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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 中国学术名家的生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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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27 21:34: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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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翔(明慧之窗记者黄诗编辑)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战事不利,蒋介石预知不祥,开始著手制订「抢救学人计画」。

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蒋介石派三架飞机,运输这些北平的著名学者,打算经南京转赴台湾。胡适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到达后,他拉开一架舱门是空的,拉开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适一个人在机场嚎啕大哭。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叹。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胡适似乎已经预测到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当时,名单上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八十一名院士,有五十九位选择留下来,只有二十二位选择离开大陆,其中十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

一九四九年,为他们的人生划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
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中共也积极地想拉拢他,毛泽东还给一个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当时曾是胡适高足的吴晗,被中共指派为说客,吴晗找人面见胡适劝他留在北大,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对来人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转告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一九四九年五月,已投奔中共的时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私交甚好的陈垣也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劝其「正视现实,应该转向人民」。胡适心志没被动摇,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一九四六年,胡适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中,就论及了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性质,一类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类是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它们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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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图为胡适与蒋介石。(公有领域)
一九五零年,胡适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回应陈垣,对陈垣选择留在大陆表示「甚可怜惜」,并称这封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自由」。

只是胡适的部分家人对中共就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当时,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的小儿子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甚么有害共产党的甚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表示要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让儿子明白共产党真相,只好随其自便。

二十世纪的五零年代,中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思杜那时也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但一九五七年,胡思杜就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一九六二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胡适父子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

傅斯年:延安之行让他更看清共产党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苏联和中共一直没有好感。一九三二年他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他曾说:「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抗战后期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曾来到延安,傅斯年还与毛泽东单独交谈一晚。黄炎培称延安之行是「如坐春风」,但傅斯年认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

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趣味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

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有著清醒地认识,傅斯年毫不犹豫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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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他对苏联和中共一直没有好感。图为台北市「傅斯年纪念室」。(公有领域)
至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一九五一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坚拒了傅斯年让其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陆,次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但文革期间,傅乐焕被视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关押和残酷的折磨,最终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尽。

钱穆:从毛泽东的南下布告中读出天机
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的钱穆,是另一位对共产党有著清醒认识的民国大师。

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不语。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毛不能涵容万有之语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

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但他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派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和侄子钱伟长写信劝他回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朋友冯友兰、朱光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

「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钱穆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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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公有领域)
陈寅恪文革中被迫害  自喻处境如死囚
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一九六五年,刚刚从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熬出头的中国,人们想当局应该总可与民休息、太平几年了。但当时陈寅恪已在为国势危急而忧心如焚了,他于一九六六年《丙午元旦作》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文革浩劫突兀而降,神州再度生灵涂炭,他的预言竟成现实。
虽未离开大陆,但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未向中共低头。因此,文革开始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被停发工资,存款冻结。

他家还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口头交代「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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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文革中被迫害,自喻处境如死囚。(公有领域)
吴晗被斗死  遗物只有满是血迹的裤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摧残为三千年来所未曾有。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以接收大员的身分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一九六九年十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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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专家吴晗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斗死。(公有领域)
结语
一个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命运。与吴晗、陈寅恪等一样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中共的魔掌。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曾有机会逃离,并继续在学术界创造辉煌,可惜却被共产主义的谎言蒙蔽了双眼,不幸地成为中共的牺牲品。

中共至今仍在编织美丽的谎言欺骗著世人,受毒害最深的当然还是中国人民。历史的教训仍在眼前,但仍有人相信中共而愿作其犬马,那等待著他们的会是甚么样的结局?

