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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6 23: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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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暴政
作者 楊繼繩 寫於二零一五年
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說過：“誰能解釋與進壹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王蒙說的“這個活”，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早就躍躍欲試。雖然這是壹個極其復雜和危險的領域，壹旦進入，我就充滿激情。顯然，“這個活”是壹項大工程，我能夠為這項工程添壹小片磚瓦，也算盡力了。
從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華大學參加文革，此間還到全國十多個城市串連，親身經歷了文革初期的壹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會氣氛。1968年1月，我到新華社任記者。此後幾年，采訪了壹些與文革有關的事情。不過，親歷也好，采訪也好，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對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願望。2007年我寫完《墓碑》以後，就轉向對文革的研究。雖然文革通史已經出版了多本，我還是願意將我經歷和理解的文革過程寫出來，供大家批評。
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個人情感的影響，還原文革的本來面目；站在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認識文革。官方文革史局限於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難免違背文革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十壹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這壹段歷史作了官方的結論。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壹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它是壹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為了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當時這種妥協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共識，就不可能有以後三十年改變中國的偉大活劇。但是，歷史學家在還原文革真相時，不能像政治家那樣折衷、妥協。
《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把毛澤東1956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既違背歷史真實，也難以說服人。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壹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壹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壹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在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布，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老革命家、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壹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臺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5·16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壹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對抗。這壹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普通民眾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也是出於這壹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不存在“四人幫”。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壹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不是他們利用毛澤東，他們只是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壹些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
1976年的十月政變以後，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確”。所以，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在某個階段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大力鎮壓群眾、參與迫害幹部的事實，也掩蓋了壹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數百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壹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壹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盡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喬治．奧威爾說：“當我動筆寫壹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壹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註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對寫中國近代史的要求是：“敘事客觀，分析深入”。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追求的目標，我盡可能用中性描述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第壹，當代人寫當代史，很容易帶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會有損“敘事客觀”，第二，我學識不足，要“分析深入”確有困難。不過，我在寫這本書時，時刻銘記著吳先生的這八個字。
文革是極其復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濶空間維度中反復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復復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壹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壹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壹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壹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復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史是艱難的。妳提出任何壹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妳寫出任何壹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妳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人們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相對於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來說，我是後學。後學有後學的好處，不需要從零開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點。我閱讀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敘事的文革通史，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對重要專題的深入探究，有地區文革史，有文革理論探索。我在讀這些著作時，在我頭腦裏深深地記下了以下名字：高臯、嚴家其、王年壹、席宣、金春明、麥克法誇爾、王友琴、周倫佐、何蜀、王紹光、王力、陳曉農、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徐景賢、聶元梓、余汝信、劉國凱、徐友漁、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謙、高華、印紅標、韓鋼、肖喜東、丁東、陳益南、蔔偉華、唐少傑、錢理群、張博樹、朱學勤、陳奎德、 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楊曦光、舒雲、丁凱文、徐海亮、啟之、司馬清揚、周孜仁、華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陸、李遜、董國強、鄧振新，等等。更可貴的是，還有壹些學者甘當其他研究者的踏腳石，默默地從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鑒別工作。這項工作意義深遠。傅斯年說，從某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良霄、顧菊英伉儷的《十年文革大事記》，還有《記憶》、《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館》這類文革史料電子刊物的編輯者，他們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在幾年的研究寫作過程中，時刻對這些先行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徐友漁、丁東、蔔偉華、余汝信、李遜、叢文滋審讀了這本書的初稿全文，何蜀、蔡文彬、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審讀過初稿的部分章節。審讀者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對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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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 北京
導論：
道路·理論·制度
1966年及以後的10年裏，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場文化大革命，每個參與的人都有壹段刻骨銘心的經歷。他們的生活、命運和心靈都受到了重要影響。這場運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為深刻。
毛澤東開始認為半年、壹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結束。但在進行過程中出現了原來沒有想到的情況。他沒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拋出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王力、關鋒、戚本禹；他沒有想到1968年軍隊內部出現不可調和的爭鬥，不得不拋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後轉入“鬥批改”，沒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現分歧，最終釀成震驚世界的林彪事件。實踐的反復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離了它初期的目標，只能在進退維谷的泥潭中掙紮。林彪事件之後，毛還是想將運動撥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時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們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來。這樣，繼劉、林之後，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對象。壹個新問題接著壹個新問題，用後壹個錯誤糾正前壹個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問題導向，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壹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場。
文化大革命像錢塘激潮，壹波又壹波地湧動。每壹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壹波都有壹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每壹波都制造了壹批新的“敵人”。隨著文化大革命原動力減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濤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化大革命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壹波又壹波的反復，壹次又壹次的折騰，老百姓像面團壹樣被反復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澤東卻以鳥瞰人環的氣魄說：“試看天地翻覆！”用“天地翻覆”作為本書的題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發生、進程、結局和後果的深層動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尋找，要在當年奉行的意識形態和毛澤東堅持的道路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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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野蠻、黑暗、殘酷，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權力是實現政治道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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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壹些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純粹是壹場權力鬥爭。其根據是，劉少奇收拾大饑荒的殘局取得了成效並在黨內贏得了威望。毛澤東大權旁落。於是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剝奪劉少奇的權力。
這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但經不起分析。第壹，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7月23日的壹次講話就把掌握兵權的彭德懷元帥搞下了臺。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開幾次會議就把彭、陸、羅、楊四個位高權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劉少奇何必興師動眾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他平生的兩件大事之壹，另壹件大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僅是奪取劉少奇手中的權力，能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等重要嗎？第三，毛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壹次，第壹次已經把劉少奇打倒了，權力拿到了手，為什麽今後還要七八年壹次？毛、劉當時都是六七十歲的人，再過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們之間還有什麽權力鬥爭？第四，毛並沒有“大權旁落”，如果真正大權旁落了，他能力排眾議發動文化大革命嗎？
不可否認，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但是，在政治家那裏，權力不是賞心悅目的玩物，而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政治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方向，即“中國向何處去？”。在這壹點上，毛、劉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壹支隊伍。
走社會主義道路，利用政權的力量，統籌全局，實現社會公平，在這個基本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什麽不同。但是，在什麽條件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過渡的速度是穩壹點還是快壹點？毛和劉是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秩序”，即經過壹段時間發展資本主義，提高了社會經濟水平以後，再搞社會主義。毛認為，資本主義壹旦發展起來，就會造成復辟，只有不停頓地繼續革命，才能實現共產黨的既定目標。他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就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之時。
劉少奇也強調階級鬥爭，但他的鬥爭目標是地、富、反、壞、右、腐化墮落的基層幹部和不聽話的知識分子；毛當然是1949年以來打擊各路“階級敵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鬥爭目標重點在黨內，在高層，因為只有黨內高層才對中國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無疑，三年大饑荒是加劇毛劉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紅旗”的失敗，還想再找機會建立他的烏托邦。他要建立壹個全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沒有城鄉差別，沒有工農差別，沒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所有的被壓迫者都獲得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他要建立壹個“壹大二公”的、工農商學兵五位壹體的、政企不分的社會組織，依靠這樣社會組織進行集體化的大生產。要建成這樣的社會組織，就必須限制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限制按勞分配原則，在經濟上建自給自足。他堅信“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商品經濟對社會、對人的思想有強烈的腐蝕性，按勞分配是社會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他認為，如果放任小生產發展、追求物質利益，放棄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黨就要變修，國就要變色，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他這種設想在1958年提出來過，經過試驗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來，而且在實踐中有些比1958年更徹底。
如果說，毛澤東建立制度的出發點是“善”，那麽，用政權的強制來實現虛幻的“善”，最終必然釀成了空前的“惡”，必然將民眾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實，社會主義這個“善”，只是知識分子設計的壹種美好的願望。屬於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的權利為前提的，是違背人性的。毛澤東為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用強權將社會主義目標構建的制度必然是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社會主義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沒有成功的先例。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壹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澤東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為他建立這種烏托邦掃清道路。令毛憂慮的是，不僅劉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線，劉少奇周圍的壹批人都站在劉的壹邊。劉少奇這些人並沒有達到背離社會主義的程度，但他們確實看到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困難而畏縮不前。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的殘局的作法（“三自壹包”、“三和壹少”）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對這些不符合他的路線的作法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不同意走他這條道路的高級幹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毛認為，要按他這條路線走，就得讓千百萬人接受他的路線，就得動員千百萬人齊心協力。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化大革命，不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主要是為了實現他的路線，建立他設想的美好社會。所謂“反修防修”就是為毛澤東的主張掃清障礙，所謂“鬥私、批修”、“狠鬥私字壹閃念”，就是改造人性，為烏托邦清理心靈的基地。
毛澤東企圖按他的夢想在中國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夢想壹旦付之實施，“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毛澤東所指引的中國道路在大饑荒年代已經制造了人間地獄。為這條道路來掃清障礙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壹次制造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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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選擇的道路有著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為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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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每個階層，每個單位、每個地區，每個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觀點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壹而翻臉，至親好友為路線不同而分道揚鑣。1966年秋，我到貴陽串聯，壹下火車，壹群小學生就圍上來質問：妳是什麽觀點的？我在湖北串聯聽說，夫妻二人正在包餃子，壹邊包著壹邊談文化大革命，談著談著，就吵了起來，把包好了的餃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數之多，參與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絕後的。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主動參加的，政治賤民們為沒有參加的資格而苦惱。有人說，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但是，群眾是怎樣被運動起來的？當然是靠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崇高權威。但毛還得用意識形態來號召和鼓動群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媒體、會議等壹切形式，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向每壹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壹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壹個人的頭腦，指導每壹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列寧語）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著成千上萬的人向著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這種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同情勞動者，反對壓迫和剝削，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因而具有極大的魅力。它那嚴密的理論體系也使很多知識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讓千百萬人願意為這個“主義”獻出壹切，包括生命。
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剩余價值學說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剝削。這是壹種片面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剩余價值理論沒有把資本、科學技術、企業經營管理當作生產力的要素，從而得出資本剝削勞動的結論。
要消滅剝削就得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從消滅剝削這個角度來說，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馬克思還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他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解決的“固有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得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壹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毛澤東高舉“造反有理”的旗幟，反剝削、反私有制、反資本主義，這些主張和馬克思主義壹脈相承。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必須經歷的五個發展階段，通過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歷史規律的必要。當時官方教科書壹再強調，歷史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阻礙歷史規律者必然被歷史前進的巨輪碾得粉碎。這就是說，歷史發展規律是“天律”。這種歷史決定論不僅被理論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紀的實踐否定。但它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人們能夠通過認識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這壹看法必然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
按照這個意識形態。地、富、反、壞、右、國民黨反動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都是阻礙歷史發展規律的絆腳石，清除他們是為了實現“天律”，是“替天行道”。在這個神聖而高尚的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只有階級情分，沒有私人情分。“親不親，階級分”，背後告密和當面揭發不僅是必要的，還是光榮的。兒子出賣父親、妻子出賣丈夫是“大義滅親”；學生打死老師是因為“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對政治賤民的屠殺當然不會有負罪感。這種意識形態把人性中兇惡的壹面全都煽動起來了，還穿上了崇高而正義的外衣。
所謂階級，本來是壹種經濟範疇。如果消滅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就不應該有階級了。1936年的蘇聯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認為蘇聯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鏟除。”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都是全新的社會成員。舊的階級特殊性正在消失。然而，像蘇聯這樣以集體主義為宗旨的政權是扼殺個性、違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沒有強力鎮壓，這樣的政權壹天也不能維持。革命隊伍以外的敵人消滅了，就在革命隊伍內找敵人；經濟範疇的階級消滅了，就在政治範疇和思想範疇上劃分敵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壹些人被判處了死刑。緊接著開展了對高層大屠殺的“肅反”運動，以後揪出了壹個又壹個“反黨集團”。蘇聯壹方面說消滅了階級，壹方面不停地鎮壓。他們這樣做了，但沒有形成壹套理論。1956年的中國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棄階級鬥爭，還逐漸形成了壹套階級鬥爭的新理論。這套理論的發端與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有關。中共認為蘇共正在向修正主義偏離。中共的新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學工作者、中央黨校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裏程碑），“毛澤東思想就是這個階段的馬列主義”。艾思奇的這壹說法來自中央高層。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來在廣東從化組織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在2月25日發言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內部報告中傳播“第三個裏程碑”的觀點。兩三年後，“第三個裏程碑”進壹步發展成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
壹、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壹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三，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報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必須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就是“鬥私、批修”，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已主義和壹切非無產階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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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之後、特別是在經濟上已經消滅了私有制以後，還要進行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大革命。
毛認為蘇聯變修了的原因之壹是用物質利益作為激勵人的手段。為了防止人的自私、貪圖享樂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蛻化、政權變質，毛澤東強調“精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精神可以變物質”。在政治領域要“興無滅資”，在私人領域“要鬥私批修”。毛澤東企圖用這個意識形態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個人利益、壹心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會”——他心中的烏托邦。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矛頭指向了領導幹部。在全社會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況下，這個理論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連著名哲學教授馮友蘭也站到支持這個理論的行列之中。
雖然壹再聲稱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毛澤東壹個人的思想，但畢竟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系在壹起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人格化。意識形態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毛澤東的權威又強化了意識形態。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是最高的政治權威、最高的軍事權威，還是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威。在皇權時代，士以“道”自重。他們以“道”來批評政治，並希望按“道”來建立政治社會秩序。“道”就是那時的意識形態。可見意識形態的權威高於政治權威。明末學者明確提出“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聖人之權也。”可以用“聖人之權”批評、限制“帝王之權”。毛澤東集“理”和“勢”於壹身，既是“帝王”又是“聖人”，沒有獨立於毛澤東之外的批評政治權威的“理”。這樣，全國只有壹個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啞巴。這就實現了中國人全體壹致地喜笑怒罵。意識形態壹旦成了人們的信仰，人們就會為實踐這壹意識形態赴湯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動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大知識分子，雖然自己被批得體無完膚，但還要爭先恐後地批判他人。他們在被迫自殺時，還要留下向毛澤東表忠心的遺書，要求子女聽毛主席的話。這些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意識形態所俘獲，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意識形態的天網了。
意識形態成了宗教，毛澤東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見的幾十萬人集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大手壹揮，廣場上就掀起狂熱的浪潮，這是羅馬教宗望塵莫及的壯觀場面。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勝過宗教的狂熱。
在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人們沒有個性，也沒有理性。他們變成壹個群體，他們獲得了壹種集體心理，這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壹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完全不同。只要他們公認的領袖發出號召，千百萬人會真誠地、奮不顧身地、爭先恐後地做出種種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兩軍對壘，忠厚善良的人會血口噴人，正派廉潔的人被輿論壓迫得承認有罪，濫殺無辜被認為是“除惡務盡”，．．．．。在做這些荒唐事時，平和謙遜的人們也會變成野蠻的暴民。不管這些人在群體行動中如何殘暴，然而他們都是專制者最恭順的臣民：在專制者面前，他們像虔誠的教徒壹樣，用種種的宗教儀式，不停地向他們的上帝表達忠心。
用傳統觀念看來，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墮落到極點。但從另壹個角度來看，那種把整體目標置於壹切之上，為整體目標的實現不顧壹切，也是壹種道德觀。正如哈耶克說的：“像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壹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與之相比。”，不過他又說：“哪裏存在壹個淩駕壹切的共同目標，哪裏就沒有任何壹般的道德或規則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標就是共產主義（它的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群眾無私地投入領袖設定的偉大目標，是極權制度的壹個特點。
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重建它昔日的輝煌。這是徒勞的。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21世紀還有人宣稱“理論自信”。其實，他們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這正如中國民間的壹個歇後語：“走夜路吹口哨——為自己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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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災難不能僅歸結為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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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處在特權制度金字塔的頂端，他享受著最優厚的特權；毛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當然會被權力這種最強的腐蝕劑所腐蝕。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歸結於毛的個人品質和操守，那就過於簡單。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裏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論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時說：“要是只把這歸結在某個人的錯誤或林彪、‘四人幫’的邪惡狡猾上，就太簡單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這個制度實行了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在經濟國家所有制為主的基礎上，把每壹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壹個毛孔。盡管當時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在皇權專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不過是皇家的願望，實際上皇家權力很難深入到中國版圖的每壹點、落實到每壹個人。那時還有蠻荒之地，化外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依靠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的權力深入到壹切山野村落、壹切車間田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盡頭，到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壹種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我不能為這種制度取壹個名稱，totalitariansystem（譯為“極權制度”）可以作為它的近義詞。
多少年來，說中國人是“壹盤散沙”，即中國人是原子化的個體。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毛澤東用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把這些“原子”聚集起來，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彈”，他可以用這“原子彈”來對付任何人。中國人口１０億，即在１後面９個零。毛澤東是１，是被視為救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９個零是缺乏自我權利意識的群眾，他們為毛的烏托邦作出無私的奉獻。沒有這9個零，毛澤東不能成為偉大的領袖；沒有毛澤東這個“1”，9個“零”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極權制中領袖和群眾的關系。
這個嚴密而嚴酷的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構成的。由於社會被行政權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壹依靠。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亞南說：“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運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在極權政治條件下，特權更為嚴重。
皇帝通過治官來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職責，也是皇帝最大的難題。中國古語說：“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澤東也面臨這個難題。毛澤東是這個官僚集團的壹員，他又不同於他以下的官僚群體。他是董事長，不是總經理和部門經理。他需要官僚集團實現他的意誌，但官僚們有二重性：他們有恪守職責的壹面，也有為自己、家庭和“山頭”謀求利益的壹面，官僚集團有獨立於最高統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為“公”，後者為“私”。
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壹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著深深的憂慮。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壹，但他對這個制度並不滿意。他發現，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以後，和他的初衷不壹樣。中央部委的“條條”和地方政府的“塊塊”交織成禁錮社會的鎖鏈，官僚們通過這個嚴密的鎖鏈對社會、對百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鉗制。1958年毛曾通過下放中央部委的權力來打破蘇聯體制，結果造成混亂。文化大革命中他再壹次下放權力。但這種排斥市場的“行政性分權”，多次進入了“壹統就死，壹放就亂”的循環。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這和他骨子裏的民粹主義、和他年輕時壹度相信的無政府主義相抵觸，也和他終生相信馬克思主義相抵觸。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擔心這種作法會把社會引向人欲橫流的境地。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他擔心特權和腐敗會使掌權者成為人民的對立面，他當然熟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古訓。
1964年７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中的第九篇）壹文，毛澤東下了很大功夫參與修改、定稿，甚至親自改寫了壹大段話：“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壹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壹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壹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毛澤東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1964年12月12日，陳正人上報了《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幾天以後，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請註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
毛澤東說的 “特權階層”包括“官僚主義者階級”和附著在“官僚主義者階級”上的、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特權階層”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義者階級”。
無獨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壹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的貪婪而不能滿足，就像資產階級壹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壹樣，但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這個新階級的極權暴政和控制，如今已變成了驅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指出，該階級的權力並非基於擁有財富，而是對於國家所有財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階級》裏的宣判：新階級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這個新階級就是官僚特權階級。
雖然毛澤東和吉拉斯都認為共產黨政權裏有壹個新階級，但他們的出發點和解決辦法完全不同。吉拉斯認定出現特權階級是必然的，這是極權制度造成的；毛澤東承認中國有出現特權階級的現實，但隊相信可以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推翻這個“新階級”。
吉拉斯的《新階級》認為：“共產主義對於我是壹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壹幻滅的主要原因之壹，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毛澤東卻維護斯大林，企圖建立壹個超越斯大林體制的烏托邦。在這壹點上，毛澤東比吉拉斯落後了壹個時代。毛對這個制度的壹切不滿和憂慮沒有觸及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為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建立的極權制度。
毛澤東企圖從國家理論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號召幹部讀六本書：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這幾本書都分析了國家的本質。可見毛澤東對國家問題的專註，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國家問題。
人們痛恨國家，又離不開國家。痛恨它，是因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官僚主義的溫床。在毛澤東推薦的這幾本著作中說國家機器“像蟒蛇壹樣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網羅起來（纏繞起來）”，是“與社會分離而獨立社會之上”的“寄生贅瘤”，還有“國家是禍害”、“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說法。為什麽又離不開國家呢？因為國家有三重性：階級國家；官僚國家；公共國家。人們痛恨的是階級壓迫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眾事務的國家。
國家是人類的社會性的產物。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他們在壹起生活、娛樂、尋求食物和配偶，個體之間難免有沖突，有糾紛，這就需要權威來判斷曲直，定了曲直以後還不服從，就得由權威來懲罰。柳宗元說：“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作為壹個群體社會，需要有壹個組織機構來處理公共事務。如果沒有公共國家，則公共事務無人管理，是非曲直難以分別，內部紛爭不可調和，對抗外部的侵犯沒有力量。所以，人類不能無政府。政府、軍隊、警察、監獄，都是公共產品，都是保證人類社會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麽是階級國家呢？就是“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的國家，就“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關。”就“是用來鎮壓某壹個階級的暴力組織。”林彪說得更明確：“政權是鎮壓之權”。鎮壓誰呢？鎮壓對政權有威脅的人，鎮壓不服從者。
什麽是官僚國家呢？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社會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於社會之上。·····於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壹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大於克蘭代表的‘權威’。”於是，官僚們就“由社會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在沒有權力制衡的專制制度下，“社會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們壹旦變成了“社會的主人”，由於人性惡的壹面，就必然對被統治者進行壓迫和盤剝。
國家機器，這是壹個能量強大的怪物。壹旦沒有國家機器這個權威，不僅公共事務沒人管理，而且人類會在自相殘殺中消滅。但是，它壹旦建立起來，就會成為社會的“贅瘤”，就會伴生出龐大的官僚集團。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其所以經久不絕，是因為國家機器會產生階級壓迫和官僚特權；國家機器其所以必要，是因為人們畏懼破壞力很強的無政府狀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在無政府狀態和行政權威反復較量的過程，最終行政權威取代了無政府狀態。可惜這種行政權威還是官僚集團的行政權威。
當時中國所面對的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官僚集團，而是龐大的官僚體系嫁接在極權主義制度樹幹上，從而形成了極權主義官僚體系。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統治下，不僅在官民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第壹重緊張關系），在官僚體系內部也存在著緊張關系（第二重緊張關系）。第二重緊張關系是因為幹部任命制、上級決定下級的命運造成的，也與“打天下”過程中形成的派系、“山頭”有關。處在極權主義官僚體系頂端的毛澤東，處在兩重緊張關系的焦點上。他常用第壹重緊張關系來制衡第二重緊張關系，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緩和第壹重緊張關系。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兩重緊張關系互相交織、互相糾結，使政治鬥爭失去了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的界線，廣大參與者成了角鬥場上左沖右突的群氓。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種種針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都是通過官僚集團實行，都是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他發現，過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為自己動手術那樣，不可能切除病竈。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他自己直接成為底層群眾的代表，甩開官僚集團，直接發動群眾、指揮群眾“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火燒”官僚，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實現“天下大亂”，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讓無政府狀態長期存在，要恢復秩序實現“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沖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揮動他的左手，鼓勵造反派沖擊官僚，讓造反派將官僚們“燒壹下，但不要燒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銳的條件下，哪能“燒而不焦”？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揮動他的右手，讓官僚們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們“不要整他們”，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經結下深仇大恨的情況下，重新掌權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這是壹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最終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被毛當作“砸亂爛舊的國家機器”的工具、用來敲打官僚集團的石頭——造反派，最終被這架不可能停止轉動的官僚機器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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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對文化大革命的補償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遺產之中。然而，由於官方利用政治權力規避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對文化大革命的責任，官僚體制沒有改變，歷史的大補償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團，廣大群眾繼續吞咽專制制度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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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意識形態層面、道路層面和制度層面來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時，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經失敗，因為革命委員會完全是舊制度的復歸，沒有壹點制度創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夥伴林彪出逃以後，進壹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敗，毛澤東因此健康大為惡化；鄧小平出山後搞“全面整頓”，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1976年的“四五運動”，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經喪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敗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終於失敗了。毛澤東死後不到壹個月，以他妻子為核心的四個文化大革命領導人被捕。文化大革命壹度摧毀的舊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已完全恢復。
中國人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葉劍英在十二屆壹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多人；（4）農村有520多萬地主、富農（包 括部分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葉劍英提供的這組數字，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還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數據。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準確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搞清。雖然數字不能確切，但可以確切地說，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來說，是壹場大劫難。此外，文化上的嚴重破壞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無法估計。
恩格斯說：“沒有哪壹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劫難也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而補償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遺產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遺產呢？
第壹，摧毀了官方長期塑造的共產黨和官員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種對黨組織的盲目信任、對官員的盲目尊敬已不復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別是1957年以來，共產黨不可批評的神話。對共產黨奴隸式的服從已被懷疑和批評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機”來概括這種現象，而這種對政治權力的不信任恰恰是從臣民社會走向公民社會的必要條件。
第二，摧毀了長期灌輸的意識形態。文化大革命依賴意識形態而發起、而運行，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意識形態大廈崩潰，中國人從此擺脫了幾十年的精神桎梏，從荒唐的意識形態神話中覺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五階段的歷史發展規律，多數人不相信共產主義。官方認為這是“信仰危機”。這種對精神枷鎖的“信仰危機”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條件。
還有“信心危機”，群眾對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喪失信心，從而產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對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機”，使得群眾思想空前活躍，普通百姓的獨立意識開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西單墻，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後的思想解放運動。這種思想解放運動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也是以後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第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殘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惡昭彰。它不僅傷害普通百姓，也傷害到整個官僚集團特別是鄧小平這類高層。丟棄“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把屠刀，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四，“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不僅傷害了普通百姓，也傷害到高層官僚。官僚們復職以後重視法律建設。雖然官僚們構建的法制與真正的法治社會相距甚遠，但畢竟邁開了走向法治社會的壹步。
輝煌壹時的意識形態的大廈已經是壹片廢墟，鐵桶般的極權制度已經百孔千瘡。多數民眾已經覺醒，壹批有理智、有抱負的官員準備行動，改革開放的列車轟隆而來。從此中國進入了加速現代化的重要時代。這就是歷史對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補償！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集團。官僚集團掌握著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
對文化大革命責任的追究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強調，“跟隨林彪、江青壹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壹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跟隨林彪、江青壹夥”實際就是跟隨毛澤東。如果鄧小平提出的這個用人標準是正確和必要的的話，他們卻采取了雙重標準。文化大革命後清查“三種人”時，對“恐怖的紅八月”中骨幹人物卻大加保護，在改革開放以後有壹些人還走上了領導崗位，因為他們是官僚的後代。而對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壹個文件，要求對文化大革命的頭頭“記錄在案”，還要求今後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必須看這些檔案。為了落實這個文件，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校的大學生進行了普遍的調查，對壹些人限制使用，從而壓制了壹大批優秀人才。
改革開放的主導權決定改什麽，不改什麽。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的利益，他們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們雖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繼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還是那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文化大革命前那個政治體制：壹黨專政，高度集權、權力至上。正是靠毛澤東的這些政治遺產，使得毛澤東時代的官僚集團（包括他們的後代和親友）在改革開放中成為新的權貴。
官僚集團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權，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錯位：勞動者、普通公務員和知識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較少；對改革成本支付較少的權貴集團卻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無論在什麽時候、無論在什麽條件下，權貴們都搶占壹切有利的先機：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鄉的時候，他們的子弟參軍；普通百姓子弟務工務農的時候，他們的子弟被“推薦”上大學。第壹波出國鍍金的是他們，利用父兄的權力地位下海經商成為億萬富翁的也是他們。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員復職以後，沒有記住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卻牢記了對造反派的仇恨。他們不怕當“還鄉團”，除了對造反派進行無休止的報復以外，搞起特權和腐敗來超過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個社會貧困，改革開放以後社會財富更多了，特權和腐敗有著更充裕的物質條件；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民間資本，改革以後有私人大老板，權力和金錢可以互相交換；文化大革命前沒有市場經濟，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權力可以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參與市場競爭。哈耶克說：“壹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壹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文革以後的中國，恰恰是得勢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權”，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內，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官僚們誌得意滿，為所欲為。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民主進程，有選擇地引入市場機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質是“權力市場經濟”，即權力控制市場、操縱市場。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權力中心像壹個壹個吸引力極強的黑洞，把社會財富吸引到與權力有親密關系的社會集團之中。權力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和諧。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這個社會壹切罪惡的淵藪。建立壹種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的制度是全社會必然的要求。這個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
第壹章 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
文革前，發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前壹個事件可以從後壹個事件中看到結果；後壹個事件可以從前壹個事件中找到原因。眾多事件壹壹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３時，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３０萬人集會，毛澤東在集會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紀華族與外族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李鴻章說的“三千年未有的變局”。在這之前，外族是和華族地域相鄰的、文化較低的民族，華族文化壹直處於中心地位，進入中原的勝利者也被華族文化同化。自19世紀以來，與華族發生關系的外族是已經進入了工業文明的國家，其科技、經濟和文化都比華族要高。歐洲人要向海外開拓市場和尋求原料，遠渡重洋來到了中國。但中國還處在農耕時代，於是發生了工業文明和農耕文明沖突。在兩個文明的沖突中，中國屢屢失敗。壹個又壹個不平等條約，壹次又壹次割地賠款，使中國人痛心疾首。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顢頇、腐敗的滿清政權，但以後又是連年軍閥混戰，民眾所受的痛苦甚於清朝。不少仁人誌士紛紛尋求救國之路。在當時條件下，邏輯嚴密、思想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吸引了壹批知識分子。俄國人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成為中國人的楷模。在中國人尋求救國之路的時候，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而蘇俄呈現蒸蒸日上的勢頭，壹些西方著名知識分子也贊美蘇俄。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當時壹批革命誌士的結論。在蘇俄的幫助下，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俄國人成功的時候正是孫中山需要幫助的時候。早在1914年，他制定革命黨黨章的時候，把壹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大大加強。他考察俄國革命黨的組織，覺得其根本綱領與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異，俄國的革命方略有很多可借鑒之處。他承認列寧是他的同誌。民國12年（1923年）正月26日，孫中山和列寧的代表越飛發表了宣言，聲明兩國在各行其主義的條件下實行合作。同年夏，孫中山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紅軍和共產黨的組織。192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聯俄容共的政策。同年夏，蔣介石回國，孫中山讓他組建黃埔軍校。然而，到俄國考察的蔣介石看到了俄國制度的壹些問題，他認為中國不能仿效蘇聯的制度。1927年，蔣介石和共產黨分道揚鏣，清剿共產黨，屠殺共產黨人。蔣介石繼承了孫中山壹黨專政及服從黨魁的精神，發展為“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專政思想。日本侵華為共產黨提供了發展機會，在敵後開展遊擊戰的過程中，共產黨的軍隊從幾萬人發展到百萬人以上，還建立了國中之國的“革命根據地”。承擔抗日主戰場任務的國民黨則精疲力盡，其政權因專制腐敗也喪失民心。抗日戰爭勝利後，經過三年國共內戰，蔣介石被趕到臺灣。於是就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幾十年的戰亂，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創造了條件。但是，蘇聯的專制制度建立在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基地上，成為壹個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的特征是：
政治高度集中，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壹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
這是壹個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毛澤東身處金字塔的頂端，他通過控制官僚體系來控制全國。官僚體系體就在中國共產黨內。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是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下運行的。共產黨雖然強調對人民負責和對黨負責的壹致性，然而，在任命制的官僚體系下，每壹級官員的權力來源都是上級的任命，不是來自人民選舉。在通常情況下，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官員對任命他的上壹級官僚負責，很少對人民負責。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壹種對立的格局。
中國共產黨是壹個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嚴密組織。在“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約束下，所有的黨員必須信奉壹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有的黨員必須尊崇壹個領袖－－毛澤東。由於中國是共產黨是唯壹的執政黨，所以，不僅共產黨員這樣做，也要求全民這樣做。
毛澤東說：“工農商學兵，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深入到每壹個工廠、車間、農業生產隊和所有的機關、學校、居民委員會。在每壹個基層單位和各級政權機構，黨組織都淩駕於行政領導之上，實施絕對領導。而各級黨組織，第壹把手又淩駕於組織之上。書記當家，委員們對書記如眾星拱月。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高度集中於黨，而黨權又高度集中於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手中。
《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最高權力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國家領導人，實際上，高層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決定了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國民經濟計劃，而這個計劃是中國共產黨內事先反復討論過了的。《憲法》規定設立國防委員會，實際上這是壹個虛設機構，軍隊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掌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壹枚橡皮圖章而已。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來解決，即通過協商、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在通常情況下，不同看法靠毛澤東“壹錘定音”。對重大問題的爭論又不能達成共識時，就靠“路線鬥爭”來解決。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不同意見雙方互不讓步，最終是壹批人戰勝另壹批人。執行“錯誤路線”的壹批人下臺，堅持“正確路線”的壹批人上臺。這種路線鬥爭是很殘酷的，有時是“妳死我活”的，因為路線鬥爭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
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能夠牢牢地掌握政權，主要是靠軍隊，從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這支軍隊共殲滅蔣介石掌握的國民黨軍807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建立政權以後，又靠槍桿子保衛政權。軍隊不是國家的國防軍，而是黨的“黨衛軍”。“黨指揮槍”是軍隊的最高原則。黨指揮搶，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來保證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統帥全軍。軍事委員會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軍委主席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軍隊的主要幹部都由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還吸收了中國歷代的監軍制的經驗，並進行了完善，從而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監軍辦法。這壹整套監軍辦法使得每壹位軍官的軍事行為和思想狀況都在黨組織的掌控之中。
由於軍委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所以，說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軍委主席指揮槍，也就是毛澤東指揮槍，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拿著槍來指揮黨，再通過黨的官僚體系來控制全民。
壟斷思想，壟斷真理，全體壹致的喜笑怒罵
除了緊緊地抓住“槍桿子”以外，還緊緊地抓住“筆桿子”：對輿論高度壟斷。毛澤東時代只有兩張全國發行的權威大報，壹張是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另壹張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光明日報》。這兩張報紙除了風格略有差異以外，指導思想完全壹樣。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領導下都有壹張報紙，除了省委審定的地方新聞以外，其它內容和《人民日報》沒有不同。各家報紙的社長、總編輯全都是上級黨委任命的官員。發什麽稿，用什麽樣的“版面語言”，嚴格服從黨組織的意願。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也絕對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國外的真實情況，國內的負面信息，不讓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聽境外電臺的廣播，除了國家設立強大的幹擾電臺以外，還以“偷聽敵臺”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選題、指導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由黨的官員決定。對官方意見的註釋、論證，對官方錯誤的辯護，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任務。沒有學術研究，只有“理論宣傳”。壹些學術刊物，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宣傳工具。
全國各地圖書館，與中共中央意見不壹致的書刊都拿下了書架，有的封存，有的銷毀。文化藝術被當作革命事業這架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神化領袖、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是文藝工作者的頭等任務。
全國的壹切宣傳機器、壹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壹個方向影響每壹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壹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實現了“全民壹致地嬉笑怒罵”。壹場又壹場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鬥爭，使得所有的高知大儒、學者專家都自覺地或被迫地放棄了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沒有這樣做、並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陳寅恪等極少數人。
那時，全國只有壹個思想家，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壹”。他既是“國王”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壹的情況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誰的權力最大，誰就是真理的化身。沒有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甚至沒有人敢獨立思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老統治術，在這個制度中發展到了十分精緻、十分嚴密的程度。全國百姓的心靈都被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所控制，都變成了政治愚民。
國家壟斷壹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壹切經濟生活計劃經濟當時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之壹。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所謂計劃經濟，實質是統制經濟。在農村，實行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工商業都由國家經營管理，各類物資全由國家控制。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壹句詩：“壹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當時在中國廣為傳誦，不僅是因為符合中國的現狀，也顯示革命者的驕傲、自豪的氣慨。中國農民沒有刷牙的條件，很多家庭連牙刷也沒有。
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壹架大機器，是壹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架大機器裏，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財富是公有的，每個人也是公有的。私人領域完全被剝奪。
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經濟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老百姓的生活資料，都得仰仗官僚們分配。在這個制度下，“不服從者不得食”。
這個政權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購買生活資料的票證只能在戶口所在地領取。人們被鎖定在戶口所在地。絕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裏。在政府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人，住房和壹切都是單位按級別配給的，離開了單位就失去壹切。當局為每壹個幹部和工人設有自己看不到也不能看的檔案，記錄每壹個人的表現，秘密檔案決定每壹個人的命運。
政治專制起源於秦始皇，公有制、計劃經濟來源於馬克思。這就是毛澤東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中國的每壹個單位、每壹個家庭，每壹個中國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為、話語、都在國家權力牢牢的控制之中。
嚴密和嚴酷的統治是靠官僚集團施的。每壹個人都被鎖定在官僚權力方格中。官僚決定每壹個人的命運。主宰和被主宰，壓迫和被壓迫，剝奪和被剝奪，形成了尖銳的官民矛盾。這種矛盾在政權強大的壓力下隱藏著，壹旦釋放出來有，就成為沖擊官僚集團的強大力量。
特權社會，官民矛盾尖銳
官僚政治是壹種特權政治。
1950年4月出臺的《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壹級的工資是最低壹級的28．33 倍。1955年8月，統壹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最高和最低工資差距達36.4 倍。那麽，被共產黨視為不平等、從而作為革命對象的國民黨政權工資差別有多大？１９４６年國民黨政府最高工資是最低工資的１４．５倍。遠遠低於共產黨政權的工資差別。
官員住房按級別享有特權。中央和各省的高級幹部都住進了當地最高級的高墻大院。天津市壹級領導占有遵義道的外國人留下的高級別墅，局級的幹部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樓。上海市1956年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園精致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壹級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園精美住宅”等。制度還規定，幾級以上的幹部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對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火車軟臥和飛機，只有１３級以上的高級幹部才可以乘坐。醫療也是按級別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級幹部享受種種醫療和保健特權。
高級幹部的食品是特別供應的，簡稱“特供”。中央機關和各省級機關的領導人，都有壹套特供體系。從原料生產、采摘、檢測、加工、制作、化驗、包裝，到調運、配送、驗收等各環節，都由專職人員、專門車間、專用設備、專庫、專車進行。避暑勝地、海濱浴場都被開發為幹部休假的場所。壹到暑期，高級幹部帶著妻子兒女到療養勝地享受特權。北京和各省會都有供高級幹部享樂的場所。
在體制內，衣、食、住、行，都要講等級，食堂吃飯分大竈、中竈、小竈，用什麽辦公桌，坐什麽椅子，都要講等級。這些等級，將人的地位的差別，用物質享受的差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低等級的人不滿。
1958年１０月投入使用的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是中央高級幹部吃喝玩樂的場所。建築豪華，靜謐的後湖和北海相連。從各文工團選來漂亮的女演員為中央領導人作舞伴。從北京的十大飯店抽調了招待員和高級廚師、理發師、高級修腳師。公安部則派來了警衛部隊和保衛人員。在這裏想吃什麽就有什麽，即使在大饑荒年代，也是壹應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長的要求定做。不到壹年，養蜂夾道就容納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領導人決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頃地，再擴建三座大樓，供高級幹部們吃喝玩樂等。他們要求這個所謂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後”，這樣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擔不了，就通過薄壹波、呂正操、孫誌遠等，打著中央的旗號，到各地搞建築材料、設備。在建設過程中，他們壹看到不順心的地方，就拆了重蓋。單單是電梯門就反復改了二十次左右。這座樓壹直蓋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萬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樓內地下室修有射程５０米的打靶場，四周都有隔音設備。這裏的房間也分幾等，有部長級的房間，有中央領導人的房間。招待費由國家財政實報實銷。
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宮。除省、市首府以外，壹些中等城市也為此大興土木。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這些地方是招待高級幹部的特殊場所。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天津迎賓館等等。這些豪華賓館都是在大饑荒那幾年建造的，極盡奢華，警衛森嚴，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饑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風景名勝地晉祠，修建奢侈豪華的晉祠賓館。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華北局在這裏“學習毛主席著作”。官員們白天讀書，晚上到太原市看戲。京劇界名角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李世濟等都紛紛從北京前來獻藝。而更高壹級幹部，就在晉祠賓館五號樓看古裝戲。看完戲後，高官們通霄達旦地玩麻將。在賓館南樓壹天壹元錢夥食費，每頓都有雞、鴨、魚、肉。晉祠賓館每棟樓都自設廚房，為高級幹部單獨開夥。華北局書記李雪峰住壹號樓，每天五元錢夥食費，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時沒有空調，就在會議室四角放置冰塊降溫。賓館的遊泳池24小時開放，消毒、凈化、加熱三大系統日夜循環。當時作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幹部李輔參加了這次“讀書會”，看不慣高官們的特權，文革壹開始就貼大字報揭露，成為省委機關的造反派。
大饑荒年代，四川省餓死了上千萬人，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卻在重慶潘家坪每晚聽堂會（即把演員叫來，專門為他演唱），聽完了吃夜宵。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下鄉考察，由當時蘭州最高級的飯店――蘭州飯店派專車為他送飯。信陽地區餓死了１００多萬人，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 1960年7月的信陽地委擴大會議，地點選在著名的避暑勝地雞公山。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壹邊避暑，壹邊為自己開脫責任。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當時沒有上山的汽車，官員們是饑餓的農民用滑桿擡上山的。
應當說，就官員腐敗的程度而言，文革前不如改革開放以後。因為當時中國普遍貧困，官員腐敗的物質基礎不如後來。在官員中，有壹些人還堅守苦命年代艱苦樸素的作風。但是，從整體上看，和官僚特權階層相對立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底層百姓，還有被被打成政治賤民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底層勞動者、政治賤民與享受特權的官僚們的尖銳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官僚階層除了有權，還有“勢”。 “勢”是他們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權力可以直接實施壓迫，“勢”不僅可以獲得特殊利益，還可以對低層產生心理壓力。權和“勢”的雙重作用，使得官員和廣大民眾成為利益懸殊的兩個階層。
官民矛盾產生的原因，不僅僅是官僚特權和各級官員對民眾的壓迫，還有高度集中的嚴酷制度造成的階層隔膜。由於官員和普通百姓處在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信息又不平等共享，相互之間就會有誤解和猜疑。即使是善良的、想為民做事的人，壹旦身處官位，就會站在官員的立場思考，其中不少看法是與民眾對立的。本來，官僚集團中有相當多的好官，但底層百姓把身居高位的人都當成享受特權的官僚。千百年來，官員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既可載舟，也可覆舟”的水，對百姓時刻保持警惕，處處防備他們，限制他們。百姓中壹旦有反抗行為，就施行鎮壓。官員這種心態和作法，進壹步強化了官民之間的隔離和對立。
在以後的壹系列政治運動中打倒了所有的“階級敵人”之後，這個政權就喪失了制衡力量，官僚主義問題更加膨脹，更加無法解決。於是，毛澤東就想出了用群眾運動來改造官僚體制的辦法。
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潛伏著深刻的危機
在極權制度下，不僅有尖銳的官民矛盾，在官僚體系內部，很難和諧地解決權力繼承和權力分配的問題，最高統治者和官僚集團之間，這部分官僚和另壹部分官僚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對民眾鎮壓和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是這個制度得以維持的手段。這個制度內部有強大的張力，這個張力使每壹個人感到緊張、恐懼。這個制度忽視個體，把個體當作實現社會目標的工具，“不把人當人看”。所以每壹項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隨著殘酷的鬥爭。中國當時壹種通行的說法：“階級鬥爭，壹抓就靈”，這句話可以作另壹種解釋：如果沒有鎮壓，壹切都不靈。鎮壓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蘇聯式的制度沒有鎮壓就不能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鎮壓不斷：土改運動屠殺的地主不計其數。鎮壓反革命運動至少殺了71萬。其中有大量冤魂！中國和蘇聯不同的是，中國的鎮壓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群眾專政”在文革前的政治運動中就形成了。這就使得每次鎮壓都沒有法律依據，“無法無天”，因而更加殘酷，且嚴重擴大化。
1957年的整風運動，類似文革的預演，整風實際是號召群眾“火燒”官僚，反右實際是鎮壓1956年的“造反派”。我相信毛澤東開始是想揭露壹下官僚黑暗，沒有想到這把火如此之猛烈，危及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組織反擊。結果五六十萬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成為政治賤民，從此中國更是萬馬齊瘖。反右阻止了壹切對共產黨的批評，批評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官僚們更是肆無忌憚。“四清”運動又是壹次文革的預演，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主要是整農村的基層幹部，並沒有觸動上層官僚特權階層。每壹次整治官僚集團的政治運動都被官僚們作為打擊異己的機會，最終結果，不僅強化了官僚特權，也加劇了官民矛盾和官僚內部的矛盾。
由於最高領導者壹言九鼎、獨斷專行，這個制度是最容易犯決策錯誤的制度；由於不允許批評，出現了決策錯誤以後又很難糾正。壹個又壹個錯誤，不僅加劇了社會矛盾，也加劇了領導集團的意見分歧和內部矛盾。
最高權力的繼承歷來是專制制度的難題。皇權專制時用無可爭議的自然條件——長子繼承來解決危機，但爭奪皇位的殺戮不斷。共產黨壹黨專政也有繼承人危機。毛澤東晚年，他對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不滿，繼承人危機日益突出。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會見越南領導人胡誌明時說：“我們都是70以上的人了，總有壹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要壹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喊‘萬歲’的。”他這段話，實際上是否定了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二，確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17年的制度之中。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文化革命也不可能發動起來。對毛澤東的神化自延安開始。劉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了帶頭作用。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又用政權的力量進壹步神化毛澤東。社會科學界、文藝界、教育界，都無時無刻地、竭盡全力地，用各種方式、各種手段神化毛澤東。中央領導人林彪、劉少奇、周恩來等在神化毛澤東中起了帶頭作用。毛澤東被捧成了太陽，官僚們自己就成了明月。當好了毛澤東的奴才，是當百姓主子的必要條件。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會議上，把神化毛澤東、對毛澤東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是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壹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壹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壹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壹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壹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他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壹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壹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誌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麽不是個人崇拜？妳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妳又承認恩格斯，妳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風、方法哪壹方面，我們都比他差壹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壹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在這次成都會議上，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贊揚。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提倡‘個人崇拜’的。·····我在很長時間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妳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壹定要人家同意的。”
1962年1月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周恩來在毛澤東因大饑荒而威信降低的情況下，更加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林彪的倡議下，１９６１年首先在軍內出版了《毛主席語錄》，然後很快將這本小紅書推廣到全國、全世界。在這期間壹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制造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上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發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化毛澤東的言論。他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統帥壹切，推動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話，就是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掛帥，是我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 “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我黨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文革前夕，毛澤東已經擁有絕對權威，毛澤東的指示已經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毛澤東的話高於法律，高於政策，高於道德，高於壹切社會標準。毛澤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論是判別真理的唯壹標準。這種狀況已經深入了大多數人的心中，已經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在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臨死前留下的遺書，幾乎都要表示對毛的忠誠。
毛主席著作是中國人的聖經，黨號召人們必須天天讀。《毛主席語錄》自1963年底在軍隊內部風行以後，以後越印越多。1966年8月初，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發動二、三百家印刷廠同時印制。據統計，僅１９６７年這壹年，就出版《毛澤東選集》９１００多萬部，等於文革前１５年出版總數１１００多萬冊的８倍；《毛主席語錄》印了３．６９億冊，連同以往出版的共有６．２８億冊。《毛主席像》印了１２．１４億張，至１９６９年３月，毛主席像章已制作了２２億個，當時全國７億人口，平均每人３枚多。1969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提出的1969年的《計劃綱要（草稿）》中的第壹項任務就是，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內出版《毛澤東選集》1至4卷兩千萬部，《毛主席語錄》和《最高指示》3億冊。
毛澤東的每壹句話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壹發表，人們三更半夜地起來敲鑼打鼓地慶祝，“傳達不過夜，執行不走樣”。抄錯了毛指示中的壹個字，就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伴隨的。毛澤東是真理的化身，只要他壹個人思考，就能施惠於天下。他壹個人的腦袋代替了億萬人的腦袋。他壹個人成了神明，億萬人就成了政治愚民。在神化毛的同時，在全國掀起了對毛的忠誠運動。為了表現忠誠，還創造了壹系列的政治祈禱的形式：每次開會都要山呼“毛主席萬歲！”要求各單位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文革中還流行壹種以頂禮膜拜的動作串組成的“忠字舞”。
對最高執政者的神化是就極權制度的需要。極權制度將國家決策集中到最高執政者那裏，他為什麽不會犯決策錯誤？因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聖主。而現實是不會有這樣的人，只好把最高執政者神化。這樣做，就可以使被統治者對他臣服，他的旨意就能暢通無阻的被執行。
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並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壹個重要條件。在文化革命前夕，這個條件基本具備了。
毛澤東有了如此巨大的權威，就算他的想法絕對正確的，能夠使群眾運動按他的設想、他的意願發展嗎？他能控制運動中每壹個環節的發展方向嗎？他能判別各種事件的是非曲直、從而使各種政治力量心悅誠服嗎？這是天真的願望。而“思想”和“指示”可以有著不同的理解，沒有法律那樣的確定性；各人都可以“打著紅旗反紅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為我所用。何況他的指導思想並不正確。群眾運動壹開展起來，就有其自行發展的邏輯，任何權威都難以控制，勢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長期動亂。
三，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
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出現了大饑荒，餓死了3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濟寧，在四川省、貴州省的不少地方，壹些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
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樹皮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壹邊挖，壹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據可靠資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國有數千起。
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產生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
所謂“三面紅旗”即：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就是經濟上高速度發展，即傾全國之力實現政權確定的某壹經濟指標。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化的極端化，也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壹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面積，用什麽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小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壹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銷售。每壹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農民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們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壹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斃。
“大躍進”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大躍進期間，浮誇風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說畝產糧食幾千斤、幾萬斤。產量吹得這麽高，國家從農民那裏征購的糧食就多。農民的口糧、種子、牲畜的伺料都被國家拿走了，還不能完成國家的征購任務，就懷疑農民隱瞞了產量，私分了糧食，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反瞞產私分”運動，用種種刑罰摧殘被認為“瞞產私分”的基層幹部和農民。
在人民公社裏設有公共食堂，農民的口糧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讓生火，鍋碗被收繳。打飯要排長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裏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食堂的飯菜質量很差。公共食堂為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創造了條件。生產隊長是壹“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 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慘劇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壹個人的腸胃裏。
地方政府不讓饑民求救。信陽地區公安局就扣壓了求救信12000多封。不讓饑民逃荒。河南省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共收容企圖出外逃荒的農民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
大饑荒期間，有不少農民是被幹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壹縣就有254人。據不完全統計，光山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對不聽話的農民、因饑餓而偷吃的農民，實施的刑罰有數十種之多，殘忍致極。貴州省湄潭全縣在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群眾1324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關押死的200余人。
造成大饑荒的錯誤的政策能持續多年而得不到糾正，其原因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反對黨。對毛澤東的政策只能歌頌，不可批評。
1958年毛澤東、劉少奇在“三面紅旗”的問題上沒有分歧，而且劉說的活比毛更激進。但劉發現得早，轉彎比毛快，而且對“三面紅旗”有動搖。這使毛產生對劉的不滿情緒。
對餓死三千多萬人的責任，又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糾結。文革中北京市委內部的壹個群眾組織揭發了“暢觀樓事件”：1961年1月，彭真讓北京市委秘書長項子明組織、鄧拓指導，10多人在暢觀樓用了10多天時間，查閱了1958年以來下發的中央文件，“尋找中央和毛澤東的錯誤和缺點”，寫了近兩萬字的材料，名為《中央文件摘要》，以“絕密”件送給彭真等人。這份揭發材料還說，“暢觀樓事件不是壹個孤立的事件”，“楊尚昆、鄧小平的指使下，讓中央辦公廳查閱１９５８年以來的中央文件。”楊尚昆的壹條罪狀就是“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可能就是指這件事。這是在追查餓死幾千萬人的責任。壹部權威歷史書說：“暢觀樓報告事實在上幾乎可以肯定成了對毛本人工作的嚴厲批評。”康生得知此事後，專程到上海將此事密報毛澤東。對餓死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
從行業上看，文革的發動，是以文藝界為“突破口”；從內容上看，文革是在大饑荒問題上做文章。毛澤東挑明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是“罷了彭德懷的官”，就是堅持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就是掩蓋大饑荒的責任。在壹些地方，文革是以大饑荒為引爆點的。1966年夏天，鄭州大學就貼出了壹份光山縣壹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大字報描述了“信陽事件”中光山縣大規模餓死人的慘狀，稱吳芝圃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河南造反派頭頭黨言川的壹大罪狀就是支持揭露大饑荒。大饑荒中貴州省餓死了兩百萬人。1966年12月，貴州工學院學生張再興貼出大字報，揭露他的家鄉餓死人的情況。接著就組織調查團，對貴州餓死人的情況進行調查。 在四川，造反派也貼出大字報，揭露李井泉在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責任。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說：“1958年毛澤東經濟路線的徹底失敗是文革爆發的直接歷史原因。”這壹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紅旗”，而“三面紅旗”包含著毛澤東心愛的烏托邦，1958年，烏托邦的試驗失敗了，他還要尋找再壹次試驗的機會，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四，反右傾運動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7月14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上書批評“三面紅旗”，7月23日，毛澤東嚴厲批評彭德懷，國防部長彭德懷、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隨之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各地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懷。
四川。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壹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在會議中共揭發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嚴重右傾動搖的、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共61人。會上選擇了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重點批判。在農村開展了殘酷的反右傾鬥爭。郫縣紅光公社紅光管區的反右傾運動，對被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人施加的刑罰有：罰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邊邊、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別隊等十多種浙江。揪出了“沙、楊、彭”反黨集團。沙即沙文漢，楊即楊思壹，彭即彭瑞林，都是省裏的負責幹部。基層也相應地開展了大批判。1959年11月3日至10日，溫州永強公社，在群眾大會上批判了63人。被批的人戴高帽遊街、罰跪、被吊打。遂昌縣西屏公社水南大隊，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開了11次鬥爭會，被鬥爭的20人，鬥爭會上，將鬥爭對象排列跪在兩條長凳上，舉起雙手，從開始壹直跪到結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用槍托打手臂，從凳上跌下來民兵就用槍托打屁股。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壹些問題，批評了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在反右傾運動中，說真話的人，都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級幹部151人。
青海。揪出了“以張國聲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其中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撤銷了他們的職務，對他們進行批判鬥爭。程光遠在文革初帶頭造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在廬山會議上已被打倒，又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指責“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壹樣的，並和周小舟壹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陜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壹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嶽邦珣等人。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壹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其中有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
山東。批判山東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趙健民、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各省基層都開展了殘酷的鬥爭。
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壹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1957年反右派鬥爭，近６０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壹言堂”了，全國只有壹個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麽，都是“最高指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這樣，不僅毛犯錯誤的機會增加，黨內矛盾也在暗中積累。
五，七千人大會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1961年他回家鄉調查以後，看法有了轉變。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壹樣的調子。
為了解決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問題，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由於黨內認識不壹致，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經濟形勢仍很嚴峻。
196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幹部會議，以便統壹思想。1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壹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壹）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壹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系。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壹、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壹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壹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壹天。毛9日壹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交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四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962年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壹”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麽說的。但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麽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奇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壹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裏，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妳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麽多。現在黨內有壹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壹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彭真這段話留下了後患。文化大革命就從打倒“彭、陸、羅、楊”開始，這是後話。針對彭真等人的意見，周恩來站出來維護毛澤東，他說：
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壹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壹心壹德，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說：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壹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報告經過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澤東看過後，表示“贊成這個方向”。1月25日，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26日下午，毛澤東決定，這個報告作為書面文件發給大家，27日下午開會，由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熬了壹個通宵寫了提綱，提綱在大會前經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下午2時開會，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報告。報告長達3個小時，其中有些內容是毛澤東很不愛聽的。
第壹，大躍進以來農業減產的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壹點，不僅沒有躍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壹個大的馬鞍形。
第二，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災，七分人禍”。
第三，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全國有壹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第四，對這幾年的錯誤，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當負起責任。
第五，“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
“成績和錯誤的比例不是‘九個指頭和壹個指頭’的關系”、“三份天災，七分人禍”、“‘三面紅旗’還需要經過實踐考驗”都是和毛澤東的看法相對立的。“馬鞍形”是毛澤東指1956年因“反冒進”出現了經濟壹度下降，毛批評“反冒進”才出現了大躍進。劉少奇卻說大躍進（即毛澤東說的“反反冒進”）造成了“馬鞍形”。
會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對整理者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壹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壹次。總結壹次，修改壹次，壹直搞它十年。”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口頭講話顯然是不滿意的。劉少奇同整理講稿者的談話，總會傳到毛的耳朵裏。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爾巴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壹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中國就有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當時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經看出壹些問題。”
七千人大會原計劃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們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有壹肚子氣。毛澤東說“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壹稀，大家滿意”，會議接著開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他十分堅決地、充分地、並且以空前的高調肯定了“三面紅旗”，還說大饑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說“我們工作上也有壹些錯誤，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他不僅把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中的責任洗刷得壹幹二凈，還對毛澤東極力神化。他說：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就會走得少，今天的困難就會小得多。
我個人幾十年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比較人家實際壹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幾十年歷史，就是這麽壹個歷史。
林彪講話時正是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聽了這些話，壹定會有壹種“患難逢知己”的感覺。他當時就說：“林彪同誌講了壹篇很好的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給妳壹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3月20日，毛澤東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講話稿以後，立即批給田家英和羅瑞卿：“此件通看了壹遍，是壹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據說林彪這個講話是軍人鼓動的結果。吳法憲說：“軍隊及地方的壹些人， 壹直在林彪那裏‘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這些人當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講，最後包括軍委的壹些領導也慫恿林彪出來講話。”林彪是代表軍隊的，國家是軍人打下來的，劉少奇的白區勢力上升這麽快，他們不滿意。他們推林彪出來講話，實際是他們對劉少奇勢力上升有意見。這種情緒在1954年的高崗事件上中就表現出來了，但那次事件劉少奇是勝利者。軍人怎能忍下這口氣？壹有機會就要發泄。
據江青在文革中講話透露，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心裏憋著壹肚子氣哩”，只有對林彪在會上的發言“內心是感激的”。
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講話。講話沒有正面講大饑荒問題，卻大講民主集中制。他說：“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似乎這幾年出了問題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的結果。在這次講話中雖然也講民主，但落腳點還是集中：“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只有集中，沒有民主。
從林彪和周恩來在這次會上的發言可知，毛澤東講集中，還是要集中到他那裏。正如林彪說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見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現在要加強集中統壹，聽‘梢公’的話”。毛澤東這篇講話雖然沒有對劉少奇正面回擊，但還是用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的正確性、必要性作了論證。這表明他對劉少奇說的“‘三面紅旗’還要經過實踐考驗”的話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會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起了促進作用，會上也對中央工作提出了壹些批評，但始終守住兩道防線：壹是對“三面紅旗”完全肯定；二是對廬山會議的案不能翻。這兩條都與大饑荒有關。
七千人大會決議向各省傳達以後，基層幹部不滿意，在學習討論這些文件時，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意見。甘肅省在討論中，省委黨校的幹部說：“硬說成績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飾太平。”“過去覺得甘肅問題嚴重，現在才知道問題有普遍性。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問題，其損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衛生廳的壹個同誌說：“幾年來不僅沒有成績，反而把事情搞壞了，不僅物質上搞壞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壞了。”省財貿辦公室的同誌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不僅區域廣，而且時間長，因此，不能說中央的指導思想沒有問題。”有人在發言中直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中央有幾次會議和壹些文件不妥當，對下面影響很大。如，北戴河會議說共產主義看來為時已經不長就會實現了。還提出苦戰三年鋼產量達到五千萬噸。”省糧食廳解仙清同誌說：“毛主席說過糧食多得吃不了。這沒有調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壹樣，晚年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輕工辦公室主任杜西林說：“我聽到老百姓罵毛主席，說主席聽奸臣的話，不聽忠臣的話，還說：毛主席鉆到哪個洞裏去了，下面發生這麽多問題，他知道不知道？”黨群系統的幹部說：“甘肅餓死人，毛主席不會不知道。全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像甘肅這樣的簡報應當各省都有。毛澤東看了這些簡報會有什麽想法？他感到有壹股力量，有壹股使他畏懼的力量，如果不強力反擊，他的地位就很危險。
七千人大會顯現出中共高層的嚴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即：是全面肯定，還是持懷疑態度。具體分歧有以下幾點：第壹，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是天災還是人禍？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主要是人禍。毛澤東有時也說過人禍，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區，即“三分之壹”地區。第二，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對1958年以來形勢的估計。劉少奇對大饑荒的嚴重程度的估計遠重於毛。第三，對大饑荒責任的看法，劉少奇、彭真等，比較看重毛澤東的責任；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為毛澤東開脫和洗刷。
危難之中見真情。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誰支持他，誰反對他，他是會深深地記在心裏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再壹次看清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對四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打倒誰”心裏初步有了底。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在八大以後分第壹線和第二線，第壹線主持日常工作，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毛在第二線掌握大局。第壹線中的朱德年事已高，不管多少事。陳雲後來退出，第壹線只有劉、周、鄧三人。就大饑荒問題，第壹線和第二線出現了矛盾，七千人大會以後，矛盾加深了。中共主流史學家說七千人大會統壹了全黨的思想。實際上，這次會上，明顯地加深了中共高層的裂痕。2月7日散會，2月8日毛澤東就乘專列去武漢了。從這時起，劉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後直至“文革”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壹線的領導工作，但他在壹旁對劉少奇進行考察。
六，八屆十中全會
?七千人大會以後就是“西樓會議”。“西樓會議”是1962年2月2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址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比七千人大會更嚴峻。劉少奇說，七千人大會上“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壹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麽？說漆黑壹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1949年後的3年情況不壹樣，是個不正常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劉少奇說自己現在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3月16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壹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劉少奇在講話中認為“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壹種困難的形勢。”“基礎不鞏固，在困難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現在的主要還是對困難估計不足。”對1958年以來困難估計嚴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紅旗”的重要根據。毛澤東對此憂心忡忡。“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征詢過壹些領導幹部的意見，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這些省委書記拿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比，當然要好壹些。毛澤東覺得省委書記是支持他的。
對形勢的估計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采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擺脫大躍進的思想束縛和十年經濟發展規劃原定的框框，爭取三到五年把國民經濟由大躍進的狀態調整到協調、持續、穩定的狀態。在“五月會議”上及其前後，鄧子恢曾在多種場合發表過支持包產到戶的講話。為了緩解饑餓，1961年，各地大面積推行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壹帶地、縣超過70％。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壹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包產到戶畢竟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使毛澤東憂慮的還有“翻案風”，其中主要是彭德懷翻案。“七千人大會”決定給這幾年被錯誤批判的黨員幹部甄別平反。但有壹個界限，對廬山會議上打成反黨集團的人不能平反。但彭德懷奮起為自己申辯。
1962年7月6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田家英向毛陳述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的意見。田家英說完後，毛問他：“妳主張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這是妳個人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下午，陳雲立即拜見毛澤東，向毛闡述了分田到戶的意見。毛澤東聽後沒有表態，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很生氣。
7月8日，毛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到菊香書屋開會，毛明確表示不贊成包產到戶、分田單幹。
7月10日，毛通知劉少奇見面。毛正在遊泳。劉少奇趕到遊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裏發出質問：“妳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
劉少奇壹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裏坐下，等毛澤東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妳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妳，鄧子恢吵了那麽久，西樓說得壹片黑暗，妳急什麽？”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泄而出。劉也壹吐為快：“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
大躍進失敗以後，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認為，內憂已經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了壹封信。這封信有五點內容：1）對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緩的方針，他不同意說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有和平共處的世界和平；2）要盡可能避免中蘇關系公開破裂。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主動做好鞏固和加強中蘇友好同盟的工作；3）對美帝也應采取較為緩和的態度。要避免朝鮮式戰爭，不能因為別國提出要求，再派軍隊去那裏參戰；4）中國和印度的關系要打開目前的僵局，通過談判解決中印爭端；5）支援各國人民革命必須“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裝鬥爭不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壹道路，不能公開號召別國人民起來革命，不幹涉別國內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了以茅盾為團長的代表團。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大會快結束時，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團的表現和講話不滿意。毛澤東接到反映這個情況的電報後批評說：這樣做“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康生乘機到處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並鼓動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壹到毛澤東那裏告王稼祥的狀。毛聽了劉寧壹的匯報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這就是“三和壹少”。
與此同時，有人把國內的壹些調整措施歸納為“三自壹包”（自由種植，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三自壹包” “三和壹少”統稱為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
“七千人大會”及這以後發生的種種事情，使毛澤東十分不快。他感到劉少奇主持下的中央，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都正在偏離他的路線。使毛澤東引以警惕的是，劉少奇講話中還流露出的壹股“秋後算賬”的意味。1962年3月17日，劉同羅瑞卿、王任重、謝富治等談公安工作，要求認真檢查、徹底揭露幾年來打死人，傷害群眾的情況。劉說：“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妳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壹代也要揭”。劉的這番話會使毛聯想到赫魯夫對斯大林的清算。七千人大會以後，黨內對毛澤東的離心力和社會上歷來存在的潛流有合流之勢。毛澤東感覺到，他身邊有壹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在聚集，壹股與他敵對的力量在聚集。壹貫奉行“鬥爭哲學”的毛澤東，隨時準備開展新的鬥爭。
他選擇了八屆十中全會這個機會。
八屆十中全會是在北京召開的。正式會議只開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預備會開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預備會之前還開了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的調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原定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問題。8月6日，毛澤東沒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會議主題就轉為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有的同誌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8月5日）“現在有壹部分同誌把形勢看成壹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壹些同誌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兩年了。”“說壓力，那妳先壓我嘛！妳壓了我幾年了嘛！妳們講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化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8月9日）“現在不贊成總路線、三面紅旗的人，把形勢說得壹片黑暗。”（8月11日）“有那麽壹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麽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麽辦？”（8月15日）“講困難、講黑暗已經兩年多了，講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引出了壹些人的追隨。劉少奇也不得不對“五月會議”進行解釋和自我批評。
這次會上對“單幹風”的批判是很嚴厲的。8月5日毛澤東說：“壹搞包產到戶，壹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8月6日，毛澤東講話強調：“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8月9日，毛澤東插話說：“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壹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汙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誌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壹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誌，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8月12日，毛澤東在壹個文件批示上嚴厲批評了鄧子恢：“動搖了，對形勢看法幾乎是壹片黑暗，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他沒有聯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還是站在壹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壹些高級領導人也揭發批判了鄧子恢。隨後，撤銷了鄧子恢擔任部長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給了他壹個“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虛職。
批判“翻案風”的重點是彭德懷。
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 “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壹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誌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彭德懷沒有能夠參加七千人大會，他得悉劉少奇的講話後大哭壹場。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壹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詳述了自己的歷史，請求中共中央全面審查，並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麽“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的問題。8月22日，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前兩天，彭德懷再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重申不存在反黨小集團篡黨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彭德懷兩次上書，被認為是向黨新的進攻。8月5日，毛澤東說：“59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傾不能壹風吹。”9月1日，毛又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9月3日，在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上，毛澤東召開小範圍會議，布置把彭德懷的兩封信拿到各小組會上討論，壹直到全會結束，小組發言，大會發言，都有批判彭德懷的內容。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譚政、鄧華、甘泗泣、洪學智也都受到批判，他們都被迫作了檢討。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專案組，審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三人，這個專案組以賀龍為主任。
在批判彭德懷翻案風的過程中，同時圍繞小說《劉誌丹》批判了習仲勛等人。劉誌丹是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壹。有了這塊根據地，紅軍長征才有了落腳點。創建這塊根據地並能活到中共執政的有高崗、習仲勛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新秩序”，毛澤東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拋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高崗站在毛澤東這壹邊，積極搞農業集體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準備作為接班人取代劉少奇。毛私下同高崗談了不少對劉少奇不滿的話。因此高崗反對劉少奇，並把毛和他談的壹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當時力量對比下，高崗沒有鬥過劉少奇，也使毛被動。1954年，毛就把高崗拋了出來作為替罪羊，而且把和高崗和饒漱石捆在壹起稱為“高饒反黨集團”。高崗憤而自殺身死。《劉誌丹》的作者是劉誌丹弟弟劉景範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說第五稿印成樣書送審。時任雲南省委第壹書記、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幹部閻紅彥看到樣書後不同意發表，壹面打電話讓《工人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停止連載，壹面告訴康生。康生看後說這部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處理。9月8日，在西南組會上，閻紅彥首先提出《劉誌丹》問題，他說：在當前形勢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勛同誌主持寫的，“是利用劉誌丹來宣傳高崗”。康生接著提出：“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批判“翻案風”又多了壹個靶子。在批判“翻案風”時，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幾位陜北根據地的幹部打成了“反黨集團”。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壹個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壹大發明。”毛澤東念了這個條子，並且說：“凡要推翻壹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以康生為主任。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即在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中，才能說明階級的存在。到1957年，中國土地改革已經完成，農村地主、富農的土地已經被剝奪，工商業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再根據什麽來劃分階級呢？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消滅階級有兩種，壹種是作為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壹種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不容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是去年整風才發現的。”“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這是壹種危險的、有害的提法。但是，中央黨校哲學教授艾思奇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北戴河會議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講階級鬥爭。他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壹系列的講話，最後通過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表述如下：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死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壹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壹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壹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的了的壹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復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種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毛澤東還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壹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大饑荒無疑使毛澤東的權威受到影響，也使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面臨危機。七千人大會上毛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經過兩年的醞釀，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祭起階級鬥爭這個法寶，扭轉了政治形勢。
毛的關於階級鬥爭壹系列的講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芻型，即無產階級文化在革命理論的芻型。
壹旦吹響了階級鬥爭的號角，各級黨組織都把抓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他們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尋覓“階級鬥爭的新動力向”。下級將這些“新動向”向上級匯報，上級又將這些“新動向”向下級通報。各種報刊和各級會議，都大造階級鬥爭的輿論。階級鬥爭的氣氛越來越濃。於是，壹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開始了，這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稱“四清運動”。
七，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大饑荒剛結束時的“整風整社”運動是“四清”運動的前奏。各省的“整風整社”是以“六級幹部會”的形式開展的。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壹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60年5月21日，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的經驗是：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20%，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壹”。毛澤東在1960年就有這種“三分之壹”的判斷。1960年11月15日，他在壹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壹段時間大講三分之壹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大饑荒的原因，卻認為大饑荒的責任是“國民黨殘余”奪取了部分權力。他要通過階級鬥爭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余”的手中奪過來。
“整風整社”中揭發出來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壹批流氓地痞，他們借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從根本上還是制度原因。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余分子。為什麽殘余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饑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整風整社”的典型。這裏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壹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1960年12月20日進村。工作隊壹進村，就像土改時壹樣，采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壹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運動中揭露出了幹部腐敗和專橫的大量事例。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另壹個“整風整社”的典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80年代劃歸佳木斯市，90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大饑荒那幾年，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自殺身亡。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幹部大吃大喝。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進入公社後，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家庭出身，查個人歷史，查社會關系，查行動表現。工作組認為，“這是壹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接著，像當年鬥爭地主壹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
整風整社對農村幹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河北省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風整社運動中，共揭發出各種犯錯誤幹部174757人，占幹部總數的13.9％，預計處理37412名，占幹部總數的2.98％。 在運動中，在“把壹些‘五風’嚴重的社隊看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或死官僚主義分子奪了權，把犯‘五風’錯誤的幹部，當成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進行了批判鬥爭，並把這些幹部集中到縣社進行’訓練’，實際是批判。據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統計，全省共‘集訓’了6763名”。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風整社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壹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壹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壹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了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問題。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1963年5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1963年9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壹些具體政策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1965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壹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壹個比壹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後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壹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壹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8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壹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總想在村裏查出壹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壹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整了很老實的黨支部書記李自旺。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忽視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壹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隊長為肖風，曾是新華社記者，此時是河北省委副秘書長）。他們進村時，不是采用毛澤東壹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壹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壹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壹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壹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壹些人的稱贊。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後，1964年6月到8月，劉少奇帶她到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雲南等省作“桃園經驗”的報告，親自為王光美站臺。此外，還有不少地方聽了她的報告錄音。8月1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關的負責幹部作了壹個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歷史學家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臺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壹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臺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臺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壹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壹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臺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壹笑。”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壹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奇同誌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8月1日作報告後，江青到毛主席那裏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妳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
9月1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普遍意義”。
10月12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誌給劉少奇同誌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11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很多冤假錯案。
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作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在這裏作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壹書記周林。1964年10月改組了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去昆明開會的貴州領導們帶回兩個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10月開始的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壹鍋端”，壹律奪權”。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關進監牢。
四清工作是劉少奇掛帥的。在他掛帥的這場運動中，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復查證明，其中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我的壹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1964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35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幹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壹次都向毛澤東匯報壹次，毛不止壹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匯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後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
王光美在她的書裏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沒有說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誌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誌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誌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壹次，現在中央擬了壹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擡出“陳伯達同誌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壹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誌討論壹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誌意見的。”
1963年春夏之後，全國必的大饑荒已經結束，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壹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
廣大農民，對大饑荒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們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占、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饑荒”的種種苦難,說幹部如何打他們，說家裏人是怎麽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壹個社員喊壹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臺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之不了。農村幹部恐慌、絕望，有人自殺。據青海省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
毛和劉都主張搞階級鬥爭。不過，劉的階級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基層，毛的階級鬥爭矛頭主要指向當權者。因為當權者能左右中國的政治方向。
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會堂河北廳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四清運動的性質和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爭論。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壹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臺老板，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妳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壹起，很復雜，還是壹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麽‘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麽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麽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壹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
《毛澤東年譜》記錄了１２月２０日下午的這場爭論。劉少奇說：“陶鑄同誌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是這樣提，還是說原來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問題的壞幹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毛澤東回答：“地富反壞是後臺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壹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也不好混，窮得要死。地主、富農已經搞臭過壹次了，至於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們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們的。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整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毛引杜甫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說：“就是要搞那個兒大的。”李葆華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劉少奇說：“人民內部矛盾和亂我矛盾交叉在壹起。”毛說：“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性質就行了。”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12月26日，是他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118廳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壹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壹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壹臉嚴肅。毛澤東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話呀！有些人壹摸到壹點東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壹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麽樣呢？我沒的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在晚餐上，毛澤東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壹些認識和提法，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人搞獨立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顯然，毛說“翹尾巴”是指王光美；說他“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是指劉少奇。
12月27日下午，毛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陳伯達的發言中插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壹個是社會主義派，壹個是資本主義派。”董必武談到文件規定縣級以上的幹部定期調換好，過去封建王朝三年壹換時，毛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妳們去猜，我不講了。”
12月28日下午，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後，毛澤東到會作了長篇講話。他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前，他要來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眾讀了憲法和黨章中有關條文，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末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人家講幾句話？”會前，鄧小平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壹般匯報會，就對毛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認為，鄧小平不讓他開會，劉少奇不讓他講話，剝奪了黨章、憲法給他的權利。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麽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那次中央會議上，有壹天毛主席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麽，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壹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壹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壹把手講話被第二把手打斷了，不給壹把手繼續講完的時間，即使壹般單位也是不正常的。
１２月２８日，中央工作會議閉會了，與會的省委書記都陸續返回了。據陶鑄夫人曾誌回憶，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會後江青請曾誌在人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妳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然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些話的嘛！”毛又問陶鑄：“妳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陶鑄說：“有的走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省委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中央工作會議又在１９６５年元旦以後繼續開。
毛澤東說劉少奇在他頭上拉屎，不僅是這壹次。1961年３月，毛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初稿，他讓人打電話叫劉少奇到廣州。北京回答：少奇同誌正在主持西北、東北、華北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工作會議，能不能晚兩天來？毛聽了大發脾氣，寫了壹個條子給陶鑄，讓陶鑄到北京把劉少奇叫來。省委辦公廳主任吳南生趕緊為陶鑄準備專機，但是，這邊專機剛準備好，北京的專機來了，劉少奇不請自來了。吳南生好生奇怪。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後，吳南生調出毛給陶鑄的那個條子，只見上面寫著：“是哪個皇帝騎在我頭上拉屎，現任命陶鑄為特命全權大使到北京接駕。”可能是陶鑄看到條子給鄧小平打了電話，說主席生氣了，少奇同誌趕快來吧。劉少奇就立即來到了廣州。這張條子當時在中南局檔案館，後移存中央檔案館。
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妳有什麽了不起，我動壹個小指頭就可以把妳打倒！’”
毛澤東在1970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1965年1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壹個外國黨負責人談話中說：“我們黨內有黨，這點妳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壹團和氣，實際上是鬥得很厲害。”“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麽搞法。”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外賓的壹次談話說： 過去我們“搞了壹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到壹種形式，壹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什麽形式呢？就是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
1965年１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以後，毛澤東對怎樣具體推進四清運動很少再談。他認為四清運動不足以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1965年５月，毛澤東重新登上井崗山，寫下了壹首《念奴嬌．井崗山》詞：“猶憶當時烽火起，九死壹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壹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張平化要向他匯報湖南社教運動的情況。毛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他心中正在醞釀著壹場氣勢磅礴的“風雷”，以便“壹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
1966年5月16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四清”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四清”被納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大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
四清運動表現了毛、劉的政見分歧，激化了毛、劉之間的矛盾。而北京大學四清的反反復復，最終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壹個誘發點。這以後再談。
八，中蘇論戰：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
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的同時，開展了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修正主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愛德華·伯恩施坦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之壹。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施坦根據馬、恩以後的新情況，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伯恩施坦著有《社會民主黨內的修正主義》壹書，他認為修正主義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者它的解釋進行批評”的思想觀點。這說明當時“修正主義”並沒有貶義。此後，持這種思想的“第二國際”批評俄國的十月革命，批評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國際”就受到列寧的批判，從列寧開始，“修正主義”就成了貶義詞。
中共批判修正主義應當發端於1956年。
1956年，中國面臨壹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以後，還要不要搞階級鬥爭？對這個問題斯大林有現成的答案。
1936年，蘇共對形勢的估計是：“資本主義成分已經完全消滅，社會主義體系已在國民經濟壹切部門獲得了勝利。·····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永遠鏟除。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國民經濟呼部門確立起來。”因此，斯大林宣布，剝削階級已經消滅，“蘇維埃社會是由工人和農民兩個友好的階級組成”。
1956年的中國和1936年的蘇聯情況壹樣：社會主義公有制取得了全面勝利。從階級這個概念的本來含義來說，階級已經消滅了。能不能用斯大林的答案解決中國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壹點上有創造性地發展。雖然公有制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毛不承認消滅階級，還認為有階級鬥爭。經濟上的階級消滅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還沒有消滅。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是對政治上、思想上的階級敵人的鬥爭。毛的這些想法逐漸形成了壹套理論。這套理論1964年基本成型，這就是艾思奇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階段”（也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裏程碑），這套理論後來發展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產生於批判修正主義、是用來反對修正主義的。文革中把劉少奇說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正是批判修正主義應有之義。
1956年２月，蘇共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議閉幕的前壹天，僅向蘇共代表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3月中旬，毛澤東認為，這個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壹是揭了蓋子，壹是捅了漏子。壹方面，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壹切都正確，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蘇聯的壹切了，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另壹方面，秘密報告無論從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主要是不恰當地全盤否定斯大林。”也有研究者認為，對赫魯曉夫的這個報告，毛澤東壹則以喜，壹則以憂。喜的是推倒了壓在他頭上的斯大林，提高了他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憂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會危及他毛澤東，因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對斯大林的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對斯大林的後期錯誤進行了分析。蘇共20大以後，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認為，這些危及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是因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的。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再認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強調“對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批評，但必須在肯定和維護他正確方面的前題下進行。”1957年２月毛澤東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撰寫、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壹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壹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
對蘇共和赫魯曉夫的激烈批評，不可能不引起回應。1960年6月24日，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談。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了會談。會談前夕，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蘇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直接批評中共。在會議中，赫魯曉夫又帶頭批評中國黨的方針政策。從此，中共中央的反修鬥爭態度更加堅決。1961年１０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２２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蘇共綱領”。這個綱領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等壹系列理論和政策。赫魯曉夫在主題報告中還公開批評不贊成蘇共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影射中共。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前回國以示抗議。周率代表團專門到斯大林墓獻了花圈。中共中央認為，1961年蘇共中央提出的蘇共綱領草案和通過這個草案的蘇共22大，是“現代修正主義“觀點系統化標誌。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被修正主義者改變了顏色。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是相通的概念。毛澤東曾說彭德懷是修正主義者，以後又把這頂帽子扣在劉少奇頭上。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毛澤東把“反修防修”作為壹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
為了打好“反修”這壹仗，中共中央組織了壹個“中央反修領導小組”，由總書記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有康生、吳冷西、姚臻、熊復、王力、範若愚、吳江、崔琦。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寫反修文章。從1963年9月６日發表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同來和發展》開始，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發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為止，共發表了9篇長文，合稱“九評”。每壹篇文章先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顯著位置上發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以激揚高昂的戰鬥音調壹遍又壹遍地向全國廣播。
對《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壹文，毛澤東親自改寫了壹大段話，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毛修改的這壹段論述，不僅批評蘇聯，也表現出他對中國的現實的憂慮。
?“九評”沖淡了大饑荒在中國人心中的記憶，也迎合了中國人虛妄的民族主義情緒。當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聽到廣播電臺對“蘇修”慷慨激昂地斥責時，油然生起壹種快感。
現在回過頭來看，“九評”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正是毛及其同事們堅持的斯大林主義，把中國推進了死胡同，導致了“文革”這場大災難。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毛澤東逐漸產生了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野心。他壹方面停止了原來承諾的新民主主義，加快了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壹方面經濟建設上搞“大躍進”，企圖趕超蘇聯。大躍進失敗後，他還不甘心。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4年２月４日《人民日報》的《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指出：“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路以後，他們當然也就喪失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這種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轉移的。”毛澤東審閱過的、發表於1967年11月６日《人民日報》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確指出：“……２０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隨後，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轉到了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要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的革命中心，要當國際共運的領袖，就必須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使中國成為“純潔”的社會主義樣板。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
九，舉國進行革命大批判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會說：“凡是要推翻壹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先要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 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壹次會議上作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任務。
1964年７月，中央成立了壹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在文化學術領域搞批判的事。組長為彭真，副組長為陸定壹，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做具體工作的還有胡繩、姚臻、範若愚等。開始批判周谷城、陽翰笙，後來批判到楊獻珍。再後來批判翦伯贊和吳晗。
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級黨委、各個部門，更加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各行各業都開展革命大批判。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報紙、廣播、會議、課堂，都充滿著大批判的火藥味。
在哲學界，批判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今稱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壹”的觀點。1963年11月，楊獻珍在印發給黨校學員的壹個教學資料中寫道：“對立統壹，壹分為二、合二而壹，是壹個意思。”1964年４月，楊獻珍在給黨校新疆班學員講課中也提到“合二而壹”，認為可以用“壹分為二”來表達統壹物的兩部分，也可以用“合二而壹”來表達“統壹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中央黨校兩位教員據楊獻珍的思想寫了題為《“壹分為二”與“合二而壹”》的文章，在５月２９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發表後在學術界引起爭議。此事傳到毛澤東那裏，毛當即表示：“合二而壹”是矛盾調和論。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壹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壹”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吧！得知毛澤東的態度以後，康生讓《光明日報》先發表幾篇贊成“合二而壹”或雖然不贊成但參與學術討論的文章，接著組織文章批判、反擊。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康生修改的署名文章《就“合二而壹”問題同楊獻珍同誌商榷》，直接點名批判楊獻珍。在這以後，《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以及各家報刊相繼發表了大量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壹”的文章。據統計，到1964年底，在半年多時間內，各地主要報刊發表批判文章達500多篇。1965年３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委會給中央上報了《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的壹夥，是小赫魯曉夫。”說楊獻珍“有計劃、有組織地向黨發起了進攻。”不久，中共中央撤銷了楊獻珍副校長的職務。這壹事件，使楊獻珍在文革中被送監獄達八年之久，兩人（孫定國、黎明）被迫自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受批判者150多人，社會上受牽連的人無法統計。
在經濟學界，開展了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批判。孫冶方通過總結大躍進失敗的教訓，分析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政策中的問題。強調企業要搞好經濟核算，要重視利潤。提出了企業要以經濟效果為中心等壹系列看法。他的這些看法都被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
在歷史學界，開展了對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翦伯贊的批判。重點批判他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歷史主義”是指研究歷史的方法，翦伯贊反對片面強調“以論帶史”的提法，主張歷史研究要在大量史料基礎上得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結論。批判者認為“歷史主義”是資產階級的；認為“讓步政策”“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關於中國農民戰爭歷史作用的理論。” 什麽是讓步政策呢？早在1951年2月，翦伯贊在《學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指出：“在每壹次大暴動之後，新的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當時，還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為文革中揪叛徒作了輿論準備。
文藝界的革命大批判自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後沒有停止過，時起時伏。新壹輪文藝大批判起源於毛澤東的兩個批示。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12月9日編印）上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壹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將來某壹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在這兩個批示的前後，文化部和幾個重要文化團體的領導人成了批判對象，如齊燕銘、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等。與此同時，壹大批文藝作品也受到批判。受批判的電影有《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逆風千裏》等。受批判的戲劇有《李慧娘》、《謝瑤環》，受批判的小說有《三家巷》、《苦鬥》等。壹些文藝觀點也受到批判，如“寫中間人物論”、“有鬼無害論”等。
真是烽火連天、硝煙彌漫。
1964年11月，毛在聽取壹個匯報時說：“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裏，究竟多少在我們手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壹半？還是大部分不在我們手裏？我看至少壹半不在我們手裏。整個文化部都垮了。”毛澤東的這個看法，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從文化領域作為突破口的原因吧？
在對文藝界的大批判中，毛澤東夫人江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來很少露面的江青，1964年６月２３日在周恩來召集的全國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她要求文藝工作者“要好好辨方向”，她說：“如今的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壹套，是資產階級的壹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6月26日，毛澤東對江青這個講話作出批示：“講得好。”江青說她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哨兵”。這話不假。她壹直為毛澤東監視著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壹發現有違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新情況，就向毛報告。1951年對《武訓傳》批判，她是最先發現“問題”的“哨兵”；文革前對文藝作品的批判，她也起了“哨兵”作用。為了掃除舞臺上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江青親自出面，組織並參與創作現代京劇。《紅燈記》、《蘆蕩火種》（後改為《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最後形成了“八個樣板戲”。江青也被人稱為文化“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毛澤東最忠誠、最堅決的支持者。
十，簡短的結論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制度。國家壟斷壹切社會資源，嚴密控制每壹個人的生活。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信息。高度壟斷的政權是靠官僚集團來維持的。龐大的官僚集團，壓制著廣大群眾，享受著不同等級的特權，官民對立相當嚴重。為了防止官僚蛻化變質和緩解官民矛盾，毛澤東壹次又壹次發動群眾揭露官僚集團的黑暗面。然而，產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揭露黑暗勢必沖擊這個制度，但這又是毛澤東不能允許的。壹批又壹批沖擊制度的人們被這個制度吞沒，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尋找壹種形式，不通過官僚體系，直接地、公開地發動群眾來揭發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蛻化變質。通過多年的摸索，他終於找到了這種形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個政權動用壹切社會力量對毛澤東大力神化。使得毛澤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毛澤東的指示高於法律，高於政策，高於道德，高於壹切社會標準。他的言論是判別是非、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對毛澤東的個人神化是和對全民的愚化相對應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和億萬政治愚民同時並存，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壹個重要條件。毛澤東的號召壹出，政治愚民們就會沿著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領導者獨斷專行，最容易犯決策錯誤；不允許批評決策者，出現了決策錯誤又很難糾正。毛澤東為了實現他心中的烏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紅旗”，餓死了三四千萬人。為了保衛“三面紅旗”，開展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以彭德懷為首的上千萬人受到迫害。圍繞大饑荒以後的善後恢復，毛澤東和劉少奇產生了分歧，毛認為劉少奇等人的恢復措施是復辟資本主義。對餓死幾千萬人責任的追究，加劇了上層的政治鬥爭。“三面紅旗”失敗了，毛澤東沒有放棄他的烏托邦，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創造實現烏托邦的條件。
階級本來是經濟範疇，消滅了私有制，就應當消滅了階級。毛澤東突破了馬、恩、列、斯的理論。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經濟上消滅了階級，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尋找階級亂人，繼續開展階級鬥爭。在１９５６年蘇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揭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全部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更反對蘇共22大通過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指導思想。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觸動了毛澤東的痛處。毛澤東認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被修正主義分子篡了權，蘇聯這個國家已經改變了顏色。毛還認為，蘇聯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不僅批評蘇聯，也警示中國的官僚集團。
在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是相通的兩個概念。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壹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到文革前夕，整個社會徹底意識形態化。幾乎每壹個人都被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魔力俘獲，自覺地為意識形態而戰。這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條件。
這樣的制度，這樣的道路，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釀成壹個又壹個事件。前壹個事件是後壹個事件的原因，後壹個事件是前壹個事件的結果。壹連串的事件壹壹演變，矛盾不斷積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更為重大的事件。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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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點燃“導火線”
毛澤東秘密制造“導火線”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壹篇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姚文元。在當時大批判的環境下，大多數人以為又是壹篇普通的批判文章，沒有引起註意。然而，這篇文章卻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對章伯鈞、羅隆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的吳晗，成了文革的第壹個犧牲品。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革的起點，這表明了“文革”和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聯系，也就是和大饑荒的聯系。
這篇文章從起草到發表，向中共中央第壹線領導人保密八個月之久。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中宣部也不知道。這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處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毛，獨自決定重大問題是司空見慣的事。陳伯達、王力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到這件事，這兩位毛身邊的大筆桿子也沒有參與此事就更不尋常了。
毛澤東組織這篇文章還是來自大饑荒的糾結。早在1959年４月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就提出要學習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還提議找歷史學家研究壹下，寫些文章。毛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大概是因為1958年大躍進以來沒有人敢向他講真話；也可能是他看到官僚們追求享受、欺上壓下的情況後，試圖讓官僚們學習海瑞的清正廉明、剛直不阿、敢講真話。沒想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真的當了壹回海瑞，卻觸及了毛澤東心愛的“三面紅旗”，惹惱了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毛又說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說彭德懷是“右派海瑞”。
根據毛澤東1959年４月提倡學習海瑞、宣傳海瑞的意見，胡喬木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請他寫壹篇全面評價海瑞的文章。吳晗是中共黨內明史專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歷史、常用歷史影射現實。中共建政以前吳晗的作品借罵朱元璋之名罵蔣介石。中共建政以後，又寫了《朱元璋》壹書，大唱贊歌。名為捧朱元璋，實際捧的是毛澤東。在極權政治下能夠以發表作品而成名的知識分子，大多是這個樣子。胡喬木和吳晗談話間，吳晗答應再寫壹出以海瑞為主人公的戲。在此之前，吳晗已經寫了《海瑞罵皇帝》的文章，1959年６月在《人民日報》上以劉勉之的署名發表了。1959年９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論海瑞》，因是在批判彭德懷之後。胡喬木給這篇文章加了個尾巴，寫了罵右傾機會主義的話，表示與彭德懷劃清界限。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要求吳晗為他寫壹出海瑞的戲。1960年底劇本寫成，名為《海瑞罷官》，1961年１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政治嗅覺敏感的江青和康生認為這個戲“與廬山會議有關”、“有政治錯誤”。他們把劇中的“退田”和現實中的“包產到戶”聯系起來；把劇中的“平冤獄”和現實中的“翻案風”聯系起來。其實，“翻案風”和“包產到戶”是1962年的事，吳晗在寫劇本時還沒有發生。毛澤東還是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決定對這個歷史劇進行批判，讓他夫人江青找人當槍手。
1965年2月，江青到了上海。早在1963年，江青就與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談過批海瑞的事，1964年4月柯慶施在外地養病，就推薦當時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承擔此事。組織寫文章本來是文教書記份內的事。張春橋向江青推薦了時任上海《解放日報》編委、華東局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組長的姚文元主筆撰寫，張則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積極協助。1965年3月的壹天，江青見了姚文元，交待了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任務，交給他壹本1961年第壹期的《北京文藝》，上面刊登吳晗的劇本。為了幫助姚文元寫好文章，張春橋從復旦大學歷史系調來教師朱永嘉準備資料。到第六稿時朱永嘉才知道是寫批吳晗的文章。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毛澤東看了三遍。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1965年9月陳丕顯（柯慶施1965年4月9日逝世後陳丕顯接任上海市委第壹書記）去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給江青帶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就批判吳晗壹事向彭真打了招呼，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說，吳晗的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他的意思是，“有些問題”可以批，但沒有說吳晗這個人可以批。這應該是就吳晗問題毛和彭真的第壹次交鋒。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幾天，11月初，上海市委書記處開會討論文章的最後定稿。參加者有第壹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還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賢，朱永嘉。會議是在康平路165號樓上朝北的壹個大會議室裏開的。陳丕顯在會議室裏來回踱著方步，他對張春橋講，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妳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勞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當天早晨，姚文元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姚文元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表了。
?1965年9月，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要他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彭德懷於11月28日下午離京赴川。11月30日，即彭德懷到達成都當天，《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此文。彭德懷是在12月4日看到的，當即大怒，說這是打了我彭德懷壹耳光。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上海《解放日報》11月12日在第二版轉載。11月24日《浙江日報》、《大眾日報》（山東）、《新華日報》（江蘇）、《福建日報》轉載，11月25日《安徽日報》轉載，11月26日《江西日報》轉載。這些省是華東局屬下的，這些報紙是在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打了招乎以後才轉載的，魏文伯知道姚文元這篇文章是毛支持的。
上海的報紙批評了北京市的副市長，北京有什麽反應呢？毛密切關註北京的動向。
彭真是劉少奇“山頭”的重要骨幹
毛澤東批吳晗有兩個目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阻止“彭德懷翻案”，開展他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階級鬥爭；具體目的是試探彭真，這是壹個“套”，讓彭真上鉤。彭真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兼市長。他雖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他在書記處分管人大常委會、公安、政法方面的工作。
毛澤東其所以註意彭真，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山頭”最重要的骨幹。雖然在有的具體問題上彭真和劉少奇也有矛盾，但在對“大饑荒”的責任這個毛最擔心的問題上，他和劉少奇態度是相同的。
彭真和劉少奇有很深的歷史淵源。1936年劉少奇任北方局書記時，彭真是北方局組織部長。在白區黨，彭真是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號人物。1938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討論華北工作問題。毛澤東建議劉少奇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劉少奇就讓彭真駐晉察冀，以北方局名義協同聶榮臻指導冀晉、平漢鐵路東及平津兩市黨的工作。原北方局成員劉瀾濤、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壹平、劉錫五等分別擔任了晉察冀、太行、晉綏等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從這時開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為骨幹的劉少奇的班底逐漸形成。
由於劉少奇批評王明很得力，毛在同“國際派”的鬥爭中需要劉少奇。1941年10月３日，毛澤東發電報讓在蘇北的劉少奇回延安。劉少奇1942年２月動身。２月１３日毛澤東打電報給陳毅、劉少奇說“少奇返延，須帶電臺，並帶壹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２月２０日又來電報：“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幹部為骨幹，須加挑選與訓練。”毛還讓彭德懷派人調查路途安全情況。
深受劉少奇信任的彭真也獲得毛澤東的信任。1943年3月，毛澤東親自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林彪擔任副校長。林彪只掛副校長的頭銜，不到中央黨校去視事。中央黨校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利用黨校這個位置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為毛澤東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提高了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加強了劉少奇的勢力。1943年7月，劉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時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調入黨校，擔任二部副主任，成為彭真的得力助手。1944年，彭真晉升為中組部部長。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的時機，安排了壹批劉少奇擔任北方局書記時的部下。由此，劉少奇系統成了中共黨內重要“山頭”之壹。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中央書記，這是最早的“毛劉體制”。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加上了周恩來、朱德兩人，組成了五人主席團，這五人主席團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穩定的領導集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開七大。“七大”時，劉少奇被毛定為“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白區組織代表團參加“七大”，彭真是白區代表團的主席。經劉少奇等人的努力，“七大”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雖然名列第三，實際是第二把手。
1947年3月，胡宗南15萬大軍進攻延安。中共在陜北軍隊只有2萬人。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放棄延安，壹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部隊轉戰陜北同時指揮全國各戰場作戰 ；另由劉少奇、朱德率領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平山開展中央委托的工作。由於毛在陜北戰事繁忙，電訊又不方便，就讓劉少奇壹般事情不要匯報。劉在華北代表中央作決定、發指示。這就形成了習慣。1949年進城以後，劉還是不請示毛獨自決定重大事情，並以中央名義下發文件。毛忍無可忍，對劉兩次發出書面批評：“凡以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需我看過後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更重要的是，毛、劉在農業集體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政策、路線上看法不壹。所以，進城以後，毛 、劉矛盾逐漸加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組織人事權還是控制在劉少奇、安子文手裏。所謂“６１人叛徒集團”又歸順在劉少奇“山頭”之下。這些人包括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廖魯言、徐子榮、王其梅等６１人。1935年１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可以讓關押在北平監獄的壹批共產黨的幹部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解決幹部不足的燃眉之急。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建議，並上報中央，經當時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同意，從1936年９月開始，斷斷續續地履行了手續，離開了監獄。這６１人有19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犧牲，或在建國前後逝世；另有壹人叛變，被中共處決。“文革”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和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楊成武1967年6月20日講話說：他們這些人，每年照壹次相，聚壹次餐。
借助劉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劉少奇這個“山頭”的幹部占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領導的重要位置並且有繼續擴張之勢。1953年二、三月間，劉少奇提出關於中共中央人員安排名單，劉起草，征求高崗意見，高崗認為這個名單不解決實際問題。四、五月間，沒經毛同意，安子文起草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有薄壹波，沒有林彪。這個名單不知怎麽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十分重視，讓機要秘書把這個名單直接送給他信任的高崗看，看後就讓機要秘書帶了回去。事先高崗不知道有這個名單。毛澤東對安子文提的這個名單很不滿意，在壹次中央會議上批評安子文：壹個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哪來這麽大的權力搞這麽壹個名單？安子文當即作了檢討。毛主席說，這次到此這止，不許對外泄露。高崗以為，安子文這個名單是劉少奇讓搞的。高崗覺察到毛主席在這件事上對劉少奇不滿，他沒有聽從毛主席不外傳的交待，在與壹些領導幹部個別交談中，講了這個名單問題，借以攻擊劉少奇。
1950年代初，高層傳說：黨、政、財權都不在毛手裏。黨權是在安子文、政權在彭真、財權在薄壹波。這些都是劉少奇的人。這個說法不壹定確切，但劉少奇“山頭”膨脹不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安，也引起了其它“山頭”的不滿。最先挑戰劉少奇的是高崗。
1952年高崗從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調進北京，毛澤東十分信任他。當時有壹個說法：“五馬進京，壹馬當先”，當時調進京的五個大局書記：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副書記鄧子恢（書記是林彪，鄧子恢主持工作），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副書記習仲勛（書記是彭德懷）。高崗排在第壹位。有人猜測，毛準備讓高崗替代劉少奇當接班人。這個猜測準確與否很難確定，但讓高崗平衡劉少奇應當是準確的。
高崗和毛在壹些問題上看法壹致。如：為防止農村兩極分化，盡快實行農業集體化。毛澤東對高崗講了很多對劉少奇不滿的話。高崗在中央高層散布了這些話，還跟壹些高級幹部私下議論劉少奇。高崗批評劉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批劉的天津講話，說劉反對山西的合作化，說劉反對開除富農黨員，等等。毛主席對高崗說，劉少奇這個人沒有過社會主義關，現在要幫他，幫不過來就讓他當議長（當時還沒有人大）。然而，這時毛還不想打倒劉少奇。劉少奇、周恩來聯手對付高崗。從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講了很多私房話。高崗後來在檢查中說：“我對劉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聽別人講的，是我檢的。”“別人”指誰？是毛。高崗進京前，毛讓他查東北的敵偽檔案，看劉少奇1929年在東北被捕的表現如何。到1953年底，由於種種風聲，高崗和劉少奇相比，毛覺得還是高崗的危險性更大壹些。劉還主動檢查，高崗不檢查。高有軍隊的老關系，有東北地盤，劉沒有。另外，如果高崗把毛的私房話都端出來，那毛不成了分裂黨、反黨？毛審時度勢，反復權衡，才決定把高端出來。同時還把和高崗沒有多大聯系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潄石牽連進來，打成“高饒聯盟”。高崗看到毛澤東不支持他，憤而自殺了。這就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
由於安子文跟劉少奇太緊，毛沒讓安子文升任組織部長，調來饒漱石當組織部長。饒漱石上任後，揭露安子文背著毛搞“八大”政治局委名單。劉少奇就把饒漱石和高崗綁在壹起，成為“高饒反黨集團”。饒漱石壹倒，安子文就由組織部副部長升為部長。劉少奇山頭的力量更強大了。
“高饒事件”以後，黨內對劉少奇的不滿有增無已。1962年春天，高崗夫人李力群在勞動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來是林彪夫人葉群來接她，葉群說：“101（林彪在東北打仗時的代號）從杭州回來，要我接妳和孩子到毛家灣去，想看看妳和孩子們，想問問妳們的情況。”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談到高崗的案子以外，還對李力群說“力群同誌，妳很年輕到延安參加革命，妳不了解我們共產黨內政治鬥爭的情況，都是為了個人的權威和利益。劉少奇從華中來，七大後當了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監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劉少奇當了黨內二把手，他是否滿意了？有沒有想法？為什麽就開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不說話，看行動，看表現。黨內對劉少奇有意見的人不只高崗壹個人，在東北，我林彪是壹個，王鶴壽、何凱豐、陳雲、李富春、陳正人。到北京後，首先是毛主席對劉少奇有意見，對劉少奇不滿，從生活作風到工作方面都不滿，甚至懷疑劉少奇的歷史。”
高崗秘書趙家梁說，毛想把劉拿下來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這個歷史將來會有人證明。從高崗問題上我感覺到了。為什麽讓高崗查敵偽檔案？為什麽對高崗說劉對他幫助不大？說劉和他不合拍，不行則把他挪挪地方。說劉可以搞些出出風頭、迎來送往的事，我才不願幹這些事呢。這些話要不是高崗講出來，別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後劉作為接班人是公認的。毛是不是想換壹換？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會議的報告中說，講到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講到右傾情緒，講的是鄧子恢，實際內容是劉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進”，名義上是批周恩來、陳雲，實際還是批劉。對此，劉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總是主動作檢查，1953年財經會議上主動作檢查，八大二次會議又主動作檢查，成都會議又作檢查，沒有人讓他檢查，為什麽總是要作檢查？
到了1965年，毛澤東想整劉少奇是決心已定的。
要整劉少奇，先得斷其臂。彭真首當其沖。
彭真和賀龍、羅瑞卿的密切關系也使毛澤東憂慮。彭真和賀龍在延安時就結下了友誼，進入北京後又互相看望。賀龍喜歡釣魚，有時將釣的魚送給彭真。彭真有空閑也去賀家串門。賀龍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關照。羅瑞卿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公安部部長和總參謀長期間，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關系。每年國慶節，在28、29日晚，幾個特種遊行隊伍舉行預演排練，彭真親臨審查時，羅瑞卿幾乎每次都去陪同。
有學者說，毛澤東組織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給彭真放下“釣魚鉤”，因為那時毛還信任彭，還交給彭重要任務，讓彭當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其實，交給彭重要任務不壹定是信任他。毛還讓劉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呢，這個會議通過了“五壹六通知”，難道能說此時毛對劉信任嗎？
彭真的對抗
在姚文發表的第三天，北京日報社社長範瑾和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沙英給上海《文匯報》打電活，詢問姚文的背景。上海沒有正面回答。《文匯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要求《北京日報》總編輯範瑾組織反映文章，範瑾向北京市委宣傳部請示如何回答，宣傳部負責人說：“妳就說今天天氣哈哈哈！”
當時，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意識形態。陸定壹雖然是中宣部長，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各報刊多次向市委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
見北京不轉載姚文，毛澤東11月17日到上海，讓上海印發單行本向全國征訂。２４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征求訂購數字，大多數地方都有復電。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復，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29日，才復電同意。
11月26日，彭真告訴北京市委，吳晗問題的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
11月28日，在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出面協調之後，彭真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問題，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人參加會議。彭真問：“吳晗現在怎樣？”鄧拓回答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這個僵局的還是陳丕顯。11月25日，陳丕顯（壹說是時在上海的江青）在上海將文章的背景告訴了羅瑞卿，並托羅瑞卿轉告周恩來。11月29日，《解放軍報》奉羅瑞卿之命轉載，第二天周恩來讓《人民日報》轉載。
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見寫了壹個編者按，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按語的最後壹段，引用毛澤東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加的。
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報》、《前線》雜誌同時發表鄧拓的文章，署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
１２月２１日 毛澤東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人談話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研究歷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１２月２２日 毛澤東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談話，又講了前壹天同陳伯達等談的那些意見。彭真說，根據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誌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系，第二天毛約彭真談話，毛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後作政治結論。
１２月２４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妳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顯然是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
? １２月２６日、２７日上海市委向彭真匯報情況，談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說，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壹分為二”，還說吳晗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彭真批評上海轉載北京各報按語不該把《解放軍報》按語放在第壹篇，應當把《北京日報》的按語放在頭壹篇。彭真還說：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北京的對抗，加深了毛澤東認為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看法。
作為身處高層的老練的政治家，彭真沒有那麽遲鈍。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親自支持的。退壹步說，如果早先彭真的對抗不了解毛的意圖，毛１２月２１日點出了《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以後，還堅持將評《海瑞罷官》限制在學術範圍之內，那就是向毛挑戰了。今天看來，彭真他如此大膽地對抗毛澤東是正確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氣的。他後面有沒有劉少奇支持呢？但現有的資料無法證實。彭真等人組織的《二月提綱》更是對毛澤東的壹次挑戰。
彭真對抗毛澤東，咬住了毛澤東拋出的魚鉤。
“二月提綱”
毛澤東點出批判《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以後，壹些批判文章進壹步升級。1966年１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紅旗》雜誌編委關鋒和《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戚本禹各寫的壹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文章，因為文章上綱很高，能不能公開發表沒有把握。於是就上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個小組是1964年７月由毛澤東提議成立的，負責領導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組長是彭真，組員有陸定壹（中宣部長）、康生（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長）。1964年以來的文藝、思想大批判都是這個小組領導的，批判《海瑞罷官》當然也是他們的職責。這次參加會議的除五人小組的人以外，還有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等。會上批評了關鋒等左派。彭真強調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說吳晗與彭德懷沒有聯系，《海瑞罷官》與彭德懷沒有聯系，吳晗問題是學術問題。２月４日，許立群和姚溱，根據彭真的意見，在釣魚臺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批評加以約束，把批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不贊成搞成政治批判。提綱說：“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這被人理解為用“各種學術理論問題”來沖淡政治問題。提綱還說：“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壹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則，就是以勢壓人。這句話顯然是針對姚文的。提綱說對“堅定左派”“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也要“清理壹下，弄清是非”。這是指關鋒、戚本禹也寫過按當時標準應當受批判的文章。
２月５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討論了“二月提綱”（草案）。臨開會前，彭真把“二月提綱”（草案）送給常委。上面寫著：“此件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在會上，許立群口頭匯報情況。彭真插了壹些話，沒有念“提綱”。這次討論後經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於２月７日用電報發給當時在武漢的毛澤東。五人小組送給常委和毛澤東的“匯報提綱”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署名是姚臻加上的。
２月８日，是決定“二月提綱”命運關鍵的日子。這壹天早晨，彭真、陸定壹、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從北京西郊機場乘專機飛往武漢。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到武漢機場迎接，並讓他們立即到東湖毛的住處匯報。至於匯報會的情況，至今其說不壹。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對其政治對手的談話總是模棱兩可的。龔育之當時也是到武漢人員之壹，沒有參加匯報會。他聽到許立群匯報會後回到招待所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許讓龔育之給北京他的秘書打個電話，告訴姚臻壹句話：《匯報提綱》順利通過。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五·壹六”通知附件）說毛對“二月提綱”沒有反對，也沒有說贊成。毛澤東批評許立群以後，龔育之問許立群：在武漢匯報的時候，毛主席到底是怎麽說的？許立群說，他沒有聽懂毛主席的意思。許立群對龔育之說的和“大事記”上講的有幾件事是大體壹致的：壹，在匯報會上毛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說，他站在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壹邊，不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壹邊，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形成緊張局勢。二，彭真說對這次批判要做政治結論。毛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決不是匆促做壹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三，彭真提到關鋒、戚本禹等左派也寫過影射雜文，罵過中央，要不要對左派整風解決壹下。毛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
武漢匯報後，彭真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打電話，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盡快發給全黨。
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彭真對上海市委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的，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妳們談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綱”中“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１３日，彭真指定胡繩同張春橋談話。胡繩對張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系廬山會議，並且說是毛主席的意見。胡繩說，這是彭真同誌要他這樣講的。
2月12日，經鄧小平簽發，“二月提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黨。在這個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語說：“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打電話詢問“二月提綱”到底是針對著誰的？“左派”指的是誰？代表彭真的許立群回答說，這是指阿Q，誰身上有癩疤就是誰！並責問上海發表姚文時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哪裏去了？張春橋得知彭真的答復後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得知彭真這個電話，強化了毛打倒彭真的決心。
毛澤東出手反擊
看到彭真等如此對抗，毛澤東進壹步把話挑明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談到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時說：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裏的，許多事情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各地都要註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鄧子恢為部長的農村工作部因1962年扶持包產到戶被毛撤銷）。
3月28日、29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說：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壞人，要解散。告訴彭真，不要包庇壞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日毛又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說，１９６２年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麽吳晗寫了那麽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澤東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誌，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妳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4月2日，周恩來在河北邯鄲給毛寫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經康生批準，《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4月5日，《紅旗》發表了關鋒、林傑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幾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壓了兩個多月。
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大批判升級。形勢對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緊急從外地召回北京的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加。先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接著彭真表態，說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康生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所犯的壹系列嚴重錯誤。陳伯達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了彭真的壹系列嚴重錯誤。最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指出，彭真同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這個會議決定：（壹）起草壹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準。這個小組後來轉為中央文革小組。
４月１６日《北京日報》用３個版面，批判鄧拓、廖沫沙、吳晗三人，市委機關理論刊物《前線》加了編者按。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為把鄧拓拋出來就沒事了。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當天廣播了。可新華社又奉命撤銷了北京市的按語。
1966年4月16日至24是，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主要是批彭真，討論撤銷“二月提綱”。毛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朝裏有人，各大區、各省市都有。”“二月3日搞了壹個五人小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
毛說“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二三月間，彭真組織人整左派關鋒、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憶說：
這時北京發生了壹件大事：彭真整了鄧拓的材料，還有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送給毛主席，是姚臻、許立群幫他辦的，沒有找我。吳冷西也知道這件事。我聽吳冷西說了後，很緊張，馬上給彭真打電話。我說妳要慎重考慮，毛主席說關鋒、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剛剛罵了楊尚昆，楊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妳可不能送關鋒、戚本禹的材料。彭真壹聽也慌了，說我趕緊追回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文件已經送走了，這果然闖了大禍·····當時我建議彭真跟關鋒、戚本禹緩和關系，他也接受了，請他兩人吃了壹頓飯。後來戚本禹給彭真寫信，說過去對彭真了解不夠，這次接觸後改變了印象。他還誇彭真有偉大的政治家的胸懷，等等。後來從彭真家查出這信，江青對戚本禹大為不滿。這又成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４月１６日，為參加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央領導人從北京飛到杭州。葉劍英來得晚，問李雪峰：“這個會是幹什麽，三月不是剛開過會？”李雪峰說：“我也不知道。”葉劍英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見面談話，他對毛的秘書徐業夫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談２０分鐘，請妳轉達。”毛不見。大家覺得事情大了。飯後散步時，六大區書記沒有壹個人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會議結束後，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窮和彭真壹道乘飛機回北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路上，三個人面對面坐著都沒說話。在中國共產黨內，人與人的關系是政治關系，階級關系，除此之外無別的關系，不能有私人友誼。壹旦毛對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馬上和此人劃清界線、保持距離，甚至落井下石。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二月提綱”的主要起草者許立群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楊耳從前的尖銳性哪裏去了？1950年，許立群以楊耳、賈霽的筆名批判《武訓傳》的兩篇文章是那場大批判的發難之作，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輪到他挨批判了，從此被關押8年。
參加這次杭州會議的楊成武事後對邱會作說，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說：“中央分為壹線，二線，沒有說要兩個中央。我離開北京在外地時，常委議了兩條，中央的工作以壹線為主，我有什麽意見會向北京提出來，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麽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壹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壹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麽問題，大家想想吧。”，楊成武還對邱會作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指毛要對劉、彭反擊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陳伯達、康生談話，繼續批評彭真。毛說：“北京市壹根針也插不進去，壹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而，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對他的錯誤要徹底攻。階級鬥爭是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彭真回北京以後還沒有失去自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北京市委。５月壹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北京市代市長。
5月１１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向李雪峰交待到北京市委後應當註意的事。他俯身對李雪峰說：“妳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後面有什麽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態度激昂，回身朝背後大聲說：“誰是第壹個喊萬歲的！”意思是說他是第壹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他還把此當作他的政治資本。坐在主席臺上的劉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讓彭真倒臺了。倒臺前還念念不忘是他第壹個喊毛主席萬歲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毛動手整劉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時候，劉少奇和陳毅在東南亞訪問，他對杭州會議整彭真的事毫無所知，還把從國外帶回的水果也給彭真準備了壹份。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日，他從緬甸仰光回到昆明。他們原計劃對雲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這時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讓他們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到杭州剛住下，周恩來匆匆趕來向他介紹他出訪這段時間內國內發生的事。面對毛咄咄逼人和黨內上層力量對比的情況，劉少奇沒有辦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對彭真的整肅。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綱”的時候，江青於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到３０日，在上海搞了壹個文件，這就是《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地紀要》。毛澤東讓陳伯達專程到上海與張春橋共同修改。這個紀要，也可以說是“二月紀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這個紀要說：“建國以來，文藝界基本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壹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個紀要號召“堅決進行壹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和姚文元寫的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壹樣，這個紀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誌搞出來的，她組織陳伯達、張春橋、劉誌堅、陳亞丁等人寫出稿子，毛三次親自審閱修改，加寫了壹些落，還加上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題目。其所以擡出林彪，是為了請出林彪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請林彪審批《紀要》，林彪給幾位軍委副主席寫信，對《紀要》作出了高度評價。1966年4月10日，這個《紀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11號）下發到縣團級。4月16日，周恩來認為這個中央文件的按語對《紀要》的評價還不夠高，要求重寫。根據周恩來的意見，重寫的按語，對這個《紀要》作出了更高的評價，還特別強調“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紀要》不僅僅“以毛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文化革命的號令，而且是讓軍隊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終於拉開了。在此期間，中央報刊接二連三地發出火藥味很濃的社論：
４月１８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個社論是將《紀要》改寫而成的。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了這篇社論。
５月４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調子最高，總是提前透露壹些信息。這表明，有“槍桿子”在後面支持。
５月９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壹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在南方遙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５月４日開幕，彭真、陸定壹、羅瑞卿、楊尚昆四人被擺上了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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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礙：打倒彭羅陸楊
彭、陸、羅、楊，是當時對被整的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四人的合稱。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批評了彭真以後，彭真基本倒臺了。在這之前已經解決了楊尚昆和羅瑞卿的問題。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即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發表的同壹天，就免去了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名義上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實際上被審查。1966年5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陸定壹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號文件）。關於楊尚昆的問題，文件說：“楊尚昆同誌的主要錯誤如下：（壹）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誌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二）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三）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系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四）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掌握著中央警衛團，負責毛澤東的安全和管理毛澤東的生活起居。把他調離中南海，換上毛信得過的汪東興接任，毛澤東就感到安全了。楊尚昆事後回憶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讓楊尚昆下臺，主要還不是和彭德懷的關系，而是他與劉、鄧的關系。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的講話中說：“彭德懷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楊尚昆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周恩來點明，楊尚昆下臺的真正原因是毛認為他“抱了劉鄧的腿”。羅瑞卿實際掌握著軍隊，和劉少奇、鄧小平關系不錯，為了安全，毛澤東先對他下手。
羅瑞卿倒臺
羅瑞卿是解放軍的十位大將之壹。毛澤東過去很信任羅瑞卿，稱他“長子”（chang zi,即高個子），毛對關系密切的部下稱外號，如“羅長子”、“柯大鼻子”（柯慶施）、“譚老板”（譚震林）等，表示平等、親切、幽默。毛讓羅擔任了公安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等多項重要職務。羅瑞卿是毛澤東的壹把刀。毛用這把刀鎮壓反革命、肅反、反胡風集團等，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1965年12月，“刀”終於砍到他自己頭上。
羅瑞卿和林彪的關系也很深。1930年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是41師的政委；林任壹軍團團長時，羅是軍團保衛局長；在延安，林是紅軍大學校長時，羅是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取代彭德主持軍委工作。林彪壹主持軍委工作，就提名已經離開軍隊１０年的羅任總參謀長，取代黃克誠。羅是紅壹方面軍的。新軍委中，紅壹方面軍的幹部占主導地位。紅壹方面軍是毛的“家底”。這樣壹個被毛、林十分信任的高級幹部怎麽被打倒的呢？
吳法憲認為，羅瑞卿下臺，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下決心的是毛澤東。批評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的是毛，決心召開批羅的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羅的是毛，決定撤銷羅的職務、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是毛。
實際上，在林彪向毛提出羅的問題之前，葉劍英等人就提出過了。
羅瑞卿當總參謀長的頭三四年內，和林彪的合作比較好。在這期間，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具體主持。1962年秋天開始，林彪戰爭年代留下的舊傷復發，有時十分嚴重，不得不向中央請假養病。這樣，主持軍委的工作自然就落在當時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賀龍身上。從此，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了賀龍、羅瑞卿的格局，羅瑞卿與賀龍之間的關系也由此漸行漸近。羅瑞卿與林彪原本密切的關系反而漸行漸遠，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漸顯現。
邱會作認為，開始羅未必是存心對林封鎖，認為他和林的關系好，林又是不管小事的人，林的身體不好，事無巨細地匯報，反而打擾林。後來羅以為林的身體不會再好起來，沒有希望了，就倒向了賀龍。在壹次擴大的中央軍委會上，羅讓負責中央保健工作的傅連璋介紹林彪的病情。傅連璋說：“我們對林總的身體，過去和現在都是在盡醫生的職責，我們的作用是有限的····”言外之意，林彪身體不可能好轉。羅瑞卿就開始嫌棄林，說“病號就是養病，要讓賢，不要幹擾，不要擋路”。看到羅的疏遠，林彪不得不對羅說：“如果我們沒有工作關系，妳壹百年不來我這裏也沒有關系，妳是總參謀長，我還是妳的上級吧，妳的情況我壹點不了解怎麽辦？軍隊的工作我是要對中央負責的。”
軍隊內部對羅瑞卿這場鬥爭，與軍隊內的“山頭”有關系。
軍隊裏有多個山頭。第壹個是朱德、陳毅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後所形成的紅壹方面軍，在以後的戰爭中，林彪成為骨幹人物；第二個是由賀龍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二方面軍，第三是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創建的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在延安時期被清算而脫離革命，紅四方面軍的主力又在西征路中損失太大，這個山頭影響減小，但留下壹些幹部。這三大紅軍主力在抗日戰爭中分別整編為八路軍115師，林彪為師長；八路軍 120師，賀龍為師長；八路軍129師，劉伯承為師長；新四軍，皖南事變後陳毅為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抗日時期的四支部隊組成四支解放軍：彭德懷領導的第壹野戰軍、劉伯承領導的第二野戰軍、陳毅、粟裕領導第三野戰軍，林彪領導的第四野戰軍。
1958年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首肯後，由鄧小平、彭德懷掛帥，整了劉伯承、粟裕、肖克等壹批人。1959年廬山會議，又整了彭德懷、黃克誠等人。1959年中央軍委改組後，毛澤東任軍委主席，軍委副主席則是林彪、賀龍、聶榮臻。這體現了紅壹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在軍中的掌權。
文革前夕，能夠和林彪陣營相對立的，只有二方面軍賀龍的山頭。1949年以後，賀龍這個山頭的人始終是團結的。賀龍還在彭德懷下臺、徐海東生病的時候，把能夠拉過來的三軍團（彭德懷）、十五軍團（徐海東）“無家可歸”的人都收在自己的門下。賀龍把他們團結得很好，他說：“茅臺酒勝過黨性。”賀龍還同最高層的壹些人，如鄧小平有密切的關系。因此，賀龍在黨內鬥爭中是能起砝碼作用的人物。
羅瑞卿疏遠林彪、靠近賀龍以後，軍內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賀龍、羅瑞卿為壹個陣營，林彪與其他老帥們形成另壹個陣營。
軍隊高層“陣營意識”十分強烈。平時相安無事，關鍵時候就顯現裂痕。本來是第壹方面軍的羅瑞卿，卻投向了第二方面軍的賀龍，這不只得罪了林彪，也得罪了軍內其他老帥。“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中央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這樣，羅在將帥間的處境自然不好。葉劍英、聶榮臻對羅的不滿除了山頭因素以外，還有工作上的因素。
1963年秋，葉劍英從總參編輯的《軍訓簡報》上看到南京軍區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報道，很感興趣，12月親赴南京軍區考察。年底，葉劍英向中央軍委寫報告介紹了郭興福教學法，建議軍委在全軍予以推廣。這份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贊揚。1964年1月底羅瑞卿代表中央軍委在南京軍區主持召開全軍訓練會議，會議就開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作了部署。葉劍英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後來，葉劍英向邱會作轉述林彪的話說：“羅這個人很會裝自己的“腰包”。在南京軍區著手總結的郭興福軍事訓練方法，他開始不註意，後來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勞硬搶過去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1964年底開始的全軍大比武，賀龍、羅瑞卿全力投入，展示軍隊在他們領導下比林彪主持軍委時更好。林彪、葉劍英、聶榮臻冷眼旁觀。後來，大比武成了羅瑞卿沖擊政治、反對“突出政治”的壹條罪狀。
羅瑞卿分管國防工業，聶榮臻則主管國防科委，雙方工作有交叉，難免的些矛盾。在發生矛盾時羅對聶不夠尊重，得罪了聶榮臻。
1965年6月，葉劍英將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叫到軍事科學院他家中，就羅瑞卿問題交底。葉對邱說：“我才從林總那裏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妳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誌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妳談長子的問題。”“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壹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註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壹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帥都不放在眼裏，劉帥、徐帥和妳（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壹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誌打招呼”“要盡量多爭取壹些人，讓他們不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裏去。不過，胡子（指賀龍——本書作者註）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壹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壹，長子急於上臺，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壹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臺。第三，胡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註意召集‘散兵遊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胡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是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葉劍英說1965年6月“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可見，在6月之前，毛就向葉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
羅瑞卿“身上有刺”、“霸道”這種個人作風，當然會引起些矛盾。但是，主要問題不在羅的個人作風上，而是權力配置失衡（肖冬連也持此見）。１９６５年，羅瑞卿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中央對臺工作小組負責人等１３項重要職務。每天收到文件堆積如山，四個秘書幫他處理文件。在羅瑞卿日理萬機的同時，壹些元帥和大將無事可做。自從1950年代廣東反地方主義以後，葉劍英調離廣東，壹直沒有具體工作，閑得無聊，只好釣魚。另外，在權力格局上，羅瑞卿掌管全局，其他老帥只負責部門工作（葉劍英管軍訓、聶榮臻管國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這種權力配置，加上羅的個性，難免不發生“怠慢將帥、越級上報和決斷，引起將帥眾怒”（韓鋼語）的情況。在極權政治下，權力分配主要取決於壹把手的意誌，壹把手相信誰，就讓誰擔任重要職務。權力分配和職務升降都是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妳爭我奪，爾虞我詐。如果分工、接班的事都按民主程序辦事，就不會出現這類問題。
將帥不和的問題本來可以通過調整權力分配來解決，對毛來說，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開展殘酷的鬥爭？原來，在毛澤東那裏，有比將帥不和更為重要的、深層的憂慮。這就是羅瑞卿倒向賀龍和劉、鄧。1962年後，羅瑞卿和劉少奇走得很近。1965年1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並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這些引起了毛的猜疑（毛對賀龍是不放心的，本書第四章要專門介紹）。到1965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基本成熟。要倒劉得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怎能放心？在打倒劉之前，必須先清除高層的障礙。就在這個時候，將帥間的爭鬥為毛提供了機會。毛抓住了這個 機會加緊部署。
1965年8月葉劍英看望林彪時，明確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今天主席叫我來，羅瑞卿的事妳以後不要管了，羅的事以後由中央解決。”
1965年秋，受毛澤東的委托，林彪、葉劍英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向下面“打招呼”。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蕭華和邱會作。後來又有李天佑、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誌、陳錫聯、韓先楚等。葉劍英在“打招呼”時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臺；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壹下，就出現這麽大的問題！”葉劍英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這麽辦的11月26日，周恩來在上海向毛匯報工作，羅瑞卿參加。周講完後，羅說他準備第二天到蘇州看望林彪。毛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大禍臨頭的羅瑞卿可能渾然不覺，也可能知道了要挨整向林彪求助。羅到了蘇州，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好，沒讓羅進去。
1965年12月1日，葉群乘吳法憲安排的飛機從林彪養病的蘇州到杭州。毛在杭州常住兩個賓館，壹個是劉莊，壹個是汪莊，這次接見葉群是在汪莊。
林彪讓葉群帶壹些材料呈送給了毛。這些材料是：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4、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9、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10、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另外還有蘭州軍區《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的報告》。
林彪11月30日給毛的信內容是：“有重要情況需要向妳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早就提議我向妳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在聯系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葉劍英講的），覺得必須向妳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信中說的“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顯然是指葉劍英等人。
上海會議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誌堅到杭州向毛澤東系統地匯報了羅瑞卿問題。毛澤東聽匯報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並同林彪同誌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妳們告訴林彪同誌註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解決。”
葉群奉毛之命到杭州，除了交上這些材料以外，還向毛澤東作了４小時５５分鐘的匯報。
１２月２日，毛澤東對林１１月１８日報送的蘭州軍區的報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壹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是指羅瑞卿的。
什麽是“突出政治”？林彪曾有解釋：“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們的頭腦，用毛澤東思想回答和解決各種現實問題。突出政治就是堅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用毛澤東思想去統帥壹切，推動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話，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澤東歷來重視政治工作，壹直強調“政治掛帥”。他對林彪的這種說法是贊賞的。說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當時是壹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上海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軍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各兵種各總部主要領導人。共有61人，其中軍隊高級將領34人。這次會議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主事的，軍隊裏在會上管事的是肖華、劉誌堅。
據邱會作回憶，１２月６日晚，空軍司令部通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８時請邱部長帶秘書和警衛員，到西郊機場上飛機，去參加重要會議。”接著，中央警衛局來電話，核實帶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字。１２月７日，同機從北京飛往上海的有劉伯承、葉劍英、賀龍、李作鵬等。賀龍不知道到上海開什麽會。劉伯承是知道的。在飛機上劉伯承故意逗賀：“賀胡子，到上海開什麽會呀？”賀龍說：“除了打仗的事，要我們去幹什麽？我把軍用地圖都帶來了。”劉笑著說：“打仗，我們沒用了。我們都是黃忠的哥哥了。”賀龍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連打倒總參謀長的會，毛主席都不給他打招乎，說明毛對賀龍已經另眼相看了。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會議於1965年12月8日舉行。會議分為三個組，每組20人。第壹組召集人是鄧小平、陳毅；第二組召集人是謝富治、李井泉；第三組召集人是周恩來、賀龍。楊成武回憶說：我們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參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賀龍、陳毅、陸定壹，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和我。還有葉群。周恩來宣布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翟月英（劉亞樓夫人）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壹、壹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臺的；二、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壹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101（林彪代號）當面談。”
葉群還說：“還有壹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裏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裏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麽事！病號！讓賢！不要幹擾，不要擋道呢！’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壹下子講了幾個小時。
雷英夫也揭發了所謂羅瑞卿反對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雷英夫是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楊成武認為，可能是特意安排雷英夫來揭發的，因為作戰部長王尚榮已經參加會了，雷英夫有什麽資格參加會議？
上海會議時羅瑞卿在雲南考察。會議的第三天晚上，周恩來讓吳法憲派壹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周特別交待，要吳法憲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只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吳法憲理解是防止飛機到印度和緬甸。周恩來還告訴吳法憲，這架飛機到上海後只能三個人接，壹是代表東道主的陳丕顯，二是公安部長謝富治，三是吳法憲。不要告訴任何人羅到了上海。吳法憲對駕駛員時念堂說：“這次專機飛行，配發給妳們幾把手槍。在空中如果有特別行動，妳們要聽中央的，妳們要監視他們的行動。”
羅瑞卿到上海的時間是12月11日下午兩點多，沒有讓他到會場，而是拉到建國西路618號院子（曾做過波蘭領事館）裏軟禁起來了。壹進屋，周恩來和鄧小平就找他談話，周、鄧已經在這裏等他了。周、鄧指出他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三條：壹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是反對突出政治；三是向黨伸手。羅瑞卿說他沒有伸手，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沒有封鎖林彪，該向林彪講的都和他講了。有些問題他向周總理、毛主席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也是屬於他職權範圍內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後來，周、鄧又壹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沒有這三條，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別的有什麽呀？”羅瑞卿不理解別的究竟指什麽，反問了壹句。“妳和別人的關系不好。”周總理和鄧小平回答了他。“關系不好！關系不好！”羅瑞卿淒然地重復著這句話。看守羅的警衛是從北京帶來的8341部隊擔任。上海會議期間，沒有讓羅參加會議，只是背靠背地揭發批判。會議15日結束。羅瑞卿不服，他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見毛主席，見林彪，當面說清楚，周恩來不讓見。
會議沒有簡報，又是小組會，互相不通氣。邱會作在西北組。西北組組長劉瀾濤發言說，羅瑞卿“搶班”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準備。壹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實際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賀龍在會上是最積極的，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幹私貨，真卑鄙！”葉劍英大聲說：“搬掉兇神，解放元帥！”還說：“妳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妳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妳們還是要客氣壹點，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們就不客氣了。他跟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的！”
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由楊成武任代總長。葉劍英也升為軍委副主席，不久以後又兼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工作。羅下臺，葉劍英地位上升。
1966年3月4日，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批判羅瑞卿會議，軍隊各總部、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等前後共九十五人出席了會議。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主持，鄧小平在開幕時露面後即赴三線考察，會議的實際主持者則是葉劍英。羅點點在她的書中寫到３月４日下午羅瑞卿進入會場的情景：“數月不見的與會者，原來都是爸爸最親密的同誌，現在都變成了路人或仇敵，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壹幅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發羅瑞卿反黨、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羅瑞卿劃清界限。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壹句話，都是懷著敵對的眼光看著羅瑞卿。”會議了35天。與會者都湧躍發言。除事假病假外，共有86篇發言稿，其是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
在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彭真試圖遏制會上的過激情緒。說：“現在憤慨的人，將來冷靜下來後會後悔的。”4月24日，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誌堅四人聯名向毛寫信，揭露彭真在批羅會議上的“惡劣表現”。6月27日，劉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介紹文化革命的情況時說：“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系。”
據邱會作回憶，京西賓館的批羅會議上沖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向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劉誌堅等人。肖華的揭發和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葉劍英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都是份量很重的。肖華本來是和羅走得很近的人，為什麽這麽賣力氣揭發？對這個問題，邱會作和葉劍英有壹段對話：
1966年1月底，葉劍英副主席叫我去談話。······葉帥問我：“在上海會議期間，妳同別人談到肖華有什麽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只是在陶鑄同誌那裏聽到過肖華不宜掛帥（任軍委秘書長）的話，我也插不上嘴。”······我問“葉帥，是怎麽回事呀？”他回答說：“有些要緊的事。”他說：“沒有掛上帥的人（指肖華沒有當上軍委秘書長）恐怕心裏總會在想什麽吧？”我回答說：“可能總想找張路條（指整別人以表現自己）回來吧。”葉帥帶著驚奇的口氣反問：“路條？”我說：“嗯，到別人門下去了的人（指肖華和羅瑞卿搞在壹起了）現在要回來，不拿路條表現壹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我這樣回答。此時 ，葉帥面帶笑容說：“真高見！妳的話我懂了。”
從這段對話可以得知，為什麽在政治運動中，壹個人挨整時，給他致命壹擊的常常是自己圈子裏的人。所謂“路條”，就是出賣朋友換取毛的信任，即“投名狀”。
梁必業，中將，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羅瑞卿小圈子裏的重要人物。梁必業揭發說：１９６２年羅同他談得最多的是林彪的病情。首先是關心的口吻，後來就談後事了。羅說：林總的身體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規律，無法抗拒。我們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業還說：從１９６４年開始，羅瑞卿方針是：“冷林，熱賀”（對林彪冷，對賀龍熱）四個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擴大林彪的病情，宣揚胡子（指賀龍）的親政，要使大家相信，林彪只是熬時間。梁還說：羅再三強調，突出政治是突出個人的作用，沒有自己的人哪還有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和擁賀的兩種人）。只有這樣才能平衡。羅再三交待，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有更大的作用。主持批羅會議的葉劍英把大會揭發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業揭發的記錄稿交給羅看了，羅通宵未眠，坐臥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然殺了。他自殺前在梁必業的發言記錄稿上寫了兩句話：“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集團”。在整羅瑞卿的時候，被指摘跟著羅跑、被視為羅的“心腹”的幾個人用書面材料揭發了羅在他們“小圈子”裏的言行。
1966 年3月18日早飯後，有人打電話來通知羅，會不開了。對於這個會，羅怕開，又更怕不開。開會，是大家批他壹個人；不開會，就意味著會議的主持者們又在研究下壹步的計劃，意味著對他的批判又要升級。他在絕望中跳樓自殺（未死，腿受傷）。自殺前留給妻子郝治平的遺書是：
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妳，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妳們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在京西賓館，羅瑞卿自殺並沒有停止對他的批判，而是參加批判會的人更多了。羅在醫院裏，揭發批判是背靠背的。
當時中央在杭州開政治局會議，揭發批判羅瑞卿也是杭州會議的壹個內容。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的消息傳到杭州政治局會議上， 毛問：“為什麽跳樓？”然後說：“真沒出息！”劉少奇說：“羅長子盛氣淩人，鋒芒畢露，他對老帥都打擊。自己不認真檢討，過不了關就自殺，沒出息。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鄧小平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葉劍英吟誦了 “將軍壹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 的詩句。
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央工作小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的《關於羅瑞卿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列出了羅瑞卿的幾個錯誤是：壹，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誌。例如，羅反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難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三，目無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誌讓賢，讓權，進行簒軍反黨的陰謀活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發 ［66］ 268號文件轉發了這個報告。
這幾條當然是桌面上的，真正的問題應當是本書上面介紹的情況，即羅瑞卿與賀龍走得太近，而賀龍又與劉少奇、鄧小平關系較近。要整劉少奇，就不讓軍隊掌握在賀龍、羅瑞卿手裏。毛利用早已存在將帥矛盾，拋出羅瑞卿，牢牢地控制了軍隊。
陸定壹倒臺
陸定壹，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長。他倒臺的爆發點是壹個非政治事件。這就是他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簡稱嚴慰冰事件。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會前每個人的桌子上放著壹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書。上面寫著：
我證明：壹，我和葉群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壹貫正派；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壹切都是造謠。
林彪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
聶榮臻元帥拿著林彪手書，生氣地對主席臺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國防部長林彪元帥，為什麽要寫這個東西？他是針對陸定壹的老婆嚴慰冰的。
大約從１９６０年起，到１９６６年１月，在５年多時間裏，嚴慰冰寫了幾十封匿名信。其中有壹封信是壹首打油詩，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６日發出的，寄給當時的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讓他轉給林彪。信中寫道：“摟了壹個騷婆子，生了兩個兔崽子。封官進爵升三級，終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雙眉倒，六神無主亂當朝。七竅生煙抽鴉片，拔（八）光了頭上毛。機關算盡九頭鳥，十殿閻王把帖招。”明顯是罵林彪的。這幾十封匿名信９０％是寫給林彪壹家的。林彪壹家包括兩個孩子，人到哪裏，匿名信就寄到哪裏。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林豆豆和她母親葉群的關系起，亂編亂罵，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林彪秘書張雲生看了嚴慰冰信的復印件，信中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是“封建貴族加現代特權”。嚴慰冰的信給林彪家造成了影響，豆豆有壹段時間不相信葉群是她母親，多次吵鬧。葉群到處找人證明她的清白，當年的馬夫、警衛員都找了，鬧得林家不安寧。中共中央重視此案，公安部組織力量偵破，還指定駐京單位的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破案，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都親自指導過破案。
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約陸定壹到他家裏去壹趟，上午１０時左右，陸到了彭家裏。彭把公安部轉來的壹疊材料交給陸定壹，就是嚴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說：“林彪是黨的副主席，寫他的匿名信，這個問題就被認為是政治問題。許多信署名王光×，發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親辦的托兒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撥中央常委之間的關系。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等於公開的傳單。陸對彭說，自己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嚴慰冰被捕。
嚴慰冰為什麽寫匿名信？《陸定壹傳》說，在延安整風時，嚴慰冰得知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的問題，向所在單位作了反映。葉群和林彪結婚後很霸道，嚴看不慣。直接的原因是葉群歧視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兒林曉琳，嚴對此很憤慨。陸定壹對他的傳記作者說，“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
在審理查嚴慰冰期間，周恩來對陸定壹說，妳最好到外地去，時間越長越好。３月６日，陸定壹離開北京到南方。５月６日，陸定壹接到汪東興從北京打來的電話，讓他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５月８日，陸定壹從合肥乘汪東興派來的飛機回到北京。
在批判陸定壹的會上，陸定壹作了壹個檢查，他說：“我同嚴慰冰生活２５年，她寫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誌們說我知道，是有道理的。２５年，還會不知道？這對於我，是有口難辯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確實不知道她寫匿名信。在莊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不能說假話。現在嚴慰冰在公安部，請審問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寫匿名信，請把我當成反革命的主謀犯和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林彪聽後連聲說：“天天在想變天，天天在想變天。”他質問陸定壹：“跟妳老婆勾結在壹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誌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麽？講清楚！”陸定壹答道：“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跟我商量過，也沒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過。”林彪：“妳老婆的事，妳會不知道？！”陸定壹：“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我恨不得壹槍斃了妳！”林彪質問陸定壹：“妳為什麽害我？我這個人壹直喜歡壹點知識分子，對妳陸定壹還是比較喜歡的。妳為什麽幹這樣的壞事？用意何在？”陸定壹說我確實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說了臟話：“妳們兩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嗎？”批判成了鬧劇。
周恩來在會上對陸定壹不僅批評、痛罵，還把茶缸砸到陸定壹坐的那邊去了。 楊成武走到陸定壹跟前，把拳頭伸到陸定壹的眼下晃了晃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會後，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壹出席會議的資格。鄧小平讓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陸定壹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李富春讓李雪峰說。李雪峰只說了鄧小平的壹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壹同誌出席這個會議。”陸定壹大聲說：“雪峰同誌，我可是搞共產主義的，我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
說陸定壹倒臺是受老婆的牽連，那就過於簡單了。
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來，陸定壹壹直主管意識形態工作。在組織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中、在胡風事件以及其它壹系列的思想批判運動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後，毛澤東對他就不滿意了。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的《文藝情況匯報》上批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對思想界、文藝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在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個紀要中說，文藝界建國以來，被壹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些都是陸定壹領導的部門。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轄的，毛澤東對教育界也不滿意。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北京采取對抗態度。在這個問題上，陸定壹和彭真是壹致的。這使得毛澤東對陸定壹和中宣部很不滿。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話中指出，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毛澤東警告：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１９６６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談了兩次話中明確批評了中宣部，毛澤東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周恩來在５月２１日批判陸定壹的發言中說：“陸定壹是從夫妻老婆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誌，因為林彪同誌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陸的老婆從1959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壹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有壹個規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明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周恩來把嚴慰冰事件和陸定壹聯系在壹起了，和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聯系在壹起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中，為了從政治上徹底打倒壹個人，還得從根本問題上把這個人釘死。如：是不是當了叛徒，是不是階級異己分子。陸定壹出身於無錫壹個殷實官僚家庭，南洋大學畢業，1925年學生時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從陜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裏二千多元遺產，將壹千元作為黨費交給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為辦事經費，壹千元給為革命犧牲了的前妻親屬用於尋找失散的女兒費用，剩余幾百元錢，留為治病開支。共產黨員不能繼承剝削家庭的遺產，陸定壹繼承了。因此，被認定為階級異己分子而受到嚴厲處置。
陸定壹始則被軟禁，戴高帽、掛黑牌、受批鬥；繼而被隔離審查，遭刑訊逼供，嚴刑拷打：“審訊人員壹擁而上，緊手銬的緊手銬，揪耳朵的揪耳朵，陸常被搞得不斷失聲慘叫，聞者心寒”，“每次審訊都把陸搞得臉腫、耳腫、手腫和流血”，由於銬得過緊，“致使手銬扣進肉內，造成手腕潰爛化膿”。陸定壹於1968年4月未經審判被投入秦城監獄。在獄中，因寫申訴，惹惱專案組，“被第二次帶上手銬，連吃飯、睡覺、大小便都不給松銬，只有在半個月壹次的洗澡時才被摘下來，半小時後洗完澡又立即被帶上。鐵銬套在手腕上，皮膚被磨破，露出鮮紅的肉，鉆心壹樣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銬裏，連衣袖也磨破，殷紅的血水滲在袖上。”陸定壹既被徹底妖魔化了，這個妖魔已經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擰，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當年盛行壹時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痛打落水狗”的口號，這使迫害者義正辭嚴，鬥誌昂揚。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為罪名開除了陸定壹黨籍。此時林彪、陳伯達早已倒臺，文革已是強弩之末。在許多老幹部獲得了解放的時候，中央反而對陸定壹做出這樣嚴厲的處置，真是發人深思。
《陸定壹冤案十三年紀實》壹文提到“中央壹位有影響的人物”對陸案做過三次指示，壹次是1966年7月：“陸定壹在蘇聯，據說蘇修給他壹萬盧布。將來，可能搞他個裏通外國。”壹次是1976年2月：陸定壹“要答辯，妳們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獄，現在暫不理”。最後壹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陸定壹，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來。說不給他結論不出來，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國了。”按照文革後的政治規則，這位被隱其名的“中央有影響的人物”壹定是受到尊重的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抓捕“四人邦”兩年以後，1978年12月2日，陸定壹獲得自由。他失去自由的時間13年。
?“剝筍政策“的勝利
林彪在1966年５月１８日的講話中為“彭羅陸楊”定了性。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彭羅陸楊”說成是“四大家族”。這是借用對國民黨高層的“蔣宋孔陳”的說法，在共產黨的詞典裏“四大家族”是罪惡的代名詞。周恩來在５月２１日講話中說：“‘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占領的陣地，是剝筍政策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賀。”“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壹個壹個被奪走了，現在壹個壹個地奪回來。”陳伯達在５月２４日講話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周恩來這次講話中提到“剝筍政策”。他對此有壹個解釋：“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采取剝筍的政策。”“如新中國成立以來，壹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黃張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采取剝筍政策，使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林彪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妳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歷史時期。）“剝筍政策”是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期間說的。他把打倒彭真、羅瑞卿比做剝筍。壹只筍，有點爛了，把外面幾片剝掉，還可以吃。劉少奇說：“剝筍政策是大革命時期鮑羅庭提出的，搞國民黨右派要壹層層剝掉，剩下壹個筍心。妳不剝他，他就剝妳。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剝掉，這是壹個好辦法。剝不掉，他就要上臺推翻我們，改變政策。”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四人的全部職務。接著，中共中央又於5月24日發出《關於陸定壹同誌和楊尚昆同誌錯誤問題的說明》，把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這壹通知地方發到縣團級。
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審查組，下設四個組審查彭羅陸楊。
明末清初有壹首流傳很廣的《剃頭歌》：聞道頭需剃，如今盡剃頭。有頭皆要剃，不剃不成頭。頭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彭、羅、陸、楊“剃”了不少人的頭，現在他們被別人“剃了頭”。在1965年底給彭羅陸楊“剃頭”的人，以後都被“剃了頭”。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仿《剃頭歌》作《整人歌》：聞道人須整，如今盡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試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極權制度的特征，也是維持極權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羅陸楊，與其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容之壹，不如這是毛澤東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準備。搞掉了這四個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壹些。毛澤東1965年11月12日離開了北京，壹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間，連十分重要的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也不參加。文革研究者米鶴都認為，這是毛為自己的安全考慮。這個看法有壹定的道理。彭羅陸楊打倒後，毛還是不放心。在改組北京市委的時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擔任衛戍任務，林彪5·18講話談政變時說，毛主席調兵遣將，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部署。毛還授意周恩來成立了“首都工作組”，以保證首都安全。
彭、羅、陸、楊已經被擺在階級鬥爭的砧板上。群眾專政的鐵拳不斷地向他們猛擊。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壹夜之間，多位副部長以上的領導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劉仁、萬裏、夏衍、田漢等。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這是壹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行為，組織者事先打聽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線，準備了車輛，據說他們通訊聯絡工具是高級幹部的保密紅色電話機。他們都穿著軍大衣。後來才知道抓人的是四個藝術院校的紅衛兵，帶頭的是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她帶領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於臺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壹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他們強行沖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裏綁架走，然後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裏。周恩來得知是葉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葉向真要人。葉向真就和周恩來談判。周恩來承諾：“我們保證，幫妳們開群眾大會。”周還同葉向真商定，把葉的“遊鬥彭真”的計劃改為“鬥爭彭、羅、陸、楊的大會”，周恩來還對葉向真說：“妳們不是還少壹個楊尚昆嗎？開會時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葉向真相信周恩來不會欺騙她，把彭真等交給了?
