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工人階級研究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國勞動關系常見弊端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法律是如何執行的？工會的作用是什麽？ 中國勞工通訊為這些有關中國勞動關系的常見問題提供了簡明扼要的答案。

根據中國法律，工人有哪些權利？

中國有為工人提供壹系列權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護工人免受雇主剝削。工人有權按時獲得足額工資，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工時和固定加班工資，享有涵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在內的社會保險，合同終止時獲得遣散費，同工同酬權以及在工作場所免受歧視的保護。

工人也有權組建企業工會（詳見下文），在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發生重大變更之前，資方必須征求企業工會委員會的意見。然而，自21世紀1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來，幾乎沒有新的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權利。政府高級官員公開討論削弱現有的勞動保護法律，以創造壹個更有利於商業的法律環境。

中國最重要的勞動關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2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

按此查看更多有關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

法律如何執行？

中國的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勞動法，並確保工人的權利受到保護。但是，地方勞動部門常常資金、人手不足，並缺乏執法的能力和意願。與保護工人權利相比，地方政府壹般更關註促進當地經濟和營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環境。在改革開放時期，政府逐漸將勞資關系的權力讓渡給企業主，使雇主有能力決定雇員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確保勞動法律能夠得以執行——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來要求企業足額支付工資和加班費，簽署條款合理的勞動合同，要求企業足額支付社會保險費，並在受傷或勞動合同終止時，獲得賠償金。

可以說，在過去十年中，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政府對當地投資的保護，勞動法律的執行力度已經減弱。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後，地方政府和工會著手推動確保中國最弱勢的工人群體——農民工——按照法律規定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然而，該舉措從未獲得足夠動力。國家統計局對農民工群體的調查顯示，2009年42.8％的農民工與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但是到了2016年，這壹比例降至35.1％。

中國工人是否有權罷工？

1982年，作為時任領導人鄧小平“現代化”改革的壹部分，憲法中刪除了罷工權。但是，法律並不禁止工人采取罷工行動。事實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們想讓雇主聽取他們的要求，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罷工。

自2011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超過10,000起事件，表明罷工和其他形式的集體抗議活動在整個中國的各個行業都很普遍。罷工活動通常規模小、持續時間短，但近年來中國也發生了壹些大規模罷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東莞裕元鞋廠約4萬名工人罷工兩周。也有罷工同時發生在中國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別由塔式起重機操作員和卡車司機組織的罷工。有時，工人在參與或組織罷工後被捕，但如果他們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擾亂公共秩序，例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不是“參加罷工”這壹行為本身。更常見的報復形式是罷工領導人在罷工期間或之後的幾個月內被資方解雇，在中國，這壹過程被稱為“秋後算賬”。

中國的工人是否有結社自由？

沒有。中國只有壹個法定工會，即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所有企業工會都必須通過地方工會聯合會的層級網絡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請參見簡化的工會組織結構圖：

中華全國總工會主要受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和領導。任何建立獨立工會運動的企圖都被黨視為政治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建立的唯壹獨立工會，是於1989年短暫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軍事鎮壓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並被解散。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主要職責是什麽？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官方數據顯示，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281萬個基層工會中擁有約3.03億會員，其中包括1.4億農民工。這意味著其入會率約為37％，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北歐國家除外）。然而，實際上，絕大多數中國工會會員要麽不知道自己是工會會員，要麽對工會代表他們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會法》規定，已經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必須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撥繳工會經費，而工人繳納的會費則微不足道。因此，中國大多數企業工會基本上由資方控制，並代表資方的利益。

企業工會領導極少在勞資糾紛中支持工人，黃興國就是少數的壹例。2014年，沃爾瑪位於中國中部城市常德的門店關閉後，黃興國領導沃爾瑪員工開展了長達壹個月的抗議活動，要求遣散補償。據報道，全國各地工會雇用了超過壹百萬名全職工會人員，他們本質上是政府官僚，對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與資方的談判中代表工人。

中華全國總工會壹直以來認為，自己是工人和資方之間的橋梁或中間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正面臨著變革的壓力。工人和勞工積極分子正在施壓，他們要求工會真正維護他們的利益。壓力同樣也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他們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確保普通工人能夠獲得體面的工資，並確保在改革時期就呈指數級擴大的貧富差距能夠開始縮小。

公民社會在支持工人運動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21世紀初，有數十個主要集中在南部廣東省的勞工組織，積極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些勞工組織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會該做的工作：幫助與雇主發生集體糾紛的工人提出他們的要求，選舉談判代表，制定談判策略，並維護工人之間的團結。他們還幫助工人利用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社交媒體向當地工會官員施壓，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訴求。然而，2015年，當局對公民社會進行了大規模打壓，導致許多有影響力的勞工組織關閉。盡管遭受打壓，但公民社會仍然以“個體活動家組成的非正式網絡”的形式存在。他們可以為工人提供具體的幫助和指導，確保工人運動保持在正軌，並督促中華全國總工會對其會員負責。

中國有集體談判嗎？

中國的集體談判仍處於萌芽階段，沒有正式的、國家級別的集體談判機制。且工會目前無法有效地在談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們不得不自行處理勞資糾紛。集體談判通常只發生在工人罷工之後。工人，尤其是廣東的工廠工人，往往願意選出自己的談判代表，並對資方持續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坐到談判桌前。在許多情況下，資方會願意對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讓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罷工行動。

壹旦爭議得到解決，工人在罷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團結力量往往就消散了，並很少有任何後續行動。為數不多的為集體談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規之壹是《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該條例經過多次起草，於2014年9月通過了極度弱化的最終版本。這些規定未能給工人提供壹個真正參與談判過程的機會，因此工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該省真正的集體談判至多仍是無序且隨意的。

法院在解決勞動爭議方面的作用是什麽？

在中國，解決勞動爭議的程序分為四個階段：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這壹過程中的關鍵機構是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LDAC），負責裁決大多數日常勞動爭議。次要案件也可能由當地政府的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負責處理，這是壹個負責確保雇主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行政部門。申請仲裁較為簡單便宜，大多數案件都能盡快得到處理，但是仲裁委員會只接受原告能夠證明與雇主有正式勞動關系的案件。這實際上排除了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工人，在雇傭過程中受到歧視的工人，以及超過退休年齡、不再被正式視為工人的勞動群體。公務員和軍事人員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壹年，這對於塵肺病等職業病的受害者來說是壹個主要障礙，因為他們往往在離職後幾年才發現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員會接受的勞動爭議案件絕大多數都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解除、終止勞動合同有關，工傷相關案件的比例較小。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6年勞動者勝訴率約為35％，而約45％的案件以勞資雙方的妥協告終。

壹般來說，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員會做出裁決後，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訴。法院將根據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大多數勞動爭議訴訟案件中，舉證責任在於雇主（參見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解釋》中規定，如果勞動爭議是由雇主決定解雇雇員、減少薪酬或重新計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應承擔舉證責任。對原告工人的不利之處在於法庭訴訟所涉及的財務成本和時間，即使在最直接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訴訟費。雇主可以通過無休止地向上級法院上訴來擱置案件，即使原告勝訴，也無法保證判決會得到實際執行。鑒於法院必須處理大量積壓的案件，他們經常尋求通過調解而不是正式判決來解決糾紛，而這可能損害工人的基本權利。法院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不願意受理集體案件，通常將集體維權者分解成單獨的原告。中國法院不接受集體訴訟。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集體勞資糾紛？

地方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民事法院不願受理集體勞資糾紛，加上中國缺乏正式的集體談判機制（見上文），這意味著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只能采取集體行動來解決他們的不滿。 通過采取集體行動並在社交媒體上宣傳，工人往往可以迫使當地政府和工會官員做出回應。但是，回應並不總是有助於工人的。中國的大多數集體勞資糾紛都與欠薪有關，這個問題在建築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都很普遍。大多數情況下，當地官員如能夠找到雇主，將向雇主施加壓力，要求其支付至少壹部分工資，然後說服工人接受這筆交易。地方政府和工會經常誇耀他們為工人追討回多少工資，卻不真正解釋為什麽他們最初能夠允許用人單位不及時支付工資。在針對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的罷工和抗議中，地方官員往往向勞資雙方施加壓力，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並讓罷工工人盡快重返工作崗位。

然而，這些速戰速決的解決方案很少觸及產生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因此，壹場罷工平息後，六個月或壹年內再次爆發另壹場罷工並不罕見。將警察派遣到罷工現場是很常見的，他們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現場，確保抗議者不會離開工作場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擾亂公共秩序。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有大約5％案例的抗議工人被逮捕，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工人通常會在幾小時或幾天內被釋放。

中國有最低工資制度嗎？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嗎？

中國有月最低工資標準，也有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壹次，盡管法律上並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須這樣做。事實上，2017年，廣東省政府決定每三年調整壹次最低工資，以減緩該地區向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業務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仿廣東，凍結最低工資標準。

國家方針規定，最低工資應至少為當地平均工資的40％。實際上，最低工資通常只有當地平均工資的20％到35％，勉強夠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費用。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包括大多數生產線工人、非熟練工人、車間工人等，他們必須依靠加班費、獎金和補貼來賺取生活費。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減少加班費、獎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會立即要求加薪。同樣，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想要確保在他們在被解雇時，企業會全額支付應發放的每壹分錢。

不穩定用工在中國是個問題嗎？

和其他壹些較為發達的經濟體壹樣，在中國，不穩定工作和勞動力臨時化是壹個日趨嚴重的問題：壹些行業，如建築業，幾十年來壹直依賴臨時工。但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以來，越來越多的雇主試圖通過將長期員工重新分配為福利較少的短期或派遣員工，從而規避法律義務。中國“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許多工人正被雇傭為“網約工”而非正式員工。許多新工作報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例如，貨運司機和快遞員經常面臨交通事故風險，但醫療保險政策（如果他們有的話）往往沒有完全覆蓋他們的需要，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大部分醫療費用。

