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上）

雨夜

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上）

政治、文学，和女人的世界往往有关联，很多政治上有魅力的人，在女人心目中也一样有魅力，有些女人常把政冶狂热的人物看作性感的动物。毛泽东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都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女人。在中共资料中，有的女人自称为“毛泽东的保卫员”，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忠实的学生”，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亲密的战友”。至于周恩来，对于女人的吸引力更在毛泽东之上。著名的左翼作家韩素音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似的，如果周恩来命令她去死，她一定会服从。

前文说过，1937年我初到延安时因为年轻，最初触到我的神经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总记得陕北女孩子多数很美。我印象最深的陕北美人(遗憾的是从来不知她的芳名)，那女孩子不施脂粉，白皙皮主，有迷人的浅笑、优美的身段、温柔的举止，我对她虽属惊鸿一瞥，却毕生难忘。我记得她是陕北米脂人。《三国演义》中的貂婵也是米脂人。当年，对于我这个刚接触女孩子不久的少年来说，整个陕北的女孩子都是美人窝挑出来的。

共产党人也是人，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共产党人的男女关系是“一杯水主义”。我的理解，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男女挤在一间房内发生杂交，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不代表共产党有一杯水主义的政策。“一杯水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一位瑞典女共产党人柯仑泰说的，她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是杂交的，这种杂交就是“一杯水主义”。这是柯仑泰女士个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份共产党的文件证明是提倡“一杯水主义”的。

情欲与政治之间

共产党人既然有七情六欲，当然也有男女之间嫉忌、争夺的男女私人情结，在中共党人的斗争中，其中有真正坚持自己政治立场的，这种斗争还是比较理性的、有一定原则的。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

我说到没有任何中共文件证明所谓共产党人的“一杯水主义”。但是，早期中共党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是极少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的斗争。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家长”。

现在我讲几段早期中共领导人情爱与政治之间的故事：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共产国际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过上海，施存统请他到家中吃饭，张太雷一见王一之就动了心诱奸了王一之，不久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直到他另外结婚，施存统改名施复亮(意思是双眼恢复光明)也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中共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二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两个人心情都不好，蔡和森又和当时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蔡的。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中斗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媳妇，杨之华很漂亮，到上海大学时，上海大学全校引起了骚动。后来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派去苏区，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作出很多奉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反驳沈定一的人说，男女同志间为了党的工作，私人间偷鸡摸狗，不属反党，党是无权干涉的。

贺子珍在西安

中共名女人之间，有些谁是谁的妻子、爱人、情人，有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多数中共领导人是没有结婚形式的。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子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婊子，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导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频)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覆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延安初见江青

我于1938年一月廿八日，在延安大会堂(原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一个晚会上见到江青与孙维世合演话剧，不久，延安即传出江青追求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徐以新，徐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共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而徐以新又正在追求年轻漂亮的孙维世。其后，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结束了上一传闻。江青当时在延安女同志中，算是个尖儿，她会唱歌演戏，跳舞也跳得好，能写文章，善于骑马，缝得一手好针线为同志补衣服，又为女同志美容等等，多才多艺，当时大家都喜欢她。

这些是我当时对江青的直接印象。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嗳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年十一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接着康生说：(康生和江青是同?，在延安互认为师生的)“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与江青同志的结婚，也是党的一大喜事，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比我强多了，真是主席的好帮手啊!”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的故事。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年七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1940年我快离开延安时，见到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南门外小校场一座临时搭的戏台上拍戏，由著名左翼导演袁牧之拍摄。我在归途中遇到任白戈，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我见到毛江拍戏的经过，他摇摇头，然后对我说：“千万别对人说啊!”

很奇怪，这段毛江同台拍戏的事，在有关毛江记录中，从来没有人写过。

如上所述，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轻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份和高度的支持。

1953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的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周恩来、张若名之恋

我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张若名是周恩来身边的第一个女人。法国“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二十世纪“二?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觉悟社”的团体，据搅悟社成员之一谌小岑(也是我的兄长)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早已认识，他们同时参加了觉悟社，当时这个团体有个规定，会员活动时，一男配一女，由抽签决定，当周张配成一对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此，他们手牵手地共同参加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一对革命情侣，当时羡煞了许多同志。张若名是才女，她写过一篇《急先锋的女子》很为轰动。

邓颖超也写过文章，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爱情赛跑中，开始杀进了邓颖超。颖超比若名小二岁，恩来叫她“小超”。1920年一月，周恩来、张若名同时被捕，九月获释，十一月他们就双双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若名在身边，小超常通信，周旋于两女之间，初露了周恩来圆滑的政治才华。邓颖超后日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伯伯没有和张若名结合，是因为他当时坚持独身主义。”

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三角恋爱的关系，张若名当初是胜利者，最后却以投河自尽而告终。邓颖超当初处于下风，因为她一直留在国内、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在巴黎热恋时，这时中国国内正酝酿国共合作，邓颖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于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邓颖超与鲍罗廷夫妇非常亲近，也因此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普遍熟悉。

当周恩来回国后，1924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是个幕后对鲍罗廷有影响力的女人，周恩来认识到“小超”的威力，1925年周恩来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与邓颖超正式结婚。此后，周恩来在国民党一路升官，甚至一度非常赢得蒋介石的信任，都与邓颖超的幕后铺路有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邓颖超当选候补中委，排名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之前，当时的周恩来是榜上无名的。所以，周恩来抛弃张若名与邓颖超的结合，很像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与宋美龄的结婚一样。都属于政治婚姻!

1955年四月，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回国，经昆明时与张若名秘密会见，当时张若名是大学教授。1958年反右期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邓颖超为张若名料理后事，并且掩瞒真相。不久，张若名的儿子也自杀了。

周恩来在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以前，是信仰道教的。周恩来当时写过一些宣传道家的文章。中国所谓道家，尊老子为始祖，留有“道德经”，后人有不同解释，其要点，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行为上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伦理上主张“去知弃己”，“情欲寡浅”，“绝仁弃义”。道家在情欲问题上是绝对自私，不受男女私情的束缚，换言之也就是无所谓情的。

1918年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夫妻不一定有恋爱，恋爱也不一定要做夫妻。当时他二十岁，他要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周恩来政治上是个弄潮儿，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个弄潮儿。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孙维世与江青、周恩来

我是同一天见到江青和孙维世的，当时江青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孙维世虽美还有些稚气。我见到这两位美人是1938年一月廿八日，这天晚上延安举行“一二八”晚会，会后演出话剧《血祭上海》，主角是孙维世，配角是江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1935年就已经在上海同台演出过夏衍编剧的《摇钱树》，其时江青叫蓝苹，孙维世化名李琳，年仅十四岁，是演的配角;这次延安演戏，主角配角的地位互易，当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私人间的恩怨。不久，她们又同台演出《团圆》，延安相当轰动，好事者又评头论足，说孙维世既年轻美丽演技又好。不久，我们又听说，孙维世和江青、徐以新有三角恋。

孙维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母亲任锐，原名任培长，也是任弼时的妹妹，我在延安时，她担任保育院长，我见过她。我认识任弼时的另一个妹妹，当年在镇江化名徐若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