周。 12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毛澤東主義公社等四個組織的代表時說：“我們完全支持妳們的革命行動。首先鼓勵妳們。”“妳們的行動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壹，僅五分鐘就解決問題了，幹得漂亮！妳們把警備衛戍司令部都給瞞過了。妳們的行動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沒有缺點，妳們如何配合中央，請大家考慮。” 葉向真開了文革期間隨意綁架高級幹部的先河，開創了群眾亂揪領導幹部的先例。清華大學“捉鬼隊”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受了葉向真這次行動的啟發。
周恩來讓軍隊把彭真要了回來，關押在五棵松的衛戍區的壹個師部，什麽時候批鬥，什麽時候提走。周恩來沒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會。這次會是經周恩來同意的。會上巨幅橫標寫著：“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參加批判會的有３６０００多人。會上唱語錄歌，還唱《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會鬥爭了很多人，除彭、羅、陸、楊以外，還有壹大批領導幹部陪鬥。被批鬥的人被反扭著雙臂，彎腰９０度，呈“噴氣式”，頭發被人揪著，隨時將頭提起按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時摔斷了腿，是用籮筐擡去的。
這次批判彭、陸、羅、楊的大會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文革期間，特別是批判資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領導幹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會議，明天就可能被揪鬥。有些老幹部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他們和他們家屬整天處於恐怖之中。
? 毛知道幹部被批鬥的情況。1967年秋，毛澤東在鄭州接見河南省領導，他和紀登奎有壹段談話。毛問：“聽說妳坐了壹百多次飛機？”紀登奎說：“這對我大有好處。” 毛澤東還問，“坐飛機”是個什麽樣子？紀登奎站起來比劃、作示範，毛澤東也跟著學“坐飛機”的樣子，彎腰，手向後舉，還問“是這樣嗎？”毛澤東問紀登奎，“坐飛機”什麽感覺？紀登奎說，“啊呀，腰酸得很，感覺就和割麥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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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月會議”: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5月發生的事件很多：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文化革命綱領性文件《五壹六通知》通過；毛澤東發表了《五七指示》，描繪了他心中烏托邦；北大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第壹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改組北京市委。
這段時間報刊的輿論越來越猛烈，社會上硝煙四起。
這裏說的五月會議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２６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共76人。這麽重要的會議毛讓他不信任的人劉少奇主持，自己不參加。會議主要議程有兩項：壹是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5月24日，會議決定對彭、羅、陸、楊所謂“陰謀反黨集團”問題進行專案審查；二是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即《“五·壹六”通知》），揭批彭、羅、陸、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作介紹。這裏只介紹會議其它方面的情況。
這是毛澤東在千裏之外卻控制自如、全面貫徹自己意圖的壹次會議；這是由劉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墻角、甚至是為自己挖掘墳墓的會議；這是劉少奇主持下揭發批判和他意見壹致的彭、陸、羅、楊的會議；這是通過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壹六通知》的會議，這個文件的通過標誌著文化革命的正式發動；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的壹次會議。
這次會開了23天，時而大會，時而小會，時而看文件，時而討論。會議大體進程是：
會議前四天，康生、張春橋、肖華介紹情況：康生傳達毛澤東自１９６２年以來有關批判彭真、陸定壹等人的講話或者批示；介紹了會議將要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來稱之為《五壹六通知》）的起草經過，特別強調毛澤東修改了七遍，並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澤東親自加的。張春橋介紹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前後文藝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情況等。蕭華介紹羅瑞卿問題和批羅會議情況。在張春橋講話之後陳伯達作了系統揭發批判彭真的發言。會議頭四天的情況介紹為整個會議定了調子，為不在現場的毛澤東意圖的貫徹打下了基礎。整個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輪流主持。
在五月會議上，又壹次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超過我們壹萬句。”“毛主席活到那壹天，九十歲，壹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還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人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壹定是野心家，壹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周恩來說： “毛主席的壹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壹筆勾銷。學毛著，做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系起來。”周恩來把忠於毛澤東當做保持“晚節”。陳伯達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來看，確實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說毛澤東超過馬克思，林彪在５月１８日的講話中講過，陳伯達只是重復。
全體壹致通過《五·壹六通知》
５月１６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這壹天通過的，所以叫《五·壹六通知》。
這個《通知》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據《通知》起草的參與者王力回憶，1966年3月，康生和趙毅敏到杭州向毛匯報有關國際共運的問題，魏文伯參加，江青在座。毛大發脾氣，推翻了中央決定參加蘇共２３大的意見，大罵“二月提綱”，罵彭真，罵北京市委，罵吳晗，罵中宣部，罵他們整左派的材料。康生回來以後，由鄧小平主持會議傳達毛的意見。會議決定向全黨發通知，撤銷“二月提綱”，讓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壹句話：以前中央某日發的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予以撤銷。毛得知後說，這個不行，沒有說實質性問題，要再起草個文件。起草小組是４月１６日成立的，成員是江青定的，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尹達、陳亞丁、關鋒、戚本禹、穆欣。名義上是由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由於陳伯達、康生在杭州開會，起草小組實際由江青主持，張春橋是秘書長。地點在錦江飯店後面那個樓。４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綱”的話，王任重作了記錄。用王任重的記錄整理出來的就是《五壹六通知》的基礎。起草小組的主要任務，是對毛對文件草稿每增改壹次，就議壹次，有什麽意見，給毛回話。在這個基礎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讓毛再改，毛不僅是修改，還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話。毛改後再交給起草小組進行文字處理。杭州會開了幾天，稿子就修改了幾次。後來發表《五·壹六通知》，毛親筆加的內容用黑體字標了出來，沒有用黑體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寫的。五月會議上討論《五·壹六通知》時，陳伯達、康生堅持壹個字也不能改。
《五·壹六通知》全文不到五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文件指出“二月提綱”十個錯誤，並對這些錯誤壹壹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闡述毛的觀點。文件說，“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壹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壹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壹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妳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麽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麽平等的關系，而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文件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這個文件說：“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壹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內、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這個文件最後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壹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註意這壹點。”
幾個月以後，大家都知道“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在５月１６日通過這個《通知》時，劉少奇知道是指他嗎？閻長貴說，當時康生、張春橋都不知道，以為是指彭真。政治鬥爭經驗豐富的劉少奇是應該知道的。但這個針對他的文件卻在他的主持下壹致通過了。毛澤東雖然遠在千裏之外，卻對會議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多年的個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絕對權威，而是全黨早就接受了他這樣的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概念已經融化在人們的血液中，成了人們行動的指南。
《五·壹六通知》有壹個附件，就是《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據說這個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學者很少提及。不過，如果站在客觀立場，去掉其中強烈的政治色彩，還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戚本禹目擊“五·壹六”通知舉手通過的情況。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沒有反對意見。其後，劉少奇再向坐在後排的列席人員說，妳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壹致通過，但後者應不計入票數。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壹致通過了“五·壹六”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當時全黨對文化大革命的共識。5月19日，《五·壹六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６６］２６７號）發到縣團級，以後逐步擴大傳達範圍，成為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壹年以後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５月１７日的會議上，劉奇少說：過去填表時壹直填富農成份，後來到花明樓看了，應該是地主。周恩來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響，對階級鬥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沒有察覺。鄧小平了作了檢查，說書記處這麽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林彪沒有檢查，但說他的家庭是地主，沒有看得那麽清楚。這麽多高級領導人都講自己的出身，難怪三個月後“血統論”橫行。
防政變殃及賀龍
５月１８日，林彪發表講話，從批評彭、羅、陸、楊開始，大講政變。他為什麽要講這樣的話？因為毛多次講要防止在我國發生反革命政變。
毛擔心政變是從蘇聯那裏來的。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發生了“不流血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了下臺，毛澤東對中國是否會發生這類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毛的衛士陳長江說：“有壹次我們很緊張，毛主席無論如何睡不著覺，走到門口問我：‘妳們哨兵帶槍沒有？有壞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訴主席：‘不僅帶了手槍，沖鋒槍和機關槍，子彈也帶很多。我們幾十個人能對付壹二百人。’主席點頭滿意。”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人：如果北京發生政變，妳怎麽辦？蕭華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問許世友同誌，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妳怎麽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１９６４年紀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時候，周恩來率團赴莫斯科。１１月７日晚間，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賀龍同蘇聯元帥崔可夫等軍界領導人談話中，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妳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並向周恩來報告，周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質問。勃列日涅夫以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失言”作掩飾。周恩來立即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周恩提出正式抗議。周這樣做，有出於維護中共和國家尊嚴的考慮，同時也給毛澤東吃壹顆定心丸。周非常清楚，擔心被人搞掉是毛的壹大心病；眼下在黨內分歧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蘇共搞掉赫魯曉夫靠軍方支持。所以毛澤東特別警惕北京發生軍事政變。極權政治是陰謀政治，最高領導人最警惕高層的陰謀活動。而在極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要推翻最高領導人，宮廷政變是最常用的方式。馬林諾夫斯基為什麽對賀龍談政變呢？作為軍事家的毛知道，如果中國發生政變的話，賀龍是最重要的力量，最有搞政變的可能。對毛澤東來說，馬林諾夫斯基壹語點破了，這就決定了賀龍必死的命運。
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來說，賀龍是有大功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當時不是共產黨員的賀龍，把自己帶出來的壹支軍隊交給了共產黨，並擔任總指揮參加了南昌起義。從此共產黨有了自己獨立領導的軍隊。南昌起義失敗以後，賀龍回家鄉白手起家搞起了紅二軍團，和任弼時壹起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由此逐步形成了紅軍三大主力之壹的紅二方面軍。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賀龍對毛澤東不是很順從的。1950年代，他任西南軍區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後來中央撤消西南軍區，把賀龍調到北京管體育。賀龍不滿意，說：“為什麽要撤消大軍區啊？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怕我們造反！”他還說這是“杯酒釋兵權”。賀龍主持的國家體委有壹個國防體育俱樂部被認為是“壹支反革命地下軍，壹旦時機成熟，即成為反革命政變的急先鋒。”
中共軍隊中有紅壹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三大山頭。通過多次黨內的路線鬥爭，各個山頭都有削弱，但賀龍為首的紅二方面軍這個山還比完整，賀龍有兵權，他還愛交朋友，經常和軍方的人走動，被懷疑為“拉山頭”。在極權政治的和平時期，軍事首腦私下活動最容易被懷疑。羅瑞卿靠近賀龍，既增加了他自己的政治風險，也增加了賀龍的政治風險。更重要的是，賀龍當時和劉少奇的關系很好。當時中南海裏盛傳，他們要結成兒女親家了。戚本禹當場聽到，毛曾對林彪、周恩來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胡子（指賀龍）就不會倒過去了。”毛認為賀龍“倒過去了。” 關向應和賀龍都是二方面軍的，在延安病逝，臨終時對賀龍說，壹定要跟毛主席走，不能反毛。
1966年8月25日，總參外事局有人貼大字報反對楊成武，賀龍的老部下王尚榮、雷英夫在大字報上簽了名，賀龍辦公室的幾名工作人員也參加了。楊成武當時是林彪、毛澤東十分信任的人。當時懷疑是賀龍背後搞的，是想奪總參的權。聯系到賀龍和羅瑞卿的關系，毛澤東委托林彪在壹次軍委常委會上打了招呼。打招呼會只有賀龍沒有參加。這個會是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之後，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林彪開場白說：“主席交待我和總理分別召開兩個小會，把賀龍同誌的問題通通氣。總理那邊會已開過了，向主席匯報說效果很好。我按主席交待向大家說點賀龍的歷史和現實的情況。”林彪先說了賀龍在湘鄂根據地肅反的錯誤，又說文化革命開始以後賀龍的動態。壹是有些不安和異常；二是到他那裏去的人很頻繁，是個“政治俱樂部”；三是他把槍隨身帶，警衛人員揭發他帶著槍去見主席。林彪傳達完後因身體不適就退席了，葉劍英組織繼續開會。軍委常委們對賀龍進行了批評和批判。陳毅、聶榮臻的發言非常尖銳。平日很少說話的劉伯承也作了批判發言。結束時，葉劍英交待會議內容絕對不許外傳。會後，還擴大了壹些兵種正職首長秘密到葉劍英家看過揭發賀龍歷史上通敵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
李作鵬、邱會作的回憶錄都記錄了葉帥同他們打招呼的情況。邱會作回憶說：“大概在1966年秋天，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車到京西賓館後，由蕭華、楊成武帶隊換乘兩輛大轎車到葉帥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上車後還拉上窗簾。蕭、楊在車上說，臨走前總理特別打電話交代，到葉帥家看材料重點是看通敵問題。……” “到了葉帥的會客室，葉帥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壹些材料，大家來看壹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註意看投敵問題。’”會議室桌子上放了十幾份材料，都是賀龍部下說的壹些事。其中有總理提供的壹封信，是賀寫給國民政府裏任職的舊交的。周恩來說要註意賀龍投敵問題，就是指這封信。李作鵬回憶錄說的時間、地點、事件和人物和邱會作的回憶基本壹樣。葉帥對大家說，這次看賀龍的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
與此同時，葉劍英還向各大軍區領導人打招呼。蘭州軍區政委洗恒漢回憶，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和當時的總政主任肖華找蘭州的洗恒漢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齊到北京西山葉的住處，向他們打招呼說，賀龍是大土匪，是大軍閥，國民黨曾派人到他那裏策反，很壞等等，叫他回去以後向張達誌傳達，叫王恩茂、左齊向郭鵬傳達，要他們搞好思想轉彎。
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正在北京，肖華通知他參加壹個會議。黃不想去，說北京的事跟他沒有太大的關系。肖華說，會議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肖華帶他到西山，會議由葉劍英主持，講打倒賀龍的事。劉伯承元帥作了長篇發言，說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幾個小時。黃永勝還說，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都由周恩來總負責。
據邱會作回憶，1966年12月，中央文革提供材料說，夏天毛主席不在北京時，劉少奇、王光美與賀龍有來往，有活動。中央文革還拿出了那封從原國民黨壹個要員那裏搞到的賀龍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向蔣介石寫的“乞降信”，還翻出了夏曦和賀龍在根據地誤殺了段德昌等紅軍將領的事。
這裏說的原國民黨要員應當是李仲公，文革前他是國務院參事、民革中央常委。
李仲公的後人介紹，1968年春，周恩來收到了李仲公給他的壹個材料，另附信壹封，信中說：“久未謁見，時在念中。茲有壹事，我手中有賀龍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幫助向蔣投誠的兩封親筆信，是這個大叛徒叛黨的鐵證。如由信內送上。慮交不到落入別人之手。擬請於萬機之時召見片時，當面奉呈，並補陳有關情況，親聆教導。特此函達之予核裁。敬祝健康，並致革命的最後敬禮!1968年3月29日。”
壹封信是1929年5月16日寫的，其有“近閱報章，始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壹分子能不憤慨？甚願率所部萬余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余不壹壹，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復，以便正式派人晉京面候教益矣。”1929年5月26日信中有“前言皆系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壹切為盼。”李仲公當時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黨部）書記長，人們認為他是蔣介石的“親信”。賀龍希望李仲公將信轉給“主席”（蔣介石）。李仲公沒有轉。
李仲公向周恩來交出賀龍的“乞降信”是1968年3月29日，有文字為證，不會錯的。葉劍英向軍頭們就賀龍問題打招呼，邱會作和李作鵬的回憶都是1966年秋，也不會錯。這裏有壹個疑問：李仲公是1968年3月29日將“乞降信”送給周恩來的。1966年深秋葉劍英向軍頭們打招呼時，為什麽有這封“乞降信”？這有兩種可能性：第壹種可能性是在李仲公交“乞降信”之前，中央已經知道了，我估計這種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性是，葉劍英讓軍頭看的材料中沒有這封“乞降信”，而是其它的“敵我性質”材料。這有待檔案公開以後解疑。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過去說對賀龍是壹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 我們至今不知道成鈞、許光達、廖漢生對賀龍有什麽揭發，毛澤東說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包括賀龍的所謂向蔣介石的“乞降信”？
僅憑這兩封信就斷定賀龍投靠蔣介石是不夠的。賀龍寫這兩封信也可以從積極方面理解：這是在當時嚴酷的鬥爭環境中所采用的壹種鬥爭策略。南昌起義失敗以後，向蔣介石顯示壹個姿態，以減輕國民黨的軍事清剿的壓力，謀求革命隊伍發展空間。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接見參加軍委會議成員時說：“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呢。”有關部門開始調查賀龍等的平反問題。據稱，李仲公的揭發信在1974年9月23日被鑒定完畢，說是偽造的。為什麽1968年春不作鑒定、而在毛說整錯整了賀龍以後才作鑒定？1978年6月，國務院參事室作了壹個決定。決定說：“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兩封偽造信陷害賀龍同誌的問題，審查小組報經中央批準，認為是李仲公夥同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的壹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代。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生活費八十元，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此時李仲公已92歲，重病在身，家屬沒有把這個決定告訴他就逝世了。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講政變很有特點。他先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壹切；沒有政權，就失掉壹切。”要“念念不忘政權。”然後他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註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壹套搞掉。”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註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到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從我國歷史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接著他列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聽起來感到毛骨悚然。林彪這篇講話，後來經過毛澤東審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
在林彪講政變以後的三天，５月２１日，周恩來也在會上講政變。他說：“林彪同誌講的亞非拉地區６１次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壹個壹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 “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壹文壹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占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真是大黨閥。”怎樣“三防”呢？周恩來說，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造反；二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壹個壹個被奪走了，現在壹個壹個地奪回來。周還說：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政府也毀掉。
５月２７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開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到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說：“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也講政變。他說：“今年二三月初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陰謀策劃政變。陰謀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計劃之壹是要往北大、人大每壹個學校派去壹個營的軍隊，這個事實是千真萬確的，並在北大、人大看過房子的。．．．．陸平黑幫給他們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長郭影秋完全知道這件事。”１９８０年，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時，對這件事情的解釋是：１９６６年二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在北京組建壹個團，歸衛戍區建制，負責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壹時沒有營房，就到壹些大學找空房子。如果真是像解釋的這樣，也是合情合理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極權政治下的權力高層歷來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裝甲兵有兩個幹部訪問李作鵬時問道：“傳單說許光達是賀龍兵變中的總參謀長是事實吧？”李作鵬回答：“有那麽回事，總參謀長是事實。”又問：“二月兵變是怎麽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變，賀要調壹軍（賀的老部下）到北京來，由於中央識破了陰謀，才使兵變未逐。”“九壹三”以後，李作鵬成了林彪集團的骨幹，這個“訪問記”成了李作鵬誣陷賀龍的罪證。
1966年5月15日，根據毛澤東關於“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周恩來與葉劍英聯名給毛澤東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報告。該報告提出組建壹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的“首都工作組”。毛“保衛首都”的指示，實質內容就是防止北京發生政變。首都工作組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即對周恩來負責，周恩來對毛澤東負責。首都工作組處理問題權限和指揮權限，不受原機構或部門的管轄。戚本禹說：“首都工作組是個很神秘的機構，是由葉劍英負責的,它只向總理匯報工作。而無需向任何部門(包括中央文革)通報情況的。所以我們中央文革連陳伯達和江青都沒有人知道它的事。”
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回憶，當時首都工作組擬制了呈報毛澤東的四個文件：壹，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擴編方案：首都警衛師、北京市公安總隊、第63軍189師、第24軍70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擔負首都警衛任務；二，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整方案：1，首都警衛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壹師。2，北京公安總隊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二師。3，第70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三師，保留原番號不變。4，189師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四師，保留番號不變。三，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調整擴編的命令。四，關於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動的命令。以上文件打印兩份，壹分送周恩來，壹份送毛澤東。1966年5月29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這樣，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不久，根據葉劍英指示，天津的196師和宣化的193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調動。十個月以後，從沈陽軍區調３８軍進駐京畿，３８軍是原四野的頭號主力，是林彪指揮順手的部隊。
在做這幾件事時，周恩來要求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人員不讓打電話談調部隊的事。所有文件只打印兩份，壹份給他，壹份由他轉呈毛澤東，而不發給林彪。甚至到茶爐房裏開會，把服務員都打發走了。
1966年6月1日，上述部隊開始調動。這壹天黎明，坦克、汽車的轟嗚聲驚醒了北京西郊酣睡的人們，壹隊隊解放軍戰士沿著大路疾進，天亮時，他們已經分別進駐了南苑、長辛店、清河地區。
6月3日，北京衛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楊成武宣讀了中央軍委關於調整擴編北京衛戍區的命令。楊成武說：衛戍區的具體任務按周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參加會議的張民回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賀龍元帥，他到的時間比較早，進了禮堂後臺的休息室就壹屁股坐在沙發裏，表現出壹種沈默寡言、憂心忡忡的神態，與以往相比判若兩人，我看他的氣色也不太好，面容憔悴，好像剛剛大病壹場的樣子。過去那種愛說愛笑的影子壹點也看不見了。”
對政變時容易受到攻擊的中央廣播電臺、電視臺、國家通訊樞紐等處進行勘察，制定防範措施。對機場、水庫、發電廠、監獄等要害地方進行了勘測。位於西單的電報大樓上，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毛的住處，立刻宣布為軍事禁區。
首都工作組周密地布置了防止政變的工作，毛澤東感到北京安全了。他1965年11月12日離京南下，1966年7月18日放心地回到了北京。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完全控制了局勢，他不允許這樣的超級機構繼續存在下去，1967年2月，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停止辦公，有關工作由總參作戰部辦理。此時，組長葉劍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將。
圍攻八十歲的朱德
五月會議氣氛緊張，人人自危，紛紛發言檢討自己對毛澤東的態度，紛紛表示對毛效忠，同時對彭、羅、陸、楊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極力表現自己堅定的立場。彭真和陸定壹作了檢查後，除了康生、林彪、陳伯達作了上綱很高的批判以外，賀龍、張鼎臣、楊成武、李先念、陳毅、薄壹波、劉少奇、聶榮臻、余秋裏等都作了批判發言。李先念說：吳晗的要害是罷官，彭真的要害是政變。
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積態度，還因為他說了壹些與當時政治氣氛不壹致的話，責令他作檢查。因此，圍鬥八十歲的朱德，成了這次會的壹個插曲。
5月23日，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劉少奇主持。朱德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壹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壹點。”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言辭激烈,時間很長。林彪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妳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陳毅質問：“朱德，我要問妳，妳是不是要搞政變？”朱德說：“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陳毅說：“我看妳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妳還大力贊揚赫魯曉夫。妳野心非常大。”薄壹波說：“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朱德辯解：“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周恩來說：“幾十年歷史，朱德同誌跟張國燾鬥爭，前壹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誌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誌在那裏，黃袍加身，妳頂得住嗎？後壹半是賀龍同誌、弼時同誌、關向應同誌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妳都沾過邊嘛。妳到處發表意見，是壹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壹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妳到處亂說話。妳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批判朱德的會議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後來形成的“四人幫”，卻是文革中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鬥最兇的不是康生和後來形成的“四人幫”，而是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積極參與批判朱德的中央領導人薄壹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後來都在文革中受難。會議的主持人和批判的主要人，文革以後都被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
批評朱德不是從這裏開始。早在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批評朱德。這個會是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捎帶也批評了朱德。林彪在地次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評朱德時，朱德就坐在他身邊。林說：“今天當著全軍幹部的面，對朱德同誌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誌總認為自己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聲很大，功勞不大。戰爭年代，朱德同誌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我黨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劉亞樓對邱會作和肖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他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會議上朱德支持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是真總司令，當然，他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才把朱德問題分開。”劉亞樓說：“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於四川省儀隴縣，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1911年10月在雲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12月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法戰爭”。1917年7月任滇軍旅長，1921年春任雲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雲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朱德比毛澤東大7歲，在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活動初期，朱德是唯壹的壹位有指揮戰爭經驗的職業軍人，也是參加革命前社會地位最高的人。1922年8月在德國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領導八壹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他率領余部轉至湖南南部，和他在雲南講武學堂的老同學、時為國民革命軍16軍軍長的範石生合作，使部隊獲得了喘息機會。1928年4月率部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隨即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紅四軍），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從此“朱毛”成了中國革命領導人的代名詞。
朱德的權力自1949年以後基本被剝奪，只給壹個委員長的空頭職務。1966年朱德已經是80老翁，應該說對毛的權力沒有什麽威脅，為什麽毛對他還不放心？為什麽林彪、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他群起而攻之？
朱德雖然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很高，他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1959年批彭德懷時他不積極，1965年批羅瑞卿他也不積極。所以，毛要發動壹場攻勢，重重敲打壹下朱德，壹是防止朱德對文革提出批評意見，另壹個目的是警告其他高級幹部，即使朱德這樣的老帥也必須俯首帖耳，絕不能成為“文革”運動中的絆腳石。朱德在軍隊中威望很高。毛澤東要搞文革怕軍隊不穩，擔心有人會擁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德弄出來，掃壹下威風，除掉了有人打出朱德的旗號反毛的可能性。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
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毛澤東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８月２日，陶鑄被任命為顧問，１９６７年１月打倒）。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７人。郭影秋（華北）、楊植林（西北）、鄭季翹（東北）、劉文珍（西南）也是早期的中央文革的成員。中央文革小組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實際是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毛甩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央文革成為直接指揮文革的常設機構。以後的實踐證明，陳伯達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組長，江青是主事、鬧事的組長，而作決定、把關的實際組長是周恩來。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陳伯達生病外外出期間，由江青代理文革組長的職務。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上海開會。毛澤東７月１８日從上海回到北京。江青早兩天從上海回到北京做了幾件事：壹，建立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專門把釣魚臺１６號樓作為中央文革辦公室，讓王力當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除了正副主任外，只有三五個助手。二，建立信息收集系統――辦《快報》。抽調１００名團以上的政工幹部作為中央文革的聯絡員、巡視員，以《紅旗》、《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記者的名義，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文革情況。辦公室人少，聯絡員人多。三，建立碰頭會制度。每天下午３點碰頭，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周恩來、陶鑄參加。經常是中央文革開完碰頭會以後，到壹個單位去參加群眾大會，發表講話支持造反派。從此，劉少奇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只討論壹般性問題，重心轉到釣魚臺這邊來了。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常委碰頭會同時存在。1967年2 月以後，大事都由文革碰頭會來解決，但中央常委碰頭會還存在，開會的次數不多。
後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壹個壹個被打倒了，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江青十分張揚，對陳伯達頤指氣使。陳伯達形象地用手揪著自己的耳朵對他的秘書說：“她對我像三娘教子似的訓斥！”陳伯達不願意召開文革小組會議，多次受到毛的批評。1967年二三月間開始，中央決定以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名義來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這個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有關的中央黨政軍領導人都參加。
中央文革碰頭會決定文革中的各項重大問題，開會地點從懷仁堂改為釣魚臺16號樓。哪些人參加由周恩來確定，各種文件都由周恩來簽發。戚本禹說：“ 我們的感覺，總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
1966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周恩來的中央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了。以前，他作為國務院總理，只處理國家行政事務，而黨務和軍務分別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負責。從批判羅瑞卿到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還參與軍隊和黨裏的事，周和林彪、葉劍英配合默契，關系緊密。
毛澤東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則”
毛澤東壹直強調“有破有立”。《五壹六通知》是“破”，是想破除１７年建立的壹些制度。他想“立”什麽呢？他有壹個設想，不過，他這個設想是烏托邦，是他心中的桃花源。１９５８年試驗失敗了，但他沒有放棄。他心中的桃花源由兩部分組成，經濟和社會體制是《五七指示》，政治體制是“巴黎公社原則”。而這些和中國古代的“大同世界”的某些設想相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信，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壹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作了批示。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是毛澤東造就“共產主義新人”的設想。全文如下：
林彪同誌：
妳在五月六日寄來的總後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壹起討論壹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妳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壹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這樣的壹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壹些小工廠，生產壹些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社會主運動義教育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壹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壹個部隊只能兼壹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了。
毛澤東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
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將《五七指示》轉發到全黨，要求全黨有步驟地實施。在轉發的通知中說，這“是壹個極其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發展。” 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應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布了《五七指示》中的主要內容，並加以闡述。社論說：如果按毛的這個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可以逐步縮小三大差別，促進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可以實現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7億人民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五七指示”構想了壹個桃花源式的社會組織。通過這個社會組織消滅“三大差別”，進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1958年的共產主義造成了三四千萬人的死亡，毛不甘心，還要通過文革構建1958年失敗了的烏托邦。
如果說《五七指示》是毛澤東對經濟社會體制的構想，那麽，巴黎公社原則，就是對政治體制的構想。他想用這兩個構想來代替１７年建立的制度，達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什麽是巴黎公社原則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有闡述：“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出的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壹向作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壹切政治職能，而變成公社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它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這樣”；“從上到下，壹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舊政府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的合理職能拿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公社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公社真正的秘密在於：它實質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這樣，“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
馬克思接著說：“勞動壹被解放，大家都會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某壹個階級的屬性了。”《法蘭西內戰》是文革中必讀的書，中央要求幹部、黨員反復讀。
對於巴黎公社原則，恩格斯有壹系列解釋：
他說：“公社壹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壹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壹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壹方面，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他說：“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個全部國家機器完全拋棄為止。”
他說：“先生們，妳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麽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如何讓掌握公權的官員只為公眾做事，而不成為公眾的主人，是古今中外的難題。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受到啟發，認為用“公社”代替國家，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他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烏托邦。
毛澤東不僅接受了馬克思的“公社”原則，還特別鐘愛“公社”這個詞。1958年搞了人民公社，遭遇失敗，但他不甘心，想通過文革繼續探索。他把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稱之為“巴黎公社宣言”。文革中政府機構被沖垮以後，毛澤東讓王力電話通知最早奪權的上海和黑龍江，讓兩地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
巴黎公社原則、“五七道路”和中同古代的“大同”思想，構成了毛澤東烏托邦的藍圖：壹，消滅社會分工、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二，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平等；三，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四，黨政不分，議行合壹，行政和立法、司法合壹；五，公社由普選出的代表組成，可以隨時撤換；六，廢除常備軍，用武裝的人民代替；七，地方自治。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鬥私批修”、發動壹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沒有私心的“共產主義新人”。
他有生之年實現不了這個宏願，就提出七八年搞壹次，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現這個理想。
毛澤東設想的“五七道路”最後能落實的是全國建立了成千上萬的“五七幹校”，大批知識分子和當權者不喜歡的幹部在這裏勞動，成了“流放地”、“勞改營”、清查“5·16”的場所；巴黎公社呢？曾想在上海試驗，結果也落空了，舊的官僚機器被鏟除了，新建立起來的還是官僚機器！
為什麽說毛澤東這壹套設想是桃花源呢？他設想的是消滅分工的社會，而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分工越來越細致；他設想的是沒有商品交換的社會，在高度分工的社會，只有通過商品交換才能互通有無。沒有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的社會，社會必然停滯；他設想的是壹個平均分配的社會，而沒有分配上的激勵，壹定是效率極低的社會。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的政治體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合壹；沒有常備軍和警察，用群眾專政來代替；他設想壹切公職人員的工資都不能超過工人的工資，誰來執行？他設想可以隨時撤換公職人員，誰來撤換？壹定有壹位高於公共機構的、權力無邊的超級人物。顯然，這是壹個在超級人物統治下的、不是法治的極權社會。
毛澤東的這壹套設想反映了他理論上的系統錯誤。毛澤東給中國人帶來那麽多災難，都是源於他壹套理論上的系統錯誤，都是源於用強大的政權力量實踐他這壹套錯誤的理論。我不懷疑他的真誠。但是，他越真誠，越執著，對中國人危害越大。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群眾“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為烏托邦而奮鬥的文化大革命，也註定不可能成功。
聶元梓等貼出大字報
聶元梓，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兼哲學系黨總支書記。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聶元梓、宋壹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大字報就在北大飯廳的山墻上。１９５6年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裏。看著這張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了；有人說，這是反黨反革命大字報；當然也有贊成的。本來去上課的學生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壹群五個壹夥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人越來越多。
大字報寫道：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沈沈，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5月14日陸平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大字報異乎尋常地提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思想！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的口號，似乎告訴人們中央出了大事。
接著，大字報壹壹批駁宋碩的上述觀點，然後呼籲：“壹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
這張大字報全文１４００多字，內容空洞，但調子很高。當年的大字報基本上都是這種風格。大字報貼出後，北大黨委連夜召開會議，對聶元梓等的大字報進行了批評，還組織了成千張大字報反擊，組織壹些人圍攻寫大字報的人，同他們辯論。
大字報的起因是北京大學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１９６４年７月，張磐石（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帶壹個１０人小組到北京大學調查。他們壹個系壹個系地找總支書記談話，動員大家給陸平和北大校黨委的工作提意見。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當時也找到聶元梓，聶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確實有意見，就放開談了。8 月29日，張磐石調查組寫了壹個調查報告（《壹號報告》），對北大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這與當時毛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應當是壹致的）。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０人的社教工作隊進入了北京大學。工作隊由五人小組領導。五人小組組長是張磐石，成員有劉仰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龐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成員有來自22個省市的宣傳部長、教育廳長、重點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
龐大的工作隊進校以後，甩開校黨委，“紮根串聯”，依靠聶元梓這樣壹批左派開展階級鬥爭。運動目標壹開始就對準北大黨委。11月12日，在機關總支大會上，工作隊員當場點了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謝道淵的名。11月19日，張磐石寫了《二號報告》，說北大黨委實際上走資本主義道路。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張磐石在會上說，十天來，在全校２０個點上，全面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鬥爭氣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銳，生動活潑，熱火朝天。然而，這次會後，各單位面對面的鬥爭更加激烈。大會批，小會鬥，無限上綱，無情打擊，學校出現了混亂。工作隊黨委副書記（上海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對工作隊這樣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見。在１０月２１日，彭真把陸平和張學書找到他的住處，表示同情和支持陸平。清華大學黨委也不同意工作隊的做法。中宣部領導人對工作隊的鬥爭也不滿意。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日、２４日，陸平、彭珮雲在壹個會上發言，對北大工作隊提出了批評。在北大黨委和工作隊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２月２０日，陸定壹在對十個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隊作報告時指出，陸平是好人犯錯誤，認為工作隊對陸平的問題下結論太早了。３月３日，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討論了北大社教的問題，認為北大是比較好的學校，陸平是好同誌犯了某些錯誤，不存在改換領導的問題。根據書記處的會議精神，３月５日，陸定壹來到北大，給校黨委常委和工作隊作報告，指出北大要落腳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同時，把社教工作隊的五人領導小組擴大為八人領導小組，校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戈華、彭珮雲也進入了領導小組。張磐石“頂牛”。3月17日，常溪萍給鄧小平寫信，反映對張磐石的意見，建議中央派人檢查北大的社教工作。3月21日，陸定壹約陸平談話，對他說，毛主席說了，妳是好同誌犯了某些錯誤，放心好了，以後第壹書記還是要妳做下去。３月３０日，鄧小平和彭真批評了張磐石。
1965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宣部召開北大社教工作隊全體工作隊員大會，北大校黨委參加。4月29日，陸定壹代表五人小組在大會上宣布，撤銷張磐石北大工作隊長職務，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任隊長。領導成員由原來的八人小組改為九人小組，增加了常溪萍。6月29日，彭真在人大會堂小禮堂向全體工作隊員和北大黨員幹部作報告，他否定“北大是資本主義的镕爐”“北大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學校”的說法，說陸平是好人犯錯誤。彭真講話之後，北大社教轉入整風學習階段，校系兩級領導人２５０多人集中住在國際飯店。整風學習領導小組組長是許立群、副組長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後面由彭真指揮。北大社教整個“翻了燒餅”：原來的左派成了右派，原來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隊將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積極分子反映黨委的材料交給了陸平等被批判的人，聶元梓等受到批評和鬥爭。會氣氛緊張，前壹段社教積極分子被隔離，甚到限制人身自由。聶元梓等人不服，“頂牛”頂得厲害。聶還到中央上訪，並寫信給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正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國際飯店會議和社教運動也就停下來了。
國際飯店會議結束後，陸平領導的校黨委決定，北大的幹部、教師和學生也組成工作隊，到農村去參加社教運動。社教工作隊的負責人都是陸平那壹派的，那些批評陸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隊，說是準備放下去就不回北大。聶元梓的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職務也被別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懷柔縣搞“四清”。５月１９日晚，北大黨委傳達中央文件。大家聽了《“5·16”通知》如晴天霹靂。同時傳達的，還有對彭真、羅瑞卿、陸定壹、楊尚昆的組織處理的定性，大家十分震動。聶元梓幾個晚上沒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系問題。在北大社教後期壓制聶元梓等人的恰是文件中指出來的幾個人：彭真、陸定壹，許立群等。她想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匯報壹下北大的情況。於是，聶元梓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系裏的老師宋壹秀、楊克明、高雲鵬、夏劍豸，討論寫報告的事。他們都是北大社教前期的積極分子。楊克明說：寫什麽報告？就寫壹張大字報吧！第壹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就這樣出籠了。大字報由楊克明起草。
聶元梓在她的回憶中壹再強調： “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那麽，這張大字報跟康生夫婦沒有關系嗎？
1966年初，康生夫人曹軼歐帶著工作組到北大來蹲點。張恩慈本來是哲學系的教師，剛調到中央機關工作不久，現在又跟著曹回到北大。曹軼歐到北大來，到處找人談話。也找了聶元梓。曹軼歐告訴聶元梓，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問題還應該繼續解決。聶元梓說還是準備下去。曹軼歐說，那妳在國際飯店被鬥了壹通，也就不了了之了？聶元梓才沒有走。在寫大字報之前，他們覺得要請示壹下。請示誰呢？寫陸平的大字報當然不能請示陸平。他們決定請示曹軼歐。聶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壹下曹軼歐。曹軼歐在西頤賓館的客房接見了聶元梓和楊克明。聶元梓匯報說，聽了《“5·16”通知》，我們想給陸平寫壹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裏面，不知道行不行。曹軼歐說，《“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聶元梓後來說，她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沒有講具體內容，更沒有帶著大字報底稿給曹看。
大字報貼出當晚，聶元梓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裏亂了，群眾對大字報有爭論，面對這個局面，應當怎麽對待？中央有什麽態度？請他幫助請示。大約壹個小時以後，張恩慈來到北大22樓楊克明家裏，寫大字報的７個都在這裏守候。張恩慈見到他們，沒有多講什麽，他只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壹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
多年來，聶元梓壹直堅持這張大字報不是在康生的支持下寫的。２０１０年，９０歲的她給《炎黃春秋》的壹封信中說：“全國第壹張大字報與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並無關聯。沒有曹軼歐或者沒有我聶元梓，那六位同誌同樣會寫這樣的大字報的，也同樣會被毛主席批示廣播的。因為這是由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目的而決定的。”
６月１日，毛澤東在杭州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批示：“康生、伯達同誌：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毛還給康生、陳伯達打電話，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義更大。
６月１日晚八點，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放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毛澤東稱贊它是“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緊接著發表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壹張大字報》，其中寫道：“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紀律徹底摧毀。”有人說毛在文革中給群眾以民主，這篇評論員文章，給所謂民主劃出了壹條明確的生死界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反對的。人們只能跪著造反，跪在毛的跟前造反。
中央廣播電臺全文播放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出乎聶元梓的意料。幾天來這張大字報引發的是是非非給她心頭造成的壓力，壹掃而光。她非常興奮，真是“紅色電波傳喜訊”。
當天晚上，張承先（時為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率少數工作隊員進了北京大學。從此，北京大學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樣板。每天到北大參觀的、看大字報的人如浪潮湧動。
6月3日，新華社同時發佈了中共中央抉定改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抉定改組北大黨委這兩條使人震撼的消息。
?“第壹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經報紙、電臺大規模的宣傳以後，全國所有的大學都向校黨委“開火”。反黨委和保黨委兩種力量開展了激烈的鬥爭。各校大字報鋪天蓋地。
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壹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壹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壹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壹場革命風暴。”“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壹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顯然，毛說的“積極分子”，就是造反派。
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有兩個重要人物自殺身亡。壹個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壹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鄧拓原來是人民日報社領導人，1958年因毛對他不滿被調離人民日報。大饑荒之後，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撰寫《三家村劄記》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家村集團”，5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紅旗》雜誌批評他的文章，文章說他是叛徒。5月18日，鄧拓在家中服安眠藥自殺。在寫給黨組織遺書中說：“我這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在我離開妳們的時候，讓我再壹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文革中被迫自殺的人當中，不少人在遺書中喊出這樣的口號。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表現。這正是嚴酷的極權制度造就的病癥。
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就為毛澤東當秘書。開始頗受毛的信任。從大饑荒以後，他在思想上和毛就產生了距離，主張包產到戶。1966年5月22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到田的住所找他談話。安子文向他宣布：楊尚昆反黨反社會主義，田家英和楊尚昆的關系不正常，決定對田家英停職反省。讓田家英交出全部文件。並當場清點帶走了全部文件。5月23日，田家英懸梁自盡。田家英為什麽自殺呢？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銳說，是因為田家英對毛已經絕望了。大躍進失敗以後，田家英多次和李銳談過：經過這次失敗，毛今後不會再亂折騰了。而文革開始了，家英原來的期待落空了。毛有空時會用毛筆寫些字，如抄點古詩什麽的，有些寫了就扔了，田家英對警衛人員說，不要丟了，放在紙簍裏我來清理。他收集了很多。田家英自殺前把收藏的毛的手跡都撕毀了，撕得很碎，然後放在馬桶裏沖走了。
“5·16通知”的傳達，聶元梓等大字報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勢。各地的占主導地位的官僚集團怕這把火燒到自己身上，急忙拋出主管文藝的或與他們有分歧的官員，急忙拋出大批著名知識分子，成為文革初期的第壹批受害者。他們讓這些受害者作群眾批判鬥爭的靶子，也是他們抵抗群眾運動的擋箭牌。從6月到8月，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中央批轉、簽發了十幾個文件，這些文件點了近兩百名黨內的重要幹部，50多位大學校長被打倒。如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上海音樂學院的院長賀綠汀等。據中宣部當時的統計，從1966年5月8日到8月10日，短短3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地報刊點名批判的人數就有174名。在報刊上點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極小的壹部分，沒有點名而受批判的不計其數。從5月到8月底這期間，有許多人死於非命。如李達、江隆基、趙宗復、鄭思群、高雲生、陳傳綱、李敬儀、（ 以上都是高校領導人）老舍、南漢辰、姚溱、黃紹竑、良卿法師、陸進仁、陸家訓、陸修棠、余心清、黨晴梵、傅雷、陳夢家、陳正清（與妻子何慧壹起自殺）、言慧珠、余楠秋、俞大姻、楊嘉仁、李翠貞、白辛、唐 漠、徐韜、許政揚、楊嘉仁（與妻子程卓如壹起自殺）、仝俊亭、汪籛、王思傑（妻子兒女共四人壹起自殺）、王宗壹、吳恕求、吳敬澄、席魯思、安 然、陳笑雨、程賢策、胡正祥、祈式潛、孫梅生、黃國璋、謝家榮、黃必信、李翠貞、劉克林、劉盼遂、許政揚、李平心、孔厥、葉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時自殺）、姚啟鈞、韓俊卿、劉克林、張震旦、張冰潔、張宗穎（和妻子呂乃樸壹起服毒自殺）、張輔仁、張光華、史明遠等，還有卞仲耘、華錦、趙香衡等壹大批中學領導人和中小學教師。這些人之死，與當時“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風潮有關，不是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也不是造反派的責任。這個期間造反派還沒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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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劉少奇的反右運動
毛澤東通過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下達《“5·16”通知》、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利用報刊大造輿論等多種非常手段，點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劉少奇、鄧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機會，采取共產黨的常規手段，壓制和撲滅文化革命之火。
劉、鄧最主要的常規手段就是向各單位派工作組。這是共產黨執政以來多次采用的辦法。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運動問題，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進人民日報，派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承先率工作組進北京大字。6月4日，剛剛成立的北京新市委仿效北京大學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周恩來後來說:“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壹萬人，這些人是從各地各戰線、全國調來”。工作組在各校的主要任務，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清華文革談起
我當時就讀的清華大學是文革的壹個典型。劉少奇派他夫人王光美在這裏控制工作隊，直接指揮清華文革；毛澤東親自給清華附中寫信，支持造反，還派周恩來過問清華文革。
６月17日，我們從延慶縣四清工作隊回校。壹進校門，就好像進入了大字報的海洋。除了所有的墻壁貼滿了大字報以外，在大禮堂前草坪周圍、在西大操場周圍，都用席子紮成壹大圈“墻”，席子上貼滿了大字報。主要道路兩邊也都紮上了席子“墻”，也貼滿了大字報。大字報，開始是用毛筆寫在白紙上（後來太多了，就寫在舊報紙上），張貼在墻上或席子上，它是用來揭露、批判領導人和表達個人意見的壹種表達形式。
大字報有揭發校黨委的，有批判個別老師的，有批判和揭露北京市委和彭、陸、羅、楊的。有壹些揭發高級幹部特權的大字報，使我對老革命家們多年的敬仰減除了大半，原來他們是這個樣子啊！雖然那時的腐敗和新世紀初的腐敗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大家都很貧窮的時候，那樣的腐敗和特權也讓人難以接受。
大字報的另壹個內容是“蔣校長姓‘馬’還是姓‘修’”的爭論。蔣校長是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北大聶元樣等７人的大字報壹廣播，“火”已經燒到清華來了。
當時清華黨委壹直強調清華和北大不同。企圖以此壓制師生對黨委的揭露。6月２日，我系壹年級（熱002班）學生貼出《蔣南翔究竟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其它系的壹年級學生也貼出了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這些反黨委的大字報不多，卻遭到很多大字報的圍攻。有人貼出大字報介紹１９５７年反右情況，以此警告反對黨委的人。６月４日，“自九三”班的７位同學貼出大字報《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麽？》矛頭指向校黨委，劉濤（劉少奇之女）在上面簽了名，引起了大家的註意。６月２日，他們拿著這張大字報的草稿到《解放軍報》社，報社的編輯宋瓊對稿件作了修改，還出了小樣，準備見報。因上級沒有批準，就拿回來貼了大字報。６月５日，劉濤、賀鵬飛（賀龍之子）、等７名高幹子女貼出《清華黨委應采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以居高臨下的語氣，對黨委發號施令。
當時，清華的高幹子弟十分活躍，還搞了壹些秘密活動。陳繼芳（開始反蔣南翔，後來反工作組，成為井崗山兵團總部領導成員）回憶：“有壹天，劉濤、賀鵬飛來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樓壹個房間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十多個人。那是壹次神秘的會議，就像電影中看到的地下黨開會壹樣――壹樣的通知形式，壹樣的召開方法，李黎風（李井泉之子）激動地宣布：‘清華大學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蔣南翔是黑幫，我們要重炮猛轟！’還說：‘前壹階段，大家站穩了立場，妳們都是清華的左派，經受住了黨的考驗，黨中央支持妳們！’劉濤說：‘黨中央感謝妳們！黨中央要清華左派組織起來！’她的話使我們激動萬分，由於是秘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只能低聲喊：‘毛主席萬羅！’‘毛主席萬歲！’在這次會議上，我還結識了喬宗淮（喬冠華之子）、胡勁波（胡克實之子）等高幹子弟。”劉濤說的“黨中央”當然是指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此時毛澤東還沒有回北京，這幾位高幹子弟不可能知道毛澤東的態度。
高幹子弟在揭露、批判蔣南翔時起了主要作用。我們當時認為，他們的大字報可能反映了他們父輩的看法。為什麽這些劉少奇、賀龍等毛澤東將要打倒的高級幹部，急急忙忙地打倒蔣南翔？文革初期有壹個詞，叫“拋出”。高校黨委“拋出”壹些知名知識分子（當時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而手握實權的高級領導就“拋出”高校黨委書記。大概這是劉少奇等對抗毛澤東、實現自保的策略之壹。
６月８日下午，北京市委電話通知清華大學黨委，將派工作組進入清華。當天下午，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到校，晚８點，周赤萍在校黨委辦公室同劉冰、胡健、艾知生三位黨委副書記見面。周赤萍指著他們三人問：“學生貼大學報說妳們是黑幫，妳們是不是？請回答我。”他們三人回答：“我們是共產黨員。”周問：“妳們執行什麽路線？”他們三人回答：“我們執行的中共中央路線，毛主席的路線。”三位副書記和周赤萍吵了起來。周赤萍宣布：“從現在起，學校的工作由工作組領導。明天工作組進校，學校黨委停止工作。”第二天，以葉林為首的工作組共５１３人進駐清華大學，接管了校內壹切權力。６月１５日，陶鑄在高教部講話，宣布蔣南翔停職反省。所有因揭發黨委受到壓制的學生和教師壹下子解除了壓力。
工作組進校以後，立即任命各系文革領導班子。高幹子弟被任命了重要職務。每壹個小班的文革小組也由工作組任命。我被任命為“汽六壹”班文革小組組長。每班有壹個工作隊員。負責我班的是林業部來的趙女士。她的直接上級是負責我們年級的王茂林先生，也是林業部來的。
工作組為什麽信任我？除了家庭出身、預備黨員這兩個條件以外，因為我貼了校黨委的大字報。我擔任團支部書記五六年了，為什麽也貼校黨委的大字報？主要原因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被當時的革命氣氛所感染。往深處想也有個人原因。在１９６４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給我留下了壹個政治“疙瘩”。在那場運動中，要求每壹位同學都“向黨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懺悔壹樣，交待自己心中的與黨不壹致的“壹閃念”。黨委承諾不打擊，不記檔案，不影響畢業分配。作為團支部書記，我是班上清理思想運動的負責人。為了落實系裏的要求，我動員大家講出了各人的“壹閃念”。青年學生有什麽可講？逼得沒辦法，有的女同學連對某男同學的“壹閃念”也講出來了，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我自己講什麽呢？在上下的壓力下，我搜索枯腸，想起了這年暑假回家鄉經歷的壹件事。回到村裏幾天後，壹位我稱她為細嬸（沒有親戚關系，這是對年長者的尊稱）的農婦，請我幫她寫壹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她在新疆的壹位朋友的，說是在家裏日子不好過，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幫她寫了，但事後心裏滴咕：她是地主的女兒，為什麽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蘇聯挨著的！我是新黨員，這事不能不告訴黨組織。我就把這事告訴了村裏的黨小組長。在回北京的火車上我心裏還是滴咕：如果村裏為這事整她，整死了怎麽辦？我心裏產生了同情和恐懼（壹年後得知，她既沒有去新疆，生產隊也沒有整她）。清理思想時，我就把這件事的經過和心理活動講了出來。我講完後，政治輔導員幫我分析，說：妳能向當地黨組織匯報是正確的，但妳對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壓力，說明妳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當時報紙上正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政治輔導員把我的“壹閃念”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掛上了鉤。過了不久。校黨委組織部長在西階梯教室為我們系講黨課。他講到“什麽是黨性”時舉了壹個反面例子：有壹個預備黨員，暑假回家幫地主嬸嬸寫信，幫嬸嬸逃到新疆。事後，還怕當地把他嬸嬸整死，懷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我開始不知道講誰，正琢磨時，又聽他說：這位預備黨員就是妳們系裏的！我想，這不是說我嗎？我立即寫了壹個紙條，說妳講的事實不對，我想找妳談談。我壹喊著壹邊擠到前面想給條子時，“燃六壹”班的孫同學（他１９９０年代成為副部級幹部）壹把抓住我的衣領，大聲喊：“楊繼繩，妳想幹什麽？！”條子沒有遞上去。結果我被延長預備期壹年。到了壹年的期限，因我在四清工作隊，工作隊領導是外單位的。他們說，清華留下的問題回清華解決，直到1966年還沒有轉正。正是這個“疙瘩”，我對清華大學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見。我寫的大字報就是批評清華黨委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某人在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在下壹次政治運動中，這個“疙瘩”就可能成為這個人行為的動因。
進駐大學的工作組力圖維持秩序，用各種方式約束學生，對不聽話的師生進行打壓。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接二連三地貼出來了：６月１３日，數力系三年級學生王鐵成貼出《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６月１４日，數力系二年級學生劉泉貼出《工作組不可信任》；６月１5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劉才堂貼出《我們需要建立什麽樣的秩序？》；6月16日，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貼出了《工作組往哪裏去？》。工作組迅速組織反擊，很多維護工作組的大字報貼出來了。６月１９日，劉少奇讓王光美到清華看大字報，6月21日王光美參加清華工作組，為工作組的顧問。劉少奇也曾深夜到清華看大字報。劉少奇、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組，把蒯大富等反工作組的同學打成了反革命，剝奪了人身自由。6月２４日，工作組組織對蒯大富的辯論會。這次辯論會蒯大富占了上風。周赤萍將軍說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這句話被蒯大富抓住了狠狠地奚落了壹番。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７月３日晚上，劉少奇對他女兒劉濤談了幾點：壹、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壹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7月4日，蒯大富失去了自由，也剝奪了貼大字報的權利。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對蒯大富開了多次批判會，還組織全校師生大遊行，萬人遊行隊伍齊聲高喊“打倒蒯大富！”的口號。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的四十多天內，幾乎每晚回家同劉少奇交流看法。對蒯大富施加如此強大的壓力，是劉少奇的意思。在強大的壓力下，蒯大富態度極為強硬。他在失去自由中寫道：“高壓政策，本身就是軟弱的表現。不過，我再壹次表明，對我的效果為零！要我承認我是反革命分子，這永遠也辦不到！就是上了絞刑架，我也將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堅決革命到底的！”“我有壹千條理由、壹萬條理由相信，這股黑風將被壓倒。我自己是什麽樣的人終會弄清楚。”“說實在的，我壓根兒沒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組要集中全部精力來把他‘壓’下去。聲勢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寫大字報對付壹個人，遊行、示威、開全校大會、廣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這樣的聲勢對蔣南翔都沒有使過，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當時，我在長龍般的反蒯的遊行隊伍裏卻產生了另外的想法：對壹個２１歲的年輕人，進行了壹場又壹場的大批判，還舉行如此大規模的遊行，是不是有點過分？我佩服蒯大富在政治高壓下不屈不撓態度。多年來，我猜想，蒯大富如此強硬，是不是有人背後支持？後來確知，在壓力最大的６月底和７月初，並沒有人支持他。７月7日，在他絕食抗議第二天時，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到清華見蒯大富，勸他不要絕食。直到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來聽取蒯大富對工作組的意見。此時蒯大富還不知道什麽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王力、關鋒是什麽人。王光美得知中央文革來人見了蒯大富就發火了，她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追問，還說中央文革幹擾了中央的“反幹擾”
壹些高級幹部支持工作組。譚震林說：“清華學生向工作組提意見，實際上是攻擊王光美，攻擊王光美，實際上是攻擊劉少奇。”
壹些高幹子弟反對蔣南翔，卻保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是賀鵬飛等組織的。賀鵬飛同班同學張鳳泉回憶：“在工作組批判蒯大富的活動中，賀鵬飛讓我班壹些同學參加預演批判會，在蒯大富未到場的情況下，發言者輪流發言，然後評述需要改進之處。”
工作組提出“反蔣必先反蒯”的口號。校壹級揪出了蒯大富，各系和有的班也揪出“蒯派人物”，對“蒯派人物”進行隔離審查、查抄日記、批判鬥爭。6月20日，我班的調幹生吳文忠和我年級的李文藏與電機系的甘小傑三人到北京林學院抄回來壹張大字報，題為“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署名“李小忠”在學校張貼。他們被工作組打成了小“三家村”，在校大禮堂開會批判。吳文忠是我班的，作為文革小組長，我也參加了批鬥會的組織工作，多年來，我對吳文忠壹直深懷愧疚。後來工作組的王茂林還要批判我班另壹位同學，我反對，和他吵翻了。幸虧那時工作組已接近尾聲，否則我也要挨整。
在大家激烈批評工作組的時候，７月２９晚，王光美講話，這是她第壹次向全校講話。她說：“工作組的問題，我有我的看法，現在不講，以後再講．．．．”我聽了壹半，就和我班宋書珍同學寫了壹張大字報：《王光美同誌在定調子》，貼在大禮堂前面，貼出後我班的黃宛也在上面簽了名。當晚，葉誌江也貼了批評王光美的大字報。這是點名批評王光美的第壹批大字報。
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全校７００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自控系青年教師史明遠被逼自殺身亡。
王光美把她的“桃園經驗”拿到清華，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如果劉少奇把“清華經驗”推向全國，將給學生造成多大的災難？！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組反右
進入各校的工作組，有的和學校黨組織壹起壓制揭發校領導的學生；領導人已被上級點名為“黑幫”的學校，就設置壹些條條框框限制學生。在這個期間，《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壹篇又壹篇宏文，號召學生起來造反。壹些涉世不深的造反青年，怎能忍受工作組的壓制？他們起來反工作組，工作組對他們進壹步打壓。因而出現了多起工作組鎮壓學生的事件。
６月３日，在劉少奇家裏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劉少奇主持下，制定了限制學生的八條：１．大字報要貼在校內；２．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３．遊行不要上街；４．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５．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６．註意保密；７．不準打人、汙蔑人；８．積極領導，堅持崗位。制定出八條之後，新任北京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說：“有了這八條就好辦了，現在需要向下講。”鄧小平說：“開個十萬人大會，壹桿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李雪峰說：“還得準備，先分開講。今天晚上開第壹次會，包括機關幹部；第二次包括學校，分開講。工作幾天再看看情況。”這八條是為了維持秩序，而毛澤東就是要打亂秩序，通過“大亂達到大治”。
６月10日，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亂。不壹定派工作組。12日，毛在會上說，今年大學招考推遲半年，鬧半年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壹下，混戰壹場，情況清楚了再派。
６月１４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６月２１日，劉少奇、鄧小平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運動問題。鄧小平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意見。會議精神貫徹下去以後，“無政府主義現象得到遏制”。６月２８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定壹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毛毛在她的書中沒有介紹劉少奇、鄧小平這幾次會議的講話內容，但她寫道：“他們的做法，從根本上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
６月１０日，北京中央財經學院金融系１０名青年教師和系裏的壹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揭發院系領導的問題，還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和工作組說這是“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１０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強迫批評工作組的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要他們交代“反黨綱領”。還組織群眾不分晝夜地對他們圍攻、鬥爭、聲討、示威。
北京外語學院的“6·13集會”被打成“反革命集會”，反工作組的“6·16”趕工作隊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質學院，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分幹部、教員壹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很多學生支持他們，舉行了聲勢很大的示威遊行，矛頭指向鄒家尤為首的工作組。當時的國務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說地質學院有“地下司令部”，並指示工作隊抓李貴。薄壹波後來在地質學院工作組整理的李貴的材料上批道：“看來李貴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工作組搞反幹擾運動，將李貴、王大來等13名批評工作組的當作右派在全校批鬥。其他批評過工作組的師生，也受到壓力，面臨打成右派的危險。
６月２０日早上，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等１７位學生貼出了《孫友余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得到了不少師生的支持。上午１０時，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發表廣播講話，說這張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系在壹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於是，開展了“橫掃外圍”、“反幹擾”的鬥爭。反工作組的學生中午又貼出了《孫友余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對反對工組的學生進行圍攻和批鬥，這些學生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
６月２３日，北京市新市委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市委第壹書記李雪峰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臺了。····有反革命也沒有什麽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情況復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制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對右派趕工作隊壹定要清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壹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臺了。”這是根據毛澤東說過的“壹個遊魚三個浪”的話，提出“抓遊魚”，“反幹擾”。李雪峰說，他這次講話“大體是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講的，只是把語氣變了壹下。”
北京各高等學校，先後傳達了李雪峰的“6·23”報告，把“反幹擾”“抓遊魚”推向高潮，高校和中學壹片“白色恐怖”。工作組還整了壹大批人的黑材料，準備以後算帳。王年壹《大動亂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話說：“壹百幾十個學生被打成反革命。”顯然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僅清華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數百人，全市怎麽才壹百幾十人呢？ 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統大學組根據24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隊統計：有31877人被劃為左派（占總人數的32%），57235人被劃為中間派（占總人數的57.9%），10211人被劃為右派（占總人數的10.1%）。工作組對右派的估計數比文教系統大學組的估計要多得多：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黨委被定為三四類、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幹部六成以上被定為三四類。如果“反幹擾”“抓遊魚”繼續進行下去，這些被劃為右派的或被定為三四類的人，命運壹定是悲慘的。
劉鄧搞的新的反右鬥爭
毛澤東把整“當權派”作為文革運動的重點，手中有權的“當權派”自然要進行抵抗。文革後的官史把“當權派”抵抗文革當作正面行為來歌頌。其實，早期的抵抗活動實際上是官僚們的壹種自衛。他們將鬥爭矛頭從“當權派”轉向知識分子，轉向官員隊伍中的異己分子和普通群眾，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打擊“階級敵人”。官僚們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制造了壹批“三家村”、“四家店”，揪出壹大批“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越軌，共產黨歷來是這樣做的。他們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越軌了，官僚們的常規做法，和毛的戰略是針鋒相對的。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決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1957年是第壹次反右的話，那麽，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壹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1966年6月2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部署]》時寫道：“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中學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壹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於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壹些人，“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劉少奇批示的中南局的這份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壹的右派。1965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為67.4萬人，教職工數33.3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為1431.8萬人，教職工110.5萬人。1966年沒有招生，也沒有畢業離校的學生，還是這個數。學生的百分之壹是15萬人。教師中的右派比例會遠高於學生中右派的比例。１９５７年那場反右鬥爭，近百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事業。如果劉少奇和鄧小平新的反右鬥爭真的搞起來了，受害者壹定數倍於１９５７年！
在劉少奇這個批示之前，在高層不少人也想用1957年的辦法對付群眾。早在四月中旬，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壹書記王任重，在武漢洪山賓館的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加“反右”。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會議上說：“由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著文化教育界，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要針對知識分子。文革的結果之壹，就是要查出占總數5%—10%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新的右派。”1965年在校師生共1643萬人，按王任重的比例，則有82.15萬至164.3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加上機關、工廠和其它部門，被打成右派的人數，會相當於１９５７年那場反右鬥爭的幾倍！
５月９日， 中南局宣傳部傳達陶鑄指示：“運動要轉入反右。”“這次運動的意義很大，比過去的反右鬥爭更長期，更深刻，更廣泛。”５月１９日，陶鑄在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大會上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少數改造得比較好，多數人沒有徹底改造。有壹部分人不僅沒有放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壹有機會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６月２２日，陶鑄批示：大學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6月8日，王任重提出，1957年的《湖北省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幾點意見》可以作為當前運動的指導文件。為什麽王任重搬出了1957年的反右文件？他後來在自我檢查中回答說：“在６月１０日前後壹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個想法和我的想法是壹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鬥爭的老經驗來指導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的”。
6月11日，劉、鄧指示：在北京以兩三個月時間搞反奪權，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在局勢明朗的情況下，黨團組織可以及早改組，即整黨、整團。要抓工作隊。打右派學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劉鄧說的右派就是反黨委、反工作組的那些人。這些人被毛稱為左派，是文化革命的積極分子。劉鄧與毛完全對立。
此時，北京大學的壹個事件，為劉少奇大抓右派找到了借口。６月１８日，上午9時至11時，北京大學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無線電系等單位，先後發生壹些亂鬥的現象。鬥了60多人。在這些被鬥的人當中，有“重點”的人，也有些“有問題”的黨團幹部和教師，還有兩個“反動學生”。鬥爭時，發生了在臉上抹黑、戴高帽子、罰跪、少數人被扭打的現象。這種偏差本來是可以通過政策和引導加以糾正的。但是，工作組將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當夜北大工作組給中央寫了簡報，即《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簡報認為：“主要是壞人有意搗亂，還很可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劉少奇把6·18事件作為“反幹擾，抓遊魚”的證據。６月１９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轉發了這份簡報，加上批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這個簡報於２０日下發，成為官僚們鎮壓學生運動的政策依據。此後，各校工作組對學生的鎮壓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在６月２０日前後幾天時間裏，北京市有３９所大學發生學生反工作組和工作組鎮壓群眾的事件。全國各地工作組都把群眾過激行動打成反革命事件。
毛澤東聽說北大“6·18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就針鋒相對地說，“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學生的暴力行為是多年政治引導的結果，也是工作組引導的結果。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為政治賤民（反動學生和有歷史問題的教員），就是工作組進校以後新確定的政治賤民（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已經給這些人定了性，學生才打這些人。施暴者如果觸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處理，把施暴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顯然是不適當的。北大的“6·18”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各地也依此照辦，壹些沖擊“當權派”的行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壹些學生和群眾被定為“反革命”。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勢和我們的建議》報告，強調派工作組的作用和在知識分子、群眾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要“暴露牛鬼蛇神，徹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要“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
７月３日，王任重給湖北省委寫了《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信中說：“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抓住根子抓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來。”“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壹書記李井泉公開宣布：“這壹次要捉二十萬右派，叫馬識途帶著到大涼山開荒。”
北京師大壹附中工作組是劉少奇抓的“點”，他女兒劉平平是這所學校高壹的學生。
６月１７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後，將近９０％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７７％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被“勞改”，有的受嚴刑拷打。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壹些師生的不滿，６月２０日，學生陳永康、何方方貼出題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這張大字報和善意批評不壹樣。”“現在人家向妳們進攻，人家向妳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妳消滅他就容易了。”劉少奇要求工作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７月１１日，劉少奇在工作組匯報時問：“那幾個人怎麽樣？姓牛的學生是他們的後臺嗎？陳永康、何方方能承認嗎？妳們沒有打他們吧？現在都在學校嗎？”還說，這些人高三畢業後“不能到大學裏去，．．．就留在妳們學校”。“百分之幾的右派勢必是有的，不過這些人妳們還沒發現，右派有百分之五，這就很好嘛。”從６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工作組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三次鬥爭會後，全校壹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１５０多名。
7月13日，劉少奇聽取團中央領導人胡克實匯報北京中學文革時，提出對幹部教師分成壹類、二類、三類和四類。壹類的，職務要保留下來；二類的，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三類就是問題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職。······四類就是批判重點。”
北京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抓的“點”。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６月４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壹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鄧榕揭發：運動開始，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妳們壹定要相信工作隊，壹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妳們和工作隊的意見壹致，妳們當然聽，以後妳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壹致的時候，妳們也要聽。”顯然，鄧榕是在政治壓力下揭發的，但她不可能捏造事實。
本著“壹定要相信工作隊”這壹指示，工作組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壹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
文革中流傳的鄧小平對師大女附中的談話，在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沒有提及，也沒有否定，這需要等檔案公開以後才清楚。不過，文革中群眾組織發表的材料也可供參考：
進入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壹些師生對工作組的作法不滿，６月１７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１３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在工作組的組織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會後鄧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小平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面開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壹個班就鬥爭了１２個被說成“右派”的同學。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癥。
胡啟立揭發：“６月２０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壹起去見鄧小平。鄧指示我說：‘那１３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１３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１９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壹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１３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１３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壹批打壹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６月２７日，梁二同等１８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讓卓琳打電話給劉誌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胡啟立揭發：“６月２０日，胡克實指示我，應象師大壹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６月２７日或２８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７月５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壹次當面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壹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怎麽辦？鄧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工作組就於７月７日到７月９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
鄧小平還對鄧榕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對有些出身不好的班幹部，就撤換。５０天內，師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６個校壹級領導幹部５個被鬥，６個教研組長也有５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左派”，是被認為“政治可靠”的人，是依靠對象。當“左派”是很光榮的。
從毛澤東這邊看，文革之初，反校黨委的是“左派”（如果校黨委被定為“黑幫”）；不久，反工作組的是“左派”。從劉少奇、鄧小平這邊看，保工作組就是“左派”了。
７月初，劉少奇、鄧小平制定了壹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從７月２３日開始，工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著壹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學生，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去集訓就像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北京如此，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教師也進入了集訓班，接受檢查批判，他們的經歷和1957年反右運動差不多，受害者不計其數。
中央壹些部委也由部裏派出工作組，也拋出壹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外交部長陳毅說：外事口有三個最大的牛鬼蛇神：壹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大地主，女惡霸，李昌壹直養著她。第二個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裏通外國，家裏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個是浦壽昌，是周總理的外事秘書，後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外交部派到對外文委工作組長張彥，整了壹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牛鬼蛇神”。造反派要揭發外交部領導，工作組就打擊，只讓批判被拋出來的幾個人。中央文革小組的康生、陳伯達到對外文委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反對張彥。陳毅說，張彥經過考驗的，是好幹部，是我派的。中央文革和陳毅形成了僵局。
全國各地都抓右派
在高層反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的反右運動如火如荼。
在6月間，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貼出24萬張大字報，被點名批判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多達5700余人。另壹個材料顯示，截止6月20日，全市47所中等學校被大字報點名批判為“牛鬼蛇神”的教職工達1626人，占教職工總數的24%。這些被批判的人，壹部分是貼大字報批評黨委的人，另壹部分是被黨委“拋”出來的幹部和“學術權威”。
位於廣州的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收到其妹從北京寄來的壹封信，介紹北京文化革命的情況，高翔等學生在６月２４日貼出了“北京來信”，其中有這樣的話：“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頓時，學生奔走相告，爭相傳抄。高翔等還寫了《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的大字報。號召大家造反。當晚，廣東省委把“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２５日淩晨壹點，在工作隊和學院黨委第壹書記張進的指導下，壹些工農子弟和革命幹部子弟舉行緊急會議，連夜寫出大字報，說“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書”，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亂的前奏”。工作隊還布置對有關學生進行監視、跟蹤。華南工學院蕭玉祥等18名學生寫了壹篇“各兄弟院校聯合起來”的信件，提倡串連，也被定為反動信件進行追查。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在武漢大學工作組的指揮下，“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有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有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壹般幹部100％被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人來湊成壹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壹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
運動壹開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工作組和院黨委就在內部將學生分類排隊，劃為左、中、右。右是打擊對象，還被搜集材料。全校右派學生250人左右，占學生總數的8%（後來清查“5·16”時，受害者也是這個比例）。工作組鼓勵師生給黨委貼大字報（引蛇出洞），同時讓左派學生註意形勢發展。1966年6月13日，農田水利系黨總支書記召開左派學生會議，分析運動形勢，明確指出到會者是左派，要大家註意動向，要“頂得住”。參加這次會議的學生郭明正（634班團支部書記）想：運動剛開始，怎麽就封了壹批左派？他將會議內容告訴了董建平等同學，董建平等就寫了壹張大字報，公布了會議內容，在學生中引起轟動，工作組和院黨委組織人反擊。當權者定好了反擊對象：郭明正、徐海亮、晏成禹、李廣文、劉靜生等關心國家大事、獨立思考的學生。然後，組織福利科和機械廠的工人寫大字報：《工人說話了》、《我們有話說》等，6月18日壹大早張貼出來。廣播臺反復廣播工人的大字報。對這些重點學生組織圍攻和揭發批判，將透露左派會議的郭明正定為“造謠生事”、“破壞文化大革命”。7月15日，全校開展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運動。原來給黨委寫大字報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7月17日，召開全院大會，由省公安廳公開逮捕了郭明正。全院點名批判百余人，張庭英割腕自殺身亡，羅守琳跳入長江而死，壹個學生被逼瘋。
華中工學院在３７天內３８３人被劃為“右派”。武漢醫學院被鬥學生６２人。華中師範學院被鬥３００多人。武漢郵電學院被鬥２３人。武漢水運工程學院共１４００學生，就批鬥了２００多人。建築工程學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了１８人，批鬥了３０多人。省委重點抓的壹類院校武漢大學、湖北大學，和水運學院、鋼鐵學院、壹冶壹中，揭出壹系列“反革命事件”每壹個“反革命事件”都涉及壹批師生。
六月初，武漢墨水湖中學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領導壓制學生，省委領導人把大字報說成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６月２１日，學校工作組按市委的指示，把寫大字報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７月１１日，公安局將他們逮捕，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妳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妳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妳們是反革命，妳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三個１６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
1966年6月1日?晚上，河南鄭州大學中文系壹年級學生王相海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壹張大字報，批評了校黨委只批學術權威，壓制群眾運動，把鄭大運動搞得“死氣沈沈、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當天夜裏，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召開會議組織反擊。6月3日，寫大字報的學生被打成“小鄧拓”、“小吳晗”、“反革命”、“小右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鄭州大學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貼滿校園，鄭大呈現壹片恐怖氣氛。6月6日淩晨，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學校派人到王相海家鄉開批判會；當天下午，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大。工作組進駐?後，繼續壓制運動。6月7日晚，黨言川同學因同意王相海的觀點而被鬥爭。
7月2日，山西省委第壹書記衛恒指示，“要摸壹摸各類人······排排隊。”貼大字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搗亂的，情況異常復雜。”7月3日，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解玉田在向相關部門領導傳衛恒的指示時，要求在大中學校機關幹部、教師、學生中劃分左、中、右、反四類人，並限令“抓緊時間完成”。壹時間，不但許多貼大字報的教師和學生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許多平時被看作“落後”、“不聽話”及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劃成“右派”或“反革命”，被劃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師生達三分之壹。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陜西省副省長嚴克倫率領幾百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西安交大。由於工作組對學生壓制，６月６日，工程物理系學生李世英貼出了《工作組十大罪狀》的大字報，還要向中央發電報“工作組不能領導文革”被制止；女學生劉維娜寫出了“趕走工作組”的大標語；工作組長嚴克倫被幾百名學生圍住辯論。工作組把“6·6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6月7日到9日連續三天對他進行批鬥。李世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藥，送到醫院搶救才免於死亡。工作組扣壓了他的遺書，還說：“中國7億人口，死壹個沒什麽了不起，還可以每月省下30斤糧食。“（後來毛澤東說李世英是“交通大學的學生領袖，被工作組整死又救活者”）劉維娜脖子上掛了壹雙鞋遊街。每個班都開展“查上當，放包袱”活動。６２級女生王永婷跳樓自殺身亡。工作組給她家發電報中說：“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望速來處理後事”。
東北也同樣鎮壓造反的學生。６月１３日，東北人民大學（後改名為吉林大學）貼出了反對校黨委的大學報。６月１４日，吉林省委派長春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壹平為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隊進校後和師生發生了沖突。學生喊出了“李壹平滾蛋”的口號。６月２１日，市委工作隊召開全校黨員大會，號召黨員支持工作隊。黨員大會上決定，晚上開群眾大會，還把市委工作隊升格為省市委工作隊，仍由李壹平任隊長。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後，群眾迅速從四面八方向校大禮堂聚集。他們進入了禮堂後，發現臺上沒有國旗，毛主席像還歪掛著。三四百名學生以擺正主席像、掛國旗為藉口，沖上了主席臺。全場壹片混亂。省市委調來壹批公安人員，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２７０多名幹部到現場。對立雙方發生了沖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紅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亂”事件。省市委工作隊對學生進行排隊，把全校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
6月6日，貴陽師範學院貼出了批評貴州省委的大字報。部分學生到《貴州日報》造反。6月8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將學生的行為定為“六·六反革命事件”，貴州人民廣播電臺反復廣播：攻擊省委、攻擊黨報就是反黨，就是“現行反革命”。省委派出147個工作組進入全省大中學校抓反革命分子。貴州大學打擊面占在校學生（不計下鄉參加四清的人）50%以上，貴陽醫學院在清查“六·六事件”中受株連273人，兩人被迫自殺。在這期間，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對他們進行批鬥、關押、勞改，到7月10日，被迫自殺的189人，其中身亡的107人。
在華東，發生在校園之外的沖突是南京“6·13”事件。６月１２日，江蘇省委拋出了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說他是“黑幫分子”。６月１３日，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登出了壹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６月１３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壹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裏有鬼》。接著，發生了圍攻報社的群體事件，即“6·13”事件。這個事件被省委定為“少數壞人鬧事”。幾乎所有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並且把內容整理下來。作為以後打右派的證據。
毛澤東反對派工作組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他的書中記載：
針對各校趕工作組的情況，７月１３、１９、２２日，中央連續召開三次會議，討論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說工作組壓制民主，給群眾潑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組。劉少奇憤而駁斥，並與康生發生爭執。素以沈穩著稱的鄧小平忍無可忍，壹下子站起來，指著陳伯達說：妳們說我們怕群眾，妳們到前邊試試！並明確表態：“撤工作組我不贊成！”在會議上，中央壹線領導和中央文革，從思想到言辭均已針鋒相對，鬥爭已趨白熱化。
親歷這場爭論的李雪峰回憶：7月18日下午，懷仁堂會議，劉少奇在會上尖銳地批評中央文革，他說：“照妳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他是反對撤工作組的。康生頂劉少奇：“少奇同誌，我們這裏也有材料。”陳伯達和鄧小平吵了起來。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少奇打招呼。她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她完全看到爭吵的場面。江青沒有記錄，只是聽。當時少奇、鄧小平非常激動，他們不會註意有人進來。
陳伯達回憶說：“派到學校的工作組與群眾發生對立，當時是壹個很大的問題。我提出撤消工作組的建議，被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否定了，實際上還沒有拿到會上討論就否定了。．．．．當時工作組已經把許多學生和教師定為‘右派’、‘反革命’。不撤銷工作組，那就回到1957年反右運動的狀況，不允許群眾批評領導，壹批評就說人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給定為‘右派’、‘反革命’。．．．．”據王力回憶，６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根據上海的意見（即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才提出才撤消工作組的建議，並和鄧小平發生爭執。
７月１６日，７３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向全國顯示他強健的體魄，這是他從第二線遙控回到第壹線直接指揮之前的壹個政治行動。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住釣魚臺12號樓。當天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他那裏開會，詳細了解近壹段時間情況。張春橋給他看了北大九號簡報和劉少奇的批示，毛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壹個司令部。劉少奇得知毛回來，趕來要見，毛沒見。19日，陳伯達和鄧小平就工作組問題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爭論以後，會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23日，毛在釣魚臺12號樓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北京文革情況，陶鑄、康生等參加。毛說：“我考慮了壹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麽作用？起了阻礙作用。”
毛澤東對工作組的批評，壹下子解放了北京被關押的學生。清華大學工作組７月２０日就放了被關押的蒯大富，蒯大富不相信真的放了他。他事後回憶說：“我留了個心眼，下午大概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就試著出去了，我沿著清華那個圍墻，在校園裏面走，那壹圈十裏都不止。夏天草木很深，到可以擋的地方，我偷偷看後面有沒有人尾隨。我換了幾個地方看了幾次，沒有！絕對沒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的放了！”
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到清華大學找蒯大富談話，王力說：“我們兩人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聽聽妳對工作組的意見。”蒯大富向他們講了２０多天挨整的情況。7月30日，周思來約兩批清華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壹個小會議室談話。７月３１日淩晨兩點，周恩來到清華大學甲所找蒯大富談話。周恩來對蒯大富說：“我受主席和中央的委托來聽妳說說，請妳從６月１號到７月３０號，把妳知道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詳詳細細、明明白白地給我講出來，妳親耳聽到的，親眼看到的，妳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蒯大富談了三個多小時，周恩來的秘書孫嶽認真記錄，周恩來自己也記。在聽匯報開始２０分鐘時，賀鵬飛咚咚地敲門進來，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說：“不行。今天我們就聽蒯大富壹個人說話，妳出去吧。”又過了２０分鐘，賀鵬飛又壹次敲門進來了，再壹次請求：“周伯伯，我也想聽蒯大富自述的話。”周恩來生氣了，說：“我跟妳說了，我今天就聽蒯大富壹個人說話，不要其他人參與，從現在開始，妳不要再進來了，不要再敲門了。”蒯大富壹直談到天亮，周恩來打斷了蒯大富的話，說：“我知道妳還沒有說完。下面我有個會，下午７點我派車接妳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妳今天說的情況是妳壹個人的經歷，而妳呢，妳被關了15天，妳被關的時候很多事情妳不知道。這樣，今天晚上妳找三個人壹起談。妳自己找，妳找誰我接受誰。”蒯大富找了劉泉、劉才堂、沈臺平三個人。晚上，聽蒯大富幾個人匯報的領導人，除了周恩來以外，還有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從晚7 點談到10點，談了三個小時，周恩來說：“謝謝妳們，我馬上向主席和中央匯報。”周恩來為他們安排了晚餐，是雞絲湯面。還安排車把他們送回學校。
周恩來從蒯大富那裏得到的材料，成為毛澤東回擊劉少奇的重要證據。
對北京大學的“6·18事件”，毛澤東事先不知道劉少奇有批示（即第９號簡報），只是表態“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毛回北京以後，看到這壹期簡報和劉的批示，勃然大怒：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原來是劉少奇指揮的。毛澤東為此罵了劉少奇，也罵了康生（怪康生沒有早壹點把這期簡報給他看）。
7月19日，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２８日由北京新市委作出《關於撤消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並決定29日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７月２８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小組說：“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不同意見的人也可以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 我班的吳文忠也參加了，他是工作組定為“小三家村”的成員之壹。
７月２９日晚，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李雪峰代表北京市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講了話。劉少奇在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妳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妳們問我們革命怎麽革，我老老實實地回答妳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於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如果妳們讓他們走他們就走，不讓他們走，妳們要提意見就提意見。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夠了，沒什麽批的了，他們也檢討了，妳們也覺得他們可以走了，就走。”劉少奇說：“清華大學壹個學生，寫了這麽壹個口號－－“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革命標語，壹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這是保護性拘留，如果妳們保護他自由讓他活動，不揍他，讓他多寫點反動標語，多發表點反動言論，不妨礙大局嘛！過後再作結論。”劉少奇提出要保護少數，意見不同的要保護，這是正確的。歷史也證明這個標語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有人作另壹種解讀：這個標語是擁護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反對毛澤東，這是支持劉少奇的，所以劉少奇讓保護寫這個標語的李世權。
劉少奇講完話以後也沒有人宣布，毛澤東從後面走出來了。參加過這次會議的鄧榕寫道：
大會結束時，毛澤東令人意外地出現在大會堂的主席臺上。他以無人企及的巨人風采向全體與會者頻頻揮手致意。會場立時沸騰，人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壹個個熱淚灑面。為了看到毛主席，後面的人不顧壹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盡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會議由開始時那種極端壓抑和沈悶，壹下子變成了歡騰的海洋。
在全場經久不息的歡呼聲中，周恩來指揮全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班被工作組當“小三家村”批鬥的吳文忠參加了“7·29”會議回來後，向我們興奮地講起當時的場景。蒯大富壹回到學校，就寫了壹張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當時，見毛主席是無尚光榮的事。蒯大富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工作組的：妳們說我是反革命，我見到了毛主席！
劉少奇將大批群眾打成右派，毛澤東解放了這些群眾，從而得到了這些群眾的堅決擁護。北京被鎮壓的造反派最先翻身，外地的造反派還處於受壓狀態，他們得到了北京的消息，在各自被關押的地方低聲吟唱：“擡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等待平反；有的幹脆沖出牢籠到北京告狀，實現“自我解放”。被官僚集團鎮壓之後再解放的這些人，是反對官僚集團的中堅力量，有的成了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袖。毛澤東把劉少奇抓右派的這壹作法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被毛澤東解放的人，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更為積極，從而使造反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跟隨劉少奇整群眾的官辦紅衛兵也隨之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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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的幾件大事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前，在京西賓館黃永勝的住房裏，陶鑄和黃永勝兩人有不短時間的談話。邱會作在旁靜聽。陶鑄說：“現在我們黨內不是壹個中央．．．．，毛主席說過幾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前壹段，主席還談到兩頭蛇的問題。主席說：顧名思義，兩頭蛇是壹條蛇有兩個頭，壹頭向東，壹頭向西，總走不到壹個方向。這有好受的嗎？”陶鑄臨走時對黃永勝說：“要帶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聞不出氣味，就會上錯了門。”１９６６年在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會結束後，葉劍英有壹次在京西賓館他的宿舍裏也向邱會作轉述了毛主席說的“兩頭蛇”的問題。
參加過八屆十壹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全會是宣布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邱會作這裏提出兩個文化革命：劉、鄧的文革和毛主席的文革。他認為“二月提綱”是劉鄧的文革，抓右派也是劉、鄧的文革。這次會議是真正全面揭開了毛的文革大幕。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常委會由劉少奇主持。在八屆十壹中全會前夕，毛決心換接班人。那時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由周恩來主持。需要中央批的文件就由周恩來批了，沒有劉少奇批的了。把劉少奇換下來，十壹中全會之前就定下來了。本來毛這時已在二線，八屆十壹中全會毛就回到了第壹線。，“兩頭蛇”變成“壹頭蛇”。
這次會議原決定７月２１日在北京召開。７月１７日，毛澤東從上海電告鄧小平：他將回來主持會議，在他回來之前，會議絕不能召開。所以會議通知７月２４日才發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到１２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１４１人，列席代表４７人。鄧小平宣布這次會議議程共四項：壹，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三，通過和發表會議公報；四，補行批準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中央壹些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劉少奇在大會上報告了十中全會以來中共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他壹方面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壹個星期向主席匯報壹次”，接著又說：“在這壹段時期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在工作組問題上，責任主要由我負。”。毛澤東插話，指責工作組“起了壹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都是幹盡了壞事。”
８月４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壹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會上在聲色俱厲地說：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軍閥，後來的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壹點是方向性和問題，實際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路線錯誤，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壹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學生，是恐怖，來自中央。”這明顯是指劉少奇的，劉主張蹲點。劉少奇插話表示承擔責任，毛不依不饒，指著劉少奇斥責：“妳在北京專政，專得好！”劉少奇當面頂毛：“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時宣布原定當天的大會不開了。這天下午，劉少奇在中南組的會議上發言，否定了他在北京大學關於“6·18”事件的9號簡報的批示，但還堅持抓右派：“現在右派鬧事，奪領導的權，不要怕，妳讓他領導壹個時候，不就看得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晚上，參加全會的中央領導人和代表到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參加近兩萬人的大會。清華師生都墊壹張紙坐在地上。周恩來、董必武、鄧小平、李富春、陳伯達、李雪峰、陶鑄、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了。操場上臨時搭的主席臺，中央領導人也是坐在主席臺下面的小馬劄上。李雪峰主持並在開場白中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清華工作組組長葉林作了檢查，承認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同學們認為他的檢查避重就輕。會上有9個同學發言，兩種不同的觀點對立。淩晨壹點，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說，“我參加這個會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讓我過問壹下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從今天起，新的清華大學誕生了。”
8有5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後，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在這次電話之前，劉少奇會見了贊比亞代表團。這應當是劉少奇最後壹次會見外賓。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這次會議最令人註目的事情是毛澤東親自寫了壹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針對劉少奇的。最高領導集團的第壹把手給第二把手貼大字報，而且大字報寫得這麽尖銳，這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事。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
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壹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毛澤東
1966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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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字報”的文字，是毛澤東用鉛筆寫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的《北京日報》上的。 “大字報”就是寫在這篇社論的邊角上，後面還註明日期：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用毛筆在兩頁信紙上謄清了毛澤東寫在《北京日報》上的這段話。在謄清稿上，毛澤東親筆改動了幾個字，並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後面註明的時間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晨３時。當天，這張“大字報”就印發給與會代表。８月１７日，作為“中發文件”下發，傳達到縣團級。壹年以後的8月5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毛說，過去兩個月是打我的，我是還擊。還說，這壹段時間正確的是中央文革，不是中央。
“大字報”中說的“１９６２年的右傾”是指大饑荒後采取壹些後退措施，即“三自壹包”、“三和壹少”。這些都是得到劉少奇同意的。“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實右”是指“四清”運動中劉少奇的指導思想和“桃園經驗”。
大概是8月20日，有人將這張大字報抄出來貼在清華大學大禮堂前，很多人不相信是真是毛澤東寫的。然而，以後經過紅衛兵輾轉傳抄，《炮打司令部》迅速傳遍全國。“炮打”、“炮轟”中央各黨政部門和省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的浪潮由此而起。
邱會作回憶：
會議中間的壹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同誌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壹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念了壹遍，直接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誌十年來壹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接著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念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念壹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念了壹遍主席的大字報。
吳法憲的回憶是，對毛的大字報，周恩來念了兩遍，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辜負了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誌接到北京，接替劉少奇。”吳法憲回憶，直到1967年秋，周恩來才告訴他壹些情況。當時，他和周恩來同乘壹輛車時對他說：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他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合適。”他說完後，毛澤東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到北京來吧！”
林彪成了接班人
林彪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計劃國慶節回來，向中央請了假。八屆十壹中全會開了壹個星期了，毛澤東堅決要林彪“出山”。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妳來，壹般會議讓葉群代表妳來參加就行了。8月4日，毛澤東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表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但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8月5日，毛澤東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澤東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壹定要林彪來。
8月7日晚，周恩來通知吳法憲8月8日派飛機到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上午十點半，飛機降落在西郊機場。接林彪的飛機還沒有到達機場，周恩來已經先期到達。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不進停機坪，就在跑道北頭停下，機艙門壹打開，周恩來就登機去見林彪，代表毛來接林彪的汪東興也登上了機艙。他們在機艙裏談了大約半個多小時。林是上午回來的，按常規，毛剛睡覺不久。這天毛卻沒有睡覺，在專門等林回來，他們很快見了面。毛對林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是出乎意料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妳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林彪說是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勝任。毛罵林彪：“妳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 。當天晚上，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還說：“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搞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調整中央領導機構是這次會議的壹項重要任務。8月6日，周恩來到毛處開會，商量領導人名單，會後，根據會議商定擬出壹份名單（草案），報毛、林二人。毛審定時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於第7位的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的第4位。另據王力回憶，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是毛主席親自提的，經林彪、周恩來、江青同意。由原來的7人擴大到11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周恩來把名單拿出來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見。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麽升了？原來第７位提到了第４位，這怎麽行？就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面。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提上來。這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排第五，鄧小平排第六。毛澤東同意了。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參與此等大事，實在不成體統。陶鑄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與會代表們見到陶鑄便向他打聽原因。陶說：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單時我也很突然。他立刻報告毛，請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後移。毛答復說，名單已定，不更動了。
８月１２日是會議最後壹天，下午，林彪主持大會。大會內容之壹是選舉。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6人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１１位候選人全部當選，其中得全票的有４人：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康生。只少壹票的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３人（有可能是他們沒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人得票超過半數。在中央常委排名中，劉少奇從原來的第2位降到第8位，林彪從第6上升到第2位。這次會上沒有改選主席和副主席，而會後在所有的文件上，原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不再提了，林彪仍被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議實際上確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林彪被確立為接班人以後，在高層領導人當中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
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壹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的第壹個接班人。毛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誌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選定林彪同誌這樣壹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說，不但對我們文化革命運動能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誌的身體比我們任何人都好，我確信，林彪同誌跟著毛主席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誌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主席、林彪同誌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不久，他又說：“林彪同誌從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岡山，以後壹直在毛主席身邊，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幹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59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醫生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麽毛病。林彪同誌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想和健康。因此，他是最優秀、最健康、最年輕，是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誌的健康，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
周恩來說：壹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有高有低、貢獻也有大有小，或者也可能在工作中犯有錯誤，這些都不是評價個人的主要問題，而唯壹的標準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歷史上沒有犯過路線錯誤沒有反對過毛主席的就稱得起“壹貫正確”，林彪同誌就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壹貫正確的代表，是毛主席名符其實的親密戰友。
葉劍英、周恩來吹捧林彪的這些話不壹定是出於真心。但是，作為朝廷高官，在重大政治關頭必須表態。在極權政治下的高官是很不安全的，迎合性的表態是他們自保的必要。然而，他們的這種表態又強化了極權政治。這就是極權體制下的政治生態。
八屆十壹中全會後，作為黨的第二把手，林彪主持過幾次會議。但是，從8月24日開始，就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除了身體不好的原因以外，也許是他看到毛對他的制約：葉劍英年初就做了軍委秘書長，毛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提拔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進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由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十壹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8341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壹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毛用林彪，卻懷疑林彪。林彪當然會感覺到。所以，他盡可能少管事，少發表意見。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回到“壹線”來抓工作了，不再搞“壹線”、“二線”了。毛回到“壹線”，又不願意抓具體事務，林彪也不是抓具體事務的人，長於具體事務的周恩來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從國務院總理到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了。邱會作從對周恩來的長期接觸中認為：“以我與周恩來相處得知，他是真心擁戴毛主席，擁護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以積極態度參加的。他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和有力的執行者。”“周恩來不止壹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會晚節不保，個人的革命歷史也要壹筆勾銷。”
八屆十壹中全會組織者是周恩來，名義上是陶鑄。全會的簡報由陶鑄掌握。謝富治在小組會上發言批評鄧小平。謝的這個發言沒有編到簡報裏，江青責問陶鑄為什麽保護鄧小平？
“十六條”
“十六條”是簡稱，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五壹六通知》發出以後，毛認為怎麽搞運動，得有個條條框框。就讓陳伯達在北京搞個文件。六月份陳伯達就開始搞了，參加的人有王力、關鋒、尹達、穆欣，在釣魚臺十四樓辦公。在上海的毛澤東經常和起草小組溝通，提出他的意見，改了２０多遍。毛從上海回到北京看了後，說大體可以，但太長，要換換手修改。毛澤東又讓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修改。陶鑄和周恩來商量，刪去了“黑幫”、“黑線”等提法，加了壹些限制詞語。全會通過的是毛澤東８月７日審定的第３１稿。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通過了這個文件。“十六條”簡述如下：
第壹條，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指出文化革命“是壹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壹個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當前的任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壹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後來簡稱為“壹鬥，二批，三改”或“鬥、批、改”）第二條，主流和曲折。“廣大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這場文化革命運動的主力軍。”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運動的阻力是混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舊的習慣勢力。
第三條，“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鼓勵各級黨的領導不要害怕群眾，要放手發動群眾。指出“有些單位是被壹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
第四條，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相信群眾，讓群眾運動用“四大”增長才幹，明辨是非，分清敵我。“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重申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話：“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第五條，執行黨的階級路線。依靠左派，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達到團結９５％以上的幹部和群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六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不能壓服，要保護少數。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批評工作組和壹些單位負責人前壹段時間鎮壓學生的行為。“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
第八條，幹部問題。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對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第九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這些是“群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不是臨時的組織，而應當是是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毛澤東想用巴黎公社取代國家機器，在這壹條中有所體現。幹部要選舉，隨時可以撤換。
第十條，教學改革。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
第十壹條，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要組織對那些混進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第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壹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第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部署問題。
第十四，抓革命，促生產。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革命生產兩不誤。“文化大革命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壹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第十五，部隊。部隊文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第十六，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十六條》公開發表時，全國歡呼，各地群眾敲鑼打鼓，列隊遊行。但是，《十六條》中很多重要概念沒有法律界定，不僅不能落實，還會在運動中造成混亂。
例如，《十六條》說“幹部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結果幹部大多數都受到沖擊。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在文革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共230萬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萬幹部的19·2%，雖未立案審查，但被錯誤批鬥、關押的幹部和受株連的人為數更多。其中，國家機關副部長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幹部被立案審查的約占同級幹部總數的75%；有6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集團性的冤假錯案近兩萬件，涉及幹部達幾十萬人。既然“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什麽是“走資派”又沒有明確的標準，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就很難掌握了。何況在極權制度下，官民矛盾壹直是很尖銳的，壹旦最高權威發出了整幹部的號召，所有的幹部都難逃浩劫。
又如，《十六條》說“註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壹些錯話、做過壹結錯事或寫過壹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註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壹般具有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界限，壹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受到了沖擊。各級黨委“拋出”壹些知識分子，受到打擊更為嚴重。知識分子受到打擊的人數和比重遠遠超過領導幹部。
又如，《十六條》提倡群眾中不同意見可以爭論、辯論，在大方向壹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十六條》沒有想到，群眾中不同看法形成了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以後，各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都認為自己是左派。互不相讓，更是加強了對立。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持續不斷，以致釀成大規模的武鬥。
《十六條》提倡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實際上，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幹部人選，大多是由軍隊主持下內部協商的結果。沒有壹家是選舉產生的。
《十六條》的基調是支持群眾造反的。《十六條》寫道：文化革命“只能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這等於放棄了多年堅持的所有政治活動都必須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進行的傳統，也等於放棄秩序和穩定。這正是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十六條“貫穿著壹個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經過十七年強力壓制的人們，有了“十六條”，就可以運動用“四大”表達自己的意願了。其中壹些積極分子（當時稱為“造反派”），大力沖擊他們討厭的官僚體制，不僅使大批無辜的幹部受到迫害，這些積極分子最終也成了犧牲品。
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
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還有壹個件大事，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支持信，這是紅衛兵運動風靡全國的起點。
“紅衛兵”這三個字本來是寫大字報的署名。寫大字報得有署名，剛開始署真名，幾個人觀點壹致的人同意這張大字報，就都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後來成立“戰鬥組”。什麽是“戰鬥組”呢？就是幾個觀點壹致的人在壹起寫大字報，在壹起研究運動形勢，在壹起收集運動信息。戰鬥組人數不定，多則十多人，少則兩三個人。戰鬥組得起個名字，當時常用時髦的政治詞語。也有別出心裁的，如清華大學壹號樓宿舍114房間的壹個同學寫大字報就署名“114獨立營”，山東話“營””“人”同音。清華附中張承誌等人在1966年5月就署名“紅衛兵”（開始曾叫“紅衛士”），意思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紅衛兵起源於中學。他們首先向教育制度造反。
17年前的教育制度基本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這種教育的缺點是學制太長（清華大學六年制，壹般大學五年制），學的課程太多（清華汽車、拖拉機設計專業學了50多門功課），學生負擔太重（我班30人有4人因病休學）。學生被動地接受老師的灌輸，創造性被壓抑。作為自學成才的毛澤東，當然看到了這種教育制度的缺點。他提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但他還根據他深信的階級鬥爭理論，提出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階級鬥爭是學生的主課。毛澤東關於教育的指示已經深入到學生心中。1964年7月7日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中強調年輕人要經風雨，“階級鬥爭。是妳們壹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的文件，從根本上為教育革命註入了新的政治內容，規定了方向。
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本來就喜歡挑戰現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為他們的挑戰提供了根據。不過，只有幹部子弟才會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膽量。秦曉回顧當時北京四中的情況：“當時的主流思想，壹個是階級鬥爭，壹個是反修防修。······當時挑頭鬧事的主要是高三的壹些高幹子弟，他們認為學校裏有階級鬥爭，有的老師出身不好，就重點栽培出身不好的學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還有就是鼓勵走白專道路。所以，學校裏就應該搞四清，搞階級鬥爭。”清華附中紅衛兵的組織者之壹駱小海回憶說：“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誕生，是事出有因的。這個因，概括地說，就是對教育制度和教育界壹些傳統的做法不滿。”
七千人大會以後，隨著經濟政策的糾偏，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政策也有所松動。1962-1963年這兩年高考錄取時，糾正了過分強調政治條的偏向，比較重視分數。壹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華大學。壹些重點中學也有壹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其中主要是資本家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在這些重點中學，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學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線。幹部子弟有家庭出身優越感，歧視出身不好的同學；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有學習成績的優越感，看不起學習成績不好的幹部子弟。作為老師，通常是喜歡學習成績好的學生。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1965年6月，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發生了壹個不大的學潮，稱為“四六八學潮”。參加學潮的主要是幹部子弟，其中不少是中央領導人子女。他們相互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四中壹位老師回憶說：“這些高幹子弟有壹種優越感，或者說有壹種特殊責任感，他們覺得中國未來的前途應該是他們的，自認為根紅苗正，對毛主席感情最深，對革命責任感最強。所以，這些人就按照當時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睜大了眼睛觀察學校階級鬥爭動向，認為四中的領導幹部都爛了。”在“四六八學潮”中，部分學生提出“寧要紅2分，不要白5分”的口號。
和其它中學壹樣，清華附中的高幹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業者）子弟之間的相互對立愈演愈烈。從1964年開始，學校組織了“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對幹部子弟的拔苗助長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1964年由於壹次偶然的同學爭鬥演變成全校“階級路線”的大辯論。校領導把壹個平民子弟和壹個幹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幹部子弟”的“階級路線”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兩派的大字報互不相讓，竟貼滿了半個大飯廳。壹位高知子弟回憶說：“‘革幹’‘革軍’子弟們……對我，從來是斂容正顏的。他們與我之類‘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修正主義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階級’關系。”那時，清華附中成立了預科班。預科的教材由清華大學編寫，主課全由大學講師任教。上了預科等於壹只腳踏入了清華大學。誰進預科班？除了那些有嚴重家庭問題（例如：殺、關、管）的不在選拔之列，學習成績當然是主要的條件。高66屆的很多高幹子弟沒有被選入預科，高幹子弟對此很不滿意，這也成了他們後來在“文革”中批鬥萬邦儒校長的壹條罪名。
在北京的中學中，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這些高幹子弟。這些天之驕子，最不願意受那種教育制度的嚴格約束。他們造反的另壹個原因是，這種教育制度以分數取人，從而在實質上偏袒了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紅旗”戰鬥隊的壹篇文章說出了高幹子弟的心態：“我們老子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可他們的後代反而低人三等，連那些資產階級的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黨中央、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自來紅’揚眉吐氣了！往日我們矮三寸，今天是項天立地的人！”清華附中壹張大字報中寫道：“我們工農革幹子弟要當家作主，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們面前必須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凡出身非工農革幹子弟者，我們可以隨意找來談話。他們在我們面前必須矮三寸！”這當然是那些數理化成績不怎麽好的人的心聲。有壹些學習成績優秀的幹部子弟當然沒有“矮三寸”的感覺，但階級路線他們也是很分明的，父輩給他們的優越感也是存在的。
1966年5月1日到3日，清華附中部分學生到北京西山戒臺寺郊遊，請看他們的裝備：指南針、手表、晶體管收音機、照相機·····，當時，我們清華的大學生，很多人連臺式電子管收音機都沒有見過，很多人從來沒有打過電話。而這些中學生卻把當時極為珍貴的晶體管收音機帶到郊外。可見他們生活條件之優越。這次郊遊形成了批評校黨支部的思想”。1966年5月28日晚，他們在醞釀墻報署名，采用了高642班張承誌小組墻報的署名“紅衛兵”。次日，5月29日下午，他們在圓明園召開會議，正式通過了“紅衛兵”的統壹署名。他們認為學校黨支部執行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共青團這個官辦的青年組織之外，成立壹個“紅衛兵”組織，當然會受到黨組織的打壓。但不到兩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廣播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6月2日，他們就以“紅衛兵”的署名貼出了《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校領導挑戰。大字報首先亮出他們的出身和立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後代，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毛澤東思想。對壹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懷著刻骨的仇恨。”然後說：“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妳們既然挑起了這壹場鬥爭，那麽好吧！我們來者不拒，堅決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幫，不砸爛黑店，不取締黑市，決不收兵!”署名紅衛兵，下面留下的空白紙中簽名者100多人。6月8日，其它中學3000多名學生到清華附中支持紅衛兵，學校關了大門，僵持了10小時，校門終於打開。外校學生貼出了聲討清華附中黨支部和支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也署名“紅衛兵”。
6月21日，全校召開全體師生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當工作組要求人選要有更大代表性時，遭到紅衛兵抵制。結果21個革委會委員基本由紅衛兵的核心成員組成，主要成員多為高幹子弟。6月下旬，胡克實傳達了劉少奇、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復課鬧革命”和“消化紅衛兵”。工作組宣布成立新的共青團委取代紅衛兵。紅衛兵和工作組發生了沖突， 6月23日，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強調左派要服從工作組，要團結大多數。6月24日，紅衛兵貼出兩張大字報進行反擊，《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就是反擊的大字報之壹。7月13日，劉少奇對胡克實指示：“學生搞的自發組織還是要用黨團組織來代替。黨外，團外，都不能搞秘密組織、秘密活動。”官方不承認紅衛兵的合法性，但不能阻止紅衛兵的發展。
十六七歲的青年，本來有壹種自然的叛逆性格，父輩光榮的革命經歷，家庭優裕的生活，使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有壹種無比的優越感。他們經常高聲朗誦：“國家者，我們的國家，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他們想說什麽？想幹什麽？
他們想說的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他們想幹的就是破“四舊”。
1966年6月24日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說：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和靈魂就是造反。·····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壹百的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
“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妳們了！我們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壹起投過去，來壹場大搏鬥、大廝殺。什麽‘人情’呀，‘全面’呀，都滾到壹邊去！”
“妳們不是說我們太狂妄了嗎？我們就是要‘狂妄’。·····革命者以天下為己任，不‘狂妄’怎麽行呢？”
7月4日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明顯地指出了鬥爭矛頭：
“今天，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等等產生修正主義的東西，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各地各單位的黑線黑幫都完全消滅了嗎？沒有！
現在消滅了的黑線黑幫，將來就不會產生新的黑線黑幫嗎？不是！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壹切反動派都消滅了嗎？沒有！沒有！！沒有！！！？”
“再論”中還強調：“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妳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就在我們手裏。”
7月27日的《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高調對毛澤東表忠心：“我們，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無限忠於毛主席，壹定最堅決，壹定最勇敢，最忠實地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文章進壹步以“造反”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妳是革命者嗎？妳就必然歡迎革命的造反、擁護革命的造反，壹反到底！妳是反革命嗎？那就出於階級本能，就必然罵造反，反對造反，抵制造反、鎮壓造反。”
這三篇短文以霸氣十足的文風，用極端的語言，重復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灌輸的極端思想。7月28日，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的海澱區中學生大會上，清華附中紅衛兵骨幹成員駱小海和鄺桃生把筆記本上的“壹論”、“二論”（本子上沒有“三論”）撕下來交給出席會議的江青，還匆匆寫了壹個條子，大意是請毛主席看看是不是反動的。毛澤東壹看，正中下懷。他於7月31日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了（口授）信：“我向妳們表示熱烈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的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妳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有人們，我們壹律給予熱烈的支持。”為防止年輕人過於偏激，毛澤東的信中要他們註意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人，對犯錯誤的人也要給出出路。毛的這封信作為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文件在黨內高層公布。毛澤東這封信不僅支持紅衛兵造反，還肯定了這個群眾組織。十七年來，憲法雖然寫上了結社自由，直到這時，才真正有了這壹自由。在文革期間，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地出現了。
毛澤東這封信還是黨內文件，還沒有廣為傳播，此時紅衛兵還沒有聲名遠揚。直到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並在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以後，才掀起席卷全國的紅衛兵運動。
7
第七章紅衛兵紅八月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推動力。為了進壹步利用這些無知無畏的年輕人，毛澤東運用他的崇高地位，壹次又壹次大規模地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終於使紅衛兵運動的浪潮激蕩全國。當時還在臺上的各級官僚們，也利用紅衛兵運動對17年定下的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迫害。如果說，工作組專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壹輪迫害的話，那麽，紅衛兵運動就是第二輪迫害。 和第壹輪迫害壹樣，第二輪迫害也是以官僚體系為後臺的。這兩輪迫害發生時，各地執政者還沒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還沒有起來。第二輪迫害的時間是在1966年7、8、9三個月。壹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賤民及其家屬趕出城市，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人大會。這壹天，毛澤東清晨四點多鐘就到了天安門城樓。他壹夜沒睡，為了接見紅衛兵，他半夜叫衛士長陳長江給他找了壹件軍裝。其他中央領導人到天安門城樓看到毛穿上了軍裝，有的急忙回去換了軍裝再來，有的打電話讓家裏送軍裝來。林彪先是穿淺灰色華達呢中山服來的，他看到毛穿軍裝時，派人回去拿軍裝換上。毛突然穿起軍裝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其他中央領導人必須緊跟。
早晨7：30慶祝大會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毛澤東、林彪走出大廳，站在漢白玉的欄桿後面向廣場上的群眾招手示意。這時，“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百萬人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熱情揮動，在天安門廣場上掀起了紅色浪潮。林彪發表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指揮下，好好的聽我們統帥毛主席的話，文化大革命壹定能順利發展，壹定能取得偉大勝利！”周恩來也發表了鼓勵紅衛兵的講話。
在林彪、周恩來講話以後，聚集在東長安街上的數十萬紅衛兵通過天安門，接受毛澤東的檢閱。他們已經等待了好幾個小時，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被檢閱的紅衛兵都是中學生。為了多看壹眼毛澤東，通過天門前時，隊伍行進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紅衛兵不願意再前進。有的前進了又回來。隊伍在天安門城樓下打轉，像激流中的旋渦壹樣。有人提議，讓在觀禮臺上的紅衛兵維持秩序。經毛澤東同意，1500名學生上了天安門城樓。周恩來對他們說，請妳們上來有兩個任務，壹是毛主席接見妳們，二是接見後下去維持秩序。壹說接見，紅衛兵們激動了。開始還有秩序，很快就亂了。紅衛兵都往前擠，毛被困在人群中間，臉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壹個壹個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時已經不是自主地和紅衛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無法收回，只好任憑別人去握了。後來，汪東興說，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腫了，好幾天不能寫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3000多人。難怪手被握腫了。
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麽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的”。毛說“要武嘛！”。當時，毛澤東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要武”，這個“最高指示”很快傳遍全國。有壹位紅衛兵拿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要給毛帶，毛不接受“毛澤東主義”這個提法，沒讓帶。毛接受了紅衛兵袖章，這表示毛澤東接受了紅衛兵。8月18日就成了紅衛兵的紀念日。《十六條》沒有提“紅衛兵”，現在毛澤東肯定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掀起了高潮。
這些中學紅衛兵雖然年紀小，後來被稱為“老紅衛兵”。這是因為它出現的時間早。“老紅衛兵”以高幹子弟為骨幹，他們反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其中壹些人反對“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的政策，帶有鮮明的血統論的色彩。因而反對當時的校領導。說他們是老“紅衛兵”是區別於1966年10月以後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出現的紅衛兵。
8月18日是第壹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接見了紅衛兵，也有人11月10日、11月11日合稱壹次，把11月25日、11月26日合稱壹次，稱為8次。8次共共接見紅衛兵1200 多萬人。各次接見的方式不壹樣，有時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紅衛兵從天安門前通過；有時紅衛兵站在馬路兩側，毛乘敞蓬吉普車通過；有時紅衛兵乘大卡車通過天安門下，毛站在城樓上檢閱。
這麽多次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其中有壹些曲折。
9月15日接見紅衛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月13日晚7點，毛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信，說“臥病三天，尚有余溫，今天略好”。還說，如果後天能起床，就接見，如果不能起床，就請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月15日，毛還是帶著病後初愈的身體接見了百萬紅衛兵。
10月1日晚7點多，毛澤東的車被紅衛兵圍在西長安街到南長街口。頃刻間，毛被包圍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時刻，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車開過去，到天安門參加晚會！”紅衛兵也不理會，包圍圈越來越緊。局面難以控制。此時，警衛三師師長急速調來壹個團的機動部隊，強行為毛澤東解了圍。
10月18日，毛在接見百萬紅衛兵時，壹位男紅衛兵跳上了毛左後側的吉普車（楊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還要繼續跳到毛的車上，說：“我是毛主席家鄉的人，我要上車看毛主席。”警衛員蔡洪江把這位紅衛兵拉住了，並推了下去。
11月25日，氣溫零下4度，毛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了4個小時，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65萬紅衛兵。
11月26日，毛乘車在釣魚臺、西郊機場接見了最後壹批185萬紅衛兵。路被堵，毛的車不能回中南海，只好開向玉泉山，讓毛暫時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車又被圍，警衛只好扶著毛步行進入玉泉山。這壹次，散場混亂，壹座小橋被壓斷，踩死了幾個人，擠傷的更多。
由於在接見時人群擁擠，每壹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壹車壹車的鞋子，踩爛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幾十塊。每壹次接見，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斷絕交通。
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飲食、交通，北京的負擔很沈重。周恩來動員全北京市的力量解決了這些難題。每次接見都是壹項復雜的組織工程。11月10日讓紅衛兵乘車通過天安門，毛在城樓上檢閱，需要6000多輛汽車。連夜從海陸空部隊和沈陽、北京、濟南等軍區各抽調1000輛汽車。紅衛兵到北京串連，數百萬人擠在火車上，影響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毛為什麽對接見紅衛兵這麽重視？他認為這是發動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親自接見的紅衛兵回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就能把全國的群眾發動員起來。如此大規模地接見紅衛兵毛還有更深的考慮：他認為蘇聯其所以變修，壹個原因是蘇聯人親自見到列寧的人太少了，讓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澤東，就可以防止他死後中國變修。毛澤東以73歲老年之軀，不辭勞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見紅衛兵，頗有壹點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樣，將他的思想傳播到年輕人之中，希望在與他同代的官僚們去世以後，下壹代就會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國社會。被接見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禮壹樣，無比光榮，無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見紅衛兵的同時，紅衛兵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發出的通知中規定搞大串連“壹律免費坐火車”，而且對大串連的人的生活補助也“由國家財政中開支”，早已停課的大中專學生便紛紛外出串連。開始是北京的紅衛兵到外地去“煽風點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沖擊各地打擊造反派的領導人。因為當時各地造反派還是少數派，處於被壓制、被圍攻、被打擊的地位。後來更多的是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取經”，上訪，等待毛主席接見。幾千萬年青人流在全國各地激蕩，發動群眾,交流經驗，沖擊官僚體制。當然，對年青人來說，“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聯，先後到了東北、西南、華東、中南等十個城市和部分農村。火車擁擠不堪，坐位坐滿了，坐位底下的空隙睡滿了，過道站滿了，廁所裏也擠滿了。壹些人不得不雙腳分開站在兩個座椅背上，雙手緊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連給運輸造成了很大的困難，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連，又稱為“長征”。大批青年人組成各種長征隊，走遍大江南北，朝覲延安、韶山等革命聖地。各地設立長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費。全國大串連從1966年八九月持續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雖然發了停止串連的通知，但串連還繼續。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連乘車還是免費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費乘車、免費吃住，大串連才停止。
“血統論”風潮陡起
中國共產黨很看重家庭出身，認為家庭出身對壹個人的政治態度影響最大。大饑荒發生後，在追究壹些縣委書記的責任時，有的縣委書記娶了地主女兒做妻子，也當作發生大饑荒的壹個原因。周恩來在很多公眾場合檢討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說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斷改造自己，說看壹個人要查三代），以此來表白他的政治態度。當然，在正常情況下，共產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但是，“個人政治表現”如何，沒有明確的標準，只能由單位領導決定。雖然有“重在表現”，家庭出身總是壹個人終生揮之不去的政治標記。有些老紅衛兵還把“重在表現”說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義階級路線”，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進而向“血統論”演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產階級(前五種人被稱為“黑五類”，紅衛兵又將資產階級列入其中，成為“黑六類”)等是政治賤民，他們的子女也受歧視。與“黑五類”相對應的是“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當時最光榮的家庭是革命幹部，簡稱“革幹”。工人、貧農、下中農是依靠對象。革幹子弟是天之驕子。當然，他們中間也有壹些優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優秀，他們對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們認為自己是革命先輩的後代，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當然，時代變了，他們中的多數並不打算像他們父輩壹樣當革命家，而是要在國家建設中挑起大梁。所以，革幹子弟大在大學裏都是學習工程技術中的新興專業，當時列為“保密專業”。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強調，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優先選拔升入高等學校。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壹定要經過嚴格審查，對於那些政治上確實表現好的，也允許挑選適當數量的人升入高等學校。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隨著中學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血統論”泛濫成災。紅衛兵只對“紅五類”開放，“黑五類”是不能參加的。
清華附中齊向東的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中說:“我們要造反，要奪權，要組織階級隊伍幹革命，就是要大講階級路線，就是要講成分!”
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壹成立就講究出身。他們在題為《“自來紅”們站起來了》的大字報中寫道：“有人誣蔑我們是‘自來紅’。崽子們，妳們的誣蔑使我們無上光榮。妳們說對了，老子大名就叫‘自來紅’。我們從小長在紅旗下，或生長在紅色的部隊、家庭環境中，從小就飽受革命的教育。·····我們純粹是無產階級的血統，我們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後壹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環境中生長的妳們，整天在家裏受到的是黑、黃、白等雜七雜八的教育。妳們不改造，就會‘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革命的重擔落在我們的肩上，政權壹定要我們掌握！這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最大權力，誰反對我們，就堅決專他們的政，要他們的命！”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紀念建黨日，對參加活動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參加者回憶：“壹律是幹部子弟，而且盡量穿黃軍裝。大會充滿紅色恐怖，臺上都是黃軍裝。·····自編的‘造反歌’響徹雲霄。真是大長了工農幹部子弟的誌氣，真是大滅剝削階級子弟的威風，”造反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忠於革命忠於黨，刀山火海我敢闖。革命後代舉紅旗，毛澤東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殺！殺！殺！——嘿！
?
幹部子弟中颳起“血統論”的風潮，從中學進入大學。
八月初的壹天，我正從二號樓宿舍走出來，看到從圖書館、大禮堂那個方向走過來壹支幾十人的隊伍，手裏舉著彩旗，壹邊行進壹邊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妳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妳）就滾他媽的蛋！（呼口號）滾、滾、滾！滾他媽的蛋！”他們在壹號樓、二號樓宿舍區轉了壹圈後向西南方向去了。他們喊的前兩句是壹幅稱為“鬼見愁”的對聯。他們認為，見了這個對聯發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對聯罵為“混蛋”，還不能“發愁”。這個對聯在學生中引起爭論，我是不贊成這個對聯的。
8月2日晚上，清華大學大禮堂舉行關於“對聯”的辯論。劉菊芬主持會議，會上壹邊倒、壹言堂。還高喊“橫掃壹切混蛋!”的口號，說：“這個對聯完全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對聯從精神到內容都是符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大禮堂辯論的時候，誰要發言，首先就是要報出身。不主動報的，臺下的聽眾就齊聲喊，逼著妳報出身。聽到“革幹”“革軍”，就報以熱烈的掌聲。聽到“工人”“貧農”，也有掌聲，但熱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農”“職員”，掌聲就寥寥無幾了。出身不好的，沒幾個人敢上臺的，即使上臺也要被噓下來。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就喊：“黑七類子弟算混蛋，紅五類子弟算背叛！”。
在紅衛兵中，對“對聯”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淩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接見對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面”。他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改為“理應如此”。陳伯達向紅衛兵們解釋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8月6日天橋劇場舉行了關於“對聯”的大辯論。出席會議的江青，建議把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造反”橫批“理應如此”，紅衛兵也沒有接受。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在辯論會上說：“妳們壹切評論的、壹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妳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壹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妳們很敬佩！”
８月１２日，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正文之子，時任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組長）與別人聯名貼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大字報論述了“血統論”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作為“全面的”、“策略的”的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要使之“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本本條條。”８月２０日譚力夫又在北京工業大學辨論工作組和階級路線時作了講話。他公開聲明擁護工作組，說工作組壹進校，“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認為對聯“大長了好漢們的誌氣，大滅了混蛋們的威風。”“我們要大聲疾呼‘好得狠！’”譚立夫口才很好，每講壹段就引來熱烈的掌聲。譚立夫咄咄逼人地問：“到底有沒有右派？工大這麽個爛黑窩，怎麽沒有右派？可能今天這裏就有右派！（熱烈鼓掌）·····”“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麽多甜頭，怎麽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壹些老革命同誌，卻恨之入骨。知道哪壹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妳高興什麽？他媽的！（熱烈鼓掌）”“壹講階級路線，他也來講幾句。妳怎麽配呀！（掌聲）說起階級路線，我們應是‘既得利益者’了。同誌們舉壹個例子，很簡單：翻身貧農的兒子和被鬥地主的兒子，談起土改來，怎麽會是同壹種心情？！（熱烈鼓掌）同誌們，這就叫‘階級烙印’。”“我們對妳們的老子專政，實行了仁至義盡的改造政策，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妳們現在搬出‘平等’、‘博愛’的垃圾來大講，我看還是到廁所裏講去！（熱烈鼓掌）壹講就是團結，怎麽團結？鬥爭中求團結、先鬥妳，七鬥八鬥，鬥得妳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掌聲）”幾天以後，康生夫人曹軼歐給譚力夫打電話說：“阿寶（譚力夫的小名），妳在學校那個講話，王任重同誌拿給康老看了。妳康伯伯誇妳講得好。”
譚力夫講話受到幹部子弟的熱烈追捧，他們廣為傳播。劉濤、賀鵬飛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大量印刷，向全國各地散發。譚立夫講話對“血統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血統論”的激勵下，壹些幹部子弟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在壹些中學裏，對出身不好學生進行批鬥、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車、汽車要自報家庭出身，進旅店、上醫院也要以成份論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貼在教室墻上。紅衛兵命令10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壹根長繩子繞過這10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壹串。10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威風凜凜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紅衛兵命令“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復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他們，把墨汁潑在他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遭到“鬥爭”和侮辱，服安眠藥自殺，後被搶救過來，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壹大壹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紅衛兵指控她撕了壹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壹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因而遭到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後來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壹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種種侮辱。初壹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紅衛兵把她從廁所拉出來，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壹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紅衛兵突然把椅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準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臺上淋雨。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高壹學生楊愛倫，學習成績優秀還有文藝特長，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面被推來推去，強迫她寫“交代”，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壹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壹要“開會幫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壹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壹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毒打。等紅衛兵回家吃晚飯時，她掙紮著爬到壹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不敢表現出壹點怨恨和抵觸。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誌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壹只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
血統論在大學也有壹定的影響，但不像中學那樣嚴重。當時，有人主張在清華大學成立“貧下中家子弟協會”（簡稱“貧協”，當時有的學校有革幹子弟的組織。），我班貧下中農子弟沒有人參加。這本是頭腦簡單的中學生做的事。“血統論”進入大學，除了持政治偏見的某些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外，沒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來在清華兩萬人大會的講話中表示不支持在大學裏搞“貧協”組織。
“血統論”，通俗地說法是“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就打洞”。這種說法既違背了歷史常識，也違背了“遺傳和變異”生物學原理。為什麽這種說法能夠壹時成為風潮？因為他們要世襲父輩打來的江山，要世襲父輩的特權。血統論實質上是宣揚權力世襲、利益世襲、社會地位世襲，是門閥權貴的願望表達。那些自認為“血統高貴”的高幹子弟摧殘他們認為“血統低下”的學生，那就不僅僅是特權世襲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行為沒有什麽不同。“血統論”雖然風行壹時後偃旗息鼓，但是，他們“血統高貴”的自豪感並沒有消失，他們對父輩地位世襲的強烈要求壹直沒有改變。只要政治制度不變，他們的世襲要求總是可以滿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開放中，在文革中血統論的鼓吹者，不少人當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在壹切政策和制度的變革中，他們總是占盡了有利的先機。
1967年春天，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中學生進行軍訓。3月27日，負責學生軍訓的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對中學生中的壹些高幹子弟的壹次講話，他說：“妳們在座的全是高幹子弟、幹部子弟，妳們的爸爸媽在紅軍時代、抗日戰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很大貢獻，妳們要支持他們的精神”，還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從而引起了爭論。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學生代表開會。陳伯達批評李鐘奇的思想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為了平衡中學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見了另壹批中學生代表。本來家庭出身不同、對軍訓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學紅衛兵就以這兩個日子成為“四三派”和“四四派”。從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員中“紅五類”比“四四派”要少壹些，幹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幹部子女要多壹些。“四三派”反對“血統論”的人多壹些，“四四派”傾向“血統論”的人多壹些。“四三派”是中學生中的激進派，對軍訓團不滿，比較傾向大學生紅衛兵的“三司”的觀點。“四四派”比較支持恢復秩序。“四三派”中壹些人同意這樣的看法：“這些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和本來就是投機的革命分子，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就形成特權人物，像各個歷史時期壹樣地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很顯然，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在1967年4月之後，北京的中學紅衛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鬥爭不斷。
清華“八·二四”事件
我親歷的紅衛兵所做的壹件事就是清華“八·二四”事件。
8月20日前後，毛的《炮打司令部——我壹第大字報》在清華學生中傳開， 8月23日、24日，出現了壹些“炮打”劉少奇的大字報。例如：《改組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劉少奇》、《舍得壹身剮，敢把劉少奇拉下馬》、《厘清北方局中的黑線》等。
清華大學“臨籌”認為這是右派翻天，清華大學紅衛兵負責人賀鵬飛聯絡清華附中紅衛兵等12所中學的紅衛兵采取了強制行動。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清華附中集合，召開誓師會，賀鵬飛在誓師會上說：“清華大學有壹股反對中央領導人的妖風，我們要誓死保衛黨中央。只許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他布置任務：先看守大字報，並抄錄或照相，以備秋後算賬，然後限令作者在24小時撕去大字報。下午4點50分，12校紅衛兵列隊跑步進入清華，嚴密封鎖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他們先廣播“安民告示”：“我12校紅衛兵大軍今天下午5點開進清華大學，消滅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們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我們矛頭直指混蛋，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誰敢阻擋我們大軍，誰敢窩匪，我們就消滅誰！壹切願意革命的人們，我們歡迎！壹切膽小鬼，請妳們躲在家裏，切勿自相驚憂。····”接著廣播“最後通牒”：勒令大字報作者6點以前撕去自己貼的有關中央領導同誌的大字報，移入內部館。否則壹切後果妳們負責。其實，明明是反劉少奇的大字報，他們硬說是反毛主席的，當時沒有反毛主席的大字報。
有的學生對他們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就被這些紅衛兵抓住，強制他們圍著大禮堂前面的草坪遊街，然後用皮帶抽打。到晚上7點，所有的大字報被撕得精光，並且貼上了“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還對壹些貼劉少奇大字報的“戰鬥小組”進行搜查。
6點，在賀鵬飛的指揮下，紅衛兵們推倒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與此同時，中學紅衛兵和清華大學紅衛兵到“黑幫分子”和“黑五類分子”家裏抄家，對他們進行拷打。強迫中層以上的幹部到拆掉的二校門搬運磚石。跑得慢的用皮帶抽打，背不動倒在地上，拉起來用棍子、皮帶瘋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聲中，被害者連滾帶爬，哀聲慘叫。
這次暴行的規模和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了北京大學的“6·18”事件。黨委副書記劉冰回憶了他挨打的情況：“他們把我的眼睛蒙了起來，幾個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腦袋往下摁，推著我往前走，並用皮帶抽打我的脊背，邊走邊打。·····後來進了壹個房子裏，不打了，讓我跪下，去掉蒙眼的毛巾後才知道是階梯教室。各系的總支書記、校黨委各正副部長、校行政各處處長，都集中在這裏，成行地跪在地上。天將拂曉的時候，把我們轉移到科學館，又轉移到了生物館。····把我們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後強迫我們互相打，不願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文革前擔任黨委宣傳部長的羅征啟記下了他經歷的壹場刧難：
? 8 月24日晚上，……幾個人把團委書記張慕津架到審訊室，我剛想看壹下，就挨了壹下抽打，“不準看！”我就聽審訊室裏很重的抽打聲音和張慕津的呻吟。過了壹會，壹學生從審訊室裏出來，大聲說 ：“張慕津想逃過群眾的專政，被我們抓到了，現在他就要從審訊室爬出來……”這以後，走廊的南端又傳來壹陣喧鬧，原來是幾個手執皮帶、木棍的人要黨辦主任何介人和宣傳部第壹副部長林泰兩個人對打！我聽到喊聲：“使勁！”……接著審訊室內忽然傳出壹聲呼叫：“賀鵬飛來視察了！”幾個人走出審訊室到樓梯口迎接。我們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來，跪好，低頭，手背在身後，頭距離地靣15公分，不能超過20公分，也不許頂在地上。快！”剛剛“整理”好，賀鵬飛就上來了，我還來得及偷看了壹眼，果然很象賀龍元帥，腳踏大皮鞋，手提壹條皮帶。審訊室裏的人像是匯報什麽。賀鵬飛從我面前走過時看見我因為支撐不住他們規定旳姿式，已經把頭頂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頭，並且厲聲說：“不許頂在地上！”他這壹踩，我頭上已經結了疤的傷口又滴下許多血。……我被帶回生物館，從昨晚搬運二校門的垃圾到現在，連水都沒喝壹口，可以說是饑渴交迫。這時由幾個“革命群眾”押解，幾個“黑幫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幫分子們排成壹排，壹個學生在前面訓話：“妳們要吃飯嗎，那就聽好，妳必須說：‘臭黑幫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ⅹⅹⅹ感謝毛主席給飯吃。’聽清楚了嗎？試壹下。”第壹個是錢偉長教授，他說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話語以後，那個學生又喊：“妳還得加壹個‘大右派’，重來！”於是錢先生又來壹遍，加了壹頂帽子，領了口糧，站在原地等候。這時我認出這個學生好象是工程化學系的，以後工化系的輔導員吿訴我，他姓楊，是個大個子。“第二個 ！”他喊。第二個是我，我沒有加多什麽就過了關。第三個劉小石，也過了關。第四個是行政處長李思問……。下午，又有了新花樣，壹個叫馬楠的學生帶了兩個“隨從”，來到生物館，審問我們這些人。聽說這馬楠是軍人後代，綽號叫“馬楠將軍”，到處打人抄家。第壹個叫走了錢偉長，……過了壹會錢偉長囬來了，我看他後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慘不忍睹。……忘了是第幾個，叫到我。我走進審訊室，馬楠嘴裏叼著煙卷，兩條腿放在桌子上，十足壹付兵痞模樣，壹邊站著壹個瞪圓了眼睛的大漢……文革中清華有人貼大字報，說蔣南翔“開後門”讓賀鵬飛進了清華。1978年，蔣南翔在天津市當革委會副主任，單身住在新華分社附近的第二招待所，清華校友常去看他，我問他：賀鵬飛上清華是不是走後門？他講了事情的經過。有壹天，賀龍親自給他打電話，說：“南翔同誌啊，我家小龍想上清華，妳看怎麽辦呀？”蔣南翔回答：“那考壹下吧？”結果考得很糟糕，蔣就讓他在附中補習了壹年才進了清華。畢竟是帥門之後，文革後，賀鵬飛出任海軍副司令，中將。可惜他英年早逝（54歲），否則必是上將。
對清華“八·二四”慘案，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日記作了記載：“與12個學校加上大學各系的紅衛兵，大鬧清華園。拉倒二校門，撕掉了那些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報。清華大學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
第二天，中學生紅衛兵到清華大學遊行，並到壹些“黑幫”家中揪鬥“黑幫”。強迫“黑幫分子”、“黑五類分子”和中層以上幹部繼續到二校門搬磚，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抽打他們。校園裏貼出了《8·24行動好得很！》、《就是要“紅色恐怖”》、《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標語。
? 25日，清華“八八派”（即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部分人到中央接待站（西安門大街22號）反映賀鵬飛帶領中學紅衛兵在清華搞“紅色恐怖”的情況。身穿灰色毛料中山服的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敷衍上訪的學生，他對賀鵬飛等人的行為沒有任何批評。
清華“八二四”事件標誌著，中學紅衛兵從造本校領導的反、造工作組的反轉向保衛劉少奇和他們自己的父輩。這時，他們的父親相繼被整。如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壹把手王銘的父親受羅瑞卿的牽連被打倒。其他高幹子弟的父親也岌岌可危。前些時，他們批判校長、批判老師，現在批判到他們父親頭上來了，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怎麽能理解？何況，父母對形勢的看法對他們也會有影響。
清華二校門被賀鵬飛等推倒以後，1967年“五壹”前夕，蒯大富領導的“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總部”在這裏建成了壹尊巨型毛澤東塑像。蒯大富請林彪題詞，林彪應允。林彪的題詞“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被刻在毛主席像的底座上。“五壹”節這天，《人民日報》等多家報紙都為此塑像發了消息，標題是“清華園升起永遠不落的紅太陽”。這是文革中全國第壹座毛澤東塑像，在這以後，從北京到邊遠城鎮，從機關大院到公共場所，相繼建立了成千上萬的毛澤東塑像，這些塑像體量越建越大，材料越來越貴：從鋼筋水泥到大理石到不銹鋼。
破“四舊”惡風肆虐
八屆十壹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寫道：“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壹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這就是紅衛兵破“四舊”的指導思想。在《十六條》發布以前，毛澤東曾多次講過這個思想。
破舊立新有著長遠的源流。“五四”以來的激進思潮是不斷否定中國傳統的。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利用意識形態機器不斷批判傳統，批判道德繼承論。文革中，中學生和社會上其他壹些人用暴烈的手段“砸爛舊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破壞。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紅衛兵隊伍迅速擴大，大批紅衛兵走上了街頭，雷厲風行地執行破“四舊”的任務。
他們看到“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的”發型，就強制改變。對燙發的勒令剪掉，否則就按在地上剃陰陽頭。天津的紅衛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發型”和穿“瘦褲腿”。天津街頭有壹幅對聯：上聯是“剪子不留情，毀妳瘦褲腿”，下聯是“推子要革命，剃妳阿飛頭”，橫批是“興無滅資”。
8月19日，北京紅衛兵砸爛了“全聚德”烤鴨店的招牌，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招牌。把烤鴨店的餐廳、走廊、職工宿舍掛的山水草木之類的畫全部換成了毛主席像。在供外國人吃烤鴨的門口，原來掛的壹幅畫是壹只大鴨子，紅衛兵把它撕了下來，換上了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他們把壹張大標語貼在門前：“歡迎工農兵進餐”。並且要求烤鴨店增加五種菜，最貴的2角五分，最便宜的8分。
紅衛兵要求大家改掉帶“封、資、修”色彩的名字，用革命化的名字代替。壹些人為適應形勢自己主動地改了名字。名字中有花、玉、金、寶等都改了過來，衛東、繼紅、赤兵、永革、反修等成了時髦的名字。商店、街道、廣場都改了名字。蘇聯大使館門前的壹條路原來叫“揚威路”（也曾叫友誼路），紅衛兵改為“反修路”，並在蘇聯大使館門前舉行大規模的“反修大會”，“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震天價響。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被改為“援越路”。“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街”。舊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以經營古籍、字畫而聞名的榮寶齋的櫉窗裏，紅衛兵貼上了“黑畫店”的大標語。
在天津，“勸業場”改為“人民商場”，“惠中大飯店”改為“工農兵飯店”，“中原公司”改為“工農兵百貨商場”，“民園體育場”改為“人民體育場”，“玉清池”改為“工農兵浴池”……紅衛兵還建議把和平路改為反修路、革命路，市內各區也壹度改了名稱。有些紅衛兵說：“我們砸爛的不單是商店名稱，砸爛的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陳腐爛貨，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反動毒素，是散發腐朽氣息的陳規陋習。”
“破四舊”的惡浪席卷各大書店和工藝美術商店，紅衛兵在那裏進行大清查、大銷毀。紅衛兵沖向寺廟、公園、博物館，進行大清理，大掃蕩。大批文物遭到摧毀，壹些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被破壞。在天津睦南道新華社天津分社西鄰壹家，紅衛兵抄出壹個翡翠西瓜，當場砸碎了。
“破四舊”還要求改變壹些多年形成的傳統作法，有時鬧到愚蠢可笑的地步。例如，紅衛兵要求交通警用《毛主席主語錄》代替指揮棒指揮交通，他們認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出正確的方向。紅衛兵這個幼稚的要求竟得到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批準。在壹段時間，北京大街上出現了壹個奇特的景觀：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右手緊握《毛主席語錄》貼在胸前，汽車來了，平伸握著紅寶書的右手，左手揮動指揮交通。紅衛兵還要求改變十路口的紅綠燈的功能，將綠燈放行改為紅燈放行。因為紅色象征革命，不應當是阻擋前進方向的顏色。這個要求反映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邀請提這個要求的紅衛兵談話，才說服他們。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有紅衛兵提出要求：遊行隊伍不能從東向西行進，應當從西向東行進。因為西方代表資本主義，我們的隊伍怎麽能向資本主義行進呢？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是這樣說服紅衛兵的：我們習慣用右手向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招手致敬，如果隊伍行進方向倒過來，就得用左手向毛主席致敬，多別扭啊，同學們試試看？周恩來說：毛主席檢閱部隊時，向右看得變成向左看，這是不行的。他們這才罷休。
在“破四舊”過程中，伴隨著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階級敵人”。壹些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的家庭被定為房產主。紅衛兵發出命令，讓人們將房產交公。有房產的人為了扔掉“房產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繳房產證，房管局門前排成了長隊。北京的52萬間私房被沒收。上海124萬平方米私房被沒收。
據不完全統計，在1966年八九月，北京的紅衛兵共抄家11.4萬戶，抄走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抄家沒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從鋼琴到席夢思床，從高跟鞋到尼龍襪，無所不有。壹些體育館的運動場上抄收品堆積如山。從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上海市共抄家15．77萬戶，占全市總戶數241萬戶的6．5%。其中市區11．45萬余戶，占市區139萬戶的8．2%。據不完全統計，在武漢市共抄家21000戶，抄出黃金110斤，白銀1800斤，銀元26.7萬塊，現金存款440萬元，查抄打鬥致自殺案件112起，死亡62人，遊鬥折磨致死32人。到10月13日，濟南市抄家20075戶，占全市總戶數的13．11％。後來，有些地方將部分查抄財產退回給被抄戶，江西於都縣1967年5月15日成立“清理‘破四舊’財物清理小組”，向被抄戶退回黃金13斤9兩、銀圓23135枚、銀毫子9726只、雜銀275斤6兩。但是，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6月25日又壹次大抄家，這些被退回的財物又壹次被抄走。
據不完全統計，從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黃金118.8萬余兩、古董壹千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1.66萬余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3,900多萬人。
很多地方抄家是由當地黨委有組織地進行的。8月29日到9月3日，上海市第壹次大規模抄家。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許下進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後實際組織者。抄家對象的名單由公安局提供。各區名單集中後，再按所屬區分配下去；同時分配下去的還有五萬分之壹的軍用上海地圖，以便紅衛兵尋找被抄家戶的地址。
破“四舊”沖擊了民主黨派，壹些紅衛兵下令解散民主黨派，通令收繳民主黨派的大印，多個民主黨派的大印都被紅衛兵收繳了。壹些民主黨派領袖被批鬥。有的民主黨派辦公地被迫關了門。據統計，各民主黨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100多人被紅衛兵批鬥或抄家，占總數的36.5%。
宗教也當成“四舊”受到沖擊。共產黨是信奉無神論的，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壞。以西藏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余座，民主改革以後減少了97%。無數佛像、佛經、佛塔被燒毀，被拋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經》用於漚肥，把佛像、佛經用於制鞋原料。文革前內地的大量寺廟也遭到破壞。文革前，政府只是特意保護壹些有名的寺廟和教堂。文革中，這些特意保護的寺廟、教堂、經書也被毀壞。在被破壞寺廟時，當地農民和壹些和尚也參與了破壞活動。中國第壹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亂砸壹通，壹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
在破“四舊”中，文物、古跡大量被毀。北京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其中大多數毀於1966年八九月間。全國各地名勝古跡被破壞的不計其數。1966年11月，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帶壹些人，破壞了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這只是壹個開始。1968年10月，曲阜師範學院提出了“開發孔林，創辦五七農場”的具體目標，在這裏開荒種地、挖防空洞，挖地三尺，使孔林遭到根本性的破壞。有人要沖擊故宮博物院，周恩來下令保護起來了。
紅衛兵破“四舊”的戰績得了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肯定。8月23日，《人民日報》在壹版發表新聞，標題是“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副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時在壹版頭條、二條位置配發了兩篇社論。壹篇社論的題目是《好得很！》另壹篇社論的標題是《工農民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
在宗教問題上，周恩來還算清醒，他在1966年9月15日接見西安學生時說：“北京大字報在街上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這怎麽可能呢？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這是民族習慣。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是信伊斯蘭教的，在我國的西南邊，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蘭教的，東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蘭教的有四億多。伊斯蘭教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民族習慣問題。”但是，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被毀。
千家啼哭萬戶愁
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組，其任務是保證首都安全。組長是葉劍英，實際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清查清理社會人口、清查民間槍支彈藥，是他們的重要任務。這些任務由街道和派出所實施。
清查清理社會人口，就是把壹些“有問題”的居民清出首都，當時叫“遣返”，即強制性地送回原籍。幾年以前，彭真就提出了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目標。真正付之行動是文革之初。這壹行動造成了千家萬戶家破人亡。文革中第壹批“遣返”發生在1966年5月，即首都工作組成立的當月，就動員了第壹批“四類分子”去新疆等地。各大城市仿效首都。天津市公安局也將4500多人遣返到農村，監督勞動。文革初開了這個頭，文革壹深入，大批“有問題”的人被趕出了城市。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地，沒有生計，孩子不能上學，處於十分悲慘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時還接待了不少當年被趕出天津、回來要求“落實政策”的上訪者。
按當時的政策，清查社會人口分兩步走，第壹部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動員其遷出北京。周恩來雖然強調要註意政策，紅衛兵興起後，就無所顧及了。紅衛兵到處抓人、抄家、揪鬥、打罵、淩辱，甚至把人活活整死。壹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壹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裏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壹個人只準帶壹個鍋壹個碗，直到1978年底才獲準回到北京。據“首都工作組”成員張民記憶，僅崇文區被迫遷出市區的就有1000多家，隨遷家屬五六千人。官方文革史記載，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為“牛鬼蛇神”而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數，全國共有397400多名。1966年8月底至9月底這40多天，僅北京市就有85198人被轟回原籍， 33695戶被抄家。如果把文革初被趕到農村的人計算在內，從城市趕到農村的人比上述數字要多很多。北京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占當時城市人口的1.6%。天津市共有41571人被遣送農村。當當時總人口的09%。濟南有7400戶、22197人被趕往農村。占當時總人口的1.38%。1966年全國城鎮總人口13412.7萬人，其中，城市總人口是9394.2萬人，如果按1%的比例計算，全國城市人口被趕到農村的就有93萬人。當時，有些鎮（縣城都是鎮編制）也向農村驅趕居民。所以，100萬是最低數。
被驅逐人員壹般是有紅衛兵押送。只許帶簡單的行李，就是所謂“掃地出門”。那幾天在北京火車站成了人間地獄！“候車室和月臺上跪滿了等候車的被遣送的人們，有的戴著花樣出奇的紙糊高帽子，有的傷痕累累裹著紗布。”
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要求公安系統積極配合紅衛兵的行動。紅衛兵抄哪些人的家，把什麽人趕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提供的信息。公安系統對紅衛兵的行為持歡迎態度，認為紅衛兵幫了他們的忙。首都工作組組長葉劍英元帥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勛。例如，北京市有壹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16年，誰都沒有進去過，壹些壞人就是在裏頭搗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妳什麽法律不法律，壹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家夥，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也不敢動他，這壹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壹點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上的垃圾。”9月5日，譚震林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的指示中說：“要青年學生鬧壹鬧，因為自1949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壹下，怎麽能把那麽些壞人清出來呢？”在破四舊的高潮中，毛澤東把吳德找去匯報情況。吳德回憶說：“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匯報壹些真實情況，剎壹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地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但是，王力卻有不同的說法：“據我和毛主席接觸中了解，他是不贊成破四舊的。”毛主席對當時中央領導人不滿意，認為他們沒有集中目標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搞破四舊這些東西。８月２０日紅衛兵第壹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作了歌頌性報道，對此，毛主席對當時主管宣傳的陶鑄不滿意。事實上，毛澤東可能認為“破四舊”影響了揪“走資派”，但他從來沒有制止“破四舊”。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紅衛兵上陣以來，所向披靡。······壹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壹個壹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勛。” 9月17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千百萬紅衛兵由學校走上街頭，形成了壹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壹切汙泥濁水·····在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紅色恐怖升級
八月的北京籠罩著強烈的紅色恐怖的氣氛，批鬥“黑幫”和“反動學生”、“破四舊”、清查社會人口，這些政治行動伴隨著大規模的血腥暴力。當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壹段話成了紅衛兵的行動指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到處是紅衛兵的暴烈行動。
紅衛兵中也有理智人物。面對暴力的升級，8月6日，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所學校的紅衛兵，散發了壹份表明反對打人立場的《緊急呼籲書》，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的行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壞黨的政策的混蛋們滾出紅衛兵、紅旗及其它真正的左派組織。假左派組織壹律解散！”但呼籲書聲音微弱，沒有起什麽作用。紅色恐怖繼續升級。
“血統論”的風潮帶來的是大迫害的高潮。“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在街頭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資”。他們身穿舊軍裝，手揮銅頭皮帶，耀武揚威，出身不好的人聞風喪膽。進入八月，紅衛兵造成的“紅色恐怖”從北京蔓延到全國各地。
他們強迫“專政對象”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頭認罪。我認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認罪。不老實交待，死路壹條，死路壹條，死路壹條。”紅衛兵要求，必須帶著認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許走調。如果唱得不合格，銅頭皮帶就會落到身上。
8月4日，在北京大學的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毆打。首都的批鬥會上打人向公眾表明：“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政策，僅僅是紙面文章，對群眾中的武鬥沒有約束力。
北京大學附中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紅衛兵把臟東西塞進她的嘴裏。讓她跪在壹張方桌上，壹個紅衛兵把壹只腳踩在她背上，旁邊由人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已懷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後。北京師大學女附中（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同時被毒打的還有副校長胡誌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打死。壹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爬行過程中，有壹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壹名女教師的手指。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以後，暴力升級。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1965年這三所中學發生過“四六八”學潮，當時被壓下去了，這個會是為“四六八”學潮翻案。20多個被鬥爭者跪在舞臺上。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臺，掄起銅頭皮帶抽打他們。臺上無人阻止，臺下齊聲叫好。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壹根繩子，讓他從兩公裏外的學校壹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壹端牽在壹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後改名為159中學）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拷打校長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壹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被毆打至死。數學教師張梅巖（女）被抄家後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自殺。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癥。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癥，終身致殘。歷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
8月23日下午3點半，壹隊紅衛兵沖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他們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幹部趕到大院，在強烈的陽光下罰站，每個人脖子上掛上壹個寫有“黑幫”的大牌子，男女紅衛兵手舉銅頭皮帶往他們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國文聯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鮮血直流，兩腿搖顫，眼鏡被打在地下。打過之後，紅衛押著這些“牛鬼蛇神”到國子監孔廟，命令他們把倉庫裏的京戲服裝、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這些人圍成壹圈跪下，點火燒毀這些戲裝和道具。有的紅衛兵還拿起木刀向老作家頭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滿臉是血。老舍面對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況，於8月24日淩晨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11中學的紅衛兵到化學教師唐婉森（女）被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紅衛兵先把壹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焚燒學校圖書館的藏書。他們強迫壹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裏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個手臂被燒傷，40年後傷痕猶在。圖書館員沈世敏（女）被剪了頭發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自殺。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泮請和妻子壹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後“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面，壹起被“鬥爭”。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姜培良，黨支部書記；樊希曼（女），學生曹濱海的母親。紅衛兵命令校長高雲站在烈日下暴曬，額頭上被紮了壹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
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衛軍” “鬥爭”了46名教師。校長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被“鬥爭”之後自殺而死。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壹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
紅衛兵的暴行激起了兩起反抗事件。壹是崇文區的欖桿市事件，二是曹濱海事件。
8月24日，在當地的派出所警察和居委會的引導下，女15中紅衛兵抄了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她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槍枝、黃金，他們哪有什麽槍枝、黃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壹天上交了房產證，還說他是“房產主”。25日又到李家開鬥爭會。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壹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用棍子打他們，李文波忍無可忍，抄起壹把菜刀砍傷了紅衛兵後跳樓自殺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劉文秀被押送公安局關押。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9月12日判處劉文秀死刑後立即槍決，同時也判處已死的李文波死刑。這起血案被稱為欖桿市事件。該血案發生後不久，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說成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文革”後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劉文秀無罪、李文波不予起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曹濱海，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拿起菜刀砍傷了壹個紅衛兵同學。曹濱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親樊希曼被紅衛兵抓到學校活活打死。曹濱海從此精神失常。
這兩起事件發生後，高層迅速表態。8月26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代表大會上說：“昨天我們有的紅衛兵被壞蛋刺傷了，我們心裏很難過，想怎麽辦幫助妳們。”同壹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說：“剛從中央開會回來，講幾點：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
這兩起事件被說成“階級敵人的瘋狂報復”，紅衛兵大肆宣傳，壹些學校開會“聲討反革命分子殺害紅衛兵的滔天罪行。”進壹步更激起了紅衛兵的“階級怒火”，打擊“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聲響徹各個學校， 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
清華附中紅衛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怒火沖天，抄家中抄出英國指揮刀、日本大馬刀、北洋軍閥軍服、匕首等，真是階級報復，階級仇恨，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後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這是階級鬥爭，妳打他，他殺妳，這是妳死我活。”宋柏林沒有打人，在日記中自責“有些‘溫良恭儉讓’，沒有最深的階級感情和階級仇恨。這很危險，對敵人恨得不深，就是對人民愛得不深。”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黃姓壹家被紅衛兵打死5口。8月26日，黃家兒媳汪克寬從她供職的東方歌舞團回家，想從家裏找壹些屬於“四舊”的東西拿回團裏交差，因為她們單位也在破“四舊”。她從家裏找到壹些唱片、樂譜、香水和壹串假珍珠項鏈，裝在壹個書包裏。她出門時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親。姜老頭厲聲叫住了她，問她書包裏裝的什麽，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轉移財產。”汪克寬向姜老頭作了解釋。汪克寬沒有想到，姜老頭，這個街道積極分子把汪克寬“轉移財產”的情況報告了轄區警察羅某。羅某就通知在38中讀書的弟弟率紅衛兵來抄黃的家。抄家從27日持續到28日。紅衛兵從衣櫃裏搜出了子彈殼。這是汪克寬的丈夫黃瑞五小時候揀的。紅衛兵令黃瑞五交待子彈的來歷。黃如實說明，紅衛兵哪裏相信？就對黃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傭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就說他是“逃亡地主”。紅衛兵又抽打男傭，讓“逃亡地主”交待槍枝。因為有子彈必有槍枝。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說黃家三個女人（黃煒班、陳玉潤、李秀蓉）“窩藏地主”，讓黃家第三代女人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煒班喊：“不要打人！”這壹喊激怒了紅衛兵，就將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活活打死。
據北京官方史料，從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壹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到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沒有死，沒有燒他，他又回了家。當時很多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位於王府井的東安市場（文革中改名為東風市場），被東城區的老紅衛兵占用作為審判和施刑的據點。裏面被關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在墻上還用被害者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口號。戚本禹看到壹位女紅衛兵手執鋼鞭抽向壹個20多歲女人，理由是這個女人搞了很多男人。
為什麽十幾歲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殘忍？這與多年的意識形態灌輸有關。
自1949年以來，政權運用報紙、電臺、會議、課堂、文化娛樂活動等壹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對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進行妖魔化，在紅衛兵看來，這些“階級敵人”死有余辜。所以，紅衛兵們對這些人施暴時不僅沒有負罪感，反而有壹種正義感。由於信息封鎖、單壹灌輸，那些“紅五類”們也成了由政權任意擺弄的政治愚民。壹旦出現政治運動，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變成了殘殺“階級敵人”的政治暴民。
不僅北京有老紅衛兵制造的紅色恐怖，其它大城市也發生同樣的情況。1966年9月20日，西安成立了以高幹子弟為主要成員的“紅色恐怖隊”（簡稱“紅恐隊”）。“紅恐隊”學習北市的西糾，和西糾的高幹子弟來往很密切。他們打人、抄家，將四類分子家庭驅逐到農村，無所不用其極。西安九中的學生把汽油桶綁在老師的背上，用火點燃汽油桶都把老師活活燒死。西大街的城隍廟當時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資倉庫，所有紅衛兵抄家來的東西都放在那裏，衣服、家具、收音機、圖書、字畫堆積如山，在火車站東邊壹個倉庫關押著即將遣返的四類分子黑五類的，不許他們說話，讓每人嘴裏都咬著鞋，鞋掉下來就挨打。淩晨四點左右，紅衛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將被遣返的徐自簡毆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報。後來，“紅恐隊”還派人到北京參與聯動沖擊公安部。
“西糾”和“聯動”
在紅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8月25日，西城區31所中學的紅衛兵聯合發起成立了壹個組織：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發起的，後來又有19所中學加入，後來又發展到四五十所中學。據說成立“西糾”是為了整頓紅衛兵內部的秩序，控制紅衛兵亂打人。對於西糾在文革中的作用，幾十年爭論不休，有人肯定西糾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說“他們的歷史功績，不可埋沒。”；有人說，這個組織是紅衛兵搞紅色恐怖的繼續和發展。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從它成立時的自定的任務、發表“公告”的內容、他們的實際行動、“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是收斂還是發展等幾個方面分析。
“西糾”成立時宣告，“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他們的職責和權力是：
“堅決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
“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
“有權撤銷壹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
“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
“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壹些重要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等。
他們自定任務中心是繼續堅持“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不僅第壹次把資產階級列為鎮壓對象，還把他們的“孝子賢孫”（資產階級子女）也列入了鎮壓對象。西糾的任務中沒有制止打、砸、搶、抓、殺的內容。它這些“有權”不是任何合法程序獲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權。
“西糾”的成立和活動，得到了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陶鑄、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余秋裏、王任重、廖承誌等許多老幹部的支持。周恩來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糾察隊的活動。並指示周榮鑫幫助“西糾”解決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問題。顯然，這些中央領導人是希望“西糾”能夠擔負起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在首都工作組有壹種說法：“壹物降壹物，鹵水點豆腐”“能管紅衛兵的只能是紅衛兵”。
西糾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壹個多月的活動中陸續發出了10個通令。摘要如下：
第壹號通令：撤銷紅壹中關於不許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從現在起各新華書店開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號通令：壹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嚴加處分！
第三號通令：壹、壹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壹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種毛主席畫象和毛澤東紀念章，誰膽敢阻止工農兵群眾和我們革命紅衛兵學習毛主席著作，誰膽敢摘去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就和他們拼命！把他們砸個稀巴爛！二、沒有中央的許可，沒有新市委的決定，沒有糾察隊的命令，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宣布戒嚴，都無權以任何借口攔截和檢查來往車輛和行人，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三、絕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四、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五、為了給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革命造反活動提供交通方便，我們認為，在路燈通明的馬路上騎車，可以不必點燈。六、各商店現存的實用商品，若其商標不是反動的，不是黃色的，就可以繼續出售。今後，生產部門要立即砸爛壹切舊商標，創立革命的新商標。我們紅衛兵決不許可任何舊商標的產品出廠！七、嚴禁圍追外賓、歸國觀光的華僑和港澳同胞，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和正當活動。八、查抄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家，壹定要通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壹定要與當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系，所繳獲的壹切財物都要歸公！在查抄時，要提高警惕；要以文鬥為主，後發制人，要嚴防壞人搗亂，鉆空子。
第四號通令：我們提出以下七項規定。壹、要深入調查研究。哪些人屬於黑六類？哪些人不屬於黑六類？壹定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可以搞“紅衛兵”、“派出所”、“居民委員會”三結合，通過組織系統去調查。不是黑六類的家壹律不查！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二、要通過組織在查抄黑六類的家之前，壹定要通過本單位的紅衛兵總部，要持有證明信；壹定要與當地的派出所取得聯系；可以與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員會取得聯系，取得他們的協助，還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單位的意見。三、要文鬥。要提高警惕，後發制人。四、壹切繳獲要歸公。五、區別對待，打擊少數，孤立敵人。六、鬥垮敵人，教育群眾。我們要把那些老寄生蟲，老吸血鬼，殺人的劊子手統統揪出來，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廣眾之前，把他們的累累罪惡公諸於世，組織群眾進行鬥爭，進行控訴，進行大規模的群眾性階級教育運動。七、給出路。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置外，其余壹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第五號通令：我們壹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
第六號通令：對第五號通令中要文鬥，不要武鬥作出了更加具體的說明。跪、趴、彎腰、負重、遊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長時間做重活，等等，都屬於體罰及變相體罰，都不是我們所應采取的鬥爭方法。“掛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頭”等等，都屬於侮辱人，都不是我們所應采取的鬥爭方法。
第七號通令：從農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竄到北京，或隱瞞成份，隱瞞歷史，隱瞞罪惡活動而混入國家機關和廠礦企業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確實查明後，要勒令其離開北京，回原籍監督勞動，實行改造。喪失勞動能力，原籍又無人撫養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為了避免加重農民負擔，壹般可以不離開北京，就地監督改造。但如果民憤極大，群眾要求鬥爭，必須滿足群眾的壹切要求。
資本家不必離開北京，可以繼續留在原單位接受改造。
右派分子不必離開北京，繼續留在原單位，由原單位通過組織系統進行處理，更便於對這類人的鬥爭、監督和改造。
有歷史問題，巳徹底向組織交待，經組織上作過結論，摘掉帽子，並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權利，本人沒有現行反動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單位繼續工作，接受改造。
對於限期離開北京的四類分子要有組織手續。其戶口遷移手續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單位直接負責。要保證其所必須的生活費用和生活物品。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壹律不要查收。要切實給予他們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對他們進行武鬥，要保證他們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號通令：
我們要嚴厲警告那些妄圖反攻倒算，變天翻案的混蛋們：妳們想利用群眾運動中的壹些缺點，猖狂反撲，進行階級報復，這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我們每壹個糾察隊員完全有權力、有義務協助革命群眾，堅決鎮壓壹切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們對於第六、七號通令作以下補充和說明：
壹、我們再次說明，對於頑固不化，拒絕改造，民憤極大的資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動家庭立場上的四類分子子女，必須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進行嚴肅處理。
二、關於第六號通令中的不要長時間低頭和站立的決定，應根據鬥爭的需要，由革命群眾權宜處理。
三、所謂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包括剝削得來的財物。
四、資本家留在城市裏，發動受其剝削壓迫，最了解其罪惡活動的工人來監督改造他們。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與資本家同。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負責任地把臟水潑到別人的院子裏。
第九號通令：壹，形勢；二，任務；三、幾項規定：1．充分利用外賓參觀、訪問、開座談會、個別談話的機會，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讓他們把毛澤東思想的火種帶到世界各地，燒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以主人翁的態度熱情對待外賓，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從政治上、思想上去影響他們，啟發他們。3．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做好外賓保衛工作。4．不要阻攔外賓的車，不要圍追外賓，除了個別的別有用心的人之外，壹般不阻攔外賓照相，保證他們的正常活動。
第十號通令：關於外地學生到北京串連的事。歡迎來京串連的師生，要求北京市各單位做好接待工作。
這十個“通令”充滿了幹部子弟的霸氣和特權思想。其積極方面是聲明了“要文鬥，不要武鬥”，聲明“對沒有政治意義的經濟財物壹律不要查收”（後來又說“剝削得來的財物”也有政治意義），縮小了強令離開北京的人員的範圍（第5號和第6號和第7號通令）。但是，第8號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號、第6號和第7號通令中比較寬松的內容。這十個“通令”多次強調的內容是保護高級幹部的安全，維護高級幹部的生活。“壹切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攔截首長汽車，不得搜查首長宿舍。違者，首都紅衛兵糾察隊立即扣押！”（壹號通令）“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二號通令）“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絕不允許任何人無理勒令革命老首長搬家，辭退保姆，交出電視、沙發、汽車等，我們要堅決粉碎敵人的階級報復，堅決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三號通令）“國家負責幹部的家絕對不許查！”（四號通令）當然，保衛高級幹部的安全是應該的，但如此壹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說明“西糾”把保衛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組的壹位成員在回憶錄中說：西糾“壹度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班禪、郭沫若、傅作義、李宗仁、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程潛、蔣光鼐、沙千裏、張奚若、程硯秋等國家領導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這可能是事實，但西糾在保護社會弱勢群體方面乏善可陳。相反，他們還是用“血統論”的指導思想，對非“紅五類”進行強力打壓。“八號通令”說：“我們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出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抄了妳們的家，打了妳們的人，給妳們戴了高帽子，牽妳們去遊街示眾，趕妳們回原籍勞動改造。我們認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遊了就遊了，趕了就趕了，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自從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紅色恐怖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強化。這與前面說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濱海事件有關，也顯現出西糾制止武鬥沒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壹百人變為超過壹百人。從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壹天內有228人被打死。“西糾”成立後展開活動的幾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殺人數最多的幾天。而在這幾天裏，在北京市被虐殺總人數中，數“西糾”主要活動的西城區死亡人數最多，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總和還多。
西糾不僅沒有制止紅色恐怖的效果，西糾成員自己還在繼續制造紅色恐怖。
由於“西糾”狂妄地自授權力，是紅衛兵的“憲兵”，它的權力是無限的，其指導思想還是“血論論”和階級專政，在某些方面的殘酷行為比壹般紅衛兵有過而無不及。“西糾”在北京六中的表現就是壹例。
座落在天安門西側不遠的北京六中，是“西糾”的壹支重要力量。他們私設刑堂，自立“勞改所”，打死學生，其殘酷程度駭人聽聞。
六中“勞改所”有崗樓，崗樓上有壹盞四面轉動的探照燈、射擊孔、了望孔、警鈴、汽槍。崗樓上日夜設崗，嚴密地監視著校內外過往的行人。迎面墻上就有壹條刺眼的紅色標語“紅色恐怖萬歲！”據“勞改”成員說：字原來準備是用人血寫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紅漆寫成後還時常用人血向上塗抹。“勞改所”裏，滿地都是刑具，從木槍、長棍、鞭子、尼龍繩······。在這裏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壹段時間裏，“勞改所”天天都會傳出鞭打聲，慘叫聲和狂笑聲，所有的男女“勞改犯”都擠在這二丈長，七八尺寬的屋子裏，平時不許交談，睡時不許睜眼，不許翻身，不許打呼嚕，連上廁所也要排隊聽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們的名字就被號碼所代替。六中紅衛兵對“勞改”成員施用鞭笞、棒打、“拳擊小腹”，“刀背打臉”、“坐土飛機”“開水澆人”等殘酷的刑罰。“坐土飛機”就是由幾個人分別抓住受刑者的手腳，象打夯壹樣，把人拋起壹米多高，壹齊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堅硬的水泥地上。他們在打人時卻說：“這是文鬥，不是武鬥”，“這叫文武結合，是最高形式”。他們讓“犯人”連續幾個鐘頭背誦毛主席語錄，有時還要跪在凳子腿上、頭上頂著東西背誦，壹直背誦到頭昏眼花、汗流滿面。背誦得不好還要重新背誦。
19歲的六中高三學生王光華，出生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準許就去外地串連。1966年9月27日，王光華回到北京，被六中紅衛兵西糾隊員關在“勞改所”進行令人發指的折磨後，活活打死。王光華死後，沒有通知王的家長，當夜12點鐘送到火葬埸燒了。在許多天之後，他們才到王光華家去，說：“王光華是反革命，被我們打死了。”他們向王光華的母親勒索了28塊錢，說是火葬費。還威脅說：“不許把這件事說出去，否則把妳家滿門抄斬。”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當工友。退休後，單身壹人，壹直在六中生活。由於他父親是洋車（三輪車）廠主，六中紅衛兵把徐沛田揪出來，讓他口叼著破鞋在操場上爬行。壹直爬到廁所，又將徐推入小便池，並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開水澆徐的頭。徐回宿舍後奄奄壹息，四點多鐘又毒打徐，再用開水澆老人頭部。百般戲弄，讓老人唱歌，跳舞，還讓他吃屎喝尿。最後將尼龍絲繩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後屍體放在後院，暴屍三天。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發出《重要通告》，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說，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壹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鞭子是用銑床旋下的彈簧狀的鐵屑，壹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壹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在會上，江青發言中說：“西城糾察隊、東城糾察隊、海澱糾察隊，這些所謂的糾察隊有壹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家夥”“今天，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們對他們教育的不好，四十幾歲的人，六十幾歲的人沒有把他們教育好。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淩人，什麽東西！可是我覺得周榮鑫是負有責任的，雍文濤也負有責任的，王任重也是負有責任的。讓他們向妳們檢討，他們是怎樣支持他們這壹小撮壞蛋向妳們做憲兵工作的。······我希望妳們對這些青年，犯了錯誤的同學們要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對於中年的、老年的、幕後的、頑固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死不回頭的要鬥倒、鬥臭、鬥垮！要不要周榮鑫、雍文濤站出來看看？（眾高呼：要！讓他們兩個低頭！）（周榮鑫、雍文濤低頭站在臺前）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來京的師生、幹部十萬多人在北京體育場召開了“全國在京革命派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勝利誓師大會”，江青、陳伯達批評了糾察隊之後，周恩來說：“中學的小家夥，糾察隊的壹小撮人做了壹些犯法的事，違反了中央規定，做了壹些壞事，····經過我們多次教育，屢教不改，所以逮捕起來教育、改造他們。”“糾察隊在歷史上，本來是在第壹次國內革命時期出現的，叫工人糾察隊，是保衛工人階級，鎮壓工賊、資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憲兵的。但紅衛兵糾察隊起了相反的作用，變成管紅衛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對頭了，逐漸被壞分子利用了，成為打擊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工具，糾察隊的名字被他們沾汙了。我提議各校紅衛兵取消糾察隊的名字。”
12月27日，在紅衛兵首都三司召開的大會上，周恩來說，糾察隊已被壞分子用來打擊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糾察隊。報紙上點名西糾是反動組織。西糾的負責人孔丹被捕。
從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糾沒有起到制止“紅色恐怖”的作用。
另壹方面，把8月25日西糾成立以後的“紅色恐怖”的責任完全算在西糾頭上也不完全公正。在壹次周恩來出席的會上，西糾負責人之壹秦曉等人把西糾發布的通令等材料送給周恩來，還附了壹個條子說：“總理，怎麽把我們打成了反動組織了呀？妳不是支持我們的嗎？”周恩來在結束講話時聲明：“剛才有人給我遞了西糾的材料，西糾的東西我壹直沒有看過。周恩來壹口否定了。
1966年秋後，鬥爭矛頭真正指向了當權派。領導幹部大部分被揪鬥，被淩辱，被打倒，其數量是空前的，其殘忍程度也是空前的。這些官員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維持社會穩定、保證社會秩序的骨幹力量。科層官僚制度窒息了社會，壓制了底層，出現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特權和腐敗，但責任不全在這些官員，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責不能完全由他們來承擔，他們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摧殘。但是，毛澤東已經把他們置於被批判、被“火燒”的地位，他們只能成為群眾運動的犧牲品了。雖然毛澤東說是“燒壹下，不要燒焦”，但相當多的幹部被“燒焦”了。群眾運動是不能自發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當尖銳的極權社會，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親自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點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對領導幹部大規模的迫害，高幹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頭，倍受欺淩。他們老子已經從“英雄”變成了“反動”，他們自己從“好漢”變成了“混蛋”。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動”，更不甘願自己成為“混蛋”。他們不能容忍的是，壹個月前抽向“黑六類”銅頭皮帶竟然抽向了他們的父母！
正是這個原因，西糾被取締後，又出現了壹個新組織。這個組織就是“聯動”。“糾察隊”轉為“聯合行動委員會”，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正式成立“聯動”是12月5日。聯動的主要發起者是“海糾”——海澱區紅衛兵糾察隊，那裏壹○壹中、八壹中學、十壹學校以及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幹部子弟“成堆”。由宮小吉執筆的《成立宣言》，將聯動的任務定為反對“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這句話前壹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對文革運動的壓制和對造反群眾的打擊，這是毛澤東定的調子。而後壹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則是指對老幹部以及他們家庭的大規模沖擊和迫害，這個定義是聯動這些中學生們自己做出來的。
1966年11月27日，壹些中學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發起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意為“東城區糾察隊”、“西城區糾察隊”和“海澱區糾察隊”的聯合體。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業學院附中的鄒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門城墻，刷下了壹條幾十米高的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現了“聯動敲響了中央文革的喪鐘！”“堅決保衛革命的老幹部！”等大標語。這壹天，應當算是聯動正式成立的日子。
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劇場紀念毛主席誕辰，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次會議呼喊的口號有：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國革軍革幹子弟聯合起來！
堅決擁護軍委四位副主席的講話！
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來發表的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壹切單位、壹切部門都要置於軍委領導之下！
反對縱容鼓勵支持反革幹革軍子弟的行動！
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
誰敢亂捕革幹革軍子弟，小心狗頭！
強烈要求釋放被無理拘捕的全體幹部子弟！
沈默就是死亡！戰鬥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大字報區，我看到了壹張很長的大字報，看這張大字報的人圍得裏三層外三層，人們只是默默地看，沒有人發表議論。大字報的內容我不記得，但其中的壹句話幾十年我沒有忘記：“堅決粉碎中共中央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兩主席”顯然是指毛澤東和林彪。“幾個委員”顯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員。在那個時候誰有這個膽量？細看，才知道是聯動通告。當時我聽說中學生有個聯動組織，沒想到他們竟然這麽大膽！最近才在網上找到了這個通告。摘要如下：
聯動的通告宣告聯動的任務是：
——堅決徹底全面幹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壹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保證民主集中制在黨的生活中得到堅決貫徹，保證中共各級黨委、黨員的生命安全。
——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造反組織。
——堅決地肅清中共黨內和國家機關內的反黨分子、蔣介石分子、赫魯曉夫分子。
——鞏固三面紅旗，加強國防。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
——保衛黨的各級優秀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
通告說：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幹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於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在各地迅速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貫徹中央、北京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壹切行動指示。
聯動提出“堅決徹底全面幹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兩主席和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毛澤東放出的魔鬼最終撲向了毛澤東自己！這應當是毛澤東面對的最早反對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開發出的“取消壹切專制制度”的呼聲。這個呼聲比林立果的“571 工程紀要” 要早三年。值得註意的是，聯動通告和“57工程紀要”，都是專制制度最高層的子弟們發出來的聲音。可見，專制制度的最高層也有反對專制的力量。
最近讀了米鶴都的書，他說上面這個通告是“偽聯動”發布的。真聯動的負責人都否定這是他們的作品。米鶴都還說這個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詳。這真是壹件怪事，在當時，張貼反對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報，還說他們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比張誌新等有過而無不及，難道毛、林聽之任之？難道公安部門不盡力偵破？
聯動提出“取消壹切專制制度”，並不表明他們有什麽民主共和思想。壹位聯動成員的壹封信，雖然晚在1967年4月寫的，也有助於了解他們的心態，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岡山兵團的混帳王八蛋們：
別看妳們今天他媽的鬧的歡，將來小心妳們的驢頭。崽子別狂，等著瞧，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妳們靠邊站！妳們今天鬥了我們的人，這血恨壹定要報。小王八蛋們別高興得太早了。
不管妳們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反正革命的重擔不會落在妳們身上。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崽子們，考慮考慮妳們的後路吧！
······
幹部子弟要掌權！
天下是我們的！
北京101中 妳們的爺爺——老紅衛兵
值得註意的是，這封信中所期待的——“20年後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果然都變成了現實！其實，只要共產黨還處於執政地位，只要這個制度不改變，官員子女世襲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聯動成立不久，毛澤東說：“這些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聯動這樣的組織不僅北京有，西安有“紅色恐怖戰鬥隊”，沈陽有“紅後代”等。這些組織都是以幹部子弟為骨幹，都以保老幹部為目標，反對中央文革，反對造反派。這些被稱為“十二月黑風”的壹部分。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聯動連續六次沖擊公安部，喊出“火燒謝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劉少奇萬歲”的口號。說“戚本禹不過是十七級幹部，算老幾？”說要開汽車把關鋒撞死。1967年1月中旬，經過毛澤東同意，把聯動定為反動組織，毛澤東說：“這些頭頭不能讓他們自由行動，要集中起來，進行教育改造。公安部長謝富治說：“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壹聲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組織和壹些工廠造反派，在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對設在北大附中的聯動總部及各校骨幹分子采取突然行動，逮捕了壹百多人，聯動被正式定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聯動從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兩個月時間。後來，壹些“聯動分子”又開始到天津活動。周總理派記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會籌備組負責人解學恭傳達他的指示。其內容只有11個字，就是：“註意‘聯動’動向，幷采取措施。”總理還特別要求記者壹定把這壹指示記在腦子裏，不要見諸文字，只能當面口頭傳達。1967年3月上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先後參觀了八壹學校的聯動展覽，這是北京軍區高幹子女寄宿學校，學生在校生活條件之優越令普通百姓側目。
壹些幹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層壹片反對聲。這是“二月逆流”時老帥們發牢騷的壹個內容。聶榮臻批評抓聯動成員。可能是元帥們的意見對毛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的彭小蒙寫了壹封血書，請求毛原諒在革命中犯了錯誤的年輕人，毛決定釋放被抓的人。毛澤東決定釋放被抓的人。毛澤東事後說：“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1967年4月22日，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人員接見這些孩子。江青對聯動的孩子們說：今天要妳們回家，是主席決定的，妳們表現不錯，回家繼續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隊，不要再站錯了。還給每人發壹本書，孩子們壹片歡呼，感謝毛主席，感謝江青阿姨。
到1967年初，北京的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垮臺。從毛澤東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開始，到聯動被抓，紅衛兵運動僅僅四五個月。和以後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比，雖然他們年紀小，由於他們發起早，垮臺早，他們稱為“老紅衛兵”。正是“老紅衛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刧難。這壹波刧難受害的是教師、知識分子、“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這壹波刧難中被毀。這壹波刧難高潮的時候，除彭、陸、羅、楊及其受牽連的人以外，大批高級幹部還掌握著權力，這壹波刧難有當權者作背景。1967年以後，這批“老紅衛兵”歷經家庭刧難、上山下鄉、參軍、工農兵學員，逐漸拋棄了“血統論”和政治狂熱。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紀，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的壹支重要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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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炮打”當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很多地方和單位的黨政領導機關受到沖擊。這是毛澤東所期待的。然而，“堅持黨的領導”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則，自1957年反右運動以來，“黨委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的觀念深入人心。17年形成的官僚體系科層結構的勢力十分強大，上下左右盤根錯節。造反群眾的沖擊和官僚的反沖擊尖銳對立，在全國各地出現壹個又壹個“事件”。而在這壹輪鬥爭中，各地造反派還是處於弱勢。官僚體系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因勢而變，因時而異，變換手法鎮壓造反派。
各地官僚們為自保壓制造反
在1966年5月至12月，省、市、地、縣黨委領導人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變化：開始，他們壹方面拋出壹批知識分子和幹部中的異己分子（壹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幹部），讓群眾批判，壹方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劉、鄧的指導思想，向各級學校和文化單位派出大批工作組，抓右派，鎮壓起來造反的人。7月底8月初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後，各地撤出了工作組。8、9月間，各地黨委領導人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壹方面通過扶植各單位官辦的“文革領導小組”的辦法，繼續掌控群眾運動的主動權，另壹方面又通過扶植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和造反群眾組織對立。
對於官僚們的對抗行為，當時有壹個的詞語：“反撲”。1966年12月4日，周恩來對造反派紅衛兵說：“現在確實像上午同誌們分析的，存在反撲，要給予反擊，反撲不止壹次，要有多次。反撲，機關裏有，學校裏就更多了。有鬥爭的反復可以鍛煉我們。”
北京
在各大學裏，工作組從前門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從後門進來，繼續控制學校裏的運動。新市委利用保守派還處於多數的有利時機，限令各校幾天之內選出“文革籌委會”、“文革小組”等領導機構。所謂選舉，實際是暗中操縱，預先指定。這些文革領導機構，立即轉入鬥“黑幫”，阻止少數派批判工作組。在工作組期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並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視為“痞子”。各大專院校大辦“勞改隊”，把大批中層幹部和教授送進“勞改隊”。
上海
市長曹荻秋布置人力調查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的歷史，將查出是“壞人”的資料，送給北京市紅衛兵所屬的單位，希望單位黨組織整這些南下的紅衛兵。上海市委組織幹部、工人、學生同北京紅衛兵開展辯論。布置“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五好工人”發電報給中央、毛主席，為上海市委歌功頌德，還把這些電報印成傳單，散發全國。市委組織了15000多名工人，加上官辦紅衛兵、文藝工作者和機關幹部來保衛市委機關，防止造反派沖擊。上海市委還壹手包辦成立了全市的紅衛兵組織。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文豹負責組織紅衛兵。1966年 8月23日上午，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有3萬多人參加的上海市紅衛兵成立大會。大會發言人是經市委審查同意的，發言稿也是張文豹審定的。市委和軍隊領導人以及勞動模範出席了會議。會上確定的紅衛兵總部頭頭們，大部分是市黨政軍領導人的子女。
廣西：
8月5日，在桂林的廣西師範學院的造反派（即在該校是多數派，後來的桂林“老多”的骨幹力量）在工作隊撤離時，貼出了《送瘟神》的大字報。8月7日，當局調動成千上萬名工人、農民，對廣西師院造反派進行圍攻、毆打。後稱為“8·7事件”。接著又發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區黨委第壹書記、廣西軍區第壹政委韋國清先後調動解放軍駐桂141師5個連進駐桂林市內。在八月末的壹次廳局長會議上，韋國清說：“桂林‘多數派’是右派操縱的，他們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連隊和壹些人，有兩千多人，雖然不會都是右派，但是他們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隨後，又發生了南寧“9·9事件”：南寧的造反派和南下紅衛兵，為聲援桂林造反派，抗議區黨委，在廣西區黨委院內進行靜坐絕食。區黨委調動“盾牌兵”、“赤衛隊”等保守派群眾組織來圍攻，造成壹次轟動全區的事件。
貴州：
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聯隊和省商校、省藝校、貴陽女中等校學生約3000余人到省委大樓前要求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接見，請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關問題。賈啟允躲到省軍區不見面。這批學生便在大樓前開揭發批判會、靜坐示威。省公安廳出動100多名“機關紅衛兵”保衛省委大樓。省文革領導小組以上街宣傳“十六條”的名義，調動幹部、工人、居民12萬人，對這批學生進行分割、圍攻、鬥爭，大圈套小圈，實行車輪戰，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從9月5日至8日，貴陽市街頭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圍鬥造反派學生。這壹事態被稱為“9．5”事件。按照賈啟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因其紅衛兵袖章上有編號，被造反派稱為“號碼兵”）。9月28日又成立官辦的紅衛兵糾察大隊。10月15日，為了對付造反派，按賈啟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糾察隊聯絡站，由省總工會主要負責人具體負責上下聯絡。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工人糾察隊，其聯絡站設在貴州省總工會。
“號碼兵”和工人糾察隊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壹下火車就被他們包圍，要求表態“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這樣的表態就要受到圍攻。
寧夏：
工作組撤離學校後，寧夏區黨委扶植的文革籌備小組領導運動。迫於形勢，區黨委為因反工作組而受壓的學生平反，拋出了與寧夏黨委主要領導人關系不好的幾位幹部作為“寧夏區黨委內的黑幫黑線”進行批鬥。在區黨委的控制下，銀川成立只允許出身“紅五類”的學生參加的“紅衛兵總部”，其頭頭大多是區黨委和軍區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大破“四舊”，並壓制對他們父輩的造反。“十六條”發布後，銀川的工廠和政府機關裏出現了壹些零星的反對單位黨委的行為，但這些行為被扣上了“反黨”、“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寧夏大學的激進學生召開批判校黨委書記江雲大會，並把鬥爭矛頭指向寧夏區黨委。此後，寧大學生產生了對立的兩派，保守派占有絕對優勢。9月12日，自治區副主席陳養山作報告稱，“寧夏的工作組並沒有犯路線錯誤，只是犯了方法錯誤；楊靜仁領導的區黨委執行文革中的正確的道路”。此後，銀川大街上貼滿了攻擊寧夏大學造反學生的大字報，批判區黨委的大字報消失。對此，銀川造反派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策劃了更為激烈的行動。但此時銀川造反派在數量和勢力上都處於弱勢，在銀川處處受壓，而且北京來的紅衛兵還被驅趕。直至9月底，銀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區黨委掌控之中。
湖南:
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長沙的高幹子弟組織了以省委領導的子女為頭頭的“紅色政權保衛軍”，他們宣誓：“誓死保衛省、市委和共產黨紅色江山。”聲言要打擊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書記孔安民模仿毛澤東，身著軍裝接見這些紅衛兵。8月19日，湖南大學的造反派紅衛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遊行。市委將工廠的黨團員組成“赤衛隊”，並動員“紅色政權保衛軍”保衛市委。湖南大學的造反學生被幾千人圍攻、毆打，這件事稱為“8·19”事件。
“8·19”事件後，湖南局勢越來越混亂，湖南省委已無法控制局勢，中央決定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不久的張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壹書記。9月初，回湖南的張平化心裏沒底，派華國鋒進京找陶鑄、王任重摸底。華國鋒從陶鑄和王任重那裏得到的信息是：中央有組織反擊的意向。張平化聽後心裏有了底，就沿襲反右鬥爭的經驗，決定對“向黨進攻的階級敵人進行反擊”。9月15日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必須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要堅守崗位，堅持黨的正確領導；要挺起腰桿，挑起擔子，把各項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書記、湘潭電機廠黨委書記程貞茂聞風而動，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廠黨委宣傳部長蘭雲飛。9月20日，省直機關舉行幹部大會，由程貞茂介紹湘潭電機廠的經驗；張平化、王延春做總結發言，認為8.19事件由“壞事變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來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和省直屬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張平化發表講話，認為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應該是進行反擊的時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鬥爭本是官僚們得心應手的行當，號令壹出，行動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網中。前壹段支持造反派學生的工人、幹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單位關押、批鬥，有的被迫自殺。參與文革的“地、富、反、壞、右”都受到打擊。
湖南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抓“黑鬼”時說：“原來說，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不理解，現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樣搞的！”
“抓黑鬼”打擊面越來越大，張平化怕難以收場。9月28日，張平化作報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興頭上的官僚們豈肯罷休。
9.28報告兩天後，《紅旗》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打擊的 “黑鬼”紛紛赴京告狀。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張平化完全了解中央的態度，於10月12日，以個人名義發表《鄭重聲明》，承認抓“黑鬼”是執行“資反路線”。
湖北：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大批北京學生南下武漢串聯。到武漢的北京學生有兩撥，壹撥是中學紅衛兵，以宋要武（宋彬彬）為首。因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為她改名而全國聞名。她是王任重請來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熱情地接待。另壹撥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趙桂林為首的壹批大學生，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矛頭指向省委。省委把趙桂林這些大學生視為心腹大患。組織保守派紅衛兵對趙桂林等圍攻、驅趕，掀起了壹股“大抓南下壹小撮”的熱潮。
從9月1日起，湖北省委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形勢和對策，不斷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請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 查清南下學生的名字，以便運動後期處理。
由於反省委的北京學生住在湖北大學（現為中南財經大學）28號樓、29號樓，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學寫“呼籲書”。“呼籲書”說，北京來的“壹小撮”是壹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漢來混水摸魚，破壞湖北、武漢的文化大革命。省委號召人們行動起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堅決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確路線。武漢市委也發出了“呼籲書”，組織保守派紅衛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門前圍攻“南下壹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壹小撮”的時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在武漢大學成立。湖北省委、武漢軍區領導人乘30輛敞篷吉普車檢閱紅衛兵，以震懾南下造反的學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省長張體學“代表三千萬湖北人民控訴”趙桂林等“南下壹小撮”。張體字說：”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妳要造我的反，造個卵子！” “九頭鳥”本來是罵湖北人的話，否定了文革以後，由於有張體學這壹故事，“九頭鳥”成了褒義詞了。
四川：
１９６６年８月上旬，各大專院校的官辦文革領導小組或官辦文革籌委會，在四川省委的統壹部署下，接過“十六條”中“鬥、批、改”的口號，在學校全面開展了“批三鬥四”（將學生和老師按政治分類，三類、四類是打擊對象）運動。他們計劃壹校壹系抓壹兩個人進行重點批鬥，作為試點。取得經驗後，再以教研組、班為單位廣泛開展批鬥活動 取壹個半月批鬥完，以後就是改，在國慶節拿出成果，向國慶獻禮，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鳴金收兵。成都工學院被揪出來的“三、四類”教師就有216人（不包括當權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壞、右及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在內），其中還有個別學生，占全院教師總人數的26.2％。還有當權者暗中掌握的“三、四類”的教師。明的和暗的“三、四類”教師加起來約四百多人。“三、四類”教師每天掛著黑牌勞動，還常常逼迫他們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罰站、挨打。有的同時還被剃了陰陽頭、畫花臉。其他大專院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九月初，壹名省委負責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專院校“聯絡員”會議上說：“學生由於未抓到省委什麽大問題，總想借口在成都地區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責強加在我們頭上。要組織學生戳穿這壹陰謀。”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現在革命幹部沒有發言權，工農兵說話就是圍攻學生。革命幹部和工農兵只有通過他們的子女來說話，因此要組織工農送子參加紅衛兵，還要登報宣傳”，即宣傳“送子參軍”（即參加官辦的紅衛兵），並說：“這與革命戰爭時農民送子參軍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在成都和重慶以及南充、自貢、富順、新津、彭山等地，官辦紅衛兵成了鎮壓造反學生的主力。
南京：
在江蘇省委的支持下，南京地區成立“南京工礦企業工人赤衛隊”（簡稱“赤衛隊”）。與剛成立的造反派群眾組織“省紅總”、“省工總”對抗。赤衛隊的骨幹成員是各工礦企業的黨團員、基層幹部、勞動模範和政治積極分子。省委為赤衛隊提供了經費和物資。從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將鬥爭矛頭指向省、市委主要領導人時，赤衛隊和保守派紅衛兵則將鬥爭矛頭指向已經被拋出來的原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和其他被省委拋出來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省社科所負責人孫叔平等人。當造反派群眾組織圍困省、市委的時候，赤衛隊和官辦紅衛兵全力保衛省、市委。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各地都發生了圍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爾濱“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島“8·25”、“9·1”事件，等等。
為了防止造反派學生的沖擊，各地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為此，８月２１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２２日，中央發出《中央同意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但是，這些措施還沒有扭轉形勢。9月7日毛澤東對《長沙、青島、西安等地情況報告》的批示說：“青島、西安、長沙等地的情況是壹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壹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壹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四條指示：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凡是這樣做的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糾紛，絕不能把責任推給群眾，等。《人民日報》也於同日發表了《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毛澤東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為了阻止各地官僚們對造反派的鎮壓，把群眾發動起來搞文革，毛澤東出了新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實質，是各級黨委為了抵制造反、阻止文革進壹步發展，對造反群眾實行鎮壓。
據當事人王力回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說法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周恩來曾問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左傾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說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線），後來改成Anti-revolutionnary- line （反對革命路線），最後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周恩來說：“我懂得了。”官僚們出於自衛和維持政權穩定的目的鎮壓造反派，是沿用共產黨的慣例，如果說這次鎮壓反對黨委的群眾是資反路線，那麽，1957年反右是最大的資反路線。
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社論說：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社論特別指出：“但是，兩條路線鬥爭並未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復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采取折衷主義。”
當時認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也可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如徐向前1967年2月1日接見總後系統部分造反派時說，軍隊裏大多數當權派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都是資產階級陣營裏的人。邱會作對第二醫科大學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邱會作要保。
毛認為，現在批判的不是工作組，不僅是五十天，而是批判工作組撤出以後、那些采用新形式抵制群眾運動、控制群眾、不讓群眾造反的人，概括起來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部分群眾來保自己的人。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五十天（即工作組時期）要檢查，兩個月（即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的八九兩月）也要檢查。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來，周下面就是陶鑄。全國範圍出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和陶鑄當然難辭其咎。但是，當時毛認為主要是陶鑄。三個月以後陶鑄被打倒，這應當是重要原因。
批判資反路線也暗含著對十七年的質疑：哪壹次政治運動，群眾不受到資反路線的迫害？1957年反右運動就是最嚴重、最殘酷的資反路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催生出了壹些激進的造反派——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紅極壹時，是和批判資反路線相聯系的。9月6日成立的“三司”是北京地質學院的造反組織“東方紅”聯絡多所大學的造反組織建立起來的。“三司”的領導人是地質學院的學生朱成昭。8、9月間，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多次到地質學院了解情況，和地質東方紅的領導成員朱成昭、王大賓、田春林、伏慶是、劉長風等建立了聯系。這個背景使得“三司”成為沖擊資反路線的壹支重要力量。 “三司”的成立對全國造反派影響巨大，各地被官僚們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逃到來北京告狀時，不少人得到了“三司”的幫助，從“三司”那裏得到了信息和膽量。湖南的楊曦光、重慶的黃廉的回憶中都談到三司對他們的影響。“三司”設在全國各省的“聯絡站”，大力支持當地的造反派，在各地沖擊資反路線和奪權時起了重要作用。
後來朱成昭成了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的戀人，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嚴重對立的情況下，他站到反對中央文革的壹邊。他的選擇與葉劍英有關。這是後話。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10月6日，“三司”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十萬人的大會，會議的橫標是：“全國在北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陶鑄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席了大會，陳伯達主持大會，他先讓江青講話。江青說“我們支持妳們這種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英勇行為！我們學習妳們這種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我們堅決和妳們站在壹起！”江青讓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的《關於軍事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有“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註意保護少數，凡在運動初期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誌，應宣布壹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個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本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 周恩來說：張春橋宣讀的這個“緊急指示”，“那不但是對全軍的指示，同樣適用於我們大中學校。”
參加這個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中間很多人在當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以後，沖破本單位封鎖、冒著風險來北京告狀的，有的還寫了血書。周恩來在講話中先肯定了江青的話，表示了對造反派的支持，回答了造反者提出的問題，要求各地黨委對來北京告狀的造反者“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證人身安全。”“工資照發”。 朱成昭讓蒯大富代表三司宣讀三司誓詞。“蒯司令”的稱呼由此而來。實際上，蒯大富沒有當過司令。
大會通過了《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通電，呼籲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千上萬被“當權派”鎮壓的造反派們，拿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武器，砸開了自己身上的枷鎖。
批判資反路線，首先得為運動初期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的群眾平反。雖然八屆十壹中全會後，這些被打擊的人已經獲得了自由，但名譽沒有恢復，整他們時的材料（當時稱為“黑材料”）還在當權派手裏。有的當權者想把這批材料留下來，在運動後期“秋後算帳”。所以，造反派向當權派索要“黑材料”，有的單位沖擊檔案室，查抄“黑材料”。對當權派來說，這批“黑材料”很難處理：交出來，就是自己鎮壓群眾的罪證，也失去了“秋後算帳”的資本；不交出來，萬壹被造反派發現，就會“罪加壹等”。有的當權派就私下燒毀。1966年10月底，武漢水電學院有人發現行政大樓裏有人燒東西，造反派要當事人交出“黑材料”，但對方說沒有。造反派撬開櫃子，看到了不少各系上報的“黑材料”。造反派將這些材料公布於眾，激起了群眾的憤怒，進壹步擴大了造反派的隊伍。
被毛解放了的造反派，積極響應毛的號召，把鬥爭矛頭指向了鎮壓他們的“當權派”。成千上萬“當權派”遭受了空前的劫難。
十月中央工作會議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個會，還請地方壹些造反派頭頭在會上發言。
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劉少奇靠邊站了，工作組也撤了，為什麽還要召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中央工作會議呢？親歷者王力說：“以前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批判十壹中全會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劉少奇同誌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發生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十壹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批判資反路線主要是解決八九兩個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主要是總理、陶鑄）以及各省市委領導人的問題。”“毛主席認為兩條路線鬥爭十壹中全會以後還在繼續······工作組撤走了以後，如果還是舊的組織原封不動，還是舊的機器、舊的紀律、舊的方法，只是換了壹種形式，還是不行。”“毛主席認為，這壹段沒有支持那些堅決擁護革命路線的、過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毛認為，八九兩個月雖然搞得轟轟烈烈，群眾的積極性要保護，但沒有抓住主要點，沒有把主要矛頭對準走資派，沒有給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中央工作會議就是要排除幹擾，進壹步發動群眾把鬥爭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
會前，毛澤東向陳伯達講述了他的思想，陳伯達執筆寫成報告，這個報告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後來下發時題目改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10月16日，陳伯達代表中央作了這個報告。這是這次會議的主題報告。報告高度評價前壹段時間的文化大革命和群眾的造反行動，指出形勢大好。報告分析了各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的表現形式，批評了各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行為。他批評了“血統論”，並尖銳地指出：“為什麽高幹子女就壹定要掌權？難道是他們的血統高貴嗎？”“最好讓工農子弟和普通幹部子弟來擔任。”報告要求各級幹部去掉“怕”，放手發動群眾。他批評了“用宗派主義來代替黨的階級路線”，要求“堅持用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
毛對這個報告評價很高，10月24日23時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麽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
陶鑄的秘書馬恩成參加編會議簡報，他在回憶文章中談到：參加會議多數幹部對陳伯達上綱上線不理解，有的還對造反派的沖擊有怨言。江蘇省委第壹書記江渭清發言說：現在群眾分成兩派，兩派都是革命群眾，都應該支持，不能支壹派壓壹派。張春橋聽後馬上指責說：群眾的壹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另壹派保守，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妳兩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線是非，“和稀泥”。天津市委第二書記趙武成發言中抱怨，市委第壹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逼得心肌梗死而猝死。於是，在第二組，趙武成就成了批判重點。康生來這個組參加會議，當他聽說萬曉塘猝死後，擁護市委的壹派群眾上街遊行時，聲色俱厲地指著趙武成說：“妳們這是拿死人壓活人，公開反對毛主席！”其他組受重點批判的，有西北局第壹書記劉瀾濤，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東北局第二書記歐陽欽，中南局第三書記兼廣西區黨委第壹書記韋國清，華東大區則是福建省委第壹書記葉飛。各組的批判火藥味很濃，都上綱上線。
會上印發了壹些各地鎮壓造反派的材料。例如，四川南充壹位婦女受南充地委打壓的材料。中共南充地委把2000多名學生打成了反革命。這位婦女說：“如果這兩千多學生都是反革命，那地委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在學校受黨委教育的。如果出這麽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問題。”
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全體大會上作了檢查。
劉少奇９月１４日就寫了檢討，給毛寫信：“把我作為錯誤典型，把我拿出來批評，對黨對人民有利，對推動文化大革命有利，我願意這樣做。”毛當天就對劉少奇的檢查作了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毛說的後半段是指劉不但檢討了五十天，還檢討了１９６２年右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在工作會議期間，１０月２３日劉再次檢討，是在９月１４日檢討的基礎上作了些修改補充，會上印發全黨。這個壹萬多字的檢查中說：“我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出現的正常現象和運動中不可避免的壹些缺點，看成‘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路線。”
鄧小平在檢查中說，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壹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毛主席這壹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他承認派工作組是犯了嚴重錯誤，還進壹步上綱上線：“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壹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壹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壹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壹邊，總之，這壹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談到文革，他說：“這是壹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他對林彪當接班人表明態度：“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毛主席請示匯報，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的向林彪同誌學習。”
10月24日，小組會上開展對對劉少奇的批判，與會者爭先恐後地發言，好像誰不批劉不奇誰就不忠於毛主席，誰就不革命了。
10月25日，毛澤東在大會發表講話，他說：“想要使國家安全，蘇聯斯大林壹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 了個壹線、二線。現在看來，不那麽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處在第壹線，結果很分散。壹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搞了壹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壹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壹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談到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安慰並勉勵幹部們：“路線錯了，改了就是了。誰要打倒妳們呀？我是不要打倒妳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壹定要打倒妳們。”
會後不僅下發了陳伯達的報告，還向全黨全國公布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成為進壹步發動群眾“炮打司令部”的思想武器。
批判資反路線的後果
中央工作會議將要結束和結束以後，各地學生先後召開的大規模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將造反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這壹輪鬥爭１０月間在學校首先發動，１１月發展到壹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１１月中到年底。“十六條”雖然提出放手發動群眾，由於各級領導的阻撓，實際沒有發動起來。批判資反路線以後，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後，壹個小單位的黨的領導人都是黨的化身，誰冒犯他，誰就要倒黴，至於省市黨委書記那樣的高官，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現在，毛澤東批評他們打擊造反群眾是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地方各級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這對造反派來說，是壹件多麽值得高興的事！造反派有壹種被解放的痛快感。在他們受壓制時唱“擡頭仰望北鬥星，我們想念毛主席”，被解放後就高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他們更加無所顧忌、勇往直前了。當然，也有人借機對過去整過自己的官員們發泄仇恨、施行報復。
10月初，我到大連、沈陽、長春、哈爾濱串連。10月中旬到11月，我又到成都、重慶、貴陽、桂林、湖南、上海、青島等地串連，看到工廠、機關、商店的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批判會壹場又壹場，大字報貼滿墻壁。學生和工人結合起來，揭露和批判資反路線。壹些人控訴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也有壹些人控訴在文革前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不過，申訴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得不到支持。因為當時的口號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真正的造反派的掘起是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聯系的。這裏說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鬥爭矛頭指向“當權派”、即指向特權階層的那壹些個人和組織。這壹批人在運動初期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在工作組的50天鎮壓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他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還沒有從陰影中走出來。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才真正走上政治舞臺。
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前，各級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用種種名義、用各種方式，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造反的群眾；在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官僚集團。造反的洪流猛烈地沖擊官僚體系，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受到沖擊。大批官員家庭面臨厄運。在這以前，群眾中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在這之後，由於保守派是執行資反路線的力量，官辦的群眾組織徹底瓦解。造反派紅極壹時，但由於沒有保守派的對立，在這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開始出現分裂。
如果說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使得大批中學生用“紅色恐怖”的方式“破四舊”的話，那麽，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則是較為成熟的大學生和部分工人，采取激烈的方式沖擊官僚體制；如果說，八屆十壹中全會只是在校園裏掀起波濤，那麽，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在全國各個領域都掀起了波濤。批判資反路線，毛澤東解放了壹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他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更高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更親了。
批判資反路線時學生到工廠串連，發動工人參加文革。這時還不能組織跨行業組織，只有少數大膽的年輕工人和學生走到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開始從學校燒到了機關、工廠、農村。在前壹段時間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教師，對待官僚體系的態度更為激烈，對政權的沖擊更為猛烈。
上層的軍政官僚們，他們對打倒彭、羅、陸、楊是支持的、積極的，對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更是積極。但是，當全體官員都受到沖擊，他們就不滿了，從而出現了反彈。
10月27日，在中央召開的大區及省市第壹書記的會議上，書記們提出了很多緊急問題。散會時向外走著，葉劍英元帥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詩詞：“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沖·····”忽然發現大家註意到他，就不念了。這是葉劍英按《虞美人》詞牌韻律填寫的壹首詞，詞的下半部分是：“嚴關過盡艱難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壹為公，共產宏圖大道正朝東。”陳毅元帥為此手書“絕妙好詞”。谷牧說：“葉帥這首詞反映出的是更多的不理解和準備再壹次戰鬥的決心。”谷牧說的“再壹次戰鬥”就是1967年的“二月抗爭”。
這時，有的地方的官僚們作了壹個很無奈、很愚蠢的反抗，他們組織人用紅色油漆把大門、街頭大片墻壁塗成紅色，搞所謂“紅海洋”。他們以為，這樣群眾就沒有地方貼大字報了。青島市的“紅海洋”最為突出。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為此發了專門通知，制止了“紅海洋”的泛濫。
批判資反路線的沖擊波，沖垮了官僚體系，黨的組織全面癱瘓，各級政權也處於半癱瘓狀態。在這個情況下，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造反派向各級政權機構實行了全面奪權。
9
第九章群眾組織的興起、活動和消亡
1966年8月，毛澤東恩準老百姓有結社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本來是寫進憲法的，但中國不是憲政國家，憲法只是壹紙空文。毛澤東給了這個權利，群眾組織就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這些群眾組織開始只限於本單位，後來發展到跨單位、跨行業的大規模組織。群眾組織打破了單位黨組織的約束，沖垮了官僚機構，沖垮了舊的秩序，實現了毛澤東期待的“天下大亂”。在準許建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時，毛澤東留了壹手：不允許建立跨地區的全國性組織。這條限制是防止群眾組織調動全國性資源與中央政府抗衡。僅管設下了這壹限制，但他還是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盒子裏壓抑著積累了十七年社會矛盾。積怨太深，沖力特大。毛澤東從魔瓶裏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難以降服。這個實現“天下大亂”的工具，在以後實現“天下大治”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那時的毛澤東，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復秩序的鐵腕官僚們，鎮壓他曾經支持的群眾組織，群眾組織的頭頭們都成了犧牲品。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除了恩準結社以外，還給予老百姓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各個群眾組織都可以辦小報，當時紅衛兵小報有5000多種（也有人估算為8000多種），有的發行量很大，如清華井岡山報在全國多個城市有航空版印點，郵局可以訂閱。每個人都可以印傳單，傳播各種信息。1998-2003年的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文革中曾在國家計委機關刻鋼板、印傳單。學生（實際有壹些工人和教師）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人們在短期內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紅衛兵和造反派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知道紅衛兵和造反派有什麽關系。實際上，紅衛兵是群眾組織，造反派是眾多造反群眾組織匯合起來的壹個派別。從總體上看，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有兩個大的派別：造反派，保守派。此外還有逍遙派，即哪壹派組織也不參加的人（運動初期逍遙派很少，隨著運動的進展，逍遙派隊伍逐漸擴大）。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紅衛兵。在壹個城市可能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同屬壹個派別。就造反派而言，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但這些派別全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都是在毛澤東的恩準下造毛澤東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說是“跪著造反”：跪在毛澤東的面前，看著毛澤東的臉色造官僚們的反。就我親身的經歷來看，當時區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壹個重要標誌是：矛頭向上，向黨內走資派“開火”的派別是造反派；矛頭向下，和掌權者壹起打擊反黨委、反工作組的群眾的派別，為保皇派(後來周恩來說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造反派開始是少數派，隨著運動的深入，造反成了時尚，隊伍不斷擴大。後來，這個群眾組織反對這壹位領導幹部，卻保護另壹位領導幹部；那個群眾組織保護這個領導幹部，卻反對另壹位領導幹部。因此可以說，除了官辦的紅衛兵、赤衛隊（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參加群眾組織的人都是“造反派”。他們的差異僅限於“造反”對象的不同。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地、富、反、壞、右，都是排斥和打擊的，都盡力保持隊伍的“純潔性”。不過，保守派隊伍更為“純潔”。
紅衛兵開始出現是造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出現後，其它學校仿效，也成立紅衛兵。也有的學校不叫紅衛兵，北大附中就叫“紅旗戰鬥隊”，“紅旗”的頭兒彭小蒙很受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隊”。這些老紅衛兵造誰的反？造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反，造“四舊”的反。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來說，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強。老紅衛兵反學校領導是因為他們父輩地位高於學校領導和老師，他們又得知內部消息，所以他們不應當算造反派。破“四舊”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老紅衛兵造老師的反是有恃無恐的。後來，文革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紅衛兵的父親被打成了“走資派”，他們就不加掩飾地保護幹部、打擊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大學的紅衛兵是在中學之後出現的。以清華為例。蒯大富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之後，出現了壹批比較溫和的反工作組的學生，成立了壹些“戰鬥小組”，寫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本書作者就是其中之壹。我們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本來是繼蒯大富之後起來的，但蒯大富已經被工作組搞得很臭。給他平反以後，他想參加這樣的群眾組織，沒有人敢接納他。這說明工作組的影響還很深。工作組主政期間扶持成立了以賀鵬飛（賀龍之子子）、劉濤（劉少奇之女）、李黎風（李井泉的兒子）、喬宗淮（喬冠華的兒子）等為首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臨籌”），我們稱之為“偽臨籌”。“臨籌”成立時，我在大禮堂草坪南頭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貼了壹張幾十個字的小字報：“毛主席說‘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高幹子弟沒有吃過苦，他們不可能是左派；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需是左派，高幹子弟不是左派怎能當‘臨籌’的領導？”“不吃苦就不能當左派”是毛澤東和他姪子毛遠新的談話中的壹句話，這個談話在文革前就傳達了。“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必需是左派”是當時公認的政治標準。這張小字報貼出後，周圍寫滿了批評和支持的批語。
“臨籌”領導成員是工作組倚重的對象。8月7日，“臨籌”提出結束對工作組的批判，把鬥爭方向轉到批“黑幫”，即“八七建議”。顯然，“八七建議”是保工作組的，背後是保王光美、保劉少奇。8月8日，反對工作組的壹派學生組織“八八串聯會”，否定了“臨籌”的“八七建議”。8月9日，支持“臨籌”的劉菊芬等針鋒相對地成立了“八九串聯會”，堅持“八七建議”。“八九串聯會”是在王光美的建議下組織的。清華大學就這樣分為“八八”派和“八九”派，壹派要批工作組，壹派要立即批蔣南翔。當然，“八八”派並不保蔣南翔，只是說肅清工作組的影響以後再批蔣南翔。“八九”是多數派，是和“臨籌”壹體的掌權派。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後，“八九串聯會”壹下子就翻牌成為“清華大學紅衛兵”（8月4日，劉菊芬組織了“自控系紅衛兵”這是大學生中較早的紅衛兵組織）。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不到壹個月改為“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我也是“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系裏的頭頭之壹（我系的紅衛兵是我和任彥申等人組織起來的）。8月22日，周恩來第二次到清華召開萬人大會，我們爭取到了參加保衛周總理的機會（保衛工作實際是中央保衛局做的，我們只是在會場周圍帶著紅袖章站崗）。官辦的“清華大學紅衛兵”有紅綢子做的袖章。我們把王敬同學的紅床單撕了做紅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辦法弄的各色各樣的紅袖章。當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少數派，在強大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面前，我們感到勢單力孤。自控系的孫銀基寫了壹篇《少數贊》，對我們鼓舞很大，孫銀基（後改名為孫怒濤）也在造反派中壹舉成名。
從清華大學的群眾組織可以看出，“清華大學紅衛兵”是反校黨委的（他們從父母那裏得到信息，最早反蔣南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反工作組的。但“清華大學紅衛兵”只反校黨委，不反工作組，即不反劉少奇。隨著運動的深入，“清華大學紅衛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造反派嗎？當然是。但是，它不願意接納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組織。蒯大富回憶說：“張春橋見我獨往獨來，建議我要有自己的組織，朱成昭、韓愛晶也建議我成立壹個組織。”經過壹段時間的準備，9月24日，蒯大富等組織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正式成立，成員只有和他壹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幾十名“蒯式人物”（這是工作組對他們的稱呼，是政治上的貶義）。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清華大學紅衛兵，徹底為“蒯式人物”平反。他們想在校廣播臺上廣播成立宣言，賀鵬飛不同意。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13期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三司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等人參加並發表支持的講話，清華井岡山才發展起來。
北京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先後成立了三個松散的全市性組織。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壹司令部，簡稱“壹司”）。27所院校的29個群眾組織參加了壹司。北京輕工學院的汪延群（汪東興之女）任指揮，“壹司”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聯合組織，到年底就解體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紅旗”，也有保守派紅衛兵。臨時總指揮是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周希漢之子），除了“北航紅旗”以外，參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組織。這個司令部由於成員混雜，沒有搞什麽大的活動。
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稱為三司。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參加了三司。三司的負責人是地質學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組織，成員很多是在資反路線中受到打擊的學生。三司在全國造反派中很有影響。
1967年春夏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組織又重新組合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員有：“北航紅旗”、 “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團派)，。因“北航紅旗”是骨幹力量，所以稱“天派”。“地派”主要成員有：“地質東方紅”、北師大“井岡山公社”、“清華井岡山”（四壹四派）等。因“地質東方紅”是骨幹力量，所以稱“地派”。
“天派”和“地派”沒有什麽大的原則差別，同壹派內部的看法也不壹樣。如“地質東方紅”和清華的團派觀點比較接近，而清華四壹四卻參加了地派。天地兩派之間也沒有什麽大的沖突，有時搞壹些小動作，如天派的韓愛晶和蒯大富在北師大扶持了壹個和“井岡山公社”對立的小組織，和譚厚蘭作對。
造反派的隊伍狀況和政治訴求
文革之後，“造反派”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人們把文革中所發生的壹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實際上，1966年5月到8月，將大批學生、老師、工人、普通幹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將成千上萬的市民趕出城市，將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對“五類分子”的大屠殺和清查“內人黨”等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與造反派無關。在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對大批無權者殘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殺害遇羅克、張誌新、史雲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驅，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規模的迫害都是當權者決策和組織實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無辜。他們是毛澤東制造“天下大亂”的主力，對中國文化、中國優秀傳統的破壞有重大責任。他們在沖擊官僚體系的時候，也使壹大批好幹部受到殘酷迫害。造反派群眾組織相互爭鬥，甚至制造大規模武鬥，殃及無辜。他們是實現毛澤東烏托邦的推手，是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的先鋒。如果他們的主張（即毛的主張）得逞，中國要倒退很多年，會更加遠離現代化。
對於文革中的派別，周恩來有壹個說法。他說：“堅持維護主席路線的當然是左派，搖擺不定的當然是中間派，右派就是比較保守派，我建議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來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壹些中央領導人壹而再、再而三地鼓動起來的。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 “十六條”都是鼓勵造反的。
“十六條”壹方面制止各級黨委打擊造反群眾的行為，另壹方面也給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讓大家放心大膽地造反。當時，“矛頭向上”（批評“當權派”）才是鬥爭的大方向。被批評的“當權派”的級別越高，批評者誰就越革命。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說：“整個中南海，包括我在內，都可以反對，只有除了黨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對，還有我們的林彪同誌”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屆十壹中全會期間起來的。離政治中心遠的地方，造反派起來晚壹些，大城市壹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從重慶“8·15”、成都“8·26”、遼寧“8·31”等大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起來的時間。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廠的造反組織是在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出現、上海“安亭事件”以後發展起來的。可以說，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起的；也可以說，造反派是被資反路線逼出來的。
為什麽學生會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班上同學逐漸地分成了界線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壹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進步、靠攏黨組織，因而得到了黨組織信任；另壹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黨組織保持距離，政治運動不積極，通稱為政治上落後的學生。前者是優勢群體，後者是劣勢群體。前者在入黨、提幹、畢業分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當然，優勢和劣勢隨著政治運動是有變化的。有的優質學生，父親在“四清”中出了問題，他又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的突出行動，就會成為劣質分子。
筆者1966年10月以後到十幾個城市串連所看到的得知，優勢群體參加保守派、劣勢群體參加造反派的現象，在社會上也比較普遍。
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優勢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給予的，當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維護者。他們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團。
處於劣勢群體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調整工資、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權者的壓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這些人壹直感到官員們對他的壓制，他們官僚看到官員被打倒，有壹種痛快的感覺。
保守還是造反除了社會地位的影響以外，的還有壹些淺層次的原因。
處於保守地位還有以下情況：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由於多年宣傳，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壹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人；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人，是不會輕易造反的。所以，壹開始造反派是少數，隨著運動深入，這些人膽大了，看到揭露出來官僚的問題，造反派的隊伍不斷擴大。保守派並不反對文革，只是反對顛覆現存秩序，反對褻瀆多年崇敬的權威。
參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幾種人：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他們真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響應號召造反；平時 “思想活躍”、不尊重領導的人。如果某人在上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就可能成為造反派。
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大多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人，他們愛說話、愛表態，好打抱不平，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小鄧拓”、“新右派”、“反革命”，是當權派把他們“逼上梁山”的。他們“根紅苗正”，不怕對立面“抓辮子”。在講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氣氛下，作為造反派頭頭，沒有這樣的政治條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當多的是獨立思考、敢作敢為的人，他們反秩序、反權威的特點，是毛制造“天下大亂”時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時，他們必然是恢復秩序的官僚們打擊的對象。毛澤東設想“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如果還是在極權的官僚體制下的“大治”，就包含著造反派當犧牲品的殘酷結局。
壹些單位群眾造反的壹個原因，是當權者在群眾中搞宗派：拉攏壹部分人，歧視壹部分人。在武漢水電學院，工作組進校前，黨委將師生分為左、中、右三類，左是依靠對象，中是爭取對象，右是打擊對象。1966年6月中旬，對此知情並且不滿的學生貼出了題為《壹個大陰謀》的大學報，揭露了將學生分類的內幕，引起了轟動，師生自發聚會抗議。黨委對抗議學生施以鎮壓，制造了“6·18事件”。被鎮壓的師生就成了造反派。1966年11月，重慶江陵機器廠技術員高德安到技術科找支部書記張角光談事情，偶然看到張書記的辦公桌上的壹份技術科人員“排隊”名單。黨組織把群眾分成四類，壹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結對象，三類是批評教育對象，四類是打擊處理對象。高德安眼疾手快，從書記辦公桌上抓起來就看。張書記急了，兩人就在辦公室裏拉拉扯扯，追來跑去，高德安壹邊躲閃壹邊看，看清了才還給了張書記。高德安離開支部辦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隊”名單情況告訴了其他人，在他們這五個人裏，沒有壹個人排在壹類，排在三類的有兩人，高德安被排在四類！高德安為什麽被排成四類呢？後來才知道，他在北京工業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言論”問題被學校記入了檔案，運動壹來，首先被劃入打擊對象。五個人忿忿不平，就向技術科職工講了，絕大部分職工聽到後都表示不滿，並希望他們去找書記把問題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壹上班，他們五人要求張書記把“排隊”名單壹事說清楚，張書記堅守秘密。怎麽辦？高德安提議：現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成立各種戰鬥隊了，我們也成立壹個“尖刀戰鬥隊”，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戰鬥隊”的逼迫下，張書記說出了“排隊”是廠黨委讓搞的。此事傳開以後，各車間、各科室紛紛向黨支部交出“排隊”名單並當眾銷毀。高德安是尖刀戰鬥隊的隊長，後來是紅軍戰鬥團的團長，再後來成了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的“壹號勤務員”。
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責“隊伍不純”。也有壹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寫了支持造反派的詩篇，並親自在街頭散發。
到底參加哪壹派，要觀察形勢，判斷大局，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果說，文革初期是反黨委還是保黨委將人們分為兩派的話，以後發生的層出不窮的事件，迫使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每發生壹起重大事件，人們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誰？反對誰？當時的說法是“站隊”。多年殘酷的政治運動，使得多數人選擇政治風險小的這壹派。“站錯了隊”是很危險的。在政治瞬息多變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斷地“站隊”，不斷地辨別政治方向，不斷地表忠心。當時流傳壹句話：“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站錯了隊就要挨整，寫檢查，請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他們作選擇的主要依據。然而，對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不同的理解，就參加不同的派別。前面說的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的底色，在選擇時起著潛在的作用，但到底參加哪壹派還是依勢而定。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還有人際關系因素。上海柴油機廠的政工系統的幹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基本是轉業軍人幹部，生產和行政系統的幹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幹部。這兩個系統的幹部平時就談不到壹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時終於顯現兩派。以政工幹部系統為核心組成了“東方紅總部”，其成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幹部居多。這種社會地位的人群應當參加保守組織，但因為反對生產系統的廠長朱文斌，說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認為朱的問題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結論，保護了他。所以“東方紅”就反對上海市委，因而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初期的壹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會。除了這種群體性的人際關系以外，壹般成員對派別的選擇，個人關系也是壹個因素。與自己關系好的人在這壹派裏，就跟著參加了；這壹派有兩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就不參加這壹派。
從表面看，造反派反對的只是偏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權派。從深層看，造反派中的激進的壹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並不是說17年因政治上專制而剝奪了人權、因經濟上統制而極度貧困，而是說17年是“資產階級的黑線主導”。在信息單壹灌輸的年代，在當時的話語條件下，對老百姓來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是“壞”，就是“惡”，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制度的“惡”。造反派中除了極少數人外，沒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訴求，這在當時是滔天大罪，是要殺頭的。
當時造反派的訴求主要包是：揭批當權派和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當權派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眾，清查和燒毀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國各地煽風點火，鼓動受害群眾起來造反；壓制、瓦解、摧毀保守派組織。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會議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訴求超越了十月會議的目標：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壹開始就追究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饑荒”的責任；貴州的造反派組織調查大饑荒的情況。有少數造反者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掘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學生紅衛兵那樣搞“血統論”，“破四舊”，他們的鬥爭矛頭很明確：當權派。至於這位當權派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先打倒再說！在批鬥當權派和反對保守派時，他們也沿用老紅衛兵的壹些作法——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以及各種形式的身體摧殘。他們也在批鬥當權派時有時將“反動學術權威”甚至“地、富、反、壞、右”抓出來陪鬥。他們也采取過幾次影響巨大的“破四舊”行動。如譚厚蘭為首的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破壞了山東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積極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妳革命，我比妳更革命，妳鬥走資派，我鬥的走資派比妳鬥的走資派職務更高。壹些省市，職務最高的當權派是各派群眾組織爭奪批鬥的對象。“革命競賽”是文革中極端手段出現的原因之壹。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鬥爭
工人造反組織壹般是由學生“點火”並依靠學生造反組織而興起的。1966年七八月間，工人還沒有結社自由，個別勇敢分子和造反學生串連，被本單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廠造反派的頭面人物。1966年11月發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後，各地工人造反組織風起雲湧，上海“壹月風暴”以後，工人造反組織占領了舞臺中心。學生紅衛兵的角色不斷轉變：從到工廠企業“點火”者，到工人造反組織初期的參謀，轉而成為政治舞臺上的輔助力量。工人造反壹旦登上政治舞臺，其氣勢、其力量，就大大超過了學生。學生紅衛兵的行為主要出發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工人造反派的行為，除了受意識形態的指引以外，還從社會實際出發。
保守派群眾組織1966年底垮臺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按照毛澤東的意願，如果這些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實現“從大亂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眾組織成了主流以後，各組織之間開展了無休止的“派性鬥爭”。“派性鬥爭”的激烈程度和殘酷性，遠遠超過了早些時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不少地方還動用了現代武器，相互間大開殺戒。1967年春，有些省、市黨委和當地駐軍借“二月逆流”的機會，把已經垮臺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來（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組織壹直沒有垮臺），參與“派性鬥爭”。這就出現了造反派之間、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大混戰。毛澤東的“天下大治”目標成了泡影。
同樣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為什麽相互還打起來了？主要原因大體有兩個方面，壹是認識方面的差別，對某些重大問題或某主要領導幹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頭”之間的鬥爭。 在壹月奪權中，為了權力分配，不同“山頭”之間的分歧激烈化、公開化。造反派群眾組織壹旦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組織，社會上不同的勢力就會介入，支左部隊中不同觀點（如野戰軍和省軍區）各支壹派，派別鬥爭就更尖銳、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眾組織出現“山頭”，有其自然的過程，從根本上說，還是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壹旦成了頭頭，階級鬥爭的思想、權力鬥爭的手腕、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概、“以我為中心”的權力欲望，就會表現出來。沒有民主法治的指導思想，沒有制度創新的合理目標，造反派組織壹旦壯大起來，就會成為獨霸壹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為例。
南京大學是南京地區重點大學之壹。文革的“火種”主要是通過南京大學傳播到南京地區的。北大聶元梓大字報廣播以後，南大隨即發生“6·2事件”，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打倒。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南京大學出現了三個不同類型的紅衛兵組織，即“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南京大學8·27革命串聯會”（簡稱“南大8·27”）和“南京大學紅旗戰鬥隊”（簡稱“南大紅旗”，批判匡亞明，保工作組。）。“南大紅旗”參與社會上的保守組織垮臺以後，就剩下“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南大8·27”。這兩個造反的學生組織走向社會，與工人結合，推動了社會上造反派跨行業組織的建立。
隨著對資反路線的批判，官辦的“南京紅衛兵總部”和“南京工人赤衛隊”等保守組織垮臺。1966年11月1日成立的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省紅總”），是南京最大的“山頭”，這是壹個激進的造反組織。該組織的發起單位和核心力量是 “南大紅色造反隊”。主要頭頭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師文鳳來、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戴國強（戴因違反了新華社記者不能參加當地群眾組織的規定，被姚文元點名撤銷記者職務）、南京市新華書店職工孔繁潔，南大外文系法語專業學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賢等。“省紅總”包括很多下屬組織，其中最有戰鬥力的是“省工總”和“省紅總中專總部”。
“省工總”（全稱是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總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成立於1966年11月中旬，成立時得到周恩來的同意。“省工總”原來成員比較復雜， 1967年1月28日改組後，以大中型企業的產業工人為主。領導成員包括晨光機器廠“革聯”頭頭朱開地、長江機器廠“紅旗”頭頭魯學智等人。改組時原“省工總”部分頭頭拒絕交出權力。於是形成“新工總”與“老工總”並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壹個“山頭”是“南京8·27”。它是“南大8·27”的推動下建立的。成立於12月20日。“南京8·27”包括部分工人和農民，但是其主體依然是大中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南京8·27”雖然也是造反派，但與“省紅總”相比，其政治立場較為穩健、溫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壹月革命”的帶動下，南京市不同的“山頭”的頭頭召開的聯席會議，商議奪權問題。會上“省紅總”與“南京8·27”就相互之間的統屬關系發生爭議。“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動相威脅，加入抵制活動的還有其它小“山頭”。但“省紅總”領導人不顧這些抵制，繼續組織其他激進勢力發動了“1·26奪權”。“南京8·27”內的激進派成立了壹個“南大8·27奪權大隊”，轉入了“省紅總”陣營。南京軍區對奪權行動表示了支持。隨後以“省紅總”及其支持者為主體的“奪權委員會”宣布接管權力。受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們很快策動了壹場關於“1·26奪權”的爭論。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成兩大陣營：以“省紅總”（“省工總”是其中的主力）等這些“山頭”為壹方，以“南京8·27”等另壹些“山頭”為壹方。前者說“1·26奪權好得很！”後者說“1·26奪權好個屁！”南京造反派就分為“好派”和“屁派”。此後，“好派”和“屁派”之間展開了持續的派性鬥爭。
類似南京造反派中“山頭”間的鬥爭各地都有。此外，同壹個造反派組織分裂為不同的組織，分裂後出現新的“山頭”，其間的派性鬥爭也是各地的普遍現象造反派為什麽會分裂呢？還是以我親身經歷的清華為例。
1966年9月底，清華大學有三個學生組織：以劉濤、賀鵬飛等為首的“清華大學紅衛兵”，以“八八派”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和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保守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逐漸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體。剩下的兩個組織都是造反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溫和壹些，“清華井岡山兵團”激烈壹些。清華大學紅衛兵解體以後，其中很多人歸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旗下。
在江青的說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１９日，清華井岡山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為“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 此時保守派紅衛兵退出了政治舞臺，造反派在清華壹統天下。以蒯大富為首的井岡山兵團總部就是管理清華的最高領導機構。
雖然聯合了，井岡山兵團內部在壹些問題上常有爭論。例如，1967年“捉鬼隊”通過欺騙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華，在西大操場批鬥，號稱“智摛王光美”。原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評態度。1967年4月，由於對待幹部問題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壹四串聯會”，這個串聯會的主要內容是落實幹部政策。這實際上是“清華井岡山兵團”之外的壹個組織。由於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們為主體的革委會，“四壹四”斧底抽薪，5月29日正式從清華井岡山兵團裏分裂出來成立“井岡山四壹四總部”。這樣，清華就出現了兩個對立的組織：“井岡山兵團總部”（簡稱“團派”，“老團兒”，是掌權的多數派）和“井岡山四壹四總部”（簡稱“四壹四”，“老四”，主要成員是原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在野的少數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華的造反派為什麽分裂為兩派？從人員構成上，四壹四中“優勢”學生較多，“團派”中“劣勢”學生多。“優勢”學生雖然造反，但比較溫和。團派比較激進。這種差別，在他們合並以前就有顯示。這兩派還有看法上的分歧，關鍵是對十七年的看法。
“團派”認為十七年的教育路線是修正主義的，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廣大的幹部都是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所以，十七年必須全面否定，舊清華必須“徹底砸爛”。 “四壹四”派認為十七年成績是主要的，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只是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廣大的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絕對不能“大翻個兒”。
蒯大富不承認“四壹四”是造反派，說我們是“掛著紅布條的小地主”,我們當然不樂意。“團派”當然是“響當當的造反派”了。那個時候，“造反派”是多麽光榮的稱呼！
清華的“團派”和“四壹四”持續了壹年半的鬥爭。在這壹年多的鬥爭中，兩派頭頭們采用了種種政治鬥爭的手段對付對方。我當時說過壹句話：“清華有很多重要的機密專業，向學生傳授很多重要的機密技術。現在，最重要、最機密的技術——權術，已經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群眾組織頭頭們，都產生在極權制度下，都尊崇階級鬥爭理論，難道還期待他們有什麽政治文明嗎？看到兩派頭頭們不停地耍權術，多數人是厭惡的，外出串聯的，當逍遙派的越來越多了。欣賞權術表演的觀眾越來越少了。
然而，已經登上舞臺的演員們還得繼續表演。毛澤東支持蒯大富，不喜歡“四壹四”。周恩來是同情“四壹四”的，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兩派是明顯地感覺到了的。“團派”想憑借他們的優勢地位，實現兩派聯合、盡快建立以他們為主導的革委會，“四壹四”不同意“團派”提出的條件，壹直無法聯合，革委會遲遲不能成立。
?革委會成了泡影，兩派更加尖銳對立。蒯大富看到聶元梓用武力解決了她的對立面“北大井岡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發起武鬥。四壹四的頭頭們也不是等閑之輩，在4月23日之前就到處占樓、修工事。雙方武鬥從1968年4月23日開始壹直持續到7月27日，號稱“百日大武鬥”，11位大學生在武鬥中失掉了年輕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人的 “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了武鬥，兩派群眾組織同歸於盡。
全國各地造反派分裂比清華大學要復雜壹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壹，隨著運動深入產生了不同的政見。種種不同的政見歸納起來大體有兩種：激進的，對十七年持否定態度，認為十七年是“黑線為主”；溫和的，基本肯定十七年，認為十七年“紅線為主”。二，在“大聯合”和“奪權”中爭權力，爭地位。當然，爭權力和爭地位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見。壹派掌權以後，另壹派就沒有說話的權利，這是專制制度的特點。造反者沒有跳出專制思維，沒有民主的辦法。三，背後有不同的支持者。支左部隊支持這壹派、壓制另壹派；在搞“三結合”時，壹部分老幹部向這個組織“亮相”，另壹部分老幹部向另壹個群眾組織“亮相”，這些都促進了群眾組織分裂，加劇了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鬥爭。
不論是原來組織造反組織時產生的“山頭”，還是同壹組織分裂成不同的“山頭”，壹旦獨立存在，就和其它“山頭”或聯合，或鬥爭，或者今日聯合，明日鬥爭。這些“山頭”背後常常有人插手、操縱。這些背後插手、操縱者是共產黨高層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軍人或老幹部。他們時隱時現，或明確表態，或幕後活動。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與共產黨本身的宗派相結合。
進入1967年，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發展為武鬥。1967年初，軍隊開展“三支兩軍”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左派，即支持造反派。但是，相當多的軍隊卻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地方軍隊把1966年底將要垮臺的保守派扶持起來（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廣西的“聯指”），這樣，相當多的地方，保守派站在支左部隊壹邊，造反派站在反對支左部隊壹邊。由於軍隊介入，軍隊支持的壹派比較容易得到武器（當時叫“搶武器”，如果軍隊不願給，手無寸鐵的群眾怎能搶得到？毛澤東曾經指出了這壹點。）另壹派也想方設法弄到武器。因而出現了用現代武器的大規模武鬥。
1968年5月，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派別是階級的壹翼”，這就把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鬥爭上升為階級鬥爭。毛可能是想用這頂大帽子阻止派性的發展。但武鬥的每壹派都認為自己這壹派是無產階級，對方是資產階級。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
毛澤東告別造反派是1968年的事，為了敘述方便，這裏提前說壹說。1967年7月，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壹個說法：“壹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 1968年7月，毛澤東在召見北京“五大領袖”時說：“原來打算停課半年，登了報，後來不行，延長壹年，又不行二年，我說三年就三年嘛！”到1968年，“天下大亂”兩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還沒有影子。此時，毛澤東急切地期待恢復秩序。 “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委會，是1968年的主調。已經復職的官僚們和支保部隊的軍事官僚，借恢復秩序的機會全力擠壓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願地被邊緣化？有的地方搞“反復舊”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沒成立革委會的就反“革籌”），有的地方造反派頭頭們采取了壹 些極端的對抗行動。廣西造反派“4·22”為了迎戰用支左部隊的槍支武裝起來的“廣西聯指”，竟然攔刧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為此發了嚴厲的針對廣西和全國造反派的“7·3布告”， 要示恢復秩序的態度十分強硬。7 月24 日，中央又頒布針對陜西和全國各地造反派“7·24布告”，要求“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7·3布告”，不得違抗。”
造反派，當初作為毛為整治官僚們的“石頭”，現在成了實現“天下大治”的絆腳石，成了“新生政權”革委會的對立面。不僅是恢復了職務的官員和支左部隊，還是支持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都全力對造反派進行打壓。造反派在走途無路的時候，各省壹些造反派頭頭們聚集北京尋找對策。1968年７月１７日，廣州“紅旗”派負責人、中山大學“8·31”頭頭武傳斌等在北京航空學院聚會，參加者有貴州“4·11”、廣西“4·22”、青海“8·18”、遼寧“8·31”、 河南“二七公社”、廣東“紅旗”、四川“反到底”、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聽了壹會兒就走了。這些造反派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商討對策，卻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黑會”。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在接見廣西來京的兩派群眾組織頭頭和軍隊幹部時，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口徑壹致地嚴厲斥責造反派，審判式地追問這個“黑會”的詳細情況。
毛澤東對造反派已經沒有耐心了。“7·3布告”，“7·24布告”，7月25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對造反派頭頭的嚴厲批評，說明毛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群眾組織問題。而軍管、派龐大的工作隊是最有效的辦法。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3萬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結束了武鬥，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全部權力，兩派群眾組織同歸於盡。這支接管部隊是由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和由這支部隊支左的北京針織總廠、新華印刷廠等單位的工人組成，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進入清華。從這壹天起，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戰略終於結束，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
7月28日毛澤東在召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時警告不聽話的造反派：“有人講，廣西的布告只適用於廣西，在我們這裏不適用。陜西的布告只適用陜西。那現在，再發壹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違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事後，壹些地方不聽話的造反派真的當土匪被圍剿了，廣西“4·22”十萬人被屠殺。其實，搞極端行為的不單是“4·22”，他們的對立面“廣西聯指”也是搞了的。軍隊和復職的老幹部支持“廣西聯指”，“4·22”沒有發言權了。
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領袖”結束時，韓愛晶記下了這麽壹個意味深長的細節：
壹個女工作人員，表情異常平靜，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裏走幾步，掀起壹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布簾放下，留下林彪、周總理、中央領導和我們五個。?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中央領導握手告別。沒想到，在我們和其他中央領導握手告別，還站著說話的時候，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又趕緊迎上去。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妳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了壹會兒，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
毛澤東告別了造反派又回過頭來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澤東這次召見，是造反派的歷史終結。人們已經受夠了無政府狀態的折磨，是該恢復秩序的時候了。怎樣恢復秩序呢？壹是要告別破壞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復被造反派沖垮的官僚體制。在沒有制度創新的情況下，恢復秩序以後還得依靠原來的官員，官員們還是用原來的方式來行使權力。響應毛的號召起來沖擊官僚體制的造反派，註定成為犧牲品。
毛澤東7·28召見時，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領袖”這些激進的造反派，多次批評溫和的造反派“四壹四”，最使他不滿的是《四壹四思潮必勝》壹文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說法。毛所指的不是共產黨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產黨已經坐穩了天下（毛搞文革是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應當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體系來恢復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經使造反派和官僚們結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復秩序，只能讓官僚們坐天下。官僚們坐了天下，造反派勢必成為官僚們砧板上的魚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見中，毛澤東和造反派都流淚了。造反派是因為被邊緣化而流淚，毛澤東是因為對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淚。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被送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從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學生造反派在政治舞臺上活動只有20個月。
1969年8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第四條規定:“壹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堅決執行傳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部門、按單位的革命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頭、重拉隊伍，都是非法的，要強令解散。”毛澤東恩準的結社自由到此結束。群眾組織退出了政治舞臺。社會上的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
總的來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動時間不到三年。如果說文革是“十年動亂”，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動亂的主角。而造反派承受的打擊就不只是三年了，且不說他們開始造反時受到的鎮壓，在此後的“壹打三反”、“壹批三查”、“清查‘5·16’分子”、“清理階級隊伍”等壹系列政治運動中，造反派都受到打擊。
本來，造反派和官僚們都是毛澤東王朝的臣民。毛澤東指揮壹部分臣民（造反派）打擊另壹部分臣民（官僚）。這種打擊可能是錯誤的。事後，皇帝還是那個皇帝，朝廷還是那個朝廷，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官僚們壹方面繼續稱頌“聖主英明”、堅持原來的主義，壹方面報復奉“聖主”之命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官渡之戰曹操打敗了袁紹以後，發現袁紹那裏有曹操營壘裏的人寫給袁紹的“效忠信”，曹操看也不看，全燒掉了。共產黨的官僚沒有曹操的胸懷！
1976年10月開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幫的“黑幹將”、“黑爪牙”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運動，在不少地方演變為壹場專門針對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千上萬的參加過造反的群眾又壹次被鬥爭被關押，致傷、致殘、自殺不在少數。這些情況，本書後面將專門介紹。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護了官員，官員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加上保守派有維護既有的秩序、維護領導的權威的基本素質，適合於文革後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進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頭頭多數受到重用，有的成了顯赫的高官，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不加追究。至於在文革中維護官僚利益殘殺群眾的官員，文革以後，不僅不加追究，反而受到重用。廣西自治區革委會主任、軍區政委韋國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群眾組織“廣西聯指”屠殺了近十萬群眾。文革後不少人和受害者家屬紛紛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壹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韋國清官至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內蒙古原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副司令滕海清是制造“內人黨”特大冤案的罪魁禍首之壹。這壹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發指的刑訊逼供中共打死16, 222人，致殘87, 188人。但滕海清晚年照樣在他的大軍區副司令級別上頤養天年。相反，內蒙古師院學生造反派東方紅縱隊的頭頭之壹的高樹華，在當時僅是內蒙古革委會常委，曾經對“內人黨”這壹冤案提出過異議，但卻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中被逮捕入獄四年，成為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
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顛覆國家”、“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辯護中問公訴人：“1966年我21歲，至少有幾個問題沒有看出來：第壹，毛主席犯錯誤；第二，林彪、江青是隱藏的壞人；第三，不知道劉少奇是冤枉的。請問公訴人：妳比我大十歲，1966年，妳以為毛主席犯錯誤了嗎？妳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妳從來沒有喊過‘打倒少劉奇’？”公訴人無言以對。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說：“我認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錯了，那就不是妳是我非。更不能壹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得到了各種優厚的照顧；而另壹派的受害者至今不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評價，而且仍然背著各種罪名（包括其子女及親友仍然遭到歧視和排斥）……不是說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嗎？我想在這裏也應該是平等的。造反派這邊傷害了那邊的問題，我願承擔壹切責任，那麽百萬雄師那邊傷害了這邊的人，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接著，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漢軍區搞所謂的“鎮反”壹夜抓成千上萬的群眾，1968 年軍人政權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和1969年在武漢鎮壓所謂的“5·16集團”和“北決楊分子”等迫害造反派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都造成成千上萬人被鬥被關、致傷致殘，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後說：“如果上述情況屬實，請按國家法律懲處，如果不實，就該給上述人員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該追究誰的責任？該追究什麽樣的責任？以上問題如果真正得到了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實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決，槍斃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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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壹月風暴”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真正起來了，群眾組織風起雲湧，文革之火開始燒向機關、工廠和農村。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3周歲的生日。他請部分人參加了他的小型生日宴會。吃飯時他說，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他在席間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臺
文革前中國工人階層的狀況。
終身在壹家工廠就業。用行政辦法把勞動者統壹分配到企業以後，勞動者和企業保持終身固定的勞動關系。90％以上的職工在壹家工廠從青年幹到退休年齡。就業穩定，但勞動者不能根據個人的愛好和特長選擇職業和工作單位。
充分就業。對城鎮戶籍人口，政府強調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飯吃。實際是“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幹，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工廠冗員約占職工總人數的三分之壹。
工資由國家統壹定級、統壹調整。企業利潤全部上交國家，工資由國家財政開支。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沒有關系。實行八級工資制，幾年壹次在全國範圍內統壹調整工資，每次只能有壹部分人能提級。1963年以後工資幾乎凍結。職工家裏幾乎沒有任何財產，是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機廠調查，發現80%以上的工人都是二級工，月薪為41元。
就業、分配、保險三者合壹。進了工廠就按國家定的級別分配收入，就有了醫療、養老保險。工資、住房、保險都在就業的單位裏落實。離開了單位，就沒有收入，就失去了壹切保障。每個人都是“單位人”，單位決定工人的命運。
工人居住條件十分惡劣，工作了幾十年連壹間像樣的住房也沒有。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３平方米。祖宗三代人擠在壹間１０多平方米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鉛吸收、苯中毒、汞中毒、汞吸收、矽肺等職業病相當普遍。
廠長平均工資相當於工人平均工資的3倍左右，差別不是很大。有權力人的優勢主要不表現在工資上，而是表現在住房、醫療、短缺商品供應、子女的教育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政治理論和報刊輿論上強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少工人也以此自豪。但是，從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對企業重大事情的發言權上，工人們並沒有主人翁的體驗。
文革前工人階層的狀況說明，他們是比較穩定的階層，不容易讓他們起來造反；但他們是非常貧困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是被底層官員的直接控制的。他們和官僚集團有著深刻的矛盾，壹旦鼓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反抗力量是強大的。
文革開始以後，讓不讓工人造反，有著激烈的爭論。
1966年7月2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時發出了工交企業開展文化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時期，部分產品質量下降、事故增多、設備維修計劃完成得不好、某些產品產量開始下降”，通知要求工交企業和農村的文革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有領導、有計劃、分期分批地進行，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建設雙勝利。” 這個文件壓制了工人造反。毛當時在外地，對這個文件很不高興。
10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不久，毛澤東就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革命。毛認為中國革命最早都是從學生開始，學生起來後，還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來不行。他說文革工人最早也是曾經起來的，可是沒有很好的引導。毛讓陳伯達起草個文件，陳伯達和王力起草了12條（即《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12條指示（草案）》。上海“安亭事件”之前，毛讓把“12條”公開征求工人的意見。11月10日至13日，上海發生“安亭事件”。毛認定工人跨行業聯合組織制造“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而 “12條”強調工廠文革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之下，“安亭事件”後，這個提法就變得保守了。
1966年11 月16日，中央委托國家建委主任谷牧和石油工業部長余秋裏主持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這個會有5部7市及各中央大區有關負責人參加。會議討論工交戰線如何開展文革的問題。陳伯達和王力起草的“12條”交給工交座談會上討論，卻遭到工交戰線的領導幹部們的激烈的批評。會議的發言者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由於生產不能中斷，工交企業文革應與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有所區別，應當分期分批地進行，不能全面鋪開；不贊成在工人中成立聯合造反組織。工交座談會之前，谷牧看到了“12條”，認為“12條”會搞亂工礦企業的正常秩序。在工交座談會上，大家認為，文革如果在工交系統壹下子全面鋪開，後果難以預料。認為文革是“革命熱情”加“兒童遊戲”，是“孫子鬥爺爺”。認為“黨政工團加民兵，還有職工代表大會，工廠裏組織不少了，還成立什麽群眾組織！”會上，呂正操、段君毅、劉瀾波、呂東、徐今強五位工交領導人走到周恩來面前，說：“我們挨批挨鬥沒有關系，生產建設無論如何不能亂搞！”情緒激昂，引起了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共鳴。這就是後來說的“五部長包圍總理”。工交座談會上搞了壹個“15條”（即《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
陳伯達看了“15條”很生氣。11月21日，他把谷牧和余秋裏叫到他那裏，說：“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看不起，現在妳們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他們二人覺得無法和陳伯達理論，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周說：“明天我和陶鑄再聽妳們壹次匯報。”晚10點，李富春在電話中對余秋裏說：妳講的問題，總理和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廠的業余文革還是要分期分批進行；（2）8小時生產不能侵犯，工人在業余時間鬧革命；（3），文件提出後谷牧帶個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陽聽取各派工人的意見，繼續修改，爭取12月份發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壓制群眾”等幾類人的提法刪掉，不要把“當權派”劃寬了。
12月4日至6日，林彪在懷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谷牧關於“十五條”稿修改情況的匯報。已靠邊的劉少奇和鄧小平也被叫來參加。谷牧匯報時說工交戰線有三個特點：第壹，工交戰線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不存在“黑線”問題；第二，工交戰線的職工隊伍基本是個好隊伍，沒有領導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的問題；第三，工業生產的連續性和協作性要求生產不能中斷。企業黨組織工作不能停止。谷牧可能忘記了毛對甘肅白銀廠和洛陽拖拉機廠的批示，毛在批示中明確指出有些工廠的官僚主義者成了和工人階級對立的階級，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他提的前兩條顯然和毛澤東的估計相差萬裏。谷牧的匯報招來了猛烈的批評。早已得知毛的意圖的中央文革成員壹馬當先。王力說：“按照妳說的三個特點，工交系統就不搞文革了？完全是走資派的論調。”王力還說這個匯報受到陶鑄的影響，他問：“試問北京哪個工廠黨委能統壹領導？統壹領導就是鎮壓革命。”康生說：“資本主義要復辟，工礦企業這壹環問題很大，壹個國家的變修，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基礎，還不在於文教部門。”江青、謝富治也對谷牧的匯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周恩來在會上說：“谷牧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拿出來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擺出來了，反映了幹部的思想狀況，反映了現實情況，我們的幹部對文化大革命還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條後，找妳們談，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沒有通，還有些意見。林總問我有沒有壹個通的，我說我接觸到的沒有，多數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當頭。”，他還分析了“怕”的三種情況。
12月6日，林彪作總結報告。他徹底否定了工交座談會上提出的“十五條”。他說：“工交座談會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不對頭，要來180度的大轉彎。匯報提綱裏的那三個特點的頭兩點要徹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個東西就無所謂工交戰線的文化大革命，必須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地把這個革命席卷全國，讓它席卷每個領域，滲透於每個領域，有意識地把它擴大起來，深入起來，堅持下去。”他還說：“幹部是關鍵問題，這個運動在壹定意義上說就是壹次批判幹部的運動。幹部當權這麽多年，光講光榮，成績偉大，不許人家講缺點，非蛻化變質不可。這壹回，硬是要發動群眾大批判壹下！要讓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都睡不著覺。”
當天，周恩來將谷牧的《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座談會的匯報提綱》送給毛澤東批閱時，同時附信說：“這是谷牧同誌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它集中地代表了這次座談會的共同認識，受到常委幾位同誌特別是文革小組同誌的嚴厲批評，最後，林彪同誌作了結論，認為座談會是失敗的，但在政治局會議上暴露出來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12月9日，毛澤東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通過了陳伯達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這個文件提出“堅持8小時生產”和“業余鬧革命”，但是，它強調工廠可以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工人“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可以在業余時間在本市進行革命串聯”。學生和工人之間可以互相串連。12月10日，這個文件以中發［66］603號下發。
陶鑄參加了中央處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會議，知道毛澤東支持上海”工總司”這樣的跨行業工人組織，卻搞出了這個與毛的態度相反的“十五條”，毛很不滿意，否定了“十五條”。毛否定“十五條”的會，陶鑄參加了，他已經知道了毛的態度，谷牧拿出匯報提綱，他不制止。毛認為陶鑄在劉鄧時期就是這種思想，這次還是堅持這個觀點。１２月４日至６日開了3天會，對工交座談會、“十五條”、匯報提綱進行批評，批評谷牧，批評的內容都與陶鑄有關。林彪等12月６日的發言不僅是針對谷牧，而是針對陶鑄。陶鑄倒臺和工交要不要搞文革、如何搞文革有關。
陶鑄1958年積極支持大躍進，對毛搞個人崇拜也很賣力。毛也很信任陶鑄，讓他擔任中南局第壹書記。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後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後的第四號人物。進入中央以後，陶鑄說了壹些過激的活，如：可以破除“內外有別”，把大字報貼到街上去；除毛、林以外都可以懷疑，都可以打倒。但陶鑄認為，運動要由黨組織統壹領導，群眾組織要服從原來黨委的領導。他經常充當“保皇”和“滅火”的角色。他在中南局和王任重壹起大力鎮壓群眾、大抓右派。中南局總結的抓右派的經驗《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報告》被鄧小平向下批發。
12月27日、28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陳伯達把陶鑄造列為走資派，江青也說要打倒陶鑄。１月４日，江青、陳伯達在武漢揪王任重代表團時，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打倒陶鑄！”的大標語貼滿街頭。
1967年1月８日，毛在中央會議上講話中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壹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十壹中全會後也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壹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壹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毛說的照片裏有劉鄧的鏡頭，是新華社發稿前把鄧小平的頭置換了陳毅的頭，當時被稱為“換頭術”事件。“換頭”的原因是鄧小平是政治局常委，陳毅不是，而公開發表照片時常委不能缺席。
有人到毛那裏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說壹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臺沒有經過中央開會研究，就向群眾公開宣布。在２月6日、10日的中央常委擴大會上，毛兩次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伯達說：“妳是壹個政治局常委打倒另壹個政治局常委。”毛的這種批評，不是說打倒陶鑄錯了，而是不符合程序。
?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７３歲生日宴會上說：“有人藉口抓生產來壓革命，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烏紗帽，他們關心的是保存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那些舊框框。他們害怕群眾革命革到他自己頭上。”“任何阻擋這場大革命發展到工人農民中去，壹切抵制工人農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論調，都應該駁斥，都是錯誤的。工人農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壹切企圖阻擋的人都要被歷史潮流沖掉。我同陶鑄的爭論的實質就在這裏。”
毛的鮮明態度，《工業十條》和“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群眾組織合法化，工交戰線各種群眾組織迅速成立了起來。此後，工人取代了學生，成為文革的主力軍。
工廠是生產單位，不管誰掌握了工廠的權力，除非弱智，都得重視生產。據我當時看到的情況，雖然工廠黨組織被沖垮了，造反派掌了權，生產還在繼續，工人還能堅持8小時工作。1966年12月，由於厭惡清華校內的派性鬥爭，我和幾個同學組織了壹個名為“紅色徒工戰鬥組”，到清河北京毛紡廠住了壹個月。我們每天半天到車間勞動，半天調查工廠文革情況。這個廠造反派頭頭洪某原來是廠裏的醫生，開始因造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掌了權，洪某成了廠負責人。聽說他們揪鬥了黨委組織科長，鬥爭會上組織科長的頭發被人揪下了壹撮。組織科是廠裏最有權力的部門之壹，對他的過度報復使我們不安。但這個廠的生產秩序沒有亂，工人堅持8小時工作，生產也沒有下降。不過，由於破除了工廠的壹些規章制度，工廠裏的知識分子又受到了排斥，企業管理和技術工作的確是削弱了。
在學生造反的時候，壹些比較活躍的青年工人，早就突破工廠的禁令支持學生，甚至把造反學生引進工廠。這些人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新右派”，批鬥、隔離審查、監督勞動，甚至由公安局拘捕。這些被整的工人中的壹些人，後來成了工人運動的領袖。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能量遠遠超過了學生造反派，到1968年初就完全取代了學生造反派，他們對社會影響巨大。“九大”進入中央委員會的紅衛兵只有陳敢峰和聶元梓（其實聶是官員），而工人進入中委的卻有20多人（其中有的人是上面指定的，不是造反派）。
“安亭事件”
1966年6、7月間，上海的工廠裏出現了第壹批大字報。主要是批評本廠黨委和駐廠四清工作隊，起因大多是對某些具體問題處理的不滿。在寫大字報的同時，各單位出現了壹些各種名稱的“戰鬥小組”。這些“戰鬥小組”大多受到本廠黨委的打擊。因造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工人就到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靜安區愚園路311號）求助，要求北京來的紅衛兵幫他們平反。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堅定支持工人造反派。不過，多數北京來的紅衛兵沒有在上海長期停留，北京美術學院雕塑系學生包炮（原名包常甲，因毛的《炮打司令部》而改此名）長期留在上海支持工人造反者。北京來的紅衛兵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者認為，分散在各廠的造反組織勢單力薄，最好建立壹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
11月6日，來自上海17家工廠的30多人，在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開會，主持人是包炮。會議從下午開到晚上，與會者先是控訴因造反而受到迫害的情況，有11家工廠將造反工人打成反革命。接著，討論成立全市性工人組織。晚10點，有人家裏有事，每廠留下壹個代表繼續討論。謝鵬飛（上海鐵路裝卸機械廠工人）認為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推薦同廠另壹人留下來，自己退出。這17人當中有王洪文（國棉17廠保衛幹事）、潘國平（玻璃機械廠工人）、葉昌明（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戴祖祥（上鋼三廠工人）、陳阿大（良工閥門廠鉗工）、黃金海（國棉31廠工人）、範國棟（保溫瓶二廠工人）、岑麒麟（822廠的技術員）等。經反復討論，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然後推選負責人。候選人有五位：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戴祖祥、陳阿大。包炮要求大家報家庭出身和自己的基本情況，在候選人中潘國平和王洪文兩人給人的印象最好。潘國平比較活躍，能說會道，造反精神十足。王洪文，貧農出身，共產黨員，在朝鮮打過仗，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黃金海提名王洪文，認為王洪文是黨員，又比潘國平穩重。包炮也認為王洪文比較可靠。最終王洪文當選。
?“工總司”成立後，工人們最擔心的是這個組織的合法性。如果不合法，不僅這個組織不能存在，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將會受到打擊。195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自由，實際上壹直禁民間結社。如果民間力量組織起來，就可能打破共產黨的政治壟斷。文革初期退了壹步，但也只允許工人在廠內成立寫大字報的“戰鬥小組”，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11月9日，“工總司”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要求市長曹荻秋參加大會，承認他們是“合法組織”。上海市委堅持17年來的政治底線，采取“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方針，市長曹荻秋拒絕出席成立大會。市委還組織保守群眾兩次沖上主席臺，阻止“工總司”成立，兩派發生沖突。“工總司”到市委大樓造反。工人要求市長曹荻秋接見，等了幾個小時沒有見到市委領導人。上海市委通知他們到南京西路上海展覽館集中，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根據市委的“三不”方針，宣講中央有關不能成立跨行業組織的精神。此時已是10日淩晨，天下雨，工人們連午餐也沒有吃，又冷又餓，就此回廠又怕日後挨整。在混亂中，有人提著喇叭高喊：“我們要到北京去！我們要見毛主主席！”自行車三廠工人孫福祥編造了壹個“特大喜訊”並用喇叭廣播：“周總理來電，曹獲秋不接見，我接見!”大家信以為真，王洪文等組織隊伍上北京告狀。在群體事件中，謠言常常對事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
1966年11月10日淩晨，工總司的壹群人沖進北站，他們擠上了已經載滿乘客、即將開往北京的626次客車，王秀珍在這批人中間。王洪文、潘國平見這趟車已滿，就率1000多人擠上了開往鄭州的756次客車。國務院接到上海市委報告後，讓勸說工人下車，不要影響正常發車。勸說無效，王秀珍、戴祖祥登上的626次於上午5時發車，王洪文上去的756次臨時改為602次列車上午7時發車。周恩來不同意這麽多人北上，讓鐵道部運輸局下令立即停車。上午8時17分602次停在安亭。這是連上海人也不知道的壹個小站。車頭已摘走，只有列車趴在卸煤的岔道上。王秀珍、戴祖祥上去的那趟626次列車中午被停在南京車站。
滬寧線是中國的主要交通動脈。工總司這壹行動，造成滬寧線行車中斷31小時34分。這是壹件很重大的事。上海市委速報中央。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處置辦法。會上確定，分別給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發電報。這兩個電報都是陳伯達起草的。給華東局的電報是要他們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攔車是革命行動，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張春橋回上海說服工人。給工人造反派的電報說：“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搞好生產就是大道理。”“妳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壹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妳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誌立即會見妳們，妳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1966年11月11日晚10時左右，張春橋乘空軍專機飛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張春橋壹抵機場就給中央打電話，問：是先到上海市委，還是先到群眾中去？陳伯達的回答說：先到群眾中去，阻止群眾來北京，就地把問題解決了。
張春橋趕到安亭已是11日夜12點。現場十分混亂，找不到領頭者。原先在安亭做說服工作的市委幹部找到了潘國平和包炮。後來又找來了王洪文和幾名工人。張春橋和他們談判。12日淩晨，談判開始。張春橋到達安亭前滬寧線已經通行了。談判的中心內容是讓工人回到上海。張春橋壹開始就先聲奪人：“妳們這樣離開生產崗位，攔截火車，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規定，光憑妳們破壞交通命脈，就夠殺頭的了。現在妳們給我回上海，今天商量是回去不回去的問題，有什麽事，到上海再說。”王洪文、潘國平聽了很緊張。北京來的紅衛兵對張春橋的斥責不買賬。王洪文、潘國平覺得這是壹個下臺階的機會，同意動員大家回上海，但提出了條件：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承認他們這次行動是革命的；這次事件的責任在市委；等。
潘國平從附近的工廠找了兩輛卡車，裝上了高音喇叭。開到缷煤棧工人聚集的地方。張春橋、王洪文、潘國平站在卡車上，天下雨，王洪文替張春橋打傘，張不要，大家都淋在雨裏。張讓王洪文、潘國平動員大家回上海，王潘同意。潘國平向工人宣布談判結果時，大家就轟了起來，說他背叛造反派。張春橋接過來講話，第壹句話就是“工人同誌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望妳們！”下面群情激憤，“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經久不息。張春橋講了近壹個小時，最後要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紅衛兵指責張春橋不支持工人。接著工人控訴當權派對他們的迫害，大家爭先恐後地發言。工人的控訴從12日上午8點持續到下午3點多。聽了工人的控訴，張的語氣有所松動，承認上海市委執行了資反路線，說這些情況他負責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報告。張春橋事後對徐景賢說：工人的過激行為是有原因的，他們要求成立組織是符合憲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十六條”精神的，他來上海前中央文革的意見也許是應當改變的。但是，他還沒有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沒承認工總司是革命造反組織，只是說先回到上海，到上海再談。
整整13個小時，在雨中的張春橋和全體工人都沒有吃飯，沒有喝水。張看到再拖下去沒有結果，讓讓王洪文宣布最後決定。王洪文拿起話筒宣布：工總司決定，全部人員回到上海解決問題。張春橋接著講話：“工人同誌們，妳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派我來上海，是來解決問題的，我壹定要把安亭事件處理好，解決不好，我決不回北京！”中午，國棉17廠派出汽車來接工人，王洪文帶頭上了車，其他人也陸續回到上海。
工總司的合法性問題沒有解決，回到上海的工人怕回廠後被打成反革命。既然張春橋承諾回上海談條件，他們就直接去文化廣場要求和張春橋見面。黃金海直接把人從安亭帶到文化廣場。其他人也聚集到文化廣場。
張春橋半夜才回家，由於淋了壹夜雨，感冒發燒了。下午，他到文化廣場和工人見面。上海市委得知張春橋要和工人見面，中午召開了書記處會議，張春橋參加了。會上決定不能承認全市性的跨行業組織；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怕這個口子壹開，就會全面失控。
11月13日，天氣很冷。聚集在文化廣場的人們都頭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黃金海布置了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下午兩點半，張春橋到了文化廣場。在小休息室裏和潘國平等人談判。王洪文把自己工廠的工人安排回廠、回家後也趕到參加談判。人太多，又換到大休息室談判。
在談判中，“工總司”提出五條，要張春橋簽字。這五條是：壹，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二，承認１１月９日的大會及工人被迫上北京告狀是革命行動；三，這次行動的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公開作檢查；五，今後對“工總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當時，張春橋不斷地到另壹個房間打電話，每次回來很焦急的樣子，不是電話沒打通，就是沒有得到明確的指示。他幹脆不打電話了，壹個人在空蕩的屋子裏來回走著，從這個墻角走到另壹墻角，反復地畫對角線。最後，他像下了決心似的回到談判桌上。他在第二條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動”後面加了壹句話：“以後碰到類似情況應派少數代表”。最後簽上“張春橋 1966、11、13於上海”。
１３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匯報了他談判“五項協定”的經過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張春橋電話剛放下，陳丕顯就給陳伯達打來了電話，氣壯如牛，非常氣憤，批評張春橋，說他不該簽字，說他不跟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商量，說他目無法紀。陳丕顯的態度代表了上海市委的態度。陳伯達說：“我的老鄉，不要生那麽大的氣，好好商量，已經簽了字，怎麽辦，再研究。”
的確，這是壹個關鍵而危險的簽字。說它危險，壹是因為突破了工人不能搞垮行業組織的規定，而他出發前陳伯達已讓他帶來電報原稿中已有明確的態度；二是壹旦工人像學生那樣參加文革，對生產、對社會影響的後果無法估計。史學界對張春橋為什麽敢簽字，有著不同的看法。壹種看法是認為他事先從毛那裏得到了“密旨”；第二種看法是屈服於工人的壓力。但知情者提供的情況是，張在承認工人造反組織的文件上簽字後，十分緊張，不停地打電話，不停地抽煙、走動，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應。這說明張沒有從毛那裏得到“密旨”，但張對毛的思想有著比別人更貼近的理解。1958年他寫《論資產階級法權》表述了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毛的肯定。1966年12月，毛要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意圖，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他當然也知道，而承認上海“工總司”的五個條件，是將文革推向工礦企業的壹個好機會。張猜想毛會支持他，但得到毛的肯定之前，他還不放心。
11月14日下午3時，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雲沒有參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說：上海“工總司”符合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關於張春橋沒有向中央請示就簽了五項協議的事，毛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要概念。”
工人成立自己的組織，本來是合乎憲法規定的。但由於多年的政治壟斷，這個合法要求被虛偽的政治制度所剝奪。工人只能通過非法手段的抗爭，才實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
北京和上海是毛澤東最看重的兩個大城市。他在北京扶持了學生紅衛兵，在上海扶持了工人造反組織。上海的產業工人在中國具有代表性。上海“工總司”這個跨行業組織的合法化，在全國起了示範作用。此後，全國各地跨行業工人組織如雨後春筍，迅速發展。跨行業的工人造反組織成了文革運動的主角。
上海在文革中能在全國起帶頭羊的作用，除了“工總司”以外，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機聯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機聯站”的負責人是徐景賢，他原來是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12月18日，徐景賢帶頭造反，並成立了“機聯站”，在上海市委的核心爆炸了壹顆“炸彈”。機關幹部造反在文革中也是壹種普遍現象。當時中國幹部實行任命制，下級幹部的命運由上壹級領導人決定。與領導關系不好的人很難提升，有獨立人格的人還要受到打壓。壹般幹部和上級領導之間常有積怨。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全市性組織，保守派也相繼成立了全市性組織。“安亭事件”剛結束，11月15日，李劍鈺等去市委接待站，去華東局，要求澄清“工總司”的“五項協議”。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宮接見他們，李劍鈺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組織，我們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組織與造反派抗衡？曹荻秋建議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為好，靈活，如果中央以後不同意，也有退路。市委當時有個精神：多數派（即保守派）要成立組織，就讓他們成立吧。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衛隊成立。這個組織得到官方的默許，發展很快，最多發展到80萬人。
赤衛隊壹成立就和“工總司”發生沖突。第壹次沖突是“解放日報事件”。這個事件發生在12月1日。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辦的《紅衛兵戰報》刊登了壹篇文章，題目是《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紅革會”要求這份報紙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以便“消毒”。解放日報社領導請示市委以後拒絕了“紅革會”的要求。於是，“紅革會”進駐報社並提出三項要求：1，將《紅衛兵戰報》夾附在30日《解放日報》內同時發行；2，《解放日報》必須轉載《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這篇文章；3，把上海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及上海市委對報社的有關指示告訴“紅革會”。雙方僵持不下，《解放日報》停刊。造反派這壹行動得到了在上海的聶元梓和首都三司駐上海聯絡站的支持。造反派的行動引起了保守派強烈不滿，大批赤衛隊員到報社附近遊行示威，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並對“紅革會”進行圍攻辯論。” 當時，進入報社數以千計的造反派和在報社外面圍攻的數以萬計赤衛隊對峙。12月2日，紅革會請求工總司支持。12月4日，“工總司”派出隊伍支援“紅革會”，使得《解放日報》事件進壹步擴大。經過八天八夜的爭鬥，12月8日，上海市委終於承認了紅革會的“三項要求”。
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衛隊在市中心人民廣場召開大會，要求曹荻秋市長到會。會上提出了與”工總司”相對立的八點要求，要曹荻秋簽字，曹開始不簽，壹直糾纏到淩晨3點，曹又急又累，曾經昏厥過去，最後只好簽字。第二天，上海市委開會，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批評曹荻秋不該簽這個字，要他給赤衛隊做工作，妥善解決這個問題。12月25日，“工總司”也在人民廣場開批判大會，令曹荻秋到場，迫使他當場宣布：給赤衛隊的簽的字作廢，赤衛隊是保守組織。曹荻秋的這壹宣布激怒了赤衛隊。從12月27日起，赤衛隊調動大批隊伍包圍了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這個本來是保守派組織，也反起市委來了。到28日晚已有1萬多人，還在繼續增加，壹直增到3萬。28日下午，“工總司”也調集數萬人的隊伍進入康平路。從四面八方包圍了康平路，兩支觀點不同的隊伍對峙著。市委領導們早已從康平路撤走，院裏住的只有張春橋妻子文靜和已故的原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的家屬。28日晚，赤衛隊在墻上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標語。28日半夜，張春橋同他妻子文靜通電話，文靜向張訴說了康平路的情況。張春橋對文靜說：“現在赤衛隊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請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組織，不要讓赤衛隊把勝利果實奪走了！”，29日早晨，文靜將張春橋的意見轉告了徐景賢。徐景賢立即布置，壹方面把原來的口號進壹步升級為“打倒陳、曹！打倒上海市委！”29日半夜過後，“工總司”向赤衛隊發起了沖鋒，從淩晨2點發起攻擊，到淩晨6點，圍攻康平路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91人受傷，最嚴重的是腿骨打斷，沒有死人。繳下袖章六大堆，餅幹幾百箱。7點鐘，近2萬名赤衛隊員排成隊列，分成6路，到四周馬路上集中，聽取教訓後釋放回家。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
赤衛隊挨了打，怎能善罷甘休？ 1966年12月31日，他們仿效“工總司”的安亭事件，率兩萬人沖進了北站，要乘車上北京告狀，在北站被阻後，又轉移到昆山。上海鐵路分局調度員王玉璽是赤衛隊負責人之壹，在他的影響下，調度所多數人離開了崗位，滬寧全線停運。
1967年12月31日午夜，周恩來給上海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讓他停止養病，到第壹線工作，先把王玉璽抓起來，盡快恢復滬寧鐵路交通。1 月1日淩晨，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徐景賢，指出了鐵路停運的嚴重情況，要求盡快恢復，告訴了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的情況，對徐景賢說：“不過，現在陳丕顯的話可能不靈了，所以，我打電話給妳，妳可在會上說壹說中央精神，做壹做工作·····”
上海市委按周恩來的意見召開會議。陳丕顯穿上軍裝（他是上海警備區第壹政委）出席。他說：“我剛才接到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要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做好赴京上訪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斷，革命秩序要搞好。”他說，接到總理電話後，就按總理的要求把王玉璽扣押了起來。陳脫下軍大衣，繼續說：“赤衛隊要北上告狀，現在被阻攔在江蘇昆山壹帶。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的80多名工作人員中，有70多人是赤衛隊員，都離開了崗位。滬寧線的鐵路交通已完全中斷。從12月30日到現在的26小時中，已經停開列車26列，有5萬多名旅客不能上車，還有5萬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飯都成了問題；停開貨車38列，中途停下的還有22列，貨物積壓了好幾萬噸。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市只剩壹個星期的存糧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壹下，怎麽來扭轉這個局面?”
