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 中国学术名家的生死选择

edak8821

文/史翔（明慧之窗记者黄诗编辑）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战事不利，蒋介石预知不祥，开始著手制订「抢救学人计画」。

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派三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后，他拉开一架舱门是空的，拉开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叹。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胡适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名单上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八十一名院士，有五十九位选择留下来，只有二十二位选择离开大陆，其中十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

一九四九年，为他们的人生划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中共也积极地想拉拢他，毛泽东还给一个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当时曾是胡适高足的吴晗，被中共指派为说客，吴晗找人面见胡适劝他留在北大，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对来人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转告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一九四九年五月，已投奔中共的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也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心志没被动摇，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一九四六年，胡适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中，就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性质，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图为胡适与蒋介石。（公有领域）
一九五零年，胡适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回应陈垣，对陈垣选择留在大陆表示「甚可怜惜」，并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只是胡适的部分家人对中共就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当时，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的小儿子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甚么有害共产党的甚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表示要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让儿子明白共产党真相，只好随其自便。

二十世纪的五零年代，中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思杜那时也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但一九五七年，胡思杜就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一九六二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胡适父子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

傅斯年：延安之行让他更看清共产党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苏联和中共一直没有好感。一九三二年他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他曾说：「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曾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黄炎培称延安之行是「如坐春风」，但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

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

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著清醒地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苏联和中共一直没有好感。图为台北市「傅斯年纪念室」。（公有领域）
至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一九五一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了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陆，次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但文革期间，傅乐焕被视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钱穆：从毛泽东的南下布告中读出天机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著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毛不能涵容万有之语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

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但他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侄子钱伟长写信劝他回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朋友冯友兰、朱光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

「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钱穆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钱穆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公有领域）
陈寅恪文革中被迫害  自喻处境如死囚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一九六五年，刚刚从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熬出头的中国，人们想当局应该总可与民休息、太平几年了。但当时陈寅恪已在为国势危急而忧心如焚了，他于一九六六年《丙午元旦作》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文革浩劫突兀而降，神州再度生灵涂炭，他的预言竟成现实。
虽未离开大陆，但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未向中共低头。因此，文革开始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被停发工资，存款冻结。

他家还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口头交代「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国学大师陈寅恪文革中被迫害，自喻处境如死囚。（公有领域）
吴晗被斗死  遗物只有满是血迹的裤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以接收大员的身分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明史专家吴晗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斗死。（公有领域）
结语
一个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与吴晗、陈寅恪等一样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中共的魔掌。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曾有机会逃离，并继续在学术界创造辉煌，可惜却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蒙蔽了双眼，不幸地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中共至今仍在编织美丽的谎言欺骗著世人，受毒害最深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历史的教训仍在眼前，但仍有人相信中共而愿作其犬马，那等待著他们的会是甚么样的结局？

▌在线阅读各语种《转法轮》：https://www.falundafa.org/
▌《九评共产党》在线阅读：https://www.tuidang.org/9ping/
▌自焚假案-世纪骗局：https://package.minghui.org/mh/packages/zifen/
▌三退自救：https://www.tuidang.org

【延伸阅读】
【听文章】在大陆鲜为人知的民国真相
蒋介石为甚么能看透共产党
捍卫与毁灭 两岸故宫国宝命运大不同
那些年误上贼船的名仕 这些年跳下贼船的勇者

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8/16/胡适的千年一叹-410529.html

（本文主图来源：明慧之窗）

雨夜

中国知识愤青的又一大典型—吴晗

知识分子，一向是社会的良心，但如果丧失了良知，那就是知识愤青。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纵观古今中外，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为先行者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有点出奇冒泡的例外了，变成了知识愤青。比如郭沫若，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了，然而他的个人操守却令世人叹为观止，成为文人无行的典范。郭沫若这类文人的可耻，就可耻在他们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声如琴瑟之音，味如麝兰之馨，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阎王大喜，立即准他投胎于豪门望族，转世为王侯将相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与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呢？这全仗有中国知识愤青们无比忠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为专制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那时候叫爱江山爱社稷。为皇帝歌功颂德，是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在中国知识愤青眼中，皇帝代表国家，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国焉有家？所以保护一个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中国文人为皇帝为政权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愤青的乖戾巧伪。

不过中国知识愤青，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吼声如山呼海啸威震四方云云，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青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中国文人拍皇帝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典型。

