落不明。


　　這個大隊從1949年到1958年，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後，特別是1959年和1960年兩年，由於糧食減產、收入減少、征購任務增加，農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普遍出現吃草、吃糠、餓、病、逃，不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社員說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賣家具多、送兒送女多、婦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討飯的多、偷竊多。從社員蔡廟壽的變化可見壹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個勞動力，家裏生活比較殷實，大小家具齊全。1959年春，口糧不足，為了買番薯絲吃，出賣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織布機壹部，4元；銅火爐壹個，3元；銅盆壹個，2元。1959年9月11日，大兒子蔡小玉因浮腫病死亡，留下老婆和兩個小孩（壹個8歲，壹個4歲）。二兒子蔡小頭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沒有吃的，為了到路橋買壹角二分錢壹斤的菜葉，壹角五分錢壹斤的番薯藤，再賣家具：共賣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賣光。1960年3月，大媳婦帶兩個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從1959年到1961年，為了買吃的，利豐大隊有190戶（占總戶數的87％）變賣了家具、農具、衣服，有51戶（占總戶數的23％）拆房子賣磚、木料。

第十章　大饑荒中的雲南

　　2002年12月，為了調查雲南省在大饑荒中的情況，我乘波音737從北京飛到雲南省會昆明，整整飛行了3個半小時。在1958年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從昆明到邊疆壹些縣還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見雲南離中央政治中心多麽遙遠！但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央政府的權力和意誌，也施加到雲南這樣壹個多民族邊疆省份的每壹個角落。邊疆少數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紅旗”的災難，也不能逃脫饑餓和死亡。表10－1記錄了大饑荒年代及前兩年雲南省的人口變動。表中的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國人口·雲南分冊》壹書。這些數據是雲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饑荒期間雲南人口變動（單位：總人口萬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壹）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總計


　　┌─────┬────┬────┬────┬────┬────┬────┬────┐
　　│　　　　　│　1956　│　1958　│　1959　│　1960　│　1961　│　1962　│　1963　│
　　├─────┼────┼────┼────┼────┼────┼────┼────┤
　　│年末總人口│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
　　├─────┼────┼────┼────┼────┼────┼────┼────┤
　　│出　生　率│　34.75 │　23.61 │　20.94 │　24.19 │　19.40 │　39.71 │　43.15 │
　　├─────┼────┼────┼────┼────┼────┼────┼────┤
　　│死　亡　率│　15.22 │　21.62 │　17.96 │　26.26 │　11.85 │　10.85 │　14.14 │
　　├─────┼────┼────┼────┼────┼────┼────┼────┤
　　│非正常死亡│　15.12 │　 8.28 │　24.04 │　47.44 │　　　　│　　　　│　　　　│
　　├─────┼────┼────┼────┼────┼────┼────┼────┤
　　│少出生人口│　28.53 │　33.96 │　27.60 │　36.50 │　　　　│　　　　│　126.59│
　　└─────┴────┴────┴────┴────┴────┴────┴────┘

　　此表疑有遺漏，但無原著校對，此表數據請確認後使用。




　　根據官方公布的人口數字，可以計算出（計算方法見本書“大饑荒對中國人口的影響”壹章）大饑荒期間，雲南省人口變動情況，即非正常死亡近50萬人，少出生人口近130萬人。表10-1中最下面兩行就是本書作者計算的結果。當然，這是用官方數據計算的，實際情況要比這個數據要嚴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研究的結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雲南非正常死亡80萬，死亡率為4.2％。他沒有考慮雲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壹、從刀耕火種到共產主義

　　由於考慮到雲南的特殊情況，新政權接管雲南以後，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沒有采用內地那種對地主進行殘酷鬥爭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而是實行“和平協商土改”。和平協商土改的政策原則是：“在保證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基本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對少數民族地主從政治上、經濟上作了適當讓步。”“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廢除高利貸剝削，不分其它財產，並保留與農民同樣壹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殺，除現行犯以外不捕，並壹般不剝奪政治權利等”。邊疆地區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說是和平協商，實際上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進行的。和平協商土改分幾個階段：第壹階段是交待政策、發動群眾，組成農民隊伍；第二階段是劃分階級，這壹階段要向地主階級進行“有控制的、有領導的面對面的說理說法鬥爭，全面揭發地主階級的罪惡”；第三階段是沒收征收土地；第四階段是分配土地。