造反派頭頭們聽了陳丕顯說的嚴重情況，不僅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意思，還指責市委挑動群眾鬥群眾。不出張春橋所料，陳丕顯的話果然不靈。徐景賢站在陳丕顯對面，對造反派頭頭們說：“造反派的戰友們，現在當務之急，是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幾千名赤衛隊員弄回廠裏去，使滬寧鐵路暢通，把上海的社會秩序和生產恢復起來。究竟誰該對這個局面負責？應以是妳，陳丕顯！妳這個市委書記長期在幕後指揮，讓市長曹荻秋站在前臺，妳們先是不承認工人造反隊，扶持了工人赤衛隊，然後又把赤衛隊甩掉，妳們才是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禍首，這筆帳我們以後跟妳算！”接著，徐景賢念了張春橋的電話記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有的造反派頭兒離開現場把張春橋的電話記錄印成傳單“中央特急來電”散發。徐景賢順勢出主意：根據中央文革來電，各造反組織起草壹個聯合聲明，號召全市把矛頭對準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員回到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大家同意這個建議，並逼問陳丕顯同不同意，陳丕顯表示同意之後，由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交大的幾位紅衛兵執筆起草了《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簡稱“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陳丕顯等候在旁簽字付印。陳丕顯簽字後責成《文匯報》立即印刷20萬份全市散發。徐景賢、王洪文立即赴昆山解決赤衛隊員的問題。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1月5日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說：“1967年將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面崩潰徹底瓦解的壹年，將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壹年，”走資派“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員借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革命工人同誌們，緊急行動起來！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人人要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這份文件有“工總司”為首的11個群眾組織簽名。
1月3日，《文匯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接管了報紙，4日發表奪權聲明——《告讀者書》。1月5日，《解放日報》內的造反組織奪了報社的領導權，6日發表奪權聲明，宣布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
1月8日，毛澤東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癡等開會，談到上海兩家報紙奪權的情況時，他說：“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4日造反。解放日報6日也造了反。兩張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這是壹個階級推翻另壹個階級，這是壹場大革命。這兩張報出來，壹定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上海市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毛還說，《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得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人民日報》1月9日轉載了《告全市人民書》，編者按中轉述了毛1月8日談話的主要內容。
1月9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的32個造反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通告”指出走資派與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相結合，“以經濟福利問題來轉移鬥爭大方向，挑動群眾鬥群眾，造成工廠停工、鐵路中斷”，“他們任意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福利，濫發各種補貼費，煽動群眾強占公房”，為此提出了十條通告。通告指出：“必須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說服動員在各地串連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企業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額完成1967年生產計劃。”等。
《緊急通告》是針對“經濟主義風”的。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本書第11章介紹，這裏只作簡單說明。“經濟主義風”始於1966年底、1967年初。處於社會底層的臨時工、外包工、學徒工等等人群，乘文化大革命之機，希望借機解決自己的問題，還組織了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級領導簽字同意。壹些領導或無法抵擋群眾壓力、或為贏得群眾好感，紛紛簽字同意，銀行存款大量取出。王洪文等工總司的頭頭，向張春橋、姚文元緊急匯報情況，要求制止。對那些底層社會的人來說，“經濟主義風”是爭取自己權益的合理要求，但當時是不可能解決的，把註意力引向這方面，無疑會幹擾當時的鬥爭方向。
1月10日，毛澤東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組“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壹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 《緊急通告》好得很。妳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毛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涉及到壹個重要問題，這就是在“天下大亂”時如何保持社會生產正常進行，如何防止老百姓乘造反之機向政府索要多年來失去的經濟權益。上海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恰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而且是造反派提出來的，毛怎能不高興？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也提高了“工總司”等上海造反組織的聲望，為他們全面奪取上海市的權力作了輿論準備。當然，其影響不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來在外地來京群眾有線廣播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了它的全局意義。周恩來說：
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組織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宣告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壹個新階段。（鼓掌）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的戰鬥任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鼓掌）在那些被資產階級分子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廣大革命群眾，把被這些分子竊取的黨權、政權、財權奪回來，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鼓掌）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把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倒，鬥臭，鬥垮。
?只有革命群眾奪了權，才能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才能有力地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打倒經濟主義。（鼓掌）上海“壹月風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澤東認為“上海的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此時，保守派組織“赤衛隊”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為了不讓赤衛隊“奪走勝利果實”，根據毛澤東對上海形勢的估計，1967年1月2日，“工總司”等20多個造反組織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決定1月6日召開大會批判上海市委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1月4日來到上海。張春橋對徐景賢等人說：“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來，是中央文革派我們來的。我們兩個來了當然是和妳們站在壹起的。”“我們到上海的任務是做調查研究，然後向中央報告。”張春橋讓徐景賢等不要公開他們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張、姚二人在武康路二號樓接見“工總司”負責人。張春橋說：“現在赤衛隊垮了，妳們這支隊伍步調是不是壹致，關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兩百萬產業工人是我們的基礎。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勢，工人運動不要受紅衛兵特別是外地學生的操縱。”“現在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麽幻想了，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要害部門都控制起來，包括海港、鐵路、電廠、水廠、煤氣、電話等。”
1月6日，“工總司”等30多個造反組織聯合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負責人的大會。這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壹場大戲，也是“工總司”的重頭戲。這壹天，天氣陰霾，地上的殘雪被人們踩成泥漿。幾十萬人聚集在人民廣場（後來公布10萬人）。這只是中心會場，另有369個分會場。四條大馬路、12個交通要道安裝了上千只喇叭。還用電視轉播實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壹、馬天水、王壹平、楊西光、王少庸、梁國斌等被帶到臺上成為批鬥對象。還把幾百名廳局級領導幹部揪到臺上陪鬥。在被鬥的幹部脖子上掛著的大紙牌懸在胸前，牌子上顛三倒四地寫著他們的姓名，並被用紅筆打上幾個大叉。站在後面的紅衛兵讓他們面向臺下群眾低頭彎腰。王洪文在大會上作題為《揭發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發言，這個發言稿經過張春橋修改多次。最後，北京來的壹位女紅衛兵代表各群眾組織宣讀了大會的三號通令：
第壹號通令：壹，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二，責成大會服務團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壹切職務，並批準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號通令說：“勒令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徹底交代”。
第三號通令：“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黨中央，請示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門負責人，在改組以前，壹律在原工作崗位上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眾監督，不得消極怠工。”
三個通令中對陳丕顯和曹荻秋區別對待，是因為有毛的“最高指示”：對陳丕顯“燒壹下可以，不過不要燒焦了。”張春橋來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見讓陳丕顯出來工作。張來上海後和陳丕顯談話時把中央的意見告訴了他，陳丕顯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他出來工作有困難。陳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實。
張春橋、姚文元沒有出席大會，在賓館裏看電視轉播。事後張春橋對徐景賢說：“那麽冷的天，地下又是濕的，站在那裏幾個小時，壹動也不動，真有紀律，真有紀律，了不起！”
根據張春橋的提醒，徐景賢在會後把大會的發言稿、通令和致敬電等壹式十五份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
毛澤東極力肯定上海奪權。1月8日，他同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唐平鑄、胡癡等人談話中，肯定了上海兩家報紙奪權，還說： “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沒有右派，我們也要翻天。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麽回事”
1月11日，經毛澤東簽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32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賀電發往上海，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1月12日，人民廣場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歡慶中央賀電，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身穿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出現在主席臺上，向群眾亮相，發表了他回上海後的第壹次演說。此時他們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小組成員”，實際上，張春橋、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組織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奪權的概念形成以後，讓王力通知張、姚，要他們參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權機構，要他們作為“三結合”的領導成員公開亮相。
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對“上海經驗”作了概括：“這經驗集中到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把上海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並說：這是毛澤東“在新形勢下所采取的又壹個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措施將推動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壹個新的飛躍。”
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策劃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掌握了上海鐵路、海港、郵電以及工礦企業的領導權。又建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權力。用“造反組織聯絡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組織豈能讓“工總司”獨享勝利果實？別的造反組織不滿張、姚的作法，都想把權力奪到自己手裏。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出現幾次奪權行動。其中“紅革會”的奪權行動影響最大。
在上海，“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是除了“工總司”以外，影響最大的造反組織。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的署名中“紅革會”排名第二，《緊急通告》的署名中“紅革會”排名第三。在“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大型造反事件中，“紅革會”都是僅次於“工總司”的主要力量。
1月24日晚，“紅革會”組織了十幾支紅衛兵隊伍，闖進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機關，以及上海13個區級機關共23個領導單位，奪走了全部大印。隨後，“紅革會”總部發出通告，宣布“紅革會”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權奪到手了。這些年輕學生以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權力，真是天真。他們這壹行動遭到張、姚的批評。“紅革會”對張、姚十分不滿。1月27日，“紅革會”復旦大學的紅衛兵把徐景賢綁架到復旦大學，意圖從徐景賢那裏打開缺口，進而找到“炮打”張春橋的材料。1月28日，“紅革會”召開常委擴大會，決定進壹步“炮打”張春橋。
1月29日晚，在復旦大學禮堂，以“紅革會”為主，聯合其它組織舉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準備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姚文元誓師大會”，會後舉行全市大遊行。張春橋、姚文元通過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澤東對此十分關註，親自抓，不斷掌握上海的動態，他不允許把鬥爭目標對著張春橋、姚文元。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復旦大學紅革會發出“特急電報”，指出：“復旦大學紅衛兵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誌，指向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是指向陳丕顯和曹荻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完全錯誤的。”張春橋等出動壹切宣傳機器，大力宣傳“中央文革特急電報”。 “紅革會”被迫放出了徐景賢，取消了全市大會和大遊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紅革會”終於垮了臺。張春橋、姚文元等對組織和參加“1·28炮打”活動的青年學生實行鎮壓，受到打擊迫害的達2500人，其中隔離審查的200多人，被辦學習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瘋6人，不少人被打致殘。
對待另壹個反對派“上柴聯司”則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會常委、上海工總司頭頭之壹耿金章帶領上海市的工總司、上體司、消革會和紅三司等所組成的文攻武衛大軍，圍剿上柴聯司。耿金章先從水陸兩路包圍上海柴油機廠，截斷聯司的壹切後路，再切斷水源和電源，然後用二十五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大部隊後面跟進，強行沖進柴油機廠。“上柴聯司”群眾見大門被破，只好退守廠內的各幢大樓。他們把樓下的門窗關緊，在樓上的許多窗口，扔下各種磚頭瓦片等雜物進行抵抗。耿金章通過工總司的下屬單位消防隊的造反組織，調來救火車和雲梯。用高壓水龍頭向窗內猛烈的射擊之後，再把全副武裝的戰鬥人員直接送進窗口。“上柴聯司”雖然頑強抵抗，最終還是被“砸爛”。
砸“上柴聯司”成為壹個樣板：以後很多地方對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委會籌備委員會）的群眾組織都采取這個辦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亂。
探索新的國家組織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報》提前轉載《紅旗》2月3日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這壹社論是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發表的。文中提到奪權時說：“我們當然不能把它現成地接受過來，不能采取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壹，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形式。” 毛澤東1月30日，審閱時批示說“此件我看了，認為很好。”
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創造國家機器的新的組織形式，這是來自巴黎公社原則，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當造反者發現“新的組織形式”並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則、批判這種組織時，這個組織就以種種罪名將大批造反者投入監獄。這是後話。
奪權的勝利者根據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2月2日，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提議，上海人民公社籌委會的41個單位，在新華社上海分社開會，決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過渡性最高權力機構，正式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當天發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說：“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壹種新的組織形式。”
那麽，需要打碎的舊的國家機器是什麽呢？與其說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權力的國家機構”，不如說就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築的蘇聯式權力結構，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們的權力不是來自人民的選票，他沒有必要對人民負責，只對任命他的人負責。這個官僚體系按照等級享受著種種特權，而且逐漸腐敗蛻變。官僚集團和億萬百姓就形成了壹種對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銳。
毛澤東雖然是這個制度的締造者之壹，但他對這個制度是不滿意的。毛澤東壹直尋找出路，他相信馬克思說的“巴黎公社”。“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織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社會人為力量。”“應當拋棄關於這壹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壹詞全部改成‘公團’，這是壹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於法文中的‘公社’。”他想把國家改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那麽是什麽呢？列寧說：“顯然是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它即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國家政權的公共職能，又能限制國家政權的階級壓迫和官僚統治的弊端。
毛澤東欣賞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盤接受，例如“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他是不會同意、至少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在《十六條》的第9條中也單獨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說：“群眾選舉新的幹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他這個設想壹直沒有付諸實踐。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則建立“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
他設想的“國家機構的嶄新形式”的大體框架是：
壹，“三結合”的政權，“既當官，又當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2，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幹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駐軍負責幹部。毛明確說：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承認。不是“三結合”的奪權就不能叫真奪權。在“三結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為關鍵的，沒有這壹條，就不能說是新政權。毛澤東認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壹條，就是聯系群眾。”造反派“代表廣大革命群眾利益參加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這就使得各級革命委員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革命群眾直接參加國家管理，對各級政權機構實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監督”。
二，消滅社會分工。軍隊裏“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工也是這樣，以工為主，兼學軍事、政治、文化。”“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會使“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 實現了“個人全面發展”；三，實行供給制，消滅工資級別。在分配上，反對物質刺激，堅持政治掛帥；四，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認為這是產生資產階級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從而消滅剝削。
五，黨政不分，議行合壹；
六，司法不獨立；砸爛舊的“公、檢、法”，實行“群眾專政”。
七，“精兵簡政，對舊機關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實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員會開始那樣做，領導班子小，辦事人員少，克服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防止官僚主義秀草滋生。”
以上這些內容，在開始時特別強調“大聯合、三結合”、精簡機構和機關工作革命化。
對於政權組織形式的名稱，開始毛澤東曾考慮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龍江都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兩個電話都是王力打的。1967年2月5日，上海舉行了壹百萬人的大會，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牌子被摘了下來，用鐵錘砸碎，換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會後舉行了慶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遊行。
但是，毛澤東經過再三考慮還是放棄了“公社”這個提法。2月12日，毛讓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們從機場接到毛的遊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說：我們考慮成立北京公社，但後來想到這個問題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個國家體制問題，修改憲法問題，特別涉及到外國承認問題。毛說，上海公社還是改回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２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進了博物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成員是：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少庸（老幹部）、徐景賢、王承龍（機關幹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
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毛的理想主義在現實面前碰壁後的妥協與折衷。放棄“公社”這個提法，並沒有放棄他對新政權的構想。
當時的革委會實際是壹個什麽樣的情況呢？壹開始，頗有壹點接近群眾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這壹天，市革委會委員和市革委機關工作人員在原市委大樓集中，掛“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招牌，在地下室吃憶苦飯。吃的是粗糧摻糠蒸的窩頭和熬的粥。吃憶苦飯前，由革委會主任解學恭講話： “我們今天吃憶苦飯，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要永遠……永遠……”。革委會工作人員學習解放軍的生活作風，壹度住在機關集體住宿，早晨起來出操、跑步。要求進入“三結合”領導班子的幹部接受群眾監督，不能“穿新鞋，走舊路”。外出辦公不乘小轎車。
在行政機構上，把原來各種機構各並，減少機構、裁減人員。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會成立時，設壹室、二部六組，即辦公室、工業生產指揮部，農業生產指揮部、文教組、經濟計劃組、政法組、財貿組，外事組，接待組。共414人。即：把原來的市委辦公廳和市政府辦公廳合並為“辦公室”；把原來的經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並“工業生產指揮部”；把原來的農委、農林局、水利局合並為“農業生產揮部”；把教育局、衛生局、文化局、體育委員會合並為“文教組”；把經濟計委員會改為“經濟計劃組”；把原來的法院、檢察院合並為“政法組”；把財政局、壹商局、二商局、物資局合並為“財貿組”；將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機構合並為“外事組”；將接待來訪的各種機構合並為“接持組”。3個月後，進壹步精簡，改為兩部四組，即政治部、生產指揮部，辦事組、文教組、供給服務組、人民保衛組，由原來414人減為200人。即：把原來市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功能合並為“政治部”；把三個月前成立的“工業生產指揮部”和“農業生產揮部”合並為“生產指揮部”；把三個月前新成立的“辦公室”、“外事組”、“接待組”合並為“辦事組”；把三個月前成立的財貿組和物資局合並為“供給服務組”；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合並為“人民保衛組”。原來市政府下屬的局級機構也大為精簡，如把公共汽車公司、自來水公司、房管局等合並為“公用事業局”。各級領導班子都叫“勤務組”，領導成員稱為“勤務員”。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幹部1000多人，新機構的200多人中有相當壹部分是軍隊來的。原來市委和市政府80%以上的幹部被精簡，送到“五七幹校”勞動。
國家壹級政權機構也大刀闊斧地精簡。國務院原有機構為90個部委單位，1970年6月決定精簡為27個部委單位；原有機關工作人員53784人，只規定編制9710人，僅占原有人數的18%。
當時從國務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級領導機構都稱為“組”，沒有部長、局長，只有組長。縣壹級是組長，國務院也是組長。“大組套小組，上下壹般粗”，界限不清，權責不明，從上到下，管理混亂。
現代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社會管理、社會服務日益復雜，科層制（即官僚體制）是無法逃避的命運，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加強對權力的制衡，才能減少官僚體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會，沒有用現代政府管理思想確立政府的職能，更沒有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分擔壹些原來由政府承擔的任務。新成立的革委會還是全能政府，政府職能的邊界是無限的。由於事權沒有變，原來黨政機構幹的事情還得繼續有人幹，就設置了很多臨時機構，從基層調了很多“借調人員”。1970年以後，原來的政府機構又逐漸恢復。到1972年，不僅政府機構基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還比原來更加膨脹。可以說，革委會建立之日，就是舊政府開始回歸之時。舊政府的回歸，是為了收拾難以為繼的混亂局面，當時是受多數人歡迎的。但是，對那些相信和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那些人來說，舊政府的全面回歸是不能容忍的。
各級革命委員會裏的群眾代表（壹般是較溫和的造反派領袖），從壹開始就沒有讓他們掌握最重要的權力部門，但在革委會內部還可以代表壹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會內部充當反對派角色。他們或在革委會內“頂牛”，或在會外組織群眾施壓，貼大字報。但是，這些革委會內“頂牛”的群眾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種種名義被排擠出來，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進了監獄。
革委會裏的群眾代表還在原單位領取工資，沒有特權。王洪文後來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資還在上海領取。吳桂賢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在西安的工廠裏領取原來那些工資。作為國務院副總理的孫健，他妻子還在天津壹家街道小廠裏當工人。這家小廠名為天津墊圈廠，只有十幾臺沖床幾十名職工，廠址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合作裏宿舍院的壹個平房裏。國務院開會，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還要付茶葉費。新的領導機構這些新氣象沒有堅持多久。
新的領導機構沒有解決權力制衡的問題，不可能制止腐敗。當時，社會上稱之為“不正之風”。買自行車、手表等壹些緊俏的生活用品得托關系、“走後門”。群眾最不滿意的是大學招生“走後門”。那時廢除了高考，上大學靠“推薦”。被推薦的很多是有權勢或和權勢人物有關系的家庭的子弟。老幹部恢復職務以後不久，特權也悄悄地恢復。軍人搞腐敗更大膽、更野蠻。天津支左部隊利用職權，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眾公憤，我當時在新華社天津分社當記者，和另壹名記者合寫了壹篇調查報告，通過新華社“內參”送到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批示，作為中共中央1972年28號文件轉發全國，令全軍退出占用的民房，僅北京軍區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萬平方米（北京軍區占用民房三百多萬平方米）。
奪權！奪權! 奪權！
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力量發展很快。”“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他對接管的內容作了壹個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讓原來的人去做，我們只管監督。”1949年共產黨剛接管政權時也是讓留用人員做業務工作。但是，隨著奪權運動的深入，多數地方和部門突破了“只管政務，不管業務”的界限。不過，接管是文革中奪權的開始，壹建立了革委會，新政權機構就全面行使權力了。
1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用黑體字標出毛澤東的話：“從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認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段話使青年造反者熱血沸騰，使當權派膽顫心驚。
對各級政權不加區別的全面奪權，中央領導人在認識上也有反復。1月15日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陳伯達說“自下而上的奪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周恩來同意陳伯達的講話。但形勢發展很快，周恩來也轉變了態度。1月21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話說：“關於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呢？現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該奪過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以後，是什麽性質的當權派，在運動後期再判斷。”結果，國務院各部都奪了權，工交系統23個部門都奪了權。後來毛說，這樣不行，指出對奪權要有個規定，不能都奪，該不該奪，哪些部門不能奪，特別不能讓外面的人來接管。如部隊、公安部、財政部、外交部、經委、國家計委，還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紅旗雜誌、廣播電臺、解放軍報，都不能奪。這些不能奪權的單位大多實行了軍管。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這篇社論是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說：
“壹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系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有了權，就有了壹切；沒有權，就沒有壹切。”
“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號召下，各地的奪權鬥爭如火如荼。奪權過程也是毛說的“全面的階級鬥爭”過程，即對領導幹部全面批判鬥爭的過程。領導幹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有壹批領導幹部在群眾的沖擊中失去了生命。此時，周恩來對被批鬥的省委書記伸出援手。1967年2月19晚10點鐘，有人找到挨批鬥後被關押在醫學院的山東省委書譚啟龍，對他說：“楊得誌司令員接到周總理的指示，說要接妳到北京去。明早8點鐘，總理派來的專機在機場等妳。楊司令派我先接妳先到機場休息。”在困境中譚啟龍“激動得真是無以名狀”。他在機場專家樓裏“美美地洗了壹個澡，吃了壹頓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進了京西賓館9樓的壹個套間裏。譚啟龍發現華東地區的省委書記，差不多都住在這裏。周恩來並沒有壹直保譚啟龍，4月27日，周恩來讓譚啟龍回山東，周是應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這樣做的。譚啟龍壹下飛機，就被揪鬥。
但是，各地奪權鬥爭伴隨的“全面的階級鬥爭”，並不是沿著毛澤東期待的“大聯合”的方向發展，造反派的各個“山頭”都要“以我為核心”，對其它“山頭”進行排斥和打擊，相互爭權、搶權。毛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遙遙無期。毛澤東說：“有些事情，我們原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
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壹種有組織的強大力量介入才能夠實現“大聯合”和“三結合”，才能夠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天下大治”。於是，毛澤東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國人民解放軍。讓軍隊介入文革。他沒有想到，軍隊介入文革以後，情況變得更為復雜，它帶來的問題比它能解決的問題多得多。這方面的情況以後再作專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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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壹章經濟維權者的悲劇
與上海工人總部的造反不同，還有另壹支龐大的勞動者造反隊伍。他們造反不是被意識形態所鼓動，而是維護自己的權益；不是政治狂熱，而是經濟訴求。然而，當他們把文革從理想的夢幻拉回利益訴求的時候，引起了廣大夢幻群體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國，不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歷次政治運動打成政治賤民，處於社會最底層。這些人在文革中曾抱著壹絲希冀，企圖在批判官僚、砸爛國家機器中得到翻身的機會。但是，“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斥責和嚴酷的“公安六條”，完全剝奪了他們參與文革的權利。然而，還有壹批處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希望通過造反，尋求社會公正，爭取他們應當得到的權益。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各種名義下放到農村的城市職工；臨時工和合同工；每次調整工資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職工。上述這些群體的人們不是政治賤民，“公安六條”管不了他們，他們是可以造反的。他們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爭取自己應得的經濟權益，因而被稱為“鬧經濟主義”，他們的造反曾經形成了很大的聲勢。不幸的是，他們的利益訴求，被中共中央和造反派共同扼殺了。
底層勞動者的權利訴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國勞動者群體當中，處境最好的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被稱為“領導階級”，工作十分穩定，住房、醫療有最低的保障。但是，這個社會群體經濟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居住條件和工作環境惡劣，患有各種職業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領導關系處理得不好，調工資、分配工種就會受到歧視。
在勞動者隊伍中還有壹批人的政治經濟地位比國營工人低，這就是臨時工、合同工。這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說：“我們現在只有壹種勞動制度，固定工，有勞動保險，招來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難。以後，我看勞動制度不要只是壹種，要盡量用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轉正，我是反對的，不贊成這件事，但是反對不了，還是轉了。轉了好啦，去年前年動員工人下鄉，也算吃了苦頭了。今後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臨時工。勞動保險制度也要修改。”根據劉少奇這個指導思想，從1964年開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臨時工、合同工。劉少奇提倡臨時工、合同工的出發點是想克服單壹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億農民工都是臨時工。但在文革前，社會保障和就業是聯在壹起的，即醫療保險、勞動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是在就業單位裏得到的，不是這個單位的固定職工，就沒有社會保障，臨時工、合同工生老病死無法得到解決，還有隨時被辭退的危險。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經濟待遇，他們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職工低。臨時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參加工會，入黨更是難上加難，他們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劉少奇被打倒後，他們借批判劉少奇的名義要求改善他們的境遇。
在大饑荒後期，為了減輕城市糧食需求的壓力，根據陳雲的建議，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壹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壹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減少職工1833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這兩三千萬城鎮人口都是勞動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強制他們離開城市的，農村不歡迎他們，很多人回農村後生活無著，他們中的部分人，壹有機會就上訪告狀，要求解決他們的困難。
毛澤東時代是統制經濟制度。壹切都由政府統制：資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於政府、經濟決策和執行高度集中於政府，這樣，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統制經濟的最高層總是感到有很大的壓力。為了緩解城市的壓力，政府把農村當作緩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減輕城市的就業壓力，就讓大批城市青年到農村或到邊疆。當時主要是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和其它土地較多的地方墾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把上山下鄉明確定為城鎮青年就業的壹項長遠方針。1964年開始了全國範圍內運動式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下鄉知青就150多萬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重慶市下放到達縣專區的就有14000多人。湖南省下鄉知識青年人數達到8.3 萬余人。上海市更多壹些。盡管有些人下鄉是出於建設農村的理想，但絕大數是無奈的，是被迫的，他們的父母在城市裏很多是被歧視的群體。他們被取消了城市戶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壹方。他們從生存環境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環境較差的農村。到農村以後，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面臨種種困難的歧視。
大批勞動者應有的權益被侵害，文革前他們分散在各單位，勢單力孤，無法提出自己的訴求。文化革命開始以後，他們終於找到了機會，上面介紹的幾個勞動者群體，紛紛起來造反，多年積累的怨氣壹下子爆發出來。他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組織，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壹線戰鬥隊”等。這些全國性的組織在很多省設有分支機構，成為當地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他們利用造反的機會開展活動，提出訴求。
開始，下鄉知青在農村就地造反，很快，他們得知知青問題不是在農村能夠解決的，問題出下面，根子卻在上面。文革開始後，湖南約6 萬多知青借串聯之機返城。“湖南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聯合調查團”還到外地調查各地知青生存狀態，除了臨湘的黃蓋湖農場、平江的時豐茶場等知青集中地外，還去了湖北的洪湖與赤壁，與當地的武漢知青進行了交流。他們“回城鬧革命”的活動之壹是“造戶口反”，即要求相關部門的領導幹部解決城市戶口、糧食、工作和“革命經費”問題。有的知青趁亂威逼相關單位工作人員辦理戶口遷移，拿到蓋著公安局鮮紅印章的那張紙時，欣喜若狂，淚流滿面。湖南省委機關群眾組織“永向東”貼出傳單《造戶口反無理》，參加“反迫害”組織的張揚（八十年代寫《第二次握手》名噪壹時）寫了約七、八千字的傳單稿《評〈造戶口反無理〉》，該文章鉛印了8000份，張貼散發到長沙的大街小巷，因為文字較好，說出了千千萬萬知青和他們的家長的心裏話，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1966年8、9月間，廣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領了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砸開檔案櫃，公布了某些奸汙迫害下鄉女知青的案例，開辦接待站接待更多的來京造反知青，還多次召開大會對安置辦領導進行批判。
鬧“經濟主義”者的訴求大體是以下幾個方面：
——下放職工要求復職，並補發下放費、退職費等。
——沒有下放的職工中有些人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應補發差額和獎金、補貼等。
——非正式職工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就業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與國營企業職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資與勞保福利，將計件工資、日工資改為月工資，享受醫療保險和病假工資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夠加入工會，建立自己的群眾組織。
——反映與單位領導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懲罰這些領導幹部、伸張正義。
——要求發放各種文革活動經費，如串連費、宣傳費、袖章費，或要求脫產參與運動期間工資照發，或要求單位提供運動所需的設備工具，如擴音器、喇叭、汽車、自行車等。
——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將戶口遷回城市。
必須指出的是，從情理上看，這些訴求是合理的，但當時國力不可能滿足。被送到農村的職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讓他們回來，當時城市沒有這麽大的承受能力。國家財政也沒有能力給臨時工、合同工補發工資。政府對勞動者欠債太多，無法壹次還清。如果他們強制要求實現自己的訴求，必定會發生對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和“高尚”目的，這些為利益而爭的勞動者的行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壹樣。他們的結局必然是悲劇。
“全紅總”的組織狀況及其活動
在爭取經濟權益群眾組織中，影響最大的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
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鎮壓的人們逃到北京。他們中有壹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門內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合同工、臨時工。相同命運的人聚集在壹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氣。他們經多次協商醞釀，11月8日，“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在冶金部二招成立。發起人來自北京、江蘇、安徽、廣西、貴州等省市。 “全紅總”領導核心很不穩定，1966 年11 月到1967 年2 月間，“全紅總”的領導核心“五人小組”，共有三屆，第壹屆：王振海(北京)、蕭碧璜 (又名方圓、周牧，貴州)、羅運泉(湖南)、廖閣夫(湖南)、郝維奇(北京) 。第二屆：王振海(北京)、方圓(貴州)、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第三屆：方圓(貴州)、楊政(湖南)、李晉瑄(北京)、金展雲(北京)、郝維奇(北京)。
?“全紅總”成立的當天，就組織了5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他們的合法性，給予註冊登記。但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王誌傑等不予理睬。因此，這壹靜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數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誌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在口頭上承認了“全紅總”是合法的造反組織。
王誌傑等看這聲勢越來越大，連忙向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馬純古、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壹報告，馬純古又聯名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交口的副總理李富春作了報告。12月8日，全國總工會經李富春批準，向合同工、臨時工表示：支持他們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合同工、臨時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報國務院。
12月5日，“全紅總”北京分團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接著，貴州分團、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等相繼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紅總”總部和全國各分團緊密聯系，每天收到各地寄來的幾千封信，信件內容大多是各地臨時工、合同工被解雇、受壓迫的嚴重情況以及維護權益的強烈呼聲。“全紅總”要求就改善臨時工、合同工待遇問題同國務院勞動部談判。
?12月22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復“全紅總”，確定23日在勞動部禮堂舉行三方會談。但到時又壹再拖延。壹再拖延說明這兩個部門有難處，但兩次延期激怒了“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們。“全紅總”總部會議決定：如果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他們還擬定了活動口號：
? 向劉老板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 徹底鏟除壹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 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壓！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2月25日下午兩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進入了天安門廣場。數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人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被阻斷了。人群壹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王振海發表鼓動性講話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向勞動部行進，下午五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泄不通。直到八九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全紅總”的頭頭們還在勞動部會議室沒有離去。中央文革聯絡員通知他們，中央領導人要接見“全紅總”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點，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人大會堂東會議廳，隨同的有《解放軍報》代總編輯胡癡、《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江青坐下後的第壹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妳們的！” 江青情緒激動地說：“合同工也是無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工人，妳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什麽合同工，簡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們（指在座的部長）眼裏簡直就像後娘生的。”江青聽了代表們控訴後流著淚說：“我流淚不是軟弱，是因為看到了真正的同誌！我感謝妳們，妳們給我上了壹堂生動的課！”當代表們控訴到有的工人們因為被解雇後投河上吊，賣兒賣女的時候，江青哭著說：“同誌們，我不知道事情會這麽嚴重，我對不起同誌們啊！” “他們都是老爺（指那些部長），我是壹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大意如下）：1、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2、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得解雇臨時工合同工，必須照發工資。從1966年6月1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上班，工資補發。3、現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周恩來也持這樣的態度，他說：“現在發現臨時工、合同工問題很大，合同工、臨時工，還有半工半讀，實際上完全是資產階級剝削思想。半工半讀，在生產總額中算進去，但工資總額不算，編制也不增加，學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讀每月十幾元，半工半讀到工廠不是學生又不計報酬，半工半讀每天勞動多是6—8小時，剝奪了勞動果實，這是新的剝削方法，這種剝削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來到處鬧事，最典型的是大慶油田，油田盡管存在二派，生產還是很平穩的，形勢是好的，八千多人現在放假鬧革命，每月拿十幾塊錢，妳剝奪我的勞動果實，我不幹了！到處串連，白天睡覺，晚上打砸搶，把壹個最高級的設備破壞了，這就是處罰。列寧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的處罰，主席加了壹句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處罰。’劉少奇就是機會主義，他所發揮的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在工廠就為這個鬧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臨時工不轉正，不享受公費醫療，沒有勞保，把工人階級壹分為二，當然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壹開始，要麽轉正，要麽不上班。”
12月27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汽車，把“全紅總”的頭頭們接去，讓他們在全總大樓辦公，住宿在小灰樓。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國總工會的壹切工作。直到“全紅總”被取締。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簽署《聯合通告》。《聯合通告》基本內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條：１、為了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壹律不得解雇。２、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３、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聯合通告》簽發後，立即送《工人日報》印刷廠套紅大字鉛印30萬份，同時向中央文革和國務院報告。1月4日壹大早，中央文革決定緩發《聯合通告》，接著決定銷毀已印好的《聯合通告》。 但是，“全紅總”不願將爭到手的成果毀於壹旦，有人在昆明將《聯合通告》大量翻印，發往全國。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實。
1月8日晚8時，“全紅總”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壹百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李敦白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由蕭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紅總”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工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幾位代表發言後，外國記者紛紛提問，由蕭碧璜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12點鐘才結束。解放軍報記者（此時為中央文革《快報》組成員）邵壹海出席會議，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二十人到會采訪。會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成為“全紅總”頭頭們“裏通外國”的證據，也是以後逮捕他們的線索。
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次會議，說：“妳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在外國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麽話！家醜不可外揚嘛！妳們這樣做置中央於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和“全紅總”就很少聯系了。邵壹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表意見了。
1月16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會前周恩來要求大會要提兩個主要口號：壹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壹個“抓革命，促生產。”他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立即離京返回原地。1月17日，在接見首都紅衛兵壹、二、三司和解放軍文藝團體和國務院各部造反派的會議上，江青完全改變了原來支持“全紅總”的態度，還讓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紅總“壓回去”。1月19日，周恩來辦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讓“全紅總”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產。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壹律撤銷。
1967年2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布告》，宣布：“經查：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農場紅色造反兵團等組織，為反動組織。他們大肆進行造謠汙蔑，挑動武鬥，大搞經濟主義，沖擊國家首腦機關，搶劫、破壞國家財產，霸占房屋，奸淫婦女等壹系列罪惡活動。根據廣大革命群眾的壹致要求，決定予以取締，逮捕其首要分子和個別極壞的分子，對受蒙蔽的壹般成員，只要他們承認錯誤，揭發反動頭目的罪惡，立即返回原地區、原單位，壹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紅色第壹線戰鬥隊、全國軍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聾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為非法組織，決定予以取締。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謂全國性的群眾組織，都是非法的。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告，應當立即解散，它們的成員要立即回到原區、原單位。”
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壹九六七年壹月二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壹切文件，壹律作廢。”“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從1967年2月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北京市衛戍區分別逮捕了“全國滅資軍造反團總部”、“全國國營紅色造反兵團”、“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農墾戰士革命造反團”、“國際紅衛軍中國支隊”、“全國上山下鄉紅色革命造反團”、“全國聾啞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等組織的領導人40多人，前三個組織被定為反革命組織。
1967年3月初，全國各地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連的群眾無法統計。“全紅總”貴州分團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其中“全紅總”貴州分部負責人蕭碧璜刑期20年。蕭碧璜為貴陽市建築臨時工，貴陽“六六事件”時因看過學生張貼的反省委的大字報，在現場發表過議論，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狀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把自己寫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讓住在這裏的臨時工、合同工傳閱，引起了共鳴，對成立“全紅總”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貴州後組織“全紅總”貴州分部，成員達3000多人。
上海的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鬧經濟主義比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經濟要求的也是沒有穩定職業的臨時工、合同工和外發加工的外包工；接著是大饑荒年代被迫回鄉的上海職工；以後又進壹步發展到支援內地的職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組織最初名為“上海市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不久，為與全國的這類造反組織統壹，改稱“上海市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們要求享有職業保障，工廠不得辭退臨時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要求與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同等待遇。壹些在“文革”中被工廠辭退了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恢復工作。此類人員召開大會，逼著幹部簽字。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見全國臨時工、外包工造反組織代表並表達同情的講話傳到上海後，臨時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動達到高潮。大批被解雇的臨時工、合同工紛紛回到工廠要求復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共精簡國營單位職工31.2萬人，其中18.3萬人回農村，12.9萬人到上海城鎮街道。。當年精減城市職工時，其它地方的精減對象是1958年從農村來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業城市，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將很多老工人當成精減對象。到1967年年初，當初被動員回農村的18萬人中，有5至6萬人回到上海。他們提出：“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復工！”的口號。那些當年被辭退到上海街道城鎮的12.9萬人，雖然以後有壹半左右陸續進了小集體所有制的裏弄生產組或街道工廠，但他們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體所有制的原廠工作。
60年代上海為減輕就業壓力，曾動員許多當時被稱為“社會青年”的無業青年和剛從中學畢業的學生去上海郊縣農場或遠在新疆的農場工作，這種動員大多是半強制性的。“文革”中他們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將戶口遷回上海市區，不願再待在艱苦的農場或邊疆。如上海郊縣的長興島，各農場共有下鄉青年1萬多人，跑得只剩100人。文革前，為了搞三線建設，上海壹批職工被調往內地。現在這些職工也返回上海鬧戶口。僅儀表、化工、機電壹局三個局支內的26000名職工中有2萬返回。
在國有企業裏，有些單位認為過去評定的工資級別不合理。有些單位的職工提出，本單位的領導在過去加工資時，沒有按照有關文件辦理，壓低了工資標準，因此要求按當時的文件重新評定自己的工資級別，並補發這些年的差額。如上海圓珠筆廠工人提出過去評級不合理，要單位領導同意將凡工資低於1963年該廠平均工資的，壹律提高到平均工資水平，並自1963年始補發，共補７萬多元。國務院規定學徒工的學徒期限可以依工種的繁簡分為技術工三年、熟練工二年。上海卻壹律規定為三年。學徒工沒有工資只拿18元津貼，正式工起點工資便是42元。而壹些學習技術工的被分配到熟練工的工種，這部分人紛紛要求縮短學徒期並補發工資差額。上海第二商業局1967年初曾補發工資63.7萬元，主要便是用於學徒轉正期三年改兩年這壹項。上海港務第四裝卸作業區為此壹次補發近4萬元，平均每人補發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
面對各類人員越來越高的經濟要求，各級幹部處於兩難困境：簽字同意各種要求，不符過去的政策；但若頂著不簽字，又可能激怒群眾，使事態擴大，還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眾對抗的帽子。
為了緩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後不久，同意將上海郊縣的“亦工亦農”回鄉工人的收入從與生產隊四六分成改為百分之壹百歸回鄉工人。11月22日，中共華東局代表、華東局工業辦公廳主任黃宇齊與上海市勞動局副局長於永實簽字同意臨時工、外包工六項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勞動局局長王克在支農回鄉工人的要求上簽字，市勞動局將這兩份簽字的協議於12月2日作為正式文件下發。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長宋日昌為首的勞動工資接待小組。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主持市委會議宣讀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的指示：“現在很被動，要爭取主動，對他們的要求，要盡量解決。”12月15日，市勞動工資委員會向中央打報告希望給予明確答復。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與群眾協商時對幾個具體問題的暫行處理意見》，共七條。內容不但包括臨時工、外包工等的工資福利，還包括全民和集體所有制職工的勞保待遇、病假產假工資、學徒期限、交通補貼等等。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書記、市長曹荻秋在有關會議上傳達市委書記陳丕顯的意見：“經濟問題放松些，不要頂”。會上討論了五條：1，1958年以後精簡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廠安排工作；2，社會青年要積極安排工作；3，街道工業可以先戴國營的“帽子”，適當增加勞保福利；4，郊縣五類地區的工資可考慮升到八類地區的標準；5，長期臨時工和外包工改為長工。。第二天，市勞動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條制定了兩個具體方案並將方案向下傳達。
市委領導的讓步，激勵了為權益造反的工人們，他們迅速抓住這個機會，尋找各種理由與當權者談判。幾天之內，這股風便迅猛地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所有的局長、處長、科長都成了寶貝，被人們爭先恐後地搶來搶去，逼著在各種經濟要求的紙條上簽字。僅鐵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簽了63份工資福利協議，金額達3,050萬元。
幹部讓步、工人們得到了壹些利益以後，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經濟要求。許多工廠和生產單位，人們無心工作，日夜包圍著各級幹部進行各種經濟談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離開生產場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裝卸量從日常的9萬噸下降到3.5萬噸。其它單位也出現了生產下降的情況。
由於給這些造反者發放種種補貼，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銀行門前都擠滿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壹天支出現金2800萬元。由於提款數量大、單位多，上海各銀行的現鈔幾乎被擠兌壹空。
拿到各種補發款項的人們，馬上購買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中百壹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總銷售額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壹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壹店壹開門，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壹擁而進，300多人沖向縫紉機櫃臺，100多人沖向自行車櫃臺；手表是最熱銷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壹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許多商品脫銷，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壹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住房極其擁擠。搶占房子也是經濟風的壹個方面。徐匯區天平路有200多戶搶占了房子，長寧區天山房管所壹個星期就把1600間房（可住1200戶）全部搶光。
本來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實行“經濟問題放松些”的指導思想以後，加速了自己的垮臺。張春橋等敏銳地看到了對他們有利的時機，就鼓動堅持政治造反的“工總司”對經濟造反者重拳出擊。1月7日，工總司在國棉31廠召開會議，討論經濟主義風潮。王洪文提出必須制止，他要求工總司馬上發傳單。當夜，以工總司的名義發出了《緊急通令》的傳單，呼籲工人不要脫離生產崗位，不要搶占住房，不要為工資造反，矛頭要指向走資派。工總司要大家回去動員工人把領到的錢統統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個造反組織在錦江飯店開會，討論起草了制止經濟主義風潮的《緊急通告》，陳丕賢讓朱永嘉坐在自己旁邊記錄會議發言。朱永嘉將大家的發言歸納為十條，修改後定名為《緊急通告》，陳丕賢最後審定。1月9日，以“工總司”為首的32個造反組織署名的《緊急通告》在《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緊急通告》指出：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工作崗位，成為“抓革命，促行產”的模範；動員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機關幹部和各單位工作人員立即回滬，搞好本單位文革，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各單位當權派簽發的外出串連證明立即作廢，各單位發出的串連費由當權派簽發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產經費、工資開支、文革經費、辦公經費和其它正當開支以外，各企業、事業單位的流動資金壹律凍結，保證國家經濟不受損失；關於工資調整、工資補發、福利待遇等放到運動後期再作處理；不準任何人強占公房，已入住者限壹周內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32個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說：“ 《緊急通告》好得很。妳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號召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驗，壹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1月11日，毛澤東要求向全國廣播《緊急通告》，《人民日報》轉載並發編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通知說：
有壹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目標，挑動不明真相的少數人大鬧經濟主義，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他們用各種經濟收買的手段，企圖把壹些群眾引向經濟主義的邪路，不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單純追求個人的暫時利益。他們不但要恢復而且要擴大過去關於工資，福利制度中的壹些錯誤措施。他們煽動壹些群眾要晉級加薪，隨便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物質。他們煽動前幾年下放到農村業已參加農業生產的群眾，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經濟要求。有些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不按國家規定，強行到銀行提款。地富反壞右分子也乘機妄圖擾亂國家經濟生活，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央認為，必須立即制止這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立即制止這種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
中共中央這個通知發布後上海的經濟主義風潮還沒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農工人回滬造反總司令部”組織六七萬人到人民廣場靜坐示威，並帶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他們說：“我們是老工人，不屬於當年精簡下放的範圍，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不針對我們。”他們高喊：“壹天不見，壹天不散！”“我們要復工，我們要飯吃！”“問題不解決，死也要死在人民廣場！” “工總司”對他們軟硬兼施，這些人終於屈服。在強大的“工總司”面前，他們還是弱勢。
經濟主義風不僅在上海壹地發生。湖北省長張體學在檢查中承認：“壹月風暴席卷全國，黨內的壹小撮走資派，孤註壹擲，喪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在這壹時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經濟主義的嚴重錯誤。我說‘娃娃們要熱鬧些，多給幾個錢’。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把文化大革命這場嚴肅的政治運動，引向了經濟主義的邪路。”
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聲勢，各地抓捕了壹些搞經濟主義的群眾組織頭頭，解散了這些組織。經濟主義風被 壓了下去。然而，廣大勞動者對自身權利的要求是壓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不得不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進壹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中發［68］10號，1968.01.18），重申了關於工資、、福利、獎金、附加工資、補貼以及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關系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運動後期處理。還威脅說：“壹切革命群眾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識破階級敵人利用反革命經濟主義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的陰謀，堅決把那些隱藏在背後進行挑動和破壞的壞人清查出來，交由革命群眾組織和專政機關嚴肅處理，情節特別惡劣的，必須依法懲辦。”
從這個文件看，經濟主義和反經濟主義，實際是國家利益和勞動者利益的博弈，國家要維持計劃經濟體制，只能用強力打壓勞動者的合理訴求。但是，職工的合理訴求壹直沒有停止，內蒙古“石拐溝煤礦工潮”就是壹例。1969年夏秋之交，礦務局革委會在清理過期檔案時，發現壹份文革前煤炭部下發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礦工人的附加工資（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這對於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來說是壹個不小的數字。但烏蘭夫當時以財政困難為理由，沒有執行這個文件。消息傳開，全礦五萬多工人向革委會施加壓力，要求補發這筆錢。由於數額太大，革委會不敢作主。於是，工人長時間的罷工。全礦工人十分團結，本來已分為兩派的群眾組織並肩作戰。在數萬工人的圍攻下，礦革委會主任楊秀（領導幹部）和副主任呂華（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簽字，另壹位副主任（軍代表）不同意。最後，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歡喜。但是，好景不長。1969年12月19日，中央對內蒙全面軍管以後，軍管會對礦革委會突然襲擊，由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了大禮堂，當場逮捕了楊秀和呂華，宣布周恩來代表中央對工潮的定性：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壹次經濟主義妖風，是性質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楊、呂二人判處死緩，補發給職工的工資再從工資中逐月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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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老紅衛兵被打垮，“聯動”分子被抓，大批幹部被打倒、被批鬥。“壹月奪權”以後，各級官僚機構癱瘓了，黨的組織活動停止了，造反派大亂天下。革命元老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開始抗爭了。革命元老們的抗爭，當時稱為“二月逆流”。伴隨著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國各地的軍政官僚們對造反派施行了新的壹輪鎮壓，當時稱為“二月鎮反”。這壹輪對造反派的鎮壓，從1967年2月開始，壹直持續到夏天。
革命元老們的抗爭
邱會作回憶說：當造反派鬥爭的矛頭指向我們時，高級幹部自發地起來反抗。有的通過“抓生產、抓業務”的方式來“壓革命”；有的搞純學術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讓群眾亂，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觀；有的組織勞動模範、黨團骨幹參加“四大”；大膽的就刁難造反學生，暗中記賬，想日後整他們。我屬於最後壹種類型的人。
壹批革命元老們對造反派不滿意，對中央文革不滿意，他們經常在壹起議論。葉劍英家裏是元帥們的議論中心。同住西山的聶榮臻常去葉那裏，住在外邊的陳毅也常去。陳毅和葉劍英都是美食家，空軍常從南方給葉帶來壹些穿山甲、果子貍、蛇和山龜，他們邊吃邊談。不在軍隊工作的元老們也有壹個議論中心，是在李富春家裏。李富春是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暢又是毛的朋友，元老們想通過李富春把他們的看法傳到毛澤東那裏。這種不滿發展為抗爭：2月11日、2月16日懷仁堂中央碰頭會上的抗爭和中央軍委會上的抗爭。這些抗爭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猛烈地批評中央文革小組。
老帥和副總理們不是冒然地公開批評中央文革的，他們抓住了壹個機會：毛澤東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毛澤東的態度是捉摸不定、反復無常的。陶鑄本來是毛澤東要打倒的，但他對陳伯達、江青在1967年1月4日接見中南地區群眾會上公開宣布打倒陶鑄的作法又不滿意。12月10日，毛召開了壹次常委擴大會。毛在會上罵陳伯達：“妳這個陳伯達，妳是壹個常委（指陳伯達）打倒壹個常委（指陶鑄）！過去妳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妳相處這麽多年，不牽涉到妳個人，妳從來不找我！”然後罵江青：“妳這個江青，眼高手低，誌大才疏，妳眼裏只有壹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妳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只有陳伯達說了話，江青插了話。”毛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在這個地方說，在中央文革小組裏批評，在別的地方壹概不準談。”但是，葉劍英向老帥們和其他人講了，李富春向副總理們和其他人講了。毛批評中央文革，元老們很高興。
那時，不管是哪種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為是非，大家都知道毛是堅決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評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臉色，也要利用毛創造的機會。這次毛批評中央文革了，反對中央文革的人認為機會來了。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大軍區也受到沖擊。196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後移至西山）召開擴大的常委會，商討在軍隊裏搞“四大”的問題。會上，幾位老帥與江青、陳伯達的意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江青、陳伯達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指摘軍隊裏的運動沒有搞起來，總政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責任在總政，說肖華是“資產階級政客”。並責令肖華到當晚他們已經通知召開的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上作檢查。葉劍英、聶榮臻提前退出會場以示抗議。周恩來說：沒有我的命令，肖華不能到大會作檢查。周和葉壹起到毛澤東那裏請示匯報，制止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但是，還沒等毛的保肖指示傳達，軍內造反派就連夜到肖華家抄家抓人。肖華從後門逃脫，到西山葉劍英家躲了起來。第二天，軍委常委會繼續召開。參加會議的軍隊高級將領們知道了毛保肖的態度，紛紛批評中央文革。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誌要多聽毛主席的話。”江青也不示弱，追問肖華昨晚躲到哪裏去了。葉劍英拍案而起，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還批評中央文革：誰要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的結果！說話間，猛拍桌子，傷及右掌骨。這就是後來說的“大鬧京西賓館”。會後，葉劍英以召集人的身份向林彪告了江青、陳伯達的狀，把他們攻擊軍隊的說法全部向林說了出來，提出了要穩定軍隊的強烈要求。為了平息軍人的憤怒，1月22日，毛接見了這些軍頭們，壹方面要求軍隊站在左派壹邊，另壹方面又捺著性子聽軍頭們訴說挨整被鬥的情況，還表示贊成老帥們穩定軍隊的意見。林彪本來對中央文革批評軍隊有意見，看到毛的態度，就站到軍頭這壹邊，把江青叫到家中，對她大發脾氣。
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中央碰頭會。葉劍英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妳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妳們還嫌不夠，還壹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妳們想幹什麽？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聶榮臻對抓“聯動”成員強烈不滿，他說：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妳們不能為了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1967年2月16日，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參加者有譚震林、陳毅、李先念、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謝富治、陳伯達、康生、余秋裏、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這個會議原來是準備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的。會議開始前，譚震林質問張春橋：為什麽不讓陳丕顯到北京來？張春橋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壹下。譚震林說：“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咧！妳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妳們把老幹部壹個壹個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抓，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這是用反動血統論來反對反動血統論。蒯大富是什麽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壹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壹次，超過了歷史上任何壹次。”“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譚震林越說越激動；“我不該早年參加革命，我不該很早入黨，不該活六十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要退出會場，周恩來叫他回來。陳毅對譚說：“不要走，跟他們鬥爭！”“這些家夥上臺，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陳毅還說：“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了嗎？他壹上臺不是搞修正主義嗎？” 陳毅還說：“現在搞的是什麽革命？比當年王明還王明！真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陳毅還提到延安整風，他說：“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了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要證明。” 陳毅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年延安整風的積極分子劉少奇、彭真這壹批人現在反毛澤東思想很起勁，現在搞文革的積極分子將來也會變。李先念說：“老幹部打倒了，革命靠什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就是從《紅旗》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麽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掉了。” 周恩來問陳伯達和康生：《紅旗》13期社論這麽大的問題，為什麽不跟我們打個招呼？吵到下午7點，周恩來宣布散會。這個會沒有宣布開會，只宣布散會。在會議中間，周恩來知道事情嚴重，他主持的會議，恐怕脫不了幹系，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報告，毛派汪東興來聽會。
這就是以後說的“大鬧懷仁堂”。
會後，王力、張春橋、姚文元作了追記，由王力執筆寫成壹個記錄稿，經陳伯達、周恩來修改，周恩來作了幾處補充，加了幾處字數不多的插話。王力和關鋒把周恩來、陳伯達修改後的記錄稿交給中央文革辦公室的王廣宇，讓他謄清後找壹個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對，印15份後馬上拆版。王廣宇對周恩來修改印象最深的壹處是：當譚震林氣呼呼地說“我不幹了，叫妳們幹吧！”時，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會場，這時，周總理拍了桌子厲聲說：“回來！坐下開會。”王力的原稿沒有這句話，是周恩來自己加上的。記錄稿後面署名的是“張春橋、王力、姚文元追記”。當晚，王力給王廣宇開列了壹份分送記錄稿的名單，大約十來位，有主席、林彪、總理和部分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還有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江青、戚本禹。看過原件的高文謙指出周恩來增加的內容是：在陳毅說總理在延安挨整的後面加上了“應該檢討，整得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還特別註明：“陳毅先挑撥康老，後挑周”。在陳毅明顯針對林彪並影射毛的話後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周恩來宣布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告訴了江青會上的情況。江青說要立即告訴毛主席，晚上10點左右他們三人壹起到毛那裏。張春橋說：今天發生壹件事，要向主席匯報。接著把下午發生的情況向毛匯報了壹遍。匯報前面情況時，毛光笑，講到陳毅發言時，毛臉色變了，不再笑了。張春橋還匯報說，周恩來對《紅旗》13期社論沒有送他審查有意見。毛說：黨章上沒有規定社論要經過常委討論，並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壹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
譚震林覺得在懷仁堂話沒有說完，2月17日，他給林彪寫了壹封信，信中罵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則天。說他們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過的。許多高級幹部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信中說：“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心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的老幹部都倒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壹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拼下去。”林彪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並附了壹封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毛澤東批了“已閱”。16日晚上，江青帶王力向林彪匯報懷仁堂會上的情況，林彪只是聽，沒講多少話，談到徐向前，林說：“他不能代表解放軍。”還說：“陳伯達是壹個書生。”
在大鬧懷仁堂以後，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召集會議，那天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文革小組其它人都沒有參加。康生作了詳細記錄。毛在會上大發脾氣。他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裏，再找上薄壹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不夠，就把王明、張國濤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幹脆請美國、蘇聯壹塊兒來吧！”又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壹次不行就開兩次，壹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決。”周恩來勸毛不要這樣生氣，他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緩和了壹下空氣。當時決定召開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的“生活會”，還要他們三人“請假檢討”。康生回來後對中央文革的人說：“我跟主席這麽多年，從來沒有見到他發這麽大的脾氣。”毛還在會上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壹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壹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要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妳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
２月１９日，陳毅得知毛澤東的看法後，深感問題嚴重了，便連夜找了周恩來，並給毛澤東寫了壹信，請求見毛當面說清，但毛卻回信說陳毅“歷來犯錯誤”“改也難”等，暫不見。
元老們的抗爭被說成“二月逆流”。毛澤東深知，要反擊，必須穩住林彪。在毛召集會議大發雷霆的前壹天晚上，毛突然找葉群到他中南海的住處談話，壹開始，毛就怒氣沖沖地說：“葉群，我準備帶妳和林彪到南方去。”“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解放軍不跟我，我和妳們到南方另外組織壹支解放軍，重上井崗山，重新開始。”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著毛主席，永遠忠於毛主席。勸毛保重身體。毛說：“林彪同誌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今後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由妳來參加，回去以後把會議情況向林彪同誌匯報。”葉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澤東大發雷霆之後，讓周恩來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會議從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 次“政治局生活會”，對“二月逆流”的幾位元老進行批判。在此期間，陳毅白天是作為中國外交部長進行外事活動，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會上發言十分激烈。康生說：“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這是十壹中全會以後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政變的預演，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這些元老搞的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幾位元老壹個個作了深刻檢討。
在內部批判幾位革命元老的同時，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學生造反派領袖人物譚厚蘭、聶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層鬥爭的情況，說“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壹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因此，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譚震林！”“堅決反擊‘二月逆流’！”的大標語。壹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擊“二月逆流”的名義，加劇了與支持保守派的軍人對抗。
通過“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的批判，反對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潰不成軍。原來由周恩來主持的、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毛澤東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江青不買周恩來的帳，周恩來逆來順受，江青權勢大增，在政治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周恩來對江青、張春橋等人說：“以後妳們作決定，我給妳們辦事。”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過去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麽多元老鬧翻了，畢竟不是壹件好事。毛澤東雖然強硬，但深諳壹張壹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為了緩和壹下與黨內元老的關系，毛澤東親自出面和他們談話。說：碰頭會上的發言，對運動的意見，是老帥們發牢騷，是陽謀，不是陰謀。毛還笑著問譚震林：譚老板，妳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我們訂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五壹”節，周恩來乘毛澤東緩和之機，讓這些元老上天安門亮相。周又怕這些元老又鬧，就寫了壹封信：
陳毅、震林、先念、秋裏、谷牧五位同誌並告富春同誌：
五壹團結，不要又造成妳們五位同誌的錯覺，否認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壹個新的反復。妳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喪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麽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壹課。
為著預防妳們五位同誌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周恩來
1967年5月5日。
正如周恩來所警告的，毛澤東並沒有放過“二月逆流”這件事。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判“二月逆流”是壹項議程，再壹次對他們進行清算。這壹點後面再作交待。
各地的“二月鎮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會議室裏對文革勢力進行面對面的鬥爭，而全國各地的“二月逆流”則是對造反派的血腥鎮壓。成都軍區從2月17日開始，在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還稱之為“二月鎮反”。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是從二月開始的，壹直持續到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後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漢事變被平息後才完全制止。
部隊支左以後，壹些受部隊壓制的群眾組織沖擊軍隊。為了穩定軍隊，1月28日，中央軍委發出《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 “軍委八條”是各地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依據。關於軍委“軍委八條”，本書後面再介紹。2月上旬，毛對如何處理部隊受沖擊的問題作了壹個批示，大意是，絕不允許右派群眾組織沖擊軍隊，但要處置妥當，首先要做說服工作，他們占了壹樓，部隊退到二樓；他們占了二樓，部隊退到三樓。如果他們進壹步搶占三樓，部隊可以開槍自衛，但僅限鎮壓帶頭的右派骨幹。林彪讓他的秘書張雲生把這個批示送給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劍英立即向軍委擴大會上傳達了毛的批示。葉說，從這個批示看，主席對軍隊的穩定非常重視、非常關心。這樣，軍頭們就得到了可以開槍的許可。當時毛心中的右派應當是保守派。但是從穩定軍隊這個角度來看，沖擊軍隊的都是右派。
對造反派的鎮壓有兩種情況：第壹種是反對文革的軍政官僚和保守派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施實的，這種類型的“二月鎮反”的思想傾向，是和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種情況是在革委成立前後，支左軍隊和壹部分造反派鎮壓另壹部分造反派。鎮壓的理由是這壹部分造反派反對革委會（或革委會籌備小組）。第二種類型的“二月鎮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沒有共同的思想傾向。青海“二二三”事件屬於第壹種情況，貴州的鎮壓屬於第二種情況。從1967年2月到5月，全國規模的鎮反的慘烈程度超過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反運動。不過，沒有像五十年代那樣槍殺七十多萬人，而是投入監獄。在這幾個月鎮反中，全國抓了數以百萬計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監獄裝不下了，把寺廟改成監獄關人。
“鎮壓反革命”、維護軍隊穩定，是中共產黨的基本主張，也是毛澤東的壹貫主張。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批準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即“公安六條”），要求公安機關“采取恰當的方式，加強對敵人的專政”。在群眾組織沖擊部隊的情況下，軍政官僚們在鎮壓群眾時，都亮出了“公安六條”和“軍委八條”這兩把“上方寶劍”。
下面介紹1967年二三月間幾個地區鎮壓造反派的情況。
青海“2·23”事件
大饑荒年代，青海大量餓死人，按青海省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非正常死亡人數10 .29萬人，占全省總人口的5%。實際上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高出此數。1961年春，周恩來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到青海任第二書記兼省長，同時，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楊植霖調任西北局書記，兼青海省委第壹書記。楊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黨、政日常工作主要是王昭。為了解決大饑荒問題，王昭在青海做了很多好事。但在處置大饑荒問題中傷害了壹些人，在以後的四清運動中又過左，傷害了更多的人。王昭傷害的多是壹些上層人物，文革前夕大多數已甄別平反，這些人影響著文革初期的輿論，王昭就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對象。文革壹開始，羅瑞卿已被打倒了，王昭到青海前是羅瑞卿的副手，這也是造反派要打倒他的原因。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報》發表了題為《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的社論，轉述了４月中旬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話精神（《青海日報》社長程光遠兼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較早知道毛的講話。社論由程光遠授意，陳逸起草），號召群眾起來造反。西寧群眾圍繞“六三社論”，展開了空前規模的街頭大辯論。群眾組織“八壹八紅衛戰鬥隊”(簡稱“8·18”)支持“六三社論”；“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簡稱“捍衛隊”)反對“六三社論”，省委書記楊植霖了解當時的中央精神，表示同意“六三社論”，支持“8·18”；而省長王昭則堅持運動初期的認識，對“六三社論”持不同看法。所以，“8·18”保楊揪王，“捍衛隊”保王揪楊。兩派組織了辯論會，辯論中針鋒相對，互不相讓。隨著矛盾沖突的激化，兩派出現了武鬥，並逐步升級。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壹月風暴”影響下，青海“8·18紅衛兵司令部”等27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了《青海日報》。
中共中央發出軍隊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之後，1967年１月２３日，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兼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主持召開了省軍區常委會，學習中央決定，下午６時，通過了支持“8·18”的方針，上報了蘭州軍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和多數幹部不接受這個決定。軍區常委會後，軍區機關幹部便召集會議，成立了“青海省軍區機關革命造反群眾司令部”（後改為指揮部）要求取消支持“8·18”的決定，並推出副司令員趙永夫作為首領，趙當仁不讓。青海省軍區內，趙永夫的支持、追隨者是多數。當晚９時許，他們沖進省軍區機關揪鬥劉賢權，扒掉了他的帽徽領章。劉賢權被軟禁，電話切斷，門口放雙崗，警衛、秘書均不能接觸。後來劉賢權被保守派揪到軍區機關批鬥、毒打、隔離，家也被抄了。洗恒漢回憶錄說，趙永夫整倒劉賢權“事先事後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壹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洗恒漢當時是蘭州軍區政委，周恩來讓他主持甘肅、青海、寧夏、陜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洗恒漢可能不知道，1月26日，趙永夫派彭克端、白玉興等三人到北京向中央軍委請示。據彭回來匯報：“徐副主席講西寧部隊聯合行動好；劉司令員有問題，與劉誌堅、梁必業有關系。”徐副主席是徐向前。這可能趙永夫的底氣。
軟禁中的劉賢權起草了電報：“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紅衛兵）總部、捍衛隊是保守組織，界限非常明確，我們堅決支持8·18。”他要求發給中央，機要員卻把電報稿退了回來，答復是：“趙副司令不同意發。”劉賢權的夫人安紹傑把電報稿用紗布纏在腿上，穿上棉褲，請假到了蘭州。蘭州軍區把電報發給了中央軍委，沒有回音。
1月25日，趙永夫邀請青海駐軍各部隊負責人開會，解放軍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即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支持。趙永夫成為青海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此時，中共青海省委內部也意見不壹。王昭早於壹月中旬離開青海治病，省委第壹書記楊植霖支持“8?18”打倒王昭。楊植霖幾次召開會議，支持“8?18”奪權。1月29日，青海“8?18”奪了省委、省人委的權。“8?18”名義上奪了權，其實只是得了幾枚公章，並無任何實際權力。他們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報》社。
《青海日報》為造反派大造輿論，報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報社裏“8·18”占絕對優勢，編輯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是“8·18”這壹派的。趙永夫視《青海日報》為眼中釘。洗恒漢在《風雨八十載》中稱，趙永夫曾多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
２月３日，以趙永夫為核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西寧地區部隊聯合指揮部”動用青藏公路使用的２５０多臺戰備車輛，進行“支持革命派，鎮壓反革命”的武裝遊行。
2月14日，趙永夫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區司令部的名義發布公告稱：《青海日報》在壹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操縱下，歪曲事實，制造謠言，進行虛假的宣傳報道，欺騙中央，欺騙青海省廣大革命群眾，對青海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了嚴重的破壞作用。決定自即日起，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按這個公告，軍管小組準備進入報社。報社職工堅決抵制，20多所學校的紅衛兵湧進報社，“保衛報社”。進入報社參與保衛的造反派超過了兩千人，住在臨時搭建的帳棚裏。軍隊要求報社中的“8·18”撤離，“8?18”堅持守不退。西寧市各“8?18”成員組織劃分地段守衛報社。軍隊包圍了報社，通向報社的主要道路和被軍隊封鎖，成百人趟過刺骨的河水，給守報社被圍的人員送飲食和棉衣。
15日，趙永夫支持的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衛隊等連日遊行，支持對《青海日報》社軍管。
19日，“8?18”等組織遊行示威反對軍管《青海日報》。途經《青海日報》社時遭對立派阻攔。“8?18”的車輛不慎壓死了捍衛隊成員張桂蘭，矛盾更加激化。當天，趙永夫和張曉川主持會議，擬將“8?18”定為反革命組織。
雙方在《青海日報》社僵持的九天九夜，省軍區向中央軍委發電報，說“8·18”在報社裏“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幾個人被活活打死。”說“8·18”“擁有槍支、彈藥”“呼反革命口號”。據當時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說，青海軍區發來十來份電報，林彪“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著急。”
21日，趙永夫再次主持會議，確定23日取締“8·18”，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
23日上午八時，西寧全城戒嚴，街上空無人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立即取締反革命組織8·18，如再非法活動，壹定嚴加懲辦；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省軍區調動獨立師、獨立團的部隊，計十三個連，團團圍住《青海日報》社，並截斷了與外地的壹切通訊聯絡，斷絕了由西寧通向蘭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準壹切車輛通行。?趙永夫在臨近的賓館指揮。報社地勢較低，架在周圍樓房、高地的機槍居高臨下。針對軍人的行為，8·18的廣播站不斷發出抗議的聲音。
11時10分，軍隊槍擊8·18的廣播站，所有喇叭頓時全啞。下午2時，賓館（趙永夫的指揮所）和報社後門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頓時槍聲大作，十幾分鐘，幾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死傷群眾３４７人，其中：亡１６９人，傷１７８人”。
壹位現場目擊者（報社女工作人員）的回憶：
事件發生的前壹天晚上，在軍區政治部工作的壹個熟人悄悄透信給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報社，那裏將有重大行動。我立即意識到即將發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我剛起床，就有壹個同誌神色倉皇地來我家告訴我，從北大街通向報社印刷廠（那時報社人都在印刷廠上班）的北門坡已經實行戒嚴，禁止人車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臉，隨來人壹起疾行至北門坡想看個究竟。在離北門坡大約還有５０米的地方，就已感覺到氣氛異常。坡上坡下布滿了武裝崗哨，戰士們個個表情嚴肅，嚴密監視著周圍動向。坡下通往報社的馬路已被機槍嚴密封鎖，除非有當時的特別通行證，否則，任何人休想通過。我和壹些人只得站在坡頭的封鎖線外，擠在人群中踮腳翹首向下遙望。大約上午１０點鐘光景，報社方向忽然槍聲大作，它告訴人們鎮壓行動確已開始了。……為了了解確切情況，槍聲壹停，我便隨著人流抄小路（小西門的城墻缺口）湧到報社印刷廠附近，這裏正是多日來兩軍對壘的地方。我踮腳壹看，不禁大吃壹驚，只見壹排排屍首倒臥在血泊之中，沾滿血跡和塵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處都是，有的掛在樹梢上，有的飛到低矮的屋頂上。可以想見那些手無寸鐵的‘造反派’，壹旦看到子彈真的向自己射來時，是如何地驚慌失措。我萬沒想到和平時期鬥爭竟會如此殘酷！
事件發生後的當天下午二時，總參作戰部打電話問及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麽事？為什麽軍隊、地方電話都打不進去？接電話的副政委王文英當時還不太了解情況，經他與趙永夫聯系後，回話說：“西寧市‘8·18’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首先開槍打死打傷幹部戰士，軍隊為了自衛，實行了還擊，現已平息暴亂。” 葉劍英副主席晚8時看到了趙永夫的加急電報、“戰報”以後，給趙永夫打來電話。電話是青海駐軍55師師長陳如意接到的，陳如意就交給趙永夫接聽。葉帥聽了趙永夫匯報後說：“妳們打得好……對反革命分子要徹底查清，堅決打掉。今晚會不會有反復？”趙永夫答：“今晚不會有反復！”（保密機電話記錄存青海省軍區並已報中央軍委。）趙永夫接完電話，興奮地對大家說：“特大喜訊，不是葉帥電話，是林副主席打來的電話……”在場的“聯合指揮部”五人小組成員都非常高興，有人拿起電話向下傳達特大喜訊。第二天清晨，“捍衛隊”的群眾組織爭先恐後地將特大喜訊傳單貼上了大街，並展開了大搜查、大逮捕。事後軍管會調查：有10157人遭到監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綁、吊打、灌涼水等各種殘酷刑法的折磨。《葉劍英年譜》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條目也證實了葉劍英對趙永夫的稱贊。
趙永夫為了欺騙視聽，將現場做了壹些安排後，搞了個“屍體展覽”，讓群眾參觀，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8·18’犯下的滔天罪行”，還押解著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墻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是斑斑血跡，有的屍體還在燃燒，發出薰人的惡臭。被丟棄的帽子、鞋子壹大堆。
繼‘2·23’事件後，24日又鎮壓了民族學院的學生，打死打傷12人。”
三月初，解放軍總政治部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幹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趙永夫卻多次在這個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他成了“平暴英雄”。可見中央軍委支持趙永夫，偏聽了趙永夫的匯報。
不久，中央文革接待了大量的群眾來信、來訪，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連生死不明。
３月１１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寫的材料上批示：“可以調查壹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共進行了四次調查會，前三次調查的結果是學生手上沒有壹支槍，更沒有開槍。
３月２４日晚至２５日淩晨２時半，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安徽廳主持處理“2·23事件的會議，這是第四次調查。趙永夫、張曉川等當事人、群眾組織代表和北京到青海串連的紅衛兵參加。會上，進壹步查清了“2·23”當天的壹些細節。當面證實“8·18”沒有槍支彈藥。最後周恩來宣布了中共中央對青海問題的決定。然後大聲說：“解放軍同誌，把他們三個帶走！”解放軍上去揪趙永夫、張曉川、王昭的領章、帽徽，把他們押了下去。王昭在門口哀叫：“我和他們沒有關系！”
3月29日晚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蘭州軍區洗恒漢和康健民參加，青海的劉賢權和張江霖也參加了會議。會議壹開始，周恩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稱：根據毛主席和林彪同誌3月11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批示，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復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壹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誌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零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8·18’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8·18’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支，並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8·18’群眾，並沒有槍支。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壹支槍。”
中央軍委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誌協助。向群眾宣布“8·18”為革命群眾組織。2月23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眾和幹部，壹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此時，輪到原來支持趙永夫的壹派群眾受難了。趙永夫的妻子淩勤元，不堪忍受無休止的批鬥，於1967年5月21日，在列車奔馳中，縱身跳入了鐵軌，頃刻身亡。“捍衛隊”的骨幹分子也被清查。
1976年毛、周逝世以後，葉劍英指示洗恒漢，讓他把趙永夫從監獄裏放出來，給予平反。?在葉的壹再催促下，洗恒漢把葉的指示向當時的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政委宋長庚作了傳達，張江霖和宋長庚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親自宣布處理的。這麽嚴肅的事情，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就憑葉劍英壹句話，我們不敢放人，也無權平反。日後出了問題，空口無憑，我們去找誰負責？”。後來，葉劍英又親自派遣總政的兩個幹部來蘭州，向洗恒漢傳達他的指示，要洗出面把張江霖、宋長庚找來蘭州談為趙永夫平反的事。洗將張江霖和宋長庚叫到蘭州後，總政的來人向他們當面傳達了葉劍英的指示：盡快把趙永夫從監獄裏放出來並給予平反。張江霖堅持沒有中央正式文件，僅憑葉帥個人壹句話，我們不好辦。洗提議：總政的同誌是否回北京向葉帥報告，最好請中央能下達個文件，便於下面執行，也好給群眾解釋。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劍英幾次提到洗“不聽”他的“話”，“不執行”他的“指示”。不但將洗打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張江霖也成了“四人幫”在青海的“掛帥人物”。趙永夫還是按葉劍英的意願獲釋，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1987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
內蒙學生被槍殺
1967年1月下旬，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爭奪《內蒙古日報》時，軍區支持保守派，抓捕軍內造反派，和保守派壹起圍毆沖擊軍區的造反派。二三月間，在保守派的配合下，在呼和浩特市和其他地方，大量攻打、抓捕和毆打造反派和其他群眾。
2月5日中午，數百名內蒙古造反派學生和工人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內蒙古軍區大院的南門外靜坐，抗議內蒙古軍區鎮壓造反派，當時周圍還有上千的圍觀者。壹個20多歲的學生拿著擴音器帶領大家呼口號：“強烈要求軍區檢查錯誤！”“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軍區辦公大樓前築起了臨時工事，主樓頂上還架起了機槍，對準門外靜坐的造反派。中午12時15分，壹名軍官右手插在褲兜裏，從軍區辦公樓裏出來，到大門口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喝道：“不許胡喊，這是軍區！”學生回答：“就喊！”軍官威脅道：“再喊就斃了妳！”學生的回應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軍官突然從褲兜裏抽出手槍，對著這名學生連開兩槍，學生應聲倒地，鮮血從前胸汩汩湧出。3個小時以後，那位學生傷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韓桐，內蒙古師範學院外語系四年級學生，是學生造反組織“呼三司”的成員。開槍殺人者是內蒙古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
四川鎮反
由於支持保守組織“產業軍”，成都軍區受到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強烈反對。2月11日，成都軍區抓捕了壹批軍隊內部的造反派，激起了社會上相同觀點群眾組織的憤怒，“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到軍區門口要領導接見，遭到拒絕後靜坐示威。1967年2月17日，葉劍英簽發了中央軍委致“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公開信，嚴厲斥責造反派，警告造反派頭頭，如果繼續煽動群眾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沖擊軍事機關，由此產生的壹切嚴重後果必須由他們負全部責任。成都軍區用飛機在全省範圍內散發80萬份《2·17公開信》。成都市實行全城戒嚴，並在全省範圍開展“二月鎮反”。
壹輛輛軍車載滿裝滿荷槍實彈士兵，分別開到壹些造反派集中的單位。在保守組織“產業軍”的積極配合下，成都軍區與地方公檢法聯合行動，逮捕了大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團”頭目和骨幹份子。成都地區這個最大工人組織“成都工人造反兵團”被定性為反動組織，從總部到基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四川大學8·26戰鬥團”的領導者和骨幹成員大批被抓，其余的成員則被要求承認錯誤，檢舉揭發“壞頭頭”，揪出“黑後臺”。和這兩個組織關系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許多機關造反派、教師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都受到株連。全省取締造反群眾組織1100多個，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和骨幹分子8萬多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33000多人。。成都市的監獄暴滿，不得不都把寺廟改成監獄關人了。另壹個數字是抓了十萬人。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誰叫妳搞‘二月逆流’，壹抓就是十萬人？······妳抓錯放了就是了。妳說問題得解決嗎？不是都放了嗎？（張國華：還剩五百人，都是壞人。）妳放了九萬九千五百嘛，還不是自己搞錯了，放了就是了。
當年是省轄市的重慶，也實行了對造反派的強力鎮壓。據當時公安局“革委會”統計，全市從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軍隊支持的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誌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造反派提供的鎮壓數字比官方的數字大得多：被鎮壓的“反到底”派的重慶“公安紅壹方面軍”在壹個文件中稱：“據不完全統計，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重慶的“二月鎮反”不是保守派鎮壓造反派，而是軍隊和壹部分造反派（8·15派）鎮壓另壹部分造反派（反到底派）。全國各地的“二月鎮反”中，軍隊都是主角。
1967年2月22日，四川萬縣軍分區的高音喇叭宣布：造反群眾組織“主力軍”是反革命組織，“赤旗”是反革命幫兇，還反復廣播在壹些地段實行戒嚴的通告。學生不服，上街遊行抗議。接著，工人、幹部和市民也加入了遊行隊伍。軍人沖進“主力軍”駐地“真元堂”（原來是壹座教堂）不由分說地壹陣掃射，當場打死5人。打死人更激怒了群眾，更多的人要沖進真元堂搶屍體。在場軍官下令開槍，又有18人被當場打死。加上馬路上誤傷致死1人。共24人死亡。造反群眾擡著18具屍體開展了全城大遊行，後稱此事為萬縣“2·22”鎮反事件。接著，軍公區又開始大搜捕，幾乎各單位都抓人。幾十名造反派頭頭被 抓後，押到各單位批鬥。
湖北：《3月21日通告》
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通告》，將武漢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武漢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並勒令解散。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幹民兵為基本隊伍組成的“紅武兵”。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組織批判造反派的“壞頭頭”。軍區還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讓壹些支持軍區觀點的、和造反派對立的領導幹部，通過“抓辦”行使行政權力並壓制造反派。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在以後的“7·20事件”後的檢查中，也檢查了二、三月間鎮壓造反派的情況。他說：“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麽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壹起，有些聯系。······在軍內捉了兩百多”“把壹些當權派塞進來，張旺武、閆鈞、姜壹、夏世厚都塞進‘抓辦’。周總理去時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武漢的‘抓辦’，人武部領導的‘抓辦’，支持保守派，打擊造反派”，“扶植保守勢力，扶植‘三字兵’，這個大專院校‘三字兵’，中等學校的‘三字兵’，都是保舊省委的。已經幾個月的鬥爭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們承認它的組織，把它又恢復了起來”“發表‘3·21’通告，解散工總，這是發展到了高峰，把工人總部這樣大的組織解散了，也不調查，也不研究。報告報了，沒有批準就做了，解散工總，抓了工總的負責人。······叫後勤出汽車，先說抓二百，抓三百，結果壹夜抓了四百七。”實際上，在“3·21”通告發出的前幾天，即3月16日晚到3月17日晨，全市統壹行動，逮捕了“工總”領導人朱鴻霞、胡厚民、夏邦銀和各分部頭頭五百多人。
陳再道說的李迎希是井崗山時期的老革命， 1955年授少將軍銜。他雖為少將，卻在1955年至1965年為軍區第壹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還是行政六級，在全軍少見。1967年2月後陳再道停止了他的工作。1967年7月下旬，我和幾位清華南下串聯的同學到他家（茶港軍區高幹別墅區的壹幢小樓裏）訪問過兩次。他是壹位清臒的老人，他向我們介紹了武漢軍區高級幹部的腐化情況，他談到軍區壹位幹部貼了題為《茶港臭氣薰天》的大字報，揭露軍區高層的腐敗。李將軍還向我們介紹了井崗山時期殺“改組派”的情形。他對軍隊軍銜制度不滿，說：“什麽少將，中將，死了都成豆腐醬！”
福州鎮反
2月11日，福州20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壹次新反撲誓師大會”。福州了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在大會上批評了造反派沖擊軍區的行為，說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3月9日，在萬人大會上公開逮捕了造反組織“紅九二”總部負責人王金泉、福建省教工赤衛隊負責人蔡肇基、吳丘陵等人，並宣讀福建省軍管會公告，勒令解散壹些造反派群眾組織。3月22日，又召開大會逮捕了多人。據福建省軍管會統計，全省各地軍隊、人武部和軍管部門出面逮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締和解散了80多個群眾組織，逮捕了軍內和軍區機關違反“八條命令”8人，拘留65人。
貴州鎮反
1967年二三月間，貴州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000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貴州的鎮反是借中央文革的手進行的，而且是在革委會成立之後。沒有被吸收進入革委會分享權力的造反組織（激進的造反組織由於阻礙“大聯合”和“三結合”，因而被排除），或進入革委會後又被排斥的造反組織，起來反對革委會這個“紅色政權”，因而受到鎮壓。這種情況在1968年在各省發生的更多。
湖南鎮反
在湖南被鎮壓的是以“工聯”與“湘江風雷”組織為主的造反派，其成員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廠的產業工人為多，人多勢眾。這次鎮壓是湖南省軍區借陳伯達之手實施的。1967年2月初，湖南省軍區向全軍文革小組寫了報告，說長沙有個“湘江風雷”的群眾組織，搞打、砸、搶，火燒樓房、破壞公共財物，擾亂社會治安，是壹個暴行累累的保守組織。省軍區將“湘江風雷”這個造反組織說成是保守組織，正合中央文革的胃口。全軍文革小組則將這份報告又報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辦事組則將這個內容編進了他們每天都要編的《要事匯報》中，2月4日，陳伯達就是在這份《要事匯報》上，做了批示：責成湖南軍區把“湘江風雷”頭頭抓起來，並把“湘江風雷”定為反動組織。
“湘江風雷”本來是壹造反組織，是反省軍區的。省軍區得到陳伯達的“2·4”批示後，立即取締了“湘江風雷”，大小頭目大約數萬人被關。保守派帶路，軍人荷槍實彈，監獄、看守所容納不下，省軍區禮堂用來關人。有人統計，這次二月鎮壓中全省被抓的人超過10萬。
但事隔半年，武漢“7·20事件”以後，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幹決定》中，推翻了“2·4”批示，為“湘江風雷”平了反，全部釋放了所有因“湘江風雷”案而被捕的人員，並宣布“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
河南取締“二七公社”
河南文革共有三派，壹派叫“二七公社”，壹派叫“河造總”，壹派叫“十大總部”。“河造總”和“十大總部”聯手、共同對抗“二七公社”。1967年3月初，河南省軍區發布“聲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組織”，抓了幾千人。駐河南開封的第壹軍也向示威群眾開槍。3月8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幹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鄭大聯委（持二七公社觀點）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小時內寫出象樣的檢查。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壹批學生被鬥，讓他們低頭、彎腰、翻戴帽， 40多名鄭大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月9日，鄭大聯委頭頭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開封師院“8·24”的陳紅兵、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申茂功相繼被捕。
1967年二三月，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鎮壓甚至屠殺造反派的事件。
為了鎮壓造反派，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將坦克開進了南京城。許世友對軍內造反派更是強硬，他說：“沒有叫妳搞‘四大’，妳偏要搞‘四大’，把妳抓起來，那有什麽可說的？”南京軍區機關和駐三省壹市的所屬部隊有22人被捕、8人被開除，475人看管或隔離反省，南京市有十個造反群眾組織被取締，330多名造反派領袖被關押。吉林駐軍用飛機撒傳單批判造反組織“長春公社”，強迫“長春公社”成員打著白旗“請罪”。駐軍還實行“三個徹底”：即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改組，迫使“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壹五”瓦解。3月1日，廣州軍區宣布取締反革命組織“八壹戰鬥兵團”，壹夜抓捕2000多人，在3月份，還取締了壹系列造反派組織。在廣州國際貿易交易會前的3月22日至28日，壹周內逮捕群眾組織領袖508人。
被關在監獄裏造反派，期待北京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
對“二月逆流”的反擊
對各地軍政官僚鎮壓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北京的造反派召開“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打倒譚震林”巨幅標語貼滿了北京街頭。
3月11日，以首都紅代會及農林口機關造反派為主體的近百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首都徹底擊潰譚震林自上而下資本主義復辟聯絡站”。下午，北京師範大學“井崗山”等32個單位齊集農業部前召開了“揪譚”誓師大會。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萬人示威遊行，反擊“二月逆流”。遊行隊伍高呼口號：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打倒譚震林！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聶榮臻！
3月16日，178個單位13000人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聲討譚震林大會。3月19日，農口革命造反組織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譚震林大會。
造反派的領袖們紛紛發出反對鎮壓造反派的呼聲，如蒯大富發表《迎接第八個回合》的文章，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存在著壹股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這是自文革開展以來兩條路線的第八次交鋒。
面對保守派對文革的挑戰，面對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強烈反應，毛澤東舉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壓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中發[67]117號）。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提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通緝令，應壹律取消。”文件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文件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擊另壹方”。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中加了壹段話：“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壹些軍事院校沖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壹事看得太嚴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指出，現在有壹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將的某些缺點錯誤不放，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經垮臺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壹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強調“不準隨便捕人 ，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沖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不旭普遍認為民，軍委《十條命令》是對軍委《八條命令》的糾偏。
這壹系列信號，鼓舞著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他們熱切地交換各種信息，轉抄和翻印北京動態，舉行大大小小的集會遊行，到處刷出大標語:“徹底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各地都提出了打倒當地“譚震林”的口號，武漢提出“打倒武老譚！”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譚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組織紛紛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時的市中區又熱鬧起來了，常常可以見到人們在自發地辯論，有的直到深夜還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眾在人數上和氣勢上都明顯地處於上風。
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中央對處理各地的問題的基調是支持造反派、壓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合”。例如，5月7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就明顯體現了這個精神。這個決定明確指出，“產業軍”是保守組織，成都軍區在前階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區最大的走資派。這個決定還對成都軍區加以改組，由張國華出任成都軍區政委，梁興初擔任軍區司令。
在1966年底，毛澤東估計1967年底以前可以結束文革。1967年1月開始奪權以後，毛澤東說過“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更長壹點時間。”1967年3月7日，毛澤東批轉了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的經驗，同壹天，《人民日報》發表題這《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社論，要求師生回到學校“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中央還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連的學生壹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毛澤東還派解放軍對大中小學生分期分批實行軍訓。中央還要求各地跨行業的群眾組織，實行按單位、按部門大聯合。這些，說明文革開始進入收攏階段。
然而，1967的“二月逆流”和反擊“二月逆流”這壹重大反復，使文革形勢發生了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變化。
反擊“二月逆流”鬥爭的興起以後，出現了新的壹波造反高潮。“復課鬧革命”無法實行，解散跨班級、跨單位的群眾組織的要求也不能實現。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中重新掘起的造反派，組織規模急劇擴張，其橫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在1967年初，“川大8·26”和“紅衛兵成都部隊”只是大學生的組織。其他單位的造反派有的在觀點上傾向“川大8·26”，有的傾向“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在組織上還是各自獨立的。反擊“二月逆流”以後，許多組織直接打出“8·26”某某分團或“紅成”某某支隊的旗號，壹些外地外縣的造反派也從組織上並入了“8·26”或“紅成”。這樣壹來，“8·26”或“紅成”不僅成了跨單位跨行業，而且還成為跨地區的全省性組織。與此同時，串連活動也再度興起。造反派的學生們下廠下鄉，趕赴郊區外縣，幫助扶植和恢復那裏的造反組織，發展壯大自己這壹派的力量。經歷了“二月逆流”這壹番反復之後，運動非但沒有收攏，而是更加擴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於在各地實行以造反派為主體的大聯合、進而建立三結合的革委會的指導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壹些支左部隊的強力抵制，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和重組。保守派組織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不同造反派組織之間的鬥爭，曠日持久，日趨激烈。毛澤東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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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文革中的軍隊和“三支兩軍”
毛澤東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要壹段時間裏“天下大亂”，要把幹部都“燒壹下”，這樣，社會就會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社會生產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必要的公共服務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社會秩序是不能長期混亂的，靠什麽維持局面呢？靠軍隊。在“天下大亂”以後，軍隊是唯壹的有組織的強大力量。當時，這支力量可以壓倒壹切、征服壹切。更重要的是，軍隊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過的。
在民主國家，軍隊是國防軍，不為某壹黨派所用，在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中國的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奪取政權、保衛政權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壇上出現的權力鬥爭，軍隊必首當其沖。由於軍隊是權力鬥爭中最為敏感的部分，所以，在軍隊高層集中了權力鬥爭的壹切黑暗：陰謀、虛偽、欺詐、殘酷。軍隊以“三支兩軍”的方式介入地方文革、領導地方文革，使文革更具有復雜性，更具殘酷性。 “三支兩軍”，使軍隊進入了社會，促進地方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實現“聯合”，進而建立軍人、幹部、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軍隊介入文革也給毛澤東帶來無窮的後患，毛林沖突由軍隊介入文革而來。毛、林沖突，無論是對文革還是毛自己都是最為沈重的打擊。
為了理解軍隊在“三支兩軍”中的作為，有必要介紹壹下軍隊自身的情況。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的軍隊領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靠槍桿了打出來的。在新的政權裏，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軍人勢力是壹大難題。1954年高崗事件給這個難題以解決的機會。高崗曾有“白區黨，根據地黨”的說法，認為“白區黨”壓制了“根據地黨”，即劉少奇山頭壓制了軍隊。高崗失敗，這種說法被批判，鞏固了以劉少奇為主的非軍人在權力機構中的地位。將領們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壓抑下來，成為文革中推倒劉少奇的壹支重要力量。
在1959年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剝奪了他的壹切權力。總參謀長黃克誠也被打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被撤職。這個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17日，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林彪任軍委第壹副主席，賀龍為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為第三副主席。
1959年9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決定對軍委進行改組，成立新的軍委，毛澤東仍為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軍委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常委是：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羅瑞卿為秘書長，副秘書長為蘇振華、肖向榮，很快又增補肖華為副秘書長。10月20日，決定在軍委常委下設壹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肖華、邱會作，肖向榮組成，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
林彪提出羅瑞卿當總參謀長，他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托羅瑞卿、肖華他們。”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是羅瑞卿具體負責。當然，林彪對軍隊的工作不是什麽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了“四個第壹”和“三八作風”。四個第壹是：在武器和人的關系上，人的因素第壹；在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系上，政治工作第壹；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系上，思想工作第壹；在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關系上，活的思想第壹。“三八作風”是指三句話、八個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林彪這些作法十分贊賞，大力支持。提出“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口號，並在全國掀起了學習解放軍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不是軍委成員。但由於歷史原因，周恩來對軍隊的影響力、控制力很大。鄧小平在軍隊裏也有壹定的影響力。劉少奇、陳雲對軍隊的影響力遠不及周、鄧。
文革前的軍委領導班子是在1959年反彭德懷的鬥爭中上臺的。1965年底，打倒羅瑞卿的上海會議以後，葉劍英就取代了羅瑞卿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撤銷彭、陸、羅、楊的職務的同時，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1966年8月八屆十壹中全會，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軍隊的政治地位更加強固，這是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需要軍隊支持。在十大元帥中，葉劍英排名最後，文革開始後，葉劍英的地位上升，超過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帥。
?“山頭”林立 嚴重腐敗
中共黨內長期存在著“山頭”，這是“打天下”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為中國共產黨“打天下”作出貢獻的，有馳騁南北的軍隊；有革命根據地，即通過軍事割據建立的“國中之國”；有潛伏在“白區”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據地之間關山阻隔，各支軍隊都有不相同的歷史淵源，“白區”工作自成體系。從大的方面講，根據地和軍隊是壹塊，“白區”黨組織是壹塊。從小的方面講，壹塊根據地就是壹個“山頭”，壹支部隊就是壹個“山頭”。壹個大“山頭”下又有許多的小“山頭”，軍隊中有紅壹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壹方面軍中又有紅壹軍團、紅三軍團。由於毛澤東強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權謀，也由於他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中的卓越貢獻，各個“山頭”都對他臣服，他也具有駕馭和平衡各個“山頭”的權威和手腕，他成了各個“山頭”的共主。對待這些“山頭”，毛澤東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逐步消滅“山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軍政的權力布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澤東還是采取這個方針。在建國以後的黨內政治鬥爭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頭”問題的影響。在文革復雜鬥爭中，“山頭”也起作用。
毛澤東開始搞軍隊時，在井岡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隊是紅四軍，以後擴大結合了彭德懷的部隊，組建了紅壹方面軍，也就是中央紅軍。林彪的紅壹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紅壹方面軍的主力。紅壹方面軍和毛澤東壹起長征到陜北，與毛澤東關系很密切。但最密切的還是其中的林彪為首的紅壹軍團。紅壹軍團與毛的歷史淵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戰爭年代，紅壹軍團和紅三軍團壹直配合得很好，有時是相互指揮，但兩支部隊也有矛盾。
建國後，毛澤東掌管軍權是靠紅壹方面軍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懷紅三軍團，即“紅壹三”（紅壹方面軍紅三軍團）的人。打倒彭德懷後，才開始用“紅雙壹”（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把軍隊指揮權全部交給“紅雙壹”，毛澤東既放心也不放心。說放心，因為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支持他；說不放心，林彪也是壹代梟雄，完全依靠他壹個人，也有危險性。葉劍英雖然是元帥，但壹直從事參謀工作，沒有帶過大的隊伍，沒有自己的“山頭”。沒有“山頭”的葉劍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許是毛應對這個危險的壹著棋。
軍隊的生命力在於戰爭，和平是對軍隊最強的腐蝕劑。自從朝鮮戰爭以後，軍隊很少打仗。和平年代軍事官僚的腐敗程度比行政官僚更嚴重、更大膽、更野蠻。
1967年“7·20”事件後，陳再道在他的檢查中是檢討他自己的，實際上也是軍隊的狀況，他說：“壹天就是看到那裏房子好，走到那裏看到設備好，回來就搞設備。汽車、釣魚、獵槍、表、沙發、生活方式極端腐化，至於說勞動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進城以後，總是學資產階級的東西，看到那裏有地毯，自己搞個地毯，買沙發，買餐具，燉什麽果子醬，面包。都是學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誌，護士，就是流氓習氣，動手動腳，生活糜爛，亂搞女人。”陳再道說的在高級將領中不是個別現象。有的將領玩過的女人可以編壹個連，因而被稱為“連長”。軍事將領沈於酒色可以消磨他們的政治野心，皇權專制時的最高統治者對此常常放縱。同時，軍隊是自成體系的封閉系統，封閉系統內部的腐敗對地方影響不大，所以，只要軍隊聽他的話，毛對軍隊裏的嚴重腐敗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軍事官僚們的嚴重腐敗，畢竟是人們所詬病的，也與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指導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裏把“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劃進了文革鬥爭對象之內。但是，毛澤東是矛盾的。他壹方面鼓動學生“炮打司令部”“反對資反路線”，另壹方面又防止“反軍亂軍，毀我長城”。明明是“5·16”通知裏提出要打倒軍隊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待關鋒提出“揪軍內壹小撮”時，又將此作為罪狀，把關鋒打倒。毛在軍隊內部的文革上，是反反復復、出爾反爾的。這反映了他的兩難選擇：既要在軍隊裏“反修防修”，又要保持軍隊的穩定。軍隊真的亂了，文革也就沒有支撐力量了。
軍隊裏的造反和鎮壓
毛澤東既想利用軍隊支撐文革，又想保持軍隊穩定。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態度是：壹是希望軍隊穩定，不能像地方搞得那麽亂；二是希望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這兩點是壹致的，壹旦軍隊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難保持自己的穩定。
在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規定，軍事院校、軍事科研單位和軍隊文藝團體，這些非戰鬥部門是文化革命的重點部門。按照中央的部署，總政讓各單位“摸底排隊”，把“革命對象”找出來，整理了材料。壹些批評軍隊領導的人受到打擊，被扣上了種種政治“帽子”。顯然，這是利用劉少奇抓右派的指導思想進行的。劉、鄧垮臺以後，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開展“四大”，要求銷毀“黑材料”。
1966年5月間葉劍英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彪提出的軍隊文化大革命的總方針：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對地方文革采取不介入的方針。葉劍英、聶榮臻都反對在軍隊內搞“四大”。在壹次軍委常委會上，葉劍英說：“現在有人組織什麽造反突擊隊，並公開說：‘主席表揚了聶元梓，軍隊為什麽不可以出聶元梓？’這種想法要不得呀？”聶榮臻插話說：“軍隊幹部不許造反，什麽人要造反，我們同他涇渭分明。”
1966年5月25日，中央軍委向全軍發出《關於執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確指出軍隊的運動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幾項措施的請示報告》，規定師以下戰鬥部隊著重進行正面教育，軍隊壹律不準上街遊行，壹般不參加地方的批判大會，軍隊文革只在軍內的宣傳、文化部門有限度地開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軍委發出《六條指示》，要求對軍事院校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並決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軍委常委會議繼續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軍隊文革壹定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軍委以總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不準軍隊院校學生來京串連的三條指示”，即軍人不準組織“紅衛兵”，不準地方到軍隊串連，不準軍人到地方串連。
這些，都反映了軍方領導人的意誌，也反映了毛澤東穩定軍隊的願望。但從根本上說，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意誌相悖。更重要的是，軍隊領導人以軍隊特殊為名，對軍事院校的裏批評領導的學生實行殘酷鎮壓。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軍隊中受到打擊的人們要求翻身，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軍內造反者提供了理由。
《紅旗》第13期社論發表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不得不緊跟。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發 ［66］515號，簡稱“緊急指示”），這個文件指出：“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連，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鬥學生，打擊左派，嚴重違反了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誌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壹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誌，應當宣布壹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 “緊急指示”是如何出臺的，有不同的看法，邱會作認為，這是劉誌堅、李曼村、謝鏜忠等全軍文革的人搞的，幾位元帥沒有擋住，在當時情況下誰也擋不住。王力回憶說，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當時是第二醫科大學的學生）和另壹位姓屠的高幹子女到林彪家裏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眾的情況，因此林彪決定發壹個緊急指示，說軍隊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情況後口授的。
“緊急指示”壹下達，軍事院校學生的造反潮流如決堤之水，大批穿軍裝的學生湧入北京，矛頭指向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機關。這樣，原來堅持軍隊不搞四大、壓制和打擊造反派的軍隊幹部就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１００多所軍事院校的班子全都癱瘓了。毛澤東高興地說：“軍隊院校咬咬咬（１１１所院校），的確有妖。”不過，“緊急指示”還規定，軍隊和軍事院校不參與、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組織還不斷沖擊軍隊領導機關。他們為什麽要沖擊軍隊領導機關呢？有兩個原因：壹是，軍隊按中央規定代為保管省委重要檔案材料，而造反派懷疑其中有省委整群眾的“黑材料”；二是軍方有些單位提供秘密住所為群眾要揪鬥的“走資派”避難。
為了使中央軍事領導機關能正常工作，經林彪同意，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個十萬人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生回校參加文革。陳毅在講話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線鬥爭，可能立大功勞，也可能犯大錯誤。”“有人說，噢！妳陳老總今天在體育場又是潑冷水！潑冷水不好，但是頭腦太熱了，用冷水毛巾擦壹擦也是有好處的。”“妳們有問題，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過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動，不能沖破大門，不能占大樓，砸窗戶，剪電話線。這樣搞不好。”葉劍英講話說：批判資反路線的“二醫大的那些同誌就做得過份了，搞過了頭就錯了。”“我們是閉壹個眼睛，睜壹個眼睛的。閉壹個眼睛，盡量地放；但我們還是睜著壹個眼睛，這只眼睛是雪亮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壹小撮，只占百分之壹，二，三，以前有的人鎮壓學生運動是不對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是錯誤的。但是現在轉過來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也是不對的。”“我希望同誌們不要被敵人利用。”“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有個戰士叫李繼才，遞了壹個條子給肖華同誌，問我們：今天這個大會經過林副主席批準了沒有？他懷疑這個大會是我們偷偷開的，同誌們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讓我代表軍委及總政全體同誌向除去李繼才以外的全體同誌表示感謝。······他說他是獸醫紅色造反團的戰士，他不是戰士！（眾呼：把他揪出來！）李繼才，妳聽到了嗎？”造反派對兩位元帥的批評不滿，會場局部出現騷動，肖華和劉誌堅立即宣布散會，並護送老帥們離開會場。１１月２９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大會，陳毅和葉劍英再次嚴厲批評了造反的軍校學生，回擊了上次大會後造反派對兩位元帥的批評。
為了回應兩位元帥批評造反派的兩次會議，中央文革準備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同樣規模的會，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為主，點名讓陳毅、葉劍英等幾位元帥和軍隊領導人參加。打算對他們開展鬥爭。由於陳毅、葉劍英等不出席，會議取消了。學生在體育館白等了壹天，挨了壹天餓，火冒三尺，事後，打倒陳毅、葉劍英的大字報就多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召開了壹次兩千人的會議，指名要葉劍英作檢討，劉誌堅主持會議。葉的檢討還沒有念完，就遭到學生的圍攻。會議結束後，有關情況反映到林彪那裏，林彪向毛作了匯報。毛說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說：“這件事壹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責任推給了劉誌堅。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劉誌堅被江青點名，撤消了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被隔離審查、關押。劉誌堅被打倒後，林彪在壹次會上宣布，徐向前任全軍文革組長，江青為顧問，空軍政委余立金和海軍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組長。
為什麽讓徐向前當全軍文革組長？邱會作說，江青為了抓軍隊，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帥的使用問題。按當時的規矩，徐向前有兩個歷史包袱：壹是他是四方面軍的，和張國燾關系密切，二是1936年率紅軍西征，兩萬多人全軍覆沒，徐單身回延安。其實，西征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責任還是中共中央，責任不在張國燾，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是張國燾那個“山頭”的。四方面軍的壹號人物張國燾走了，二號人物陳昌浩被毛澤東長期放逐蘇聯，回來後又壓著不用，毛就把徐作為四方面軍的代表人物，給了壹個元帥，算是承認四方面軍這個“山頭”，但不讓徐管軍隊，讓他管民兵，他索性說身體不好，在家賦閑。1966年11月初，有關軍隊文革問題，江青連續幾次找林彪。最後壹次江青直截了當地說：“要搞軍隊文化革命非有元帥升帳不可。我提議徐帥任總政治部主任兼全軍文革組長。”林彪看到江青態度很堅決，江青走後，立即向毛主席報告：“在當前情況下，徐帥任全軍文革組長是可以的。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同誌負責。”毛同意林的意見。
江青任全軍文革小組顧問，實現了她介入軍隊的願望。徐上任的第壹次會議上，他提出軍隊文革的三條方針：第壹，不要怕亂；第二，要徹底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三，老幹部不要害怕群眾，要自覺革命。這三條完全符合當時毛澤東的想法，當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講這三條之外，還號召向地方造反派學習。他說：“現在害怕群眾的恐懼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評肖華怕群眾，是膽小鬼。徐的講話使到場的高級將領很不滿意，陳毅調侃地說：“徐帥今天說不要怕群眾的話，我們是理解的。過去妳也同我們壹樣害壹樣的病吧？現在妳的病好了。”聶榮臻說：“我確有病，但我決不怕死！”
為了搞好軍隊文革，全軍文革小組主張調幾個造反派來軍隊領導機關搞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來京後，徐講話表示支持。據邱會作說，這樣壹來，“全軍院校，從亂到垮了，省軍區以上的機關除總參機關以外，全都亂了。”壹些高級將領被揪鬥，邱會作差壹點被整死。
1967年１月上旬，經請示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開了三個月。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會議。會議的目的壹方面是想把軍隊領導幹部接到北京保護起來，避免當地的群眾揪鬥，二是研究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大革命。來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對群眾揪鬥領導幹部極為不滿。南京軍區的八位領導被揪鬥、被罰跪。司令員許世友為此經常喝酒，還跑到了大別山，並警告說，誰要揪他，他就開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說：首都三司跑到福州來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如果再這樣搞，我就上山打遊擊了。
在這個軍委擴大會議上，討論制訂了17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下發）、《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1967年1月28日下發）、《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2月11日下發）、《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1月23日下發）、《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3月19日下發）。．．．．顯然，這些文件都是毛澤東提出或同意的，軍委擴大會只不過是討論壹下。
葉劍英說，這次會是把和領導幹部叫到北京避壹避造反派的鋒芒，是壹種保護，是林彪交待這麽做的。葉劍英讓與會者探望被造反派打傷後被營救出來的邱會作，激起了大家的憤怒。有些人當場圍住葉劍英，讓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麽特權這麽整老幹部？！
俗話說：“可憐的人常有可恨之處”。邱會作差壹點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眾整他也是有原因的。文革壹開始，邱會作將總後政委李聚奎、副部長湯平、副政委李躍等作為重點批鬥對象，到1966年底，就批鬥軍以上的幹部22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矛頭就指向了邱會作。1967年1月12日，總後政治部壹些群眾貼出了壹張《靈魂何其醜也》等大字報，揭露邱會作的生活作風問題。在批判邱的會上，壹位被邱會作從陸軍總醫院弄到他家當保姆的護士，泣不成聲地控訴邱會作如何把她當泄欲工具的惡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邱會作的秘書呂玉潤揭發邱要搞秋後算帳，說“反我的將來壹個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萬個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鬥邱會作時就實施了武鬥，1月23日、24日，總後又連續召開大會批鬥邱會作，對他進行了各種刑罰。會後，二醫大的學生又把他關了起來。他妻子胡敏求葉群，林彪和陳伯達兩人聯名寫了條子，二醫大才把邱放了出來。
邱會作1967年3月底回總後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個壹小撮”，對整過他的人施行加倍報復。他對總後專案人員提出“三狠”的方針：“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滅他，這是專案工作必須站穩的立場。” “應當狠鬥（堅決地打擊他的反革命態度）、狠審（可以連續多少天進行審訊）、狠專（敵人拒不交待就審他）” “專案人員心裏要狠，鬥爭要狠，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呀！手軟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原總後軍械部副部長梁冰，因反對邱會作，給他施加了23種刑罰，身體致殘，親友中12人被株連，其中四人死亡。邱會作在總後機關炮制出大大小小的集團假案29個，如李（聚奎）饒（正錫）盧（南樵）反黨集團35人；叛國外逃特務集團295人；“1·12武鬥邱會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黨集團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為了搞專案，邱會作私設監獄七處，動用300名戰士看管。在邱會作“三狠”方針下，總後整死、逼死143人。在總後，“壹人反邱，全家遭殃”，邱會作讓專案組上報“黑家屬名單”，並指示要把這些家屬管好，看好，從他們身上打開缺口。在總後系統，被邱會作“重點審查”的幹部、群眾3200多人，被株連的家屬親友數以萬計。邱會作成為九大政治局委員以後，將總後系統中曾經反對過他的人進行組織處理：1005名幹部送到工廠、養馬場、農場、倉庫長期關押、勞動和降級使用；3302名幹部流放到寧夏賀蘭山總後“五七”勞動學校勞動；4738名幹部作了復員處理；147名幹部調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軍委八條》是為了解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造成的亂相，對造反派的行為作了壹些限制。關於“軍委八條”的產生過程，吳法憲和邱會作都根據親身經歷寫了回憶。
1967年１月下旬，由於軍隊領導機關受到沖擊，壹些軍隊領導人被揪鬥，林彪緊急約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和楊成武，林彪說：“軍隊這樣下去很危險，要搞壹個條條。” 林彪就口授秘書寫下《軍委命令》七條。在場的幾位軍隊領導人都同意。但在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江青和幾位中央文革成員不同意。林彪就帶徐向前見毛澤東，毛同意了七條，加了壹條“加強對子女的教育”。顯然，毛澤東加的這壹條是針對高幹子弟搞“聯動”而言。這就成了八條。毛還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說：“主席妳簽了這個字，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正式頒發了《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這個文件規定：“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不準串聯”。1月29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委八條”，在講話中既興奮、又憤怒，說到“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時重重地拍了壹下桌子，致使右手掌邊端骨折。有了“軍委八條”，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造反分子壹律實行軍紀制裁。內蒙古軍區警衛營300多人集體到北京要求搞“四大”，葉劍英代表中央軍委動用了相當的兵力把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軍訓練改造，然後，大部分遣散回家了。各地軍隊領導人也利用“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有的省軍區向造反派群眾開槍，造成流血事件。“軍委八條”成了“二月鎮反”的政策依據。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當然為不會讓這種鎮壓造反派的狀況持續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發[67]117號）。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隊提意見，或對本地區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通緝令，應壹律取消。”文件強調“革命無罪，言者無罪，大民主無罪”文件要求軍隊“堅決地正確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眾組織，在左派組織之間，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擊另壹方”。
在《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之後，在毛澤東要求軍隊支持造反派的壓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十條命令》和4月1日的中發[67]117號的精神是壹致的，是對“軍委八條”的否定。強調“不準隨便捕人 ，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對過去沖擊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澤東對《十條命令》的批示：“林彪同誌，此件很好”。《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十條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來了。對《十條命令》軍隊裏是有抵觸的，陳再道坦言：“這還得了啊，又要來沖啊，又要搞亂啊”，他“不執行十條命令，不貫徹，不討論。”
由於《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軍內外造反派占了上風。但軍內保守派是不甘心的。當時由北京軍區文工團“燎原戰鬥隊”組織海軍、空軍、工程兵、二炮等軍事單位的文工團聯合起來排練節目，並數次在北京軍區禮堂組織演出，和這幾個單位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也聯合起來了，成為“老三軍”派（也稱“三軍革命派”）。這壹派擁護軍委《八條命令》，支持黨委工作，反對搞亂軍隊。在空軍擁護吳法憲，在海軍擁護李作鵬，在總後擁護邱會作。由此引起對立面觀點也組織起來了，是軍隊內的造反派，稱為“新三軍”派，這壹派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軍委《十條命令》，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支持。
從上面的介紹可知，軍隊對造反派的態度走了壹個“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軍委發出了“緊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軍委頒發了“軍委八條”，鎮壓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支持造反派。
為什麽走“之”字路呢？這源於毛澤東對軍隊的矛盾態度：既想讓軍隊支持造反派，又想穩定軍隊。在這條“之”字路上，每向左拐壹次，壹大批領導幹部受到打擊；每向右拐壹次，大批造反派受到鎮壓。
1967年4月初的這壹次左拐，軍隊內的造反派“新三軍”占上風；“老三軍”處於劣勢。造反派力量最強的是炮兵、軍藝、後勤學院、海軍、空軍、北京軍區文工團、二炮文工團等這些知識分子較多的單位。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各單位領導幹部。軍隊的領導人和“老三軍”決心要把造反派占優勢的形勢翻過來。
“5·13事件”：美女轉乾坤？
怎樣扭轉軍內保守派的被動地位？壹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這位美女名叫劉素媛。
劉素媛，空政文工團歌劇演員。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時年18歲，從此與毛澤東結下了特殊關系。由於她可以經常到中海和毛澤東跳舞，有機會和毛澤東說話。當時，空政文工團分兩派，壹派是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的，另壹派立場相反。劉素媛是保守派，她這壹派只剩下５個人，常受另壹派的圍攻。劉素媛找毛澤東哭訴，並向毛摸底：“對吳法憲應當采取什麽態度？”毛澤東回答說：“吳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能打倒。”於是，她這壹派就堅定地保吳法憲了。有了毛的態度，空政文工團形勢急轉直下，劉素媛這壹派壹下子成了多數派，劉素媛成了這壹派的頭頭，人稱“劉司令”。空政文工團了就成了“老三軍”的壹支重要力量。
劉素媛對毛說：為慶祝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北京部隊各文工團想搞聯合演出。毛說：“妳可以找葉群談談。”並叫秘書徐業夫給林辦打招呼，告訴葉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這事後反復掂量：主席是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主席對打擊造反派不高興，但他還是要軍隊。林彪看到這是壹個支持保守派從而穩定軍隊的機會。他讓葉群馬上約見劉素媛等人，支持“老三軍”聯合演出。葉群對劉素媛等說：“林彪同誌和妳們的觀點是壹致的。不要怕當老保，只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應該大膽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葉群還說；“軍隊和地方不同，地方沖擊的是劉鄧司令部，軍隊沖擊的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即使有壞人，也不許沖擊。”
“老三軍”搞演出，“新三軍”當然不高興。他們不知道是毛澤東支持“老三軍”的演出，就組織隊伍沖擊演出會場。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為了保護演出，防止“新三軍”沖擊，肖勁光、王宏坤、余立金、曹裏懷、李天煥、吳烈、熊伯濤、付崇碧等海、陸、空高級軍事將領，聚集在小劇場東側小樓，由衛戍區調兩個連來制止武鬥。李作鵬回憶說，由於有軍隊保護，“新三軍”最終沒有沖進去，壹場不太嚴重的武鬥幾十人受傷。“老三軍”演出成功。而“新三軍”的壹位進入現場的人回憶說，“新三軍”沖上了舞臺，“舞臺上已經是我們的人在揮舞占領中央高地的大旗；樂池裏空無壹人，壹些大型樂器胡亂丟棄在那裏……”後“老三軍派已經調集大批人馬將我們反圍困在劇場裏面，如果不立即沖破包圍圈，我們就出不去了。於是，我們就趕緊聚集人馬沖了出來。”接著聽到廣播:“林副主席辦公室來電話說，沖擊紀念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演出是錯誤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辦讓我們撤走。現場的大專院校主要組織現在都要撤了。”沖派和造反派學生撤出來以後，“老三軍”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軍”和“新三軍”在展覽館激戰時，劉素媛在毛處。劉對毛說：“革命派勝利了。”毛說：“妳高興個屁！過壹會兒造反派還會翻過來。”邱會作說：“毛是支持劉素媛的，幸虧劉是革命派，如果劉是造反派，毛也會支持她。”老三軍演出時，周恩來、陳伯達、肖華、張秀川等人在大會堂。肖華認為最好是兩派聯合演出，任何壹派單獨演出、把另壹派拒之門外，難免發生武鬥。周不知道毛、林的態度，還在人大會堂做兩派頭頭的工作，希望能能夠聯合演出。劉素媛趕到人大會堂，告訴總理，毛主席是支持她們的。總理得知毛的態度以後，立即告訴造反派不要沖擊演出會場了。當時人大會堂很亂，總理就站在椅上高喊：“不要沖演出會場，再沖就沖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周還讓陳伯達、肖華到演出現場制止沖擊。壹位小小的女演員，憑靠她的美色，能夠自由行走於中南海、人大會堂這樣的政治核心場所，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對她惟命是從，這是皇權專制的時候也不可能出現的情形，而在共產黨領導的制度下卻出現了！
?“三軍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後，又大造聲勢。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還組織遊行示威慶祝。5月16日，他們召開慶祝演出成功的大會，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來發表支持的講話。５月２３日，在天安門廣場搭起臨時舞臺，進行了長時間演出。６月９日，又在人大會堂小禮堂演出，中央領導人都來觀看，並上臺和演員合影，給“老三軍”撐腰。
“5·13”演出以後，軍事官僚們對軍隊內造反派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軍隊內的造反派紛紛瓦解。從此，軍隊幹部認為，打擊造反派，穩定軍隊才是擁護毛主席。黃永勝主持的軍委辦事組對軍隊內部的各大單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強的，都從組織上進行了調整。不便調整的，就用特殊辦法處理。例如，上海的第二軍醫大學，是上海壹月風暴造反奪權的主要單位之壹，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沒有辦法進行組織調整的，於是，軍委辦事組就以“換防”名義把這所學校遷到了西安，然後在西安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就是對造反派進行清洗和打擊。黃、吳、李、邱壓垮了軍內造反派，保持了部隊的穩定，也強化軍委辦事組的權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黃、吳、李、邱，從而形成了後來說的“林彪集團”。
文革史專家王年壹從另外壹個角度解釋了“老三軍”打敗“新三軍”的原因：在全面奪權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大軍區在支左中都支持了“保守組織”，因而被認為犯了“路線錯誤”。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壹個秘而不宣的決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穩住北京軍內局勢。通過穩定北京軍內局勢，達到穩定全軍局勢的目的；通過穩定全軍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實行這個決策。5月13日以後，“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消滅了它的對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從此，解放軍的總政、總後、空軍海軍先後被吳、李、邱掌握。北京軍內局勢很快穩定下來。黃、吳、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代替了軍委常委，全面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陸、海、空三軍都在他們控制之下。有軍事實力的林彪集團由此形成。
王年壹說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應該包括毛，而且以毛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穩住北京軍內局勢“秘而不宣的決策”，那麽，劉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這壹派，肯定是符合這個決策的。毛並不是因為和她有特殊關系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劉素媛只不過是毛撥弄的壹個棋子，通過支持她來實施這個決策。沖派壹位頭頭事後察覺到，“毛澤東事先就知道三軍要聯合演出並且對立面要沖擊的消息，然後再指示女文工團員去找葉群。”毛這樣做，顯然是執行“秘而不宣的決策”。美女轉乾坤是表面現象。
?“三支兩軍”：軍隊全面主導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奪省委書記李葆華的權，為此召開萬人大會，要求軍隊警衛會場，南京軍區給中央軍委打報告請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澤東在南京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誌：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接到毛的這個批示後，林彪立即行動，第二天，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於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發［67］27號）。
中發［67］27號文件指出：“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壹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文件規定：壹，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壹律作廢；二，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求軍隊援助他們，軍隊應當派出部隊去支持他們；三，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四，重申不當保護“走資派”和保護“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軍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教育，進行對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這壹指示傳達到解放軍每壹個戰士。
中發［67］27號文件顯然是讓軍隊為各地造反派奪權保駕護航。這個文件看起來旗幟鮮明，但是，對什麽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什麽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什麽是“走資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都沒有明確的界定。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為軍隊“支左”還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選擇的空間；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都要求軍隊支援自己鎮壓對方。群眾已經分為不同的派別組織，支左就是支派。無論支持哪壹派，都會引起另壹派對軍隊不滿，都會加劇群眾組織間的對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３月１９日，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這就是“三支兩軍”，其核心是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是維持社會穩定。這個決定指出：“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的‘四大’，壹般在三月底左右暫告壹段落。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三分之壹，二分之壹，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 “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包括各軍區所屬的這些單位），可在整風告壹段落後，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從此，“三支兩軍”成了軍隊的壹項重要任務，從1967年2月開始，到1969年底，解放軍先後派出280萬指戰員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全國實行軍管的省有9個，實行軍管的大城市有25個，幾十個專區和數以百計的縣實行全面軍管。那些沒有實行全面軍管的省、市、縣，也都實行了部分軍管。縣級以上的革委會軍人擔任主任的達80％以上，其中，雲南和湖北達97％。壹些中央部委實行軍管，如，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實行了軍管。
“三支兩軍”以後，軍隊成了文革的主導力量。當時軍隊的任務是：促進“大聯合，三結合”，保證奪權和社會穩定，推進革委會的成立，軍隊幹部參加“三結合”和革委會。
軍隊本來是秩序的化身，軍隊是靠紀律和秩序維持戰鬥力，“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軍人看到不服從的造反派從心裏就反感。讓軍隊支持破壞秩序的造反派，是勉為其難的事。毛澤東讓造反派“火燒”官僚集團，而軍隊裏的高層和官僚集團是壹體的，而且是官僚集團中最核心、最腐敗的壹部分。他們怎麽會支持造反派呢？當時的實際情況是，軍隊裏的高級將領，大多數人對造反派是不滿的。葉劍英、陳毅等幾位元帥，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兩軍”的軍委辦事組的幾位成員都持保守態度的。其中，在軍委辦事組中具體負責“三支兩軍”工作的邱會作，文革初期鎮壓造反派，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造反派對他施行報復，差壹點被打死。他對造反派懷著刻骨的仇恨。所以，讓軍隊“支左”，勢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從外地新調入駐地的21軍（軍長胡煒，1967年2月把21軍從山西調進陜西）、38軍（1967年2月從吉林調河北），12軍（軍長德生，1967年8月從江蘇調安徽），等部隊以外，幾乎都是反對造反派的。特別是省軍區管轄的地方部隊，和駐地官僚有著密切的關系，鎮壓造反派的更為普遍。
山東左派是王效禹，是山東省革委會主任，青島市左派楊葆華是青島市革委會主任。北海艦隊和駐徐州和連雲港地區的68軍卻不支持這兩位造反派。
在廣西，開始支左部隊是6984部隊，他們是支持“4·22”這壹派，後來6984部隊要調走，“4·22”哭著挽留，當然留不住。6984部隊壹走，“4·22”壹派大批人慘遭屠殺。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力是旗鼓相當，僵持不下，周恩來就把新疆的黨委、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請到北京開會，壹談就是幾十天。軍委辦事組維護王恩茂、丁盛壹派，周恩來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裏通不過，就請出賽福鼎出來主政，實行了兩派聯合，賽福鼎是聽王恩茂的。軍委辦事組又從湖南軍區把龍書金調到新疆，任軍區司令員和革委會主任。“9·13”事件龍書金垮了臺，新疆亂了壹陣，粉碎“四人幫”以後，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較強的壹個省。劉結庭、張西挺是兩位造反的老幹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不支持劉結庭、張西挺，但軍區政委張國華比較接近造反派。司令員和政委態度不壹致。為了加強壓制造反派的力量，軍委辦事組調炮兵政委陳仁琪任成都軍區第二政委。“9·13”以後，梁興初、陳仁琪被定為“上了林彪賊船”，四川又開始混亂。1975年趙紫陽從廣東調入四川任省委書記。
軍隊支左壹開始，就暴露了軍事官僚的本質，很多地方發生軍隊鎮壓甚到屠殺造反派群眾的慘案。這些慘案構成了文革中最為血腥的壹部分。
毛澤東及時對執行支左任務的軍隊加以引導。21軍進入陜西以後，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領袖李世英請到軍隊，奉為上賓，聽取他的意見，表示支持。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中央文革編的1967年4月21日的《快報》1940號上登了此事，毛澤東批示：“林彪、恩來同誌：建議將此材料印發軍委擴大會議各同誌。軍隊這樣做是正確的。希望全軍都采用此種做法。”軍長胡煒壹時成了支左明星。
葉劍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責難，楊成武主持軍委辦事組時，就在軍隊和中央文革之間“踩鋼絲”。軍委辦事組從全軍挑選支左幹部，邱會具體負責支左幹部的選派工作。由於軍隊幹部文化水平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幹部很難找，周恩來急著要人。有壹次，周到京西賓館，邱和吳法憲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後揪著邱的耳朵，開玩笑地說：“妳給不給我派人來？”邱會作說：“給給給，壹會開會，把名單給妳，妳看中誰就給誰！”
軍事官僚是官僚集團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軍事官僚支持造反派，從而實現整治官僚集團的目的，這本來就是壹個悖論。毛對軍事官僚集團采取矛盾的態度：批評他們抵制文革的行為，卻保護他們，讓他們免受沖擊。批評是虛的，而保護是實的。官僚集團和文革集團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而隨著秩序的恢復，文革勢力不斷消弱，軍事官僚集團的力量不斷坐大，最終必然造成軍事官僚集團和毛澤東的沖突。其結果兩敗俱傷：以林彪為首的軍事官僚集團覆滅，毛澤東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創。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軍委發出《關於征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附《關於三支兩軍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這個文件提出：“凡是實行軍管的地方和單位，在黨委建立後，軍管即可撤銷”。 “已經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軍宣隊應即撤回部隊”。“地方各級黨委建立後，各級支左領導機構……及其辦事機構應即撤銷”。此後，持續了五年多的“三支兩軍”工作隨之結束。
詭譎的楊、余、傅事件
在軍隊參與文化革命過程中，發生了壹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楊、余、傅事件”。從這個事件中看不出“路線”、“觀點”的鬥爭，卻可以看出文革中軍內鬥爭的詭譎、骯臟、陰暗和殘酷。楊成武，代總參謀長；余立金，空軍政委；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68年3月24日，他們三人同時被打倒。在這之前，他們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
1967年9月23日，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陪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宣布，把原軍隊四人小組正式改為軍委辦事組。成員為：楊成武、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楊成武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楊成武、吳法憲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把全軍文革小組和總政治部的工作集中於壹身，它有三項任務：壹，領導軍隊文化大革命；二加強戰備，領導軍隊日常工作；三，組織全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羅瑞卿倒臺以後，軍隊裏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葉劍英、肖華、楊成武。葉劍英比林彪大十歲，肖華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認為楊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葉劍英、肖華相繼失勢後，楊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楊成武也極力討好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討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軍報》當時由軍委辦事組領導，肖力（即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是報紙的主要負責人。楊成武拉肖力參加軍委辦事組的壹些重要活動，對肖力畢恭畢敬，只要肖力答應到會而未到之前，壹定要等她來了才開會。1967年冬，楊成武署名發表了《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徹底清算羅瑞卿的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這篇文章本來是總參大批判組寫的，楊成武拿了過來組織人多次修改。楊說，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統壹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思想。福州軍區壹個戰士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楊成武下令審查這位戰士，把這位戰士復員回家了。（“9·13事件”以後，楊成武卻說這篇文章是林彪那裏搞的，硬逼著以楊成武的名義發表。）文章發表後幾天，毛澤東說：“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接著毛又作了指示：“絕對權威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相對的東西之中。” “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在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跨下來。”
楊成武親自主持編寫《黨史綱要》，調集了幾十位筆桿子集中在京西賓館做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江青的名字擺在第三位。周恩來的名字出現過，但不占重要位置，其它領導人榜上無名。《黨史綱要》不僅點名批評了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還點名批評朱德。點名批評朱德，是經毛同意的。大約在1968年2月間，楊成武可能得到了什麽風聲，下令把《黨史綱要》初稿，全部銷毀，壹份也不準留下。
在編寫《黨史綱要》的同時，楊成武還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紅太陽展覽》，展出的300多張圖片也是突出毛、林、江三個人。江青的地位也提到第三位。
羅瑞卿倒臺後，毛、林都很器重楊成武。1966年5月9日，邱會作、李天煥在楊成武家裏，李天煥吹捧楊成武說：“總長同副統帥的關系，早就是同桌辦公了。在我軍高級幹部中，早已明確：楊總長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楊成武面帶笑容，聲音很大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後，林副主席的事業，總要有人繼承的！”楊成武在同高級幹部接觸中，常談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樣器重、培養、信任他。楊成武常在辦公室談他和江青的關系。有壹次他故意問吳法憲和邱會作：“江青同誌找妳們單獨談話沒有？”二人說沒有。楊說：“江青同誌對我太關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裏談了幾次話。江青同誌說：‘不是最親近的同誌，我不在家裏談話；另外，我今天第壹次向別人講我自己的苦難家史。’江青同誌幼年生活很艱辛貧苦，江青同誌壹邊講壹邊流淚，我壹直在陪江青同誌流淚。”楊成武自以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時打著江青的牌子對付林彪。林彪傷心地說：“人壹失去友情，就什麽也沒有了。”楊成武也不是完全疏遠林彪，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林彪軍團長教我當師長》的文章，歌誦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親密關系。
邱會作認為，楊成武踩在林彪、江青兩只船上，最後翻船落水。
楊成武下臺的導火線是壹件兒女小事。楊成武的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工作，她愛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書單世充。單世充也願意。單的老婆縱素梅發現後到空軍領導那裏鬧。吳法憲讓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和副主任周宇馳找單世充談話。談話成了僵局，王飛和周宇馳就把單世充軟禁起來了。吳法憲認為王飛的作法是有意擴大事態，就批評周宇馳並讓他馬上把人放出來。周宇馳不服，就通過林立果向葉群告了吳法憲的狀。葉群給吳法憲打電話說：“妳說周宇馳就是說立果，因為他們兩人是在壹起的。”剛放下葉群的電話，又接到楊成武老婆也是楊成武的辦公室主任趙誌珍的電話，讓吳法憲到楊成武家。吳法憲到了楊家，楊成武不見，趙誌珍對吳法憲大發脾氣，說把單世充抓起來是為了把楊毅搞出空軍。回家以後，吳法憲向葉群打電話告知此事，葉群說：“余立金早就和楊成武串通壹氣要奪妳的權了。”第二天上午，趙誌珍帶著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對葉群說是他讓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制，我這個政委沒有權，什麽都得聽吳法憲的。許多人反映，劉亞樓時是吳（無）政委，現在是余（多余）政委。”葉群把趙、余的談話告訴了林彪。林彪很生氣，下午就把吳法憲叫去，對吳說：“趙誌珍和余立金告妳的狀，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妳搞掉。這種行為是錯誤的，妳要堅持原則，要勇於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桿子硬起來，要頂住！”恰好這時，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要北京派專機，說他們從敵偽檔案裏發現余立金是叛徒，要親自給毛主席送來材料。材料中說，在1941年皖南事變中，余立金被俘，辦了手續獲釋。余立金身份壹落千丈，楊成武很沮喪。
王年壹認為，武漢“7·20事件”後，楊成武隨毛視察華東、華南、華中三大區時，返京後，楊成武把毛在視察時的談話向幾位老帥作了傳達，但沒有告訴林彪。葉群多次追問毛對林怎樣評價，楊成武壹直避著沒有回答。“無產階級司令部”要楊成武對老帥停發文件，楊成武壹直沒有照辦，這些，為林彪、江青忌恨。當時毛、林並沒有什麽分歧，毛視察三個地區沒有批評林彪，楊成武為何要瞞著林彪？王年壹的說法還得有更多的資料證明。
邱會作說，1968年3月中旬，林彪找吳法憲商量，解決楊成武問題總的原則是“爭取息事”。但林彪說服不了楊成武，才讓葉群向毛報告。毛親自召開了四次會，反復詳盡聽匯報。毛感到不拿掉楊成武是不行了。在匯報楊成武問題的時候，江青發現楊成武耍橫的本錢在於她，她就壹反常態，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堅決要打倒楊成武。
楊成武被打倒的原因還有壹種說法，就是關於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檔案問題。江青早年壹邊從事文藝工作，壹邊參加革命活動。1933年入黨， 1934年9月，她作為“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參加抗日救亡的遊行被捕。兩個月後月教聯求保獲釋，但和黨組織失去聯系。作為壹名電影演員，難免有些緋聞。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10月恢復黨籍，改名江青。1938年11月與毛澤東結婚。由於江青影壇緋聞和被捕問題，對毛江結婚中共高層有不同意見，新四軍政委項英還根據楊帆提供的情況，向中央發電報提出批評。1954年3月，江青收到壹封的匿名信，信中說“妳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已寫了材料送中央組織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偵查寫匿名信的人，多年沒有破案。直到1961年，公安部門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寫的，朱明當即自殺身亡。後來江青得知，當年偵破此案的檔案放在在上海。1967年4月，江青、葉群、戚本禹、楊成武組織了總參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陳虹帶領王育民、王成恩、朱鐵錚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備區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這是偵查匿名信的過程中形成的23個卷宗，裝在壹個壹尺四寸的小箱子裏。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筆跡照片、偵情簡報、偵查對象調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報紙上發表的江青寫給她丈夫唐納的公開信和劇照等）。陳虹給楊成武打電話，報告任務已經完成，準備夜航返京。楊成武說，“關於那壹箱‘通天’材料，下午已報告了周總理、江青同誌，他們說，管他什麽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來再說。江青還特別交代，壹個字也不能丟!”這個箱子帶回北京以後，楊成武說，那壹箱“通天”材料，江青叫妳們看壹下，別人不得插手，不許擴散，看後向中央報告。
陳虹和王育民審閱了材料後寫了壹個報告，建議仍由公安部專人負責處理。報告送上去，江青大為不滿。她到林彪那裏說，保存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對江青說，這事好辦，讓他們重新寫個報告，將材料銷毀。林彪讓楊成武落實。
過了壹個多星期，楊成武又找陳虹和王育民到他的辦公室說：“報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殺身亡，材料也沒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楊成武口述的內容，由陳虹和王育民署名寫了壹個報告，上報中央。林彪看後用紅鉛筆批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關鋒四人負責集體銷毀。”並將批件轉給了周恩來。周閱後加批：“連同北京圖書館保存的材料和吳(法憲)、傅(崇碧)送來的壹包材料壹並銷毀。”轉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楊成武和汪東興隨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8月關鋒又被抓了起來。因此，銷毀材料的事被擱下來了9月23日，楊成武隨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謝富治告訴楊成武，江青幾次大發脾氣，說是楊成武要放長線釣大魚。楊成武將實情向周恩來報告，請示如何處理。周指示：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三人監銷。他們通知王育民將材料送到汪東興那裏，先按目錄核實材料，然後由謝富治動手點火，王育民負責向火裏壹卷卷扔。他們三人坐在壹邊守著，燒完後，三人都在報告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此後，江青多次說楊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頭會議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小禮堂，接見中央專案壹、二、三辦全體人員時，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面說：“‘二辦’饒漱石這個專案是我負責的，而楊成武卻對我封鎖，還給我立了壹個專案。讓陳虹、王育民、朱鐵錚三個人整我的材料。”
在尋找和銷毀江青的材料過程中，楊成武是直接負責人，可能江青對他的行為有猜疑和誤會，這成為楊成武倒臺的壹個推動力。陳虹也被關押6年。
３月２３日淩晨１點鐘，吳法憲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那裏參加壹個會議。吳法憲到達時，會議已經開始了。會場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毛對吳法憲說：“妳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妳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過了壹會兒，毛問林彪：“誰來當這個總長呢？”吳法憲這才知道，在他來之前，已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林彪推薦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毛同意了。對余立金怎麽處理呢？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判吧。”接著，江青提出，北京衛戍區這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系很密切，為了防範，還是動壹動為好。毛澤東同意了，決定調傅崇碧到沈陽軍區當副司令員，讓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問題定了以後，毛對林彪說：“下面的事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毛、林離開以後，周恩來繼續主持開會，對毛、林的意見作了具體安排。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舉行駐京軍事機關、部隊、院校團以上幹部的萬人大會，這個會議從晚９點等到25日淩晨才開始。會議宣布撤消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撤消傅崇碧衛戍司令的職務。林彪首先講話，這個講話事先和毛商量過，毛要林講三個問題，壹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三是講壹講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的問題。林彪講話說，“主席說這是壹件不大不小的問題。”“最近從空軍裏發生楊成武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說：“過去在總參或在總參以外，被楊成武反對過的，譬如像王尚榮、雷英夫、張愛萍等等。他們有自己的帳。當時反對他們，批判他們，是做得對的，是黨領導的、黨批準的、中央批準的。王尚榮、雷英夫是賀龍的人，······這些人不能夠因為這些事情來翻天的。”林彪在講話中特別贊揚了江青；“很顯然的，江青同誌是我們黨內的女同誌中間很傑出的同誌，也是我們黨的幹部中很傑出的壹個幹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能采取措施。過去由於她多年身體不怎麽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這個文化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作用。”
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說：“根據剛才林副主席已經作了具體的指示，那種錯誤是屬於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錯誤，是屬於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兩面派的錯誤，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在進行這些陰謀活動的時候，他是用封鎖林副主席的極其卑鄙惡劣的手段，實際上也是同樣的封鎖了毛主席，封鎖了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和中央文革，這種卑鄙的活動，使我們極其憤慨！”
周在講話中用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後說，楊余傅事件“可以說是壹個新的‘二月逆流’，而這個新的‘二月逆流’還是繼續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後的8屆12中全會公報有“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楊、余、傅的某些行為。楊、傅二人與“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聶榮臻是晉察冀山頭的，余立金在新四軍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陳毅部下，整這三人是對“二月逆流”再壹次打擊。
接著，周恩來高調稱贊江青。他說：“江青同誌是壹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壹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壹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壹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誌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周恩來還講到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誌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壹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的迫害。”講江青在文藝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績。周恩來講完話，又領著全場喊口號：“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接著，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講話。在這之後毛澤東突然出現在主席臺上，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齊聲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會以前，就對楊成武采取了措施。這些措施都是周恩來安排的。
周恩來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衛團把楊成武家裏的警衛換掉，把楊家全部控制起來。然後，周恩來對邱會作說：“妳帶兩個人去，把楊成武帶來，就說我讓他到人大會堂來開會。”邱會作對周說：“他都歇工壹二十天了，總理給我打個條子，我把人給妳領來。”周看了邱壹眼說：“對楊成武只字不留。”楊成武過去很註重儀表，今天他的胡茬很長，頭發既長又露出白頭發茬（文革前老幹部只有個別人染發），像病了很久的人壹樣。他用沈重而悲慘的聲音問：“妳們要把我搞到哪裏去？”邱會作等帶著楊成武下樓時，楊的家屬被集中在門口的會客廳，老婆和孩子發出了淒慘的叫聲。只有二女兒楊俊生站在橙子上說：“爸爸妳放心吧，不要惦記家裏，這裏有我們呢！”楊壹走，王新亭帶人抄了楊的家，封存了文件。
楊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壹墻之隔，周恩來布置衛戍區更換警衛部隊時，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員的警惕，徐的秘書未經請示報告，就將徐向前元帥也扣了起來，並收繳了徐保密文件櫃的鑰匙，引起了壹場誤會。中央領導人的警衛人員，受雙重領導。除了直接服務的首長之外，還必須接受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徐的警衛員除了保衛他的安全以外，還負有監視他的任務，所以才發生這樣的誤會。
２３日上午１０時左右，林彪、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全體成員同楊成武談話。林彪說：“今天找妳談話，主要是處理妳的問題。妳的錯誤是什麽呢？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妳和傅崇碧勾結在壹起要打倒謝富治，和余立金勾結要打倒吳法憲。還想排擠許多和妳地位差不多的同誌，如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等。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妳的問題，決定撤銷妳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壹書記職務。”楊成武想申辯幾句，但沒有讓他講，林彪接著說；“妳先不要回家了，人大會堂已經給妳找了壹個住的地方，妳先在這裏休息。中央已決定，要妳離開北京，住到武漢東湖去。可以帶上全家，包括妳母親、老婆和孩子壹起去。要用的東西了可以統統搬走，妳到那裏壹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壹下。”
楊成武下臺以後任命黃永勝當總參謀長。林彪提的是“代總長”，毛說不帶“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永勝同誌，請妳馬上趕到北京來，我已經叫吳法憲派了專機到廣州。”周還讓黃永勝帶上夫人。黃問周有什麽事，周說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3月23日，黃永勝在吳法憲的帶領下進了人大會堂壹個廳裏，黃對周恩來和葉群說：“總理，葉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讓他二人坐下。此時，周向警衛人員作了個手勢，對面的壹道門簾掀開，楊成武在兩個身材高大的軍人的伴隨下走了出來 ，臉色蒼白，精神萎頓。周恩來面對面地對楊成武說：“楊成武，妳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工作了。妳把妳那壹攤子交給黃永勝，自己好好檢討錯誤。妳回去吧。”楊成武看了黃永勝壹眼，聲音嘶啞地答了壹聲：“好”，就被兩個軍人帶了出去。
楊成武先是被帶到武漢，不幾天被人發現了，周恩來又決定把他帶到洛陽。楊的母親死在洛陽城裏的壹家醫院，楊要求去送終，周恩來沒有批準。
傅崇碧為什麽被打倒呢？因為傅崇碧和楊成武是關系密切的“老華北”，掌握著北京的要害部門，把他打倒是為了安全，是預防性的。李作鵬回憶說，傅崇碧於3月5日接受了江青給予的任務，到某處尋找被遺失的魯迅的書信手稿，結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興，於3月8日沒有請示批準，就帶上秘書（秘書手提公文包等）乘車親自到釣魚臺江青住處報告情況。到江青處後，傅的秘書過於緊張，壹進會客室就被地毯絆腳，“拍”的壹聲倒地，皮包拋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嚇了壹跳。這就成了“沖擊”中央文革的大罪。
當時在中央文革辦事組工作的李傳俊目睹了傅崇碧“沖擊”中央文革的情況：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十六樓找魯迅手稿，當時釣魚臺東門警衛電話請示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帶著他的秘書進了十六樓。傅崇碧進來後，直接往會議室走，氣沖沖地說：“我是衛戍區司令員，這是我管轄的地盤，誰敢攔我！”他是很不滿意的。這個時候，楊成武（當時是代總參謀長）也來到了十六樓。他們剛壹到，江青就過來了（江青住在釣魚臺十壹樓），她聲音特別大：“誰讓妳們進來的？還發脾氣！妳們有什麽資格沖擊中央文革！”這是我親耳聽見的，這時她已經在會議室了。江青跟楊成武吵了起來，我在值班室聽到聲音特別大，江青還拍了桌子。接著，江青就通知周總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等陸續來到了十六樓會議室，江青大聲指責他們倆非法沖擊中央文革！楊成武連忙解釋說是總理交給的任務，找魯迅手稿，而且強調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魯迅手稿的。江青馬上反駁：“胡說！我們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魯迅手稿，誰指使妳們來的？”這個時候江青就胡說了，指著傅崇碧說，“妳的秘書還要拿手槍把子打我！”——我在現場，根本沒有這回事。這個秘書很緊張，我看見他直流虛汗，有點虛脫。後來我才知道魯迅手稿確實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員蔔訓榮說，魯迅手稿後來是在保密室找出來的，裝在幾個箱子裏。蔔訓榮他不知道那幾個箱子裏有什麽東西，所以沒有告訴江青等人）。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來安排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和吳法憲完成的。吳法憲回到家裏，通知空軍副參長梁璞和警衛營長田廣林到他家。楊德中已經到了。吳法憲讓秘書通知余立金到吳法憲家來壹趟。院子裏黑黝黝的，靜悄悄的，余立金走進了院子，楊德中走上前對他說：“余立金，妳被捕了！”緊接著幾個警衛戰士把余立金帶走了。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十萬人的大會。題為“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首先周恩來宣讀了中央對楊、余、傅的決定。然後，江青、康生、陳伯達、周恩來都作了講話。
周恩來說：
我在這裏要提幾句江青同誌的奮鬥的生平，我們要曉得江青同誌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的，特別是三十年代，她當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分子，國民黨的反動派對她的迫害（會場喊口號：向江青同誌學習！致敬！）她在那個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象魯迅那樣硬骨頭似的敢於向迫害、壓迫、摧殘誹謗、造謠的人反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所以當時江青同誌戰鬥過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來讀壹讀，那是紅文章。至於有些反動派誹謗者他們寫的壞東西，這不是江青同誌的黑材料，那是這些黑幫、壞分子收集的臺灣、香港、美帝蘇修的材料。（黃永勝：學習江青同誌戰鬥革命精神！）······在抗日戰爭的初期，江青同誌到了延安，成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緊跟毛主席，緊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體不好的時候，也能勤懇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聽毛主席的報告。在戰爭年月裏，還參加了我們解放戰爭。到了解放以後，這些黑幫分子，就是剛才說的，從大叛徒劉少奇起，劉、鄧、陶、彭、羅、陸、楊、彭德懷、賀龍，壹直到楊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等，還有譚震林，壹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對江青同誌，但是江青同誌藐視他們，敢於跟他們鬥爭，所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我們就看見江青同誌的表現嘛，1964年的戲劇革命，八個樣板戲劇到今天還是光輝燦爛！（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誌的這個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個二月提綱的時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誌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文藝會談紀要的發表的同時，妳們看壹看鮮明的對照，壹個是黑的，壹個是紅的，多麽鮮明的對照啊！光輝的紀要，值得我們大家學壹學，再重新學壹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每壹歷史時期，·····江青同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裏，江青同誌非常嚴格地要求自己，也是嚴格地要求同誌，用毛澤東思想的尺度，來考察每壹個同誌，分清敵我的界限。當著是同誌的時候，她非常誠懇熱心地幫助同誌；當著判明是壞人的時候，她就敢於勇敢地把他端出來。這種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所以我們要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江青：向總理學習！向總理致敬！）我不敢當，我還要學。（伯達：互相學習）因此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誓死保衛林副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同誌，我們要誓死保衛我們的人民解放軍，誓死保衛我們廣大的革命群眾，誓死保衛我們的紅衛兵，還要誓死保衛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
楊成武倒臺時林彪和周恩來高調歌誦江青，贊揚江青的歷史，這說明，江青的歷史檔案問題，是楊成武倒臺的壹個原因。據曾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說，毛對黨內搞宗派十分反感，壹旦卷入宗派之中，他打擊起來是毫不手軟的。這可能的毛下決心搞掉楊余傅的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組軍委辦事組，新的軍委辦事組組成如下：組長 黃永勝（總參謀長兼廣州軍區司令員，以後丁盛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副組長 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成員 葉 群（林辦主任，軍委辦公廳黨委常委）；李作鵬（海軍第壹政委，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謀長）；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1968年9月後兼副總參謀長）。3月28日，毛澤東在同林彪接見黃永勝等時說：“軍委就是辦事組，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今後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軍委辦事組取代了軍委常委，其權力在軍隊裏至高無上。物極必反。這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事變埋下了因子。
高文謙認為，“楊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最後壹次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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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全國山河壹片紅”
毛澤東本來設想，通過“天下大亂”摧毀舊的政權之後，建立革命群眾代表、革命領導幹部和軍代表“三結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權”。在“新生的革命政權”的領導下搞“鬥、批、改”，通過這個途徑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計三年就可以完成這個過程。但是，現實比毛澤東設想的要復雜得多，實現“大治”的過程極其艱難復雜。
建立革委會的艱難歷程
毛澤東面臨兩個難題。
壹是軍政官僚集團的抵制。從表面看，由於毛澤東的威望，官僚們唯恐緊跟而不及。但是，從深層看，文革觸及了他們的利益，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地抵制。1966年表現為建立官辦紅衛兵，派工作組抓右派，鎮壓群眾；1967年軍隊介入後，除了“鎮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壹派、壓制壹派。
二是無法無天的造反派違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時官方把造反派的這種行為稱為“派性”。如果沒有明確而嚴格的法律約束，全面放開結社自由，其結果必然是群眾組織山頭林立、各行其是。毛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權威，以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夠“令行禁止”，實際上，他的“最高指示”群眾組織也是拿來為我所用。
對第壹個難題，毛澤東從原則上是不讓步的，但在策略上有進有退，有剛有柔。他對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這個態度：在對文革的問題上不讓步，對具體個人則盡可能采取團結的方針。毛的進與退、剛與柔，也是他對龐大的官僚集團的無奈之舉，他要改造官僚，又離不開官僚。他要把官僚機器送進修理廠，但還得讓這部處於修理狀態的機器繼續運行。
毛澤東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幹部，都打倒了誰支撐這個政權？但他希望對幹部要“燒壹下，不要燒焦”，就是讓所有的幹部都接受壹次群眾批判的洗禮。在1966年全國性的“炮轟”、“火燒”的高潮中，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遭到攻擊。進入建立新政權的階段，就得把“燒了壹下”的幹部解放出來，讓他們參加“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中共中央強調：“必須足夠重視革命幹部在奪權鬥爭中的作用。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骨幹，可以成為奪權鬥爭中的領導。”於是就讓幹部“亮相”。什麽叫“亮相”？就是從思想路線上作出深刻的檢查，表明自己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從而取得群眾組織的諒解和信任，還要表明站在哪壹個群眾組織壹邊，即“站隊”。當然要站在造反派這壹邊。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組織，幹部“站隊”就很難。所謂“革命領導幹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欽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結合對象；這壹派支持的另壹派要打倒；另壹派支持的這壹派要打倒。
對於群眾組織，毛開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這壹邊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壹書記被中央定為走資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沒有明確表態要保護的省委領導的地方，保守派都垮臺了。中央明確表態保護的領導人所管轄地區（如廣西），保守派沒有垮臺。在“二月逆流”以後，有些地方已經垮臺的保守派又在軍隊的支持下恢復了（如武漢）。1967年夏，中共中央對武漢“7·20”事件的表態旗幟鮮明，“百萬雄師”頃刻垮臺，各地的保守組織也大多隨之垮臺。但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了保守派“百萬雄師”的勢力那麽大，從而強調“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沖突，·····更沒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此時，毛澤東對造反派出現矛盾的態度：壹方面提出“武裝左派”，另壹方面提出“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壹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鐘漢華的談話中說：“為什麽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講造反派要“文攻武衛”。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壹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武裝左派”的口號提出來以後，全國武鬥從拳頭、棍棒升級為真槍實彈。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長春、沈陽、重慶、長沙等地接連發生大規模的武鬥。
這裏說的武鬥是指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沖突，不是指在批判會上對被批判者拳打腳踢，也不是指掌權者對無權者的屠殺。武鬥開始發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以後是造反派不同派別間的武鬥。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發生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早期武鬥是用冷兵器，後來發展到真槍真炮。群眾組織手中有多少槍？據不完全統計，到1969年9月，被搶奪的各種槍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搶奪的各種火炮10，266門，收回火炮14，828門；被搶奪的各種槍彈44，217萬發，收回槍彈34，004萬發；被搶奪的各種炮彈390，642發，收回炮彈294，259發；被搶奪的手榴彈2719，545枚，收回手榴彈2734，381枚。收回的數字大於搶去的數字，是因為搶的數字中沒有統計從軍工廠中流失的武器。群眾組織是怎樣得到這麽多槍？當時說是搶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裝的軍隊裏搶到槍？還是毛澤東說得坦率，是部隊送的。毛澤東要求“武裝左派”。誰是左派？這就由軍隊作主了。軍隊支左，大部分支持了保守派，槍當然送給自己支持的壹派。軍隊介入以後，造反派與軍隊矛盾、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別的矛盾都更加激烈。軍隊介入以後，文革從口水戰、棍棒戰發展為槍炮戰。
從武漢“7·20”事件中，毛澤東看到壓制軍人的危險性，就在軍隊和造反派二者之間搞平衡，天平傾向了軍隊。先是批判與“5·16”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軍內壹小撮”；不久，拋出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位中央文革小組中激進的、但沒有實力的人物。毛澤東這些玩平衡的舉動，為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和保守力量鼓了勁，各地造成了新的反復。
為了恢復秩序，對桀驁不馴的造反派紅衛兵采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連，由解放軍對他們搞軍訓，接著是中學生上山下鄉，大學生送進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臺。最麻煩的是工人造反組織。
毛澤東用“大聯合，三結合”的方針來解決群眾組織的問題。他要求：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前提下奪權。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奪權，中央不承認。但是，各個山頭的聯合，有“以誰為主”的問題，即權力分配問題。各個造反組織堅持己見，互不相讓，武鬥不止。當時稱之為“派性鬥爭”。1968年“兩報壹刊”的元旦社論強調“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頭爭奪主導權的時候，軍隊、行政官員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聯合，三結合”的復雜性。
在文革中的對毛的任何壹個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將毛的指示為我所用，使運動不按毛的戰略部署發展。“圍剿派性”也逃不出為我所用的陷阱。軍政官僚們用整“派性”來打壓造反派，中央文革針鋒相對地提出對“派性”要作階級分析，認為“無產階級的派性”是必要的。對“派性”的為我所用，使得“派性鬥爭”愈演愈烈。
當時中央還有相當的權威，各地矛盾難以在當地解決，就是讓那些省份“軍、幹、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來，找個賓館住下來辦“學習班”。參加學習班隊伍龐大，有的省壹兩千人；學習班的時間很長，通常是壹兩個月，最長的達8個月。在“學習班”上，關起門來談情況、論是非、講條件。學習班上吵壹陣，有點進展，中央領導接見壹次，講壹次活；再吵壹陣，有進展，中央領導人再接見壹次，講壹次話。有的地方學習班要接見五六次、八九次，才能達成“大聯合、三結合”的協議。顯然，這樣的協議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標大相徑庭。學習班基本是周恩來起主導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參加，“九大”以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人參加。有的地方連“稀泥”也和不了，就實行軍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亂”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會。這時，他們不管這個“新政權”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則，沒有壹個省、市革委會是按巴黎公社原則選出來的；也不管“新政權”的作為，“撿到筐裏就是菜”，不管周恩來“和”出什麽樣的“稀泥”，毛澤東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軍政官僚集團的關系而言，各地大體有如下的經歷：群眾造官僚集團的反，官僚集團鎮壓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澤東為被鎮壓的群眾平反，官僚集團軟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團之間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取得主動權，各地官僚政權癱瘓（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奪權，造反派分裂為不同的山頭，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混亂（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後兩年）——軍方鎮壓反革命，中央軍委下達，《八條命令》，大批造反派頭頭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對“二月逆流”的反擊，中發[67]117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第二次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頭間的鬥爭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開始，以後各地時間段不同）；——毛促進“大聯合、三結合”，軍方在組織“大聯合”中支壹派、壓壹派，被壓的壹派和軍方及軍方支持的壹派鬥爭；——1968年9月5日，各地軍方起主導作用的革委會全部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軍政官僚控制的革委會“復舊”，造反派“反復舊”；——鎮壓反對革委會的造反派，鞏固革委會，第三次鎮壓（1968年到1972年，各地時間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臨厄運的壹個月：月27日，毛澤東派3萬軍人、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 “工人階級領導壹切”；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和造反派訣別。——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擡頭，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機會，第三次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對造反派再壹次鎮壓，以各種名義將造反派頭頭趕出革委會；——1975年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部分造反派最後壹次得到翻身機會，第四次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變成功，造反派隨之徹底覆滅。
文革以後，主流輿論把文革中的壹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這完全違背歷史事實。就文革中大量死人這個突出問題上，絕大多數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勢的時候，而是死在鎮壓造反派的過程中和軍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於武鬥，而是死於專政機器對普通群眾大規模虐殺。“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鎮壓他們的人往往更野蠻，總的來說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勢只有兩年，而造反派被整卻長達8年，文革以後還遭到更加殘酷的整肅。“造反派”的受難人數和程度百倍於“當權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體，他們是文革的犧牲品。
文革像壹個長期革命過程的濃縮、巨大革命畫面的縮微：開始批判壹切、否定壹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舊的秩序破壞以後，反潮流者內部分裂，相互鬥爭，經歷了反反復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今天這壹派得勢，明天那壹派掌權；今日座上客，明日階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日的仇敵。再接著是不同派別的聯合、吞並，由動亂向穩定轉變，主流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為由革命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後革命波濤完全平息，進入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在1966年到1976年這段歷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蹤跡。
政治運動，特別是大國的全民政治運動，壹旦發動起來，是很難控制的。被鼓動起來廣大的人群中，有多種利益取向，勢必形成多種政治派別。誰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種派別在每壹個節點上的態度和行為。毛澤東雖然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也不能控制每壹步事態的發展，不能讓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設想進行。
上面介紹的運動的大體發展線索，各省情況千差萬別，很難進行歸類分析。
以正式成立奪權後的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先後為準，排列順序如下：
（壹）黑龍江省， 1967年1月31日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成立，3月20日，中共中央批準黑龍江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潘復生為主任（二）山東省，1967年2月3日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成立，23日改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
（三）上海市，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成立（後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
（四）貴州省，1967年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改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
（五）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
（六）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
按照毛澤東的估計，這種“全面奪權”在1967年２、３、４月就要看出眉目來。但是，事情遠不是他所設想的那麽簡單。“大聯合”，困難重重；“三結合”難以形成。壹些省份的奪權不是難產，就是不為中央所承認。近四個月沒有革委會成立。
（七）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賢權，副主任有張江霖、達洛等。
（八）內蒙古自治區，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滕海清。
（九）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
（十）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
（十壹）甘肅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洗恒漢。
（十二）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劉建勛。
（十三）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雪峰。
（十四）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曾思玉。
（十五）廣東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
（十六）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
（十六）江蘇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
（十八）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南萍。
（十九）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黎原。
（二十）寧夏自治區，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康健民。
（二十壹）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
（二十二）陜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
（二十三）遼寧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陳錫聯。
（二十四）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張國華。
（二十五）雲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
（二十六）福建省，1968年8月14日成立省革委會。主任韓先楚。
（二十七）廣西自治區，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
（二十八）西藏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區革委會。主任曾雍雅。
（二十九）新疆自治區，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會。主任龍書金。
從1967年1月6日上海奪權到1968年9月5日最後壹個革委會成立，經20個月社會大動亂的多次反復，除臺灣省外的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才先後勉強成立革命委員會。官方喜稱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在這29個省市中，革委會主任只有潘復生（黑龍江）、王效禹（山東）、張春橋（上海）、劉格平（山西）、解學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劉建勛（河南）、李瑞山（陜西）8人是地方幹部，21個革委會主任都是軍人。最初成為２９個、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為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從這些人在文革中的沈浮可以看到實現“全國山河壹片紅”以後政局繼續動蕩。
在九大以後不久，遭到整肅的，共有5人: 山西的劉格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職；貴州的李再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職；山東的王效禹，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職；黑龍江的潘復生，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職；內蒙的滕海清，１９７１年５月被免職。
劉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復生這四個人都是文革早期出來表態支持造反派的幹部。在以後的反復中，他們或者是卷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鬥爭，無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軍方實力人物。滕海清是因為清查“內人黨”搞亂了局勢而下臺。
這壹波革委會主任下臺，接任者多是軍隊幹部。到“林彪事件”發生，２９名主任中的軍隊幹部上升到２３人，占79.3%。毛澤東依靠軍隊穩定局勢。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會主任下臺，他們是：河北的李雪峰，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撤職。廣東的黃永勝，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職。在此之前已經調任，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接任。浙江的南萍，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江西的程世清，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新疆的龍書金，１９７２年被撤職。此外，因工作調動，有5位省革委會主任回軍隊任職。他們是：江蘇的許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遼寧的陳錫聯；福建的韓先楚。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除了去世的３人(北京的謝富治、四川的張國華1972年病逝，雲南譚甫仁１９７０年遇刺身亡)以外，２６名在世的主任當中只有１５人成為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占57.7%。“林彪事件”以後接任省革委會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幹部。
1976年十月政變以後，各省市革委會主任又壹次大換班。有４人遭到整肅：上海的張春橋；吉林的王淮湘，１９７７年免職，後被開除黨籍；甘肅的洗恒漢，１９７７年被撤職；天津的解學恭，1978年被免職，1987年被開除黨籍。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壹大召開，２４名在世的省革委會主任當中，進入十壹大中央委員會的總只有１０人，為總數的42%：他們是許世友、解學恭、劉建勛、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陳錫聯、韓先楚、韋國清。如果加上十壹大後不久被撤職的解學恭，則為9 人，占在世中央委員的37.5%。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會主任當中，先後遭到整肅的壹共是１6人，占55.2%。在成立革委會時擔任主任職務的軍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牽聯外，調回軍隊的人都進入了11屆中央委員的行列。
“復舊”和“反復舊”
以軍人為主導的“新生的紅色政權”並不“新”。它沒有制度創新，沒有從權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義，也沒有解決政府的職能的問題。但確實裁減了人員，壓縮了機構，進入了造反派群眾組織頭頭。開始時也有壹番新氣象。但這番新氣象很快就沒有了，出現了“復舊”。進入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會被排斥。進入革委會的老幹部，大多是“穿新鞋，走舊路”（這是當時流行的說法）。造反派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擊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復舊”也表現為行政權力不斷擴張，特權日益嚴重。辦公用房的擴張是行政權力擴張的壹個表現。以天津為例，文革前，天津是河北省轄市，河北省會設在天津。1966年，天津成為直轄市，河北省委遷到保定（後來遷到石家莊）。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會領導機關和所屬各部委辦（當時稱壹級組、二級組）占用辦公用房總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當時稱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當時稱天津市人民委員會）四家的辦公用房還多出26，000平方米。官僚特權隨著官員職務的恢復而恢復。他們充分利用權力為子女謀取利益，為逃避上山下鄉而參軍、“走後門”上大學。軍事官僚搞起特權來比行政官僚更為肆無忌憚，他們赤裸裸地以權謀私。天津市和平區文革初期共壓縮（即減少原住戶的面積）、查抄了9，190戶，壓出房屋13，404間。私產被接管需要處理的5，384戶，房屋3，025所、2，4321間。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各類高級統戰人士，騰出的房子大多被軍官家庭占有，壹個團級幹部就占壹棟小洋樓。有些幼兒園的小洋房也被軍隊幹部占作私宅。在天津駐軍２０個單位即66軍、警備區、獨立師、八分部、０５部隊、海軍航海保證部、空軍高炮二師、空軍燈三團等，在文革中占用民房108處、9167間，共400，853平方米。這還是不完全的統計。軍隊占用民房不是天津的個別現象。北京軍區壹個文件稱，全軍區共占用學校161所、醫院13所，工礦房舍111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396處，共239萬平方米。其它各省、市、自治區的支左部隊也占用大量民房。
軍政官僚們復舊，造反派就反復舊。山東、湖北、甘肅、福建、江蘇、山西、黑龍江等地，造反派都開展了反復舊活動。山東的反復舊是省革委會會主任王效禹發動的。
王效禹，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4年4月任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反右時，因不同意將將四位下屬劃為右派，被貶到德州國棉壹廠任副廠長，行政級別從10級降為13級。他的右傾問題被甄別後，1965年任青島市副市長。1966年8月25日，紅衛兵反青島市委，市委調動工人保青島市委，王效禹公開支持紅衛兵。9月7日毛澤東在壹個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東成立革委會，王效禹任革委會主任。
濟南軍區支左部隊中多數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聯合，三結合”中，壹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單位成立革委會時，造反派也受到擠壓。 1967年北京的元老們搞“二月逆流”，濟南軍區的將軍們也有表現。在北京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王效禹在山東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與跟“三支兩軍”的軍隊負責人矛盾開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來、康生、楊成武、蕭華等人在北京當著王效禹和山東造反的面，批評在場的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政委袁升平。1967年5月，正是楊得誌、袁升平與王效禹矛盾沖突的時期，經毛澤東批準，軍委5月18日發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濟南軍區第壹政委，他雖然深受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濟南軍區的將軍們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區（徐海地區駐軍68軍隸屬濟南軍區，支左由濟南軍區管）解決兩派群眾組織的矛盾，改組了徐州革委會，讓許世友信任的軍人革委會主任下臺，扶持徐州鐵路分局壹位年輕造反派替代。徐州屬江蘇省，是南京軍區的管轄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壹個重要問題》，社論提出了“反復舊”的問題。社論批評了“統統是原班人馬，沒有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的領導班子，說這樣的領導班子“把敢於向階級敵人沖鋒陷陣的、敢於堅持階級鬥爭的同誌排斥在外”。“凡是有復舊的地方，由於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原則基礎上的團結，常常形成兩個中心”，“‘獨立王國’氣味甚濃”。毛澤東審閱這篇社論時，將原安排在目錄中的第四篇提到第壹篇，可見毛對此文的重視。王效禹和社論的思想壹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東省革委會舉行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決定開展“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和復舊傾向”，簡稱“反復舊”運動。
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連續發表文章為“反復舊”造輿論。這些文章說 “在壹些單位和部門,扶植壹直沒有轉過來的保守勢力,為去年的逆流翻案。並極力重用舊機構的原班人馬,大搞獨立王國,與革委會鬧獨立,或妄圖把省革委會‘架空’。”這裏說的“獨立王國”,指的是軍人把持的省革委會的生產指揮部和組織組。
山東的“反復舊”運動做了幾件事情：