中國工人有可靠的社會福利嗎？

中國政府正尋求建立壹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使雇主和雇員負擔起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生育保險的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宣稱是為了幫助那些不再擁有分配住房的員工購買自己的住房。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有利於資本家與政府官員囤積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制度，讓政府與資本家可以把不願意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分配給工人的工資以住房公積金的名義囤積起來。總的來說，在社會保險制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條款的執行也非常寬松，大多數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義務。實際上，違規情況非常普遍，以至於電子商務巨頭京東的負責人曾認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經向其157,831名全職員工支付了超過60億元的社會保險費。

政府正在尋求通過引入基於城鄉居民個人繳費的新型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計劃來解決社會保險缺口問題，並正逐步減輕雇主所需承擔的責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規。然而，數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仍然沒有基本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他們不得不依靠家人養老。

本文首發於2014年12月，最後更新於2018年7月。

就業和工資

創造就業機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壹直是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然而，數百萬傳統行業的工人被下崗，許多新興工作低薪且缺乏保障。十年前建立的保護勞工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實現，甚至於無法保證數百萬工人能按時獲得勞動報酬。

在過去十年中，最低工資標準盡管穩步上升，但區域差異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沒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盡管政府出臺了長期的扶貧政策，但城鄉差距依然頑固存在。

關於就業和工資支付的法律規定

中國有全面的法律框架來界定雇主和雇員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法律規定有1995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載有關於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工資支付、福利和終止雇傭的明確規定。具體條例如下：

用人單位應當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10條）
勞動合同應當載明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內容。（《勞動合同法》第17條）
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但在某些條件下允許彈性工作時間。（1995年《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超過標準工作時間的工作應支付加班工資，加班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勞動法》第41條）
加班工資不低於正常工作日員工工資的150％；休息日不低於200％；國家法定休假日，如春節，不低於300％。（《勞動法》第44條）
工資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支付給勞動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勞動法》第50條）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勞動法》第51條）
在規定情況下，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員工有權根據受雇年限獲得經濟補償。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壹年支付壹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合同法》第47條）​
法律保護受到侵蝕

這些法律規定賦予了工人廣泛的權利和合理的保護。然而，自從《勞動合同法》於2008年1月1日生效以來，雇主壹直試圖削弱勞動法律，地方政府官員也未能有效執行勞動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過仲裁、法院系統或集體行動來捍衛自身權利。

迄今為止，雇主對《勞動合同法》最常見的應對是重新分配現有雇員，並招聘     勞務派遣工而非正式員工作為新雇員。這是壹種降低公司所需承擔福利的方法，也使雇傭和解雇工人變得更容易。勞務派遣經常被濫用，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臺了《勞務派遣暫行規定》，確保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被派遣勞動者。然而，許多雇主繼續大量雇傭勞務派遣工，剝奪他們享有與正式雇員相同的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權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國東北城市長春，中德合資汽車制造企業壹汽大眾的壹千多名勞務派遣工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申訴，要求同工同酬。盡管采取了集體行動並訴諸勞動仲裁，工人們的不滿在壹年多之後仍未得到解決。

壹些雇主通過引入靈活工時制度，削弱標準工時制的保護，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對中國約10萬名員工實施了所謂“綜合工時制度”。此舉（根據現有條款，幾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許公司根據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加班時間和其他福利，並使低薪員工無法同時擁有第二份工作。沃爾瑪員工以罷工、法律訴訟和廣泛的網絡抵制作為回應。

為了逃脫勞動合同的法律限制，壹些公司，尤其是制造業公司，通過雇用職業學校的學生來滿足高峰期的生產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學生工雇主之壹是電子制造商富士康，該公司於2017年9月從鄭州城市軌道交通學校招募了3,000名實習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導致蘋果iPhone X手機生產延遲之時趕制訂單。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工廠的工作與他們學習的課程專業沒有任何關系，但他們被告知，只有參加工廠實習項目才可以順利畢業。

新興服務行業，特別是電子商務和共享經濟中，許多工人沒有簽訂規範的勞動合同，而是被雇用為個人承包商，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沒有任何正式員工所擁有的福利和社會保險。例如，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食品配送行業越來越多地采用與個體承包商的非正式關系，這些承包商通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競標配送訂單，而無需與該公司簽署任何正式勞動合同。

在這些新興服務行業中，許多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可能在短時間內發生突然改變。激烈的競爭導致許多新興企業倒閉，工人因此被解雇，卻得不到任何賠償。

創造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失衡

中國政府長期致力於創造就業機會，並將其視為維護社會和經濟穩定的重要舉措。政府聲稱，在過去五年中，每年平均城鎮新增就業約1300萬人，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失業率。

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自2012年以來持續減少，但就業人口繼續逐步擴大，從2012年的7.89億增加到2016年的8.07億。這表明，隨著經濟發展和新就業機會的出現，許多以前被排除在就業人口之外（或被排除在某些勞動部門之外）的人，能夠找到新的工作。

問題不在於缺乏就業機會，而是許多新創造出的工作崗位報酬低且不穩定，通常需要員工在危險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大批為網上購物提供包裹遞送服務的快遞員是壹明證，體現了中國湧現的新興就業機會及其帶來的新問題。壹名快遞員描述了他們如何“每天工作12小時，運送300多件物品”。

我們分揀幾噸包裹，即使是最輕的貨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裏，爬過46層樓去送快遞。手機必須壹天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還要自己支付所有的電話費。我的月平均工資大約為3400元。

對於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政策規劃師來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而在於雇主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為員工提供體面且報酬合理的工作以及職業發展機會。

此外，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需不匹配問題，壹直難以為滿足雇主的需求，為雇主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訓練有素、能力強的工人，以推動企業發展。在過去的幾年裏，當新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時，求職者和雇主的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尤其明顯。 2017年，近800萬畢業生懷著很高的期望進入就業市場，但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最終只能找到薪水相對較低的職位，他們的薪酬水平基本與高中學歷工廠工人的薪酬相近。例如，《佛山市12個主要制造產業人才薪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佛山主要制造產業大學生的平均薪酬為3614元。

中國以學術考試為導向的大學培養體系通常無法使學生為就業市場的需求做好準備。同樣，職業學校長期以來也因沒有培養出企業所需的熟練或半熟練工人而受到批評。然而，政府試圖通過促進私有化和鼓勵企業更多參與來提高該體系的效率，但尚未產生任何積極成果。

另壹個主要問題是，許多企業不願意在培訓上投入任何時間或資源；相反，他們希望新員工能夠具備立即開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許多企業主的觀點是，為自己的員工提供培訓，只會鼓勵他們跳槽尋找壹份報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國要填補由“低工資經濟”轉型向“技能型經濟”的技能差距，就應改變企業這種短視的觀點。

壹些制造商和物流企業正試圖通過自動化來解決員工的招聘和培訓問題。盡管機器人制造業蓬勃發展，但事實證明，找到機器人能代替的職位比預期困難得多。甚至，以“工業機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縮減了其自動化計劃。該公司的神秘老板郭臺銘（Terry Gou）計劃，2013年公司工業機器人數量有望達到100萬個，但2015年，富士康自動化技術開發委員會總經理戴佳鵬（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國工廠內僅安裝了大約50,000臺完全可操作的工業機器人。他表示，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至少在中國工廠內增加10,000臺機器人，取代所謂的“3D”工作，即骯臟（dirty）、危險（dangerous）和沈悶（dull）的工作。此後，該公司更為實際的目標是到2020年，其在中國的工廠要實現30%的自動化。

失業管理

在2010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在4%左右，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穩定在900萬左右。這種“穩定”是因為統計數據的來源非常有限。城鎮登記失業率只統計非農業戶口的工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壹半），且僅包括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它忽視了所有農村工人和農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穩定工人、兼職者或臨時工。

人們普遍認為，這些統計數據在衡量中國真實的失業狀況方面幾乎毫無用處。因此，2018年，國家統計局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將按月定期發布全國和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其數據定義標準與國際勞工組織標準相壹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全國水平略低，分別為4.9%、4.8%和4.9%。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城鎮地區失業率水平仍低於發展中國家（5.5%）和發達國家（6.6%）平均水平。

雖然比起以前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新發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肯定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反映整體失業情況。農村失業情況未被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穩定就業者也未被納入統計。

盡管如此，當局還是采取了壹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確保中國的實際失業率不會失控。在煤炭、鋼鐵等重工業有600萬工人下崗時，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為提前退休計劃和再培訓項目留出了1000億元。例如，安徽馬鞍山鋼鐵（馬鋼）的員工數量從峰值9萬人下降到只有3.2萬人。工人們在計劃經濟時代享受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早已不復存在，但正如前馬鋼工人張麗娟（音譯）對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國家不會對任何人完全撒手不管”，下崗工人享受到了體面的提前退休計劃，並在達到退休年齡時獲得有保障的養老金。對於許多年長的工人來說，這壹福利足以維持生活，而年輕的工人可以通過外賣或網約車等按需服務移動應用打零工來補充他們的收入。

拖欠工資

然而，大多數下崗工人不如馬鋼等國有企業的工人那樣幸運。私營部門的工人往往難以獲得按照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和社會保險福利，很多人在被裁員時，還被拖欠著難以討回的幾個月的工資。

迄今為止，拖欠工資仍是中國勞資糾紛最重要的壹個原因。無論是下崗工人，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仍然無法保證能夠按月足額拿到工資。2017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至少有約80%的工人集體行動與拖欠工資有關。在建築行業，拖欠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約99%的勞資糾紛是由拖欠工資引起的。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非常清楚這壹長期存在的問題，承認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矛盾”仍未得到解決，且這壹問題正在蔓延到其他行業。在2017年1月《人民日報》的壹篇報道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壹名官員指出:

壹方面，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建築施工業、加工制造業和租賃場地經營業仍是欠薪高發的重災區；另壹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顯，“互聯網+”模式等新業態企業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將新興行業欠薪問題的惡化歸咎於市場不確定性、經營擴張過快，以及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經提出若幹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的最後期限。然而，大多數措施僅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減輕雇主的過失，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勞資關系不平衡問題，正是這種不平衡導致雇主不簽署正式的勞動合同，並隨意推遲支付工資。