▌在线阅读各语种《转法轮》:https://www.falundafa.org/
▌《九评共产党》在线阅读:https://www.tuidang.org/9ping/
▌自焚假案-世纪骗局:https://package.minghui.org/mh/packages/zifen/
▌三退自救:https://www.tuidang.org

【延伸阅读】
【听文章】在大陆鲜为人知的民国真相
蒋介石为甚么能看透共产党
捍卫与毁灭 两岸故宫国宝命运大不同
那些年误上贼船的名仕 这些年跳下贼船的勇者

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8/16/胡适的千年一叹-410529.html

(本文主图来源:明慧之窗)

发表于 2023-4-28 02:32: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雨夜 于 2023-4-28 02:33 编辑

中国知识愤青的又一大典型—吴晗

知识分子,一向是社会的良心,但如果丧失了良知,那就是知识愤青。人类文明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纵观古今中外,都是由知识分子做为先行者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到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却有点出奇冒泡的例外了,变成了知识愤青。比如郭沫若,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了,然而他的个人操守却令世人叹为观止,成为文人无行的典范。郭沫若这类文人的可耻,就可耻在他们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声如琴瑟之音,味如麝兰之馨,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阎王大喜,立即准他投胎于豪门望族,转世为王侯将相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与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了几千年至今不衰呢?这全仗有中国知识愤青们无比忠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为专制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那时候叫爱江山爱社稷。为皇帝歌功颂德,是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在中国知识愤青眼中,皇帝代表国家,朝廷就是国家,国家国家,没有国焉有家?所以保护一个政权就是保卫国家。中国文人为皇帝为政权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愤青的乖戾巧伪。

不过中国知识愤青,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吼声如山呼海啸威震四方云云,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青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中国文人拍皇帝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典型。

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个忠,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才行,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据说就是个大忠臣,大清官,标准的爱国愤青。吴晗不仅也是个大愤青,还是明史专家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共产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而已,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愤青不知就里,又是罢官,又是背纤,又是骂皇帝的,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了:娘卖皮的给鼻子蹭脸啊,还有完没完?去死吧你!

吴晗的发迹,和那个张东逊是一样的,始于中国知识愤青集体投靠共产党,管它什么正义邪恶?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候他们那忠贞的爱国主义就不见了,而是对前朝政府卯足劲踢出了临门一脚。吴晗吴愤青,早在1943年昆明时就“叛国”了,加入了亲共民盟,1946年,西南联大停办后返回北平,吴任清华教授,而其住所清华旧西院12号,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当时的中国知识愤青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注定要垮台,都在紧锣密鼓的找门子留后路积极投靠新主子。但是改换门庭,总得有点资本,立个投名状吧?知识分子有什么呢,一没人马二没枪炮,有几个学生,也早就是党的人了,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写文章,为新主子造势鼓吹,歌功颂德。郭沫若就很精明,与时并进的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得毛泽东常识。而吴晗的拿手戏是明史,他不失时机的写了《朱元璋传》,果然获得毛泽东青睐,在西柏坡召见他,专门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

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打政治擦边球,最终投机政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吴晗写《朱元璋传》,先后曾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初版写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将红巾军直称“红军”,这就明显就是在影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了,于是当时出版此书的民国编辑部认为这个敏感词太露骨,就请他把“红军”改为“民军”,然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也万不能改!”(吴晗在1965年版本序言中对此津津乐道)。这次拍中共的马屁,他算是拍对了。

不过在1949年版中,他又出于政治考量,拿朱元璋来影射蒋介石了,因为当时骂蒋批蒋是个很时髦的舆论,不单是共产党骂,所有的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都在痛快淋漓的骂蒋批蒋,于是吴立即将《朱元璋传》中的“流浪青年”又改成了“地痞流氓”,“三个伟大”也变成了“暴君”,成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最阴险最残酷的政治家”。但是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后,可能是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有些难堪,先后对此书发出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后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诚惶诚恐,心领神会不折不扣的遵行照办,于是乎“地痞流氓”又改回“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所有的贬毁之词都改回成褒扬赞美了。