——派工宣隊進駐省革委的生產指揮部。生產指揮部的職能相當於“文革”前的省政府（相當於湖北省的“抓辦”）,正副組長由軍人擔任，吸收到幾名前省政府的老幹部。王效禹等認為，生產指揮部成了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不服從革委會領導的“獨立王國”。山東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組織的工宣隊進駐生產指揮部後，奪取了生產指揮部的壹切權力，撤銷了生產指揮部領導小組,成立了生產委員會；召開了“反復舊”大會。
——工宣隊進駐省革委的組織組下屬的材料組。材料組是由18位軍隊幹部組成的審幹小組,負責審查省革委以及所屬各室、組的領導成員。王效禹等認為,組織組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排擠造反派。工宣隊進駐後,查封了材料,並驅趕了軍隊人員。
——派工宣隊進駐軍隊中的開展“四大”的單位，由工人組織去領導這些軍隊的單位。
——由“文攻武衛總指揮部”接管公安派出所。公安系統已被軍管，但王效禹等認為公安系統復舊嚴重，還認為“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負責人黑材料，妄圖顛覆省、市革委”。1968年12月17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以清查黑材料為名,強占濟南市館驛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濟南市文攻武衛總指揮部”組成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市區的4個公安分局和38個公安派出所,聲稱“公、檢、法壹切大權歸文攻武衛”。
——在反復舊風潮中，被邊緣化了的老造反再次奪權，全省短時間內約40%的縣、市革委會被推翻或改組。聊城地區地、縣革委會被工宣隊奪權，90%的基層革委會被改組或沖垮重建。
山東“反復舊”的實質是,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及其造反派勢力奪取軍隊控制的地方權力。
王效禹的“反復舊”激怒了將軍們。將軍們通過各種渠道多次向中央狀告王效禹，要求解決山東問題。“九大”會議期間，各地軍隊領導人就“反復舊”對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澤東仍舊保王效禹。4月28日,在九屆壹中全會上,毛澤東特別提到山東問題,並說是人民內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要求楊得誌“要搞好團結。”
但是，王效禹的對手是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其他有關大軍區的眾多將軍們，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也站在軍隊壹邊反對王效禹“反復舊”。
毛澤東不能得罪這麽多的將軍。從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陸續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項職務,由楊得誌擔任山東省革委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袁升平擔任山東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這時,全省各級權力機構和重要生產部門幾乎全是軍人掌權,人們說山東是“軍人政權”。
山東的反復舊顯示了軍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1969年的山東，文革派的王效禹失敗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文革派張春橋勝利了。這是後話。
黑龍江和山東的情況大體相似。1958年，時任河南省委書第壹書記潘復生，被打成“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另兩人是書記處書記楊玨、副秘書長王庭棟）。他們挨整的主要問題是對階級鬥爭、農業集體化、統購統銷持消極態度。潘復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撤職下放到農場勞動。1962年平反後，調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黨組書記。1966年1月，調中共黑龍江省委任第壹書記兼省軍區第壹政委。1966年8月他站出來支持黑龍江的造反派，1967年1月31日，潘復生成為全國第壹家省革委會主任。1967年5月10日 ，毛澤東任命潘復生為沈陽軍區政委（黑龍江省屬沈陽軍區防守）。1968年，潘復生搞“反右傾，反復舊，反復辟”，壹大批已結合到革委會裏領導幹部以“復辟”、“復舊”的罪名被撤職。據統計，在“反右傾，反復辟”鬥爭中，全省被揪鬥的大隊以上的幹部29，091人，受株連被觸動的達5萬多人。他這壹行為不僅得罪了壹大批官員，也違反了毛要求“走向大治”的戰略部署。1971年，潘復生被撤銷壹切職務，由軍人汪家道任革委會主任。
“從大亂到大治”，就是恢復秩序。既然沒有制度創新，只能恢復文革前的舊秩序。恢復舊秩序是就是否定文革，“反復舊”又和毛澤東“走向大治”的目標相悖。所以，毛對反復舊持矛盾態度。他先是通過1968年10月14日《紅旗》社論鼓動反復舊，當反復舊沖擊了“新生的紅色政權”時，他又說：“反復舊必復舊，反復舊就是復舊。”。周恩來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妳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反復舊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鎮壓，鎮壓的名義是“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
1971年“9·13”事件後，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的垮臺，各省革委會的壹些主要負責人人因和林彪有牽聯而倒臺。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蔔占亞、湖北省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省的南萍等。進入七十年代，毛澤為削弱軍隊對地方的控制力，將八大軍區司令員互調，在革委會裏的軍人有的回到部隊，有的轉業到地方。在革委會裏的造反派頭頭被邊緣化。這樣，革命委員會只剩下了被結合進去幹部了，省與省以下的地方基層政權，又重回到文革前就執掌政權的官僚們的手中了。
既然成立革委會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國家機器”，那只能是恢復17年的國家機器。這就標誌著文革的失敗。從這個角度說：“全國山河壹片紅”之日，就是文革失敗之時。何況實現“壹片紅”以後，還有多次反復。在實現“全國山河壹片紅”復雜過程中，廣大群眾反復多次地經受了血與火的折磨。“全國山河壹片紅”，是廣大群眾的鮮血染紅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從下面介紹的幾個省的情況可見壹斑。
湖北：長江濁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鄉，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兩次到湖北串連。“7·20”事件發生後，7月24日，我又到了武漢，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況除了我自己的記憶以外，還參閱了徐海亮先生的《東湖風雲錄》、吳火金口述 鐘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猶記》、鐘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領袖胡厚民的生與死》等文獻資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壹方面拋出壹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另壹方面在群眾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導下，1966年7月，武漢市很多工廠、機關、學校、醫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鬥會壹個接壹個，全市數萬人被關在各單位自辦監獄中，“五類份子”再壹次受到打擊。遊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卷整個武漢，不少人投江自殺。
８月１９日，省委出面組織的官辦紅衛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稱他們是“三字兵”）。“三字兵”到處掃四舊、破壞文物、古跡，還將歷次運動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資本家揪鬥遊街，抄他們的家。在這個期間，因“反抗和破壞文革罪”，武漢全市被捕４００多余人（其中中學生１５９人）。武鋼綜合經營廠工人龐玉來，被同廠四清積極分子黃連生貼大字報，說他曾被資本家收養。龐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小工人，又不是當權派，就撕下了大字報，與黃發生沖突，誤傷壹位勸架女工。事發十幾天之後，即7月5日，在武鋼、壹冶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將龐玉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時狂風大作，雷鳴電閃，大雨傾盆。6月20日，湖北大學發生工作組整師生的“6·20”事件， 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點名批判即將被打成“右派”的學生40多名。
１９６６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調，中共武漢市委根據省委指示，決定逐步撤出工作組(隊)，並開門整隊，要求各單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革小組，接替工作組(隊)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當然，這些文革委員會和文革小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後，首都紅衛兵南下武漢煽風點火、炮轟湖北省委。據統計，到12月22日止，全市陸續接待外地學生共400萬人。湖北省委發動“三字兵”大抓“南下壹小撮”。湖北省運動的起落與陶鑄和王任重兩個人的命運相關。毛澤東很器重王任重， 曾說王有“總理之才”。陶鑄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個創意早於林彪。毛澤東發動“文革”，陶、王 也都是緊跟的。６月１日，中南局第壹書記陶鑄奉調北京任中央文革顧問，後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後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則接任中南局第壹書記，兼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們二人壹方面在北京緊跟毛的部署，另壹方面，盡力防止後院起火，在中南地區壓制造反派。後來毛澤東說陶鑄是“兩面派”大概就是指這種情況。批判資反路線以後，陶、王被打倒了，但他們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運動思路，在湖北省幹部和群眾當中還有很深的影響。
造反派掘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說：“在工作組時期，封了壹批左派，抓了壹批右派，這為以後武漢群眾中的派系鬥爭播下了種子”，“武漢的造反派主要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造反的，而是當權派‘反向動員’出來的”。他說的“反向動員”就是因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的確，造反派頭頭大多數是被官僚集團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王任重迅速轉彎，武漢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資反路線”的高潮，要求給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黨政幹部所犯壓制群眾的錯誤。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漢文化革命問題寫出檢查，公開承認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1966年9月，成立了官辦的武漢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壹司”）壹度是多數派。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造反派）商討成立統壹司令部，由於席位問題沒有達成了共識，湖北大學、華中工學院代表退出聯合，後來各自成立了“新華工”（第壹號頭頭張立國）和“新湖大”。加上“新華農”合稱“新派”。１０月２６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漢測繪學院黨員學生楊道遠是二司的負責人。
1966年１１月１０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第壹把手是重型機器廠工人朱鴻霞，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廠工人胡厚民。“工總”在省委洪山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張體學和省委書記處書記趙修到會，張體學講話，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動。張體學授完旗就走了。接著是趙修講話，他很明確地告訴全體與會者，省委不能承認工人總部這個名稱，要改成聯絡站。人們感覺被愚弄了，這時臺上有人對著麥克風叫：“我們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於是，數百人搶上火車到了北京。那時上海工人正在安亭臥軌。陳伯達給上海工人發電報，說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武漢工人打著“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的旗幟來到中南海西門，貼出標語：到底革命是“大道理”還是生產是“大道理”？我們認為陳伯達把“大”“小”顛倒了，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武漢工人總部成立以後，12月8日，“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簡稱“工造總司”，壹說是11月10日成立），第壹把手是電子扳金工吳火金。１２月１２日，武漢鋼鐵公司造反派組織“毛澤東思想9·13戰鬥兵團”（簡稱“9·13”，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視察武鋼的時間命名）成立，第壹把手是武漢鋼鐵公司電銲工李湘玉。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等造反組織及北京來的紅衛兵遊行到《湖北日報》社造反，他們要求徹底改組編輯部，勒令該報停印。１１月１７日，省委通知壹司紅衛兵保衛黨報，驅趕造反紅衛兵。兩派在報社紅旗大樓激烈沖突，發生流血事件。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負責人張體學、趙修（此時已改名趙立公）、張華，淩晨４時到報社與造反派談判，張體學承認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動”。
12月初，在武漢市委的支持下，部分職工在武漢機床廠開會倡議成立全市的“革命職工聯合會”，很快發展為４０萬人的保守工人組織。“革命職工聯合會”反對批判省委，要求解散“工人總部”，反對學生到工廠串連。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漢數十萬造反學生、工人在新華路體育場連續兩次批判鬥爭王任重。張體學、趙修等省市領導參加陪鬥。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讓他在廣州休養，造反派把他從廣州揪回來。批鬥時給他戴了高帽子，患著嚴重肝炎的王任重臉色發青。造反派工人姜詩存把自己的大衣脫下給王任重穿上。批鬥王任重之後，各單位都組織批鬥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壹時，領導幹部站在汽車上被遊鬥，成為武漢三鎮的壹大景觀。武漢各個學校、機關和工廠黨委癱瘓，許多單被造反派控制了權力。
奪權流產，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1967年1月26日上午，學生和工人造反頭頭在湖北大學召開奪權籌備會議。會議由工人總部負責人朱鴻霞主持。因革委會常委名單分配而激烈爭吵，“二司”代表憤然退出了會場。下午2時，在朱鴻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禮堂舉行了奪權大會，發布了《奪權公告》和《壹號通令》，宣布奪取省、市委的權力。二司搶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總司”代表搶走了武漢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禮堂象征性的奪權大會之後不了了之。奪權因各造反組織意見不壹而流產。
“1·26”奪權流產加深了造反派組織間的矛盾。在武漢三鎮，反對“工人總部”、“9·13”、“二司”等造反組織的聲音強烈起來，很多地方貼出了“工人總部、二司大方向錯了”、“工人總部、二司的頭頭修了”、“砸爛工人總部”、“工人總部、9·13組織嚴重不純”等標語、口號。造反派哪能忍受？2月8日，“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簡稱2·8聲明)。2·8聲明對上述批評進行了反擊，聲明不僅表達了造反派的激進情緒，還指責“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托派”，指責他們要下山“摘桃子”。還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這篇文章壹發表，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工造總司”、“新湖大”、“新華工”、“新華農”等造反派組織認為這篇文章是“大毒草”。“工人總部”、“九壹三”、“二司”等組織認為文章是“大香花”。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軍隊鎮壓造反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聲明），認定“‘2·8聲明’大方向錯誤，是壹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劃、制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轉移了鬥爭大方向”，聲稱部隊將對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2月22日，朱鴻霞、胡厚明、楊道遠三人署名文章《資產階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長文在《長江日報》上發表，此文與軍區的“2·18聲明”針鋒相對。“工人總部”、“二司”等組織了10萬人大遊行，抗議“2·18聲明”。武漢的激進派造反組織和軍區直接對抗。2月23日下午，武漢部隊出動70余輛軍車，乘載3000多名全副武裝的軍人遊行，高呼“2·8聲明是大毒草”等口號，同時，飛機大量散發“2·18聲明”的傳單。武漢部隊還把大批解放軍指戰員推上第壹線，極力宣傳“2·18聲明”。武漢軍區這些行動給造反派強大的壓力。而造反派高唱《紅軍想念毛澤東》，廣播中經常播送《坐牢算什麽》、《就義歌》等歌曲。
3月4日，本來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報》發表社論《堅決粉碎“秋後算賬派”的反攻倒算》批評軍隊對造反派的壓制，軍隊認為這篇社論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成立（簡稱“抓辦”），並宣布即日起開始辦公。“抓辦”擔負起了原來省政府的工作，由軍隊代表、幹部代表、群眾代表三者組成。3月15日，武漢軍區在新華路體育場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幹部大會，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華，副司令員韓東山等出席大會。會上，軍區負責人嚴厲批評了造反派。 “抓辦”由軍代表控制，造反派稱“抓辦”是“軍政府”。“抓辦”用行政權力和造反派對抗。周恩來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五百多名大小頭目。3月21日武漢部隊發表通告（“3·21通告”），認定武漢地區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予以取締。工總有幾百名頭頭被抓以後，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職工聯合會”等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各級武裝部支持的、以武裝基幹民兵為基本隊伍的“紅武兵”。手執鐵矛、頭戴柳條帽的“紅武兵”，威武地站在壹輛又壹輛卡車上呼嘯而過。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開始批鬥造反派的“壞頭頭”。
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造反派內部已經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壹起。他們共同喊出“揪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口號。3月27日，“新華工”組織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漢的譚震林!”4月11日，“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工造總司”沖擊軍區。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漢三鎮聯合舉行大規模的遊行。遊行隊伍高喊：“陳大麻子算老幾，老子就是敢揪妳，抽妳的筋，剝妳的皮，看妳復辟不復辟！”面對武漢造反派的聯合抗爭，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於5月16日正式成立。參加“百萬雄師”的保守組織有四五十個，人數約92萬人，後來發展到129萬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漢市委大院辦公，市委壹百多位老幹部集體亮相支持。他們的口號是：“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壹掃光。”“牛鬼蛇神”名義是指“地、富、反、壞、右”，實際是是指造反派。
6月4日 ，武漢部隊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部隊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不得把矛頭指向解放軍。“6·4公告”發布後，百萬雄師加緊了對造反派的武裝打擊，發生了壹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帶殺死造反派群眾多人。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位於武昌楊園的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余人。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壹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並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遊行。著名詩人白樺是現役軍人，他在“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的武鬥現場散發他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作家姚雪垠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冊子散發。他把3月21日武漢軍區發表鎮壓通告這壹天稱為“新馬日”，比作１９２７年湖南長沙軍閥何鍵鎮壓革命群眾的“馬日事變”。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北京的“文革”是學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 革”，武漢的“文革”則是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文革”。這話有道理，但還得加壹個特點：武漢的造反派因奪權而分裂為“香花”和“毒草”兩派以後,又重新團結起來反抗鎮壓他們的軍隊，這在全國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達武漢，周恩來還通知在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問題的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漢。毛澤東坐鎮武漢，準備就地解決武漢問題。他們態度鮮明地支持造反派，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明確指出武漢軍區犯了路線錯誤。毛、周的態度遭到8201部隊和“百萬雄師”的強烈抵抗，釀成了轟動全國的“7·20事件”，當時稱為“武漢兵變”。這壹事件使得武漢軍區領導人倒臺，保守派全軍覆沒，壹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徹底翻身，到處張貼“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這個事件深深刺激了毛澤東，開始他提出“武裝造反派”，同時又怯於軍方鬧事，調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導思想。關於“7·20事件”本書另辟壹節敘述。
“鋼派”和“新派”實現大聯合
“7·20事件”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讓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沈陽軍區副司令），政委劉豐（原武漢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空降兵十五軍軍長方銘，政委張純青主持湖北、武漢的工作。此後很長壹段時間是“曾、劉、方、張”為首的軍人掌權。
“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壹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由於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壓力消失，“鋼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顯出來。
“鋼工總”是中央點名的、全國有名的“響當當”的造反組織，他們希望全市所有的造反組織都在“鋼工總”的旗幟下實現大聯合，提出了“鋼化江城“的口號。“新派”認為，我們提著腦袋為“工總”翻案，死了那麽多人，朱鴻霞沒有半句感謝的話，還要收編我們，這辦不到。工造總頭頭吳火金建議“新派”工人組織建立統壹思想、統壹行動的“新武漢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司令部”（“新武漢”）。軍方沒有批準，周恩來也批評了這壹行動。“鋼化江城”沒有實現，“新武漢”胎死腹中。
1967年10月8日，周恩來陪同來訪的外賓來武漢，抽空接見了武漢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周恩來說：“我說以鋼派為主實現大聯合，鋼派就歡迎，新派不高興；我說以新派為主實現大聯合，新派歡迎，鋼派不高興。我看還是不要鋼，不要新，成立壹個革命的工代會好不好？”結果全場熱烈鼓掌，周總理說：“大家通過了，就這樣聯合起來，妳們高興，我也高興。”
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武漢造反派籌備成立工代會、農代會和紅代會。在“曾、劉、方、張”的領導下，造反派頭頭和軍隊幹部開了多次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實現了大聯合。1968年1月20日，武漢市革委會正式成立。方銘為市革委會主任。8位副主任中，軍人3 人，幹部3人，“鋼派”工人壹名，“新派”工人1名。27名常委中，軍人5 人，幹部5人，其余“鋼派”和“新派”的群眾代表。1月22日，《人民日報》就武漢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雄的武漢人民熱烈祝賀》。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會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劉豐、張體學，還有幾名造反派頭頭成為副主任。《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長江萬裏起宏圖》。
進入革委會的群眾組織代表大多沒有實權。“鋼工總”頭頭朱洪霞雖然任省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揮部總指揮；“鋼9·13”頭頭李想玉雖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工造總司”（新派工人造反組織）頭頭吳火金亦任武漢市革委副主任，實職卻是武漢市修舊利廢辦公室主任；至於學生組織“新華工”、“鋼二司”頭頭張立國、楊道遠名義上是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只有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革委主任的實職，1968年秋“工宣隊”進校後，他們都回到班上接受“再教育”。
“復舊”和“反復舊”
革委會成立以後轉向鬥、批、改，按《十六條》規定，鬥，是鬥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而武漢的鬥批改卻針對造反派。工造總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火金的感受是：“鬥，是鬥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謂資產階級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級革委會，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臺，將走資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革委會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前的官僚勢力占主導地位，軍人和官僚看法壹致。當然，與造反派桀傲不馴也有關系。
1968年，很多單位利用 “清理階級隊伍”的機會整造反派。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準學習班”（將造反派集中起來，不準打電話、不準打電報、不準寫信、不準外出、不準會見來訪人員），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專案審查對象，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當局認為造反派掌權的單位是“馬蜂窩”，要“捅”掉。很多單位出現了“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1969年4月10日，在漢口市中心水塔貼出了朱鴻霞、李想玉、吳火金三人署名的大字報：《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高調發出了“反復舊”的號召。他們認為，“復舊”就是恢復舊權力機構舊的辦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為“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就是把造反派趕出各級革委會。這張大字報迅速轉抄到武漢三鎮，又鉛印大量散發。造反派派紛紛響應。朱、李、吳還在武漢三鎮作了十多場“反復舊”的報告，每場聽眾都是數萬人。4月27日在漢口中山大道工藝大樓門前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到會有十幾萬人，武漢“反復舊”運動達到了高潮。
?“反復舊”期間，正逢中共的“九大”召開。4月29日上午，中央請朱鴻霞、李想玉、吳火金、楊道遠、張立國五人到北京去解決武漢問題。 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會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眾組織代表到京， 1969年5月份壹個月內，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四次接見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群眾代表。中央領導人嚴厲批評了“反復舊”行動。康生說：“現在形勢大好，復什麽舊？黨的九大召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嘛，妳們是反哪個的復舊？”5月27日晚上，中央領導人第四次接見武漢造反派領袖時，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解決武漢‘反復舊’問題的報告”》（中發〔69〕28號），中共中央認為，“所謂‘反復舊’運動，把矛頭指向省、市革委會、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把三代會、首先是工代會置於壹切之上。這樣做，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和壹元化領導的教導的。”此後，“反復舊”偃旗息鼓，但造反派與革委會的對抗情緒沒有消除。
“北決揚”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隨著造反大潮就有壹股“新思潮”，隨著文革的進展，“新思潮”不絕如縷。1967年秋天以後，隨著“大聯合”和“三結合”的推進，造反運動漸入頹勢，被打倒的幹部逐漸恢復職務，造反派頭頭們卷入了革委會的席位之爭，革委會並沒有使政權帶來新氣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遙派越來越多。壹些對文革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們感到困惑，他們開始思考壹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們以極大熱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繼續下去？中國向何處去？1967年秋，毛澤東壹段話激發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說：“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夠思考問題而不出風頭的人。現在大吵大鬧的人壹定要成為曇花壹現的人。”然而，在毛澤東時代，民間很難接觸到其他思想，能閱讀到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和馬列著作。“新思潮”還是來源於馬、列、毛，當然是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會的壹面。這些表達“新思潮”的文章詞鋒犀利、文采飛揚，表現了作者非同凡響的才華和學識。當然，異端思想壹旦成為思潮，就會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就會突破毛澤東思想的局限成為它的對立面。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思潮”表達了青年們對文革現實的不滿，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來乃至毛澤東，甚至整個社會體制。在武漢出現的“北決揚”也屬此類。
以華中工學院學生魯禮安、馮天艾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鬥星學會”，並在漢口水塔民主墻上張貼了《北鬥星學會成立宣言》。宣言的結尾說：“北鬥、北鬥，未來幾十年的中國和世界，將是誰主沈浮？”魯禮安等人12月下旬又組織了“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出版了《揚子江評論》。社會上稱他們為“決派”，當局後來把他們簡稱為“北決揚”。他們的人數最多時才二十多人，沒有什麽聲勢，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暢快淋漓的文章、唇槍舌劍的辯才、揮斥方遒的意氣、俠肝義膽的豪情，曾經成為武漢三鎮的傳奇。”他們觀點激進，公開批革命委員會、批軍區、主張武裝鬥爭、批周恩來、批張春橋。由於他們走得太遠，鋼、新兩派頭頭都不支持他們，新華工等還批判過“決派的極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這股思潮的危險。9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對武漢問題的指示》，（中發〔69〕67號），文件說“北決揚”是“由壹小撮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假借名義、暗中操縱的大雜燴。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復辟。”“必須堅決取締。” 說《揚子江評論》“是壹些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幕後操縱的反動刊物，必須查封。”這個文件提出“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
這個文件無端構陷這些青年人，顯示了中共中央穩定革委會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後，武漢的造反派強大到難以駕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劉豐鐵腕軍人的手，以清理階級隊伍、清查“北決揚”和“5·16”的名義對造反派狠加打壓。1968年5月17日，魯禮安到黃石市為印刷《揚子江評論》找紙張，在鐵山被新派抓獲，長達11年的關押沒有審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訴。馮天艾也在監獄裏關押十年。湖北的清查運動長達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結束。據當時統計，作為“5·16”、“北決揚”被審查的共33659人。另有資料說整了60萬人。
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頭頭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漢市抽調有關人員及鋼、新兩派大小頭頭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軍學院，參加中共中央開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學習班的共1600人）。在學習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據陳伯達的指示，要“上掛劉（劉少奇），下聯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燒頭”，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和罪行，深入揭、批“北決揚”和“5·16”，對造反派的頭頭，批判、逼供、誣陷。先是將鋼工總頭頭、漢陽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劉萬泰、鋼“9·13”頭頭張鵬程、工造總司頭頭、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常委王錦銘3人定為現行反革命，在全體學員大會上批鬥後宣布逮捕，押回武漢。後來又將胡厚民、楊道遠、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漢批鬥後關押。1970年6月底，長達八個月的北京學習班結束了，他們分別回到各自的單位繼續作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後，劉豐被定為林彪死黨，自殺未遂，被開除黨籍。曾思玉被定為林彪“活黨”，繼續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漢的“三支兩軍”軍代表回到部隊。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曾思玉與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換了位置。趙辛初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之後，造反派壹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遊行，慶祝胡、李獲釋。壹部份造反派參加了“反潮流”遊行，獲釋的造反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被“補臺”到省總工會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鄧小平搞治理整頓，造反派頭頭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接下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造反派頭頭們又活躍了壹陣。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張、江、姚“四人幫”，12月28日，湖北“四人幫”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明）張（立國）被捕。夏邦銀，中共黨員，第九，十屆中央委員，原漢陽軋鋼廠工人，判刑13年，2001年逝世。朱鴻霞，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判刑15年。胡厚明，中共黨員，武漢造船廠工人，省革委會常委，判刑13年，死於獄中。張立國，共青團員，華中工學學生，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判刑13年。其他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二司頭頭楊道遠判12年，刑滿後經商，因收中介費3萬元，以貪汙罪判刑15年，共坐牢27年。任愛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省農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堅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鋼工總”，後任省革委會副主任，文革後期被判刑。
貴州：雷聲不息
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實現“壹片紅”的省份。《人民日報》為貴州奪權勝利發表了題為“西南的春雷”的社論。但是，革委會成立後，貴州依然是雷聲滾滾。
從“6·6事件”到革委會成立
貴州的“四清”是在劉少奇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貴州“四清”工作團認為，“貴州已爛掉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四清後改組了中共貴州省委，省委第壹書記周林下臺，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書記。1965年1月，毛澤東找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並當即對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李井泉把周林安排為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為貴州省委第壹書記，取代了李大章。
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壹書記的中共貴州省委，把“四清”時就遭過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拋了出來，作為貴州“文革”第壹個犧牲品。
1966年6月6日，《貴州日報》用三個版面刊登了長篇署名文章《堅決拔掉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旗》和編輯部文章《徹底揭露汪小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文中的小標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省略了主語“汪小川”。貴陽五中有學生蒙住內文突出小標題，就說“這些小標題是反動標語”，得到很多師生認同。自從1964年開展全民革命大批判以來，青年學生睜大眼睛尋找“階級鬥爭新動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當天傍晚六七點鐘左右，五中師生將《貴州日報》報社圍困起來，要求報社交出在《貴州日報》上刊登反動標語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郵局停售當天“刊登有‘反動標語’”的《貴州日報》。並張貼大字報，認為批汪小川是“舍車保帥”，提出要“徹底揭露省委‘舍車保帥’的陰謀”，“徹底揭開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同日，貴陽師範學院出現批判貴州省委的大字報。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開緊急會議，把向省委和報社寫“質問信”、貼大字報等行動定為“6·6反革命事件”。
省委抽調幹部130人組成7個工作組和1個觀察組分赴8所大專院校，對“6·6事件”全面反擊。據不完全統計，在“反擊”中，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鬥、關押、勞改。到7月10日，貴陽地區被迫自殺的達189人，其中身亡107人。
貴陽醫學院是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的文革試點。這個院黨委是四清後新建立的。在“6·6事件”中大抓反革命，教職工總數的15.9%的人被批鬥。賈啟允緊跟毛澤東，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師生平反。8月22日，賈啟允派人到貴陽醫學院召開大會，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紅旗”。貴醫“紅衛兵?紅旗”是由被省委平反的人為骨幹，擁護省委、反對院黨委。
8月27日，南下串連北京學生“炮轟”中共貴州省委，貴陽部分學生響應，形成了“炮轟派”。貴陽醫學院保黨委的師生成立了“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成立，站在反對省委的“炮轟派”壹邊。
8月31日晚，首都南下串連學生和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貴州師範學院等200多人造反。省委組織數千人圍攻造反者，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書記被迫自殺。地化所是1966年2月從北京搬遷到貴陽的。這裏集中了壹批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北京聯系密切，在貴州造反中起了重要作用。
9月5日，3000多名學生到省委要求賈啟允接見，要他回答問題。省委組織12萬人，對學生進行分割、圍攻、鬥爭，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省委的這壹作法激起了更多人造反。
9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三次接見紅衛兵，在北京見到了毛主席的貴州學生，回到貴州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大多以9月15日這壹天命名。如貴州工學院“9·15紅衛兵團”、貴州大學“9·15革命造反團”。
為了應對炮轟派的沖擊，按照賈啟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貴陽市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9月28日又成立紅衛兵糾察大隊。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擔任紅衛兵總隊的政治輔導員，不久就成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
10月9日，在首都南下串連紅衛兵的幫助下，貴陽地區大中專學生成立了炮轟省委的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
10月初，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思想工人紅衛軍”（簡稱“紅衛軍”）成立。“紅衛軍”迅速發展成勢力最強大的工人群眾組織，號稱33萬之眾，頭頭李鐵乃是貴陽市壹家汽車修配廠的工人。省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李再含公開支持“紅衛軍”。
按賈啟允指示，於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貴州省工人糾察隊。大中專學校紅衛兵總隊、工人糾察隊力保省委。他們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賈書記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造反派的口號是“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1月底，炮轟派成立了“貴陽市統壹行動指揮部”，紅衛軍、地化所等所有炮轟派組織都參加了。這是貴州造反派大聯合的最初形式。
李再含成為省文革小組成員以後，先後向中央文革和林彪發出18份反映省委情況的電報，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贊賞和支持。12月10日，李再含在給林彪轉毛澤東、黨中央的壹份電報中說：“省委已完全癱瘓”，“全盤機器已完全失靈”，“有影響三線建設的危險”等。
12月3日，貴陽市發生壹起交通事故，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開車壓死2名“紅衛軍”工人，市公安局沒有及時出面處理。李再含為了取得“紅衛軍”的信任，將市公安局長王玉奎撤職，並帶頭簽字同意在全市停產3天，遊行追悼。次日，造反派“統壹行動指揮部”舉行追悼會，李再含與賈啟允聯名送花圈，並致悼詞，還追認這兩名死者 為“烈士”。事後，“紅衛軍”要求解散“工人糾察隊”，把躲在省軍區地下室的賈啟允揪出並扣押起來，哄動省城。“紅衛軍”聲威大振。李再含和“紅衛軍”頭頭李鐵乃被人們並稱“二李”。此時“二李”是反對省委的風雲人物。
12月5日，“紅衛軍”以查抄“黑材料”的名義，從《貴州日報》社抄出很多材料運回總部。李鐵乃聲稱掌握了李再含的“鋼鞭材料”，說“李再含比賈啟允更壞”。“二李”之間的關系起了變化，李再含對李鐵乃的態度變為“壹看、二幫、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鐵乃和地化所造反派頭頭徐英年到省軍區商量大聯合問題。李再含讓李鐵乃把領導權交給徐英年。李鐵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統壹行動指揮部”，另行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有“紅衛軍”、“赤衛隊”等74個大小組織參加，並舉行了“打倒折衷主義”大遊行。
1967年1月初，李鐵乃經昆明、重慶前往北京告狀，在京貼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標語，舉行了記者招待會。1月3日，李再含從“紅衛軍”中扶持另壹個頭頭成立“紅衛軍造反聯絡站”。
1月20日，李再含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文革發出電報，電報說紅衛軍及其頭頭把鬥爭矛頭任指向軍隊，綁架戰士並奪走武器彈藥·····”21日，根據李再含的電報，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鐵乃，押回貴陽批鬥。李鐵乃從此經歷了15年的鐵窗生活。“赤衛隊”的黃世明、“貴州兵團”的施其利等工人群眾組織的頭頭也在貴陽被捕。這些工人造反組織的總部被瓦解。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對李再含的電報批示：“總理：似應將李再含、軍區司令員、省委個別革命幹部及若幹群眾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領袖，共若十幾人，找來北京，加以研究,確定政策，然後叫他們回去執行。請與文革小組商量決定。每個省市似可都照這樣辦。壹個壹個地解決。”
根據毛澤東批示，1月24日，周總理派飛機接李再含、何光宇等貴州代表團12人到達北京。25日至30日，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先後五次接見貴州代表團。
1月25日，貴州省和貴陽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行動，奪取了中共貴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貴陽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權，成立了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表了《奪權通告》。
1月26日淩晨，貴州某師部隊和省公安廳，查抄了“紅衛軍”總部和“紅衛軍”甘蔭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軍區認定“紅衛軍”是反革命組織。
1月27日，貴陽煤礦發生保守組織“工人糾察隊”向紅衛軍“反奪權”，“紅衛軍”有54名成員被捆綁吊打。貴陽鋼鐵廠、貴州水泥廠等單位也發生類似事件。這些單位早些時候被“紅衛軍”奪權，“工人糾察”反奪權後紛紛到省軍區報喜。
1月28日，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貴州代表團。聽了省軍區司令員何光宇的介紹後，江青說：“李鐵乃是流氓！他想當西南王。情況我們搞不清楚，我們是根據李再含同誌掌握的情況和電報決定逮捕的。”代表團中的南下串聯的北京紅衛兵反映了“紅衛軍”在貴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來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遭遇。江青說：“紅衛軍當然不是反革命組織。對廣大群眾，不能這樣說。主要頭頭已經抓了。”
2月1日，《人民日報》以“西南的春雷”為題發表社論，祝賀貴州奪權勝利。貴州是全國第四個奪權的省份，僅在黑龍江、上海、山西之後。
2月13日，“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紅色政權”的反對派
李再含總結的貴州奪權經驗是“上奪下掃，左右開弓”，其含義就是：上奪省委第壹書記賈啟允的權，下掃李鐵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擊“紅衛軍”，向右打擊“工人糾察隊”。奪權期間“紅衛軍”總部被瓦解，“工人糾察隊”宣布解散。
“上奪下掃，左右開弓”是壹種鎮壓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67年二三月間，全省有52萬群眾的218個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有2，000多人被關進監獄。這就是貴州的“二月鎮反”。與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貴州的“二月鎮反”是新成立的革委會實施的。
鎮壓必然帶來反彈。李再含用再鎮壓來消除反彈。
2月26日，李再含出動2，000余人，其中有三個連的武裝部隊，對貴州醫學院“紅衛兵·紅旗”進行反奪權（由於這個組織最早反校黨委，成了該校的掌權者）。被反奪權的“紅衛兵·紅旗”，當天就成立了反對省革委會的貴醫“2．26兵團”。
3月3日，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貴州報》發表社論“我們就是要行使鎮壓之權”，進壹步壓制革委會的反對派。
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李再含決定召開貴州省紅衛兵代表大會，用革委會的力量把紅衛兵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但他無法處理已經分裂為兩派的紅衛兵組織。
例如，貴陽醫學院壹派是貴醫“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其群眾基礎是“6．6” 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內革外保”（反校黨委、保省委），不讓他們參加貴州省奪權。另壹派是“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但因他們“內保外革”（保校黨委、反省委），在社會上獲得造反派身份，參加了貴州奪權。在籌備省紅代會時，貴陽醫學院被允許參加省紅代會的只有“工農紅衛兵·紅色尖兵”，“紅衛兵·紅旗”（“貴醫2·26兵團”）被排斥在省紅代會之外。
4月10日，省紅代會在貴陽市六廣門體育館舉行開幕式，貴醫“2·26”兵團、“東方紅”戰鬥團和貴陽六中“狙擊兵”沖擊會場。4月11日，省紅代會在軍隊掩護下繼續開會。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工學院、貴州大學、貴州農學院、貴陽市六中等支持貴醫“2·26”的行動，吹起沖鋒號，再次沖擊會場，會場頓時混亂，代表們紛紛離場。接著，反對派遊行示威，要求省紅代會休會。省革委會拒絕接受休會的意見。4月12日，要求休會的紅衛兵在貴陽市舉行示威遊行，人數達壹萬多人。
4月12日晚，省革委調動了解放軍、公檢法和支持革委會的群眾，舉行了數萬人的示威遊行，口號是：“紅代會，好得很，堅決支持開下去！”“打倒無政府主義！”“誓死保衛紅色政權！” 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紅代會第三次、第四次被沖。沖擊者高呼口號：“紅代會，大雜燴，不能開，快休會”。這就形成了“支紅派”和“反紅派”。
省紅代會在4月20日宣布結束，產生了45名委員，成立了由9人組成的常設委員會，都是從“支紅派”選出來的，更加劇了“支紅派”和“反紅派”的對立。
4月11日沖散紅代會後，要求休會的各校隊伍未解散，而是從六廣門遊行到郵電大樓前廣場開大會。在會上簽到的有77個單位，成立了“4·11”紅衛兵聯絡站，從此形成了省革委會的反對派——“4·11”派。
李再含說“與‘4·11’鬥爭是路線鬥爭。是左右派的較量。”4月18日，貴州省公安廳拘留了貴陽醫學院教師李吉傑，說他是“貴醫2·26沖紅代會的黑後臺”。5月13日，由17所院校組成的紅衛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廳，要求釋放李吉傑。沒有達到目的人們進入公安廳禮堂靜坐示威。李再含說參加靜坐的學生是“沖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5月19日，李再含在貴陽市郵電大樓前廣場的萬人大會上發表講話，宣布對“4·11”要刮“十二級臺風”，揚言要在半個月內，將“4·11”徹底摧垮。
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會的地區和單位普遍成立“捍紅中心組”、“保衛紅色政權聯絡站”、“衛紅兵團”等等，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的、跨行業的“支紅派”隊伍。廣泛宣傳“‘4·11’的要害在於反奪權”、“攻擊紅色政權”、“要搞垮省革委”。省革委委會辦事機構和各部門中持“4·11”觀點工作人員，都被清除出去；各大中學校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進行重新登記，凡“4·11”觀點的壹律取消紅衛兵資格。
為了成立支持李再含的“新貴陽醫學院革命委員會”，省革委調動了壹萬多人保衛成立大會會場，貴醫“2.26”奮起反抗，雙方發生沖突，90人受傷，3人重傷。5月27日，在貴陽師範學院，李再含強行成立第二個壹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6月2日，李再含緊接著又在貴州大學成立第三個壹派掌權的革命委員會，調來公檢法等外單位人員3，000多人保護會場，布置了兩個假會場作掩護。上述三所高校壹派掌權的革委會的成立，通過《新貴州報》的大力宣傳，成為全省各單位、各縣市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樣板。
支持省革委會的學生組織“支紅串連會”成立不久，與其對立的群眾組織紛紛成立。6月8日，貴陽市大中專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4·11兵團，貴陽地區工人支持“4·11”聯絡站同時宣告成立。8月中旬，支持“4·11”的各個工人組織聯合籌建了“貴陽地區4·11工人兵團”。
為了“保衛紅色政權”，李再含組織了專業武鬥組織“貴州8?18兵團”，對“4·11”進行武力圍剿，僅在貴陽地區從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個月內，就先後調動2萬多人進行了13次圍攻，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1967年8月，省革委會在“打倒劉鄧陶，踏平4·11！”的口號下，對反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圍攻。這個行動被稱為“八月踏平”。
?“八月踏平”使得“4·11”學生、工人和幹部，紛紛外逃。外逃的6萬多人，他們分別在北京、上海、武漢、鄭州、徐州、長沙、株洲、衡陽、桂林、柳州、昆明、重慶、成都以及烏魯木齊等地，向公眾揭露李再含在貴州武裝壹派、鎮壓壹派的作法，堅持同李再含作鬥爭。
1967年11月，“4·11貴陽前線指揮部”在貴陽秘密成立，以“隊自為戰”和“人自為戰”的方式開展地下鬥爭。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貴州‘4·11’全省代表大會”在北京清華大學主樓舉行，在清華大學成立貴州“4·11”總司令部。並和貴州的“4·11”地下組織保持聯系。
1968年3月6日上午“4·11”地下組織在貴陽市郊華家山開會，上午9點多鐘，“8·18兵團”出動了近1000人，荷槍實彈，把華家山團團包圍，由山腳往山頂搜捕。“4·11”到會200多人，除少數人突圍外，被抓住170多人。
對“4·11”的鎮壓，保證了地、縣革委會的建立。1968年4月14日，全省85個縣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委會大多是壹派掌權，因而很不穩定。
李再含下臺，藍亦農主政
1968年11月18日前後，在貴州的野戰部隊換防。原來在貴州的支左的7611部隊（49師）調到雲南省保山地區，0276部隊（41師）從雲南調到貴陽。新來的部隊支左方向和原來的部隊不同。“貴陽地區4·11兵團”很快恢復重建，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據點”，繼續同李再含進行鬥爭。貴州形勢更趨復雜。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決貴州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軍委發出《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給貴州部隊的指示》，指示內容各有五條，人們稱之為“雙紅五條”《對貴州省當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要繼續鞏固和發展已有的革命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和“要堅決支持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擁護新生的紅色政權”。為了緩和矛盾，李再含把關在監獄裏“4·11”幾個頭頭放了出來，解散了武鬥組織貴州“8·18”兵團。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針對山西和全國造反派的布告（簡稱“7·23布告”），要求制止武鬥、懲辦壞人和恢復生產。李再含以落實“7·23布告”為由，下決心在8月份之前拔掉“4·11”據點迎國慶，開展了對“4·11”的據點的武力圍剿。7月29日，在貴陽市止林庵廣場發生了大規模流血事件，打死54人，傷壹百多人。
1969年8月下旬，周總理在看過新華社記者寫的調查材料後，將貴州省、地區的頭頭87人調到北京進學習班，由中央直接領導解決問題。
9月2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呈送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李再含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使省軍區領導人之間長期分成兩派，41師和獨立師，軍分區、人武部內嚴重對立，各支壹派，這是貴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的壹個重要原因。
1969年10月19日淩晨，中央領導人接見貴州匯報團時嚴厲批評了李再含，周恩來說：“造成目前這種情況，就是省革委核心組對抗毛主席，對抗中央，這種對抗就是兩面派式的，李再含同誌就是個典型。”“可以告訴妳李再含，中央在某種程度上對妳失掉了信任。雖然沒有完全失掉。妳過去反對李井泉，賈啟允，還有點功勞，但妳尾巴翹到天上了，那麽霸道，壹次講話、插話，就搞掉18個縣革委。我們聽了毛骨悚然！就連李立三也沒敢這樣膽大妄為。”陳伯達、康生也嚴厲批評了李再含。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達（69）71號文件，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奪權以後，大權在手，頭腦膨脹，逐步陷入了資產階級派性，搞兩面派，鬧‘獨立王國’，對抗中央，鎮壓群眾，背離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文件宣布：調昆明軍區副政委藍亦農兼任貴州省軍區第壹政委。調43軍軍長張榮森擔任貴州省核心領導小組副組長，並統壹領導全省駐軍支左工作。
為了落實中央（69）71號文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舉辦貴州問題學習班，全省共有2019人參加。兩派頭頭都作了自我批評，促進各派群眾組織大聯合。“4·11”主動解散了組織。
1971年5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會舉行“補臺”協商會議，對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5月23日，中共中央批準貴州省革委會補臺意見：
藍亦農為貴州省革委會主任，張榮森為第壹副主任，副主任多達15人。“4·11”補臺進入省革委會的委員9人，其中副主任1人，常委2人。撤銷李再含貴州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貴州省革委會主任職務。5月20日，中央軍委發出命令，撤銷了李再含在軍內的壹切職務。
1971年“9?13”事件後，全國各地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藍亦農說，我不會“賣友求榮”，對批林持消積態度。1972年9月3日，中央令貴州的藍亦農、張榮森、賈庭三、等13人到北京，在中央領導人指導下，對全省批林整風匯報會議進行了總結，9月15日中央發出關於貴州省的“中發（72）38號文件”。文件指出：“藍亦農、張榮森同誌都是站在林彪反黨集團壹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和宗派主義錯誤。藍亦農同誌的錯誤更嚴重。”藍亦農調離貴州，下放勞動。
1972年9月16日，中央決定調魯瑞林到貴州工作，任解決貴州問題工作組組長。197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魯瑞林任中共貴州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委員主任。1977年2月，魯瑞林在貴州工作五年後離任，馬力接任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這些都是後話。
重慶：炮火連天
重慶是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中國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水陸交通樞紐。抗日戰爭時期，南京淪陷之後，重慶是中國的陪都。文革前夕，重慶是四川省轄市，轄八區三縣，人口400多萬，是當時的全國八大城市之壹。
文革之初，中共重慶市委仿效北京的作法，揪“三家村”、打“黑幫”，《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雜文專欄主持人和作者被打成了“三家村”，將1963年已受到批判處理的所謂“蕭、李、廖反黨集團”定為“三家村”的“黑後臺”。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定性為“黑幫”，在《重慶日報》上點名批判。市委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發動師生員工揭發批判校領導人。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中央文革成員穆欣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文中說到“周揚的壹個追隨者攻擊魯迅”時，在註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就是重慶市委第壹書記兼市長任白戈。《紅旗》雜誌這壹條註釋使任白戈當即下臺。書記處書記魯大東代理第壹書記主持重慶工作。
保守派造反派
按市委領導的布置，1966年8月24日，重慶全市各大專院校統壹成立了赤衛軍。9月3日，經重慶市委“建議”，重慶市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成立。9月15日，重慶市委讓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將中學生紅衛兵合並，統稱“重慶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壹書記李井泉指示，成立了重慶工人糾察隊。重慶還有壹個文化系統的保守派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革命軍”。
赤衛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工人糾察隊和文藝革命軍這四大官辦組織，被造反派群眾譏稱為“保皇四軍”。
破“四舊”、抄家是主要保守派組織的行為。據重慶市公安局史誌辦公室統計，全市共有13，160戶“牛鬼蛇神”被抄家。
重慶造反派最早的發源地是重慶大學，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重慶大學的造反派不是反對校領導，而是為校長鄭思群鳴不平。鄭思群，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中共，行政七級幹部，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望。鄭被重慶市委正式點名批判後，市委工作組組織師生對其進行了多次批判圍攻。８月２日淩晨５時，鄭用半片剃須刀割頸動脈自盡。8月3日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市委領導人魯大東到場宣布市委決定：鄭思群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開除黨籍。８月３日晚，電機系學生周孜仁貼出大字報：《就鄭思群自殺事件給西南局、李政委的壹封信》，接著，貼出了很多要求重新審查鄭思群、直接批評市委工作組和市委的大字報。8月13日，周孜仁起草的號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報得到全校數千人的簽名。從而形成了學生周家喻、查正禮、熊代富、黃順義為骨幹的造反團體，反對工作組的壹派占優勢。
8月15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反工作組壹派師生向重慶大學求援，重慶大學數千師生前往聲援，與師範專科學校保工作組壹派展開辯論，附近學校的學生和居民也加入辯論，雙方爭執不下，聚集了4000多人。市委書記處書記辛易之前來解決問題，被造反學生們糾纏至深夜。這稱為“8·15”事件。1966年8月26日，重慶大學造反派以這個日子為名成立了“8·15戰鬥團”。
9月3日，位於重慶市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成立了造反派學生組織“8·31戰鬥縱隊”。9月29日，造反派的重慶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成立，10月更名為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小說《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於9月2日成立了重慶市文聯紅衛兵戰鬥組。使文聯成為重慶市最早實現了造反派奪權的單位。
重慶最早的造反者都受到黨委或工作組組織的圍攻、揪鬥、遊街、強迫請罪，壹些頭頭被打成反革命。南下串連的北京學生的，如首都三司的紅衛兵支持他們。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是在造反派學生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於1966年9月30日成立，頭頭黃廉是復員軍人。文革初期，他被本單位批鬥、關押。北京南下串連學生將他救出來參與文革運動。
進入10月，在批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被鎮壓的造反派紛紛起來批判各級當權派。
10月11日晚上，100多名工人到市委請願，要求市委領導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是合法的群眾組織，要求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市委領導拒絕接見和答復他們的要求。10月15日，“工人造反軍”600多人的“北上告狀團”步行北上。重慶市委聯系重慶駐軍派出軍車，將告狀團全部送到永川火車站改乘火車北上。“北上告狀團”人員在北京參加了11月3日舉行的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集會和遊行。11月中旬，在北京鼓足了信心和勇氣的“北上告狀人員”回到重慶後，正式成立了“工人造反軍總部”，很快發展為重慶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到11月下旬，重慶市的造反派群眾組織已經形成較大聲勢，同“保皇四軍”分庭抗禮。
1966年12月4日，重慶“工人戰鬥軍”（由李井泉支持的工人糾察隊更名）在大田灣重慶市體育場召開“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造反派認定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陰謀”，沖擊會場，引起激烈沖突，數百人受傷，還傳出“‘工糾’打死造反派”的傳言。這次武鬥被稱為“12·4”事件。
隨著批判資反路線的深入，很多與“8·15”觀點相同的造反派組織匯合形成了龐大的“8·15”派。在1966年文革之初，54軍是支持保守派的，軍長和政治部主任都奉命擔任了保守派學生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總輔導員，因此還曾遭到“8·15”派的批判。在批判資反路線的大背景下，中央支左命令下達後，54軍轉而明確支持“8·15”派。此時重慶的保守派已經瓦解。
奪權使造反派分裂
1967年1月奪權以後，重慶造反派出現了分裂，以重大“8·15”為核心而形成的重慶“8·15”派得到軍隊支持，在全市占主導地位；以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工人造反軍等則與“8·15”派對立。
1967年1月24日到26日，“8·15”派等50多個群眾組織，在54軍支持下，宣布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壹切權力，組成了以54軍軍代表為首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簡稱革聯會）。2月1日，重慶工人造反軍、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及首都三司駐渝聯絡總站等50多個造反派群眾組織，聯名向中央發出急電，稱“1·24奪權” 是“假奪權”。他們提出“砸爛革聯會”的口號。反對“革聯會”的這壹派群眾組織被稱為“砸派”。
2月8日，“1·24奪權”建立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革聯會”宣告正式成立。54軍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出任“革聯會”主任。
“1·24奪權”形成了“8·15”派和“砸派”的尖銳對立。由於造反派沒有實現大聯合，“1·24奪權”沒有得到中央承認。
“革聯會”自認為是新生的紅色政權，他們動用專政工具、利用“8·15”派群眾組織，對“砸派”進行鎮壓。從2月中、下旬開始，“砸派”的群眾組織被駐軍、“革聯會”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右派組織”、“非法組織”，勒令解散，被查抄、砸爛、圍攻。大批人被逮捕、捆綁、毆打、罰跪、遊街。“工人造反軍”頭頭黃廉等被抓入獄。小說《紅巖》作者之壹的羅廣斌因反對“革聯會”被逼自殺身亡。從2月24日到3月18日，共明令取締“反動組織”36個，由群眾組織出面砸掉的82個，自行解散的146個。“公安紅壹方面軍”稱，全市被取締和整垮的革命群眾組織共762個。“文革”後重慶市公安局史誌辦公室公布，在“二月鎮反”期間，全市被拘捕2253人，24個群眾組織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或非法組織明令取締。此間，重大“8·15”出動20多卡車人員，浩浩蕩蕩開到北碚去，把反革聯會的核心組織——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的隊部砸了個稀巴爛。十多天後，北碚區的駐軍宣布西師8·31是“右派組織”，勒令解散，對其核心成員，在學校批鬥後實行逮捕。
批判“二月逆流”，“反到底”掘起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1967年4月6日，中央軍委發表了《十條命令》。這兩文件都強調：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兩個權威文件，加上全國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形勢，被“革聯會”取締的群眾組織迅速恢復，受到打擊的人立即活躍起來，組織了“反擊二月逆流，砸爛非法革聯會”的集會和遊行。
在二月被抓的“砸派”頭頭從監獄中放出，其中有反到底的頭頭黃廉。他們和54軍參謀長耿誌剛等軍隊幹部壹起去北京參加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5月，“砸派”大專院校學生組織“重慶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1967年5月16日，毛澤東批準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中發[67]159號，重慶人當時稱“紅五條”），這個文件認為支左部隊“是有顯著成績的。他們支持的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的缺點錯誤在於，在二，三月間，······錯誤地支持了壹方，壓制了另壹方，支持了公安部門錯捕革命群眾，把壹批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文件要求“對被錯誤宣布為‘非法組織’或‘反動組織’的革命群眾組織要平反，對錯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要釋放，並恢復名譽。”“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並指定54軍副政委藍亦農為組長，副軍長白斌為副組長，負責組織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革籌組”）。
《中發 [67] 159號》文件回避了兩大派矛盾的焦點“革聯會”，還讓支持革聯會的54軍領導人擔任“革籌組”負責人。
5月17日，“砸派”在市內舉行擁護“紅五條”和“歡呼革聯會壽終正寢”的盛大集會遊行。5月18日，“8·15”派在市內舉行“誓死保衛革聯會”的示威遊行，對“紅五條”未承認革聯會公開表示不滿和抗議。
在54軍領導人的勸說下，“8·15”派明白了“革聯會”、“革籌組”只是名稱不同，實質都是支持“8·15”派的54軍領導掌權，重新舉行了擁護“紅五條”的遊行。
“紅五條”下達後，“革聯會”不能再作為“臨時權力機構”存在，將有關工作移交給“革籌組”。“砸派”不承認這個傾向於“8·15”派的“革籌組”。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劉結挺提議，將“砸派”名字改為“反到底”派。從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現。
“8·15”派和“反到底”派成了陣線分明的兩大派別。
全面內戰
1967年6月5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8·31”戰鬥縱隊與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團”武鬥，市內“8·15”和“反到底”兩派都派人到西師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師武鬥後返校途中，在北碚不遠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擊，重大“8·15”總團負責人、市“革聯會”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關押毒打，註射麻醉劑後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處理”，在赴京的火車上被“8·15”派認出，到京後組織人救出。
在兩大派“全面內戰”期間，出現了壹些專業武鬥組織或指揮機構。重大“8·15”建立了“衛戍司令部”和專業武鬥組織301野戰隊（專事校外武鬥）、302部隊（專事校內武鬥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區的“猛虎團”，在南岸區制高點黃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黃山警備區司令部”。
７月１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壹院武鬥，死二人，傷數十人，“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釬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號召為於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團”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紅巖機器廠營救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死9人，傷多人，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
7月10日，駐守在戰旗小學的重大“8·15”的武鬥隊，以自制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反到底”派武鬥隊，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釬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自己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反到底”派的河運學校的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私設的電臺聯絡。
７月１４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鬥。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９時發布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達成停止武鬥１４條協議。謝富治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多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武鬥再次發生。
7月20日至21日，兩派在大型兵工廠長江電工廠武鬥，“8·15”派攻占全廠，打開成品庫運走大批槍彈。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8·15”派形成威脅。“8·15”派組織多路人馬用了輕重機槍及步槍攻打工業校，占領了該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兩人死亡。“8·15”抓獲俘虜200多人押回重慶大學毒打審訊。“反到底”派的“軍工井岡山”得知“8·15”用機槍占領了工業學校，以壹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打開軍工倉庫發放槍支的決定。
重慶是中國兵器工業基地，在武鬥中，這個兵器工業基地成了取之不盡的武器彈藥庫。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廠、望江機器廠等幾家大型兵工廠兩派爭相搶奪軍兵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廠外同壹派群眾組織擴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廠“8·15”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５噸，傷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廠空氣壓縮機廠的“8·15”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毀區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１８間。８月１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人員遭到槍擊，死２人，傷１０人。
８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武鬥，動用了坦克。廠俱樂部被燒毀。重慶大學“8·15”的301武鬥隊３人被擊斃，重傷致殘１人。“8·15”派占領全廠後，將從家中抓出並殺害的無辜群眾數人，並拖往石灰窯焚屍滅跡，途中發現有未死者補槍致死。
８月３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8·15”派占據的制高點——謝家灣的弧形建築（辦公樓）。在“反到底”派的強力攻擊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時倒上汽油燒毀。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的高射炮擊沈，解放軍３人遇難。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紅總部”為奪回被“反到底派”搶去的裝運子彈車輛，攻打845廠並占領了全廠。在攻占中，“8·15”數人身亡。845廠內的“反到底”派和守廠的多名人員，在武鬥中身亡或被俘後遭到槍殺。
8月5日 ，“8·15”派進攻建設機床廠，兩派在該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連續三天武鬥中死25人，傷數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沿途與占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8·15”派武鬥隊交戰，打死２４人，打傷百人，打沈船只３艘，打壞１２艘。當時稱為“八八海戰”。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設於解放碑西北側的交電公司大樓上的“反到底”派廣播站，從馬路對面的東方紅（原“和平”）電影院樓頂集中幾支信號槍向該樓四層（最頂層）窗口內齊射，引燃樓內易燃物起火燒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數十人。直接經濟損失達357萬元。“8·15”派占領全廠。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的“金猴”武鬥隊，向占據著郭家沱中學的“8·15”派據點發起進攻。“8·15”派居高臨下， “金猴”武鬥隊被打死１０人，傷數十人；“8·15”派也有重大傷亡（後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與“8·15”派沖突，而是反到底與駐廠部隊沖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二中隊”、“五中隊”在行進於二十二中學至北溫泉途中時，被河對岸“8·15”派機槍掃射死3人、重傷2人。“猛虎團”在召開“烈士追悼會”時，將俘虜北碚“8·15”派武鬥指揮唐天倫槍斃“祭靈”。
嘉陵江大橋將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區與北面的江北區連成壹體。市二輕局大樓位於南橋頭。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這座大樓，對“8·15”構成威脅。７月７日，“8·15”發起進攻，經過幾次拉鋸戰，市二輕局大樓被“8·15”派占領。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負責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揮部負責人蘇靜康等指揮下，炮擊“8·15”占領的二輕大樓。炮聲斷斷續續，從夜間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兩派在潘家坪高幹招待所至大坪壹線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高射機槍、坦克，死亡超百人，郵電器材廠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毀，僅被燒毀的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百余萬元。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被武鬥組織搶走。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8·15”派攻打九龍坡黃葛坪王家大山制高點，兩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調查組壹行30人於18時抵達重慶，下令兩派就地停火，令兩派頭頭到警備區談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黃山警備區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點發起進攻，死22人，傷數十人，打壞房屋7幢，抄砸部隊、機關、企業、商店17個和居民34戶，搶走辦公用具、電訊器材、手表等物資件和糧食2650余公斤。
參加武鬥的年輕人大多是大中學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他們充滿了奉獻壹切的革命熱情，他們“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視死如歸。很多人在“為毛主席而戰”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8月23日晨7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發來經周恩來審定的制止重慶武鬥的特急電報：壹、立即停止對壹切工廠、學校、機關、商店、街道和居民點的火力進攻和射擊。立即停止對空氣壓縮機廠的進攻，並撤除包圍。二、絕對不允許對解放軍防地、巡邏哨和軍車射擊。三、雙方立即達成停火協議並保證切實執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楊家坪地區“8·15”派大舉進攻。楊家坪中心區的“8·15”派據點建設電影院被高射炮擊中起火，周圍燃成壹片火海。空氣壓縮機廠“8·15”派武鬥隊撤退前槍斃“反到底”派俘虜5人（其中孕婦1人）。
8月28日淩晨，“8·15”派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向占據通信兵技術學校的“反到底”派據點發起進攻。武鬥中，雙方動用了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高射機槍、122榴彈炮、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設的電臺指揮榴彈炮射擊。雙方死傷數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離，“8·15”派占領北碚全區，喜稱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間，重慶市幾乎是每天炮火連天，硝煙彌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達“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慶兩派在警備區談判停止武鬥、收繳武器，達成協議。武鬥趨於緩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難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車返回重慶。
9月後武鬥稍有平靜。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將該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趕出學校後，單方面組建了重慶大學革命委員會。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重慶駐軍領導人韋統泰、藍亦農、白斌、唐興盛等出席表示祝賀。同壹天，與梁興初等觀點不同的四川省革籌組副組長劉結挺在自貢接見“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層軍政高官各支壹派，近於熄滅的戰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萬余人沖擊市“革籌組”，兩派發生武鬥，多人被打傷。
在槍炮聲中進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萬人在市體育場召開批鬥李井泉、廖誌高大會。會前“反到底”派赴會途中多處與“8·15”派沖突，會後遊行時發生槍戰，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鬥人員將返校“復課鬧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打成重傷，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學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幹部，指出重慶“8·15”和“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打倒劉結挺和張西挺是錯誤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慶壹樣，分為對立的兩派，壹派是“紅衛兵成都部隊”（紅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紅成”和重慶“8·15”反對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慶的“反到底”支持劉結挺、張西挺，反對梁興初。周恩來說：打“劉結挺張西挺”就是為劉（少奇）鄧（小平）復辟。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反到底”支持的態度，周恩來批評54軍對“反到底”的打壓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聲勢；“8·15”也不示弱。武鬥又進壹步升級。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鬥。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橋頭的武鬥死3人，多幢建築被燒。抗日戰爭期間的“民主之家”特園化為灰燼。
4月7日，重慶兩派分別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國防企業長安機器廠、江陵機器廠和重慶鋼鐵三廠、第十八中學、曙光中學、江北糖果廠，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溝搬運站、第六中學、第四十壹中學（今巴蜀中學）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學等地為據點展開槍炮戰，動用了高射機槍及多種火炮，壹些房屋被毀。同日，兩派在長安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全廠停產。
4月27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再次接見四川黨政軍領導，說“反到底”打謝（成都軍區副政委謝家祥）反梁（省革籌副組長、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也是錯誤的。要54軍把腰桿挺起來。“4·27”指示實際是對“3·15”指示的糾偏。周恩來說：“重慶不能再亂了。”
4月28日，周恩來令四川省革籌組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劉結挺、張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求重慶兩派立即停止搶武器，令兩派將搶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則嚴辦。
4月29日，周恩來再次打電話給張國華，就重慶市大規模武鬥問題作出4點強硬指示，要求對28日發生的“8·15”派搶奪351倉庫的武器和長安機器廠辦公樓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傷消防人員必須嚴肅處理。下午張國華、劉結挺、張西挺、韋統泰、藍亦農接見北京學習班兩派代表各10人傳達上述指示，要求馬上落實。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兩派在北碚第13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鬥，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團”占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３人被暴屍街頭示眾3天。“8·15”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手提沖鋒槍挨戶搜捕“反到底”派人員。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8·15”派攻占全廠。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8·15”派攻占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重慶醫學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物資被搶劫，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總”負責人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兩派在江陵機器廠大規模武鬥，壹些家屬區房屋、職工住宅被打壞，4個重要車間遭破壞，附近民房也遭到炮擊。傷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廠，隨後實行“戒嚴”、“清鄉”。
7月16日，重慶“8·15”派及鄰近幾縣同壹派的武鬥隊在成渝鐵路線隆昌石燕橋以火力攔截軍列，將五車皮援越軍火搶劫壹空。周恩來聞訊後急電四川省革委主任張國華：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論哪壹派搶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學校以後，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學生“上山下鄉”，群眾組織已經不能支撐。在重慶陷得很深的54軍也換防到雲南。武鬥漸趨平靜。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余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難民”返回重慶。
９月２３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決定：嚴令壹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持有武器，必須於１０月１５日前無條件上繳壹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壹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在人民大禮堂舉行“兩大派革命群眾組織撤銷總部，掀起鬥、批、改新高潮誓師大會”，兩大派群眾組織宣告撤銷。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基本平息。
重慶武鬥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見到壹個統計數字，不過，據《重慶公安大事記（1949-1997）》記載：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組在《重慶市武鬥殺人案件情況的調查匯報》中記載，全市在文革中共發生22起較大的武鬥殺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虜’、‘探子’等名義殺死1737人（其中五類分子14人），作案兇手878人”。這1737人不是在武鬥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後殺死的，即“殺俘”。重慶武鬥死亡人數應當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資料稱：據最保守的估計，直接死亡人數在3000人以上，受傷1萬人以上。武鬥毀掉的房屋、機器設備、因武鬥而造成的交通中斷、工廠停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無法統計。
廣西：血勇邕江
要了解廣西文革，必須了解韋國清這個人。韋國清，廣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將軍銜。五十年代，他帶領的軍事顧問團，幫助胡誌明打勝了越南奠邊府戰役，為建立北越紅色政權立下了功勛。1955年後，壹直在廣西擔任軍政高層職務。1964年兼任廣西軍區第壹政委，196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了韋國清廣西第壹書記的職務，調任中南局第二書記，任命喬曉光代替韋在廣西的職務。但是，韋國清沒有到中南局上任，還是在廣西當第壹書記。這是因為抗美援越需要他，廣西地處抗美援越前線。1967年3月，中央對廣西實行全面軍管，讓韋國清任軍管會主任。當時，由於他執行資反路線，“站不出來了”，周恩來說“我們做工作”。1968年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從文革開始，到文革結束，韋國清不僅沒有被打倒，壹直處在廣西最高的領導崗位上。這樣的領導人在全國各省委書記中是很少的。
韋國清雖然是廣西壯族人，但他卻壹直嚴厲打擊“地方主義”、“民族主義”，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幹部，壓制廣西本地的民族幹部。而與廣西相鄰的廣東，“地方主義”使毛不放心，只能親自打壓。韋國清對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澤東的信任。韋國清又深受毛澤東的朋友、越南領導人胡誌明的信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國和越南交戰。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表示：“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抗美援越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戰略重要的壹局，韋國清是這個棋局上可以起重要作用。
韋國清善於揣摩聖意，緊跟形勢，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為“不倒翁”的壹個原因。1966年9月3日，他在廣西大學貼出大字報——《歡迎大家向我開炮——我的壹張大字報》，說“妳們向區黨委（特別是我）貼出的大字報還不夠多，火藥味還不夠濃。”1967年1月29日，韋國清貼出第二張大字報——《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說劉少奇、鄧小平是“潛藏在黨內的危險人物，是兩顆定時炸彈。”1967年2月1日，韋國清貼出了他的第三張大字報——《揭發兩面派陶鑄》，說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頑固地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王任重倒臺以後，1967年2 月 5日，他又貼出了第四張大字報——《揭發王任重的幾個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韋國清揭發劉、鄧、陶、王的大字報，帽子扣得很大，卻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所以，文革結束後他又取得了鄧小平的信任。
長期在廣西工作、不能被打倒的韋國清，和廣西官僚們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他不可能支持反對廣西官僚們的造反派。被毛澤東鼓動起來的造反派和壹個不能打倒的、廣西最大的當權派對立。這就決定了廣西造反派的悲慘命運。
兩派沖突和中央調解
廣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全國各地壹樣，也出現了反對和保衛當地黨委的兩種觀點。各種觀點都有壹些群眾組織。廣西第二大城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造反派起來得較早壹些。因為南下支持造反派的北京紅衛兵到桂林的較多。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班的幾位同學到桂林串連，是支持造反派的。桂林吸引我們的還是七星巖和蘆笛巖。當時蘆笛巖開放不久，從桂林市區到蘆笛巖沒有公路，我們是從田間小徑步行去的。桂林的造反派到1966年冬就成了多數派（簡稱“老多”）。在全國各地奪權的1月，桂林造反派已成主流。
省會南寧造反派起來稍晚壹些。1967年3月，廣西軍區找各群眾組織商量，要求支持韋國清站出來領導廣西文化大革命，自治區直機關的幾個群眾組織則主張無條件支持這壹提議。另壹部分群眾組織持反對態度。於是，圍繞著“支韋”還是“反韋”問題，各個群眾組織中形成了兩大派。4月19日，自治區黨委書記伍晉南、賀希明、候補書記霍泛聯合發表聲明，聲明表示：“在對韋國清同誌的錯誤沒有揭深批透，他本人沒有認真悔改以及這股逆流（指當時壓制造反群眾、扶持保守組織）的策劃真相沒有澄清以前，提出堅決支持韋國清同誌站出來搞‘三結合’是錯誤的。”後來，伍晉南被打成“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
1967年4月22日晚，“廣西紅總”、“南寧8·31”、“紅衛兵聯絡站”、“新工總”等數十個“反韋”組織萬余人在南寧朝陽廣場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南寧4·22”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廣西“4·22””)。在廣西各地都有和“4·22”同觀點的群眾組織。桂林“老多”也屬此派。他們的口號是：“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
5月25日，“支韋派”打著“維護軍管，保衛《廣西日報》”的旗號，在區人委大樓成立了“5·25”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廣西聯指”)，在廣西各地也有“聯指”同觀點的群眾組織。
“聯指”雖然保韋國清，卻反對自治區副主席伍晉南。他們積極批判“伍晉南修正主義集團”。說他們是保守派是因為他們保的是廣西權勢最大的當權派。
1967年初夏以後，“支韋”和“反韋”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在此期間兩派都組成龐大的上訪隊伍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各自的意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也參與上訪：支韋的喬曉光、安平生；反韋的伍晉南、賀希明、霍泛等都到北京上訪。
6月1日至12日“4·22”大批人員，六次沖擊廣西軍區，強行進入軍區院內貼大字報，塗寫標語，在軍區大門口和院內，集會和示威遊行，控訴“黨政軍內壹小撮”的“罪行”。在此期間，“聯指”組織成千上萬人馬，紛紛集會，六次到軍區院外周圍示威遊行，抗議“4·22”沖擊、進駐軍區。
6月上半月，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三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盡力調解兩派群眾組織，但效果甚微。雙方沖突不斷發生。“聯指”幾次組織農民進城圍攻“4·22”據點，造成大量傷亡，國家物資損失嚴重。
6月26日 “聯指”從糧食廳方向攻入文聯大樓，“4·22”600多人全部被俘，並被押解至區物資局院內，其中部分人被捆綁、蒙眼、審訊，有些還遭毒打。
6月29日， 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代表，主要聽取“4·22”代表的意見。周恩來總理對廣西出現武鬥流血事件極為關註，對制止武鬥作了指示。但武鬥沒有停止。大批“4·22”群眾被趕出。
7月13日，“聯指”組織部分人到省軍區警衛連和6984部隊搶走步槍、沖鋒槍300多支、輕機槍三挺、六零炮壹門及部分彈藥。
1967年8月9日晚飯後，廣西“4·22”赴京匯報團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沖進京西賓館，打傷韋國清和警衛戰士數人。
8月18日 晚11時左右，“4·22”組織300多人到金雞村搶劫軍用列車的援越炮彈四千多發。20日中央文革來電責令交還後，“4·22”才將炮彈大部分交還部隊。
8月20日晚， 南寧“聯指”攻打東方紅醫院和民族電影院等“4·22”據點。醫院被嚴重破壞，死10人(“聯指”1人，“4·22”9人)。有些“4·22”人員被俘後慘遭殺害。武鬥後，“聯指”把10具死屍和醫院原死屍壹具，共11具，當作是本派被“4·22”殺害的罪證，現場陳屍展覽。
8月25日，“聯指”以“保護邕江大橋暢通”為由，動員所屬組織武力攻打“4·22”設在邕江大橋附近的據點。南寧地專“聯指”出動三、四百人，參與攻打南寧市郵電局、民族電影院、邕江橋頭等處“4·22”據點。槍聲響徹夜空。
1967年8月24日，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群眾代表。周恩來還明確指出：“過去軍區支左支錯了，現在軍區決定支持‘4·22’。” 周恩來要求：“要把廣西局面穩定下來，第壹步停止武鬥；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來；第三步被趕出的同誌歡迎他們回去。他們的組織還可以存在，不同的觀點可以辯論。”周恩來對“4·22”的群眾代表說：“軍區過去拉壹派，打壹派，是不對的。妳們‘4·22’造反派是不錯的，很有勁，矛頭向上，精神不錯。但妳們把韋國清從京西賓館拉出來打，過火了壹點。現在，軍區轉過來支持妳們了，妳們不要反過來去壓人家。”周恩來要求立即釋放被軍隊抓起來的“工人總部”頭頭熊壹軍、丁友儀，恢復被解散的工人總部。
1967年8月26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又經過中央領導人的反復調解，11月8日，廣西兩派在北京達成關於《廣西兩派促進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14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接見廣西兩派在京匯報團。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中發〔67〕353號文件《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文件肯定了兩派在北京達成的這些協議，並宣布，中央決定建立由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11月23日下午3時，在京的廣西革籌小組成員和兩派赴京代表團乘專機回南寧。在南寧的革籌小組成員王斌和廣西““4·22”、廣西“聯指”及駐軍數千人到機場歡迎。
廣西問題終於有了解決的希望。
風雲再起
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人第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之後。“4·22”派乘機加強政治宣傳攻勢，壓“聯指”。“聯指”有的群眾倒戈，有的發表聲明退出；有的原表態“支韋”的領導幹部也改變觀點，發表聲明支持“4·22”。
廣西軍區也檢討了支壹派壓壹派的“方向路線錯誤”，表示支持“4·22”。但是，口頭上表態只能是壹句空話，省軍區仍然暗中支持“聯指”。在籌建革委會的過程中，“聯指”和支持他們的軍隊還是占主導地位。地、縣的武裝部起主要作用。
11月下旬，廣西軍區根據中央指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後，廣西“聯指”集隊沖進軍區大院，聲稱要揪“出賣原則”的軍區負責人。桂林地區12個縣的農民代表桂林市慰問“聯指”。接著武鬥頻頻發生，廣西各地“4·22”派仍然處在受壓制的地位，壹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公開圍剿“4·22”派的軍事行動，壹些地方的“4·22”成員被“聯指”屠殺。
19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4·22”造反大軍組成“反屠殺控訴團”，赴南寧到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革籌小組和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兇手。12月29日 ，“4·22”在軍區院內召開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1968年1月5日，“聯指”大、中學校紅衛兵壹千多人來到廣西軍區大院遊行示威，聲稱區革籌小組成員伍晉南和賀希明、霍泛犯下了“嚴重罪行”，把伍晉南拉到軍區球場批鬥。當晚，“4·22”在南寧市“造反樓”前召開萬人大會，強烈抗議“聯指”揪鬥、圍攻、折磨伍晉南。
1967年1月中下旬以來，兩大派的造反組織都企圖采取武力鎮壓對方，摧毀對方，以爭取壹派掌權，致使不少地方發生大規模武鬥。不少幹部、群眾被打死，有的全家慘遭殺害。省軍區支持的“聯指”，是武力鎮壓的主要責任者。
1968年2月，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下令，將支持“4·22”的軍隊（6984部隊）調走。2月12日“4·22”5000多人到廣西軍區舉行挽留6984部隊的大會。當時“4·22”派的小報上有壹首洔：
?
邕江的水啊流呀流，我們從來不挽留。
可是我們的6984啊，決不能走啊不能走。
如果6984壹走，就會失去千萬個人頭。
我們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頭，萬叩頭，請您把6984留。
6984啊，妳們不要走啊，不要走！
?
2月18日 下午，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對“4·22”挽留6984部隊的行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6984部隊調走後，廣西“聯指”就步署向“4·22”據點進攻。
在兩派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1968年2月下旬，自治區革籌小組壹周之內連續兩次發出《關於建立專區、市、縣革委會的通知》。為了落實這個通知，壹些地方提出“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口號，連續發生成批殺人的事件。對“4·22”的屠殺為建立革委會掃清了道路。此後各地區、市、縣革委會在武力鎮壓下陸續成立。
2月28日，廣西“4·22”常委黃達升等在南寧市新聞電影院召開大會，宣布成立廣西“4·22野戰軍”。他說“野戰軍”的主要任務是抗擊“聯指”的大屠殺。3月16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請示報告說：“4·22野戰軍”是由“黑手”、壞人和極左分子操縱的組織，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提出要向“4·22野戰軍”武裝包圍。4月3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就“4·22野戰軍”問題向中央再次報告，說“4·22”所屬的“野戰軍”是“幹擾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張采取行動。
4月，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內定“4·22”為“反動組織”，繼續壓制“4·22”。所謂“大聯合”，實際是吃掉“4·22”；所謂“三結合”，就是在“三結合”的領導成員中盡可能減少“4·22”的席位。
5月5日 晚12時至次日淩晨四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組織3800多人，出動汽車45輛、火車壹列，到南寧市長崗嶺軍區軍械庫搶走各種槍支7044支，其中輕機槍479挺、高射機槍48挺、60炮4門、炮彈60發、子彈120萬發、望遠鏡50架。這是“文革”以來廣西搶槍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事件。周恩來三次命令：5日搶槍事件要嚴肅處理，搶走的武器彈藥限期交回。5月10日，柳州“聯指”搶奪6985和519部隊武器裝備。共搶去各種槍支316支，子彈11056發，六零炮、追擊炮2門，四○火箭筒2具，並打傷幹部戰士47人，其中重傷2人。
5月14日， 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當前廣西階級鬥爭形勢的情況報告(並報廣州軍區)。說全區已有5個專區、兩個市、75個縣成立了革委會，另有兩個專區已批準成立革委會。但是“壹小撮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他們大搞右傾分裂主義”，“南寧“4·22”新指揮部已成為當前運動的阻力，是急需解決的壹個主要矛盾，必須迅速解決”。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共發出報告說：“我區破獲壹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廣西‘“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文革後，中共中央派出的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調組（簡稱“處遺”）認定，“反共救國團”子虛烏有。
5月21日拂曉，柳州市“4·22”壹派“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等人，以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為名，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搶援越子彈11888箱，共計1700多萬發。並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下了“收條”。25日，駐柳部隊對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造反大軍”和“工機聯”壹方的武器彈藥。接著，柳州有數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壹派、壓壹派，‘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後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七百多支槍。從此，柳州局勢進壹步惡化。
“聯指”搶省軍區的武器連連得手，實際是半搶半送。“4·22”很難搶到軍區的槍，就到鐵路上搶援助越南的武器。
4月4日，“4·22”在南寧朝陽廣場舉行8萬多人參加的“反右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師大會”，發表《聲明》說，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批準成立的南寧市革委會是“派委會”，強烈反對成立。8日，“聯指”3萬多人集會，“敦促南寧市革委會成立”。13日 南寧市革委會成立。兩派發生沖突。《廣西日報》壹版報道：《南寧市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風暴中勝利誕生》。
5月30日 廣西“4·22”常委決定拔除距本派據點區展覽館僅壹路之隔的廣西“聯指”的林業廳據點。中午由闕家穩帶領12人，喬裝打扮，冒充解放軍，進入林業廳，沖上大樓，搗毀“聯指”據點，殺害“聯指”成員12人，開槍打傷1人，搶奪據點裏的兩挺機槍，十多支步槍及壹批財物，炸壞辦公樓和宿舍大樓各壹幢。“聯指”總指揮部發現後，組織反攻，壹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時，被“聯指”打死二人。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把派性殺人的“5·30”事件定為“極端嚴重的反革命犯罪行為”。
6月4日，“聯指”所屬的“後備軍”等十三個組織，約3500人，第二次到廣西軍區軍械庫搶奪武器，共搶去各種槍支1859支，六零炮8門，子彈100多萬發。連日來，桂林、柳州、南寧各專區、各縣人武部、革委會和“聯指”調集數萬武裝人員進城圍殲“4·22”。
6月19日 ，“聯指”武裝攻打區水電廳設計院“4·22”“火種”大樓據點，殺害62人，投屍於邕江。
6月23日，廣西“聯指”所屬的航運“紅聯”攻打“4·22”“航運工總”控制下的南寧北大路碼頭，打了幾個小時攻不下，要求“聯指”指揮部通知河南片“聯指”給予炮火支援。南寧糖紙廠民兵炮連立即把壹門三七炮拉到西園飯店後面河邊，向“桂宏”號船開炮，接著南寧化工廠“聯指”也拉來壹門炮參加轟擊。打到第二天下午三點多，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風”號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擊中，全部起火焚燒。
?“聯指”和“4·22”雙方武鬥頻頻，互相殺戮。得到區和革籌支持的“聯指”占盡優勢。“4·22”搶援越的武器，引起了周恩來震怒。
《7·3布告》發出以後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針對廣西問題發出布告（簡稱《7·3布告》），布告列舉了“壹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連續沖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這是壹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7·3布告》是中共中央根據廣西軍區匯報的情況寫成的。
《7·3布告》要求保證鐵路暢通，收回被搶的援越物資和武器，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明明知道廣西革籌小組和省軍區與“4·22”是對立的，《7·3布告》卻讓“廣西革籌小組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來解決廣西問題，這實際是將“4·22”置於省軍區的砧板之上!《7·3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成了他們屠殺“4·22”的尚方寶劍。
7月6日 《廣西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德保縣革命委員會《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穩準狠打擊階級敵人》的消息。這壹報道，對全區各地發生的亂殺人的嚴重局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7月8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7·3布告》傳單9萬多份。駐南寧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五千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5萬多人參加。強調《7·3布告》是鎮壓“階級敵人”的銳利武器，要求幹部人人要學，人手壹冊。全區共翻印散發《7·3布告》壹千萬份，要求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7月11日，各地、市、縣所在地都召開幹部群眾大會，“熱烈歡呼中央《7·3布告》”，全區共約有三百萬人參加大會。
7月8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地發出《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當時，所謂流竄人員，實際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避難人員，“聯指”以清理“流竄犯”為名，追捕、屠殺“4·22”壹批人。
7月12日至8月3日《廣西日報》連續發表9篇社論，號召“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
7月15日，廣西軍區，區革籌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7·3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動員報告中號召：嚴懲壹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前來參加大會的河南片“聯指”通過邕江大橋時，遭到“4·22”據點開槍射擊，打死群眾二人，傷二人。大會宣布“這是壹小撮階級敵人對抗中央《7·3布告》的反革命事件”。下午，解放軍和廣西“聯指”及數縣“聯指”武鬥隊向“4·22”在南寧的據點和控制地區(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進行了包圍。
16日，從中午12時至晚上，“4·22”控制區——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炮擊。同日，南寧市革委會、廣西“聯指”遵照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壹些人生死不明。
17日， 解放軍、廣西“聯指”和數縣“聯指”武鬥隊全面包圍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壹帶，槍打炮擊，雙方互相投汽油彈，使南寧市的永寧街、和樂街、上國街、自強路、滅資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燒。部隊和“聯指”圍攻解放路壹帶時，“4·22”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邕江河邊的船只遭到“聯指”炮擊，“興無”號和“反修”號等壹批船舶中彈燒毀。“聯指”從邕江兩岸據點向航運“工總”據守的船只開槍射擊，1431號和1404號兩艘船內裝汽油1426桶、航空機油24桶，因中彈全部燃燒。共燒毀船只166艘。當時船舶裝載有物資3600多噸，全部燒毀。事後，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和廣西“聯指”宣傳廣播說“4·22匪徒”放火焚燒停泊在邕江邊的船舶，船上載有援越物資，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犯下“滔天罪行”。
7月18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調動部隊以及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圍攻廣西“4·22”控制區——南寧市解放路壹帶。“4·22”所控制的幾條街道被“聯指”和部隊炮擊起火，同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中央和廣州軍區發出報告，栽臟到“4·22”頭上。19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和廣西“聯指”數千人武裝包圍、炮擊“4·22”解放路壹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彌漫，壹片火海。南寧警務區發表公開信，說這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災”。
7月25日，周恩來和康生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和廣西黨政軍負責人，所有中央首長講話都壹致地對“4·22”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少有的，把廣西發生的問題（包括搶槍，鐵路不通、南寧大火等）全部都強加在“4·22”頭上，並不允許“4·22”派代表申辯發言。在接見中，康生說：“我現在要問問妳們：妳們反美不反美？（眾答：反！）妳們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鬥爭？（眾答：支持！）現在援越抗美物資被搶去了，火車不通了，誰高興？美帝高興！蘇修高興！叛徒、特務高興！妳們口裏喊革命，實際上是反對革命！”周恩來說：“‘7·3’布告是鎮壓反革命的，妳們說是‘宣判了韋國清的死刑。’韋國清同誌是中央委托的廣西革籌小組負責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戰爭中有過貢獻，今天越南人民還把他看成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老戰友。妳們貼出這張標語，對中央是什麽態度？妳這張標語是向誰宣戰？是向中央‘7·3’布告宣戰。妳想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面對越南人民的國際主義的老戰友，中央這樣信任他，妳們還這樣搞！”
27日，廣西“聯指”攻打南寧百貨大樓，動用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將大樓東北面墻炸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和機關宿舍中彈起火燃燒，而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警司、廣西“聯指”當時廣播說，是廣西“4·22”自己爆炸了百貨大樓。
7月28日，在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區、自治區革籌小組命令，“用武力圍剿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路、百貨大樓、展覽館、邕江上停泊的船只等4·22派據點。”會後，調集了南寧地區14個縣的武裝民兵，調動了6912、6966、6939部隊和軍區警衛營、99部隊部分官兵，以及聯指派武裝人員共三萬多人，向4·22這些據點發起猛烈的攻擊。動用了八二迫擊炮、無座力炮、火箭筒、炸藥包等。7月31日猛攻開始，當天下午攻下了展覽館，8月8日圍剿結束。屠殺了萬余人。僅南寧火化場就有5000多具屍體。有人看見，解放路被打下後，多輛翻鬥車拉了三天屍體，有的拉到廢棄的煤礦坑道裏，有的丟進了邕江。當時邕江下遊的西津水電站的閘門被屍體堵住了。壹些被俘的人也被殺害。
據區委書記範清濤1981年對中央調查組說，最少死了6000 人。躲進南寧地下人防工程裏的幾千人，軍隊和“聯指”無法攻入，便用“水攻”，大批人被淹死。
據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調查，解放軍和廣西“聯指”攻打解放路壹帶，共燒毀33條街(巷)，其中燒毀機關、學校、工廠、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
圍攻解放路勝利後，廣西“聯指”從總部到基層組織都召開“慶祝大會”，大擺宴席。
8月10日 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毛澤東、林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處理南寧市解放路壹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將燒掉解放路壹帶33條街(巷)和河邊的船舶的責任全加在“4·22”壹方。
8月19日，在北京學習班的廣西“4·22”的九個頭頭：白鑒平、廖偉然（柳州）、章英、農烈（南寧）、王反修、李振林、錢文俊（柳鐵）、劉振林、劉天償（桂林）被在京壹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廣西“4·22”赴京控告團的427人，也成了“聯指”的俘虜，被押回廣西關押、摧殘。
軍隊和“聯指”攻克“4·22”展覽館據點後，在展覽館舉辦所謂“反革命罪證”展覽。展出時間52天，先後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參觀。展覽共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覽”，將攻打展覽館和解放路壹帶抓獲的“戰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在鐵籠裏，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52天，然後將他們送進警司，長期關押。
“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為了加速建立壹派掌權的革委會，南寧以外的地方也動用武裝力量對“4·22”派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這壹天，人武部長馬政華召開緊急會議，他說：“為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每個鄉可幹掉個把罪大惡極，民憤大的四類分子或壞頭頭”。從3月8日至27日的20天裏，全縣連續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被殺害630多人。3月11日和13日，向都區祥元鄉的兩起殺人事件，被殺害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3月17日，崇左縣人武部長張洪恩帶領崇左縣15人，前往天等縣祝賀該縣革委會成立。回崇左後召開會議，張洪恩講話：“天等縣紅色政權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學習，也要用槍桿子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崇左縣在籌備成立革委會前發生殺害94人。
在“7·3布告”發布之前，桂林市軍分區就調集了12個縣7800多名武裝民兵圍剿“老多”，“7·3”布告後還繼續圍剿。6955部隊進入兩派武鬥前沿，實行武裝隔離，要求兩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鬥。軍分區政委陳某向“老多”表示，只要“老多”交槍，保證“聯指”也會交槍，並保證不抓人。“老多”交出了3000多條槍，撤出了據點。“聯指”只交出30條槍，不撤據點，還以市革委的名義，將“聯指”武裝人員改編為“工人糾察隊”，把“4·22”交來的槍支部分配給他們。8月20日淩晨5時，駐軍派出近壹個團的兵力，配合上萬名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和各單位“聯指”成員，按事先劃好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地搜捕“4·22”成員，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被抓人員都遭到嚴刑拷打，壹大批被殺死。。臨桂縣直屬機關被抓318人，僅釋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殺害。
賓陽縣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某親自布置大屠殺。從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裏，被殺害3681人。
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7月24日調動八縣、兩礦、壹廠、壹郊的 “聯指”武裝人員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4·22” “造反大軍”的據點，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這次共打死146人。他們在良上村見壹婦女背著壹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又補了壹槍，婦人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大哭，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
1983年，融安縣受迫害的幹部、群眾上訪團向中央“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組”反映：“從1968年8月14日縣革委會成立到9月底壹個半月的時間裏，全縣殺了三千多人。其中縣革委會機關所在的長安鎮，殺了八百余人。大將公社小圩鎮龍妙街殺死45人，成了寡婦街，至今每逢過年過節到處是悲慘的哭泣聲。
只有24萬人的上林縣，被殺5000人，1968年7 月的壹個晚上就殺死250人，屍體堵塞河道，鮮血染紅河面。
革命老根據地鳳山縣 “革老派”（屬“4·22”）是多數派，1968年2月占領了縣城，“聯指”逃往東蘭縣。8月12日，廣西省軍區調集11個縣的武裝民兵配合6911部隊圍剿“革老派”，協助逃到外地的“聯指”打回鳳山建立革委會。革委會成立後，全縣抓了6000人左右，批鬥了5000多人，殺死了2700到3000人。
8月25日，《廣西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題為《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親切關懷下，廣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空前大好》的消息，聲稱：全區以《7·3布告》為武器，在勝利地鎮壓“階級敵人”的凱歌聲中，各專區、市、縣終於在8月25日前全部成立革委會，實現了廣西大地“壹片紅”。
1968年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並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歐致富、魏佑鑄、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同日 《廣西日報》在頭版套紅通欄標題下，刊登預告消息：《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於今天舉行》。二版發表社論《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熱烈歡呼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階級鬥爭的凱歌聲中勝利誕生》。在成立大會上韋國清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要穩、準、狠地打擊壹小撮階級敵人······肅清國民黨殘渣余孽”，講話傳達後，全區各地又對不服從革委會的人大開殺戒。“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染的都是普通百姓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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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武漢事變”和毛澤東的戰略轉變
1967年1月，毛讓軍隊支持左派，但大部分軍隊都支持保守派。毛澤東必須調整軍隊的支左方向，他選擇了武漢軍區。如果讓位於九省通衢的武漢軍區轉彎，不僅可以解決中原幾個省問題，對全國部隊轉變“支左”方向也就樹立了壹個樣板。以毛澤東絕對權威親自坐鎮武漢，動員武漢軍區轉彎子，本來是不很困難的事情。毛澤東信心滿滿，還準備解決問題以後，在長江暢遊壹番。但是，毛沒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漢期間，爆發了轟動壹時的“7·20事件”。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階段，有三個城市直接影響和左右了全國運動。第壹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第二是上海，“壹月奪權”的策源地；第 三是武漢，震驚中外的“7·20事件”的發生地。這三個城市事件構成了“文革”運動不斷激化的三個波次，終於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推到了頂峰。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清華“4·14”讓我到武漢支持造反派，由我寫了聲援信，鉛印了上千張準備到武漢張貼。7月24日到了武漢，但清華“團派”已經走在我們的前面，武漢造反派更歡迎他們，再張貼“4·14”的聲援信沒有意義。我住進了武漢軍區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軍區第三招待所的有清華“4·14”的幾十人，“4·14”總部委員張雪梅成為臨時的頭兒。在武漢這段時間，我們經常到軍區大院參加活動。在此期間，武漢軍區保衛科長王振英還專門向我們介紹了營救王力的經過。但是，當時的筆記本已經丟失，只留下壹些印象，感受壹些氣氛。這壹章的內容主要是采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漢文革的專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等當事人的回憶錄。
1967年春夏武漢文革形勢
要了解“7·20事件”，先得介紹7月20日以前武漢文革的形勢。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委壹方面拋出壹批高校的領導人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報紙上大加批判，另壹方面在群眾中抓“右派”。遊街、抄家、戴高帽，“紅色風暴”席卷整個武漢。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按照北京的步調，湖北省委停止了各院校的“反右”鬥爭，決定撤出工作組，改派聯絡員觀察、指導有關單位的運動。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武漢市出現了造反派學生組織“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和工人造反組織“工人總部”、“九壹三”、“工造總司”等。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奪權流產。“工人總部”、“9·13”、“二司”等12個激進的造反組織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聯合發表了“2·8聲明”，造反派分裂為“香花派”和“毒草派”。
2月18日，武漢軍區發表“嚴正聲明”（“2·18聲明”），認定“2·8聲明”大方向錯了。組織部隊上街武裝遊行，對激進造反派施加了強大壓力。
3月17日夜晚，以落實《軍委八條》的名義，軍警聯合行動，逮捕工人總部近500名大小頭目。 “3·21通告”認定“工總”是“反革命組織”，宣布予以取締。保守派空前活躍，“踏平黑工總，鎮壓反革命！”的大標語貼遍武漢三鎮。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以各種名義迅速死灰復燃。壹些保守勢力較強的單位批鬥造反派的“壞頭頭”。
雖然武漢軍區支持“毒草派”，打擊“香花派”，但軍隊的強力鎮壓促使“香花派”和“毒草派”走到壹起。他們共同喊出“揪出武老譚，為工總翻案！”的口號，上街遊行抗議。面對武漢造反派的聯合抗爭，5月16日，由武漢軍區支持、市人武部等籌辦的保守派聯合組織“百萬雄師”正式成立。這個組織從上層到基層，都有現役軍人指揮，配備了軍用卡車、柳條帽、長矛、鐵棍等武器，是壹支準軍事隊伍，造反派無法與之抗衡。6月4日 ，武漢部隊發布的 “6·4公告”指出，當前社會上“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興風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總部不能恢復”。“6·4公告”發布後，百萬雄師對武漢造反派占優勢的學校、工廠、廣播站采取了武裝掃蕩，試圖壹舉清除造反派，實現奪權。6 月 8 日，百萬雄師發布《反逆流緊急動員令》，制造了壹系列的流血事件。6月17日，百萬雄師在漢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帶殺死造反派群眾多人。6月24日，百萬雄師武裝攻打“工造總司”，同時攻打漢陽軋鋼廠和鐵道部第四設計院。“工造總司”成員被殺死28人，重傷60余人。
在強大的壓力下，武漢造反派在自己組織的名稱前面加了壹個“鋼”字：“鋼工總”、“鋼9·13”“鋼二司”，合稱“三鋼”。與“三鋼”並肩戰鬥的是“三新”：新華工、新華師、新華農。“三鋼”和“三新”經常組織數十萬人的抗議遊行。
武漢造反派組織和保守派組織的力量都很強大，軍隊深深陷入保守派之中。“百萬雄師聯絡總站”就設在8201部隊軍管的3506軍需工廠裏。作為平衡兩派、維持局面的支左部隊已失去了維持局面的資格。更激烈的鬥爭正在醞釀之中。中共中央打算讓武漢軍隊領導人和群眾組織頭頭到北京匯報，在北京解決武漢問題。
中央對武漢問題的處置方針
7月10日，周恩來通知陳再道：可以不到北京匯報了，我們到武漢，在武漢解決問題。毛澤東要親自到武漢。
武漢地處中國東西南北水陸交通要沖，號稱九省通衢。毛澤東準備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湖北問題，自有壹番考慮。為了確保毛澤東在武漢成功，周恩來決定派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隨同前往，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跟隨毛澤東左右。周又打長途電話給在四川的謝富治、王力壹行，要他們即刻趕赴武漢，接受緊急任務。
對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決中的河南、湖南問題壹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組織和團結保守派群眾，最終實現以造反派為核心的大聯合。為實現這個方針，先解決武漢部隊的問題。如果軍區領導承認錯誤，可以不打倒。
毛澤東14日淩晨3時乘火車離京，楊成武、鄭維山、汪東興同行。當晚9時到達武漢，住東湖客舍梅嶺壹號別墅。周恩來等乘飛機當日早晨到達武漢，住東湖客舍百花壹號。由於毛要在武漢遊泳，讓海軍司令李作鵬參加陪同，李作鵬同周恩來同機到達。周恩來、李作鵬飛抵漢口王家墩機場時迎接的是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政委蕭前。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軍先行接了總理，心裏十分納悶，很不高興。
６月２０日，謝富治、余立金、王力和幾位北航紅衛兵（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吳介之）組成的中央調查組到西南處理昆明、成都、貴陽的問題。接到周恩來７月１３日電話後，１４日到達武漢，先到武漢的李作鵬到機場迎接。毛讓謝富治來武漢，除了關心西南的形勢以外，還有壹個重要意圖，即武漢駐軍中的壹支部隊曾是謝富治的部下。老陳謝兵團（陳賡為司令謝富治為政委）的９縱，改編為第１５軍，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１５軍。
周恩來先趕到武漢後，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把賓館的人都換了。原來賓館的工作人員分兩派，毛來漢以前工作人員多是百萬雄師這壹派的，周恩來換成了另壹派。可見，中央對武漢兩派已有明顯的傾向性。對換班心懷不滿的個別工作人員，２０日淩晨帶路，領著百萬雄師沖擊了百花二號——找謝富治論理，這是後話。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現出中央的看法，周恩來不讓大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負責毛的安全，而是讓武漢空軍負責。周恩來把８２０１部隊（獨立師）的警衛換成中央警衛團的了。獨立師蔡炳臣政委不滿意，幾天都在都都囔囔的，說把東湖客舍警衛換了，不相信他們。
7月16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聽取周恩來匯報武漢地區文革情況，楊成武、汪東興、謝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會議。毛聽完匯報後說：“要為武漢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頭頭。武漢軍區對兩派都應該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萬雄師壹邊。武漢兩派要達成協議，發表聲明聯合起來。要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承認錯誤，改了就好。要把百萬雄師的工作做好，要把軍隊工作做好，轉過來就好。”又說；“軍隊犯錯誤，要承認得快，改正得也要快。”
7月17日上午，毛在東湖客舍聽取謝富治、王力匯報雲南、四川的情況，研究武漢地區的問題。毛說，武漢軍區起草個稿子，發表個公開聲明，壹是有功，二是有錯嘛。支工支農有功，支左就有錯嘛。“工人總部”要平反，抓的“工總”幾個頭頭沒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陳再道只要承認了錯誤就不要打倒。下午，周恩來等在百花壹號樓召集武漢軍區領導和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會議，聽取情況匯報。有軍隊幹部匯報了“工人總部”的“十大罪狀”，“百萬雄師”“十大好處”。中央首長插話希望部隊同誌要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抓住事物的本質，提高路線覺悟。
從17日到18日，周恩來、謝富治、余立金、王力連續召開會議，繼續聽取武漢軍區領導人的匯報，也透露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用這些原則說服軍區領導人。周恩來希望武漢軍區承認支左錯誤，並改正錯誤。周說：“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妳們。”陳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匯報會上，中央領導人和武漢軍區領導人的意見十分對立，會議沒有解決問題。
７月１８日下午，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級與二級部長會議上作總結報告。報告指出，“‘2·8聲明’盡管它觀點有錯誤，但奪權方向是對的”“‘二司’在‘3·21公告’以後日子是不好過的，這壹工總‘十大罪狀’發到農村，農民就說工總翻不了案”“百萬雄師是不是人武部的？（‘抓辦’搞的）在軍區開過會，6月8日發出緊急動員令，是開展全市大反擊，幾個武鬥的出現造成群眾的對立。”周思來最後提出幾點建議：第壹，武漢軍區首長要主動承認支左的方向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工人總部的解散。出圖片，是嚴重打擊、壓制了群眾，要徹底平反，釋放有關案子。第二，肯定“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是左派，大聯合以他們為核心。第三，凡是群眾組織都不能取締、解散、就是保守組織也不能解散，要教育爭取。第四，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工總”起來可能報復，這工作中央幫助來作。第五，“紅三司”是群眾組織，偏保。第六，軍區要作農民的工作，不要組織農民進城來參加武鬥。第七，軍區要承擔責任以外，要作部隊教育工作。第八，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對解放軍的行為要澄清。軍區錯誤改了就好了，對主席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楊成武證明，周恩來的講話提綱是經毛澤東審定過的，是經他的手將周的講話稿送給毛，毛批示後又是他還給周的。
當時陳再道不知道毛澤東在武漢，他聽了周恩來這個總結報告後十分激動。他把軍區整的工人總部的材料給周，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總部的種種問題。還說，妳可以去調查。說讓他支持“三鋼”、“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還說，毛主席說要相信大多數。幹部的大多數、軍區戰士的大多數、群眾中的大多數，這三個大多數都是支持百萬雄師的，要給軍隊下面做工作妳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說：“周胡子，妳有什麽了不起，妳······我還不知道。”他指著周的講稿說：“如果真是毛主席在妳的講話稿上簽字，我們就執行。”周也拍著桌子說：“妳不要以為我們拿妳沒辦法。”
18日晚，周恩來帶陳再道、鐘漢華到東湖客舍見毛澤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王力、李作鵬參加接見。毛澤東對陳、鐘說：四川問題很嚴重，妳們武漢還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沒有那麽嚴重。軍委‘八條’壹出來，軍隊就有勁了，於是就抓人，解散組織。‘十條’出來了，造反派又有勁了。妳們要做百萬雄師的工作，犯錯誤不要緊，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麽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現在主要是做軍隊和百萬雄師的工作，很快轉過來，否則他們被動。談話結束時，毛把陳再道送到走廊上，對東湖客舍的幾位服務人員說：再不要打倒妳們的司令了吧！毛在對陳再道、鐘漢華談話中還說，第壹，妳“三支兩軍”有錯也有功，支左支壹派，錯了，支農、支工有功勞；第二，要檢討，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第三，路線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他們（周恩來）要做工作，壹起做到群眾擁護妳陳再道為止。在毛講話後，陳再道、鐘漢華表示同意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意見，願意做好部隊的說服工作。會開到9點半，周恩來於11點半乘飛機回北京。臨行前，周又強調讓武漢空軍絕對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本來武漢空軍司令員是傅傳作，因為有人說他“是賀龍的人”，周恩來決定由副司令劉豐和政委肖前負責。
武漢軍方抵制中央的處置方針
在中央領導人來武漢以前，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就有了確定的看法。7月9日武漢軍區常委會定調子，7月10日開各大單位負責人會議，統壹口徑，統壹思想:沒有犯方向路線錯誤，工人總部不能翻案，批判“2·8聲明”是對的，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
中央這麽多要員來到武漢解決武漢問題，引起武漢兩派群眾組織的強烈關註。7月14日深夜，王力、謝富治壹行到湖北大學看大字報，對圍觀群眾透露了中央的壹些精神。消息迅速傳開，造反派刷出標語表示歡迎。東湖客舍的燈光（武漢大學可以看到）顯示中央來人。各學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來》，可見他們還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漢。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員和軍區領導人的多次會議期間，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原則已經透露。文革中的壹些事情很難保密，軍隊、“抓辦”和百萬雄師本來靠得很緊，中央的精神很難讓“抓辦”和百萬雄師不知道。7月16日，武漢街頭出現了百萬雄師的大標語：“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欽差大臣”、“強烈求謝富治王力到工農中來”。
“抓辦”和百萬雄師的情緒影響軍區領導人；軍隊的態度也影響百萬雄師的群眾。軍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動，使情緒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來離開武漢以後，他當天的講話通過兩個渠道向全市公開了。
第壹個渠道是軍隊。周恩來再三向武漢軍區領導交待，他的講話不要向下傳達。但軍區政委鐘漢華同意8201部隊傳達。8201部隊蔡炳臣政委立即傳達到團以上幹部。次日傳達到排級、戰士。並把派到地方單位的軍代表叫回聽傳達，軍代表又向各單位群眾組織傳達。蔡炳臣除了介紹周的講話以外，還說：“中央首長來了四天，聽了三天匯報，作了壹天報告。我和師長本來是代表大家意見去向中央首長匯報的，但壹看氣氛不對，總理和王力根本不願聽取大家的匯報。鐘政委在匯報時說壹句，總理問壹句，問得鐘政委答不上來，只好把匯報提綱放在壹邊作檢討”，“總理和王力很註意我們兩個（指師長和政委）”。“王力講，三新、二司打解放軍是對解放軍的最大愛護。王力把‘百萬雄師’的優點都變成了缺點。”傳達這些時，群情激憤。牛、蔡二人說：“妳們對外不要講是總理說的。”暗示把矛頭指向王力。蔡又說：“王力的老婆是新華工的副教授，難怪新華工消息那麽靈通。兒子是二司的頭頭，所以王力說二司好。”（這是百萬雄師中傳出的謠言）。牛插話：“王力是國民黨員，這是從公安廳查到的，還來不及向中央匯報。”2007年，“百萬雄師”常委兼聯絡部部長章迪傑接受采訪時說：“四點指示”是從部隊傳出來的，“百萬雄師”的各個分站都是軍代表傳達的，傳達時都說是王力講的。
第二個渠道是王力和謝富治。18日晚，謝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來之後，由機場直奔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這裏是工人和學生造反派“逃難”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場的數千人發表了講話：軍區支左的大方向錯了；要為工人總部平反；“三鋼”、“三新”、“三司革聯”是革命左派；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表達了對武漢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漢造反派在全市廣播“四點指示”，更是激起百萬雄師群眾和部隊指戰員的強烈不滿，聲討王力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武漢街頭。王力在他的回憶錄中淡化他在武漢水電學院的講話，是推脫責任。中央黨校教授、文革史專家金春明聽了王力講話的錄音，的確有相當的煽動性。武漢的造反派說，軍隊傳達周的講話在先，王力在水電學院講話在後。實際上，這兩個渠道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不過軍隊可能行動更快壹些罷了。
武漢軍方把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歸罪到王力顯然是壹種策略：只反王力個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河南軍隊幹部時說：“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響到武漢的工人總部，我在武漢講了四點，又講了八點，我走了事情就發生了。他們把罪名加在王力同誌身上，這完全是預謀的，矛頭完全指向中央，這不是簡單的事。”
?“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行為
7月19日下午，在武漢軍區小禮堂召開軍區黨委擴大會，師以上的幹部參加，由謝富治傳達周總理18日的講話。王力講文革的理論問題，陳再道、鐘漢華作檢查。王力講話時獨立師師（即8201部隊）長牛懷龍要求發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氣沖沖離開會場，牛懷龍跟著離開，回到洪山下的師作戰部。牛師長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著，數十名獨立師幾個戰士沖進武漢軍區大院，要謝富治接見並回答問題。他們質問軍區領導人：“王力憑什麽把擁有120萬人的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23時半，獨立師各團宣傳車在師部集中，準備上街。蔡政委說：“去就去吧，要守紀律。”此時，已有200多名獨立師的指戰員圍著軍區二號樓大鬧，阻止軍區作檢查，阻止軍區為工人總部平反，要求見王力、謝富治。19日晚，獨立師所屬的307醫院聽說軍區要為工人總部翻案，連打三次電話問師部是不是有這麽回事，師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後，大批工作人員湧向軍區，要揪出王力和謝富治。
軍代表向“百萬雄師”各分站傳達“四點指示”後，“百萬雄師”各分站的人湧到軍區大院。據19日晚統計，各分站到軍區的車輛有273輛，1萬3千余人。 “專揪王力指揮部”就設在武漢軍區對面的武漢鐵路局大樓的七樓。
19日，陳再道、鐘漢華已經按中央的調子認錯，起草、印刷公告，準備去釋放造反派頭頭。前兩天，軍區有人讓另壹群眾組織派小車將百萬雄師主要負責人接去，告訴他們，毛主席就在東湖，有什麽問題，可以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反映。壹些人決定找毛當面反映“百萬雄師”的意見。最先沖擊東湖客舍的人是“百萬雄師”下屬的“武漢公安”。在７月２０日零點30分，“武漢公安”１４人，乘車沖擊東湖客舍北門（在省博物館邊的後門，靠近毛澤東下榻的梅嶺院落），高喊“我們要謝富治、王力接見”！軍區保衛科科長王振英等趕到北門，攔住１４人。他們拿出武昌區公安局軍代表──獨立師某團政治部主任王某開的介紹信，口氣十分強硬，“今天晚上來了１４個人；來，就是準備闖禍的。要是天明還不接見，就要來幾千人！” “謝富治副總理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要找他。告訴妳們，謝副總理住哪個房子，我們都知道，這裏面我們熟得很，妳不傳達，我們就沖！”在大門內１００米處，雙方對峙下來。王振英立刻報告中央警衛團，汪東興讓中央文革工作人員張根成趕到北門。王振英又電告鐘漢華，鐘已入睡，王振英要求鐘漢華立即采取措施，秘書才去傳達，但始終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給軍區值班的首長報告，要他電告軍區領導，立即調29師（即8199部隊）來。張根成向“武漢公安”來人解釋，說明天下午就準備接見妳們和其他群眾組織的代表，妳們先回去。但來人硬往裏面沖。淩晨３點左右，29師奉軍區之命帶了壹個排戰士和秘書科長、偵察參謀趕到，手挽手攔住來人。“武漢公安”領頭的說：“妳們不是8201部隊，這裏沒有妳們的事，妳們這是武裝鎮壓我們。是誰派的？交出幕後指揮！”並向8201衛兵說：“他們不相信妳們，派另外的部隊來了。”
“百萬雄師”屬下的“園藝軍”受命控制東湖客舍水路、碼頭，首先沖擊賓館西門（前門）和後門（北門）。在統壹調度下，“園藝軍”東湖分部雷某帶壹車人，從北門沖擊賓館，眾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沒有找到謝富治，雷就帶領賓館內的的彭、唐、畢、王等十余人，向西越過第二道崗位，率先沖入謝富治住的百花二號院落。隨後，集結在武漢重型機器廠壹帶的“百萬雄師”的群眾手持長矛、腰插匕首、頭戴安全帽，分乘五輛汽車，壹輛車同“武漢公安”結合，封鎖北門，其余四輛沖進西大門，他們不聽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圍了哨兵，控制了電話機，然後沖入百花二號，包圍了謝、王的住房，要見謝、王。謝出來說：“我就是謝富治”，又問：“妳們是哪裏的？來幹什麽？要綁架嗎？我們準備今天下午接見妳們的代表，妳們這種行為是非常錯誤的。”壹些群眾自覺理虧，悄悄退出，還有５、６個人仍在糾纏。
20日５點10分，8201部隊軍車２１輛，宣傳車６輛，３輛吉普，１輛小轎，從前、後門沖進賓館；緊接41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３輛大型救火車也沖進來了。由獨立師的某副營長帶隊，端著沖鋒槍的獨立師軍人，槍口直接對著謝、王，有人直沖進王力房間翻箱倒櫃搶材料，又跑到草坪。首先碰到陳再道，戰士用槍托毆打陳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陳大叫：“我是陳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場的獨立師某股長忙叫“這是我們的陳司令員！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陳再道。這時已是２０日早上6點左右。軍區王振英科長聞訊與8199部隊的張昭劍商量，留下8199秘書科長滕某帶壹排戰士守北門，其余人直奔西門。他們趕到百花壹號後草坪，見“百萬雄師”打人。張昭劍等趕到用身體阻攔，肋骨被打斷。隨謝富治等來武漢的北航學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車。張根成、北航兩個學生被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帶走。牛懷龍師長當時就在西門。軍區王振英科長忙叫來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綁架王力的車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說：“不要搞得這麽兇嘛！搞這麽兇幹什麽？把機槍收起來！”說完轉身就走。
當時緊張的氣氛籠罩在毛的住地內外，有傳說已發現有人從東湖對岸，嘴銜著小刀遊了過來。汪東興向機要員謝靜宜和樊壹民交代：“手裏時刻拿著火柴，萬不得已時燒掉密碼，把密碼機從窗戶上沈入湖底。”為了安全起見，領導讓工作人員（包括新華社攝影師）手中拿壹個木棒。
張根成回憶：7月20日他被抓進獨立師部隊以後，門口有人說“聽說總理和伯達要來。”有人回道：“他媽的兩個人還不是壹個調！”蔡炳臣政委進來以後，對張根成說：“領導通了好辦，下邊不通，領導的話不聽，我也沒辦法。並問：“妳們那裏還有文件嗎？（指總理講話稿和其它關於處理問題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來的領章、帽徽還給了張根成。這時，師政治部壹位主任進來問：“那個人怎麽樣了？”蔡反問：“哪個人？”“就是那個遊泳的人，那個老頭。”張根成知道“那個遊泳的老頭”就是指毛澤東，心裏頓時咯登壹下：“這不是造反了嗎？”被抓走的王力聽到打他的人說：“老頭子也在這裏，我們馬上找老頭子去”王力懷疑他們說的“老頭子”就是毛澤東。
他們把王力揪到了軍區大院，很多人頭戴柳條帽，手執長矛，整整齊齊地坐在兩邊，讓王力從中穿過。把王力揪到壹間房子以後，打他，搶走了手表和鋼筆。政委鐘漢華在講臺上向群眾磕頭，哀求說：王力是毛主席的人，壹定要放他回去。上午，在軍區大院二號樓３樓４６房，獨立師人員和“百萬雄師”圍攻王力。壹個人拿起話筒照著紙條問：“我們提幾個問題要妳回答！第壹，妳們四點指示到底有沒有？要沒有，就當面辟謠！第二，妳到武漢這幾天，到三新二司裏幹了些什麽？要回答！第三……”這時現場秩序大亂，牛懷龍師長叫喊“靜壹下，好錄音”！眾人反剪著王力雙手，將他推到四號樓二樓平臺，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群眾逼迫王力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
20日上１０點後，除部分人仍在軍區圍攻王力外，保守派軍民進行武裝大遊行。遊行隊伍有各種車輛３９６部，其中消防車２７輛，空軍軍車１５輛，打８２０１、８２１６旗幟的車８３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百萬雄師”群眾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嘴銜匕首，軍人荷槍實彈、刺刀寒光逼人。軍人們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領章，拉開風紀扣，站在車門邊和坐在車頂上。車頭架著輕重機槍，子彈帶搭拉在車上。車子開到湖北大學前，壹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壹人。宣傳車喇叭高叫“誰為工總翻案就叫他刺刀見紅”，“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槍斃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壹條褲子”！“揪出中央文革中壹小撮混蛋！” “要陳再道，不要謝富治！”““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壹掃光！” “踏平工總，鎮壓反革命!”宣傳車廣播的口號聲，消防車的尖叫聲，形成了強烈的恐怖氣氛。接連兩三天，”百萬雄師”圍攻和沖擊武鋼、壹冶壹中、新湖大、新壹中、二十中、二十九中、華師壹附中等十多個單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學生、教師２００余人。”百萬雄師”從２０日淩晨２時開始對武鋼圍攻，由百余輛卡車、十多輛消防車，包圍了３３街坊的新壹冶、業余大學、壹冶壹中和工人村，闖進工人宿舍和造反派辦公室，抓捕１００多人。
20日晚，武漢市“抓辦”副主任紀輝召集”百萬雄師”會議，會上提出：壹，揪住王力，千萬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們就取得了主動，逼得總理來武漢。那時，由”百萬雄師”出面，和總理在武漢定盤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緊張局勢，”百萬雄師”每天要有20萬人上街遊行迫使中央對武漢問題表態。與此同時，要封鎖機場、車站、碼頭和長江航線，決不能讓王力逃離武漢；三，全面奪取省、市委的權，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央承認。
２１日上午，“百萬雄師”在３５０６工廠召開奪權動員會議，商討如何利用”百萬雄師”占優勢的條件，奪省市委的權。還組織力量控制水陸交通，不準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決武漢問題。揪王力問題要通告、通電全國，爭取外援。
那時，“百萬雄師”完全控制了武漢市的電信系統，新華社湖北分社發往總社的有關武漢文化大革命情況的稿件，都逃不過他們的檢控。為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分社記者所寫稿件大都站在“百萬雄師”的立場上說話；此間，分社還特意派出壹位記者住在總社，待分社稿件發到總社後，先由該記者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加以改寫，再交總社編審交發稿。在新華社湖北分社周圍，有“百萬雄師”的人監視。
中共中央的應對措施
周恩來7月18日深夜從武漢飛回北京，19日淩晨接見湖南來京人員，解決湖南鐵路中斷問題。２０日的上午，周恩來正在北京釣魚臺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楊成武從武漢來的緊急電話打到會場，告知武漢的亂象。
周思來立即告訴楊成武，根據情況將毛主席隨時轉移到安全處所，並決定安排壹下北京的事，馬上飛到武漢。下午，林彪與中央文革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商議武漢問題對策，周隨後也趕到。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壹個文件，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求武漢軍區轉變立場。並且要求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公開表態，支持武漢造反派。會議還要求，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打電話給所轄的駐武漢部隊，做好工作。吳法憲就給武漢空軍司令員傅傳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要求他們按中央決定辦。會上確定海軍在武漢的艦只上的水兵上岸行動，空１５軍隨即進城維持局勢。
20日下午4點，邱會作奉命到人大會堂見林彪，李文普帶他先見葉群。葉群告訴邱會作：“汪東興、張耀祠連連向北京告急說：‘反革命分子已經沖進來了，快沖到主席住處’。”“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葉群親自到武漢去保證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電話裏讓毛離開武漢，毛不同意離開。林彪接過電話，用很堅定的語氣說：“主席必須馬上離開武漢，這是中央的集體決定！”林彪寫了壹封勸毛離開武漢的信，交給戚本禹修改，陳伯達、關鋒參與修改，信的末尾簽的是江青的名字。林彪派邱會作帶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飛機去武漢。行前，葉群帶邱會作見了林彪，林給邱交待任務：1，向毛主席報告全國形勢；2，建議主席轉移壹下，地點由主席自己選定。“主席安全就是黨的安全”，妳就說這話是我說的；3，武漢要是發生全市動亂，而陳再道又不聽指揮，設法告訴總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漢地區的軍事地圖後說：“妳如果無法和總理靠攏，就在王家墩機場設立指揮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聯系。武漢地區的29師和空降軍已經做好戰鬥準備。” 林彪說：“妳要告訴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要部隊不惜壹切代價絕對保證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乘飛機於20日晚上11時左右到了武漢王家墩機場。與邱會作同時離京赴漢的還有解放軍總醫院的醫療隊。
周恩來20日下午飛回武漢，但他的行蹤已經暴露。百余名獨立師戰士和“百萬雄師”的卡車沖進王家墩機場，來人帶著武器，大叫：”我們要見周總理！要向周總理告狀！”據吳法憲回憶，山坡機場的安全性遠不如王家墩機場，他接到武漢空軍劉豐電話，說有十多輛汽車沖進了王家墩機場，只好降在離武漢６０公裏的山坡機場。
周恩來的隨行醫生張佐良回憶：“這次飛武漢的除了周恩來的專機以外，還有兩架飛機，載有8341部隊指戰員。飛機抵王家墩機場低空盤旋時，看到下面黑壓壓的人群，紅旗招展，此時機長走到周面前說了些什麽，飛機又拔高向另壹方向飛去，十多分鐘後降落在山坡機場。此時大約五點鐘。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又上飛機飛到王家墩機場。為了不暴露目標，待到天黑以後，周恩來穿上便服，帶上墨鏡，帶上少數隨從人員乘兩輛吉普車，由空軍派人引路開往東湖客舍。周到達百花壹號，迅速安排毛安全撤離。空１５軍上甘嶺特功八連調至武昌護衛毛澤東到漢口機場支線專列上。
邱會作20日晚11點左右到達武漢王家墩機場後，立即和周總理通電話。周說：“好，妳在機場待命，過壹會兒有人找妳。”21日淩晨3點多，楊成武來了，第壹句話就說：“我們勝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轉移出來了。邱坐上楊成武的伏爾加開往毛主席在漢口機場支線的專列。毛在專列上接見了邱，說：“興國佬來了。妳那個總後勤部還聽妳的話嗎？文革是個好辦法，好人壞人都會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關心毛的話轉告了毛。毛從東湖轉移出來後只是叫人通知陳再道找回王力，對自己是否離開武漢還沒有發表意見。毛看完邱會作帶來的信後，可能是感到情況嚴重，說：“準備飛機，我們離開武漢。”淩晨２時許，毛澤東和劉豐，楊成武、李作鵬乘坐武漢空軍的小車，在中央警衛部隊的保護下，直奔機場。楊成武問：“是準備專機還是坐空軍的飛機？”毛說：“都準備。”快上飛機時，毛才告訴楊成武：“坐空軍的飛機。”機長問：“往哪個方向飛？”毛說“先飛起來！”飛機離開了大地，在武漢上空盤旋，毛才說：“往東飛，去上海。”中央過去有規定，為了安全，毛外出壹般不乘飛機。這次破例乘飛機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時，毛澤東等人的飛機抵達上海，直到9月16日才離開。執行飛行任務的是飛行團副團長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為林彪開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那位飛行員。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周恩來留在武漢繼續處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鵬住在同壹別墅裏的不同房間，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換房間住，但李住周的房間還按周的開燈時間開燈，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別墅裏再次接見陳再道，李作鵬在場。周要陳把王力找回來，陳說：“我不知道王力在什麽地方。”周說：“妳派人去找回來。”陳說“我找不回來。”看到陳這樣的態度，周很生氣，“啪”地壹聲拍了桌子，站起來大聲說：“妳這是什麽態度？妳不要以為妳有“百萬雄師”撐腰，“百萬雄師”算什麽？如果把妳反對中央決定，威脅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員的事情通報全國，八億人民就要起來反對妳們。妳看八億人民力量大，還是“百萬雄師”力量大。妳既然采取這樣的態度，妳離開這裏到北京去！”陳再道低著頭，告別了總理。
周恩來急著尋找王力。“百萬雄師”獨立師的人審問了王力後，孔慶德進去了。孔慶德叫“百萬雄師”頭頭劉敬勝、謝敏華退出去，把王力交給了29師領導人張昭劍，張帶著王力往山上跑，深壹腳、淺壹腳，慌不擇路，把腿摔傷了。張昭劍把王力保護在29師二連，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劉豐從張昭劍處找到了王力。劉豐救王力，是因為吳法憲事先打了招呼，要劉豐不要聽武漢軍區的。到21日上午周恩來還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劉豐向周恩來報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師。找到後，劉豐秘密將王力轉移到武漢空軍的壹個部隊隱藏起來。總理聽到後很高興，表揚劉豐立了大功。
21日深夜，周恩來指示，由李作鵬和劉豐兩人到武漢空軍部隊接王力並負責護送到山坡軍用機場。在機場，周恩來召開會議布置穩定武漢局勢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隊調動。
７月２２日淩晨３點鐘，李作鵬、王力、劉豐乘車從武空司令部下屬部隊到山坡機場。不久，周恩來、謝富治壹行，也在空１５軍王銀富科長帶領與特功八連護送下趕到機場。連胡子都未刮的周恩來上樓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裏？”趕到屋裏，總理緊緊握住王力的手，壹把抱住他，親了又親，激動地說：“支持王力同誌，支持王力同誌！”（王力回憶，周還流下眼淚。）22日下午，周恩來把王力、謝富治送上飛機，周和李作鵬的專機後來起飛。到北京後，周讓王力乘的飛機在天上繞圈，以便周恩來和李作鵬早壹些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周先趕到機場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眾達萬人以上。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儀式的氣氛非常熱烈，仿佛是歡迎打了大勝仗、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穿了壹身不太合體的空軍幹部服，由人扶著走下飛機，因他腳被打傷，周恩來和江青在兩側攙扶著他，壹瘸壹拐地接受聚集在機場上的人群的熱烈歡迎。
武漢事變很快傳到北京，長安街上貼出了“打倒大軍閥陳賊盜！”（有意把陳再道寫成陳賊盜）。紅衛兵上街流行抗議陳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把武漢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毛對陳再道等還是采取懷柔政策，他說：武漢的問題我看當作錯誤問題處理。如果他（指陳再道）有什麽決心，我們出不來，總理他們也進不去。同意總理提出的把陳再道保護起來。
２３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謝、王壹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漢三鎮頓時爆炸了，幾天來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眾紛紛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貼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標語。
獨立師部隊和“百萬雄師”轉不過彎，除了繼續遊行以外，還有大批人乘火車到北京。武漢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獨立師的軍人在北京永定門車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圍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學裏做說服工作，實際是圍攻，圍攻中領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２５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３０萬人大會（壹說100萬人），歡迎中央代表團回到北京。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全體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王力坐輪椅在最中間的位置，林彪和周恩來站在他兩邊。王力反對高規格的機場迎接和天安門廣場的歡迎大會，這壹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說：這樣作法，不是為了妳，而是為了主席。
7月26日，經中共中央討論、毛澤東批準後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宣稱“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堅決支持‘鋼工總’、‘鋼二司’、‘鋼九·壹三’、‘三司革聯’、‘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堅決同他們團結在壹起，戰鬥在壹起，勝利在壹起。”，同壹天，《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復電》中說：“中央進行了討論。認為妳們現在所采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復電連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壹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 ［67］227號））下發。復電指出，“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妳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誌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了之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隊人員和‘百萬雄師’做工作，使他們轉變過來。”“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機報復。” 7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給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事管制委員會，各軍區，各省軍區、各總部發電報指出，中央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在全國城鄉廣泛張貼。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壹封信》中說：“妳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妳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那壹小撮人的叛逆行為壹敗塗地。”“妳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凱歌正在鼓舞著全國。”“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他們解散‘工總’這個革命組織，並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們逮捕很多革命組織的群眾，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這些都是絕對不容許的，應當堅決平反，壹律釋放。”
7月26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第壹會議室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對陳再道、鐘漢華進行了批鬥。陳再道、鐘漢華等是按林彪、周恩來的安排，於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鬥會上，周恩來說：“妳陳再道對毛主席對黨是叛逆行為！”吳法憲、劉豐等人撕掉了陳、鐘兩人的領章、帽徽，還對他們做了“噴氣式”，吳法憲還給陳再道壹個耳光。
７月２７日，陳再道、鐘漢華被撤職，曾思玉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任武漢軍區政委。“7·20”事件後，造反派得勢，”百萬雄師”鳥獸散，其成員在壹些單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報復，官方公布的數字是：打死600人，重傷6萬4千人。輕傷18萬4千人。官方這個數字是誇大了的。武漢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龍）提供的數字：打死17人，打傷四百余人。這個數字顯然是縮小了。
八月失控和毛的戰略轉變
武漢“7·20事件”發生時，北京流行的說法是“武漢兵變”。7月22日早上，蒯大富傳達戚本禹的電話指示：“妳們要去西山遊行，懂嗎？”北京西山是軍隊領導機關所在地。蒯大富參加了7月25日天安門廣場歡迎王力的大會，上了天安門城樓。蒯大富回憶說：“群眾代表在天安門大會上發言呼喊‘打倒軍內壹小撮’、‘打倒陳再道’等口號時，林彪也都舉了手。在天安門城樓休息時，林彪對周圍的人說，武漢‘7·20事件’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與王力談話中，我認為到了揪軍內壹小撮的時候了。·····下壹步的戰鬥任務就是專門解決各大軍區的問題。”北京的造反派壹下子把矛頭指向了軍隊，蒯大富還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帥的家，說他是陳再道的後臺（都是四方面軍的）。四方面軍的徐海東將軍也受到沖擊。林彪垮臺後有人認為，這是林彪曾企圖借武漢事件清除非“紅雙壹”的勢力，但沒有搞下去就終止。
毛澤東從武漢飛到上海還沒有冷靜下來的時候，不僅沒有反對“揪軍內壹小撮”，還提出了“武裝左派”的問題。毛在武漢時就有了武裝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對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鐘漢華的談話中說：“為什麽不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毛還說武漢“鋼工總”在水電學院修築工事好，還說要親自去看壹看。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見河南代表時講“文攻武衛”。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上海的時候，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調動十幾萬人，以棍棒、長矛、木槍為武器，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武力鎮壓了反對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當天晚上，毛澤東坐著蘇聯造的鋼甲防彈轎車親自到外灘巡視，親眼看到了手執長矛、短棍、稱為“文攻武衛”的“工總司戰士”。他還觀看了上海電視臺播放的“工總司”沖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稱贊雲梯上的人真勇敢。張春橋說，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張春橋趁打完“上柴聯司”取得成功的機會，向毛請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裝上海十萬工人。”張春橋問：“可不可以發槍？”毛回答：“每人先發壹根棍子。”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發槍。
1967年8月4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裝左派，要搞第二武裝。毛在信中說，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隊幹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當前文革中的壹個主要問題是武裝左派。這封信還提出“群眾專政”，說“北京過去大體上就是這麽做的。”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擴大會上，江青拿出來傳閱的，信頭的稱呼是“江青”，署名是“潤之”。毛武裝左派的號令壹出，各地迅速行動。當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在壹次講話中說：
武裝左派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四川有幾個地方巳經武裝了經得起考驗的革命左派，壹個是萬縣，壹個是涪陵，還有瀘州。萬縣、涪陵革命派經過幾個月同保守組織的鬥爭是經起了考驗的。所以在前幾天把他們武裝起來了。革命派的武裝要成為協助人民解放軍保護國家財產，維護社會秩序，防止壞人殺害革命群眾的強大力量。武裝革命派要有計劃、有步驟的實施，要經中央批準後再作，壹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裏。我們這兩個地方都報了中央，經中央批準才作的，不能隨便武裝。需要武裝的革命派必須有這麽幾條原則：(1)武裝的必須是左派；(2)革命派手頭的槍，只準自衛，不準進攻，不許拿槍去鎮壓群眾，那是不容許的；(3)武裝要按單位（壹個工廠、壹個學校）來解決，不能跨行跨業，跨行業不行，那種武裝搞法有危險；(4)武裝起來的單位，即革命派必須絕對聽從調動，聽從當地駐軍最高的指揮員調動。在成都來說，要絕對聽從警備司令部的調動，服從指揮；(5)必須是造反派占優勢的地方，解放軍要派人去加強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
軍隊“武裝左派”只給他們相信的壹派發槍，另壹派當然不服，就搶槍。很多是半搶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接見斯裏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周恩來陪同。毛對客人說：“兩邊都發槍，壹共發了壹百萬支槍吧。這壹派軍隊支持這壹派，那壹派軍隊支持那壹派，打。”周恩來補充說：“名義上是搶槍，實際上是送槍。”槍支流到群眾手中的數字比毛說的100萬支要多得多。
全國各地的群眾組織都接過了“文攻武衛”的口號，使武鬥全面升級，從長矛、棍棒發展到真槍實彈。
由於支左部隊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的，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軍隊的壓制。“武漢7·20”事件壹出，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沖擊支持保守派的軍隊。在中央文革的引導下，壹度出現了“揪軍內壹小撮”（“揪出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的高潮。“揪軍內壹小撮”的提法來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澤東親自加上的那壹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後這種提法在《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權威文章中多次出現過。
據王力回憶，他們從武漢回到北京以後，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後，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同意在報刊上不點王任重、陳再道的名，用“武漢地區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提法。7月27日中央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壹封信中也有“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
不在於“揪軍內壹小撮”的提法有沒有合法性，而在於“7·20事件”以後，這個提法變成了全國造反派的實際行動。受軍隊壓制的造反派，借陳再道倒臺的機會，紛紛起來沖擊軍隊。當時各軍區，包括大軍區和省軍區的告急文電，雪片似地飛向中央、飛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各地在揪“本地的陳再道”。在幾個月前的“二月鎮反”中，很多地方的軍隊實行了鎮壓造反派的行動，現在是造反派翻身的時候了。
全國造反派都起來沖擊軍隊，而文革必須依靠軍隊來支撐局面，這是壹個沒有回旋余地的剛性矛盾。如果軍隊像地方政府那樣全面癱瘓，那就無法收拾了。軍隊受到全面沖擊以後，表示出強烈不滿情緒。毛雖然是政治強人，但他還必須權衡各種力量，使自己處在各種力量的平衡點上。只有這樣才會有掌控各種力量的主動權。為了平衡，他不惜犧牲忠於自己的左右兩邊的極端力量，也不顧他前些時發表的壹些言論。毛澤東從武漢“7·20”事件中冷靜下來以後，改變了文革的戰略。
在這期間，外交戰線也出現了失控。年輕的學生們認為外交部對帝、修、反太軟弱，就采取了種種激烈的行動。同中國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最突出的是8月22日壹把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況，本書第29章有介紹。
外交部本來是周恩來分管的領域，外交部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聯絡站”壹成立，就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造反派基本上還是執行了周恩來所定並得到毛澤東同意的“領導運動，監督業務”的原則，並沒有奪取外交部的業務大權（只是在業務上有壹些越權行為，如擅自批發了壹些電報）。
從武漢回來的王力，風頭正健，頭腦壹時膨脹，8月7日，他主動找外交部造反派談話。他說：“毛主席和總理要我過問外交部，在主席那裏說的。”他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幹，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幹。妳這外交就這麽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的問題比這復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幹外交？”“妳們壹月份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麽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麽不動壹動班子？”“監督小組不能成為花瓶，點綴品。”“妳們要充分利用監督權，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二十歲可以當中央部長，毛主席說的，為什麽不可以？····我看妳們現在權沒掌握，有點權才威風。”
王力講話以後，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奪了政治部的權。奪權後新的領導小組向駐外使館拍發幾十件電報，其中使用了“打倒劉、鄧、陳”的口號，陳就是陳毅。
陳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詞激烈，毛很惱火，希望造反派對陳毅施加壹些壓力，但不準備打倒他。王力8月7日講話以後，批判陳毅升級。“打倒陳毅！”的口號滿天飛。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組織的“批陳聯絡站”，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參加的“批鬥陳毅大會”，陳毅遭到批鬥。
在武漢“7·20”事件以後的八月，全國和各個領域、各個地區的造反派壹時狂熱，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需要控制局面。
他拋出了幾個沒有實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為犧牲品，他們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文章。該文提出：“要把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是當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國正在掀起壹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該文由《紅旗》雜誌編委林傑起草，關鋒修改後由陳伯達簽字發表。
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篇社論，指出要“還我長城”。“長城”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8月12日，毛澤東的指示傳到北京，說“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派”的提法不策略。 “軍內壹小撮”沒有被揪出來，關鋒卻倒黴了。倒黴的還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關、戚倒臺周恩來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淩晨1時，周恩來單獨約見了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楊成武，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說目前局勢十分嚴重，已經失去了控制。王力有壹個“八七講話”，壹講就亂了。奪了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表示：“這樣下去怎麽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壹個是中央的領導不能動搖，壹個是解放軍的威信不能動搖！”要楊成武帶上“八七講話”等材料立即飛往上海向毛報告。8月26日上午，楊成武向毛轉述了周恩來的意見。毛正在“治”、“亂”之間作選擇的當口，聽了楊成武的匯報。 8月26日，毛澤東對楊成武說：王力、關鋒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總理壹個人報告，要把他們抓起來，不要留在中央文革。妳只單獨向總理壹人報告，由總理負責處理。可以先解決王關的問題。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毛還對王力的8月7日的講話批示：“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中午，楊成武飛回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表示，事不宜遲，馬上開會。晚上，周恩來在釣魚臺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席。周恩來宣布：“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壹個重要決策。”隨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讀了楊成武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閻長貴回憶說：“總理走了，江青大哭壹場”。“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沈重的。”1968年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春節後，未經審判，他們三人都投入了秦城監獄。在文革十年中，他們下獄8年多，在這期間，趕上1975年獄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陳伯達和王關戚外”，文革後戚本禹又被判刑18年。他們的家屬也受牽連。
王關戚倒臺是周恩來力促的結果。與周恩來、鄧穎超有私交的英國作家韓素英在她的書中寫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組中的王、關、戚三人清洗掉了，幹得幹凈利落，削弱了毛夫人壹派勢力。”韓素英沒有提毛澤東，只說是周恩來。也許她說的有道理，周恩來在關鍵時刻通過楊成武向毛進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進的壹翼，使文革鋒芒頓挫，這正是“清君側”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錄》中說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說周總理保他。這是因他寫反思錄時江青和康生已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而周恩來是中共唯壹的光輝形象。
王關戚倒臺以後，周恩來找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副主任吳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談話，要求把與王關戚有關的人員清理出市領導機關。原來北京市革委會裏，學部（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進去的。按照周恩來的意見，清理出了壹百四五十人。
王力的地位在壹個月間從天堂掉進了地獄。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來了壹個180度的轉變。對王力態度的轉變是毛澤東文革戰略轉變的壹個環節。毛雖然權高壹切，但他的行為還要受各種力量左右。他是“偉大的舵手”，舵手得見風使舵，逆風使舵會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實際上他也有他的難處。此時，王海容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對王海容隨口念了兩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毛引用的是唐朝羅隱的《籌筆驛》中的兩句）毛在這裏講的“時”、“運”就是大勢，就是風向；不僅指王力的命運，也是自身狀況的感嘆。
毛從武漢飛到上海後，就采取有別於上海、黑龍江等地的方針處理南京問題。南京地區群眾組織分兩大派，壹派是南京軍區支持的“8·27”，另壹派是上海張春橋支持的“紅總”。紅總力量占優勢，他們聯合江蘇、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對南京軍區，反對許世友。許世友跑到大別山軍區農場躲避。還說，誰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別山打遊擊。毛讓張春橋到大別山把許世友請到上海，立即接見許世友，說許世友是好同誌。許世友也不是後來宣傳的愚忠莽漢，而是壹個乖巧的人。許壹見面就跪在毛澤東跟前，毛將他扶起來，說了壹些安撫他的話。他在大別山打了兩只豹子，壹只送給楊成武，壹只送給張春橋（官史作者為了貶低張春橋，說送給張春橋的是兔子），還送張春橋壹箱茅臺酒。許世友還主動積極地為王洪文的得力幹將馬振龍介紹對象。
9月1日，中央文革幾位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宣布了文革戰略轉變。江青壹反過去支持造反派的常態，說：“我認為北京應該帶頭搞好鬥批改，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如果不搞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個年頭呢？妳們想過沒有？”“不要怕人家說妳們右傾。”“要堅決反對反動的無政府主義。”她批評造反派：“妳們鬥爭鋒芒完全錯了，不是對準劉鄧陶，而是對準所謂‘軍內壹小撮’，到處抓‘軍內壹小撮’指向革委會。”“揪軍內壹小撮，這口號是錯的，打亂了我們的軍隊，這是自毀長城，······即使我們軍隊老幹部說了壹些錯話，做了壹些錯事，但壹旦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 陳伯達說：“剛才江青同誌的講話是代表小組的，代表中央說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壹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的重要的、戰略性的講話。”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這些激進的文革領導人都在講話中批評造反派的過激行為，要他們支持解放軍。周恩來最後歸結幾點：（1）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形勢的估計。壹年來全國布局已經搞好，現在第二年就是爭取勝利的壹年，第三年掃尾。（2）軍隊的將領大多數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軍，不要自毀長城。（3）動員在北京的外地群眾回去。制止武鬥。（4）停止串連，所有外地串連的馬上回本單位。（5）今年每個單位都要把大聯合、三結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產。生產是最後結果。（7）66年畢業生從九月壹日起開始按畢業生待遇。
從這時開始，從1967年9月開始，1966年的畢業生雖然還在學校，卻領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等接見安徽群眾代表。康生說“中央關於當前的重要問題是形勢問題，關於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問題，堅決擁護解放軍的問題，這都是大的方向問題。”江青講話中再次強調“抓軍內壹小撮，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強調克服無政府主義和派性，重申中央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發出的《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9月16日，毛澤東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回北京，他沿途找這些省的負責人談話。他回到北京後，中共中央發出了《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這個文件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接著號召各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在談到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毛說，什麽“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自己提“以我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說，絕大多數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毛主席說，正確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頭頭和紅衛兵小將，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毛的南巡講話，壹改文革綱領性文件《“5·16”通知》的淩厲，也沒有他那《我的壹張大字報》的鋒芒。“7·20”事件後，已經“天下大亂”，毛澤東開始考慮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為了安撫軍隊，毛把軍隊各總部、各兵種和各大軍區領導人安排到北京辦學習班。像1966年接見紅衛兵那樣，毛壹次又壹次接見參加學習班的幹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請剛從南方回來的毛澤東接見軍隊學習班的代表。接見開始時，毛大聲問：“陳再道來了沒有？”陳趕快站起來，大聲回答：“主席，我在這兒！”毛向他招手點頭，說：“好！，好！來了就好！妳學習壹段時間好！不要泄氣，要繼續革命。”“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階下囚，“720事件”的禍首卻成了座上客。這只有兩個月時間！
幾年以後，陳再道、鐘漢華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江青在廣州療養的時候，在廣州機關部處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她講到武漢“7．20事件”時說：“我們怎麽搞的，搞錯了，是王關戚搞的。”鐘漢華那時是廣州軍區副政委，聽了以後很感動，很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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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謎
文革中整人時間最長、受害者最多的運動是清查“5·16”運動。這個運動發端於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對本書作者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5·16壹直不清楚。為什麽1967年對‘首都5·16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5·16？為什麽九大以後還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樣進行的？ 為什麽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5·16是個謎。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金春明說：“關於清查5·16的檔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請看，沒有批準。”
在檔案沒有開放以前，這個歷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壹點是很清楚的：這個大案是官員整群眾，而且目標是對著造反派的。這個運動，不僅把造反派的激進分子打盡殺絕，還殘害了大批無辜百姓。清查“5·16”和“壹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壹樣，是官員整老百姓的運動。“民整官”的運動（即沖擊“走資派”）只有壹年多時間，官方文革史卻大寫特寫，“官整民”的運動持續時間之長、被整人數之多，手段之殘酷，遠遠超過“民整官”的運動，官方文革史卻惜墨如金。
起因：激進學生惹起禍端
周恩來在文革中壹方面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意圖，另壹方面也在不違反毛的意圖下乘機對壹些老幹部施與壹些力所能及的保護。周恩來是支持造反派的，當然這是順著毛的意圖；但周對造反派中的激進勢力也采取了壹些壓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軍隊的鎮壓，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認為劉、鄧已經垮臺了，在中央壹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後臺，那就是周恩來。1967年3月22日晚，在鋼鐵學院“革造”紅壹團的內部會議上，張建旗作了長達壹小時多的發言，說周恩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起了中央文革的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張建旗的觀點。北京外語學院和北京商學院也有反周恩來的活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達，沒有公開發表。1967年5月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壹些年輕人以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劉少奇，這次公開發表也會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團”，6月2日，張建旗貼出《給周總理的壹封公開信》的大字報，提出23個問題質問周恩來。 與此同時，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生劉令凱為首的“6·16”戰鬥組公開攻擊周恩來。壹些激進的造反派認為，劉少奇被打倒以後，主要矛盾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毛澤東嚴厲批評“二月逆流”以後，有人認為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黑後臺”。然而，無論是北外“6·16”，還是北京鋼鐵學院“5·16兵團”，都是人數很少的學生戰鬥組，用“兵團”壹詞是虛張聲勢。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這些反對周恩來的學生組成的“首都5·16紅衛兵團”，在北京外語學院召開了第壹屆代表大會，大會決議上寫道：
周恩來是劉鄧司令部的壹員幹將，是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壹。解放以來兩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第壹戰略階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風的煽動主角，是全國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後臺，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黨內出現的壹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臺之壹，是最近全國發生壹連串大規模屠殺的客觀支持者，是壹個不折不扣的企圖把水攪混，篡黨，篡軍，篡政伸手來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果實的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我們“首都5·16紅衛兵團”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幹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裏，谷牧等決壹死戰！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記者站的壹位通訊員，得知北京鋼鐵學院“5·16兵團”準備貼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就將情況報告了中央文革記者站。中央文革記者站北京記者組負責人袁光強，及時向中央文革報告了這壹情況。中央文革沒有制止。午夜後，“5·16兵團”貼出反周恩來的大字報後，馬上就有人用其它內容的大字報覆蓋上了。幾天以後，由戚本禹出面叫辦事組的專職黨總支書記王道明組織人調查“5·16兵團”背景和活動情況。調查結果是：壹、所謂“5·16兵團”是北京鋼鐵學院的壹個小群眾組織，參與攻擊周恩來活動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懷疑中央文革記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5·16兵團”反總理活動的通訊員，同“5·16兵團”骨幹分子有密切聯系。這位通訊員外出采訪用的是《紅旗》雜誌記者站通訊員的名義（當時中央文革記者站對外活動都是以《紅旗》雜誌記者站的名義出現）因此這事又和《紅旗》雜誌社掛上了鉤。三、在調查中，從“5·16兵團”骨幹分子的筆記本中，發現記載著《紅旗》雜誌社編輯周英的電話號碼，而周英是《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關鋒的妻子。在審查壹位“5·16”骨幹分子時得知，他們同《紅旗》雜誌社編輯部負責人林傑有聯系。這樣又進壹步分析，“5·16”兵團同《紅旗》雜誌有瓜葛。但是，到底有什麽瓜葛，也沒有查出什麽。
8月8日，5·16兵團在西直門、北海、王府井、師大、農大、政法、商院等處散發“把軍內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十九個為什麽?”等五種傳單，攻擊周恩來，並把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傳單說：“扭轉了的乾坤我們再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面目!”8月9日， 在北京市許多單位，公共場所，出現了“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傳單、標語和大字報。此間，來自長沙的造反派也參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動。
反周活動當時就遭到多數造反派組織的批判和抑制。據當時報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國在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共壹千多個單位在鋼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516兵團’”大會，會上鬥爭了5·16的頭目張建旗等五人。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開大會批鬥學生中的“5·16”頭頭以外，還抓捕了這些學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頭頭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記者調查組，曾經向中央文革及時寫了調查報告，說明“‘5·16’是壹個人數不多的組織，已被徹底摧毀，不復存在”。9月10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接見中學紅衛兵代表時說：“5·16”兵團“他們人數不超過50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十幾人，可能有後臺老板，走資派。”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十萬人大會，慶祝粉碎“5·16”分子的勝利。
到1967年10月，北京學生組織“5·16”兵團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該結束了。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升級：扭轉形勢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曾考慮1968年結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間，出現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漢“7·20”事件之後，各地造反派乘機沖擊1967年春夏之交曾經鎮壓過他們的軍隊，軍隊有可能被搞亂；反對周恩來，反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舊政府”，這使得在文革中維持局面的政府機構搖搖欲墜；“大聯合”“三結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會都受到沖擊，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紅色政權”處於動搖之中；火燒英國代辦處，形成了影響很壞的國際事件；在中南海周圍建立“揪劉火線”，十萬紅衛兵，晝夜不停地廣播，要把劉少奇揪出來批鬥，這是向中央施加壓力；武鬥不斷升級，很多地方發展到真槍實彈的戰爭。······這些亂相，都是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號召的結果。這些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大多是堅定執行 “毛主席革命路線”、為毛澤東沖鋒陷陣的人。至今，毛澤東這個政治魔術師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漢“7·20”事件後，毛對文革有壹個戰略轉變，即運動沖擊的重點從官僚集團轉向造反派中的“壞人”，從壓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從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拋出“王、關、戚”是這個戰略轉變的第壹步，接著，就要打擊堅持“王、關、戚”看法的造反派頭頭。“王、關、戚”看法就是毛在運動初期的看法，現在戰略轉變，這些看法也隨之被拋棄。毛澤東1967年夏秋視察華中、華東、華北的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清查“5·16”是毛澤東的緊篐咒，造反派不聽話，就念這個使造反派頭痛的咒語。毛澤東念這個緊篐咒降服“魔鬼”，結束混亂。他說“要警惕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 “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結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來提出的盡快穩定局勢的意見。
此間，北京市送上有關北師大的壹個報告，報告中說：“有些造反派是壞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這句話旁批示：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還批評北京市不抓“5·16”。“這就好了”是什麽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辦法了。這個辦法就的抓“5·16”。什麽是“5·16”？應當是毛說的“煽動極左行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澤東壹旦把鬥爭矛頭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對立的軍隊、運動初期被造反派整過的官員、革委會中的新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澤東給的這個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眾組織也利用這個機會抓對立組織中的“5·16”分子。
毛澤東戰略轉變意圖在中央形成了共識。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紛紛出來發表口徑壹致的講話。
1967年8月11日，陳伯達和江青在講話中說：“‘5·16’是個秘密組織，是個陰謀組織，矛頭對準周總理，實際上對準中央。”“‘5·16’組織，混水摸魚，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從兩方面，‘左’的或右的來動搖中央。”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不能再搞大串連，要求造反派在本單位搞“鬥、批、改”，要相信軍隊，她講到“‘5·16’以極左面貌制造混亂。”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軼歐等第三次接見安徽群眾代表。江青說：“目前拿北京來講，就有這麽壹個東西，我叫它是東西，就是因為它是反動的。就是反革命組織叫‘5·16’。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穩定。而真正的幕後人是很壞的人。”接見後，安徽兩派群眾組織表示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中央很快發出通知，批轉《安徽“P派”和“G派”熱烈擁護和貫徹執行康生，江青同誌的“九·五”指示》，這個通知說: “目前，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陰謀，從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時從兩方面來破壞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人民解放軍，破壞革命委員會這個新生事物，各個革命群眾組織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撥離間、混水摸魚、挑起武鬥、大搞破壞活動的壞頭頭、黑後臺劃清界限，揭穿其罪惡陰謀，不讓他們搞亂我們的陣線，幹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員們同時發聲，批評“極左”，批評“懷疑壹切”。他們批評的正是壹年前他們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文章說陶鑄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這兩本散文集是劉少奇“黑《修養》”的姊妹篇。這時陶鑄已經被打倒，在全國高呼“打倒劉鄧陶！”的時候，發表這篇文章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註意。但是，在這篇文章中有壹段話，卻引起了大家的關註：
請同誌們註意：現在有壹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壹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謂“5·16”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壹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過來，反戈壹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有兩個，壹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壹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這壹段話中“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澤東在審定姚文元的文稿時親自加上去的壹段話。這篇文章毛作過三次修改，完全體現了毛的意圖。
毛親自修改、審定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中，列出的“5·16”的兩條罪狀來看：分裂中央領導，即反周恩來；反對解放軍。這兩項是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的行為。毛澤東搞文革，壹是離不壹軍隊，二是離不開周恩來。軍隊是保持政權穩定的柱石。沒有周恩來主持政務，國家機器難以運轉；沒有周恩來執行，毛澤東的意圖難以貫徹。
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號令，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終於開始。
清查“5·16”的幾個高潮
第壹個高潮：1967年八、九、十月。
8月17日，通過北京鋼鐵學院的群眾組織“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組織部長李芳（女）。8月20日，又通過鋼鐵學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團頭頭張建旗。在此期間，其他壹些“5·16”兵團的學生頭頭也相繼被捕。
抓了學生以後就抓“黑後臺”。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級幹部陳家康，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機要局的王煥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經周恩來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林傑（《紅旗》雜誌編輯）、周景芳（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兼秘書長）、趙易亞（《解放軍報》總編輯）和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等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左派都當作“5·16”的“黑後臺”壹個壹個地被投入了監獄。
9月12日，學部 “革命大批判指揮部”召開“憤怒聲討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洪濤反黨集團罪行大會”。
10月26日，中央軍委辦事組開緊急會議，會上傳達軍委首長指示：“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取締反革命組織‘5·16’兵團的決定。” 軍委辦事組表示：“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這些反革命挖出來！挖不出來死不瞑目！”，軍隊清查“5·16”，目標對準1967年“5·13”演出的“沖派”，即軍隊內的造反派，“沖派”是軍委辦事組黃、吳、葉、李、邱的對立面。
清查“5·16”的第壹個高潮之後的幾個月，似乎沒有大的動作。
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的大會，卻說楊、余、傅是 “5·16”的“黑後臺”,和楊、余、傅有關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向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派出工宣隊、軍宣隊，造反派的歷史終結。自1967年秋後，壹些進入了各級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相繼被邊緣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幹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在壹些省市搞“反復舊”，反對革委會，這使得清查“5·16”運動又開始升溫，壹批“反復舊”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68到1969年，清查“5·16”運動時斷時續地在壹些單位內部進行，在全社會並沒有很大的聲勢，這可能是由於的確沒有“5·16”這個所謂“反革命陰謀組織”，難以進行下去。
第二個高潮：保衛紅色政權。1968年9月5日，隨著新疆革委會的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很多地方的革委會在權力分配上排擠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會的權力鎮壓造反派（很多地方槍斃進入了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如山西槍斃了楊成效，天津槍斃了程國富，槍斃前遊街示眾。當時公布了他們的罪行，即使這些罪行屬實，也不夠槍斃）。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會成立以後還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後，中央領導集團恢復秩序的願望更加強烈，而被邊緣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運動初期的指導思想繼續造反，這就引發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來在1969年9月20日晚講話中說：“‘九大’以後，產生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還要鬧，還要奪權，妳奪誰的權？不是要奪無產階級的權嗎？這就不簡單是極‘左’。如果不改，還要鬧，後頭就必然有壞人。”“他們的這種做法，其性質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動。”“原來搞‘5·16’、挖‘5·16’的時候，我們提了四條：第壹，不要擴大化；第二，不要讓老保翻天；第三，要區別對待，第四，要促進大聯合。提了這四條，當時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強調了不擴大化，就不敢動了，就縮手縮腳了。中央各單位還沒有搞深搞透嘛！”
1969年年10月29日，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學部的講話中說“‘5·16’反革命集團是很兇惡的敵人，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動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親自領導、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時，這個反革命集團把矛頭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員會。他們是破壞無產階級文件大革命的。”他強調，“要放手發動群眾，把清理階級隊伍搞透，特別是把‘5·16’反革命集團搞深搞透”，“要堅決搞，放手搞，發動群眾搞，不要只是少數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並講話。周恩來說：“‘5·16’不單是在1967年發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動是有根據的，早就存在，通過兩年半，逐步認識，得到了壹些資料，現在比以前認識清了。······現在還是要繼續揭發、批判”，周恩來指出“5·16“有兩個系統：“大的以學部為中心，還有外事口、政法口、農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傳、民族、統戰，軍隊壹個口，大的是方面軍，軍隊是沖派，是‘新三軍’····還有學校叫小‘5·16’，大專院校以學生為主”。康生說：搞清“王、關、戚、楊、余、傅、蕭華是怎樣陰謀篡奪機要大權，這是‘5·16’專案的主要問題。”江青說：“‘5·16’這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單線聯系，他們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兒女，他們搞秘密活動，這是不許可的。”
第三個高潮：“3·27通知”。經過緊鑼密鼓的動員，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中發 ［1970］20號）（通稱“3·27通知”），這個文件是周恩來主持起草的。文件壹方面提出防止擴大化（有的單位七分之壹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壹方面又說“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麽組織就叫什麽組織，是什麽性質就定什麽性質，不要壹律叫‘5·16’”。
當時清查“5·16”時都追查什麽時候參加“5·16”組織，填什麽表格，由於根本沒有這個組織，追查不出結果。“3·27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半年以後，周恩來進壹步闡述了“3·27通知”，他說：“搞陰謀活動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稱是什麽。”“重點不在這個組織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要重在罪行。”這樣壹來，只要參加了某些活動，就要當作“5·16”分子進行追查，從而使清查進壹步擴大化。有些單位本來清查有困難，由於“3·27通知”中有反擴大化的內容，就松了下來。1970年11月20日，周恩來說：“今年3月27日發了個通知，他們又抓住‘3·27通知’中提到防止擴大化，變成壹風吹了。運動規律就是這樣，幾番起伏。這次無論如何要追到底……”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5·16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中發［1971］13號）（通稱“2·8決定”），宣布成立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以楊俊生、黃作珍、於桑等為組員共13人組成中央“5·16·專案聯合小組”。這個文件規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壹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壹系列罪行，將它壹個壹個落實，而不要壹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系和是否填了表格。”“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號召大家認真學習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還要貫徹執行毛主席在當時關於“壹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指示。至於現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當然不在此例。”
外語學院“紅旗”成員章含之向毛澤東寫信，告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的狀，說謝在外院支持的壹派“6·16”兵團是反總理的，海軍在外語學院的支左坐在“6·16”這壹邊。毛對章的信作了指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請周總理出面解決外語學院的問題。周就調走了來自海軍的支左部隊的大部分，改為8341部隊，加強了外交部系統對“5·16”的清理。
北京市群眾揭發涉及到5萬多人，觸動的有壹萬四五千人，下面報上來的重點人七百多人，三千人進入了留宿學習班。
清查“5·16”運動中，由追查是否參加“5·16”組織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確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參與者。這使“5·16”的罪行面不斷擴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兩條：反軍和反無產階級司令部；“九大”以後，又加了壹條：反對革委會。到1971年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幾乎包括了文革以來造反派所有的行動。1971年6月30日，清查辦公室負責人陳偉（部隊幹部，原秦皇島航校校長）在話話中提到“5·16”的11項罪行和15件事。15件事是：燒英國代辦處；“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揪軍內壹小撮；搶劫國家機密檔案；衛生部黃樹則專案，泄露中央領導人的健康機密；利用搞專案為幌子，搜集整理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的材料；1967年5月13日沖三軍演出；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學院等地開會成立全國無產階級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演黑戲，出黑書，開黑會包括天津黑會，砸爛公檢法，等；7月27日，清華大學開槍打工宣隊，等。有的地方以掌權的軍政領導人劃線，把反對當地軍政領導人的活動也作為清查“5·16”的內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個“重大事件”中，把“發動打謝運動”壹事，也排了進去，謝是四川支左部隊負責人謝家祥。南京將反對過許世友的人都當作“5·16”分子清查。按這樣清查，所有的激進造反派都不能幸免。
清查“5·16”運動成了不可收拾的亂局。清查運動的重點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臺”。誰是黑後臺呢？開始說黑後臺是“王、關、戚”。楊、余、傅被打倒後，又說“黑後臺”是“楊、余、傅”。“3·27通知”又把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都列為操縱者。1970年9屆2中全會陳伯達倒臺以後，又說清查“5·16”專案組的組長陳伯達是“黑後臺”。在各省，壹些與掌權的軍政官僚不壹致的老幹部都成了“5·16”的“黑後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評林彪是“5·16”的壹條重要罪狀，反對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後，又說林彪是“5·16”的“黑後臺”。
更為蹊蹺的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5·16”聯合專案組副組長、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組組長、部革命委員會主任李震，被發現死於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熱力管道溝內，死亡時間初步判定為２１日夜間，死亡原因不明。開始中央認為是他殺，還對有關人員采取了措施。後又定為“畏罪自殺”。李震雖然是聯合專案組副組長（組長吳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但他兼管專案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就設在公安部，“5·16”專案組具體由公安部負責。李震在公安部管業務工作，承辦中央直接交辦的事，直接向周恩來匯報。“畏罪自殺”，什麽“罪”？沒有公布。
值得壹提的是，周恩來生前已經弄清，全國並不存在壹個“5·16”組織，但作為全國抓“5·16”“總司令”的周恩來，始終沒有表過態，更不用說認錯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是毛澤東直接關註和周恩來自始至終具體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國抓‘5·16’的先行單位和樣板單位。
文革之初，在陳毅部長的指示下，以姬鵬飛常務副部長為首的外交部黨委，進行“橫掃外交部的牛鬼蛇神”運動，部黨委將壹批大小幹部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部黨委委員兼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孟用潛和壹批司局級幹部，組織群眾對他們進行了殘酷鬥爭。後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造反派抄出８個麻袋材料，是部黨委對所謂有問題的幹部與群眾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１２月２０日，外交部的200多人發起成立了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外交部黨組織力圖予以解散，１２月２６日，周恩來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員迅速增加到１７００多人，而當時外交部全部人員也就２２００多人。
1967年１月１８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向部黨委奪權。周恩來與陳毅都支持這次奪權行動，並祝賀奪權勝利。對於外交部的奪權方式，周恩來卻明確規定：外交大權在中央，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成立部、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周總理還態度鮮明地指示：（今後）沒有部（造反派）監督小組簽名的文件，我不看。
2月16日陳毅參與了大鬧懷仁堂，在反擊“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壹些人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由於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陳毅，而只想讓造反派對陳毅“燒壹燒”。因此，造反派搞了二個多月的“打倒陳毅”活動，沒有實質性進展。陳毅雖然因“二月逆流”挨批，還是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參加外事活動。得知毛澤東底牌的周恩來，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每次都是旗幟鮮明的保陳毅。結果，想打倒陳毅的造反派，就對周恩來不滿，壹些人將鬥爭矛頭指向了周恩來。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第壹把手王中琪等少數人，也以“5·16縱隊”等戰鬥隊名義，公開貼出了影射周恩來的大字報。毛澤東得知出現反周大字報後，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上書毛澤東，反映外交部和社會上有壹股攻擊總理的風氣，毛澤東批示說：“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
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長韓念龍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全部大會，宣布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周恩來的指示壹公布，長期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頃刻瓦解，所屬成員紛紛退出。
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外交開始了抓“5·16”的運動。當１９６８年中央正式部署開展抓5·16運動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為運動中心。當陳伯達流露出抓“5·16”出現了擴大化傾向時，周批評說，運動才開始怎麽能講擴大化，這會對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強調，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證據，不要專門追查是不是參加了“5·16”組織，是不是填了加入組織的表格。“姚登山參加“5·16”，難道還要填表嗎？”姚登山就被定為外交部頭號“5·16”分子，在工人體育場萬人大會上批鬥，後送入秦城監獄關了9年。
姚登山，1936年入黨，解放戰爭時期任獨立團團長兼政委。他是壹位直來直去、城府不深的幹部。1966年3月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贊。1967年，蘇哈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蘇加諾政權，殺害了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和大批共產黨人。中國壹直是印共的堅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輸出革命。蘇哈托政變也隨之引發了反華浪潮，大批人圍攻中國大使館，斷絕了大使館的供水和糧食，中國駐印尼大使應召回國，留下姚登山任臨時代辦。姚率領使館工作人員與印尼圍攻使館的勢力進行鬥爭，受到毛澤東的表揚。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驅逐姚登山，他壹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達北京，壹下飛機，受到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5月1日晚上，周恩來又讓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毛澤東接見了他並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見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上。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的姚登山壹舉成名。回北京後，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鬥爭，站在造反派“聯絡站”壹邊。被“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聘為顧問。周恩來點名說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壹樣，因外交部的文革問題壹下子從大紅大紫的英雄變為秦城監獄裏的囚徒。
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來到外交部親自動員。他找外交部造反聯絡站壹些頭頭和骨幹，勸說他們坦白交待，讓他們起帶頭模範作用。新聞司科員成綬三和黃安國響應號召，承認他們是外交部“5·16”的組織部長，還供出上百人。周恩來動員林兆南坦白交待，林交待了，後又不承認，姬鵬飛又動員，又交待，又不承認，被人們傳為“七進七出”。林兆南是壹位老幹部，文革後出任駐土耳其大使。
和中央其它部門壹樣，清查“5·16”分子很長時間是在“五七”幹校裏進行的。由於逼供信，幹校的大部分人都變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方那個班裏連壹個黨小組長也找不到了，只好請外單位隨丈夫到幹校的壹名非黨行黨小組長的職責。
1968年秋，突然將外交部屬下的世界知識出版社漫畫家朱根華關了起來，說他是“5·16分子”。他被關在壹個暗房裏，24小時不見陽光，大小便都在室內。1969年，他被兩人押往湖南攸縣的外交部五七幹校。還將他妻子和兩個孩子下放到甘肅，壹去十年，家庭從此離散。在幹校裏，除了勞動以外，經常是24小時連續審訊。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幹校開批判大會，當場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鬥會上被扭斷了手臂，成了終生殘疾。
1970年4月5日，蘇歐司唐賢耀被逼自殺，死後說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幹校附近的山上。後來幹校撤銷了，唐的孤墳很長時間還留在那裏。外交學院的青年教師彭寧也在審查“5·16”中被逼自殺。
外交部清查5·16的運動有三個階段：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底，為摸底排隊時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為全面鋪開時期；１９７２年至文革結束，為“戴帽”掃尾時期。
外交部清查5·16運動取得了“輝煌戰果”，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數分別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劃為敵我矛盾性質待處理的３１人；因5·16問題給予各種處分的８０余人；定為犯嚴重錯誤的１７０多人；因5·16問題而屬壹般錯誤的１４０８人；共計１７００多人。受到懲處的人占外交部總人數的壹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２０名幹部，八十年代都獲平反，並分配了工作。文革結束後，直到８０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待遇，分配工作或離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還留下“留黨察看壹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處分。1980年8月姚恢復行政11級，1985年6月離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農林口清查“5·16”
譚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將。毛澤東批評“二月逆流”之後，各院校的紅衛兵紛紛進駐農林口的各部機關，到處尋找攻擊譚震林的“炮彈”。他們發現：當年創建解放軍“南京路上好八連”有功的上海警備區政委秦化龍，在農林口機關被作為反黨分子受批鬥。他的秘書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批鬥秦化龍是根據譚震林的意圖。秦化龍曾是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政委，後調任中共中央農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農林口文革小組組長，參與中央文革匯報活動，屬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既然整秦化龍的是譚震林，現在譚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龍該平反了。於是，紅衛兵強烈要求周恩來為他平反。但是，國務院農辦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對為秦化龍平反。造反派認為，“延安公社”的這種態度實質就是保譚震林。周恩來建議群眾組織就秦化龍問題進行辯論，通過辯論統壹認識。造反派對周恩來不滿意。
1967年5月16日，進駐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的北京農業大學紅衛兵，宣布成立“農業大學東方紅公社5·16兵團”，並貼出“成立宣言”，聲稱要“堅決反擊‘二月逆流’，‘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宣言要求“旗幟鮮明地為秦化龍將軍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農大東方紅5·16”的行為受到批判，在政治壓力下，他們馬上貼出大字報承認錯誤，解散“5·16兵團”，停止壹切活動。“農業大學東方紅5·16”雖然只有壹兩天的歷史，但後來卻給大家帶來了災難。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將們，秦化龍不是好人，妳們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後臺，還有新疆叛徒集團的問題。妳們不要保他了，要反戈壹擊、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來接見農大東方紅的代表。周說：“妳們很主動嘛！四個‘5.16’分子首先是妳們抓的，妳們又揪出了學校裏的八個‘5.16’分子，秦化龍妳們又揪出來，說明妳們劃清界限了。” 經周恩來批準，農大“東方紅”將秦化龍扭送北京衛戍區，周恩來親自給衛戍區領導人傅崇碧、黃作珍寫信，令其“請予接收、監護，聽候中央處理”。
這僅僅是清查5·16的開始。1969年9月以後，國務院農辦、農政和農林口各部機關幹部，分別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農村辦“五七”幹校。
不久，中央機關的“五七”幹校按照上面的統壹部署，大規模開展清查“5·16反革命”運動。國務院農辦、農政機關軍代表宣布：中央已將秦化龍定為“5·16反革命黑後臺”，正式批準逮捕關入秦城監獄。那些保秦化龍的幹部，被劃為“5·16反革命”骨幹分子，被隔離審查，殘酷鬥爭，強迫隊們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剛過，幹校軍代表召開逮捕大會，宣布：經中央批準，將農林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吳文平（上海警備區宣傳部原副部長）作為“5·16反革命骨幹”，由公安機關正式逮捕入獄。會上，農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揚、宣傳部長黃天祥、教育處長劉子兵和秦化龍的秘書許人俊，分別作為“5·16”反革命後臺和骨幹陪鬥。隨後，“5·16”專案組趁熱打鐵，突擊審訊，大搞逼供信。他們實行三班倒審訊法，有壹次，對許人俊連續72小時殘酷審訊。壹些幹部不堪侮辱虐待憤而上吊或跳井自殺。
1970年3月，清查“5·16”的“3·27通知”下達後，農林口機關的清查運動進壹步“深挖”和擴大打擊面。
1970年11月29日，紀登奎到農林部給核心組成員的指示中說：“‘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很兇惡的階級敵人，不肅清會有後患。農林部的‘5·16’問題沒有揭開蓋子。”紀登奎要求追查以下問題： （1）有沒有人去沖中辦學習班的？沖中辦學習班是整汪東興同誌的材料，抓汪聯絡站就在水產部大樓辦公。（2）農林部有沒有人去圍困中南海（即“揪劉火線”）？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嗎？（3）有沒有人參加秦化龍的八七黑會？回來怎樣貫徹的？交代了沒有？（4）砸機要室，搶檔案有沒有？（4）為秦化龍平反，對抗周總理指示，查清了沒有？（5）農林口各部與吳傳啟、潘梓年，農大“5·16”的聯系要查清。（6）在抓“5·16”時出現的反動標語“抓‘5·16’防止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沒有？持續了四年的清“5·16”運動在農林口繼續進行。
1971年9月，林彪事件發生後，專案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開會宣布：“妳們5·16反革命集團的後臺林彪，已經徹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聽後面面相覷，哭笑不得。
林彪集團垮臺後，農林口幹校清查“5·16”專案組搖身壹變，又成為反林彪的英雄，他們繼續對被清查的人進行審查。天天讓清查對象反復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要求聯系思想，活學活用，交代“5·16反革命”的活動和組織。
1974年，設在湖北沙洋勞改農場的國務院農辦、農政“五七”幹校宣布撤銷，清查“5·16”專案組也解散了。被關押隔離審查5年多的清查對象，終於獲得自由，被允許回北京同家人團聚。
但是，清查“5·16”並沒有宣布結束，要清查對象在北京家中繼續等待處理。後來，政治形勢有所變化，清查對象們不甘心當“5·16反革命分子”。壹心想搞清楚到底什麽是“5·16”，以便營救仍然身陷獄中的秦化龍和吳文平。有壹次，清查對象許人俊和上海警備區黨委辦公室原主任劉子兵相約，壹起去見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
劉傳新曾經擔任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龍是他的老領導，吳文平、劉子兵和許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間，劉傳新隨部隊進北京執行軍管任務，任北京市公安局長。多年不見，劉傳新在天安門附近的辦公室熱情接待他們。對老首長秦化龍和老部下吳文平的悲慘遭遇，劉傳新早有所聞，也深表同情。許人俊等們希望從他那裏探聽壹些有關“5·16”的信息。劉傳新眉頭緊鎖，指著辦公桌上壹大堆檔案說：“妳們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許多‘5·16’，關在監獄裏，材料壹大堆，至今我還不知道怎麽處理呢！”劉傳新還傷感地向許人俊等訴說：“我在這裏抓‘5·16’，我妻子在江蘇卻被人家當做‘5·16’抓起來，至今還關押審查啊!究竟什麽是‘5·16’，我也說不清!” 文革結束後，劉傳新因鎮壓1976年的“四五”運動、參與了其它“四人幫”的活動接受審查，1977年5月19日自殺身亡。
糧食部清查“5·16”
在糧食部，軍代表制造了“糧食部‘5·16’陰謀集團”的冤案。這個“集團”以朱相遠（原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綿陽所技術員，文革後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糧食部辦公廳辦事員、文革後為國家糧食儲備局的司局級幹部）為“黑頭目”，陳國棟（原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文革後為糧食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浦通修（原糧食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文革後為教育部副部長）為“黑後臺”，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副組長蘇生（行政10級）、原計劃司司長吳園宏（行政10級）被打成“黑顧問”。原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監察員竇桂林（行政12級）、原農村糧食管理司價格處處長馬洪柱（行政12級）、原機關黨委辦公室主任顧誌達、原政治部組織處處長徐銳、宣傳處處長秦煥民、原計劃司計劃處處長鄭誌勛、原辦公廳宣傳處副處長吳碩等7人被打成“黑參謀”。原機關黨委辦公室辦事員陳其陣被打成“集團”第五號人物。在遊行集會人群後邊搖旗吶喊的司機、電工、理發員、收發員、服務員、保育員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齒、打聾耳朵、打斷胳膊，兩人被整死。糧食部被打成“5.16”分子123人，占幹部總數六分之壹。另外，據保衛科幹部王某的統計，糧食部還有“壞分子”和各類“階級敵人”共300多人，占部裏總人數近壹半。
1967年9月，國務院決定向各部委派軍代表。9月20日，解放軍總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樊省軒，進駐糧食部任軍代表。當天兩派群眾實現了大聯合，坐到壹起開大會歡迎他。在群眾組織大聯合實現不久，樊對原來兩派成員從親壹派、疏遠壹派發展到支壹派、壓壹派。陳其陣和壹些人多次跟他面談，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壓的壹派就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寫信。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聯名，共寫了十來次。結果，這些信轉回到軍代表的手裏，他以“鬥私”、“圍剿派性”等名義辦學習班，批評寫信的人，說有人要把軍代表趕出糧食部，要這些人檢討。寫信的人拒作檢討。軍代表認為階級鬥爭復雜、敵人隱藏很深。
1969年8月，國務院將糧食部、商業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並，先合署辦公。9月，糧食部留下三十幾個人搞業務，搬到三裏河，樊留在北京，副軍代表翟夢僧率領六七百人到河北省固安縣的五七幹校搞鬥、批、改，運動的重心移到五七幹校。
1970年1月18日軍代表在北京召開糧食部清查”5·16”動員大會，傳達了中央領導人關於清查“5·16”的講話。樊省軒在會上聲稱：“‘5·16’的魔爪伸向了糧食部，朱相遠、殷嵩義有問題，給他們辦學習班”。於是，這幾個人被隔離審查。殷是糧食部科學研究設計院安陸所的技術員，是糧食部造反組織“大聯委”12名“勤務組”成員之壹。動員大會以後，樊省軒到固安五七幹校坐鎮指揮清查。
2月5日，給陳其陣辦“學習班”，對他隔離審查。審查陳其陣的專案組有5個人，不許他走出房間，上廁所要請假，經允許後，由“學習班”的人陪同去。買飯，由“學習班”的人代辦。不許和外界聯系。讓他解下腰帶、鞋帶，交出刮臉刀，搜走了所帶的東西。與此同時，派人到陳其陣妻子單位，要那裏出人到他家裏搜查。隔離審查期間，每天要他交代和‘5·16’關系和活動，不按要求交待就讓他到毛澤東像前低頭彎腰，幾個小時至十幾個小時。後來，將陳其陣轉移到離生活區200米以外的壹所房子裏。房內有兩間屋。陳其陣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戶用木板釘死，與大屋隔板上有壹塊玻璃，二尺見方，也從外邊糊死。靠下方留了壹個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內放壹痰盂，供大小便用。壹天給壹暖瓶熱水，供飲用、洗臉、漱口。每天拂曉，準他出屋壹次，倒屎尿，接壹臉盆涼水。專案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來當天，組長就掄開膀臂，壹連打了陳其陣五六十個耳光，問：“厲害不厲害？”“不交代有妳好受的！”此後幾乎每天挨打受罵。除拳打腳踢外，還用木棍子、木板子、門上的彈簧弓子、捅爐子的鐵鉤子打。除專案組兩人打以外，隔幾天還從連裏（五七幹校采用軍事編制：連、排、班）找四五個人來，打兩三個小時後揚長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溫度降到零下十幾度，沒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後凍成冰棒。這樣的冷天，把陳其陣的棉衣褲扒下來，剩下貼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腳踝，被打得由青變紫、變黑，像焦炭壹樣，兩個多月不能邁步，走路得慢慢蹭。專案組長用鐵爐鉤子打他的手，打壹下問壹句：“說不說？”打得手指手背青腫，無法握拳，拿不住東西。頭發長了，不準理發；胡子長了，不準刮臉。十來個月沒有洗換衣服。沒有褲帶，站起來就得手提褲子。
12月上旬，專案組組長讓陳其陣看糧食科學研究院翻譯胡某寫的“認罪書”，胡承認是“5·16”，還描述了參加的經過。過了幾天，專案組又把陳其陣押進壹間空屋，收聽“5·16集團”另壹個人的認罪錄音。他在供述“罪行”時，點了陳其陣的名，編造了“策劃陰謀”時陳其陣說的話。收聽後，組長說：“妳上邊的交代了，下邊的也交代了，同夥都交代了，妳想想怎麽辦吧？”陳其陣被折磨得難以忍受，就向專案組說1967年4月19日參加了“5·16”和以後的活動。專案組窮追不舍，逼他交代更多問題。他無法再編下去，就對專案組說：“我不是‘5·16’，前兩天說是‘5·16’，那是假的。”組長壹聽，頓時火冒三丈，劈頭蓋臉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陳其陣太陽穴的血管劃破了，鮮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說：“把妳以前交代的假情節給我改掉了！” 陳其陣說：“都是真的。”“都是真的？為什麽叫‘5·16’，不叫‘4·19’？”陳其陣現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團是5月16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態度。”專案組說：“敬酒不吃吃罰酒！”為了防止再翻供，組長問陳其陣：“跟妳們活動的那夥人，妳說誰不是‘5·16’吧？”陳其陣說了壹個尊敬和信賴的人名，組長說：“他承認了！”第二天，專案組又叫來兩個是陳其陣的好朋友，看見他倆，陳其陣泣不成聲。他倆語意雙關地對陳其陣說：“抗是抗不過去的，都各奔前程了，爭取個好出路吧！”陳其陣看到這麽多人都頂不住了，心想：“我頂得了嗎？那就編吧！”他就開動腦筋編造。1971年2月16日幹校召開群眾大會，叫陳其陣“認罪”。陳其陣宣讀他編造後經專案組審改的“認罪書”，說“1967年5月下旬，先後經三人介紹，三次參加‘5·16’陰謀集團”。認罪以後，專案組宣布軍代表決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給家裏寫信，可以和“學習班”的其他人壹起到食堂買飯；可以去小賣部買東西；上廁所不必請假。但仍不許和外界聯系。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樣經受像陳其陣這樣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經恢復工作的陳國棟在幹校召開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參加的座談會。壹些被整的人訴說了自己挨整的情況。原糧食部政治處的龔誠說，他被打掉八顆牙齒，胳膊打斷。手不能動了，飯拿來，用嘴從碗裏舔，像狗吃食壹樣。半年沒洗腳，頭發長了，胡子長了，不能理發，不能刮臉。原儲運司科員牛夢辰說，“李×（五連指導員，原財會司15級處長）打李有發（原財會司辦事員）100多個耳光，壹邊打還壹邊問：‘我打過妳嗎？’”儲運司科員範大林說：“我從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19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幹校。我脖子上被掛八塊磚，壹掛就是兩三個鐘頭，甚至三四個鐘頭，連續有80天。打我，打斷了幾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張強（原政治部17級幹部，被打成“集團”第四號人物）說：“點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糧食部副部長、中監委駐部監察組組長、老紅軍）是後臺，把大便打到褲子裏，坐‘老虎凳’（把腿綁在長凳上，往腳下加磚）從下午兩點到六點，四個小時。”原糧科院翻譯胡××說：“杜子誠（原糧科院翻譯，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還紮個稻草人，召開批鬥會。還派人到他妻子那裏（廈門）去，拿了兩張照片，說杜有作風問題。”
被打成“5·16”骨幹分子的廖祝南2010年給《炎黃春秋》的投稿中寫道：“天寒地凍，屋內無暖氣，我穿著棉衣棉褲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殫精竭慮，卻實在‘供’不出什麽‘5.16’分子。白天寫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構思新‘故事’，都不對他們的“胃口”。專案組人員便刑訊逼供，揪頭發、扇耳光、跪地板、潑冷水、拳打腳踢。專案組還將20多斤重的“鐵疙瘩”，用粗繩捆結實後，掛在我的脖子上，低頭彎腰。掛了不到五分鐘，我便氣喘籲籲，大汗淋漓，雙腿發抖，腰酸背痛。晚上12點，未寫完交代材料不準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經常會在半夜被叫醒“審訊”。他們用粉筆在地上劃壹個鍋蓋大小的圓圈，讓我站在中間，每天從早到晚站16小時。期間，只給幾分鐘小解時間，三頓飯站著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專案組人員用涼水把我潑醒，或猛踢幾腳，勒令暈厥的我馬上站起來。
1973年，對糧食部清查的結論是：“經清查，原糧食部沒有發現‘5·16’反革命組織，也沒有發現‘5·16’分子。”?