最低工資標準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生活成本、工資和勞動力總體供需情況確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較貧困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2018年7月，全國月最低工資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幣），大約是湖南、湖北、遼寧和黑龍江等省份小城市的兩倍。

自2010年中國從全球經濟放緩趨勢中崛起以來，北京、上海、重慶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翻了壹番。然而，其他許多省份，尤其廣東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卻沒有跟上，且主要城市和較小城市地區之間的最低工資標準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北京與廣東制造業中心東莞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相同，但是到了2019年，北京市月最低工資比東莞高出480元。

東莞最低工資增長放緩的部分原因是廣東省政府希望減緩企業業務外流，特別是減緩該省制造業流向成本較低的其他國家和中國內地。總部設在香港的機構“勞動力”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增長放緩嚴重影響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調查的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都達到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但沒有高出太多，僅夠維持基本生活。他們被迫住在價格低廉的劣質房屋裏，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為了以節省交通費用，許多人步行上下班。“勞動力”在後續報告中建議，壹個更現實的最低工資標準應該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按照這樣計算，2019年廣州月最低工資應為3728元，東莞2331元，惠州2588元，河源等四線城市應為2298元。

2004年，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了《最低工資規定》，其附件說明，國際上壹般月最低工資標準相當於月平均工資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達到過這壹標準。過去幾年裏，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之間的差距並未減小，反而在增加。如廣州、重慶等城市，月最低工資不到平均工資的24%，而北京則不到20%。

收入不平等

根據2018年政府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國最富裕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比最貧窮的20%人口（僅為6，440元）高11倍。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間，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2萬元，而城鎮居民最貧窮的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不到4000元。

改革開放之後，收入最高的10%人口國民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額從27%下降到僅15%。Piketty等人還發現，從1978年到2015年，盡管中國的平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2%，但底層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長率僅為4.5%，而頂層1%人口的收入增長率接近9%。超級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長最快，平均每年增長10.4%。據福布斯統計，2018年中國共有338位億萬富翁，科技企業家馬雲以346億美元的凈資產位列榜首。

然而，與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富人之間的差距相比，中國城市內部的貧富差距仍然相對較小。2017年，城鎮居民中最富裕的20%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7.20元）是農村最貧窮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301.90元）的23倍。如下圖所示，過去十年間中農村居民中最貧困群體的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前，最貧困農村居民與最富裕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例如，2010年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是22倍，2005年大約是21.5倍。回顧改革剛開始的情況，城鄉平均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約350%。

城鄉差距可能是當今中國財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不僅僅是因為農村和城市家庭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因為幾乎所有最好的醫療、教育、文化和社會服務都位於城市地區。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獲得這些服務，而農村居民需要支付高昂費用以前往並留在提供這些服務的城市。盡管中小城市已經開始放寬對農村居民的行政壁壘，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會向農民工開放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體系。

分析和結論

粗略看中國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壹個相當繁榮的社會景象：年輕、勤奮的中產階級家庭，決心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這壹幻想在2017年末破滅了，當時北京市政府開始了為期40天的高調驅逐運動，清理城市棚戶區，驅逐所謂“低端人口”，正是這些人生產、銷售、運送北京中產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務和生活方式。驅逐事件揭露了壹個殘酷的事實，即中國城市的富裕幾乎完全依賴於底層階級的貧困。

中國政府已將減輕貧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擴大中產階級列為高度優先事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指出：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我們將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我們將拓寬人們獲得工作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渠道。我們將看到政府在調整財富再分配方面發揮作用，並盡快縮小收入差距，確保每個人公平獲得基本公共服務。

然而，該演講缺乏實現這些目標的真正具體做法。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獲得體面收入，以及未能彌合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的壹個關鍵原因是，他們缺乏集體談判制度以爭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條件。過去十年來，工人們壹再表明，當勞工權利受到侵犯時，他們有手段和能力集體組織罷工和抗議。然而，工人沒有壹個能夠代表他們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的工會。

作為中國唯壹的法定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在許多工作場所都有名義上的存在，但工會代表主要受資方控制，與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聯系。中國工人越來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會，使工會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國政府也需要向中華全國總工會施壓，使其在改善勞資關系和維持長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穩定方面發揮作用。

本文首發於2008年，最後更新於2019年7月。

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公民生活（包括就業）的任何方面都不得歧視少數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婦女。 此外，中國還制定了許多旨在促進就業平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

然而，私營雇主和政府機構都普遍存在就業歧視，並且這種歧視仍得到大眾廣泛的容忍和默許。受到技術缺陷、執法不力以及相互沖突的立法和政策的阻礙，旨在消除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似乎在助長而非阻止歧視行為的延續。

本簡介將概述中國就業歧視的主要形式（基於性別、年齡、戶籍、健康狀況、殘疾、民族和性取向的歧視），分析工人當前可獲得的法律保護，評估仍然需要進行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充分保護工人免受就業歧視。

中國就業歧視的形式

性別歧視

2019年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為女性在工作場所實現平等的長期鬥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它主張加強用人單位的責任，並增強工會在打擊歧視方面的作用。 然而，該手冊也很好地說明了目前中國性別歧視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它指出，性別歧視並不僅僅局限於招聘過程中（通常會非常明顯），而且存在於所有就業領域，包括薪酬待遇、職業發展機會、職業培訓、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工作條件，特別是職場暴力和性騷擾問題。

盡管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法院等機構越來越支持性別平等，但也有壹些阻力來自於思想傳統的雇主，他們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價值觀的倡導者。此外，中國政府在愈發關註國家低出生率的同時，也強調婦女應該專註於照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職業發展。

實際上，工作場所歧視早在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中實行基於性別配額的招生和歧視性入學政策十分普遍，而這通常導致某些專業的女性在入學考試中得分不得不高於男性，才能被錄取。教育部以“國家利益”為由，為軍事和警察培訓高校的這種做法辯護，而大學管理人員對於實施性別配額的解釋，通常只不過是壹些“女性最適合做什麽”的家長式判斷。

女性壹旦開始就業，便立即遇到更大的障礙。 盡管法律明確禁止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但招聘廣告往往公開宣稱某些工作是針對男性的，而其他（通常不太有聲望且較為低薪）工作則為女性保留。

人權觀察（HRW）對2013年至2018年期間，在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進行調查，證實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 例如，在2018年，在全國公務員職位表中，有19％指定“限男性”或“男性優先”。相比之下，只有壹項招聘指明女性優先。

壹般來說，男性被認為更適合做體力要求高的工作（實際上，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可以“保護”婦女免於伐木、礦山井下作業、腳手架組裝拆除或高處架線等工作），男性也被認為更適合做白領管理人員、公務員以及與工程和技術有關的工作。

另壹方面，女性通常被認為更適合從事服務業、銷售和文職工作。 此外，壹些需要與公眾互動的職位，例如前臺接待員和航空公司乘務員，招聘時通常有最大年齡限制、最低身高限制和其他身體外貌要求。

2015年9月，深圳舉辦壹個的招聘會上，壹間汽車維修公司的招聘廣告十分典型：

修理師傅：男，高中以上學歷，吃苦耐勞，3-5年以上維修工作經驗，具有獨立完成汽車維修及故障診斷能力。

中工：男，吃苦耐勞，工作認真負責，2年以上機電維修實操經驗。

前臺文員：女性，18-25歲，富有親和力，有良好的服務意識。

即使沒有公開表明任何對於外表的要求，在求職申請中要求提供照片的普遍做法，也使雇主可以輕易根據外表歧視求職者。此外，人權觀察的報告顯示，諸如阿裏巴巴等大型公司居然在招聘廣告中，強調公司有“美女”、“女神”員工，以此吸引男性求職者。 盡管阿裏巴巴後來承諾解決招聘廣告中的歧視問題，但其他知名度較低的公司改變的速度不會有這麽快。

多年來，女性壹直在反擊並起訴雇主歧視。 2013年，女性求職者曹菊（化名）提起了被認為是中國首例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曹菊在求職網站上申請了北京的教育培訓機構巨人學校行政助理壹職，其後被告知“這個職位只招男性”，曹菊因此將巨人學校告上法院。經過長達壹年多的法律鬥爭，最終，巨人學校與曹菊達成和解，公開道歉並支付曹菊3萬元賠償金。這壹備受矚目的案件被評選為2013年十大公益訴訟案件之壹，鼓勵更多女性抗議歧視性招聘。

次年，杭州壹家法院宣判，新東方烹飪學校侵犯了求職者的平等就業權，並通過“限招男性”的做法實施了就業歧視。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進壹步判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應向原告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2015年11月，北京壹家法院判決，該市郵政局存在歧視女性求職者的情況。25歲的原告馬戶被“只招男性”的理由拒之門外後，將北京郵政告上法庭，並要求57570元的賠償金和正式道歉。但是，法院駁回了她的道歉要求，只判決郵政公司支付與杭州案相同數額的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盡管這些法院判決承認了就業歧視的存在，但所施加的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

即使在招聘廣告中沒有明顯的歧視性條款，雇主仍然可以設法對女員工實行性別歧視。由於擔心女員工婚後會離職，雇主經常向女求職者詢問其成家計劃。有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妊娠檢查，或遵守公司有關結婚和懷孕計劃的嚴格規定。許多雇主會通過制定不合理的工作時間或增加工作量，想方設法迫使懷孕的員工主動辭職。員工的產假申請經常被拒絕，使得許多女性別無選擇，只能辭職以照顧新生嬰兒。隨著中國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並鼓勵女性生育更多孩子，這種情況可能會進壹步惡化。

壹些婦女已成功起訴在懷孕期間遭到非法解雇的情況。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壹家法院判決因懷孕被非法辭退的尹婧勝訴，其雇主，北京市壹家商貿公司，向尹婧支付62,237元人民幣的經濟補償。 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尤其是工廠低薪女工來說，去法院起訴或進行勞動仲裁根本就不是壹個選項，因為她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金錢來做這些。

與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壹樣，在職位相同的情況下，中國許多女性的收入明顯低於男性。根據壹個在線招聘平臺2018年對相對高薪的白領員工的調查顯示，女性平均薪酬為6497元，薪酬均值為男性的78.3%。該調查指出，女性更難晉升到管理職位，尤其在工程制造領域，男性在高級管理職位中占比超過95%。