　　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以後，地主富農不敢請工，也不敢拿糧食到市場上去賣。農村借貸關系也停止。壩區（雲南稱山間盆地裏的小平原為“壩子”）和內地歷年有大量糧食流入邊疆和山區，1956年，因壩區和內地土地改革，流入邊疆的糧食大量減少。再加上沿邊壹線邊防工作加強，1956年3月以來部隊向邊沿壹帶推進以後，邊民出國幫工和購糧也大為減少，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農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來，邊疆地區糧食問題十分緊張。思茅地區1956年5月糧荒開始露頭，六、七月份更為嚴重。各地均發生農民到區政府和駐軍部隊要糧食的情況。由於糧荒，瀾滄東回區磨界寨“壞分子企圖煽動群眾搶劫區政府”，後因及時發覺而制止。酒井區大卡竜鄉群眾私自開倉分了糧食10多擔。募乃糧庫從4月下旬到7月8日，發生偷糧搶糧事件22次。瀾滄東河區還發生了餓死人的情況。為此，思茅地委在半個月間連續兩次發出解決糧食問題的緊急指示。


　　在1958年大躍進以前，由於農村政策挫傷了農了的積極性，加上征了過頭糧，雲南農村就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雲南省紀委1955年3月的壹份報告中說，1952年思茅縣龍潭、壩溜兩區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龍潭105人，壩溜101人）。這個事件壹直拖到1955年才作處理。臨滄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報告說，臨滄縣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個月時間內，發生了因缺糧而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事件發生在三個區26個鄉的範圍內，因饑餓而致死的有110人。原來屬余糧戶和自足戶，因國家多征購了糧，又沒有及時供應而餓死的占死者總數的占49.9％；原屬於缺糧戶，雖有糧票而無錢購糧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勞動力極差而無人關心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8.18％；原是自足戶因吃糧計劃不周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29％；因基層幹部貪汙了糧票和救濟金而餓死的占死亡總數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糧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總數的4.54％。因此，群眾普遍產生不滿情緒。有的說：“共產黨領導好，把人餓死了。”“過渡時期是餓肚時期。”四區鬥角鄉餓死人丟在河裏。家屬說：“共產黨真偉大，餓死人拿去堵河壩。”


　　臨滄地委上述報告說，在這壹時期內，因缺糧使偷盜事件普遍發生。據14個鄉調查，被發現有偷盜行為的有188人。因偷盜被吊打、鬥爭、遊街的，據不完全統計就有163起。另壹方面，外逃、求乞、出賣農具、家具，甚至賣兒賣女的也不少。鬥角鄉貧農謝廷楷以兩元錢出賣了獨生子（後又贖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兩個區插秧被推遲兩個節令。


　　報告說，出現餓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糧食征購任務上存在“偏差”。死人問題最為嚴重的是四、五兩個區。第四區1955年的征購任務為4975000斤，相當於1954年實績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區1955年的征購任務為4075000斤，相當於1955年征購實績2930081斤的1.39倍。征購任務太重，不得不對采取強制手段，層層施加壓力。因而出現了逼、擠、搜、鬥、打等違法亂紀的現象。五區平村鄉工隊幹部半夜三更背著槍，點著火把，帶著運糧隊伍到群眾家中搜查，貧農交不出糧的打欠條，富農交不出糧就現場鬥爭。富農王中富被打斷三根肋骨，他的兒子被打成殘廢。


　　臨滄縣1956年餓死人的事件壹直拖到1957年才處理。這個情況壹直被壓在地委以下，沒有向中央匯報。


　　雲南省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不僅土地改革比內地晚了幾年，農業生產技術十分落後，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還沿用刻木記事、結繩丟豆記數，不會算賬，完全不具備辦社條件，但是，土地改革剛剛結束不久，政府就不顧生產力水平的狀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到1957年底，雲南省有初級社3015個，高級社18557個，共計21572個，加入初級社和高級社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開始並社、擴社。到公社化前，農業合作社並為18943個。經過9、10兩個月的公社化運動，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833個人民公社，入社農戶為301萬戶，占農戶總數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剛掛上農業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換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邊疆民族地區變換得更快，壹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協商土地改革，土改結束後才創辦起來的互助組，很快就被初級社、高級社所取代，緊接著又變成了人民公社。當時稱這種現象為“壹年內實現兩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又說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雙管齊下，壹箭三雕，三步並做壹步走。”。就連原來處於原始公社末期的壹些少數民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