吴晗的身世和学识,与毛泽东是有其共同点的:第一,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愤青;第二,他们的背后都有个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第三,都重文科轻理科;第四,都曾当过图书馆职员。比如毛泽东的数学考卷是零分,但是杨昌济招女婿相中了他。吴晗也是一样,他当初是受到胡适的赏识才得以跻入高等学府(1929年考入沪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经顾颉刚帮助,1930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但考取北大时却因数学是零分而未被录取,只好转考清华(清华转学生入学的理科考试是数物化、生物、论理任选一门)从而顺利录取了清华史学系。由于他在明史方面的专长,胡适还特地写信推荐他当工读生专治明史。

知识分子如果重文轻理,那就很容易卷入官场政治的旋涡,不过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做官从政的。因为文史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唯心的,难免在研究中掺杂个人的思想情感,研究文史是离不开政治的,也最容易被政治所利用,或者干脆本身就转而变为政治家,结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成了至理名言。数理化是自然科学,它不存在历史轨迹,阿基米德与爱因斯坦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么有要么无,没有因时空而产生变化,即客观又严肃,唯心不得,瞎编是不成的,与政治更是不搭界。马克思在他的学说中就试图套用数理化公式来解释社会,结果是非驴非马,云山雾罩的不伦不类。反正我是看不懂的,相信马列主义者们也都是穿了皇帝的新衣在自欺欺人,不然能闹出亩产万斤的笑话吗?

由于张东逊吴晗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识时务咸与革命,1949年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共产党也对他们投桃报李,吴晗替新主子接管了北大清华,担任了清华校委副主任等职,还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豪情壮志:“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改造北京,拆毁古城墙和古建筑。很快,北京城就不见了,只剩下了几座城楼。如果说彭真是土八路,不学无术不珍惜文化遗产,有情可原,但吴晗显然不是土八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文化古迹是什么,他居然伙同彭真一起搞了个改建故宫的荒唐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要将天安门广场建设成中国的莫斯科红埸,拆毁天安门城楼,修建一个列宁墓式的检阅台,幸亏老毛此时已经对这些建设不再感兴趣,只关心权力了,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文革伊始就打倒了吴晗和“彭罗陆杨”,这个荒唐方案才没有被落实,不然人们今天看到的,就不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山寨的中国克里姆林宫!

1953 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的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这个决定再次遭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激烈反对,与主持拆除工作的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时的吴晗思想极其愤青,自称“改革派”,在国务院办公扩大会议上,怒斥梁:您是个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两年前拆除古城墙时,清华建筑系教授林徽因,曾提出不拆除城墙开出入口等建议未被采纳,这次也抱病据理力争,斥责主张拆迁的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见王军《城记》)

吴晗的个人品行也是很卑鄙的,五十年代,吴晗利用北京副市长的权力,极力主张挖掘明十三陵(后改为只挖掘定陵),就是为了满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学术需要,1956年,吴晗找了好事的郭沫若以及热衷收藏古物的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当时吴的旧友考古学家夏鼐对他说:你不能以自己研究的需要来挖掘十三陵!(早在做学生时,苦读《明实录》的吴就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挖掘十三陵)。郑振铎上书国务院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泽东的书房,谁也不敢得罪他,最后只好同意让吴晗“试掘”定陵,长陵才算保存下来。还有,文革前,吴晗也同康生一样利用职权,强行从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还有更阴险的:国共内战期间,民盟内部就如何跟共产党合作发生了路线争执,后来由罗隆基执笔,写一封信给毛泽东,内容中要求中共保证在野党的自由,据叶笃义回忆,当时他亲手把此信交给即将前往解放区的吴晗。可是,吴晗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并没有转交此信,而是在多年后批判罗隆基时,作为罗的“罪证”举报了。

吴晗助纣为虐的另一个罪恶是“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晗更是全身心投入的积极分子,他在民盟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把老朋友罗隆基的旧言论全数抖出,例如罗曾说:毛泽东出身北大、周恩来出身南开,为什么他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这个清华毕业的,就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呢?(罗隆基是五四运动的清华大学领袖)。吴晗揭露章伯钧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什么事都好办。怒斥章是对中共“政治讹诈”,“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 吴晗在反右中的表现,使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公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青云直上,坐稳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宝座。(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当时被吴晗严厉批判的人,还有费孝通。几十年后,钱钟书对费说,当时吴晗不是把你整得也很惨吗?费低头不语。其实钱钟书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费孝通被吴晗批判后,很快就明白过来,立即也“反戈一击”了。  