鑒於許多行業都存在著幾乎牢不可破的晉升天花板，無論中國女性還是男性，似乎越來越覺得女性獲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結婚，而不是追求事業。官方調查顯示，2000年有37.7％的女性認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到了2010年這壹比例上升到48％。然而，情況很復雜，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推遲結婚以專註於自己的事業。例如，在2018年的壹項針對白領的調查中，只有49％的女性認為婚姻是必需品。

對於已婚女員工來說，要實現合理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壹項持續的鬥爭，尤其是在科技行業，該行業因工作時間長及日程安排緊張而著名。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顯示，女性在做家務和照顧家庭方面花費的時間平均是男性的兩倍，但是人們仍然要求她們像男同事壹樣努力工作。由於繁重的工作量和嚴苛的管理態度，許多已婚已育女性被迫退出該行業。此外，在經濟不景氣或公司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女性通常是最後被考慮雇用和最先被解雇的群體。

工作中的性騷擾和恐嚇在中國是壹個嚴重而普遍存在的問題，這壹點可以從#MeToo運動期間的大量投訴中得到證明，當時全國各地的女性主要對在大學、民間和宗教組織以及媒體中有權勢和影響力的男性提出指控。僅在2018年的前10個月，就有至少36起重大#MeToo案件被曝光。盡管有網絡審查，但事實證明，這場運動勢不可擋，部分原因是#MeToo運動創造性地使用了符號和同音詞，如米兔，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幾十年來，相似案例的大量積累。

早在2013年，壹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就顯示，高達70％的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然而，當時大多數受害者都不願意提出正式投訴或向法院提起訴訟。調查中有約4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保持沈默，而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直接處理了騷擾。

但是，在#MeToo運動之前就已經出現壹些性騷擾訴訟。例如，在2009年，壹名28歲的上班族A女士因抱怨其日籍主管公然性騷擾而被解雇，盡管在壹次公司聚會中，主管的性騷擾行為已經被鏡頭拍攝到。法院判定該日籍主管行為構成性騷擾，須向A女士書面道歉並賠償3000元，以補償因該事件引起的精神痛苦。

基於年齡的歧視

年齡歧視往往與性別歧視密切相關，對於女性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尤為常見。 盡管性別歧視仍然是壹個主要問題，但由於中國勞動力的快速老齡化，年齡歧視的問題在過去十年已略有減少。

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的繁榮時期，工廠老板和其他雇主可以靠來大量來自農村的年輕工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空缺。雇主通常會把求職者的年齡限制在30歲、甚至25歲以下，因為他們相信年輕員工比中年工人更便宜、更有效率、更順從。 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工人減少，雇主被迫擴大招工網絡並招募更年長的工人。 例如，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商富士康現在僅規定其深圳工廠的求職者必須達到“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工作年齡”。

然而，年齡歧視在服務行業仍然是壹個問題，特別是在廣受歡迎的專業職位上。 2015年9月，壹家名為“歐品屋”的網上購物平臺招聘拓展經理，提供人民幣8000元至15000元的月薪及五險壹金，但將招聘年齡限制在23至30歲之間，並要求應聘者“性格開朗，善於表達”。

盡管與十年前相比，中國較為年長的工人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但許多工作機會仍然報酬低、不穩定且不安全。建築行業是年長工人增長的壹個領域，工人的平均年齡可能超過40歲。然而，該行業因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系統性拖欠工資及危險的工作條件而臭名昭著。2015年約35％的工業意外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與建築倒塌、機械故障或高空墜落有關。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主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效用：政府福利與資源分配，內部移民控制以及犯罪監控。每個城鎮簽發自己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該轄區內的居民能夠獲得當地的社會福利服務，而其他人則不能。根據居住地點，戶口被廣泛歸類為“農村戶口”或“城市戶口”。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對於父母持有農村戶口的孩子來說，無論他們實際出生於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口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 然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村青年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自那以來，農民工人口穩定增長，2015年達到2.74億。

盡管許多城市放寬了對農民工獲得社會服務的限制，但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其子女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獲取服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實質性障礙。這些障礙，給通常比收入遠低於城市工人的農民工，帶來了額外且無力承受的醫療和教育費用負擔。

基於戶籍制度的歧視也影響到其他城市的專業人員。例如，2010年對大學畢業生的雇主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近60％的人為準雇員設定了具體的戶口要求。壹些求職者在法庭上質疑這些要求限制，但除了2013年壹名安徽省畢業生以歧視為由，起訴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知名案例外，長久以來法庭壹直不願意受理此類案件，因為這將會威脅到當局的利益。包括法官在內的法院官員，均由當地政府支付薪酬，因此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避開任何可能造成利益沖突的案件。

盡管中央政府官員多次宣稱改革戶口制度，使農民工的生活更輕松，但決定權仍然在各個城市手中，各城市將根據自身需求及容納新 移民的能力來決定戶籍制度的改革步伐。

對身心殘障工人的剝削歧視

身體殘疾的工人，例如視障、聽障和行動能力有限的工人，在中國正面臨著普遍的歧視。 正如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王治江博士所說：“實際上，沒有不適合工作的殘疾人，只有不適合殘疾人的崗位。”雇主不願創造無障礙和開放的工作環境，意味著殘疾人很難找到任何形式的就業機會。

2019年4月，作為壹名視障人士，溫州大學畢業的鄭榮權報考了南京市盲人學校的教師職位，筆試面試均排名第壹，其後卻被告知按照公務員錄用相關標準，視力不合格不予錄取。這引發了網民激烈的討論，鄭榮權本人也在壹篇微信貼文中指出，他的視力能夠看清教室中人群的出入。他表示，自己的考試成績和過往實踐經驗都證明他能勝任盲校的工作。他寫道：“自從我進入正規大學以來，我壹直在嘗試使用自己的行為來幫助身體健全的人了解視力障礙者。”他補充說：“如果我沒法成為教師，被迫回去做按摩，那我又將回歸那個相對封閉的視障人群體；反之，我將有機會向更多人展示視障人真實的生活和他們所具備的能力，從而讓更多人了解視障人群，了解整個殘障群體。”

2010年的壹份報告發現，在具有自理能力的殘疾人群體中，只有34％的城市居民和49％的農村居民實際就業。此外，那些設法找到工作的殘疾人，通常從事邊緣、低薪的工作，例如盲人按摩師。殘疾人長期失業是中國壹個嚴重的問題，數百萬失業殘疾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龐金鵬從1977年開始成為殘疾人，壹直無法像普通人壹樣工作生活。當時年僅19歲的他在當地國營煤礦工作，因煤礦斜井發生重大的跑罐事故而不幸被撞致重殘高位截癱。這幾十年來，他在家中度過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

為了增加殘疾人的就業機會，國務院於2007年出臺了《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達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比例的，應當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然而，即使在地方政府部門，這壹規定似乎也被廣泛忽視。根據反歧視非政府組織益仁平中心對中國30個城市的政府部門進行的壹項調查，政府部門中，殘障雇員的最高比例僅為0.39％，而有些部門則低至0.02％。此外，也不能確定投入就業保障的資金的主要目的是否為向失業者和殘疾人提供就業服務，報告表明腐敗和資金濫用猖獗。對浙江省資金使用情況的審計發現，只有13.7％的資金實際用於殘疾人的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在湖北某縣，80％的資金用於支付員工福利和行政開支。

最近，由於原因是殘疾人人權活動家在法庭上對壹些制度提出了質疑，殘疾人在就業權利方面取得了壹些小進步。例如，在殘疾人權利活動家宣海於2012年對地方政府提起訴訟後，安徽省政府應視障考生的要求，提供了公務員考試試卷的電子版本和相關無障礙軟件。

對於患有智力障礙的工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人來說，尋找和保住工作可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例如，有精神疾病的白領專業人員經常因未能達到工作目標而被解雇等。2008年6月，壹名在IBM任職的研發工程師在被診斷為抑郁癥、企圖自殺並因此被公司解雇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定該工程師獲得超過57,000元的賠償。但是員工很少能夠因精神疾病的歧視而成功起訴其雇主，在大多數情況下，員工很少求助於其他同事或公眾，也很難獲得其他員工和公眾的同情或理解。

有嚴重學習障礙的人極易受到不道德企業主的剝削和利用。這種剝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是2007年的“黑磚窯”醜聞，數百名智障兒童和許多精神殘疾的成年人被迫在中部省份山西的磚窯工作。但自那以後，中國媒體會定期報道類似案件。事實上，許多此類案件只有在調查記者揭露時才會被曝光。

在2010年的壹個案例中，記者透露，十余名工人在新疆壹家建材廠被奴役三四年，他們在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無償工作。這家工廠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幹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還領不到壹分工錢。據報道，這些工人中有八人為智障人士，他們被四川渠縣壹個名為“乞丐收養所”的組織賣給了這家工廠。按協議規定，工廠應向這個中介機構壹次性支付9000元的費用，並支付每人每月工資300元給“乞丐收養所”，如果工廠丟失工人，每丟失壹名賠償1000元，而工人自己收不到任何工資。

對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歧視

據估計，中國有1.2億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占中國總人口的近百分之十。與艾滋病病毒（HIV）壹樣，乙肝病毒只能通過體液的直接交換來傳播，日常接觸不對他人構成風險。然而在中國，人們普遍誤解認為乙型肝炎是壹種可以通過在學校或工作場所偶然接觸傳播的傳染性疾病。

乙肝病毒攜帶者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外，直到2000年代中期，反歧視活動家開始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雇主提起訴訟，這種狀況才得到改善。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不僅在訴訟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宣傳案件和向政府施壓要求修改法律方面尤其成功。現在許多限制措施已經被取消，雇主不得非法檢驗準雇員是否攜帶乙肝病毒，罰款措施也已經出臺。盡管做出了這些改進，但是益仁平中心在2011年對180家國有企業進行的調查發現，有61％的企業仍在對員工進行乙肝病毒篩查，35％的企業表示他們會拒絕攜帶乙肝病毒的求職者。實際上，對乙肝攜帶者的就業歧視仍然很普遍，以至於許多求職者選擇在體檢中作弊。在蓬勃發展的體檢黑市中，許多“體檢槍手”收取高昂費用，代替乙肝病毒攜帶者參加入職前的體檢。詳細信息請參閱益仁平中心在2009年發表的關於乙肝攜帶者就業歧視的深入研究報告。