其它中央單位的清查“5·16”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是清查“5·16的重點單位之壹。1966年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潘梓年當了學部文革主任，吳傳啟也成了學部文革領導成員。由於他們和關鋒有壹些關系，積極參與造反，後來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點。文革期間，學部成立了幾個觀點不同的群眾組織，他們從王、關、戚等渠道得到上面壹些信息，看風造反，互相攻擊。這幾個個組織的頭頭也成了清查“5·16”的重點。學部被打成“5·16分子”占總人數的壹半以上。近十人死於非命，我中學的壹位同學、在歷史所當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的死了。“9·13”事件後，由於沒有向重點審查對象傳達林彪問題，清查對象故意在大會小會上繼續交代“反對林副主席的罪行”。為了阻止這樣的交代，11月初專門召開了這部分人的會議。會議開始後，支左部隊66軍壹個師的副政委宣讀文件後說：“妳們這些‘5·16’骨幹分子，交代了二三年，連妳們的黑後臺都還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確告訴妳們，妳們的黑後臺就是林彪！妳們必須老實交代與林賊的黑關系！”
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有壹百多人被打為“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來的最大冤案。
衛生部也是壹個清查重點。1967年3月10日，衛生部的造反派開了壹個會議，批判“城市老爺衛生部”，會上把壹些中央領導人享受醫療特權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層腐敗情況。周恩來說“孫正搞了個‘3.10’。······把老爺衛生部和中央首長的病歷混同在壹起……劉維棟在衛生戰報第49期上把對方許多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集中起批評對方，把內部東西公開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來。拘留是為了防止擴散。”李先念說，搞3·10會議的這些人都是特務。周恩來說著名醫學專家、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葉心清是個江湖醫生，葉被打成了“5·16“分子。
中央樂團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5·16”運動中，有4人不堪誣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殺。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楊被判刑10年。合唱隊員王芃被判刑8年。同時，近百位嫌疑對象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樂團兩派造反派組織“井岡山”、“東方紅”幾乎全軍覆沒，骨幹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審查別人“5·16”，後來自己也成了“5·16”。交響音樂《沙家浜》創作組組長、在交響音樂《沙家浜》中飾演郭建光的演員張雲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嫌疑對象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各地清查“5·16”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國各地都開展了清查運動。以廣西為例，在自治區清查“5·16”領導小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後成立了清查“5·16”領導小組，組成4219人的專案隊伍。在清查過程中，全區列出清查事件68起，涉及幹部群眾數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訊逼供、捆綁、毆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
各省清查“5·16”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反軍“、“反對大聯合”、“反對革委會”（或反對“革籌”）都是“5·16”的“罪行”。這次運動的鎮壓者是支左部隊或是革委會，被鎮壓者是造反派中激進分子和大批無辜百姓。有些地方與“清理階級隊伍”和“壹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名稱也有不同。貴州踏平“4·11”。天津清理“二黑壹砸”。江西為“三查”。廣東和廣西為“貫徹《7·3布告》、清查‘反共救國團’”。湖南為“貫徹《1·24指示》，批判‘省無聯思潮’”。湖北為“貫徹《9·27指示》，清查‘北、決、揚’”。四川先為“貫徹《12·25批示》，批判劉結挺、張西庭”，後為“壹批雙清”，省革委中的軍隊負責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決了數萬人。由於各地群眾組織分裂成不同的派別，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機會打擊對立面，軍政官僚集團的各種政治勢力利用群眾組織的派性對各自的政治對手實行鎮壓。清查“5·16”運動，全國各地大小監獄再次爆滿。整死、逼死的人無數。
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除了中央單位大規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屬單位也無壹幸免。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搞文革的試點單位，當時被當作執行政策的樣板。1970年3月，8341軍管會在二七廠開展清查“5·16”運動，全廠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職工數以千計。其中，徐鎧名列第壹，被軍管會隔離審查，多次組織全廠大會批鬥，1972年11月被宣布為“5·16反革命的骨幹”，實行群眾專政，1978年12月23號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徐鎧7年徒刑，從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鎧失去自由13年多。徐鎧何罪？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23歲，是鑄工車間壹名工人，任車間團總支書記，他響應號召參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廠推選壹名工人群眾代表，籌備北京市工代會，為建立北京市革委會做準備，壹開始讓工具車間的劉鐸喜去了籌備組，因為他職稱是技術員，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劉譯喜回到二七廠。經過討論，認為徐鎧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選他到北京市工代會籌備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徐鎧被推為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工代會第壹副組長。這是他被打成“5·16骨幹分子”的主要原因。當時加在他頭上的種種罪名純屬子虛烏有。
從江蘇清查“5·16”運動的情況可見壹斑。
武漢“7·20”事件發生後，南京軍區內的造反派與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紅總”這壹派）聯手，幾次沖擊南京軍區首腦機關，要揪鬥司令員許世友。毛澤東力保許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世友被中央任命為江蘇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許世友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反軍是“5·16”的主要罪狀，反對許世友就是反軍，許世友又是毛澤東信任的中央領導人，這樣，又可以將“5·16”的另壹主要罪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加在江蘇造反派的頭上。
許世友不饒恕反對他的人。他在壹次會上說：“江蘇的主要工作是‘兩挖’，壹是挖煤，二是挖‘5·16’！”說到這裏，他舉起拳頭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響應毛澤東要改變中國“北煤南運”的情況，在南方找煤。許世友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找煤，結果是勞民傷財，以失敗而告終。抓“5·16”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當時許世友等人認為，“５·１６”組織在江蘇已遍布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據這壹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壹場全殲“５·１６”的“人民戰爭”。
省地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第二專案辦公室（簡稱“二辦”，南京稱“３２０”辦公室），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關押、審訊“５·１６”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關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並從部隊調來壹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受許世友委托，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５·１６”，還列出３１個問題（事件），不管有沒有填表參加“５·１６”組織，只要沾上其中壹條，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許世友調往廣東，彭沖主持省委工作。江蘇省在清查“5·16”運動中受害者的人數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蘇省委第壹書記彭沖說：“江蘇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區，被定為‘五壹六’的有13萬人。”
當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根據後來官方公布的數據，在1970和1971年運動高潮期間，江蘇全省有13萬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訊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證其罪，有6,000多人在關押審查期間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體或精神殘疾。
據江蘇省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統計：江蘇省在清查深挖“5·16”運動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達26萬多人（其中被關押批鬥的13萬多人），死傷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蘇省的清查深挖‘5·16’運動，比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傷害面要大20倍。”
壹些被確定為清查運動“重點”的單位，被害者人數令人震驚。例如在南京電子管廠，3,800多名幹部職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審查，1,226人被認定為“5·16分子”，7人死於刑訊逼供。在南京市政建設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審查，約占該單位幹部職工總數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
1970年４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京大學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抓，派省革委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委尚未恢復）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學關押“5·16分子”108人，點名“5·16分子”248人，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10人卷入了“5·16”漩渦。其中有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5·16分子”？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鬥幾晝夜（最多１３個晝夜）的疲勞審訊。為了攻下“頑固堡壘”，對被審查者施用十幾種刑罰。校體育室壹位老職員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對清查“5·16”運動不滿，寫了壹封匿名信寄給《新華日報》，很快就被查出來了，軍宣隊就在壹次全校大會上宣布了她的“罪狀”，然後直接從大操場拉出去槍斃了。
在南京大學蹲點抓“5·16“的遲明堂，是壹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地方領導幹部。南大被打成“5·16”的壹位中層幹部檢舉他是“5·16”，遲明堂於1971年10月被隔離審查，不久，投進監獄。這壹“突破”後，省“二辦”對全省地市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摸底，查出涉嫌“5·16”問題的人，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占７２％，廳局級領導幹部中占３８％，15個地市領導幹部中占41%，地市壹把手中占69%。
在江蘇“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壹位被打成“5·16”骨幹的人泄憤檢舉。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壹位被無端懷疑，壹位被蒙冤審查。
在南大突破後，就重點清查省級機關。當時省級機關連同省五七幹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壹部分是省革委會機關的“留守人員”，另60%以上的人進入省五七幹校的“脫產人員”。在省級機關“留守人員”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經過“春季攻勢”，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人占33.4%。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發動“秋季攻勢”，到1971年11月，掛上“大名單”的“5·16”嫌疑分子多達2400余人，連同已經打成“5·16”的，竟占省級機關幹部總數的70%以上。
軍隊幹部也未能幸免。據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省“二辦”秘密檔案中發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幹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幹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關的軍級領導幹部就有11名。
省革委會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８名軍隊“支左”幹部。其余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壹的彭沖竟也掛上了“大名單”。
在省五七幹校是清查的重點。到1971年底，幹校3000多人中，點名為“5·16”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幹校已變成集中審查關押“5·16”的勞改營。
在幹校被審查的對象壹律與他人隔離，不分晝夜對清查對象搞車輪戰，經常罰站10多小時。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5·16”，又繼續窮追猛打逼交“同夥”，清查對象像滾雪球般的擴大。壹時間幹校出現了壹種景象，幹校內的“5·16”口供壹批批送出去，幹校外的“5·16”審查對象壹批批送進來，雪球越滾越大，“5·16”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壹個不漏、壹網打盡”，幹校還發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發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5·16”。這就給被審查者泄憤檢舉的機會。以幹校壹大隊為例，壹名小分隊長今天鬥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壹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5·16”繳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壹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幹校引起了壹場混戰。
南京市被認定為“5·16”大本營。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後組織了２萬多人的清查“5·16”專案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鬥學習班3900多個、２萬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20多萬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鬥會、寬嚴會等1200多場，收到舉報材料２萬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４個多月內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幹600多人。到1972年底，２萬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300多人，僅市商業系統就有33人自殺身亡。當時南京有壹句順口溜：“五壹六，家家有，不是親來就是友”。
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歷史問題冤案被關押批鬥開除黨籍，清查“5·16”時又被掛上鉤。此時劉中身患癌癥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後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5·16”黑後臺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後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壹位女幹部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是“5·16”黑後臺，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組織網絡後才罷休。
南京歌舞團副團長，女演員李香芝在清查“5·16”運動中慘遭殺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來造反，並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她貼了壹張反對找女演員為首長陪舞的大字報，並寫了壹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後，審查者抓住她挨整後說的瘋話，將其判處死刑，於1971年9月2日舉行公審，然後押赴刑場槍決。
江蘇其它地市也步步緊跟地清查“5·16”。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６人，掛上“大名單”的４人；中層幹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區公檢法機關500余幹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徐州在抓“5·16”運動中整了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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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清理階級隊伍
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清隊是用政權的暴力對所謂“階級異己分子”進行壹次殘酷的清洗，受害者主要是是歷次政治運動造就的“政治賤民”和國民黨政權留下的舊人。清隊全面開展的1968年，正是毛澤東要求盡快實現“大聯合”、重建新秩序的時刻。群眾組織中出身不好的人、雖然出身好但阻礙重建秩序的人，也成了清隊的受害者。
清隊的指導思想和法律依據
1967年1月30日，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批示：“林彪、恩來同誌：此件值得壹閱。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請妳們註意這個問題。譚震林的意見是正確的。此件請周印發較多的同誌看，引起警惕。”全國各單位領導人按這個批示，用階級鬥爭的眼光審視職工、審視舊社會過來的人。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必須堅持不懈地狠抓階級鬥爭。在執政者的眼裏，到處都是敵人。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對敵鬥爭”。
1968年2月9日，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到天津新港采訪，這個港口在1967年4月3日實行了軍管。軍代表向我們介紹：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17個舊企業合起來的，經過美、英、日、國民黨統治的港口，有“中華海員特別黨”、“國民黨”、“三青團”、“興中協會”、“共濟會”等多種反動組織。解放前夕，很多壞人混進港區。劉少奇路線招降納叛，敵偽人員全部留用。1962年又把社會成份十分復雜的5000名搬運工人全部納入港口。目前還有敵偽的軍、警、憲、特、反動會道門等反動人員1800多人，占全港口7400名職工總數的25%，其中混入黨內的313人，占現有黨員數的19%。軍代表認為，文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派性鬥爭、港口停產等）都是階級敵人造成的。他向我們表明，對這些人要“認真查明。徹底批倒”。其實，這些舊社會過來的人，已經受過多次清理和打擊，絕大多數不會對社會構成危害。
自1966年10月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各級政權癱瘓，社會秩序開始混亂。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紅衛兵，以掃“四舊”、搜查、抄家的方式入室搶劫。僅1967年1月25日夜裏，合肥市就發生這類搶劫案27起，被搶劫37家，受害者都以為是紅衛兵掃“四舊”，不敢反抗，不敢報案（即使報了案，也沒有人管），有3名省、市領導人家被冒充紅衛兵的劫匪以抄家名義搶去財產4萬多元；壹位副市長稍有微詞，被打傷住院。壹時間，分不清誰是紅衛兵，誰是入室搶劫的犯罪分子。
1967年初，為了保證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由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壹個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中發 [67] 19號）（即“公安六條”）。這個文件於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 這個文件認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行人民群眾的大民主”。 “公安六條”第壹條就規定：“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制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沖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裏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公安六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第二條）“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中的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壹律不準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準背後操縱煽動，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第四條）第二條是以思想和言論定罪，不能“攻擊汙蔑”的對象除了毛、林以外，在執行中還擴展到周恩來、江青、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第四條將專政對象擴展到21種人及其家屬。這是壹部惡法。這部惡法成為後來清理階級隊伍的法律依據。
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各省開展試點，1968年5月，運動在全國推開。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槍殺，用她的鮮血為清理階級隊伍祭旗。
1968年春發表的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為清理階級隊伍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這條指示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1968年10月，正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中，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訪華代表團長巴盧庫等人說： “失敗的階級還要掙紮，所以我們不說最後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余孽。有些人鉆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鉆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壹次算是壹個壹個作了清理。在過去，壹些工廠主要領導權掌握在這些壞人手裏”， “新華印刷廠有四朝元老，北洋軍閥時印鈔票，日本人占領時也印鈔票，以後國民黨接管了這個工廠還印。解放以後幫我們共產黨印，裏面主要的人沒有動過。這次運動了他們，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有些國民黨的中將、少將搖身壹變，變成工人了，什麽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 “這壹次黨、政、軍、民來了壹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七億人來說，壞人大概千分之壹，這是指敵我矛盾嚴重的。廣東清除出來的包括國民黨士兵、憲兵、警察、國民黨軍官、國民黨黨部的人、三青團、壹貫道，大體清理壹下，有四十萬人。廣東省有四千萬人，四十萬占四千萬的百分之壹，這四十萬過去當過國民黨的憲兵、警察、黨員，不都是壞人。如果按千分之壹計算，四千萬中有四萬人。······大概還有半年到壹年搞清理階級隊伍、整黨。這樣可以保持壹個時候的安寧，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說這壹次搞得那麽幹凈了”
毛澤東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麽叫搞到底？這是壹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發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發布公報稱：“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壹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躲在廣大群眾中的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
清隊的政策樣板
1968年2月21日，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派出的軍管人員進入了新華印刷廠開展“對敵鬥爭”。到5月，就總結了壹整套“對敵鬥爭的經驗”。5月13日，姚文元在這個材料上寫“此件總結了清理隊伍中壹些政策性問題。”呈送給毛。 5月19日，毛澤東在批示中指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中發［68］74號）。這個文件下發後，就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中發［68］74號文件特別強調要註意政策——“他們的基本做法是：放手發動群眾，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壹切積極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擊壹小撮階級敵人。”
?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清理階級隊伍壹是要抓緊，二是要註意政策。”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談到清理階級隊伍時，也壹再強調政策。謝富治說：“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把廣大群眾和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區別開來，把有壹般歷史問題的人同叛徒、特務區別開來，把壹般性的錯誤與政治問題區別開來。”張春橋說：“要掌握好黨的政策，不然的話，壹個個跳樓，這是不行的，不能解決問題，妳們（華東）師（範）大（學）壹下子搞了這麽多，人家要告妳的狀來了。學生要處理好，不要打擊面過廣。”
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和中央文件及中央領導人講話相反，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打擊面越來越大，鬥爭越來越殘酷。為什麽出現了和毛的意願相反的效果呢？由於多年向全民灌輸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各級領導人和政治運動的骨幹分子滿眼都是階級敵人。他們覺得，抓少了是立場問題，抓多了是政策問題。寧可犯政策錯誤，不能犯立場錯誤。在極權制度下，下級為了迎合上級，總是將上級的意圖壹級壹級地放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凡是整人的運動都是擴大化的。此外，在兩派群眾組織還沒有實現大聯合的地區和單位，為了搞垮對方，就競相在對立派中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壞人”；為了不讓對方抓辮子，各派又主動地“純潔隊伍”，在本派內抓“混入群眾組織中的極少數壞人”。
本書作者沒有找到新華印刷廠這個樣板的真實情況的資料，我的朋友、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夏俊生提供了另壹個樣板——二七機車車輛廠的資料。二七機車車輛廠（原稱長辛店機車廠）是文化大革命中“六廠二校”之壹。由於“六廠二校”的“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隊”是由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派出的，這些單位被稱為“毛主席的試點”。在1969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九屆壹中全會上，毛澤東說： “相當大的壹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比如二七廠，就是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修理廠，是壹個大工廠，8000工人，連家屬幾萬人。過去國民黨有9個區分部，三青團有3個機構，另有8個什麽特務機構。”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向全市轉發了《北京二七廠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二七機車車輛廠就成為全國“清理階級隊伍”執行政策的樣板。從當時看，二七廠的經驗是糾左的，是強調政策的。實際上，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糾正幾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卻被打成反革命，最後不戴反革命的帽子，也算執行了政策。
二七廠，這個“註意政策”的樣板單位，原來是8341部隊制造的壹個假典型。文革結束以後，二七廠在“清隊”中被整錯的許多老工人喊冤叫屈， 1978年7月，鐵道部派出工作組，與北京市工業交通辦公室壹起，幫助二七廠落實政策。經調查核實，1969年影響全國並被毛澤東引用的這個《報告》裏的許多材料，竟然是假的。所謂1949年前的8個特務組織，有的根本不是特務組織，有的完全是無中生有搞出來的大冤案。涉及全廠278人（連同廠外計500多人）的所謂軍統特務組織“戡亂救國潛伏小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麽“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計劃潛伏下來的特務組織”。二七廠解放前的地下黨支部地下黨員沒有壹個是叛徒，卻定為定為“叛變了的地下黨支部”。至於《報告》中所的“裏通外國分子和進行間諜活動的天主教骨幹分子”，都是沒有的。
《報告》說：在全廠155名中層以上幹部中，已查出有各種政治歷史問題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們竊取了黨委書記、副廠長、監委書記和副總工程師等重要領導職務，把持了全廠黨、政領導大權。叛徒當上了幹部部長，壹貫道壇主當上了組織部長，保衛科3個科長有2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全廠27個車間中20個車間的領導權和17個科室的領導權也大部或全部落入這些人手中。事實是：二七廠在“清隊”中因歷史問題被審查的中層以上幹部有97人，其中被定為敵我矛盾的有42人。經過1975年落實政策的復查，只有1名副廠長能不能定為叛徒還有待進壹步復查（他的問題過去已經交代並按壹般歷史問題作了結論）。其余41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
《報告》說：全廠已清查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特務外圍組織和其他反動組織的壹般成員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廠敵特組織的系統和關系，清出了壹些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並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等若幹重大線索。事實是：“清隊”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復查時，只有12人仍定為敵我矛盾，其余203人的問題全是假的或搞錯的。至於373名國民黨員等反動組織的壹般成員，多數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壹般歷史問題，大多數早已主動作過交代。所謂掌握了“潛伏特務組織”的重大線索，純屬逼供信搞出來的假案；所謂“清出了壹些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沒有壹個能落實；所謂“破獲了解放以來發生的幾起重大縱火、放毒、破壞生產等無頭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錯案。
為了“挖得深，戰果大”，二七廠“清隊”肆意擴大敵情，制造冤案。這些人被定為“反革命”後，黨員都被開除出黨，幹部全部監督勞動，其親屬和子女也受到株連。
二七廠在“清隊”時規定，不管本人承認不承認，只要有三個人揭發就可以定案。《報告》說的人證、物證、旁證“三證俱全”，其實都是逼出來的假口供。
另據資料，在清隊中，二七廠1949年以前進廠的1400多名老工人有900多人遭到審查，占老職工的64%，定案處理的有230多人，其中32人被帶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的帽子，有20多名老黨員，老工人被逼自殺。在清理階級隊伍那壹段時間，二七廠的職工不敢串門，不敢互相說話，全廠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二七廠這個清隊樣板，使北京市群眾大受其害。1968年9月2日 北京市革委會向中央寫了《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報告》。報告稱：“截止8月28日，全市揪出的各種壞人已達68123人，其中叛徒2827人，特務3721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2688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942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24161人，反動學術權威151人，反動資本家1855人，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2284人，新揪出的五類分子10819人，其他11675人”。此後，北京被迫害的人繼續增加。 1969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報送中央的《關於當前清理階級隊伍的情況報告》中說：“到2月底，全市已揪出99000人”。到2月20日的不完全統計，全市已定案15000人，占新挖出壞人（不含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總數的22%，其中定為敵我矛盾的占已經定案總數的54%。
根據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最高指示，全國各地都組織了群眾專政隊伍。到1969年春天，群眾專政組織遍布安徽全省城鄉每個角落，隊員發展到110萬人。群眾專政不顧法律，想揪誰就可以揪誰。安徽省群眾專政組織存在的三年多時間裏，在軍管會或革委會“人民保衛組”領導下，先後對150多萬人實行專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清出來的43萬“壞人”）。那些被專政的對象，遭到殘酷批鬥、毒打，受盡折磨，其中有18萬多人被非法長期關押、拘禁，直到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會通知撤銷群眾專政組織時，仍有5萬多人被非法關押。
為防止“階級敵人”漏網，根據“樣板”單位的經驗，各單位都成立了專案組，對本單位“有問題”的人進行內查外調。專案組是在工宣隊或軍宣隊的領導下，組織本單位政治可靠、歷史清白的人組成。1968年，在火車上的乘客很多是專案組成員。各省市還組織專門隊伍清理敵偽檔案，清查敵偽檔案上記載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清查出來的都壹壹建立卡片，並通報這些人的工作單位。江蘇省革委會成立清理敵偽檔案辦公室，組織數千名工作人員，清理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摘編成組織卡片8000多張，人物卡片42萬多張，匯編個人材料1100份。涉及的人都是清理對象。四川由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掛帥，組織大量人力共建立了16萬張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務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
受害者以千萬計
清理階級隊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華人學者丁抒研究了大量縣誌，他的結論是“除極個別的縣份外，壹般揪鬥人數都超過萬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認為，在清隊運動中總計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魏昂德、蘇揚據文革後1500多個縣誌取得的信息，對農村地區的運動進行分析，這份研究估計大約有3600萬人遭到迫害，被殺害的人數在75萬至150萬之間，大概有同樣多的人致殘。官方文革史承認：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加上他們的親屬和各種社會關聯的人全國被株連的群眾多達1 億人。
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就全力以赴地清隊，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種“壞人”43萬多人。對清理出來的“壞人” “大會批態度，小會短兵相接（武鬥）”。打罵、體罰，刑訊逼供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幾十種酷刑。到1969年4月統計，“清隊”中清查出來的43萬“壞人”中，被縣以上專政機關關押的就有188，225人，這些人在關押期間被逼自殺的就有4，646人，被群眾專政人員當場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傷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縣在“清隊”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殺445人。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僅市壹級的專案辦公室列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團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審查的達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當於文藝六級以上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遭受沖擊，八成以上被立案審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會上報中央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全市已經挖出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過去掌握和處理的53，344人，新挖出來的89，109人。此外，還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蘇的清隊壹直延續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會向國家公安部匯報材料稱：在清隊中，全省共挖出各種“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隊中受到牽連的人遠遠超過此數。僅高郵縣1968到1969年的清隊中，就有13，326人被審查。江蘇武進縣革委會提出“刮二十四級紅色臺風”的口號，將縣壹級的的“牛鬼蛇神”108人關進棚，共揪鬥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全省被關押揪鬥數十萬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個村莊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從1968年至1969年2月，廣東全省處理各類“階級敵人”25萬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種“政治集團”20，291個，批鬥重點對象63，297人。從1968年7月到10月，廣州市全市共舉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28，261期，近217萬人參加了“學習”。7月到11月，共揪出“階級敵人”、“有嚴重問題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僅廣東河源縣在“清隊”中揪出10，200名“敵人”，被害死亡26人，還制造了“雙江反革命集團”冤案，株連數萬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廣東省革委會專門制訂了《處理港澳海外關系幹部的6條意見》，使廣大歸僑、僑屬和有港澳臺關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視和迫害。臺山縣有4000多名幹部被迫填表表態“斷絕海外關系”，佛山地區有15，000多戶“僑改戶”，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農帽子，很多被抄家、凍結存款。
廣西南寧地區1968年在全地區普遍地開展“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向所謂“壹小撮階級敵人括起十二級臺風”，78，746人被揪鬥，17，372被迫害致死。
陜西省主管清隊的官員認為：“1949年陜西解放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陜西省委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招降納判，網羅了壹撮叛徒、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徹底，和平土改，鎮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陜西地下黨嚴重不純，是黑黨、假黨；······” 陜西還有“彭德懷死黨”、“習仲勛反黨集團”等。根據這個基調，全省先後被揪鬥、審查關“牛棚”者就有40多萬人，被整幹部62，000多人，補劃地主、富農5萬多戶。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肅省在清隊中被關押的幹部群眾達30多萬人。僅甘肅定邊縣刑訊逼供，清理出“階級敵人”3091人，查出“反動組織”15個。
據山東省革委政治部清隊辦公室統計，山東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務9，131人；死不改悔走資派5，60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58，98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這些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莊地區挖出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敵我矛盾”實行專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龍江省革委會批轉的人民保衛部的《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中說：據11月底統計，全省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和嫌疑分子達10萬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務集團”、“反革命組織”、“叛徒集團”、“特務據點”等。
吉林省從1968年4月開始全面清隊，到9月末，共挖出“階級敵人”90，090人，挖出各種反革命特務集團560個，集團成員12，464人。長春地區從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隊”期間，無辜受害者數千人，因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訊後致死184人，自殺1745人。
遼寧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搞“五群”：群眾專政、群眾偵察、群眾審理、群眾判決、群眾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據毛遠新後來交待：從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數兩萬多人。遼寧臺安縣成立以原來的縣委武裝部長為首的革委會後，就清理階級隊伍。城鄉各單位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門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用細鐵絲勒到脖子上）、舉磚頭、跪碗渣，無奇不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1288名”，135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殘。43人被判刑投獄。
1968年4月，遼寧省新金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到夾河廟公社了解革委會成立後領導班子建設問題。他聽說欒家大隊黨支部書記兼革委會主任李本柱和壹位23歲的女子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許連榮是農民許長家的三女兒。許長家的三兒子1958年因參加所謂反動組織被判刑三年。6月3日王立龍到欒家大隊，斷定 “這是階級敵人用美人計拉攏腐蝕革委會幹部，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宣布停止李本柱的職務並組織群眾批鬥。李本柱在高壓下不敢否認他和許連榮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1968年7月11日對許長家嚴刑拷打，並被群眾專政“法庭”判10年徒刑，交群眾管制。7月16日，許連榮被抓去打得遍體鱗傷，不得不“招供”。當天晚上，許氏壹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壹起上吊自殺身亡。人們看到他家墻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壹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主持召開了省革委三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運動。據不完全統計，江西在‘三查’和隨後進行的‘壹打三反’運動中，共揪鬥了90多萬人，制造冤假錯案4，102起，被錯誤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兩萬多人。”江西省開展“三查”運動才壹兩個星期，全省自殺的人數就超過5000人。在江西的水電部某工程局派有壹個工程隊，開展“三查”運動以來，這個工程隊有兩人自殺。壹個工程技術人員在辦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掏出來，用剪刀壹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腸子壹節節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兩旁各個辦公室的門口圍觀的人被驚呆了，沒有壹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在走廊上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另壹個自殺者在挨鬥的時候，趁上廁所之機硬是用磚頭將壹枚鐵釘打進頭部的顱腔，另壹枚打進壹半就倒下了，死於送往醫院的途中。
據江西省公安部門統計，從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個公社（鎮）的群眾專政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標等銳器，殺死202人，被害者最大的81歲，最小的9歲。寧岡縣葛田公社葛田大隊，在1968年的“三查”運動中，逼出“反共救國團”，將91人打成“反革命”，設立監獄58間，刑訊逼供用了42種刑罰，11人死亡。奉新縣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殘、逼死73人。宜春地區在“三查”和“壹打三反”中，錯定“反共救國軍”等“反革命集團”644個，“反革命分子”3384人，錯劃階級成份7709戶，錯定“四類分子”9793人，非法抄家39002戶，“群眾判刑”4512人，被迫自殺4378人，被打致殘217人。
江西萬年縣總共21萬人，壹下子就抓了81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這些“階級敵人”，慘遭毒刑，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電擊、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壹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為了制造紅色恐怖氣氛，1968年5月18日到21日，江西貴溪縣革委會出動12輛大卡車將360多名被清理出來的人拉到各公社進行批鬥。
江西上饒地區在“三查”運動中，95768人受到迫害。於都縣在“三查”中揪出“三查對象”11165人，壹些人被迫自殺。1968年6月25日，全縣統壹行動，對“四類分子”和“三查對象”進行大抄家，大搬遷，提出“政治上要進行大掃除，經濟上要徹底搞垮”。1968年7月4日，龍南縣革委會政治部在縣體育場舉辦“學習班”，開展清查運動，嚴刑逼供，制造出“反共救國軍”假案，數千人受牽連。
雲南省清理階級隊伍是1968年12月開始，到1969年底，全省共清出“九種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務5481人，現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66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208，901人。破獲“反革命集團”1854起，其他集團818起，各種反革命和刑事案件6769起。
1968年11月9日，雲南省公檢法軍管會在宜良縣羊街部隊營房舉辦“學習班”，集中公檢法幹部900多人，歷時壹年零9個月。學習班上制造了“裏通外國的雲南特務組”等8大假案，涉及原公安廳幹部的70%。學習班上219人被批鬥拷打，60多人被致殘，9人被迫自殺（死3人），9人被逼瘋。德宏州盈江縣的昔馬是壹個不足5000人的公社，被捆綁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務的180人。人人自危，不斷離境外遷，從1969～1971年，全省邊民被迫離境外遷的約3萬余人。
雲南省清隊和“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1967年初，雲南群眾組織分裂為“炮派”和“八派”。3月間，中央對雲南實行軍管。雲南省軍管會支持“八派”（8·23無產階級派）壓制“炮派”（毛澤東主義炮兵團）。“八派”仗勢進壹步排擠、壓制“炮派”，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武鬥不斷。1968年5月，工程兵政委譚甫仁調任昆明軍區政委，8月13日任革委會主任。譚甫仁上任之前就明確表示支持“八派”，反對“炮派”。革委會壹成立就把“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開展對敵鬥爭工作”作為重要任務。清理階級隊伍和“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所謂“劃線站隊”就是看妳站在哪壹派。“炮派”成了被清理的重點。12月9日、25日，譚甫仁在幾個地區講話時提出：“妳們對敵人不要手軟，要狠壹點，要克服右傾思想，不要怕。有壹千抓壹千，有壹萬抓壹萬，有十萬抓十萬，有壹百萬抓壹百萬，不要受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限制。”在“劃線站隊”中，玉溪地區揪鬥群眾27，900多人，打傷致殘1700多人，打死逼死了1089人。昆明市受迫害的群眾50多萬人，制造冤假錯案1703件，迫害致死1486人，使用刑罰100多種。在紅河州，從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底，共批鬥了54，324人，到9月底全州批鬥人數上升到62，397人。在巧家縣，“八派”觀點的群眾組織（當地為“紅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於1968年五六月間，無辜殺害另壹派群眾277人。6月10日，巧家縣“新店區貧下中農審判大會”宣布農民周明太死刑。周被處死後，兇手楊國有等把周的心臟挖出示眾。兇手彭其德把周的腦袋砍開取走腦髓，兇手彥家申將生殖器煮了吃了。1969年1月22日，巧家縣成立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掀起了捆綁打人的高潮，施以刑罰80多種，2438人被批鬥，定案87件計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傷殘21519人。幾天之內32，500多“站錯隊”的人逃難到四川。
1968年11月29日，譚甫仁在全省黨代會上的總結報告說：“雲南150萬人口地區是和平協商土改，還有90萬人沒有劃分階級成分。要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解決劃分成分問題。”1969年初，全省派出83，687人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土改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就是在文革中的“站隊”，把壹大批“站錯隊”的群眾劃為地主、富農。據保山、臨滄、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紅河等十個地、州、市的部分縣統計，原為貧下中農而被升格為地主、富農的有7605戶，共抄家30，620戶。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又壹次大抄家。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甘肅慶陽縣“深挖底財”、“金銀大掃除”。5062人被揪鬥和實行群眾專政。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臺風”，僅3000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凈。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裏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壹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２８萬多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全縣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余人。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壹年多。直到1970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23，000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表等。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大致搜羅殆盡。
清隊的打擊面如此之大，毛澤東也不滿意。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壹個學校那麽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麽辦呢？妳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麽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壹。壹個是關，壹個是放。壹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壹個不殺。”
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都受到打擊
知識分子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重點群體之壹。大學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重災區。清華大學6000名教職員工中，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審查的有1228人，據清華大學教授、文革專家唐少傑統計，清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非正常死亡人數16人，占文革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27.6%。其中有陳祖東、楊景福、李丕濟、鄒致圻、程應銓、路學銘、李玉珍、王大樹和殷貢璋、王慧琛夫婦。1968年8月，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他們說“北大王八多得碰腿”（毛澤東曾說過北京大學“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全校有900多人被重點審查，占全校教職總人數的22.5%，迫害致死的有23人。
在科學院的京區單位，有物理學家張宗燧、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動物學家劉崇樂等著名科學家被迫害致死。當時科學院京區職工總數9279人，被群眾專政和隔離審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敵我性質的102人。副研究員以上高級研究人員180名中，被立案審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資被扣，每人每月僅發給相當於原工資6%的生活費。
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166位、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110位老科學家和青年科技人員打成特務。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在革委會主任、軍代表單奎章的把持下，刑訊逼供，整出了四條“特務線”。全所有300多人被誣陷“與特務有牽連”，150多人被隔離審查，5人被送公安機關，13人被逼自殺。
安徽馬鞍山鋼鐵設計院978名職工，被揪鬥134人，大多數是專家、技術權威，沒有壹個是真正的壞人。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200多人被“隔離審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殘廢，4人自殺，包括1949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殺未逐。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化學博士。本來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職。1950年懷著愛國之心從美國歸來，為中國石油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到懷疑和沖擊。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把蕭光琰抓進“牛棚”，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財物。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已經死亡。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自殺。他剛剛48歲。工宣隊宣貼出了“特大喜訊”的大標語並通報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壹切階級敵人”。由大連多個單位組成了聯合專案組，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301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株連11個單位的26人。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他妻子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去，向她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妳要繼續交待。”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準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準。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14歲的女兒洛洛就開始孤身壹人，無人照料。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麽辦？甄素輝壹定和女兒進行過壹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壹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壹切是有準備的。甄素輝和洛洛壹起包了餃子，壹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
對中國第壹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有突出貢獻的23安裝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牛棚”裏關的人越來越多。軍代表在群眾專政大會上講：“有人說，抓的人太多了。多什麽？！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要團結兩個95%，剩下兩個5%，加起來，就是10%。我們要按10%的比例抓！” 當時這個工程處擔負著國家最大的原子能反應堆801工程的建設。公司的第三工程處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會影響工程進度。但是，“牛棚”在不斷擴大，被抓的已超過了150多人，此時軍代表又說：“現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蝦米，大魚還沈在水下，要繼續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發生過兩次全廠武鬥。第二天，蘇聯對華電臺廣播說，中國最大的原子城發生了壹次大武鬥。軍代表斷定，我們的隊伍中有蘇聯間諜，要不然，他們怎麽會如此清楚。於是，壹個深挖蘇聯間諜的大網鋪開了。公司很多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曾在蘇聯學習過。去過蘇聯的人都成了懷疑對象。過了壹段時間，懷疑對象又開始擴大。凡是無線電愛好者，自己裝過收音機的人，也不放過。被抓的人，已達到了170多人，占職工總數的11%以上。幾年以後，經復查，當時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風捉影造成的冤假錯案。
中國物理學泰鬥葉企孫，在1968清理階級隊伍時已經70歲，因他的學生熊大縝的事，被捕入獄。1938年，他的學生熊大縝去冀中抗日。葉企孫幫助學生在後方搜購壹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那些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黃色炸藥地雷，就是這些學生制造的，並不是電影《地雷戰》中說的是農民土法制成。戰爭中，熊大縝被懷疑為漢奸，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清理階級隊伍時重提此事，將葉企孫關押。提審他的時候他只說壹句話：“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放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他是中國卓越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學界的壹代宗師。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饒毓泰，1891生，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壹，1948年當選第壹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絕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臺灣的專機，繼續在北京大學任教，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清理階級隊伍”時，飽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樓自來水管上上吊自殺身亡。時年77歲。
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中國計算機研制和斷裂力學研究的先驅之壹。抗日時曾冒著日軍轟炸參加搶修滇緬公路橋梁，1945年赴美獲博士學位，在美國參與第壹代電子計算機eniac的設計編程。1956年放棄壹切，繞道歐洲，花費三個月輾轉回國，任教北大，在清隊運動中被指控為特務，被關押審查，19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
趙九章：1907年生，著名氣象學家、空間物理學家。中科院學部委員。1949年後籌組並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擔任國家科委氣象組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1960年代實施人造衛星發展計劃的651設計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壹。1968年10月10日在極度絕望中服藥自殺。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壹級研究員，就多達20位！其中有“壹代數學宗師”熊慶來、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劉崇樂，真菌專家鄧叔群，化工冶金專家葉諸沛等。
李廣田，著名作家。1949年後歷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校長、昆明作協副主席。1968年投水自殺。
傅雷，著名翻譯家。1958年被劃為“右派”。1968年傅雷與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門口站在長凳上戴上高帽子批鬥，受盡人格淩辱。9月3日夫婦雙雙自縊身亡。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廣東和平縣，“刮12級臺風”全縣共有38000人被揪鬥，其中750多人致傷致殘，249人非正常死亡。中、小學教師是清理重點，被抓起來“審查”的占教師總數的38.5%。
體育界也受到沖擊。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梁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壹個世界體育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1957年他歸國時才19歲，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用壹根繩子將自己吊死在壹棵槐樹上，年僅30歲。
文藝界在清隊中是重點。
1968年11月，上海電影制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裏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
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鳳英以“資產階級反動藝術權威”成為批判對象。在軍代表劉萬泉的領導下，“紅梅劇院”（安徽省黃梅戲劇院文革中改名為“紅梅劇院”）對她大會批、小會鬥。為了達到摧殘心靈效果，讓她的兩個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場，壹同接受批判。根據省軍管會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專案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樣板戲、潛伏特務三大罪名。在軍代表、專案組的壓力下，她的老搭檔、黃梅戲劇團主要演員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也貼出大字報誣陷她，使嚴鳳英受到極大震動和傷害。1968年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藥，然後寫遺囑，準備徹底解脫。丈夫王冠亞發現後，報告軍代表劉萬泉，請求組織搶救。可劉萬泉等人來到她家後，不是馬上送醫院搶救，而是在她的床頭開批鬥會，直到她神誌不清、不能說話，才草草收場，耽誤了寶貴的搶救時間。從送醫院門診部折騰到住院部，沒有救護車，靠丈夫王冠亞借來拉貨的板車拉來拉去，又耽誤了些時間。到了醫院，沒有醫生給予及時搶救，直到8日淩晨2時，嚴鳳英帶著滿腔悲憤離開了人間。全國人民心中那個美麗、善良的“七仙女”，死時還不到38歲。人死了以後，軍代表劉萬泉率領壹批人趕到醫院，胡說嚴鳳英是接受特務機關指令而自殺的，發報機和照相機就藏在她的肚子裏，要開腸破肚，搜出特務證據。劉萬泉勒令醫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進入“三結合”的壹名革命幹部、兩個個群眾組織頭頭的監督下，醫生剖開她的腹腔，把內臟扒出來普遍翻了壹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藥外，所謂特務證據子虛烏有。劉萬泉還對著屍體說：“嚴鳳英，我沒看過妳演的黃梅戲，也沒看過妳演的電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妳的原形。”
1949年以前進廠有老工人也普遍受到清查。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是1949年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18歲的都要“過篩子”。1968年秋，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油礦革委會負責人說：“我們現在揪出了壹些敵人，可以說只挖了幾尺深，面上的敵人好挖，十二級臺風把他們壹刮就刮出來了。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挖兩千多，不算多。”“我們把原封未動的舊企業接過來也原封未動地接過了特務組織。”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通過對老技工朱迪清嚴刑拷打，逼出了所謂“俞國安特密小組”。又將已經調走的原廠黨委副書記聶鴻信揪回來，連續審問17個晝夜，用18刑具、60多種刑罰，逼著聶鴻信交待出了247個特務。結果，4名處級幹部、6名科級幹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數百人被毒打，幾千名親屬受株連。玉門油礦是中國石油工業的發源地，有“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的說法。在清隊中，所謂“偽玉門油礦應變潛伏特務組織案”便波及整個石油系統。“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制造了很多冤案。
大城市的壹些老企業都是清查的重點。本書作者1972年在天津汽油機廠調查得知，全廠不到四百人，就有壹百多人在清隊中被抄家。
株連眾多的重大集團冤案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制造了很多重大冤案，迫害了大批無辜者。1968年，正是毛澤東大力推進“大聯合”、“三結合”的壹年，期望從“大亂”走向“大治”。壹些支左部隊主持的“大聯合”進壹步使造反派邊緣化。造反派哪能服氣？他們就成了“大聯合”的障礙。有些地方就制造冤案，把造反派群眾組織打成各種“反革命集團”，加以消滅。有些重大冤案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制造的。
“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冤案
1968年7月25日淩晨1時5分至6時15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中央領導人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嚴厲批評了廣西“4·22”這派群眾組織，還提到了壹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周恩來說“妳們（指廣西‘4·22’）組織裏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麽發生這麽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妳們廣西有分團。”康生說：“妳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妳們那裏也有這個問題。”周恩來、黃永勝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廣東省革委會常委武傳斌。武傳斌是廣東造反組織“紅旗派”頭頭。
中央領導人提出“反共救國團”是來自廣西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上報中央的《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壹案報告》。這個報告是1968年5月17日送上去的。報告說，已捕獲團長、副團長、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並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這份報告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2月3日正式合並定名為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發展組織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鉆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風街（“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南華僑有聯系。”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玉林縣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以“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第十大隊”的名義，組織過反叛活動，這件事當時就由公檢法處理過。1968年初，廣西“聯指”出於派性，又將20年前已經處理的案件加以編造，加在“4·22”頭上。
1968年1月17日，《廣西聯指報》稱容縣有43個“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組織”。1968年2月17日，《廣西聯指報》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準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壹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壹文，公布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壹批“反共救國團”組織。這批“反共救國團”是：容縣“4·22革總”的“反共救國隊”；長壽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鵬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國軍”、“殺人戰鬥隊”及“反共救國軍第三軍”；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國軍”；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和“反共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團第四軍”；尋陽公社的“反共救國團”等等。
5月20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向各軍分區和革委會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要求把偵破這壹案件當作壹個戰役來打。6月17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又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簡稱“6·17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這壹《公告》發布後，在全區掀起了所謂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狂潮。在追查所謂“反團”的旗號下，公開地、集中地對“4·22”進行鎮壓，造成了壹大批冤假錯案。數以萬計的人被殘酷批鬥。其中有的人被殺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殺死亡，不少人被打致殘。這壹冤案直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才得到平反昭雪。
?“6·17公告”發布後，廣西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掀起了圍剿“反共救國團”的高潮，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同時還把“反共救國團”案與“4·22”群眾組織掛鉤，開展 “大檢舉、大揭發、大鬥爭”，把參加“4·22”組織或傾向“4·22”組織的幹部、群眾，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殺了壹大批。
南寧市有3547人被列為“反共救國團”分子（全是“4·22”觀點的群眾）。玉林地區被誣為“反共救國團”的有5213人；百色地區僅僅那坡縣—個縣就逼出“反共救國團”４０名“團長”；河池地區被打死、逼死7864人；欽州地區７個縣市打死、逼死、失蹤人數達10420人；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共救國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與“反共救國團”有關，迫害致死，全縣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柳州地區柳江縣，打死了所謂“反共救國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共救國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
周恩來、康生的“7·25講話”點了造反派中有“反共救國團”以後，下面就變本加厲地迫害無辜。7月30日、31日，廣州省革委會召開全委會批鬥武傳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國團”問題，同時還要交代與被打倒的王、關、戚的關系、揪軍內壹小撮問題等。8月4日《中大戰報》、中山大學革命造反委員會“衛二紅”戰鬥團發表《反革命小臭蟲武傳斌罪行錄》。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武傳斌、莫竟偉、劉繼發、高翔、林昌文、丘學科等“旗派”頭頭交代問題，8月12日，廣州紅代會作出清除武傳斌、林凡（廣醫紅旗頭頭，紅代會常委兼核心組副組長）的決定。
由於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廣西軍政官僚的鎮壓，“反共救國團”案涉及廣西全區，關押、判處了幾十萬人，株連幾百萬人，被打死、槍殺的人數以萬計。直到1984年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結束時，才對“反共救國團”的受害者給以平反、昭雪。
雲南趙健民特務集團案
趙健民，1912年出生於山東冠縣，193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歷任鐵道部副部長、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省長、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雲南和越南接壤，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1964年，經周恩來批準，在雲南省內修建壹條國防公路。雲南勞動力缺乏，就從山東、河南征調了17，000名青壯勞動力，組成五個工役制工程團，其中山東人組成了“工七團”、“工八團”。當時雲南省領導人向這些勞工承諾：完成任務後“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省委分工趙健民負責援越工作，這批成建制的工人由趙健民領導。文革開始後，這批修路工人也卷入了文革，且大部分持“炮派”（軍管會不支持的壹派）觀點。1967年6月份，雲南省軍管會整理了《趙健民近況》，說趙反對“八派”（軍管會支持的壹派）。文革中，軍管會負責人改變了原來“願走者歡送，願留者歡迎”的承諾，要將17，000名精壯青年遣送回老家。“工八團”強列反對。趙健民主張履行原來的承諾。工程團去留問題和派性糾結在壹起，“炮派”的對立面“八派”說趙健民是這批工人的後臺。1968年1月5日，“工八團”在下關蒼山飯店遭到“八派”的“4·20”組織的武裝攻打，7人致死。這壹事件引起了“工八團”在昆明西山省委黨校等待退役回山東的人員的關切。“工八團”負責人李國貞率77人從1968年1月10日離開昆明西進，企圖解救在下關被圍困的600多人，說不能讓壹個人丟在雲南。這77 人13日到達下關。1月16日，“八派”和“炮派”在下關發生壹場武鬥，李國貞任這場武鬥的副總指揮，“工八團”有300 多人參加。武鬥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1月21日，“工八團”離開下關去昆明。1月19日，支持“八派”的當地駐軍向昆明軍區報告，說“昆明‘炮派’所屬工八團壹部，在走資派和少數壞人操縱下，組成所謂‘滇西挺進隊’，全幅武裝，西進了450公裏，攻占了很多重要城鎮····”，還說“滇西挺進隊”殺害軍代表、殺害群眾等。昆明軍區未經核實就上報中央。中央未經調查聽信了軍區報告。中央領導人批示：同意對“工八團”回竄以堅決堵截，勸他們放下武器，交出他們西竄沿途搶槍、殺人的壞頭頭。1月27日，軍隊對回昆明的“工八團”進行武裝圍剿，當場打死近200人，將100多名俘虜捆綁關押。
實際上，“工八團”從來沒有使用過“滇西挺進隊”這個名稱，“工八團”西進時沿途沒有發生武鬥和打砸搶行為，說他們攻占城鎮、搶槍殺人也純系捏造！然而，工八團被定為“反革命匪幫”，趙健民又是這個匪幫的黑後臺。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決雲南問題的會議上，康生說，昆明“工八團”成立了壹個“滇西挺進縱隊”，打死了軍代表。謝富治（他是支持“八派”的）說，趙健民在北京遙控‘炮派’進行武鬥，‘炮派’組織的‘滇西挺進隊’都是山東人，是趙健民指揮的。”趙健民據理力爭、矢口否認，激怒了康生。康生說：“憑我四十年革命的經驗，有這個敏感，我看妳是個叛徒！”謝富治宣布：“中央決定對趙健民監護審查。執行！”趙健民當場被荷槍實彈的軍人帶走，從此開始了2，089晝夜的鐵窗生涯。在關押期間，長期遭受戴背手銬、強燈烤、饑餓等酷刑。與此同時在全省清查子虛烏有的“趙健民特務案”，全省上下、軍內軍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階級隊伍與派性的“劃線站隊”結合在壹起，被審查人數達138萬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為“炮派”群眾。
內蒙古“內人黨”冤案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華北局會議。參加華北局會議的內蒙古黨政軍領導人共146人。這個會上，將內蒙古黨政壹把手烏蘭夫定為“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還加上了“破壞祖國統壹、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在這壹會議上把烏蘭夫定性為“民族分裂”的反黨叛國集團頭子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不是毛的決策有待資料揭曉）。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撤銷了烏蘭夫的壹切職務，將其監禁在北京。華北局會議以後，中央將內蒙古軍區降為省軍區，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任代司令。滕海清到任以後，對自治區公安廳和盟、旗的公安機關實行軍管。1967年11月1日成立內蒙自治區革委會。滕海清是革委會主任。
解決“民族分裂”問題就是內蒙文化大革命的主線，這條線貫串始終。
從1968年7月開始的清隊中，搞“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運動（簡稱“挖肅”），就是針對“民族分裂”問題。“挖肅”主要任務是清查“反黨叛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還將烏蘭夫定為“內人黨”的總頭目。這是張冠李戴。在華北會局議上，烏蘭夫申訴陳情，說，內蒙有沒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正在抓這個分裂集團，這個“集團”就是原來的“內人黨”，人數200人。的確，他在文革前是抓了“內人黨”。
1925年10月，在張家口成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曾是共產國際的壹個支部。它的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漢族主義。1927年蔣介石“清黨”反共，“內人黨”也壹分為二：部分投奔了國民黨，部分繼續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日本投降後，哈豐阿、博彥滿都、特木爾巴根等“內人黨”領袖發表宣言，提出內蒙古將在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領導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友邦的中國革命緊密提攜，以期公平徹底地解決蒙漢民族問題。”隨後又重建“內人黨”東蒙黨部，並創建“內蒙古人民青年團”。並派代表團赴烏蘭巴托商議合並統壹大業。在遭到外蒙的拒絕後，哈豐阿等人轉而獨立，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月中，烏蘭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與東蒙自治政府負責人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見面，洽談內蒙古東西部統壹問題。經過洽談，哈豐阿等放棄了獨立自治的主張，決定停止“內人黨”的活動。“內人黨”到1947年5月以後就不存在了。
六十年代初，壹位從內地調入內蒙古大學的歷史教師，不了解內蒙革命歷史，在查閱歷史資料中，得出壹個結論：原先的“內人黨”頭目都混進了共產黨，在內蒙掌握了領導權。他向校黨委書記郭以清密報“敵情”。恰好在1963年2月6日，公安機關郵檢中發現了壹封以“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二次代表會議”署名的信，是寄給蒙古人民共和國主席澤登巴爾的，這封信要求與外蒙合並，爭取民族統壹。但這個案件始終沒有偵破。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區黨委密報“內人黨”。1967年滕海清任革委會主任後，郭以清向他講“‘內人黨’有長期搞民族分裂的歷史”。因華北會議制造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滕海清就相信了郭以清。“挖肅”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還有壹個蒙古族人——內蒙古文聯副主席、《草原烽火》的作者烏蘭巴幹（原名寶音達賴）。他在1967年9月建立“內蒙古揪叛國集團聯絡站”，這個“聯絡站”專揪“內人黨”。康生在揪“內人黨”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7月，以滕海清為首的內蒙革委會認定：“內人黨”是“潛藏在內蒙古地區搞民族分裂的反動組織”，是“烏蘭夫的暗班子”。首先由內蒙古大學和軍區政治部逼供出來了“新內人黨分子”。10月的壹天，內蒙古革委會在呼和浩特市體育場召開敦促“新內人黨”成員自首登記群眾大會，提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求限期登記，否則從嚴處理。接著發出1號通令、2號通令，勒令“新內人黨”成員登記自首。當時宣傳：“新內人黨”是壹個極具能量的龐大的“鉆進內蒙自治區三裏五界的反革命組織”。“挖出‘新內人黨’比揪出烏蘭夫的成就還要大。”於是，“挖肅”運動又發展為“挖烏、哈、特勢力”（烏指烏蘭夫；哈是哈豐阿，自治區副主席；特是特古斯，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運動。鬥爭矛頭直指蒙古族幹部，而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派”了。
滕海清說：“烏蘭夫有個龐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內人黨，····這批暗班子已經混入了革委會，在革委會裏掌權，·····他們比叛徒、特務還危險，黨政軍權力都由他們掌握了。”於是，在剛成立的革委會內深挖“新內人黨”。華北局會議後西部蒙族幹部基本都被打了下去，有的漢族幹部受牽連被批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這些人有的得到了解放。成立革委會時，其中個別人如王再天（時任內蒙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特古斯（時任內蒙宣傳部副部長）都被“結合”到革委會。挖“內人黨”時首先針對這些人。對蒙族壹般幹部和文教戰線的工作人員，“挖肅”運動更加殘酷。
隨著運動的深入，打擊面的擴大，革委會核心小組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開始緊跟滕海清的核心小組成員權星垣感嘆：“現在的形勢是，凡是揪出來的是蒙古人，不用問，打！”核心小組成員高錦明說：“這就是大漢族主義，但不能說運動就是整蒙古人。”“不能再挖了，再挖挖到自己頭上來了。”滕海清說：“從內蒙古的歷史看，由於烏蘭夫搞民族分裂在組織上培植了他的黑勢力，民族幹部倒下去要多壹些，這是事實。”在滕海清這種指導思想下，下面就無所顧忌了。哲盟軍分區司令員趙玉溫說：“哲盟敵情嚴重，光蒙族就有70萬！”錫盟軍分區司令員趙德榮說：“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國也是壹小撮。”
高錦明的意見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區進行了批判。文革前高錦明是自治區常務書記，烏蘭夫很信任他。但1966年5 月的華北局會議上，他揭發、批判烏蘭夫的“民族分裂罪行”，是反烏蘭夫的主要幹將。後來滕海清管內蒙時，他和滕壹起主管內蒙工作，是滕海清的得力助手。但挖到壹定階段，他和滕海清產生了意見分歧。對高錦明的批判，使“挖肅”運動越來越擴大，越來越殘酷。內蒙自治區只有200萬蒙古族人，挖了十幾萬還不停手，普通的工農牧民，幾乎家家都有反革命。還挖了很多長期在內蒙工作的漢族幹部、職工。在“挖肅”中大搞逼供信，動用各種刑罰：壓杠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鎮冰塊、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夯 、木棒捅陰道、熱鹽水澆傷口等。在烏蘭察布盟，盟計委主任比力格圖門的牙齒被專案組用老虎鉗壹顆壹顆地拔掉，接著又把舌頭和鼻子割掉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書敖日布紮木蘇夫婦二人，被專案組用刮臉刀片將身上的肉壹道壹道地割開，在傷口裏揉進鹽，再用燒紅的烙鐵烙傷口。夫婦二人被虐殺後，剛滿五個月的孩子活活餓死。達茂旗黨委書包國良的妻子被打成“內人黨”後，兇手們用繩子“拉大劇”，將陰道和肛門拉通，慘不忍睹。
伊克昭盟有15萬人被打成“新內人黨”，占總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殘2322人。圖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占成年人的71%。另有被懷疑的270人。在“挖肅”中致死49人，嚴重傷殘270人。為了逼口供，將女牧民脫光衣服，用燒紅的濕柳棍燙肚皮，腸子露出來再燙陰道，外陰燒壞，變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纏鐵絲，連打20多鞭後，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傷口腐爛不給治療，活活臭爛而死。
成千上萬的“挖肅”積極分子被迅速提拔重用，兇手們受到鼓勵，傷亡者越來趙多。
“內人黨”冤案造成的傷亡人數有三種說法。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數字：34.6萬人被關押，1.6222萬人被迫害致死， 8.1808萬人致殘；二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學者巴赫的說法：逮捕關押了80萬人，50萬人致殘，5萬人被迫害致死；三是半官方學術機構內蒙古大學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的說法：2.79萬人被迫害致死，12萬多人致殘，該文沒有提到被關押人數。學界認為第三種看法比較接近實際，即：致死兩三萬，致殘12萬，關押50萬。
挖“新內人黨”搞亂了局勢，加劇了民族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行政分割的辦法。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將內蒙行政區劃出了6塊：東三盟（呼倫貝爾、哲裏木、昭烏達）分別劃給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巴盟所屬的三個旗劃給了寧夏和甘肅。從此，內蒙古自治區面積只剩下原來的38%，蒙古族人口只剩下原來的16%。
1969年春天，傳來了毛澤東的聲音：“在清隊中，內蒙已經擴大化了。” 4月19日（九大期間）滕海清、吳濤、李樹德3人對前壹段工作中的錯誤，向中央作了檢討。經毛澤東和林彪批準，1969年5月13日和16日，中央將滕海清、吳 濤、高錦明、權星垣、李樹德、李質找到北京談話。對挖“內人黨”事作了研究。5月19日，滕海清、吳濤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內蒙當前工作指示的幾點意見》。這個意見的主要內容是：“在挖‘內人黨’的工作中，產生了‘左’的傾向，犯了嚴重的逼、供、信和擴大化的錯誤”，“混淆了兩類矛盾和階級陣線，傷害了不少基本群眾，損害了各族人民的團結，壹些革委會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壹些地方的革命大聯合遭到破壞”，“挖‘新內人黨’的工作應立即停下來，對誤傷的好人要徹底平反，並做好善後工作；因‘內人黨’問題被關起來的，除確有證據和少數有重大嫌疑的要繼續審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來。該解放的幹部要迅速解放出來。”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內蒙革委會核心小組呈報的這個文件。中共中央的批語中要求“迅速糾正前壹段時期在清隊中所犯的擴大化的錯誤，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定內蒙局勢，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毛澤東批示：照辦。這就是“5·22”批示。
“5·22”批示以後還有兩種意見相持不下，壹種意見認為，挖“新內人黨”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這種意見以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所主張；另壹種意見認為，“新內人黨”子虛烏有，挖“新內人黨”運動完全錯了。在挖“內人黨”時，造反派群眾組織比較消極且有抵制，還壓制保守派參加“挖肅”。為此滕海清號召保守派群眾起來踢開壓制他們革命的“假洋鬼子”，在“挖肅”運動中立新功。壹些保守派的幹部群眾成了“挖肅”的積極分子，他們立功心切，在“挖肅”中心狠手辣。1969年“5·22”毛的指示下達後，“挖肅派”被動， 而反對“挖肅”的群眾形成了強大的“批滕派”隊伍，“挖肅派”就成了“保滕派”。“保滕派”有軍隊支持仍有恃無恐。兩派尖銳對立。
1969年12月1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實行全面軍管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中發 [69] 85號，簡稱“12·19決定”），由北京軍區負責執行。北京軍區由鄭維山司令員、杜文達副司令員、黃振棠、張正光副政委組成前線指揮所，進駐呼市。從此，內蒙古革委會的壹切活動都在“前指”控制下進行。以鄭維山為首的“前指”，堅持“挖肅”只是擴大化了，不能否定。鄭維山執行軍管任務後，扶“挖肅派”，壓“批滕派”。軍管會將內蒙幹部分為四等：壹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肅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肅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批滕派批判軍管，批判陳伯達、李雪峰、鄭維山。這樣，原來的“挖肅派”和“批滕派”的鬥爭轉化為擁軍派和反軍派的鬥爭。
直到1971年“9·13”事件後，鄭維山因和林彪的關系，被接受審查，調離內蒙。接替鄭維山的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他和前兩任壹樣，繼續把“民族分裂”問題當作文革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他強調保護那些挖“內人黨”的積極性。
王鐸1975年2月復出任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10月尤太忠調走後，王鐸接管清查工作（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在內蒙主要是清查“挖肅”），他將保守派組織“無產者”定為“正確的壹派”，是“保黨派”，有些在“挖肅”中罪行累累的人受到保護。阻止“挖肅”的造反派再壹次受害。任自治區革委會常委的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回批鬥，接著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三年之久。還準備判重刑，在胡耀邦的幹預下，才得以釋放，但釋放後還是放在工廠勞動。
河北省深澤叛徒集團案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將天津部分幹部召到北京，發表了講話，指出了天津“二黑壹砸”問題。這次會後，天津立即開展了清查“二黑壹砸”運動，這是天津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內容，受害者沒有統計。就在2月21日晚上，江青點了天津文藝界許多人的名字，還點了河北省獻縣、深澤縣有大叛徒集團。深澤縣、獻縣都是冀中老根據地，在這裏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很多，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澤縣的。江青的講話，實際上誣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2·21”接見之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隨即進行了壹次改組。市革委會常委王亢之自殺身亡。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壹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1500多人，受株連的達三萬多。
廣西地下黨案
1969年3日 廣西自治區革委會把廣西地下黨作為“大案”“要案”列入所謂鬥批改的“主要任務”。自治區壹位負責人說： “廣西地下黨受敵人的破壞是很大的，據初步掌握的部分資料，先後發生過35起重大事件，破壞面達到8個專區58個縣(市)，其中重點縣市28個”。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了“清查廣西地下黨小組”，又在全區解放前有地下黨活動的74個縣市，都組織了地下黨問題專案組，專案人員共700多人。對廣西地下黨進行全面審查，時間長達三年多，制造了壹大批冤、假、錯案。例如桂林地區地下黨遊擊隊先後共5000多人，被審查的有3910，遭迫害的達2087人，被迫害致死的201人。1968年2月，廣州軍區、廣西軍區、欽州專區“三辦”派人到合浦縣、北海市組織106人的工作隊，調查清理地下黨所謂“南路黨”的問題。在審查所謂“南路黨”事件中，合浦全縣被審查13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傷致殘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務”4人，“土匪”109人。
廣東地下黨案
1968年3月，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黃永勝親自掛帥，設立31號辦公室，部署審查“廣東地下黨問題”，把地下黨組織說成“特務組織”、“叛徒支部”、“國民黨支部”，被關押、批鬥的有7000多人，數以萬計的家屬和知情人被株連。
很多地方都有集團冤案
在清隊運動中，憑空制造的集團冤案很多地方都有。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遼寧淩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北京密雲縣高嶺公社，造出壹個“反共救國軍北京地下野戰軍”，構陷壹百余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山東棗莊制造了“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癥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在臨沂地區弄出壹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壹事件中，全地區有四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000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1969年11月13日，安徽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禮堂因電器短路失火，當時正是“清隊”高潮，市人保組（軍管會）認為是階級敵人縱火，對公司6名所謂嫌疑對象隔離審查。壹位被審查者在嚴刑中被迫交代自己參加了“中華民族新生黨馬鞍山區十七冶特別執行委員會”反革命集團。並編造出蕪湖市、池州地區、馬鞍山市、馬鞍山鋼鐵公司壹大批領導幹部都是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計劃在馬鞍山搞反革命暴動，因暴動未成，所以縱火燒禮堂。以軍隊幹部為主的專案組信以為真，組織幾百人進行偵查，將712名人員作為審查對象，關押133人，被刑訊逼供自殺人8人，在關押中病死1人。安徽東至縣在清隊中清出58個反革命集團，成員3564人，被打死、逼死37人，事後調查，全是假案。靈璧縣在“清隊”中，挖出了壹個“特務網”案件，涉及4省、6市、9縣、30個公社、12個縣直單位，挖出所謂特務組織70個，特務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調查231人，關押審查965人。在辦案中刑訊逼供致死120人，致殘146人。在抓這個特務網案過程中，縣、社、隊先後辦學習班1629期，被強迫進學習班的人數達到28.3萬人次，占全縣人口總數1／2。壹段時間靈璧縣成了壹座大監獄。如此荒唐的“特務網案”，安徽省革命委員會還作為清隊典型，於1970年初在合肥進行展覽，讓全省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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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壹打三反”
“壹打三反”運動源於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的三個文件，即《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1970】3號，1月31日發出，以下簡稱“壹打”）、《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中發【1970】5號，2月5日發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中發【1970】6號，2月5日發出）。本書作者是親歷過、采訪過這段歷史的人，我對“三反”沒有留下記憶，而“壹打”印象深刻。“壹打三反”的重點是“壹打”。
“壹打”就是鎮壓現行反革命，就是鎮壓文革運動中的政治異己分子。1970年2月11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公布的55名“罪犯”當中，除了少數幾人因殺人獲罪外，絕大部分人是因“思想反動”“散布反革命言論”而獲罪的。“壹打”是極權政府發動的壹場大規模以扼殺思想言論為目的政治運動。
如果說清理階級隊伍的受害者主是文革前的政治賤民，那麽“壹打”的受害者主要是挑戰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者，他們是政治犯，是“言論犯”、“思想犯”。
“壹打三反”運動從1970年初開始，到秋天風頭正健，這時卻發生了毛、林在廬山會議上的沖突。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全國轉入“批陳整風”運動。1970年11月，“壹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也有些地方結束得晚壹些。這場運動有多少人受害？文革史專家王年壹認為，1970年2月到11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捕了28．48萬多名，殺了數以千計的人。很多學者認為，“殺了數以千計的人”這個數字偏小，文革研究者王銳估計，殺人數在2－3萬人之間，旅美學者丁抒認為，“壹打三反”殺了十萬人， 他又說過15萬到20萬之間。多數研究者認為被殺人數有幾萬人。
清查“5·16”（1967年8月到1972年）、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初到1970年初）、“壹打三反”（1970年初到年底）都是當權者鎮壓群眾的運動。這三個運動時間有交叉，有些地方在某個時段上把三個運動結合在壹起進行。所以，很難單獨統計出“壹打三反”的受害人數。我估計，這三個運動加在壹起，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200萬，相當於文革中幹部非正常死亡人數的20倍。
?“壹打三反”運動的開展
1970年1月30日，周恩來將《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毛澤東批：照辦。第二天，這個文件以中發【1970】3號文件下發。
“壹打”文件的起草之前，沒有看到毛澤東有什麽指示（例如“公安六條”是毛澤東提出“要搞幾條”，再由周恩來主持制訂）。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是周恩來主動提出“壹打”的。周恩來說：“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壹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壹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並且向毛交上了這個文件的“成品”。
為什麽周恩來“認為現在需要這樣壹個文件”？有三個原因。第壹是備戰。當時中蘇關系緊張，全國都在落實元旦社論提出的“落實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為了不讓國內的“反革命分子”成為“帝修反的內應”，預先嚴厲鎮壓，這是加強戰備的壹個方面。第二是維持社會穩定。當時各地革委會已經成立 ，“九大”已召開了半年多，就各地軍政要員來說，鞏固革委會、維持地方穩定是他們最關心的事。當時，群眾組織已經解散，造反派雖然成了被邊緣化了的散兵遊勇，但還有壹定的勢力。他們搞“反復舊”，挑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河南省革委會負責人劉建勛憂慮地說：“有的人提出‘打壹場政治建廠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軍威’，實際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謂‘反復舊’的硬仗，重振軍威，就是重新打旗。”“他們提出‘反復舊’的口號，······他反的是什麽復舊？他反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很多地方革委會領導人也有劉建勛這樣的想法，他們用“鎮壓反革命”的震懾力逼迫不服從者就範。第三是社會上出現了反對文革的力量。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三四年，問題越來越顯露出來，懷疑文革、批評文革的言論逐漸多了起來。
“壹打”文件強調：“為了落實戰備，鞏固國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反必肅’的教導，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穩、準、狠地予以打擊。”“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會人心大快，敵人震懾。”文件規定，殺人權下放到省革委會，在中央備案。
周恩來不僅主動提出鎮壓反革命的文件，掀起了這場運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全面鋪開後，周恩來還對各地、各部門單位的運動進展情況有過多次檢查、督促。《周恩來年譜》多處記錄了他對這場運動的關註。
?“壹打”文件（中發【1970】3號）正式下發前，北京市已經行動。1970年1月9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就以《通知》名義向各單位下發了包括遇羅克在內的20人“處決名單”。1月27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壹個號稱10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馬正秀、王佩英在內的19人。遇羅克謊稱有“5·16”重大問題要交待，這次沒有處決。
2月11日，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發出通知，公布了包括顧文選、沈元、張郎郎、聞佳等55人“罪犯”名單。3月5日，這份名單中的顧文選等18人，加上遇羅克共19人，在北京工人體育場10萬人“公判大會”後被處決。
有首都的示範，中央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迅速行動。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公判大會”，處決了查金華等人。查金華組織了壹個馬列主義小組，對當時的政策提出了批評。處決查金華等人當天，江蘇省革委會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報道公判大會實況同時，發表了殺氣騰騰的評論員文章《迎頭痛擊階級敵人的進攻》，號召“掀起壹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當天夜裏，陳卓然、蘇小彬用剪刀剪下報紙上的字，拼合成六條標語，貼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標語的主要內容有：“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這些標語猶如夜空的閃電，使人震驚。省市公安機關作為要案偵查。陳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畢業後赴江蘇省洪澤縣人河公社插隊落戶。兩個月後，因知情者告密而案破。在4月28日公判大會上，陳、蘇等人鎮定自若，當陳卓然看到那個賣友求生的告密者時，憤怒斥責道：“總有壹天要跟妳算賬····”話沒說完，勒在他脖子上的壹根尼龍繩被狠狠抽緊。大會宣布，陳卓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蘇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
3月6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公判大會，當場宣判1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判處其他幾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這天下午，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商店停業，上百萬人被集中到主要幹道兩旁列隊“觀摩”，十余部刑車加上警車、軍車，殺氣騰騰地押解“現行反革命分子”遊街示眾，所有“犯人”均被揪住頭發強迫仰起面孔，以便讓廣大革命群眾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車隊出五臺山體育場北大門後，沿廣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東路→大行宮→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門等路段遊街後，直馳鳳凰西街盡頭處刑場，在那裏11名被判死刑者當場處決。死者家屬由於事先不知親人會判死刑，因此所有死者骨灰全都不知去向，真正幹凈徹底被“消滅”了。
繼“三六公判”之後，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1970年相繼召開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大張旗鼓地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1970年4月28日殺12人；7月30日殺24人；12月10日殺10人。
以上四批慘遭處決的57人，罪名幾乎完全壹致——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當時簡稱為“惡攻”罪。1980年前後，上述57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確認為冤案而獲“平反”，冤殺率為100％！
上海的“壹打三反”運動在1972年底漸漸平息。僅上海市郊區的10個縣，有64，000人被揪出來進行鬥爭。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
廣東省從1970年1月到1971年6月，在“壹打三反”運動中，殘酷鬥爭，隨意株連，全省共挖出“階級敵人”26，000多名。其中絕大部分是冤案。1972年1月，廣州市革委會宣布，在“壹打三反”運動中破獲了2，168起“大案”，發現了147個“反革命集團”。
浙江全省立案審查的達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運動深入到基層，隨意定了許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廣場開大會，隨手拿張上面有毛主席語錄紙墊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
2月17日：哈爾濱市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對運動進行了動員和部署，全面開展了“大揭發、大檢舉、大圍剿”的群眾運動。3月1日，哈爾濱市革委會保衛組在省革委第壹招待所門前廣場召開“堅決鎮壓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宣判大會”，10萬余人參加，殺了壹批人。在“壹打三反”運動中，黑龍江省僅“在全省財貿戰線”就破獲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經濟案件”。1970年5月，黑龍江省革委會人民保衛部《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情況綜合匯報提綱》中說：“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定為反革命分子5，927人，歷史反革命1，043人，叛徒61人，特務172人，地富反壞分子1，805人，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72，069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冤假錯案。長春市在1970年共組織了6個戰役，搞了四次全地區大清查，召開五次公審大會，判處各類“罪犯”1，068人，多數是錯案。在“壹打三反”運動中，長春地區被逼自殺死亡248人。
河北省保定市，運動壹直延續到了1972年12月。接連7場公開審判會使恐怖達到了高潮，17人被處決，1325人得到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懲處。石家莊地區，地、縣兩級普遍建立了“壹打三反”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先集中時間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6月份轉向經濟領域的鬥爭。壹年來，全地區被列為“重點對象”的共46，738人，其中被劃為敵我矛盾的3，942人。全地區曾先後公判8批“罪犯”，判處死刑100名、關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
四川省萬縣地區革命委員會建立了“壹打三反”領導小組，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清隊”和“壹打三反”骨幹學習班和“受蒙蔽群眾及知情人員學習班”。先後將進入萬縣各級革委會的群眾組織頭頭和其他被清查對象1，167人送進了隔離學習班。清理了群眾組織頭頭以後，召開了萬縣地區9縣1市號稱有100萬人參加的廣播大會，發動了聲勢浩大清查和打擊。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區揭發出反革命集團225個，現行反革命、叛徒特務和敵偽軍警憲骨幹分子17，497人，貪汙盜竊、大投機倒把分子2，999人。
1970年2月10日，中共西安市革委會核心小組對“壹打三反”運動作了具體部署。截至3月底，全市共檢舉、揭發各種問題15萬余件，涉及42，000多人。運動開始僅2個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殺（死亡125人）。西安交大在 “三、五、六”（即中央3號文件、5號文件、6號文件）學習班期間，錯定現行反革命35人，錯定反革命集團多起，6人被迫自殺致死，13人被無辜送司法機關拘捕。陜西安康縣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是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湖南省在“壹打三反”運動是由軍宣隊、工宣隊主持的。各單位都成立了“三號”（即中共中央3號文件）辦公室，原來參加過造反派活動的頭目與骨幹分子在這場運動中也遭到打擊。從中央委員唐忠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至區街小廠、街道居委會中的原造反派負責人，幾乎都被整肅。少數被槍決，相當部分被拘捕入獄，其他大部分則統統從各級革命委員會中開除，進行批鬥，並關進所謂“學習班”予以隔離長達數月、甚至近壹年時間的“反省”。當時，《長沙晚報》的壹篇社論中，竟連續提出九個“殺”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不足以正國法，殺、殺、殺、殺、殺、殺、殺出壹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
大批思想者被槍斃
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判死刑卻幸存下來的張郞郞說：“壹打三反”“是壹次‘坑儒’的運動。因為被殺的大都數是知識分子。”當時，壹些人對文革、對專制制度的獨立思考，產生了與官方不壹致的看法，他們傳播和堅持自己的看法，就被槍殺。槍殺思想者是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行徑。在“壹打三反”運動中，被屠殺的思想者成千上萬，本書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介紹以下被害者。
張誌新
張誌新，1930年生於天津市，1957年調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工作。1968年11月下放到遼寧盤錦“省五七幹校”。12月，同壹幹校的女幹部告發了她的“現行”問題，就被關在幹校的“學習班”裏。此後張誌新口頭、書面發表了壹系列的言論，被多次批判。她在《對“文化大革命”有關問題的觀點、看法》中寫道：“由於1959年廬山會議的錯誤，所以沒能總結吸取大躍進以來出現的經驗和教訓。”“我認為當前我國進行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那種‘左’傾政治路線錯誤的繼續、擴大和發展。是毛主席在建國後應用馬列主義學說處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時發生的‘左’傾教條主義性偏差、錯誤的繼續和發展。先是發生在經濟建設上的錯誤，進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領域。”“歷史事實本身就否定了從1967年以來，存在著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資產階級地下司令部。（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所列舉的路線鬥爭史事件，是不真實的，違背歷史本來面貌的。”1969年9月24日張誌新被逮捕。1970年5月被判處死刑，當時遼寧省的最高負責人陳錫聯發話：留個活口，當反面教員，不殺為好。8月20日，改判無期徒刑。此後，張誌新在極度摧殘中神經錯亂，多次書寫 “打倒毛澤東”、“絞死毛澤東”、“油炸毛澤東”、“千刀萬剮毛澤東”等標語。1973年11月16日，張誌新參加“批林批孔”大會，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等口號。1975年4月4日再次判處死刑，慘遭殺害，時年45歲。幾個大漢，把張誌新按倒在地，在頸背墊上壹塊磚頭，不麻醉不消毒，就用刀子割斷喉管。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遇羅克
遇羅克上學時是壹位品學兼優的學生。自1957年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兩次參加高考都因家庭出身而沒有錄取，他只好在人民機器廠做學徒工。在困境中，他苦讀中外哲學名著，對文革有壹套自己的想法，他把這些想法寫在日記上。在恐怖的“紅八月”中，這本閃爍著思想光輝的日記被抄走了，作為“變天帳”放在“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上。他也被帶進了“學習班”。1966年9月他從“學習班”上被釋放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於探求真理以外的東西，那將是我壹生中最難過的事。”他開始向猖獗壹時的“血統論”宣戰，寫下了《出身論》。
《出身論》分三部分：壹，“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問題”；二，“重在表現問題”；三，“受害問題”。前兩部分從理論上分析“血統論”的荒謬，第三部分列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的情況。第三部分痛斥了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出身歧視，然後說：“‘出身壓死人’這句話壹點也不假！·····象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制度還有什麽區別呢？” “把學生分為三、六、九等，妄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偽裝的特權階層，以至反動的種性制度，人與人之間新的壓迫。” 文章最後大聲疾呼：“壹切受壓迫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出身論》寫成後，他先寄給中共中央，沒有回音。他自刻鋼版，油印了幾百份散發，大批受“血統論”迫害的人如得甘露，傳抄，議論，深思。贊同《出身論》的北京四中的幾位學生辦起了《中學文革報》，全文刊載《出身論》，第壹期印了3萬份，壹搶而空。很快重印6萬份，又壹搶而空。接著，難以數計的信件從全國各地飛來。這些信表達懇切的支持，憤怒的控訴，使遇羅克激動不已。1967年下半年，他又寫了《工資論》，提出工齡工資作為基礎，其余按貢獻分配。1967年底，遇羅克寫了《1967年總結》，又寫了1968年讀書計劃（要讀104冊書）。寫完總結的第五天，遇羅克被捕了。面對無理的強權，遇羅克沒有恐懼，沒有妥協。他在獄中寫的《贈友人》中寫道：攻讀健泳手足情，/遺業艱難賴眾英。/未必清明牲壯鬼，/乾坤特重我頭輕。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十萬人的宣判大會上，遇羅克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被剃光頭、身掛大牌的遇羅克昂然挺立，不肯低頭。壹顆罪惡的子彈奪去了這位思想者的生命，時年27歲。
蔡鐵根
蔡鐵根生於1911年，1936年參加工農紅軍，1939年加入共產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了平型關戰鬥。1949年後在中央軍委軍訓部任職。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56年調任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
1958年的5月至7月，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批判劉伯承、肖克的“教條主義”。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蔡鐵根也受到批判。批判會氣氛恐怖，有些高級軍官甚至對被批判者破口大罵：“媽了個×，反革命！槍斃他！”蔡鐵根問軍事學院政委鐘期光：“政委，妳說還有沒有真理？黨內難道就不講真理了嗎？”鐘期光苦笑著對蔡鐵根說：“我的同誌，難道妳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蔡鐵根據理力爭，有人沖上臺來，七手八腳地動手扯掉了他的肩章領章，把他連推帶搡地拉下臺來。
1958年10月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降為14級，放到常州壹家公司工作。接著是幾年大饑荒。他對這場人禍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記中記錄了大饑荒時“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慘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領袖、所有制和社會制度。他寫道：
“毛澤東的英明、偉大，可真稱得起是‘亙古壹人’，他能夠幹出古今中外各個歷史時期的統治者都辦不到的事——統治思想。”
“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壹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壹些卑鄙，惡濁，不惜壹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於是壹些懷著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圖的人們，便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據說只有他或他們才是正確的，於是便要求人們喊他或他們萬歲！”
“……為了篡奪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領袖，他要求全黨都成為他的‘馴服工具’，他把壹切持有不同意見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反黨集團’等等的封號。他把黨章踐踏得狗屁不值，把黨內民主消滅得幹幹凈凈，還企圖消滅黨內外壹切不同意見和異己。”
“這些年來有那麽多人‘犯錯誤’。只有壹個人是永遠正確的，那就是毛先生。不過壹切錯誤的罪魁禍首其實就是他。可是沒有人敢說他不對。因為他有比上帝更大的無限的權威，因而他也就是真理。”“他五八年曾吹牛說‘再過壹年便可吃飯穿衣不要錢’，結果吃穿不僅要錢，而且還要許多種形式的‘錢’，比鈔票更貴重的‘錢’（指各種票證——引者註）。”
“社會主義革命使壹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壹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制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註意的小玩藝，竟會使六億人民都失掉自由。”
“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只要國家壹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什麽都要管，(但只要他們壹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
“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壹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壹下子宣布壹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壹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六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壹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
在常州期間，蔡與壹些有獨立見解，對時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壹樣被從軍內處理到地方的某部團級幹部吳翼等。他們的言行引起了有關方面註意，先是列為“政治案件”，後來上升為“反革命集團”。蔡鐵根作為“首犯”入獄。獄中蔡鐵根曾三次絕食抗議，並曾想逃出監獄赴京告狀，被察覺後上了沈重的鐵鐐。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將與蔡有牽連的15人，以辦“學習班”名義集中審查。“壹打三反”運動開始後，整個案件驟然升溫。3月初，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作出判決，以“蔡鐵根、吳翼為首糾合反革命活動”之名，將蔡鐵根、李業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長，40年代從事革命的老地下黨員）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吳翼死緩。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時40分，蔡鐵根、李業舫被槍殺於常州市西門外公墓刑場。
張師亮
張師亮，河北省易縣人（壹說淶水人）1930年畢業於北平大學經濟系，同年留學日本。1936年回國，先後在幾所大學校教書。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1965年秋，在學術討論中他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不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只講階級鬥爭，就丟掉了研究歷史的基本線索。他這個觀點壹出，立即遭到歷史系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初，進駐師大的省委工作團組織群眾對他進行批判。他指責工作團把正常的學術爭論提高到政治問題，是“對我實行專政”。在歷史系的壹次批判會上，他站起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工作團欲擒故縱，讓他把話說完。張教授不知道工作團的陰謀，整整講了壹天。張師亮被扣上了反工作團、反黨、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1970年3月17日，張師亮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宣布他死刑的時候，他掙紮著想站起來，但很快壓了下去。這位堅持正確學術思想的老教授，連喊壹聲冤屈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毛應星
毛應星，生於1921年，西南農學院畢業，蘭州農校教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發配在甘肅夾邊溝勞動教養。4年後回到農校，不久夫妻雙方被下放到寧夏靜寧縣農牧站。文革開始後，看到社會上對毛的越來越荒唐的神化，她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嘩從取寵，奴顏媚骨地宣傳捧場”，“捧場者投革命之機，受損失的還是革命事業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她認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論”。因此，她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鬥。從她家中抄出他哥哥留下的照片和郵票，其中有蔣介石的頭像。成了罪證。抗日戰爭期間，其兄毛應鬥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工作，與時在聯大附中任教的楊振寧（後來的諾奬得主）同住壹屋。其間，曾參加西南聯大組織的假期旅行活動，與楊振寧等壹起受到過地方軍政首腦接待並合影。毛應鬥喜歡集郵、收藏有壹些國家領導人肖像郵票。毛應鬥赴美留學前，將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郵票）交妹妹毛應星保管。1969年1月23日，毛應星被捕，7月1日被判刑5年，關押於甘肅省第四監獄，在獄中對文革現實及中國革命等問題作了深入思考，寫下30多萬字筆記。這些筆記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滿。針對亂批、亂鬥的現象，她寫道：這“有利於資產階級野心家、資產階級政客，倒黴的是老百姓。”針對“破四舊”，她寫道：“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有許多珍貴的歷史遺產；誰否認這壹點，就壹定會受到歷史的懲罰。”針對黨媒對形勢不切實際的美化，她寫道：“這明明是掩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她還寫道：“康生、陳伯達····對個人極盡諂媚之能事。林彪的文章和報告使人感到突出的就是歌功頌德，實際上是假崇拜，真醜化。”“壹打三反”運動開展後，對其“罪行”的認定升級，4月9日，當局派人在獄中向毛應星宣布死刑判決。4月14日押赴刑場槍決忻元華
忻元華1934年生於浙江，1952年赴新疆從事鐵路建設。1962年，他自學完了大學有關課程，還讀了大量政治理論書籍。1963年他任哈蜜水電段的經濟計劃員期間，深入思考“三面紅旗”直接引發的大饑荒，寫下了很多筆記，他在筆記中寫道： “既然錯誤和缺點是全國性的，而且繼續了三年之久，這就明顯地是指導思想的錯誤。各省、市在執行中央指示上雖然也有偏差，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問題是領導問題。”他給毛澤東寫信，在信中把毛比作太陽，希望毛“承認自己是銀河系中普通壹員”，“為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掙脫壹切‘渴望’的魔爪，把自己放在壹個更高的水平上。”他先後向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全國48家報社雜誌社，投寄了9封共177份陳述意見的信件和詩詞。1963年7月3日，忻元華被捕。1965年，忻元華被判處管制三年，交群眾監督改造。
1967年1月24日，在監督改造期間的忻元華交給了哈蜜水電段保衛股壹封信，這是忻元華寫的第十封信。信中說：“祖國的上空籠罩著個人崇拜的陰雲”，“兩面派是在個人迷信泛濫成災的情況下必然產生的普遍現象。”信中說，自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傾之後，“黨內外有誌之士都不敢說白話而說暗語了！”“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偉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說假話的民族了。”信中說：“毛主席已經生活在歌頌的迷霧之中，脫離了現實世界，脫離了工農大眾，這是比糖衣炮彈還要厲害千倍的糖衣炮彈啊！”他堅信：“籠罩著整個祖國上空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烏雲，必將在空前覺醒的億萬人民風暴的沖擊下，迅速地被驅散，壹個無限美好的祖國，已經在微笑地向我們招手。”
保衛股將信交給鐵路哈蜜公安段以後，第二天忻元華就被遊鬥以後拘留。在無數次審訊中，他把審訊廳變成宣傳他的思想的場所。1970年5月13日，上面批準了對忻元華的死刑判決。5月30日，他們對忻元華作最後壹次審訊。忻元華鎮定自若，堅定地說：“誰是誰非，歷史將作出正確的結論！”1970年5月30日，忻元華在新疆被槍決。
丁祖曉
文革中，掀起狂熱的造神運動，開會前跳“忠字舞”，講話前向毛澤東“表忠心”，每天站在毛澤東像前瞻“早請示”、“晚匯報”。在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家家升起了“忠字旗”，戶戶掛起了“忠字匾”，村村樹起了“忠字碑”，過去安放神龕的地方變成了“寶書臺”，供上了“紅寶書”。還把“早請示”、“晚匯報”等表忠心的五項宗教式的程序稱為“五個第壹”，要求大家每天必做。女社員丁祖曉和她姐姐丁祖霞不滿意這些作法，寫傳單散發，批評“忠”字運動：“這‘五個第壹’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壹級幹部為了獻媚而做的？”“這像封建社會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帝王，天天朝拜。”“每天喊7億或14億聲毛主席萬壽無疆，毛主席也不會真的活到壹萬歲。”“吃飯時也做‘五個第壹’，把飯菜盛齊擺上，做了‘五個第壹’再吃，這又好笑又好氣，毛主席還沒死，就把他當死神來敬奉，太不應該了。”她呼籲：“壹切正直的革命人們，清醒頭腦，不要受騙，不要甘心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曉被捕，不久，她姐姐也投進了監獄。下鄉女知青李啟順，得知丁祖曉受到殘酷的折磨，就刻印了《告革命人民書》，為丁祖曉辯護，說丁祖曉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先鋒”，並和她妹妹、17歲的李啟才深夜到縣城散發。李氏姐妹很快被逮捕。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丁祖霞被判20年，17歲的李啟才判了十年徒刑。
馬綿珍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1970年1月張貼了壹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藍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革命群眾”批鬥。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裏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逮捕後她就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壹天，強行給她鼻飼。5月10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馬綿珍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被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最後懲罰，死時年僅30歲。執行前，因怕她呼口號，竟給她嘴裏塞上彈簧。
林舜英李立榮母女
1970年的12月10日下午，南京五臺山露天體育場，十萬看客又壹次席地而坐。在被綁上審判臺的死刑犯中有壹對母子：26歲的李立榮和他60歲的老母林舜英。他們因“現行反革命”罪同時被處決。母子罪名雷同：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十年之後，南京市中級法院給這母子二人的平反結論：“經查，所謂反革命活動，並無事實，應予否定。所謂攻擊言論，主要是對林彪、‘四人幫’倒行逆施不滿，只是其中說過比喻不當的錯話。因此，原以反革命論處顯屬錯判。”
吳曉飛
1970年二月十七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二十二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說來都得不到壹絲好處”；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根源”，說文革對劉少奇的迫害是“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施大偉
西安第八設計院技術員施大偉，因對林彪、江青不滿，對1957年至文革期間的壹些方針、政策進行議論，1970年3月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家設計院是第壹機械工業部第八設計院，位於西安和平門附近。本書作者1970年在西安第八設計院墻上看到“槍斃反革命分子施大偉好得狠！”的巨幅標語，壹筆工整的宋體字，顯然是工程設計人員的傑作。本是同根生的工程設計人員卻說同類被殺害“好得狠!”令人震驚。
余正常
西安市衛生宣教館美工余正常，僅因為保存部分名人字畫及自己創作的寫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機關軍管會以“保存黑畫、利用黑畫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由，按反革命罪處以死刑。
陳耀庭謝聚璋
陳耀庭，江蘇吳縣人，江西贛南醫學專科學校教員。從1966年到1967年，他與妻子謝聚璋壹起匿名寄出十多篇文章，批評文革。1967年7 月，他們寄出的信件被定為“特大反革命案件”在全國各地追查。1967年12月，陳耀庭被捕，1968年2月，謝聚璋被捕。1967年3月16日，陳耀庭被判處死刑，四天後被槍決。謝聚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1971年7月11日死於江西勞改農場。
石仁祥
石仁祥，1942年生於安徽和縣，1964年參軍，1966年調西藏某部隊任文書。他對林彪的“5·18”講話寫下了評語：“這個講話舉出了壹些中外政變的例子，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隨意解釋，存在著‘英雄造時勢’的反動觀點，是壹個變相的在革命詞藻的掩蓋下的反革命‘白皮書’。” 1968年4月退伍到安徽和縣水利局工作。他寫了《致中共中央的壹封信——關於林彪問題的匯報》，列舉了林彪的28條罪狀，信中說:“林彪打著紅旗反紅旗，耍弄反革命兩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他在信的末尾無畏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戰士石仁祥。在毛的生日1968年12月26日，他將這封信分別寄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和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和他原來所在的部隊。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軍保衛部派出2名軍官到安徽，向省革委會和人保組傳達吳法憲對石仁祥信的口頭指示：“這是壹個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組織專人立即偵破，及時查清，查清後必須依法懲辦，並查清這封信的擴散面，肅清流毒，不準再擴散。”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獄中在墻上寫“打倒林彪”的口號。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審處決時他的喉管已被割斷，鄉親們聽不到他最後的聲音。
徐惠昌
上海人，因為他家只有這壹個兒子，家裏不讓他上山下鄉，在家待業。他喜歡音樂，學油畫，讀壹些俄國和歐洲的壹些古典作品，他把普希金的《葉普根尼·奧涅金》這本書全部抄下來。他聯系當時的社會現實，思考了壹些問題。他收聽了臺灣《中央電臺》的廣播，裏面說妳們如果有什麽情況要反映的話，可以寫信到香港的ＸＸ號信箱。十八、九歲的徐惠昌，不知道信寄不出去，按照廣播上講的地址寫了三封信，內容是關於上海街道和壹些部門為了接待黑格，準備尼克松的到訪，清理街道，要求基層對地富反壞右和精神病人嚴加控制，把他們集中起來管理，把出身不好的流放邊疆，…寫的都是事實。署名“李明”。
信寄出後很快被截獲，被定為“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他當時不過就是向海外新聞媒體投稿，他的所作所為是新聞自由範疇裏的權利。
周恩來知道此案後要求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下令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親自到上海破案。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發給每壹個單位，叫大家查對筆跡，13天就把案子破了。
1972年9月30號，在虹口體育場對徐惠昌和其同案犯進行了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後沿著四川路、南京路、當時的西藏路，再轉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後到閘北射擊場槍斃。徐惠昌在壹輛卡車上，被兩個警察架著。車上架著機關槍。徐惠昌掛著壹塊很大的牌子，寫著：“現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個字上面打了壹個叉叉。他的頭頸是被尼龍繩勒住的，臉像豬肝那樣的顏色，舌頭被繩子勒出來了。
徐惠昌被捕後，他父親為了救兒子的命，把事情攬到自己身上，說是他自己寫的，他父親被判刑十年。後來死在監牢裏。他母親本來就是癱瘓的。他有個姐姐，姐夫原來是在空四軍工作，因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離婚了。
方運孚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職工，在文革中，他向人坦露自己的觀點：“劉少奇是對的。他主張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有什麽錯？”“劉少奇打倒了，但這些主張打不倒。”“彭老總的萬言書字字閃金光，他的行為將與日月同光輝，與天地共久長，千秋萬代受人崇拜。” “壹打三反”中，方運孚被捕。經辦者擬判15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20年，最後還是被槍殺。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多人被殺
1970年春節剛過，寧夏首府銀川破獲了壹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吳述樟、吳述森、魯誌立、陳通明、張維智、張紹臣等13名青年被捕。這個“反革命集團”就是“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這13位年輕人在1966年、1967年曾經滿懷熱情地參加文化大革命，隨著運動的深入，他們感到迷茫，從運動中退出來埋頭讀書。他們是中學生，1968年都成了插隊知識青年。吳述樟在寧夏山區西吉縣玉橋公社範溝二隊。他在小屋門前貼出了“茅屋通天下，殘書達萬裏”對聯。每到夜深人靜，青年們就聚集在小茅屋裏讀馬列著作。他們表示：“我們決不隨波逐流，決不意誌消沈！”1969年11月23日，他們以“認識真理、堅持真理，為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為目的，成立了“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在兩年時間內，他們帶著文革中的現實問題，閱讀了《馬恩選集》、《資本論》等著，在他們的《學刊》上有20多篇讀書心得。他們在《什麽是法西斯主義？》中寫道：“禁止壹切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壓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壹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取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地制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壹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經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他們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確定林彪為毛的接班人，他們說，林彪像當年袁世凱壹樣利用文革篡權。他們在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旁邊批“放屁”二字。“共產主義自修大學”13人中，吳述森、魯誌立、吳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徐兆平被判處15年徒刑；張維智被判處8年徒刑；張紹臣被判處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關押和在本單位隔離、批鬥。22歲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殺身亡。
福建“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30多人被殺?????
福建省龍巖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1938年生，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壹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幫人打鐵，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裏妻子離去，孩子餓死。直到1961年搞“三自壹包”，龍巖的農民才有了壹條活路。在文革中，他聽說大饑荒救命的“三自壹包”是劉少奇搞的，就對被打倒的劉少奇充滿了同情。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進行秘密串連。讀過中學的青年農民謝永祺1960年幾乎餓死，積極響應。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1967年5月，他們印發的口號是：起來，爭自由爭幸福！堅決打消壹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對統購統銷！擁護繳公糧，擁護三自壹包、四大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幸福委員會萬歲！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劉主席萬歲！萬萬歲！6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堅持執行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幸福會”幾乎成了半公開的組織，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當局從1970年3月立案，列為打擊對象。謝洪水、謝永祺等19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殺身亡，8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山西“中國共產主義聯盟”13人被殺
1970年3月28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機關軍管會貼出布告，宣布了對所謂“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刑事判決。布告說，這個“反革命集團”在勞改農場裏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他們“公開承認南修綱領和蘇修路線。”“先後書寫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詩詞300多首、反革命書信179件，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惡毒地攻擊、誹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極其瘋狂地誣蔑、咒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徐關增、王汝強、任大熊、劉世廣、鮑明、常瀛清、任宗正、白微錄、陳威權、曹介弘、吳國延、湯福璽、關煥章，共13人。其他人都判了長期徒刑。
他們的主要成員都是在押犯的政治犯。徐關增，1960年因組織“中國社會主義自由民主黨”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62年改判無期徒刑。王汝強，1958年任英國駐京記者辦公處翻譯，“因向英帝記者提供我國政治、經濟情報，攻擊、誣蔑我黨和政府”，被判刑15年。任大熊：1957年時為北大數學系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裏供同學們閱讀。反右時3人都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劉世廣：1957年反右時為清華大學學生。被打成右派後，於1958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官方意識形態強力灌輸，毒化了很多人的靈魂，加極權政治下的恐懼，在家中講壹些和政府不同的看法，有的親屬也會舉報。1970年2月13日，安徽省固鎮縣方忠謀和她的丈夫張月升、16歲的兒子張紅兵在壹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方忠謀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張月升和張紅兵非常恐懼，立即對方忠謀進行批判鬥爭。張月升對她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妳劃清界限，妳把妳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方忠謀寫完壹張紙，張月升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壹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揭發材料的最後寫：“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軍代表接到舉報後來到家裏，對著方忠謀踹了壹腳，她壹下跪倒地上。然後像捆粽子壹樣，把她捆了起來。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響聲。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後槍決。張紅兵回憶說：“當時覺得家裏出現了壹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壹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英勇事跡》。1979年。看到報紙上報道張誌新的事情後，他們父子意識到：“我們做錯了。”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但張紅兵為此悔恨終生。
無辜的受害者
有壹些在“壹打三反”運動中的被害者不是思想者，而是壹些荒唐的原因慘遭橫禍。
貴州榕江縣忠誠小學教師莫定欽，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利用業余時間，閱讀、抄錄、剪貼了報章、雜誌上發表的中、美、英、蘇、法五大國首腦人物的照片、簡介，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詩詞和重要歷史資料。他將這些資料匯成了壹本集子，並命名為《黃金難買》。這本資料放在小學辦公室的桌子上，老師、學生爭相翻閱。1970年4月，在“壹打三反”高潮中，《黃金難買》成了反革命罪證。小學裏貼滿了大字報，批判《黃金難買》。廣播中吼叫著莫定金欽的“滔天罪行”。接連幾個月，莫定欽遭到多次批鬥，頭發被揪掉壹大把，遍體鱗傷。他忍受不了批鬥，就偷偷出逃。3個月後壹天夜晚潛回家，壹群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人沖進屋子，用泡過水的麻繩緊緊地將他捆住。縣政法負責人立即趕到宣布正式逮捕。1979年9月29日，莫定欽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莫定欽勞改期間，回鄉女知青、莫定欽的學生張友珍，幫助莫的愛人給莫寫過幾封家信，被扣上“勾結反革命”罪，多次被批鬥。
1968年6月10日，安徽宿縣石油公司壹名副科級幹部酒醉後臥床吸煙，引起火災，被燒成重傷，搶救無效，次日死亡。當時結論是災害事故。1970年“壹打三反”開始後，派到該單位的工作組認為石油公司“清理階級隊伍”不徹底，需要補課，說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燒死的，是“大貪汙集團殺人滅口行為。”石油公司73%的幹部職工受到殘酷的刑訊逼供。全公司43人，22人被長期關押，3人被活活打死。經過2年審查，沒有查出壹分錢的貪汙事實，專案組並不死心，強令石油公司從銀行貸款中提出2965.58元，冒充贓款，證明貪汙集團存在。
湖南黔陽縣高陽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想搞出點成績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後，向公社報告說狗被人毒死。公社書記正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馬上批評大隊支部書記右傾，並責成副書記主持破案。副書記在大隊部架起壹挺機槍，將社員抓去過堂。他聲稱揪出了壹個16人的“反革命集團”，槍殺1人，逼得自縊身亡2人打殘二人，受株連者115人。
制造全民恐怖
“壹打”文件規定：“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鼓勵殺人時制造深入人心的恐怖。為了達到這壹目的，在殺害被害者之前，對思想者進行殘酷的折磨和羞辱。
方子奮是南京“三六公判”大會上被判刑的“現行反革命”之壹，幸存下來的他，40年後在回憶中寫道：
在公判大會主席臺上，當主持人宣讀死刑判決後，我記得身旁那11位被綁得面孔紫黑的受難者們臉上的那種憤懣、痛苦、恐懼、無奈、絕望的神色；從主席臺押往刑車停放處的通道上，受難者們因為捆綁過緊、難以呼吸而發出的那種不忍卒聽的呻吟，那已經不屬於人的聲音，完全是壹種動物被宰殺前從喉嚨裏擠出的淒慘低嚎；刑車緩緩行進的遊街示眾途中，街道上空回蕩的那淒厲的警笛，正在向整個城市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壹個聽者的神經；那插入受難者頸背高高豎起的11支白色亡命標牌，隨著車輛的顛簸在輕輕搖曳，就像地獄中伸出來的天線壹樣，它們正在向人世空間發射死亡的信息；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臉上那種混合著驚悸、恐怖、疑慮的神情，刑車經過之處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由驚呼、嘆息、竊竊私語匯成的低頻聲浪；……那時我就在第7部刑車上，這些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親身所感的可怕場景伴隨我壹直走到了今天，走了40個年頭！
北京市的“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的壹個多月裏，被分成小組，天天拖著沈重腳鐐，戴著緊鎖的手銬，分別被帶到北京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壹次又壹次鬥爭、示眾。有的單位沒有揪出反革命，就“借”別的地方的反革命到本單位開鬥爭會，肆意摧殘。上海煤氣公司青年技術人員桑偉川寫文章為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辯護，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此後，全市各單位都向煤氣公司“借鬥”桑偉川，桑偉川被各單位遊鬥了290多次，然後押送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
殘酷地扼殺最後的聲音
不僅是在民主國家，就是在專制國家，在執行死刑前得讓他留下最後的話。有的還提供紙筆，讓他寫下留言。而在“壹打”執行死刑時，執行者卻害怕死者發出最後的聲音。為此，采取了種種令人發指的作法。
用麻繩勒喉管：蔡鐵根1970年3月11日執行死刑前，他剛要申辯，執行人員就勒緊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說不出話來。這是各地殺人時常用的辦法。
竹筒塞嘴：1970年10月，海南島白沙縣女醫士官明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被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壹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紮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壓舌板”：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吳述森、魯誌立、吳述樟前，使用壹塊木板緊壓舌頭，使其無法喊叫。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了壓舌器，外面再扣上壹只口罩。
割喉管：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壹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也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遼寧在處決張誌新前，監獄當局割她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在下達處死張誌新的命令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毛澤東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
1971年初，新華社天津分社向記者們傳達了壹條最高指示:“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毛的這句話使大家震驚，震驚來自兩個方面，壹是聯系到“壹打三反”的現狀，殺人太多了！另壹個是對毛的看法持懷疑態度:毛真的反對殺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殺人，毛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當然這只是心裏想的，不敢說出口。
後來查到了壹個文件，即《中央批轉〈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的通》以“中發（1971）20號”（1971年2月26日）。在這個“會議紀要”的第壹部分中有這壹段話：“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對公安工作非常關懷，會前，毛主席提出了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的重要指示。”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於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開了整整兩個月）。毛的這段話是在公安會議之前說的。12月月3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業務組會議，聽取公安部負責人關於召開全國第十五次公安會議的匯報。周說：專政機關不專政比什麽都嚴重，但殺人也不可過多，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看來，周恩來是轉述毛的話。
毛下達這個指示的時候，九屆二中全會剛開完不久，他面對新的對手是林彪集團。他的這個指示是防止殺人過多幹擾了對林彪集團的鬥爭。他的這壹指示，“壹打三反”就降溫了。
斯大林對反對者施行大規模的屠殺，後果嚴重。毛澤東和斯大林不同，延安整風審幹時毛提出“壹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但並不是不殺人，在1950年代初期，大規模“鎮反”時，毛親自代中央多次草擬電令，讓各地加緊“鎮反”，甚至給地方規定處決指標。但毛澤東對殺人還是比較謹慎的。1959-1960年，信陽地區餓死100多萬人。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農民痛恨在農村作惡的基層幹部，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壹批，關壹批，管壹批。”王任重說：“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壹批不可。”但在毛的幹預下，壹個也沒有殺。原來決定只殺壹個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毛澤東卻讓判死緩。
毛澤東不主張殺人，但他締造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是“殺人”的，而且是大批“殺人”。
“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最高指示下達後，“壹打三反”的勢頭削弱了，但“殺人”並沒有停止。就在中共中央轉發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紀要》中，在肯定這場“壹打三反”的成績的同時，要求“繼續抓緊‘壹打三反’運動。要加強調查研究，分析敵情，總結經驗，克服麻痹松勁情緒，深入發動群眾，打擊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深挖暗藏的階級敵人，把運動搞深搞透。結合‘壹打三反’運動，認真抓好社會上特別是城市街道的清隊工作。”
19
第十九章掌權者施行的集體屠殺
這裏說的集體屠殺，是指在文革中成批處決沒有抵抗能力的平民。組織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兇手，大都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中共基層的黨團骨幹分子。因此，可以說這是基層政權的統治者對他們治下的臣民的殺戮。
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中，有些地方發生過集體屠殺，如本書介紹過的青海軍區趙永夫對群眾組織“8·18”的大屠殺。此外，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潔”，為了盡快建立和保衛已建立革委會，為了清理階級隊伍，又發生過大規模的集體屠殺。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利用縣誌對文革中的集體屠殺規模進行了分析研究。他將壹次殺死10人以上定為集體屠殺。1966年的中國大約有2,250個縣。他選取廣東、廣西和湖北3省共計235個縣作深入研究。廣西自治區所轄縣共計83個，他選取了樣本縣65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78.3％；廣東省所轄縣共計80個，他選取樣本縣57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71.3％；湖北省所轄縣共計72個，選取樣本縣65個，樣本縣所占比重為90.2％。
在他所掌握的廣西65部縣誌中，有43部（占66%）記錄了該縣發生過集體屠殺，其中有15個縣記錄的死亡人數超過壹千人，又以武鳴縣為最，死亡總數高達2,463人。廣西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526人。他研究的廣東省在57個縣誌中有28個縣（49.1%）記錄了過集體屠殺，其中有6個縣的被害人數超過壹千。廣東發生過集體屠殺的縣平均死亡數為278人。湖北省有38個縣誌（在他研究的樣本縣中占60%）報導了受迫害期間挨過打的人數過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終生殘疾。但未導致集體屠殺。
縣誌是官方的出版物，是經過嚴格政治審查的。很多縣誌掩蓋了大屠殺，即使記載的大屠殺數只能是最低數。蘇陽依據縣誌的研究結論，當然是最低數。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沈痛地指出：“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壹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了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識無睹，這是另壹重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壹重恥辱。”為了洗刷恥辱，讓我們回顧這段痛史，總結集體屠殺的慘痛教訓。
北京郊縣大屠殺
1966年8月，北京老紅衛兵制造的紅色恐怖，迅速由城裏擴散到郊縣，在北京的昌平縣和大興縣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1966年8月27日，昌平縣公安系統傳達謝富治前壹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要“把‘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有的民警就向紅衛兵組織介紹了當地“黑五類”分子的情況，同時也講了謝富治“打死人我們根本管不著”的講話精神。於是，昌平縣開始行動了，由最初打殺“表現不好”的“黑五類”分子，發展到消滅壹般的“黑五類”分子，直至亂殺家屬。十幾天時間，全縣24個公社就有14個公社打死人，總共打死327人。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紅衛兵負責人開會，布置“掃四舊”。會上宣讀並印發了西城糾察隊“以血償血、以命抵命”的傳單，決定全公社統壹行動。當晚，燕丹磚廠傳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動，為防止暴動，打死了“黑五類”分子4人。公安局派出所負責人趕赴現場表示支持。
28日、30日，公社兩次召開電話會議，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數字，宣稱“‘破四舊’進展順利，打死‘黑五類’大快人心”。回龍觀行動不力，在電話會議上受了批評，於是連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殺“黑五類”的消息傳到黑山寨公社以後，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隊在中學操場打死“四類”分子2人。同壹天，經公安員批準，辛莊大隊打死9人。隨後打殺之風蔓延到望寶川、南莊、北莊等大隊。殺人者提出了“斬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號，幾個月大的男嬰也被打死，婦女則被逼改嫁。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興縣殺人數比昌平縣少3人。從29日到31日，共殺死324人（男232，女92）。被殺者，最大80歲，最小的才38天。殺死“四類”分子175人，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戶，有22戶被殺絕。由於31日殺人最多，故後人稱之為大興“8·31事件”。
大興縣有13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殺人的借口是馬村的“階級敵人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實際上，“階級敵人暴動”子虛烏有。
大興縣的打殺也是從傳達謝富治的講話開始的。縣公安局根據謝富治的講話精神和市局“支持紅衛兵，保衛紅衛兵”的指示，在局務會議上決定，由治安科副科長張某負責聯系紅衛兵。
8月26日下午，張某在縣公安局召開會議，參加者有河北林校、黃村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和黃村鎮鎮長、黃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會上張某介紹了27家“四類”分子的情況，成立了指揮部（設在黃村派出所），劃分了戰鬥組，對屠殺對象的居住地區進行了分片包幹。
8月27日下午，黃村開始“破四舊”，當天就打死2人。
同壹天，黃村公安派出所指導員和公社武裝部幹部聯合召開黃村公社各大隊治保主任、民兵連長會議，派出所指導員在會上說：“‘四類’分子不老實，打死就埋。要狠批、狠鬥、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為強。”29日，黃村公社“文革”小組組織四個大隊的紅衛兵去李莊子大隊打殺“四類”分子，公社管委會主任則親自去東磁各莊大隊“點火”。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馬村大隊治保主任又將全隊“四類”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關起來，設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個監獄。大隊書記李恩元率十幾人在大隊部審問，隨提隨審，隨審隨殺，隨殺隨埋，“壹條龍”行事。最後還是北京市委派秘書長馬力和衛戍區政委劉紹文、張益三趕到，才止住了馬村的屠殺。結果是殺了34人，救出108人。
大興縣動手最晚、殺人最多的是大辛莊公社。這個公社指揮殺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遭殺。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其中黎明殺人最多。
8月29日晚，在公安局張某的支持下，高福興和胡德福召開全公社17個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秘密會議。會議由9人小組主持，會上制定了殺“四類”分子的計劃，胡德福當場宣布：31日夜間10點半統壹行動，是“拔尖子”還是“壹掃光”，由各大隊自己決定。最後要求與會者宣誓：嚴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個大隊殺了人，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個大隊同時行動。高福興親臨殺人現場督戰，批評宏升殺得少（殺2人），表揚黎明殺得多（殺11戶、56人）。這天夜裏全公社共殺死110人。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更殘忍，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地殺人的程序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壹個個叫出去，出去壹個殺壹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大辛莊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累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壹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幾天後，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壹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葦塘，然後把井填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壹片葦塘裏。後來，幹脆用繩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葦塘拖，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在馬村，有壹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鏟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壹會兒就不迷了。”
北臧公社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殺死53人，馬村殺死34人，六合莊殺死11人，共計殺死98人。
屠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壹家院子裏，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審問者兇神惡煞，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西白疃大隊的幹部反對屠殺。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參加了公社“九人小組”召開會議，會上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280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壹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200多人要是急了，還不壹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世代貧農，又當過“八路”，說話硬氣。本來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昌平和大興的濫殺無辜，震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9月1日北京市委秘書長馬力向全縣做了廣播講話，市、縣又向殺人的社隊派了工作組，事態才基本上得到控制。9月2日，市委下達“緊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壹切打死人的現象。”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此後的北京，雖然還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規模的打殺風潮總算遏制住了。
事後，對殺人兇手的處理得很輕。大辛莊公社的禍首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壹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提前釋放），出獄後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
湖南道縣大屠殺
1986年，我的湖南朋友譚合成由於工作關系，接觸到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此後，他多次赴道縣采訪相關人士，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采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訪的這場大屠殺關鍵人物。譚合成寫成了書稿《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紀實》，應他的請求，我為這本書寫了前言並介紹給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出版。我認為他的書是可信的，這壹節的資料來源是他這本書。
湖南道縣有壹條的河叫瀟水，瀟水穿過道縣縣城流進雙牌水庫，再流入湘江。1967年8月， 大屠殺的高潮時候，每天有幾百具屍體流過道縣縣城，有人統計，平均每分鐘1.6具。惡臭的屍體進入雙牌水庫，擁堵大壩水道，水電站半年不能發電。屍體使水庫變了顏色，水面上浮看壹層腥紅的油膜。水庫惡臭薰天，幾裏外都能聞到。壹具具腫脹得像水牛壹樣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單獨漂流，有的被繩索或鐵絲串在壹起。有十幾具屍體圍成壹個圈浮在水面上，遠遠望去像水上開了壹朵花。原來這十幾具屍體是被壹根鐵絲穿琵琶骨串在壹起。
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3個公社，占當時區、社總數的100%。死亡人數4519人（其中自殺的326人）。被殺絕的有117戶。按當時階級成份分，被殺的4519人中，四類分子占41.4%，四類分子子女占49.9%，貧下中農占8%，其它成分占0.7%。按職業分，農民占95.2%，教員占3.19%，國家幹部占0.38%，其他為醫生、工人等。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1，槍殺；2，刀殺；3，沈水；4，用炸藥炸死；5，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6，活埋（很多是埋在廢棄的紅薯窯裏）；7，棍棒打死；8，用繩子勒死；9，火燒死；10，摔死（主要用於孩子）。這十種還不能包括殺人者的創造性和殘忍性。開膛剖肚、挖眼割舌、先奸後殺，乃至將梭標捅到陰道裏、將四肢釘在門板上淩遲處死等，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將壹名富農分子捆起來丟進壹個廢棄的石灰窯裏，蓋上生石灰澆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過程發出的熱將他燒死，還說這叫“石灰燒雞蛋”。
壽雁公社壽福大隊有壹個叫何明德的人，因搞“投機倒把”被定為“壞分子”，殺何明德的頭壹天晚上，大隊文革主任何慶輝代表大隊黨支部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找何明德的兩個兒子何昌保、何壹功談話：“明天要殺妳老子，妳敢不敢革妳老子的命，殺了他？”何昌保膽小，嚇得混身發抖，半天說不出話來；何壹功馬上表態：“我革命！我革命！我壹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線。”第二天殺人時，就由何壹功親手將他父親處決。楊家公社鄭家大隊也有威逼地富子女親手殺死生身父母的案例。
道縣在文革中出現了勢不兩立的群眾組織，壹個是“紅聯”，另壹派是“革聯”。“紅聯”與當地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他們中的多數人出身好，是既得利益或者是歷次政治運動的依靠對象，傾向於維護政權。所以，“紅聯”擁有當權者和整個鄉村政權的支持。“革聯”主要是由青年學生、青年教師、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和少數幹部組成，有不平遭遇經歷的人比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具有反抗精神。“革聯”在縣城的勢力比較大，第二中學是他們的據點。“紅聯”在縣城處於劣勢，但他們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還掌握著道縣的政權和廣大農村。“紅聯”將總部從縣城大院搬到營江公社，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營江和二中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個中心。
“紅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他們把鬥爭矛頭對準四類分子。嚴懲四類分子，符合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沒有風險。當時還謠傳“四類分子要造反，8月大組織，9月大暴動，10月大屠殺”、“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殺壹半。”還造謠：革聯總部二中是四類分子的窩子，二中裏掛了蔣介石的像，遊行時喊“蔣介石萬歲！”的口號，臺灣的空降特務躲在二中裏指揮。這些謠言是通過正規渠道向下面傳播的。於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導思想。道縣屠殺四類分子還有壹個背景，那就是1962年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的時候，道縣拾到過臺灣空投的傳單。大屠殺前，縣裏開了三次會，縣委領導提出：凡是有風吹草動，就把四類分子統統殺光，讓蔣介石的人來了找不到壹個帶路的。
1967年道縣派性鬥爭雖然激烈，也發生過武鬥，但是，縣、區、公社、大隊的權力組織依然存在，大體上也能運作，特別是縣武裝部有著解放軍的身份，處於支左的地位，實際掌握著大權。縣級領導幹部和武裝部暗中支持甚至鼓動殺人。8月26日至28日，在營江的“紅聯”總部召開“政法幹部工作會議”以後，8月28日到9月1日，形成了殺人高潮。唐家公社這五天殺了100多人。殺人前得到營江負責人的同意和鼓勵後，各大隊召開了黨支部書記、大隊長、民兵隊長、貧協主任“四巨頭”會議，壹方面講階級鬥爭，部署殺人，壹方面部署“雙搶”工作，做到“革命生產兩不誤”。
各公社在殺人之前，都有壹個動員和醞釀過程，動員和醞釀都是基層政權主導的、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運作方式進行的。8月26日，午田公社午田大隊將四類分子及其子女13人集中控制起來，其中壹個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死賴著不走，就當場殺死了。大隊民兵營長朱報生打電話請示公社書記熊禮衡，說：我們已經開了會，擬定了要殺的人的名單。他還把這些人的成分壹壹作了匯報。熊禮衡回答前先念了兩條毛主席語錄，然後說：“妳們決定要殺哪些人我不作主，但要註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子女和分子分開。”朱報生放下電話就召開有11人參加的民兵、幹部會議，決定對五個子女寬大，對其中壹個平時不聽招呼的子女朱牛仁殺掉，共殺6人。27日，召開全大隊群眾大會，將要殺的6個人捆綁跪在臺上，朱報生主持大會，宣布6個人的罪狀，然後發揚民主，讓大家舉手表決。他念壹個名，問大家：“同意不同意殺？同意就舉手。”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舉了手。民兵就將這6個個人牽到後山上用銃打死。
梅花公社殺人具有典型性，壹是緊跟上級，營江開壹次會，梅花公社就殺壹次人；二是殺人時聲勢浩大，每次都要召開群眾大會，對被殺者進行批鬥，由貧下中農協會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罪狀”，然後浩浩蕩蕩地押赴刑場“執行死刑”。8月29日，梅花大隊最後壹批殺了三個人。在決定殺人的會上，治保主任何國慶、文革主任何桃安和大隊幹部吳德學三人提出了殺文尚易和他的兒子文守福。為什麽要殺文尚易？因為在四清中文尚易批判了吳德學。為了防止文尚易的兒子文守福將來報仇，就將文守福壹起殺掉。但文尚易是貧農，只殺貧農不好交待，於是就搭上了富農莫德生。殺文尚易時何桃安有點猶豫，就請示公社領導廖隆國，廖回答說：“貧農又不是紅色保險箱，該殺的還是要殺。”吳德學、何國慶等將三個要殺的人捆在壹起，中間放好炸藥。點火以後轟的壹聲響，文尚易和莫德生血肉橫飛，當場斃命，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滾。吳德學上去把文守福的兩個眼珠挖了出來塞進了文的嘴裏。
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已有12個大隊殺了人，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隊還沒有動手。這是因為，8月24日開會討論貫徹公社的“殺人會”精神時出現了不同意見：壹是，殺豬還要上面批個條子，殺人恐怕也得有個文件，等上面來了文件再動手也不遲，反正四類分子已經圈起來了。二是，把四類分子都殺光了，以後派工就難了，那些沒有人願意做的事派誰去做？8月27日，小甲大隊治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殺人的電話後，又開了壹次會，意見還是沒有統壹。幾個大隊幹部甚至說：“公社要殺，讓他們來殺，我們不殺。”公社領導氣壞了：“這還了得！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竟出現了‘土圍子’！”第二天，公社派出壹個排的基幹民兵，由武裝部長廖隆久親自帶隊，幫助小甲大隊“革命”。將12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繩子捆在壹起，中間放上壹大包修水利的炸藥，壹點火，，轟的壹聲，大塊大塊的血肉像雨壹樣落下來。沒有炸死的哭爹喊娘，滿地亂滾，廖隆久命令民兵用鋤頭、大刀壹頓亂砍·····小甲公社共殺死237人，讓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和預備黨員到階級鬥爭第壹線“刺刀見紅”，爭取“火線入黨”。
祥霖鋪區有壹位“鐵姑娘突擊隊隊長”，她身材高大，膀濶腰園，力氣大，幹活從不偷懶。1965年在修西源水庫時，她帶領“鐵姑娘突擊隊”在勞動競賽中超過了男人，成為全區、全公社的標兵。1967年8月，大隊開殺人會議時，領導說：“這個任務就交給鐵姑娘突擊隊吧！”鐵隊長站起來說：“保證完成任務！”為了完成任務，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鋒快。但到殺人時，其他鐵姑娘都退縮了，她只好壹個人上陣。被五花大綁的“階級敵人”在殺場上壹字排開，等待她處決。她走到壹字長蛇陣的右邊，舉起大砍刀，稍微比劃了壹下，手起刀落，“嚓”的壹聲，壹顆人頭應聲落地。人倒下去了，鮮血從頭腔裏噴出，壹點沒有濺到她身上。壹會兒功夫，十多顆腦袋都滾到地上。這時，刀卷了口，越殺越不順手，殺到第16個時，刀被骨頭卡住了，連拔兩下拔不出來。鐵隊長用腳蹬住這個“階級敵人”的肩背，用力提刀，刀拔出來了，壹股血直沖她腦門噴過來，弄得她滿頭滿身都是血，頭發都被血沾成壹塊。兩個還活著的“階級敵人”早已嚇倒在地。鐵隊長壹手抓住他的頭發，壹手揮刀，像砍柴壹樣，把腦袋砍了下來。鐵隊長殺了18人的時候，刀從手上滑落，全身無力地癱在地上。後來，鐵隊長的男朋友在部隊裏當了幹部，結婚以後，她作為軍人家屬到了廣西。1980年代“處遺”工作組把她從廣西找了回來，問及當時殺人的動機，她回答說：“我覺得這跟生產隊裏出工壹樣，不能出工不出力！”
唐家公社唐家大隊有壹個殺人兇手，名叫雷康古，用馬刀砍了36顆人頭，奪得了全縣殺人冠軍。處遺工作組進場後，發現這個數字有浮誇，經逐壹落實，他只殺了18個。他為什麽要浮誇呢？是為了多領“手續費”。當時道縣每殺壹個人給劊子手2元到5元的報酬，也有記工分的。
唐家大隊有壹個23歲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賢，人比較老實，幹活也很賣力氣。當時生產隊幹部說：“這個就不殺了。”但他妻子長得漂亮，惹得壹些人眼紅。壹個名叫熊天茍的貧農老光棍看上了她，堅決要求殺胡祥賢，這種殺人奪妻的事情在道縣有40多起。胡祥賢被殺以後，熊天茍美滋滋地準備當新郎官，有兩個貧農光棍跟他爭奪這個漂亮女人。熊天茍說：殺地主時妳們躲在鵝毛山上，現在分果實了，妳們下山摘桃子。三個人差點打起來了，熊天茍壹生氣，壹刀把女的殺了。
有的基層幹部利用這次鎮壓階級敵人的機會實施報復。清塘公社月巖大隊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貧農女社員曾保保揭發過貧協主席陳智才等人的問題，在“殺人風”時，陳智才等人將曾保保殺害。當時曾保保懷有6個月的身孕。曾保保向陳智才等人苦苦哀求，請他們等孩子出生後再殺。陳智才說她是緩兵之計，壹刀剖開了曾保保的肚子，胎兒翻了出來還在蠕動。
清溪區柑子園公社紅星大隊，貧農社員唐從蛟，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揭發了大隊支部書記唐共求、民兵營長唐福洪、第六生產隊隊長唐進學等人貪汙集體財物、多吃多占的問題，在1967年“殺人風”時，唐共求、唐福洪、唐進學等人藉口唐從蛟之子參加了“革聯”，是反革命，將唐家9口人殺絕，包括不滿周歲的孫子和懷孕即將分娩的兒媳。
1967年8月19日，上關區富塘公社主任丁天誌參加了區裏的“戰備會議”後，回來的第壹件事就是將“地主兼歷史反革命”熊貫益抓起來。8月23日，用炸藥讓熊貫益的身體變成了“天女散花”。殺死了熊貫益以後，目標就是19歲的美女梁先蓮，她是地富子女，不僅漂亮，而且聰明伶俐。8月18日，上關區武裝部長劉厚善等人說梁先蓮參加了“反動組織”革聯，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務（其實，她沒有參加“革聯”，也沒到過二中），把她抓到上關區民兵自衛隊審訊。審訊沒有結果，區裏就將梁先蓮交給東陽大隊處裏。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決定判處梁先蓮死刑。8月26日，梁先蓮慘遭多人輪奸之後，身體捆綁炸藥點火做了“天女散花。
? 8月26日上午，蚣壩公社沿河塘大隊文革主任賀新昌讓民兵將21名四類分子捆綁起來，押送到壹處叫葫蘆巖的地方。這裏有壹個深不見底的石灰巖溶洞。賀新昌叫壹個名字，民兵就牽壹個到洞口，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標、棍棒之類將人打昏後，丟進溶洞。有的人丟進溶洞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喊。賀新昌讓人將稻草點燃丟進洞裏，還不放心，就拿來壹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後丟進洞裏，壹聲沈悶的巨響以後，賀新昌等才放心離開。他們接著議論著：“地富分子都殺了，他們留下的老的小的怎麽辦？”“讓生產隊養他們，那不是負擔太重了？”“留著小的，將來報仇怎麽辦？”賀新昌請示公社和區裏以後，決定將這些老的小的全部殺掉。這壹次不是丟溶洞，而是沈河。他指揮民兵準備了壹條大木船，每個老人和孩子身上吊壹塊大石頭，將船劃到河中間，壹個壹個丟進了河裏。沿河塘大隊共殺死52人，最大的74歲，最小的才56天。這個56天的孩子還沒有起名字，他母親叫張秀華。她72歲的婆婆、37歲的丈夫、13歲和3歲的兩個兒子全都被殺，只剩下她和56天的小兒子。祖宗三代是貧農的蔣癲子想讓張秀華作他的妻子，就向領導提出:“是不是把秀華留下來？”周書記同意，還表示：“凡是嫁給單身貧下中農的，給改成份。”周支書這個土政策壹出臺，村裏好幾位年輕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蔣癲子保住了張秀華這條命 ，現在該享受勝利果實了。他闖進張秀華家裏，拖著張秀華上床，張死死抱著孩子。蔣癲子覺得這個孩子礙事，就從張秀華手裏奪走孩子，壹口氣跑到河邊，通的壹聲將孩子投進了河裏。張秀華早已嚇呆了，像木頭人壹樣任他擺弄。
1967年8月28日，油湘公社躍進大隊黨支部書記何芳乾從公社裏開會，公社領導批評在“抓階級鬥爭”中，油湘公社落後了。他領導的躍進大隊只殺兩個人，拖了全公社的後腿。何芳乾的工作過去是不落後的，公社的批評對他震動很大，回來當晚就召開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會議。會議決定將6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殺掉。壹下子殺這麽多人，怎麽殺法？石頭山水庫附近有三眼窖，把這些人放進窖裏壹填土就行了。第二天壹早，何芳乾帶隊押著61.5個被殺對象（其中壹人是孕婦，算壹個半人），向石頭山水庫走去。到了目的地，簡單地開了壹個群眾大會，“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人死刑。然後用大刀壹陣砍殺，不論死活，推下窖裏。又將稻草淋上煤油點燃投入窖裏。燒了壹陣蓋土掩埋。事後，何芳乾非常興奮，到處表功：“老子殺得混身是血，成了個血人。”這個“血人”後來被提升為公社書記。
道縣愈演愈烈的大屠殺在湖南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中共中央、湖南革委會籌備小組和支左的47軍開始關註。省革籌、47軍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道縣“紅聯”營江指揮部於8月26日到28日，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屠殺問題。然而，這個會議卻變成了動員屠殺的會議。會後出現了又壹次殺人高潮。在會後五天內全縣共殺2454人，占殺人總數的54.5%。因為這個會議還肯定成績，說前壹段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是“民主革命補課”。會上提出“不準濫殺”，“罪大惡極的可以殺壹兩個”，有的公社聽說要制止殺人，就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要殺就快殺，不然就沒機會了。”
1967年8月29日，47軍6950部隊（炮兵團）進駐道縣制止殺人。9月27日，47軍和湖南省革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通告說：“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其主謀者要嚴加追究，依法懲辦。”緊急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並用飛機拋撒。47軍還派出多個工作組到各地制止屠殺。到9月下旬基本沒有殺人了，最後壹個被殺的是仙腳區橋頭公社上壩大隊中農何余祥。因為大隊長易長進想占何余祥的房子，何余祥又同民兵隊長唐貴庭為壹些小事結過仇。易長進和唐貴庭二人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10月17日，他們二人把何余祥拉到馬鞍橋，用鳥銃把他打死了。
江西瑞金大屠殺
江西省壹些地方把殺人的權力下放到大隊幹部壹級，稱為“民辦槍斃”。公社、大隊幹部想殺誰就殺誰，不必立案，不要證據，不必審批。根據可靠統計，興國縣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了300多人，於都縣殺了500多人。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等。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瑞金縣壹個幹部到支左指揮部反映，22日縣裏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廣東壹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敵人很猖狂，他們要殺我們，我們怎麽辦?要拿出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23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7個人。他說，這個殺戒壹開，不得了。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對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幾天之內，可能全部殺光。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瑞金縣今天繼續來人向支左部隊反映該縣搞“民辦槍斃”，亂殺多人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3日、24日兩天之內，全縣各公社、大隊大約殺了120多人。大多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暗殺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殺人的方法除了槍斃外，還有用石頭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殺死後，推到懸崖下，連屍體都找不到。真是駭人聽聞!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群眾專政組組長慶賀壹行三人，去瑞金縣調查“民辦槍斃”，亂殺人的問題，共去了10天，昨晚歸來。
他說，瑞金縣各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共殺了177人，年齡最大的70歲，最小的只有11歲。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貧下中農出身，其他都是四類分子。都是以現行反革命或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名義，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殺害的。
9月23日，殺34人；24日，殺90人；24日晚，縣革委會徐主任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即召集各公社幹部開會，叫堅決制止，但沒有制止住。又連續殺了3天。25日殺15人，26日殺16人，27日殺19人。到28日才基本剎住車。
瑞金縣這次搞“民辦槍斃”的，共有8個公社壹個鎮。其中殺得最多的是律陽公社，共殺了89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壹半。這個公社從解放到現在才槍斃34人。這次殺人相當於過去的兩倍半還要多。
廣西大屠殺
中央調查組成員、公安部幹部晏樂斌著文說：1984年1月，我們赴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作組行將結束，自治區“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報上來的數字是，全區“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00人，其中，兩派武鬥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000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南寧地區14個縣，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個，賓陽縣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區失蹤二萬余人，無名無姓的死者三萬多人。也就是說，89700人當中，有79000多人是有組織的集體屠殺的，占死亡人數的88%。這還沒有考慮失蹤和無名無姓的死者5萬人。自治區黨委調查研究室楊誌慶向中央調查組反映，商業部門發布票，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萬人，區直屬機關壹些比較負責的同誌說死亡20萬人。也有人說全區死亡四五十萬人。中央調查組認為死人最少在十萬以上。就按十萬人計算，就有8萬人是被集體屠殺的。
據中央調查組的統計分析，死人的情況是：有組織的屠殺死的多，武鬥死的少。造反派“4·22”死的多，掌權派“聯指”死的少。如，馬山縣死亡的1262人中，“聯指”成員死僅4人。臨桂縣死亡的1865人中，“聯指”成員只有3人，是在武鬥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殺死的“4·22”群眾。武鳴縣葛陽大隊殺死73人，壹個“聯指”成員也沒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在農村颳起“紅色風暴”，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殺了壹批“地、富、反、壞”分子和“4·22”成員。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日，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營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７６人，集體坑殺於蛇形黃瓜弄。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和的貧農出身的妻子有兩個分別為１歲和３歲的孩子，劉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營長黃天輝求情：“天輝，我有兩個仔。政府能不能把壹個判給我老婆？我抱壹個跳下坑，留下壹個給我老婆。”黃天輝說：“那不行！”結果兩個孩子全部活埋。７月至１２月各公社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８５９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排長黃培立召集民兵統壹行動，把全大隊地主、富農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殺死。
除了對“四類分子”這些政治賤民進行大屠殺以外，廣西大屠殺規模最大、殺人最多是與廣西文革進程有關，為了建立壹派掌權的革委會，以中央“7·3布告”為號召，大量屠殺“4·22”這壹派群眾。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名義實行有組織的大屠殺，本書“全國山河壹片紅”這壹章的“廣西：血勇邕江”壹節中已有介紹。
廣西殺人的手段駭人聽聞。據1981年廣西區黨委辦公廳向中央調查組匯報，武宣縣被分屍吃肉、吃心肝的有38人。《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記載：從6月15日至8月底，武宣縣“造反大軍”及其觀點的幹部群眾，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吃掉。女民兵班長黃文留，不僅吃過人肝，還親自割下五個男性生殖器泡酒喝。她因立場堅定，當了縣革委會副主任。據不完全統計，武宣縣的國家幹部和職工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和人肝。上思縣百包公社提高大隊那審生產隊，全隊壹百多口人，被殺30多人，男人都殺光了。小學教師劉智和商店出納員李文興，被背靠背地綁在木樁上，兇手先挖出劉的肝給李看，再挖李的肝。武鳴華僑農場共批鬥560人，整死107人。被打死的人，有的被剖腹割頭，有的被挖肝割肉，參加吃肝吃肉的有20多人。柳州鋼鐵廠和柳州第二化工廠將“4·22”成員身上綁上炸藥，壹按電鈕，人就炸得血肉橫飛，說這叫“天女散花”。柳州鋼鐵廠“天女散花”的發明者之壹岑國榮由於殺人有功，被提為廣西總工會主席，任中共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中央委員、十壹屆中央候補委員。直到1985年才開除黨籍。
7月1日晚，同情“造反大軍”的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被學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第二天早晨黃佩農、張繼鋒等挖他的肝，剝他的肉，只剩下壹副骨骼。接著壹批人在學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焦味腥風在學校飄蕩。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廖金福、鐘振權、鐘少廷等四人，他們把廖天龍等四人殺死後將屍體拉到平昭碼頭，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在貴縣，縣醫院副院長劉子淩夫妻、兒女四人被殺，在殺死女兒前，還當著她未婚夫面前輪奸。覃礦李多才夫妻被殺後，其妻腹中的胎兒還在蠕動。
被殺人的家屬被當作“反革命家屬”和“被殺家屬”加以歧視。而殺人有功者卻升官晉級。殺了45人（其中36人是被抓後的俘虜）的劉慕忠被提為柳州鋼廠黨委副書記，後又提為廣西總工會副主席。根據“處遺”—整黨總結時統計，當時全廣西共有近五萬黨員在“非武鬥”狀態下參與殺人，其中20，875人是入黨後殺人，9956人因殺人“有功”入黨，17，970人“與殺人有牽連”。
雲南沙甸事件
沙甸是回族聚居的村寨，有1500多戶、7200多人，是昆明至個舊、蒙自的必經之地。在其相鄰處還分布了大莊、茂克、新寨等較小的回族聚居村。
“四清"運動中，工作隊強行關閉了沙甸當時僅有的三所清真寺。“文革”初期，沙甸就圍繞著清真寺的關與開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有的人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應該打開清真寺；有的人認為清真寺是“四舊"，打開清真寺就是否定“四清”運動的偉大成果。沙甸村全是回族，98％的群眾都強烈要求打開清真寺。於是，清真寺被打開了。沙甸絕大多數人屬雲南的“炮派”，少數人屬雲南的“八派”。“炮派”支持打開清真寺，“八派”反對打開清真寺。
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搞“劃線站隊”，沙甸大多數群眾被劃為“站錯隊”。全省範圍內，凡站錯隊的頭頭、骨幹都被揪鬥。沙甸“站對隊”的人很少，“站錯隊”的人沒有人整他們。於是，附近市縣“站錯隊“的頭頭為躲避揪鬥、遊街，紛紛跑到沙甸躲避，並寫大字報和派人到北京上訪，要求中央派人來解決“劃線站隊、支壹派壓壹派”的問題。省革委會把沙甸視為“馬蜂窩”。
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會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名，派出壹個加強營編制的軍人宣傳隊到沙甸“捅馬蜂窩”。
沙甸回民大眾寄希望於軍人宣傳隊，以為他們進村後能認真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l2月8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支左部隊進村，並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給解放軍。令回民失望的是，軍人宣傳隊進村後，挨家挨戶搜查躲在沙甸的外地“炮派”的骨幹，給這些人掛上“滇南挺進縱隊”的黑牌．被所在單位的民兵五花大綁地帶走，去接受各單位的殘酷的批鬥。沙甸的軍人宣傳隊還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來進行吊打批鬥，其中84人被扣上“反軍亂軍黑幹將”罪名，使用種種刑罰，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軍人宣傳隊進村後，駐紮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關閉。軍人在清真寺裏吃豬肉，把豬骨頭丟在清真寺水井裏；在清真寺禮拜大殿裏唱歌跳舞亂踩亂踏。軍宣隊在沙甸搞“以信教不信教劃線”，他們宣布：“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對做禮拜、把齋者，壹經發現就成為批鬥對象。
軍宣隊壹面反宗教，壹面清理階級隊伍，兩百多人分別被打成“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梁小醜”、“趙氏小爬蟲”(趙是指當時受迫害省委領導之壹的趙健民)，遭到慘無人性的批鬥，捆綁吊打。在壹次批鬥會上強迫壹位回民把豬頭掛在脖子上，並要他用舌頭去舔，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在1969年1月30日的壹次大型批鬥會上，強迫60位回民掛上“宗教復辟的急先鋒”的牌子遊街批鬥後，把他們押到壹個廁所旁，強迫他們學豬用嘴拱廁所墻，學豬爬，學豬叫，還說這是“豬拱長城”。後來又強迫50多位回民學豬滾，即從十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滾。壹位有孕的婦女因學豬滾當天就流產。這樣的批鬥、侮辱長達壹年，沙甸回民心靈中埋下了憤怒之火。
1973年10月，沙甸群眾推舉代表向沙甸大隊黨總支請求打開清真寺，供群眾正常的宗教活動。群眾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絕後，於1973年l0月強行打開沙甸金雞寨清真寺，1974年2月又打開沙甸大清真寺。紅河州、蒙自縣的當權者認定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是“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宗教復辟”，並立即派出由70多人組成的州縣工作隊再次進駐沙甸。工作隊關閉清真寺的行為被多數群眾阻止，就放廣播幹擾群眾的禮拜活動，過開齋節會禮被誣陷為“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工作隊隊員在群眾進行肅穆禮拜的時候，跑到大殿裏“宣傳中央文件”。對宗教的褻瀆，激起回民強烈不滿。
1974年4月“批林批孔”運動中，工作隊又揚言“批林批孔要結合批清真寺”，並點了沙甸代表馬伯華、馬紹華等人的名，逼得他們進京上訪。5月10日，他們到京後即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希望中央責成雲南省委撤走駐沙甸的工作隊，落實民族宗教政策。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將此信摘報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問題對雲南省委明確指示，由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主任周興親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實，並把有關情況報告中央。
周興即按照中央要求親自到沙甸調查處理，召開各種會議，聽取民眾意見，民眾提出四個方面意見：1、落實民族宗教政策，打開被關閉的清真寺。2、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對被批鬥民眾給以平反。3、清理生產隊工分賬目，撤換多拿多占的基層官員。4、將沙甸改為經濟作物區，增加口糧供應，解決民眾生產生活上的困難。周興對開放清真寺，準許回民進入清真寺內做禮拜和糾正“劃線站隊”錯誤問題沒有表態，對另兩個問題則表示可以解決。但他答復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沒有兌現。
周興卻向中央報告：“沙甸問題已經解決。”1974年9月雲南省委發出(1974)45號文件，文件指出，打開清真寺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已經關閉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開作宗教活動場所，已經強行打開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礎上，由群眾自行關閉。”文件還對伊斯蘭教作出了十條管理規定，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蘭教的高潮。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號文件，幾百人到昆明上訪，隨後又有紅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眾1000多人到昆明遊行，並兩次爬上開往北京的火車，要求赴京告狀。周興等人將回民到昆明上訪定性為“鬧事”、“反對黨的領導”。
在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下，地方當局又采取了進壹步激化矛盾的措施。1974年11月底，在距沙甸僅壹公裏多雞街成立了“雞街地區民兵聯合指揮部”。軍隊發槍給民兵，民兵荷槍實彈進行示威遊行。以後經常組織民兵在雞街、沙甸周圍巡邏。在雞街地區民兵的威懾下，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民兵團”。從此兩個民兵組織劍拔弩張，大有決壹死戰之勢。不到半個月就在開遠、蒙自、建水等地發生群眾搶奪軍隊槍支，發生武鬥，造成人員傷亡。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等回民代表l0人與省委領導等壹起到北京解決問題。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等壹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此間，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中發【1975】2號文件)。雲南省委成立了收繳槍支執行小組，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繳了，而“民兵指揮部”的槍並未上繳。
3月5日，部隊按命令包圍了回族村鎮納家營和玉溪大營。部隊在玉溪、峨山、通海三縣收容審查了上百名回民，幾百名回民被強制進了學習班，幾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搶罪”判了刑，其間大搞刑訊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傷致殘。
1975年5月，部隊和工作隊又強行進駐沙甸。沙甸群眾對1968年部隊進村“捅馬蜂窩”的情景記憶猶新，他們表示：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來就不讓工作隊和部隊進村。成千群眾在村口阻攔部隊和工作隊進村，部隊和工作隊只好在雞街糖廠等地駐下．隨時準備進駐沙甸。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會發布通告。通告稱，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協助下進駐沙甸。不許任何人抵制工作隊進村。
1975年7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4軍幾個團奉命對沙甸實行了軍事包圍，同時拉斷了整個村的電源。淩晨3點，壹支偵察部隊“摸掉”回民的哨兵，悄悄進入大清真寺後院——沙甸民兵團的辦公地點，想捉沙甸民兵的頭頭。不料壹位住寺人員發現有武裝軍人深夜進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樓三樓敲鐘報警。“叭叭叭”壹排槍聲，敲鐘人應聲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槍聲驚醒，整個村子壹片漆黑，村民們驚恐不已。
淩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借地形熟悉，利用自制的武器向占領大清真寺的武裝人員反攻。經過激烈的交火，沙甸回民奪回了大清真寺，並從對方手中奪得了壹些現代武器。在漆黑的夜晚，軍隊和沙甸回民展開巷戰。天亮時，回民奪回了部分民房據點。但同時付出了幾百人的生命代價。看著數百名回民被打死，群情憤怒，他們憑借奪來的幾支步槍、機槍、幾枚手榴彈和自制的土武器奮起抗爭，頑強抵抗。
中午，部隊開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幾乎同時被炮擊。入夜，炮火雖有所減弱。但哪裏有亮光，炮彈就轟炸那裏。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壹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毀燒光。這場戰鬥進行了七天八夜，炸毀民房4400多間，回民死亡900多人，傷、殘600多人。部隊也有傷亡。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列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壹齊開火，壹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五名幸存者中三名是補槍也未能打死的。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被打死。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以參加“沙甸叛亂”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市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縣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個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傷、殘近1000人。其中開遠市新寨的傷亡比例最高，超過了沙甸。
事後，因“沙甸事件”被強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達數十人，被強行進學習班的數百人。
1979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合下發了（1979）7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經黨中央批準，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但是，這個“平反通知”認定沙甸事件責任是“譚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出動野戰軍鎮壓是中央決定的。當時周恩來生病住院，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內政、外交、軍事都由鄧小平全權處理。派出幾個團的野戰軍進行武裝圍剿，沒有鄧小平的首肯是不行的。2007年，《炎黃春秋》第11期發表了周康先生的《駭人聽聞的雲南沙甸慘案》，這篇文章雖然也把責任加在“四人幫”身上，當局還是嚴厲批評，指責不該發這篇文章。
其他地方的大屠殺
現存資料證明，對普通平民的大屠殺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
1968年1月5日，廣東省陽江縣程村公社中平大隊黨支部書記、治保主任黃某主持召開群眾大會，自立法庭，宣判槍殺兩名地主。3月31日，新洲公社龍潭大隊槍殺了壹名地主。同期新洲公社東安大隊槍殺了幾名所謂“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5月11日到15日，湛江地區在海康縣召開會議，以反右傾為主題，提出在農村要把矛頭指向地、富、反、壞、右。各地貫徹海康會議精神，陽江縣個別地區的亂打亂殺演變為全縣性的亂打亂殺。各公社革委會主任回去以後，迅速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布置對四類分子摸底排隊，對表現不好的開展批鬥、毆打、屠殺。至6月1前的不完全統計，全縣被被殺死的地、富、反、壞、右人員178名。6月1日，縣軍管會召開2，800人的四級幹部會議。會議強調，要主動地向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會後，各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落實貫徹。到7月23日，全縣亂打亂殺致死573人，其中。槍斃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殺95人。7月下旬以後，軍管會開始制止屠殺，屠殺有所減少，但壹些地方還在屠殺，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亂打亂殺持續了13個月，共致死909人。屠殺手段極度春殘忍，有槍殺的，有用鋤頭鋤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頭砸死的，有用煤油燒死的，有推入河中淹死的，還有活埋的。
集體屠殺的總體情況和根本原因
從上面介紹的情況可知，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有幾個特點：第壹，屠殺規模大、殘忍無比，殺人方式的野蠻程度令人發指；第二，被殺者是無辜平民，純系冤殺；第三，集體屠殺以當局長期灌輸的“階級鬥爭”理論為思想基礎，屠殺前捏造罪名，傳播謠言；第四，集體屠殺的組織者是基層政權，如縣武裝部、革委會（或革籌）、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領導機構。
文革中的集體大屠殺有三個高潮：第壹個高潮是1966年“紅八月”，是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破四舊”的旗幟下進行的，還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的“血統論”背景。這次屠殺高潮壹些地方都有發生，以北京昌平和大興兩縣的大屠殺為代表。第二個高潮是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前後，壹些地方以清理“階級敵人”為名，清除軍政官僚集團的反對派。這次高潮發生的地方比第壹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縣大屠殺為代表。第三個高潮是屠殺反對革委會或軍管會的群眾組織成員，是軍政官僚集團對反對派的屠殺。這次高潮是打著“掃除‘大聯合’、‘三結合’的障礙”、“保衛新生紅色政權”的旗幟下時行的，這次高潮發生在很多地方，以廣西大屠殺為代表。其中，第三個高潮中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時發出警告：“堅決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要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有了這個“最高指示”，本來對造反派不滿意的支左部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大開殺戒。
無論是哪壹種大屠殺，除了“階級鬥爭”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層幹部挾嫌報復、殺人奪妻、殺人奪財的行為。
屠殺對象主要有幾種人：壹是文革前確定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對他們的屠殺常常采取斬草除根的殘酷手段。二是反對支左部隊和革委會（“革籌”）的群眾組織成員。第三種屠殺對象是宗教信仰者，這只發生在少數地區，如雲南沙甸。對宗教信仰者的屠殺既有“破四舊”（認為宗教信仰是“四舊”）的藉口，也是對軍政官僚反對派的鎮壓，如沙甸的回民絕大多數是反對雲南軍政權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風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這些整農村幹部的運動中，揭露和批評過基層幹部的普通農民，也有壹些被殺害。綜合各方面情況估計，在文革中，被集體屠殺的總數不低於30萬人。
直接鼓動和組織大屠殺的是極權制度的基層政權，即縣以下的農村政權；制止大屠殺的是省以上的政權。基層政權的屠殺行為是對高層政權歷來政策的繼續和極端化。中央和省級官員不斷對過火的暴力行為發出警告。只要下面傳來集體屠殺的可靠消息，上級政府總是予以批評，派出官員或派軍隊前去制止。但這並不能排除高層權力對大屠殺的責任。權力末梢橫行無忌，大屠殺暢通無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識形態根源。制度和意識形態是高層政權造成的。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下，中國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會分層還是沿用毛澤東1926年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那種敵我兩分的思想。農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從經濟上消滅了階級，但卻更強化了政治上的“階級”（這裏打引號是因為在馬克思那裏階級本來是壹個經濟範疇）。政治上劃分“階級”的標準就是對“革命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革命時期已經過去了，卻還把革命時期劃分的敵、我、友作為壹種政治身份固定下來，並給以敵、我、友的政治待遇。有地、富、反、壞、右、資政治身份的個人和子女，就是政治賤民。文革前中國的政治賤民是壹個龐大的群體。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壹個文件中透露，全國達2000萬人。按壹家四口人計，政治賤民群體總數為8000萬人。文革前17年，政權機器所控制的壹切輿論工具，年復壹年、日復壹日地對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壹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在文革初期保衛官僚的群眾組織（當時稱為“保皇派”、“保守派”），為了表現其革命性，就把屠刀指向政治賤民，屠殺政治賤民不僅不會遭到抵抗、不會受法律懲罰，還可以表現“階級覺悟高”。
極權制度壹方面造就了壹大批政治賤民，也造就了壹大批政治愚民。信息壟斷、真理壟斷和長期單壹的意識形態灌輸，使得人們不僅對現代文明壹無所知，也拋棄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他們只能知道政府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讓他們相信的。在嚴酷的極權制度下，政治愚民也處於恐懼之中，壹不小心他們也會成為政治賤民。無知和恐懼使他們絕對聽從政治權力的指揮，政權指向哪裏，他們就打向哪裏。1980年代，到道縣處理大屠殺遺留問題工作組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妳，我也會殺。”在第壹次和第二次大屠殺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屠殺。當然，屠殺政治賤民的兇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還有流氓、地痞。痞子歷來是中共政治運動沖鋒陷陣的力量，政治運動離不開們，毛澤東早年就肯定了“痞子運動”，認為他們是“革命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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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八屆十二中全會：徹底清除劉少奇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中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五年壹次。但是，自八大以來，已經十多年了沒有開黨代會。1966年8月12日，毛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上提出“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明年壹個適當時候再開。”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征詢對“九大”意見的通知，說毛主席最近提出什麽時候召開九大的問題。1968年9月，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召開“九大”再不能拖延了。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任務就是為“九大”做準備，周恩來秉承毛的意誌，為全會作了精心的準備和組織。
毛澤東主持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1968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在北京召開的。在開幕式上，周恩來介紹了出席會議的人員情況。由於許多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97名八屆中央委員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人，其中有壹些是從被關押地點放出來出席會議。因不夠法定人數，周恩來宣布，“通過無產階級司令部商定”，從候補中央委員中挑選出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10人為中央委員。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50位，占97人的51%。再加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省，市、自治區革委員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擴大”了進來，共133人參加會議。周恩來宣布這次會議的議程有四：壹，“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和方法；二，“九大”上要通過的新黨章草案；三，國際國內形勢；四，專案審查工作，主要是對劉少奇的審查。
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九大”以前必須徹底解決劉少奇問題，這個任務落在十二中全會上。自1966年8月以來，已經對劉少奇采取了壹系列措施。
從政治上搞臭劉少奇
八屆十壹中全會裭奪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排名從第2位降到第8位，但還沒有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劉少奇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6年10月1 日，劉少奇最後壹次以國家主席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本書前面已作介紹，毛、劉之間不僅有權力之爭，更有政見之爭。清除劉少奇是文革的壹項重要任務。雖然毛說過，要選劉少奇當中央委員，但這只是壹個姿態。毛不是讓他的政敵王明當中央委員嗎？要當可以，先得從政治上搞臭。“大批判”是搞臭劉少奇的重要手段。
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官員沒有退出機制，劉少奇不當接班人了，不當中央領導人了，能不能退居山林過著退休生活呢？不可能。下臺的人必須徹底打倒、徹底搞臭。因為最高領導人下臺是“路線鬥爭”，“路線鬥爭沒有調和的余地”，即要明確勝利者為“是”，下臺者為“非”。路線鬥爭還必須肅清下臺者的影響，包括思想影響和組織影響，不這樣，勝利者就無法順利地推行他的路線。要徹底搞臭，就必須加上種種罪名。在臺上時對他大力歌誦，把他說得完美無缺，他的壹舉壹動都被奉為楷模，他不管講什麽話都是“重要講話”。他壹旦下臺，就罪惡萬端，壹無是處，他過去的“重要講話”都是“大毒草”。
為搞臭劉少奇，毛澤東親自出馬。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5期《紅旗》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題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據戚本禹說： 1967年初，江青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對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批示：“寫得很好”，還親自加寫了重要的壹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在戚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裏增加幾句。”戚照做了。戚文中把壹個歷史人物的名字寫錯（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毛澤東改正了。周恩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都是經過討論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文中批判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看就知道是指劉少奇。文末向劉少奇提出八個質問，然後說：“妳根本不是什麽‘老革命’！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戚本禹提議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發表。周恩來說，社論或編輯部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壹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戚壹眼，戚覺得江青認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這個意見。
劉少奇從報紙上讀到戚本禹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壹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5期還發表了《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的本刊評論員文章，是王力、關鋒撰寫的。毛親自審定，並在文章最後加上了這樣壹段話：
千萬不要上《修養》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傳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只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1967年5月8日，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對劉少奇的這本書大加撻伐。此後，批判“黑修養”成了壹股浪潮。連美國人李敦白也到處作批判“黑修養”的報告。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來京群眾代表時講話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壹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當時群眾都認為她是傳達毛澤東的意思。
此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從黨刊、黨報、軍報到遍布全國的紅衛兵小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鋪天蓋地、連篇累牘。1967年8月15日又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嚴厲譴責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對這篇文章送審稿的批示是：“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引證，不足以說服人，請再加考慮”發表稿是根據毛的意見修改的。
批鬥王光美和“揪劉火線”
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召見蒯大富。張對蒯說：“中央那壹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妳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明白了：中央布置我們打倒劉少奇。後來，王力告訴蒯大富，張春橋這次召見蒯大富是毛的意思。12月19日，在中央領導人再三督促下，清華大學三個造反派群眾組織（井崗山紅衛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聯合成“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聯合起來的第壹個行動就是打倒劉少奇。12月25日，清華井崗山組織6000人冒著嚴寒到天安門廣場，集會聲討“劉鄧路線”。學生們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同時將“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刷遍全市。為了侮辱劉少奇，將“奇”字橫過來寫成“狗”字。12月30日，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表示對“12·25行動”非常滿意。
打倒劉少奇從王光美入手。王光美是清華工作組的顧問，而清華工作組又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將很多學生打成反革命，清華學生要求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這個要求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壹直沒有落實。12月的壹天晚上，井崗山兵團組織數千人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集會，壹遍又壹遍地齊聲高喊：“王光美，回清華，作檢查！”十多天後，電機系“捉鬼隊”戰鬥組演出了“智摛王光美” 的鬧劇，1月6日，劉少奇之女劉平平在師大附中作檢查，“捉鬼隊”不讓她回家，並以公安局名義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車禍，已送到北京第二醫院。王光美不相信，讓劉少奇的警衛員和劉平平的妹妹劉婷婷來看。“捉鬼隊”讓劉婷婷按他們的意思打電話，劉少奇和王光美兩人都來了。“捉鬼隊”讓劉少奇走了，把王光美揪回清華。劉少奇回去後向中央報告，周恩來給蒯大富電話指示：1，可以讓王光美到清華作檢查；2，不要打她；3，不要侮辱她；4，檢查後讓她回去。晚上，在西大操場讓王光美站在體育館的陽臺上檢查，當時我在操場觀看。王光美是見過世面的人，“捉鬼隊”的幾個學生哪是她的對手？她說：妳們問吧，我回答。學生問什麽，她回答什麽，對答如流，滴水不漏。讓她“交待”的問題壹點也沒有“交待”。她完全占了主動。提問的學生再提不出問題來了。周恩來派秘書孫嶽把王光美接回去了。對“1·6”行動，清華井崗山內部有不同的意見，剛聯合進來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反對。我也是反對的，覺得這樣欺騙的手段不光彩，效果也不好。
19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蒯大富給周恩來寫了壹個條子：“總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誌的文章吹響了向資反路線總決戰的沖鋒號，我們清華大學革命師生強烈要求批鬥資產階級分子王光美。”周恩來看了之後就遞給陳伯達，又傳給康生、江青，他們幾個人都點了點頭。然後，周恩來對蒯大富說：“可以，妳們準備壹下，我們溝通壹下。”4月10日，清華大學在主樓前搭臺批鬥王光美。參加批鬥會的30多萬人擠滿了清華大學。北京市調來壹千多名警察來維持秩序。井崗山總部讓我們非核心派的人參與維持秩序，沒有機會進入主會場。那天我在南校門壹帶引導來校客人。事後得知會上作批判發言的有：蒯大富：《糞土當年萬戶侯》；被工作組整得臥軌自殺而致殘的學生朱德義控訴了王光美對他的迫害；原工作組長葉林反戈壹擊，作了題為《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劊子手》的揭發和批判；河北省桃園大隊代表發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惡》。國際反修戰士李敦白也作了發言，他說：揪出劉少奇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除了壹害，立了壹功，我們感謝妳們！”陪鬥的有彭真、陸定壹、薄壹波、蔣南翔和200多名清華幹部。在批鬥王光美時對她極盡羞辱，讓她穿上當年訪問印尼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錬。
1966年8月3日，劉少奇曾到北京建工學院的“八壹戰鬥團”講過話。劉少奇被打倒的風聲傳出以後，這壹講話成了他的“罪證”。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壹直要求劉少奇做檢查。劉少奇在1967年7月8日寫了壹份《向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新八壹戰鬥團及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劉少奇哪裏知道，“新八壹團”是從老“八壹團”分裂出來的。劉少奇只向“新八壹團”做檢查，老“八壹團”怎肯罷休？於是，7月9日，老“八壹團”發出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緊急動員令”，並派人到中南海西門外架起帳篷，安裝高音喇叭，聲稱“不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鬥倒鬥臭誓不罷休”。
建工學院的行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和鼓勵。陳伯達說：“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揪劉少奇是當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確的嘛!”北京建工學院帶了頭，其他學校不甘落後，紛紛在中南海周圍搭起了帳棚，建立了各自的“揪劉”據點。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造反派也紛紛仿效。短短幾天功夫，府右街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號聲此起彼伏，大字報貼得層層疊疊。據說，當時中南海周圍有7000多個棚子，500多個高音喇叭，3000多面旗子。他們的口號是“舍得壹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學生無知，真正的皇帝是毛澤東，劉少奇算什麽皇帝？這就是當時聞名全市的“揪劉火線”。在清查“5·16”時，參與“揪劉火線”是“5·16”的壹條罪狀。
將劉少奇定為叛徒集團的頭子
在中共，要將壹個領導人從政治上置之於死地，確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鐵板釘釘。對劉少奇也是這樣。為把劉定為叛徒，毛蓄謀已久，分三步走。第壹步，大造揪叛徒輿論；第二步，將61人重新定為叛徒集團；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
第壹步：大造揪叛徒的輿論
在美國，規定交戰中彈盡援絕幾個小時後即可投降，以保全將士生命，被俘後被強迫作出的言行不予論處。中國古代，對那些為了保全生命而暫時投降敵方的人，也是比較寬容的。三國時代的關羽在敵方曹操那裏住了很長時間，受到曹操的優待，但因“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人否定他對劉備的忠心。《四郎探母》歌頌的是投降對方的楊四郎回國探母，沒把楊四郎當叛徒。列寧在他的《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冊子中也談到，如果遇到強盜攔路打劫，不要同強盜對抗，把財物給他以求脫身。
但是，在共產黨內卻沒有這種寬容精神。早在1963年到1964年，中國史學界有壹場關於忠王李秀成的討論。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壹位重要領導成員，被洪秀全封為“忠王”。1864年7月19日（同治3年6月16日），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即南京）被清軍攻陷。李秀成護著洪秀全的兒子沖出重圍。三天後李秀成被俘。在關押中寫了壹些文字，曾國藩將這些文字編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述》講了李秀成壹生的經歷，涉及太平天國的歷史，也總結了天平天國失敗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其中有壹些自汙和對曾國藩阿諛奉承的話，“自述”沒有出賣革命。1864年8月7日，李秀成被殺害於南京。在這之前，中國史學界主流壹直對李秀成持肯定態度。1963年8月出版的第4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戚文認定李秀成是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在周恩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20多位歷史學家討論戚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江青把這期《歷史研究》連同《北京晚報》、《光明日報》對這篇文章的報道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完戚的這篇後，讓秘書找來其它有關資料。其中有臺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這是壹本藍色封皮線裝書，是張春橋從香港買來的。毛在學術動態的壹份資料上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江青對戚本禹說：“妳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妳不要驕傲，要繼續寫文章。妳別怕大人物的幹涉，有主席支持妳，怕什麽。”毛讓江青把《李秀成供狀》給戚，讓戚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歷史研究》1964年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此文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
批判李秀成的第壹個受害者是已故的瞿秋白，他在被敵人槍殺之前寫了《多余的話》，其中表達了對革命的厭倦和無奈。毛澤東說：《多余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麽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麽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話》的批評，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於8月停辦。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中談到“保持晚節”時說：“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壹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壹篇《多余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壹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壹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紅衛兵將周恩來的話變成了行動：八寶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蘇州忠王府也遭到破壞。瞿秋白已死了三十多年，和毛早無權力之爭。搞瞿秋白只不過是為搞當代“叛徒集團”作鋪墊，因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
第二步：確定“61人叛徒集團”
劉少奇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在他周圍有壹批在白區工作的領導幹部。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從事革命活動，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被捕後如果真正堅貞不屈，就可能被處死。如果要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妥協是必要的。本來，妥協和叛變應當是能夠分得清楚的。山東省革委會曾發了壹個文件，文件規定：革命者向敵人自首，出賣同誌、出賣組織、出賣黨的機密者，均為叛徒。在敵人威逼利誘下，履行了壹般的登記悔過手續，沒有罪惡的，應視為妥協、變節行為，不以叛徒論處。毛澤東將李秀成、瞿秋白定為叛徒以後，壹些妥協行為也當叛變。“61人叛徒集團”就是這種情況。
1936年，為解決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等61位被國民黨政府關押的人的問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寫了壹封信，信中說：“只要履行壹個不反共不發表的普通手續，犯人即可出獄。”張聞天同意了。薄壹波等寫的《反共啟事》，在當時官辦的《華北日報》上發表了，出獄前還舉行“自新儀式”。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被關在草嵐子監獄的人分9批辦了手續出來了。事後，為了明確此舉的性質，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做出《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其中第三條規定：“凡在獄中表示堅定坐滿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誌，照例要辦自首手續，或填壹般反共自願書，才能出獄。如他們曾經組織允許填寫這類文件後出獄的，得恢復其組織。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經組織允許者，經過工作中考察後，亦得恢復其組織。”中組部這個事後的決定顯然比張聞天同意的三個條件要寬壹些。廖魯言在《華北日報》上發表的《反共啟事》寫道：“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壹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作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這種聲明可能是國民黨寫好讓他們簽字的，但在文革中拿出來，紅衛兵難以接受。劉格平當時和他們是壹個案子，不願在《反共啟事》上簽字，就沒有出獄。到文革前，這61人中仍健在的有41人，其中22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領導職務，乃至國務院副總理。
這61人沒有出賣同誌、沒有出賣組織和機密，如果這61人安排壹般的工作，可能爭議不會那麽大。可劉少奇把其中的壹些人安排在重要崗位上，就難免產生壹些非議。邱會作回憶說：“八大在組織上安排得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白區工作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康生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壹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 1962年春天，林彪曾對高崗夫人李力群說：“劉少奇從華中回來，七大後當了第二把手，就開始搞山頭、拉宗派，重用坐過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黨內有很大勢力。”
文革開始以後，天津南開大學“8·18”紅衛兵和衛東紅衛兵調查校領導人高仰雲的歷史問題，在舊報紙上發現了劉瀾濤的《反共啟事》。紅衛兵把這個材料送到周恩來那裏。1966年11月24日，周在批復中說：“請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的同學說明，他們發現的劉瀾濤同誌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布和追查。”周將電報稿送毛審批，附信說明：劉瀾濤等同誌出獄事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故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在當天批復“照辦“。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毛澤東看到紅衛兵的揭發材料後改變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的談話中提到：“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壹些什麽東西。現在壹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開大學兩個紅衛兵組織進壹步調查，1967年1月中旬，他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恩來、謝富治和中央文革，同時又交給戚本禹壹部分材料。“其後，周總理及戚本禹同誌和其他中央首長給予我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作重要指示。當總理知道我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鑄等壞蛋扣壓了的時候，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總理值班室轉達了總理的指示：‘總理叫妳們把材料交來。’”文革後把揪叛徒的事完全歸罪於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其實，周恩來也是支持的。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系統群眾代表時講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小將查出壹批叛徒，這是小將們的功勞，這是很大的收獲，我們向紅衛兵小將學習。”聶元梓在其回憶錄中說北大揪叛徒活動“有周總理的批示，周總理同意我們就有關叛徒線索進行調查活動。”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7］96號）明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壹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團。這些叛徒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職位。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出獄後，由於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其中有少數人在抗日戰爭中犧牲了，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61人被正式確定為“叛徒集團”，是劉少奇讓他們“叛變”而後重用他們的，劉自然就是這個“叛徒集團”的頭子。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中發［67］200號），“通知”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揭露了黨內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長期包庇的叛徒集團，為挖出了壹批混進黨內的最大的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個通知對抓叛徒問題作五項政策性規定：“必須經過周密的調查，采取慎重的態度。不要根據不充分的，未經核實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為叛徒。不要輕易公布材料。”“應當把重點放在清查黨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中的叛徒。其他歷史上有過變節行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據其情節輕重，是否向黨交代清楚，是否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壹起幹壞事，以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區別對待。”“要把有壹般歷史問題的幹部同叛徒，特務，嚴格區別開來。”等。這個中央文件肯定了群眾抓叛徒的行為，因而在各群眾組織中出現了很多抓叛徒調查組，成千上萬的人被當作叛徒揪了出來。
第三步，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劉少奇曾三次被捕，毛澤東懷疑他有變節行為。1953年初，毛讓東北黨政壹把手高崗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即現在的沈陽）被捕的情況。高崗把任務交給東北局組織部長張秀山，張秀山讓組織部副部長郭鋒辦這件事。張向郭交待任務時，對查閱的對象沒有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更沒有對郭說是調查劉少奇，只說調查那個歷史時期所有的叛徒。郭鋒調查中發現其中有壹個叫趙之啟的招供了不少材料，還向張學良寫了認罪書，稱張為“再生父母”。郭鋒不知道趙之啟是誰。
1968年10月18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八屆十二中全會提交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審查報告》是怎樣構陷劉少奇的？今天怎樣看這些指控？
“壹，劉少奇壹九二五年在長沙被捕叛變”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5年11月，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從上海潛逃長沙。當時，湖南省省長，軍閥趙恒惕正在厲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殺共產黨人。12月16日，劉少奇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過審訊，趙恒惕親批將劉少奇“斬決”。這時，劉少奇的後臺，紛紛出動。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長洪賡揚和省府會計、趙恒惕的至親楊劍雄，夥同軍閥葉開鑫，賀耀祖和劉少奇的胞兄劉雲亭出面，進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殺共產黨人的大劊子手趙恒惕，向劉少奇這個“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條件。劉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接著劉少奇於1926年1月16日，奉趙恒惕的旨意，捧著趙恒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劉少奇接受了什麽條件呢？即趙恒惕對楊劍雄說的：“妳要他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裏亂搞。要庶務股去買壹冊四書五經送給他。好好去讀。”這個條件既沒有出賣同誌，也沒有出賣機密，這當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審訊時被定為“斬決”，說明審訊中劉沒有與趙恒惕合作，沒有叛變。
“二，劉少奇壹九二七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壹系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7年6月，“劉少奇適應國民黨的反革命需要，與汪精衛，陳公博進壹步秘密勾結，並被指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充當特務，向國民黨提供“工運情報”。劉少奇向陳公博獻策：（壹）調走武漢工會骨幹，使“幹群脫節”；（二）解散工人糾察隊，“防止暴動”。劉少奇並且利用他竊據的職務，實行了這個極其惡毒的陰謀，解散了在革命鬥爭建立偉大功勛的工人糾察隊，於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槍支彈藥，甚至連童子團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齊齊，裝上卡車，拱手交給了國民黨管理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說的：“所謂1927年當內奸壹事，證據只是丁覺群的證詞。丁在1927年時曾任漢口特別市國民黨黨部執委兼工人部長，1928年被捕後脫離共產黨。1967年夏，他被監押起來，專案組逼他寫誣陷劉少奇的偽證。”實際上，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除了提供丁覺群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董鋤平、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秘書成柱周、1927年任湖北省總工會候補執行委員張登平等人的證明，這些人在文革期間都在監押中寫的證明，不足為憑。
其實，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和蔣介石合流以前，汪精衛還是國民黨內的左派，共產黨人和汪精衛還有很多合作。上述劉少奇的這些活動，是在7月15日以前。他的這些做法是否恰當，值得討論，但說他是“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還需要研究。
“三，劉少奇壹九二九年竊據滿洲省委書記時的大叛賣”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是這樣寫的：1929年8月21（或22日）日，劉少奇（當時化名趙之啟）與孟用潛（當時名孟堅）在奉天（今沈陽市）紗廠被大軍閥張學良逮捕。劉少奇立即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孟用潛是省委組織部長，供出省委委員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丁君羊，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願，出賣了滿洲省委所屬東滿，北滿，旅大，撫順等十多個特（縣）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個支部。當敵人要劉少奇帶著特務去抓人時，他積極出謀獻策說：省委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如果將他“釋放出獄”，他就可以“搜集共產黨的情報”，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三省地方黨組織。大軍閥張學良對劉少奇的獻策，頗為贊賞。於是將“共產黨案”改為“工潮案”，並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將劉少奇“釋放”。劉少奇奴顏卑膝地給大軍閥張學良寫信說：“張長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於劉少奇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
劉少奇平反以後，官方是這樣解釋這段歷史的：“1929年劉少奇在中共滿州省委書記任內，確曾被捕過。但因為堅決鬥爭，身份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證據不足而取保釋放。”“江青壹夥卻逼使當時任中共滿州省委組織部長、與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做了偽證。雖然孟用潛在關押期間寫了20多次申訴材料，要求推翻偽證，但壹律不準上報，《審查報告》中只選了偽證。”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審查報告》除了孟用潛的證明以外，還提供了十多個旁證。不過，這些證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提供的證詞。高崗秘書趙家梁和高崗女兒李潔曾對本書作者說，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材料和1953年郭鋒的調查材料是否相符，無法核對，不能斷定。如果劉少奇被捕後承認了自己的身份、職務，還供出了其他省委領導人和滿州省委所屬組織，這應當算是變節行為。不過，敵人要他帶特務抓人時，他找壹個借口沒有去。以後他壹直努力為共產黨工作，要不要定叛徒，還是可以討論的。和他同案的孟用潛是192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1949年以後只是壹個司局級幹部（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文革壹開始就被外交部黨組拋了出來批鬥。可見1929年這段歷史決定了孟用潛的終生命運，而對劉少奇以後的升遷卻沒有影響。這是值得繼續研究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準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壹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壹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與會者壹致聲討劉少奇。林彪說：“ 把暗藏了四十幾年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這壹夥子人挖出來了，這是重大的勝利。”“把這些家夥挖出來，可以說，是給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權第二次生命。”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前，對劉少奇的批判用“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稱，這次會之後，就直接批判劉少奇了。在全國各地，每個單位，每次開會時都要高呼“打倒劉、鄧、陶！”的口號。各省、各單位，在劉、鄧、陶的後面，還要加上本省、本單位被打倒的人。如，山西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衛、王、王！”，到縣壹級，還要加上本縣被打倒的人，得喊壹長串的“打倒”。新華社的口號是“打倒劉、鄧、陶！打倒吳、朱、王！”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是審查高級領導人的專案組。主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總負責人是周恩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下設三個辦公室：壹辦、二辦、三辦。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壹、楊尚昆、陶鑄等國家主席、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這壹級的人，歸壹辦審查。被打倒的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壹批軍隊將領，歸二辦審查。被打倒的中央、國家機關副部以上、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人士，歸三辦審查。（清查“5·16”也歸三辦負責）。
江青在劉少奇的專案中起了重要作用。1968年9月16日 ，江青審閱了劉少奇的“罪證材料”後批示：“我憤怒！我憎恨！壹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反革命，可以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滑、最歹毒的階級敵人。······”看了劉少奇專案材料，周恩來給江青的信中寫道：“我完全同意妳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註著這三本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誌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麽能夠把劉賊及其壹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誌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壹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妳學習，我更要向妳學習！”（江青閱後在此處批道：向恩來同誌學習！共勉勵，保晚節！）據說，周恩來在對劉少奇的處理報告上還寫“此人該殺”但沒有看到可靠資料。在全會上，周恩來親自宣讀長達數十頁的劉少奇罪證，本來不壹定要他親自宣讀的。林彪對這個報告是什麽樣的態度呢？1968年9月中央專案組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江青的批示後，林彪聽秘書講過這份文件後，並沒有任何表態，只是用手在空中劃了壹個圓圈，意思是同意。葉群聽說林彪只是表示劃個圈時，便立即驚叫起來：“怎麽不提醒首長呢！這是十壹樓（指江青）親自掛帥的專案，是中國第壹大專案呢！主席非常重視，十壹樓親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勞啊！大家都表態了，首長怎麽能只劃壹個圈呢？”接著，葉群就喊：“李根清，過來。”李根清是模仿林彪筆跡代林彪簽署文件的工作人員。等李根清走過來，葉群已經替林彪想好了批語：“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親歷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邱會作回憶說，對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在表態的時候大家都表現出義憤填膺的樣子。開除劉少奇黨籍時，出席會議的只有50名中央委員有表決權。當時會議是壹致通過的（陳少敏投票時是什麽樣子沒有印象，事後才知道她不同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這50名中央委員中，除了後來被打入另冊的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6人外，還有44人中，半數以上去世後都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會上，葉劍英在批劉的同時，對朱德了發表了系統的批評意見。王震批劉少奇也相當厲害。還有不少人對劉少奇利用職權打擊老幹部表現出極大的憤恨！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中發［68］155號）傳達到基層。
劉少奇住院就醫的時候，得知八屆十二中全會將他永遠開除出黨，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開始嘔吐，血壓、體溫陡然升高。”從此他再沒有說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直到1969年11月逝世，在最後的歲月，他面容憔悴，身體消瘦，頭發、胡子又長又臟，常常是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為了防止他自殺，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松動。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囚禁處——銀行金庫地下室含冤而死，終年71歲。送火化場時說是壹名“烈性傳染病人”，火化單上填寫的是：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九大”以後，中央專案組又提出王光美是美蔣戰略潛伏特務，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決定，對王光美判處死刑，呈報毛澤東，毛說留下活口，做劉少奇反動罪行的證據。早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在中央政法小組辦公會議上羅瑞卿等研究幾個重大案情時，曾有王光美是特務的揭發。毛主席批示，大意是：除劉少奇外傳閱，以免造成思想負擔。
再批“二月逆流”
批判“二月逆流”是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壹項重要任務。全會公報指出：“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壹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壹個重大勝利。”
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壹起集中揭批“二月逆流”，妳壹言，我壹語；妳揭發，我補充，指名道姓地揭發批評。林彪10月26日的長篇講話中說：“‘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壹中全會以來發生的壹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他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誌。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鄧、陶翻案。並且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
在批判“二月逆流”時，周恩來重點批評幾位元帥。他說：“聶榮臻在科學院、國防科委鎮壓群眾”、“聶榮臻同誌硬把趙爾陸同誌逼死，還說趙爾陸是自殺的，經化驗，服過安眠藥，但不至死的程度。他們是怎樣保護老幹部的？”、“聶榮臻同誌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百團大戰，他很積極；執行劉少奇‘和平民主新階段’也很積極，大量裁軍，不按毛主席壯大自己力量的指示辦，其惡果使晉察冀邊區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時還沒有恢復起來。”
周恩來重提1966年11月13日、27日幾位元帥接見軍事院校學生的事，他說：“林副主席不同意，因為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八次接見了紅衛兵，但他們背著林副主席還是接見了。”“在會上，他們把長春獸（醫）大（學）的李基才大罵了壹頓，葉、陳、徐、聶都講了話。賀龍是中央已經點了名的壞人，他們還把他搞出去，擺在第壹位講了話。”“聶、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還說：‘要燒，要燒焦。’群眾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
周說：“兩個元帥帶頭大鬧懷仁堂，葉劍英在壹個小時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聶借口保護幹部子女，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際上是關心“聯動”。浙江軍區張學倫的兒子領著省軍區、省委、人委的高幹子女組成壹個連，到處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兒子送來，他不送來，給粟裕打電話，要粟裕同誌保。粟裕同誌沒理他。高幹子女作壞事，就是高幹縱容的。”
周恩來批評葉劍英，說他女兒“沖軍事科學院，他是知道的，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的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後的全國綁架。”
周恩來發言中還談到，討論“軍委八條”時，幾位元帥和中央文革有爭論，散會後葉劍英說：“今天是舌戰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說：“不愧為元帥葉參座。” “軍委八條”出來了，葉劍英說：‘有了上方寶劍就好了。’”周恩來說：“把‘軍委八條’當成鎮壓群眾的‘上方寶劍’是非常錯誤的。”
周恩來還批評葉劍英參與四川鎮壓群眾：“16日大鬧懷仁堂後，17日甘渭漢起草鎮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壹切後果由妳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壹起，來了壹個鎮反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壹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
談到青海事件，周恩來說：“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誌關起來，23日鎮壓群眾，把《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三百多人，葉劍英還打電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卻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二月開軍委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到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劉賢權同誌被軟禁後，1月8日給中央寫了壹封信，報告他被看管起來了、電話也不通等情況，到2月26日（信）還被徐向前扣壓著。當時徐向前是全軍文革小組長，23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裏查了出來。”
周恩來的批評，幾位老帥都認了，他們都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比別人批評他們的調子還高，給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陳毅站起來誠懇地說：“過去的幾十年裏，我總的來說是擁護毛主席的，是跟毛主席幹革命的，今後我再也不反了，用九大的標準來衡量，我恐怕不夠格．．．．”毛澤東打斷了陳毅的話，說：“妳可以當個右派代表嘛！”陳毅挨了當頭壹棒，楞住了，尷尬地站在那兒。周恩來讓與會代表將會上批“二月逆流”的情況向軍隊裏的軍以上、地方省、中央部委常委會上傳達。傳達以後，“右派代表”就成了陳毅、葉劍英等壹批老幹部的代名詞。
在十二中全會以前，毛澤東對“二月逆流”講了很多話，講得老帥們灰溜溜的。等這些人徹底承認錯誤以後，毛在十二中全會上說： “這件事情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麽十分了不起。因為他們有意見嘛，就是要談壹談嘛。幾個人在壹起，又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黨內生活是許可的，不是兩個大鬧嗎？壹個大鬧懷仁堂，壹個是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嘛，就證明他公開出來的。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在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
“窮寇莫追”，毛澤東懂得這壹點。他知道如果把事情做絕，把元帥們得罪光了，把老幹部全得罪了，文化大革命也很難進行下去。他找機會轉圈。在這次會上對“二月逆流”再次猛批以後，他又做好人，采取寬容的態度。
批“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肯定文革。林彪在26日的講話中全面、高調地肯定了文革，他說：“我過去曾經講過，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現在，這個損失是越來越小，是比過去說那個話的時候還小，而比過去說那個話的時候的成績越來越大，將來還要更大，這是可以斷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這個損失和收獲，實際上是等於壹換百，壹換千、壹換萬，是壹本萬利的收獲。”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引用毛澤東的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公報還肯定了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央文革正是參與“二月逆流”的元老們攻擊的對象。公報壹發表，更加鼓舞了文革中的激進派。全國各地都敲鑼打鼓地歡迎、慶祝。
林彪的講話也有使毛澤東和江青不滿之處。林彪拿歐洲文藝復興和文革作比，以贊揚文革。毛認為貶低了文革，不高興。江青認為文藝是她的“領域”，林講話沒有和她商量。江青說：“這樣大的事也不事先商量壹下。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嘛。”當林彪知道江青對他的講話（關於文藝復興問題）有意見時就說：“我就是要她有意見的。要不然，她總是以為自己了不起！”直到九大以後，江青還和姚文元批註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壹篇文章，主要針對歐洲文藝復興壹些看法。他們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來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10月31日，毛在閉幕式上講話。他在講話中為鄧小平等壹些幹部說了好話：“打倒的譚啟龍、江渭清，過幾年以後，大家氣消了，也可以做點工作嘛。” “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不參加就是缺點。所以我們還是推薦各地把他們選作代表。陳毅同誌說他沒有資格，我看妳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派嘛。妳對九大代表三個條件中的第二條不那麽符合，可以協商嘛。有少數人參加有好處。”他還為幾位著名知識分子解圍：“ 馮友蘭妳不叫他搞唯心主義壹套，我看也難。還有壹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妳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 毛澤東壹方面保了鄧小平，壹方面推出政治新星王洪文，這是為他身後做出的人事預設。他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我有點保留。應該說，鄧小平同劉少奇有區別。事實上也有點區別。”他讓王洪文站起來亮相：“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看。上海工總司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這次會，有年青的同誌參加很好。”
從十二中全會以後，林彪對江青的態度逐漸變了。林彪對黃永勝、吳法憲說：“我們過去對江青的態度完全是為了黨的利益（指江青和毛的特殊關系），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種必要。因為毛主席對待江青就是公事公辦的。”以後又說：“他們幾個人（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是壹個宗派。在適當的時候提出反宗派是必要的。”原來以為毛對江是公事公辦，直到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等才知道，毛是支持江青壹夥，維護文革，打擊林彪。林彪不讓江青壹夥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裏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以後，為了防止江青壹夥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壹樣嚴格。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在這次會議上初露端倪。在文革中，江青確實到了第三號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和周恩來平起平坐了。以邱會作的觀察，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主席的特殊關系，沒有人不尊敬江青、不買江青的賬的，即使是假的，也是要買賬的。
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這個文件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領導的起草小組起草的。在新黨章第壹稿中有“林彪同誌壹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提出把“接班人”刪去。康生說：“林彪同誌很謙虛，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壹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壹段必須保留，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九大開幕之前，林再次向毛提出刪去這句話，毛說：“壹個人過分謙虛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比如說，大家要選我當主席，我硬是不幹，就不能說服人了。”在起草黨章時，除了寫林彪以外，張春橋還寫了“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康生說：“妳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大家若不謹慎，搞不好就會把得到的東西丟得壹幹二凈。”所以江青的名字沒上黨章。
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是“充分民主協商，高度集中”，實際上代表都是指定的。這種由黨委指定黨代表的作法，壹直延用到文革以後的若幹年。
全會公報說：“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份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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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壹章“九大”——從團結到分裂的大會
1969年3月3日晚，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九大的準備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開九大，會期十天左右。談到九大以後的機構設置時，毛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結束了，用常委。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準備工作。同時把下放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找來，他安撫幾位元老說：說妳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老同誌參加到九大各代表團中去。二月逆流，政治報告中不講。我們還是按過去的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人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成敵我矛盾處理。毛說：就在四月1日開大會，議程就三個，通過政治報告，修改黨章，選舉中央委員會，不要什麽都搞。
毛想將九大開成壹個團結的大會，產生壹個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然後逐步結束文革。
毛澤東在“九大”開幕式的講話中提出要“開壹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九大”真的是壹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嗎？
高度集中的秘密會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
中國共產黨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黨員選舉產生的，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裏還沒有恢復黨組織，以軍人為骨幹的“黨的核心小組”起決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壹個秘密的大會。事先沒有公布開會時間，不邀請外賓，也不準記者采訪。
為了保密，除極少數軍政高級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兩三個月，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到省裏的壹個賓館，切斷了與外面的聯系，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到北京出席大會。
三月下旬，參加“九大”的代表陸續住進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各賓館戒備森嚴，大門緊閉，代表壹律不準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銷，靠街的窗戶不能打開，晚上必須拉上窗簾。那麽多人從賓館進入會場怎樣保密呢？住各賓館的代表壹律乘大交通車，每車45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面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迅速登車，此後每隔三四分鐘，就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這般，每個賓館只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開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1公裏，行車時間只需兩、三分鐘。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前門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入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地由便門進入會場。4月1日的大會，自始至終沒有壹人從人民大會堂正門進入會場。會場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
3月27日，“九大”代表齊集北京，開始醞釀主席團名單，當然也是秘密進行的。毛指示，主席團不設常委，設正副主席及秘書長各壹名。這樣，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九大”於1969年4月1日開幕。出席代表1512人。通常大會是上午9時開始，而“九大”開幕式卻在下午5時，這是按毛的作息習慣安排的。壹切以毛為中心，“九大”的開會時間也得順從毛個人的生物鐘。
主席臺上排的座次很有講究。以毛為中心，毛的右邊有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毛的左邊有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當時的說法，右派都在右邊，左派都在左邊。緊靠毛左右的林、周，壹個是主席團副主席，壹個是秘書長（雖然此時還沒有選出，但是明擺著的），當然不在此例。
大會開始，毛澤東宣布了大會議事日程。第壹項，林彪同誌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第二項，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三項，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選舉大會主席團，早已內部確定的176人的名單已提前發給全體代表。毛澤東問大家贊成不贊成？下面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於是舉手通過。
選舉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秘書長時出現了壹個令人玩味的場面。毛澤東說：“我提議林彪同誌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趕緊把嘴向擴音機前湊了湊，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誌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來，笑著對大家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代表們笑著高高舉起右臂，林彪高喊：“通過！”會場又響起熱烈掌聲，接著是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毛澤東接著說：“壹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誌當主席團副主席，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再次舉手，鼓掌。毛澤東又說：“我提議周恩來同誌當主席團秘書長，贊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又舉手，鼓掌。毛澤東高興地說：“好，通過！”
“九大”再壹次將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澤東致開幕詞，口號聲此伏彼起，講話二十幾分鐘，竟被打斷數十次之多。壹些人也不管毛澤東講到哪裏，甚至壹句話還沒講完，便站起來領呼口號。那時的口號都是成系列的，壹喊就是壹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領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帶標點符號不到800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毛的開幕詞主要是講中共的歷史，從“壹大”講到“八大”。在其他人在發言中，借講歷史進壹步神化毛澤東。周恩來4月4日的講話中說，只有懂得了黨的48年歷史，“才能懂得黨的歷史就是毛澤東思想勝利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四個“才能懂得”歸納起來壹句話，才能懂得毛澤東的光榮、正確、偉大。黃永勝在14日的發言中說：“我黨、我軍幾十年的鬥爭歷史，證明了壹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離開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倒退，就失敗，就喪失壹切；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革命就前進，就勝利，就有了壹切。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用鮮血換來的經驗。”
“九大”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黨內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讀的“九大”政治報告集中闡述了這個理論，並得到大會通過。這個理論，就是“九大”確定的政治路線。
14日大會，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號。毛說今天大會有三項議程：壹是要通過林彪同誌的報告，是代表黨中央的政治報告；第二要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三，還有幾個同誌講話。
毛澤東已經76歲，接班人是壹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九大”的黨章明確規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八大”黨章曾經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壹人”，這是因為毛向中央建議，在壹定的時候，他當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讓劉少奇接班。1961年，他對英國客人蒙哥馬利說：“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九大”黨章取消了設立“名譽主席”的規定，這表明，只要毛澤東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過人的林彪不可能沒有看到這壹點。這中間就蘊藏著危機。
會議的前兩項議程很順利完成了，發言的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尉鳳英等。周恩來的發言除了歌頌毛澤東、贊成林彪的政治報告以外，還大力贊揚林彪。他說：
林彪同誌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誌是南昌起義後率領壹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壹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誌壹直緊跟毛主席，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這裏，周恩來用林彪取代了眾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義時林彪只是壹個排長。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的余部在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為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井岡山會師時，21歲的林彪只是壹名連長。紅四軍建立後，才是壹名營長，以後升為28團團長。周恩來接著說：
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誌壹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了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誌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是林彪。按照慣例還應該有壹個修改黨章報告 。如果要作這個報告的話，這個人理應是周恩來。然而九大的議程中只有“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卻沒有修改黨章的報告。而在 1973 年的十大時，又恢復了修改黨章報告的議程 ，由王洪文來作這個報告。可見，九大沒有修改黨章報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來，也許這是周恩來自己安排的。
政治報告起草中的爭論
政治報告是歷屆黨代會的重頭戲。但是，在九大，代表們對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暢有點遺憾。他們那裏知道，圍繞政治報告毛、林之間開展了壹場鬥爭。這場鬥爭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後才由周恩來公開。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談到“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他說：
“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壹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壹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
周恩來這個講話說明，“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壹個是林、陳稿，壹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春橋、姚文元稿）；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毛稿主張“九大”以後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林、陳稿最終被否定。此時林彪摔死快兩年，周恩來把起草政治報告作為林彪的壹條罪狀。
下面具體介紹是周恩來事後披露的這壹情況。
1969年2月1日，在中央碰頭會上，毛澤東指定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陳伯達負責，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陳伯達當天就同他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談了政治報告的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抓生產了，經過壹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他讓秘書收集經濟建設方面的資料。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談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時，毛提議陳伯達牽頭，林彪掛帥，春橋、文元參加。會上商定2月20日搞出初稿，九大3月15日開幕。會後，陳伯達向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要北京市經濟方面的資料，謝富治不給，還說：“伯達同誌，妳可別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材料，要多少，給多少，可妳要我不能給，請妳理解我。”陳伯達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關系已經很僵了。陳伯達幹脆甩開張、姚，自己壹個人幹起來了。但力不從心，不能按期交稿。19日，毛催促陳伯達。3月3日，仍然沒有消息，毛很生氣。7日，還沒有消息，毛更不滿。13日，毛提出換人。說：“是不是，請妳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毛明顯點出報告的主題：“總之，要寫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鬥爭，為什麽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3天後，毛說：“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壹個月，給妳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張姚二人於16日起陸續將報告稿分批送審，毛澤東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林彪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以後，他壹方面約陳、張、姚三人到他家裏商量了壹次，委托他們代勞。說報告內容由陳考慮，他就不多過問了。另壹方面找秘書們準備壹個口頭講話稿（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麽做。
陳伯達從林彪處回到辦公室後，寫了壹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面列了幾個小標題。陳伯達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壹次，回來後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後由秘書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澤東寫了壹個報告，附上提綱呈毛。
毛圈閱退回陳伯達的提綱以後，他就甩開張姚二人自己寫了起來。姚文元來電話，他也不接。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妳這樣把他們拒之門外，他們會向上報告的。”陳回答說：“不管他，中央決定主要由我來寫，他們就是想塞進他們那些東西，這次我就是不讓他們參加。”寫完了第壹部分，就送毛。送上的稿子沒有回音。九大開完以後，陳伯達處收到了毛主席處退回的壹袋文件，就是陳伯達寫的政治報告第壹稿，陳的秘書吃驚地發現，毛未拆封看過。陳伯達用了壹個月時間，只剩下最後壹點了，他的稿子被否決了。他非常痛苦地對周恩來說：我的稿子只剩壹點了，怎麽辦？周說：那妳就把它寫完吧，作個紀念也好嘛 。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以後，葉群給陳伯達打電話安慰：“不用妳的稿子沒關系，他們要搞就讓他們搞去，林彪同誌是了解妳的，妳要註意自己的身體。”
周恩來讓陳伯達先拿出寫完的稿子交中央文革碰頭會。會上，張、姚說陳的稿子鼓吹唯生產力論。陳伯達說張、姚的稿子：“這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壹切，目的是沒有的！”
在陳伯達和張、姚爭論中，毛是站在張、姚壹邊。在毛決定使用張、姚的報告後，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了壹次批評陳伯達的會。說他搞唯生產力論。毛在會上嚴厲批評了陳伯達，他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妳的報告，妳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妳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妳腳踏兩邊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1950年妳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邊船，妳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批準，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要沈了，就趕緊去大抓壹把？”毛對陳伯達發這麽大的火，可能是看到陳的稿子把經濟建設放在重要地位，偏離了繼續革命思想。
“腳踏兩邊船”，延安時是指張聞天和毛澤東，現在是哪兩邊？只有毛、林了。也就是說，在政治報告、也就是“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什麽這個重大問題上毛、林產有分歧。
對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毛澤東在1969年三四月間作了多次修改，每修改壹次都送林彪那裏。林彪秘書張雲生回憶，張、姚的三次稿子送給林，林壹次也不看，壹字也未改，頂多只讓秘書講講毛對稿子修改的地方。報告前，張春橋要林彪政治報告稿上簽名，林彪壹口回絕。林彪放棄了作口頭報告的打算，只念毛定稿的文本，還念得結結巴巴。這表明，林彪不僅是對張姚寫的報告不滿，還包括對毛的不滿。
毛從什麽時候開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鵬認為，毛、林對“九大”政治報告的不同態度，是重大轉折之壹。
選舉和選票
4月24日下午，是第三次全體大會，也是最後壹次全體大會，大會的任務就是選舉。會場劃分為七個區，每區設壹個票箱，主席臺上單設壹個票箱。由於主席團成員比大會場其它區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臺上的投票先行結束，主席團成員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壹個排隊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選票投入票箱後，沒有跟隨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卻轉身快步向主席臺走去。但見他雙手扶著主席臺的前沿壹撐，兩腿壹蹬，便輕松地躍上主席臺，然後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領袖們自然都壹壹與他握手。這位代表的成功舉動，使得許多青年代表從投票的隊列中或從座位上向著主席臺跑去。原來躲在大幕後面的警衛人員紛紛出來阻攔，還是有不少人成功地沖到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面前，如願以償，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後，臺上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在臺前組成壹道人墻，才使局面得以控制。當時認為和毛主席握手是最最幸福的人，他回去後暫時不能洗手，大家要和他握手，讓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大會結束時，再次出現了狂熱的“表忠”場面。林彪宣布大會閉幕，毛澤東等坐在第壹排的中央領導人剛剛離席，坐在會場前部的許多青年代表，幾乎在同壹時間蜂擁而上，壹瞬間把主席臺上領導人用過的茶杯、鉛筆、紙張全部搶光。
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2人請假。分兩次投票：毛澤東以全票當選。林彪獲得1508票，會後有權威人士透露，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得1509票。風頭正健的江青獲得1502票，少了8票，江青認為有人背後搞鬼，要求調查。
江青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當時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這兩個權力很大的機構“貌合神離”，經常發生互相拆臺的事。吳法憲和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承認軍委辦事組的幾位在選舉中搞了名堂。
選舉前，葉群對吳法憲等人說：“林總講，現在江青太猖狂了。張春橋、姚文元過去都是榜上無名的小卒，現在的威望這麽高，看來當中央委員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要使他們的選票少幾張，不讓他們得全票，以殺壹殺他們的銳氣。”在這以後，吳法憲等人作了布置，指定軍隊裏有的人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午飯時，黃、吳、李、邱不僅給總參、總後、海軍、空軍、廣州軍區的老同誌代表打了招呼，也給自己的老戰友打了招呼。黃永勝和濟南軍區政委袁升平談。談完以後，袁升平開玩笑說：“哦，原來不是給自己拉票呀。”公布選舉結果時公布每壹個人的票數，江青少了8票，張春橋、姚文元可能少了十多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的票比中央文革的人多。江青聽到票數後就退席了。選舉後邱會作和肖勁光、粟裕閑談。邱說：“選舉的中心問題是當選和落選的問題，多幾票少幾票沒有意義。”粟裕說：“對壹般人沒意義，對特殊人物意義就大了。”在閉幕當晚的中央碰頭會上，張春橋說：“選舉中有人搞鬼，要徹底查個水落石出！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這不是少選票的問題，而是壹種見不得人的政治鬥爭。”姚文元也提出徹底查清選舉中的問題。黃永勝感到不安，對李作鵬和邱會作說：“可能惹禍了，妳們看出來了沒有？”江青壹夥要查選票的事，周恩來向毛匯報了，毛說：“要查選舉中的問題，就讓他們去查吧。我是不參加任何違反黨章的大合唱。”4月25日下午，周恩來對邱會作說：“妳回去同吳、黃說壹下，選舉中的問題，主席有指示，已經解決了，不要有什麽擔心。原則問題妳們要堅持，在些小問題上，常常會被別人抓住辮子，要吃大虧的。軍隊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壹致，這次關於選舉的問題有人給我寫了壹封信，揭露了這個問題。這信是寫給我的，可以到此為止。”
毛澤東在4月11日講話中說：“我提議幾位老同誌，就是妳們講的幾個老機會主義，都選進去。”“幾位老帥，李先念、李富春要選。” （許世友插話：應當選。）“王明他們（江青插話：王明不同。）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麽要緊！（許世友：他們反了幾十年，選進去了，他們還是要反，怎麽辦？）我們就永遠準備他反。（許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選。）那不就成命令主義？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嘛！朱德、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選進去。（董老：幾個老帥選進去是可能的，張聞天、王稼祥要選進去有困難。）”4月23日，毛又打招呼，說明天選舉把這些人選進去。
但是，把這些“對立面”選進中央委員會，並不是無條件的。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既要保證這10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受領任務：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面”的票，落實到“人頭”；各代表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後，必須以“三忠於”的高度、以黨性保證，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團不敢馬虎，由代表團領導親自動員、布置，有的還作了演練。大會秘書處還不放心，4月23日晚以大組為單位進行了預選，對結果感到滿意。
24日選舉結果，這些人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當選：朱德809票；陳雲815票；李富春886票；陳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聶榮臻838票；葉劍英821票；鄧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張鼎丞1099票。
“九大”選舉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名，共279人，其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只有53人，占八屆中委和候補委員167人（死亡者除外）的31.7%。
在九大剛剛閉幕到九屆壹中全會之前，發生了壹件事，這就是“李必達事件”。李必達是黃永勝的秘書。他發現黃、吳、葉、李、邱在“九大”前後經常秘密集結，議論江青。他還在電話中竊聽了這些人反對江青的言論。1969年4月26日，他寫好了壹封給毛澤東的信，共20多頁，壹式三份。壹份走機要，壹份請副總參謀長溫玉成轉交，壹份走地方郵局。李曾當過溫的秘書，他知道黃永勝與溫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溫玉成把信轉送中央。溫玉成看完信，經過壹番考慮，沒把信交給中央，而交給了葉群。葉群立即告訴了黃、吳、李、邱。4月28日，黃永勝命令他的警衛參謀李學金逮捕了李必達。4月30日，吳法憲派了壹架專機，將李必達押送到廣州。在飛往廣州的飛機上，李必達在《毛主席語錄》最後壹頁紙上寫下：“因為我揭發反革命集團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誌幫助我向毛主席報告。”機組人員在飛機上拾到語錄本，交給吳法憲，吳法憲交給葉群，葉群又把黃永勝和項輝芳叫到毛家灣研究對策。李必達被關進了廣州軍區監獄。
李必達通過郵局寄的那壹份，被黃永勝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過機要的那壹份送到了中央。事後，黃永勝打電話試探江青的反應。江青對黃說：“妳要來抄我的家嗎？”江青也曾給周恩來打電話：“我可能要遭到暗殺。”
李必達這件事會使毛澤東了解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私下裏有反對江青的秘密活動；李必達給毛寫信，卻受到秘密迫害；李必達被關在黃永勝長期管轄的廣州軍區；秘密迫害李必達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集體行動。這是高層政治鬥爭的重要動向。毛對這壹重大動向深藏於心，毫無表露。
軍隊裏的人為何反對江青？幾位軍頭的回憶錄中，都強調自己反對文革。因為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就是政治正確。實際不完全是這樣的。軍人反對江青和文革小組有幾個原因：壹，在文革中，代表中央辦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軍委辦事的就是軍委辦事組。這兩個權力最大的小組的意見時常對立，而且有權力之爭。江青想插手軍隊，軍委辦事組“像防賊壹樣防著她”；二，江青憑借毛夫人的地位指手劃腳，令人討厭。壹些在戰爭中出山生入死的將軍們怎能看得起她？三，作為“大內主管”的汪東興，對性格乖張的“主婦”不敢怒不敢言，就向軍人們散布毛、江關系不好的假信息，變相鼓動軍人反對江青。
4月28日，舉行了九屆壹中全會，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九屆壹中全會選舉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只有壹個副主席，就是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以下按姓氏筆劃排列）、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在公布的名單的排列方式上，極力突出林彪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周恩來的名字排位由通常的第三降到第四。宣布後，周立即從臺上走下來，坐到第臺下第壹排，毛把他請上了臺。這樣的排名方式，可能是周恩來的安排。
值得註意的是，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不投江青的票的那幾個人，在壹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時，照樣沒有投江青的票。這印證了張春橋的那句話：“不選江青的人決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也就是說，不投江青票的幾個人都在新選的中央委員之內，當然是軍委辦事組的那幾個人。陳伯達也沒有投江青的票。
在軍隊方面，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有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黃永勝任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是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8人為軍委辦事組成員。實際上，林彪通過軍委辦事組掌控軍隊，五位元帥只是掛名而已。軍委辦事組權力大了，中央文革小組逐漸取消了。幾位老帥不參與軍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不存在以後，在政治局內部，文革派和軍委辦事組的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兩個集團。
“九大”以後，周恩來的權力加強了。“九大”前的“碰頭會”周恩來僅是召集人，“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是名符其實的主持人。在毛確定的大框子內，周恩來是執行過程中的決策人。他將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半個國家主席（董必武代國家主席不管事）的權力集於壹身。多年來，毛壹直淩駕於政治局之上，周恩來主事以後，這壹情況更加明顯了，政治局集體領導要向毛澤東個人請示工作，聽他的指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說：“那時中央裏發生的重點的事，沒有壹件不是毛主席決定的，沒有壹件不是周恩來辦成的。”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屆壹中全會之前，毛澤東指定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三人小組，委托這個小組為九屆壹中全會提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名單。三人小組除了毛、林的電話以外，其他電話壹概不接，不與外界聯系。
黃永勝事後對吳、葉、李、邱說：“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曾經定了7個人的名單：毛、林、周、陳、康、黃，還有江青或張春橋。但是我推掉了。”黃不願當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當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當常委。我不能給他這個機會。”江青曾放言：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
三人小組第壹次上報的政治局委中名單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許世友、陳錫聯、汪東興、葉劍英、謝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黃永勝說：“我開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應講功勞，但不壹定要當政治局委員，這是為了大局，為了主席。康生壹聽就火冒三丈。會後，周總理對我說：‘妳太不懂了！’不懂什麽？總理沒有說。”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報名單。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加上了葉群。在王效禹、葉劍英名字下了壹個杠。後來毛說，王效禹就不考慮了。
林彪看到名單後，在葉群的名字上劃了壹個大叉，但沒有加上江青。邱會作認為，“這真是神來之筆，可以摸摸主席對江青是什麽態度。”
在三人小組會上，周恩來說：“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單上刪去的名字，我們還是要考慮的。我們堅持把這兩個人都列上，這也是從當前大局來考慮。”這樣，又加上了江青、葉群的名字。
在新的名單，毛還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在名單的旁邊寫上了李德生、紀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壹樣，在葉群的名字上打了壹個大叉。
林彪身體不好，不能經常參加會議，壹向由葉群出面。作為林辦主任，葉群在壹定程度上代表林彪，電話由葉群接，林彪的意見要由葉群“把關”，有時她提出“更好”的意見林彪也會接受。江青不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這兩個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態。所以，周恩來為這兩個人進政治局大傷腦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組繼續工作，主要是討論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周總理說；“整個名單就是江青、葉群兩個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整個名單就定下來了。從當前的情況出發，江青、葉群壹定要進政治局。要從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誠懇表明我們的態度。我們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匯報，12時後向林副主席匯報，爭取在明天，把問題分別談妥。”
27日上午10時，三人小組到了毛住處。周恩來說：“我們誠懇提出江青同誌壹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之內。把她列入固然有壹定的政治影響，不列入也會產生政治影響，甚至會產生更大的政治問題。權衡利弊，我們提議壹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選人名單。”毛說：“妳們要那就要吧。不管怎麽說，列上了責任在我身上，就這樣吧。”
三人小組到林彪家裏，周對林說：“關於葉群同誌列入政治局候選人名單問題，從現實政治情況來考慮，我們三人認為壹定要列入，否則會產生另外的政治影響。請林副主席同意我們的意見。”黃永勝說剛才到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們的意見，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們的意見。康生也提出了請求。林說：“無論同意或不同意把葉群列入政治局候選人，我都聽從毛主席的決定。”
最後，在毛處開會把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定下來了。毛、林、周、康、黃五個人在候選人名單上簽了字。
黃、吳、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幾次向他們講什麽是“中央政治”以及關於“中央政治”的範圍問題。什麽是“中央政治”？周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系。”邱會作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沒想到就是這麽壹句普通的話。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後，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會作後來對“中央政治”的理解是：壹，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而是和主席聯在壹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實際上，毛是想讓江青進政治局的，他劃掉江青，加上葉群就是為江青進政治局作鋪墊：江青的資歷和政治影響力都在葉群之上，葉群進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進政治局？
江青在有些時候很難相處，周恩來對她委曲求全。黃永勝對他兒子黃正說：就我親眼看到的，周恩來在政治局簡直就是壹個受氣的小媳婦。江青整他，他就是逆來順受，壹句都不敢反駁。有壹次開政治局會議，有重要的議題要研究。會還沒開始，江青就鬧，說：“總理，妳要幫我解決壹個嚴重的問題，不然就要出大事情！”周恩來問：“江青同誌妳有什麽嚴重的事情？”江青說：“我房裏那個馬桶現在天冷不敢用，太涼，壹上廁所就感冒，壹感冒我就不能去見毛主席，怕傳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鬧大病，這個問題還不嚴重啊？”周恩來說：“怎麽辦？我開完會派人去看壹看？”江青不幹，說：“總理妳對我沒有階級感情，階級敵人恨不得我快點死！”周恩來沒辦法，會也不開了，就帶著我們幾個到江青那裏去。周恩來對著江青那個馬桶，用手托著下巴，這樣看看，那樣看看，想來想去，最後說：“江青同誌，這樣好不好，我們沒有技術把這個馬桶的墊圏加熱，但可以用保暖的東西把墊圈包起來，外面再用軟和的布料包起它來，就可以臨時解決了。”江青同意了，周恩來馬上叫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做好。
在八屆十壹中全會以後，凡是有毛澤東出場的場面，江青的位置總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數情況下，江青總是同林彪並肩出場，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後；凡是周恩來領頭的場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並排出場；凡是中央文革單獨出場，江青總是走在前頭，後面的人還要跟她保持壹段距離。有壹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要吃藥，護士拿來了壹杯開水，周恩來用手在杯子上摸了壹下，對江青說：“開水不熱，請吃藥吧。”在黨內高級幹部中，由於她和毛主席的特殊關系，沒有不尊敬江青、不買江賬的。
?“九大”以後林彪、江青的關系
江青和林彪的關系是很微妙的，壹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壹方面，江青這個人有時做事不得體，令人討厭。特別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軍隊內的造反派，林彪要穩定軍隊，在觀點上就有沖突。因此，從軍隊支左開始，文革派和軍隊就有矛盾。
吳法憲回憶，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在京西賓館開壹個小型會議。會上陳伯達批評肖華，把很多問題引到軍委頭上。陳伯達說：“肖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政治工作引到資產階級的軌道上了。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清規戒律多，這也不準，那也不準，把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壹路過三座門（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裏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進這個三座門。”陳伯達這番話使在座的軍隊幹部憤憤不平。就在這幾天，肖華的家被北京軍區文工團和壹些軍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搶走了壹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葉劍英向林彪匯報了這些情況。林彪聽了勃然大怒，讓秘書打電話把江青叫來。說：“妳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妳們不同我商量，就罵肖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麽？妳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除我的壹切職務。”林彪說話時，江青想插話解釋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憤怒之下，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參謀備車，要和江青壹起找毛澤東。葉群在兩人中間，壹面哭，壹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還在林彪面前跪下來，抱著林彪的腿，不讓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說：“妳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妳可以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壹定要到毛主席那裏去呢？”在林彪罵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葉劍英、徐向前，讓他們兩人主持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傳達毛澤東對肖華問題的處理意見，即“抓肖華，抄肖華的家，搶檔案是不對的。讓肖華寫個檢討過關。”並通知肖華本人參加會議。結果，中央文革只有關鋒壹人參加會議，說：“陳伯達昨晚講話之前是因為喝了點酒，糊裏糊塗亂說的講了壹些錯話，江青在中央文革會上批評了他，陳伯達了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先沒有和江青同誌商量。”關鋒說完後，引起了軍人們更強烈的批評。
在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不久，軍委辦事組就和中央文革之間發生了碰撞。1968年夏，軍委辦事組向毛報告，建議凡涉及到部隊戰備、調動等重大問題的軍委文件，主送毛、林、周三人審批後即執行。毛批準了這個建議。這樣，中央文革就不能過問軍事。江青說黃永勝封鎖消息，讓黃檢討。黃沒有檢討。1968年秋，中央決定由黃永勝率團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阻止黃出國，還怒罵黃永勝：“國民黨搞黨國，妳們搞軍國，妳們搞軍隊領導壹切，妳們搞軍閥專政。妳們戴五星軍帽，穿紅旗領章軍衣，不受黨的領導，不覺得恥辱嗎？”毛還是讓黃率團出國。江青更加不滿。
九屆壹中全會以後，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頭會照常開。江青到會最早，她坐在周恩來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會議。她說：“今天的會是我讓召開的。我要向大家說壹個問題，現在有人在搞陰謀，壹切事情都不告訴我，連電話都不打壹個，這是壹個嚴重的問題。” “妳們以為文化革命結束了，當了什麽委員就保險了？妳們的歷史賬還鎖在我的保險櫃裏，有種的，我們來較量壹下吧！”江青放了這段狂言後就走了。邱會作認為，江青說的搞陰謀就是周、康、黃三人小組提名單時沒有跟她通過氣，實際是她知道了李必達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會堂召開中央政局全體會議，周恩來傳達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後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體領導並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點名參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先念、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紀登奎、李德生。這樣，“九大”政治局集體領導取代了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
邱會作認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進行了壹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林彪勝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勝利帶來了更大的災難，“九大”以後的鬥爭更激烈了。
?“九大”以後，黃永勝幾乎沒有壹天不議論江青這些人的事。黃、吳、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關於林、江關系，他們四個人無話不說。黃永勝對李作鵬、邱會作說：“我們是壹根繩上的螞蚱，出了什麽事，我們壹個也跑不了的。妳們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黃、吳、李、邱說江青有宗派，其實他們自己也結成了宗派。他們這個宗派談起江青總有說不完的話。“九大”期間的壹天，黃、吳、李、邱四人在京西賓館大樓八層東邊大房間裏從晚上八時談到第二天早晨六點，整整談了十個小時，集中談林、江關系。
“九大”以後，江青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具體的分管部門。江青先到毛澤東那裏要求分配工作，毛沒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好，擋了五、六次駕。最後實在不好再擋了，就讓江與林彪談了壹次話。江青說：“請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說：“政治局委員就是工作。”江青說：“壹點權力也沒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說：“在集體領導中，妳贊成或者反對就是權力！”江青急了，說：“現在我在政治局裏是多余的人！”林彪說：“像我們這些人，可以說都是多余的人！”說完就閉目養神，不再開口了。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德生、謝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處釣魚臺11號樓開會，李德生也參加了。江青壹氣講了３個小時，講她的革命經歷，以及在延安和毛結婚的前前後後，然後就逐壹評論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三位常委。說周恩來有行政能力，勤勤懇懇，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則不行，看得不準，決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體工作。還說“這與他這個人在歷史上走機會主義路線有關，歷史上他就是東風來了擁護東風，西風來了擁護西風，跟著王明跑，蘇區損失很大。·····”說康生“有理論水平，同修正主義鬥爭很堅決，是有功的，但他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少。”說伯達“是書呆子，不會辦事，沒有主張，經常講錯話我們都給他擦屁股。整個中央文革的擔子都壓在我身上。”聽到江青這些不得體的話，黃永勝離開了會場，吳、李、邱也跟著走了。他們認為江青講這些話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說了這件事。林讓黃永勝、吳法憲兩人到毛主席那裏去，據實向毛主席報告，並讓葉群親自打電話給毛處聯系。由於馬上要參加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他們兩人向毛作了簡短的匯報。毛說的第壹句話是：“壹個政治局委員找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壹些問題是可以的。”第二句話是：“妳們知道江青也是壹霸。”第三句話是：“妳們今天同我說的這些問題，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說，她要是知道了，妳們就不好混了。”吳法憲回憶說：“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的匯報不感興趣。”“毛澤東聽了我們的匯報後若無其事，好像江青這樣做並沒有什麽錯似的。毛澤東當時的這壹態度，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事後，吳法憲、邱會作向周恩來作了匯報，把整個過程都說了。周當時很激動，連眼眶都有些濕了，他連說了兩句：“老同誌就是老同誌！”“老同誌是能理解大事的！”
汪東興和軍委辦事組關系密切，軍委辦事組的人討厭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關系到底怎麽樣，就經常向汪東興摸底。汪也討厭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動軍委辦事組的人反，所以盡說毛對江不好的壹面。後來黃、吳、李、邱發現，他們上了汪東興的當，毛是很看重江青的。毛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1日的南巡講話中，談到路線鬥爭時還表揚了江青。毛說，江青直接參與的兩次路線鬥爭，就是同劉少奇，還有與伯達和那個人（那個人是誰沒有點名，聽者都知道）的鬥爭。這都是江青端出來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懷、高崗、饒潄石的鬥爭她在國外，沒有介入到核心裏來。這個人頭腦清醒，我的話她是聽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又說：我承認江青有她的獨特的優點，她看問題很尖銳，很準確，也很認真。對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錯誤，都是她首先察覺到的。這壹點我應當向她學習，妳們也應當向她學呢。軍委辦事組的人上了汪東興的當以後才明白：“其實，主席和江青關系很深，毛從來沒有真正批評過江青，更沒有想過要打倒江青。留心歷史的人會發現，毛每次講江青的壞話，都不是動真格的。
毛澤東對“軍事官僚專政”的憂慮
“九大”和九屆壹中全會，是軍人的勝利，是林彪的勝利。“九大”產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軍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勢力占主導地位；在九屆中央委員（１７０名）和中央候補委員（１０９名）中，軍人占４９％，接近壹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壹把手，也絕大多數是“支左”的軍隊幹部。以天津為例，當時參加“三支兩軍”工作的軍隊幹部共有４０３５人，其中有３１７２人參加了地方政權和企、事業單位領導班子。全市區、局黨委書記６０人（６０個單位）中，軍隊幹部４４人，占７３．３％，市級機關壹級組（當時稱“組”，即現在的部、委、辦）組長１１人當中，軍隊幹部就有１０人，占９０．９％。和其它省、市、自治區相比，天津軍人比例不是很大的。擔任江蘇黨、政、軍壹把手的許世友，將當地的行政權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軍隊幹部手中。截至1970年，軍方的集權統治已達到如下程度：江蘇全省14個專區的黨政壹把手全部是軍隊幹部；而在全省68個縣裏，有61個縣的黨政壹把手也都是軍隊幹部。當時的中國，頗有“軍天下”之趨勢。毛在九屆壹中全會上說：“現在蘇修攻擊我們，什麽塔斯社的廣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產黨人》的長篇大論，說我們現在······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雖然表示不同意這個說法，但不排除他內心深處的憂慮。
九屆壹中全會以後不久，5月31日，毛澤東到達武漢，隨行攝影記者錢嗣傑看到：“毛澤東抵達梅嶺壹號，走進過廳，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走廊的毛主席照片上；隨後，他走進客廳，又走進書房，再到臥室，看到了更多的照片和語錄。毛澤東的臉色越來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員立刻將語錄和照片統統摘下！”毛主席語錄是林彪壹大發明，也是他的政治資本。毛澤東下令摘掉是出自“偉大的謙虛”？顯然不是，毛主席語錄掛遍全國已多年了，遲不摘，早不摘，為什麽九大以後摘？為什麽是摘的時候臉色不好看？這也是奧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後，不僅林彪集團（黃、吳、李、邱等）和江青集團（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澤東對林彪的猜疑也逐漸加深。林彪壹直韜光養晦，千方百計地避免毛對他的猜疑。但百密總有壹疏，有壹件事加深了毛對他的猜疑，這就是“林副主席第壹個號令”。
1969年，是中蘇關系最為緊張的壹年，1969年3月2日發生了珍寶島事件。8月13日，在新疆發生了鐵列克提事件，中蘇邊境形勢全面惡化。為緩和兩國緊張局勢，9月11日，周恩來在北京首都機場貴賓室會見了從越南回國路經北京的蘇聯政府領導人柯西金，雙方舉行了較長時間的會談。可是，柯西金回國後，蘇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卻沒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隨後，中方要求兩國政府換文，確認周、柯達成的諒解，被蘇聯拒絕。當時中國領導人確信，蘇聯有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具體計劃。10月5日，林彪在黃永勝、吳法憲等陪同下，乘子爵號飛機勘察張家口壹帶的地形，並檢查了部隊的戰備工作。從張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澤東委托，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分析中蘇關系的發展趨勢，研究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時的具體措施。而這時，柯西金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建議在北京開始中蘇邊界問題談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來，告知蘇聯談判代表團將於10月20日前抵京。根據“布拉格事件”的教訓，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的那壹天，很可能就是蘇聯進攻的時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壹定要做好準備。
由於要準備打仗。1969年國慶節後，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緊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先後被“戰備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剛剛“疏散”到蘇州才兩天的林彪，向黃永勝發出了“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黃永勝讓副總參謀長閻仲川記壹記，向部隊傳達。閻仲川讓作戰值班室參謀整理出壹份電話稿。為應對蘇聯襲擊，成立了前線指揮部，這是開設前線指揮部以來第壹個首長指示，所以就標“林副主席指示第壹個號令”。這個號令18日用電話向下傳達，共6條：壹、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是19日、20日應特別註意。二、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立即疏散隱蔽。三、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防止美帝、蘇修可能突然襲擊，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無後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各級要加強首長值班，及時掌握情況。執行情況，迅速報告。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讓秘書加了壹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東興同誌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指示為準。”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主席對林彪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麽意見。根據“第壹個號令”，當時95個師、大約94萬士兵、4100架飛機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艦艇都進行了疏散隱蔽。從“第壹個號令”產生的情況來看，這是林彪應該做的事，但“第壹個號令”影響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權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澤東看到汪東興給他“急傳閱件”的“電話記錄”，壹臉不高興地說：“燒掉！”汪東興以為是讓他燒掉，毛自己劃根火柴給燒了。為了留下傳閱件的編號，汪東興把信封留下了。1971年12月11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壹）明確指出這“實際上是壹次篡黨奪權的預演。”“9·13事件”後，閻仲川因“第壹個號令”關押了7年。
多年有壹個傳說，由於林彪的“壹號命令”，１９６９年黨政軍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嚴重後果，劉少奇死在開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成員，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當前形勢估計作出決定：在京老同誌於10月20日或稍後戰備疏散到外地。周恩來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個人的去處：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到廣東；陳雲、鄧小平、王震到江西，陳毅到石家莊，聶榮臻到邯鄲、徐向前去開封。劉少奇送到開封，陶鑄送安徽合肥。周恩來說“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電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專機或專列。”“壹定要帶夫人去，原北京住處均保留不動。”毛澤東14日去了武漢，林彪16日去了蘇州。黨政軍元老疏散外地是戰備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與林彪“壹號命令”沒有關系。
毛澤東搞文革有壹個總目標，就是實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但在具體實施上卻是走壹步，看壹步。說是“偉大戰略部署”，實際上還是問題導向，相機而動。毛澤東哪裏會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劉少奇以後，發現林彪是壹個比劉少奇更難對付的對手。這完全打亂了毛召開“九大”來鞏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漸恢復穩定的戰略部署。“九大”閉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揚鑣開始之時。毛澤東建立新秩序設想成為泡影。
全國各地敲鑼打鼓地歡慶“九大”勝利召開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發酵之時。15個月以後，在1970年秋的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毛、林之間的沖突終於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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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霧鎖廬山：九屆二中全會
廬山，坐落於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內，聳立於長江中遊的鄱陽湖畔，風景秀麗，夏天涼爽宜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廬山出現了英、俄、美、法等18個國家不同風格的別墅近千幢，20世紀30年代，廬山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夏都”。廬山與雞公山、北戴河、莫幹山並稱中國四大避暑勝地。壹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於此。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廬山是壹個多事之地。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加劇了正在發生的大饑荒；1970年的廬山會議，又是壹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然而，這場鬥爭的真實情況，壹直被蒙在廬山的迷霧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委員100人。上山之前，雙方的鬥爭就很激烈，毛澤東察覺到高層湧動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警告： “要把這次全會開成壹個團結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的失敗的會。”
在新的壹場鬥爭中，壹方是中央軍委辦事組的黃、吳、葉、李、邱，還有陳伯達，他們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臺是林彪，通稱林彪集團；另壹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員，即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他們也都是“九大”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他們的後臺是毛澤東。這兩派的鬥爭，也稱釣魚臺（中央文革辦公地）和三座門（中央軍委辦事組辦公地）的鬥爭。陳伯達本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他在中央文革裏是壹個受江青等欺負的角色，葉群出於政治目的，在陳伯達被釣魚臺冷落時，給以關照。陳伯達發現林彪集團有反江青的傾向時，逐漸向林彪靠攏，希望借此鞏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後還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團的幾位骨幹，在戰爭年代是壹個山頭的（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在1967年“5·13事件”中，他們對文革又形成了壹致的看法，他們支持軍隊內的保守派，打擊軍隊內的造反派，從而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黃永勝擔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以後，他們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林彪的秘書張雲生記載，1970年夏，毛家灣（林彪住地）接待的客人有壹個很窄的範圍，經常就是那幾個人：陳伯達和黃、吳、李、邱。他們相聚的時間大都在晚上，力圖避開釣魚臺（中央文革）的註意。例如，陳伯達到毛家灣來，通常是從釣魚臺出發後，先在市內其它地方兜圈子，然後再轉向毛家灣。黃、吳、李、邱到毛家灣“看電影”，也是對釣魚臺嚴加保密的。有壹次，吳法憲在毛家灣看電影，江青要找他接電話，吳法憲的秘書告訴江青，吳不在家，江青問吳去什麽地方了，秘書說不知道。其實秘書知道吳在毛家灣。等江青放下電話後，秘書急忙掛電話找吳法憲，吳法憲不是在毛家灣給江青回電話，而是坐車到三座門回電話。如果林彪集團中的壹個人和中央文革的人發生沖突，馬上向其他人通報，共同商量對策。
在沒有議會上爭論和傳媒開放的專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現朋黨之爭。沒有桌面上的公開辯論，必定有背後的秘密鬥爭。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共，“反黨集團”總是壹個接著壹個的出現，其原因蓋出於此。
上山前的第壹輪博弈：要不要設國家主席
九屆二中全會是為召開四屆人大作準備。1964年12月召開三屆人大到這時已經6年了，超過了五年壹屆的期限。時至1970年，中學紅衛兵到農村插隊，大學生紅衛兵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群眾組織已經解散，毛放出的“孫悟空”們已壓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亂”的局面已經結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會，地方黨組織正在重建，現在該是重建政府機構的時候了。
重建政府機構面臨壹個繞不開的問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這個禮儀性職務好幾年了。董必武已84歲，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誰當國家主席？在壹黨專政的條件下，如果不是黨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則是沒有權力的空銜。毛壹向厭煩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也不願意承擔行政事務。他已經大權在握，沒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國家主席這個職務。當時，除了他以外，只有壹個人選，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讓林彪當國家主席。“三支兩軍”以來，軍隊進入了各級政權機構，林彪勢力空前強大，毛擔心軍隊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經出現裂痕，他對林彪的信任程度大減。
站在林彪的立場來看，讓林彪當國家主席是名正言順的。他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是副統帥，而他的行政職務還是國務院副總理。這個職務是1954年安排的，壹直沒有變動。林彪處於壹個名實不符的狀況。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屆和第三屆人代會，毛的接班人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按這個先例，作為接班人的林彪自然該當國家主席。毛任中共中央主席，接班人擔任國家主席，這是當年毛澤東向劉少奇逐步交班的模式。現在，毛廢除了這個交班模式，不讓林彪擔任這個職務。從林彪的身體狀況和性格而言，他不壹定在乎國家主席這個職務。但是，湖北蠻子的犟勁，毛越是不讓他當，他越是要較勁。因為他知道，讓不讓他當國家主席，是測量毛對他信任度的試金石。他在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和毛較勁，逼出毛對他的真實態度。由此，就國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間妳來我往，進行了六次拉鋸式的博弈：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提出關於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汪東興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毛的意見和建議。
周恩來讓葉群向林彪轉達毛的意見，3月9日，在蘇州的林彪讓葉群轉告在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問題給毛寫了壹個請示報告，毛審閱後明確批示不設國家主席。
3月17日到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黃永勝、吳法憲等堅持設國家主席，會上為此激烈爭論。周恩來打電話給汪東興，讓他把會上的爭論向毛匯報。毛聽完匯報後說：“不設國家主席的話，我早就說過了，還派妳回京傳達過。憲法上不要寫了，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林彪通過他的秘書給毛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沒有理會，只讓秘書打個問候性電話。
4月11日晚11點半，林彪在蘇州讓他的秘書給中央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他三點意見：1，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建議仍然由毛主席擔任，這樣作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2，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問題都不大。3，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
4月12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同意林彪的設國家主席並由毛主席擔任的意見。政治局向毛寫了報告。毛當天看了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但林彪仍然堅持己見。《周恩來傳》說這是“文革”以來毛與林第壹次在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
4月下旬，毛回京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孫權讓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我放在爐子上烤，我勸妳們不要把我當曹操，妳們也不要當孫權。”再壹次表達了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5月17日下午，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林彪家，談起毛說的“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由林彪來當”時，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壹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壹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
邱會作認為，林彪同意設國家主席，幾個常委同意設國家主席，都是從國家體制去考慮。毛說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也許毛把設國家主席問題和接班人問題連在壹起考慮了。吳法憲認為，林彪也不想當國家主席。其理由是：國家主席是虛位，林彪現有的職務都是實的，沒有必要爭這個虛位；林彪身體不好，又不喜歡出頭露面。林彪不存在“急於搶國家主席”的想法。
毛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是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林有沒有野心；林堅持設國家主席，也要通過這件事試探毛對他的態度：讓他當接班人是真還是假。於是，國家主席就成了壹個焦點。當然，這個焦點是外表，其核心還是毛對他的接班人已經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換接班人不會引起激烈的沖突，但在專制制度下，換接班人，對林彪就是災難，劉少奇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鑒。毛、林這個鬥爭焦點就要在廬山會議上反映出來。毛後來說“設國家主席”是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反黨綱領”。從接班人這個鬥爭焦點來說，毛的這個說法的確點中了要害。
上山前的第二輪博弈：關於“政治武器”
在新的壹場政治鬥爭中，林彪集團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圖先聲奪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經過多年煉成的。神化毛澤東，從延安整風時就開始了，中共“七大”時就成了定規。經過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陶鑄、柯慶施等黨內高層人物的大力吹捧，經過20多年各種輿論工具的大力營造，全黨、全國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政治氣氛：對毛澤東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判別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崇毛，就是政治正確；不崇毛，就是政治錯誤。誰壹旦被打成“反毛”，就會身敗名裂。幾十年崇毛輿論的薰陶，對反毛者血腥鎮壓的恐怖，中國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發生了變化：崇毛就感到安全，聽到反毛的言論就感到不安和恐懼。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崇毛的主動權，誰就站在“政治正確”的制高點。林彪主持軍隊工作以後，就搶占了這個制高點。他大張旗鼓地、千方百計地神化毛澤東。他這壹作為，不僅為他地位上升撈得了政治資本，也把崇敬毛、忠於毛的政治氣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將“崇毛”這個政治武器煉得更加威力無比，壹旦祭起這個武器，就能夠攻無不克。
毛澤東早期需要個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劉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壹系列崇毛的作為。以毛之精明，他不會陶醉於十億人對他神壹樣的崇拜，只是利用別人對他的崇拜實現他的政治目標而已。壹旦發現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壹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討嫌。毛察覺到林彪集團已將“崇毛”作為政治武器來使用，他就不聲不響地拿掉了林彪集團這個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領神會，審慎地緊跟。而軍人們對他們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還渾然不覺。為了保衛他們得心應手的政治武器，他們和文革派抗爭。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憲法修改小組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開始爭論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雙方相持不下。接著，吳法憲主張在國務院這壹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康生、張春橋說：“再寫上重復，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張春橋還說：“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地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的、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壹種諷刺。”“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林彪的話。吳法憲質問：“張春橋，妳解釋清楚，妳說這話是什麽意思，妳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吳法憲說張春橋“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陳伯達在衛生間聽到了聲震屋瓦的爭吵，出來後站在吳法憲壹邊。還對吳說：“今天的事情不簡單，妳應該向林副主席反映壹下，向周總理和黃總長反映壹下。”吳法憲聽取了陳伯達的意見，首先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表示支持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吳法憲又給葉群打電話，向她匯報了會上爭吵的情況。壹個小時後葉群回電話：林彪說吳法憲的意見是對的。
8月15日上午10點半，在徐州的李作鵬接到黃永勝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修改憲法小組發生很大爭論，吳胖子很孤立，妳趕快回來。”當天下午，李作鵬回到北京到黃永勝處，黃向他介紹了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還對李作鵬說：“現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毛主席。”
林彪是壹個精明並且工於心計的人。旁人看來，他壹直是緊跟毛澤東。但是，緊跟只是在公開場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門城樓，林彪總要比毛早到壹兩分種，在電梯前迎候毛。這是葉群精心安排的。葉群對林彪的警衛處長李文普說：“上天安門城樓，首長不能搶在主席前半步，但到達城樓下的時間，首長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鐘。這是最大的政治，妳懂嗎？”大家都知道林彪“語錄不離手”，其實，林彪每壹次參加群眾集會，都是由李文普拿著語錄本，到了現場李文普才把語錄本交給林彪。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拿起語錄揮動。口號聲壹停，語錄本又回到李文普手裏。在表面上看，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說毛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的真實想法卻相反，他私下寫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毛 “最大的憂慮是在表決時能否占有多數”毛搞“小幫幫”“他先為妳揑造壹個‘妳的’意見，然後他來駁妳的意見，並無，而揑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註意他這壹套。”基於對毛看穿，林這自己定的對策是：“不建言，不批評，不報壞消息。”“最迅速地響應他的每壹個新的倡議，因為他正迫切地等待著別人的態度。”“不提不同的主張，永遠不會出亂子，聽命。”“妳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聽他先說才可壹致。”在中共所有領導人中，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質。
極權政治制度是兩面派、陰謀家的肥沃土壤。在這種制度下“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語）。林彪將兩面派做到了極致。他這樣做毛澤東不可能壹點沒有察覺，在他需要的時候，容忍並接受了這些虛偽的吹捧，時間長了也會反感的。所以，毛澤東壹方面自己主動地“反對個人崇拜”，另壹方面對軍隊的指揮權保持高度的警惕：
壹，刪掉“三個副詞”。“三個副詞”即“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斯列寧主義”，最早見於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講話，後來寫進了八屆十壹中全會公報。1966年12月16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又寫進了了這“三個副詞”。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毛澤東圈去《黨章》中的“三個副詞”。因此，“三個副詞”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和新《黨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團的成員渾然不覺。為了保衛這句話，還和文革派爭吵。直到廬山會議上他們慘遭失敗後的8月27日早上，林立果送給吳法憲壹本“九大”的黨章，說是林彪讓他送的，讓吳法憲看壹看，還說：早在“九大”黨章中，就沒有這三個副詞。吳法憲壹看，果然如此。上午，吳法憲拿黨章，問周恩來：黨章中三個副詞為什麽刪掉了？後來周恩來讓辦公廳的人查，結果是，毛在審閱黨章時自己圈掉的。1970年6月11日，毛在接見外賓時，曾兩次以諷刺的口吻談到，蘇共21大決議把赫魯曉夫的報告稱作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報壹刊”社論《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沿用了好幾年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句話中加了四個字，改為“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加上了“毛主席和”這四個字，就不是林副主席壹個人直接指揮了。陳伯達與張春橋發生爭執。陳主張把 “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在報刊上的標準提法中沒有這四個字，如果突然加了這四個字，會引起外界議論。張春橋則堅決不讓。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設法調解。他們專門作了調查，才發現上壹年的“十壹”社論中已經增加了這四個字！這四個字是張春橋、姚文元加的。張、姚沒有這個膽量，顯然是毛澤東的意圖。毛在壹年以後的南巡講話中就明確地點出來了：“難道締造就不能指揮嗎？”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斯諾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討嫌！總有壹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壹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壹概辭去。”斯諾問：“過去是不是有必要這樣搞啊？”毛答：“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1971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本人審定，中共中央將這次談話紀要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黨的基層支部，口頭傳達至全體黨員”。聽了這個文件的傳達，人們自然想到林彪。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在同政治局同誌談話時，批評了形式主義的種種現象。他說，妳們最好把人大會堂的語錄統統取下來，不把那些東西取下來，我再也不進人大會堂。他讓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辦這件事。李德生就把人大會堂、京西賓館的所有語錄都取了下來，換上了圖片或國畫。當時，全國各地，從單位到家庭，從墻壁到報紙，毛主席語錄無處不在。
上山前的第三輪博弈：誰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帶著張春橋等到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親自看望林彪，確實少見，必有要事。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林彪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什麽考慮。毛談周的接班人是繞彎子，接著進入實質，毛問林彪：我年紀大了，妳身體也不好，妳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妳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麽樣?林彪開始沒有回答，過壹會兒，林彪借談反修防修的問題說：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他說的小資產階級，暗指張春橋。文革前夕，毛對劉少奇不滿意，曾考慮讓林彪或鄧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對鄧小平欲除之而後快。現在冒出來壹個張春橋，林彪怎能容忍？顯然，毛澤東不是想用張春橋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讓張春橋當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體不好，壹旦確定了張春橋是林彪的接班人，隨時可以替代。回過頭來看，如果毛不想讓林彪當接班人，讓林彪體面地過渡幾年，然後將權力交給對毛的思想領會最深的文官張春橋，也不會出現“9·13”悲劇。然而，無論從思想上和經歷上，林彪和張春橋沒有多少共同的東西，林彪對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慮。
在東方專制國家，最高專制者讓自己的兒子接班是常事。毛澤東著意培養他的長子毛岸英，對他嚴格要求。1936年，14歲毛岸英被安排到蘇聯，開始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以後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讓他到農村上“勞動大學”，給他創造了解農村的機會。朝鮮戰爭壹開始，又把毛岸英交給彭德懷，讓他經歷戰爭。人算不如天算，毛岸英死在朝鮮。如果林彪上臺，很可能交班給他的兒子林立果。九大之後，林彪將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讓兒子接班的意圖。這不僅否定了毛澤東隔代指定張春橋接林的打算，更是刺中了毛澤東心靈深處的隱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他姐林立衡1962年上清華大學自控系，因嫌數理化負擔重，轉到北京大學文科）。北大物理系是6年制，文革開始時林立果是三年級學生。1967年，林彪、葉群通過吳法憲把林立果排在空軍司令部。
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對林立果大力栽培。他先把林立果安排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還讓黨委辦公室的科長周宇馳和劉沛豐“傳幫帶”。吳法憲還向黨辦主任王飛交待：“林副主席把他的獨子交給我們，我們壹定要把林立果培養成才。”林立果進入空軍半年就入了黨。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在提拔林立果的同時，周宇馳、劉世英也被提拔為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這時王飛已是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吳法憲當著王飛、周宇馳的面對林立果說：“妳在空軍可以調動壹切，指揮壹切。”這種拍馬屁的話雖然不可能成為現實，但確實大大提高了林立果在空軍的地位。
據和林立果在壹起工作過的陳昭說，“在我印象中，林立果是個有才華、有思想的青年人。他跟人談話，要求對方談出思想和觀點來。”“他是個有魅力的人。口才很好，講話很吸引人。他還愛好科技，搞過空軍雷達天線的改造。毛澤東對此還專門有過壹個批示，說是不能叫作發明，叫作技術革新。”毛的批示無疑是對林立果的勉勵，林彪趁勢把林立果推出。1970年7月23日，林彪帶著林立果到壹家大型軍工廠視察。進入廠區，林立果緊隨林彪之後，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接受軍隊的夾道歡迎。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作了長達7個小時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報告》。林彪聽了“講用報告”的錄音，得意地說：“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軍常委決定在空軍系統“三代會”上放林立果“講用報告”的錄音。吳法憲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放了壹顆政治衛星”，林立果是“偉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彪對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勵。有資料說，毛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在私下對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還沒死呢，林彪同誌身體不好，有點迫不及待地準備自己的接班人了。?