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个忠，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才行，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据说就是个大忠臣，大清官，标准的爱国愤青。吴晗不仅也是个大愤青，还是明史专家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共产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而已，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愤青不知就里，又是罢官，又是背纤，又是骂皇帝的，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了：娘卖皮的给鼻子蹭脸啊，还有完没完？去死吧你！

吴晗的发迹，和那个张东逊是一样的，始于中国知识愤青集体投靠共产党，管它什么正义邪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候他们那忠贞的爱国主义就不见了，而是对前朝政府卯足劲踢出了临门一脚。吴晗吴愤青，早在1943年昆明时就“叛国”了，加入了亲共民盟，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后返回北平，吴任清华教授，而其住所清华旧西院12号，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的中国知识愤青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注定要垮台，都在紧锣密鼓的找门子留后路积极投靠新主子。但是改换门庭，总得有点资本，立个投名状吧？知识分子有什么呢，一没人马二没枪炮，有几个学生，也早就是党的人了，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写文章，为新主子造势鼓吹，歌功颂德。郭沫若就很精明，与时并进的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得毛泽东常识。而吴晗的拿手戏是明史，他不失时机的写了《朱元璋传》，果然获得毛泽东青睐，在西柏坡召见他，专门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打政治擦边球，最终投机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吴晗写《朱元璋传》，先后曾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写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将红巾军直称“红军”，这就明显就是在影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了，于是当时出版此书的民国编辑部认为这个敏感词太露骨，就请他把“红军”改为“民军”，然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也万不能改！”（吴晗在1965年版本序言中对此津津乐道）。这次拍中共的马屁，他算是拍对了。

不过在1949年版中，他又出于政治考量，拿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了，因为当时骂蒋批蒋是个很时髦的舆论，不单是共产党骂，所有的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都在痛快淋漓的骂蒋批蒋，于是吴立即将《朱元璋传》中的“流浪青年”又改成了“地痞流氓”，“三个伟大”也变成了“暴君”，成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最阴险最残酷的政治家”。但是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后，可能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有些难堪，先后对此书发出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诚惶诚恐，心领神会不折不扣的遵行照办，于是乎“地痞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所有的贬毁之词都改回成褒扬赞美了。

吴晗的身世和学识，与毛泽东是有其共同点的：第一，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愤青；第二，他们的背后都有个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第三，都重文科轻理科；第四，都曾当过图书馆职员。比如毛泽东的数学考卷是零分，但是杨昌济招女婿相中了他。吴晗也是一样，他当初是受到胡适的赏识才得以跻入高等学府（1929年考入沪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经顾颉刚帮助，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但考取北大时却因数学是零分而未被录取，只好转考清华（清华转学生入学的理科考试是数物化、生物、论理任选一门）从而顺利录取了清华史学系。由于他在明史方面的专长，胡适还特地写信推荐他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知识分子如果重文轻理，那就很容易卷入官场政治的旋涡，不过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做官从政的。因为文史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唯心的，难免在研究中掺杂个人的思想情感，研究文史是离不开政治的，也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或者干脆本身就转而变为政治家，结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成了至理名言。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它不存在历史轨迹，阿基米德与爱因斯坦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么有要么无，没有因时空而产生变化，即客观又严肃，唯心不得，瞎编是不成的，与政治更是不搭界。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就试图套用数理化公式来解释社会，结果是非驴非马，云山雾罩的不伦不类。反正我是看不懂的，相信马列主义者们也都是穿了皇帝的新衣在自欺欺人，不然能闹出亩产万斤的笑话吗？

由于张东逊吴晗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识时务咸与革命，1949年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共产党也对他们投桃报李，吴晗替新主子接管了北大清华，担任了清华校委副主任等职，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豪情壮志：“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改造北京，拆毁古城墙和古建筑。很快，北京城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座城楼。如果说彭真是土八路，不学无术不珍惜文化遗产，有情可原，但吴晗显然不是土八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文化古迹是什么，他居然伙同彭真一起搞了个改建故宫的荒唐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要将天安门广场建设成中国的莫斯科红埸，拆毁天安门城楼，修建一个列宁墓式的检阅台，幸亏老毛此时已经对这些建设不再感兴趣，只关心权力了，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文革伊始就打倒了吴晗和“彭罗陆杨”，这个荒唐方案才没有被落实，不然人们今天看到的，就不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山寨的中国克里姆林宫！