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面臨相似，甚至更嚴重的歧視，而這同樣是源於恐懼和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 例如，北京大學的壹位教授在2010年稱，艾滋病毒檢驗呈陽性的人不應該當老師，因為“18歲以下的學生的免疫力可能不足以抵抗這種病毒”。2007年的壹項研究表明，48.8％的受訪者和65％的雇主認為艾滋病毒攜帶者不應該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許多省級政府仍然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擔任教師。但是，在2013年的壹起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案件中，壹位教師因在入職體檢中檢測出HIV陽性被拒絕入職，而起訴江西省教育局。這被認為是中國首例成功的艾滋病毒歧視訴訟，原告最終同意以45,000元的和解費用撤回訴訟。

民族和宗教歧視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持續存在，尤其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由於漢族人口持續遷移到中國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地區，加劇了民族緊張局勢。為了緩解這種緊張，中國政府出臺了壹系列對少數民族的 “積極區別對待”措施，包括向少數民族地區分配發展資金、放寬計劃生育規則、放寬少數民族高考錄取條件。然而，這些措施引起了漢族人民的不滿，並且在緩解針對少數群體的就業歧視方面收效甚微。在2011年對10,796個招聘職位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雇主通常對具有少數民族特征姓名的求職者存在嚴重歧視。只有大約壹半的公司不論民族，平等對待求職人。即使在政府部門，歧視也仍然存在並為公眾默許。地方政府有時會指定部門職位的民族限制和要求。公務員和政府雇員的宗教活動也受到限制，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禁止新疆的公務員、教師等在齋月期間禁食。

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通常會在服務行業面臨歧視，尤其是在低層零售崗位和餐飲服務職位上，雇主更願意雇用對於漢族顧客來說更“熟悉”且 “威脅性更低”的員工。很多時候，少數民族實際上被限制在自己的社群內部，或壹些民族主題的餐館中工作。

在制造業，工廠有時會集體雇用少數民族工人，以彌補當地勞動力的短缺。 然而，本地漢族工人經常認為少數民族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這讓工人之間的關系緊張，並可能導致沖突的爆發。

可能最為人所知的壹個案例發生在2009年6月，廣東省韶關的壹家玩具廠內。當時有傳言稱，廠內壹名維吾爾族工人強奸了壹名漢族婦女。其後，數千名工人爆發了大規模鬥毆事件，造成兩人死亡。雇主的應對措施是將所有維吾爾族工人轉移到城外15公裏處壹個小型工業園區內的另壹家工廠中。

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

直到1997年，同性戀仍被認為是犯罪行為，直到2001年才從中國官方的精神疾病清單中刪除。在中國，盡管存在對同性戀的汙名和大量誤解，但大多數雇主都秉持著“不問，不說”的原則：只要同性戀者不主動表示他們的性取向，雇主就不會揭露、驅逐他們，但如果員工將性取向公之於眾，就可能面臨報復。壹項調查發現，約有四分之壹在職場主動公開同性戀傾向的被調查者，因此被解雇或被迫辭職。

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任何具體的法律或法規可以保護工人免受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案例顯示，員工在被解雇時，用法律武器保護了自己。

在被認為是中國首個同性戀就業歧視訴訟中，何先生起訴了深圳壹家室內設計公司，據稱，他因同性性取向而被公司解雇。深圳市南山區法院於2014年12月24日審理了此案，但最終判決原告敗訴。何先生又向深圳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但法院最終維持了原判。

何先生於2014年8月28日入職擔任設計助理，並很快晉升為銷售主管。然而在11月初，其與和另壹位男性朋友當街發生爭執的視頻片段在網上流出，從視頻中雙方的爭吵可以判斷，兩人是同性戀關系。該視頻帶引起了其雇主的註意，據稱其後雇主告訴何先生，考慮到同性戀因素將對顧客產生的心理影響，他決定將何先生辭退。

2016年3月，壹名在貴陽慈銘體檢中心工作的跨性別者C先生因在辦公室穿著男士服裝而被解雇後，向當地勞資糾紛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他們說我是同性戀，有損公司形象”，C先生告訴澎湃新聞。 據進壹步指稱，公司管理層告訴C先生，作為體檢中心，不能雇用像他這樣“不健康”的人。

C先生告訴紐約時報，他去找經理解釋他是跨性別者，而不是同性戀者，並且這種身份絕不是“不健康”的，但無濟於事。“我第壹非常氣憤，第二非常驚訝，”C先生說，“我不想被叫同性戀，如果說是同性戀的話，就等於承認我是女的。即便我承認我是同性戀，她居然說我是不健康的？它壹個體檢中心居然不知道同性戀不是病了麽？”仲裁委員會於2016年4月11日審理了此案，但在5月份的裁決中駁回了C先生的申訴，稱該公司沒有違反法律，C先生獲得了象征性的工資補償。案件判決後，C先生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示：

“雖然贏得了工資，但這不是我要的。這個過程讓我感到對性別表達和跨性別的歧視情況比我想象中還厲害得太多。希望法律不要繼續縱容歧視。”

與就業歧視有關的法律法規

在2008年之前，中國針對職場歧視的法律保護可以說是較為理想主義卻不足。《憲法》和若幹法規強調了就業平等，但在實質性打擊歧視方面卻沒有多大用處。1990年的《殘疾人保障法》將就業歧視保護範圍擴大到了殘疾人，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進壹步詳細說明了婦女在工作場所應享有的權利。1994年的《勞動法》具有裏程碑意義，從根本上重申了憲法條款，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

法律的含糊不清和缺乏執行條例，意味著許多法院和仲裁委員會拒絕受理就業歧視案件，特別是當歧視發生在原告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之前。

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公眾對就業歧視問題的日益關註和積極行動促成了壹些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法規和政策：

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騷擾的內容。

人事部在2005年制定的條例中規定，如果檢測結果顯示乙肝患者所攜帶病毒沒有傳染性，則不應禁止其擔任公務員職位。

2006年中國政府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政府承諾采取廣泛的政策反對就業歧視。

2007年《殘疾人就業條例》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

除了放松戶籍限制的多項措施外，國務院還在2003年和2006年發布通知，敦促地方政府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性限制。

2007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發《關於維護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就業權利的意見》，要求用人單位在招、用工過程中，除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和衛生部規定禁止從事的工作外，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原攜帶者。

2008年，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試圖解決現有反歧視立法中的壹些缺陷，也確立了關於就業平等的廣泛原則聲明。新法律的主要優點在於，它為歧視的受害者提供了尋求法律救濟的手段。該法律明確規定，就業歧視屬於法院的職權範圍，而勞動者在受到歧視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該法律采取壹般性反歧視政策，呼籲各級政府努力消除就業歧視。該法律特別將免受就業歧視的群體覆蓋面擴大，包括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

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用於補充新法律的《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根據該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與以前的法律法規宣布違規行為不予處罰不同，新法規規定，對違反法規的雇主可處以人民幣1000元罰款。

建立法律救濟機制對乙肝病毒攜帶者來說是福音。研究發現，該法律生效後，法院接受了70％以上的乙肝歧視案件，到2011年為止，審理了200多起案件。在該法律實施之前，反歧視組織益仁平中心每年提起不到20例訴訟；新法實施後，這壹數字立即上升到每年70-80例。除了將更多案件提交法院外，更強大的法律基礎和法院更強烈的支持意願也使工人在庭外和解中具有更大的杠桿作用和議價能力。

如上所述，反歧視社會活動家在基於性別，戶籍和艾滋病毒歧視訴訟方面取得了壹些成功，但許多法院仍然對受理那些可以推進司法實踐界限的案件保持警惕。此外，許多反歧視活動家，特別是那些與益仁平中心有聯系的人，受到政府的打壓，這使得反歧視活動家開展工作以及為遭遇職場歧視的人提供咨詢和服務變得更加困難。

現行法律的缺陷

顯然，《就業促進法》在管理、有效性和覆蓋面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該法律依靠人手不足而過勞的地方勞動局來監督和執行反歧視政策和法規。

由於準雇員實際上不是法律規定的雇員，因此招聘過程中的就業歧視案件不受勞動爭議仲裁系統的管轄，受害者必須走正式的法院程序，而這可能會花費更多的費用和時間。

雇主如違反《就業促進法》，罰款是遠遠不夠的。 對乙肝進行篩查的罰款為人民幣1000元，但這並不妨礙雇主進行此類檢測。 而且，雇主可以簡單地要求個人簽署文件，表明他們是“自願”參加乙肝檢驗。

該法律規定，受到歧視的人有權提起法律訴訟，但該法律沒有向法院解釋應遵循的標準，應向受害者支付何種賠償類型，以及歧視者應受到何種懲罰。眾所周知，中國的法院不願意在法律法規沒有充分解釋如何審理案件的情況下受理案件。

該法律仍然局限於保護人們免受五種類型的就業歧視：性別、民族、殘疾、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和農民工，而缺乏對年齡、身高和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其他類型歧視的覆蓋。這些歧視在中國仍然很普遍，法律未能涵蓋這類歧視也限制了該法律的有效性。

結論和建議

《就業促進法》被認為是中國打擊就業歧視方面的壹項重大進展，但其實際效果相對較弱。盡管取得了壹些進展，就業歧視仍然普遍存在，反歧視政策的執行仍然不足。

中國的社會組織在推動職場的寬容和平等方面發揮了作用，尤其在利用訴訟和社交媒體來點名批評歧視性雇主方面。雇主面臨被起訴的高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使得許多雇主開始減少歧視性做法，這也鼓勵地方政府更加嚴肅地對待歧視行為。然而，中國政府自2014年開始對公民社會進行有據可查的鎮壓行動，使近年來取得的許多進展停滯不前，甚至可能倒退。