林彪不同意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在新的壹場鬥爭中，張春橋成為林彪集團的攻擊對象。
林彪在開幕式上講話
1970年8月18日下午1點，毛澤東乘坐的專列火車到達九江（毛外出都是兩列火車，前壹列是警衛部隊，後壹列是他的座車），汪東興是隨毛壹起到的。吳法憲和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楊棟梁到九江迎接。吳法憲到機場再接其他人，程世清和楊棟梁送毛壹行上了廬山。汪東興對程世清說，這次開會，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毛的隨從汪東興說的這話，人們以為是毛的意思。“林副主席往哪裏擺”這句話本來出自汪東興之口，後來加在葉群頭上，說是葉群對吳法憲說的。“9·13”事件以後，專案組在審查吳法憲時，吳法憲只好按專案組的要求承認了，在他出獄以後寫的回憶錄中否定了這個口供。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處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出席了會議。確認了議程。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壹元化，即形式上有壹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希望毛擔任黨的主席兼國家主席。毛聽了很不滿意，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妳們願意要國家主席，妳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國家主席。”毛還嚴厲地說：“要把這次會開成壹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成分裂失敗的會。”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布會議議程，康生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康生講完後，毛澤東宣布：請林彪同誌講話。林彪講了壹個半小時。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壹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30條中間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壹條。這條反映出我國革命經驗中間最根本的經驗。”林彪還講到天才問題。“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毛主席的著作中間所發揮的，所具體化的，所增加的新的東西，妳們翻開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他們沒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他說：“關於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我有壹點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延安召開“七大”時提出來的。······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好像天才論不對。這如果是下面的人這樣說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講的，就會影響到全國，就會引起混亂。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提出多年了，這個問題是不能動搖的。中央和地方的同誌，尤其是中央的同誌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刪了這“三個副詞”，他說“中央的同誌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是批評否定“三個副詞”的張春橋。與會者多數人聽不明白，講話博得了大家的熱烈鼓掌。林講完後康生說：“林彪同誌——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講了毛主席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國革命運動中間的偉大歷史地位，以及對憲法的說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擁護。”並且說，在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的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壹致的。”康生講完毛澤東就宣布散會。這時，不僅軍委辦事組的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很多人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
吳法憲回憶，會前，葉群兩次告訴他，林彪在會上不講話。林彪為什麽突然講話呢？陳伯達告訴邱會作，８月２２日晚，陳伯達到林彪處對林彪說：“九大以後，無休止地運動，不但沒的減弱，反而在繼續發展。造成這種局面，在主席那裏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張春橋。江青不能碰，碰碰張春橋是可以的。”陳伯達非常希望林彪講講話。林彪被陳伯達說動了。會後，吳法憲從葉群那裏得知，２３日開會前的常委碰頭會上，毛曾問林講不講話，林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紹了在憲法修改小組上吳法憲和張春橋的爭論。毛說：“這個要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林說：“想講兩點，壹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二是講壹講天才問題。”林彪還對毛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說：“這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背後搞的鬼。妳可以講，但不要點張春橋的名。”官修《毛澤東傳（1949-1976）》說林彪講話“事先沒有打過招呼”，“到全會臨開幕的前壹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幾個常委提出‘要講幾點意見’”。官史也承認，會前林和毛及常委談過，這印證了葉群的說法，但毛林交談，不是“壹刻”，而是“時間不短”，當事人陳伯達回憶說：“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壹個房間裏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他人，在另壹房間裏等待，等的時間不短。”“散會後，我去問林彪：妳的講話是不是事先向毛主席講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這裏需要研究的是，葉群說毛同意林不點名地批評張春橋是不是真實。毛為什麽同意林批評張春橋？是不是像有的歷史學家說的“引蛇出洞”？如果是“引蛇出洞”，林彪被引出來了，毛應當高興。但是，毛的警衛隊長陳長江說：“出席會議的代表都為林彪的講話鼓掌，只有主席沒鼓掌，表情悶悶不樂，宣布散會。主席沒有像往常壹樣與各位握手，就從側門出來，乘車回到住處。”毛的服務員張玉鳳說：“下了會場，主席就很不高興。吃飯時間壹推再推，飯菜壹熱再熱。再讓他吃，他就發火。”
林彪講話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這只有了解高層鬥爭內幕的人才懂得。多數人是聽不出來的。
“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林彪講話不點名批評了張春橋以後，吳法憲、葉群、邱會作等人很興奮。23日晚8時，邱會作給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打電話：“山上熱鬧，妳知道了嗎？”黃說：“剛才吳胖子來過電話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說了，真高興啊！晚上還多吃了壹碗飯。”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天天給黃永勝打電話，通報山上的情況。晚上，邱會作和李作鵬讓吳法憲到葉群那裏了解壹下情況。吳從葉那裏回來說：葉群講，開會前主席和林交談了很久，林向主席反映了壹些情況，主要是吳法憲和張春橋吵架的事。主席說，張春橋的後臺是江青。主席說林彪可以在會上講壹講，但不要點名。然後，陳伯達、吳法憲、邱會作等在吳處談到24日淩晨3時才散夥。談話內容主要是張春橋。
8月24日上午，葉群同吳法憲等商定采取統壹行動；各組討論時，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要分別在華北、西南、中南、西北組同時發言，擁護林彪講話，宣講“天才”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極力煽動“揪人”。
8月24日下午，吳法憲到西南組對成都軍區政委謝家祥說：“妳叫梁興初壹起到我那裏去壹下。”晚飯後，謝、梁二人到了吳法憲的住處，吳法憲問：“妳們發言沒有？”謝說還沒有發言。吳說：“妳們是老同誌了，妳們應該發言，這是保衛毛主席嘛。”他說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反對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張春橋。並告訴我們“要保密”。第二天，謝、梁就發了言。邱會作也到東北組和王輝球和王秉璋串連，要他們發言支持林彪的講話，要他們批評張春橋、姚文元。
邱會作24日下午參加西北組的小組會，吳法憲打來電話說：“姓汪的來電話說，他已經發言了，叫我們快發言，也叫空軍、海軍、總後及其它軍隊同誌發言。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今天發言表示妳自己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明天發言就算隨大流了。今天發言很重要。要盡快發言。”邱會作說：“姓汪的指揮到我們頭上了。”吳說：“人家也是好心嘛！語錄妳拿到了嗎？這是汪主任親自給我的，讓軍委辦事組近水樓臺先得月。”邱說：“對，對，對，知道了。”24日晚，汪東興逐個給吳、李、邱打電話，詢問他們發言情況，汪很亢奮。汪東興的發言是全會發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議設國家主席”，並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筆桿子壓槍桿子”，提出要揪人。
全會按大區分為東北、華北、西北、華東、西南、中南六個組。24日下午，在連續收聽兩遍林彪講話錄音以後開始分組討論。與會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講話指誰，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會錯，擁護副統帥林彪的講話不會錯。多數人隨大流，說林彪的講話好，跟著喊讓毛當國家主席，說毛是天才。能看出來揪張春橋的只是少數人。
陳伯達在華北組首先發言，他壹開始就大力贊揚林彪的講話，接著大講天才。他說：“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壹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壹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陳伯達引用林彪幾年來說毛是天才的話，然後攻擊否定天才的人。他說：“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壹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壹種諷刺。” “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壹中全會公報上，是十壹中全會通過的。十壹中全會公報上就是這樣寫的。八屆十壹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壹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壹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汪東興在華北組發言先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的講話”，既吹捧毛，又吹棒林。然後說：“剛才伯達同誌的發言，我也同意。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野心家，這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是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我看，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我們不容許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泛濫。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插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陳還手舞足蹈地模仿。）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把劉少奇簒奪去的權奪回來了，這個權如果再被壞蛋奪走，我們是不甘心的。我們的權壹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參加會議的吳德回憶說：“當時，陳伯達講話，大家還有疑慮，汪東興壹講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別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話。”汪東興在發言中還說，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是中央辦公廳和8341部隊的意見。
汪東興在回憶錄中寫道：“本來，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壹職的壹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還是我傳達的。但是，我當時沒有看出林彪、陳伯達等人積極主張設國家主席的險惡用心。在華北組討論會上，我壹聽陳伯達的發言就激動起來，沒有認真分析考慮修改憲法時毛主席講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的實質，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度，說了壹些不該說的話。”毛是很難捉摸的人，他公開說的話不壹定代表他的意思，連他身邊為他傳話的汪東興都理解錯了。
華北組由於有汪東興和陳伯達的高調發言，氣氛最熱烈，態度最激烈。劉錫昌、鄭維山、郭玉峰、聶元梓、劉子厚、馬福全、錢學森、鄺任農、吳濤、吳忠、尤太忠、彭紹輝及陳毅都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陳毅說：“現在有人否認毛主席是偉大的天才，這個問題不簡單，我陳毅壹聽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後發表這樣的言論，是壹種罪惡，不管他是公開的，還是背後講的。說這種話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交群眾批判。他們是什麽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義憤。我犯過三次大錯誤，是犯錯誤的人，我願站在林副主席這壹方面參加戰鬥。別以為我靠邊站我就不能保衛毛主席，不論在什麽地方，就是有人在墻旭旯裏反對毛主席，我陳毅也要把他揪出來！這次我可要堅決與他們鬥！他們已把我打到陰溝裏，我還是要努力和他們鬥！華北組解學恭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陳毅以極左的面貌發了言,······他的發言，引起同誌們的反擊,指出他的立場不對,言不由衷。”錢學森首先建議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汪東興進壹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壹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設國家主席、讓毛當主席、林當副主席，在當時有相當的合理性，這是得到當時多數人支持的壹個原因。
24日晚12時正在夜餐，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催要簡報簽發。李雪峰簽了字。解學恭覺得帽子太多，李雪峰說中央會議，有聞必錄,如實反映。解說,陳毅同其他同誌並列壹起不好,李雪峰、吳德說勾出來，解勾了出來,寫了壹句,其他未動。李雪峰說趕快拿去發吧，解簽了字,吳德也簽了字。李雪峰是華北組組長（河北省革委會主任）、吳德是華北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解學恭是華北組副組長（天津市革委會主任）他們簽發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印出，第二天上午發到各組。這份簡報介紹了華北組討論的情況，主要是陳伯達和汪東興的講話內容，肯定了林彪的講話。“認為林副主席講話，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簡報寫道：
大家聽了伯達同誌、東興同誌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聽秘書念了六號簡報以後說：“聽了這麽多簡報，數這份有分量，講了實質問題。”六號簡報在各組引起了強烈反應，各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拿著陳伯達選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在西北組、西南組作口徑統壹的發言。吳法憲在西南組發言說：“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竟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這是黨的八屆十壹中全會就肯定下來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來了的，怎麽能不寫？不承認，就是推翻了八屆十壹中全會的決議，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六號簡報發到各組以後，有些人知道，簡報裏說的“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那個人就是張春橋。全會的氣氛壹下子緊張起來，大家的目標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壞人”。人們對揪張春橋這麽大勁頭，表面上是說他反對毛主席，實際上是對文革中自己被揪鬥的不滿。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對文革的怨氣只能撒在張春橋身上了。早在1958年，張春橋寫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壹文就得到毛澤東的欣賞。毛親自寫按語肯定了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報》發表。自開展文革以來，張春橋是毛的堅定支持者，毛澤東對他很信任。 毛知道揪張春橋，就是反文革；出於保文革，他也必定保張春橋。但軍人們以為張春橋是壹個無足輕重的“小記者”，沒有想到毛澤東會鼎力支持他。
8月25日下午兩點，在華東組，許世友宣布大組討論開始。很多人手裏都拿著六號簡報。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第壹個發言，他說：“毛主席親自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軍隊，堅決打倒壹切野心家、陰謀家，把他們揪出來示眾。”幾乎所有的發言者都說毛主席是天才，都憤怒地斥責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陰謀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時炸彈”，有的發言者直接引用六號簡報中的話。壹位中央委員慷慨激昂地發言說“不把反對毛主席的人揪出來決不收兵！”這時坐在張春橋旁邊的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打斷了這位中央委員的發言，站起來沖著張春橋大聲地說：“自己站出來嘛！”全場為之震驚。張春橋臉色非常難看，眼光躲開陳勵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煙。會場火藥味越來越濃，浙江省壹位穿海軍服的候補中委索性站起來帶領大家高呼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打倒野心家！打倒陰謀家！”“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林副主席！”全場隨之高呼，聲震屋宇。
當時，贊成“天才論”，高調歌頌毛澤東思想，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壹個政治代名詞，其真實內容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那幾個人。因此，已經被邊緣化了的陳雲、陳毅了站在歌頌毛澤東思想這壹邊，站在林彪這壹邊。
邱會作回憶說：從24日那天下午開始，廬山的戰火確實燒得很旺盛。這實際是對中央文革進行討伐！在二中全會上，並不只是陳伯達、汪東興，吳、葉、李、邱反對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中央文革的要員，而是相當多的中央委員共同的思想行動。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各寫壹封信給毛、林、周。要把“犯錯誤的人”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浙江的南萍、熊應堂提出要公開批判張春橋，韓先楚聽許世友壹講他立即響應，說：“我也給這個鱔魚眼（指張春橋）補壹槍。”。周恩來收到這三封信時政治風向已轉，周把三封信給葉群，叫葉不要向上送。李作鵬回憶說：“討論壹開始，中委們就見爭先恐後地報名要求發言，每個人的發言聲音大，調子高，措詞激烈，‘機關槍’、‘大炮’、‘刺刀’、‘手榴彈’同時使用，群情激憤地壹定要揪出陰謀家野心家，揪出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看來，毛澤東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在廬山，毛終於發現了林彪軍事集團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央文革的江青張春橋等人持如此強烈的否定態度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這場鬥爭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過周恩來、姚文元、毛遠新透露出來。解學恭日記寫道：9月3日，總理參加華北組討論，他在會上說:“主席說，八月‘順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陳合流。”二陳是指陳伯達和陳毅。在1971年4月的“批陳整風”會議上，毛遠新說“廬山會議是壹次未遂政變。”
毛澤東拋出了陳伯達
通過“三支兩軍”，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革命委員會，都被軍隊控制。而軍隊又控制在林彪的親信軍委辦事組這幾個人手中，軍人防江青“如同防止盜賊壹樣嚴格”，不讓她沾邊，毛在九屆壹中全會中提出了“軍事官僚專政” 的問題，江青也說：“蔣介石搞了壹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壹個軍黨，軍國。” “軍事官僚”們在廬山會議上聲勢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員張春橋，毛澤東能容忍嗎？
８月２５日早上，張春橋到江青住處談了半小時。張春橋走後江青就讓秘書楊銀祿找來六號簡報。先是說到總理那裏去，卻直接到了毛澤東住處。江青從毛那裏回來表現出洋洋得意的樣子。她沒有進樓，就到總理那裏去了。江青從總理處回來以後，還是那副高興的樣子。２６日晚上，江青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４個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們通報情況。他們走了以後，江青好像打了勝仗壹樣高興。
徐景賢的《十年壹夢》壹書記載了26日晚上在江青住所，江青和張春橋向王洪文和徐景賢談向毛告狀的情況：
江青說：“25日那天早上，春橋說有急事找我，他帶來那份華北組簡報。·····看完簡報，我們三個人壹商量，覺得情況嚴重啦，打算壹起去找總理。上了車以後，不知道那輛車怎麽搞的，壹直開到主席那兒去了。……”“主席那天剛要睡覺。主席的習慣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張春橋在壹旁補充說。“是呀，那天可狼狽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脫襪子，剛剛準備睡覺，給我們請起來了。”江青用手勢比劃著，吃吃地笑起來：“我趕緊給主席報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開始時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華北組出了這樣壹期簡報。”
1967年2月16日，軍頭們“大鬧懷仁堂”，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向毛澤東告狀，促使毛反擊“二月逆流”；1970年8月24日，軍頭們的“八月順流”，也是這幾個人告的狀。林彪集團不跟毛打招呼，在自己眼皮底下揪文革的堅定支持者張春橋，還有這麽大的號召力，連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這些不是壹方面軍的將領也支持林彪的講話，毛必須扭轉局勢。
8月25日下午3時，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各組壹個召集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大發雷霆，他重復了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並堅決表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還說：“妳們要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妳們去鬧，等妳們鬧完 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辭掉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提出：停止討論林彪報告；收回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人作出檢查。26日宣布休會。
休會以後，壹般中央委員白天遊覽廬山，晚上看電影。但周恩來十分忙碌。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來找吳法憲、李作鵬、康生、汪東興到他那裏開會，周說：“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況搞清楚。”為了配合毛澤東查明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調集了各大組的會議記錄，發現吳、李、邱等人在各組的發言內容相似。這說明他們事先有串連。周恩來和康生壹起找吳、李、邱談話，追查他們統壹口徑的情況。還查清了陳伯達編選的、汪東興印發的《恩格斯、列寧、毛離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出籠經過。
8月27日，周恩來、康生到林彪處，康生說：“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壹是陳伯達，二是吳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林彪說：“吳法憲這個人我了解，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沒有造過謠。8月14日的爭論妳也在場，怎麽是造謠呢？”8月28日，周恩來讓吳法憲作檢討，替“副統帥”擔責任，保護“副統帥”。晚飯後，吳法憲向林彪談起此事，林彪說：“妳不要寫檢討！妳沒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林彪還說：“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壹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話不該講。”
8月27日下午4點，陳伯達約吳、邱和李作鵬到他住處談壹談，吳、李、邱對去不去有點猶豫。陳說，是主席讓他找幾個人的。他們去了，談了約壹個小時。陳伯達說：“毛主席指責我參加了軍事俱樂部！說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裏去承認錯誤，爭取他們的原諒。”還說：“康生指責我把林副主席綁上了戰車，甘願當叛徒，投靠了軍委辦事組，我準備妳陳伯達殺我的頭。”臨走時，陳伯達說：“我犯了錯誤，從此中斷聯系！”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黃永勝上山，是毛讓他上山的，毛安排李德生回北京替換他。要批判軍委辦事組，讓組長黃永勝留在北京掌握軍隊是非常危險的事。黃永勝雖然在北京，但和廬山上的吳、葉、李、邱天天有電話聯系。黃還讓軍委辦事組宋誠為他寫了壹個發言稿。黃壹上山，毛就找他談話。毛說：“搞突然襲擊，還那樣厲害！張春橋手無寸鐵，妳們要搞他幹什麽？”毛還對黃說：“妳們能不能讓我看張春橋三年？”黃說：“我是在主席領導下參加秋收起義的，幾十年槍林彈雨我都是跟主席的，都是擁護主席的。” 毛說：“現在問題解決了，不要把問題帶下山去。今後主要是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大家都要執行九大路線，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毛澤東同林彪的談話中也談對張春橋要再看兩年。吳法憲回憶說，8月28日，林彪告訴我：“毛主席和我談了話，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妳。”
毛還對黃永勝說：“壹方面軍的幹部不如四方面軍的幹部好。四方面軍的幹部比較謹慎，壹方面軍的人驕傲自大。”關於黃永勝上山後毛還對他談了什麽，黃永勝出獄以後，和他兒子黃正有壹段對話。黃正問：“他跟妳說了些什麽？”黃永勝說：“他要是明說，我倒也會聽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說，就是繞著彎讓我猜。壹會兒講井崗山，壹會兒講幾次路線鬥爭，壹會兒又講文化革命的重要性，還有林副主席怎麽怎麽好，中央文革哪裏哪裏不對，哪裏哪裏對。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我倒是猜到壹點點，似是而非。可這樣的事是能靠猜測來處事嗎？萬壹猜出問題就是天大的事！”黃正說：“妳知道了毛澤東要搞林彪，妳就聽他的嘛。”黃永勝說：“他能讓我聽出來他要搞林彪？那不是等於就下指示了？他的話就是在江青、張春橋身上繞，這兩個人又是我最討厭的。張春橋是個叛徒 ，文件我們原先都看過，最後呈到毛主席那裏。我就說：主席，張春橋是個叛徒，妳也知道。該怎麽處理，請明示我。他不講怎麽辦，又把話繞開。”
為了了解毛同黃永勝談了些什麽，吳、李、邱在黃永勝住處等到下半夜。黃永勝從毛處回來後，他們壹直談到30日淩晨4點。後來葉群也來了，黃、吳、葉、李、邱商量了幾條原則：壹是各自檢討，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沒有聯系，檢討不涉及林彪、黃永勝；三是不揭發陳伯達和汪東興，以便保護他們。吳法憲說：“現在周總理要我作檢討。我是副組長，由我來作檢討承擔責任，以保護林副主席。”大家壹致同意吳的意見。黃永勝強調說，壹個是要保護副帥，叫吳法憲檢討自己，不要扯別人；壹個是要保護陳伯達和汪東興，問到自己頭上就實事求是地說。老夫子也是手無寸鐵；山上山下沒有聯系，山上幾個人的意見是壹致的，不承認我們是壹夥。
在休會期間，林彪等毛表態，沒有主動要求見毛。毛卻主動要求林彪找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汪東興開會，說，他們犯了錯誤，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把問題談通了，問題就解決了。從28日開始，林彪每天找這幾個人開兩小時的會，只說軍隊幹部要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第二天開會，林彪調侃地說：“妳們說說，是不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妳們為什麽在同壹時間講了同樣的話？”三天的會，林彪沒有多講壹句話，也沒有主動向毛報告他們開會的情況，只是讓汪東興去匯報。
從25日到31日，毛澤東分別找政治局委員們個別談話。他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文字：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誌搞的，欺騙了不少同誌。第壹，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壹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誌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壹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壹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麽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麽地方去了。這壹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麽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壹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壹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壹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誌們同我們壹道采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壹些人的當。
周恩來說，這是毛主席考慮三天以後才寫出來的。9月1日，周恩來將毛的《我的壹點意見》稿送給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個別文字修改，決定付印，並將印件送陳伯達閱。
陳伯達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蔣介石“清黨反共”時，即共產黨最危急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當年，中共送陳伯達到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後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1934年以後，他和艾思奇等人發起“新啟蒙運動”，將“五四運動”開創的啟蒙運動的“科學、民主”的方向轉向馬克思主義。1937年陳伯達到延安。 1939年經毛提名調到毛身邊工作，任“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實際成了毛的政治秘書。對毛的理論體系的建立作出了貢獻。1948年4月，毛澤東壹行住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被國民黨軍隊察覺。壹天，國民黨的轟炸機飛臨上空，毛正忙碌著。陳伯達把毛喊了出來。毛剛離開，炸彈準確地命中了毛澤東的住地。陳伯達救了毛的壹命。在《我的壹點意見》中，毛澤東把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說得壹無是處，將陳置之於死地，但卻緊緊拉住林彪。說：“我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壹致認為．．．”實際上，這件事毛、林完全不壹致。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陳伯達是壹起的，但把林陳二人切割開來，先穩住林彪和軍隊，把“手無寸鐵”的陳伯達拋出來痛打。毛不僅把林彪從中切割出來，也把與“軍事俱樂部”沒有關系的汪東興等人也切割出來。在廬山會議上，汪東興起的作用比陳伯達大得多，但毛認為他是忠於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團的人。6年以後，汪東興成了抓捕他妻子的主要人物，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
周恩來明明知道這場風波是林彪講話引起的，陳伯達只是壹個替罪羊，但他還是按照毛的意圖，極力避免把火燒到林彪身上。他勸吳法憲主動寫檢討。他對吳說：“現在要保護副帥，這是由副帥講話引起的。法憲，妳出來作個檢討，承擔責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帥頭上了。”並給吳出主意說，在檢討中要重點寫自己對林彪的講話“理解錯了”。全會轉入批判陳伯達以後，西南組把矛頭指向了吳法憲，周恩來立即到西南組坐鎮，對凡是涉及到吳法憲的發言，周立即以“主席的指示要重點批陳”為由擋了回去。
林彪、葉群上廬山後的頭幾天，葉群還經常給毛家灣留守的秘書們打電話，後來好幾天沒有信息。突然壹天，和林彪壹起上山的李春生打來電話，他說：“首長和主任讓查壹個典故。有壹句古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出在何處？”留在毛家灣的學者楊尚奎查出，這句話的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麽壞。”毛在講話中用了這句話，林彪、葉群聽不懂，就讓家裏查。廬山出事後，林立果給秘書張雲生打電話，說：“我告訴妳，廬山這裏出事了！”“主任煽風點火，惹了壹場大亂子。陳伯達帶頭跳出來，被主席抓住，已經挨批了。主任和李、吳、邱、都在會上作了檢討。他媽的，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車，我從心裏高興，但他媽這個代價太大。連首長的威望也受損失。·····”葉群的兒子林立果、女兒林立衡都稱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親的關系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親。
9月4日，毛在他的住處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講話，說陳伯達是托派，是叛徒，是國民黨特務，壹貫追隨王明。但他說：“對陳伯達還要看壹看，如果沒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給他當個中央委員。” 葉劍英突然發言，說：“我看陳伯達的事不能就這樣完了！”毛聽了葉的話，就決定對陳伯達進行審查。9月10日成立的陳伯達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李德生三人組成。專案組委托葉劍英到福建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廬山會議以後陳伯達回到北京，在飛機上沒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和余秋裏的坐位挨著，對余秋裏說：“妳在會上說劉少奇把房子讓給了我，這件事妳不大清楚···”話還沒有說完，余秋裏板著面孔說：“妳不要說了，就是那麽回事，妳不要說了。”在陳伯達挨批之前，余秋裏經常往陳伯達那兒跑，還用手拍著陳的秘書王文耀的肩膀說：“小王呀，伯達同誌有事妳常給我打電話啊。”9月5日，在廬山上，毛找陳伯達談了壹次話，回北京後，陳伯達三次求見毛澤東都被拒，不久就被軟禁，1971年“9·13事件”壹發生，他就被關進秦城監獄，從67歲壹直到85歲，18年刑期滿釋放（後幾年是保外就醫）。
9月4日，毛同林彪談了壹次話，《毛澤東年譜1049-1976》6卷第332頁講了這件事，但沒有透露談話內容。這應該是影響毛、林關系的壹次重要談話。
９月６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其中當然不設國家主席。閉幕式的主席臺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消失了。本來穿軍裝的林彪卻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臺上，臉色煞白，壹聲不吭。毛澤東在閉幕式上講了話，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時，毛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妳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妳的。妳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妳去當嘛，我是不幹。妳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妳有啥辦法呀？”毛大講團結：“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所謂講團結是什麽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毛在講話中還出人意料地說這次廬山會議上“二陳合流”，他是指陳伯達和陳毅。四天以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會議公報，對廬山鬥爭的情況壹個字也沒有透露，還說：“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最後的口號是：“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對普通百姓而言，廬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濃霧緊鎖著。
9月6日下午，葉群打電話給黃、吳、李、邱，約他們去看望江青。他們壹行到了江青住處，葉群對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麻煩楊秘書，請妳報告江青同誌，就說我請求江青同誌見見我。妳們做秘書工作的知道不少情況，不怕妳見笑，我是請求江青同誌批評幫助的。謝謝妳，楊秘書。” 楊銀祿通報後，江青故意端架子，遲遲不答應會見。見面只有半個小時，江青打鈴叫楊銀祿送客。楊銀祿看見她們二人肩並肩手挽手高興地走出辦公室。在走廊裏，葉群對江青說：“江青同誌今天見了我，使我很受感動，您對我的幫助，我壹輩子也忘不了。” 邱會作回憶說，江青讓我們足足等了半小時才穿著睡衣下來，邊走邊說：“我歷來是反對陳伯達的，妳們又不是不知道。現在舒服了吧，過去妳們不聽我的話，犯了錯誤，今後聽主席的話就是了。主席和我對妳們的態度還是和過去是壹樣的。妳們主要是上了陳伯達的當。”五人從江青那裏走出來，異口同聲地說：“戲子，戲子！真他媽窩囊。”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來去看望林彪。兩人緊緊握手，面面相對，壹句話也沒有說。黃、吳。李、邱到九江機場為林彪送別，在飛機上大家合影。林彪說：“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照常吃飯，照常工作，最多是個彭德懷第二。妳們有事多向總理報告。”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壹直等林彪檢討，沒有說出他對廬山鬥爭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間，他在南巡講話中，他才嚴厲地談到廬山會議：
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指林彪、陳伯達瞞著毛、周、康——引者註），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壹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他們發難，不是壹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兩天半。他們這樣搞，總有個目的嘛！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壹道戰書，他們連彭德懷還不如，可見這些人風格之低。
林立果對廬山會議上的這場鬥爭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對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是壹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壹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壹個通盤考慮，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這表明，林彪集團的青年激進派們不僅像他們的父輩壹樣不甘心失敗，還要拋開他們的父輩，采取獨立的、極端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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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從批陳整風到林彪出逃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使毛澤東看到了林彪集團的勢力，看到了這股勢力采取集體行動的那種聲勢。為了扭轉軍人集團尾大不掉的局面，毛從“手無寸鐵”的陳伯達身上下手，在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逼林彪集團的幾個人認錯，徹底對他臣服。同時采取“摻沙子，甩石頭，挖墻腳”的辦法瓦解林彪集團。
華北會議和改組北京軍區
廬山會議“六號簡報”來自華北組，毛既然說“六號簡報”是反革命簡報，華北當然是追查的重點。毛將38軍的壹份報告當作“石頭”甩了出來，引出了華北會議。
38軍在朝鮮戰爭中被稱為“萬歲軍”。朝鮮戰爭結束以後，38軍駐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年2月15日，軍委電令38軍換防河北保定地區，由沈陽軍區調歸北京軍區建制，代號改為4800部隊。原駐防河北省的69軍調往山西。
1967年1月，河北省軍區和69軍在保定地區支左。在全國的“二月鎮反”的潮流下，支左部隊宣布有三萬余人的“河北省工農榮復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壹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壹總部”）為反動組織，取締了“八壹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抓了1200余人。38軍換防保定以後，成為保定支左部隊的主體。1967年4月，中發[67]117號文件和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的貫徹，各地釋放了被抓的造反派頭頭，為造反派平反。自1967年4月以後，以“八壹總部”平反與否為爭論焦點，保定造反派組織重新組合成“工總派”和“工籌派”兩大派系。較穩健、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得到38軍的支持。
38軍與河北省軍區在支左中各持己見，最後導致水火不容。北京軍區站在省軍區壹邊，對38軍的支左持批評看法。保定兩派群眾組織各恃有軍方支持，沖突四起，武鬥不斷。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間，陳伯達在當時的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視察，為省革委會的成立清除障礙。陳伯達在天津支持穩健的“五代會”，使天津比較穩定。他在河北也支持穩健的壹派，就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壓制了38軍支持的壹派。1968年11月，省軍區機關隨省會搬遷，由保定移駐石家莊。1969年２月，北京軍區新任政委謝富治召38軍政委王猛到京，當著鄭維山的面宣布：保定問題由38軍負全責，北京軍區和河北省革委會不要介入。38軍統管保定以後，對兩派都采取了嚴厲的高壓政策，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武鬥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1968年秋保定地區實現了“大聯合”、“三結合”。
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挨批，李雪峰、鄭維山因六號簡報受到牽連。1970年12月10日，38軍黨委向軍委辦事組並中共中央報送了《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這個報告說“陳伯達不擇手段地插手軍隊，搞宗派活動，妄圖亂軍、奪權”，說“陳伯達在處理保定問題中，大搞分裂，挑動武鬥，鎮壓群眾，破壞大聯合、三結合”。加在陳伯達身上的這些罪狀是言過其實的。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在38軍的報告上寫下致林、周、康及中央、軍委的批語：
此件請妳們討論壹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壹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壹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托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使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誌對我說，他都不便找38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
1968年3月，楊成武倒臺後，由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委會的任務很重。為了解決各省的問題，盡快成立革委會，由周恩來主持做了分工。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華東。康生參與內蒙、山西。陳伯達參與天津、河北問題。後來山西、內蒙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又讓陳伯達負責。這是“陳伯達在華北到處亂跑”的起因。他作為中央領導人，華北的軍政領導人接待並隨同調研，不能說是把陳伯達當“太上皇”。陳伯達倒臺了，中央沒人出來說他分管華北的事。中央文革內部的分工又沒有形成文件，毛這樣批示，沒有人敢說事實真相。1970年7月，陳伯達到華北之前，給毛寫了壹封請示信，是毛批準的。7月21日，陳伯達結束華北之行，兩天後，他給中央寫了壹封匯報信。毛在38軍報告上的這個批示與實際情況不符。
12月19日，周恩來給毛寫報告說：昨晚政治局討論了主席對38軍報告的批示，大家壹致擁護主席要北京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的建議，認為這次會議應集中討論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對陳伯達問題的認識和揭發，人要多壹些，時間要長壹些。周還談了這個會議的安排。毛對周的報告當即批示“照辦”，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參加會議。黃永勝、李作鵬同李德生、紀登奎壹道參加這個會議，後稱華北會議。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黃永勝等參加。外賓走後毛把黃永勝留下，批評黃說：“廬山會議發難，妳黃永勝是個頭。妳們辦事組壹統天下，我要打破妳們壹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妳們的辦事組。”毛說的“壹統天下”，是指林彪、黃、吳、李、邱，都是來自紅壹方面軍、紅壹軍團（“紅雙壹”）。從井岡山開始，“紅雙壹”壹直是毛澤東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又是林彪帶領這些人從東北打到海南島。1949年以後，“紅雙壹”的領導人大都占據了軍隊的主要位置。文革壹開始，毛澤東又是依靠這些人。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聯系密切，形成了“壹統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勢。毛對此懷著極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來由張國濤領導的四方面軍中尋求幹部，謝富治、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軍的人，成為他打破“壹統天下”、制約“紅雙壹”的力量。
1970年12月19日，請假回安徽檢查工作的李德生接到中央辦公廳電話，要他立即回北京，說毛主席有事情找他。李德生是12軍軍長，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他因對蕪湖事件的處理得到毛澤東的賞識，成為“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4月30日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還兼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2月20日，他壹到北京就直接到中南海遊泳池毛的住地見毛。毛鄭重地對他說：“我和恩來商量了，確定妳到北京軍區去擔任司令員。”這說明，華北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就決定改組北京軍區，周恩來參與了改組的準備。毛澤東把改組北京軍區叫做“挖墻腳”。他對付林彪集團采取了三手，另兩手是，“甩石頭”，即拋出《我的壹點意見》和批轉３８軍的報告；“摻沙子”，即派李德生、紀登奎參加由“紅雙壹”獨自控制的軍委辦事組。為了解決林彪問題，拱衛首都的北京軍區必須完全可靠，毛澤東提前下手，防患於未然。毛澤東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對他們說：“妳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像粘土壹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摻了壹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妳們再派壹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麽樣啊，妳們歡迎不歡迎啊。”
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到會的有北京軍區、華北各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及華北有關部門負責人共449人。會上首先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學習38軍的報告。除了揭露批判陳伯達以外，還讓李雪峰、鄭維山作自我批評。毛澤東認為這個會“批陳不痛不癢”，同時召開的軍委座談會也被毛澤東批評，認為“開了壹個月還根本不批陳”，軍委座談會是軍委辦事組主持的。從1971年1月9日起，出席軍委座談會的143人也參加華北會議。周恩來親自主持，會上按毛澤東的調子對李雪峰、鄭維山進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華北會議期間，毛澤東又甩出壹塊“石頭”：1971年1月5日，濟南軍區政治部向中央軍委報送《關於學習和貫徹毛主席關於“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1月8日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說：“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壹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壹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軍隊支左以後，權力膨脹，壹些支左人員胡作非為，占用民房、大搞特權，群眾敢怒不敢言。毛澤東這個批示對當時現實有針對性，也是向林彪集團施加壓力。
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會議結束前作了講話。他在講話中羅列了陳伯達的壹系列“罪行”，然後列舉李雪峰、鄭維山的錯誤：“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背著中央，同陳伯達勾結在壹起，把他捧為太上皇，擴大他的影響。”“鬧宗派、拉山頭，搞獨立王國，在組織上犯了嚴重錯誤。”“追隨陳伯達、楊成武，打擊和陷害三十八軍”等。周恩來說：“中央認為李、鄭兩同誌繼續留在北京軍區和河北省擔任原來的領導工作是有困難的”，他宣布中央決定：李德生同誌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同誌任第壹政委，紀登奎同誌任第二政委；謝富治同誌任北京軍區黨委第壹書記，李德生同誌任第二書記，紀登奎同誌任第三書記。周恩來這個講話於2月2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1]6號）發到縣團級。此時，謝富治已病重，1972年3月逝世。
李雪峰免職後即被押送至安徽關押審查。1973 年被定為“林彪集團”成員開除黨籍。1982 年才為其平反恢復黨籍。鄭維山免職後被押送安徽部隊農場隔離審查，直至1979 年12 月中央下發《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時平反，1982 年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受李、鄭牽連的還有不少人，池必卿是其中之壹。池必卿本來是華北局書記處書記，“九大”後不久在天津市抓工業，為了打好電子工業基礎（陳伯達主張發展電子工業），1970年他主持“單晶爐會戰”，搞得有聲有色。在這期間我壹直跟著他采訪。後來他突然消失了。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在市常委會上說，池必卿是拿著鄭維山寫的壹個條子到天津的。此後，池必卿沈寂多年，文革後是貴州省委書記，在貴州做了不少好事，退休後貴州人對他的評價很好。
批陳整風，毛等待林彪檢討
廬山會議結束後，林彪沒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北戴河，在那裏住到九月下旬才回北京參加慶祝紀念活動。1970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毛澤東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門，林彪在慶祝大會上講話。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還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親密戰友。國慶節後，開始了批陳整風運動。
批陳整風，開始壹段時間叫“批修整風”。陳伯達的問題在全黨公開以後，就叫“批陳整風”。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轉發了毛澤東的《我的壹點意見》。這個文件開始發到地、師級，後來傳達範圍不斷擴大。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罪行材料》，指出陳伯達從歷史到現實的“壹系列罪行”。報刊上把陳伯達稱為“劉少奇壹類騙子”，進行連篇累牘的批判。對普通黨員幹部來說，批陳整風運動只是學習、開會，學習中央指定的馬、恩、列的六本書和五本毛主席著作。開會是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 “唯生產力論”、“唯心主義先驗論”。“唯生產力論”是針對陳伯達為林彪起草的政治報告，“唯心主義先驗論”是指林陳的“天才觀”。在高層，毛澤東和林彪正在暗中較勁。
據吳法憲回憶，1970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澤東約林彪到他那裏談了壹次話。在談話中有換掉吳法憲這個空軍司令的意思，林彪盡力保護吳法憲。從毛那裏回來，林彪對吳法憲說：“過去我不同意妳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贊成妳到毛主席那裏去說壹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的爭論再向主席說壹遍。今後空軍的情況，妳要直接向主席匯報。”吳法憲三次求見毛澤東，毛都不見。從過去的情況看，受到批評的高級領導人壹旦毛不再見他，他就完了。吳法憲把毛拒見的情況告訴林彪，林說：“那就沒辦法了。”吳法憲準備寫書面檢討，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吳法憲的檢討送到了毛那裏，10月14日，毛在吳的檢討上十個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說：“作為壹個共產黨人，為什麽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軍委辦事組的同誌（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誌的報告，又是什麽天才問題，不過是壹個借口。”“什麽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我從來沒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壹次反潮流。”毛在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中還說：“我願意看到其他宣講員的意見。”“其他宣講員”是黃、葉、李、邱，毛逼他們作檢討。
1970年10月13日，葉群給毛澤東寫信，檢討她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10月15日，毛就在檢討信上寫了很多批語。葉的信中說：“我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在“是路線性”下劃杠，寫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葉群信中講到黃永勝、吳法憲1970年8月中旬給林彪和她打電話，反映中央修改《憲法》小組會上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情況時說：“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他們當時是出於熱愛主席向林彪同誌反映”。毛澤東在“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的電話”下面劃杠，寫了“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寫道：“由於自己沒有提到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來認識這個問題，總以膚淺之見勸林彪同誌不生氣，和稀泥，力求息事寧人，結果幫了倒忙”。毛澤東在引文和“結果幫了倒忙”壹句下劃杠，寫了“壹個傾向掩蓋另壹個傾向。‘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壹些同誌中占了上風了。請同誌們研究壹下，是不是這樣的呢？”。葉群在信中講到8月24日晚她參加中南組的發言中引用了天才論語錄時，毛在下面劃了杠，寫下了“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誌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討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葉群的信中寫道，“由於自己路線覺悟政治水平低，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毛澤東在“過去對他的鬥爭是不夠有力的”下面劃杠，並寫：“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麽會去同他鬥爭？”毛澤東在葉群的信上最後批示：“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壹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誌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像對待吳法憲的檢討壹樣，毛澤東將他批示的葉群的檢討信送林彪、周恩來、康生及其他有關領導人閱。
拿到毛澤東對葉群檢討的批示，黃、吳、李、邱將毛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比較了壹下，認為“毛澤東對葉群的批評更厲害，批葉群直接關系到林彪，只不過給林彪壹個面子，沒有點林彪的名。”毛在葉群檢討中提到的“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是什麽？應當是陳伯達起草的、被毛否定了的九大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林彪也有責任。
“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雖然成了政治局委員，但在軍隊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1970年11月6日，在毛澤東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屬政治局直接領導。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的單位包括：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紅旗雜誌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工、青、婦中央壹級機構等。組長為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康生有病，後來李德生調往沈陽軍區，中央組織宣傳組就控制在江青等人手裏，實際上就在毛的直接控制之下，成為對抗軍委辦事組的重要力量。中央組織宣傳組所管轄的單位中，壹些重要的單位已經軍管，現在，就從軍隊的控制轉為毛澤東直接控制。
毛澤東認為廬山會議上的鬥爭是壹次路線鬥爭。他既然認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窮追猛打。但是，毛還是希望林彪主動檢討，和緩地解決問題。在批陳整風會議期間，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處釣魚臺請江青照了壹張照片，林彪光著頭拿著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將這張照片題為《孜孜不倦》，署名“峻嶺”，發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軍畫報》和《人民畫報》上。這是林彪最後壹張半身免冠照，離“9·13”只有三個月。對此，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解讀。有人說是毛為了麻痺林彪（高華）；也有人說是毛想把林穩住（丁東），江青的秘書楊銀錄是這次照相的當事人之壹，他說，實際上都不是。江青給很多人照過相，有小護士，有周恩來。江青跟陳伯達還照過壹張兩人壹塊的照片。楊秘書但是，他想的是否過於簡單？在激烈的政治搏鬥中，林、江間還有這樣和諧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剛過，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去，說：“妳寫句話掛在葉群臥室”，接著口述：“說到底，壞不到哪裏去。”他想安慰正在發愁中的葉群。這說明林彪的心態是平和的，認為毛澤東不會把他怎麽樣。
1971年2月19日，毛澤東對批陳整風運動批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加強了對陳伯達周圍人和事的揭發批判。
3月21日，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寫了書面檢討。毛將三人的檢討送周恩來等閱，讓周恩來、康生、江青先商量壹下，給黃永勝等人壹個機會，讓他們在壹定範圍內作檢討。23日，周、康、江三人商量決定開壹次批陳整風匯報會，讓黃、吳、葉、李、邱在會上作檢討。並將黃、李、邱三人檢討送還毛。3月24日，毛在黃永勝的檢討上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誌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3月24日下午，毛約周恩來、康生、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談批陳整風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廬山會議的事就出在沒有調查。同意召開壹次批陳整風匯報會。吳法憲、葉群二人需要重寫檢討。讓周恩來把黃、李、邱的書面檢討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閱。要求在場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車到北戴河向林彪作壹次匯報，時間在林彪看完黃、李、邱的書面檢討之後。親歷者邱會作回憶，毛對他們很熱情，微笑著，說：“早就要請妳們幾位來談談，今天才實現。”毛說：“中央準備開壹次會，主要內容是講批陳整風問題，妳們之中的壹些同誌也發言做點自我批評，名義上是討論陳伯達的問題，實際上給妳們做點自我批評創造條件。這樣做好不好？黃永勝立即表示擁護這個決定。雖然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都寫了檢查，可林彪壹直沒有任何表示。毛澤東希望林彪就廬山會議問題表態。
毛是讓周恩來壹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書面檢討。讓犯錯誤的人做書面檢討，是毛控制下屬的常用辦法。向他交“檢查”，就是交“認罪書”，就是繳械投降；讓人自己將錯誤記錄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舊事重提。對林彪這樣的人，更需要他作檢討。這是因為，林彪作了檢討，表示林彪集團主帥投了降。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檢討，就掌握了解決林彪問題的主動權:如果在檢討中真心誠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換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況，就為把林彪換下來提供壹個依據。
1971年3月29日，周恩來帶領黃、吳、李、邱、紀登奎、李德生6個人乘專列到北戴河。他們乘坐的是周恩來的專列，周除了有專列以外，在空軍和民航還各有壹架專機。夜深了，吳法憲從走廊到周恩來處，看到女服務員正在為周剪指甲，周問：“妳怎麽還不睡？”。吳說：“我不知道檢討怎麽寫，想請示壹下總理。特別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寫不寫。”周說：“這不要寫，越寫越復雜。”
3月30日、31日，周恩來等人在林彪的住處開匯報會。屋子裏放著暖氣，林彪面色蒼白，毫無表情。周向林匯報了批陳整風的情況。周對林說，中央準備下月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他們幾位也好把廬山的問題在小範圍內向大家有個交待。周還委婉地說：主席建議，請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在會上講幾句話。林彪聽完匯報後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自廬山會議以來壹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對黃、李、邱三人檢討“很高興”，並要求吳法憲、葉群“重寫壹次書面檢討”。“絕沒想到”陳伯達問題那麽嚴重，這次把陳揪出來是“很大的勝利”。“完全同意”中央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林彪還為他在廬山會議上講話事作了辯解，但林彪沒有表示參加會議，更沒有作檢討的意思。
4月1日，周恩來壹行到毛澤東處，向毛匯報北戴河之行。毛聽了周的匯報很不滿意，當面指責黃、吳、李、邱，嚴厲地批評說：“妳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妳們自己了！”邱會作回憶說，我們進去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看黃、吳、葉、李、邱的檢查。接著談路線鬥爭問題，還說：“妳們幾個人的問題，在我這裏就全部處理完了，剩下開會的具體問題，請總理去辦。”毛不想同林彪周圍的幾員大將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說的“到了懸崖的邊沿”，實際是指林彪。
軍委辦事組的人壹直過不了關。有壹次，邱對黃說：我看現在的溫度（指毛的指責）比山上還高了，“山上的問題不下山”，可能是空話。黃說：完全是空話。他們商議，建議林彪作壹點自我批評。他們向葉群提了這個建議，過了三天，葉轉達了林彪對這個建議的意見：壹，自我批評本來是我黨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點，有錯誤就應當進行批評。但對廬山的問題我是沒有什麽可自責的。全會開幕式我的講話，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講話的要點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說：“不要奉命講話，要講自己的話，才能講好。”我就是本著這個精神講話的。二，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麽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前者是老掉牙的問題，我是提過堅持天才的觀點，難道我連提個人觀點的權利都沒有了？三，廬山的問題不是做自我批評可以了結的問題。
毛等林彪的檢查，林彪就是不檢查，毛、林之間形成了僵局。林彪認為毛是有意整人，周恩來向毛呈上了關於批陳整風匯報會安排的請示報告，毛批“同意”，林卻壹反以往畢恭畢敬的態度，讓秘書代寫“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會議安排”，還公然寫上“遵囑代寫”四個字。
壹天，葉群讓內勤李根清把毛澤東的壹個批件給林看。葉念了毛澤東的批語，然後拿著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動，說：“妳看看，這不是沖著妳來的嗎？”林彪對葉群怒吼：“妳不要在這裏煩我了！妳走，我要休息！” 此時的林彪的心境沒有年初那樣平靜，他煩躁不安了。
批陳整風匯報會於1971年4月15日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軍政領導幹部99人。毛澤東特指定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參會加會議。黃永勝、吳法憲作了檢討性發言。會議前7天主要是討論黃永勝等人的書面檢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後幾天是揭發陳伯達，交流各地批陳整風經驗。
4月18日，毛指示“會議時間（原定7天））不夠，應延長。”毛在延長中等林彪的態度。
開始林彪不回北京來，是特意回避這個會議，周恩來讓黃永勝每天給葉群打電話。會議中間，王輝球、王秉璋揭發，廬山會議上邱會作到東北組串連與鼓動。這是原來不知道的新情況，林彪怕把事情鬧大，4月19日急忙趕回北京。周恩來給林彪送去會議文件和毛的有關指示，並請林彪在會上講話，林彪表示“堅決不講”，也沒有到會的意思。主持匯報會的周恩來還希望緩和局面，4月24日，他在會議情況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壹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林已回北京還不出席會議，毛豈能屈尊？他表示：“我這幾天不出門。”周的報告中提出：“主席如有新的設想，亦請批告，如能約我們壹談，更所盼望。”毛批示：“可以不要談了。”
兩位主角不上臺，周恩來只好唱獨角戲。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他在會上按毛的調子作總結講話，他在講話共四個部分：壹，會議的過程和評價；二，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陳伯達篡黨奪權的滔天罪行；三，軍委辦事組五位同誌的錯誤，是方向路線錯誤；四，今後辦法。周說：軍委辦事組五位同誌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同反共分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還說：經過會上同誌們的善意批評和幫助，並有個別揭發，五位同誌對所犯錯誤已有了進壹步的認識，表示願意通過實踐和學習，改造自己。他強調：對犯錯誤的同誌，只要真正願意改正，我們就要采取歡迎幫助的態度。周恩來還是和稀泥。
批陳整風匯報會壹結束，就趕上了五壹國際勞動節。當晚，天安門廣場照常舉行焰火晚會。出發時間到了，林彪表示請假不去。葉群再三勸說，他仍舊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壹動不動。周恩來來電話催促：“主席已經出發了，請副統帥動身吧，今晚的活動不參加不好。”林彪還是無動於衷。葉群雙膝跪在林彪前哀求：“妳去吧，妳不去，我們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說：“沒有那麽嚴重嘛！”他還是緩緩起身，穿上內勤遞過的大衣，出門乘車了。跟林彪上天安門的內勤小畢說，林彪坐下不壹會兒，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許，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灣。在現場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毛澤東率先走向城樓的平臺。他坐在中間圓桌的東首，緊挨著的是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側。林彪靜靜的坐著。毛澤東略略地擡了擡頭，朝對面的林彪瞥了壹眼，又側過臉來和西哈努克說話，仿佛根本沒有看到什麽！林彪帶著壹幅萎靡不振的樣子出現在人們視線裏，壹句話也沒有說，和近在遲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甚至沒有看壹眼。5月的天，林彪披著壹件軍大衣皺著眉，雙手抄在袖筒裏，壹臉枯寂的樣子。董必武探過頭去，關切地問林彪：“身體不大好？”林彪拉著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著桌面回答：“不好。”······林彪雖然沒有正眼看誰，但他用眼睛的余光觀察著周圍的壹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相應令人不易察覺地震動壹下。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壹切舉措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對他正眼望壹下。林彪的濃眉顫動過幾次，陰郁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壹下亮，那裏透出壹股銳氣和火氣。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剎那，他驀然站起，轉身，旁若無人的揚長而去。
五月中旬的壹天，林彪把內勤李根清叫到跟前，說：“下午總理要來，妳找壹張大紙寫幾句話貼在這裏。”他走出客廳，指著客廳門口南側的墻壁說：“這裏。”接著口述：“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戰爭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說完，林彪用雙手比劃了壹個大圓圈：“字要寫得大壹點。”林彪想通過周恩來向毛傳達什麽信號？
林彪堅持不認錯，卻給毛寫了壹封信，向毛提出了條件。“9·13事件”以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在清查林彪住處毛家灣時，發現了這封沒有發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寫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內團結和相當於政治局以上人員的安全問題，我要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現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並盼主席能找總理談壹談，由總理采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現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後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後（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塗的人和冒險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紊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應，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到了以下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壹，實行“四不壹要”的做法。即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壹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後，現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評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對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壹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機宜指示；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壹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或相當於中央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令，如果他們借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令，則其本人應接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決不可托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華北、山東各派壹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第四，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以調往別處，換壹個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誌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我想，為了防止萬壹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
關於第壹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幹部開會宣布，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個士兵，並且每隔兩三個月重復向士兵傳達壹次，十年不懈。十年後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幹部。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盡可能免除副作用的發生。
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麽時候有時間，請約我壹談。
此致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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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說：信寫完了以後放了三天，林彪考慮不送了。林彪和總理說過此事，總理說：有這個必要嗎？李根清回憶，這封信是林彪向秘書於運深口授的。於運深把信稿交給李根清，讓李謄清後送林彪簽發。後來，這封信始終沒有交給李根清通過機要渠道送發。
怎樣解讀林彪的這封沒有發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體不好，已經精疲力竭，想找壹個臺階下來？“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至於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幹部處理”，在中共的路線鬥爭中，高層領導人沒有退出機制，這是不是為他自己設計的退路？林彪要退下來，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護：“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第壹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林彪“ 建議三十八軍調離華北，······換壹個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把自己指揮過的部隊調離首都，這是向毛澤東表示，我已“解除武裝”了，妳可以放心了。
周恩來不讓將此信送到毛那裏，可能認為毛是不會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壹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令林彪陪同。林彪開始說出汗不能去，毛執意要林去，林彪還是不想去。後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在會見時賓主剛剛寒喧完，林彪隨即退出，壹人枯坐在大廳的角落裏，壹直到會見結束。這是毛、林這兩位“親密戰友”最後壹次見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來、熊向暉等人，在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後到毛處匯報。熊向暉長期從事情報工作，曾經多年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此時的熊向暉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毛撇開中美關系這樣的大事，卻關心黃永勝在總參謀部的表現，他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回答沒有。那“五個大將”的檢討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壹級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壹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臺。”周恩來當時以自己歷史上也犯過錯誤打圓場，毛說：“那個不同。妳犯錯誤是陽謀，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毛這裏不僅是指出林彪問題的嚴重性，更是拉攏周恩來。在同林彪的鬥爭中，必須讓周站在自己這壹邊。
7 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後壹個多月中，林彪、葉群在毛家灣住地搞起了裝修。林彪本人則因毛家灣大興土木，搬到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居住。此外，林彪、葉群還加緊籌辦兒女的婚事。這是林彪沒有估計到問題的嚴重性，還是迷惑毛的假動作？
1971年8月3日，葉群回北京，因醫生懷疑她有乳腺癌，找醫生檢查身體。來前向周恩來請示，是經周同意的。檢查結果排除了癌癥。8月6日，葉群向毛的秘書打電話，報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況和準備很快回北戴河去，請秘書代她請示壹下，看毛主席對她有什麽指示要交待。按過去的作法，這是要見毛澤東。但這次等了兩天，毛那裏沒有動靜，她被毛拒絕了。葉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葉群在京期間，黃、吳、李、邱到毛家灣探視。
毛澤東南巡，將火直接燒向林彪
在批陳整風中毛把林彪切割出來，批陳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檢查，徹底臣服。軍委辦事組幾個人的檢查沒有觸及林彪，批陳整風運動也沒有追溯到林彪那裏。林彪絲毫沒有認錯的意思，毛澤東徹底失望，他安排了從組織上解決林彪問題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國慶前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確定由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三人組成籌備小組。這個小組由林彪反對的張春橋主持，林彪集團的幾個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時，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南方視察。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工作，並準備三中全會和四屆人大。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帶了壹個中隊100多人隨行保衛。每人兩枝槍，壹只手槍，壹枝步槍，還有機關槍。毛在南巡中雖然講“對犯錯誤的同誌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但林彪集團的人反應很強烈。吳法憲事後認為，“他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作準備。”
8月16日，周恩來、張春橋、黃永勝、紀登奎乘火車到北戴河林彪處匯報工作。周向林通報，根據毛主席提議，黨中央決定在國慶節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然後召開四屆人大，現各項準備工作正逐步就緒，周的通報，進壹步給林彪增加了壓力。
毛澤東南巡主要是向領導幹部打招呼，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統壹思想，防止各地高級幹部跟著林彪走，以免再出現二中全會上的情況。
８月１６日，毛到達武昌，住東湖客舍。直到27日離開。當天就同武漢軍區政委劉豐談話，17日同河南軍政領導人劉建勛和王新談話。25日同華國鋒談話。汪東興等參加了這些談話。離開武昌前跟劉豐談話說：“全國勝利以後，軍隊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軍隊了。我光締造就不能指揮了嗎？我就不相信。”
８月２７日到達長沙，住到31日。毛在長沙談話到會的有：華國鋒、韋國清、汪東興、丁盛、劉興元、蔔占亞。毛和在場的人壹起唱《三大紀律八項註意》，要求軍政領導人“壹切行動聽指揮”。
８月３１日晚到達南昌，毛在在南昌談話到會的有：許世友、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楊棟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對毛說：空軍周宇馳兩次到南昌，讓江西仿造水陸兩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談了林彪、葉群的壹些問題，要他不要同林彪壹家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毛若有所思，沒有講壹句話。，９月3日淩晨到達杭州，毛在杭州談話到會的有：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白崇善。毛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談話中，感覺到陳沒有講真話。
9月8日晚，毛提出轉移專列停放地點，9日淩晨，專列從杭州筧橋機場停車點轉向去紹興鐵路的壹條支線上。
9月10日下午4時，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駛向上海。離開杭州前，讓汪東興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讓南京的許世友到上海，準備同他們談話。晚10點前到達上海虹橋專用線，因許世友不在南京，沒聯系上，毛說等許來了壹起談。
11日上午10時，毛在專列上同許世友、王洪文、馬天水談話。12點30分專列離開上海，經濟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濟南讓汪東興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臺支線開會。
９月１２日下午1時10分，毛的專列抵達北京豐臺，在車站支線找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汪東興在場。毛先講中共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接著談到廬山會議。吳德記憶中說，整個談話的內容，總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壹點意見》上的內容。他記得最清楚的有兩點：壹點是要搞唯物論，不要搞唯心論；另壹點是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要沈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吳德意識到陳伯達後面還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談話結束時，陳先瑞還高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壹路下來，毛到底談了些什麽呢？
他說：“希望妳們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他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壹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壹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他說：“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線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麽個大國，這樣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從歷史上看，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他講了中共歷史上的路線鬥爭，他說，歷次路線鬥爭中企圖分裂黨的人都沒有得逞。他把1970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放在中共歷次路線鬥爭之後，說：
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對“九大”路線，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他們的話，事先不拿出來，大概總認為有什麽把握了，好像會成功了。可是壹說不行，就又慌了手腳。起先那麽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麽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毛澤東對劉豐說：“廬山的問題是路線問題，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個問題還沒有完，陳伯達後面還有大人物。在三中全會上這個問題要講清楚。”“在廬山會議以來，有的人壹句話都沒有說，大人物不開口，其他人即使講，也是講無關重要的問題。”
在南巡講話中還說： “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這把林彪和歷史上犯路線錯誤中“為首的”放在壹起了，雖然說“對林還是要保”，但說“改也難”，不抱希望。他在談話中直接批評林彪：
我同林彪同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壹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壹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壹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壹個呢？什麽“頂峰”啦，“壹句頂壹萬句”啦，妳說過頭了嘛。壹句就是壹句，怎麽能頂壹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壹次就算講了壹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壹句頂壹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壹個人嘛。
毛澤東表示了他繼續鬥爭的決心：“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他說華北組六號簡報“是壹個反革命簡報”，“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妳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他說的黃永勝，實際就是指林彪。他還批評，在林彪領導下，軍隊“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毛澤東說：“我壹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他在長沙對廣州軍區領導人劉興元、丁盛說：“妳們和黃永勝的關系那麽深，黃永勝倒了怎麽得了呀？”
毛澤東南巡，壹路走壹路談，越談越嚴厲。對林彪，從旁敲側擊到公開點名，從簡單說說，到把問題越說越大。原先毛還說“對林彪同誌要保護”，說只是對廬山的事“負壹定的責任”，後來這個話不提了，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分裂”、“不光明正大”、“陰謀詭計”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斷派人將自己同沿途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記錄送給周恩來，讓他了解最新動向。周恩來知道毛林間的壹場惡鬥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對手。他審時度勢，由原來的和稀泥轉而堅定站在毛這壹邊。雖然在九大以後中國怎麽走的問題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壹致的，但他沒有站在林的壹邊。專門研究周恩來的高文謙說：周是從來不站在失敗者壹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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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到9月初，吳法憲連續給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報告毛澤東在武漢、長沙、南昌的行蹤。掌管飛機的吳法憲知道毛澤東到了什麽地方，專機接了誰，但不知道談話內容。毛澤東叮囑劉豐談話內容先不要傳達，尤其對北京要絕對保密。經毛同意，9月5日，丁盛、劉興元從長沙回到廣州，召開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大會，由劉興元“吹風”，傳達毛澤東講話的主要內容。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偷偷在香煙紙上作了些記錄，9月5日晚上，顧同舟和於新野在電話上講了劉興元的傳達，但沒有提到直接與林彪相關的內容。此間，李作鵬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武漢，從劉豐那裏得知毛談話的壹些內容。李作鵬9月6日回北京同黃永勝談起此事。當晚，黃永勝就電話告訴了葉群。9月6日壹大早，周宇馳打電話向林立果報告，下午駕直升機帶著15頁的電話記錄，飛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讓顧同舟再整理壹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來。顧同舟向王璞借來傳達記錄本，親自動手，連夜整理出長達50頁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張亞青坐專機送到北京。
?“小艦隊”紙上談兵
在毛向林彪集團步步緊逼的時候，林彪還是蟄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認錯以外，抱著壹種消極態度。據知情人說，林彪得知毛南巡講話以後,最初的想法是什麽也不做，哪裏也不去,擺出壹副坐等挨整的架勢。9月11日12點30分內勤聽到林彪對葉群說：“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壹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林彪這種態也許是壹種較好的選擇。從力量對比上，他不是毛的對手。他不是說“大不了是彭德懷第二”嗎，如果他消極挨整，只不過是挨批，下臺養病。憑他的戰功，日後會給他相當的地位，不致於落到全家死無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極等待挨整的時候，他的老婆葉群和兒子林立果卻不甘心失敗。年輕氣盛的林立果認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沈舟。”他對他姐姐林立衡說：“坐著等死不如主動出擊，說不定有壹線希望！”林立衡阻止他冒險。
葉群是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擔任科長，1942年林彪從蘇聯返延安後和葉群結婚。葉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讀書，有較高的悟性。毛澤東讓她代替林彪參加政治局會議。林彪身體不好，事事依賴葉群，也相信葉群的判斷能力。她控制著林彪的信息來源，她給林彪的講話和批示文件“把關”，防止林彪的意見“走火”。她以林彪的名義聯絡親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壹樣，葉群是軍委辦事組也是說壹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軍羽翼漸豐，憑借他是林彪兒子的地位，目空壹切。他認為廬山會議上的失敗是老軍人無能，他要擺脫這批老軍人另起爐竈。在林立果還沒有當作戰部副部長的1968年，根據王飛和周宇馳的提議，王飛、周宇馳、林立果等成立了壹個“調研小組”，這就是後來被稱為“聯合小艦隊”的雛形。“小艦隊”這個詞，本來是空軍黨委辦公室壹些人聊天的時候壹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壹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後，空軍有25人被認為是林立果“小艦隊”的人，關進了秦城監獄）。面對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狀況，林立果決心破斧沈舟，奮力壹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密謀對策。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和平過渡，被人搶班，自己提前搶班。最後傾向是提前搶班。“提前搶班”有兩個辦法，或是把張春橋壹夥搞掉，保持“首長”的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或是直接謀害B-52（他們用作毛澤東的代號）。但B-52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盡可能不這樣幹。他們商定，先做兩件事，寫個計劃，讓空四軍組建壹個“教導隊” 取“和平過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最後又討論了武裝政變計劃的名稱。林立果說，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壹個“571工程”紀要。這個紀要還沒有成形，只是於新野記錄在壹個筆記本上，看來是壹個討論稿。 “9·13事件”以後十多天，這個筆記本才在北京他們的壹個據點找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沒有看過“571工程”紀要，林彪、葉群是否看過不得而知。這個紀要把黃、吳、李、邱的軍委辦事組定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見，沒有讓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參與武裝起義。“571工程”紀要有9個部分：（壹）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可能性”是對形勢的分析。說廬山會議以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擡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說： “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壹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
他們分析武裝起義的有利條件時寫道：“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紀要還說，毛“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壹小撮，明天壹小撮，加起來就是壹大批。”“他是壹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在他手下壹個個像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紀要提出的口號：“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壹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571工程”紀要中的壹些內容壹針見血，說出了很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當時我聽傳達時，會場壹點聲音也沒有，人們屏住呼息靜聽，會後人們默默走出會場，不敢評論。“571工程”紀要表現了青年軍人的銳氣。但是，其中也表現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樣，這份文件是對社會現實深刻的批判，是抨擊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最強音。林立果祭起反對當代秦始皇獨裁專制的旗幟，準備采取“刺秦”的行動，“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這反映了當時中國壹些人的意願，“天下苦秦久矣！”
?“571工程”紀要說：“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沈舟。”“利用上層集會壹網打盡”，“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壹種武器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9月6日，“小艦隊”得到了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加緊了行動策劃。事後的官方文件說，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9月8日晚上21時48分，林立果與劉沛豐等人從北戴河飛回北京，密謀刺殺毛澤東。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這壹天，林彪派人給江青送了壹筐四個西瓜，放在釣魚臺10號樓的前廳。12日江青要到頤和園去玩，叫服務人員帶上西瓜。江說：“我請大家吃海南西瓜，這是林副主席送的！”還說：“把中間那個瓤拿出來，外面那壹層妳們吃啊，我吃中間那個芯。”毛的南巡講話9月6日就傳到林立果手裏，林立果已經布置“刺秦”行動，送西瓜是為“刺秦”行動作掩護，還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刺秦”活動？江青12日遊頤和園，說明她不知道當晚將發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對她來說是突然的，可能對所有人來說也應該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淩晨，林立果分別在空軍學院和西郊機場工字房召集“小艦隊”成員開會，參加人有周宇馳、江騰蛟等人。會上商議謀殺毛澤東的辦法：壹是用火焰噴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車；二是調壹○○高射炮平射打火車；三是要王維國乘主席接見時動手。後來周宇馳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辦法”，即在鐵路、橋梁上放炸彈；“把碩放機場的油庫燒著，然後帶著部隊去救火，乘混亂之際動手”。但是，在具體落實這些措施時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都被壹壹否定。在束手無策時，他們把原來在林彪辦公室工作過的、時任洛陽步兵師政委的關光烈叫來，希望得到他的幫助。9月10日晚上，關光烈乘10次特快列車到北京，周宇弛給關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的豎寫的，而是橫寫的），提出調兩個營攻打釣魚臺，調壹個噴火連到上海。關光烈說：“別說壹個連，壹個排也不行。個人無權調動部隊，除非軍委下命令。而且調動部隊手續很多，壹級壹級上報，申請火車皮，由軍運部門調撥，才能坐上火車。”林立果說：“冒充軍委下令呢？” “呼號頻率不壹樣，還要配密語，更不好辦。”看來確實不行了，林立果決定，先不要展開部署，否則就沒有收的余地了。
12日19點30分，林立果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準備次日早晨直接飛到廣州。行前，他把王飛等召集到空軍學院讓他們作南逃廣州的準備。
晚8點，周宇馳到空軍學院，他對等候在那裏的王飛、江騰蛟、於新野、李偉信宣布：首長決定，立即轉移到廣州，到那裏另立中央，實行割據。周宇馳對他們說：明天上午8點鐘林彪等從北戴河直飛廣州，北京的這些人明早7點鐘起飛，用林彪名義通知黃、吳、李、邱上飛機，如果不願去，就強迫他們上。他們還安排壹架伊爾18飛機到上海江灣機場，接上海小組到廣州。他們沒有想到，周恩來已經控制了飛機，南逃廣州是閉門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議論的武裝起義的計劃，都是不著邊際的空想，被指定的執行者都退縮不幹，最後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紀要,只是紙上談兵，紙上也是壹個草稿，根本沒有行動。在“9·13事件”以後的長時間嚴格的清查中，沒有找到他們行動的實物證據。九大以後的林彪雖然不願意跟毛“繼續革命”，很難說他有“刺秦”的意圖。如果林彪也參加了“刺秦”行動，以他的軍事才能和他在軍隊裏的影響力，也許是另壹種結果。直升飛機上迫降後俘獲的李偉信在審判林彪集團法庭作證：“571工程”紀要“這事與首長談過，首長叫先搞個計劃。”首長是指林彪。學界壹直懷疑李偉信的證詞。
既然“小艦隊”沒有采取危害毛澤東的實際行動，即使毛澤東的信息再靈，他也不會得到他將遭到謀殺的信息。壹些著作濃墨重彩地描繪說毛如何機警地躲過了林立果的暗殺，都是為了“坐實”林彪集團“搞反革命政變的罪行”。其中壹些細節都是出自汪東興，難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東興的敘述中，毛躲過暗殺的行動，都是汪東興實施的。
不過，在與林彪這個龐大的軍事集團處於尖銳對立的情況下，警惕性極高的毛澤東當然有所戒備。
9月10日下午4時左右，毛澤東的專列開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駛，晚10點前到達上海，依靠在飛機場附近的支線上。毛卻沒有下車，讓上海市的黨政軍領導王洪文等人到火車上來談話。
9月11日上午10點，毛與許世友、王洪文在專列上談話。到吃飯時間，毛澤東說，我今天不留妳們吃飯了。王洪文妳請客，陪陪這位老將軍喝幾杯酒，妳們都去，我在這裏等候妳們。他沒有等候許、王，12點30 分，專列離開上海。
18點35分抵達南京下關車站。專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檢修，僅用了15分鐘，便又啟動了。從上海乘飛機趕回迎候的許世友，沒有讓他上車見面。
9月12日淩晨5點，專列到濟南。毛讓汪東興給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等到豐臺站。毛澤東專列從濟南開出後，7時40分抵達德州，停車20分；11時15分抵達天津西站，停車15分。
12日中午1時10分，專列在豐臺站停下。毛同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陳先瑞等談話到3點多鐘。毛不進直接進北京，他對北京的安全狀況還沒有把握。談話結束後，毛讓李德生留下，鄭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從38軍調壹個師到北京郊區南口。第二天，按照調兵程序，周恩來與黃永勝、吳法憲、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完成了這個師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點零5分，專列到達北京站，毛乘汽車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這關鍵的兩天“小艦隊”是怎樣活動的呢？請看魯瑉的回憶。魯瑉，1952年12月5日，在朝鮮戰場上打下了美軍飛機F-86（佩刀式），成為戰鬥英雄。“9·13”前夕是空軍作戰部長，他回憶了那兩天的幾個關鍵時刻：
1971年9月11日晚約8點半，我被江騰蛟用汽車拉到西郊機場的平房裏。林立果看到我就說：現在要進攻啦，副統帥有令，拿出來給他們看看。周宇馳拿出壹張硬白紙，林立果遞給我。我看到的是用紅鉛筆寫的“按立果宇馳同誌的命令辦。林彪9月8日”。林立果說，現在的情況很緊張，馬上要開三中全會，全會壹開，林副主席就不占優勢了。副統帥下了命令，要主動進攻。江騰蛟在上海打頭陣，爭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讓魯部長的第二次進攻了，有的是炸藥，在鐵路上壹放，就是第二個皇姑屯事件。
魯瑉對他們說：我空戰次數不少，可沒有在陸軍幹過，對炸藥從來沒有擺弄過，甚至連看也沒有看過。有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呢？這是魯瑉的托詞，聽說要謀害毛主席，他頭都炸裂了。但在那幾個佩槍者面前，他不能說“不”。
討論沒有結果。於新野傳來壹個電話：毛主席已經離開上海。林立果便倉皇宣布：情況有變化，今天的議論全部作廢，就當沒有發生什麽事，什麽話也不能傳出去，不然就會殺頭。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魯瑉害怕了，想辦法擺脫林立果等人。當醫生的妻子想出了辦法。當時正流行“紅眼病”，用濃鹽水、過期金黴素抹在他的眼上，壹會兒雙眼赤紅，住進了空軍總醫院。
但他沒有擺脫。9月12日晚8點多，王飛電話通知他：立即到辦公室來，有重要文件傳達。（林立果已乘256號三叉戟專機到山海關）。魯瑉按王飛的要求到了辦公室，見氣氛十分緊張。王飛說：“時間已經很緊迫了！林副部長已經到了北戴河，來電話要我們立即組織壹批可靠人員，護送黃、吳、李、邱幾位首長，明天由西郊機場起飛，去廣州。現在的任務是，立即擬好名單，編好組，做好壹切行動準備！”於新野在旁邊記錄，逐個核對名單，分別編組，記下名字。第壹組王飛、魯瑉等23人，共6個組。
大約晚11點鐘，壹個電話傳來，王飛臉色煞白，他慌裏慌張、語無倫次地說：“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大家趕快回家睡覺！”原來是周宇馳來的電話，說：“暴露了，不搞了！”原來是南下廣州的飛機被周恩來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裝起義”簡直是兒戲。
林彪葬身溫都爾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謀害毛澤東不成，就到廣州。9月12日下午4點多，周宇馳讓胡萍安排6架去廣州的飛機。當晚7點，胡萍通知34師副政委潘景寅，要他親自駕駛三叉戟256號，當晚送林立果到山海關機場。潘景寅讓給飛機加油16噸，實加15噸，比平日飛行多加了3噸。到廣州的6架飛機，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點40分，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號飛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關機場。晚8點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飛機到達山海關機場。9點左右，他們就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領導人休假地的96號樓。
這時的北戴河，正在為慶祝林立衡和張清林的訂婚放映香港電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賀之後，就到葉群臥室同葉群密談。大約晚10點，林彪、葉群、林立果壹起密談。林立果此時和林彪談了些什麽，是決定林彪下壹步行動的關鍵。如果林立果將他策劃並實施的“刺秦”行動失敗的情況告訴了林彪，林彪肯定會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不可能當第二個彭德懷了，他的下場比劉少奇還慘！所有的歷史資料都沒有林家父子在這個關鍵時刻的對話（林立衡說，她讓內勤偷聽，隱隱約約聽到了林彪說“我是個民族主義者”，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內關門密談，能聽清多少？）。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說在這之前林立果可以瞞著他父親；現在“刺秦”行動已經失敗，情況萬分危急，他必須如實告訴父親，必須和父親商量對策。南下廣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對策，他已就此對策向周宇馳等作了布置。然而，毛南巡講話的內容已傳到林彪那裏，知道廣州軍區已將毛的講話傳達到師以上幹部。廣州軍區能不能支持他們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廣州軍區支持另立中央，在強大的毛澤東面前，也維持不了多久。在作戰中力求十拿九穩的林彪，應當不會同意南下廣州的。他們的決策十分困難，逃跑是唯壹的決策。跑得越快越好！
?“刺秦”失敗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帶回的消息對林彪來說是突然的。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決定是倉促的。毛澤東的接班人逃跑，絕大多數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的官兵）是不可思議的事。“9·13事件”是突發事件。當然，這個突發事件是醞釀已久的。
9月12日晚，林立果告訴林立衡馬上去廣州（這是在和林彪、葉群密談之前）。林立衡決定馬上報告警衛部隊。她來到8341部隊2大隊駐地58號樓，找到大隊長姜作壽、副團長張宏，說：“葉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飛機已停在山海關機場。”要他們立即向中央報告。22點20分，張宏打電話給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中辦副主任張耀祠，張耀祠立即報告汪東興。汪東興馬上打電話告訴在人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9月12日晚9時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隊在北戴河負責林彪警衛的領導電話報告，說林彪女兒林立衡講：“林彪要出走，到哪裏去也不知道，情況很緊急。”過了壹會兒，又接通到報告說：“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乘專機從北京來，這架飛機就停在山海關機場。”周恩來的電話通常都由紀東接，此時周恩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紀東他在中南海西華廳周的辦公處值班。23點多鐘，張宏給張耀祠打電話說：“林立果、葉群正在商量要挾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還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張耀祠副團長報告，保衛好毛主席。”林立衡沒有向張宏說“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這句話，張宏不可能擅自加這句話，這可能是張耀祠把當時的猜測寫成了事實。周恩來知道林家母女關系緊張，怕林立衡把家庭糾紛摻進來。但周恩來還問吳法憲，是否知道有架飛機飛到北戴河去了？吳法憲說不知道。周讓吳法憲查證。汪東興通過張宏了解到，山海關機場的確有壹架飛機。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的機場，晚11時整，周打電話向海軍政委李作鵬查問，李作鵬晚11點5分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查明後回報了周恩來：的確有壹架空軍三叉戟飛機。李作鵬回電話是紀東在西華廳接的，他向周轉告時周只說“知道了”，紀東從電話中感到，周沒有回到會場，壹直守在電話旁邊，這是很反常的。
吳法憲向空軍副參謀長胡萍打電話查證，胡萍說，是壹架剛改裝好的三叉戟，試飛山海關。周恩來立即指示：“這架飛機立即飛回北京，飛機上不準帶任何人。”胡萍立即將周恩來追查飛機事告訴周宇馳，並要他轉告林立果。還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周恩來追查飛機的事，還統壹口徑，說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飛不回來。周恩來聽說飛機有故障後，讓他們修好後立即飛回，不準帶人。
晚11點30分左右，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問林副主席身體好不好，葉回答說很好。周問葉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專機，葉開始說不知道，停了壹會，她又說：“有壹架專機，是我兒子坐來的。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要上天轉壹轉。”周又問：“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回答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裏天氣有些冷了。”周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說：“晚上不飛，明天天氣好了再飛。”周說：“別飛了，不安全，壹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周恩來進壹步試探，對葉群說：“需要的話，我到北戴河看壹看林彪同誌。”葉群急忙說：“妳到北戴河來，林彪更緊張，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周恩來從葉群說話支支吾吾、前後矛盾中斷定，北戴河那裏的確出了問題。他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對這架飛機作出安排。李作鵬記錄下四點：第壹，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動，要飛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飛；第二，他要飛夜航，妳就告訴山海關機場，等他到達機場後，請他給我來個電話；第三，空軍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我的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妳的指示才能飛行；第四，我已告訴吳法憲到西郊機場去了，作必要準備。11點35分，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傳達總理命令：“這架飛機要聽總理指示、黃總長指示、吳副總長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壹人指示放飛才能起飛。”13日零點6分，李作鵬再次給山海關機場打電話，重申四人中壹人指示才能放飛。周恩來後來說，他指示周、黃、吳、李四人壹起下命令才能起飛。後來李作鵬為自己辯解說，是他將總理的電話理解錯了。
周恩來的追問三叉戟飛機，還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這使得林立果、葉群方寸大亂。晚１１點４０分，葉群對李文普說：“快點調車，越快越好。”葉群又對李文普說：“快點吧！什麽東西都不能帶了，有人要來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妳快去調車。”林立果又對李文普說：“老李，快點吧！有人要來抓首長。我給周宇馳打個電話，妳在這裏看壹下。”他通知周宇馳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
晚11點50分，警衛秘書往96號樓（林彪住處）調車，現場壹片混亂，葉群披頭散發，林立果跑來跑去，劉沛豐手上提了4個提包十分著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兩個皮包走到外邊。楊振剛把車開上來，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李文普壹壹登上了大紅旗轎車。林彪汽車跑出約200米，李文普急叫停車，並從車裏出來。這時連響兩槍，李文普左上臂負傷。晚11點55分，汽車離開96號樓直向山海關行駛。
零點22分，林彪汽車高速駛入機場，停在三叉戟飛機左後方。葉群第壹個下車，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林彪第二個下車。他們急急忙忙跑到飛機艙門下，順著駕駛艙的工作便梯壹個個地爬上了飛機。佟玉春此時剛從場站調度室奔向專機，正要向機長潘景寅傳達不準起飛的命令，但沒有見到潘，便告訴了正在停機坪給調度主任打電話的機械師邰起良。邰聽後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槍督迫邰最後上的飛機。飛機緊急啟動，強行滑出，右機翼的端部碰在還沒有完全離開油車頂部的把柄上，刮壞了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隨後乘吉普車趕來的8341警衛部隊的人，還沒有來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攔飛行的措施，飛機就緊急起飛了。零點32分，在起飛條件不充分的情況下，飛機在黑暗中強行起飛。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等機組人員都沒有上飛機。
山海關機場立即給李作鵬打電話：三叉戟256號飛機強行起飛了。李作鵬立即打電話告訴周恩來。周讓李作鵬查飛機的航向。李作鵬向機場詢問以後電話告訴周恩來：航向西北。這時已是13日零時55分。周恩來命令打開華北地區所有的雷達監視這架飛機，並要調度員向這架飛機呼叫，要林彪等飛回來，告訴他們：“不論飛機在何處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但飛機上壹直沒有回答。
9月13日零點32，汪東興分別接到張宏從山海關機場打來的電話，林立衡從北戴河打來的電話，說飛機已經起飛了。汪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大會堂到主席那裏，我從中南海南到主席那裏，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他們兩人幾乎是同時中南海遊泳池向毛澤東匯報。
周恩來、汪東興向毛匯報時，吳法憲來電話請示：飛機已經飛了30分鐘，即將進入內蒙古，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毛說：“林彪還是我們黨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1點55分，林彪的飛機越過中蒙邊境414號界樁上空進入蒙古，漸漸在雷達的屏幕上消失了。由於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襲，經周恩來安排，毛從中南海遊泳池搬到人民大會堂118房間暫住。
為了防止再有飛機外逃，防止有人調動飛機來危害中央，周恩來和毛商量後下了禁飛令：從現在起，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黃總長、吳司令員聯名簽署的命令，壹架飛機都不準起飛。1點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達完畢。周恩來派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跟蹤；派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派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從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說：“廬山會議第壹次全會上第壹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去了！妳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戰備！”下午，周召集副總參謀長張才千、閻仲川、王新亭、彭紹輝、陳繼德五人到人大會堂新疆廳參加政治局作戰會議。他鄭重地說：“我現在考慮的第壹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還是打仗！”周恩來擔心林彪出逃到蘇聯以後，蘇聯乘機進攻中國。
在下達禁空令的同時，又向全軍發出命令，全軍進入壹級戰備狀態。周恩來要海軍艦隊和各地空軍直接聽各大軍區指揮，讓陸軍進駐重要機場。這樣就把海軍司令部和空軍司令部的指揮權解除了。這是出於對吳法憲和李作鵬的不信任。
周宇馳接到林立果放棄“南下”計劃、改為“北上”的電話後，帶著34師直升飛機大隊副大隊長陳士印到北京沙河機場，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騙了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於13日淩晨3時15分劫持了3685號直-5型直升飛機。淩晨3點15分，北京沙河機場緊急報告：飛走了壹架直升飛機。機上有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和副駕駛員等5人。周恩來下令，派飛機攔截，迫降。不聽就打下來。直升飛機飛到張家口上空時，駕駛員陳修文覺察他們要逃跑，就想往回飛，周宇馳察覺後，用槍逼迫他繼續北飛。陳修文東轉西繞，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9月13日6點47分，在懷柔縣沙峪迫降。陳修文被周宇馳開槍殺害。北京衛戍司令吳忠命令警衛三師派出機械化部隊包圍現場，同時發動民兵包圍。周圍群眾和民兵聽到直升飛機降落聲和槍聲從四面八方趕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從飛機上下來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盡停下來，發現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壹，二，三”同時開槍自殺。周宇馳和於新野自殺死亡，李偉信擡高槍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虜，被俘的還有陳士印。
9月14日中午12時20分，外交部收到駐蒙古大使館特急電報：今天上午8點，蒙古副外長約見中國大使許文益，通知有壹架中國飛機於13日淩晨2時30分左右，在蒙古境內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議。後來得知飛機墜毀的地點是東經111度17分、北緯47度41分，壹個叫溫都爾汗的地方。下午兩點，周恩來的秘書紀東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電話：“外交部收到我駐蒙古使館的特急報告，要送總理。”不壹會兒，王海容到人大會堂北門，將壹個大牛皮紙信封交給紀東。紀東交給周。紀東在現場觀察到：“開始，只見總理眉頭緊皺，隨著目光在文字間移動，臉上的神情逐漸舒展開來。他拿著報告的雙手微微顫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妳看，摔死了！摔死了！’”周還對紀東說：“我要到118號房間主席那裏去報告，妳也跟著我。”說完，周恩來換了衣服，帶著紀東和高振普向大會堂118號房間毛住處走去。紀東和高振普在走廊等著，20分鐘後，總理回來了，紀東看到他步履輕松多了。
在三叉戟飛機上9 人全部死亡。他們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劉沛豐，楊振剛（林彪專車司機），潘錦寅（機長），李平（主管機械師），邰起良（特設機械師），張延奎（機械師）。從壓在屍體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膚未燒著的部分看，這9人是從飛機上摔出來以後燒死的。
9月14日傍晚，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了林彪等機毀人亡的消息，在會上分發中國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
整整三天三夜，73歲的周恩來只睡了三個小時。得知林彪摔死以後，政治局委員們集合在人大會堂福建廳，會場壹片輕松。周恩來說，要好好吃壹頓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舉杯歡慶。還破例喝了茅臺酒。短暫的輕松以後，周恩來卻當著李先念和紀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最後還說：“妳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麽簡單，還沒有完·····”，紀登奎和高文謙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國思想不同，經濟建設的思路也不同。毛、周的不同會怎麽樣呢？林彪死後，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輪到他和毛發生摩擦了，所以說“還沒有完”。
張春橋聽到周恩來宣布林彪死亡以後，親自到外邊服務臺拿來壹瓶茅臺酒和幾個酒杯，笑嘻嘻地對大家說：“今天我自己花錢請大家幹壹杯!”他給每人斟了壹杯酒，說：“我們今後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做好工作。”
9月17號，黃永勝在西山前敵指揮部，他站起來對著墻上巨大的三北（華北、東北、西北）軍用地圖，憤憤地大聲說：“跑什麽跑？！真是害死人呀！”黃永勝認為林彪出逃是下策，還要牽連很多人。在以後的揭批運動中，壹大批軍隊幹部被清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骨幹成員都判了重刑。軍隊幹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余辜的叛徒賣國賊。”為了減小林彪出逃對社會的震動，這個文件先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幹部，9月28日傳達到地師級，10月6日，通報到縣團級。
?“9·13”事件迷團重重
雖然中共中央對“9·13”事件作了結論，但是很多疑團沒有解釋，壹些重大問題存在爭議：
第壹，林彪是否參與了謀害毛澤東的軍事政變？
官方認為，林彪參與了謀害毛的政變，證據是他親筆寫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 林彪 9月8日”。
壹些研究者認為林彪沒有參與政變。“九八手令”是別人摹仿他的筆跡寫的。林彪簽發的文件不少是讓別人用他的筆跡代簽的。林立果、周宇馳都曾練習過林彪的字跡，毛家灣也有人練習過。事後發現“九八手令”有三個：第壹個是9月13日清晨，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發現被周宇馳撕碎的紙片。經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紅筆寫著：“盼照……宇馳同……的命……林，九月八日。”是豎寫的。寫在壹張16開白紙上。第二個手令是9月16日，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武建華等在北戴河的96樓清理出壹張32開大的白紙，上面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九月八日。”第三個手令林立果給關光烈看的，是“橫寫的”。林彪不可能寫三個手令，摹仿者多寫幾張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裝政變為什麽不動用軍委統帥部的指揮機構？為什麽不動用他的親信黃、吳、李、邱？林彪是大軍事家，在他指揮的戰爭中總是十拿九穩，務求必勝，林立果等搞的那壹套像兒戲，和林彪作戰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動出逃還是被葉群、林立果挾持？
主流意見認為，林彪是主動的出逃的。林立果“刺秦”失敗，匆忙來到北戴河。他們都知道，出逃是壹條生路。如果能在廣州抵抗壹陣，也許有點希望。但周恩來已下禁飛令，廣州去不了了，國內已無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這壹行動將使他壹世英名毀於壹旦。在進退兩難的抉擇中，最終考慮壹家人的生命，還是順從了葉群、林立果的意見。
李文普回憶：大約23點以後，葉群叫我到林彪臥室，她先進去跟林彪說了幾句話，然後叫我進去。這時，林彪早已從床上起來穿好衣服，說：“今晚反正也睡不著了，準備馬上夜航到大連去，到大連壹個星期就回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了。妳準備壹下，現在就走。” 林彪內勤陳占照證明：23點50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壹起到林彪客廳。過了壹會兒，葉群和林立果走出來。林彪又打鈴，對我說馬上夜航去大連，不休息了，有些東西可以不帶，夠用就行了。到大連住壹個星期就回來，回北京過國慶節。兩人證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藥被綁架走的。林彪自己從簡易舷梯上爬進機艙說明林彪不是被綁架的。
另壹種意見認為，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騙走的。邱會作認為，葉群對林彪封鎖消息，壹切都由她決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挾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9·13”發生的當夜，邱會作在與李作鵬在京西館聊天時說：如果林彪決心要走，臨走時下幾命令，在短時間內，也會大亂的呀!看起來是高明夫人腦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塗透項了。邱會作在回憶錄中還認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無路時，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挾持外逃了。
邱會作只是分析。林立衡和提出了壹些證據。也有人提出了證據。張恒昌回憶：首長吃了安眠藥，比平時晚睡了15分鐘。是從床上拽起來。穿衣服時還迷迷糊糊，沒有壹點自主動作，完全由我們倆擺布。林彪衛生員小張（恒昌）給林立衡愛人張清林電話：“他們（指葉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長，情況十分緊急！首長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車再有十分鐘就開動了！妳們快。快，快呀······”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內勤服務員陳占照、張恒昌在“9·13”後給專案組寫的證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藥睡下後被葉群拽起的情節。
第三，官方意見說，林彪等要在廣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據。很多人對此質疑。
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釋》壹文中指出，“所謂‘南逃廣州’僅僅是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和王飛的自說自話，無證據證實這是林彪本人的意圖”，“‘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是‘小艦隊’核心成員非常倉促的臨時決定，未及付諸行動便已夭折。”質疑者問：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得有點準備吧？這種準備工作當然是廣州軍區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林彪在四野時的部下）來做。丁盛說： “當時，我是廣州軍區司令，主要負責人之壹。劉興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負責任地說，當時所有人都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鄭重聲明：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軍區領導同誌都不知道，我的秘書、辦公室主任、作戰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為沒有的事情，從哪兒知道啊？沒有嘛。至於林立果，他寫的那個《571工程紀要》提到什麽廣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寫的關我們什麽事？他愛怎麽寫，寫了就是我們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許世友在清查林彪死黨時，也沒有查到廣州軍區接應林彪南逃的證據。丁盛在這本書中還講了修建南湖賓館的情況，這是汪東興讓廣東給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修的。花了6000多萬。“9·13事件”後硬說是給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後到這裏住的。為此，丁盛在廣州給汪東興寫信：妳親自坐鎮，三番五次來。按妳的指示搞的，妳要說話呀？韋國清到廣州以後，才肯定房子是給主席修的，不是給林彪修的。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報告葉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領導人為什麽沒有阻止？
李作鵬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采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李作鵬還認為，周恩來在處理山海關機場“9·13”事件的過程中，有重大失誤。既未及時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隊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沒有采取諸如關閉山海關機場，控制三叉戟飛機，軟禁空軍機組人員等措施李作鵬還推測：周恩來“未能采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麽？到底林彪趁的什麽‘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麽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迷團。”
1980年3月20日，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和女婿張清林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壹個材料，這個材料記述了9月12日晚，他們向8341部隊和北京的張耀祠五次請求，請求用部隊阻止林彪壹行從北戴河逃走的情況，但部隊沒有阻止。中央讓林立衡和張清林也跟著上飛機，跟著走。
據林立衡這個資料和李作鵬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認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壹個大的政治陰謀。林立衡從北戴河的報告到汪東興那裏，毛第壹時間就知道此事，有意讓林彪充分暴露。周恩來對毛的意圖心領神會，抓住那架飛機窮追不舍，只是虛晃壹槍，說要到北戴河看林彪。這使葉群更加倉促，卻沒有采取阻攔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陰謀說”。因為林彪壹行出逃是突發事件，這事出於毛、周意料之外。多年來壹直宣傳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不了解上層政治鬥爭內幕的部隊官兵，沒有中央的明確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張耀祠回憶說：23時40分，張宏報告：“‘林彪他們調動汽車了。’我問張宏‘妳們準備好了沒有？’張宏說：‘準備好了。’我對張宏說：‘他們走時，妳們要跟上他們，特別要註意他們去的方向。’”張耀祠沒有讓張宏阻止林彪車隊逃跑。為什麽：張耀祠說：“這事還沒有報告毛主席，中央還沒有指示，我只能向張宏交待註意林彪去的方向。”
?第五，林彪想叛逃蘇聯嗎？
官方意見認為，林彪就是叛國投敵，是漢奸、賣國賊。另壹種意見認為，林彪沒有叛逃蘇聯的動機，“9·13事件”以後多年來，沒有證據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們與蘇聯或蒙古官方有過有關聯系。說林彪叛逃蘇聯的證據只有李文普提供的壹句話。這句話在“9·13事件”半年以後專案組審查他時交待的。他聽到林彪問林立果：“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要飛多長時間？”他才發現他們不是去大連，而是要叛逃蘇聯，才跳下了車。林彪作為壹個軍事家，那幾年又壹直把蘇聯當主要敵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林彪辦公室保密員李根清回憶，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圖邊，有時幹脆踩到地圖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鏡看，看圖很仔細。特別叫我找出伊爾庫茨克，讓我拿尺子量壹量，量北京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以此計算導彈飛行時間。林彪計算蘇聯從伊爾庫茨克發射導彈到天安門的位置要9分鐘，也就是說，我們有9分鐘的預警時間。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蘇聯。林立果“刺秦”失敗，闖下了彌天大禍，林彪壹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禍。到境外只有能選擇香港和蘇聯。事實上飛機就在逃往蘇聯的路上失事。當然，即使是林彪主動出逃蘇聯，也不是“叛國”，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飛機起飛到墜毀這段時間，在飛機上發生了什麽？飛機為什麽在空中繞大圈？
256號三叉戟飛機所屬的專機組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運用他對這架飛機的熟悉情況和專業知識，著文提出了壹系列的問題。飛機在空中飛行，航向是用“度”來標示的。按照順時針方向，壹周為360度。正北方向為0度（Ｎ），正東方向為90度（Ｅ），正南方向為180度（Ｓ），正西方向為270度（Ｗ）。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按照正常的飛行規則、程序，它必須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間轉彎到航線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256號三叉戟飛機外逃的航向，應該是325度），然後再繼續爬高，到達預定的高度之後，再改為平直飛行。完成這個過程，在三叉戟飛機來說，只需要幾十秒鐘的時間。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完成這個過程卻用了二十來分鐘的時間！
那麽，在這樣長的時間內，256號三叉戟飛機，又在哪些航向上穩定過呢？第壹階段：飛機起飛的方向與去廣州的航向基本壹致，為244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穩定了四分鐘左右；第二階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飛機在這個航向上又穩定了4分鐘左右，且平直飛行。這個航向，是從山海關回到北京的航向。時念堂當時正在西郊機場。從雷達員那裏獲悉這個航向後，已經認為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返回北京。第三階段：飛機的航向從290度越過叛逃航向325度而到達航向340度。第四階段：飛機穩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在空中畫了壹個碩大的問號。這個碩大的問號，也向人們提出了壹大堆問題：1，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的時候，僅剩下了12．5噸的油料。這些油料僅是飛到蘇聯所需油料的壹半左右。林彪要去蘇聯，就得最大限度地節省油料作直線飛行。然而，飛機卻在空中繞大圈浪費油料。這是為什麽？2，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首先穩定在去廣州的航向上。林彪壹夥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是否曾經想去廣州？如果是，那麽，後來為什麽又改變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來已經封鎖所有機場，無法去廣州？3，飛機在山海關機場起飛後，還曾經穩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飛機上是否有人曾經想回北京？如果是，那麽，後來為什麽又改變了航向？4，飛機的航向曾經從290度越過叛逃的航向325度到達340度。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古怪航向？這是要幹什麽？飛機上是否發生了爭鬥？飛機起飛後，周恩來曾經通過航空聯絡系統對林彪喊話，希望他回來。林彪是否聽到了周恩來的喊話？如果聽見了，他是怎樣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這些疑團就可解決。所乘坐的256號三叉戟飛機是從中央發動機進氣口處炸斷的。飛機的機尾，被拋在離著陸點500米的地方，這是全機中最大的壹塊沒有燃燒爆炸的金屬物。因此，可以斷定：裝在這裏面的飛機狀態記錄器黑匣子會完好無損且不會被拋出去。在機頭部位，盛著語音記錄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無損，因此也可以斷定：語音記錄器也不會損壞。但是，多年來最為重要和最為敏感的兩件黑匣子都不見了。潘景寅死後，先是作為林彪死黨和叛徒追查的。後來，鄧小平將其定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說了些什麽、做了些什麽？他有沒有企圖把飛機開往別處？鄧小平是否從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變對潘的定性？但是，據蔣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這架飛機上，根本沒比有“黑匣子”。蔣健對這架飛機比這個師的師長、專機駕駛員時念堂還熟悉？
盡管“9·13”事件迷團重重，對林彪事件也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有壹點看法是壹致的：林彪出逃機毀人亡是事實。這件事不僅是當代中國上最大的政治醜聞，也是當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醜聞。這件醜聞不僅給毛以沈重的打擊，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每天都宣傳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讓人們祝福他“永遠健康”的副統帥，竟然出逃摔死！這給中國人以強烈的震動。這壹震動粉碎了文革以來官方制造的壹切謊言。
林彪事件這樣的驚天醜聞，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會發生的，它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的產物。正是極權制度陰謀政治，這個事件給人們留下的種種疑問，恐怕永遠也不會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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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風：批左還是批右
林彪事件的的震憾稍加平息，人們在迷茫和惶惑中尋找路徑：下壹步往哪裏走？在選擇方向的時候，兩股力量在博弈：
第壹種力量是以毛為首的堅定文革派，他們不承認、不甘心文革失敗。在上層，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成員，他們處於政治局委員的高位。在下面，在“反派性”、清查“5·16”等壹系鬥爭中被排擠出權力機構的群眾代表，有被軍政官僚們整得死去活來的造反派中比較激進的人們，還有壹些相信“繼續革命”能給中國以新的出路的人們。他們主張繼續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將文革進行到底。文革中揭發出來的官僚腐敗的事實，恢復職務以後官員的某些表現，使文革的積極分子和壹部分群眾，反對恢復文革前的官僚體制。
第二種力量是已經恢復職務和等待恢復職務的官員，掌權的軍代表中的壹部分人，還有日益增多的不相信“繼續革命”的群眾以及對派性鬥爭已厭倦的人們。他們要求糾正前幾年的錯誤、恢復秩序，讓被打倒的官員盡快“解放”，已經“解放”了的官員盡快恢復職務。
經過五年的反復折騰，相當多的人對毛澤東的那壹套產生懷疑：“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為什麽要謀殺毛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人為什麽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的形象、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力，在人們的心目中開始大打折扣，懷疑文化大革命的人多了起來。“繼續革命”難以繼續下去。
第壹種力量有毛澤東的支持，掌握著組織、宣傳大權，在權力中心處於主導地位。毛澤東也不是完全不承認前五年的錯誤和造成的問題。他在不否定文革的大前提下，在政策上作壹些調整。第二種力量雖然處於弱勢，他們利用毛澤東調整政策、修正錯誤造成的機會，在實際操作中實現他們的意願。隨著文革問題日益暴露，隨著被打倒的官員的職務不斷恢復，第二種力量不斷壯大。
毛澤東其所以能把壹大批革命梟雄置於自己的麾下，他善於搞政治力量平衡是壹個原因。毛澤東是玩弄政治平衡的高手。不過，在搞政治平衡時，他通常不放棄自己的原則。林彪事件打破了“九大”建立的政治平衡，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他必需要對文革初期受到沖擊的軍政官僚們作些讓步。1971年11月14日晚，他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軍隊領導人，講話開始時葉劍英到會。毛說：妳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要打倒壹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妳們吵壹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毛的這些話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反對文革的人也很願意聽這虛偽的話。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突然參加了陳毅追悼會。12月，毛澤東對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的來信作了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壹律廢除。”6月28日，周恩來陪毛澤東接見斯裏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毛說：“我們的‘左派’是壹些什麽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1973年12月21日，毛在接見中央軍委全體成員時，肯定朱德是“紅司令”，說賀龍同誌搞錯了，要翻案；說楊、余、傅也要翻案，說是林彪搞的；說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也是聽了林彪的話。
毛澤東的上述行為只是在維護“文化大革命”前提下的局部退讓。他既要保護“文化大革命”，又要尋找結束文化革命的方式，以便使國家回到正场☆態。他既支持周恩來“解放”壹大批老幹部，讓大批老幹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來，同時又重用文革派，讓張春橋、王洪文當政治局常委，並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既批評周恩來，又批評文革派。批周恩來是帶根本性的，防止他否定文革；批文革派是策略和操作層面，希望他們不要過急，要註意策略，要他們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是保衛文革、堅持“繼續革命”，還是否定文革、恢復秩序？這是以後的五年文革的主線。以後五年，政治鬥爭雖然形式多樣，但都是圍繞這個主線展開。
毛澤東要批右，周恩來要批左
林彪事件以後，原來的“批陳整風”改稱為“批林整風”。實際只有批林，沒有整風。上述兩種力量的鬥爭最初集中在對林彪的批判上。第壹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右；第二種力量主張批林彪的左。那時的左，就是堅持文革初期的思想和作法，也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時的右，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否定前五年的作法和造成的現狀，批判無政府主義，恢復文革前的秩序。批右的邏輯結果就是堅持文革；批左的邏輯結果就是否定文革。
從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來看，要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反對無政府主義，批判極左思潮，符合多數人的意願。1972年春天，人民日報工商部召開了工業記者座談會，讓幾位駐大工業城市和工業集中地方的工業記者匯報當時的工業狀況。主持人是當時的工商部主任馬沛文，匯報人有楊瑛（上海分社）、陳談強（北京分社）、楊繼繩（天津分社）、張行端（江蘇分社）、李玉秀（黑龍江分社）、王青海（甘肅分社）。魯瑛、王揖等人民日報所有領導人都聽了匯報。6個人每人匯報半天。匯報者集中反映了當時工人勞動積極性不高、勞動生產率下降、企業管理混亂、技術人員被迫離開了技術崗位、軍代表不懂經濟且獨斷專行等方面的情況。李玉秀幽默地介紹了“突出政治”在黑龍江造成的思想混亂。他說，《人民日報》1965年說“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受到批判；後來《解放軍報》說“政治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最近也受到批判。政治哪裏也不能落實，只能端在手上了。他用手比劃著，引起轟堂大笑。我在發言中介紹了“突出政治”在工業戰線的影響：天津鐵路分局所屬壹個車站，有壹次“天天讀”時間雷鳴電閃，要下雨了，生產組長要職工去搶外面堆放的物資，指導員說“天天讀雷打不動”，眼看著外面堆放的物資被雨淋。群眾要求紡織品增加花色品種，而印染行業的設計人員怕搞出的新圖案“不突出政治”，只是照抄報刊上的圖案。
林彪死後，周恩來試圖治理文革造成的混亂局面。
壹大批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的老幹部，其中不少人對文革是很反感的。他們“穿新鞋，走舊路”，恢復文革前的那壹套對他們是輕車熟路，他們是周恩來的有力支持者。造反派，在“三結合”領導班子中逐漸被邊緣化，“清查5·16”、“壹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批判極左思潮等運動中受到打擊。這部分造反派此時不僅有壹股怨氣，還有壹股“反復辟”、“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意願。他們經常對革委會提出批評，這種批評被掌權者視為極左思潮。周恩來作為恢復秩序的代表人物，勢必要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客觀上也就站在毛澤東的對立面。
周恩來和在國務院工作的領導人，為了恢復國民經濟，急需建立秩序。從林彪事件發生後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來先後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座談會、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許多場合，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1971年 12 月 26 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問題的匯報，明確提出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周恩來對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指示說，過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業務和訓練是錯的。他說 ：“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文藝質量的提高。”“現在要提倡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齊放。”在全國計劃會議召開前，周恩來聽取匯報時說：現在我們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這是文革以來第壹次提“整頓”。由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的1972 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要整頓企業管理，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又發出關於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辦法，要從實際出發；強調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周恩來在廣州接見廣東省領導幹部時的講話中，著重批判了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產品質量帶來的影響。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他在觀看部隊文藝演出時也強調要肅清文藝工作中的極左思潮。針對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傾向，周恩來批評說：“否定壹切，不壹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在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中強調：“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關於政治和業務的關系，周強調政治持帥要落實到業務上。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批左，就是扭轉國內的政治方向，批左，勢必造成否定文革的局面。王洪文事後點破：“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為了抵制周恩來批左造成的影響，毛讓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出馬。從此，批左還是批右，在黨內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很長壹段時間沒出門，1971年11月底，毛澤東曾患重病，經醫生全力搶救，方才脫離危險，但身體壹直不好。1972年1月6日，“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陳毅逝世。1月8日，周恩來審定陳毅悼詞時強調陳毅“功大於過”，毛刪去了功過評價的文字。1月10日，陳毅的追悼會在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毛突然破例地參加追悼會，衣服了來不及換，穿著睡袍罩上壹件軍大衣就來了。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追悼會，不得不改為周恩來主持追悼會，成了最高規格。周恩來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負責人參加。毛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是個好同誌啊。”毛還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讓陳毅家屬將毛的話傳出去。
周恩來利用毛澤東這些安撫老幹部的政治表演，客觀上為政治上解放老幹部造了勢。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查同意《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戰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盡快對被打倒的老幹部落實政策。壹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官員們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除了某些“有歷史問題”的外，沒有壹個被組織部門定性的“走資派”，即使是曾經被中央點名的“走資派”，也沒有壹個人再戴這個帽子。
周恩來的壹系列行為引起了文革派的反彈。1972年7月，根據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物理學家、北京大學原副校長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左”的幹擾，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把北大理科辦好。還說：“這是我交給妳的任務，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10月初，《光明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壹些看法》，這是落實周恩來的交代。張春橋明明知道這是周恩來的意見，卻追查這篇文章的“出籠背景”，還說：“周培源有後臺，不管他的後臺有多大多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開展了對周培源文章的批判。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張春橋不會有這樣的膽量。
1972年的國慶社論又是壹次較量。起草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意圖，寫上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勾去了“批判極左思潮”的詞句。周恩來暫時退讓，不寫批判極左，而是強調 “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落實這些政策，也是對文革糾偏。
1972年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報送《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中提出，要聯系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批示同意，報送毛澤東和政治局成員。張春橋在報告上批示說：“當前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壹些。”江青則直接了當地指出“批林就是要批極右，同時要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中“應該著重講壹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妥協讓步，同意刪除了中聯部和外交部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
1972年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人民日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業務領導小組的幾個人談話，張說:現在有些地方批“精神萬能論”，可是毛主席說過“人總是要有壹點精神的。”有人說林彪是“唯意誌論”，不對，他是“唯武器論”。張春橋說的這些話是毛的意見，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很多人以為是張春橋的看法。他們還繼續批“唯意誌論”。
1972年3月，國務院業務組負責人華國鋒、李先念、余秋裏專門約黑龍江革委會有關人員匯報情況。匯報者認為黑龍江無政府主義嚴重，壹些重要廠礦紀律渙散。華、李、余當場表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因此，黑龍江革委會寫作組寫了壹篇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署名“龍巖”交給了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李定中。河北省革委會寫作組也寫了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也交給了李定中。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龍巖”文章的題目是《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河北省文章的題目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當時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是胡績偉，文革前他是人民日報第壹副總編。建立不久的“業務領導小組”成員王若水分管理論部的業務。
人民日報14日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各方面的註意。法新社記者當天就發了壹條電訊，說這篇文章是為老幹部講話的，是批評紅衛兵的。有9家省、市報紙全文轉載，還有8家報紙陸續發表了自己組織的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上海《文匯報》明確反對這組文章。當時上海寫作班子的主要成員朱永嘉出面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詢問作者是誰？誰組織的？給什麽人看過？他還說：“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反應強烈。”11月4日，《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312期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說這壹版文章，特別是“龍巖”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眾頭上。姚文元要求人民日報討論《文匯情況》反映的工人意見。報社“業務領導小組”討論了4次，沒有討論出什麽結果，姚文元又讓他們學習中央文件以提高認識。王若水在學習中央文件中發現，由毛澤東批發的批林整風文件中多次提到反無政府主義。王若水認為，“左”的根子就在張、姚身上，他沒有想到毛。王若水認為，張、姚這樣做，是與周恩來作對，但周恩來無法糾正張、姚的錯誤。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希望毛定曲直。12月5日，他通過人民日報的機要交通把信送了上去。
這封信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了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8月1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是，張、姚卻在8月8日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了壹個問題：到底批“左”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為總理講的是對的。王若水的信中還報告了《文匯情況》對《人民日報》的批評和《文匯報》對林彪路線性質的提法，說這種情況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局面。到底《文匯報》講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匯報》怎麽有那麽大的膽子？如果是，為什麽《人民日報》不知道這個中央精神？王若水在信中還表示，不同意《文匯報》說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信中還說張春橋不同意批判“精神萬能論”和“唯意誌論”，我不懂，為什麽毛主席說了“人是要有壹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王若水哪裏知道，不要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和“唯意誌論”和“空頭政治”，是毛的意思。
王若水上書第2天，1972年12月6日，毛約見了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由他們找王若水等談話。12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傳到人民日報社。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壹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麽了不起。······停止黨的生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麽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人民日報》的同誌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麽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王若水不為這些話所動，他不能相信，毛澤東會在那樣的時刻，把反右作為重點。
12月15日和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王若水的信。12月17日，周、張、姚到毛那裏開會，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2月19日晚，上面通知魯瑛、吳冷西及報社軍宣隊負責人壹起去人大會堂江西廳等待中央首長接見。晚8點半，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共同接見了他們。王若水發現，他的信已經落到江、張、姚手中。周恩來講話說：“王若水同誌聽到8月1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壹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11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周說《人民日報》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是錯誤的。他說：“有些地方說批林就是批極‘左’思潮，這就批錯了，批到群眾頭上了。”“主席認為妳這封信是不好的。這篇文章不對，這封信超過了這篇文章。當然妳寫過《桌子的哲學》，學了壹點馬列主義，妳是不是都讀進去了？”“王若水同誌這封信，壹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壹團，象《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壹樣;壹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多事不贊成。妳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江青說：“妳組織的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群眾。《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這不是對著林彪，是對著群眾!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壹個感覺，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我看了以後很不高興。拿著總理在某壹個場合某壹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這個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是批林。”江青說，《人民日報》“要開展壹場大批判，就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塊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張春橋說：“就在批林的問題上分清是非。通過這場批判，《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就出來了。”當時《人民日報》沒有正式的領導班子，只有壹個管業務的“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的魯瑛。
會議足足開了五個半鐘頭，從19日晚8點半開始，到結束時已是次日淩晨二時了。會議結束時，照例壹壹握手。王若水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壹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
中央領導接見後，《人民日報》開展了壹場大揭發、大批判。胡績偉被調離《人民日報》，王若水到五七幹校壹邊勞動，壹邊檢查交待。李定中也到五七幹校勞動。主持工業記者匯報會的馬沛文也調離了人民日報社。
毛澤東態度明確：批右。從此，全國所有的報紙、電臺都掀起了批右的高潮。
從1972年到1973年，由於毛澤東有明確的態度，《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所有的報刊雜誌，都是批判林彪的右。但是，實際工作中卻糾正文革前五年的偏差，也就是用實際行動糾左。輿論和實踐這兩種不同的方向，是因為，文革派掌握著宣傳，而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握著政府和經濟的操作權。從實際工作上說，1972年是周恩來勝利之年，這壹年，他完全控制了局勢。1972年夏，政府機構重建工作明顯加快。1969年有18個部委可以進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個。國家計委於1972年7月恢復了工作。政府裏的軍代表的比例從57%降到40%。1972年到1973年，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除了身體和其它特殊原因之外，基本上全部恢復原職；恢復工業生產秩序，抓企業管理；在大學和科研單位，大力恢復教學和科研秩序，抓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批林整風匯報會
林彪事件以後，“九大”確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周二人，在人大會堂參加常委碰頭會的政治局成員也減少了壹半。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來支撐局面。周恩來處在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幫助毛鏟除劉少奇後，希望盡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搞經濟建設。作為國務院總理，無政府狀態給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難，他有切膚之痛。周恩來成了被打倒的官僚們的靠山，成了期待恢復秩序的人們的希望。在治國方面，毛離不開周恩來，但不相信周恩來。面對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時刻，毛對周更不放心。
毛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受了風寒，病情惡化，由肺炎轉為肺心病，1972年2月12日晨突然休克，晨2時周恩來趕到。經搶救後蘇醒。毛對周說：“我不行了，全靠妳了······”周立刻回答：“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以後，事情全由妳辦。”毛又說：“就這樣定了，妳們去吧。”毛估計自己來日無多，無可有奈何地向周恩來交班。但他不相信周恩來能實現他的遺願。他身體壹度好轉過來，更加深了對周的猜忌。
1972年5月3日，毛向周提出要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當天，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的這壹提議。5月6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經毛同意的《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的通知》。批林整風匯報會於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共312人。這次會的主要內容是揭發批判林彪，按毛的意圖解釋林彪事件，挽回林彪事件的負面影響。為了證明毛對林彪“早有覺察”，會上印發了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的信。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妳還是照魏、陳二同誌的意見，在那裏住壹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妳。自６月１５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壹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２８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壹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壹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麽大的神通。現在經他壹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壹生還是第壹次。這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臯。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的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壹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妳也要註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壹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妳講過多次，妳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壹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說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壹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我死後的壹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壹做，他們就要倒黴了。
中國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20年（蔣介石）。人民壹造反，他們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壹個黃埔學校，收羅了壹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壹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20年中，他從來沒有統壹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壹群海島上去了。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壹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壹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另壹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壹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壹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壹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壹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
周恩來在1972年5月21日的講話中介紹了這封信：“主席寫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壹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誌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壹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只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麽清楚。”江青在《批林整風華東組和中南組會上的講話》裏也說毛主席對林彪有“英明的預見”。
歷史學家陳小雅對這封信提出了質疑，她認為：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確曾有過給江青的壹封信，但這封信不是1972年發表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謀，演出壹場‘三年早知道’”。華裔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孫萬國考證，毛澤東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為了掩飾他對林彪的誤判誤用，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把後來的反思喬裝為事先的洞察，馬後炮成了先見之明。
不管1972年公開出來的信是否有改動，毛澤東對不是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如此重大的問題，可見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何等信任！家事國事不分是歷代專制者的通例。
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中間，毛單獨找周談話，讓周在大會上圍繞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問題作壹發言。這是讓周檢查自己在這六次路線錯誤中的責任。
從1927年以後，中共內部“國際派”（周恩來、王明、李立三等，官史通常只說王明，實際周的作用不小於王明）和“地方派”（以毛為首）在關鍵時刻都有不同的主張。國際派模仿俄國城市革命的道路，造成壹次又壹次的大失敗，中央機關在上海無法生存，只好轉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蘇區。周恩來從上海到中央蘇區，接管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在軍事問題上周恩來繼續遵循國際派的進攻路線，目標從村寨轉向城市，如贛州，結果失敗。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批毛，迫使毛離開軍隊。國際派的作為，使得“白區黨垮了百分之百，蘇區黨垮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長征”（實際是逃亡）。延安整風時對國際派進行了清算，周恩來徹底臣服。在以後的關鍵時刻，毛就用這段歷史來敲打周恩來，成了毛控制周的緊箍咒。現在，毛又念緊箍咒了。
毛又念緊箍咒的目的何在？是讓周檢討後、放下歷史包袱好接班，還是毀周的形象不讓他接班？此時，周的身體狀況比毛好得多。清末，慈喜和光緒搞生命競賽，如果光緒在慈喜死去之後再活幾年，中國有可能實現君主立憲。林彪事件結束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也進行生命競賽。毛行動困難，大部分時間在床上，除了接見外賓，連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也很少會見，也極少主持會議、約人談話；服藥、吃飯、睡覺、看書、聽讀和圈閱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周恩來比毛澤東小四歲半。無論年齡還是健康狀況，周恩來都占優勢。剩者為王，周恩來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測風雲。1972年5月12日，在對周恩來每月壹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四個紅細胞。5月18日，京津兩地泌尿外科臨床及病理學專家意見匯總，對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的診斷意見完全壹致。治療小組向黨中央寫了壹份書面報告，提出應爭取早治療。如果及早治療，有80％－90％的治愈率。
為什麽沒有及時治療呢？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說：周恩來工作太忙“也是重要原因之壹。”還有什麽其它重要原因？張佐良沒有說。
按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的治療方案，必須經毛批準才能實施。毛澤東對周恩來治療小組給黨中央的書面報告是怎樣的態度呢？他通過汪東興向治療小組傳達了四點指示：第壹，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由於誤了最佳治療期，病情發展很快。
身患癌癥的周恩來還得奉命檢查歷史錯誤。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他起草《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提綱。他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都穿不上了。6月7日，周將所寫的提綱送毛審閱，並附信說：“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只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毛圈閱了提綱和附信。6月9日，周修改、補充了這個報告提綱，形成二稿，次日，將此稿送給中央政治局成員閱。
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連續三個晚上周恩來作《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報告。在講述黨的歷史之後表示：“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是沒有毛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到補過之日無多。”“我入黨五十年，沒有離開黨的隊伍。經過長期的復雜而又激烈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考驗，我還在為黨工作，繼續堅持對敵鬥爭；年老了，也還有些革命朝氣。”又說，這幾年我常說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來也並不容易。周恩來還在發言的末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壹直而且永遠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妳們了解我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妳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妳們有權力讓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毛遠新說，這是毛主席讓周講的，周講兩次王明路線他都犯了錯誤。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壹次會議上，周恩來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對1932年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事件”的情況作了詳細說明，還講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專門寫信給毛主席的報告，公布了毛1968年1月16日為此寫的批示。並在會上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會後將把報告錄音、錄音記錄稿以及其它文獻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並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存檔。
為什麽周恩來對自己在路線鬥爭中的錯誤和所謂“伍豪啟事”如此認真？也許是他深知自己所處地位的危險，為了減少毛對他的疑慮，他不得不這樣做；也許是他將登大位前向全黨表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毛在他之前逝世，他必登大位。
批判周恩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發生朝鮮戰爭，中美兩國壹直處於對抗關系。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以來，中蘇關系壹直不好。1969年珍寶島軍事沖突以後，中蘇兩國持戈相向。毛澤東力圖走出孤立的狀態。1971年4月7日，毛澤東批準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訪問，“乒乓外交”使中美關系實現了突破性的進展。1971年7月9日到11日，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壹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恢復了中斷25年的中美關系。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在1971、1972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這兩年之內有33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和中國的建交國從1965年的47個國家增加到88個國家。
在外交問題上決策權在毛澤東，執行在周恩來。身患癌癥的周恩來出色地完成了繁雜的外交事務，應當是功不可沒的。但是，卻招來了壹場嚴厲的批判。
為什麽要批周恩來？高文謙認為，尼克松訪華後，毛澤東發現西方各大報刊對周恩來好評如潮，把中國外交說成是“周恩來外交”，毛由此對周不滿意。作為第二把手的周恩來，內政外交都贏得了好的口碑，引起了毛的猜忌。中共十大召開在即，讓王洪文這樣的“兒童團”當接班人黨內不服，由周恩來順理成章接班，呼聲很高。何況1972年2月12日，毛在重病時已向周有了交班的承諾。毛從來不相信周。他擔心，如果周恩來真的接了班，就有可能否定文革。敲打壹下周恩來，是為了敲掉他當接班人的勢頭。
1973年6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美，同尼克松簽訂了《美蘇關於防止核戰爭協定》、《美蘇關於和平利用原子能協定》、《關於進壹步限制進攻性核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等文件。這是當時世界上的大事。駐外大使金伯雄著文說，6月25日，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意見，約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表示：“我們對美蘇簽訂核協定等持懷疑的態度。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在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不喪失立場。”26日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談話記錄後，贊同周恩來的表態，說“這下腰桿硬，布魯斯舒服了。”另有資料稱，外交部起草了周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經周恩來修改後送毛審定。毛審閱時將周恩來修改的地方全部刪去，認為口氣太軟，腰桿不硬，並傳話外交部，說：“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金伯雄是駐外大使，雖然了解外交情況，高文謙以看到的手稿為據，更加可信。
美蘇會談還在進行之際，周恩來就提醒外長姬鵬飛說，美蘇關系問題是個大事，要註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鵬飛隨即指示美洲大洋司司長林平落實，林平召集主管美國的副處長張再和蘇歐司主管蘇聯的處長田曾佩商討、研究後，由張再寫了壹篇調研文章，題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上。文章簡要介紹了美蘇會談的情況並分析和評論了美蘇簽訂協議後的國際形勢，認為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
周恩來認為，《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這篇文章，有些分析寫得不錯，要外交部參考這篇文章，重新修改壹下關於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內部通報。毛澤東從他在外交部的聯絡員王海容、唐聞生那裏得知情況以後，嚴厲批評了《新情況》153期簡報和外交部的通報。7月3日，周恩來從王海容處得知毛的批評以後，要求撤回這壹期《新情況》，並檢討：“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
7月4日，毛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再次批評《新情況》第153期，指出：近來外交部有若幹問題不太令人滿意，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壹個什麽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又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風不改正，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妳們年紀還不太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王海容、唐聞生後來在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恩來時，說主席談話時說的是“不要上喬老爺（指喬冠華）、姬老爺（指姬鵬飛）的賊船”，是指周恩來，因為喬冠華、姬鵬飛當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沒有資格當“賊船”的老板。在談話記錄稿送審時，毛將喬、姬二人的名字刪去了，表明是指周恩來。
1973年7月4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的談話內容。毛如此嚴厲的批評使得不知內情的政治局委員們十分緊張，不知道出了什麽事。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7月12日，周約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研究起草批評《新情況》第153期的文章。7月14日，周恩來修改外交部起草的題為《[新情況]第153號錯誤何在？》的文章。15日，周將此文送毛審定後傳部分政治局委員核閱。周附信說：“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批示：“檢討不要寫了。” 《[新情況]第153號錯誤何在？》除發各駐外使館以外，發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軍部門。至此，《新情況》153號事件總算告壹段落。
壹波未平，壹波又起。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訪華，這是他首次以國務卿的身份來的，是帶著“核保護傘”來的。10日晚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和他的隨員洛德在人大會堂進行了壹次單獨會談。基辛格向周恩來透露了他五六月間訪問蘇聯的情況，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對他說：“我們共同的責任就是防止中國成為壹個核國家。” 基辛格透露，蘇聯準備摧毀中國的核能力。基辛格表示美國願意向中國提供幫助，保證在蘇聯襲擊前提前報警，減少傷亡。周不相信蘇聯會馬上襲擊中國，但還說：“不管怎樣，還是謝謝妳的情報和忠告。”11日下午，周思來在人大會堂接見基辛格並舉行第壹次正式會談。不了解中國上層內部情況的基辛格稱贊周：“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能像總理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馬上回答說：“這句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
11月12日，毛澤東會見了基辛格。基辛格說：“我已經公開對妳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指蘇聯）特別要摧毀妳們的核能力。”“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毛澤東說：“它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澤東的理解，基辛格這番話的用意是，如果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而不是美國深感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這使毛澤東感到不快。
11月13日晚10時，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再次進行會談。基辛格進壹步提議：“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第壹，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以在裝備上及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妳們的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以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給妳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和北京之間建立壹條熱線，幾分鐘內就可以把消息傳妳們。”“另壹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簽署協議。”對此，周恩來回答：“至於妳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必須先研究壹下。明早在妳離開之前我將去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雙方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會談壹直持續到14日零時30分。結束後，周恩來對喬冠華說，現在太急了，基辛格的問題馬上要答復，要報告主席，立即向中南主席匯報。據稱，他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詢問毛澤東是否已經入睡。對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藥才睡覺的，說什麽現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來沒有叫醒毛澤東，決定按照毛澤東已經同意過的口徑繼續同基辛格會談。據喬冠華回憶，會談結束時，周恩來當場沒有表態，只是表示要請示報告中央，在明天基辛格登機前答復，然而，周沒有請示毛，在第二天早晨就答復了基氏：此事需要進壹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各指定壹個人繼續交換意見。
14日早晨7點3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最後壹次“壹對壹”的會談。參加者有中方的周恩來和翻譯唐聞生，美方的基辛格、豪爾和翻譯。對美國協助中國的建議，周恩來只是說：“如果妳們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很大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系。”“如此壹來，我們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建立壹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壹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回答：“在我們這邊，主要負責人是我和葉帥，以及我們的助手。”基辛格最後留下兩份協議，壹份是建立熱線的，另壹份還包括共同防止蘇聯襲擊的內容。周恩來同意指定黃鎮繼續與基辛格交換中美情報合作問題。
基辛格離京的當天晚上，毛讓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立即整理出周同基辛格會談記錄，並與周核實。11月17日，毛召集周恩來以及外交部有關人員的談話中，說“有人要借我們壹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壹把核保護傘。”“對美國要註意，搞鬥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麽軍事同盟壹套。”還說：“當著妳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妳們可以來，在後面擺壹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妳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妳們的職務。”
11月17日，根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毛還讓周恩來自己主持政治局批判會。江青在批判會上指責周恩來“右傾投降主義”、“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周恩來當場拍桌子：“我周恩來壹輩子犯了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頭上！”18日，周向毛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此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
周恩來沒有深入檢討，毛澤東隨即下令將原來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地點從釣魚臺搬到人民大會堂。主持人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會議開始後，江青提議，經毛批準，成立批周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6人組成。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半年前復出的鄧小平；外交部的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足足講了8個小時。會議就根據她們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進行批評。從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續開了十幾天。與會人員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批評周恩來。毛澤東壹聲令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全都表態支持毛的意見，對周恩來進行圍攻和斥責。會上，許多批評用語和毛對劉少奇、林彪所使用的壹模壹樣。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江青稱這是第11次路線鬥爭。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許世友還跳到椅子上斥責周“要搞修正主義”，“想當兒皇帝”。周恩來每次走出會議廳，總是臉色灰白，緊抿雙唇，眼神悲涼，步履踉蹌。
令人關註的是，毛指名鄧小平參加批周的會。鄧小平雖然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還不是政治局委員。毛想用鄧小平來取代周恩來，但需要考驗。鄧小平在批周會上最後發言，他警告周恩來：“妳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壹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妳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妳能夠十分警惕這壹點。”鄧這是警告周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實，周不壹定有當第壹號人物的願望，但是毛對此放心不下。毛的擔心通過鄧的嘴講出來了。鄧小平話雖不多，分量很重。毛從王、唐二小姐那裏得知鄧小平發言，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不用交待也會發言的。”壹時興起，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時已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要決定委鄧小平以重任。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壹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政治局不議政”，顯然是針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軍委不議軍”，則是沖著“9·13”事件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12月15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向大家介紹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了壹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壹生大概是三七開。妳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壹個人請回來的。”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妳呢，人家有點怕妳，我送妳兩句話，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面和氣壹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壹改吧。”肯定了鄧小平，毛又肯定造反派，他說：“現在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妳們都是吧。妳們那個青年時期，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相信。”他這是支持王洪文等人。
看來，毛澤東對他的身後事作了初步安排，在他和周身體不行以後，希望造反派王洪文、老幹部鄧小平共事，壹起處理國家大事。
周恩來挨批期間，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像往常壹樣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裏商量下壹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壹些人與他劃清界線，原來見了他熱情打招乎的人現在則盡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現冷淡。過去領導開會，領導人的秘書、警衛、醫生等隨員們互相打招呼，開玩笑，拍肩膀，都湊在壹個桌子上吃飯。周挨批期間，連周的隨員也受到冷落。多數領導人的隨員見了周的隨員，即使擦肩而過，也不理睬。只有周的隨員自己聚集在壹起，默不作聲地吃完飯就離開。
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還痛苦地流下了眼淚。在此之前，周恩來要求見毛澤東當面檢討，毛說沒有必要，就在會上檢討。江青則以“幫助小組”的名義，責令周恩來自己動手寫檢討，其它人不得插手。周恩來向王海容、唐聞生表示，自己年紀大了，眼花，手發抖，想請她們幫助壹下，結果被訓斥。周恩來在檢討末尾強調：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工作應當由別人來主持。毛對周的檢討作了批示：可以了。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
在處理國家事務上，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周恩來已經威風掃盡，毛開始轉彎。12月9日，毛在會見尼泊爾國王後，先後同周恩來、王洪文和王海容、唐聞生談了話。毛對他們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壹個是講11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麽講，實際上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壹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他對周恩來說：“總理呀，妳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妳不亦樂乎啊，說妳愛插我的話，弄得妳現在都不敢講話了，把我搞成了‘壹言堂’。”毛還指著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撒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還說：“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整周，卻說是“幾個娘們”。王海容、唐聞生只能在背後發牢騷：“他做臉，我們做屁股！”
毛澤東起用鄧小平
毛澤東和周恩來共事壹生，鬥爭不止。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從來沒有相信過周恩來，卻相信鄧小平。他為什麽相信鄧小平呢？這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會議，“左傾冒險主義者”認為要堅決攻打大城市，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指導思想，被撤銷了紅壹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剝奪了軍權。1933年，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以後，繼續反對毛澤東的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主張。以鄧小平為書記的會昌中心縣委卻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當時在中央蘇區的毛澤覃（毛澤東的弟弟）、謝唯俊、古柏，也和鄧小平壹樣，反對左傾冒險的中央蘇區的領導。於是，中央蘇區的領導人就組織了對鄧、毛、謝、古的鬥爭。1933年3月5日，在臨時中央和中央派員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過了對鄧、毛、謝、古的決議，給他們以組織處分。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說：“在40年後，這個三十年代發生的事件，卻成為決定父親政治生命的相當重要因素，而且是積極的因素。”，鄧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為他們執行了毛澤東的主張，所以這件事毛澤東記了壹生。這四人中三人已經不在世，只剩下了鄧小平。
1949年以後，鄧小平繼續堅持執行毛澤東的政策和路線。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鄧小平是堅決的執行者；1958年大躍進，周恩來因反對“冒進”，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差壹點辭職，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代替了國務院的職能，堅定執行毛澤東的政策；1963年以後，批評修正主義，和蘇聯開展鬥爭，鄧小平又站在第壹線，堅定支持毛澤東的路線。
1965年秋，周恩來告訴王稼祥，毛主席委托他打招呼：“近期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
文革初期，鄧小平和劉少奇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違背了毛的意誌，被說成“劉鄧司令部”，但毛壹直將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開來。1967年5月，毛澤東剛從外地回北京，讓汪東興來看鄧小平。毛澤東讓汪東興轉達三點意見:第壹，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毛澤東寫信。不久，毛還見了鄧小平壹次。”
鄧小平也知道毛對他抱有希望，壹次壹次地深刻檢討，壹次又壹次地保證“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中說：“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壹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壹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
1968年7月5日，鄧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寫道：“文化大革命壹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壹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壹步壹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願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壹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壹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自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6日，鄧小平和卓琳夫婦被通知去工廠參加壹個會議。他們回來後十分興奮。卓琳把女兒拉到廚房，悄悄地在女兒的手心上寫了４個字：“林彪死了”。原來他們聽了“9·13”事件的傳達。這天晚上，鄧小平全家高興地坐在壹起打撲克，壹直玩到深夜。
鄧小平看到了中國政治將要出現轉機。1971年11月8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除了對毛表示忠誠以外，要求給他安排工作，沒有得到毛的表態。
1972年8月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長信，信中說: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壹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他在信中說林彪歷史上犯了兩次錯誤，“壹次是在長征中，他和彭德懷搞在壹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再壹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壹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完全知道，象我這樣壹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壹。”
８月１４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封信作了批示：
鄧小平同誌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壹）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壹，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的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壹件好事都沒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講壹遍。
毛澤東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的批示，解除了對鄧小平的禁錮。經有關部門的妥善安排，他帶著全家老小到井崗山和贛南舊地重遊，壹路上受到了黨政軍要員的熱情接待。1973年2月22日，鄧小平壹家從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年４月１２日，鄧小平出席周恩來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盛大宴會，第壹次在大庭廣眾中公開亮相。有了毛澤東的信任，鄧小平壹路高升。毛讓鄧復出的本意是讓鄧替代周。和當時中央的幾個人相比較，鄧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卻阻撓。
鄧小平多次承諾“永不翻案”，上臺以後就徹底翻案，中國人他這種作為對多有微詞。我在《鄧小平時代》壹書中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承諾對他的復出十分重要。”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李湘魯，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為鄧小平辯解。韋伯說，政治家有兩種倫理，壹種叫信念倫理，壹種叫責任倫理。責任倫理同意妳說“永不翻案”轉臉就翻案，因為妳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責任”；信念倫理就是要堅守底線，堅持自己的信念。鄧小平選擇了責任倫理；趙紫陽選擇了信念倫理。我的這段話是1995年寫的，現在看來對鄧評價高了壹些，但和李湘魯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鄧小平參加了葉劍英為首的“中央軍委五人小組”，討論處理軍委大事及緊急作戰事項。這個小組的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陳錫聯。兩天以後又增加了蘇振華。
1974年3月，聯合國第6次特別會議召開在即，出席這個會議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主管外交的周恩來參加是順理成章的，據說，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壹趟聯合國，他曾不止壹次向人流露過這種想法。3月25日，毛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江青卻出面阻撓。27日，毛批示江青：“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妳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正在籌備四屆人大期間，身在武漢的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用電話向王洪文傳達，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毛這壹提議引發了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江青不答應，企圖阻撓鄧小平進入權力中樞。
在專制制度下，如何確定最高領導者的繼承人，歷來是壹個十分棘手的事。在中國古代，從第壹個中央集權的秦王朝開始，歷數千年，為爭奪繼承人的位置，流血沖突不斷發生。始皇崩，其小兒胡亥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蘇自盡。他登基以後，為了消滅政敵，壹次就殺了12個哥哥，10個姐妹也被車裂。到最後壹個王朝清，兄弟之間的爭奪和殘殺，母子間的明爭暗鬥，也是代代不絕。
為了防止因繼承人的爭奪造成動亂，專制王朝時代采取了長子繼承的方式。這種辦法排除了擇優而用的原則，用天然的、無可爭議的標準來防止爭端，甚至連最小範圍內（幾個親兄弟之間）的擇優也不允許。這個辦法也沒有避免悲劇的不斷發生。
在缺乏繼承人民主選拔機制這壹點上，毛時代的政治體制和歷代王朝有著相似之處：最高領導者壹人具有絕對的決定權。這樣，在他生前，獻媚和陰謀環繞；在他身後，對立和爭奪不停。劉少奇的接班人被廢以後，林彪是寫進黨章的接班人。“九大”以後，毛對林彪不滿意，加上林彪身體不好，毛澤東曾在林彪面前推出張春橋，從而引發廬山會議上軍人倒張的政治風波。林彪死後，順理成章應是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對周不放心，曾想讓王洪文接班，張春橋輔佐，但這兩個人黨內高層很難接受，於是選定鄧小平。
毛的身體狀況壹天不如壹天，離“見馬克思”的時間越來越近了，誰接他的班，成了毛最為緊迫的問題。毛雖然在選擇接班人這件事上有絕對的決定權，但他必須考慮到他選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後能不能站得住。張春橋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思想，對文革最堅定，廬山會議上的風波已經表明張春橋很難被軍政官僚們接受，毛只能安排他當副手。江青雖然在同劉、林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往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王洪文當過農民，當過兵，當過工人，又是文革的堅定支持者。毛對他寄以希望，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希望他有自知之明，要好學上進。從1973年9月12日毛澤東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開始，在會見外賓時，都是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坐在毛的兩側作陪，壹直到1974年5月底，報刊上發出他們三人會見外賓的照片共16次。外國記者認為，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在不到兩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現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層軍政要員不願意接納王洪文，說他是“兒童團”。老幹部極力讓鄧小平進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符合才能幹部們的要求，也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人選作的安排，那時周恩來身患癌癥已經兩年多了。
“十大”之後，葉劍英向毛提議，讓鄧小平兼任軍隊工作，並進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同誌任職的通知》（中發［1975］1號）：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壹）任命鄧小平同誌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二）任命張春橋同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小平在治黨、治政、治軍方面“人才難得”，也容易被上層軍政要員接受。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幾個人集體接班，分工協作，是當時的方案。周恩來住院以後，毛安排王洪文負責黨務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和外事，張春橋負責意識形態並在軍隊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鄧、張三人核心，王、張二人堅持文革路線，鄧小平主持實務，這大概是毛的願望。但是，王、張二人遠不是鄧的對手。本來鄧是排在王後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王就被派到上海“蹲點”，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和張春橋勢同水火，無法合作，毛不得不選華國鋒，希望張春橋安心當副手。最終還是在軍政官僚集團中有深厚基礎的鄧小平取勝，但老資格的陳雲不服鄧，鄧又年紀太大，他只好放棄當壹把手的名義，掌握壹把手的權力。這是後話。
第十次黨代會和軍區司令互調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十大之前，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從5月20日到31日。會議的第壹個議程就是為十大作準備。這個會議規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額和代表中工、農、解放軍、其他勞動者、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的比例。5月26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5月25日的講話。新華社傳達時我記了壹些，我這裏將《毛澤東年譜》裏沒有的內容作上介紹：毛說：“即使路線對了，多數人不同意，妳還得服從。”“要堅持原則，但事物不可能是純的。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人是有缺點的。”林彪事件以後，毛向官僚派妥協，大概是出於這壹思想。毛說：“如果自己正確，被人家搞下來，妳就安心讀書。”周恩來傳達這句話後說：“主席幾上幾下，從不介意，十分感人。”毛說：“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幫助青年。”這是針對老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毛還說：“只註意生產，不註意路線不對，要註意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中的問題。”“妳滿腦子生產，我滿腦子路線，生產固然重要。”這是對華國鋒說的，毛要求華國鋒“要學壹點歷史。”“普通黨員也要註意路線。”
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黨員。軍隊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28%降到16%；幹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12%上升到19%。這是林彪事件後的形勢所決定的。會議議程有三項：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宣讀的政治報告是由張春橋主持起草的。
十大是由於林彪事件而提前召開的。為了準備十大召開，中央專案組於7月10日將《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報送中共中央。十大召開前對林彪集團成員作了處理決定。8月20日，中共中央通過了決議：批準中央專案組將林彪永遠開除黨籍，陳、黃、吳、葉、李、邱和李雪鋒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的建議。
和九大壹樣，十大也是秘密召開的。十大預備會是各省市分別開的。天津代表團團長解學恭說，我們壹到北京，總理就要求保密，說這是主席的指示，壹句話，壹片紙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說：蘇聯派了很多特務，大使館五六十輛汽車到處轉，又騎自行車轉，還偷走了兩個郵箱，也沒有搞到我們的情況。預備會從8月13日開始，開了10天。預備會上討論了文件，把提出的修改意見報送中央。主席指示：會議要短，文件要短，講話要短。成立了由104人組成選舉委員會，主任王洪文，副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7人。主席團的任務是協商十大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成員名單，協商提名十屆中委名單，協商中委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名單。是協商，不是選舉，這便於毛澤東掌握局面。
周恩來作的政治報告中全面肯定了九大，他說：“黨的九大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舉行的。”“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壹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對於林彪事件，周恩來報告說：“粉碎林彪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九大以後取得的最大的勝利，是對國內外敵人沈重的打擊。”“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九大路線更加深入人心。黨的九大路線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實。”“九大以來的革命實踐，主要是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實踐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對於林彪集團，報告為毛澤東“用人不察”辯解：“他有壹個發展過程和暴露過程，我們也有壹個認識過程。”報告說“林彪反黨集團的垮臺，並不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政治報告關於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抓好在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
談到國際形勢，報告說：“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並且提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列寧逝世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時代沒有變，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這種大亂，對人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今天，主要是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爭霸。······美蘇爭霸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
這次大會修改黨章。修改重點是總綱部分。毛事先多次指示：1，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不贊成“三個裏程碑”的說法；3，黨章不要寫人名。王洪文宣讀的修改黨章報告說：“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壹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壹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壹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壹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修改草案和九大黨章比較，主要是充實了兩條路線鬥爭經驗的內容，這也是各地送來的修改稿的共同特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壹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壹次深刻的整黨運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這次革命的偉大勝利和重大意義，並且明確寫上了：‘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從兩個報告可以看出，十大肯定九大路線，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肯定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估計。十大沒有什麽創新，是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線，完全是九大的延續。
8月28日，選出了195名中央委員和124名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王稼祥、烏蘭夫、李井泉、李葆華、廖承誌等壹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成了十屆中央委員。8月30日，十屆壹次中央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共9人，除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外，還有朱德、張春橋、董必武。政治局委員21人，除了常委以外，還有江青、許世友、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錫聯、李先念、姚文元等。
吳德回憶說：“毛主席的確曾經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開的黨十大後，毛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裏的壹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壹樣。”
官方文革史認為，十大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按這個說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幫”，而“林彪集團”也只存在於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續了十年。那麽，官史這壹說法——“文化大革命是壹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裏說的“反革命集團”就是指“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就不完符合實際。
林彪事件以後，從林彪住處查出壹些資料，其中有壹些軍隊領導人給林彪的信。如許世友、楊德誌、韓先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給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處。又發現十大剛當上黨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給林彪寫過信。還有在1967年沖擊軍隊時，有些軍區領導人寫信給林彪，發泄對中央文革的不滿情緒。毛澤東對手握重兵的軍區司令們是否忠誠深懷憂慮。解除他們對當地軍隊的控制權是最安全的辦法。“兵無常帥，帥無常兵”是中國古代防止藩鎮割據的老辦法，毛澤東對此是爛熟於心的。他決定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宣布了這個決定。他說：“我提議，議壹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妳（指葉劍英）是贊成的，我贊成妳的意見。我代表妳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贊成。”“壹個人在壹個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毛澤東建議唱《三大紀律八項註意》，說：“步調要壹致，不壹致就不行。”於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便壹起唱了起來。
在這次會上，毛對八大軍區司令員作了如下調動：
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到沈陽後不久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職務。陳錫聯，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不久又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
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
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皮定鈞到福州軍區任職後，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７日，在視察福建沿海線時，因飛機失事而死。
沒調動的軍區司令員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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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鬥爭
文革敗勢已定，毛澤東不甘心，在他的生命最後時期，盡力向否定文革的力量作鬥爭。他努力向他的子民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希望後人按照這個“理論”每隔七八年再搞壹次文革。
周恩來批左、批無政府主義的主張，被毛澤東否定。但周的主張在幹部和群眾中還有廣泛的支持者。毛善於借題發揮，在政治鬥爭中用曲筆。批林批孔，表面上是歷史、文化之爭，實際上是否定文革和保衛文革的壹場搏鬥。不過，保衛文革的忠實而堅定的執行者，只剩下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和各地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了。
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
林彪事件以後，厭倦政治鬥爭的人越來越多，恢復秩序是多數人的期盼。但是，由於毛澤東排斥現代政治文明，文革只有“砸爛”，沒有制度創新。文革後期所恢復的秩序還是文革前的秩序，所恢復的制度還是文革前的制度。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稱這種現象為“回潮”、“復舊”，甚到稱為“復辟”。他們說的“回潮”、“復舊”，是指以下情況：
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恢復了職務，雖然“5·16”通知和“十六條”將“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作文革的重點，卻沒有壹名領導幹部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復職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明確的政策界線，打倒他們也不是按法律程序。他們文革前即使有錯誤，有特權，是當時的制度造成的，把他們全部打倒，對他們進行人身摧殘是不應該的。被打倒的官員中，不能說沒有壹個是罪有應得的，但在“落實幹部政策”的風潮中，全都壹風吹了。官員們經過群眾的摧殘，心中難免有怨氣。壹旦恢復職務，不僅對造反派實施報復，其中有的人私下大膽地發表否定文革言論。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的高揚文批評文革的言論，被人整理出《高揚文反革命言論》，因此，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將他從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關在壹家招待所裏。但他的言論得到很多老幹部的共鳴。王震說：“高揚文的這些話我也說過。”周恩來接口說道：“是的，妳說的比這些還多。”由於王震等老幹部的多方保護，高揚文的問題逐漸降溫。周恩來、鄧小平也保護高揚文，毛澤東只好批示：高揚文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王震是八屆中央委員。在九屆中央委員中，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繼續連任的只有18.9%。王震幸列其中，可見他開始並不反對文革，後來才對文革持否定態度。
二，自“大聯合”“三結合”以來，各地都對造反派進行了多次清洗和鎮壓。進入“三結合”領導機構的群眾代表（多數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也以種種名義被清除出去，“三結合”中只剩領導幹部和軍代表，林彪事件以後，就剩下文革前的領導幹部了。就是上海這樣由文革派起主導作用的地方，到1972年，工業、財貿所屬單位領導班子裏的“群眾代表”近壹半被清洗出局。其它地方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造反派是毛制造“天下大亂”的工具，是打倒劉少奇的“石頭”。1968年以後要實現“天下大治”，這些“石頭”必然被拋棄，已經恢復了職務的官員難免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被“造反有理”武裝頭腦的造反派們，豈能甘心？
三，在利益分配方面，官民差別明顯拉大，這主要表現在對子女的安排上。子女的安排是每個家庭最大的利益。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這是結束紅衛兵運動運動最有力的措施，也減輕了城鎮的就業壓力。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這些下鄉青年在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掙的“工分”還不能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他們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女青年被強奸的事件多有發生。據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資料，奸汙女知識青年案件兩萬多起，大部分是黨員幹部作惡。壹些地方捆綁吊打知識青年、奸汙猥褻女知識青年的情況令人觸目驚心。千萬個父母都為遠在邊遠山村的孩子日夜憂愁。而少數有權勢的家庭卻將孩子送到部隊參軍，不僅逃避了上山下鄉的苦難，從經濟上、政治上、前程上軍人都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韓先楚任司令的福州軍區，就安排了二百多個高級幹部子女。高級將領這樣做，有權力的人紛紛仿效。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病退、頂職等名義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麽時候回城，與父輩的權勢相關：父親官大，回城就早，父親官小，回城就晚；父親還沒有“解放”的，子女就很難回城。父親壹恢復職務，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兒女從苦海中撈了回去。當時下鄉知青中有“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無權兒無望”的說法。平民子弟只能在農村苦熬了。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高等學校招生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這樣招收的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從這壹年開始，各大學就接收軍隊和地方推薦來的工農兵學員。能被推薦上大學的除了少數確實表現突出的以外，相當多的是利用父輩的權勢。父輩官大的可以上名牌大學，父輩官小的可以上壹般大學。無權無勢的，很難被推薦上大學。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供的材料說：“走後門問題，相當嚴重，相當普遍。高中級幹部利用職權走後門更多。上行下效：招壹次工，招壹次生，都是各種政治勢力的爭奪戰。‘官大憑官氣，官小憑關系，無官憑力氣。’‘農民學大寨，幹部忙後代。’‘毛主席健在，他們就這樣明目張膽地謀私，毛主席百年之後，他們不搞修正主義才怪呢！’”南京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鐘誌民，是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鐘學林的兒子。他是靠父親的關系上大學的。1972年4月，鐘誌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時發現，班上30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壹是幹部子弟。鐘誌民覺得自己“走後門”上大學不光彩，就給學校裏打了報告，要求回到下鄉插隊的江西。他真的退學下鄉了。這個事情當時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民日報》作了突出的報道。
林彪事件後，撤銷了軍委辦事組，由葉劍英主持軍委辦公會議來承擔其職責。為了穩定軍隊，為了得到軍人的支持，毛澤東不想得罪葉劍英這些軍頭，他對“走後門”采取了寬容、妥協的態度。在1974年1月25日發動批林批孔的大會上，遲群、謝靜宜在講話中批評了走後門，還說“走後門”“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江青等對葉劍英“走後門”壹事窮追不舍，逼葉寫檢查，葉劍英鄭重其事地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表面上是檢討，實際是告了江青壹狀。2月6日，周恩來乘機向毛進言：“只研究走後門壹個問題，這又太窄了，不正之風決不止此。而對走後門又要進行分析，區別處理，才能收效。”2月25日，毛致信葉劍英，說：“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走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毛壹直以底層民意代表自居，在官僚特權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這件事上，他卻站在特權壹邊。這是為了維持權力平衡。
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恢復職務以後，除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謀利益以外，在住房、汽車等方面也開始恢復原來的特權。當時商品供應緊張，自行車、手表等都要憑票證購買。在稀缺商品的購買方面，特權也大行其道。實際上，當時特權所得到的利益和改革開放以後特權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特權不在於特權者得到利益的多少，而在於和周圍人們的差別。很多人是懷著反特權的目的參加文革的。在文革中，群眾對特權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毛澤東對此也很警覺。
到1974年，在毛澤東之下有兩股政治力量在較量：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要恢復秩序，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堅持“繼續革命”。雖然後壹種力量更體現毛的意願，但毛更需要恢復秩序。“繼續革命”的支持者越來越少了。此時的周恩來成了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他集黨、政、軍大權於壹身。他的權力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劉少奇，更超過了曾經的二把手林彪。他事必恭親，全面處理壹切國家大事。壹大批恢復職務的幹部支持周恩來，已經厭倦文革、要求恢復秩序的民眾也支持周恩來。如果毛壹旦去世，周恩來就會接班。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決定了毛身後中國的走向。毛清楚地知道，周雖然支持他搞文革，但很多重大問題上和他的看法不壹致。毛采取了對周壹邊使用、壹邊敲打的方針。使用，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離開周是不行的。敲打，有兩個目的，壹是希望周接受毛的思想路線，如果周接班，不至於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壓制周的力量，使得力量對比中，文革派比周恩來那壹派強大。
毛澤東既是文革的發動者，希望通過發動文革來改造“舊政府”；他又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必須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不能像造反派群眾那樣不顧壹切地“砸爛”，也不能像周恩來那樣千方百計地維護。這樣的雙重角色使他不得不在“舊政府”與“新文革”之間搞平衡：當文革派的極端行為使國家機器無法運轉時，他就壓制壹下文革派；當“舊政府”的官僚們要否定文革時，毛就支持文革派。林彪事件以後，毛的這種態度更加明顯。
到1974年，毛澤東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他不願意在他生命的終點再出現天下大亂。他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復社會秩序。他左敲右打，駕馭兩股力量，企圖維持權力平衡。但這種平衡的維持是不容易的。當他敲打周恩來時，文革派就利用這個機會把火燒得過旺，恨不得立即將周打倒。這樣，毛又不得不敲打壹下江青，抑制他們的過火行為。周恩來這股力量也利用毛敲打江青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意圖。毛澤東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實現他心中的文革目標。他從長計議，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傳下去。只要留下“火種”，不愁日後不再燃燒起來。批林批孔與其說是壹場政治運動，不如說是壹場宣傳運動，是對毛澤東最後意願的宣傳運動。宣傳運動是對群眾而言，上層是妳死我活的搏鬥。
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
批林批孔從1974年初開始，沒有宣布結束。有學者說半年左右，實際上，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通知（中發［1974］26號）中，還強調“要繼續把批林批孔運動普及、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1975年1月13日，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與毛澤東那種恃強鬥狠的草莽英雄不同，周恩來給人的印象是謙謙君子。他隱忍克己，常常顯示出儒家的風度。毛的鬥爭哲學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是反儒的。事有湊巧，在清理林彪住處毛家灣時，抄出了林彪讓人摘錄的孔子、孟子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條幅，如寫過多次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有人認為，“克己復禮”是孔子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把“克己復禮”作為萬事中最大的事，說明他也想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常以秦始皇自比，而林彪多次批評秦始皇，在“五七壹工程紀要”中攻擊“當代秦始皇”。這可能是激發他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聯系起來的壹個原因。
1973年春天，毛澤東寫了壹首打油詩：“郭老從韓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詩是批評郭沫若早年的《十批判書》。這首詩是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華社學習班的講話中說出來的。但中央警衛團負責人張耀祠後來說，他曾拿這首詩問毛，毛說這首詩不是他寫的。江青不會在大庭廣眾中編造，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不想承認。
毛在1973年7月4日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中，批評周恩來的外交思想之外，還談了批孔。他說：
所以我正式勸同誌們讀壹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什麽郭老、範老、任繼愈、楊柳橋之類的爭論。······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壹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他亂得很。早幾十年中國的國文教科書，就說秦始皇不錯了，車同軌，書同文，統壹度量衡。就是李白講秦始皇，開頭壹大段也是講他了不起。“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壹大篇。只是屁股後頭搞了兩句，“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說他還是死了。······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又和江青談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鬥爭的情況，指出：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主張按法家的辦法治國，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毛念了壹首詩，題為《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江青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匯編了《林彪與孔孟之道》的資料。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澤東，附上這個資料，建議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以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經毛同意，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壹)，並發出了《通知》。《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壹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壹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
1974年1月27日，姚文元轉述毛主席歷次對批孔的指示：1966年12月，毛主席同波蘭共產黨的同誌談話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務之壹，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響。”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主席針對林彪所說“孟子的王道還好壹點吧”的謬論，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麽喜歡孔夫子，我贊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隸制舊貴族，而不贊成孔夫子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說法，要給韓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給法家應有的歷史地位。人定勝天是荀子第壹個提出來的。”1973年9月23日，毛主席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談到：“我們過去叫CHIN（秦），加上壹個A，變為CHINA（中國）。秦始皇在中國是有名的，就是第壹個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史分兩派，壹派講秦始皇好，壹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第壹個統壹了中國，統壹了文字，修築了廣闊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幾年壹換，不用世襲制度。”
1974年1月24日，召開了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幹部會議，動員批林批孔運動。1月25日，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兩次大會，毛把江青推向前臺。1月25日大會由周恩來主持。江青、謝靜宜、遲群壹壹發表講話，進行批林批孔動員。在北京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參加了這次大會。周恩來先讓王洪文領唱“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然後以退為守發表講話，說這個會“開晚了”，“抓晚了”，他把江青推到第壹線，詳細介紹了江青給20軍防化連等單位寫信發動批林批孔的情況，帶頭喊“向江青同誌學習！”的口號。在此期間，江青到處寫信，送材料，鼓動批林批孔。如給國務院文化組、外交部、中央聯絡部、中國科學院、四機部十院、河南“廣濶天地大有作為公社”、20軍防化連，空軍司令馬寧、海軍政委蘇振華等。中共中央還派還派壹批記者到各大軍區和中央部委“蹲點”及時反映運動情況。我所在的新華社天津分社的孟子軍被派到濟南軍區，虞錫圭被派到北京軍區。他們穿上軍裝，列席軍區黨委常委會。他們不到，常委會不開。
批林批孔的壹項重要內容就是宣講“儒法鬥爭史”。壹些學者，把中國思想史簡單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貫穿兩千年，壹直影響到現在。儒法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階級基礎和政治內容，但總是革新與保守、前進與倒退兩條路線的鬥爭。”講儒法鬥爭史的人認為，孔子是“權勢者的聖人”，“‘王道’和‘仁政’是騙人的東西”，“孔子的‘仁義道德’是殺人的‘軟刀子’”，“孔子的‘中庸’是奴才的卑怯”。認為儒家是“搞復辟倒退的”，是“拉歷史後腿的”。法家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歷史上有作為的都是法家。對儒家和法家的評價本來是壹個古老的學術問題，毛澤東要“古為今用”，用於支持文革這個“新生事物”，反對否定文革的“復辟倒退”；反對“虛偽的仁政”，為他的暴力執政辯護。
多年崇法反孔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壹下子紅了起來。經毛澤東推薦，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9月，中共廣東省委請他作“批孔”報告，有7萬多人聽講。此後，多家報紙連續發表了楊榮國的批孔文章。全國各地都請他作報告。江青是崇法批儒的積極分子。1974年6月19日，她在天津幹部俱樂部禮堂為天津市的黨政軍幹部講儒法鬥爭史。她引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顯然是下了壹番功夫。我當時也在會場聽講。看到她喝著玻璃瓶裝嶗山礦泉，不時地請教坐在主席臺上的學者。那時只有少數特權人物才能喝上礦泉水。隨同江青這次到天津有紀登奎等領導人。除了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以外，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35人組成的“理論班子”。其中有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馮友蘭在天津寫了18首詩，7月初回北京又寫了7首，合為25首。這些詩基本都是崇法批儒的。其中壹首是：破碎山河復壹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作皇帝，亙古反儒女英雄。有人認為，馮的這首詩迎合了江青想當武則天的意圖。6月27日下午1時，江青乘專列火車到駐楊村的66軍198師。在與官兵的“同樂會”上，江青即席朗誦了壹首順口溜：“六十六軍戰鬥隊，能文能武啥都會，能文超過漢隋陸，善武灌周嚇得退。”她仿照毛澤東的字體，用鉛筆書寫，留給部隊。她在天津寫的壹些字，高層人士視為墨寶加以收藏。我從新華社天津分社社長朱波那裏看到江青的“墨寶”，字體流暢，仿毛體幾乎可亂真。
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學者壹下子忙了起來。出版社讓他們譯註了大量的法家著作，作為批林批孔的政治學習資料。各地請他們作儒法鬥爭史的報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下組織了幾個寫作班子，專門寫影射史學文章。
壹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筆名“梁效”(“兩校”的諧音)。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筆名“羅思鼎”(“螺絲釘”的諧音，雷鋒的名言“做壹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除了常用羅思鼎筆名外，還用石侖、康立、翟青、齊永紅、石壹歌、史鋒、靳戈、方巖梁等筆名。三是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筆名“唐曉文”(“黨校文”的諧音)。四是文化部寫作組，筆名“初瀾”，取義於“青出於藍”，“青”即江青，“藍”乃藍蘋，“初瀾”及“出藍”之諧音。在壹段時間內，這四個寫作組的長篇大論充斥報刊，其中“梁效”網羅了壹些知名學者，如馮友蘭、周壹良等，他們的文章對輿論影響最大，當時有“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之說。據統計，到1976年10月，“梁效”發表文章181篇，其中有的文章影射周恩來。
對普通百姓來說，批林批孔運動只是壹場看書學習的運動。大家讀了不少儒法鬥爭的歷史，有些人還奉命寫了壹些牽強附合的批孔大字報。很多單位成立了“理論小組”，專門從事批判。雲南省騰沖縣這樣邊遠的地方，也成立了2472個“批林批孔理論小組、2111個貧下中農理論小組。這是應付上級的數字，顯然有誇張的成份。
在寫作班子大造輿論的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發動已經被邊緣化的造反派起來保衛文化大革命。
1974年1月14日，他在中央讀書班上作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的報告。各省革委會的“群眾代表”聽了這個報告。王洪文這個報告聯系了現實，重新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意義”，重申了文革初期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近幾年被淡化了。他批評說：“問題在我們隊伍內部，包括黨內外，有的同誌直到今天對文化大革命還像七、八年前那樣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個別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繪得壹團漆黑，簡直像洪水猛獸壹樣；有的說，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說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今後也不要再搞了。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說法是各式各樣。”“江西省就有人在幹部會議上傳達反革命謠言：‘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位，小兵回營’；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壹些同誌說過，妳們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主席嚴厲的批判了這個反革命謠言，把它改成‘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歸線，小兵提升’。”王洪文批評有些幹部“對群眾的沖擊，總是耿耿於懷，解放了，上臺了，壹有機會就想整群眾”。“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被揪鬥，賬總是要還的，不拿利息就不錯了，出口氣有什麽不可以？’我們要向這樣的同誌大喝壹聲，太危險了，人民群眾欠了妳什麽賬呢？”他批評壹些地方整造反派：“現在有些地方，老幹部犯錯誤，可以壹看二幫允許改正，但新幹部壹犯錯誤就壹棍子打死。為什麽老幹部犯錯誤可以教育，新幹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這不公平嘛！”他說：“毛主席最近指示：‘牛為什麽要長兩支角？就是要鬥爭’······我們就是要頭上長角、有兩支角。”他指出，“（十屆）二中全會以來有壹股右傾思潮在各地時隱時現，······他們轉移批林鬥爭的大方向，企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他說：“有人罵我們是造反起家的，造資產階級的反有什麽不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就是領導我們造反的。”
批林批孔運動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16分子”的造反派頭頭們帶來了希望，也給被擠出了“三結合”的革委會的“群眾代表”帶來了希望，他們積極投入了這兩場新的運動，在各地掀起了壹個壹個的政治浪花。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又壹次當了毛的“石頭”，在這壹場運動中的作為，為他們增加了新的罪名。
批林批孔中的鬧劇
在批林批也中發生了幾件事情，江青等用來大造輿論，最終成了鬧劇。
馬振扶事件。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中學英語考試，學生張玉勤考得很差，還在考卷寫了壹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能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張的班主任譏諷她是“偉大詩人張玉勤”，要她作檢查。學校領導在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討論。張玉勤覺得受侮而自殺。1974年1月，江青在壹個內部刊物上發現了這件事，說張玉勤之死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迫害的結果，把馬振扶事件當作“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典型。不僅班主任和校長被判刑兩年，還借這個事件在全國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
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國》事件。1972年，意大利左派電影藝術家安東尼奧尼應邀到中國拍攝記錄片《中國》。1973年12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聯絡部有人給江青、姚文元寫信，說《中國》是“極端惡毒攻擊中國的反動影片”說：“攝影組是外交部和廣播局合簽批準來中國的。”說華裔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寫信，說影片很壞。”實際上，這是壹部客觀反映中國狀況的電影，有的鏡頭反映了中國落後情況，不能說是反動電影。江青等大造輿論，發表批判文章。江青說：“中國人裏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江青暗指周恩來。外交部壹些官員受到牽連。
批判晉劇《三上桃峰》。1974年1月，在華北文藝調演中，演出了晉劇《三上桃峰》。這部劇的前身是《三下桃園》，是根據河北省撫寧縣劉義莊生產隊和大劉莊生產隊出賣病馬又贖回來病馬的故事創作的。《人民日報》曾對此事作過報道，肯定這兩個生產隊的共產主義風格。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就在這個縣桃園大隊搞“四清”，傳言說她送給隊裏壹匹紅馬（實無此事）。江青等人抓住“桃園”二字，說這部戲是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開展了大規模的批判。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長（即劇作者之壹）被撤職。
批判“黑畫”展。周恩來讓有關部門組織李可染、黃胄、李苦禪等名畫家創作了壹批國畫，用來裝飾賓館。這些國畫掛在北京壹些賓館，江青等說這些畫是“黑畫”，組織人批判。
此外，還批判了湘劇《園丁之歌》，說這部劇“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批判了“無標題音樂”等。
張鐵生白卷事件。
197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的批示中說.“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在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全黨同誌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所以，很多人響應號召，爭當“反潮流戰士”。敢於冒尖的人就成了“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就是其中之壹。
1973年，在遼寧省興城縣棗山大隊插隊的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6月30日，在理化考試時，他只能答3道小題，其余都不會。他在試卷背面寫了壹封信。信中說：“本人自1968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18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復習。”“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這封信中還流露出要求考官照顧的情緒。7月19日，《遼寧日報》以《壹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編者按說：“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壹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又另加編者按語說：“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壹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全國各地多家報刊轉載，張鐵生壹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反潮流英雄”，還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當上了全國四屆人大常委。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在江青、毛遠新等人的鼓勵下，張鐵生到處發表演講，成了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積極分子。後來，“四人幫”接受審判時，張鐵生在遼寧被判處15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小學生日記事件。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的內部刊物上刊登了12歲小學生黃帥批判“師道尊嚴”的來信和日記摘抄。信和日記反映了小學生和班主任之間的矛盾，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語言批評了班主任。根據姚文元的指示，12月28日，《人民日報》壹版頭條全文轉載了信和日記摘抄，編者按贊揚黃帥是“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黃帥紅極壹時，班主任受到沖擊。不少人懷疑這個“典型”的真實性，也不同意她的壹些看法。1974年1月14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政治處的邢卓、王文堯、恩亞立三人以“王亞卓”的署名給黃帥寫了壹封信，批評黃帥。不久，《人民日報》在“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壹個原則”的通欄標題下發表了《黃帥致王亞卓的壹封公開信》，信中說：“在革命滾滾向前的洪流中，資產階級老爺們發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滅亡的命運。”“妳的話同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多麽相似！”這封公開信顯然有人背後捉刀。內蒙的這三位青年被打成“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多次批判，送到艱苦的地方勞動。
江青等還“扶持新生事物”，她三次到天津小靳莊，扶持這裏的“十件新事”，大多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寫打油詩、唱歌之類。黨報黨刊為此喧鬧壹時。《天津日報》統計，從1974年6月25日到1976年底，共發表宣傳小靳莊的稿件466篇。從1974年8月21日至11月7日，有27個省市自治區512個單位18，000余人到小靳莊參觀。
李慶霖事件
如果說以上事件帶有鬧劇意味的話，那麽，李慶霖事件卻令人深思和苦澀，是壹幕苦劇。
李慶霖，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的語文教師，1969年，他的初中畢業兒子李良模到莆田山區插隊落戶，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他又壹個孩子初中畢業了，又面臨著上山下鄉的問題。“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1972年12月21日他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信中講了孩子在農村的困苦：“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壹個年頭裏都要有半年或更多壹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沒有壹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壹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孩子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他在信中還揭露了壹些人“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信的語言懇切、樸實，打動人心。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這是奉總社之命來了解情況的，回去後立即發了直達中央的“內參”。記者賴玉章走後，李慶霖壹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壹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面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字樣，他心裏“咯噔”壹下，直覺告訴他，這壹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是毛澤東復信的打印件（因毛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澤東 1973年4月25日”李慶霖將毛澤東的復信讀了壹遍又壹遍，淚流滿面。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澤東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澤東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月10日，李慶霖收到毛澤東寄給他的300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將300元錢存入銀行，壹直舍不得花。
毛澤東讀畢李慶霖的信後，讓汪東興從他的稿費中取３００元匯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 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
4月2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會議，研究下鄉知青的政策。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關於當前知識青年下鄉工作中幾個問題的解決意見》。6月10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李慶霖的來信和毛澤東的復信。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幹問題的試行規定草案》。從此，知識青年的境遇有壹定的改善。
1973年1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福建李慶霖那壹封信，有人說那裏頭有刺，我看了相當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擺在這裏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
毛澤東對李慶霖信的處理，平衡了他批評“反走後門”的負面影響，強化了他同情底層百姓的形象。
李慶霖被認為是“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地位不斷提升：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縣教育組副組長、福建省高考招辦副主任，直到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在批林批孔和緊接著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被很多地方、很多單位請去作報告。他站在造反派壹邊，大膽地批評官僚體制。在《紅旗》雜誌1973年第11期上發表了他署名的《談反潮流》文章，顯然是《紅旗》編輯部讓他寫的。1976年01月江青等四人被捕後不久，李慶霖被隔離審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被正式逮捕，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80年代初，壹些來武夷山風景區旅遊的北京、上海知青們聽說李慶霖關押在附近，買了水果、糕點，步行１０多裏去勞改農場探望他。這些老知青們象親人般圍住李慶霖，壹壹說起當年因為李老師給毛主席的壹封信，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法院準予給李慶霖減刑。他在勞改農場度過了漫長的１７個春秋。１９９４年３月出獄，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他不時會收到全國各地知青來信和匯款，有壹位汕頭老知青給他匯來６００元讓他治病用，在信中稱他是“中國知青之神”。
幾個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壹些地方，那些在成立革委會以後受到打擊的原造反派們，認定批林批孔是壹次重振旗鼓的機會。他們迅速行動起來，聯系本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擊造反派的實際，展開了鬥爭。壹些被結合到革委會裏的領導幹部，不知道這次運動的底細，不敢冒然阻擋。下面介紹幾個省的情況。
湖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武漢部隊黨委召開武漢地區10萬軍民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3月2日，省市公安機關釋放了被關押的造反派領袖胡厚民，李想玉等人。3月3日，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汽車遊行，慶祝胡、李獲釋。獲釋的造反頭頭恢復了他們在省、市革委會的職務。胡厚民主持制定了湖北批林批孔運動的“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放”，就是將關押在監獄裏的造反派頭頭壹律釋放。“平”，就是為被打成“5·16分子”、“北決揚分子”、“壞頭頭”的造反派平反。“補”，就是要對各級革命委員會“補臺”，把攆走的群眾組織代表請回來。“提”，就是將造反派提拔到各級黨委、工會、共青團、婦聯等機構中去。“納”，指納新，即吸收造反派入黨。
胡厚民的“納”是有根據的。九大以後，毛澤東對整黨發出指示：“壹個人有動脈和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壹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但是，各地在恢復秩序時，領導班子大都是“吐新納故”：讓群眾代表出去，讓老幹部進來。
造反派領袖們利用各種機會大造輿論。武漢當時有壹個“杜則進”寫作組。“杜則進”是體現當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這個小組有20多人，他們夜以繼日地寫批判文章，每隔壹周就在漢口水塔“民主墻”貼出壹個整版。水塔“民主墻”有幾百平方米的面積，地處繁華的鬧市。“杜則進”的系列文章揭露曾思玉、劉豐、方銘、張昭劍四人主政時否定工代會，推翻各級革委會，全面鎮壓造反派的情況。“杜則進”的文章在武漢轟動壹時。在武勝路、司門口等鬧市區也貼滿了大字報。
1974年3月，武漢鍋爐廠的造反派偶然在廠黨委檔案室發現毛澤東關於湖北省清查“5·16”的講話。毛在這個講話中批評武漢清“5·16”搞過了﹐要剎車﹑糾正﹐要註意政策。劉豐在文件上批示“暫不傳達”。武漢重型機器廠﹑武昌造船廠﹑武漢鍋爐廠﹑電信局裏原“鋼工總”的壹些人，到武漢軍區門口靜坐要求接見。新調來的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領著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張玉華在武昌炮校接見了造反派代表。群眾代表將劉豐“封鎖毛主席的指示﹐對抗中央精神﹐長期整群眾”的事當面向楊司令作了匯報。楊得誌問張玉華：有沒有這件事情？張玉華把眼鏡取下來﹐又戴上去﹐又取下來。楊得誌拍案追問﹐最後張玉華哭了﹐承認有這件事。3月30日﹐原“鋼派”群眾包圍軍區，要求交出在“清查“5·16”、深挖“北決楊”時整群眾的黑材料。早已被解散的“新派”和“鋼派”的壹些人重新集結起來，要求中共武漢市委查封軍區整的黑材料。市委書記王克文接見造反派。經王克文同意，造反派留下借條、將3萬多份材料運到航運局的船上。過了壹周﹐市委秘書長栗棲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運走和搶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來。”造反群眾將材料壹份不差地運回了市委。文革被否定之後，這件事被定為“搶機密檔案”，帶頭的人判了4年徒刑。
“放、平、補、提、納”五字方針部分得到落實。胡厚民、朱鴻霞、鄧金福、潘宏斌、平毅被增補為文革後剛剛恢復的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5年，根據鄧小平指示，這些補臺重新進入權力機構的造反派頭頭都下放到縣、公社和農民搞“三同”。
? 湖南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湖南文革中的影響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是“長沙工聯”和“湘江風雷”。省革委會成立時，這兩大組織的主要負責人胡勇與葉衛東成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壹年之後，中共“九大”召開，省革委會常委、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突然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在中共“十大”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樣，唐忠富壹躍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第壹把手”。
在“壹打三反”和清查“5·16”運動中，湖南造反派頭頭們大多被剝奪了權力，壹些人挨整。“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們再次聚集起來，要求為被整的造反派頭頭平反，要求銷毀被整的材料，要求恢復原有革委會職務。當時最活躍的有三個人：胡勇，原“長沙工聯”的主要負責人。唐忠富，原“長沙工聯”核心領導人之壹。雷誌忠，原“長沙工聯”第三號領導人，1968年4月被任命為省革委會常委，1973年5月，被任命為中共長沙市委副書記。
?“九大”以後，群眾組織已不復存在，他們只好把工會當作集結力量的陣地。2月，唐忠富從北京回來後，向工會的壹些領導人傳達王洪文《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的講話，他說：“這次到北京把頭上的角磨尖了，而且還淬了火，回湖南要擺它幾下”。“要依靠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同走資派作鬥爭。”唐忠富與胡勇、雷誌忠以“唐勇忠”名義編寫了《為革命造反派辯護》的傳單，鉛印散發了6000份。傳單說：對於“敵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資產階級右派。”要“把他們的權再奪回來，即使‘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給他們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或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胡勇、唐忠富等將原與他們對立的造反組織如“湘江風雷”派又團結統壹起來了，共同爭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由此，葉衛東、周國強等原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頭頭都東山再起，恢復在省、市革委會中的職務，重新進入湖南造反派的決策層，進行造反活動。壹些已入獄幾年的造反派頭頭，都被胡勇等人保釋出獄。1974年2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唐忠富與胡勇、張厚等人在湖南賓館研究進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單，提出：唐忠富、章伯森當省委書記，胡勇、張厚、孫雲英等為省委常委。壹些造反派頭頭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3月11日，省委批準，由唐忠富為首的湖南省總工會和長沙市總工會聯合召開15萬人的批林批孔大會。隨後，唐忠富、胡勇、雷誌忠三位省級造反派頭頭，還聯合以“富勇忠”的筆名，在《湖南日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長篇文章。
? 為了領導批林批孔運動，省、地、市、縣及所有企業、事業單位，都成立了“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簡稱“運動辦”），造反派把“運動辦”，作為與省地市縣及各單位黨委交涉、向黨委討價還價的指揮部。作為壹個事實上的“壓力團體”，當權者不得不退讓。壹些在“壹打三反”、清“5·16”運動中被整下去的造反派頭頭，重新獲得了職務，退還了或當場燒掉他們挨整時的材料。壹大批造反派骨幹分子加入中共黨組織。
黑龍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黑龍江省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１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是全國第壹個成立革委會的省份。主任潘復生。1968年，在全國要求恢復秩序的大背景下，黑龍江和全國各地壹樣，都有“復舊”的情況。1968年早春，潘復生還堅持文革初期的理念，在造反派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右傾，反復辟”鬥爭。壹大批已經解放並結合到革委會的幹部被撤職。1971年2月，對潘復生的“反右傾，反復辟”問題進行了清算。1971年6月潘復生被免職審查。接替他的是軍人汪家道。在清算潘復生的過程中，造反派也同時受到清理。
批林批孔壹開始，黑龍江省的造反派認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們上下串連，積極活動，圖謀把結合到革委會裏的壹些老幹部再次打倒。原造反派頭頭、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省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等人寫了“反復辟”、“反回潮”的大字報。壹時，哈爾濱市大街上貼出了很多“堅決擊退右傾翻案風”、“打倒黑龍江的孔老二”的大標語和大字報。3月2日、25日，牛成山等人組織80多人強占省委會議室，圍攻省委領導，沖擊省委機關的批林批孔會議。4月1日起，造反派又到省委鬧了6天5 夜，逼省委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4月6日，牛成山、聶士榮等組織了數十名工人闖入市委書記李劍白的辦公室，將其綁架至省委107招待所進行圍攻。之後，用卡車拉著李劍白遊鬥。12月24日，省革委會召開全體會議，補選黑龍江出席四屆人大代表，造反派為阻止老幹部被選為人大代表而發生沖突。26日，造反派擡著傷員遊行，沖進省委機關大樓，設立“討還血債辦公室”和廣播站。廣播站喧鬧了壹個多月。
在1975年春開始的“全面整頓”鬥爭中，黑龍江省造反派的活動被“整頓”了下去。
浙江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1968年3月，浙江省革委會成立，南萍(20軍政委)為主任，陳勵雲(空五軍政委)為第壹副主任。林彪事件後，浙江軍政領導人陳勵雲、南萍、熊應堂（浙江省軍區司令員兼20軍軍長）被審查，1972年4月，中央決定譚啟龍、鐵瑛主持浙江省委工作。在批林整風當中，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壹批幹部進入了各級領導班子，壹批“造反起家”的領導成員在這之前陸續被打發到基層。1973年1月，王洪文到浙江，公開指責說，浙江的批林整風是搞層層批判、檢討，是糾纏歷史舊賬，走偏了方向。為被打發到基層的造反派頭頭鳴不平。有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支持，造反派頭頭們認為，省委在批林整風中整了造反派和新生事物。有些人寫信給王洪文，王洪文把這些們批給省委第壹記譚啟龍，向譚施加壓力。
1973年10月3日，翁森鶴(杭絲聯工人、省革委會常委)、賀賢春（杭州通用機器制造廠技術員、省革委會常委）在街頭貼出《致譚、鐵書記的公開信》，批評譚、鐵二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中不重視並且壓制新幹部。”11月8日，張永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省革委會副主任）、翁森鶴、賀賢春等人向中央寫了《關於譚、鐵書記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報告》，並組織了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策劃上京告狀。王洪文來電話阻止他們上京，說：“浙江的問題就地解決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評，省委可以組織他們學習。”11月16日，赴京控告團成員住進了屏風山工人療養院，成立“省委屏風山幹部工人學習班”，集中批判“右傾翻案”、“右傾回潮”。12月上旬，在屏風山連續召開了四個半天的批判會，批判譚啟龍等省委領導人。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個人名義寫信給駐浙江部隊20軍防化連，並派遲群、謝靜宜到浙江送信、送材料，要“放火燒荒”，公開點名說譚啟龍是浙江最大的走資派。
1974年2月7日，杭州市三萬多名工人在展覽館廣場召開大會，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會後上街遊行。2月11日，以造反派為主導的“杭州市民兵指揮部”正式成立。市委發了(74)9號和12號文件和任命名單。賀賢春為民兵指揮部的黨委書記兼領導小組組長。臺州、金華、溫州、寧波以至全省81%的市、縣建立民兵指揮部壹類組織。
3月2日，杭州市工代會和“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聯合發起召開“深入批林批孔，迎頭痛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傾思潮大會”，主會場在省體育館，設了多處分會場。第二天《浙江日報》報道了大會情況。在批林批孔中，釋放了在押的造反派頭頭174名，壹些領導幹部又受到沖擊。
1974年3月8日，成立了批林批孔領導小組，譚啟龍任組長，柴啟琨、張永生、華銀鳳、翁森鶴任副組長。翁森鶴兼辦公室主任。實際上譚啟龍被架空，造反派掌握了領導權。
建立革委會時，為了精簡機構，各級都以四大組（政工組、辦事組、保衛組、生產組）來取代原來的領導機構。1972年以後，各地逐漸恢復了文革前的機構。浙江恢復了專業“口”的管理機構（如財貿口、工業口等）。2月中旬，省委機關造反派聚集了32個單位的200多人，召開“沖口復組”會議，最終迫使省委同意恢復四大組。
3月17日和21日，與翁森鶴等不同造反派別的群眾組織頭頭方劍文，組織批林批孔大會和“批林批孔和批陳勵雲、南萍、熊應堂大會”，會後遊行。張、翁、賀組織民兵沖擊會場和遊行隊伍，兩次都發生武鬥，多人受傷。
3月13日，溫州市部分民兵武器被搶，16日中央、中央軍委給省軍區發電報，命令收繳武器。3月16日王洪文打電話給譚啟龍，主要內容是：—、浙江兩派頭頭，壹不批林批孔，二不批陳勵耘、南萍，有些人到工廠、農村去搞串連，搶槍、搶物資、搶車輛等。二、省委，特別是省軍區，不堅決執行中央、中央軍委的兩次收槍命令，是錯誤的，必須向中央、中央軍委檢討。三、省委裏壹些主要負責人到外地養病的，應當回到工作崗位上來，同群眾壹起批林批孔。四、在批林批孔的同時，要註意安排好工農業生產。
3月26日，浙江省召開中共省委全會、省革委會全會、省軍區黨委全會（“三全會”）。“三全會”從3月27日壹直開到8月6日，共開了133天。會議采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方法，集中批鐵瑛、夏琦、陳偉達等以及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批判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說他們是“復辟勢力代表人物”。鐵瑛在省“三全會”上作檢查，他在檢查中說：“在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省革委會四大組和許多地區、工廠、院校以及壹部分縣都成了‘清查重點’。”
4月3日，杭州市委常委就翁森鶴、賀賢春提出的給60名“反潮流戰士”落實職務的名單進行了正式討論，市委常委會通過落實了這些職務。杭州市委發出(74)25號文件，吸收翁森鶴、賀賢春、朱香娟、倪巧雲、夏根法、王元海、謝國相、李金榮、鄭銀法、王競十人為常委。5月16日，《浙江日報》刊登了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的署名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鬥綱領——學習中共中央“5·16通知”》。重申文革初期的思想。
翁森鶴等策劃和指揮了攻打解放街招待所、延安招待所、省事務管理局臨時招待所，沖擊展覽館廣場的群眾集會等。有壹百多名幹部和群眾被關進私設的監牢，遭到嚴刑拷打。
1975年1月29日，省委工作會議的第壹天，造反派沖進了正在舉行會議的杭州飯店小禮堂會場，綁架了第壹書記譚啟龍，將他劫持出會場。警衛戰士奮力搶了回來。鄧小平得知此事後，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說“譚啟龍不能倒!”