1953 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激烈反对，与主持拆除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吴晗思想极其愤青，自称“改革派”，在国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怒斥梁：您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两年前拆除古城墙时，清华建筑系教授林徽因，曾提出不拆除城墙开出入口等建议未被采纳，这次也抱病据理力争，斥责主张拆迁的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见王军《城记》）

吴晗的个人品行也是很卑鄙的，五十年代，吴晗利用北京副市长的权力，极力主张挖掘明十三陵（后改为只挖掘定陵），就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需要，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当时吴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谁也不敢得罪他，最后只好同意让吴晗“试掘”定陵，长陵才算保存下来。还有，文革前，吴晗也同康生一样利用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更阴险的：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了路线争执，后来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要求中共保证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没有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举报了。

吴晗助纣为虐的另一个罪恶是“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言论全数抖出，例如罗曾说：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是五四运动的清华大学领袖）。吴晗揭露章伯钧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怒斥章是对中共“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吴晗在反右中的表现，使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公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青云直上，坐稳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宝座。（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当时被吴晗严厉批判的人，还有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费孝通被吴晗批判后，很快就明白过来，立即也“反戈一击”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欺君现象深恶痛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是明史专家，立刻觉得大机遇又到来了，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也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皇恩浩荡，吴晗无比春风得意，因此名噪一时。但是这次，他押错了筹码，他根本就不懂毛泽东的本意。吴晗研究了一辈子的皇帝，却没看透眼前这个皇帝。因为他心目中的皇帝，那就是皇帝，只有英主或昏君，从来没有把皇帝当成是普通的人。当年毛泽东提出《朱元璋传》的修改意见时，难道吴晗没看出毛泽东在自比朱元璋吗？显然不会。但是吴晗的迂腐也正在这里，他错认毛泽东是比朱元璋还英明的英主，自己即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要他写海瑞，而且毛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的秘书卫士们亲自深入基层体查民情，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标榜自己是个兼听纳谏的英主，而且他在每次“民主整风”的同时，也都象朱元璋那样，暗中为臣子们划线分嫡，哪些是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哪些是与他离心离德的，他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明史，这门学问不远不近，档案健全史料丰富，在明史上做文章其实并不难，只需钻进书堆引章据典，再加上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是了，所以吴晗才能写出很多个海瑞来。这期间，巧巧的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毛泽东和彭德怀操起了娘，明摆着的事，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他的自我批评都是虚情假意的，是在找体面下台阶。彭被罢官了，这是多么明白的事情啊！可“少奇同志”们就是不明白，还在做党内民主的美梦，还沉浸在接班人的喜悦中，以为在庐山站到了毛一边反了彭，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丝毫也没有戒备毛泽东的两面派手段。这时的吴晗，如果看破内中症结，也大可以停笔不写那个破剧本，继续搞他的故宫改造规划去。但他就是发贱，眼看有人淹死还往水里跳。1960年底剧本完成了，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们排演，轰动一时，这不是明显的给毛泽东贴膏药吗？《海瑞罢官》上演，天下人看了都心里明白，是为彭德怀翻案呢，最不明白的可能就是吴晗自己。其实早在《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就按纳不住了，要批判大毒草，但毛泽东不动声色，由着北京市委折腾去，还是反右用的老手段，引蛇出洞！

1965年初，毛泽东的时机成熟了，吴晗的厄运终于到来，毛派江青到上海策划文革，柯庆施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她。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宣布它“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就是两报一刊铺天盖地的发表围绕海瑞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等大批判文章，在史学、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揭盖子”阶级斗争。毛泽东指示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为文革掀开了序幕，吴晗首当其冲的遭到批斗，成为文革祭台上的第一颗人头。1969年10月，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连骨灰都没有下落。

用迷信的说法，拆北京城墙是毁祖脉，发掘十三陵是破祖宗风水，这两宗应该是吴晗一生最大的罪孽了。毛泽东经常自我解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这句谶语也就应在了吴晗身上：吴晗一生无子女，文革中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唯一的养女也精神失常自杀，是名符其实的断子绝孙了。中国文人们的最大愿望是流芳百世，和郭沫若一样，他们的种种不幸，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美名乎？恶名乎？一代文奸，中国知识愤青—吴晗，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最后仍然象狗一样被抛弃杀掉了（注：毛泽东曾请吴晗夫妇到家中吃狗肉）。

最后编辑时间2011-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