至關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應該讓公民社會在解決歧視問題上發揮作用，還應該采取額外措施，將反歧視鬥爭推向新的高度。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提出如下建議：

擴大反歧視立法的覆蓋範圍，將廣泛的就業歧視形式包括在內，例如基於年齡、身高、外貌、個人信仰和性取向的歧視。

授權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和裁決就業歧視案件，從而減少當事人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所承擔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將對歧視性雇主的罰款從目前的每例1000元提高到至少每例50000元。

闡明在反歧視案件中應遵循的法律程序，並具體說明受害者可獲得的賠償形式以及對違反者的懲罰。

建立壹個專門負責解決就業歧視問題的綜合性政府機構，類似於美國的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該機構將負責執行反歧視法，擁有調查和調解就業歧視申訴的正式系統，並能夠代表受害者起訴雇主。

上述措施的實施將向用人單位和公民社會表明，中國政府對工作場所權利平等持認真態度，並願意為地方政府部門、法院和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供必要的資源，以打擊就業歧視。

本文首發於2012年1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19年4月。

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

簡介

2014年4月，約40,000名工人在東莞裕元鞋廠發起了為期兩周的罷工。這場罷工成了中國勞資關系的分水嶺，它不僅是中國近年規模最大的罷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由於裕元鞋廠多年來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幾千名幾乎在鞋廠工作終生的工人拿到的養老金遠遠少於應有數額。從某些方面來看，裕元工人能夠有某種程度的養老金已屬幸運了：盡管中國政府嘗試提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覆蓋，但大多數工人仍處於有效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之外，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由社會保險引發的罷工及抗議也在當下的中國變得更為普遍。

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兩個關鍵事件：曾經給城市工人提供“鐵飯碗”（就業、住房、醫療、養老）的國有經濟崩盤，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長者養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員。換句話說，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經濟發展及自由化，曾經支撐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經濟困難時期的國家和社會保障逐漸消失，留下巨大的社會保障真空有待填補。

中國政府推出了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基於個人勞動合同，讓用人單位而非國家承擔起繳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主要責任。此外，政府設立了住房公積金，旨在幫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國企職工買房。

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和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這些零散的法律法規才被統壹納入《社會保險法》，構成了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綜合性框架。 《社會保險法》概述了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

社會保險制度應該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職工。

用人單位和個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以及住房公積金。工傷保險費和生育保險費應由用人單位而非職工繳納。

各類保險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並匯總到省或市級基金中。社會保險基金通常是由當地的勞動部門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來管理，而住房公積金則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管理。

各項社會保險基金專款專用，即用於為職工和退休人員提供社會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由多部份組成：統籌基金用於所有合資格職工，個人賬戶則用於合資格的職工個人。

職工跨地區就業時，其社會保險關系應隨本人轉移。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高度地區性，該規定很難實施。讓不同的轄區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術上都很困難，尤其是對於來自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工而言。

總體而言，與中國絕大部分勞動法規壹樣，《社會保險法》的大部分規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內容在執行上都非常松懈，許多職工應享有的社會保險待遇仍被剝奪。然而，政府並沒有提升執法的嚴格程度，而是推出基於個人繳費的新的保險制度，並逐漸減少用人單位及職工的繳費的費率，鼓勵大家遵守《社會保險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將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原規定的20%降至16%。

本文接下來會介紹中國當前社會保險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此外，我們集中研究了農民工在獲得法定的福利時會遇到的具體問題，並評估了該制度的未來發展。

養老保險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始於1997年的《國務院關於建立統壹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養老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共同繳納，個人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為本人繳費工資的8%，而用人單位繳納比例壹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用人單位和個人繳納比例的上限均有規定，不同地區規定不壹。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內的壹些省份及城市，開始將單位繳費比例由原來的20%調整為19%，其後，包括廣東省在內的部分地區將繳納比例調整至14%。作為減輕企業納稅負擔的政策之壹，2019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宣布，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用人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職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退休時，連同利息在內的個人帳戶余額將被分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發放。除了個人帳戶余額，職工也會收到基本養老金，可在退休後按月領取直到死亡。基本養老金根據個人累計繳費年限、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城鎮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等因素而定。基本養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單位繳納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應給予補貼。

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15年的的職工有權領取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15年者，可延遲繳費年限直至繳滿15年、壹次性繳齊保險金額、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內全部金額。

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累計繳費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也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壹次性領取其個人帳戶儲存額。

過去幾十年，公務員、國家機關人員和教師等事業單位人員享有獨立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不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且在退休後享受政府補貼的豐厚養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頒布的《國務院關於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引入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以平衡公私兩套制度間的差距。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要履行繳費義務；但與此同時，政府也表示會增加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基本工資及養老金，從而彌補新養老制度下職工的經濟損失。

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系統最大的問題之壹就是法定退休年齡。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周歲，女工人為50周歲，女幹部則為55周歲。

這些規定出臺於上世紀50年代，但當今天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到達75歲，且超過65歲的人口約占12%的時候，上述年齡限制顯然不再現實。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宣部各種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計劃。例如，2018年3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唐濤表示會逐步延遲退休年齡，女性退休年齡每3年延遲1歲，男性退休年齡每6年延遲1歲，直至2045年同時達到65歲。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關於延遲退休年齡的明確法律規定。

隨著中國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們對基本養老金在未來的可持續性越來越擔憂，壹份重要的報告預測，到2028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當期結余會首次出現負數，此後養老保險基金儲備將迅速下降，並可能在2035年前後耗盡累計結余。

在過去的十年裏，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加率幾乎增加了壹倍，但仍僅占城鎮勞動力總數的69％左右。然而，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能夠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總體而言，在許多省份，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收入仍超過支出，年度結余穩健，尤其是沿海地區。以廣東省為例，其2018年度結余為2,120億元，累計結余11,130億元，是迄今為止結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員過多、年輕人口匱乏的中部及東北壹些省份，養老保險系統已經開始感到壓力。例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基金赤字約160億元人民幣，總賬戶余額為負557億元。有鑒於此，2018年年7月，中國建立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2019年中央調劑基金預算規模4844.6億元，主要由七個較富裕省份上繳資金，而22個人口流出、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拿到的下撥資金多。

近年來，政府壹直在推廣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未參保的城鄉居民納入到養老保險體系的覆蓋之下，該制度要求個人賬戶供款時間達15年才有資格領取養老金。雖然養老金有政府的補貼，但退休職工每月能領取的額度（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億人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中實際領取養老金的有1.59億人。根據該計劃，2018年支付的養老金總數達到2,910億元人民幣，即人均1,83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幣，這個金額即使在最小的城鎮中也肯定不足以維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年平均支出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約為2018年全國平均工資的壹半。

失業保險

國務院1999年出臺的《失業保險條例》建立了繳納及支付失業保險的框架，該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保險法》的確認。職工和用人單位最初分別以1％和2％的比例繳納失業保險，但現階段，許多省市政府為了降低企業成本，已經大幅降低了繳費率。以廣州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單位應繳比例從1.5％降至0.8％，個人應繳比例從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億勞動者參加失業保險。受保人壹旦失業，便有資格獲得包括繼續享受醫療保險待遇在內的福利。該福利的持續時間取決於職工繳納失業保險的時間長度，對於受雇十年或以上職工，該福利最長可達24個月。然而，根據官方數據，在2018年實際登記失業的970萬人中，僅200多萬人實際享受了失業保險待遇。

盡管職工的繳納數額是基於工資，得到的救濟卻非常低。 1999年的條例規定，失業保險金必須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資已經設定得很低了，絕對不能視為足以應付生活的工資。參見《就業和工資》部分。盡管《社會保險法》強調失業保險金可隨本人轉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領取，但要使這種政策成為現實，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在目前無法支付失業保險金的農村地區。目前，許多地方通過向農民工支付壹次性救濟來解決這壹問題，但這筆費用遠低於其合法應得的數額。

實際上，失業保險基金通常不是直接發放給職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於創造就業或培訓項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諾“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於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截至2018年年底，失業保險基金的總結余為5,817億元人民幣。

醫療保險

1998年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首次提出了中國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框架。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該系統與養老保險壹樣，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盡管具體數額因地區而異，但用人單位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6%左右至12％，職工繳費比例為個人工資的2%。單位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壹部分用於建立統籌基金，壹部分（通常為30％）劃入個人賬戶；個人繳納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可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統籌基金的起付標準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額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4倍左右。起付標準以下的醫療費用，從個人帳戶中支付或由個人自付。起付標準以上、最高支付限額以下的醫療費用，主要從統籌基金中支付，個人也要負擔壹定比例。超過最高支付限額的醫療費用，可以通過商業醫療保險等途徑解決。如果職工的個人賬戶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少於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10%的部分，那麽他們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職工的個人賬戶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達到10％的門檻，因此許多參保職工最終還是靠自己掏錢治病。同樣，另壹種情況便是職工必須自己支付超出當地年平均工資4倍的任何醫療費用。

《社會保險法》強調，醫療保險基金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通常是醫院和診所）付款來支付職工的醫療費用。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必須先付款，然後要求相關部門報銷。此外，若要成功報銷醫療費用，醫院的所有治療必須在政府預先批準的清單內——超出預先批準清單的治療必須由工人的個人賬戶或自己的口袋來支付。而且，門診治療和藥物的承保範圍更加有限，這意味著需要門診治療和藥物的職工通常需要購買額外的私人醫療保險，或自費治療或完全放棄治療。

在過去十年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所覆蓋的職工和退休職工數量穩步增長，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億城鎮職工參保，其中退休人員達8,400萬，大大少於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與此同時，據估算，2017年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數量僅為6,200萬，約占當時農民工總人數的22％。

鑒於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系統的覆蓋範圍有限，政府壹直在大力推廣針對城鄉居民得補充醫療保險，涵蓋個體工商戶、臨時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兒童。這主要包括兩類制度：2007年推出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旨在覆蓋參保者的大部分住院醫療費用，其資金籌集包括個人繳納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補貼；類似的制度是在農村地區開展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該制度下個人繳費金額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這些居民保險計劃的註冊人數迅速增長，以至於官方數據顯示，有超過10億人（10.28億）受保，是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所覆蓋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總數的三倍以上。