批林批孔引起了無法收拾的混亂。根據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多次指示，紀登奎協助浙江省委召開工作會議，解決省委領導“軟、散”問題，糾正“雙突”，撤銷民兵指揮部，對翁森鶴實行拘留審查。1975年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了(75)16號文件，批轉了浙江省《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同時決定調整省委領導班子。7月下旬，將省、地(市)兩派造反派頭頭骨幹200多人集中辦學習班，壹邊學習、勞動，壹邊揭發張、翁、賀等人的問題。10月，張永生、賀賢春下放農村勞動。
江蘇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和浙江省不同的是，江蘇的造反派頭頭在軍管期間遭到徹底鎮壓，因而不能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拉開序幕之時，江蘇依然處於軍隊幹部的絕對控制之下。在清查“5·16”中，十幾萬人被關押。在軍方控制之下，運動初期被打倒的老幹部沒有進入權力中心。批林批孔運動壹開始，老幹部們打著保衛文革的旗幟，盡力為在清查“5·16”中受害的造反派說話。老幹部的代表人物就是彭沖和許家屯。許家屯在省委召集的壹次大型會議上說過：“革命小將反潮流，我們為什麽不能反潮流？”彭沖強調，江蘇的“批林”運動應該聚焦於（壹）林彪在江蘇死黨的罪行、（二）清查“5·16”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和（三）查清軍方人員與“選妃”活動的牽連。他還提出，要成立專案小組深入調查這三個問題。江蘇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鬥爭矛頭指向許世友、吳大勝、蔣科。由於許世友是毛澤東要保的，而且已調到廣州軍區，許調走以後，吳大勝代理江蘇省委第壹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職務；蔣科繼續擔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主持全省行政事務。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連續發表重頭文章，其矛頭壹直指向幾位軍方領導人。
江蘇的老幹部的重新掘起沒有被造反派看成“復辟”，反而得到造反派的支持。曾邦元、周錫祿、徐松林等被結合進省革委會的前造反派頭頭，在清查“5·16”運動中遭到清洗並被投入監獄，現在他們與老幹部通力合作以謀求自己的平反。要求清算軍人政權的還有壹大批返城市民。在恐怖的“紅八月”、在清理階級隊伍和更早壹些時候，大批市民被趕到農村。這些在農村生活無著的市民，希望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回到城市，他們返回南京持續地請願、示威，壹度甚至阻斷京滬鐵路。
吳大勝在4月中旬的壹次省委會議上承認，江蘇清查“5·16”運動確實存在許多錯誤，而且省委應該為此承擔責任。他同意釋放壹批被關在牢房中的著名造反派頭頭，其中包括文鳳來、曾邦元、朱開地、魯學智等。從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東路省委招待所舉行有各部、委、辦、局負責人參加的省級機關“批林批孔”大會。數十位“群眾代表”應邀與會——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前造反派成員和清查“5·16”運動的受害者。他們激烈地批評軍人政權。“堅決捍衛中共中央14號文件，徹底粉碎吳大勝等人的猖狂反撲”的大標語貼到了南京街頭。彭沖和許家屯多次出席省級機關批判大會，指導群眾展開鬥爭。。
8月15日，吳大勝承認他在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參與了支持林彪集團的活動，承認他千方百計掩蓋許世友夫婦與林彪集團有牽連的事實。在8月31日會議結束時，彭沖代表省委做總結：許世友的種種錯誤應該受到批判而且必須受到批判。清查“5·16”運動，是林彪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偉大成就的復辟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壹。8月31日，省委下發了《關於清查“5·16”工作中的壹些問題處理意見》（蘇委發【1974】91號），承認犯了擴大化的嚴重錯誤。這個文件提出了對清查“5·16”的受害者的六項平反措施。
中共中央明確支持彭沖和許家屯等人。11月13日，南京軍區和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包括丁盛、彭沖和許家屯——奉召前往北京。當天下午，他們受到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和紀登奎等人的接見。中央領導人宣布任命彭沖為省委第壹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同時擔任南京軍區第二政委。12月30日，江蘇省委和江蘇省軍區聯合發出通知，命令在地方黨政機構裏工作的所有軍方人員全部返回部隊，地方老幹部接替軍人在各級政府中的黨政領導職務。
吳大勝和蔣科被停止領導職務，繼續接受批判和審查。造反派頭頭從牢房裏被放了出來，摘掉了他們頭上的“反革命”帽子。老幹部壹旦實現了接替軍隊幹部的權力以後，不再支持造反派，他們明確表示，造反派頭頭不能回到他們在1968年取得的領導崗位。
江西省的批林批孔運動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西省的造反派活躍壹時。1973年12月25日，江西造反派領袖塗烈給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寫信，揭發省委壹些領導人的“反攻倒算”行為，點名批判了某些省委領導人。1974年2月初，造反派領袖萬裏浪、張羽等人到撫州、吉安、贛州、九江等地，發動批林批孔，揭發省委某些領導人搞“右傾復辟”的行為。1974年2月中旬，蔡松林等人組織“省、地、市上訪團”，三次與省委領導人談判，省委同意釋放在“壹打三反”中被關押的224人。縣壹級的造反派也有活動。1974年3月，於都縣壹些“反潮流戰士”打著“反復辟倒退”的旗幟，沖擊縣委，圍攻縣委領導，查封縣委組織部、縣勞動局和縣檔案館。1974年4月，萬載縣掀起壹股“反潮流”和“上訪”熱潮，上訪者要求解決造反派“受壓”問題。2月17日，定南縣壹些造反派借批林批孔運動的機會，組成“定南上訪團”，要求解決被打擊的問題。
在毛澤東要求全國“走向大治”大趨勢中，這些造反派的活動只能是曇花壹現。江西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焦點是李九蓮問題。
李九蓮，女，原贛州市第三中學團委宣傳部長，學生會學習部長。文革中成為三中“衛東彪戰鬥兵團”副團長，是個中學生造反派頭頭。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贛州冶金機械廠當工人。
1969年2月27日，她在給當兵的男友信中講了她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壹些看法：“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感到中央的鬥爭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象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符合馬列主義的·····林彪到底會不會象赫禿壹樣，我對現時中國到底屬於哪個主義等問題發生懷疑。”
她的男友把這封信交給了部隊領導。部隊領導把信轉到了贛州地區革委會保衛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在被抄走的日記中，發現有壹些批判林彪的內容。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聽了這個專案的匯報後說：“象李九蓮這樣全面系統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國也不多見，屬敵我矛盾，要從嚴處理。”李九蓮被判五年徒刑。
林彪事件後，程世清成了林彪死黨，倒臺了，李九蓮被釋放，但還定為“現行反革命性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開除團籍，發配到江西興國縣鎢礦廠。
1974年4月4日，李九蓮在贛州公園女墻貼出為自己申辯大字報——《反林彪無罪》，接著連續貼出多張大字報。在大字報前，人山人海，圍得水泄不通。夜深了，還有人打著手電看。讀者在大字報邊上寫滿了各式各樣的批語：“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學習！”“中國少的是李九蓮，多的是奴才！”“強烈要求為李九蓮平反！”還有大量批評贛州地區領導人的大字報。
贛州地委對群眾的強烈呼聲極為恐慌，經請示省委，1974年4月20日晚10點，又秘密將李九蓮逮捕，押往興國縣看守所。4月24日夜，贛州259個單位，2000多人舉行集會，簽署了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的《聯合聲明》。“立即釋放李九蓮！”的大標語迅速貼滿了贛州市街頭。會後，數千人湧向地委辦公樓，要求釋放李九蓮。淩晨，四十多卡車載滿抗議者，奔赴興國縣，請求釋放李九蓮（後被扣上“沖擊監獄”的罪名）。當地壹些黨政領導，如地委常委陳萬兆，興國縣公安局長等都同情群眾的要求，希望上面妥善處理此案。
繼程世青之後，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的陳昌奉在江西主政，他向贛州地委發出五點指示：壹．李九蓮是地地道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二．贛州某些人爭論此案，實際上是為現行反革命翻案；三．沖擊興國縣監獄是嚴重政治事件，必須立即制止；四．某些幹部，公安幹警在李九蓮問題上嚴重喪失立場，實際上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對在李九蓮問題上立場堅定，堅持原則的同誌，應予表彰。
陳昌奉的五點指示公布後，很多人聚在贛州公園，成立了“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李調會”）。極度貧窮的贛南百姓，為“李調會”捐出大批錢物，使這個組織活動了七個月之久。李調會建立廣播站，日夜廣播為李九蓮呼喚正義的文章。“李調會”六次上訪北京，在長安街，前門等處張貼大字報，請求中央解決李九蓮問題；他們在省會南昌的八壹大道上貼出了很多大字報，要求立即釋放李九蓮。
1975年5月，李九蓮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另有40多人因為李九蓮說情而被判刑，此外還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黨紀處分，全市九個中學，就有兩個中學的副校長被開除公職，三個中學的團委書記被撤職，兩個中學的工宣隊長被退回原單位。當年第壹個審判李九蓮的公安局幹部梁某，也因支持李九蓮翻案而被開除黨籍。為了壹個素不相識的女子，贛州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有的自殺，有的入獄，有的流落街頭，有的離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殘。
李九蓮再次入獄後，寧死不屈，受盡折磨。其間，她曾絕食72天，以示抗議。監獄強行給她註射葡萄糖，李九蓮就將針頭拔下，獄方只好捆住她的雙手。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三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裏塞著壹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巖刑場。讓她跪下，她不跪，劊子手壹槍擊中其腿，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她被槍殺時只有31歲。在強烈的政治恐怖氣氛中，李九蓮家人不敢收屍，壹個單身性饑渴、性變態男子割去了她的乳房和陰部。
在贛州市為李九蓮鳴不平的無數人中，有壹位叫鐘海源的小學教師。她並不認識李九蓮。她自動到“李調會”當廣播員，每從早上壹直廣播到晚上十點半。除了播音，她還刻鋼板，抄大字報。當局規定：“凡在‘李調會’工作的人，本單位壹律停發工資”，鐘海源卻依舊天天來，帶著自己的兩歲女兒。
1975年5月，華國鋒為部長的公安部將“李調會”定為反革命組織。“李調會”主要成員壹壹被捕。鐘海源在自己家裏起草了《最最緊急呼籲》，《強烈抗議》，《緊急告全市人民書》等傳單，自刻自印自己散發。結果，她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在監獄裏，她仍然繼續宣傳：李九蓮無罪，“李調會”無罪！她遭受嚴刑拷打。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拖著沈重的鐐銬，在監獄的墻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
此時，南昌92野戰醫院住著壹位飛行員，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摘取。在刑場，劊子手朝鐘海源不致命處打了壹槍，然後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擡進附近壹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鮮血滴滴塔塔地盛滿了半桶。
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批示為李九蓮平反，但當地掌權者還堅持李九蓮是反革命，因為李九蓮是造反派。1974年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當權者基本是鎮壓造反派上臺的。
中央發文件限制造反派
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的行為，既威脅到已經重新掌權的官員，也違背了毛澤東實現安定團結的戰略部署。文革此時已進行了七八年了，不僅全社會不希望再亂下去，毛也不允許再亂下去。為了防止造反派鬧的勢頭過大，中共中央連連發出文件，將運動控制在各級黨委掌握之中。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1974] 12號文件），要求“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壹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壹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壹類的串連。對已經成立的聯絡站，上訪團、匯報團壹類組織，各級黨委應做好工作，勸他們回本單位參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這個文件還要求不要“揪”已回部隊的“支左”人員，他們在支左中犯的錯誤由部隊解決。
這個文件下達以後，希望把批林批孔變成“第二次文革”的造反派們很不高興。安慶市重新組織起來的“安慶市工人革命造反串聯會”在大街上貼出“淮南在鎮壓，淮南在流血！”“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大標語。還大量散發口號：“中央十二號文件是修正主義的文件！”“揪出中央十二號文件的炮制者！”“打倒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矛頭直指周恩來。
為了穩定軍隊，5月1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強調清查林彪事件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在時間上，應當以毛主席1971年八九月巡視各地打招呼為界；以聽到傳達中發〔1971〕57號文件為界。在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嚴重錯誤，只要向黨講清楚，同林彪反黨集團劃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這些老賬。還強調“陸、海、空軍的軍以下領導機關和部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壹律堅持正面教育。”
1974年6月18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當前工農業生產問題。匯報說：“由於批林批孔運動，許多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幹部挨批挨鬥，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領導和組織生產，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國民經濟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業生產不少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國家計劃。”“鐵路運輸方面。由於發生動亂，很多路段不暢通，所通過的列車比正常情況少1／3左右。······津浦、京廣、京包、貴昆4條重要幹線的列車不能暢通”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用這些令人憂心的數據，阻止批林批孔運動發展為“第二次文革”。
國家計委匯報中說“幹部被打跑”，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在淮南市采訪中看到了這種現象。革委會的領導幹部們看到造反派壹鬧，就躲的躲，跑的跑，整個市委、市革委就剩下革委會主任應付。張萬舒到淮北第壹煤礦楊莊礦采訪得知，十多名黨委成員全都跑了，半個月不回來。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中發［1974］21號），這個文件指出了生產的嚴峻形勢：上半年壹些地區和單位沒有完成國家計劃。壹至五月，全國重點煤礦共欠煤炭835萬噸。徐州、長沙、包頭、貴陽等少數區段，鐵路經常堵塞，嚴重影響了全國的貨物運輸。造成不少企業停工減產。鋼鐵、有色金屬、化肥、水泥等產品的計劃和軍工生產計劃，都完成得不好。武鋼、包鋼、和武漢重型機床廠、太原重型機器廠，成都1302廠等，大量減產。這個文件要求造反派群眾“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不準抓人打人。要認真落實黨的政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把廣大幹部和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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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批林批孔的強大聲勢，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官員們，壹方面強調運動不能影響經濟建設，壹方面在口頭上緊跟。例如1974年1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的紀要中也有這樣的話：
在經濟工作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崇洋媚外依賴外國？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還是搞“上智下愚“、專家路線？是堅持政治掛帥，還是靠物刺激？是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是維護舊事物？這些問題，有些單位，有些同誌，並沒有很好地解決。
這些,顯然不是務實派真實的看法,但還是要寫上。“批林批孔”運動壹開始，周恩來壹方面表示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壹方面對江青等人拋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對影射他的所謂“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不予回應。周恩來雖然已經病入膏肓，住入醫院，但他堅決不放松權力，繼續過問黨，政，軍日常工作。
1974年9月30日，周恩來抱病主持了國慶25周年的盛大招待會。出席招待會的有兩千多人。出席招待會的人造反派已經很少了，多數是被“火燒”後回到領導崗位的幹部，其中壹些被周恩來保護過的。人們都站了起來，不斷地高呼：“周總理！周總理！”全場沸騰，掌聲雷動。周恩來簡短的致酒詞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了十多次。這種情況使毛澤東不得不考慮，如果現在公開批周，勢必引起強烈反彈，可能使形勢失控。他不得不收起了公開批周的考慮。不批周，批林批孔也就失去了目標，加上怕造反派搞亂天下，批林批孔搞了半年多以後，進入了低潮。
四屆人大的組閣之爭
按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隔五年換屆壹次。第三屆全國人大是1964年召開的。1970年3月7日，毛提議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後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風波沒有開成。1971年8月12日，毛又向周恩來提出國慶後召開四屆人大，後因林彪事件而落空。中共十大以後，四屆人大問題再壹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發［1974］26號），通知稱：“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宜的。” 這個文件公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四屆人大召開在即，以周恩來為首的“務實派”，和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兩股政治力量開始角逐，都希望在這壹次權力分配中占優勢。這裏說的“務實派”主要是文革前的官僚集團。他們被“火燒”並恢復職務以後，不熱衷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對文革不滿，註重恢復秩序和發展經濟。隨著文革的失敗，務實派在民間的支持者逐漸增多。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1974年6月1日，周住進了305醫院。周分管的工作已交給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但他在住院期間還頻繁地找人談話，關註著、參與著四屆人大的人事準備。
文革派借題發揮，制造了壹個“風慶輪事件”，企圖先聲奪人。風慶輪是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廠制造的遠洋貨輪，交給了交通部遠洋公司上海分公司。在輕載試航中，接船方發現風慶輪主機汽缸套磨損達0.15毫米，質量不過關；後來雷達出現了問題。雖然造船方對這些故障進行了修理，上海方面卻認為交通部有意挑剔，不願意用國產船。交通部擔心國產發動機不可靠，沒有批準這艘船遠航。江南造船廠貼出了《是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的大字報，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上海革委會還組織其它單位到江南造船廠貼大字報，批評交通部。交通部最終同意遠航。風慶輪於1974年5月9日從上海啟航到歐洲，上海派了壹些人上船，任命朱棟在船上任政委；中國遠洋運輸公司任命組織處副處長李國堂任副政委。在船上，交通部的人和上海的人，由船舶質量問題爭論發展到政治上的爭論。朱棟組織批判“洋奴哲學”，把買船還是造船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本書作者當時從中國遠洋天津分公司聽到的情況是，李國堂不經意間說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當時中國造船能力差，從算短期經濟帳來看，這個說法是符合實際的。從長遠來看，這壹說法違背了毛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周恩來、李先念等要求努力提高中國的造船能力，但在能力還沒上來的時候，為了滿足遠洋運輸的需要，經周恩來同意，國家計委制訂了通過買船發展遠洋運輸的計劃。這個計劃遭到文革派的批評。9月30日，風慶輪返抵上海港。上海方面寫材料，片面地介紹了船上的爭論。說李國堂等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修正主義路線”。姚文元看到這個材料後就讓新華社刊登在10月13日的《國內動態清樣》上，船上的爭論由此轉為高層爭論。江青在這期《國內動態清樣》上批示說：“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所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張春橋批示說：“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已經進行了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輪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壹再逼問鄧小平，要他就風慶輪上的爭論表態。鄧小平開始回答說“要調查”，江青還繼續逼問鄧小平對“洋奴哲學”抱什麽態度？鄧小平厲聲回答說：“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強加於人。壹定要寫出贊成妳的意見嗎？”驕橫壹世的江青哪裏見過這樣的臉色？就大吵大鬧起來。鄧小平說：“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就戴這樣的大帽子，這會怎麽開！”站起來拂袖而去。張春橋指著鄧的背影說：“早知道妳要跳出來，今天果然跳出來了！”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鄧在昨天會議結束時跳起來罵江，激動得連臉也扭曲了。”
政治局會議上爭吵以後，江青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商議，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臨行前，10月18日，王洪文給毛寫了壹封信：“最近在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壹些問題。首先是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這些爭論也未公開化，但在個別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面化。”信後附了江青的三份材料。18日，王洪文到長沙對毛說：“我這次是冒著風險來的。北京現在大有1970年廬山會議的味道。”“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這件事，江青和鄧小平同誌發生了爭吵，吵得很厲害。”“總理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到了深夜。幾乎天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這麽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王洪文還在毛面前說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多好話，言外之意是希望他們進入四屆人大的領導班子。毛澤東沒有為王洪文的匯報所動，要求王回去後和鄧小平搞好團結，多找總理和劍英交換意見，不要和江青搞在壹起。
毛逝世前兩年身體不好，眼睛近於失明，只能從周圍的人那裏聽取信息。王海容、唐聞生兩位翻譯是他的重要信息渠道。王洪文出發到長沙以後，江青又找王、唐兩位小姐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通過她們影響毛澤東。但兩位小姐卻到醫院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對她們做了工作。10月20日，王、唐兩位小姐到長沙向毛作了不利於江青的匯報。毛要她們向中央轉述他的意見：“總理還是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誌壹起商量，提出壹個人事安排名單。”“鄧小平做第壹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還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壹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麽鬧。”要她們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
毛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讓國家回到正常局面。所以，他在肯定江青在批劉、批林的功勞的前提下，說了壹些批評江青的狠話，壓制江青，防止她又鬧出新的亂子，使四屆人大又壹次夭折。毛的這個態度對務實派很有利。
12月23日，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和王洪文各自乘專機到長沙向毛匯報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23日到27日，毛同周、王的談話中繼續壓制“四人幫”，讓他們“不要搞四人幫”，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重申讓鄧出任國務院第壹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建議在四屆人大之前召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讓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將他的接班人的意圖從王洪文轉向了鄧小平。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同時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全會批準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請求。為了保持文革派對鄧小平的制衡，毛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任中央軍委常委，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央軍委常委和有軍隊人事任免權的總政治部主任。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大常委及國務院成員候選人名單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終於召開。在這之前有壹個星期的預備會。像中共九大、十大壹樣，這次會議也是在完全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代表們秘密進京，不能離開駐地，不能和外面聯系，召開大會時與會者從地下通道進入人大會堂。記者不能采訪，會議結束以後才由新華社發消息。
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四屆人大憲法是張春橋主持起草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寫進了憲法。憲法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這也是四年以後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基本內容。
政府工作報告是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考慮到報告人周恩來的身體情況，只有5200多字。1月13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念了報告的壹頭壹尾。這個報告的亮點是提出“四個現代化”。報告重提三屆人大提出的“兩步走”的目標：“第壹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壹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然後說：
我們要在1975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這樣就可以為在1980年以前實現上述的第壹步設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礎。從國內國際的形勢看，今後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壹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國務院將按照這個目標制訂十年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
這是文革以來把經濟建設作為全國目標的第壹次，當然倍受歡迎。周恩來壹念完，全場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在當時情況下，報告還是肯定了中共十大路線，還強調“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決不能因為批林批孔已經取得很大成績而有所松懈。”
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周恩來為總理。副總理有12位：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女）、王震、余秋裏、谷牧、孫健。作為第壹副總理的鄧小平，四屆人大閉幕幾天以後，他就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務實派的鄧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裏、谷牧、紀登奎都是政治上的強勢人物，他們全盤掌握著經濟、外交。陳永貴、吳桂賢、孫健是從基層上來的，政治能量不強。張春橋分管文化、教育，權力範圍遠小於鄧小平。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在政府裏沒有職務。在國務院所屬的29個部委的壹把手中，除了文化部長於會泳、衛生部長劉湘屏、國家體委離任莊則棟、冶金部長陳紹昆四人是文革中新起來的以外，其余都是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和軍代表。
批判江青壹個月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壹年時間內，壹方面保衛文革，壹方面穩定社會秩序。這是壹個二者不可兼得的兩難問題。毛只能在代表“復舊”勢力的周、鄧和堅持文革理想的文革派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反修防修”的理論。穩定社會秩序主要是遏制江青等人的極端行為，防止他們把局面搞亂。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壹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壹部分，黨員壹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張春橋、姚文元奉毛之命，主持選編了馬、恩、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壹共33條。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這33條語錄。這些語錄，強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階段，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強調按勞分配、商品經濟、貨幣交換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必須對它加以限制；等。馬、恩、列的語錄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權威依據。按照毛的指示，姚文無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姚文1975年3月1日發表，張文4月1日發表。全國各單位都辦了理論學習班，學習毛所指定的理論。毛發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從短期看是為了從“老祖宗”那裏尋找依據，在反文革的力量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穩住文革陣腳；從長遠看，是為了廣大群眾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希望後人繼續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毛澤東已經風燭殘年，說話不清，行動困難。面對身邊的兩股對立政治力量的博弈，毛盡力玩平衡遊戲，以免在他生前出現大的動蕩。
毛澤東臨近死亡的最後兩三年，為了使自己不在動亂中死去，不得不再壹次向官僚集團讓步。1966年，毛澤東雄心勃勃，橫渡長江顯示自己健強的體魄。他要利用健康的余年改變中國，實現他1958年沒有實現的全新的美好社會的夢想。然而，殘酷的現實，不斷破碎著他的美夢，他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退讓。1967年8月的亂局，他向軍事官僚退讓，林彪事件，迫使他向整個官僚集團退讓。生命盡頭的來臨，迫使他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人退讓。他最後兩三年多次吟誦“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文革的大運已去，他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只希望把“火種”傳下去，後人掌握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七八年搞壹次文革。不過，退讓他是不甘心的，他利用他生命的余熱還要搏壹搏，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是瀕近死亡的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是毛澤東生命盡頭的回光返照。在生命盡頭，他的妻子江青是壹大麻煩。
江青患有嚴重神經官能癥，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壹年到頭依賴安眠藥睡覺。她疑神疑鬼，歇斯底裏，借著毛夫人的身份，驕橫跋扈。毛的晚年在生活上和江青很不協調，但江在政治上緊跟毛，江青是毛可靠的政治夥伴。由於江青有時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做出壹些不得體的事，說出壹些不得體的話，給毛惹出不少麻煩。1974年以後，為了防止文革派打破政治平衡，引發新的混亂，毛澤東說了壹些批評江青的話。1974年3月20日，毛給江青寫信說：“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妳談的，妳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在，有我的書在，妳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壹了，也不體諒。妳有特權，我死了，看妳怎麽辦？妳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毛在給江青的幾封信中，多是對江青的勸戒，也有對江青的抱怨，但這些抱怨是夫妻間的抱怨，並沒有把江青看成政治上的異己。在這些信中也沒有提“四人幫”。
1974年7月17日，毛在遊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他批評江青說：“江青同誌，妳要註意呢！別人對妳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妳講，妳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壹個叫鋼鐵工廠，壹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家戴帽子，不好呢，要註意呢。”他用模糊不清的眼睛看著坐在壹角的江青說：“妳也是難改呢。”毛在這次會上還說：“她也算上海幫呢！妳們要註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還說：“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壹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並在黨的最高領導層點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員中的關系，不是定性為反革命幫派。政治局裏面本來就存在著派別，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派別，比如當時就有文革派和老幹部派。毛只是要江青“註意”，沒有說已經是“小宗派”。
不管毛怎樣批評江青，都不能否定毛政治上對江青的信任，都不能否定毛對文革的堅定態度。但是，務實派將毛批評江青的話作為對付文革派的政治武器。毛澤東也為反擊務實派準備了政治武器——重提周恩來歷史上的經驗主義。但是，文革派沒有用好這個武器，反而自受其害。
1973年春，在周恩來以批左的名義否定文革的時候，毛澤東就找出延安整風時期的九篇文章。這九篇文章是毛為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於1941年寫的，是他在中央蘇區受壓時的積怨的大發泄。其中有兩篇文章是專批經驗主義的，點了周恩來的名，說周是“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擡轎”，充當“幫兇”。“教條宗派”是指從蘇聯回來的“國際派”，以王明為代表。事隔三十年後，毛讓人把這九篇文章找出來，印成專供高級領導人看的大字本，在小範圍內傳閱。讓他的侄子毛遠新把涉及周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由於毛澤東向毛遠新交了底，所以，毛遠新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說：“毛主席發動的這次批林批孔鬥爭，壹個是解決九次路線鬥爭回潮的問題，壹個是解決十次路線鬥爭沒有解決的問題，能不能歸結到十壹次路線鬥爭，可不可以得出這樣壹個結論，現在還很難說。”1974年6月，就在江青等大批“黨內大儒”的時候，毛澤東又壹次找出那九篇文章，重新加以修改，以備應用。7月17日，毛在遊泳池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時，又提到九篇文章，說：“我收回了，而且燒了，不要了。”實際上，直到周恩來死後，毛還叫人把九篇文章整個給他念了壹遍，並作了若幹修改。
江青大概知道毛並沒有燒掉九篇文章，也可能因為毛澤東對毛遠新說的話的影響。他們以為，借批經驗主義來批周，可能會得到毛的支持。
３月１日，新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大講“反經驗主義”。
3月1日發表的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４月１日發表的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中，都提到反“經驗主義”。這兩篇文章是毛提議寫的，而且都經毛審定的。
3月４日、５日，江青在兩次講話中稱：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這是出自毛批周的九封信——引者註），是當前的大敵；黨現在的最大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４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壹再提出反經驗主義，要求政治局討論。
1975年初，鄧以第壹副總理身份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路開始整頓。文革派批判“經驗主義”，雖然有毛重提“九篇文章”為依據，實際是想幹擾和阻止鄧小平的整頓。鄧仗著毛此時對他的信任，找個機會向毛奏了壹本。4月18日，毛會見金日成，鄧小平在座。送走客人後，鄧向毛反映自三月初以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問題，並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表示同意鄧的意見。
1975年2月月3日，新華社寫了壹個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報道意見，沒有提反經驗主義，姚文元壓著不批。到三月底，姚文元讓新華社修改這個意見，加上了批經驗主義的內容。4月20日，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說：“特別要註意宣傳各級幹部通過學習，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
可能是鄧小平4月18日的匯報起了作用，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
1973年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葉劍英，江青氣勢洶洶地要把這場鬥爭說成“第十壹次路線鬥爭”，這是企圖置周、葉於死地。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周、葉等批判江青了。
1975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傳達毛澤東關於批經驗主義的指示。姚文元念了毛4月23日的批示以後，除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外，其他人都要求將這壹批示下發。張春橋說，在其它文件上順便提壹下說行了，不必單獨下發。吳德說，不下發，反經驗主義的風就頂不住。不經政治局，不請示毛主席，以個人名義到處送材料不符合原則。反經驗主義是反對老幹部的。妳們幾個人搞宗派主義。會上，葉劍英、鄧小平等在發言中嚴厲批評江青、張春橋等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197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所謂“第十壹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葉劍英說：主席講妳們是“四人幫”，要妳們停止活動，妳們是停止活動了還是照樣活動？江青被迫作了檢討。會後，王洪文以匯報政治局情況為由，給毛寫信，說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總是把形勢說得壹團漆黑，支持縱容社會上最兇的謠言，並說，“這場爭論，實際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想翻前年十二月會議的案。”江青說這是鄧小平等搞“突然襲擊”，是“圍攻”。
務實派和文革派已經到了兩軍對壘，壹觸即發的關頭。
4月29日，30日，周圍恩來先後同鄧小平、華國鋒、吳德、陳錫聯、王洪文談話，了解27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5月2日，周恩來讓秘書找來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壹文的編者按和3月2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領導幹部要帶頭學好》，這兩篇文章都有批判經驗主義的文字。
5月3日夜，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最後壹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從醫院趕來參加了會議。關於批判經驗主義，毛澤東說他也有責任：“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聽了壹遍，我是沒有看，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對不起春橋。還有上海機床廠的十條經驗，都說了經驗主義，壹個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也沒有說教條主義。”“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麽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這些話是為文革派緩頰。他又輕輕地敲打壹下文革派：“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壹些，不多，跟我差不多。”“我看江青是壹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他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名義，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麽材料的。”對兩方面的意見分歧，毛澤東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些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是重點批評江青這壹邊的，但對另壹邊也批了。毛說“不要搞四人幫”時，還說：“不要搞什麽幫，什麽廣東幫、湖南幫，粵漢鐵路長沙修理廠不收湖南人，只收廣東人，廣東幫。”這是講1920年到1922年的歷史，也是暗指現在黨內的幫派。
5月4日下午，鄧小平到醫院同周商討批判“四人幫”問題。接著，王海容、唐聞生又來談了很久，談話主題也離不開批評“四人幫”。4日晚，周恩來在人大會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如何落實毛5月3日講話。這時，毛不讓下發他4月23日批評江青反經驗主義的那個批示，理由是《紅旗》已經發表了反映了那個批示的精神的文章。
4日，5日，周抱病起草關於學習毛澤東理論問題的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問題的意見稿。意見稿強調：在過去壹個多月時間內“有些報告、報刊社論、壹般文章、新聞報道、內部清樣，強調反修正主義的壹項經驗主義，放過了另壹項教條主義，有些地方甚至連反修正主義也不提了，這不能不是壹個錯誤。”這樣的後果是“資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經驗主義包袱的。這就刺激成百萬人。” 5月8日，周在人大會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研究落實毛5月3日講話的事。會上決定，等鄧小平出訪法國回來後（鄧5月12日-18日訪法）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確定由王洪文通知政治局全體成員。5月13日，王洪文才正式通知到政治局，周嫌太遲緩。在這以後，周找李先念、紀登奎、蘇振華、吳德、葉劍英等談話，18日鄧小平回來以後，晚上就同周恩來談話。5月21日，周恩來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寫信，指出是姚文元的文章最先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信中還提到張春橋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會議上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周建議將這封信送毛。張春橋在周恩來信的傳閱件上批道“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周恩來致信張春橋，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的來電中證明，張3月1日在總政的講話中片面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說：“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妳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身患重病的周恩來要把張春橋的錯誤坐實，為政治局批江青的會議作準備。周對譚震林、汪東興談到他的病情時說：“我估計還有半年”，他要求醫務人員把他的病情如實告訴他，以便於他安排工作。
為什麽從毛到高層官員對反經驗主義壹事大做文章？因為反經驗主義就是反對已經恢復職務的老幹部，反經驗主義也是反對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就是批周恩來的經驗主義。文革已經搞了九年，毛需要“安定團結”，毛離不開周恩來這壹批老幹部。在反經驗主義這個理論問題上做文章，說明毛在保衛文革和恢復秩序這兩個對立的問題上進退兩難。
5月27日，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毛的談話為依據，批判江青等人。鄧小平作中心發言。他在發言中首先談對毛的5月3日的談話的理解，他說，主席批評搞“四人幫”，關系到政治局的安定團結，關系到“三要三不要”的問題。針對江青等認為4月27日對她的批評“過頭”壹事，鄧說“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談不上‘過頭’，談不上‘突然襲擊’。”他強調江青的“三件事需要講清楚”：把1973年12月的批周恩來和葉劍英的事說成十壹次路線鬥爭；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反走後門，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1975年又批經驗主義。倒是問壹問，這是為什麽？不講明白，沒有好處。”鄧小平作發言時非常嚴厲，還憤怒地拍桌子。李先念在發言中也強調4月27日對江青的批評沒有過分。吳德、陳錫聯也發言要求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幫”。
5月28日，就批判“四人幫”問題，周恩來同鄧小平長談，在此前後，周同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王洪文、蘇振華等人談話，了解中央政治局批判“四人幫”的情況。
6月3日，政治局接著在人大會堂東大廳開批判江青的會，開始有點冷場，因為大家還摸不清毛對江青的態度。葉劍英發言打破僵局。葉的發言中指出，4月27日的會議和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是不同的（江青等人認為4月27日的會和廬山會議進攻張春橋是相同的），是對的。他說，江青提十壹次路線鬥爭、反走後門、反經驗主義，都沒有請示主席。葉就這三件事嚴厲質問江青等人。在多數政治局成員的逼問下，王洪文在會上不得已作了檢查，他說：“壹年多來，總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發生的問題，主要由我來負責。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幫。反走後門，我是贊成的。兩次大會，我參加了。事先沒有報告主席。”在這幾次批判江青的會議上，批判者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毛批評江青的口徑，只抓住“三件事”窮追猛打，不敢超越“三件事”，還小心翼翼地肯定1973年12月批判周恩來、葉劍英的會是正確的。可見政治鬥爭的微妙。
6月初，毛讓江青到鄧小平家找鄧談話。鄧小平後來說，主席叫她來，她不敢不來。談得不好，好吹她的壹套，水平不高。可見江青並沒有向鄧小平認錯，只是按毛的要求，緩和關系。
第壹次批評會開完後，江青向毛訴苦，說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反攻倒算”，毛沒有松口。讓江青寫書面檢查。6月28日，江青交出書檢查。6月30日，周恩來將江青的檢查批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表示歡迎這壹檢查，並建議將江青的檢查送毛主席閱。毛圈閱了此件。
據稱，檢討以後的江青，壹掃以往那種不可壹世的驕橫氣焰，變得異常沮喪，連續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從1975年6月下旬開始，根據毛的意見，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經毛澤東同意，從1975年7月初開始，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江青並不服氣。1975年9月，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縣召開。江青邀請新聞記者和她帶去的幾十名文藝工作者，共100多人吃飯。席間，江青說：“在北京他們整了老娘壹個多月。”
對這次批判江青，毛澤東的態度到底怎樣呢？毛雖然批評江青等反經驗主義，但認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鄧小平是不是借機小題大做？還是周恩來真正了解毛澤東。1975年4月28日，在江青第壹次挨批的第二天，周找吳德到305醫院談話。周心情沈重地說：“妳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的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妳是吃不消的”據紀登奎說，這期間周恩來找他談話時，除了註意聽外面的動向以外，還表現出對形勢的隱憂。壹再提醒他要註意毛澤東態度，說主席還在看，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形勢可能還會起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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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從全面整頓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鄧小平全面整頓
四屆人大組閣老幹部占了優勢，江青挨了批判以後暫時認輸，不僅寫了檢討，還到鄧小平家裏示好。毛讓鄧小平主持全面工作。鄧小平順風順水，該是他放手大幹的時候了。他要幹什麽呢：他要通過全面整頓，收拾文革造成的亂局。社會要安定，經濟要發展，生活要改善，這是老百姓的要求。在任何社會，群眾都不可能有持續的政治熱情，文革中搞了八九年，反反復復地多次折騰，原來滿懷政治熱情的人也厭惡政治。被運動折騰得疲憊不堪的人們，正希望有人出來結束亂局。在當時，鄧小平全面整頓是得人心的，很多人對他抱有希望。然而，毛澤東還在世，經過多年的灌輸，繼續革命理論在不少人心中還起作用，造反派雖然被邊緣化，但勢力猶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勢必與多年宣傳的理論、與文革造成的政治格局相沖突。為了取得全面整頓的合法性、懾服反對者，鄧小平打出了毛澤東的牌子：“以三項指示為綱”。
“以三項指示為綱”是指用毛的三項“最高指示”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哪三項指示呢？壹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林彪事件以後，毛多次講了要安定團結。1974年8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的會上，毛在談到對跟林彪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要壹棍子打死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軍都要團結。”這表明了他要結束文革的願望。
搞好國民經濟是任何壹個執政者都必須做的事。在文革中毛壹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但革命有時會沖擊 生產，批林批孔運動壹度使經濟受到負面影響。1974年10月20日，在長沙，李先念向毛匯報國民經濟的情況時，毛對李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在這以後，毛又表示過要搞好國民經濟的意思。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毛最為關心的事，他講了很多話。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發［1975］5號）。這個通知轉發了毛關於理論問題的壹系列指示。
這“三項指示”中前兩項是當時的緊迫問題，後壹項是毛的長遠戰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認為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小生產都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還是他1958年那種烏托邦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也包含這些內容。從根本上說，要真正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得發展商品經濟，毛澤東前兩項指示是和第三項指示是沖突的。鄧小平把這“三項指示”捆綁起來，作為“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實際上，他只落實前兩項，將“學習理論”虛置。“以三項指示為綱”實質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當時，從上到下都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種勢力在較量。文革派強調“學習理論”；官僚派強調“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官僚派的主張符合當時中國緊迫需要，所以稱他們為“務實派”。實現安定團結，就是打壓“派性”。打壓“派性”是以“建立生產秩序”的名義進行的。在鄧小平這壹類老幹部心中，“派性”就是造反派對權力機構不順從。打壓“派性”的重錘，最終落到那些不順從的造反派頭上。在壹些地方，打壓“派性”，成了老幹部對造反派實施報復的借口。此時進入革委會的造反派頭頭多數已被排擠出來。文革中產生的革委會，已經恢復為文革前的官僚機構，還繼續留在官僚機構裏的造反派頭頭（壹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都變成了官僚，再不是“群眾代表”了。
為了“全面整頓”，鄧小平讓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5日設立的，是鄧小平的智囊）起草了三個文件。
第壹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是由胡喬木、鄧力群、胡績偉等人起草的。這個文件批評“打著紅旗造反”的人說：“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臺，篡奪壹些地方和壹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的階級基礎，有的本來就是地、富、反、壞、老資產階級分子，有的是從小生產者中、工人壹部分中，幹部壹部分中、黨員壹部分中蛻變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這正是文革初期，官僚集團評價造反派、鎮壓造反派時通用的說法。還說：“如果不把這些階級敵人鬥垮，不把他們篡奪了的領導權奪回來，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基層的任務，就不能完成。”文章批評“頑固地搞資產階級派性的頭頭”：“他們熱衷於拉山頭，打派仗，長期糾纏於所謂這壹派和那壹派的鬥爭，所謂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的鬥爭，所謂‘儒家’和‘法家’的鬥爭。有的甚至為了達到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同流合汙，串通壹氣。” 文件向搞派性的人指出了兩種選擇：“壹條是改正錯誤，做壹個好的黨員；壹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壹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壹個階級的反，是代表哪壹個階級在造反”。“‘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麽性質的潮流，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還是反修正主義的潮流，是反正確的潮流，還是反錯誤的潮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們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這些武器來反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來反對無產階級。”這實際是否定毛澤東號召的“造反”、“反潮流”，否定毛澤東提倡的“四大”。
這篇文章於1975年10月寫成，由於政治風向已變，沒有發表。
第二個文件是“工業二十條”（即《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是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等人起草的，於1975年11月完成。這個文件規定，要堅決整頓企業的領導班子，調整那些動不動就給人扣上“復舊”、“倒退”帽子的“勇敢分子”，“要特別警惕少數壞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義，搞破壞活動。”提倡建立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大膽放手抓生產。這個文件是整頓企業的綱領性文件，但沒有下達就轉了政治風向，其精神已傳達到基層。
第三個文件是《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這是胡耀邦、李昌等人主持搞的。當時科技人員大多被迫脫離了科技工作崗位，當體力勞動者使用，頭上還戴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個文件強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真正發揮作用；強調搞好科技工作。文件引用毛的話“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後來不承認他說過這句話。這個文件也來不及下達，但在知識分子中傳開了 ，很受知識分子歡迎。
這三個文件雖然沒有下達，但鄧小平早就成竹在胸，全面整頓已經展開了兩個月之後的5月8日，才在整頓鋼鐵時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
鐵路是國民經濟的動脈，當時的“動脈”經常堵塞，鐵路的貨運量計劃完不成，客車晚點幾個小時是經常發生的事。有些路段癱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必須首先使鐵路暢通。在鄧小平的努力下，《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中發［1975］9號）於1975年3月5日發出。文件規定，“鐵路運輸必須由鐵道部集中指揮，鐵路職工必須由鐵道部統壹調配，鐵路的政治工作和運輸指揮工作必須統壹起來。”這個文件將鐵路系統的幹部任免權收歸鐵道部。“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特別強調要“整頓鐵路運輸秩序，同各種破壞行為作鬥爭，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九號文件經過毛澤東“圈閱”，是整頓鐵路的“尚方寶劍”。
拿到“尚方寶劍”的鐵道部長萬裏，3月9日就到問題嚴重的徐州鐵路局，召開萬人大會，大張旗鼓地宣傳九號文件，果斷地調整了領導班子，逮捕了顧炳華等壹批造反派頭頭。徐州鐵路局的秩序很快恢復，貨運量成倍增長。4月，萬裏又帶領工作組到太原、鄭州、南昌等鐵路局，推廣徐州經驗。調整了領導班子，對派性嚴重的幹部撤職或調離。批鬥了近萬名派性嚴重的人，逮捕了2000多名違法犯罪分子，槍斃了壹百多人。大刀濶斧的整頓，鐵路秩序恢復了，堵塞疏通了，絕大多數鐵路局超額完成了計劃。這種運動式的鎮壓，難免有錯捕和錯殺的，被批鬥的近萬人中也難免有冤案。這為幾個月以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留下後患。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徐州地區貫徹執行中央9號文件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報告》反映：在整頓前，“許多領導幹部陷進了資產階級派性的泥坑。在相當多的單位中，不是用黨性掌權，而是用派性掌權。這壹派上了臺就整那壹派，那壹派掌了權又整這壹派。幾經反復，裂痕很深。”“近幾年來，那些用派性掌權的同誌，又借各種運動之機整另壹派的幹部和群眾。批林批孔運動壹來，原來掩蓋的矛盾爆發了。”“壞人就趁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打著‘揭蓋子’的旗號，欺騙、拉攏少數群眾，向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瘋狂進攻，妄圖趁機推翻各級黨的領導。”
江蘇省的這個《報告》總結解決徐州問題的經驗是，緊緊抓住解決領導班子問題這個關鍵，對派性嚴重的領導幹部，要敢批、敢鬥、敢捅“馬蜂窩”，限期改正錯誤，到期不改，采取組織措施。對群眾堅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擊。對極少數壞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群眾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考江蘇的經驗，解決各地區的問題。
敢批、敢鬥、敢捅“馬蜂窩”的鐵手腕，會引發壹些人的反彈。政治風向壹轉，在整頓鐵路中受到打擊的人紛紛到鐵道部告狀。鐵道部墻上貼出了“萬裏鎮壓造反派罪該萬死”“揪出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萬裏”“萬裏不倒，鐵路不跑”的大標語。到鐵道部上訪人數越來越多，最多高達400人。萬裏等人的辦公室也被上訪者占領了。
蘭州鐵路局和鄭州鐵路局是兩個突出的例子。
蘭州鐵路局與省委的矛盾是由來已久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兩家的矛盾就很尖銳。在蘭州鐵路局內部，省委支持紅三司壹派，鐵道部支持紅聯壹派。當時中共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時發了三個文件，表態支持紅三司，軍隊就支持紅三司，爭取和團結另壹派。但是，矛盾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
1975年中央九號文件決定把鐵路局收歸鐵道部統管。鐵道部派黎光整頓蘭州鐵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紅三司這壹派撤換了近千名幹部，把鐵道部支持的那壹派扶上來了，翻了“燒餅”。矛盾重新激化了。整頓不到半年，全國搞反擊右傾翻案風。被黎光工作組整頓下去的那壹派乘機又鬧起來了，黎光又來蘭州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被群眾圍鬥，省裏沒有支持他。1976年2月，黨中央領導人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叫洗恒漢上北京，和鐵道部壹道解決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會上明確指示，蘭州鐵路局以整頓為名是搞了右側翻案風，黎光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蘭州鐵路局仍然交給省委管。並且把當時鐵道部黨的核心小組的檢查送給洗恒漢，讓他修改。洗壹字未改送了回去。第二天，華國鋒又派人給洗送來，說鐵道部搞了右側翻案風，是“三個總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要翻案、總是要算賬）的問題，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叫洗大膽修改。同時又讓洗寫壹個《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希望洗寫的具體內容（包括點鐵道部和黎光的名）。在討論蘭州鐵路局領導班子時，紀登奎和萬裏說：“幹部由甘肅解決。”洗說：“甘肅沒有懂這行的幹部，還是由鐵道部派人。” 紀登奎和萬裏說：“鐵道部派不出來，還是由趙滔搞。”，趙滔不願幹，就把他叫到北京，紀登奎和萬裏同他談話，趙才表示繼續幹，但要求在省上掛壹個職務。這樣，趙滔就在省上掛了個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鐵路局的班子就是在紀登奎和萬裏的主持下定了下來，寫進了洗署名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中，並報毛澤東批準（蘭州軍區黨委和甘肅省委1982年11月給洗作的審查“結論”中說洗“重新奪了蘭州鐵路局的領導權”，這是後話）。
1976年2月中旬，洗恒漢帶著中央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指示，回來貫徹執行。在貫徹中，路局新成立的黨委把原來整頓中不該撤換的幹部又復了職。半年以後，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鐵路局兩派又鬧了起來，鐵路局又處於癱瘓狀態。1976洗恒漢到北京參加毛澤東的吊唁活動，對華國鋒說：“蘭州鐵路局可能要出點麻煩”。華國鋒當時說：“蘭州鐵路局問題是今年2月定的，是經過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毛主席同意的，還要繼續執行。有人找麻煩，還是照此辦。”紀登奎插話說：“中央作過結論的問題，絕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傾翻案風，堅決給以回擊。”
鄭州鐵路局和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差不多。就在這次，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也被叫到北京解決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他和洗恒漢兩人同住京西賓館。由於面對共同的情況，有共同的看法，他倆在壹起發了壹些牢騷。
在鄭州，抵制鐵路整頓的是唐岐山。唐岐山，1931年1月生，河南開封人。195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原為鄭州鐵路局鄭州機務段司爐、副司機、司機。參加過朝鮮戰爭，文革開始後任鄭州鐵路局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工代會副主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他是中共第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反擊右傾翻案風壹開始，唐岐山支持百輛汽車大遊行，組織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2月8日，劉建勛、唐岐山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解決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其中說：“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主要是局黨委第壹書記蘇華同誌刮右傾翻案風，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案。這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反映，絕不是孤立的。這是同鐵道部主要負責同誌的錯誤指導思想分不開的。”還批評在整頓中“沒有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洗恒漢的《關於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意見》也是批評鐵道部搞右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了劉建勛、洗恒漢的意見。萬裏不得不作檢查。
整頓鐵路初見成效以後，又以鐵路為樣板對工業系統也進行了整頓。1975年5月8日到29日，鄧小平主持了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讓萬裏介紹了整頓鐵路的經驗。29日，鄧小平講話中認為，鋼鐵工業整頓首先要建立健全企業的領導班子。還要同派性作鬥爭。他說：“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的就鬥，不能慢慢吞吞。·····要發動群眾跟他鬥，寸步不讓，而且要有壹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鄧小平在這次講話中第壹次提到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這就是我們今後壹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刪除了這句話。
鄧小平雄心勃勃，除了整頓鐵路和工業以外，他還提出“整頓軍隊”、“整頓文藝”、“整頓科技”、“整頓教育”、“整頓農業”等，這就是他的“全面整頓”。
1975年1月25日，鄧小平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的幹部會上講話，傳達毛主席“軍隊要整頓”的指示。在“三支兩軍”中，軍隊幹部，派出去壹批，提拔壹批，再派出去壹批，又提拔壹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幹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幹部大量超編成了突出問題。壹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壹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壹直到基層，也都是壹個正職，多個副職。“三支兩軍”中軍隊權力擴張，腐敗也相當嚴重。鄧小平抓軍隊五個問題：“腫、散、驕、奢、惰”。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解決軍隊調整編制體制等問題。葉劍英、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整頓”的任務。部隊各級軍政首長，壹個正職，壹兩個副職，剩下的統統清理。1975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準，中央軍委發出調整配備解放軍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幹部的通知。在軍隊裏，張春橋是政治部主任，主管幹部任免。但是，鄧小平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他壹當總參謀長，很快把各總部、各兵種、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了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人的時候，張春橋不了解這些人，無法反對。張春橋向王洪文抱怨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不過是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治部上報，報告上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事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
在全面整頓中，鄧小平除了抓全局性的大事以外，還註意抓省壹級領導班子調整，他希望壹些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站在他這壹邊。
1975年秋，在中共中央任命賈啟允為中共雲南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之前，鄧小平叮囑他到雲南後要堅決反對派性，抓好領導班子的調整，團結、使用和依靠老幹部。鄧小平對賈啟允說： “不要怕人說妳是‘還鄉團’”“人家罵妳搞復辟了，妳的工作就搞好了。”在趙紫陽到四川赴任省委第壹書記之前，鄧小平也找趙談了話，也講了對賈啟允說的那些話。1976年3月，賈啟允在批鄧中揭發了鄧小平與他的談話，成為批判鄧小平的壹顆“重型炮彈”，趙紫陽卻秘而不宣。“四人幫”被抓、鄧第三次出山以後，賈啟允被革職，越紫陽調到中央擔任要職。可見，在政治鬥爭中“站隊”後果的嚴重性。1975年6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到上海，送走外賓後，鄧小平把馬天水請到他住的賓館，進行了壹次重要談話。馬天水，1912年生，1931年入黨，行政7級。文革期間，他是上海市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員。在他的領導下，上海工業很有起色（文革期間我在天津當工業記者，聽到天津人抱怨“北京有楊壽山，上海有馬天水，天津無山又無水”，意思是天津缺乏領導工業的得力幹部，所以工業落後於上海和北京）。鄧小平說：“馬老哪，我們都是老同誌了，有些情況應該跟您通通氣。最近，毛主席對批經驗主義很生氣，專門有壹個批示。妳知道嗎？”馬天水回答知道，說是新華社上海分社的記者告訴他的。鄧進壹步問：“妳想過沒有？他們批經驗主義，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誰？各省的代表人物是誰？他們要揪人啰！” “有人講批林批孔是11次路線鬥爭的開始，是什麽意思？！是毛主席撥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鄧還對馬說：以後到北京，直接找李先念、余秋裏，“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談嘛！” ，鄧小平哪裏知道，馬天水雖然是老幹部，在想法上和他是格格不入的。鄧小平走後，馬天水就向上海市委徐景賢、王秀珍等說了鄧小平和他的談話。馬天水還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交給王洪文。1976年2月，在中央的批鄧打招呼會上，在張春橋的鼓勵下，馬天水作了揭發性發言，說鄧小平“挖墻腳”，成了批鄧的“重磅炮彈”。
“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堅持“派性”的人受到打擊，生產秩序有所好轉。鄧小平把整頓的手伸進了江青的領域——文藝界。鄧小平多次向毛進言，毛澤東表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壹下，壹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這些，都符合群眾的要求。
到1975年7、8、9三個月，除了受到打擊的造反派有不滿情緒以外，多數人是支持鄧小平的。
但是，到10月，政治風向變了。
毛澤東轉變了態度
不能否定文革，這是毛的底線，誰觸犯了這個底線，誰就要倒黴。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觸犯了這條底線，毛不支持鄧了。毛是怎樣得知鄧小平觸犯了他的底線呢？他的侄子毛遠新起了重要作用。
毛遠新，1941年生於新疆，毛澤東弟弟毛澤民之子。1942年9月， 在新疆主政的軍閥盛世才將在新疆的陳潭秋、毛澤民、杜重遠、林基路等百余共產黨人關押，最終將陳潭秋、毛澤民等殺害。毛遠新的母親改嫁給江西省副省長方誌純。毛遠新隨母到了江西。後來在北京上育英小學、101中學，1960年，毛遠新進入了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壹學期後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64年，毛遠新回北京度假時，毛澤東同他有壹次談話。談到“接班人的五條標準”，談到“階級鬥爭是學生的壹門主課”，要求青年要不怕吃苦等。這個談話在大學生中正式傳達。所以，大學生都知道毛遠新這個人。文革開始，毛遠新在哈軍工參加組織“紅色造反團”。1974年，毛遠新在沈陽部隊擔任要職，後擔任遼寧省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1975年9月下旬，因為他父親犧牲在新疆的緣故，毛遠新隨中央代表團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典，經過北京時，9月27日向他伯父毛澤東匯報了東北文革情況，10月10日，毛遠新從新疆回來路過北京，毛澤東把他留下，讓毛遠新當他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的健康每況愈下，行動困難。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的手抖得厲害，拿不住筷子，吃飯、喝水都需要人餵。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壹些含糊不清的字句。中國的命運就系於這樣壹個病夫的身上。
1975年9月27和11月2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匯報遼寧省情況，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麽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特別提出：這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還兇些”。“我很註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我感到壹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復。”“1975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
在毛面前說“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僅有毛遠新，還有別人。毛對鄧小平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全是毛遠新等人的影響。毛澤東關於評《水滸》的談話就在毛遠新到他身邊之前。
毛澤東眼睛不好，請北京大學女教師蘆荻給他念古文。1975年8月14日淩晨二點，蘆荻向毛請教《三國演義》、《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時，問毛：《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句話是不是主席說的？毛澤東說是自己在武漢說的。蘆荻問：既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那麽，《水滸》還有什麽好的呢？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而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壹派反對那壹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毛澤東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壹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壹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毛說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實。他提出：“《水滸》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為了盡快出版《水滸》的三個版本，當天，就將毛的談話稿送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姚文元立刻向毛寫請示報告，請示報告說：接到主席關於《水滸》的評論後，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目。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的觀點，也是很需要的，對於反修防修，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姚的報告還對如何貫徹毛的指示提出了具體意見。毛批示：“同意。”8月18日，姚文元就向毛報送《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關於評論《水滸》的規劃，兩報的規劃都從批判投降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調和論以及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擬出了壹些選題。毛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同意。”從此，報刊上壹陣掀起了批判《水滸》的高潮，壹些單位組織了評《水滸》的“理論小組”。
文革派當然會利用毛評《水滸》的指示，江青立刻活躍起來。8月下旬，她同文化部長於會泳、副部長劉慶棠談所謂評《水滸》的“現實意義”，聲稱“《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她所說的“有人”，顯然是指周恩來、鄧小平這股力量。周恩來病重，主要是鄧小平了。九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江青和鄧小平唱起了對臺戲。鄧小平在會上講整頓：“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江青卻大談評《水滸》和“兩條路線鬥爭”問題。她說：評《水滸》不單純是文藝評論和歷史評論，它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壹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汙吏，占據了各重要崗位。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在醫院裏的周恩來對評《水滸》非常敏感。他讓人找來《水滸》的幾個版本進行研究，說：“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作的！”7月1日，周恩來在會見泰國客人，由李先念和喬冠華陪同，客人走後，新華社攝影記者杜修賢還沒有走，醫院工作人員要求同周合影。周恩來答應了，當排好位置、杜修賢正要拍攝時，周恩來說：“這是我最後壹次同妳們合影，希望妳們以後不要在我臉上打叉叉。”9月20日，周恩來再壹次動手術，手術前，他要來了自己於1972年6月在批林批孔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所謂伍豪事件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簽上自己的名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9·20”。在進入手術室時，周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鄧小平極力把毛關於《水滸》的談話和現實鬥爭分開。8月21日，胡喬木問他，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談話是不是特別有所指？鄧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絕不是指著當前黨內鬥爭的實際。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時，談到評《水滸》批投降派時，代表團成員問：妳能不能告訴壹下，現在中國有什麽投降主義的實例？鄧小平回答說，劉少奇、林彪就是。
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壹書記黎筍，毛對黎筍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壹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也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第四是我，我八十二了！（指鄧小平）只有他算壹個壯丁。”送走黎筍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當談到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時，毛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註）。”此前，華國鋒向毛請示說，江青要求放她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毛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面對領導危機，毛澤東怕江青搞亂局面，他還需要鄧小平這個“壯丁”維持局面，他壓制江青。但是，他看到清華大學劉冰的兩封信後，決定放棄平衡政策，全力保衛他平生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
劉冰，文革前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作為他當年的學生，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壹是他在學生中極力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在《光明日報》上還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長篇文章。我感覺他是壹位堅定的、嚴厲的政治工作者。第二件事是，大概在1966年6月底的壹天，我正在大禮堂前大草坪西南角處看大字報，突然幾輛小轎車從二校門開了過來向左轉向工字廳。我看到壹個人從小車裏伸出腦袋大喊：“我是黑幫! 我是黑幫!”這就是劉冰，他向路邊圍觀的人顯示“態度好”。他的這種表現，使我多年對他有不好的印象。讀了他2008年出版的《風雨歲月》，我才懷疑我看錯了或者聽錯了。從他的書中得知，6月28日，他被從北京飯店押回來，他寫到“從二教到工字廳”這壹段路（正是我看到他的地方）的情況時說：“我胸中燃燒著憤怒的火焰，我不能容忍對我人格的侮辱，我奮力大聲叫著：‘妳們太不像話，我抗議！’”
文革初期劉冰被劉少奇派來的工作組“打倒”。由於他態度好，清華“4·14”這壹派1968年就想支持他“站出來”。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數萬名解放軍和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結束了兩派武鬥。196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冰被“解放”的消息，成了被“解放”的老幹部典型。1970年1月，由於劉冰“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了，成了清華校黨委副書記，1972年成了常務副書記。工宣隊進入清華後，校黨委書記由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兼任，革委會主任由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榮溫兼任。1972年1月，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宣傳科長遲群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和工宣隊第壹把手。毛澤東的機要員謝靜宜成為校黨委副書記。他們自稱“毛主席的兩個兵”，掌握了清華大學黨政大權。壹些文革史把遲群、謝靜宜說成是造反派，這是誤會。他們沒有造過反，相反，他們是毛在1968年7月28日拋棄了造反派之後，被毛派到清華去收拾反派的。他們不是造反起家，而是收拾造反派起家的。但他們的思想體系是跟著毛的，是肯定文革的。
黨委常務副書記劉冰，和遲群、謝靜宜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在工作上都格格不入。在政治傾向上，遲群、謝靜宜是文革派；劉冰傾向鄧小平。劉冰傳達鄧小平8月3日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謝靜宜大嚷大叫：“我和遲群都告訴過妳，凡是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向下傳達時要經過我們，而妳為什麽不告訴我們就傳達呢？”劉冰看到“她滿臉怒氣，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來，活像壹尊兇神”。劉冰回答說：“鄧小平是黨中央副主席，他的講話為什麽不能傳達？我這個主持黨委常務工作的副書記，沒有權力和義務傳達嗎？”謝靜宜無言以對，氣呼呼地甩了甩頭發，扭頭走了。
遲群、謝靜宜和劉冰等人的矛盾已經公開化，黨委無法工作。劉冰和校黨委副書記惠憲鈞、柳壹安、黨委常委呂方正於1975年8月13日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只告遲群1 人。惠憲鈞、柳壹安、呂方正三人都是1968年7月作為工宣隊的領導成員進駐清華的。
信中先是肯定了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形勢大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誌在贊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作風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壹言堂，搞家長制，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信後附《關於遲群同誌問題的材料》。其中列了六大問題：壹，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二，毫無黨的觀念；三，搞壹言堂，家長式惡劣作風；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五，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說遲群“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這個問題時寫道：“十大和四屆人大後，他沒當上中央委員，沒當上部長，極端不滿，多次大哭大鬧，不接電話，不看文件。連續幾個星期不分晝夜地吃安眠藥、喝酒、睡大覺。燒毀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臉，裝瘋賣傻，躺倒不幹。深夜壹個人跑到校外的馬路上、野地裏亂竄，驚動了清華、北大壹些教職工四處尋找。大發雷霆，罵不絕口，亂蹦亂跳，撞壞眼鏡，摔傷肋骨。把公家的幾套茶具統統砸碎。······”告狀信的前面寫“小平同誌轉呈主席”。
這封信寫成後，劉冰先是請胡耀邦送鄧小平。胡耀邦說，我現在是科學院負責人，妳是清華大學的，不屬於壹個系統，我幫妳轉信不合適。後來，他們直接到鄧小平家門前，通過門前的警衛戰士轉給鄧的秘書王瑞林。信送上去後壹個多月沒有音訊。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謝靜宜兩人。說謝靜宜“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跪在遲群面前握著遲群的手講壹些不合原則的話”“我們期盼中央解決我們的班子問題”。這封信還附有《關於遲群同誌的錯誤補充情況》。第二封信寫成後，王瑞林不願意接收，就通過教育部原副部長李琦轉給胡喬木，由胡喬木轉給鄧小平。
劉冰並不是寫信的發起者和組織者，寫信的直接起因是清華工宣隊原負責人之壹柳壹安。柳原是北京市建築工程局幹部，壹度從清華工宣隊調往學部工宣隊。他從學部工宣隊工作又調回清華，遲群沒有給他安排工作。柳開始發起並聯系惠、呂二人，準備聯名“上書”毛澤東，反映遲群的問題。惠、呂二人想到，寫信給毛澤東本人，還必須有壹個比他們“高壹位”的清華主要負責幹部署名更有力量。經過劉冰的同意，他們四人達成了寫信給毛澤東的決定。他們四人寫信的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毛澤東派人來清華大學了解遲、謝問題，進而最終把遲、謝從清華“搬走”。
毛澤東看了第壹封信後對秘書說“先放著”。第二封信告了謝靜宜，謝靜宜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壹。毛澤東看了第二封信後讓秘書把第壹封信找出來，又看了壹遍。在這期間，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毛澤東聽了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在遲群身上。”毛澤東早就對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言論和行為十分不滿，他需要找壹個導火線，劉冰的兩封信給毛澤東以導火線。
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馬裏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的夫人後同李先念、汪東興等談話說：“現在有壹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壹批評就要打倒，壹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從說批江青轉到遲群和小謝，說明他對幾個月前批判江青耿耿於懷。毛還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們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
如前所說，劉冰的信只不過是導火線，真正的原因是毛對鄧小平在全面整頓中否定文革不滿意，對鄧小平猛烈地批評江青不滿意。早在4月28日批評江青的第二天，周恩來就預言“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妳是吃不消的。”在周恩來看來，眼下正是今後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毛澤東重病纏身，來日無多，鄧小平已經掌握實權，只要穩紮穩打就行了。當時周恩來曾在小範圍內交換過意見，葉劍英也有同樣的看法，但鄧小平聽不進去。形勢逆轉後葉劍英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壹個人打天下，不碰南墻是不會回頭的。”
毛澤東終於反攻了，不過，開始毛澤東並不想打倒鄧小平，而是要他肯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要鄧小平肯定文革
1975年11月2日，聽了毛遠新關於鄧小平等對文革態度的匯報以後，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妳和小平、東興、錫聯談壹下，把妳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妳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11月2日晚，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同鄧小平壹起談話。毛遠新提出了11個問題，毫無保留地壹壹進行批評。鄧小平說：“遠新同誌啊，照妳這麽說，我是執行了壹條修正主義路線啰！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壹點還是壞壹點，可以想壹想嘛。”年輕氣盛的毛遠新很不客氣地對鄧小平說：“不錯，妳搞的就是修正主義！”鄧小平雖然不同意毛遠新的意見，但還是表示要檢討。
11月3日，毛遠新在中南海遊泳池向毛澤東匯報了四人談話情況，毛澤東說：“妳沒有精神準備，他也沒有料到，頂了起來。妳有理，順著不好，頂了他，這就叫幫助。”毛遠新說，小平同誌後來收回了原來的話，毛澤東聽了很高興，說：“他要有個轉彎，他開始轉彎了，小平同誌態度好。”毛澤東指示，談話增加四個人：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張春橋。毛說：“八個人先討論，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壹、打倒壹切，二、全面內戰。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壹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壹下也好。妳們八個人先討論，壹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著急。”
11 月4日晚，毛澤東聽取毛遠新匯報8人討論的情況。毛遠新說，他們對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意見很大。當匯報到汪東興講“主席壹個時期批評這些人，壹個時期批評那些人，為的是在路線上壹致起來，不要壹批評就要打倒”時，毛澤東點點頭說：對，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錯誤，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我批評江青也是這樣。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妳人多人少。毛遠新請示會議的開法時，毛澤東說，會議還要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就是幫助他（指鄧小平）及大家，互相幫助，搞好團結，搞好工作。毛澤東交待：會議的情況，不要告訴江青，什麽也不講。他怕江青感情用事，打亂他的政治平衡。
毛澤東不要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要按勞分配，希望通過行政力量，實現全民完全平等的“大同”理想。1958年，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造就了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饑荒。文革中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他理想的“天國”。他已到垂暮之年，自認為這是他最後壹個國慶節，他自知文革的目標肯定不能實現，但他希望把這個理想傳下去，讓後來人實現。
“八人批鄧”開始後，鄧小平判斷：主席不信任他了。於是向主席提出辭去總參謀長的軍職。毛主席同意了小平辭去軍職的請求，但仍然讓小平負責分管外交工作。政治上已經不被信任，還緊握軍權不放，對自己對毛澤東都是十分危險的。林彪的結局就是前車之鑒。鄧小平明智，毛澤東也很警覺。
11月13日，為了讓更多的幹部對批評鄧小平有思想準備，以免被動，毛澤東指示向更多的幹部“打招呼”，並寫了壹個批語：“過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到沖擊。在多數人身上復雜壹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要估計這壹情況。這壹些老誌要打個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李井泉等幾十個人要打招呼。” 主管教育的周榮鑫，主管科技的李昌、胡耀邦，參與起草“三項指示為綱”的胡喬木等，都是支持鄧小平搞全面整頓的，都處於挨批評的地位。
持續八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停止了。
11月15日、16日，按毛澤東的指示，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喬木、劉冰等列席會議。鄧小平主持會議，讓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對劉冰信的批示。列席者也被迫對寫信、轉信做出了交待和檢查。劉冰第壹次聽到毛對他的告狀信批示的全文，11月2日，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清華只傳達大意。劉冰在他的書中描述了聽到毛遠新傳達時的心情：“真如晴天霹靂！我靠在沙發上，腦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律加快，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會場上什麽人再說什麽，我全都沒聽到，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說我矛頭對著他老人家，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這之前，清華大學了舉行了十多次“辯論會”，批判劉冰。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回校後，清華召開了萬人規模的“辯論會”，實際是批判劉冰的萬人大會。
鄧小平以退為進，試探毛對他的態度。11月15日，鄧小平給毛寫信說：“七月份洪文同誌到外地時，經主席批準，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誌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誌主持。近日召開的17人會議，亦應請洪文同誌主持。請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誌主持。過壹會再說。”毛澤東這個批示，雖然暫時讓鄧繼續主持中央工作，但模棱兩可，看不出他對鄧的態度。
毛沒有明確的態度是因為他在接班人的問題上遇到了困難。
毛希望王洪文他能成為接班人。在中共十大上，他讓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他在工總司中有威信。他處事比壹般造反派謹慎，為人隨和。工總司總部的壹些老造反，相互之間會有所不服氣，但對王洪文，除了早期的少數幾個人，大家基本都是服貼的。但是，火箭式的提拔，他不能在各個臺階上積累經驗，也無法建立各層人事關系。他又不是壹個努力學習的人。壹次接待壹個外國總統，他事先沒有準備，連外交部送來的材料也沒看。接待時什麽也談不出，只翻來覆去地問那位總統：妳到中國吃得慣吧，住得慣吧。外交部工作人員存心記錄這些話，寫成簡報送毛，毛看了很生氣。有壹次毛同王洪文講張勛復辟的事，王不知道張勛是誰，毛只好說，妳自己去查。毛對王的政治能力失望。他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根據毛的意見，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幫助工作”。葉劍英寫信給毛，建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批示“同意”。從7月開始，中央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政治上失意的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後就不打算去北京了。他對上海革委會副主任王秀珍說：“文化大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有些人根本不承認我這個副主席，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不承認新幹部，好多地方新幹部都被打下去。還要圍繞文化大革命鬥。妳看鄧小平的講話，不很清楚了嗎？”王洪文在上海無所事事，除了視察工作，就是吃喝、打獵、釣魚、看電影。馬天水說：洪文在上海沒事幹，鄧小平這個人很能抓權，我們要勸他趕快回北京。他老不回北京，慢慢權沒有了，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沒有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次勸王洪文回去。
11月15日，王洪文回到北京。他依舊吃喝、打獵、釣魚。請王洪文吃飯喝酒最多的是葉劍英。壹次，王洪文又被葉劍英叫去喝酒，酒席散後，他的學習輔導員肖木同他談了三個小時，勸王洪文不要沈湎於吃喝、打兔子。王洪文說：“我有我的難處，我難以展開工作，許多人根本不承認‘十大’的路線，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更是不被承認。只有葉帥是支持我的，葉帥叫我回來，我也不好推辭。”
毛澤東拋棄了他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只能期待鄧小平。毛澤東最期待的是鄧小平表示支持文革，他讓鄧小平主持作壹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到生命最後的時刻，他最關心的是他平生做的第二件大事——發動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他希望官僚集團和文革派在文革問題上達成共識，共同接班。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即前面提到的17人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鄧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鄧小平說的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是用毛澤東11月13日關於“打招呼”的批語上的，陶淵明原文是“無論魏晉”，毛說成“何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無論魏晉”，有的文革史書說鄧講“何論魏晉”。可見鄧的說法來自毛。如果這樣，那就是用毛的話來頂撞毛澤東。鄧小平真的在文化革命的評價上和毛頂牛嗎？文革被否定以後，所有寫文革的文章和書籍，對這個問題都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對這個說法還需要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鄧小平壹直是緊跟毛澤東的，反右派，大躍進，和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鄧都是站在前列的、態度十分堅定的主將。但他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在學生和群眾中抓“右派”等方面和劉少奇站在壹起。為此，他作過多次深刻的檢查。在他向毛送上的多次檢討中，都表明了肯定文革、擁護文革、永不翻案的態度。就在毛讓他開會對文革作出評價的兩個月前，即1975年9月5日，鄧小平接見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講話中，就有對文革的壹個非常合乎毛澤東口味的態度。當年新華社向編輯、記者傳達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下面是我當年的記錄：
代表團問：關於對水滸的評論，有的地方不理解。如果警告人民不要做投降派，是指國內還是指國外？
鄧答：是講國內的事，在某種意義上對國際有點用處。主要是兩點：第壹點，這本小說是壹部在中國影響很大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期以來，對它的評價存在著不正確的觀點。這部作品實際上是宣揚投降主義，需要在人民中澄清對它的評價。第二點，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有現實意義，但人民不要孤立地看對水滸的評論，要從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來看。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我們的主要責任是批判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就是投降派。自從赫魯曉夫在蘇聯上臺以後，20年來把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搞資本主義復辟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根據蘇聯的經驗，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國內完全復辟了資本主義，也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必然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必然在世界上搞擴張主義，在世界上爭奪，必然要剝削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特別是剝削第三世界國家。1956年蘇共20大以後，19年來，我們壹直提出壹個問題，即中國能否避免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道路？中國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認為必須避免，也可以避免。辦法就是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就是搞群眾運動，使人民都了解什麽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和不久前毛主席號召開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都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搞復辟，反對投降主義，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壹個內容。現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開展對水滸的批判，也是理論學習內容之壹。我們每搞壹次運動，不管文化大革命也好，批林批孔也好，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好，評水滸也好，國際上都要進行猜測，好像中國國內又出了什麽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人們不了解這是我們壹貫的、至少是19年來壹貫的路線。特別是自文革以來，在十年的時間內，我們用最廣泛的和家喻戶曉的辦法開展群眾運動，使人人都參加批判。有些人總猜測，是否發生了這個人同那個人的鬥爭，這壹派同那壹派的鬥爭？他們根本不懂，這是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說中國有問題，這點不錯，中國是有問題，這就是兩個階級的鬥爭。不僅過去有，而且將貫串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今後還會有類似對水滸評論這樣的事。如果要猜就猜不完。他們可以每年猜壹次或兩年猜壹次也猜不完。如果人們能從毛主席制定的路線、政策來理解就明白了，就用不著每發生壹件事就猜壹次。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不稱霸就是要保證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搞資本主義復辟。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只要搞資本主義，就壹定會成為社會帝國主義，我們壹定要避免這種情況。為此，我們就要不斷地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批判水滸就是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就是批判投降主義。我勸妳們註意，妳們別怕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妳們要怕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盡管妳們不喜歡社會主義。
代表團成員問：妳能不能告訴壹下，現在中國有什麽投降主義的實例？
答，劉少奇、林彪就是。在思想領域裏，資產階級思想總是存在的，這個鬥爭也是存在的，是不能避免的。
壹，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代表團成員提出中國領導人繼承問題：怎樣把毛主席的路線和哲學思想繼承下去？
鄧答：我們自己非常註意這個問題。毛主席講，要培養接班人，所謂接班人，不是中央壹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培養千千萬萬個接班人的問題。我剛才告訴妳們，包括評水滸就是幹這個事的。斯大林主要錯誤之壹，就是沒有教育後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沒有搞群眾運動。所以，象赫魯曉夫這樣的新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上了臺，群眾雖然對他極不滿意，但也束手無策。鑒於這個經驗，我們根據毛主席的壹貫教導，搞群眾運動，做到家喻戶曉，包括小孩子在內，使全國人民有壹個清醒的頭腦，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什麽是修正主義路線。這樣事情就好辦了。例如林彪叛逃時帶走的最大的隊伍就兩個人，壹個是他的兒子，壹個是他的婆娘。群眾有清醒的頭腦，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就提高了，這是對繼續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最可靠的保證，這些我們還要繼續做，恐怕還要做壹百年、兩百年、三百年。我們每搞壹次運動，世界上議論中國又再亂了。就是這亂，可有好處呢。每亂壹次就提高壹次人民的覺悟，就使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壹步。斯大林死的時候蘇聯多平靜啊，就是這樣平平靜靜地復辟了資本主義。這是壹個很深刻的教訓。不平靜才能推動社會前進，社會平靜了，就死水壹潭，社會不前進就死了。所以我們認為不平靜是正常的，平靜是虛假的。
二， 關於建立太平洋無核區的問題：
我們對核武器的原則立場有兩條：壹是有核國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二是所有國家平等參加討論壹起銷毀核武器。我們不提倡核擴散，但我們更反對核壟斷。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第92頁，有9月5日鄧小平接見克羅斯為團長的新聞代表團的記載，但當年向我們傳達的內容，除了核武器的內容以外，壹字也沒有記載。這樣的刪除，大概是怕這段文字削弱了鄧小平否定文革的堅定性吧？
毛讓鄧主持起草肯定文革的決議，其意不僅是給鄧小平壹個機會，希望他肯定文革以後和文革派聯手接班，還希望壹些反對文革的老幹部轉變看法，然後在肯定文革的認識基礎上結束文革，在他有生之前為文革劃上壹個句號。鄧小平認真考慮了毛澤東要他主持文化大革命決議的要求。他曾要紀登奎幫他起草這個決議，紀登奎開始答應，後來推掉了，鄧聽後大怒，氣沖沖地走了。從鄧同新西蘭新聞代表團的談話來看，鄧是可以完成毛交給他的這個任務的。
由於鄧小平沒有就文革問題向毛交上壹個滿意的答卷，再加上文革派的推動，使批鄧壹步壹步地升級。
全面反擊右傾翻案風
反擊右傾翻案風從什麽時候開始？應該說，從毛澤東對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明確表態時就開始了，這是1975年10月19日。從4人談話、8人談話、17人政治局會議，到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這是逼鄧小平轉變態度，逼鄧小平主持作壹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並向壹些領導幹部打招呼，要求他們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
11月21日，鄧小平向毛報送關於打招呼會議的請示報告，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壹些同誌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136人的名單，並擬了壹個《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說劉冰的兩封告狀信是“造謠誣蔑、顛倒黑白”，傳達了毛對兩封信的批示，《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寫道：“中央認為，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壹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誌，是完全必要的。”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由鄧小平宣讀由毛澤東審定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26日，中共中央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作為1975年23號文件發到省級，劉冰的兩封告狀信作為這個文件的附件。12月10日將這個文件發到基層。從此，反擊右傾翻案風從高層會議向全國範圍內展開。
1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作了檢討，在檢討中，他檢查了整頓中的壹些作法，在談到對派性，對老中青三結合，對新生事物，特別是對文化革命的態度後，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1976年1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作壹次檢查，其中說，提出要以“三項指示為綱”這樣重大的問題，既沒有請示主席，也沒有提到政治局和國務院討論。會後將檢討記錄送給毛，請求見毛壹次，說“我除了繼續聽取同誌們的批評幫助以外，總希望能夠向主席當面陳述自己對於錯誤的認識，取得主席的教誨，當然應在主席認為可以的時候。”毛批示：“鄧小平同誌第二次檢討，印發政治局討論。”毛沒有同意鄧小平見他的要求。
1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再作檢查。文革派在會上輪番對鄧小平進行指責和批判。晚上，鄧小平致信毛澤東，送上白天在會上的發言稿，還說：“我兩次要求面見主席，除了講自己的錯誤和面聆聽主席的教導外，確實想談談我的工作問題。”“現在，已經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準。”第二天，毛聽取毛遠新關於20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匯報。毛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小平工作問題以後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壹棍子打死 。毛遠新說，上次主席征求幾個人的意見，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壹個主要負責人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毛澤東選定的第四個接班人華國鋒開始登臺。
從1975年11月底至1976年1月，文革派在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進行“幫助”，實際是揭發批判。當時，張春橋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對上海來的人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麽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壹言不發，就是坐在椅子裏，壹支接著壹支地抽煙，穩坐釣魚臺。·····他說耳朵聾了，聽不見別人發言，可是，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另壹邊輕輕的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赤啦壹下站起來就走。”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後，轉變了對鄧的態度，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下定把鄧小平打下去的決心。毛澤東在接見重要外賓時，鄧是少數在座者之壹。１２月２４日，毛會見達科斯塔總統時，鄧小平就不在座了。以後毛接見外賓時，鄧小平再也沒有陪同過。
1976年1月21日，在文革派的推動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代總理、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通知》，此件發到縣團級。通知只有兩句話：“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由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在葉劍英同誌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誌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鄧小平和葉劍英兩人都失去了權力。說葉劍英生病只是壹個藉口，在批判鄧小平的緊要關頭，將主持軍委的大權交給毛信任的人才是實情。毛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毛遠新向張春橋傳壹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
林彪事件以後，毛喜歡用四方面軍的人，即他當年的政敵張國燾的部下。從此，四方面軍的謝富治、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都是毛的依靠力量。陳錫聯也是四方面軍的人。抗日戰爭期間，陳錫聯任八路軍129師769團團長。1937年10月19日，他帶領部隊偷襲日本在山西的陽明堡機場，炸毀敵機24架。22歲的陳錫聯壹時名揚天下，以後歷任軍隊要職。1955年授上將軍銜。文革期間，陳錫聯是沈陽軍區司令兼政委，還兼任遼寧省革委會主任。在此期間，他全力支持毛遠新，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而葉劍英不僅是“二月逆流”的幹將，1973年和周恩來壹起因外交問題挨批，林彪事件以後，力主批左。在批判江青時，也是站在鄧小平壹邊。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指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各級領導，要站在運動前列，特別是在右傾翻案風中，受鄧小平同誌修正主義路互影響犯有錯誤的壹些同誌，要帶頭揭發批判”。從此，運動的名稱由“反擊右傾翻案風”改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3日，中共中央將華國鋒的講話轉發全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 5號）。從此，全國就公開“批鄧”了。
這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是開批判會，壹些單位也寫大字報。下面是我在天津采訪的記錄摘要：
鄧小平下臺、公開批判鄧小平以後，幹部群眾中有不少懷疑情緒。天津冶金局黨委討論時有人說：“看來上當受騙是難免的，上了林彪的當，現在又上了鄧小平的當！”二輕局壹位幹部說：“太突然了！壹個多月前還主持中央工作，現在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交通局壹位幹部說：“葉劍英19號還接見外賓，看來身體很健康，怎麽突然病了？不好理解！”百貨大樓壹位售貨員說：“形勢剛剛穩定，又開始了新的壹場鬥爭，真是有點人心惶惶。”
懷疑歸懷疑，從上到下的黨政系統還是認真組織運動。天津市召開了5000多人“工農理論隊伍學習報告會”，市委書記講話。發言者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折衷主義和詭辯論”、“上智下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天津各工業局的領導幹部到各廠發動群眾。很多工廠也開了全廠的批判大會，車間班組的政治學習也是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為中心。1975年底，天津工交系統共有理論小組103，003個，理論隊伍913，330人，占職工 總數的12.1%。自1976年2月11日到3月6日，天津動力機械廠開了250多次批判會（其中全廠大會兩次），寫了3，000多張大字報，有的車間發言人占職工的百分之八十。各單位都舉辦學習班，組織理論骨幹隊伍。逐字逐句地學習中共中央4號文件。工人們對“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提法反映強烈，認為毛主席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來看問題的，是為人民群眾說話的。天津棉紡壹廠設立了大字報區，也貼滿了大字報。2月7日全廠動員大會以後，第二天就貼出了100多張大字報，寫了50多篇批判文章。
在工廠裏，上述批鄧活動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多是表面文章，不像文革初期的大字報那樣批評本單位人領導人。當時有規定，大批判矛頭對準“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至今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不聯系本單位、本地區的具體問題。不要搞戰鬥隊，由各級黨組織領導。不能沖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所以，這場運動沒造成大的混亂。大批判中很多是形式主義的東西，上面介紹的大字報、批判會、批判文章的數字也是應付上級和新聞單位的，有很多浮誇成分。
多數人對批鄧持消極態度。壹些政工幹部、宣傳幹部隨著政治潮流，在報刊上造輿論。表面上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有壹定的聲勢，實際上跟著跑的人不是很多。
少數不怕死的人對批鄧運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重慶鋼鐵公司機修廠技術員白智清是突出的壹個。１９７６年２月７日，他以“祖國忠誠的兒子，重鋼職工白智清”的真實姓名，在重慶解放碑貼出了題為《我愛我的祖國》的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喪盡天良的牲畜們”弄得這幾年“多少個煙囪停止冒煙，多少部機器停止運轉，多少輛火車停止運行，鋼產量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赤字上升”，大字報頌揚鄧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鋼產量是近十年來凈增最多、上升最快的壹年，是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全面恢復的壹年”。3月4日，他又在成都鹽市口貼出了抨擊張春橋的長篇大字報。６月３２日白智清被捕。（１９７８年７月３１日被釋放出獄。2005年2月，白智清以工程師的身份從重鋼集團退休。退休後出版了《冷眼看中國》、《淚眼看中國》等著作。）清華大學是毛澤東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試點，大字報很多，到清華看大字報的人也很多。清華的《大字報選編》印了八九本，向全國各地散發。有的單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很激烈，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將軍被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主要人物之壹。當時的國防科委副主任、著名導彈專家錢學森，旗幟鮮明地同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壹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寫的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陪同張愛萍到導彈發射場時發生的事情，張曾指著地圖跟他說：“這裏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他還在批鬥會現場說：張愛萍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張愛萍當場心臟病突發住院。
各地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由於運動多次反復，每壹次反復都有壹部分人受到打擊。在1975年以前各次受到打擊的人們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壹些原造反派負責人，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恢復文革早期的社會地位。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生命最後壹年的作為，隨著他向生命終點逼近，他身邊兩種政治力量，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文革派已經失去了群眾的支持，除了小部分挨過整的造反派企圖借機翻身、為數不多堅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們以外，支持文革的人很少了。官僚派由於他們恢復秩序的努力比較合乎民意，支持的人越來越多。雖然批鄧有壹定的聲勢，但文革派的失敗和官僚派的勝利已經露出端倪。由於造反派利用批鄧機會再壹次擡頭，壹些省出現了亂象。
雲南省：1976年1月，“八派”負責人黃兆其（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劉殷農（昆明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和塗曉雷等人，用“秦臻”、“姚雨”等筆名，在昆明街頭張貼了《誰是劊子手》、《雲南問題宣言》、《轉嫁危機的新陰謀》等大字報，說雲南省委[1975]26號文件，是“對新生力量大砍大殺”，說鄧小平是“資本主義的復辟狂”、“扼殺新生力量的劊子手”；說省、市委和省屬16個部、委、辦、局的25名領導幹部是“還鄉團主要骨幹”；呼籲“把走資派把持的黨、政、軍、財、文等大權奪回來!”
雲南賈啟允、七林旺丹、朱克家參加了2月25日華國鋒主持的批鄧會議，會議期間，文革派中央領導人同朱克家個別談話。回到雲南，朱克家把文革派領導人的講話告訴黃兆其，並說中央首長要他幫助省委領導轉好彎，他是向中央作了保證的。
朱克家是1969年到雲南省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識青年。1973年3月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壹篇關於他的事跡報道，以後多家報刊都有報道。經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提名，朱克家成為“十大”的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四屆人大代表。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同黃兆其、劉殷農成了雲南省的積極帶頭人。
1976年3月6至28日，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轉發華國鋒在2月25日會上講話的通知。在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的壓力下，省委把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擴大到638人。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朱、黃、劉等人采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壹方面由他們在會內批判鄧小平和省委；壹方面組織壹些地、州、市的壹些人，到會上揪鬥省、地、州、市黨委領導幹部，沖擊會議。
省委書記賈啟允在3月13日的會議上，作了題為《我的揭發、批判和初步檢查》的發言，揭發1975年9月21日鄧小平對他來雲南工作時的談話，檢查自己到雲南後“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他的發言成了“批鄧”的“鋼鞭材料”。此後，全省壹些剛落實政策安排了工作的領導幹部又被打成“復辟派”、“還鄉團”。
3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交通大隊部分人，說局領導“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刮了右傾翻案風”，要求改組交通大隊領導班子。為此，他們提出“走資派不倒，紅綠燈不亮”的口號，“集體罷崗”近7個月。
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在權力機構主持“劃線站隊”中，對“炮派”實行了殘酷鎮壓。打手大多是“八派”的人。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抓了壹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開始後，在“八派”頭頭黃兆其及劉殷農、朱克家等人的壓力下，1975年3月底4月初，省委釋放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中逮捕關押的120多人。壹些地方給被釋放的人戴上大紅花，彩車接送，還安排大批人馬敲鑼打鼓、放鞭炮，擺宴席慶賀。
5月4至21日，省委召開理論討論會，學習和討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問題。朱克家、黃兆其、劉殷農等人要求把會議變成“批鄧”和“揭發省委的戰場”，“同走資派鬥爭的場所”，點名要省委領導人到會檢查。還把壹大批剛剛出來工作的老幹部說成“還鄉團執政”、“復辟派掌權”。會後，有些地方召開了類似會議，揪鬥所謂的“還鄉團”、“復辟派”。
六七月間，黃兆其、劉殷農等人用手中的權力，抓緊“突擊納新”、“突擊提幹”、“調整充實領導班子”，“補充新生力量”，實行“提、補、納、調”的方針，加強了他們同壹觀點的人在各級權力機構的力量。
6月，在震莊賓館開了40天常委會議，集中批判賈啟允和省委貫徹執行省委[1975]26號文件的問題，於7月25日形成了《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會議紀要》(雲發[1976]40號)。文件宣稱：“去年夏季以來，省委積極執行了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刮了右傾翻案風，犯了路線錯誤，造成了嚴重後果”。賈啟允說：“按照省委40號文件轉彎，是不可逾越的壹步。”文件下達後，不少因派性嚴重被下放或調動的幹部又官復原職，落實政策後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又被趕下臺。
湖北省：壹些進入了“三結合”領導班子的造反派負責人，在鄧小平全面整頓中被下放到公社。胡厚民﹑張立國﹑朱鴻霞﹑夏邦銀被省委分別安排到羅田﹑麻城﹑大悟和通城縣“掛職鍛煉”。省委﹑省革委會對下面的內部指示是：這些“派頭頭”在武漢會鬧事﹐放下來監督。1976年2月﹐省委通知掛職鍛煉的群眾代表回武漢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農歷正月初壹到初十，造反派頭頭開始串連，開始了新的壹場鬥爭。他們將致省、市革委會領導人的公開信貼到市中心。將“緊跟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打倒鄧小平，消滅還鄉團！”的巨型標語貼到長江大橋上。他們組織報告團，到各單位作報告。他們要求省市領導人從思想“轉彎子”，從組織上讓造反派進領導班子，“補臺”到革委會。其中謝某從農村回來，省委書記趙修把他帶著，到鐵路各個局站介紹說，這是小謝，省委準備要補臺，把他安排在武鐵分局當革委會副主任。此間，壹些人為關在監獄的“鋼二司”的負責人楊道遠翻案。
湖南省：1976年春，省、市革命委員會中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原造反派負責人與骨幹成員，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以省、市總工會為大本營，發動了向張平化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擊，企圖實現權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過的強勢地位。
浙江省：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壹開始，以前被處理的造反派又開始串連活動。1976年2月，中央召開打招呼會，會上浙江參加會議的五人草擬了壹份貫徹打招呼會議的意見，認為1975年浙江存在右傾翻案風，批派性、辦學習班都是錯誤的。王洪文要譚啟龍留在北京作檢查，省委工作由賴可可(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三結合領導幹部)主持。3月，省委宣傳部組織大專院校300多人去北京參觀學習反擊右傾翻案風經驗。
四川省：成都原兩派造反組織“紅成”和“8·26”雖然早已解散，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運動中，原來這兩個組織的部分骨幹成員，因為自身權利要求未得到滿足而不時聚集起來與各級黨委抗衡。此時兩派造反派之間的對立已經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於他們與各級黨委之間。雖然他們人數不多，而且已經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眾的支持，但他們多為原造反組織中的知名人物，個人能量和社會影響仍然很大。他們的權利要求大體包括幾方面：壹是被錯捕、錯判者要求徹底平反，二是被撤銷革委會職務者要求恢復職務，三是進入革委會者要求給予實權，四是家庭出身夠條件者要求入黨。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經聚集起來鬧了壹次並解決了部分問題。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運動，又把許多造反派人員整了下去，凡是鬧派性的統統調離了領導崗位，這些造反派憋了壹肚子氣。趙紫陽來到四川不久，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讓他們受到鼓舞。特別是毛澤東發出的“對造反派高擡貴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們看到了解決自身權利問題的希望，於是他們便利用周恩來逝世和鄧小平已倒的大好機會，再度活躍起來。
1976年4月2日。省委在成都錦江大禮堂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參加會議的造反派代表，紛紛指責省委對批鄧運動態度不堅決，抵制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坐在主席臺上的擔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發表了壹個聲明，宣布造會議的反。除了蔡文彬和江海雲兩個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聲明上簽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批判“二趙”（趙紫陽和和趙倉壁）領導下的四川省委1975年執行了鄧小平路線，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對造反派進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盡快轉彎子，為造反派落實“高擡貴手”政策。錦江大禮堂會議後，這些造反派還把聲明貼上大街，給省委施加更大輿論壓力。
那時，大學生和中學生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鄉已經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廠正常上班，人們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謂造反派其實只剩下下壹些在“反派性”、清查“5·16”等挨過整的人。早已失勢的全省各地的少數造反派頭頭，首次半公開聚集起來，甚至原先屬於不同派別的人也消除對立走到了壹起，形成了較大的聲勢。他們的鬥爭方式仍以大字報和大標語為主，個別地方還臨時辦起固定或移動廣播站。內容主要限於要求落實毛說的“對造反派要高擡貴手”的最高指示，解決造反派代表的入黨、當官問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要求各級黨委表態。趙紫陽認真做造反派的工作，謹慎而耐心地協調各種關系，希望通過對話來解決矛盾。
1976年3月到7月期間，趙紫陽真心實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壹些品質好而且有能力的人。四川各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期，除了革委會增補群眾代表之事久拖未決外，造反派人員中的紅色出身者多數加入了共產黨，各級革委會中過去是黨員的造反派代表，許多獲得了獨當壹面的實權。
毛把他最後的思想留給後代
不管國家領導人有多高的權威，不管國家領導人控制了多少資源，不管他的出發點是好還是壞，他要進行壹次全國性的全面變革，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壹個國家是壹個瞬息萬變的龐大的動態系統。對這個龐大的動態系統，人們是很難認識、很難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壹人之力操縱這個大系統。何況他的希望實現的目標是壹個烏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敗的結果，但他不甘心失敗，他要讓後來人繼續完成他的事業。這就要把他的理論傳給後代。所以，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壹項重要內容是傳達學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號文件下發。題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據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談話整理，並經毛主席審閱批準。）》內容如下：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 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妳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壹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壹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壹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壹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壹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壹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壹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壹萬年以後矛盾就看不見了？怎麽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壹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壹切，2、全面內戰。打倒壹切其中壹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壹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壹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壹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擡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註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沖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贊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課程都忘記了，用處就那麽大點，有點文化，能看書寫字，有的能寫點文章。很多書我也是以後看的，很多自然知識也不是課堂上學的，如天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上過什麽大學。可不要迷信那個大學，高爾基只上過兩年小學，恩格斯只上過中學，列寧大學未畢業就被開除了。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壹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妳們。工人階級也要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英國工黨就是反動的，美國產聯、蘇聯也是反動的。
當前大辯論主要限於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鬥隊，主要是黨的領導。不要沖擊工業、農業、商業、軍隊。但是，也會波及。現在群眾水平提高了，不是搞無政府，打倒壹切，全面內戰。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系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
對壹些老同誌要打招呼，要幫助，不然他們會犯新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給地委、縣委書記打了招呼，要正確對待，結果百分之八十的地縣委書記沒有被打倒。我看還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來三個，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結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
我建議壹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讀哲學，可以看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和《簡明中國哲學史》。這是中國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比馮友蘭的好。還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書》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麽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 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說每次運動往往傷害老工人和有經驗的幹部，那麽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反對王明、張國燾，反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傷害了嗎？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他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還是有壹些區別，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壹棍子打死。對犯有缺點和錯誤的人，我們黨歷來有政策，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互相幫助，改正錯誤，搞好團結，搞好工作。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兩個多月來零零星星地對毛遠新講的。其中有的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內部傳達過或公開發表過。當時毛澤東思維還清楚，但口齒不清。多年以後毛遠新說：四號文件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壹些“因此”、“所以”之類 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壹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麽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將是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障礙，他反對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企圖通過行政權力來實現社會公正的烏托邦思想，將成為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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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四五運動”
鄧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頓”，反映了人們要求穩定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的要求，雖然堅持文革立場的人們的不滿意，卻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因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但沒有實現毛澤東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願望，反而增加了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強化了人們對文革派、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終於釀成了壹場政治風暴。這場政治風暴的引爆點是周恩來逝世和對周恩來的悼念。
圍繞悼念周恩來活動的鬥爭
1976年1月，在文革派步步進逼、鄧小平壹次又壹次地作檢查的時候，周恩來已經病危。
1月1日，《詩刊》、《人民日報》和第壹期《紅旗》雜誌，發表毛澤東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崗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這兩首詞是毛1965年寫的，此時公開發表，是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兩報壹刊”發表題為《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的元旦社論，其中發表“最高指示”： “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這是毛1975年11月4日批評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時說的。之前，這句話只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在黨內壹定層次公布，現在向全民公布，表明新的壹年，要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向深層次推進。
就在這壹天，生命垂危、長期處於昏睡狀態的周恩來，壹度清醒過來。他從廣播中聽到毛澤東的詩詞，示意工作人員買來詩詞本，並聽讀這兩首詞。聽後，要求將詩詞本放在枕邊。
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305醫院逝世，終年78歲。
周恩來是毛澤東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實地貫徹執行毛關於文革的壹系列指示。雖然那幾年周恩來壹直處於文革政治舞臺的中心，但那時人們對文革還不反感。所以，周恩來沒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後，文革的問題逐漸暴露，對文革持消極態度甚至反對文革的人越來越多。而此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產生了分歧，對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來這壹邊。雖然1973年上層內部批判周，但普通群眾不知道，周在公眾中的形象沒有受到損害。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周恩來處於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廣泛的同情。在全國各地，壹些對文革不滿的人們，自發地開展悼念活動。
在兩種力量激烈角逐的關鍵時刻，周恩來死在毛澤東之前，對文革派是有利的，他們壹定竊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動。他們限制紀念周恩來的規模，極力減小周恩來的影響。他們當然明白，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是表達某種不滿。他們沒有想到，越是壓制，不滿情緒越是強烈。
1月9日，新華社請示關於周恩來逝世的報道事宜，姚文元答復：“悼詞尚未發表，現在不組織。悼詞發表後是不是組織反映，仍應再請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來逝世後的六天裏，新華社只發了兩條有領導人參加悼念活動的消息。姚文元敢於這樣做，顯然符合毛澤東的意圖。
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太平間舉行。過去國家領導人遺體告別在太和殿、勞動人民文化宮。為什麽周恩來的告別儀式不在這些莊嚴、寬敞地方，而在這樣狹窄的地方呢？對這種有意降低規格的作法，群眾很不滿意。在周恩來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獨江青，不但不行脫帽禮，甚至在遺體前東張西望。中國人對後妃幹政歷來反感，群眾對江青這幾年的作為早就不滿，她在遺體告別時的表現，激起了不少人的憤怒。
根據上級的要求，很多單位限制悼念活動，聲稱不要讓悼念活動幹擾了反擊右傾翻案運動的大方向。在全國許多地方和單位，不準群眾戴黑紗，不準送花圈，不準設靈堂，不準開追悼會，不準掛周恩來遺像。這“五不準”使對文革不滿的人、甚至中間群眾怒火中燒。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由王洪文、汪東興、鄧穎超以及治喪委員會工作人員、周恩來生前友好等護送到八寶山公墓火化。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的數十裏長街上，首都百萬群眾自發地聚集在街道兩旁，肅立在寒風中，送別周恩來。緩緩前進的靈車，開到哪裏，哪裏就壹片哭聲。有人跪在靈車前痛哭。人們什麽哭周恩來？周恩來對待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個人生活也很檢點，和鄧穎超白頭到老，沒有子女，給公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後還遭壓制，引起了廣泛的同情。但這還不是根本原因，30年後鮑彤壹語道破：“不是因為他們多麽了解周恩來，而是因為他們太了解毛澤東。悼周的全部意義在於對毛失去信心。”當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層是反毛。所以，當局千方百計壓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計地保護毛。新華社記者就首都百萬群眾為周恩來靈車送行寫成長篇通訊，先是被壓縮到很少的字數，最後由姚文元下令，壹字也不準報道。
12日至14日，首都各界群眾4萬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周恩來為舉行吊唁儀式。吊唁儀式之後，周恩來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會堂。
在這幾天，姚文元多次向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下達指示，限制對悼念活動的報道，報刊上充滿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和文章。1月1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刊登《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的綜述，只字不提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第壹句卻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這是用反擊右傾翻案來轉移公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篇報道引起很多人的憤怒。
1月15日，全國下半旗誌哀。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追悼會後，遵照周恩來的遺願，將他的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東北部的黃河入海口處。由於毛澤東曾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人們期待毛澤東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但毛說：“我也走不動了。”群眾對毛不參加追悼會不滿意，連北京衛戍區原司令員吳忠將軍也不理解，他在回憶中說：說病重，可是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還不斷接見外賓呢？是多次接見外賓。既然可以接見外賓，為什麽不能參加追悼會？不能參加遺體告別？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華社原定要發表的群眾悼念周恩來活動的綜合報道。28日，江青扣壓了紀錄影片《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眾悼念周恩來的同時，加緊了對鄧小平的批判，還通過批判鄧小平影射周恩來。
當權者壹旦違背民意，當權者的行為必然在民間產生逆反心理。從１月到４月，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有增無減。收集、懸掛周恩來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壹種方式。周恩來晚年坐在沙發上的照片《沈思中的周恩來》，是意大利著名攝影記者焦爾喬·洛迪於１９７３年拍攝的。１９７４年，該照片榮獲美國著名的新聞照片獎——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認識世界獎”。周逝世後，這張照片在中國廣為流傳，在以後的幾年內，總印數共達9000萬張。
文革派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的逆民意行為，引發出震動全國、影響全國的南京事件。從周恩來逝世到追悼會召開的７天內，南京共有２５００多個單位的３２萬多群眾到梅園新村（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曾經住過的地方，後辟為紀念館）悼念周恩來。梅園新村紀念館接到上面的閉館通知，被迫停止開放，群眾責問：“為什麽不讓我們悼念總理？” １９７６年３月５日，是雷鋒紀念日，《文匯報》在重新發表當年幾位中央領導人的題詞時，只發了毛澤東、朱德的題詞，沒有周恩來的題詞。這壹事件使南京人憤怒。3月21日，南京大學政治系、中文系、歷史系的學生聯名寫信質問《文匯報》：“看了妳報全段砍去總理的原話，我們不禁要問：妳們是站在什麽立場上？是誰指使妳們砍去的？妳們代表了誰的利益？”３月２４日，江蘇新醫學院中醫系七三、七四級２００多名學生和部分教職工，來到雨花臺烈士陵園，悼念周總理。壹位工作人員以雨花臺不是悼念周恩來的場所為由，將花圈上的挽聯拿掉，當大家圍住他講理時，他壹時心慌，稱自己是上海的記者，這更加激起群眾的憤怒。江蘇新醫學院、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們醞釀舉行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３月２５日，《文匯報》又刊登了壹篇報道，文章中出現了“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的語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指鄧小平，“黨內那個走資派”顯然是指周恩來。這是在悼念周恩來的重要時刻，對周恩來“鞭屎”。數日之內，從全國各地發向《文匯報》的抗議信件和電報421件，抗議質問電話達壹千多次。３月２９日，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將影射攻擊周恩來的《文匯報》在校內張貼，在旁邊醒目地寫上“看壹看，想壹想”。校園內出現標語：“警惕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南京市民紛紛湧向南京大學校園看大字報、大標語。在3月末的那幾天裏，南京到處是緬懷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人們聚集在壹起，或傳遞消息、朗讀詩文，或發表演講。 “深切懷念楊開慧烈士！”“批周必亂，反周亡國！”“打倒文匯報的黑後臺張春橋！”“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貼在南京街頭。
為了進壹步擴大影響，南京大學有１１個系的８００多名學生，分成２０個小組，在街頭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車身上刷標語。29日晚７時多，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機專業學生來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成都的８２次列車、開往上海的４０５次列車上，刷上“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警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３月２９日夜至３０日，更多學校的學生來到火車站，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火車上。在十多個小時中，共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刷了１９８條大標語。這些大標語，隨著高速的列車，展現在全國各地人們的眼前。
４月１日深夜，在華國鋒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南京事件，會後發出電話通知。《通知》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妳們必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借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４月３日，中共中央的電話通知傳達到全體群眾後，南京群眾毫不畏懼，反而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的遊行。僅去雨花臺烈士陵園送花圈的就有２８９個單位１４萬多人，比以前幾天增加了壹倍。在中央電話通知下達後的3天內，全市就有６０萬人參加了悼念和遊行的活動。
如前所述，在文革最後兩年，有兩種力量在博奕：壹是要求恢復社會秩序、發展國民經濟，因而要求盡快結束文革的力量；壹是堅持繼續革命理論、保衛文革成果的力量。前壹種力量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後壹種力量以江青等上層文革派為代表，下面有早期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以後的幾波鬥爭中受到打壓的造反派頭頭和壹些相信繼續革命理論的人。隨著文革的失敗，前壹種力量日益強大，後壹種力量日益衰減。在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中，不僅前壹種力量顯示了強烈的態度，後壹種力量也沒有消停。在鄭州，曾經演出兩種力量的現場搏鬥。
1976年4月初，鄭州市中心二七紀念塔下擺放了壹些花圈、挽詞和貼在旁邊的匿名大字報。表面上看是紀念周恩來的，實際是攻擊的是當時正在開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攻擊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有的將矛頭指向毛澤東。
鄭州市肉類聯合加工廠的壹些職工，就此事展開了討論。他們認為，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 必須對此事表明自己的態度。4月5日清晨，肉聯廠寫出大字報《嚴正聲明》，有幾十個人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字報貼在二七紀念塔附近的鄭州市電信局營業大廳門前。這張大字報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報的立場截然不同。接著，《嚴正聲明》旁邊又陸續張貼了壹些同意其觀點的大字報。
當天傍晚，新華社河南分社讓簽名寫大字報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到了河南分社，壹位記者說，他們的大字報連同所有簽名（約40多人），已經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壹消息使他們受到鼓舞，他們商議後決定：把那些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了。他們將壹輛貨車開到二七廣場，把壹些認為有反動內容的花圈收到車上，擺放在省委南院正對大門的辦公樓前。這時候，突然開來幾輛卡車，上面全是穿著軍裝的軍人，這些軍人熱情地和他們打招呼，這些受命來的軍人和他們壹起收花圈，打掃現場。
收完花圈以後，這些工人們又以鄭州肉聯、鄭州紡織機械廠、鄭州交通運輸公司、503廠等72個單位革命群眾的名義在二七廣場貼出《聯合聲明》，表達他們收花圈和對這壹政治事件的立場，對反對文革者進行“反擊”。直至下半夜，這些人還走上街頭，刷寫表達這壹立場的大標語、大字報。他們的行為受到另壹立場群眾的圍攻。鄭州市電信局職工焦春亮被被圍攻的人活活打死在二七廣場。北京的天安門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以後，鄭州市革委追認焦春亮為烈士，並決定將打死焦春亮的劉敬判死刑。焦春亮是群毆致死，劉敬是頂罪者。“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後，劉敬被釋放，成了“四·五”英雄。焦春亮的烈士稱號被取消，他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撫恤金也被取消了。當時參與“反擊”的人在以後的“揭批查”運動中遭到了清算。
鄭州“反擊”者的命運是由文革的命運決定的。文化大革命是壹場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寧主義的道路實現共產主義。正如學者李延明說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共產主義運動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力圖運用政權的力量來改造社會，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共產主義者沒有想到，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權，帶來的是更強的壓迫和剝削。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做壹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列寧式的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成功。
官僚統治集團總是不斷地制造政權的反對派。文革前積累了不少這個政權的反對派，文革的每壹波都制造了壹批新的反對派。文化大革命不僅讓各階層的人都付出沈重的代價，而它的承諾卻沒有兌現。“破而不立”的現狀，使中國社會陷入了無法收拾的混亂。到文革後期，社會上彌漫著不滿情緒：工人、市民、普通幹部不滿：自1963年以來，工資分文未長，工人家徒四壁，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被卷入運動的廣大群眾不滿：在多次反復中，他們被當作面團反復揉捏；知識分子不滿：文革期間，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在中國歷史上是最為低下的時候；下鄉知識青年及其家長不滿；在“五七幹校”勞動的人不滿······不滿，不滿，不滿，不滿情緒在聚集，在擴散，壹旦有了發泄不滿的窗口，壓抑了多年的不滿情緒就會奔騰而出。在文革業已失敗的情況下，各式各樣的反對派和廣大的不滿者，都在紀念周恩來的旗幟下聚集起來，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抗議運動。鄭州二七廣場的反擊者只不過是壹股小小的逆流而已。
北京天安門廣場歷來是民眾抗議運動的中心舞臺。對周恩來的紀念，開始只是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３月１９日，朝陽區牛坊小學獻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沒收了。3月２５日，獻花圈的人增多。3月30日，壹隊解放軍來到紀念碑前獻花圈，這給違抗禁令的人們壯了膽。３１日，廣場上的花圈已達上百個，詩詞、悼文，大膽地表達了對江青等人的不滿。4月2日，中國科學院109廠的職工組織遊行，用四輛卡車開道，擡著獻給周恩來、陳毅、楊開慧的幾個大花圈，四幅巨匾寫著：“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機器廠的工人用鋼條焊制了直徑四米的花圈，當大卡車把花圈拉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長安大道南側，廣場上的花圈從紀念碑擺到國旗桿下。大道北側，天安門下的觀禮臺上也擺滿了各種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徑超過七米。從前門通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路旁柏樹上和人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周圍的樹叢裏，白花層層疊疊，壹片雪白，全是民眾離開廣場時留下的。廣場上到處是挽聯、詩詞、傳單，大多是針對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掛著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上面寫著批評文革派的詩詞。有壹首題為《向總理請示》的詩，喻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要垮臺：“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這是群眾對官方的反叛，是對毛澤東的反叛。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面對的規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廣場反叛的深層：思想的反叛
壯濶而激烈的廣場運動反映了社會民意。民意的深層是社會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在多數人隨著大勢狂奔的時候，總是有少數人讀書，思考，探索。隨著運動的發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內容也在變化，但其中貫串壹條主線，那就是對官僚特權的批判，對社會制度的批判。經過八年的反復折騰，各類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原來狂熱的人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探索的人更多壹些。在“四五運動”的熱潮的深層，壹些與主流不壹致的思潮在湧動。
由於多年思想封鎖，當時中國的青年思想者只能得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料。多年來，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模式被描述為十分美好、極為神聖。十七年的現實與所描述的社會模式相差甚遠。理想和現實的強烈反差，是很多人積極參與文革的原因之壹。否定十七年是造反派中激進的壹翼，其思想根源也在於此。在文革之初，青年思想者們用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來分析現實，來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李文博貼出大字報：《公社早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李文博在大字報中提出了“徹底革新社會主義制度，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大字報說：“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創造了使地主階級不能繼續存在，也不能產生的條件的壹種制度，無產階級則要創造壹個使壹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新制度。”“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從資產階級那裏來的組織形式，是壹個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仍然是產生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溫床。這種組織形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巴黎公社的原則。”“巴黎公社的原則主要有兩條：第壹，官吏的工資不能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第二，人民有權隨時罷免官吏。總之，人民需要壹個廉價的、廉潔的政府。”大字報的題目是恩格斯論巴黎公社的壹句話， “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指的是階級統治的國家，暴力鎮壓的國家，官僚特權的國家。李文博認為，當時中國的現實就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出版了壹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完善無產階級專政”。
從來沒有發表過理論文章的“理論權威”康生，對理論問題卻有著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覺，他批評了李文博的大字報。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是部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1964說過“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1975年說過“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壹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毛對“這樣壹個國家”不滿意，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從這壹點上看，李文博等的思想是和毛相通的。但是，毛害怕“徹底”。這壹“徹底”，就要觸動共產黨政權的根基，他只允許“部分地改善”。多大“部分”？是80%還是20%？沒有明確的界線。這反映毛澤東文革指導思想的矛盾。正是這個思想矛盾，才使他在文革中時而激進，時而退讓。激進時，讓造反派沖鋒陷陣，退讓時，對造反派無情地出賣。
與李文博同時的還有中國科技大學“紅炮班”、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生喬兼武、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劉握中、張立才（署名“伊林·滌西”）等也提出了要改變制度的要求。“紅炮班”在1966年10月下旬貼出題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萬歲》的大字報說，建國17年來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過去地主資本家是剝削階級，現在壓迫剝削人民的是特權階層，即幹部階層。“伊林·滌西”在在《給林彪同誌的信》中提出“17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壹個適合中國歷史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喬兼武（原名喬俊禮）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貼出大字報《給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的公開信：《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認為“黨團領導政府，而黨外群眾對黨的各級組織沒有選舉權，不能實行監督，容易產生修正主義、官僚主義。”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學生的《四三戰報》上發表題為《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會主義社會脫胎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法權殘余不可能壹下子消除。······仍然使財產和權力暫時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當權派手裏。”蛻化變質的當權派將“他們手中暫代管的財產權力逐漸不受人民支配而變為私有，為他們及他們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復辟集團服務。這樣逐漸形成的特權人物與廣大勞動人民構成了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特權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變革，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保’的實質。······文化革命就是這種主要的階級矛盾、‘革’與‘保’的矛盾的爆發。”
1967年秋冬以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對造反派的約束，“大串連”已經停止，造反運動進入頹勢。文化大革命到底要達到什麽樣的目的？下壹步怎樣進行？很多人因找不到方向而退出了運動。武漢壹些愛思考的青年聚集起來進行探索，出現了本書前面介紹的湖北省的“北決揚”，他們認為，“二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要徹底讓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就必須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推翻這個階級。”他們反對革委會，認為革命委員會仍在襲用“資產階級國家體系”，將被“武漢人民公社”代替。他們支持湖北省稀水縣的農民造反組織“巴河壹司”，寫了《稀水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贊揚“巴河壹司”頭頭王仁舟搞的比1958年人民公社更為激進的“新農村”。王仁舟如果成功，可能是柬埔寨波爾布特式的人物。
楊曦光（即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是當時極左派的代表作。楊曦光是長沙壹中高中學生。父親楊第甫，是早年參加革命的高級幹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初期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批鬥。楊曦光參加了反對“血統論”的造反組織，因反對工作組被關押了壹段時間。出獄後他潛心讀書思考。他後來說：我家裏有個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對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後她參加了保姆造反派組織，宣稱高幹剝削了他們。我與保姆深談過幾次，發現文革前市民對共產黨幹部的尊敬全是裝出來的，大多數市民對共產黨的專橫早已是懷恨在心。我發覺這種社會矛盾並不能用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來解釋，於是決心從馬克思主義的原著中找答案，通過系統的社會調查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與共產黨幹部發生激烈沖突的真正原因。我最後的答案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新的特權階級，他們“壓迫剝削”人民。
1968年1月，楊曦光以“湖南戰馬嘶鳴”的署名寫了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並且以傳單散發。文章中說，“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就是第壹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革委會成立以後，“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裏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所以，必須“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
196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康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見湖南各派群眾組織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人時，批判了《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康生說，這種文章不是中學生能寫出來，也不是大學生能寫出來的，後面有黑手。從此，楊曦光的父母受到牽連，楊曦光也經歷了十年的鐵窗生活。改革開放以後，楊小凱留學美國，成了世界聞名的經濟學家，50多歲就英年早逝。
以上這些社會批判思潮都認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制度下，新階級——特權階級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特權階級和勞動者階級是對立的兩個階級。文革初期，他們認為文革就是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文革進行了七八年以後，他們認為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還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有的鼓動反對革委會，有的認為要通過多次文化大革命來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此時，作為權力機構的革委會，必然要對反對它的力量進行鎮壓。
這類社會批判思潮在1957年“右派分子”中出現過，在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過。蘇聯革命家托洛茨基曾提出過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特權階層迅速形成”、“工人階級將不得不推翻官僚”。南斯拉夫副總統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壹書，對社會主義革命後產生的“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有深刻而全面的分析。文革中青年們對1957年右派言論的“老調重彈”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批判特權階級思想的隔海呼應說明，這個思潮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靠武裝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可能有任何權威能夠制衡它。這樣的政權，“人民公仆”變成“人民主人”是不可避免的。
當時，西方國家壹些現代政治的著作沒有翻譯成中文公開出版，自由主義理論被封鎖，青年們能夠讀到的書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現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銳批判的耀眼靈光，深深地吸引著不滿現實的青年思想者。青年們只能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來解釋特權現象，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思想理想化。這樣的思潮必然是極左的。毛澤東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也屬此類。對17年制度的批判，對特權的厭惡，是眾多人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種思潮來自馬克主義的國家學說，也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密切相關。
林彪事件給青年思想者以強烈的震撼。他們開始反思前幾年文革歷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這使社會批判思潮有了新的進展。它汲取了極左思潮的養料，但它再不是極左思潮；它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它不再受馬克思主義的約束。它開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後的社會思潮，雖然批判的矛頭還是指向特權，但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提出了民主與法制的訴求，發出了人權和自由的呼喊。
同樣是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王申酉，卻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個時代的思想。王申酉，生於1944年，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文革中參加造反，因“反動日記”事，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關押15個月。後在“五七幹校”勞動。毛澤東的“五七指示”是對未來理想社會描繪的藍圖，被權力體系內的人們奉為金科玉律。而王申酉卻說，“五七指示”所描繪的藍圖，是將社會“分成壹個壹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因素。”王申酉認為，與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另壹條路線，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這條路線是“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評毛澤東：“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作用、歷史必然性及其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歷史條件的認識是很不足的。”他主張“充分發揮利潤的作用。”在“四人幫”被捕的那個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華國鋒政權的槍口之下。
1974年11月，廣州街頭鬧市區貼出了長篇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引起了轟動。這篇大字報署名“李壹哲”，是壹個集體的名稱。其中包括王希哲（廣州17中高中學生，1969年下鄉到農場勞動，1972年回城在壹家工廠當鍋爐工）、李正天（廣州美術學院高年級學生，1968年因批評林彪而被關押，1972年獲釋等待分配工作）、陳壹陽（廣州17中高三學生，後到農村插隊落戶，1974年春回廣州）、廣東人民廣播電臺中年幹部郭鴻誌，還有其他壹些支持的人。這四位核心成員在文革前三年都是廣州造反組織“紅旗”的成員。“紅旗”遭到軍隊和革委會的鎮壓後被迫解散。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壹文尖銳批判特權：“新的資產階級占有方式的本質就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條件下，‘化公為私’”。“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這個制度“扶植起壹批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爭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地剝奪這些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這樣他們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質的轉變，成為我們稱之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們了。”“承認不承認中國正在出現壹個如蘇聯那樣的特權階層，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題。”“這個特權階層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國社會經濟條件下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而產生的。”“黨內走資派和野心家的社會基礎是從特權孵化出來的”。文章指出了“走後門成風、高級幹部對社會的產品肆意揮霍、部分高幹子弟對財產權力的變相世襲等特權”現象，指出了“文藝、教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吐故納新、上大學、培養接班人等等，幾乎每個被人們稱之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為特權顯聖的場所。”文章不指名地批評毛澤東對待“走後門”的態度：“為甚麽我們要那麽回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為甚麽要用所謂‘好人’‘壞人’的問題去偷換‘走後門’反映在路線上的大是大非呢？”
文章還是按巴黎公社的要求，對失去了群眾信任的領導幹部，人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法天的迫害和鎮壓，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訴求。
文章批評革委會成立後對造反派的鎮壓：“1968年以後的多次運動，也總是要打擊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反的人們，簡直把他們非打下十八層地獄不可。”文章指出，“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制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針對將毛澤東思想置於法律之上的現實，文章說：“‘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原則成為維護林彪體系‘禮治’的神聖支柱”“任何壹個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化身，他便從此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而‘那壹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嚴的革命群眾，便決不能成為法律的保護的對象了！”
文章指出文革指導思想存在“極大的矛盾”：“壹方面黨的壹元化領導決不可動搖，壹方面‘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這些走資派恰恰是他們把持的地方和部門的壹元化領導的具體體現者。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應當怎樣保護人民群眾在黨的壹元化領導下對黨內走資派和錯誤路線鬥爭的權利呢？”他們的答案是：“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壹切應有的民主權利。”“要求民主、要求社會主義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眾的革命權利和人身權利。”“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壹股逆流。”
在相同的社會條件下常常會出現同樣的思想。
1974年至1975年，壹位叫徐水良的青年在南京鬧市貼出題為《反對特權》的大字報，他說，所謂特權，就是指“少數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擁有特殊的權利”，“少數人對國家權力和社會公職的壟斷。”他認為，特權現象來源於“特權制”，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得不把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的任務繼續委托給少數人的制度。他說：“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徐水良是浙江大學學生，文革初期是壹個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之壹。1967年以後坐下來讀書思考之後，提出了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壹致的看法。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萬縣張闖、牟其中、劉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組織了“馬列主義研究會”，發表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會主義由科學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們主張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認為中國落後的生產力是“封建法西斯復辟”的經濟基礎。“馬列主義研究會”的骨幹成員曾經是造反派頭頭，他們認為，當年投入運動是為了創造壹個更美好的社會，但是，幾年來殘酷的事實打碎了我們當初的幻想，違背了我們的初衷，張闖說：“革命8年，我們被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也有兩面性，壹方面是革命的，另壹方面，由於他與封建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往往中途妥協，使人民遭到了慘痛的犧牲。”這顯然是批評毛澤東。牟其中說：“我對毛主席無限崇拜。當我發現他違背了馬列主義，並頑強地堅持這些錯誤時，毛主席那種‘神’的靈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極了，猶如發現紅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騙了自己壹樣。”他們批評當局“忘記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把精神的作用強調到主觀唯心主義即唯意誌論的地步。”“誰否認了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誰就把千百萬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蛻變為少數主觀主義者的空想。”
1976年春，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雲南省青年陳爾晉寫了題為《特權論》的長文。他認為特權制度就是蘇聯修正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的剝削方式與資本主義不同，它是“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名義上為全民所有，實際上成了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私有物，“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現，而是在公有制的神聖袈裟掩蓋之下，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集體壟斷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來。”“官僚特權階級通過政治經濟壹體化，集政治領導和經濟支配權力於壹身，將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高度組織、高度集中、高度壟斷起來具有巨大競爭力的資本積累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人民和官僚特權階級經常處於白熱化的對立狀態。”文章說：“在特權占有制下，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暴虐、血腥的統治迫使億萬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心聲匯成了強烈的呼喚：我們要做人決不做牲口！還我民主，還我自由，還我平等，還我人權！”他提出，必須進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借鑒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兩黨制、保障人權的作法。”
文革中不僅有批判社會制度的思潮，也有維護社會制度的思潮。老紅衛兵思潮（如“血統論”、“聯動宣言”等）是明顯維護特權的，我的同學周泉纓主筆的《四壹四思潮必勝》壹文所代表的思潮，是肯定17年的制度的。對17年制度的看法，不僅是文革初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思想分野，也是後來造反派分裂為不同派別（如清華大學“井崗山”分裂為“團派”和“四派”）的思想分野。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維護這個制度的。傳媒、課堂、會議，各種各樣的傳播方式，每日每時地向群眾灌輸維護制度的思想。文革初期，維護制度的思想（維護派，即保守派）很自然地占統治地位，“造反派”是少數派。由於毛澤東以他崇高的權威發動全民“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批判思潮逐漸占優勢。但是，毛澤東不可能“徹底砸爛”他建立的制度，“重上井崗山”只是他壹種威脅官僚的浪漫的表示。他必須向官僚們妥協。在“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的時候，批判社會的思潮必然受到打壓，維護制度的思潮必然受到鼓勵。
毛澤東的“新階級論”和極左派相通，但他又害怕極左派的“徹底”，對過分強調階級論的派別進行打壓；毛的恢復秩序的願望和“四壹四思潮”相通，但又不願意接受“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實際是指造反派不能坐天下），他多次批評《四壹四思潮必勝》。毛澤東是壹位統治者，不是思想家。統治者註重“力量的平衡”，思想家追求“理論的徹底”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敗局已定。維護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說過了”的先知者姿態站了出來，活躍起來；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轉向民主。當時的民主思想是在殘酷的現實中摸索出來的，還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表現其合法性。當時，各種思潮形成了壹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的徹底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民主論。政治光譜最左面的受到當局打壓，也被渴望秩序的民眾拋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當時的主流，但受到懷疑。恢復文革以前秩序論的支持者增多，將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主流。民主思想只是星星之火，處於非法地位，但他們發出呼喊如夜空閃電。在這個政治光譜中，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外，其它三種聚集起來，成為壹股強大的反文革的力量，即推動“四五運動”的力量。其中，人數最多的是要求恢復文革以前的社會狀態。
陳子明認為，“四五運動”實際是兩股社會思潮合流，壹部分是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老工人，他們強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狀態。另壹部分是這次運動的先鋒，他們是青年工人、知識青年，他們屬於新的、民主的、現代化社會思潮。第壹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種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青年先鋒分子，他們只是運動洪流中的“小團粒”，他們“粘結”著眾多文革造就的對現實不滿的人群。聚集在廣場上的人們，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其矛頭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張春橋，其中激進分子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指向毛澤東那壹代人創建的制度。當時最令人震撼的呼聲：“秦皇的封建社會壹去不復返了！”這是署名“黃隼”的自由體詩中的壹句話。
壓制民情使抗議升級
在極權制度下，多數中國人是順從的。當權者也習慣了民眾的順從。現在，民眾反叛了，當局怎能容忍？他們要壓制。壓制進壹步激怒了群眾，反叛進壹步升級。
4月4日是清明節，這是中國人紀念逝者的傳統節日。這壹天，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達二百萬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將整個天安門廣場淹沒。到處是詩詞、悼文，擁擠的人們爭相抄寫，大聲朗誦。
親歷者陳子明回憶說，在這場運動中，主動者是少數人，大部分人是追隨者。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追隨者也會成為主動者。陳子明是北京化工學院的學生，因“反動言論”受到懲罰，經過半年多的批判勞改，1976年4月2日，學校當局宣布開除他的團籍和學籍，遣送永樂店農場勞動。在被遣送之前，有了難得的幾天自由活動時間。關心政治的他，當然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看壹看。他以“帶罪之身”，本來想當壹個旁觀者。4月4日，在紀念碑西南角貼出了壹篇聲討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他正在看著，後面有人焦急地喊：“請前面的同誌念壹念！”於是，有壹只手在他肩上拍了拍，讓他念。經過壹番思想鬥爭，他就和身旁的壹位青年齊聲朗讀這篇檄文。他們念壹句，周圍的幾十個人齊聲重復壹句。由人群組成的“擴音器”發出的吶喊聲在廣場上回蕩。人們歡呼著，呼喊著：“寫得好！”“再念壹遍！”“江青不要臉！”“人民信賴鄧小平！”陳子明嗓子念啞了，另壹人接替他繼續念。
吳忠回憶說：4日到晚上確實有壹兩個人，在紀念碑西南角，離我們小紅樓壹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裏演講，公開罵江青。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圍得水泄不通。罵江青嗓子都啞了。吳忠說的演講，大概就是陳子明和另壹位青年念《第十壹次路線鬥爭》。吳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會上說演講的人抓起來了，抓的是接著陳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陳子明已離開了紀念碑。就在這個時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門安紀念碑上貼了壹首詩：“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抄寫和朗讀的人也很多。
面對天安門廣場的情況，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幹擾破壞鬥爭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
參加這個會議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是這樣回憶的：
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誌受傷，沖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葉帥、先念同誌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誌主持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我匯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壹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看熱鬧的人很多，也有壞人帶著壹幫打架的人來送花圈。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的單位。當時，政治局的同誌並沒有人說這是壹個反革命事件。
會議還沒有散，《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壹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妳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麽允許反革命講演？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就右傾。”我當時只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分管政法工作的吳忠，吳忠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吳忠來電說，那個演講的人已抓起來了。
會議繼續，12點過後，江青說：“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妳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吳忠的回憶的吳德大體壹致，但有壹些細節：
《人民日報》的魯瑛（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拿了壹個條子送到在大會堂開會的政治局，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周圍很多人，水泄不通，嗓子罵啞了都沒人管。江青在政治局會上暴跳如雷。倪誌福參加會議回來講：江青指著陳錫聯說“妳是司令”，指著紀登奎說“妳是政委”，“還有北京的那個二吳（指吳德、吳忠），我們中央的安全究竟有保障沒有？”吳德給我打電話，說天安門廣場有兩個人罵江青，嗓子都罵啞了沒人管，要立即抓起來，要放跑了拿妳吳忠是問！我們相處這麽多年，吳德從來沒用這樣的語氣和我說過話。我想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吳德個人的意思。
······
據倪誌福同誌講，那天晚上政治局本來有個收花圈的議題，已經討論過了，6日收花圈；如果6日收花圈，天安門事件肯定不至於發生，群眾也是要求花圈放到6日。議題已經討論過，通過了，壹致意見是放到6日。江青這壹大發雷霆之後，張春橋壹看手表，說現在已經12點了，清明節已經過了，可以收花圈了！這樣就把已經通過了的6日收花圈的決定推翻了。華國鋒主持會議，妳也不說，已經決定了的問題嘛！為什麽不說這個話？也不知道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那些老同誌當時有沒有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將近壹點鐘，吳德回來布置收花圈，我壹聽就說，不能這樣搞，群眾第二天壹看沒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說，啊呀，政治局已經決定了，是執行問題。我說，北京市這樣搞，非搞成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當時我就是這樣說的。吳德說，中央已經決定了，現在是執行問題，派車吧，北京市派100臺，衛戍區派50臺。我就把後勤部長找來，他說能派，我也管不了，收就收去吧！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還是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調子，認為“今年鄧小平的名聲不好，就擡出總理做文章，攻擊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反總理，利用死人壓活人，利用總理在群眾中的威望來為鄧小平效勞”，“這次看出存在壹個地下‘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要求，4月5日淩晨，北京市出動了150輛卡車，把廣場上的花圈全部運走了，深夜留在廣場上的人壹部分人受到審問，少數人被帶走。4月5日早上，人們看到的是廣場上空空蕩蕩，沒有壹個花圈。廣場周圍圍上了警戒線，不讓人們進入。這壹狀況激怒了群眾。十余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4月5日早上8點半左右，在廣場西邊靠近人大會堂的路上，兩輛裝有廣播器材的大轎車，壹邊緩緩行駛，壹邊反復廣播：“清明節已過，悼念活動已經結束，請革命同誌離開廣場，要警惕壹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壹輛廣播車被群眾圍住，要求廣播員喊“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的口號。壹輛廣播車被群眾掀翻。當時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
4月5日晨，當我來到天安門廣場時，已有上千名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前的幾層臺座上。不久，大約有壹個連的軍人開上紀念碑並圍成壹圈，壹面驅趕群眾，壹面喊著“奉中央命令，今天修理紀念碑，清明節已過，不能再送花圈了。”這時壹個青年從書包裏拿出壹個塑料袋包著的小花圈，要求擺到紀念碑的浮雕處。軍人推搡這個青年，阻止他往前走。這時我正在青年身旁，在批評軍人無理阻攔的同時，帶頭沖破了由軍人手拉手組成的人墻，周圍的人壹擁而上把軍人隊伍沖得稀哩嘩啦，簇擁著這名青年把花圈安放在紀念碑上。······忽然，人群中跳出壹個人責備送花圈的青年，並追問這個青年的單位，這就激起了群眾的憤慨。壹個穿藍制服的人說：“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的挑動。別再鬧了。別再為走資派賣命了，現在報紙上快把走資派點出來了。”群眾立即把這個人團團圍住，質問他，還要打他。這時，兩個人出來解圍。群眾認出他們是便衣警察，就喊：“打這兩個便衣！”在群眾的追打下，便衣警察就向人民大會堂逃去。群眾緊追不舍，就把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引進了人大會堂。
當時有人喊：“花圈就放在人大會堂裏面”，有人試圖沖進人大會堂搶花圈。人民大會堂東門被群眾重重包圍。激怒的群眾和警察、民兵發生沖突，有人被打傷。局面失去控制。
激烈沖突，強制清場
為了處置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由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揮部成立了“聯合指揮部”。“聯合指揮部”辦公處就在廣場東南的壹座小灰樓裏，這本來是衛戍區警衛壹師十三團第三營的營部，擔任天安門廣場警衛任務。得知人民大會堂前面的情況，“聯合指揮部”決定派民兵和警察，由部隊配合，把廣場從南到北兩面封鎖起來。
民兵從哪裏來？壹位曾經擔任過民兵的人回憶：天安門附近的每個單位都抽出若幹人，每人發幾個面包，壹根木棍，埋伏在中山公園和太廟，壹旦有人再獻花圈，就立即出去阻止。民兵沒有解決人民大會堂東門的沖突。吳忠回憶說：
大會堂東門，人很多，要花圈，把警衛團的壹個參謀也打傷了，我留下來處理。大會堂負責人給我打電話告急，說緊張得很，參謀也被打了，怎麽辦？汪東興也打電話，說群眾沖大會堂東門。壹會兒，張耀祠打電話說，吳司令啊，大會堂情況很緊張，妳要保護大會堂的安全。張耀祠的電話引起我很大註意。他在毛主席身邊，是自發給我打電話，還是毛主席知道了情況要他打的電話？但他沒說是毛主席讓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於是就找馬小六，動員民兵維持秩序，讓群眾下來，不要把沖突擴大。民兵出去，壹點反應都沒有，民兵的情緒和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的情緒是壹樣的，讓他們動員沖大會堂東門的群眾下來，壹點效果都沒有，我們不能讓民兵強制往下拉呀！壹是民兵可能勸說了，群眾不聽；另外民兵也不賣力氣去勸說，情緒是壹樣的嘛！我壹看壹點效果也沒有，人越來越多，廣場越來越亂。我回到衛戍區禮堂，把管警衛的壹師、二師領導找來，曾紹東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邱巍高副司令也反映這個情況，當時壹師、二師的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
事態繼續發展，警衛壹師、二師維持秩序已經沒有能力了。······這時吳德來了，還有楊俊生同誌，吳德主持我們幾個在場的副司令、副政委開會研究，是否調三師、四師進城，不進城維持不了秩序。吳德同誌要我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打電話，我直接給陳錫聯同誌打電話，說警衛壹、二師機動力量都用上去了，但事態壹直在發展，沖東門的情況還沒解圍，我們研究調三師、四師的部分部隊進城，維持秩序，都是徒手。陳錫聯同誌同意，說可以調三師、四師部隊進城，調多少，妳們和吳德同誌研究。做好計劃後，分三批調進五六千人。但沖東門的問題還沒解決，妳不能往下拽啊！幾千民兵維持秩序，也沒法制止。這壹天群眾不是送花圈了，是要花圈。把花圈搞哪兒去了？汪東興打電話來，問什麽時候能解決沖大會堂東門的問題，我說下午兩點吧！組織力量還要時間……兩點後還沒解決妳再找我。其實不到12點就解決了，壹個日本人在裏面照相被發現了，群眾把照相機奪過來，拉出膠卷曝光，打他，日本人往歷史博物館跑，群眾“嘩”就沖向歷史博物館，大會堂東門就沒人了。
在現場的陳子明回憶說，人們離開人大會堂不是追日本人去廣場東邊的歷史博物館，而是去聯合指揮部。在壹個工人民兵的指點下，大家得知，“聯合指揮部”就是連日來鎮壓群眾的現場指揮部。於是，人民大會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縱隊，高唱《國際歌》，穿越天安門廣場，奔向聯合指揮部——廣場東南角的小灰樓。人群到達小灰樓前，工人民兵早在樓門前圍成了人墻。群眾壹邊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打倒工賊！”壹邊向小灰樓沖擊。在群眾的壹致要求下，派陳子明、趙世堅、孫慶祝、侯玉良四名代表進樓談判。但守門的人不讓四人進去。他們四人只好踩著守門人的肩膀爬了進去。進去談判沒有結果。附近居民說樓下有壹位患心臟病的老太太，讓他們不要在這裏喊了。四人只好離開小灰樓。陳子明因臉上有血，鞋子擠丟了，就離開了其他三人去止血換鞋去了。
看到四位代表談判無果，群眾更加憤怒，就開始遊行。遊行者燒毀了小灰樓前面的壹輛小汽車。不壹會兒，開來了兩輛救火車，都被群眾堵住不讓進來。下午2時55分，壹輛小面包車為被困在小灰樓裏的人送飯。遊行隊伍中有人說：“我們從早晨到現在什麽也沒吃，他們吃飽了鎮壓我們，不行!不行！”群眾把面包車裏的食品扔了出來，把車掀翻了，點著了。停在小灰樓門前的兩輛吉普車也點著了。停放在門前的幾十輛自行車也被投進了烈火之中。下午五點左右，小灰樓前的警衛部隊撤走了，群眾沖進了小灰樓，點燃了樓裏的稻草，火焰直沖二樓。樓裏的桌、椅、書籍、收音機等被人們從窗口扔進了樓前的烈火。在烈火的驅趕下，小灰樓裏的人員（據說有民兵總指揮馬小六等）不得不從後門撤離。
這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首都北京從來沒有過的大規模的反抗事件。壹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暗暗高興。鄧榕在描述這幾天鄧小平的情況時寫道：“每壹天，每壹個傳來的消息，每壹個激動人心的詩歌，都讓我們激動不已。鄧小平壹家人的心，和天安門廣場上人民群眾的心，用同壹個節奏跳動著。”汪東興說：“有些受沖擊的老同誌對發生在天安門事件幸災樂禍，楊尚昆買酒慶祝嘛。”幹部子弟當然是“四五運動”的積極分子，但他們沒有打頭陣，在武力清場時抓捕的人當中沒有幹部子弟。4月5日下午，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來到人民大會堂，在江西廳就近觀察天安門廣場的情況。鄧小平也被叫到人大會堂，受到斥責。張春橋在他給兒子的信中寫道：“4月5日，我到大會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壹樣。從望遠鏡裏看得清清楚楚。當著鄧小平的面，我罵了他是納吉。”
下午2時，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晚6時半發表吳德講話，動員群眾離開廣場。8點半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骨幹分子。
晚6點30分，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擴音器同時開放，壹遍又壹遍地播放吳德的講話。這個講話稿由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起草，吳德修改後送中央。聽說毛澤東看了，批示說照辦。吳德的講話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方向。我們要認清這壹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不要上當。”吳德要求群眾立即離開廣場。
吳德這種威脅性的講話，並沒使廣場上的人減少，反而越來越多。下班的人流匯入了廣場的抗議人群。群眾的註意力從小灰樓轉向紀念碑。
吳忠回憶說：
吳德從政治局開會回來說，政治局開會決定鎮壓反革命，包圍天安門廣場，抓壞人。政治局開會時就從大會堂打電話調動民兵了。據吳德講，開始王洪文說要調20萬民兵，最後確定調10萬，實際落實的不到5萬。吳德回來傳達中央決定，民兵10萬布置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公安幹警布置在現在毛主席紀念堂的位置和西交民巷，衛戍區的警衛部隊也參加，還是上午維持秩序的那個部隊，布置在歷史博物館，小灰樓周圍。行動時間是八點半。
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八點半鐘快到了，廣場上所有的燈全部打開。開燈和廣播吳德講話，都是為了執行八點半包圍廣場的措施。
天安門廣場的最大容量是42萬人。吳忠看到廣場密密麻麻，已超過廣場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圍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給吳德提建議推遲時間。又壹想，八點半是中央的作戰命令，建議不執行中央設定的時限，吳德是做不到的。他幹脆誰也不請示，就是按兵不動。吳忠打算推遲到晚十壹點清場。十壹點是北京市公共電汽車的末班車，不離開廣場就回不了家了。在八點半到十壹點之間，陳錫聯多次給吳忠打電話催促：妳怎麽不動啊？廣場上沒什麽人啦！吳忠心想：妳要廣場上那麽多人幹什麽？我想減都減不下去呢。他認為陳錫聯在說胡話。
十壹點過了，吳忠通知部隊、公安、民兵出動，開始強制清場。用棍棒和拳腳驅散了群眾。清場過程中有人挨打，但沒有死人。吳忠回憶說抓了150多人，實際抓的人更多。
4月6日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聽取了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情況匯報。會議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當日淩晨3時，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11時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人民日報記者王永安於11月間，在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門事件復查小組負責人的協助下，搞清了基本情況：天安門事件中共捕388人，粉碎“四人幫”前釋放了224人；1976年11月至12月，釋放120人；1977年5月至7月，釋放20人；1977年5月至1978年11月，釋放21人，在押3人。在押的3人，均屬趁火打劫。他們在4月5日廣場東南角的小樓著火後，沖進去偷大衣、半導體收音機，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與天安門事件案件無關。
4月7日上午，毛遠新向毛匯報了廣場的情況，毛澤東說：開除鄧的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準。毛遠新問：由中央作決議，公開發表？毛澤東說：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壹，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毛澤東要毛遠新約幾個人談壹下華國鋒任總理的問題，要他快去。當天中午，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在談到華國鋒任總理的決議時，毛澤東又提出華國鋒任黨的第壹副主席。
4月7日晚8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兩個決議。壹，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10號）：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質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壹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壹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二，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壹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9號）：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壹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壹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激進的文革派沒有被安排為接班人，並不是毛不相信他們，而是毛知道軍政官僚們不會接受他們。作為政治家，不能僅憑與他的親密程度安排人事，關鍵是看他們能不能站得住。在當時的力量對比的情況下，文革派是很難站得住的。文革派對毛這樣的安排是不服的。他們看不起華國鋒，擠兌他，將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這為他們的徹底覆滅埋下了禍根。
鄧小平成了中國的“納吉”，成了眾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會議上有人提出鄧小平曾到廣場上指揮群眾騷亂。華國鋒說，這得問壹問鄧小平本人。江青建議讓汪東興去問。汪到鄧那裏之前，先到了毛處，告訴毛鄧可能受到沖擊，也可能被群眾抓走。毛明確表示，對鄧不能再沖擊，也不能抓走，讓汪想辦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東興將鄧小平轉移到東交民巷17號加以保護。當然，汪也沒有忘記他的使命，問鄧是否去過廣場。鄧回答說從來沒有去過廣場，只去北京飯店理發壹次。第二天，鄧小平就給汪東興寫了壹封信。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壹，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壹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二，對繼續保留黨籍表示感謝。6月10日，鄧小平寫信給汪東興，說卓琳住院，壹個人太孤單，要求和孩子們住在壹起，毛同意。7月19日又回到他原來住的寬街。在這幾個月，他的家人也從寬街被驅趕到育群胡同，現在也回到了寬街。
４月８日，北京１００多萬軍民上街遊行慶祝。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鄧小平！”的口號，重新在遊行隊伍中震天響起。
４月９日，北京市１萬多名青年代表舉行大會，“憤怒申討鄧小平的罪行”。
４月１０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題目是《偉大的勝利》，認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廣場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的勝利。
各省委和各大軍區都爭先恐後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接連幾天的報紙上，連續刊登了全國各省委、各大軍區黨委給毛主席、黨中央的電報，這些電報都表示：“決心更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充分發動群眾，深入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在極權制度下民眾的情緒是可以被操縱的。有組織的政治表態，不壹定是表態者的真實意願。前幾天在廣場上十分活躍的人們中，不少也參加了慶祝“偉大的勝利”的群眾遊行。
華國鋒，山西交城縣人，原名蘇鑄。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擔任陽曲縣委書記兼任武裝大隊政委。這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他隨軍南下。1954年，升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1955年10月，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全會，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特邀華國鋒為列席代表。在會上還讓他介紹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的經驗。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稱他為“父母官”。從此，這位面容敦厚、操著濃重山西口音的人官運亨通。
１９５９年，毛澤東到長沙。華國鋒安排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韶山故鄉，並全程陪同。從此以後，毛澤東每次回湖南，華國鋒總是熱情相待，虛心求教。毛澤東常對人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華國鋒此時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他采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他很快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兼任廣州部隊政委。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從上海調來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了華國鋒。當時在毛澤東心目中，王洪文對文化大革命態度堅決，是作為接班人調來的。由於王洪文的文革色彩過於濃重，為官僚集團所不容，華國鋒才有進入權力的頂峰的機會。1973年8月，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1976年1月28日，經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接替挨批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四五運動”把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毛澤東認為華國鋒“重厚少文”。據《史記．高祖本記》載：呂後曾問劉邦，蕭何死後誰能替代。劉邦答：曹參。又問其次，劉邦說：“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助之。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澤東以華國鋒比“重厚少文”的周勃，說他可以“安天下”，是因為他是左右兩邊都可以接受的人選。張春橋雖然能夠理解毛的思想，但很難被官僚集團接受，“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希望他輔助華國鋒。
“四五運動”平息了，天安門廣場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但這場抗議運動在人們頭腦中留下的震動沒有平靜，社會批判的思潮沒有平靜。這場運動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它是兩年之後的“民主墻”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先聲，它不僅為突破改革開放的禁區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著自由主義思想的蛋殼，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作了準備。正如陳子明說的：四五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壹個轉折點。
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包遵信說：發生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四五”運動，曾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兩年後為它平反則肯定它是“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運動”，並以此為根據而載入了官方史冊。其實，如果就事實真相說，我倒是傾向於官方給它的“罪名”。“四五運動”批判的矛頭指向是毛澤東和他那所代表的壹黨專制的獨裁。如果說限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條件，“四五”運動的正面訴求更多的還是以懷念周恩來、謳歌周恩來這樣曲折的方式來表達，那麽在兩年之後的“民主墻”和“民刊”時期，就以較為明確的語言提出了“四五”壹代人的願望：壹黨專制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權與自由、民主與法治，中國必須容納人類現代文明這些主要內容，實行政治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
在“四五”運動之前，人們誤以為，對於專政制度只有我反對，別人都是支持的，誰也不敢說，不敢碰。現在，終於沖破了“囚徒困境”。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不久，壹舉抓獲毛的四個親信，結束文革。（胡平語）1978年10月，在“天安門事件”即將平反的時候，遠在貴州的詩人黃翔來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啞的嗓子，朗誦了他歌頌“四五運動”的詩篇《不，妳沒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門廣場！
以妳埋藏在胸頭燃燒著的火焰和巖漿，
以妳曾經發出過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難道妳竟這樣靜靜的死去？
永遠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妳不會死去，妳不能死去！
妳的旗幟並沒有順從和倒下，
妳的被撕毀的橫幅標語沒有垂下火紅的翅膀；
妳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詩歌和傳單仍在發出嘶啞的呼聲；妳的鐵錘般的拳頭，仍然在沈默中挑戰和應戰；妳的血肉模糊的身軀仍在無聲的控訴和吶喊。
妳是不可戰勝的，
妳會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強大，
重新高舉進攻的旗幟！
28
第二十八章文革落幕
毛澤東逝世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清晨的北京，微風拂過，偶爾有幾片樹葉飄落。市民們照樣起床、早餐、擠公共汽車。壹切和往日沒有兩樣。但是，中南海進進出出的小汽車，壹些重要機關裏人們凝重的神色，卻是壹種與往日不同的氣氛。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具有政治嗅覺“特異功能”的中國人，透過那麽壹點點“異常”，“感覺”到中南海裏出了非同尋常的情況。這種“感覺”像空氣中彌漫的氣味壹樣，很快擴散到京城以外。在１００公裏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萬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發生壹個多月，我正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安崗合作采寫壹篇抗震救災的稿子。上午９點多鐘，我匆匆趕到天津賓館的抗震棚裏去會見安崗，含蓄地對他說：“北京大概出現了宏觀異常。”“宏觀異常”是我借用當時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術語。有幾十年新聞工作經驗的安崗，很快意識到將要發生“政治地震”。他對將要脫稿的長篇通訊不作任何交代，１０點鐘就趕回北京去了。
９月９日零點１０分，毛澤東丟下了他的十億臣民磕然長逝了。
從１９７１年開始，他就壹直受到嚴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並且出逃，成了轟動世界的政治醜聞，給他精神上的打擊實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經歷四天的醫生檢查後，發現他“患有兩眼白內障、運動神經元病、冠心病、肺心病、兩肺底部有炎癥、左肺有三個肺大泡、左臀部褥瘡、血液中氧氣過低。還有低燒，咳嗽很厲害。”暮年的他，總是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情況，願意看這方面的電影。壹次，銀幕上出現解放軍列隊進城受到群眾歡迎的場面，毛先是陣陣抽泣，接著失聲痛哭。從5月起毛的病情不斷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經及時搶救才得以脫險。病情沈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養，“落葉歸根”，政治局考慮他的病情，沒有同意他這壹要求。8有8是，他圈閱了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壹帶抗震救災的通報》，這是他圈閱的最後壹個文件。
他的個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壹個兒子死在朝鮮戰場，壹個兒子神經不正常。晚年很長的壹段時間裏又和妻子分居。他沒有溫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讓人註釋印制大字本的《枯樹賦》、《月賦》、《雪賦》、《別賦》。《枯樹賦》中寫老樹“拔本垂淚，傷根瀝血”，《雪賦》中的“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正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悲涼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後壹個春節是在中南海的住處度過的。沒有家裏的親人陪伴，沒有客人來訪。只有身邊的工作人員陪伴他殘病之軀。在外面鞭炮齊鳴的時候，他這裏只能聽到寒夜的風聲。在無奈的寂寞中，他讓工作人員也放了幾掛鞭炮。進入新的壹年，他健康狀況惡化，吃藥、吃飯都要人餵。行動更加困難。他雖然只有剛治好的壹只眼睛能看東西，但他終生養成的閱讀習慣壹直保持到臨終前壹天。為了滿足他艱難的閱讀需要，工作人員幫他舉著書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顫抖的手寫了壹個“三”字，又用手敲木制床頭，工作人員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書，把書找來時，他點點頭，露出滿意的神態。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在參加競選，毛很關心他在大選中的情況。在工作人員的幫下，他看了幾分鐘，又昏迷過去。9月8日，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鐘。他是在搶救的情況下看文件看書的。
在兩個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毛遠新、王海容，對他們交待後事。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小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壹件事妳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壹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妳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
他離開人世時是擔心的，壹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發生動亂。他是懷著憂慮的情緒離開人世的。
９月９日淩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就給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發去了急電，要求各地穩定局勢。軍隊迅速進入了戰備狀態。在政治極權的國度裏，最高政治強人的逝世有可能發生社會震動甚至動亂。中共中央的這些措施正是基於這壹常識。
下午４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悲痛的聲調廣播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向全國人民通報了這壹噩耗。頓時全國上下都表現出悲痛的情形。駐全國各地的新華社記者發回了各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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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西安九日電：...在市中心的鐘樓壹帶，許多人泣不成聲，有的放聲痛哭。全市各電影院裏，觀眾都自動地停止觀看，悲痛地離開了影院，電影隨即停止了放映。在新華書店，人們排起了長隊，含淚購買毛主度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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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西寧九日電:...全市六個新華書店門市部立即排起了購買毛主席像的長隊，人們用手絹擦淚，書店裏壹片哭聲。到晚八時止，賣出毛主席遺像２１１００張。在市區和郊區的八個百貨店，到晚八時止賣出黑紗三萬多尺...
新華社唐山九日電：...在唐山市內的成千上萬名群眾，在廣播喇叭下哭聲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車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邊的墻上掉淚。壹位老大娘盤著雙腿坐在抗震棚前，拍著膝蓋放聲大哭。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坐在壹堆瓦礫上雙手掩面痛哭失聲。記者在市委大院裏看見，六個同誌因極度悲痛當場暈倒...
新華社合肥九日電:...當高音喇叭裏傳出播音員悲痛的聲音時，壹個五十五萬人的城市突然沈靜下來了。所有的車輛馬上停下，所有的行人立即止步，壹齊站在高音喇叭下肅穆靜聽..
各地新華社記者的描述沒有虛構。我也親身經歷了這樣的場面。為什麽領導人逝世引起全國集體慟哭？這與兩千年的皇權政治的傳統有關，也是多年對毛搞個人崇拜的結果。9月9日午飯後，新華社天津分社領導讓我到天津第壹機床廠，說是下午4點鐘有重要廣播，讓我和工人壹起收聽，並反映收聽情況，但他沒有說“重要廣播”是什麽內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壹機床廠時，已有數百人集合在露天廣場上（地震期間各種活動都是露天的）。3點鐘，廠領導人從市裏開會回來。他以手掩面，哭著走下汽車，泣不成聲地說：“毛主席逝世了！”他話音剛落，立刻就有幾個人放聲大哭起來。聽廣播時整個會場壹片哭聲。
哭是可以傳染的。當妳置身於壹片哭聲之中，也會情不自禁地流淚。我平時很少流淚，對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態度。按理說我不會哭的。但是，在當時那種氣氛中，我也淚流滿面。幾天以後，我壹人獨自到天安門廣場。我在這裏漫步，沈思。在學生時代，我在這裏參加過多次國慶活動和其它政治集會，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樓上揮動大手向我們致意。現在，我仰望著空空的城樓，深深感到政治強人身後的寂寞和空虛，深切體驗到壹個時代結束的傷感。這大概是全民慟哭的原因之壹。別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風險，這可能是壹個更重要的原因。公開場合眾人慟哭，私下可能是另壹種情況。若幹年後，從壹些當時受迫害的人的回憶中看到，聽到毛逝世，他們暗暗高興，還有人私下飲酒慶祝。
９月１８日下午三點鐘，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１００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全國各地的追悼會的分會場不計其數。在同壹時間內，在９６０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１０億人都在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廣場也舉行十萬人參加的追悼會。同時，每個單位、每個居民委員會都設立了靈堂，幾乎全國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門廣場、在各地的中心廣場、在千百萬個靈堂裏同時舉行悼念。那時，我因采訪任務從天津市睦南道騎自行車到中心廣場，路過勸業場壹帶繁華商業區。街道上沒有壹輛汽車，沒有壹個行人，商店裏也沒有壹個顧客。到處是壹派寂靜肅穆的氣氛。這是絕無僅有的景象。
壹個政治偉人的逝世，帶來的震動勝過悲哀。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得知毛澤東逝世時的第壹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確實，這個國家政治大廈的頂梁柱崩塌了。在這所大廈裏活動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動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聲背後是悲傷，是恐懼，是憂慮，是仿徨，還是解放？都有，只不過是因人而異罷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這位偉大領袖的權威打擊“當權派”的人，或被毛澤東當作“棍子”用來打擊“當權派”的人，在悲傷中帶有恐懼。因為他們所打擊的“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大部分已經官復原職，並且成為掌管著國家重要權力的“務實派”。在中國，哪壹個皇帝駕崩後，皇帝的打手不遭滅頂之災？據當時了解的情況，這些人私下接觸比過去多了，他們說話比過去少了，行動更謹慎了。
在知識分子當中有頗多憂慮。他們都知道，毛澤東是在爭奪接班人地位的鬥爭十分激烈的時候逝世的。在極權政治體制下，接班人地位的爭奪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壹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們覺得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當時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種各樣的傳說都有。人們憂心忡忡。
很多人在仿徨。“毛主席”，這是壹代中國人用得最頻繁的三個字。在所有的報刊雜誌上，在所有的書籍上，在所有墻壁的標語上，哪裏不把毛主席的話當作最權威的引證呢？從幼兒園的兒歌，到人民大會堂的莊嚴報告；從家庭裏的輕松交談，到論敵間的激烈爭辯，那裏沒有“毛主席”這三個字呢？毛主席充滿了整個空間，占據了人們的心靈。毛主席成了人們的“上帝”。“上帝”死了，我們怎麽辦？
不少人懷有期冀之心。在壹次又壹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和不公正待遇的人們，還壓在“五指山”下。他們希望有重見天日之時。多年受打擊、受壓制的 “地、富、反、壞、右”，希望有可能擺脫政治賤民的地位。在頻繁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錮得有點過分的社會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張之日。還有壹大批在貧困線上掙紮的人們，希望在毛澤東之後，日子有可能過得好壹點。在當時，這些人不是滿懷希望的，他們的情緒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測，只是在茫然中存有壹絲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壹個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鄧小平。此時的鄧小平在幹什麽呢？
此時的鄧小平還在北京寬街的家中。他頭上還戴著壹頂很大的黑帽子：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中國的“納吉”。正在看書的鄧小平，從女兒那裏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書本，在四周的哀樂繚繞中沈思起來。
劍拔弩張
如前所述，毛澤東逝世之前，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形成了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極左派的徹底革命派→堅持“繼續革命”的文革派→恢復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極左的徹底革命派中，壹部分堅持巴黎公社原則的“徹底砸爛”，壹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這正符合“極端相通”有原理）。極左派已被鎮壓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夠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兩股政治力量。由於官僚派強調“四化建設”，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論問題”，因而被人們稱為“務實派”。在毛活著的時候，他壹直在兩種力量之間維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級權威才能維持這樣的平衡。現在，維持平衡的超級權威壹下子消失了，再沒什麽力量能夠維持平衡了。勢不兩立的雙方，壹方吃掉另壹方才是結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個人，下面的群眾基層也很薄弱。而務實派卻掌握了從下到上的權力，支持他們的群眾也越來越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務實派是壹次打擊，但這壹運動有違民意，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對他們減分並不多。
爭奪毛身後國家領導權這兩種政治勢力，有著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轉向經濟建設。從當時的民心來看，希望結束混亂、搞經濟建設的是多數。“四五運動”已充分顯示出，兩種政治力量的群眾基礎的明顯差別。
毛逝世後，兩種力量劍拔弩張，處於妳死我活的對立狀態。
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七天的吊唁儀式。在這期間，３０萬人來吊唁，在低沈的哀樂聲中，佩帶黑紗的人川流不息。
參加吊唁和守靈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宋慶齡、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
從守靈人的陣容可以看出，兩種政治勢力同時匯集在毛澤東遺體前。這些站在在毛澤東遺體前面容悲戚的人們，心裏各自盤算著如何擊敗對方。這正是：“大家來念經，都在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在哀樂繚繞的氣氛中，雙方開展了頻繁的幕後活動。
?文革派控制輿論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當時的主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政治上、輿論上占有優勢。毛澤東逝世後政治局常委只有四個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1976年2月7日，毛澤東已讓葉劍英“養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數。
文革派對立面的務實派，雖然力量強大，但沒有掛帥的人物。鄧小平已經被打倒，“養病休息”的葉劍英不能過問軍隊。華國鋒是壹個關鍵人物。他是毛親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長期間，批判“算舊帳”（即算文革的“帳”）的劉復之和於桑，是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積極的。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澤東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華國鋒，張春橋安心當華國鋒的輔助者，可能是另壹種結局。但文革派沒有這種胸懷，把華國鋒推向了對立面。
１９７６年中共中央１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張春橋就心懷不滿，寫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壹個壹號文件
去年發了壹個壹號文件
真是得誌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
……
去年的壹號文件，是指１９７５年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臺了。張春橋也期待華國鋒像鄧小平壹樣，“來得快，垮得也快”。據說，文革派曾對華國鋒采取先拉後打的政策，如果拉不過來就打。從張春橋的《三月二日有感》來看，他們沒有“拉”的誠意。人們沒有看到他們“拉”華的行動，卻看到他們對華國鋒步步緊逼。
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在政治局常委中，華國鋒受到王、張兩人的鉗制。華國鋒不開常委會，而是召開常委擴大會，並且盡可能讓葉劍英、李先念參加。
在毛逝世前後，作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麽呢？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了天津手表廠、第壹煉鋼廠、和警備區壹團壹連抗震救災的軍民。她在“探望”煉鋼廠和連隊時，本書作者隨同采訪。她對群眾說毛主席身體很好，還指著她穿的軍裝對戰士們說：“這個紅星是我爭取來的，我穿上軍裝，妳們明白不明白這個意思？”她對天津駐軍負責人說：”妳們受壓了，我是給妳們恢復名譽的。前年寫了壹個順口溜，也成壹條罪狀，整我，也壓妳們。”她“探望”的那個連隊在幹部俱樂部旁邊。我就坐在她身後。她突然向後扭頭看到我作記錄，警覺地質問：“妳是誰？”我站起來說：“我是新華社記者。”她站起來和我握手，說：“自己人！自己人！請轉告妳們領導，寫的東西給我看壹看，以免幫倒忙。” 她想籠絡工人，拉軍隊，希望記者給她幫忙。??????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農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做做下層的工作，造造輿論。”據陳永貴說，在大寨期間，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電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壹進去，她馬上就強作鎮定，還咬喝著：“打牌！打牌！”。她和大家壹邊打樸克，壹邊等待火車。但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不停地看手表。
江青從大寨回來就從釣魚臺搬到中南海毛的住處旁邊，想控制毛的文件。這些文件裏有些牽涉到政治局許多人的檢討書、檢舉信。文革初期，中央領導之間也是互相揭發，幾乎人人有份。拿到了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還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誰控制了“最高指示”，誰就可能掌握政治鬥爭的主動權，誰就可以得到繼承人的合法性。所以，爭奪毛留下的文件就成為毛逝世後的第壹個鬥爭焦點。９月１２日，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要求召開緊急常委會。華問她討論什麽問題，江不明確回答。華問什麽人參加，江青指定不要葉劍英參加，要毛遠新也參加。會壹開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澤東的文件和書籍交給她和毛遠新清理。她說，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書，由她整理是理所當然的。還說，列寧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為主整理的。
汪東興說：“主席的文件不是講好要封存嗎？現在保存主席遺體問題還沒有解決，沒有時間清理！”
江青看到華國鋒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議讓張玉鳳保管，華國鋒、汪東興不同意。江青就鬧了起來。華國鋒宣布散會，他說：“今天的會，連劍英同誌都沒參加，不算常委會。下次他來了，人到齊了再討論。”江青正要發作，張春橋阻止了她。對大家說：“我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子，我們分不出手來，先叫毛遠新幫小張清理壹下嘛！”江青支持張春橋的意見。華國鋒沒有同意。會議開了四、五個小時，最後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的壹切材料、文件和書籍由汪東興負責，暫時封存。
9月17日，汪東興和武健華在毛的臥室和書房貼上了封條。江青晚上來就進不去。深夜兩點鐘，江青給華國鋒打電話。說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鬧，說：“主席屍骨未寒，妳就要趕我走嗎？”
９月２１日，中央辦公廳清查文件時，發現江青、毛遠新以“看壹下”為名，從張玉鳳那裏拿走兩份文件沒有退回。壹是江青同外國記者談話的記錄副本，另壹個是１９７４年毛澤東在武漢與楊得誌、王六生的談話記錄稿。汪東興等人認為，這是兩分帶有重要機密的重要文獻，他們找江青等索回，開始不給。費了壹番周折以後，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壹個條件，要華國鋒看後正式批給王洪文、張春橋傳閱。華國鋒沒有理睬。據務實派後來說，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對文件進行了刪改。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點。政治局會議。華國鋒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後的國慶節怎麽過的問題。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怎麽辦？”它還批評華國鋒在保定問題上優柔寡斷。王洪文和張春橋提出要加強集體領導，要安排江青的工作。這個議題被葉劍英、李先念等否決了。他們又提出討論毛遠新是否回遼寧的問題。毛遠新給華國鋒寫了壹封信，試探華的態度：“我是主席的聯絡員，是從遼寧來的，主席逝世了，我沒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還是回遼寧？我覺得返回遼寧好。”“四人幫”希望毛遠新留在北京。華國鋒明確表示，同意毛遠新回遼寧。
江青生氣地說：“毛遠新應當留下。還要他處理毛主席的後事！”
華國鋒寸步不讓。他說：“妳不是說過，毛主席的後事妳不參加，毛遠新也不參加嗎？怎麽現在又讓毛遠新留下來處理後事呢？”江青不承認她說過這樣的話，爭論激烈，會議壹直拖到淩晨。大家疲憊不堪。華國鋒讓葉劍英、李先念年紀大的先走了，會場只剩六、七個人。江青等人壹會兒說毛遠新不能走，壹會兒說要召開三中全會。等他們話說完了，華國鋒問江青：“妳究竟想要幹什麽？”江青說：“要討論起草三中全會報告。”
華國鋒最後以主持人的身分說：“由於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在，三中全會問題根本不能討論。即使三中全會要作政治報告，應該由我來準備。至於黨中央人事安排，應該由政治局討論決定。”說完就站起來宣布散會。
“四人幫”在這壹場鬥爭中，除了掌握輿論工具以外，在務實派面前，顯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軍事鬥爭，他們都不是務實派的對手。
文革派寄希望於十屆三中全會，他們想通過這次會議鞏固和加強他們在中央的力量，他們的壹切活動就是為三中全會拉票。1976年9月18晚，張春橋對王洪文的秘書肖木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 。”“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文革派沒有搞政變的計劃和打算。後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說的“四人幫”想搞“兵變”，是不符合實際的。文革派手無寸鐵，他們有壹種恐懼感。 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預感，擔心孩子怎麽辦。他還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妳不要難過。”恐懼感來自他們對力量對比的判斷，也來自從軍政官僚們那裏傳來的壹些信息。
許世友的兒子是北京軍區某部團長，給他的女友、301醫院的壹位護士寫了壹封信，信中寫道：
······羅、付藏手槍的事妳千萬不要對別人講，我看他們是在準備行動了。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可能要發生內亂，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占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臺，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幹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也快完蛋了。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爸爸說，他只用壹個軍，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羅、付是指羅瑞卿和傅崇碧兩位將軍。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裏。王洪文把這封信交給毛遠新，憂慮地說：“看來他們真的是要動手了，我們沒有軍隊怎麽辦？”他們商量讓沈陽軍區副司令孫玉國從沈陽調兩個師來。然而，作戰部隊壹個營的調動需要中央軍委批準。生產經營部隊壹個團的調動要經過總參謀部批準。王洪文雖然是軍委副主席，但他壹人無權調動軍隊。張春橋雖然是總政治部主任，幾位副主任都不聽他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期間，總政治部連壹個批鄧的文件也沒有下發。他們從沈陽部隊調兩個師進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１９７６年夏，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望他。他們談到，現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爭，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壹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這個信息很快傳到河南省。7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壹位記者把材料送到總社，要求總社通過姚文元轉給毛澤東。姚文元看了後考慮再三，把這封信壓下來了，沒往上轉。後來從姚文元處抄家，抄出了這封信。當時主持總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長周明英為此成為重點清查對象。姚文元後來說：“這封信像壹塊大石頭壹樣壓在我的心裏。”
“四人幫”深感沒有武裝的危險。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見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揮部的領導人，他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裏。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揮部，把武裝部合並進來。這不是壹個組織形式問題，而是壹個戰略問題。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橋搞起來的，妳們可要給我抓好。現在妳們要做點思想準備，人家壹巴掌打過來，我們是否站得住腳。”王洪文這次回上海是參加民兵工作座談會。會後他對馬天水說：“武器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要下放到民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有武器。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開始發武器，到9月10日，7萬多件武器發到了基層。不過，研究者稱，上海給民兵發槍是1976年夏天的事，當時是為了應付像“天安門事件”那樣的群體事件。毛逝世後，上海重視民兵是為了應對“人家壹巴掌打過來”，並不是搞武裝政變，上海的民兵是不能到北京搞政變的。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繼續大張旗鼓地宣傳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三家聯合發出了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社論，社論中公布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什麽是“既定方針”呢？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雜誌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發表了數百篇文章和報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９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從９月１７日到１０月４日的１７天中，有４５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都有“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 “按既定方針辦”的宣傳給人們這樣的感覺：毛主席雖然去世了，但文革還要繼續，批鄧還要繼續。這樣的宣傳當然會給反對文革的務實派以很大的政治壓力。
“四人幫”在利用毛的“臨終囑咐”時犯了壹個錯誤，把毛的“照過去方針辦”搞成了“按既定方針辦”，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沒有多大差別。務實派抓住了這個錯誤，說“四人幫”“篡改”、“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
“照過去方針辦”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見新西蘭外賓之後在華國鋒的本子上寫的三句話之壹。這三句話是： “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妳辦事，我放心”。為什麽搞錯了呢？這是7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華國鋒首次公開傳達毛澤東的這三句話時，記錄者沒有聽清，記錄整理者陳斐章就按照大概回憶，就寫成了“按既定方針辦”。１０月２日，華國鋒審閱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時，刪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針辦”，在稿件上批示：“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壹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張春橋怕“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沒有下達華國鋒的批示，而是讓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這個提法，慢慢改正錯誤。10月3日，姚文元對《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說：“現在報紙上大量出現‘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傳得不準確，要采取措施，從明天起，在報紙上逐漸減少‘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妳得親自把關。”他要魯瑛轉告新華社領導核心小組組長解力夫和《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１０月４日晚，魯瑛向莫艾傳達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經來不急了，這壹天《光明日報》，以《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為題的“梁效”長篇文章已經發出去了。這篇文章是《光明日報》編輯部組織“梁效”寫的，其根據9月16日兩報壹刊的社論精神,沒有更深的背景。
當兩股敵對的力量劍拔弩張的時候，都會密切地註視著對方的壹舉壹動，並且將對方的舉動作出過於嚴重的解讀。這種正相關的互動，使得雙方的鬥爭不斷升級。
《光明日報》10月4日的這篇文章，被務實派認為是“四人幫”搞政變的“反革命動員令”、“反革命宣言書”、“反革命信號彈”，從而加速了務實派的政變。就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的這壹天，江青提出要到石家莊去，但專列開到保定的壹個岔道上就停了下來。江青下火車采了壹些野花，呆了壹段時間就上車了，沒有找當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軍進行活動，也沒有去石家莊。如果這篇文章是政變的“動員令”，作為政變的主角江青還會這麽悠閑？
然而，《光明日報》這篇文章的確加快了務實派政變步伐。
十月政變
務實派下定決心“解決”文革派。怎麽“解決”？當時私下討論的結果有兩種方式：壹是“黨內鬥爭的方式”，二是“特別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開會，即召開十屆三中全會，後者就是突然采取強硬措施。他們說的強硬措施就是政變，用少量武裝力量制服政治對手。這就是通常說的宮廷政變。
姚依林回憶，他到陳雲家送壹份關於江青叛徒的材料，看到陳雲在家裏琢磨，能不能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他把中央委員的名單反復研究，算來算去，感到“四人幫”的力量很大，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打倒“四人幫”是沒有把握的。陳雲是善於算計的人，他的判斷是對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陳雲這樣的判斷。不采取強硬措施是不行的。
然而，要采取強硬措施，也得師出有名。務實派想到了毛澤東1974年5月3日批評文革派的壹句話：“不要搞四人幫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好，歷來不好。”毛這句話的意思是告誡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團結更多的人搞“繼續革命”。毛是多次批評過江青等人，但這些批評是恨鐵不成鋼。毛說的 “四人幫”根本沒有反革命幫派的意思。務實派將“四人幫”這個說法接了過來，說抓“四人幫”是執行“毛主席的遺誌”。
在華國鋒周圍，首先提出對“四人幫”采取強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書李鑫。李鑫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華國鋒采納了這樣的建議。要對“四人幫”采取強硬措施，必須得到軍人的支持。華國鋒首先想到的是葉劍英。
軍人們早就想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在毛逝世之前，葉劍英就在西山加緊聯絡、秘密策劃。葉劍英雖然被“養病休息”，但名義上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於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陳錫聯對他很尊重，葉劍英對軍隊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利用西山這個隱蔽所，同不少人進行了秘密交談。有時約進來，有時走出去。和他談話的有譚震林、康克清、耿飈、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諍、楊成武、梁必業、粟裕、宋時輪、華楠、劉誌堅，李德生等。這些軍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過沖擊，有的已被邊緣化，對十分張揚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們在黨內、軍內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還在毛澤東病危時，肖勁光大將就到葉劍英處，說得想個辦法，把江青、張春橋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後他們掌了權，黨和國家就糟糕了，並建議下令調集軍隊，采取分割圍殲的辦法，把江青、張春橋等抓起來。葉劍英沈思良久，擺了擺手說：主席病重，現在還不是時機。活躍在這些老人之間的是王震。他經常到各家串門，傳遞信息，商量對策。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王震多次到葉劍英那裏去談話。壹次談到“王、張、江、姚”時，王震問葉劍英：“為什麽讓他們這麽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葉劍英不動聲色，只是做了壹個手勢。他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姆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姆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終於領會了意思：毛主席還在世，不宜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
毛逝世後，葉劍英更是加緊了聯絡和準備。９月２１日，聶榮臻通過楊成武轉告葉劍英：
“四人幫”壹夥是反革命，是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們先下手。如果他們把小平暗害了，把葉帥軟禁了，那就麻煩了。“四人幫”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經常在會上耍賴，蠻橫不講理，采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有我們先下手，采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葉劍英當然同意聶榮臻“先下手”的看法。華國鋒不知道葉劍英的底細，急需和他聯絡。華國鋒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華國鋒借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在事先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到了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住處。華國鋒對李先念說，我在守靈，是借口出來看病到妳這裏。他談了“四人幫”發難的簡要情況。並說：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妳代表我去見葉帥，問壹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什麽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也請妳考慮這壹問題。
9月14日，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員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說他要見葉帥。李先念進院，葉劍英將李先念讓到屋裏。為了防止竊聽，葉劍英打開收音機。葉的聽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機幹擾，李先念說話，他聽不清楚。兩人用筆寫，然後燒掉。當李先念寫了“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時，葉劍英寫下了“這是妳死我活的鬥爭”。李先念寫了“請妳考慮時機和方式”，葉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壹個問號。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為什麽李先念對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放心？李先念曾和陳錫聯壹起為毛澤東守靈。李先念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著去了，在洗手間，陳錫聯對李先念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
華國鋒和李先念的談話不到10分鐘。李先念在葉劍英處談話不到30分鐘。
華國鋒壹方面讓李先念和葉劍英聯絡，壹方面和汪東興聯絡。汪東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此人和“四人幫”在政治上不見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權。１９７５年以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不見江青，都是汪東興擋的駕。作為壹個女人，江青恨汪東興。在林彪事件之前，汪東興在軍人中間誇大地散布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軍人的力量壓江青。汪東興知道，毛死後，江青有可能執掌更高的權力，這對他將是壹個很大的威脅。只有采取果斷措施“解決”了江青，才能夠確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勸華國鋒用強硬手段解決“四人幫”，應當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執掌中共中央警衛團，主管“大內”的壹切，搞宮廷政變，他是最方便的。解決“四人幫”時只動用中央警衛團，沒有軍隊參加，這也說明汪東興的主動性和關鍵作用。
華國鋒又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吳德的支持。葉劍英又聯系了陳雲、鄧穎超等革命元老，他們是非常支持的。
在實施抓捕“四人幫”時，他們最大的顧慮是江青。葉劍英多次談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貴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壞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澤東。
盡管毛澤東晚年批評過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並不協調。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堅定地站在毛這壹邊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評她是恨鐵不成鋼。毛澤東已被神化，作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氣”，是很有影響力的。在1966年以後，毛以外的中央領導人，都爭先恐後地在公開場合對江青過分的贊揚。這些贊揚，也增加了江青的影響力。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報告，我親眼看到天津的不少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在她面前獻媚討好。江青用摹仿毛澤東的筆跡，寫了壹些條幅，送給壹些軍、政要人，不少人奉為至寶。1976年8月，在毛澤東病重期間，江青以慰問抗震救災的戰士、工人的名義，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戰士們在歡迎江青的發言中，都感謝“江青同誌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來看望我們，這是對我們的親切關懷”。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體，但毛澤東還是把她當自家人。1975年，江青讓毛遠新幫助她清理壹下文件，由於文件很多，毛遠新只把文件名登記壹下。江青看後說，這樣不行，妳得把每份文件寫壹個內容提要。毛遠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沒有做。江青就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讓毛澤東請毛遠新幫忙。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劃了壹個圈，批給了毛遠新。毛遠新不知道劃個圈是什麽意思，去問他伯父毛澤東。毛澤東對毛遠新說：“幫幫她吧，我們家已經沒剩幾個人了。”可見毛澤東把江青當自己人。
在毛澤東逝世的那天淩晨，住在壹側的江青聞訊趕來，頭發散亂，神情緊張，壹進門就撲在毛澤東遺體上，壹面痛哭，壹面呼喊：“醫生啊，妳們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這裏有夫妻難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懼。在9月18日的追悼會開完後，新華社的電訊稿著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江青同誌敬獻的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遺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綠的玉米、金黃的麥穗和谷穗，以及果實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組成。”
雖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幫”決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開。
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吳德和吳忠負責；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吳德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臺、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汪東興指揮張耀祠（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武健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挑選了直接參與行動的中央警衛團的50多名官兵。吳德則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溝通，並與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陳錫聯聯系，取得了對北京衛戍區部隊的直接指揮權。李鑫負責準備政變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采取行動之前，汪東興向執行任務的警衛戰士作動員時，對戰士是這樣說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機，陰謀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復辟資本主義”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在政治鬥爭中，都要把這個大罪加在對方頭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葉劍英在西山接到電話，通知他晚上８點到懷仁堂開會，請他提前壹個小時到達。吃過晚飯，他帶上壹名警衛參謀，驅車直奔中南海。
懷仁堂燈光明亮，肅穆安靜。少數執行特殊任務的人員，擔任警衛。葉劍英的車７時到達。警衛員和司機都安排在壹間房子裏休息。只有開會的人才能進入懷仁堂。
這壹天下午，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內容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和毛主席紀念堂的建設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這個會涉及文字工作，理所當然地要請他來。沒有通知江青來，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實際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單獨處理。
葉劍英只身進入懷仁堂，只見華國鋒、汪東興已經來了。他們見面時以目示意，沒有講話。這天的懷仁堂裏搬走了所有的桌椅，顯得十分空曠。中間壹扇屏風把大廳壹分為二。在屏風前的壹半大廳中只擺了兩個高背沙發。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坐在這兩個高背沙發上。汪東興和警衛躲在正廳的屏風後面的兩側，註視著門口。
７點５５分，張春橋到達。他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進來了。突然隨身警衛被留在門外，他感到與過去不壹樣，就連聲地問：“怎麽回事？怎麽回事？”還不等他弄清發生了什麽事，行動組負責人紀和富帶著幾個人迎了上去，“保護”他進了正廳。他邁進門坎，環視廳內，想尋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廳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嚴峻的葉劍英和滿臉怒氣的華國鋒。
張春橋這才明白自己已經成了階下囚。他還來不及說話，就聽華國鋒嚴肅地說：“張春橋妳聽著，妳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接著宣讀了事先寫好了的“隔離審查”的決定，鄭重宣布立即執行。張春橋沒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帶走。
接著進來的是王洪文。他壹跨進門，行動組的另壹個負責人帶著幾個衛士從側面快步走過來把他扭住。王洪文厲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妳們要幹什麽！”他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衛人員扭著他的雙臂帶進正廳。華國鋒把決定又念了壹遍。還沒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壹聲，掙脫了警衛人員，像壹頭發狂的野獸，從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劍英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劍英的脖子。雙方離得太近，不便開槍。警衛人員猛沖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帶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拖帶架地把他擡出門，推進汽車拉走了。
姚文元姍姍來遲。大家正在著急之際，他來了。在接電話通知時他還說：“早就該開這個會了。”今天不知因什麽事動身晚了，臨走時忘了叫警衛，連帽子也沒帶，就夾上皮包，跨進汽車，匆匆趕到中南海。他到懷仁堂後，沒讓他進大廳，只在東廊的大休息室裏待命，沒由華國鋒宣布“隔離審查”的決定，而是中央警衛團的壹位副團長宣布的。他聽完後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是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在懷仁堂解決王、張、姚三個人的時候，張耀祠、武健華、李連慶等十幾個人，來到中南海２０１號樓。晚８點，他們先到毛遠新住處。進到他的辦公室，毛遠新正在看電視，他看到進來的不速之客，就站起來，關了電視機。張耀祠向他宣布：“毛遠新，我接華國鋒同誌的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妳保護審查，為了妳的安全，還住在這裏，換壹個房間，現在妳把文件櫃鑰匙和手槍交出來。文件和材料由中央辦公廳派人來接收。妳的生活、安全仍由李連慶指導員負責。不準向外打電話，要遵守紀律。妳寫的材料，交李連慶同誌轉中央。”毛遠新聽後說：“主席屍骨未寒，妳們就．．．．．．”沒有再說了。他不主動交鑰匙和手槍，壹位幹部主動上去收繳了他的手槍和鑰匙。
江青離毛遠新住處很近，張耀祠等在８點２０分到了她的住所。走進她的辦公室，她坐在沙發上。張耀祠向她宣布：“江青，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妳現在還進行分裂黨中央的活動，黨中央決定將妳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妳到另壹個地方去，妳要老實向黨坦白交待妳的罪行，要遵守紀律。妳把文件和鑰匙交出來。”江青雙目怒視，壹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聽著，未發壹言。她用鉛筆在壹張印有紅杠的宣紙信箋上，由上而下地給華國鋒寫了壹封短信。信中說：“國鋒同誌：來人稱，他們奉妳之命，宣布對我隔離審查。不知是否為中央決定？隨信將我這裏文件櫃上的鑰匙轉交於妳。江青十月六日。”接著，她又在壹個印有紅框的牛皮紙大信封上，寫上“華國鋒同誌親啟”幾個字，下腳還註明“江青托”。她把鑰匙用壹張信紙包好，同信箋壹起放進信封裏，然後在信封兩端，黏貼了“密封簽”，並用手在“密封簽”上用力地按壓了幾下，然後把信封交給了張耀祠。這時，武健華上去領著江青出來。外面專為她準備的紅旗保險轎車在等候著，江青以慣常的姿態上了車。
與此同時，北京衛戍區還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實行隔離審查。於會泳、劉慶棠、莊則棟等也被隔離審查。
在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華國鋒派人控制了廣播電臺、新華社等重要輿論單位。
10月6日晚，華國鋒把耿飈找到中南海，先讓他看了兩張復印的紙條，紙條上是毛澤東的手跡：“妳辦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來”，然後要求耿飈帶部隊進駐中央和北京的廣播電臺。耿飈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巍高等，連夜趕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直奔總編室，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正在那裏。耿飈拿出華國鋒的手令給鄧崗看。讓鄧崗通知所有的副手，帶著行李卷住到總編室，不能回家。要求他們檢查明天要播的錄音帶，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的提法壹律剪掉。耿飈要他們交出直播室的鑰匙，鄧崗有點猶預。耿飈對鄧崗說：“妳執不執行我的意見？妳如果不執行，還可以給姚文元打個電話。”鄧崗知道出了什麽事，連忙說：“不必了，我想原來的電話已經不通了。”當時直播室的鑰匙由辦公室主任楊兆麟保管。他不敢輕易交出。耿飈說：妳不交出來我就派戰士守在門口，誰也不能進去。看了華國鋒的手令以後，楊兆麟把鑰匙交出來了。與此同時，耿飈把北京廣播電臺的黨委書記趙正晶找去，壹切按中央廣播電臺的作法辦理。耿飈是帶著很強的敵情觀念到中央廣播電臺的。為了安全，他們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從外面帶進去的。
新華社是第二天由壹個“五人小組”接管的。時任北京分社社長李普是五人小組成員之壹。另外四人是：鄭屏年（某軍政治部主任）、徐貴年（李先念秘書）、楊家祥（通訊兵軍官）、黃宗漢（康生秘書）。10月7日李普吃午飯時電話鈴響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電話。壹個陌生的聲音問：“這是李普家嗎？”沈容說：“是的，您是哪位？”對方說：“我是39局，中組部×副部長請李普同誌說話。”李普接過電話說：“我正請病假在家。”對方說：“我們知道，請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閣開會。”李普到了紫光閣，會議由紀登奎和蘇振華主持。紀登奎先讓大家看了“妳辦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來”兩個復印件，向他們透露了對“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交待了接管新華社的任務。
與此同時，中央派以遲浩田為首的中央工作組接管了人民日報。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幫”剛壹“解決”，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接到了壹個緊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號樓開會。晚１０點，人已到齊。出席會議的人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吳桂賢，共１１人。第二天淩晨４時才散會。
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講話。葉劍英向大家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經過和意義。在葉劍英的提議下，壹致通過華國鋒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事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賽福鼎等由汪東興電話通知並征求意見。
鄧小平壹家聽到這個消息表現如何呢？他女兒毛毛在她的書中生動描述了她的丈夫賀平從外面得知消息後的情況：
１０月７日，賀平得到消息後，騎著自行車，飛快地回到寬街，把消息告訴我們全家。他壹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看到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壹定有大事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怕家中有竊聽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會用壹些防竊聽的方式悄悄地說。我們大家——父親、母親和當時在家的鄧林、鄧楠，還有我——壹起走到廁所裏面，再大大地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的流水聲中，我們圍著賀平，聽他講中央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又太大，經常因沒聽清再問壹句。“四人幫”被粉碎啦！這是真的嗎？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事實。聽到精采的場面，我們三個姑娘興奮得跳起來了！我們的心怦怦地劇烈地跳動著，跳得連我們自己的耳朵都能聽見。震驚，疑惑，緊張，狂喜，壹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都湧上心頭。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我們全家人，就在這間廁所裏，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解氣地怒罵著，好像用什麽方式也無法表達心中的振奮和喜悅。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壹封親筆信：
敬愛的華主席、黨中央：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壹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壹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寫信給華國鋒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事實上，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葉劍英元帥就提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不久，葉劍英又把鄧小平壹家人接到西山居住。為了讓他熟悉情況，還以別人的名義，秘密地按期送壹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向他們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情況。官方文件將懷仁堂事變稱為“粉碎四人幫”，這個說法沿用多年，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稱為“十月政變”較為合適，這是壹次典型的宮廷政變。政變是壹個中性詞，沒有褒貶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號》，正式向全黨通報了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傳達到所有群眾。事實上，在這之前消息已傳得家喻戶曉。大多數人感到輕松，感到高興。中國人歷來看不慣“後妃專權”，江青以第壹夫人的身分到處指手劃腳、發號施令，早就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所以，對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萬軍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遊行。以後幾天，全國各大城市也組織了大規模的慶祝遊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為鄧小平下臺而慶祝遊行也是這些百萬軍民，極權政治下的民眾只能跟著權力走。郭沫若寫了壹首打油詩，當時流傳甚廣：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鐵帚掃而光。
．．．．．．?????