1959年4月,毛泽东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欺君现象深恶痛绝,在党内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是明史专家,立刻觉得大机遇又到来了,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也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皇恩浩荡,吴晗无比春风得意,因此名噪一时。但是这次,他押错了筹码,他根本就不懂毛泽东的本意。吴晗研究了一辈子的皇帝,却没看透眼前这个皇帝。因为他心目中的皇帝,那就是皇帝,只有英主或昏君,从来没有把皇帝当成是普通的人。当年毛泽东提出《朱元璋传》的修改意见时,难道吴晗没看出毛泽东在自比朱元璋吗?显然不会。但是吴晗的迂腐也正在这里,他错认毛泽东是比朱元璋还英明的英主,自己即不是李善长也不是刘伯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要他写海瑞,而且毛还装模作样的让自己的秘书卫士们亲自深入基层体查民情,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标榜自己是个兼听纳谏的英主,而且他在每次“民主整风”的同时,也都象朱元璋那样,暗中为臣子们划线分嫡,哪些是死心塌地追随他的,哪些是与他离心离德的,他都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明史,这门学问不远不近,档案健全史料丰富,在明史上做文章其实并不难,只需钻进书堆引章据典,再加上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是了,所以吴晗才能写出很多个海瑞来。这期间,巧巧的就发生了庐山会议事件,毛泽东和彭德怀操起了娘,明摆着的事,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老百姓都看明白了,毛泽东是批评不得的,他的自我批评都是虚情假意的,是在找体面下台阶。彭被罢官了,这是多么明白的事情啊!可“少奇同志”们就是不明白,还在做党内民主的美梦,还沉浸在接班人的喜悦中,以为在庐山站到了毛一边反了彭,就可以安然无恙了,丝毫也没有戒备毛泽东的两面派手段。这时的吴晗,如果看破内中症结,也大可以停笔不写那个破剧本,继续搞他的故宫改造规划去。但他就是发贱,眼看有人淹死还往水里跳。1960年底剧本完成了,由北京京剧团的名角们排演,轰动一时,这不是明显的给毛泽东贴膏药吗?《海瑞罢官》上演,天下人看了都心里明白,是为彭德怀翻案呢,最不明白的可能就是吴晗自己。其实早在《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就按纳不住了,要批判大毒草,但毛泽东不动声色,由着北京市委折腾去,还是反右用的老手段,引蛇出洞!

1965年初,毛泽东的时机成熟了,吴晗的厄运终于到来,毛派江青到上海策划文革,柯庆施派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协助她。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突然对多年来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宣布它“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就是两报一刊铺天盖地的发表围绕海瑞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等大批判文章,在史学、文艺、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揭盖子”阶级斗争。毛泽东指示全国开展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为文革掀开了序幕,吴晗首当其冲的遭到批斗,成为文革祭台上的第一颗人头。1969年10月,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连骨灰都没有下落。

用迷信的说法,拆北京城墙是毁祖脉,发掘十三陵是破祖宗风水,这两宗应该是吴晗一生最大的罪孽了。毛泽东经常自我解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这句谶语也就应在了吴晗身上:吴晗一生无子女,文革中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唯一的养女也精神失常自杀,是名符其实的断子绝孙了。中国文人们的最大愿望是流芳百世,和郭沫若一样,他们的种种不幸,也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美名乎?恶名乎?一代文奸,中国知识愤青—吴晗,一生甘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最后仍然象狗一样被抛弃杀掉了(注:毛泽东曾请吴晗夫妇到家中吃狗肉)。

最后编辑时间201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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