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數喜人，但實際所能提供的福利卻非常有限。根據國家醫療保障局的報告，2018年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基金人均支出693元，這樣的金額幾乎不足以進入壹家大醫院就診。與之相比，主要的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萬億元，人均約3,380元。

此外，由於農村地區和小城市缺乏高質量或專業的醫療服務，這些地區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從而給頂級醫院帶來巨大壓力。據《南華早報》 2019年6月報道，中國2300多家頂級公立醫院已滿負荷運轉以努力滿足患者需求，而約95萬所普通醫院、社區衛生中心和診所則面臨著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傷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與其他社會保險壹樣，工傷保險的覆蓋率在過去十年中也在穩步增長（參見下表）。截至2018年底，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達2.39億。截至2017年底，在中國最危險的建築行業中，有超過4,000萬名工人（約占總數的80％）參加工傷保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參保率為99.73%。

工傷保險費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繳費額為工資總額的0.5％至2％，具體比例根據特定行業和地區的工傷風險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職工可以證明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並且所遭受的傷害實際上與工作有關，則他們有資格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但這通常不是壹個簡單的過程。壹旦工傷被認定，地方政府將對傷殘程度進行鑒定，等級為1到10，其中等級1最嚴重。遭受嚴重工傷的職工比輕微工傷的職工有權獲得更多補償。確切的賠償金額以及更關鍵的賠償責任主要由《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確定。但是，各地法規的實施情況和對某些規定的選擇性執行意味著實際支付的賠償因地區而異。而且，在賠償金額、賠償應由誰支付等問題上，用人單位與職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經常產生糾紛。如果用人單位未繳納工傷保險，則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違法用人單位拒絕支付職工住院期間基本醫療費用以外的任何費用。根據官方統計，2018年，共有198萬人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共領取742億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職業病對職工來說是另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為職業病通常會在職工離職後才顯現出來，這壹問題對農民工群體來說格外嚴重，因為他們很少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據估計，中國有600萬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塵肺病，但只有大約10%的人被診斷認定為職業病。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CLB的研究報告《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生育保險

截至2019年，生育保險由專門的生育保險基金運營，用人單位需按照當地政府確定的繳費比例繳納，通常不到工資總額的1%。然而，中央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生育保險基金（2018年底的余額僅為580億元）與更為龐大的基礎醫療保險基金合並。政府聲稱這將簡化用人單位的參保程序，並且不會給職工帶來任何額外負擔，同時又能保證母親及其配偶現有的福利不變。 2017年，12個城市進行了試點項目，隨著合並實施，生育保險參保人數比試點前提升13%左右。壹些省份已經制定了具體措施，將在2020年1月1日完成兩險合並，但實際實施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生育保險涵蓋所有與產婦有關的生育醫療費用，包括節育、產前檢查、分娩和產前護理以及產假期間應支付的生育津貼。根據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產假，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應為用人單位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標準。壹些地方政府也會要求用人單位為收入超過平均工資的職員提供額外津貼。盡管各地區間產假津貼仍存在巨大差異，但基本上都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標準。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全國有2.04億職工參加生育保險。然而，2018年實際只有不到1,100萬女職工享受了生育保險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險金額差異較大，例如，廣東省向190萬女職工支付了114億元人民幣，而黑龍江省向8.4萬女職工支付了5.4億元人民幣。

許多用人單位仍然想方設法避免向女職工支付她們應得的產假津貼。女性經常被問到自己的家庭計劃，有時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條件，例如，接受懷孕測試或作出延遲懷孕或不懷孕的承諾。許多用人單位通過給懷孕員工分配繁重、危險的工作從而迫使她們主動提出辭職，也有單位通過拒絕給產假，然後以曠工為由解雇懷孕員工。現在，越來越多的女性對這種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采取法律行動。例如，北京某購物中心的櫃臺經理尹婧在懷孕期間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審法院判給她62,237元的賠償。但是，對於大多數女性來說，尤其是低薪的工廠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進行勞動仲裁根本不是壹種選擇，因為她們沒有時間和金錢來這麽做。有關此問題的更深入討論，請參見《工作場所中的歧視》。

住房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不是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正式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而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管理。但是，由於運作方式類似，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通常將其與其它五種官方社會保險歸為壹類。

住房公積金制度始於1999年，當時中國各地有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政府不能再依靠國有企業給勞動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積金的建設，以此為廣大勞動者提供購買以及維護房屋的途徑。住房公積金存款人可以申請優惠貸款，用公積金購買、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納房租。若職工之前未曾使用，則可以在退休時提取本人賬戶內的住房公積金，因此，住房公積金實際上充當了第二養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修正案，允許將公積金用於非住房相關事項，例如緊急或嚴重情形下的醫療費用。

《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和單位的具體繳存比例應由當地政府確定，但均不得低於職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以北京為例，單位和個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5%到12%，上海市，單位和職工本人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各5%至7%。但總的來說，繳存都是按月進行，且該部分款項可以免稅。

傳統上，國有企業職工、政府職工以及教師、公務員等群體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從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職工和單位的數量激增，繳納住房公積金的職工數量仍穩定在1億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積金實繳單位210萬個，實繳職工1.19億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時間裏，實繳單位已增至290萬，實繳職工增至1.44億，增長了2500萬人。數字上的突飛猛進幾乎可以完全歸因於私營企業和城市專業人士的購房需求。2014年，在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上班的勞動者約有60%，到了2018年年底，這壹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的職工從19％增加到約40％。此外，在2018年新開設的公積金賬戶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員工。

然而，對於大多數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購買房產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根據政府2018年發布的農民工調查，租房居住的農民工占大多數（61.3%），購買住房的占19%，還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廠宿舍中。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許多大城市的農民工只能負擔得起位於城市郊區、年久失修、面積狹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這樣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們月薪的很大壹部分。如果農民工繳存了住房公積金，他們有時可以將其用作壹次性提取的養老金，不過，在實際提取住房公積金的過程中通常會遇到許多行政上的障礙。

社會保險和農民工

《社會保險法》第95條規定：“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依照本法規定參加社會保險。”但是，社會保險制度在設計上顯然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社保是壹個高度本地化的系統，它假定職工整個工作生涯和退休後都留在同壹地方。盡管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有所提高，但參加養老保險或任何形式社會保險的農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報告稱，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只有22％左右，參加工傷保險的27％，參加失業保險的只有17%，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

用人單位過去經常聲稱，他們沒有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是因為工人本身對養老金不感興趣。他們表示，農民工認為養老金系統沒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繳費比例高且養老金賬戶的可轉移性差。但是，這種辯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單位在法律上有為每位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此外，農民工不願意繳納養老保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繳費比例太高，而是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資扣除都將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水平產生重大影響。

壹個亟需註意的問題是農民工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經在計劃退休。 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在2008年僅為34歲，而這壹數據在2018年達到了40.2歲。第壹代農民工的年齡已經超過50歲，許多人因為沒有退休金而仍在繼續工作。過去的幾年裏，許多年長工人壹直處於要求單位支付社會保險的最前沿。隨著農民工群體不斷老齡化，這些要求只會越來越顯著。

結論

在中國開始其極力鼓吹的改革開放之後，政府在勞資關系中的權威逐漸讓位於給商業利益。隨著私營部門的擴大，用人單位可以單方面任意規定其職工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從而將工資保持在較低水平並壓榨職工幾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試圖通過實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勞動法》和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來保護工人的權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會在工作場所嚴格執法。

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壹個由用人單位主要對職工社會保險負責的制度註定無法成功。單位通常可以無視其法律義務，而且在當局的縱容下繼續照常營業。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允許陷入財務困難的企業將社會保險費推遲六個月繳納，該政策從未被正式廢除。直到工人自己開始要求企業支付社會保險費時（最著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罷工），企業才被迫遵守法律繳納社保。

中國政府未能執行法律，也未能建立覆蓋所有人的社會保險體系，不僅使中國工人處於不利地位，而且嚴重阻礙了政府推進並實現其他重要政策目標的能力。

在過去的幾年中，政府經常宣稱其關鍵政策之壹是拉動國內消費，以確保未來更加穩定和均衡的經濟增長。然而，中國的大部分消費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這導致大量資本外流，而沒有增加國內消費。大多數工人仍然不願意消費，由於缺乏養老金或醫療保險，他們傾向於將自己的錢用於銀行儲蓄和其他風險較高的投資上，以試圖確保自己的未來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實際上，過去二十年裏，應該繳納的社會保險只落實了壹小部分，這意味著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所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隨著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和醫療保險基金尤其面臨更大問題。如上所述，政府認為，如果要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將來所有預期的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則需要提高退休年齡並進行廣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願或無法強迫用人單位遵守現有的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相反，政府正試圖減輕用人單位所承受的社會保險負擔，並將養老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繳款的義務轉移給勞動者個人，無論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正式勞動關系。

與其逃避社保體系現存問題，政府需要調和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建立壹個現實而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時得到照料，並創造對收入滿意的體面勞動者群體，從而通過創新、提高生產力以及商品服務消費來促進國內經濟發展。

本文首發於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後更新。

農民工及其子女

2019年，中國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9億，占全部勞動人口的三分之壹以上。過去三十年來，農民工壹直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引擎，但他們仍然被邊緣化，並受到制度化的歧視，其子女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機會有限，並且可能長期與父母分離。



農民工

定義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工作並居住在城市的壹個群體。他們不壹定來自農村地區，許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長大。他們認為城市是他們的家，但由於戶籍制度缺乏靈活性，他們仍被歸類為“農村移民”。

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政府壹直使用戶籍制度來管理稅收和控制人口遷移。當前的戶籍制度是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進三點：政府福利和資源分配、國內人口遷移控制和犯罪監控。每個城鎮都簽發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當地居民能夠獲得該轄區的社會福利和服務。根據居住地，個人戶口大致被分為“農村”或“城市”。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農村戶口，他們的孩子無論出生在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籍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持續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但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價勞動力。如此壹來，數億來自農村的年輕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而這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之壹。在深圳和東莞等許多城市，農民工人口迅速超過了當地城市人口。