在遊行隊伍中，有人敲著竹板，用快板書的形式，傳誦著這首打油詩。
上海是毛發動文革的重要基地，這裏掌權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來自上海。十月政變後上海的表現如何？
10月7日淩晨3點，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到北京開會。馬天水感到突然，問開什麽會，回答說妳來了就知道了。馬當即打電話給北京，想找張春橋、姚文元問詢問，但電話打不通。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書記徐景賢、王秀珍要隨行的秘書房佐庭按慣例打電話回來報平安。中央辦公廳同時打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同行。中央派專機將他們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賓館，中央下達四條規定：不準和外面打電話，不準外出，不準寫信，不準接客。
馬天水上北京後沒有音訊，房佐庭也沒來電話。徐景賢、王秀珍等不停地通過各種渠道同北京聯系，都聯系不上。到10有8日，上海才知道，與北京的聯系渠道全部中斷。
8日下午3時，徐景賢、王少庸、王秀珍、馮國柱召集民兵指揮部的施尚英和鐘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幹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禮堂開會。徐景賢說：情況很不正常，看來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右派政變了。馬天水去北京後被軟禁了。施尚英匯報了9月23日以來備戰的民兵數字。王少庸詢問了民兵的編制情況。下午4時，徐景賢召集報社、電臺負責人開會，說中央可能發生了軍事政變。5時，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進壹步打招呼。晚7時，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給上海市委警衛處康寧壹打電話，說“我娘心肌梗死”。這是繆文金臨上北京時王秀珍和他約定的暗號，表明情況嚴重。晚10點，文化部劉慶棠來電話，說“馬老不接電話，我們都病了，有病情。”兩天的猜測，現在都證實了。在場的朱永嘉說：“我們要幹，要拉出民兵來，打壹個禮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壹樣。王秀珍說：民兵先動員2500人巡邏，31000人待命，槍支彈藥發下去。輿論工作由朱永嘉負責。王秀珍對民兵指揮部的負責人說：看來中央可能發生了右派政變，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幾個領導同誌都被抓起來了。我們要同他們幹。上海是壹月革命的發源地，我們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血肉相連，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我們要對著幹，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後代。但是，他們準備過程中，連壹張像樣的軍用地圖也沒有。警衛部隊最多能拉出壹個營。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會，晚7點，徐景賢又打電話給北京的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馬天水終於接了。王秀珍問他看到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沒有，馬天水說：“他們身體還好，工作比較忙，沒時間和我個別談了。”聽了馬的電話，大家如釋重負，說是壹場虛驚。他們立即撤銷民兵戰備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馬上恢復正常秩序。晚10點，馬天水給上海打電話，通知徐景賢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開會。
上海的三個市委書記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個老幹部：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總工會、民兵。市委寫作組的壹些骨幹人物，聚集在在康平路小禮堂。朱永嘉主張“馬上幹！立即幹！”他認為“民氣可用”。他說8號就應該幹，已經錯過，今夜再不幹，到了明天壹切時機都會喪失，要幹就下決心今夜幹，而且要大幹。總工會的葉昌明、陳阿大、馬振龍也主張立即幹。整個會上，態度最激烈的是總工會和寫作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眾人的激烈情緒，也說要幹，不過要等三位書記回來壹起幹。
10日，徐景賢、王秀珍到北京後，中央政治局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陳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們懸巖勒馬。葉劍英說中央信任妳們，對妳們放手，把上海事情辦好，信賴妳們。同時，要他們每天給上海打壹個電話，穩定上海。先到北京的馬天水和周純麟已經服軟。馬、周二人也說服徐、王。經中央辦公廳同意，徐景賢打電話告訴馮國柱：“壹切等我們回來後再定。”
13日，市總工會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行動，制定了“用鮮血和生命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發揚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決不允許蘇聯復辟的教訓在中國重演！”等21條行動口號。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態支持中央的三位書記回來了。下午，在錦江飯店南樓會議室召開常委擴大會議，三位書記傳達中央精神。會議室壹片哭聲，哭聲持續了五六分鐘。晚上，馬天水又召集工會、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開會，再次傳達中央精神。會後，壹位堅持要幹的人到馬天水家裏，對馬天水說：“北京是政變。我們應該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裝，像巴黎公社那樣，舉行反抗，馬老妳帶頭，我們跟著妳！”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們手裏，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兩人抱頭痛哭，知道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此時，忠於中共中央的60軍就駐紮在上海附近。
上海雖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對文革不滿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大標語。從15日開始，上海民眾自發地舉行慶祝集會，數以萬計的人湧入上海市委，質問為何不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報道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上海全城沸騰，慶祝的鑼鼓聲和鞭炮齊鳴，主要馬路被燃放的鞭炮紙屑鋪了紅色。
10月26日，華國鋒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工作組以蘇振華、倪誌福和彭沖為首。11月1日，10萬民兵戴著柳條帽、身穿工作服，扛著輕重武器舉行遊行。遊行隊伍高舉毛澤東和華國鋒畫像，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勝利。這是上海民兵成立以後規模最大的壹次遊行。在文革中被邊緣化的壹些造反派，如原“工總司”副司令潘國平等也十分興奮，準備開慶祝大會，但未開成。
毛澤東逝世，文革派被“粉碎”。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實際已經落幕。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結束是十個月以後的中共十壹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他強調了文革的必要性後說：“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壹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復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壹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我們可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達到天下大治了。這樣，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請註意，華國鋒說的是11年文革，不是後來說的10年文革。
為了使十月政變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舉行了公開審判。這次審判把本來互相對立的兩夥人——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捆綁在壹起，名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文革派的判決結果是：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五年以前就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對江青的審判很有戲劇性。外電報道說：“在中國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歲的江身著黑色毛式上衣，戴著壹副眼鏡，在拍攝電視的燈光下閃閃發光，看起來她更像是壹個嚴厲的女教師。她昂首挺胸地穿過聽眾走到她的被告席上，壹副兇相地撅著下巴。” 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後，審判員曾漢周把桌子壹拍，厲聲說：“江青，妳是犯人，妳是被告，妳要怕我們！”江青開始的時候壹楞，然後反應過來了，“什麽？我要怕妳？”“對，妳要怕我們。”江青馬上說：“怕妳？妳怕我！”兩個人這樣來回幾個回合，爭論“誰怕誰”。後來江青哈哈壹笑，說：“妳問問坐在妳旁邊的江華，看我怕過誰！”江青登場鬧了這壹場，最後宣判時又有壹場鬧劇。審判長江華為了嚇唬江青，宣判：“判處江青，死刑！”到“死刑”這兒就停下了，江青跟著就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葉、鄧反革命集團！”江華又接著講：緩期二年執行。
審判張春橋時，審判人員事先問他有什麽話要講？張說，除非如實進行報道否則他不講。後來在審判人員的壹再追問下，張春橋說了這樣壹段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則是永存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認真解決蛻化變質的問題，成為特權階級，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那麽人民群眾遲早會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再來壹次革命，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這是公審之前的審問，在法庭上張春橋壹言不發。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來相比判若兩人。他徹底被征服了。他為什麽會這樣？和他同監的邱會作說：“王洪文被捕後，所經受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我們合監之時，王洪文因腦子受創傷還不能做系統的談話。他說的常常是東拉西扯，詞不達意。”王洪文、吳法憲、江騰蛟、邱會作四人是公審之後，1981年7月15日合監的。這時離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還不能系統地談話，可見創傷之重。
中國多年“無法無天”，能夠公審，是壹種進步。這說明經受文革沖擊的官僚們嘗到了“無法無天”的苦頭，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從整個審判過程來看，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審判，是政治審判。據時任“兩案”律師組組長張思之說，審判員是臨時調來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員，鬧出了壹些笑話。律師是當局委派的，事先對律師提出要求：對公訴人提出的“事實不能動”，對公訴人給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動”。作為律師，辯護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把這兩方面都封死了，還要律師幹什麽？對出庭的證人事先經過培訓，要求證人配合起訴，證明起訴的是事實。這壹切停當之後，還要經過多次“彩排”（李紀周曾當被告的替身，新世紀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長），“彩排”合格之後中才開始公審。旁聽群眾是有組織的，選擇政治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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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文革後的大清查
十月政變以後，逐步解除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束縛，實現了幾項重大的人道主義的壯舉：壹，平反冤假錯案。從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已經有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恢復原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以後，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不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歷次運動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不過，能夠被官方平反的大多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受害的普通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訪了，通過信訪渠道也使大批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二，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幾十萬人，除了留下幾個象征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給廣大農村的地主、富農摘帽，數以千萬計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雖然沒有否定反右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但以上三項壯舉，也使得上億人口擺脫了政治賤民的身份。在這壹人道主義壯舉中，胡耀邦發揮了重要作用。拙著《鄧小平時代》中對這壹壯舉已有介紹。
與上述人道主義壯舉相對應的是清查運動擴大化。
1976年10月6日晚，懷仁堂事變之後，在西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提出：“在中央，我們從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了‘四人幫’問題，這是第壹步，是初戰的勝利，地方上還有些‘四人幫’的幫派骨幹分子要清理。”
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大規模的清查運動（當時稱為“揭批查”運動）。清查對象是“文革”運動的積極分子。自1949年以來，中共開展了壹系列的政治運動，每壹次運動都有壹批積極分子。以前的政治運動是“當權派”整“非當權派”，沒有從整體上傷害官僚集團，所以運動積極分子可以分享到運動的果實，相當多的積極分子得到當權派的提拔。對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的人是不可能被提拔的。中共建政以後的幹部隊伍，基本是由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組成的。而文革的重點是整“當權派”的，被文革積極分子整過的“當權派”重新掌了權，還由“當權派”來清算文革，積極分子只能品嘗“苦果”了。清算文革的前提是全面否定文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右派分子是劃錯了的，反右運動沒有被否定；大躍進造成三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大躍進運動沒有被否定。在專制制度下，普通百姓受害的政治運動不會被否定。文革不僅僅傷害廣大民眾，更是從整體上傷害了官僚集團，所以文革必須否定。
大清查將被處理的人分為三個檔次，第壹檔是被定為“‘四人幫’骨幹分子”，逮捕判刑；第二檔是“三種人”，嚴格審查，責令檢查，批判後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壹般是撤職下放；第三檔是嚴重政治錯誤，在“說清楚”後保留工作，但多數人終生不被重用。
1978年12月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宣布結束了“揭、批、查”運動，但壹些省壹直清查到1980年代。1982年，中央又出臺文件，開始大規模排查清除“三種人”，壹直進行到1986年。
這次清查（包括以後整黨清理“三種人”）殃及了多少人？胡耀邦說：“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他這裏說的“關押”，可能是包括在各種“學習班”裏在壹段時間裏失去自由的人。據中央整黨工作指導辦公室1987年統計，在整黨前已進行的幾次清查共處理的40萬人的基礎上，全國（不含廣西）又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43074名，不予登記的90096人，緩期登記的145456人，受到其它黨紀處分的18407人。從各省的數字來看，這個數字顯然是大大的縮小了。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在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名義下，對文革的總清算，當然也是對造反派總清算。在1966年至1968年間，造反派活躍了兩年多。文革後8年，造反派壹直處於挨整狀態，少數在革委會裏還保留職務的“群眾代表”， 也沒有掌握實權。在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造反派也壹度活躍，但主要是為了擺脫挨整的地位。籠統地把造反派當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壹切罪行特別是後八年對廣大群眾的殘酷專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揭批查運動擴大化
十月政變之後，各地都逮捕了壹批當地的造反派頭面人物，將他們判了重刑。全國上下大規模地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上千萬人成了清查對象。揭批查運動不僅僅是為了清算文革的責任者，也摧毀了各地在文革中形成的權力體系，恢復了文革以前的權力體系。從1976年10月到1980年前後，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中，除了少數幾個省以外，大部分被撤換。
在揭批查運動中，懲處了壹些在文革中的作惡者，也有官僚集團的借機報復，還有壹派群眾借機整另壹派群眾。雖然中共中央壹再強調註意政策，但還是有嚴重擴大化的傾向。
下面介紹幾個省市的清查運動。本書采用了壹些被清查者的申訴材料，顯然這是申訴者壹面之詞，可能有偏頗之處，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清查運動的擴大化。檔案開放以後才能夠得知真相。
河南省的揭批查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13天後，中共河南省委第壹書記劉建勛也寫出了《我的壹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由於劉建勛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所以河南站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比較多，也比較早。河南的這壹情況，當時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表揚，《人民日報》曾為此發過社論。
文革中河南有三個群眾組織：“二七公社” 、“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這三個群眾組織都是造反的，“二七公社”比較激進，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時曾被省軍區打成反動組織。1967年7月平反以後力量壯大，占了優勢。毛澤東說過“大局已定，二七必勝。河南形勢很好嘛！”他是明確支持“二七公社”的。1967年7月25日，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京西賓館接見河南省軍區、軍分區和駐軍師以上領導幹部時，明確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周恩來說：“對‘二七公社’、‘鄭大聯委’、‘新鄉八·壹八’、‘洛陽八·壹六’、‘開封八·二四’這些左派，妳們每壹個部隊首長同誌有權力支持它，保護它，要派部隊去，我們壹定支持妳，這是正義的革命的行動，即使省軍區不贊成，妳們也要堅決幹，這是革命的行動。”周恩來說的這些群眾組織都是“二七公社”這壹派的。由於中央明確支持，“二七公社”壹度處於優勢，在他們掌權的地區和單位，對反對它的幹部和群眾，采取階級鬥爭手段，傷害了不少人。文革結束後，新的當權者說196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的表態，是劉建勛等人制造的大假案。這壹說法當然不能成立，7月25日中央首長的講話是記錄在案的，是否定不了的。然而，在文革後，“二七公社”的骨幹和積極分子，以及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都成了揭批查運動的對象。
河南省在揭批查運動中，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搞到公務員、炊事員。從1977年到1983年，清查運動歷時7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十萬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出判刑”2400人，（以上均為官方公布的數字），如果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更是不計其數。壹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因“文革罪”而被關押的，占犯人總數近半數，“二七公社”壹派人人自危。確山縣，文革期間，兩派武鬥，雙方各被打死打傷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壹派，處理了壹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壹派壹個也沒有處理，主要頭頭、武鬥指揮者，反而被提拔為縣委負責人。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改組省委領導班子，免去劉建勛省委第壹書記職務，任命段君毅為省委第壹書記、胡立教為省委第二書記、劉傑為省委常務書記。文革中形成的省委領導班子全軍覆沒。其中，耿起昌，1915年7月生，193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前歷任河南新鄉地委第壹書記。文革中支持造反派，1961月至1979年3月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3月至1978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壹書記）。1983年10月被開除黨籍。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申茂功，1940年1月生，鄭州國棉六廠工人。文革開始後任鄭州國棉六廠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河南省總工會主席。1977年7月起停職接受審查。1979年8月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廠籍。1979年12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唐岐山，1977年7月停職接受審查。1978年1月被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1979年12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揭批查中，全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止1983年9月統計，處理4202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名．（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被清查、批判、處理了10人，占71%。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幹部33人，被清查、批判、處理23人，占70％。18個地市委第壹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焦作），批判處理97人，占82. %。省直各廳、局、委，第壹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的處理。各廳、局、委副職中被批判處理的也占大多數。原縣委第壹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很少有人未受審查，處分，保留原職。原蘭考縣縣委書記張欽禮，曾是焦裕祿生前戰友，在蘭考工作幾十年，為改變蘭考面貌做過重大貢獻，因在文革中站在造反派壹邊，被判刑13年。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遊擊”罪名判10年徒刑。這個罪名是編造的。孫騰芳刑滿釋放後沒有了工作，且年老體衰，其愛人郝誌華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也沒有好工作。1998年初，郝誌華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地看著老伴死在家裏。
所謂“免於處分”2020人，是審查批判後降職下放。如省委宣傳部李海英，１９５４年就調到宣傳部工作，因文革中參加了“二七公社”受審查，１９８３年審查結束後，被告知她沒有什麽問題，免於處份，被下放到商丘縣工作。當時，她身患重病，讓兒子替她去報了到。後來商丘縣以級別高、無法安排為理由將她的關系檔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組織部說沒有收到。就這樣，壹位建國前就參加工作的老幹部沒有了單位，工資沒人發，看病無人管。
1983年11月起，進行全面整黨，到1987年4月結束。全省因受到處理的黨員共43339名，其中受刑事處分的698名，受黨紀處分的25767名，對不合格黨員不予登記的8244名，緩登記的16261名，因故暫未登記的2591名。對在文革中提拔的6.6萬多名幹部分別作了處理；對在文革中發展的24. 5萬余名黨員，有9.9萬余名被取消預備黨員資格，有1700多名被清除出黨。“文革”中洛陽鐵路系統入黨提幹的有358人，文革結束後對他們進行了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 余人留黨察看，320多人被開除或降級，保留黨籍的只有8人。
在揭批查運動中，河南許多地方搞“上掛下聯”，上面倒壹個，下面倒壹片。大批人因上、下級工作關系被株連、被處理。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班組長，加上幹部的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人數要以數十萬計。
1979年底，河南省紀委書記趙文甫、副書記李蔚和省高級法院院長丁石等人，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於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後“束縛手腳”，就趕在這兩部法律生效前夕，緊急布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搞“突擊判刑”，全省共判處2400多人。
支持造反派的官員受到打擊的人如此之多，普通群眾的造反派更多。受到打擊的官員們，通過各種形式向社會鳴冤叫曲。他們在申訴自己的冤情時，還極力和他們曾經支持的造反派頭頭劃清界線，認為這些人受打擊是應該的。
雲南省的揭批查
1976年11月8日，《雲南日報》發表題為《放手發動群眾，大揭大批“四人幫”的滔天罪行》的社論，全省各地紛紛舉行大會，聲討“四人幫”及其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的罪行。
“四人幫”在雲南培植的幫派體系主要是指黃兆其、劉殷農、朱克家、方向東等人。魯瑞林也被當作“雲南軍內外幫派的黑後臺”加以揭發批判。1976年11月底，對這些人召開了多次大型批判會。
壹些人認為賈啟允在揭批查中“捂蓋子”，197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免去了賈啟允的壹切職務。
截止1977年3月下旬，省級機關共召開了大型揭發批判會200多次；全省地縣兩級共召開860萬人次參加的揭發批判會議1．73萬次。
1979年2月17日，省委發出《關於對黃兆其、朱克家定性處理的通知》，將黃兆其定為“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逮捕法辦；朱克家定為“四人幫”的親信，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壹切職務，下放勞動。
1979年2月19日下午，省委、省革委會召開有60萬人參加的有線廣播大會，會上，公安部門宣布對黃兆其、劉殷農、塗曉雷、胡延觀、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楊樹先8人依法逮捕。
1982年4月18～29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黃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判處劉殷農有期徒刑17年；判處塗曉雷有期徒刑14年：判處胡延觀有期徒刑13年。楚雄州和文山州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判處劉光興有期徒刑12年，判處何立寬有期徒刑14年。
雲南文革多次“翻燒餅”，情況十分復雜。雲南省軍管會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會支持“八派”壓制“炮派”，“炮派”就反對革委會。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搞“劃線站隊”，被審查人數達138萬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為“炮派”群眾。省革委會“劃線站隊”的依靠力量是“八派”（見本書第17章：清理階級隊伍）。後來在糾正“劃線站隊”的錯誤時，“劃線站隊”的積極分子受到打擊，還抓了壹些極端的打手，當然也是“八派”的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八派”又力圖“翻身”，搞了壹些活動（見本書第26章：全面整頓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文革後的清查運動，“八派”又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這次運動這壹派整另壹派，下次運動另壹派又整這壹派。每壹次反復都很難避“派性”，派性清查，不可能公正，也很難避免擴大化。
1984年1月30日，省委“兩案”辦公室關於《全省“兩案”結論處理進展情況》的統計，全省“兩案”清查對象共7569人，全省共列為核查“三種人”對象2590人，定性處理了2358人。
雲南省壹批在清查中受到打擊的申訴者說，官方說雲南揭批查運動中審查7569人這些數字“完全是假話。”他們說：“在雲南開展的“揭批查”運動，受審查的有150多萬人，其中5萬多人被判刑勞改，15萬多人受黨紀、政紀處分。”他們在申訴中說，雲南的“揭批查”運動中，把“八派”群眾組織打成“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層層抓大大小小的“四人幫”，如昆明橋鋼分公司，抓了三個男的，還差壹個女的，硬把壹個普通女工打成江青式的人物湊成“小四人幫”。玉溪地區、江川縣民政科長楊秀傑，194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榮立兩次大功。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於1978年9月19日被槍決。江川縣第壹中學體育教師羅慶明，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連長，曾榮立三等功，在“揭批查”運動中，以反革命被判處死刑，於1978年9月19日被槍決。全國特級戰鬥英雄塗勛（女），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誌願軍老兵、三級殘廢人黃俊傑在雲南“揭批查”運動中，以“打砸搶”被判刑。大理州13個縣市革命會副主任、季振華、周金昌、蔔裏昂、趙嘉品等13人，在“揭批查”運動中，都被打成反革命後判刑。昆明鐵路局醫院政工主任劉紹祖，在“揭批查”運動中，被判刑7年，妻離子散，出獄後餓死在家中，七、八天後，鄰居發覺有壹股臭味，報警，打開門壹看：臉上、鼻子、耳朵和腳上的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天津市的揭批查。
1967年1月奪權時，天津有大大小小的85個群眾組織。3月間，天津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先後召開了貧下中農、產業工人、市級機關幹部、大專院校和中學紅衛兵五個系統的代表大會，合稱為“五代會”。另壹部分沒有得到支左部隊和革委會籌備小組支持的群眾組織合並為“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委員會”（簡稱“大聯籌”）。“大聯籌”比較激進，和“五代會”對立。由於“大聯籌”得不到軍隊的支持，到1967年11月下旬就被迫解散了。在“大聯合”、“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等壹系列清算激進造反派的運動中，“大聯籌”的骨幹分子都受到了打擊。“五代會”的頭頭進入了各級革委會。在文革以後的清查中，“五代會”的頭頭成了清查對象。
從1976年10月下旬至1977年4月，清查江青八次來天津以及小靳莊問題。從1977年4月以後，進壹步清查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
1977年11月8日，市委書記趙武成在“關於清查工作情況和下壹步意見的匯報”中說：“經過認真嚴肅的審查，大量確鑿的證據表明，王曼恬是‘四人幫’在天津的死黨；王作山、張繼堯、陳相文等人，是‘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徐信積極追隨‘四人幫’，向黨猖狂進攻，參與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趙武成這個報告是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起草的，若幹年後他回憶說：“當是還是左的思維方式，對壹些問題看得過重，甚至牽強地與‘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掛鉤，非找出四人幫在天津的‘幫派體系’不可。”
1976年10月以後，市委第壹書記、革委會主任解學恭領導天津市的清查，1977年8月的中共十壹大，他還是中央委員，但他很快就成了清查對象。197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免除了他的壹切職務，但未作處理，他還等待安排工作。壹直等到1987年1月，在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壹波批評胡耀邦“對解學恭長期不處理”，並說應當開除解學恭的黨籍。1987年3月，這位1936年入黨的老幹部，就憑薄壹波的壹句話，沒有經過組織程序被開除黨籍。
市委書記王曼恬是毛澤東的表侄女，由於她與毛澤東的親屬關系，是天津與江青關系最密切的人，她提供了“黑會”和“黑戲”的材料，江青就這些材料制造了“二黑”冤案，打倒了壹批領導幹部和作家。清查壹下是應該的，但認定王曼恬是江青等人篡黨奪權的“死黨”，證據不足。在揭批查中，王曼恬於1977年1月27日晚自殺身死。
寶坻縣小靳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是比較好的村支部書記。中央領導人江青和天津市委把小靳莊樹為先進典型，他不能不緊跟，卻被定為“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張繼堯原是天津市文聯的壹般幹部，是文聯“紅旗造反隊”的頭目。王曼恬在向江青提供的“二黑”材料是張繼堯等人搜集的。王曼恬進入市委領導崗位後，張繼堯便被提拔為市委、市革委文教組組長。他被定為“‘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中的骨幹分子”，王輝認為定性太重了。
陳相文原是南開大學“八·壹八”造反派的代表。南開大學有“衛東”、“八·壹八”兩大派，“衛東”的代表擔任了市革命委員會常委，陳相文是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從1975年5月至1977年3月在團中央籌備組擔任副組長。1976年初，謝靜宜曾對陳相文說：“天津關於學習壹號文件的報告，只是壹般表態，沒有寫批鄧”。他立即給團市委寫信讓點名批鄧，並同王曼恬壹起，鼓動市委快點寫點名批鄧的報告。王輝認為，陳相文雖然在批鄧中跟得很緊，稱不上“四人幫”資產階級幫派體系的骨幹分子。
當時的天津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回憶說：“這其中除了王曼恬進入市革委領導班子以後，把文化局造反組織的頭目張繼堯提到文教組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相互之間既無組織聯系，也無工作關系，與幫派體系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從揭發材料來看，天津構不成什麽‘幫派體系’”。但當時還是把這幾個人定為“幫派體系骨幹。”
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的19名常委全部被審查全都被免職，有的被判刑。他們是：李榮貴，原鐵路工人，共產黨員，市革委副主任，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15年。林啟予，原電力局技術員，後任地震局革委會主任，在揭批查中被審查，被判刑10年。馮玉田，原棉紡二廠工人，揭批查中被審查，判刑10年。巴木蘭，女，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幹部，黨員，在揭批查中被審查，免職，開除黨籍。在清查運動進行壹半時，清查辦公室主任王輝也成了被清查對象。
在揭批查鬥爭中，對全市立案審查691人的問題，其中:逮捕法辦的57人，勞教的4人，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31人。基層被清查了多少人無法統計。
湖北省的大清查
1976年11月，武漢市打著“工農兵”（其中不少是原“百萬雄師”成員）旗號的壹些人到處抓人，遊鬥造反派的頭面人物。董明會、朱鴻霞、李想玉、沈復禮、王錦銘等造反派頭面人物，都被抓去，五花大綁地站在敞篷汽車上，頸項上掛著“四人幫的黑爪牙”的牌子，整天在武漢三鎮大街上遊街。
1976年12月，經中央批準，湖北省對“四人幫”在湖北的骨幹分子夏邦銀（“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朱鴻霞（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鋼工總”壹號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胡厚民（武昌造船廠工人，“鋼工總”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常委），張立國（華中工學院學生，“新華工”頭頭，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實行專案審查，1977年11月28日宣布對其逮捕，1982年7月判處張立國、夏邦銀有期徒刑各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各三年；判處朱鴻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處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胡厚民，1936年出生， 196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投身文化大革命，任造反派負責人。1967年3月，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獄。7月武漢“7·20”事件後獲釋平反，年底任武漢市工代會副主任。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任省革委會常委。1970年被定為湖北省“5·16”反革命總頭目，批鬥後送沙洋勞改農場勞改。1974年批林批孔中獲釋並被“補臺”任湖北省總工會副主任。1976年底，被永遠開除其黨籍，撤銷壹切職務。1982年被以“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0年10月病逝於勞改農場。
2006年9月9日，湖北的謝望春、楊道遠、顧建棠等人在寫給XXX的信中說：“湖北省在‘兩案揭、批、查’中嚴酷懲罰造反派96個月，受害人29127名。”
北京抓捕“四人幫”以後，造反組織頭頭、武漢市革委會副主任吳火金到親戚、朋友家躲藏、逃亡了40多天。有位同事的女兒因窩藏“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火金”被開除團籍。吳火金怕再牽連別人，就進入了市革委會專門為他舉辦的“學習班”。實際是隔離審查。他回憶了進入“學習班”以後的情況：
在召開了幾次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以後，專案人員就開始從我逃走40天外出避難的問題開刀，逼著我交待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壹起串聯的，是如何陰謀組織反革命暴亂，如何惡毒攻擊黨中央、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本來外出避難40天，啥事兒也沒有幹過，但我不能交待出來，我不能牽連拼命保護過我的無辜的人們，·······於是，我以此事與本案無關為理由，拒絕回答外出避難40?天的問題。我越不肯交待，專案人員越發認為抓住了要害，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於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車輪戰，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潰。
由於我失眠，有壹天夜間起來上廁所，無意中聽到辦公室裏專案人員在商議：“他的態度如此頑固，幹脆把他丟進去算了……”下半夜我壹刻未眠，在床上輾轉反側。“他們要把我丟到哪裏去？還有比這裏更恐怖的地方嗎？”······我決心不惜壹死，抗議非法的“隔離審查”。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時間，看守我的人則全部進入了夢鄉，我感覺機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間，翻爬到樓頂上。我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毫無眷念，從瓦上壹陣助跑，縱身往下壹跳，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我醒來時已躺在武漢市第二醫院的病床上，腳上打了鋼釘，上了牽引，腰不能動彈，大、小便失禁。病床立即成了戒備森嚴的“學習班”，隔離審查繼續進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導致尾骶骨以下喪失知覺，大、小便嚴重障礙，完全吃不下東西，專案組將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來病房處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煩事。後來妻子回單位接受審查，專案組又將我患胃癌的父親叫來病房處理這些特別護理的雜事。我每天的檢查交待、接待外調還需照常進行。······病房裏的隔離審查壹直進行到大約11月份，我終於有壹天拄著雙拐由看守陪同，走出病房，在醫院轉悠活動壹下。我看到整個醫院貼滿了大標語：“打倒四人幫在湖北的黑幹將夏（邦銀）、朱（鴻霞）、胡（厚民）、張（立國）！”“打倒吳火金！”“吳火金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搞笑的是，“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標語也不少。
······1977年11月的壹天，我壹早便被押送到武漢劇院，裏面坐滿了人，看守告訴我這是全市的廣播大會，聽眾有百萬人之多，妳要放老實壹些。大會開始，和我同臺被批鬥的人是市革委會常委、鋼工總頭頭沈復禮。我聽到不斷有人在臺上痛哭流涕地控訴我，說的卻是與我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和事，無非是這個被打，那個被鬥。我當時想，文革十年中，我從沒打過人或指使別人打人，如今被當權派指使人控訴，而走資派指使百萬雄師無端殺死我的戰友28人，他們無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最後，大會宣布我三項罪名：壹、瘋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二、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三、充當“四人幫”在武漢篡黨奪權的黑幹將，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會後將我押送到武漢市第壹看守所關押。
山西省的揭批查
由於文革多次反復，各地政權在文革中幾經換手，1976年掌權的壹些人，借清查運動的機會，對上幾輪得勢的施加報復。山西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駐山西的69軍軍長謝振華、政委曹中南和山西很有勢力的陳永貴不是壹派。陳永貴當上了中共十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借中央文革派的力量把謝振華趕下了臺。陳永貴和他支持的省委第壹書記王謙在控制了山西各級政權。謝、曹這壹派的人成了清查對象。
1977年壹季度開始，全省各級基層單位陸續開始成立了清查“四人幫”辦公室，辦清查學習班。各單位持謝、曹觀點的縣、科級幹部大多住進了學習班。開始時，這些學習班“學員”壹般在白天被巡回批鬥，晚上八、九點至次日淩晨兩、三點被審訊，用殘酷的手段逼供。
在揭批查運動中，省委書記王謙提出“劃大線，切西瓜”的口號，對大寨的態度成為劃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昔陽縣委副書記王金籽升為省委書記，壹位張姓公社書記被任命為省委秘書長。會上殺氣騰騰，點了李文亮、吳象、白興華等多人的名，還要逮捕中央候補委員王體。他們的罪名是向中央寫信反映山西的問題，說他們投靠“四人幫”。著名勞動模範李順達曾批評過大寨，成了重點清查對象。李順達被打成了“山西反大寨的總代表”、“晉東南‘四人幫’篡黨奪權的罪魁禍首”，還搞了壹個“李順達幫派體系”，牽連了數百人。
曾經批評過大寨、向中央反映過大寨問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傷害幹部、群眾數以萬計。省直屬單位的審查對象被集中到交城“5·7幹校”。1977年2月22日，山西省委在昔陽召開學大寨會議，陳永貴大罵他不喜歡的人。昔陽縣領導人發言，把批評過大寨的人說成“特務”，把給中央寫信反映陳永貴問題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投進監獄。1975年因反對“四人幫”被打成“張趙反革命的集團”的成員，1977年11月不僅沒有釋放，反而把張瑉、趙鳳歧、羅建中判處死刑，張耀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另6人被分別判處7至15年徒刑，太原市因“張趙反革命的集團”案株連1000多人，其中兩人被迫害致死。
新華社山西分社也成了清查的重點單位，7位領導幹部和記者被當作清查對象。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第壹書記王謙先後兩次把新華社山西分社全體職工召集到省委常委會議室，他在講話中，把新華社通過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參考》稿，說成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會的方便，搞特務活動”，指責分社記者“為‘四人幫’提供炮彈，“搞特務活動”，“以山西的材料打擊山西”。說新華社山西分社是“四人幫的禦用文人”、“反動文痞”、“‘四人幫’控制的新聞單位”。
按中央規定：新華社分社由總社和省委實行雙重領導，以總社為主。分社領導班子由總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見商定。但是省委沒有征求總社意見，就將原有的領導班子成員壹律靠邊站，另行指定了臨時領導小組主持分社工作，又專門派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新蘭（原大寨人民公社婦聯主任）帶領的清查聯絡組進駐分社指導清查運動。給社長方言羅列了幾條罪狀，未經調查落實，也沒有與總社聯系，就動用公安機關，搜查了他的住宅和辦公室，並把方言關進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近兩年。
老記者馬明壹段時間負責接待處理群眾來信來訪。有壹次從郵局寄來讓轉給江青的壹封來信，信的內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樣板戲的感想。馬明按照當時的規定，把來信連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壹起轉寄總社處理。在清查運動中，把這件事當作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記者廖由濱是總社從遼寧分社正常調到山西分社的，清查時說他是“毛遠新派來的”。記者馮東書曾在分社研究報道會上說過“不能提永遠學大寨”。也作為清查內容。
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調查研究室副主任李輔，文革初是省直機關群眾造反組織“七·壹公社”的頭頭。1973年，省委讓李輔帶工作隊到襄汾縣，後任縣委書記。李輔大刀闊斧工作了兩年，局勢大有好轉。李輔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看法。1977年1月，臨汾地委召開6000人大會，開展揭批查，蒲縣縣委書記楊桂舟被逼自殺身亡。在清查中李輔被關在“5·7幹校”，讓他交待問題，被關押了8個多月，巡回批鬥21場。王謙下臺、霍士廉當了省委書記以後，1981年4月給李輔平反。9月被派到平遙縣工作，不久被任命為縣委書記。李輔到平遙工作兩年，成績顯著。1984年前後，又以參加過造反派組織，擔任過造反派頭頭的罪名，被定為“三種人”，撤銷職務，開除出黨。他上訪申訴三年多毫無結果。
四川省的揭批查
全省確定為清查對象的2100名，其中，屬於打砸搶和犯有嚴重罪行而逮捕的1400名，屬於造反起家結合進縣以上領導班子的有385名，除逮捕7名外，被撤職或免職的365名。
在18個市(地、州)委的289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132名，增補73名。在212個縣(區)委的2225名常務委員中，調整出去902名增補869名。實現了大換班。
以上是官方公布的數字。申訴者說：“清查運動高潮時，壹夜就抓捕數千人，重慶市看守所、轉運站、各區縣看守所壹夜之間就滿員了。”“據當時重慶九區四縣不完全統計，受審查人員被以現行反革命判刑的就有上千人，僅1977、1978兩年 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的就達600多人，以‘打、砸、搶’為由判處的就更多了。此外，還有上萬人被勞動教養，開除公職的則不計其數”自貢市委以（1977）34號和自貢市委政法黨組（1978）15號等文件為依據，將大批基層幹部和群眾點名打成“反革命”逮捕，並於1978— 1979年先後判刑達260余人，還有上千幹部、群眾被以辦學習班之名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和處分。
當時在四川主政的是趙紫陽，據說他對造反派比較寬容。四川大規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開始的，要比全國許多省份晚壹年多。四川為什麽這個時候才大規模抓人？因為1978年春節前鄧小平回四川有明確指示。當時省委向他匯報揭批“四人幫”的工作，鄧小平問那些幫派頭頭都抓起來沒有？紫陽說對幫派體系的人都進行了揭發、批判、清查。鄧小平又問抓沒有？趙紫陽只得說還沒有抓。鄧小平說幫派骨幹都應該抓起來。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不能置之不理。省委專門開會傳達和落實鄧小平指示。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開了全省規模的公捕大會，每個地區都設了壹個分會場，全省統壹大規模抓人，設在成都的主會場主要是抓省壹級的造反派人員。全省範圍的抓捕對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責任人和武鬥命案責任人以及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和1976年批鄧運動中帶頭鬧事的人。但是，四川沒有像有些省份那樣把知名造反派頭頭都收入網中。成都地區結合進省革委的八九個造反派學生代表壹個都沒有抓。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生、“紅城”頭頭蔡文彬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團省委書記，四川大學學生，成都“826戰鬥團”政委江海雲繼續擔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到了1977年12月四川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文革中結合進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驅逐，1978年，趙紫陽為了保護他們，讓蔡文彬到邛崍縣擔任縣委副書記，讓江海雲到資陽縣擔任縣革委副主任（沒有到職）。在成都以外的地方，趙紫陽鞭長莫及，對造反派的抓捕和判決遠遠超過成都地區。
北京抓了江青等四人之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黃廉被關押審查，輪流在全市各單位批鬥了四年多。1982年，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周家喻，重慶大學學生，重慶大學“8·15”頭頭，1968年為四川省革委會常委，1970年被安排長安機器廠三車間勞動。文革後也被判刑15年。江海雲最終還是被撤職並開除黨籍,蔡文彬被撤職，整黨中不準登記。
湖南省的揭批查
毛澤東的逝世，“四人幫”被抓捕，湖南的造反派勢力終於徹底覆滅。以唐忠富、胡勇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頭目與骨幹分子，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大部分的則被關到限制自由的“學習班”接受清查。
1982年5月，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傷人罪”先後分別將省市級別的原造反派主要頭頭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葉衛東（教師、原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唐忠富（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10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張厚（中共長沙市委書記、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8年。
除了省壹級造反派頭頭以外，其他文革積極分子經數年各種形式的隔離審查後，有壹批被定為“三種人”，大部份的檔案結論，則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不準提拔、重用，不準進入黨政機關。湖南最早起來支持“工聯”造反派的副省級領導幹部章伯森，也於1984年3月，被定為“三種人”，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1983年11月，省委召開四屆九次全體會議，部署全省的整黨工作。在整黨中受到各種組織處理的有34，000多名，其中，開除黨籍和不予登記的8957名;留黨察看、緩期登記的15000多名；給予其他組織處分(警告、嚴重警告、撤職)的9685名。
吉林省的揭批查
1976年底，中共吉林省委對王淮湘、崔海龍在文革中所犯錯誤和罪行進行清查。1981年4月11日，王淮湘、崔海龍被開除黨籍。據官方公布，全省犯有嚴重打砸搶錯誤的14，522名，定為打砸搶分子的787名。給予撤職處分的183名，給予黨紀和行政處分的987名，開除黨籍的181名，給予刑事處理的302名。1978年6月，省委決定，對身任省委委員、省革委會副主任、團省委書記、東豐縣委書記等職務的許肇昌，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開除黨籍，交司法機關處理。1983年11月9日，對許肇昌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黑龍江省的揭批查
1976年12月10日，黑龍江省委決定對“與江青有關聯的”原省革委會副主任聶士榮離職審查。1977年1月4日，對省革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張永昌、革委會財貿辦副主任牛成山隔離審查。7月1日，省委召開揭批查大會，要求徹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在黑龍江的幫派骨幹分子。7月9日，省委召開全省揭批查廣播大會，全省385萬幹部群眾收聽大會實況。當時，全省列入重點清查對象373人（地市局級以上幹部26人），其中，隔離審查的199人，被拘留的26人。1977年12月8日，中央決定原省委負責人免職，回部隊分配工作，任命楊易辰為省委第壹書記兼革委會主任。
1978年7月22日，黑龍江省委召開處理清查對象大會，逮捕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聶士榮、劉雪峰、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搶分子邵巖成。8月12日，又逮捕了打砸搶分子韓潮、劉佐文、丁樹順。
全省立案審查的655名人員中，黨員495名。這些人中，被判處有期徒刑的4名，開除黨籍的18名，受黨內處分的44名。與此同時，對文革中的打砸搶事件進行了清理。全省7188名清理對象中，定為打砸搶分子的167名(判刑102名)，其中黨員被開除黨籍99名，壹些人被調離領導崗位。
上海市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後幫助中央穩定上海局勢的三位市委書記也未能幸免。1977年1月10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被停職審查，6月被逮捕。徐景賢被判18年，王秀珍被判17年。馬天水在關押期間患神經病沒被起訴，後來死於神經病醫院。1980年底，全市經過審查批準列為清查對象的有5385名，其中采取組織措施審查的有1683名。清查結果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52名，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重要骨幹的9名，還逮捕拘留打、砸、搶分子450名。包括徐景賢等三位市委書記共30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陳阿大（16年）、葉昌明（15年）、黃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馬振龍（16年）朱永嘉（14年）。
全市從1984年到1987年開展整黨工作，並結合整黨核查“三種人”。在整黨中，全市列為核查對象的有4829名，經過核查定為“三種人”的394名，定為嚴重錯誤的3814名。對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的黨員分別情況作了處理，全市開除黨籍的619名，不予登記的1134名，緩期登記的1752名，給予留黨察看以下黨紀處分的3687名。
浙江省的揭批查
十月政變以後，浙江省將張永生、翁森鶴、賀賢春等定為“反革命分子”，賴可可、羅毅被停職審查。
張永生，1940年生，浙江美術學院學生，群眾組織“省聯總”主要負責人。文革中曾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委員、浙江美術學院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等職。1975年10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時調離浙江下放河北省農村勞動。1977年2月押回浙江審查。1978年8月13日依法逮捕，1979年4月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翁森鶴，1938年生，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浙江群眾組織“紅暴派”負責人。曾任“杭絲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總工會副主席、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浙江省委候補委員等職。1975年7月，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中拘留審查，1976年12月23日被逮捕，1979年8月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賀賢春，原杭州通用機器制造廠技術員，廠革委會主任，杭州市工代會主要負責人。曾任浙江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在文革後的清查中自殺身亡。
賴可可，1911年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1方面軍團長。1934年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後任多種軍職。1949年後，在山東、浙江歷任多種領導職務。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79年被撤銷壹切職務。?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浙江省分期分批進行整黨。被定為“三種人”101人，受黨紀處分的9418名，其中開除黨籍1229名，留黨察看2248名，撤銷黨內職務222名，嚴重警告2284名，警告3435名。不予登記的黨員2258名。這是官方的數據，實際上被清查的人遠大於這些。
據《金華縣人民法院誌》記載，1977-1979年，原金華縣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華地區判反革命罪662人，校址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有7人以反革命罪判了刑。在清查中，杭鋼工人張小定、杭汽工人孔漢茂，被另壹派打死。不到2000人的杭州機床廠，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瘋，3人被判刑，壹夜之間關押了38人。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廠被捕3人中壹人被迫害致死，兩人被判重刑，還有16人被關入土牢。1977年7月17日，海鹽縣縣委召開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大會，批鬥了3名“幫派頭目”。經省委批準，依法逮捕了1名“現行反革命分子”，從寬處理了1名“幫派頭目”。到7月底統計，全縣參加重點人住讀“培訓班”的有58人，全縣揭露有攻擊性言論的有52人，其中“幫派體系”成員的占65%。
福建省的揭批查
福建省各地開展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及其在福建的幫派骨幹”陳佳忠、莊誌鵬、李慶霖等壹夥人的罪行。全省被列為審查對象的有11000多名。1979年，在揭批查的基礎上，對各級領導班子做較大的調整變動。在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常務委員以上18名領導成員中（不含軍隊幹部），調整變動8名，占44.4%；省直部委局黨組和大專院校黨委成員以上313名，調整變動127名，占40.6%；地市委常務委員以上71名，調整變動42名，占59%；縣（市、區）委常務委員564名，調整變動344名，占61%。1972年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冒險寫信給毛澤東“告禦狀”的李慶霖，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鼓勵以後，被譽為“反潮流英雄”，1976年11月被隔離審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獄。1979年被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江西省的揭批查
塗烈，原是江西拖拉機制造廠工人，文革中先後任省“大聯籌”負責人，江西拖拉機制造廠革委會主任，江西省委常委。北京十月政變後塗烈被逮捕，1983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另壹派頭頭，洪都機械廠工人、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萬裏浪，在四人幫垮臺後的“打招呼”時華國鋒都曾經對萬裏浪壹派特為關照。1978年初經人大選舉的新壹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仍有萬裏浪。但時不過半年，萬裏浪就被送進看守所。1983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他造反派頭頭也判了重刑：蔡方根14年，陳全生13年，蔡松林13年，張羽11年，魏厚慶11年，曾凡珩11年。
甘肅省的揭批查
1977年6月，中共中央免去洗恒漢省委第壹書記職務，由宋平擔任省委第壹書記。原任4名書記中，1名停職審查，2名免職；13名常務委員中，5名軍隊幹部免職回部隊，1名停職審查，3名免職。
1977年年6月7日互9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洗恒漢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韓先楚、肖華與宋平。會議壹開始，就宣布洗恒漢被正式免去蘭州軍區黨委第壹書記、第壹政委、甘肅省委第壹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鐵路系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壹套，使蘭州鐵路局壹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中央在解決甘肅問題的這次會上指出：“洗恒漢同誌在黨的第十壹次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有些是嚴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中央政治局經過反復考慮，按照毛主席當年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處理的精神，洗恒漢同誌的工作還是調動壹下為好，按正常調動工作辦理。”
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西北之行，成了清查洗恒漢的壹個重點。莊則棟按分管體育的陳錫聯副總理指示，到甘肅調查研究體育工作並視察臨澤這個體育先進縣。宋平指示秘書給洗恒漢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視察體育工作，洗恒漢同誌在張掖，不見不好，讓洗接見他壹下。莊則棟看完臨澤後就到張掖，在19軍軍部和洗見了壹面。安排打了壹場球，吃了中午飯，他就回臨澤了。葉劍英在批判洗時說：莊則棟是江青最心愛的人，在甘肅同妳聯系，這不是組織聯系啊！他壹個人跑遍西北幾個省，是什麽行動？非常反常。我們看“四人幫”有壹條原則，就是他們說好的，我們就說壞；他們說可靠的，對我們就不可靠。從這個觀點出發，“四人幫”說蘭州比較可靠，我們就要想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解決甘肅問題會議以後，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搞層層揭批“洗家幫”、“西北幫”等活動，壹大批在西北艱苦地區工作了幾十年的幹部挨整，僅省、軍、兵團、大軍區級的幹部被拘留或停職專案審查的就有40多人，師、地和縣、團級幹部有好幾百人，壹般幹部更是壹大批。洗恒漢被扣上了“‘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的帽子。從此，黨報﹑地方報紙幾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連篇累牘刊登批判文章，聲討 “代理人”。洗的秘書陳文生被押回蘭州隔離審查，對他大搞逼﹑供﹑信，強迫他揭發洗的“罪行”，後來被復員處理，分配到火葬場幹活。洗的保衛幹事華德孝也被揪回去參加運動，後來被處理到磚瓦廠。
1982年11月，軍委讓在北京治病的洗恒漢回蘭州最後解決他的問題。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裏對洗恒漢說：“他們打了個報告讓妳回蘭州去，最後把問題了結壹下……，放心吧，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有什麽錯誤檢查壹下就是了，不會對妳搞什麽批鬥，事情都過去六年了嘛……”但是，洗恒漢壹下火車，蘭州軍區便立即將他軟禁起來，不許回家，不許和外界聯系，用壹個排的戰士看守他。以後十幾天裏，壹大群專案人員對洗進行嚴厲審訊﹑逼供，不給他壹絲解釋和辯白的機會。每天十幾個小時的批鬥，七十多歲的人了，這種身心折磨終於使他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住院搶救。
1982年12月5日，總政治部讓洗退出現役及降至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並要求限期搬家，否則便停水﹑停電﹑停暖氣。由於無處可搬，只得聽憑制裁。水停了，孩子們爬下水管道又接上；電停了，再自己拉壹根線過來。只有暖氣無法解決，冬天到了，西北風呼呼地刮著，只有生幾個大爐子取暖。1984年6月，總政又電話通知，說中央指示，改變以前對洗恒漢同誌的處理決定，按正軍職待遇離休安置。不久，又電話通知，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軍隊裏的揭批查
軍隊裏也進行了大清查。
開國將軍丁盛成了重點清查對象。
1977年3月24日，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座談會全體會議上突然宣布：“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硬往‘四人幫’那裏鉆，他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葉帥再三告誡他，初犯從寬，再犯從嚴，‘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把他當成自己人，他到上海很隆重地接待他，他參與了‘四人幫’在上海余黨密謀搞叛亂，他的談話有記錄可查。 ‘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聽了丁盛的談話以後，加緊發武器，發了七萬多件，並急忙派人到北京來向‘四人幫’密報。壹個大軍區司令員參與‘四人幫’搞陰謀，搞奪權，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丁盛被華點名後，被撤職，抄家，批鬥，關押兩年之久沒有任何手續，妻子兒女被趕出軍區大院。1980年開始的“兩案”審判，丁盛名列其中，但不算主犯，沒有出庭。1982年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下了壹個《免予起訴決定書》，仍肯定了丁盛的“罪狀”，因是從犯，“決定免予起訴”。丁盛在他的回憶錄中對華國鋒的指摘壹壹進行了辯解，說對他的揭發“完全是無中生有。”
華國鋒也不完全是無中生有。1976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許世友從南京調到廣州，丁盛從廣州調到南京。1976年8月，丁盛到上海附近的島嶼視察，視察後住在上海軍隊所屬的延安飯店。得知丁盛到了上海，8月8日晚8點，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壹起去看望。丁盛對他們說：“許世友說我在南京搞他，我和他前世無冤，後世無仇，是他搞我。我到南京後，是他搞我的家屬、孩子，是江青保了我的家屬和孩子。他們在廣州拉壹批人請客吃飯，我在南京很孤立。我從廣州來南京沒帶人來，我是襟懷坦白的，搞我是很容易的，我是不怕殺頭的。”丁盛說，這次軍區開會，通知60軍，軍長、政委不來開會。60軍政委是許世友前任秘書，軍長張明也是緊跟許的。他們聽許世友的，不聽我的。60軍駐防地是從南京到蘇州。上海領導人認為丁的話是對他們的提醒，就加緊布置民兵。丁盛在否認他說了這些話，還說曾找徐景賢為上述內容對質，徐景賢回避。
1978年年3月以前，揭發清查了“四人幫”在總參搞的陰謀活動，重點清查了副總參謀長胡煒（最早支持西安交大造反派的那位軍長）以及壹些部局42人的問題。1978年4月20日，中共總參謀部委員會發出《關於“三查三整”的通知》，決定在機關開展查鬥誌、查紀律、查作風和整頓“軟、散、懶”、整頓官僚主義、整頓文風的“三查三整”運動，同時下發了查整方案。在“三查三整”運動中，繼續清查第11次路線鬥爭中的問題，聯系揭批林彪，又清查了25人的問題。兩年來，共清查了68個人的問題，其中軍職以上幹部19人，師職幹部15人，壹般幹部和職工34人。采取“組織措施”的46人。在聯系揭批林彪路線時，對總參原主要負責人楊成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1974年重新工作以後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揭發，總參領導對他進行了幫助。
在“三查三整”中，對1966年的所謂“8·25反革命事件”，重新作了評價。新的結論說：所謂“8·25反革命事件”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為了篡軍反黨奪權，蓄意打擊迫害賀龍同誌的陰謀。他們借作戰部1966年8月25日支持外事局的壹張大字報，誣陷王尚榮等同誌“在賀龍的指使和策劃下，顛覆總參黨委、篡奪總參謀部的領導權”，在總參首先打倒了王尚榮、雷英夫同誌，譚旌樵同誌也受到了誣陷。隨後又以“配合王、雷”“陰謀顛覆總參謀部黨委”等莫須有的罪名，迫害陳鶴橋、樊哲祥、王善甫、王紹南、劉清明等同誌，使這些同誌的身心受到摧殘，並株連了家屬、親友。當時總參主要領導同誌（楊成武）在“8·25”問題上執行了林彪的黑指示，是負有罪責的。
公安部的揭批查：
文革中，為了審查高級幹部，設立了“中央專案組”負責人是周恩來。下設三個專案辦公室，即壹辦、二辦、三辦。壹辦由汪東興負責，審查劉、鄧、陶、彭真、陸定壹、楊尚昆等副總理以上的幹部。二辦由黃永勝負責，審查軍隊裏被揪出的領導人，如彭德懷、賀龍、黃克誠、羅瑞卿、張愛萍、陳再道等。三辦由謝富治負責，審查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民主黨派知名人士中被揪出的人。
文革中被關押的審查對象有的是經毛、林、周批準的，有的是經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批準的，都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理。
1982年4月鄧小平在公安部壹個報告上批示：“過去搞專案的，原則上調離公安部。”（原因是王光美向鄧小平寫信說：“整我們的人至今還留在公安部”）。1982年5月26日，彭真就公安部的專案人員壹事給彭沖、劉復之、趙倉壁寫信，說：“看了小平的指示信後，反復考慮了專案人員的問題”“事情是很清楚的，兩案已經審理了，在林、江指揮下，誣陷迫害劉少奇同誌等大批老幹部的專案人員，都集中在公安部，‘原封不動’，沒有處理。有些人處在重要崗位上，自然要引起幹部群眾的疑問和擔心，反應是強烈的。”
文革中根據上面指示，公安部調283人參加了中央壹、二、三辦的專案工作。其中壹辦42人，二辦4人，三辦237人。十月政變後，將這些人集中到公安大學審查。公安部自己又擴大了三部分人。這三部分人是：1，參加過搞公安部副部長以上專案的人；2，參加過搞李震“他殺”專案組副組長以上的人；3，造反派表現不好的人。另外還擴大到參加其它壹些專案調查的人，共擴大100多人。和壹二三辦的人合在壹起共380多人。這380人占公安部幹部人數的三分之壹。從1982年夏到1984年9月，共審查了兩年多。1984年10月，《公安部整黨工作匯報提綱》中提出：“經調查核實，51人在專案期間沒有問題或表現較好，留部工作；多數人有壹般性質錯誤，本人作了檢查，分配到部屬單位或其它部門工作；問題比較嚴重的20人，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這些留部工作或分配到部屬單位工作的人，以後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有的多年不分配具體工作，無事可做。
還是采用文革的思維和手段
在揭批查運動中，還是沿用文革中的思維，采用文革中的手段。徐明清案就是壹例。
徐明清，1926年加入共青團，後又轉為共產黨員。1928年，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並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從青島來上海避難的李雲鶴（江青），通過“左聯”的關系，進入“晨更工學團”當教員。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舉行了紀念“壹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1934年9月的壹天，李雲鶴因在遊行中表現突出被捕。徐明清馬上就向教聯常委匯報，組織上對她進行營救。
出面保釋李雲鶴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法租界公董局長何德奎。李雲鶴被捕後，既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被關押了兩個月，警察局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就允許保釋。1934年冬，李雲鶴被釋放。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幫助下，李雲鶴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了延安。之後。黨組織審查江青歷史，徐明清客觀地為她寫了壹份證明材料。壹年之後她便與毛澤東結為夫妻。
十月政變後，江青專案組將徐明清秘密逮捕，逼她寫證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徐說不了解情況，不能寫。專案組斥責徐明清包庇江青，不讓徐睡覺。三個月後，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照專案組的口授，寫了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發的十號文件——《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系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隱瞞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證明，鉆進黨內。”徐明清交上了這個材料後，進了秦城監獄。三年後，幾乎神經分裂的徐明清被無罪釋放，只因為胡耀邦在高檢說了這樣壹段話：“四人幫粉碎之後，我們還搞左的那壹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緊放。”胡耀邦壹口氣點了二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
中央專案組如此，地方的專案組的行為可想而知。
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擴大化
在清查不斷向擴大化的方向發展的時候，胡耀邦不斷地敲警鐘，不斷地降溫。他多次指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那股潮流來了，誰擋得住啊！98%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只不過性質輕重、大小不同就是了。他強調，“對於壹般性的錯誤，在這次整黨中不再作為問題提出。”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看到了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後，對工作人員苗楓林說：“壹些地方清理‘三種人’抓‘打砸搶分子’過了頭，這樣下去要亂的。壹些人自己犯了錯誤不肯做自我批評，但對青年人的錯誤抓住不放，毛主席講的‘三個正確對待’，他們早就忘到腦後去了。妳找組織局幾位熟透這方面政策的同誌代中央起草壹個文件，簡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1978】48號文件 發出。
1980年3月11日，胡耀邦對《關於江蘇如臯縣清查工作等三個問題的調查報告》的批示中說：“這樣的同誌不諒解，不信任，就很難安定了（指：團縣委書記王光國，文革初期當過公社的十二個人的造反組織頭頭，兩個月後退出，這次卻被列為“造反起家”的人）。這“三種人”本來界限就不清，不要急急忙忙鋪開搞（指報告中說，清查和清理打砸搶問題還未處理結束，清理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又已開始）！”
1981年5月18日，胡耀邦對《關於大同礦務局調整“幾種人”出領導班子的情況報告》的批示中說“其實任何壹件事壹個人的事情是復雜的，變化的，簡單的框框框不了，框了就不符合實際，就變成主觀主義的了，因此不是死框框，而是廣泛的群眾路線（指在調整領導班子中，壹些單位主要套“身份”、看“文革”初期的錯誤，缺乏具體分析，忽略現實表現的情況）”
1981年6月召開的十壹屆六中全會以後，胡耀邦給負責“兩案”審理的彭真、彭沖、黃火青、江華、程子華、魏文伯、趙倉壁等人寫信。信中說：“處理過了頭，容易帶來後遺癥。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嚴重註意。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化為具體實踐，萬分困難。根據幾十年的經驗，我認為成功的例子，簡直微乎其微。”“不少單位對查清楚有問題的人強烈要求起訴判刑，這不是解決的唯壹方法吧。”胡耀邦舉出曹操頒布手令宣告“喪亂以來，謗議之言，壹切勿論”的典故，反問說：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難道我們自稱要改造全人類的共產黨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嗎？”11月16日至22日，中央“兩案”領導小組召開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會議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見。
1982年1月24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學員結業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初期，妳當時要在臺上，又不參加造反，不表態行嗎？我不知道妳們如何，可能在座的許多同誌當時沒有造過反，那麽妳們是不是站在“造反派”壹邊了呢？同誌們，還有我支“左”，支妳。我就知道在座的有好幾個。那個賬還能算清楚呀？！主席下的命令嘛。所以，要提倡大家自覺地清理壹下思想，然後就算了，以後不提了。”
內蒙自治區革委會常委、造反派頭頭高樹華，在文革結束之後，先是經過兩年的隔離審查和巡回批鬥，接著被正式逮捕準備起訴，但起訴準備拖了三年之久，因為查來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還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內人黨”運動。檢察院認為實在夠不上起訴條件，但負責清查的領導幹部不斷施加壓力。高樹華給胡耀邦寫信申訴（在“九大”期間曾和胡耀邦相識）。胡耀邦接到申訴材料之後給自治區書記周惠打電話：為什麽高樹華僅僅因為是造反派，沒有罪行也抓住不放，關押審查五六年、還堅持無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國審查已經關押了上千萬人，超過國共內戰800萬人。胡耀邦說：“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娃娃，緊跟有什麽不對！勸妳們少抓，該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結果，高樹華免於起訴。但是，高樹華出獄之後放在工廠勞動改造，每月只拿10多元的生活費，到他去世前的2004年，生活費才長到190元。他雖然學有專長，但在上級有關單位的“關照”下，沒有單位敢用他。
顯然，胡耀邦壹人之力難以阻擋各級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但各級有了像胡耀邦這樣壹些開明的領導人，對殘酷的清查運動，確實有所緩解。
清理“三種人”
1980年8月18日，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14周年，鄧小平發出了號召：“跟隨林彪、江青壹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壹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
從此，鄧小平說的這三類人就作為“三種人”成為清查對象。
劃定“三種人”沒有明確的政策界限，更沒有法律依據。被結合到各級革委會裏的群眾組織頭頭，都可列為“造反起家的人”。清理“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以思想定罪。鄧小平把“幫”和“派”綁在壹起。“派”是文革中形成的派別，幾乎每個人都參加壹派，而“幫”就帶有黑社會姓質。文革中沒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至於“打砸搶分子”，最突出的是在恐怖的“紅八月”時“破四舊”，抄家，打人，這在當時是受軍政官僚們鼓勵和支持的。年輕紅衛兵是只是充當打手。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再壹次強調“最危險的是‘三種人’”，他說：“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壹、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壹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這種主張就是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本書信者註），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制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系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他們是壹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在清理“三種人”這個問題上，陳雲和鄧小平高度壹致，陳雲說：“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保持警惕，就是說，決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這些人壹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把他們撤下來。為此，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組織部門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壹定要進行切實的考察。”
清查“三種人”從1982年開始，是結合“整黨”進行的。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82]55號），通知指出：“必須堅決把他們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實際上，在成立革委會時進入權力機構的群眾組織代表（壹般是溫和的造反派頭頭）在以後的多次政治反復中早已排擠出權力機構，有的長期被關押。大量不在領導班子裏的造反派頭頭就成了清理對象。“調離要害部門和要害崗位”，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對政治不可靠的人的處置。文革積極分子也成為這樣的人。
1983年9月2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鄧力群、胡啟立等人談話時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因此，年紀輕的、有專業知識的就成了清理“三種人”的重點。
我的壹位叫張世榮的同學，不僅被定為“三種人”，而且成了通報全國的典型。198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專門發了通報。通報列舉張榮的第壹條罪狀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積極參加‘造反’。1967年1月，以他為主組成‘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7623戰鬥隊桃園分隊’，到撫寧縣桃園大隊搜集、編寫誣陷劉少奇，王光美同誌的材料，並參加揪鬥四清中提拔的大隊幹部。張世榮返校後，他和桃園分隊部分人員執筆寫出‘徹底清算劉少奇、王光美破壞四清運動的滔天罪行’的大字報，並刊登在《井岡山》報上。1967年4月，清華大學召開批鬥王光美同誌大會時，他將編寫的誣陷材料提供給前來參加會的桃園大隊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同誌進行‘揭發控訴’，起了很壞的作用。”
1967年1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已經制造了劉少奇的冤案，全國各地大張旗鼓地揭發批判劉少奇和王光美。張世榮借串連機會到桃園大隊調查王光美的材料是壹種跟風行為。所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7623戰鬥隊桃園分隊”是隨意組合的幾個人。文革中的戰鬥隊起名時總是虛張聲勢，如清華的“114獨立營”是住在114房間的壹個學生。1967年4月清華批鬥王光美是周恩來批準的。張世榮的調查材料是桃園大隊向他提供的，在批鬥會上桃園大隊的發言不需要張世榮的材料。
通報列舉張的第二條罪狀是：“1966年9月，張世榮南下串連到湛江，與北京101中學和北大串連學生壹起，聯合召開了‘炮打湛江市委資產階級司令部’大會。會後，他執筆起草了傳單，鉛印散發全市。1967年8月，‘揪軍內壹小撮’社論發表後，他立即組織人竄到湛江，以‘清華井岡山兵團對外作戰部’的名義進行活動，揪鬥軍隊領導幹部，抄了南海艦隊第壹政委方正平、第二政委桂紹彬同誌的家，策劃綁架桂紹彬同誌，並參加了對桂的審訊。”
今天看來，張世榮在湛江的行為當然是錯誤的，但在文革時期，這些行為是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策劃綁架桂紹彬同誌”更是錯誤。不過，開綁架的先例的是壹些高幹子弟綁架北京市長彭真，周恩來得知後不僅沒有追究，反而和他們談判，以召開批判彭真的大會為條件要回了彭真。張世榮應當檢討在湛江的錯誤，但作為“三種人”對他進行揭發批判，開除黨籍，通報全國，是太重了。
張世榮16歲考上清華，學習成績十分優秀，是“因材施教”的對象。1965年3月，我所在的黨支部討論張世榮入黨，由於他的優秀，沒有任何爭論就順利地通過了。清華大學討論入黨是很嚴格的。胡錦濤所在的黨支部討論他入黨時，第壹次由於對“剝削階級家庭認識不深刻”沒有通過，經過壹段時間“幫助”之後，他重新作了陳述，在第二次討論時才通過。張世榮參加工作以後表現突出，1978年6月提為上海新成汽車配件廠副廠長，1980年又任廠黨總支委員。同是清華同學的黃菊不服從畢業分配，卻成了上海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世榮的素質比黃菊好得多。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國頒發了壹個《關於文革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的重要頭頭和有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派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誌原所在院校聯系，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
從此，這些被記錄在案的年輕人成了地、富、反、壞、右之後的政治賤民，喪失了“被選拔”和公派“出國”的權利。
為了清查出“三種人”，全國出現了壹支龐大的清查隊伍，進行內查外調。僅石家莊市，專職核查幹部最多高達1600人，兼職幹部1100人。外調人員走遍全國各地，尋找幹部（其中包括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在文革中的錯誤。“據初步了解，各地各部門考察面大的占到幹部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考察面小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調查結果屬於“壹般錯誤”的不裝檔案，屬於“嚴重錯誤”要裝檔案。但“壹般”和“嚴重”之間的界線常常是由各單位領導人掌握。這些本人看不見的檔案，決定了他終生的命運。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野蘋說：“不能認為只要是屬於壹般性錯誤的，都不影響提拔使用，都可以提拔重用。······壹般性錯誤是處理‘文革’中犯錯誤人員的壹個政策界限，這同選拔幹部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範疇的兩個概念。提拔幹部，即使是‘文革’中沒有犯過錯誤的，都必須考察他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所謂“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實際是對文革後期恢復職務的老幹部的的態度。如果在文革中保了重要領導人，那就會官運亨通。如果文革中響應毛的號召反對了重要領導人，那就要倒黴壹輩子。
中央清查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曹誌說：“立案審查的核查對象以及被考察的人員×、×百萬，牽動面之大，不下於‘文革’以前的幾次政治運動”，清查三種人運動的雙重標準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老幹部從寬，對青年知識分子從嚴。鄧小平說：“‘三種人’中間，大多數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年輕人，也有老幹部，是少數。”“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那個時候，不說違心的話行嗎?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贊成，不違心地去做行嗎?不能把那時在特殊情況下說過壹些違心的話，做過壹些違心的事的，也說成是‘三種人’。”實際上，在文革中摧殘普通百姓的運動，如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某些地方對普通百姓的大屠殺，都是在進入革委會的幹部和軍人主導下進行的。對老幹部網開壹面，使壹批人在文革中的重大責任沒有追究。如，廣西大規模屠殺“4·22”，主要責任人應當是韋國清，文革後不僅沒有任何觸動，反而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江蘇殘酷地清查“5·16”的主要責任人許世友也沒有任何觸動。當然，能夠寬恕的老幹部有壹個前提：沒有反對過鄧小平和其他文革後還在臺上的中央領導人。
在清理“三種人”時，對幹部子弟搞“打砸搶”不加追究，反而作為接班人。清華大學學生陳楚三親身經歷了這壹不公正的情況。他回憶說：
1983年，在中組部青幹局任處長的李誌民找到我，說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壹大批幹部，這些幹部多年關監獄、住牛棚，與世隔絕，對“文革”中的紅衛兵怎麽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我寫個東西，介紹紅衛兵的起源和發展。我推脫不過答應了，······。此後，我花了大約半個月時間，用稿紙寫了壹萬字左右，以私人信件寄給李誌民。當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公布。我在信中認為，毛主席確應對左傾錯誤負主要責任，但中央其他負責人也有左傾錯誤，例如，蔣南翔就是被劉少奇打倒的；紅衛兵正是左傾錯誤的產物。信中簡述了中學紅衛兵產生的背景是左傾錯誤的影響：“遙想當年送蘋果，江青阿姨多愛我”，以及他們後來成立“聯動”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簡述了大學紅衛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舉了地質學院朱成昭以及報紙上報道的韓愛民等例子。信中著重敘述了清華大學414派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派的鬥爭情況，指出414派“全體是反謝（謝富治）的，骨幹是反陳（陳伯達）的，核心是反林（林彪）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把紅衛兵視為“洪水猛獸”，主張對紅衛兵也要壹分為二。
信中對紅衛兵是跟著林彪四人幫“受騙上當”的說法提出異議。我指出，我是共產黨員，應當聽黨的話。葉帥在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說過，林彪同誌只有五十九歲，身體非常健康，這是我們革命事業勝利的重要保證，讓林彪同誌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周總理則不止壹次說過，江青同誌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不聽林彪的、江青的，那麽總理的話、葉帥的話我們聽不聽？信不信？要是都不聽，還能當黨員嗎？如果壹定要說我們受騙上當，那就是受黨中央的騙，上黨中央的當了。我還提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只有六十多年，而“文革”長達十年，占了六分之壹；對長達六分之壹的壹段歷史，不應當簡單地“徹底否定”，而應當認真總結，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信中特別提出“八旗子弟”問題。我說，許多幹部子弟運動初期敢於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沖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麽“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幹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此相聯系，我在信中向李誌民所在的中組部青幹局推薦了三個人：沈如槐、羅征啟和任彥申。
陳楚三寫的材料被送到陳雲那裏，1984年2月27日，陳雲作了如下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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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劍英暫不送）、小平、紫陽、先念同誌：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壹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陳雲批示中說的“此信”是孔丹和董誌雄給陳雲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壹些想法．所謂“老紅衛兵”，是指1966年夏季壹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革，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壹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壹種輿論，說什麽“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誌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壹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革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制，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壹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壹部分人（主要是壹些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問，貫穿著黨的各級老幹部、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壹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壹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制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1966年12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壹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臺”來整老幹部和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復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著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壹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壹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壹輩無產階極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制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誌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壹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壹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壹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壹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壹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壹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壹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誌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誌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壹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作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壹些想法，不知當否，
收到了陳雲的批示以後，胡耀邦第二天就批示：“按陳雲同誌的意見辦。先送小平、紫陽、先念同誌閱批。然後請喬石同誌將所有批語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發各同誌。”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
從此，孔丹和陳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運。前者代表高幹子弟的命運，後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運。
孔丹，父親孔原（1925年入黨，1949年以後歷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國務院外辦副主任、總參謀部二部政委等職）。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時趕上文革，文革後直接考上社科院吳敬璉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畢業後任張勁夫秘書，以後調光大集團任部門經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中信集團總經理、董事長等職。
陳楚三，父親陳潭秋1920年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是13位代表之壹，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陳楚三1960-1967在清華大學上學，文革中是溫和持重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貴州水電部第九工程局當工人，1985年到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當教師，1992年到實創總公司擔任部門經理、總經濟師，1995年到壹家民營企業擔任副總經濟師、董事、監事會主席直到退休。陳楚三的父親陳潭秋雖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犧牲，陳楚三沒有權力的庇護。
在清理“三種人”中，對老幹部和幹部子弟網開壹面，是出於官僚集團的利益。文革的最終勝利者是官僚集團，當然要對這兩種人加以保護。造反派承擔了文革的責任，清查的重點必然放在青年造反者的身上。
在很多地方，清理“三種人”運動中，掌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自己壹派寬，另壹派嚴。壹些重新掌權的老幹部，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文革中保過自己的人格外重用，對反對過自己的人，重則定為“三種人”，輕則壓制不用。壹大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因背上了“文革罪”的政治包袱，終生報國無門。
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大搞打砸搶的幹部子弟不僅沒有清理，反而占盡了壹切先機，公派出國，優先提拔，以權經商，······。他們借助父輩的政治優勢，控制了優質社會資源，把持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
大清查的正面作用
文革後的大清查是對十年文革的總清算。除了官僚們對造反派的報復以外，也有正面作用：大體摸清了文革的底細；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對這些人實施了必要的懲罰；對重大的大屠殺事件作了善後處理。
壹，各地在大清查中對當地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數進行了清查摸底，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
北京市在大清查中查出在文革中全市非正常死亡9830人，其中被直接打死的有2214人。清查中列出的大事件1221件。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清查。全市被遣返到農村的幹部、職工共33000多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子女共遣返了125，000人。全市還有92，000戶被抄了家，被抄家的人中很多同時遭受嚴重批鬥、侮辱等迫害。
四川省對文革中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殺人、縱火、搶劫以及刑訊逼供致死致殘的案件共2486起重大事件進行了調查。查清了非正常死亡的22，525人的死因。
在清查結束後，各省對文革十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有統計。如果將各省上報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匯總，就可得知十年文革全國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可惜檔案還不開放，我無法作這項工作。
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文革後的清查和整黨過程中，對這些冤案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和平反。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三百多萬件，涉及受牽連的人約壹億。1982年以後，這項工作繼續進行。略舉幾省平反冤假錯案的資料：
北京市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占當時幹部總數1/5的65000名幹部的問題，都重新作出結論，全部平反冤假錯案，被迫害致死的幹部得到昭雪。全市共清理21萬余名幹部的檔案，撤出含有誣陷不實之詞的材料。與此同時，為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1.17萬名（含外地調入的）幹部作了改正，為1959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的4，500多名幹部予以平反。還復查處理了“四清”和文革前的壹批歷史錯案。經過落實政策，為9，648名黨員恢復黨籍，為1824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為大批受株連的人消除影響。
至1986年底，江蘇省共復查處理文革中和文革前及地下黨歷史遺留間題案件147，583件，其中，對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95，000多名幹部，作出了結論和處理；對在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3，3000余名幹部予以改正；對反右傾中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257名幹部和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5，000余名幹部，予以平反；給3300多名黨員恢復黨籍。
到1983年冬，河北省共平反糾正文革中的冤假錯案49萬件，涉及102萬人，其中脫產幹部14萬人：文革前的錯案12萬件，涉及13萬人；改正右派2，6397人。
到1986年，黑龍江省復查文革前歷史遺留案件和文革中立案的案件近20萬件。文革期間造成的冤假錯達8萬多起，涉及12萬人。僅幹部政策方面。就涉及10萬余人。全部平反昭雪。此外，還全面清理幹部檔案，僅省管幹部中即清除各種不實材料4萬余份。復查處理文革前反右傾、四清等運動中形成的案件2，4164件，平反糾正了15，666件。對1957年錯劃為右派分子43，584名進行復查糾正。
在中共十壹屆二中全會以後，湖南省全省全面復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169，000余名幹部撤銷誣陷不實之詞的結論性材料;改正錯劃右派案件3萬余件；糾正反右傾中留有尾巴的案件4，900余件和四清運動中的冤假錯案1萬余件；復查幹部歷史案件近5萬件，糾正3萬余件；並為全省3，800余名幹部在肅反審幹中所作的限制使用的意見作出撤銷、註銷和解除的決定。通過落實政策，為22，029名黨員恢復黨籍，為12，747名黨員撤銷錯誤處分。
到1982年底，山西省山西省因劉少奇冤案受牽連的1，086人全部平反。對1957年錯劃的右派全部改正。復查農村“四清”中形成的案件94，600件，其中糾正錯案6，500件，總計糾正55，000名幹部的冤假錯案。
到1981年9月，安徽省共平反冤假錯案23. 3萬多件，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因劉少奇冤案受株連的1，700多件，並對有關人員作了妥善安置。從1978年11月起，對被錯劃右派的15，341人予以改正，還對4，000人全部取消所戴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安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沒有法治、不講人權、沒有權力制衡的制度背景下，平反了舊的冤假錯案，又不斷地制造新的冤假錯案。在平反冤假錯案中立下大功的胡耀邦，幾年以後又成了更大冤案的犧牲品。
二是對文革中作惡多端的人追究了責任，實施了必要的懲罰：
有壹些人當作“三種人”清理出來是官僚的報復。但是，的確有壹些人在在文革中作惡多端，在大清查中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下面引用中共中央整黨辦公室1983年11月印發的上海“三種人”的兩個案例：
張超，男，54歲，1945年參加工作，1948年入黨。“文革”前是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科員，1971年任勞動保護用品商店黨支部副書記。1984年1月逮捕。
“文革”初，張是警衛處“紅色警衛造反隊”隊委。1968年5被派到542廠任軍宣隊副隊長，負責清隊。張與該軍宣隊隊長壹起制造了壹起“糜××、高×潛伏特務集團”的錯案。張親自參加對糜××刑訊逼供，進行人身侮辱，誣陷糜××是“百分之百的中統特務”，迫使糜上吊身亡。糜妻也受到株連，被誣陷為特務分子，遭批鬥後投河自殺。張超還抄了所謂特務集團成員宋××工程師的家，親自動手打了宋，還說要他“嘗嘗無產階級的鐵拳”，宋被迫上吊自殺。張又多次刑訊逼供所謂特務集團成員糜××，糜不堪折磨，跳樓自殺，造成左腳跟和腰脊椎骨折。張指使“戰鬥組”嚴刑拷打退休職工包××；包被打死後，張還到現場踢著屍體說：“死了等於死只狗”，並唆使有關人員謊報包×ד畏罪自殺”，掩蓋犯罪真相。後來包的家屬堅持驗屍，證實確系遭嚴重毆打致死。
張在542廠的8個月中，親自打過16人，手段殘忍。對車間主任馮××，剝掉棉褲，拉住手腳，用木板橫劈臀部，從夜晚打到次日清晨，幾次昏死過去；還打馮的頭、臉，致臉部腫得和鼻子壹樣平，耳朵被打聾。用木棍打老工人袁××的臀部，打得木棍折斷，袁腰部留下終生後遺癥。張經常在專案人員面前煽動說：“棍子底下出反革命”，並親自作打人示範，介紹刑訊逼供的“經驗”。在他的影響下，這個廠的其他專案組亦采取掛鐵塊、跪磚頭、“摜背包”、假槍斃、假活埋等殘酷手段，大搞刑訊逼供，造成迫害致死八人、致殘壹人的嚴重後果。
1969年初，張回到公安局警衛處。“清隊”中，張繼續帶頭和煽動打人。張擔任戰鬥組長“審問”警衛處科長孫××時，打得孫牙齒脫落，小便出血，留下終生後遺癥。“審問”左××時，不顧左懷孕，仍拳打腳踢。張不是警衛處副處長劉××的專案組人員，也沖進去打劉的耳光，導致這個專案組也經常打劉，後來劉被迫跳樓，造成殘疾。
趙誌明，男，48歲，1952年參加工作，1953年入黨。“文革”前任寶山縣長興公社黨委副書記，“文革”中任寶山縣委副書記，“四人幫”被抓捕後任縣委書記。
“文革”初期，趙誌明因是當權派壹度被“靠邊”。1967年2月，積極起來造反，當上了公社“大聯委”的顧問、革委會常委。1968年4月，趙到同心大隊蹲點，經他同意，大隊某些人把女社員顧×當作“流氓阿飛”批鬥；他親自參加了批鬥會，刑訊逼供，致使顧上吊身亡。1968年5月，趙任公社革委會第二把手。在他負責“清隊”期間，全公社被誣為“叛徒”、“特務”、“反革命”的有95人，“反革命集團”4個，被逼自殺身亡18人，下落不明1人。1969年初，在趙的參與策劃下，1949年初去過國民黨占區小羊山的人被集中到公社，舉辦第二期“對敵鬥爭學習班”，確定“審查”對象150人。學習班中刑訊逼供，共搞出“派遣特務”30人，“搶劫匪徒”30人，有“支敵行動”的45人。事後，趙在全縣“清隊”幹部會議上介紹“經驗”說：“在壹點沒有掌握材料的情況下”，“挖出了壹批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不久，趙因“清隊有功”，被提拔為縣“清隊”辦公室負責人，後任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
1985年2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文革中廣西“殺人魔王”婿明德被依法處決》，報道稱：婿明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任臨桂縣某群眾 組織的副總指揮，並以“群眾代表”身分任縣革委會委員。1968年6月至9月，婿明德在臨桂縣策劃、指揮和親手殺害幹部群眾77人。這個被群眾叫做“殺人魔王”的罪犯，為了逃避懲罰，於1971年9月，以照顧父母為由調回原籍四川綦江縣工作，擔任綦江縣搬運站黨支部副書記，後又擔任重慶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長。在檔案中沒有記載壹點劣跡。在廣西臨桂縣的幹部群眾強烈要求下，婿明德逍遙法外十多年後終於被逮捕歸案。桂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其死刑。
三是，在這次大清查中，對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作了壹定程度的善後處理，這些處理是在“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清查和整黨結合進行的。
湖南零陵地區“文革”中被殺害九千多人，壹些殺人事件的禍首沒有查出來或沒有受到應受的懲處，少數甚至還在臺上，因而壹部分受害人的平反工作及其家屬的撫恤工作沒有真正落實，群眾意見很大，上訪不斷。在大清查中，省、地委核查組按照省委的部署開展核查，對少數犯有殺人罪行的人進行了處理，同時進壹步落實了政策，壹批孤老孤殘及被迫外逃的人重返家園，絕大部分得到安置，受害人的房屋財產的清退工作也基本做完。但是，大多數的文革施害者並沒有得到與其犯罪行為相對應的法律懲罰。1985年，中共中央對道縣大屠殺作為文革遺留問題進行了調查處理。處理意見是：“據調查，全區參與策劃、部署、指揮殺人者及兇手近兩萬人，··經過認真研究，在對殺人責任人處理問題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宜多和組織策劃指揮者從嚴，奉命執行者從寬；個人品質惡劣者從嚴，受‘左’的影響者從寬；國家工作人員從嚴，農村基層幹部和群眾從寬’的原則。全區共追究刑事責任201人，其中判無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對挾私報復、殺人後強奸輪奸其妻女的判處死刑13人，不在此列）。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2，600多人，其中開除黨籍1，160多人，整黨中不予登記340多人，撤銷職務420多人。
在文革後的清查中，對廣西文革中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也在壹定程度上作了調查處理。
中央1968年7月3日頒布的《7·3布告》把少數派定為反革命，把當時群眾組織的壹些錯誤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軍方和廣西革籌小組根據《7·3布告》的這壹錯誤的定性，支持壹派、打擊壹派，號召壹派群眾“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還調動軍隊和武裝民兵時行鎮壓，導致大量亂殺人後果。1983年5月13日，自治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上報《關於對“7·3”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認為當時中央發布《7·3布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是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至於《7·3布告》的形成，主要是根據當時廣西革籌小組的報告，從現有材料看，當時“支左”工作有支壹派壓壹派的錯誤，報告本身帶有片面性。所以《7·3布告》發表後，即為派性所利用，成為亂打亂殺人的合法依據。在成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時，把壹些指揮和直接亂殺人的人結合進革委會。廣西文革遺留間題的嚴重性與《7·3布告》關系甚大。建議把《7·3布告》的問題按上述認識在適當範圍內講清楚。中共中央5月21日批復，原則同意廣西區黨委的意見。從此廣西處理文革遺留間題得以進行。
全自治區通過立案審查，結合考核幹部和整黨，審查和考察了81，114人，內有國家幹部36，752名，有黨員64，243名。定為“三種人”的209名(國家幹部)，嚴重違法犯罪分子698名，嚴重違法亂紀分子4，937名，犯有嚴重錯誤的9，303名。判刑1，808名(內有國家幹部698名)，其中民憤極大、罪大惡極的兇手10名(內有國家幹部5名)，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判處死刊，立即執行；17人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內有國家幹部11名)。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的24，912名，給予開除公職處分的402名，給予開除公職留用處分的1997名，給予留黨察看處分的8，039名，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5，872名，給予撤職處分的645名。同時，對全區在文革中被亂殺亂打死和被迫害死亡的人，都按有關規定，對死者進行平反，對遺屬進行慰問和撫恤，全區共發放喪葬費、撫恤費、撫養費、生活困難補助費5000萬元，還安置7，600多名遺屬就業。經各地委和工作組做工作，許多與殺人有牽連的人，向政府交待問題並攜帶禮品向苦主請罪。有的壹進門就跪倒在地，痛哭失聲，追悔自己的罪行，答應出錢安葬死者，賠償經濟損失。在政府和鄉鄰勸說下，苦主們也原諒了殺人者，表示同居壹村，冤仇宜解不宜結，要子子孫孫不再記仇，共吃“彌合飯”、“團結飯”，共飲“團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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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改革以前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由於計劃經濟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實行得並不順利。
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是最理想的計劃。但是， 頭三年並沒有計劃。1952年８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的輪廓方針〉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壹五”計劃頭三年的依據。這個依據將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過高，基本建設的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還鬧出了把上壹年度的財政節余當作當年財政收入的笑話。１９５５年７月第壹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才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此時，“壹五”計劃的時間已經過了兩年半。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例如１９５６年比例失調，１９５７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大躍進，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61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餓死了三四千萬人，被迫進行了五年調整（1961-1965）。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沒有具體計劃，只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中很多指標是按毛澤東的主觀意誌決定的。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至４,000萬噸，唯壹的根據是1957年毛在莫斯科講過的十五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
文革十年正是第三個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
壹 經濟建設目標：“備戰，備荒，為人民”
大饑荒後，中國人把肚皮放在第壹位。在討論「三五」計劃時陳雲提出：“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到五億農民和壹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為了農業、市場，其它方面‘犧牲’壹點，是完全必要的。”當陳雲講到準備采取“傷筋動骨”的辦法改變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高指標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壹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三五”計劃原來的重點是解決吃穿用的問題。“用”就是陳雲說的市場問題，即市場供應緊張、民用商品短缺。根據這個指導思想，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
毛澤東對這個“初步設想”很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麽時候要打仗。決定戰爭最後勝利的不是原子彈，而是常規武器。要搞三線工業基地建設，壹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業。要自己造步槍、沖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
8月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到杭州，和毛澤東壹起聽余秋裏匯報“三五”計劃的設想。毛說：“必須立足戰爭，從準備打仗出發，把加強國防放在第壹位；加快三線建設，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大體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把屁股坐穩，發揮壹二線的生產潛力，有目標有重點地積極發展新技術。”周恩來把毛的這個意見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三線不完全是防外敵，也是防內部出修正主義。毛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好造反。”
從1965到1980年，對三線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計2,052.68億元，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39.01%。在1966到1970年的“三五”時期，這個比重為49.43%，幾乎占了全國總投資的壹半。
不過，三線建設存在嚴重問題：第壹，片面強調戰備要求，建設規模過大，戰線拉得過長，“邊設計，邊施工，邊投產”，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和不必要的損失；第二，三線工廠按“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布置，許多工廠建設在偏僻的山溝和洞穴裏，給交通運輸、配套協作、生產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難；第三，由於涉及軍事機密，三線工廠是封閉的，對周邊經濟沒有帶動作用，還與周邊農村矛盾重重。
三線建設的投資效果是歷史上最低的。以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為例，三線地區“三五”時期為46.7%，不到壹半，比混亂的大躍進時期的62.2%低；“四五”時期為55.8%，也低於大躍進時期，比其他時期更低。 1965到1980年國家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全國為3,409.78億元，三線形成的固定資產為1,145億元。這就是說，國家投入占全國投資總額39.01至49.43%的資金，形成的固定資產只占全國的33.6%。
三線工廠集中了大批科技人員。他們生活艱苦，技術專長得不到發揮，子女的教育問題也無法解決。他們抱怨：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
到了1980、90年代，由於三線工廠在產品結構和市場競爭力方面，都不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有的被關閉、停產，有的被合並、轉產，有的遷往城市。在關、停、並、轉、遷的過程中，不僅耗費了大量的資金，職工的利益也受到損害，留下了無窮的後患。2002年12月，筆者因查閱大饑荒檔案到中共貴州省委大院，看到數百人沖進省委大院請願，他們是三線工廠的職工，要求省委解決三線建設遺留的問題。。
三線建設雖然問題很多，但也不能抹殺它的成就。“三五”、“四五”期間，在西部的荒山野嶺建立了壹批新興工業城市，如攀枝花市、六盤水市、十堰市、金昌市，成了著名的鋼城、煤都、汽車城、鎳都。幾十個古老的縣鄉城鎮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科技都市和交通樞紐，如綿陽市、德陽市、都勻市、凱裏市、天水市、寶雞市、漢中市、曲靖市、格爾木市等。三線建設在中國西部地區建成了壹大批工業和交通基礎設施，新增了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從1965年起，相繼建成了壹批重要鐵路和公路：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等，共新增鐵路8,046公裏。
?“備戰，備荒，為人民”，把“為人民”放在第三位。由於資金大多用於備戰，“為人民”這個目標沒有落實。用於戰備的資金不僅僅是三線投資。當時，從緩慢（表1）。
表1 文革期間居民年平均消費水平（元/人、年）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頁454。
為了把更多的資金用於重工業和備戰，政府不得不壓低職工的工資水平。文革時期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工資水平比文革前的1964年、1965年還要低（表2）。大躍進時期（“二五”）和文革時期(“三五”、“四五”),職工工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表3）?
表2 全民所有制職工平均工資（元/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59。
說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工資水平比實際情況要高。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制造廠調查，80%以上的工人是二級工，月薪41.5元。
表3 不同時期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工資增長速度（%）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60。
說明：“實際工資”是扣除生活費用價格上漲後的工資二 經濟建設的手段：「抓革命，促生產」
毛澤東在文革前和文革中 多次表示，蘇聯變成修正主義與搞“物質刺激”有關。高舉“三面紅旗”也好，發動文革也好，壹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改造人性，要把中國人改造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新人”。文革期間，經濟工作中也按這個指導方針辦事。毛澤東主張限制按勞分配，實行差別不大的分配政策，以精神鼓勵為主。“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通過革命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典型引路”，是共產黨領導全局的壹個重要方法。“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也是通過樹立、宣傳兩個典型來推動的，這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1959年9月6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陸相沈積巖中發現工業性油流。時值國慶十周年，因此將這塊油田命名為“大慶”。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石油部提交的報告，同意進行大慶石油會戰。這時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1960年5月，在時任石油工業部正、副部長余秋裏、康世恩等人的領導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30多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萬名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設備，來到松遼大草原。人們支起帳篷、搭起活動板房辦公、住宿。沒有起重設備，人拉肩扛加滾杠，把幾萬噸的設備器材從火車上卸下來，拖到幾公裏之外的井場上安裝起來。經歷三年多的艱苦會戰，1963年底拿下了壹個大油田，探明儲量為267，000萬噸，建成了年產原油幾百萬噸的生產規模和大型煉油廠的第壹期工程，三年多累計生產原油壹千多萬噸。這是三年大饑荒以後石油工人送給中國人的壹份厚禮。
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春節座談會上，毛澤東發出號召：“要鼓起勁來，所以，要學解放軍、學大慶。”“要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大慶油田的經驗”。
大慶的主要經驗是什麽呢？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概括為以下幾條：第壹，把毛澤東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慶人通過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靠“兩論起家”；第二，自始至終地堅持集中領導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原則，堅持高度革命精神和嚴格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堅持技術革命和勤儉建國的原則；第三，認真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第四，大搞技術練兵，大搞增產節約，充分發揚政治、生產技術和經濟民主，領導幹部親臨生產前線，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幹部，等等。
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介紹了大慶油田的經驗，向全國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
大慶油田提倡：“壹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經濟建設中起了壹些鼓勵作用。但這種“革命加拼命”的態度，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傷亡。在成昆鐵路通車的時候，同時建立了壹座成昆鐵路烈士紀念碑，在鐵路上面有227個墳頭，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師犧牲的烈士。在全長1,100多公裏的鐵路沿線上，這樣的墳頭有壹千多處。1968年，壹個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壹下子就埋進了半個排的戰士。大慶油田的開發是采用軍事化組織，建立各級指揮部，用行政命令指揮生產。這為“瞎指揮”留下了空間。瞎指揮，“大會戰”，節日前搞“獻禮”，硬壓不切實際的高指標，這些非科學、非經濟的做法，在壹些地方、壹些部門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大慶油田提倡“先生產，後生活”，職工都住在乾打壘的土房子裏，生活十分艱苦。
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發了壹個文件，說獎金制度是不符合政治掛帥精神，認為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澤東思想，靠政治掛帥。此後，工廠的獎金改為平均發放的“附加工資”。工廠裏不斷組織工人批判“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過份強調精神作用，壹時鼓動起來的熱情不能持久；長期漠視職工的經濟利益，挫傷了人們的積極性。
1972年，筆者在天津進行了勞動生產率調查，發現工人八小時工作壹般只能幹四個小時。調查中，筆者在天津汽油機廠和工人壹起上夜班，發現八十多臺設備，白天開動的只有十壹到十四臺，夜班2點以後開動的只有兩臺。開這兩臺機器的壹個是班長，另壹個是被監督勞動的“歷史反革命”。這個廠老工人說：“現在我廠壹年生產汽油機3,500臺。要是把大家的勁鼓起來，工藝設備進行壹些改進，不用增加人，壹年就可生產兩萬臺。”不少企業工人加班不給加班費，有的工廠欠工人五十多個休假日也不能兌現；相反，工人遲到幾分鐘也要記下來，累計起來扣工資。天津染料化工行業取消了夜班補助費，工人不願上夜班了，化工生產是連續的，夜班開不起來，變成間歇生產，產品質量因而受到影響。1975年，筆者到天津拖拉機廠金工車間緊固件工段勞動了壹個月，和工人壹起三班倒。為了檢測工人的勞動潛力，就在壹臺萬能銑床上加工壹個零件（清華畢業的人都會開機床），且不緊不慢，工人休息時筆者也休息，壹個夜班出的活兒竟超了定額（即每個班的工作量）的壹倍! 這樣幹了兩天，壹位老工人對筆者說：“楊同誌，妳是飛鴿牌，我們是永久牌，妳要悠著點！”工人擔心，如果廠裏知道了筆者輕松地超定額壹倍，就要提高定額。
至於發展農業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學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壹個山村，是壹個生產大隊。１９６３年夏，大寨遭遇大洪水，房屋被沖毀，苦幹了十幾年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沖垮。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大寨社員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莎蔭、範銀懷寫的通訊〈大寨之路〉，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大寨之路〉壹文介紹：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說：“集體化的優越性，說不完，用不盡。”《人民日報》社論說：“只要人們有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雄心大誌，充分發揚革命精神，並且把革命幹勁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就壹定能夠使大地變樣，使河山易色，創造出偉大的成績。”
在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人大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是壹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進行農村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還把大寨的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隨著階級鬥爭的調子提高，大寨從農業生產的典型，演變為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山西省委說大寨“從來沒有放松過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鬥爭”；學大寨，“不僅是壹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壹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中對“大寨經驗”又進行了“新的概括”：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真想共產主義。
為了開展“農業學大寨”的群從運動，不少地方殘酷打擊對運動有不同看法、持消極態度的人。大寨所在的昔陽縣被批判處理的幹部群眾1,372人，全縣每1,000個人中就有6個被批判處理過。另壹資料顯示，被批並且被戴上各種“帽子”的，就有2,000多人；立案處理過的人超過3,000，每70多人中就有1個。虛報學大寨成績的情況更是普遍。在陳永貴治下，從1973到1977年，昔陽縣虛報糧食產量37,262萬斤，比此期間的實際產量誇大了24％。為保證“大災之年大豐收”，陳永貴審批昔陽的氣象報告，有意誇大災情；少報土地數量，從而擴大單位面積的產量。新華社記者李玉秀懷疑大寨少報了土地面積，被陳永貴弄到大寨勞改，讓他開山造地，“把多說的地造出來”。
1975年1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大會時，經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提名，陳永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對陳永貴寄以希望，對陳的工作也說得十分明確：“妳是農民代表”、主要任務是“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陳永貴壹成為全國抓農業生產的主要領導人，就大力推行“普及大寨縣”。除了有具體的生產指標以外，主要是推廣大寨的抓階級鬥爭和政治工作經驗。在“普及大寨縣”運動中，追求“壹大二公”，準備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轉向大隊。8月14日，陳永貴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國逐步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借學大寨的名義，全部收回了社員的自留地，連農民自己搞的開荒地也壹並收回。有的地方幹脆不讓農民搞家庭副業生產，不許農民養豬、養雞。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農民成年累月地被推向“改天換地”的苦役之中，開墾荒山，圍湖造田，植被被毀，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
“抓革命，促生產”，除了激發革命熱情、將這種熱情用於生產建設以外，另壹個重要含義就是通過“抓革命”施加政治壓力。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人們不敢懈怠，生產就“促”上去了。對生產領導部門的務實派來說，“抓革命，促生產”，還有另壹種意義：他們在搞生產建設的時候，總是在前面冠“抓革命”三字——實際上“抓革命”是虛，“抓生產”是實。文革派批評這種做法是“以生產壓革命”。1967年初，全面奪權開始，大批幹部被打倒，許多幹部只“抓革命”，不敢“抓生產”，生產壹度下降。也有些地方，當權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辦公室”（簡稱“抓辦”）來控制權力，用以對抗文革派。1967年7月14日，周恩來在武漢對陳再道說：“抓辦，抓辦，抓辦裏壞得很。”就是指後壹種情況。
三 國民經濟的增長與波動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文革十年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為4.9%。現將文革期間主要經濟指標數據列表如下（表4）【註29數字似能反映文革十年的國民經濟增長？建議將反映各項經濟增長指標的表4下移至論述「三起三落」處，以便對照數據】。李成瑞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文革期間的經濟數據，盡管有若幹估算成份，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復核算，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
表4 文革期間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的增長率（%）（以上壹年為100）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1988）》（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88），“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 ，頁Xl-13、Xl-17、Xl-22。
【可否刪去此句(與上文略有重複)？】數據表明，文革十年國民經濟有所增長，但是，與其他時期相比，除了大躍進年代（“二五”）以外，“三五”和“四五”（即文革十年）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是最低的。（表5）這說明，如果沒有文革，按照1963至1965年的趨勢發展，經濟增長會更快壹些。
表5 各個時期的主要經濟指標的年平均增長率（%）【表格最後兩列的數據需要保留嗎？】（保留下來有個比較）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1988）》,頁X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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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間，國民經濟時起時落，呈波浪狀態。經濟學界稱之為“三起三落”：
【以下數據大都出自表4，建議將表4移此，請斟酌】
大饑荒以後的經濟調整，到1965、1966年出現了明顯的效果。全國工農業總產值，1965年增長20.4%，1966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20.3%，雖然下半年受文革的影響，1966年全年工業總產值還是比上壹年增長20.9%，社會總產值比上壹年增長16.9%。1967、1968年兩年“天下大亂”，生產秩序被破壞，有些地方停工停產，經濟急劇下降。以社會總產值為例，1967年比上壹年下降了9.9%，1968年又比上壹年下降了點4.7%。
隨著各省革委會的建立和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社會趨於穩定，1969到1973年經濟發展較快。然而，社會秩序稍壹穩定，主政的官員就企圖搞“躍進”1970年2月15日至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成了發動經濟躍進的動員會議。會議確定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7%，基建投資比上年增長46%，大中型建設項目1,113個，主要產品產量也定出了很高的指標。如鋼產量指標增長幅度高達20至27.5%。在中央計劃指標的鼓勵下，壹些地方要求產量“翻番”，或壹廠變多廠。【同年5月？】在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上，鞍鋼、本鋼、武鋼等鋼鐵企業都提出鋼產量要“翻番”，在電力工業會議上，提出到1972年實現“老廠壹廠變壹廠半，新廠快馬加鞭，發電能力翻壹番，縣縣都有電”的口號。1970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0.7%，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24.1%。“小躍進”帶來嚴重後果：在高指標的壓力下，工廠拼設備，采掘業強化開采；建設規模過大；基礎建設戰線過長；職工人數增長過多。1970到1971年，原計劃全民所有制單位增加職工306萬人，實際增加了983萬人。新增職工中有600多萬人是從農村招來的。經濟建設中出現了難以承受的“三個突破”：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售量這三項都突破了國家能夠承受的限度。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就不得不進行調整。但調整力度壓不住擴張的願望，1971年這三項繼續擴張，1972年速度雖然降下來了，但擴張趨勢未除，1973年1月的計劃會議上，還把解決“三個突破”當作壹個重要問題。
1974年，工業總產值才增長0.3%，社會總產值才增長1.9%。學界壹些人認為，這是「批林批孔」造成的結果。實際上，主要原因是與當時解決“三個突破”問題采取的緊縮措施有關。1974年的經濟指標使人們不滿意，11月6日，在長沙聽取李先念匯報國民經濟情況時，毛澤東說：“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1975年，鄧小平主持整頓，對恢復交通運輸秩序和企業管理秩序當起了作用；但是，毛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最高指示，使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放松了緊縮措施，對提高經濟指標起的作用更大壹些。1975年，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1.3%，社會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15.1%。這個較高的指標是在上壹年較低指標上實現的，實際不是很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幾位領導人逝世，對經濟有負面影響，這壹年經濟增長比1974年還要低。至於這壹較低增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多大關系還需要等待相關研究。
“四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５1種主要經濟指標，有２５種沒有完成；計劃力保的３０種重工業產品中有１８種沒有完成計劃；１１種輕工業產品中有４種沒有完成計劃。
文革十年農業平均發展速度為3.9%，糧食生產穩步增長，1976年達5,726億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由1965年的544斤增長到615斤。另壹個發人深思的數字是，1956年全國人均糧食產量為620斤， 1976年為615斤，徘徊了二十年才回到原點（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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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按人口平均糧食產量（斤/人）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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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建成了壹些技術比較先進的大型企業，如勝利油田、大港油田，攀枝花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第二汽車制造廠、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等。除了上述的三線建設的成就以外，還建成了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大慶到秦皇島的輸油管道等壹些基礎設施。核工業、人造衛星、運載火箭等國防科技在這個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在重大項目的建設方面，集權制國家可以集中各種社會資源，排除各種阻礙，全力以赴地進行，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集中力量幹大事”。朝鮮這樣的弱小國家，在外部世界的強烈反對下，也能造原子彈、氫彈就是證明。但是，集權制國家在“幹大事”的同時，也造成巨大的浪費和無窮的後患。
在文革期間，1958年開始興起的地方“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等）也發展較快。這些地方工業為1980年代鄉鎮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壹定的基礎，但經濟效益低，對環境汙染嚴重，到新世紀大多被清理。
四 效益差、管理亂、技術水平低
文革十年各項經濟指標雖然有所增長，但這種增長是靠多投資，多投入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而形成的。首先，經濟效益十分低下。每百元積累基金增加的國民收入，“壹五”時期為32元，三年調整時期（1963-1965）為57元，十年文革時期只有19.6元。如果按“壹五”時期的水平計算，十年共損失國民收入5,000億元；按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30%計算，共損失財政收入1,500億元。1976年全國國營企業虧損總額達117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兩倍。這壹年財政收入完成776.6億元，比上壹年減少39億元。此外，產品質量差。1971年末到1972年初，據國家有關部門對8,373種產品檢查，產品合格率平均為45%。同時，工傷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對十壹個部的不完全統計，上半年共發生人身傷亡事故和設備嚴重損壞事故2,000多起，死亡2,400多人。
其次，企業管理混亂。文革中把必要的企業管理當成“修正主義的管、卡、壓”來批判，壹些企業雖然訂了規章制度，但沒有貫徹執行。天津染化四廠酞青車間工藝規定溫度在攝氏170至175度的範圍內保溫15小時，工人為了早下班，只保溫14小時，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此外，崗位無定員。天津第二毛紡廠細紗機過去壹人看2臺，現在15臺機器，每班35人。天津冶金局中，同樣的3噸電爐，有的用27人，有的用35人；D5G拉絲機有的單位2人看3臺，有的單位1人看5臺。1971年12月到1972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提出了若幹整頓企業管理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大部分沒有落實。
再次，技術水平低。文革期間是對知識份子歧視最嚴重的時期。1971年7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制定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解放後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8月16日，印有“毛主席批示：同意”七個紅色大字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由中央發向全國各級黨委。。雖然這個文件是1971年出籠的，但這體現了毛多年來的看法。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從上到下，普遍輕視知識份子，進而輕視科學技術。
文革時期，科技人員工資普遍較低。1957年中專畢業生當技術員的1972年拿48.5元，1957年進廠的學徒工（小學文化或更低）1972年是四級工，拿57.6元。許多1958年畢業的大學生，1972年只拿50多元。據筆者調查，壹些工程技術人員說：“當時要是不上大學，參軍或當工人就比現在強多了，讀書吃虧了！”比工人更加困難的是，科技人員很多是夫妻分居相隔千裏的兩地，這些人沒有家庭生活；每年探親壹次，火車費耗盡了壹年的積累。天津市技術人員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夫妻分隔兩地的，有的單位百分之三十或更多壹些。
文革前，天津市屬研究所51個，文革中關、停、並、轉，砍了壹大批，1972年只剩下25個，人員也減少過半。此外，大批科技人員不在科技工作崗位上。據調查，1972年初，天津有40%的科研人員當普通勞動力使用。在科技崗位的人也不能全心從事科研工作。南開大學元素有機研究所除了“拉練”、勞動，每年只能工作八個月，在這八個月中，每個星期只有四天業務活動時間。挖地道（備戰）、搬白菜、搞衛生、寫總結，隨便什麽人，壹句話都可以調走。壹機部天津電力傳動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對筆者說：“我們是廉價勞動力，哪裏需要人，不管我們業務多忙，誰都可以把我們咬喝去！”
科技人員受到壓制，當然不會有創新；不重視科技，技術水平必然落後。1972年，天津市冶金工人37,000多人，其中肩擡、背扛、手工操作的有15,000多人。天津紡織行業的機械設備1930年代的占55%，天津機械行業的設備也大多處於1930、40年代的水平。天津化工行業生產群青顏料還是用小土窯煉燒，和《天工開物》上所介紹的差不多。天津堿廠是中國化學家侯德榜在1930年代提出聯合制堿法（又稱侯氏制堿法）的基地，這種先進的制堿工藝戰後被日本廣泛采用，而天津堿廠1972年還用比較落後的蘇維爾法(Solvay Process)生產。
五 工人、農民家徒四壁
1978年，老記者馮森齡到1940年代工作過的延安調查，看到昔日的“革命聖地”滿街都是討飯的人。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馮森齡在延安東關食堂停留半小時，討飯的就有17人。這些討飯的人都是來自農村。馮森齡又調查到9個縣市，縣縣都有討飯的。延安邊區時期勞動英雄申長林所在生產隊28戶人家，家家都缺糧食，80多人出去討飯。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革命聖地延安采訪，他們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30元，他們吃的飯是像豬食壹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19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唱《東方紅》的時候。
19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壹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壹無所有，連樹木都砍光燒盡。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村莊掩映在密密的樹林和竹林之中，其中很多兩人合抱的參天大樹，但到了1970年代末期，村子裏幾乎看不見樹木，成了“和尚村”。不僅人窮，生態環境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1978年，全國每個農民從生產隊裏得到年平均收入僅有76元，其中兩億農民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壹角壹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壹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壹角四分錢。另有壹些農民辛辛苦苦幹壹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1980年，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幾位記者對西北地區的農民收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1979年全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地區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第三，為57.2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元。
在城鄉差距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生活狀況怎麽樣呢？全民所有制各部門職工的工資，除了1971年對部分人員有所提高以外，再沒有增加。從1966到1976年，平均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4.9%。
1975年，筆者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壹線的工人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手表、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以下是筆者在天津第壹棉紡織廠調查所得的職工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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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將以下資料改用表格顯示？如附表】
? 時間：1975年
天津棉紡壹廠電動車間在編人數345人，家庭月收入情況如下：
? 人均收入10元以下的8人 占總人數的2.32%
? 人均收入10-11元的6人占總人數的1.74%
? 人均收入11-12元的7人占總人數的2.02%
? 人均收入13-15元的28人占總人數的8.11%
? 人均收入15-20元的65人占總人數的18.8%
? 人均收入20-25元的231人占總人數的66.95%
其中，人均收入達25元的只有幾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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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棉紡壹廠在當時是待遇較高的國營大廠，其他不少單位職工的收入比棉紡壹廠低很多。
此外，由於經濟停滯，就業機會少，政府只好強制1,600多萬城鎮青年上山下鄉，將城鎮就業矛盾向農村轉移。下鄉知識青年不能維持生活，城鎮的工人父母不得不給以接濟。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戶。按國家所公布的標準，有89.98萬戶為困難戶，其中人均住房面積低於４平方米的有21.6萬戶，住房不方便（大兒大女同室）的有24.3萬戶。這是改革以後七八年的情況，比改革前還是有所改善。
據筆者1972年在天津房管部門調查得知，在天津，祖宗三代人擠在壹間10多平方米的房間裏的情況十分普遍。壹到晚上，中年夫婦睡在床上，已經成年的孫子上了小吊樓，年老的爺爺奶奶和已經成年的孫女兒打地鋪。這種情況到1980年代中期還沒有大的改變。1972年，筆者到天津鋼絲繩廠調查得知，這個廠六至九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戶，老少三代住壹間房的有29戶，婚後無房的有47戶，無房結婚的8戶，危房待修的7戶。這些工人都要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覺。但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白天他們是無法睡覺的。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19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壹直住到19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臟的工棚裏，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寬的公共過道裏，過道的溫度高達攝氏39度。中年婦女脫光了上身，隨著炒菜的鍋鏟掀翻，碩大的乳房在晃動。這是筆者和同事杜潤三在天津佟樓附近壹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本段談工人情況，可否移至上文談天津棉紡壹廠工資的段落之下？】（不移，這是指工作環境）工人的工作環境也很惡劣。1972年9月14日，天津勞動衛生防治院向筆者提供了他們新完成的壹個調查：
在對天津市981個工廠的37,720人的不完全統計，對四種作業（矽、鉛、苯、汞）的工人中查出：
鉛吸收３４３人
苯中毒３９人
白血球降低８６人
汞中毒和汞吸收１３４人
?天津棉紡二廠三紡筒子車間184名職工患病的達126人，占百分之69.5%，有的患病在二、三種以上。天津幹電池廠幹汞電池車間的125名工人幾乎每人汞中毒，壹度造成停產。天津紅衛皮鞋廠、十月皮鞋廠苯中毒十分嚴重。天津化工廠周圍1,500米的範圍內空氣中汞的含量超過國家標準，電解車間85人中有76人汞吸收，占總人數的89%。
六 根本問題是經濟體制
毛澤東等老壹代領導人壹直提倡“為人民服務”，這壹代領導人也有卓越的能力，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也都勤勞節儉，為什麽搞了幾十年中國還這麽窮呢？
這個問題最早的答案是，中國領導經濟的權力太集中。毛澤東在1956年就覺察到了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他在這年春天所作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說：“把什麽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壹點權力，壹點機動的余地，壹點利益，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壹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力圖擺脫蘇聯的影響，探索中國自己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探索之壹就是下放權力，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以前，有三次比較集中的舉動。
第壹次權力下放是1958年。按照“統壹計劃，分級管理”的原則，擴大的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管理權限。除了壹些重要的、特殊的以及“試驗田”性的企業以外，其余企業原則上壹律下放給地方管理。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家企業，下放了885個，下放比例為76%。不到半個月時間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8年權力下放以後，地方政府有權投資建設，壹時“五小”工業遍地開花。這為以後地方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地方政府官員把高指標當作政績，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因而宏觀失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1959年6月，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壹些，快了壹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壹下統壹領導，中央集權。”中央部門開始收回企業。到1960年代初，又回到“壹五”時期高度集中的狀況。
第二次權力下放是1964年。將十九個非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劃歸地方安排；“五小”企業的產品基本歸地方分配；適當地擴大地方的財力；適當擴大地方調劑物資的權限等等。和1958年相比，這次的動作比較小，地方政府還是覺得沒有發展經濟的權力。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叫計劃制造工廠，只管虛，不管實，也管點實，少管壹點實。根據這個精神，醞釀著下放企業。由於開始了文革，因此被擱置起來。1969年，社會稍有穩定，這個問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1969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座談會上，討論了〈中央各部關於企業管理體制下放的初步設想〉，在條塊關系上傾向“以塊為主”，凡是適宜於地方管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管理，由地方各級革委會對企業實行壹元化領導。1970年計劃會議上批判“條條專政”，「條條」是指中央各部委，說中央部委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這次會議決定把中央部門管理的企業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要求各省盡快實現主要產品自給。到當年9月底，中央工交九個部共有企事業3,082個單位，已下放給地方的2,237個，占總數的73%，其中完全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有1,412個，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814個，雙重領導以中央為主的11個。經過這次下放，在很短時間內，就把鞍鋼、大慶油田、長春汽車廠、開灤煤礦、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等2,400多個企業下放給省、市、自治區管理，有的又進壹步下放到市、縣。這是第三次權力下放。
像1958年那次下放企業那樣，此時又出現了重復建設、盲目生產、地區分割的現象。此外，中央下放給地方的大型企業，原來面向全國的產銷關系被割斷，地方無力解決，經營更加困難。上海以前每年從鞍鋼、武鋼等鋼鐵企業調入生鐵200萬噸，這些鋼鐵企業下放到地方後，上海就得不到生鐵。有的已經下放到地方的企業，中央部門還讓它分擔產品計劃指標，但只給任務，不給材料（材料廠已下放，中央部門無法供給），造成“只轉戶口，不轉糧食關系”的局面。由於問題多多，1970年下放的企業，很多後來又收回中央了。
在文革中，下放企業被稱為“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改革”，除了下放企業以外，1971年開始實行地方包幹：壹、基本建設投資大包幹；二、物資分配大包幹。在國家統壹計劃下，實行“地區平衡、差額調撥、品種調劑、保證上繳”的辦法；三、財政收支大包幹。在國家統壹預算下，對地方政府實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幹、保證上繳、結余留用”的辦法。四，擴大地方權限，實行“塊塊為主，條塊結合”的計劃管理體制。顯然，文革中稱為“經濟體制改革”，只是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是行政性分權，對搞活企業【可否改為「發展企業」？】（不可改）沒有多大作用。
此外，每次下放權力都要出現經濟混亂，為治理混亂不得不集中權力；而每次集中權力地方政府就要叫喊；叫喊聲強烈，不得不再下放權力。“壹統就死，壹死就叫，壹叫就放，壹放就亂，壹亂就統”，國民經濟總是跳不出這個循環。
事實證明，“權力過份集中”的問題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但不是中國經濟問的根本所在。那麽，什麽是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呢？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找到正確答案的。1990年代初期，經濟界的共識是：根本的問題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們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這裏所說的「主觀判斷」就是人們制定的計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就是市場規律。
毛澤東等壹代人從馬克思、列寧那裏把改造社會和管理經濟的理論接受過來：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毛要求下放企業時還強調中央是“計劃制造工廠”，地方政府和企業要執行這個“工廠”制造的計劃。毛的分權是行政性分權，即管理企業的權力只是由壹級政府下放到另壹級政府，企業生產什麽，生產多少，用什麽方式生產，還得聽命於政府的安排。
文革中，毛澤東壹再批評商品經濟，主張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孫冶方也被打成“修正主義份子”被投入監獄。沒有市場競爭，價值規律不起作用，壹切聽命於各級行政官員的指令。價格是市場經濟的靈魂。西方經濟學有壹句名言；要摧毀壹個國家的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是麻痹這個國家的價格機制。文革期間，由於過度的行政控制，價格機制被完全麻痹。1966至1976年間，中國零售物價指數不僅沒有上漲，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表7）。這是用行政手段凍結物價的結果，它對工資壹直很低的職工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有很大的殺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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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文革期間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以1950年為100）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頁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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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隨著國際關系的改善，在毛澤東、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進行了大規模技術引進。1972至1977年，中國先後從日本、聯邦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了250多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引進合同，成交額達396億美元。還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設備、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座大型電站設備、壹米七軋機整套生產設備、3套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和4套大型化纖設備等。
文革中，不斷批判“洋奴哲學”、“崇洋媚外”，人們“談洋色變”。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到美國康寧公司，這家公司送給考察團壹個工藝蝸牛作為禮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在四機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說：美國人這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這件事被稱為“蝸牛事件”， 使得引進彩管生產線推遲了幾年。
“談洋色變”的心理直到改革之初還沒有消除。在1980年代初，正是這些引進項目落實的時候，壹些單位把對外經貿談判當作“壹場特殊的國際階級鬥爭”，在談判桌上設“前線政委”。壹些引進國外技術的工廠，把來廠履行合同的外國專家當成“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職工不敢單獨接近這些外國專家，怕被人說成“裏通外國”。所以，這些單位和外國專家的關系十分緊張，常常影響工程進展。
197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只有134.4億美元（其中出口68.6億美元，進口65.8億美元），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7‰。占世界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比如此之小，可見當時中國對外經貿往來的水平何等低下。
毛澤東、周恩來批準的這些成套設備的引進，使十分匱乏的國民經濟如飲甘泉。但是，這只是設備引進，不僅排斥先進的管理制度和企業經營制度，更是排斥國際經濟遊戲規則。文革中的技術引進和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
文革結束了，留下的不僅是極端貧困，而是留下了造成極端貧困的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留下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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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尊聲轉來讀者反饋：
轉發1：
佩服楊，可以說是真正的學者，數據和分析都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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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2：
尊聲兄，楊繼繩為我素所敬佩，謝謝。?他出身貧寒，能考入清華，且為同儕選為班長，才華準是出眾。然而以他的背景，投靠當屬順理成章，卻執意還歷史本來面目，的確十分可敬。?滌又及?
轉發3：
老尹，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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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告並謝謝楊繼繩先生。我在寫壹篇經濟學文章，China’s Immiserizing Growth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革期間的悲慘性增長）。用壹個模型解釋為什麽經濟數字顯示增長而老百姓的感覺是，生活狀況比1965年惡化。寫完後再請指教。
弟?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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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兄，
剛接到楊繼繩的大作，附上。?下面是我給他的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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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兄。文革是我們親身經歷過的，妳寫的事實和分析我感到歷歷在目。妳對文革經濟狀況的評價遠比我期待的平和寬容。文革期間是世界經濟起飛的時代，特別是在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相比之下，毛澤東可謂是逆世界潮流而動，倒行逆施，讓中國經濟幾近崩潰，生靈塗炭。我1981年底出國時全國仍然是鋪天蓋地的“憑票供應”，老百姓基本生存權都無以保障。可出國前教育培訓是要求我們不忘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解放全人類。我是在我生日那天抵達紐約，壹下飛機，所見所聞，豁然感到自己和其他中國的老百姓壹樣，生活在壹個精心編織的天大的謊言中。
看來，在妳為自己準備的墓碑旁邊，還要為妳樹立壹塊社會良知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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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間的外交
“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
從“兩條線”到“壹條線，壹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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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壹章文革期間的外交
1949年以後的10年，中國實行向蘇聯“壹邊倒”的外交方針。蘇聯是最好的朋友，美國是主要的敵人。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關系發生了變化。以後幾年中蘇關系不斷惡化，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兇惡的敵人。除了“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以外，站在美國或蘇聯壹邊、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就稱為“壹切反動派”。在壹段時間內，中國對“帝、修、反”全面出擊，外交壹直處於困境。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調整了國內的文革戰略思想，也調整了對外政策，從全面出擊轉到聯美反蘇，中國與外交形勢才出現了轉機。這壹外交戰略的轉變從六十年代上半期開始，到1972年完成，何方說：“毛澤東堅持繼續革命，國內事繼續按革命黨不按執政黨路數辦，國外事按世界革命規矩不按現代國際關系準則辦”。毛澤東外交政策的調整，雖然在壹定程度上緩和了中國的國際關系，但沒有脫離世界革命的路數。
“世界革命中心”的驕傲
共產主義者主張世界革命。多年來，蘇聯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蘇共變成了“修正主義”以後，中國共產黨希望取代蘇共的地位。文革前，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理論已經形成，例如，認為亞、非、拉是世界的“農村“，西歐、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可以借鑒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文革之初，“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中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類說法當時廣為流傳，壹些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
“世界革命的中心”的中國人卻不能走出國門。當時，除了高級領導人出訪和外交工作人員以外，壹般幹部和知識分子沒有出國的機會；對工人、農民來說，出國這樣的好事，是連想也不敢想的。那時，街上很少有外國人。偶爾來了幾個外國人，人們感到十分新奇，對他們的藍眼睛、黃頭發看個不夠。圍觀、尾隨的現象經常發生。在文革中，中國市場上沒有外國商品，圖書館裏沒有外國的期刊（某些科技期刊除外），工廠裏沒有國外的新技術……對外科技文化交流也基本停止。
既然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向世界各國輸出毛澤東思想就是壹項重要任務。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中國國際書店向117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爾、越南、印尼、阿拉伯、緬甸、斯瓦希裏、波斯等14種文字的《毛主席語錄》80多萬冊。這個數字還不是對外發行毛著的全部。1967年7月2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熱烈歡呼【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的短評。11月24日，新華社報道：文革壹年多，毛主席著作外文版25種，460多萬冊，發行到148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了建國17年毛著對外發行的總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的標誌大量輸出國外。
對外大量輸出毛澤東著作，使許多國家對中國的不滿，引發了很多外交糾紛。
1967年7月7日，中國向捷克發出照會，抗議“捷修領導集團公開點名攻擊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1967年8月，錫蘭（斯裏蘭卡）海關攔截壹艘中國船，查出壹箱被禁的毛主席像章，8月15日，中國政府為此向錫蘭提出抗議。駐×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大街上散發“造反有理”的傳單，在使館附近墻上張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大字標語，東道國提出抗議。去×國援建的工程人員，要在工地上豎起壹塊“社會主義壹定要代替資本主義”的巨幅標語，當局不同意，他們集會抗議，與警方發生沖突，造成流血事件。駐非洲×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頭向來往行人硬塞《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群眾憤怒。駐×國使館工作人員攔住蒙黑色面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解放思想”；鉆進穆斯林信徒的帳篷，宣傳無神論，被人家連推帶搡轟出帳門。
自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重提階級鬥爭以來，“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就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綱領”。“三自壹包”是指國內，“三和壹少”是指對外。批判“三和壹少”發展到批判“三降壹滅”。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批判“三和壹少”、“三降壹滅”就成了對外政策的壹條主線。批判“三和壹少”，就實行“三鬥壹多”：同帝國主義鬥，同修正主義鬥，同各國反動派鬥，多支持壹些國家的革命運動。不停地鬥，鬥，鬥；援外支出越來越多。1972年、1973年、1975年援外支出分別占國家財政支出的6.7%、7.2%、6.3%。從1954年到1970年，給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達90多億人民幣，按當時阿爾巴尼亞總人口平均，每人達4000元。當時中國極度貧窮，1972年、1973年、1975年中國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分別為147元、155元和158元。1971年，中國的援外經費超出美、蘇兩國援外經費的很多倍。美國和越南交戰以後，1967年12月19日，毛澤東在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電報中宣布：“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毛澤東說到做到，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裝備海陸空三軍200多萬兵員的輕重武器和其它軍需品；中國還向越南提供了450個輕重工業工廠、醫院、研究所的成套設備，替越南修了數百公裏的鐵路、數千公裏的輸油管線。還提供了各種原材料、副食品等大量物資。中國先後向越南派出專家顧問2萬多人。派出地空導彈、高炮、掃雷等部隊30多萬人。在援越抗美戰爭中，中國傷亡人員5000多人。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對越南的援助總值，按當時的國際市場價格計算，達200億美元，絕大部分是無償援助，小部分是無息貸款。
在濃厚的鬥爭氣氛中，人們爭先恐後地站在反對“帝、修、反”的前列。在北京街頭，大規模的反美、反蘇、反印度及印尼的遊行不斷。1967年，我駐東德使館壹輛公務車出了交通事故，造成死傷。使館沒弄清情況就向東德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外國人將有毛澤東頭像的郵票倒貼在信封上，中國外交部也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議。近萬名紅衛兵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在使館門前架起高音喇響叭，24小時高呼“打倒蘇修！”“打倒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現場指揮竟是壹位16歲的小姑娘。
1967年，外交糾紛中最突出的是“三砸壹燒”事件。6月18日砸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6日砸印尼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參加這些過激行動的不只是紅衛兵，工人、幹部、外交人員也參加了。
文革期間對在北京的外國人加強了控制，不許外國人在大街上對大字報拍照，壹經發現，拍照者就會被群眾包圍起來。6月4日，印度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三等秘書維傑，據說是因偷攝我國禁區被拿獲。6月13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了公審大會，對魯冠南進行缺席審判。判決魯冠南犯間諜罪，驅逐出境，立即執行；判決維傑為不受歡迎的人，限其三天內離開中國。6月14日，印方宣布將我國駐印度使館壹等秘書陳魯直驅逐出境，並宣布我國使館三等秘書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6月15日，我方就印方將“陳魯直驅逐出境、宣布謝承浩為不歡迎的人”事，提出強烈抗議。6月16日，千余印度人襲擊我國駐印大使館，並毆打我國使館人員。6月18日，北京壹些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到印度駐華大使館門前示威，打碎印度使館沿街的玻璃窗。外交部參加這次行動的不僅有造反派，亞洲司的王某某（是外交部造反派對立組織的）爬上了印度駐華使館的鐵柵欄，摘取了使館門前帶有印度國徽的牌子。
文革之前，中國駐仰光使館和新華社分社資助當地的華語學校，在學校課程中加進了許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多了。1967年6月，中國駐緬甸人員不顧緬甸政府的勸阻，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過去，英國殖民者在緬甸搞了壹個組織，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都要佩戴效忠英國女王的徽章。因此，緬甸方面對像章的事特別忌諱。緬甸政府制定了壹條法令，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從6月起，在緬甸的多所華僑學校裏，學校方面要求學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學生不答應，中緬雙方民眾多次發生沖突。6月27日、28日，緬甸民眾包圍並沖擊我國駐緬甸大使館。打死援緬專家劉逸，打傷五人。從6月29日起，北京幾十萬群眾連續在緬甸駐華大使館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奈溫！”“絞死奈溫！”的口號。壹些人用磚頭砸了大使館。使館外的墻上和門前馬路兩旁，貼滿了聲討大字報和大標語。
中國壹直支持印尼共產黨。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的政變計劃流產以後，新上臺的蘇哈托政權對內屠殺印尼共產黨、排斥印尼華僑，對外反華。文革初期，中國駐印尼使館在新聞櫥窗宣傳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不斷發生襲擊中國使館和中國駐印尼機構的事件。中國政府不斷提出強烈抗議。1967年4月4日，印尼宣布中國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從24日到28日，北京共有60萬人到印尼駐華使館前示威遊行。遊行中砸了大使館的大門。8月5日，印尼武裝部隊糾集壹千多人到我國駐印尼使館破壞、縱火焚燒我國使館館舍，並打傷我國使館四名工作人員。8月6日，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大使館，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8月6日下午，北京約萬名民眾到印尼大使館前示威。壹些人強行沖進印尼駐華使館，砸壞館內設施和八輛汽車，放火燒毀辦公樓，並揪鬥了數名印尼使館人員。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起因於香港“六七事件”。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左派工人罷工罷市。內地不斷聲援香港左派人士，事態不斷升級。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廖承誌5月20日向周恩來提交了《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提出要香港左派“隨時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這篇社論是經周恩來批準並經他修改後發表的。在中英對抗不斷升級的情況下，1967年7月，深圳的中國軍方提議要對港英進行壹次懲罰性打擊，並將方案報給了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報給了周恩來。周批準了這壹方案。中方組織民兵從沙頭角打入了香港境內，港英警方用火力封鎖，中方使用了解放軍的火力。在這場武裝沖突中，中方死2人，港英方死了5人。7月10日，周恩來在京西賓館聽取廣州軍區領導人匯報時說：“主席昨天講了，還是不動武。”從而對沙頭角事件進行了冷處理。8月港英當局勒令香港三份左派報紙停刊，拘捕了壹些記者和工作人員。這些行為更加激發了香港和北京的“反英抗暴”鬥爭。經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準，8月15日連續3天3夜在北京英國代辦處門前舉行百萬人遊行集會。8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出48小時限時照會，要求港英當局撤銷對三家報紙的停刊令，無罪釋放50多名記者和工作人員等，這個照會是周恩來批準的。8月22日，48小時已過，港英當局沒有答復，憤怒的學生和工人沖進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壹番打、砸以後，點火燒了代辦處。強迫代辦處的英國工作人員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被毒打，工作人員逃到附近的印度大使館和芬蘭大使館避難。事後周恩來說，當時太疲勞了，沒辦法好好考慮就批準了48小時照會。他還說，就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他已在主席面前檢討過四次。清華大學參與“火燒代辦處”的是“四壹四”派，“四壹四”總部委員蔣南峰被臨時拉去作為領隊，為此被清查多年。
外交出現如此亂相與當時外交指導思想有關，也與外交部的文革運動有關。運動初期，外交部黨委打擊了壹些出頭造反的人。批判資反路線以後，被打擊的造反派翻了身。12月21日，造反派成立了《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聯絡站”）。“聯絡站”的成立得到了周恩來的承認和支持。“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外交部黨委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領導下只負責外交業務。駐外大使應召回國參加文革運動，1967年初，各駐外使領館回國參加文革的人已有壹兩千人。他們以使館為單位組織了戰鬥隊，把大使、參贊和他們的夫人當做當權派來揭批鬥，壹些大使遭到責罵、個別被罰跪被毆打。
文革開始的壹年多時間內，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系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發生了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當然，外交糾紛不完全是中方的責任，是在互動、互激的過程中逐漸升級的；但是，“三鬥壹多”的外交方針是造成外交糾紛的重要原因。
遏制造反派，外交形勢有所好轉
1967年是“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壹年。8月份，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的“八七講話”的鼓動下，外交部造反派接管政治部、批鬥外長陳毅、頂撞周恩來總理、越權向駐外使館發電報，文革前就已形成的極左外交思想的進壹步發展。
在外交出現亂相的同時，國內也出現了失去控制的“天下大亂”。7月20日發生的武漢事變後，全國各地在“二月鎮反”中被支左部隊打下去了的造反派，借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打倒的聲勢，紛紛向鎮壓過他們的軍隊發起了攻擊。
從武漢事變中脫身到上海的毛澤東，開始打算武裝造反派，用群眾武裝制衡不支持文革的軍隊。但經過再三考慮，在軍人和造反派對立中，他選擇了保軍隊、遏制造反派的政策。他的文革戰略發生了轉變：由鼓動“天下大亂”轉到逐步推進“天下大治”。周恩來利用這個機會促進、落實了毛的戰略轉變。他首先向武漢事變的“功臣”王力下手。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讓楊成武專程送來的王力“八七講話”以後，8月26日上午9時，毛召見楊成武，說王力這篇講話是“大、大、大毒草”。並說“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總理壹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26日中午，楊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的意見。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成了階下囚。王力被抓的詳情本書第15章中已有介紹，這裏不再贅述。
8月31日，周恩來召見外交部造反組織“聯絡站”核心組頭頭及部黨委成員，嚴厲批評8月份的壹些重大政治錯誤。周恩來重申：“外交大權屬中央，中央授權給我，別人不能說。我管。”周嚴厲批評姚登山：“妳最近到處講話、作報告，散布‘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妳這樣做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他還指出，現在，國內的極左思潮和極左行動，已經影響到我們的外交工作，損害了我們的國際聲譽。周恩來說：“我支持‘聯絡站’到8月31日”。“聯絡站”失去了周恩來的支持，很快土崩瓦解。
9月1日，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了毛的文革戰略轉變，嚴厲批評了造反派的反軍行動，並說近期外事口完全脫離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軌道，說外事口裏面有壞人。
9月2日，外交部與《聯絡站》對立的群眾組織，連續開會揭發批判王力、姚登山、王中琪（《聯絡站》負責人）等人，肅清王力“八七講話”的流毒。9月27日，王海容（文革中被群眾認為是毛在外交部的代言人）等11人貼出了題為《王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報。
毛澤東、周恩來想扭轉外交形勢，但極左的作法還在繼續。
1967年9月14日，中國向突尼斯提出強烈抗議，稱突尼斯總統“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到了極點”。9月26日，中國發表聲明關閉駐突大使館。10月27日，中國同印尼斷交。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印尼共產黨中央，祝賀印尼共產黨成立50周年。賀電說：“印尼革命1965年遭受的暫時挫折，證明了‘和平過渡’、‘議會道路’修正主義路線的徹底破產。”“印尼共產黨堅定地走‘槍桿子面出政權’的道路，壹定能奪取最後勝利。”由於緬甸政府繼續驅趕中國援緬專家，1967年10月3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抗議，聲明說奈溫政府“叛賣緬甸民族利益，投靠美帝蘇修。”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反政府的緬共領導人德欽巴登頂，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1967年11月，贊比亞總統翁達對中國在贊比亞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滿，並表示反對把非洲國家拉進中蘇爭吵的旋渦。
抓了王力，批了外交部的造反派，只能讓極左外交來個急剎車。關鍵是“世界革命中心”的狂熱冷卻下來，“三鬥壹多”的外交方針緩和下來。多年對“三和壹少”、“三降壹滅”的批判，外交人員如驚弓之鳥。別人對“世界革命中心”和“三鬥壹多”提出不同的看法，會被加上反毛的罪名；毛澤東自己出面糾正，還會被人說成英明。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來糾正。
1967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編印的簡報刊登《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壹文，安齋庫治是日本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11月27，毛批示：“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1968年5月1日，壹個報告提到7機部的壹個會議通知，說在“世界中心——北京”召開會議，毛在“世界中心——北京”下劃了兩道杠，批註：“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經毛批準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後，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壹律不要用‘世界革命中心’的這種提法，對於‘以我為中心’的錯誤思想，應經常警惕和批判。”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人大會堂118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開會，談到外交關系時，毛說：緩和壹點好，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1969年“五壹”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以友好的姿態會見了壹些國家的駐華使節，並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向世人發出了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關系的信息。
有了毛澤東明確的態度，周恩來就積極落實。1970年9月18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說，不要以為只有中國才行，光中國就把世界革命包辦了，怎麽包辦得了呢？外事部門，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9月24日，周恩來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談話指出“對駐外使館內部還熱衷搞極左的人，要調回國內學習。”
此後，中國的外交形勢有所好轉。中國同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斯裏蘭卡）和加納等國，有的恢復、發展了外交關系，有的進行了訪問，有的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新關系，有的致電表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願望。在此期間，在已建交國家中，除與蘇聯、印度和印尼的關系仍較為緊張外，同其他國家的關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發展。從1968年至1971年7月，亞、非、拉美、歐洲、北美有1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從“兩條線”到“壹條線，壹大片”
中蘇關系破裂，最好的朋友成了最危險的敵人，與其他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隨之惡化。中國的主要敵人從壹個變成兩個，即蘇聯和美國。中國陷入了在兩條戰線作戰的被動局面。毛澤東觀察世界風雲，尋找出路。他把眼光投向了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
1964年1月5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伍修權在座。在談到國際形勢時，毛說“中間地帶”有兩部分：壹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壹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兩個中間地帶”是革命人民可以利用的。依靠亞非拉第壹中間地帶，爭取歐洲、日本等第二中間帶，把亞非國家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這是文革前幾年的外交戰略。中國領導人在這壹時期對亞非國家進行了多次訪問。對歐洲的外交也有進展，1964年1月，中國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從1949年到1965年，有47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文革頭兩年外交上的這種進展被中斷。
l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後，毛澤東號召全國軍民“準備打仗”。毛澤東從軍事上準備應對蘇聯的戰爭突襲，戰略上尋求組成新的反對美、蘇霸權的國際統壹戰線。在1969年中共九大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讓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由陳毅牽頭研究國際問題，為中央決策提供咨詢。從1969年6月7日到10月20日，四位元帥和熊向暉、姚廣等人，開了17次會議，得出了壹些看法。7月11日，他們提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認為美國不敢輕易進攻中國，美國的戰略重點在西方。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但和中國大打還有很多顧慮和困難。7月29日到9月16日，元帥們又開了10次座談會。9月17日，他們提交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在蘇美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
毛澤東是否接受了四位元帥的意見沒有見到他的文字表示，但是他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壹霸，不能兩面作戰。”他把眼光投向了美國。
自1949年以來，中美壹直是敵對關系。兩國關系中斷了二十多年。進入六十年代中期，中美兩國都互相需要。中國需要擺脫“兩個拳頭同時出擊”的困境，美國陷在越南戰爭的泥淖之中急待脫身。1969年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謀求使美國從越南戰場脫身的辦法，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應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系的可能性”，以便和蘇聯對話時“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在改善中美關系問題上，美國人比中國人更主動。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舉辦的壹個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主動靠近中國使館官員，企圖搭話。使館二秘李舉卿和翻譯景誌成壹再回避這位敵對國家的外交官。斯托塞爾只好追上景誌成，急切地向他表示，尼克松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經請示國內，11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將斯托塞爾請到使館交談，正式獲得了尼克松的意見。當晚看到駐波蘭使館發來電文的周恩來，立即將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高興地對毛澤東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12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時，請他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國接觸，可以利用官方渠道。隨後，恢復了中斷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後因1970年3月，美國支持柬埔寨軍人政變，中國推遲了中美大使級會議。5月20日，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的聲明。但是，這並沒有阻擋中美關系改善的進程。
1970年3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約見中國駐巴大使張彤，說不久前他訪問美國時，尼克松總統讓他傳給中國的壹個口信：“如果北京同意的話，準備開辟壹條白宮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這樣壹條渠道的存在，將不會被白宮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們可以保證完全的自由決斷。”3月21日，張彤將這個口信報告了周恩來。1971年春夏之交，中美兩國領導人口信頻繁，幾乎都是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遞的。
1970年10月初，美國總統尼克松對《時代》周刊說：“如果說我死前有什麽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10月下旬，尼克松面對面地同葉海亞·汗總統商量，請葉作為“中介人”為中美關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隨後，尼克松又讓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向中方捎“口信”，希望同中方高層接觸。中方得到尼克松的“口信”以後，周恩來通過巴、羅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國的立場：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幹涉。美國武裝力量占領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系緊張的關鍵。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旅行者來也行，當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多年沒有外交關系的兩個敵對國家的最高首腦直接對話，需要尋找壹個柔性機會。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文革以來中國第壹次參加世界體育比賽。經過毛澤東圈定的體育代表團報告中規定：比賽期間，如果同美國官員相遇，不主動交談；如果和美國隊比賽，比賽前不交換隊旗，但可以握手致意。在比賽期間，美國隊首席代表先後6次同中國代表隊接觸，表示了友好訪華的願望。外交部接到報告後研究時，多數人認為尚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4月3日，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提出了請示報告：“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以後會有機會。”周恩來在報告上批示：“擬同意”。他還增加了幾句話：“可以告訴他們通訊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和‘壹中壹臺’的陰謀活動。”報告送到毛那裏，毛沒有批復。4月6日下午，由於賽事即將結束，外交部把周恩來的批示意見通知了在名古屋的中國乒乓球隊。毛看了請示報告時沒有表態，是因為他在認真考慮。4月6日午夜前他做出了最後決定：“立即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廣東深圳進入中國。4月13日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了中美乒乓球比賽。14日下午，周恩來在人大會堂會見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體育代表團。當年在延安采訪過周恩來的美國記者羅得裏克也在其中。周對羅得裏克說：“現在門打開了。”羅得裏克將這個消息傳向了全世界。
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卷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風。5月29日，周恩來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舉行壹次秘密的預備性會談。6月2日，尼克松得到口信後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他立即回復周恩來。
在改善中美關系過程中，中國表示了堅決不當美國的保護國的意圖。1972年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國務卿黑格到達北京，他率領的是基辛格訪華的先遣組。他向周恩來轉達了尼克松的口信：“蘇聯企圖組織中國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國。”“美國認為，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生存能力’。”他還說：希望尼克松總統訪華能“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形象，這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周恩來向毛匯報了黑格的意思，他們兩人壹致認為，這是美國利用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來恫嚇中國，讓中國在中美談判中讓步。1月6日晚，周對黑格說：“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
1971年7月9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就尼克松訪華安排問題進行磋商。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球。3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即將結束時，10月25日，在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多數，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的提案，與此同時，取消了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對這壹重大進展，中國沒有思想準備，也在基辛格意料之外。據美國學者說，中國能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有美國的作用。
改善中美關系有很多障礙，臺灣問題是最大的障礙。中國壹再強調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得幹涉，美國必須從臺灣撤軍。美國壹再強調不能放棄臺灣這個“老朋友”。尼克松訪華前基辛格和周恩來反復協商，既鬥爭，又妥協，初步解決了壹系列難題。
1972年2月21日上午1時4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壹行抵達北京，開始了他在中國進行壹個星期的訪問。尼克松走下飛機舷梯，立刻伸出手，和前來迎接的周恩來熱烈握手。周恩來說：“妳的手伸過世界最寬闊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這壹天，毛澤東不停地詢問尼克松的行止，急切地要會見他。這是他2月12日出現休克後的第9天。他雙腳浮腫，原來的鞋穿不上，工作人員特地為他做了兩雙肥大的鞋。屏風後面放了急救的醫療設備，醫務人員在後面守候。下午2時50分，毛澤東在他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壹行，就國際形勢、兩國關系、哲學和歷史問題進行了交談。隨後尼克松壹行在北京參觀了文化、工業和農業項目，接著訪問了杭州和上海。壹邊訪問，壹邊會談。周恩來和尼克松進行了6次會談，周又和基辛格多次會談，在27日從杭州到上海的飛機上，公報終於定稿。2月28日，在上海發表了“中美上海公報”。
公報先是各自聲明自己的立場。中國方面聲明：“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持壹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美國方面聲明：“為了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對緩和當前的緊張局勢和消除沖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美國支持全世界各國人民在沒有外來壓力和幹預的情況下取得個人自由和社會進步。”
公報說：“美國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聯系，以便減少由於事故、錯誤估計或誤會而引起的對峙的危險，有助於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進行和平競賽，讓行動作出最後判斷。任何國家都不應自稱壹貫正確，各國都要準備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檢查自己的態度。”“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雙方同意，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幹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系中實行這些原則。”
對於臺灣問題，中國在公報中重申自己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壹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壹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幹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壹中壹臺’、‘壹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公報表明了美國的態度：“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壹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壹部分。美國政府對這壹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壹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或軍事設施。”
《上海公報》發表，中美關系掀開了新的壹頁。在“上海公報”發表壹年後，中美兩國同意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
在“上海公報”發表前後的1971、1972兩年內，隨著中國聯合國的席位的恢復，迎來了各國與中國的建交的高潮。1972年9月29日中國和日本建立了外交關系。這兩年之內有33個國家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和中國的建交國從1965年的47個國家增加到88個國家。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國成為第117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同第四次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格談話時，提出了“壹條線”、“壹大片”的戰略思想。即建立壹條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這“壹條線”，及這條線周圍的“壹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系以後，中國的外交沿著毛的這個設想前進了壹步。但是，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根本目的沒有改變，只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發生了變化。中美建交以後，毛澤東將他的“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發展為“三個世界”的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周恩來、王洪文在座。毛在談話中明確地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壹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5日，在會見阿爾及利亞客人時，毛澤東又進壹步補充說：“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壹些比較窮的國家在壹起。”
“三個世界”的設想，沒有擺脫“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兩個中間地帶”也好，‘三個世界”也好，都是為了進行“世界革命”的統壹戰線。
二戰以後，直到六十年代，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毛在壹定程度上看到了世界局勢的轉變，因而調整了對外策略。但是，他沒有看到時代的重大轉變。上海公報中還強調中國的立場：“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堅決支持壹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這說明，在時代的認識上，毛還堅持列寧提出的“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列寧在1816年出版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簡稱《帝國主義論》），他這本書對時代的估計是“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
對時代的認識是高層次的戰略判斷，這個判斷是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的基礎。如果認定世界處在“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國內就必然“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必然“三鬥壹多”。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壹些有戰略眼光的中國人，看到了時代的變化。1985年，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訪華團時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壹個是和平問題，壹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1986年，何方深入研究以後認為：二戰後不久，世界就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到五十年代下半期和六十年代初，這個轉變即告完成。我們建國後社會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耽誤了三十年，主要原因就是對時代判斷錯誤。明明是和平發展的年代，我們卻認為是戰爭與革命的年代。產生這種錯誤的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本來，《帝國主義論》的基本判斷當時就不夠準確，二戰後更是大多已經過時，但我們還是基本抱著不放。
正是有了世界已經從“戰爭與革命時代”向“和平與發展時代”轉變”這壹根本性的估計，中國的內外政策才得以改弦更張：對內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對外放棄“三鬥壹多”，實行對外開放，進而加入WTO，融入世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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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官僚制度下的改革開放
文革後中國的政治光譜
文革失敗，是繼大饑荒之後，再壹次證明毛澤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失敗。教科書多年宣傳的神聖而美好藍圖在人們心目中已經破產，“中國人期待壹個巨大而翻天覆地的變革。”這種期待，不僅是在城市，不僅在發達地區，著名學者錢理群在貴州安順偏辟的山區中學裏也深深感受到了！
然而，中國人對變革的期待，要受到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結束以後，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左右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壹種力量是，政治和經濟都維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即政治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經濟上堅持計劃經濟體制。
粉碎“四人幫”，使得這股力量大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幫”的人，並不壹定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壹定都反對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多年意識形態的灌輸，毛晚年的路線在群眾中還有壹定的基礎。
第二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這種態度的人們的主張是，放棄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回到五十年代。他們認為，計劃經濟沒有錯，只是執行中沒有搞好。當然，五十年代國有經濟集中得太多，統得太死。所以，他們主張，在計劃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允許搞壹點市場調節，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陳雲是這壹主張的代表。
第三種力量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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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種看法的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較深刻的認識。但在改革之初，還沒有人敢說放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明確提出搞市場經濟。只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經濟體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明確提出改革要以“市場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是這種力量的代表。
第四種力量是，在經濟上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這是壹種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自由民主派。文革剛結束時，這種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當時主流人物中，在體制內，沒有人提出這種主張。這種力量主要存在民間和部分知識分子中間。在國外，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已經轉軌的蘇聯和東歐國家，這種看法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國外的主流思想持續不斷地對國內施加影響。
這四種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國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譜。最左為“四人幫”的殘余力量和堅持毛晚年路線的人們，最右為自由民主派。這個光譜是連續的，在這四種力量之間，還有中間地帶。這個連續的政治光譜中，有兩處能量最強，這就是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三種力量和陳雲代表的第二種力量。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持續了中國改革30多年的進程，四種力量的合力決定了中國的方向。
前三種政治力量，雖然在經濟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堅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只有第四種政治力量是希望將壹黨專政改變為憲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種力量比較弱的時候，前三種力量圍繞經濟改革的目標相互鬥爭。壹旦第四種政治力量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時，前三種政治力量會壹致起來，共同打壓自由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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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有兩種選擇：壹是在各種政治力量間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駕馭各種力量；二是依附最強的政治力量，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華國鋒既沒有能力駕馭各種政治力量，也沒有成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壹種政治力量的代表，這是最沒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勢必下臺。
如何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在當時是壹個十分棘手的難題。繼毛澤東之後，作為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對解決這個難題沒有大的建樹。1976年10月26日，他對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談揭批“四人幫”時說：“凡是主席點過頭的、批（示）過的不要去批。” 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1977年2月7日“兩報壹刊”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這篇社論是由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顯然體現了中央最高層的意圖。華國鋒還發表文章，提出“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盡管1978年底華國鋒下臺時對他定的幾條“罪狀”十分牽強，盡管在他主政的兩年多時間裏，開放和改革已經提上了日程，深圳經濟特區已經在醞釀，但“兩個凡是”的副作用還是不能否認的。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無疑有歷史慣性的作用。對毛這種崇拜持續了多年，毛剛去世，華國鋒難以擺脫歷史慣性。在當時的中國，對毛澤東的迷信已經深入到很多人的細胞和血液之中，誰敢說毛主席的話不是真理？誰敢對“最高指示”有半點遲疑？
在“兩個凡是”的約束下，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方針。抓綱，就是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內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幫”運動和“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治國，就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些和毛澤東在世時完全壹樣。
揭、批“四人幫”是以過去搞階級鬥爭的方式展開。大搞群眾運動，大打清查戰役，大搞人人過關。全國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清查。
當時揭、批“四人幫”的主要內容是，揭“四人幫”如何“陰謀奪取權力”。這似乎可以當作“罪狀”，但細分析壹下，“陰謀奪權”並不是問題的實質。難道官僚派沒有奪權？難道官僚派的奪權活動都是“陽謀”？問題的實質在於，“四人幫”把中國引向何處。也就是說，要揭批“四人幫”的思想路線。這對華國鋒來說，是壹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為“四人幫”的思想路線，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華國鋒既要表示他是毛澤東的忠實繼承者，他不僅不可能（至少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內）批判這壹思想路線，還要高舉這壹旗幟。於是，在揭批“四人幫”時出現了奇特的扭曲現象：說“四人幫”背叛了他們自己所極力堅持的思想路線――毛澤東晚年的路線。也就是說，把“四人幫”扣在務實派頭上的“帽子”，反過來扣在“四人幫”頭上。這真是政治和理論上的尷尬。
當時的報刊的宣傳邏輯混亂，牽強附合。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壹次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揭出‘四人幫’反黨集團，又壹次證明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上臺，就是資產階級上臺，修正主義上臺，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黨就要變修，國家就要變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就會喪失”。說“‘四人幫’幹擾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強調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新的冤案又不斷被制造出來。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長安街貼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並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在遼寧旅大市，出現了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被定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長春市青年史雲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兩年以後，被處以死刑，立即槍斃。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評毛澤東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被槍決。江西女青年李九蓮，因攻擊林彪、同情劉少奇，關押了幾年，1977年12月4日被槍斃。華國鋒主政期間，全國處以死刑的所謂“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這些被殺的青年，多數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兩個凡是”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路線固定下來了。華國鋒作繭自縛，他再也不能有所作為；“兩個凡是”像壹根繩索，它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中國不能前進壹步；“兩個凡是”，像壹根釘子，把鄧小平等壹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死死釘在毛澤東設置的十字架上。
當時多數人的政治註意力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壹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欽定的。要堅持“兩個凡是”，這兩個問題都不能解決。
所以，鄧小平必須向“兩個凡是”挑戰。
在毛澤東逝世後的壹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鄧小平用政治智慧規避了挑戰的風險。他用擡高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降低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他說： “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他在“必須世世代代地”的漂亮包裝下，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不露聲色地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放松了“兩個凡是”的繩索，這為他以後改弦更張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他解釋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壹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然而，怎樣鑒別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呢？由誰來鑒別呢？如果沒有客觀標準，那只能靠新的超級權威來作為最高裁決。這新的超級權威也可能根據自己的意誌來裁決。送走了壹個毛澤東，又再造壹個新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不行的。於是，就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什麽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澤東的話當做最高標準。判斷壹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這壹點似乎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準則。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壹篇文章引發的。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作者是孫長江、胡福明，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在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裏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壹個較長的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壹命題，包含著壹個重要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這就要顛覆幾十年來官方按照意識形態的需要編定的歷史教科書。這就可能損害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執政者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不過，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是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現在終於要砸碎精神枷鎖！
壹股洶湧的民主浪潮
枷鎖壹旦砸碎，就出現了勢不可擋的洶湧浪潮。這浪潮猛烈沖擊著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思想堤防。其標誌就是“西單墻”和理論務虛會。西單墻是民間的，理論務虛會是官方的。
“西單墻”，是從電報大樓到西單路口的兩三百米的壹段臨街墻。高約三米左右。墻內有壹座燈光球場、電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那時沒有西單文化廣場、民航大樓、圖書大廈等建築。這裏是北京的中心地帶，距天安門廣場不很遠。是向公眾發表意見的理想場所。
毛澤東時代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文革結束後，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長安街西單地段北側那段墻，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也有人在這裏張貼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較早是貼出的是被禁止發行的壹期《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1978年9月復刊第壹期登載了1976年“四五”運動中的天安門詩抄，還發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學》的評論文章（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撰，經胡耀邦審閱同意），文章批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並稱之為“現代迷信”。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大為不滿，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雜誌全部收回。人們就將這期雜誌壹頁壹頁地貼在“西單墻”上，成千上萬的人便湧去觀看。後來很多人貼出小字報、大字報，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小字報、大字報越貼越多，幾百米的墻全被貼滿，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蓋舊的。看大字報的人常常是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著，站在裏面的人高聲念，外邊的人有的聽，有的記錄。通宵達旦，人流不息。這段墻就被人稱為“民主墻”。壹時這裏成了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外國記者豐富的新聞來源。後來，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處也貼滿了大字報。“民主墻”的影響逐漸擴展到全國主要城市。中國其它壹些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民主墻”。
“西單墻”的大字報內容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比較集中是以下幾個方面：
壹是對冤假錯案的申訴。除了個人的申訴以外，還有泛泛地傾訴社會冤案無處申訴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壹張大字報是壹首長詩，題為《包青天，妳在哪裏？》其悲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勢，打動了不少行人。抄錄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報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二是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開始有人對文化大革命持批評態度。有的大字報呼籲為劉少奇平反。
三是對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報控訴中國沒有民主，呼籲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個現代化”中又加了壹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即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稱為“第五個現代化”。高山（即郭戍華）的《民主運動的歷史根據和理論根據》從“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對專制的仇恨”出發研究民主運動。任畹釘的《中國人權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實現思想言論自由，釋放全國思想言論犯”。
四是對毛澤東的評價。開始有人批評毛澤東。有的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支持“四人幫”、解除鄧小平的職務。貴州的《啟蒙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貼的大字報用寓言詩的形式，暗示毛澤東是封建專制。黃翔的《火神交響詩》，提出“把暴力和極權交給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廟宇搗亂和拆毀”。
五是對“凡是派”的批評。王府井大街有壹張大字報說汪東興是“何是非”。何是非是當時轟動性的話劇《於無聲處》中的壹個人物。他是壹位出賣靈魂的老幹部。該話劇是首次批評文化大革命的文藝作品。
?“西單墻”繼續發展。由集會又發展為出版各種民間報紙和刊物。又由地下報刊發展為各種民間政治組織。北京的民間報刊有：《四五論壇》、《今天》、《群眾參考消息》、《民主墻》、《求是報》、《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啟蒙》、《人民論壇》等數十種。上海的民間報刊有《民主之聲》、《未名》、《青年筆記》等。廣州有《人民之聲》、《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覺悟》、《渤海之聲》等。這些刊物中走得最遠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釘主持的《中國人權》。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稱，無產階級專政是“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比江湖騙子的膏藥更高明壹些的膏藥”。民間政治組織有“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解凍社”、天津“覺悟社”，等等。
“西單墻”繼續發展，單純用文字形式已經不能適應眾多的人發表意見的需要了。於是，就出現了“人民民主墻”討論會。討論會的聲勢越來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７時，本書作者到“西墻單”看大字報。正好又開討論會。有人發表激昂康慨的演講。聽眾約有幾千人。演講者認為，光爭民主、爭自由還不夠，最根本的是要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聽的人越來越多。致使西單交通堵塞。有人提議把集會轉移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去。於是，數千人排著縱隊向天安門進發。壹邊走壹邊喊著“要民主，不要專制！”“中國人民不是阿鬥！”“讓思想沖破牢籠”等口號。唱《義勇軍進行曲》、《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隊列還很整齊。
記者的職業習慣使我也跟著隊伍走到了天安門廣場。走到紀念碑下，參加討論的和圍觀的已達數萬人之眾。站在紀念碑的臺階上演講的人壹個接壹個。演講的內容和西單墻大字報差不多，但措辭激烈，富有煽動性。我感到這是壹股民主浪潮。
與民間民主浪潮相呼應，在理論工作者中間也發出了強烈的民主呼聲。這就是理論務虛會。理論務虛會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引發的。在真理標準討論期間，即1978年9月，《紅旗》雜誌編輯部寫了壹篇題為《重溫〈實踐論〉－－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回擊。文章雖然也講實踐第壹的觀點，但整篇強調理論的指導作用；文章不反教條主義，而大批懷疑論、不可知論；文章最後部分專門批判“毛主席也有錯誤”的言論，說這種言論是“海外奇談”。
《紅旗》編輯部將它送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去征求意見。哲學所提出了六點不同的看法。《紅旗》編輯部將它和哲學所的意見壹起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看到後，提議中央召開壹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壹認識。
理論務虛會分兩個階段。第壹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間春節休息了５天）。這壹階段強調撥亂反正的主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集，邀請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論宣傳工作者參加。各省市還派出了聯絡員。與此同時，許多省市也召開了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計劃從3月開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講話，題為《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的討論。他號召大家，“要從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來，從小生產習慣勢力中解放出來，從各種官僚主義的‘管、卡、壓’下面解放出來，沖破壹切禁區，打碎壹切精神枷鎖，充分地發揚理論民主。”鄧小平也指示這個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會議的討論主要在第壹階段。這壹階段集中批判了“兩個凡是”。討論者的發言涉及了壹系列的重大問題。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問題；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黨內路線鬥爭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和黨內民主問題；個人崇拜問題；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評價問題；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問題；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義，論證我們還有反封建主義的任務，等。……壹些過去不敢想、不敢說的問題都提了出來進行討論。
在當時看來，有壹些發言是驚世駭俗的。第三組副組長王惠德說：“建國快要30年了，現在還有兩億人吃不飽飯。面對這種情況，全黨全民都在思考：我們壹定是在哪裏出了毛病。這個重新認識的要求是擋不住的。”這個組的組長周揚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幫’幾個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還是在路線上、理論上有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否存在問題？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兩個凡是’的問題也就搞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誌。”歷史學家黎澍批評毛澤東過早地放棄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不講條件地向社會主義過渡，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聯系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說：“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誌論發展的結果？”“既然唯意誌論成了主導思想，那還有什麽客觀規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慮客觀規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經濟。”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錯了，文風也特別壞”，他分析了“九評”對國內政策路線的惡劣影響。理論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領袖和人民》的長篇發言，直言不諱地全面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當時正在時興的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鮑彤、阮銘等人的發言，也使人振聾發聵。
理論務虛會對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所做的工作，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清算。它已經在壹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領袖毛澤東的形象。它將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沖開了壹個大缺口。
理論務虛會是上層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力量的沖擊波，“西單墻”是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和受舊體制之害最深的底層群眾的沖擊波，二者構成了中國七十年代末期的壹次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
鄧小平開始是支持“西單墻”的。1978年11月26日，他對前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壹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葉劍英12月13日的壹次講話中說：“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典範，西單民主墻是人民民主典範。”
12月初，鄧小平出席了中法貿易協定簽字儀式之後，對法國記者也說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話。在同“凡是派”作鬥爭中，鄧小平還要借助民間的力量，還要借用黨內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烏托邦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形態推向了荒謬的程度，將極權制度的殘酷性推向了極端的程度，每壹個有理智的中國人都感到中國必須改弦更張，必須重新作出選擇。這是形成中國改革共識的原因。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文革將中國的道路、理論、制度問題推向極端，將它的問題暴露無遺，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
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都在文革中吃夠了苦頭，所以官民都有改變現狀的共識，即改革開放的共識。但是，官僚集團和普通民眾在文革中吃的苦頭是不壹樣的，官僚集團吃的苦頭是來自民眾的沖擊，民眾吃的苦頭是來自極權制度的殘酷。所以，民眾要求通過改革開放掙脫官僚制度的鎖鏈；官僚們要求改革開放是穩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後勝利者的官僚集團，雖然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但他們嚴防改革開放的大潮，沖垮了他們的利益保障——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制度。為了維護這個制度，也必須堅持毛澤東留下的意識形態。
理論務虛會第壹階段的激烈的言詞，“西單墻”引發的群眾請願，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使中國共產黨內高層感到，這些將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事過７年以後的1987年胡耀邦下臺時，在天津當市委書記的李瑞環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我當時就向胡耀邦建議砍掉‘西單墻’，他還猶豫不定。”高層壹些人對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很不滿意。鄧力群說：“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說：“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鄧小平感到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威脅，並且受到了來自黨內多方面的壓力。
理論務虛會第壹階段2月22日結束。第二階段開會前領導小組開了壹個會，胡耀邦談了社會上發生的情況，說第二階段主要是鄧小平作報告。第壹階段結束後就開始起草鄧小平的報告。據起草者之壹的李洪林回憶，原來計劃是華國鋒在閉幕式上講話，在會議開始時，胡耀邦、胡喬木向李洪林面授機宜，主題是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華國鋒不講了，改由鄧小平講，還成立了由胡喬木、吳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組成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主持。鄧小平對起草者說，講話中要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很嚴厲地指責社會上的“極端民主化”，也批評了理論工作的軟弱。３月３０日，鄧小平作報告，聽眾不僅僅是參加理論務虛會的幾百人，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整個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的人感到，這是向全黨、全國的壹次反右的政治動員大會。他的話音剛落，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民主墻”也在以後被取締。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中說：
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
第壹，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大家都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壹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壹系列方針政策，壹直是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的。
鄧小平說：“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共產黨長期以來所壹貫堅持的。” “四項基本原則”，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如果國家出現亂局，就不可搞改革開放。為了穩固政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必須的，所以鄧小平用“四個必須”來表達。“兩個凡是”和“四個必須”雖然有不同之處，但都含有繼承毛澤東的體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盤繼承毛澤東這壹套，就不可能改革開放了。為此，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重新作出了解釋，在經濟體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也走出了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
為了剎住“西單墻”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探索》主編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中國人權》主編任畹釘。同時還逮捕了帶領上訪人員鬧事的傅月華。各地也相繼逮捕了壹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剝奪政治權利３年。
關於魏京生罪案，本書作者的鄰居、新華社離休老編輯穆廣仁，向我談了他經歷的壹件事。當時他和曾建徽都是新華社副總編，在法院審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幾天，新華社社長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的電話，讓他派人到公安部采訪，並且將公安部的談話發通稿。穆廣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兩位負責人向他們講述了魏京生的罪狀（即後來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謂“泄露軍事機密”）。稿子寫好以後，送朱穆之審定，由新華社社長穆青簽發。事後朱穆之又來電話說：請妳們給《人民日報》打電話，讓他們務必登出。穆廣仁給《人民日報》總編室打電話，接電話是副總編李莊。李莊說：“我們不登。”穆廣仁只好打電話向朱穆之回報。朱穆之說：“再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登。”穆廣仁又打電話。李莊接電話後壹句話也沒有說。第二天，《人民日報》還是沒有登。後來《人民日報》登了法院的判決結果。
對於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經有不同意見。他說：“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大凡敢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現在還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妳們別以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壹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又發出通告。通告說：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單位以外張貼的大字報（包括小字報），壹律集中到月壇公園內大字報張貼處，並在附近登記處填報真實姓名、化名、住址和單位，禁止在“西單墻”和其它地方張貼。
當局的作法引起了群眾的議論。大家認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為什麽對寫大字報的人采取如此壓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專制制度下，壹旦憲法束縛了最高執政者的手腳，他們就要修改憲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壹屆五中全會建議全國人大修改憲法第45條，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這壹建議。從此，在中國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報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也就必須正面肯定毛澤東這個人的歷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采訪。法拉奇提出的第壹個問題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明快、幹脆地回答：“永遠保留下去。”他接著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我們要對毛主席壹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壹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問題以後，鄧小平主持起草壹個重要文件，為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壹個結論。這個文件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定》。
從1979年11月開始，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開始起草這個文件。在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發表過10次談話，詳盡地談了他的看法。後來又交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又在不同範圍內征求意見。經過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壹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前後歷時19個月。這麽多高級幹部的討論過程，是達成妥協的過程，是取得共識的過程。人們常說“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是因為，當代人寫歷史總是懷著當代人的訴求和期待、在當代所允許的政治條件下敘述和評論已經發生過的歷史過程。鄧小平主持作出的這個決定，它是1981年的“當代史”，是文革勝利者——官僚集團的“當代史”。是根據1981年掌權者的政治需要和當時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社會實踐。說它是壹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壹部政治問題的決議，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有了這種妥協，才有全黨的共識，才有三十年改變中國、影響世界的改革開放歷史活劇。這個決定當然不可能反映歷史的真實，不是歷史的最終總結。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長達38000字。這個決議把毛澤東分為兩個階段：晚年的毛澤東和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時期。晚年的毛澤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澤東是光輝的。《決議》指出：“因為毛澤東同誌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決議》強調，“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毛澤東留下的兩大問題：經濟上極度貧困，政治上極端專制。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辦法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制度遺產、意識形態遺產，在政治制度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經濟體制上，他推行市場經濟，在政治體制上，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7年，趙紫陽按鄧小平的意思，將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歸納為“壹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三大的政治報告中，把這壹歸納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高度。“壹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這兩個基本點可以用另壹種形式表達：堅持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學習西方發展經濟的經驗。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時，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體制，“西學為用”，就是引進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層面的經驗，強化晚清的政治體制，鞏固晚清的統治，延長日益衰敗的清朝的壽命。在鄧小平時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學為體”，改革開放就是“西學為用”。“中學為體”就是保持毛澤東留下的道路、理論和政治制度；“西學為用”的目的就是發展經濟，並以此來鞏固和延長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體制。歷史已經證明，張之洞這個指導思想失敗了。現代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能夠成功嗎？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擺脫多年極度貧困的應有之義。然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壹旦作為最高的共識，它必然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壹取代，就出現了社會寬松的效果：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賤民及其家屬上億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對外開放。這就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生了變化：用“和平發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揭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幕，從此中國進入了壹個新時代。然而，這場改革的主導者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他們掌握著國家全部資源，左右著改革方向，客觀上決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麽階層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階層間如何分配。
改革開放，使得多年被壓制的社會活力壹下子迸發出來，再加上吸收西方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使經濟持續三十多年快速增長，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有超過美國成為第壹經濟大國的趨勢。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鄉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和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呈現出壹派欣欣向榮的景象。這是舉世公認的成績，這是將計劃經濟體制改為市場經濟體制造就的奇跡，這是給多年禁錮的勞動者以自由而出現的奇跡。
但是，官僚專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在繁榮背後隱藏著深刻的危機。
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毛澤東提出“當權派”這壹概念，明確指出了官民對立。對中國來說，有著強烈的針對性和重大的現實意義。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們，控制著全國的壹切資源，對普通民眾進行壓迫和盤剝，不僅產生官僚特權，“國有經濟”也變成了“官有經濟”。毛澤東動員群眾揭露和批判這壹問題，企圖通過群眾運動式的繼續革命來克服。然而，毛澤東不可能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官僚主義階層的形成，是由於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和經濟壟斷造成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毛自己就是這個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這就決定了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文革最後勝利者官僚集團，不僅要否定毛的“當權派”這壹思想，更要保護和擴充官僚集團的利益，這就是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根本原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實踐證明了這壹點。
從文革後期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體系的過程，是中國的官僚制度迅速發展和急劇膨脹的過程，從而形成了1949年以來最龐大、最強壯、最細密的官僚體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全面強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隊伍的膨脹就是壹個明顯的指標。官僚隊伍的膨脹從1970年代重建政權機構時就開始了，到改革開放時期更加嚴重。
官員過多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太大的壓力，又使得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效率低下。多少年來，當局不得不壹次又壹次地精簡機構，壓縮人員。但是，官員人數還是越來越多，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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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就業人數（年底數）單位：萬人這個表中的“社會團體”是民主黨派、工會、婦聯、共表團等附屬於共產黨的政治機構。文革初期，黨政機關受到沖擊，上述財政供養的非事業單位的人數降到240萬以下。恢復秩序以後，官員人數迅速膨脹，1975年達357.６萬人。以後經過多次精簡和多次擴張。1996年為了精簡政府機構，將壹些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單位劃為事業單位（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事業單位的費用不在“國家行政管理費用”中開支，公務員人數有所減少。但是，1996年公務員還有1096萬人。
在公務員數量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後壹次擴張比前壹次擴張數量更大，勢頭更猛；後壹次壓縮比前壹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1996年以後的數據我沒有拿到，從國家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的膨脹也大體可以看到官僚體制的膨脹狀況：
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單位：億元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國家行政管理費用支出是1978年的68.35倍！從2007年開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的沒有“國家行政管理費用”這壹項，而有“壹般公共服務”，這應當是和“國家行政管理費用”相當的，即官僚制度的行政支出。“壹般公共服務支出”數據是：2007年8514.2億元；2008年9795.9億元；2009年9164.2億元；2010年9337.2億元，2011年10987.8億元；2012年為12890.8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在幹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幹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壹般幹部的增長速度。例如，國務院系統1987年處級以上幹部占實有人數29.2%，到1989年則占33.6%。由於領導幹部比壹般幹部增長得快，有的單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區直屬機關中，副科級以上幹部占地直機關總人數的41.9%。湖南某地區壹個地區直屬單位，縣（處）級幹部占54.2%；科級幹部占37.5%，壹般幹部占8.3%。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造成矛盾。壹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後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
在官僚隊伍膨脹的同時，警察隊伍也大加膨脹。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時，說“警力不夠”，就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接著就加快擴充警察隊伍。1992年擴充到130萬人。到新世紀，擴充到二百萬 。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摘要》中，有幾個年度在“各地財政支出分項數”中公布了“武裝警察部隊支出”，現摘其數字列表如下：
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單位：萬元
上表中的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地方合計）不包括中央壹級武裝警察的支出。從上表中可看出“武裝警察部隊支出”增速度之快。在2006年以後，更加強調維穩，這個數據的增長會更快，但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
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互動：改革開放為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創造了物質條件，官僚制度的膨脹和強化扭曲了改革進程。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在器物層面上“全盤西化”，在制度層面堅守毛澤東的遺產，從而制造出了壹個怪胎——權力市場經濟制度。1989年夏，鄧小平用數十萬大軍將“反官倒”“反腐敗”的示威群眾鎮壓下去以後，官僚體制更加強硬。1992年開始宣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前面冠以“社會主義”這個詞，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另壹種表述：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其實，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被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結果所否定，也被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崩潰所否定。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是權力市場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行政權力主導和控制下的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沒有經過大的改革的權力體系，即不受制衡的權力體系。有人將權力市場經濟稱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經濟。而政府的管理範圍和政府行為又不受憲法的約束。政府主導就是官僚集團主導。權力市場經濟就是官僚集團用行政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規則被官僚集團的意誌嚴重扭曲。
由於對公共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權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了的權力控制市場、操縱交易、權力本身也進入了市場。權力操縱資本，資本收買權力，壹些基層政權被黑金政治所控制。壹旦權力進入了市場交易，由於“只此壹家，別無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萬家企業不得不“購買”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貴的“商品”。官階越高、權力越大，控制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容易發財。
在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中國，能把壹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妳有多少才能，而在於妳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的關系。同掌權的人關系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過程中，官員們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級關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夥夥，就是壹張黑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利益關系網。無論是幹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黑網。這樣的“互聯網”是產生腐敗的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權力黑網是壹個三維結構的網，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鉤連。觸犯任何壹個結點，都會涉及到其它結點的利益。無權的百姓就被罩在這個巨大的黑網之中，正義難以伸張，冤屈不能申訴。
中共中央壹直反腐敗，而且反腐敗的力度越來越大。但是，只要權力市場經濟這個制度存在，腐敗分子就會像韭菜壹樣，割壹茬，長壹茬，而且越來越壯實。有人說這種反腐是“在茅坑裏打蒼蠅”。制度性腐敗的土壤上滋生了權貴階層。由於權力市場經濟體制為權貴階層造就了巨大的利益，還在繼續造就利益，權貴階層就力圖保持權力市場經濟體制，他們更加堅持“中學為體”，千方百計地阻礙政治體制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用“權貴資本主義”這個說法來描述這個制度。他這個說法有相當的尖銳性。但是，這壹說法既誤讀了資本主義，又回避了權力的責任。所以我壹直堅持用“權力市場經濟”來描述這個制度。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壹切罪惡的淵藪，是壹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權力市場經濟最突出的問題是失去社會公正。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為了減輕國有企業負擔，幾千萬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在城市化過程中，幾千萬農民失去了土地。經濟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權貴們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營養的部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條件之壹。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權者和無權者進行交易，必定前者勝，後者敗。強權剝奪，使公平交易、平等競爭成為奢望。這樣，財富就向有權的人和與權力有關系的人集中。權力具有強大的吸金優勢，壹個壹個權力中心成了壹個壹個填不滿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只能處於社會底層。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超級富豪的隊伍逐漸壯大。富豪中有壹些是借改革開放的機遇，靠自己的拼搏發起來的。也有相當大壹部分是直接借助權力斂財起家的。靠自己拼搏發發家的人，也得向權力交付“買路線”。
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長陳壹諮曾有壹段對話：
鄧問：“壹諮，妳說說看，改革是什麽？”
陳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窮苦老百姓富裕起來，政府就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和環境。”
鄧笑著說：“妳說的是原則。現實地說，我覺得改革就是:誰有本事，誰就從國家那兒撈壹塊！”鄧樸方接著說：“過去國家把什麽都管起來了，現在國家要松綁，要放權，就是要利益共享，誰能撈壹塊，就讓他撈壹塊。”
陳說：“照妳這個說法，那誰離權力近不就可以撈得多，還是壹般老百姓吃虧嗎？”
鄧說：“妳看歷朝歷代，總是能人先得利嘛！”
陳說：“不然，現代社會的實現，是要給每個人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
鄧說：“妳說的不錯，但這是壹個過程，而不是壹開始能做到的。總是壹部分能人先富起來，再達到共同富裕。”
“從國家那兒撈壹塊”，“離權力近的人撈得多”，這正是官僚集團主導下的改革真實情況。所以，中國的大富翁多半是離權力近的人。離權力遠的人不僅撈不著，還被剝奪。與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相對應的是龐大貧困群體。如果采用世界銀行用每天人均消費低於1美元作為國際貧困標準算，中國貧困人口超過1.5億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階層固化和階層沖突
我在《集體世襲與“權力場”》壹文中寫道：“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人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於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幹子弟是集體世襲。”
我在2010出版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中不僅分析了改革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還著重指出了階層固化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的另壹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集體世襲不只是單指高幹子弟，而是指壹種宏觀的社會現象。
高於子弟千差萬別，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們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有壹種利益機制，促使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活動（這正是權力市場經濟的特征），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系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壹種極為寶貴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訂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就會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拉上高幹子弟參加商業活動，就會財源湧進。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完全滿足了這兩個條件），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裏，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送金錢、送官帽。高幹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幫高於子弟升官發財，自己才能升官發財。1980年代，共產黨元老陳雲曾經說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這句話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說法，其實，後來流行的“官二代”群體、“富二代”群體，就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與“官二代”、“富二代”群體相對立的是“窮二代”群體。“窮二代”群體也是集體世襲，是被迫的集體世襲。
獲得優質教育是人們向上流動的階梯。在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從小學到大學，優質教育資源多被權貴階層壟斷。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學越來越困難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貧困子弟，上大學期間用盡了家庭的積累，有的還得向親朋好友借債，畢業以後最緊要的是拿工資還債，壹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不能成為“中產階級的孵化器”，反而成為使貧困者更加貧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周末》報道，石家莊女大學生劉偉，因畢業找不到工作，自殺身亡。劉偉父親是農民，舉債為她上學。他父親也知道畢業後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但還是想“賭壹把”。她每個月生活費只有兩百元。她本來是壹個堅強的孩子，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能決定自己的出身，我不應該拒絕貧困，相反，應當感謝它，它讓我由壹個懦弱的小女孩變成了壹個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裏供他上學不容易，她在日記中寫道：“因為我上大學，家裏只好讓弟弟輟學。我欠弟弟很多，以後再償還給他。”為此，她壹進入大學，就為找工作擔憂。為此，她參加了壹次又壹次應聘，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她在日記裏寫道“我是壹個失敗的人，直到今天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這樣的錯誤。明知道家裏窮得叮當響，不去打工掙錢，還偏偏選擇了上大學。”她最後壹篇日記只有６個字：“為什麽這麽難。”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上海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楊元元自殺身亡。楊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畢業於武漢大學商學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楊元元6歲喪父，壹直和母親、弟弟相依為命。母親以特有的毅力和堅韌，含辛茹苦，供楊元元讀書。楊元元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忍辱負重，努力學習。後來，母親因工作的單位搬遷而失去了住所，楊元元就帶著母親在武漢大學求學並謀生。本科學業完成後努力工作，償還了自己在大學學習的債務和貸款。楊元元又努力學習，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學研究生，再次帶著母親壹起來校，想壹邊讀書壹邊繼續照顧母親。然而，由於貧困而無錢租房，楊向學校申請允許母親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絕，還禁止其母再進宿舍樓。被逼無奈的母親瞞著女兒坐在瑟瑟冷風的學校禮堂前過夜。在找房沒有著落時，校方相關人員不斷給元元施壓，致5天5夜沒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來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她不得不承認，今天的社會“知識不能改變命運”。
據多家網絡媒體報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時50分左右，北京郵電大學2009級博士研究生吳某某在校本部主樓高墜身亡。吳死前留下了壹份遺書，摘要如下：
?“這個世界是壹溝絕望的死水，我在這裏再怎麽折騰也激不起半點漣漪。所有的努力都會被既得利益集團踩在腳下，所有的奮鬥都面臨著舉步維艱。冷漠的人，謝謝妳們曾經看輕我，讓我最終下了這樣的決心。世俗的炎涼，塵世的醜惡，惡心的嘴臉，可惡的壓力，妳們都隨風去吧。 ”
“我可憐的讓我萬般不舍的媽媽，最對不起的就是妳……我此刻壹想到妳蒼蒼的白發，粗糙的雙手，壹年大部分的飯菜只是饅頭就鹹菜，壹件藍色的夾克穿了那麽多年，每年過年都是那壹件，我都會心痛得要死。兒子不孝，沒能讓您的付出得到回報，這麽多年您壹個人含辛茹苦供我壹直讀到北郵的博士啊……我所有對您的承諾，都沒有辦法履行了，對不起，對不起。兒子是壹個沒有用的人，自從離開老家以來，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想著讓您也能來北京吃壹次烤鴨，看看天安門和故宮，住上樓房，坐上小車，不用再為了我去撿垃圾、拾破爛，不用再去給人家工地上做飯賺錢瞧人家白眼……可是，這麽多年了，我什麽都沒有給您，我甚至連您壹直想要卻舍不得買的假牙伴侶都沒能給您買到，每當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頓飯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著幹澀的饅頭，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沒用了。現在知識太沒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錢和權勢，有用的只是關系和背景。現在要憑正直的才華去出人頭地，太難太難了。我也曾試著找過工作，但是沒有人用我。我對這個世界徹底地絕望了。絕望了。……永別了，媽媽! ”
“知識改變命運”，這是廣大平民百姓子女擺脫貧困的唯壹出路。壹個又壹個令人痛心事件向人們宣示，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這條出路不通了。正因為如此，2009年全國有84萬考生“棄考”。
上面這三個案例說明，在今天的中國，拿到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人，也很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中上層職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躍進”，大量“擴招”，求職者的隊伍迅速膨脹。由於中上層的職位階層繼承性很強，工農子弟能夠找到壹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2009年出現了“蟻族”壹詞。所謂“蟻族”，就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據壹份調查，僅北京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壹群體。他們的特點，據說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們大多來自農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奮鬥20年，好不容易大學畢業，還是處於社會下層，成為“窮二代”。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壹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壹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變的。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動或者說階層成員的變動稱為社會階層流動。
在封閉社會，先賦性因素是社會流動的主因；在開放社會，後致性因素是社會流動的主因。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下等階層的人們有進入上層的機會，從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後致性因素造成的階層流動可以激勵人們奮發向上。只要努力學習、積極工作，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就能改善自己的處境。在先賦性流動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裏，個人努力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處於上等階層的人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計地壓制人才，使得處於下層的人們很難向上層流動。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就會產生壹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壹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蕩。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社會流動的主因是先賦性的，社會是封閉的。
社會不公正、階層固化使下等階層的人們感到絕望。因此，階層之間的摩擦和沖突越來越激烈。這種沖突有時表現為群體事件。所謂群眾事件，就是大規模的示威與騷亂。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群體事件逐年增多。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萬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驟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達到90000宗。2008年超過10萬起。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質的群體事件約占了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75%以上。學者們對各種群體事件的分析中得出兩個值得註意的動向：第壹，壹件偶然發生的小事卻造成了上萬人參與的群體事件。這是因為社會上彌漫著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壹個偶然的火星就會引燃，偶然事件只不過導火線而已。第二，大量與觸發事件無關的人參與群體事件，甚至成為事件的主體力量。大量的非當事人同情受害的當事人，是因為非當事人也有不滿情緒，說明參與群體事件的人們有著共同的意識。這種共同意識就是“仇官”和“仇富”。這兩種社會心理產生的原因，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
面對數量增多、規模擴大的群體事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維持社會穩定作為第壹任務。 “維穩”，不是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矛盾，而主要是對維權者實行權力強制和暴力鎮壓。政府“維穩”的支出越來越大，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維穩”費用已經超過了軍費。老百姓的維權和政府的維穩，成了壹對尖銳的矛盾。從表面上或從短期看來，政府的維穩力量超過了民眾維權的力量，因為民眾手無寸鐵；從深層或從長遠看，民眾維權的力量遠遠大於政府維穩的力量。這是因為，民眾對政府官員來說是絕對多數，而且民眾維護自己的權益具有天然的正義性。“維穩”的高壓會使維權的力量不斷聚集。壹旦維權的力量超過了臨界點，就會出現空前的社會大爆炸。
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新世紀的中國兩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制衡的權力，從而出現“仇官”；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駕馭的資本，從而出現“仇富”。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壹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公正，所以，權力市場經濟社會不可能和諧。
怎麽才能公正？這就要走出權力市場經濟制度，建立壹套新的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的目標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權力和資本是兩種社會能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兩種社會能量。
權力是有兩面性的，壹方面它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壹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國家權力如此強大，它可以取得社會上任何個人、任何團體無法取得的成績，也可以制造任何個人、任何集團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惡。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取消國家、馬克思說“國家是禍害”就是對國家可能犯下罪惡的恐懼。權力必須放在籠子裏，放在憲法的籠子裏，放在法律的籠子裏，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裏活動。
資本也是壹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裏，哪裏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其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馬克思說“資本的每個毛孔中都充滿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壹面。黑磚窯事件、毒奶事件等種種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們，資本的貪婪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
權力和資本這兩大社會能量相比，國家的行政權力的力量超過了資本的力量。在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下，權力對資本起著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這兩件大事，制衡權力要放在優先地位。
權力制衡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壹樣。這就是說，“同體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異體制衡”才有效。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檢查機構和其它種種防止腐敗的政府機構，都是在黨的壹元化領導下，都是這個權力體系的內力。靠這些機構的內力不可能從根本上制止權力腐敗。不能獨立審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體是權力的恭順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合為壹體，就不可能有權力制衡。壹黨專政，沒有政黨競爭，也不可能實現對權力的制衡。人類近兩百年的經驗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有效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這就要突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版的改革指導思想，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對官僚制度進行根本性改變。當然，這需要時間，不可能在期內發生突變。突變是危險的，和平演進比較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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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事記
壹，文革前的醞釀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權制度與相應的意識形態開始形成。毛澤東“國王”兼“教皇”地位逐漸確立。
1958-1962年 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會，就大饑荒教訓問題中共高層出現分歧1962年9月24日-27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此前的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召開北戴河工作會議，毛對劉少奇等收拾大饑荒局面的作法提出批評。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
1960年4月，中蘇論戰開始，1963年9月６日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共發表了9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九評”把反修推向了高潮，也把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和路線推到了極左，也是反修防修的思想動員，1963年春至1966年夏，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提出“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劉就社教的方針發生爭執。
1964年到1965年舉國大批判達到高潮。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對文藝界、學術界等各個領域進行大批判，八屆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中蘇大論戰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大批判，城鄉社會主義教育的實踐，逐漸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壹套理論體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二，文革的準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評論戲劇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是文革的導火線。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把姚對《海瑞罷官》的批判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澤東主導，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上海會議壹結束，就撤銷了羅的總參謀長職務1966年2月４日，許立群等根據彭真的意見，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個提綱對已經開展的大批判加以約束，把它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限於學術範圍之內。
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等人談話，批評“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了《二月提綱》。５月１０日，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三，文革正式發動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全體壹致地通過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校長陸平等，受到毛澤東支持，《人民日報》在6月2日全文發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
5月2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會上決定，派工作組進人民日報和北京大學。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在各校名為領導文革，實際就是抓右派。
從6月初到7月底，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為廣泛、更兇猛。全國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當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十倍以上。
四，文化革命進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毛批評了派工作組的作法，25日，毛決定撤銷工作組。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後成了造反派群眾組織的領導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贊揚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此後又7次接見了壹千多萬紅衛兵。與此同時，中央允許紅衛兵免費乘車、免費住宿，到全國各地串聯，到運動還沒有起來的地方煽風點火，沖擊官僚體系。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壹兩年間，是制造“天下大亂”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壹中全會在北京舉行。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張大字報》，矛頭指向劉少奇。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為第二，劉少奇從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幹部子弟為骨幹的老紅衛兵大搞“血統論”，抄家、破“四舊”，打、砸、搶,把鬥爭矛頭指向政治賤民和知識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縣和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數百人。殺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鍘刀鍘、繩子勒，對嬰幼兒用腳踩住壹條腿，用雙手抓住另壹條腿，使勁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兩半兒。
1966年8、9月間，各地官僚集團繼續壓制群眾起來造反，工作組撤走前扶持的“革籌小組”等機構繼續掌僅，利用官辦紅衛兵繼續鎮壓群眾，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黨委動用軍隊、出動警察鎮壓學生、組織工人農民圍攻學生。毛澤東稱這種現象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0月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第13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道上前進》，號召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召開10萬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的誓師大會”。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從此，矛頭指向各級領導幹部的群眾造反運動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轉折。絕大部分當權派都受到沖擊，其中壹些人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發生“壹月風暴”，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此後，全國各地都仿效上海開展了奪權運動，由“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接替了原來的權力機構。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左派革命群眾的決定》。從此軍隊深度介入文革，並掌握了各地文革的主導權。
1967年2月中旬，周恩來主持中央碰頭會，副總理譚震林、陳毅以及葉劍英元帥等在會上強烈批評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幹部的作法，被稱為“二月逆流”。2月以後，各地支左部隊強力鎮壓造反派，將很多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還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後稱為“二月鎮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下達，這個文件指出“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應壹律平反，被捕的，應壹律釋放。”“二月鎮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扣留隨毛到武漢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後被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隨著陳再道被打倒，全國範圍內掀起揪“軍內壹小撮走資派”高潮。
七八月間，受武漢事件的鼓舞，全國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躍，軍隊、外交等各條戰線受到沖擊。8月22日，北京的英國代辦處被燒。形勢全面失控。8月底，為了扭轉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澤東拋出了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不久又拋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提出群眾組織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聯合，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走資派是壹小撮，對幹部要擴大教育面。毛澤東開始轉變戰略。
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文中加了壹段關於抨擊“5·16反革命集團”的話，從此全國開展了清查“5·16”運動，在支左部隊的主導下，對造反派群眾開始了又壹場大規模的血腥鎮壓。
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弟進行大屠殺，受道縣的影響，零陵地區其它十個縣市也不同程度地殺人。全地區包括道縣在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為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殺人的手段有十多種：槍殺；刀殺；沈水；用炸藥炸死；丟進巖洞或廢棄的礦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繩子勒死；火燒死；摔死（主要用於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撤銷空軍政委余立金的職務並逮捕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職務。
1968年5月，《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經驗》下發，全國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正式開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萬計。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嚴禁破壞交通、搶劫軍用列車、沖擊解放軍機關。“7·3布告”對制止武鬥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這個布告，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圍剿。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3萬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28日，毛澤東接見造反派“五大領袖”。毛澤東和造反派的蜜月結束。各地都仿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隊進入學校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工人宣傳隊和支左軍人壹起主導文革。造反派開始被邊緣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區革委會最後壹個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壹片紅”。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壹切職務”的決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開，這是造反派勝利的大會，更是軍人勝利的大會。毛、林之間就起草政治報告產生罅隙。毛警惕軍人勢力的過分擴張。
1970 年1月31日，《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發，在全國開展了“壹打三反”運動，數以萬計的人被殺。
五，毛林分歧與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在會上，林彪集團借設國家主席、“三個副詞”的名義，要揪出毛澤東信任的張春橋。毛澤東寫了“我的壹點意見”，拋出了傾向林彪集團的陳伯達。
1970年國慶節後，開始批陳整風運動。黃、吳、李、邱就廬山會議事作檢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原來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等掌握了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對埃德加·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雖然沒有點名，但中國人都知道是批評林彪。這次談話《紀要》印發到基層黨支部，傳達到每壹黨員。
1970年12月22日，華北會議召開。改組了北京軍區。
1971年4月15日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毛用“挖墻腳”、“拋石頭”、“摻沙子”的辦法瓦解軍委辦事組。毛逼林彪作檢查，林彪拒不檢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沿途發表講話，將火直接燒向林彪。林立果企圖在沿途謀殺毛澤東、實行“571”（武裝起義）的計劃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這壹震驚世界的政治醜聞敲響了文革的喪鐘。
六，保衛還是否定文革階段
從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來發表談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文章。糾左，勢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談對《人民日報》這版文章的批評。12月5日，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了壹封信，批評《文匯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12月17日，毛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壹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批判林彪極右的實質。周恩來奉命檢查六次路線鬥爭的歷史錯誤。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評外交部的《新情況》153期對國際形勢的判斷。7月4日，剛做完膀胱癌治療的周恩來連夜給毛寫檢討。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讀張春橋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線。
1973年11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
1973年12月4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壹個“上綱很高”的檢討。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周恩來和葉劍英批評：“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毛澤東宣布了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的決定。
1974年1月25日，據毛的布置，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人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全國開展了批林批孔運動。早已被邊緣化的造反派又起來企圖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得到了他終生最高的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掌握了軍隊的實權。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發了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保衛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來造反，而是向群眾灌輸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屆人大召開。張春橋代表中共中央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實現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四屆人大的權力分配中，務實派占優勢，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讓新華社上報了《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 提出了“認識和批判經驗主義的危害，自覺克服經驗主義”。批經驗主義是針對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4月23日，毛在新華社的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說：“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壹項，放過另壹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壹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壹議。”務實派借毛澤東的批示批評江青壹個月。
1975年春，鄧小平開展“會面整頓”。“全面整頓”開展了半年多，壹大批進入革委會的、堅持派性的造反派領袖受到打擊，鐵路交通和生產秩序有所好轉。
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這段話，組織了很多評《水滸》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圍恩來、鄧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向毛澤東寫了壹封告狀信，告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10月13日，他們又寫了第二封信，狀告遲群和黨委副書記謝靜宜兩人。
1975年11月2日，毛澤東說：“有兩種態度，壹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指劉冰等）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妳告訴小平註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從此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讓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交出了全部權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入高潮。在鄧小平整頓中受到打擊的造反派頭頭開始活動，企圖利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群眾借悼念周恩來的機會表達對文革的不滿，文革派壓制群眾對周恩來的悼念。這種鬥爭持續到清明節，釀成規模宏大的“四五運動”。
七，文革結束，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
1976年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文革派和務實派為爭奪權力處於劍拔弩張，雙方各有所行動。
1976年10月6日，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葉劍英等抓捕了“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報告中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壹個偉大勝利。”“歷時11年的我國第壹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從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後，各地對文革激進分子進行了大逮捕。同時進行“揭批查”運動，數以千萬計的人受到打擊。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四人幫”舉行了公開審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國開展清查“三種人”運動。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提出了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國家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論務虛會議第壹階段，對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線進行了深刻反思，這是黨內高層的壹次民主化運動。黨內民主運動與“西單墻”的民間民主運動相互推動，成為壹次民主浪潮。
1979年3月３０日，鄧小平在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上作報告，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而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納入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路線。經過三十年改革，國民經濟空前發展，但政治還保持專制，從而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體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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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6 23: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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