很明顯，隨著農民工湧入城市，戶籍制度對國內人口遷移的限制不僅無法執行，而且會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壹名年輕的外來務工人員孫誌剛在被警方拘禁期間毆打身亡的悲劇發生後，戶籍所帶來的限制才開始減少。孫誌剛之所以在廣州被警察拘留，是因為他沒有依法獲得暫住證。孫誌剛的死，引發了公眾對戶籍制度的強烈抗議，許多限制自由遷移的規定因此被廢除。盡管在許多較小城市，戶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該制度本身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實際上，隨著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農民工及其家庭獲得當地社會服務的難度——詳情請參見下文有關城市化和戶籍改革的討論。

人口增長與地理分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民工壹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約占8.96億勞動力人口總數的32.4％。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9年農民工總量為29077萬人，比上年增長241萬人。然而，農民工總量的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且隨著加入農民工群體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中老年農民工逐漸退休，未來幾年的增長可能會繼續趨於穩定。

按照工作地點分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農民工分為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本地農民工和到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外出農民工。2019年，本地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7％，達到11652萬人，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增加了0.9％，達到約17425萬人。

在過去十年中，本地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外出農民工。自2010年以來，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0％，相比之下，外出農民工只增長了13％。內陸地區的小城市已經逐漸開放發展，為農民工提供了離家更近的就業機會，而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受限。約26％的農民工選擇到省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和制造業中心。2019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1%。約74％的農民工選擇在本省工作，其中約40％在戶籍所在鄉鎮工作，其余34％在本省內流動（通常是省會城市或縣級市等）找到工作。

在中國，勞動力的遷移通常被視為壹種簡單的單向流動，從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的制造業和城市中心轉移。在十年前，這種說法大致準確，但目前中國僅有約54％的農民工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工作，有約43％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工作。2019年，中國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速較快，東部和東北地區出現負增長。

隨著珠三角地區傳統制造業中心的持續萎縮，2019年該地區的農民工人數減少了118萬（2.6%），降至4418萬。在江浙滬地區就業的農民工也下降1.1%，比上年減少61萬人，降至5391萬人。而京津冀地區農民工數量略有回升，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區的農民工遭到驅逐，部分導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區農民工人數下降（1.2%），2019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0.9%，達到2208萬人。

年齡，性別和受教育情況

根據《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男性占全體農民工的64.9%，女性占35.1%，這與城市工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是，本地農民工的性別差距明顯更小，其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強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過去十年，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穩步上升，越來越少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年長工人由於沒有養老金，不得不繼續工作。201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19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0.8歲。其中，近四分之壹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25%；而40歲以上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34%上升到超過49%。21-30歲、31-40歲、41-50歲和50歲以上四個年齡段的農民工分布如今基本持平。

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5.5歲，其中35.9%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歲，僅13%的人超過50歲。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農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變化也體現在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而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7.6%，且下降0.5個百分點。

就業模式和工資

絕大多數農民工仍在制造業，建築業和越來越多樣的服務業中從事低薪工作。

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在內的服務業目前占所有農民工就業的壹半以上（51%）。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從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7.4%，這既反映了中國制造業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業正在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建築業農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22.3%，那時基礎設施、住宅和商業地產建設正處於發展頂峰，但此後該比例逐漸下降，2019年降至18.7%，約有5400萬工人。

盡管增長緩慢，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中穩步增長，2019年農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長6.5%。2019年農民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667元）和建築業（月均收入4567元），而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於3000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4.5%和4.2%。

去年，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4427元，而本地農民工僅為3500元。在中國西部和東北地區，工資增長最慢，年增長為5.7％和5.2％。

工作條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農民工通常還必須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不再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拖欠情況、勞動合同簽訂率和社會保險覆蓋率等數據。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農民工的工作條件幾乎沒有改善。

國家統計局調查中最後壹次提到勞動合同簽訂率是在2016年，當時35.1%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遠低於2009年的42.8%。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壹年後，各方曾壹致努力推進勞動合同的簽訂，但這壹舉措很快消失，不穩定的工作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在建築業，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是陳年頑疾，在制造業和吸收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新興服務行業，農民工也經常通過代理勞務派遣機構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盡管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有所擴大，但農民工領取養老金或享受各類社會保險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到2017年底，只有約22%的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參保率達到99.73%，但這主要是因為雇主繳費相對較低，而且鑒於建築工地安全事故高發，繳納工傷保險對雇主有利。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關於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章節。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提到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13.4%的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工會組織，比上年提高3.6個百分點。在已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中，參加過工會活動的占84.2%。盡管加入工會和參加工會活動的比例在提高，但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農民工很少找工會。2017年數據顯示，在權益受損時，僅2.8%進城農民工會找工會尋求解決。

生活狀況

2019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最小，但增加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

大多數農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於單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內，少部分人自己購買住房。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壹些大城市中，許多農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遠地區破舊建築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相當大壹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寶山區，外來務工人員要租壹個帶共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根據租期長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備單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價格要上千。2018年對該地區流動居民的壹項調查發現，住在這裏的多是附近汽配廠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員、餐館員工、清潔工、個體戶、拾荒者等，他們中工資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為2600元。

對於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隱藏著致命風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壹棟人滿為患的公寓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名兒童。也有許多農民工家長在城市工作時，會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但農村同樣是壹個危險的地方。


農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發表了題為《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中國的農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報告。該報告概述了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所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評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十年後，報告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定義和人口變化

農民工子女被廣泛定義為受父母進城務工影響的18歲以下子女，既包括與父母壹起前往城鎮的子女，也包括父母壹方或雙方遷居時，留在家鄉的子女。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開展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農民工子女總數約合1.03億人，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38%，包括3426萬流動兒童與6877萬留守兒童。

自2005年以來，農民工子女總數壹直穩定在1億左右，但是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地區的吸收，農民工子女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

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的相對下降，有時被視為他們的狀況正在改善的證據。但是，許多農村兒童現在生活在新發展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的社會服務有限，合適的工作機會也很少。因此，他們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們仍然難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無論身處何地，或戶口情況如何，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都面臨著壹系列大致相似的問題：他們獲得家庭支持、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區和社會支持的機會不平等。

來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積極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父母和家庭的對孩子的支持越大，他們在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發展能力就越強。然而，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時間、能力或資源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們要麽長時間與孩子處於分居狀態，工作時間長，要麽教育水平不高，難以有效輔導子女的學業。與城市中產階級相比，大多數農民工花在給孩子讀書和幫助孩子學業上的時間要少得多，他們負擔不起城市兒童習以為常的書籍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2013年壹項對1518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約壹半（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壹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數農民工只有中學學歷，許多人對孩子的教育方法過於簡單粗暴，更註重成績，而不是孩子發展的實際學習和成長過程。通常，父母會因為孩子成績不好而懲罰他們，並在他們成功後用金錢獎勵他們。像所有父母壹樣，農民工往往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處於不利地位。

與父母壹方、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朋友壹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兒童面臨類似的問題：缺乏與父母的直接接觸，看護人無法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

2013年在山東進行的壹項調查發現，75%的農民工父母每年只有在春節期間才回家壹次，5%的農民工父母每兩到三年才回家壹次。只有20%的父母每年回家次數多於兩次。有約61%的受訪留守兒童表示，他們的父母“有時會給自己打電話”，28.6%的兒童表示“很少接到父母的電話”。非政府組織“上學路上”在2014年底對2130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壹項調查，發現15%的孩子已經習慣壹整年都見不到父母壹次，即使是在春節期間。他們和父母的電話聯系也很少，大約25%的受訪者每三個月接到壹個電話，4%的孩子壹年才能接到壹個電話。該組織在2017年進行了另壹項調查，結果也令人沮喪。例如，約11%的留守兒童會說父母“已死”，而中國年平均死亡率為不到1%，孩子是故意填錯表達對父母的怨恨情緒。

在貧困和偏遠農村地區長大的兒童，壹般由祖父母照顧，他們在心理和教育發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兒童遭受更多的磨難。研究表明，許多年邁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數人只讀完小學，只會講當地方言而不會普通話，而普通話幾乎是中國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輔導孩子的學業，只關註孩子物質上的需求，而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和情感需求。經常有報道稱，留守兒童會表現出壹種與祖父母的疏離感。正如壹名中學生所說：“我幫助（我的祖父母）做飯，我們也壹起看電視，但我們並不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教育

《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都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學校、父母和監護人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並非所有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對於那些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質量差異巨大，主要城市和貧困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驚人。

在農村地區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教師努力為學生提供的僅僅是基礎教育。農村學校資金、資源短缺，難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師。許多農村教師是所謂的“民辦教師”，其收入大約是城市教師的三分之壹，而且他們通常無法享受法定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紀頭十年，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政府出臺了“撤點並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學生們被迫要麽上寄宿學校，要麽每天忍受漫長而艱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鎮上學。學生被集中至鄉鎮地區，班級規模激增，壹些地方的班級學生平均人數超過100人，給教職員工造成了巨大壓力。“撤點並校”政策於2012年正式終止，但小型農村學校並未重新開放，為了節省資金，地方政府繼續單方面關閉學校。僅在2015年，就有超過壹萬所小學關停，多數在農村地區。

2014年，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估計，貧困地區學生完成中學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約37％的學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這壹比率是90%。對於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幾乎是他們唯壹能夠繼續上學的選擇，然而這些學校不能保證他們未來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提供基本職業技能培訓。而壹些較低層次的高中和大學學費昂貴，許多學生不得不貸款以支付學雜費。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農村貧困學生在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些甚至在畢業前就已開始工作。根據REAP研究小組的調查，2013年農村初中生累計輟學率平均為24％，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6%。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6年關於童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初中學生輟學是童工的主要供給源。盡管減貧計劃在壹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但童工案件仍不時見諸報道。2017年8月，來自四川大涼山區的18名11-14歲的貧困“孤兒”輟學，到省會成都的壹家搏擊俱樂部工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大涼山地方政府強迫他們重返學校，但孩子們不願意回去。壹個孩子在接受采訪時說，“在那裏除了貧窮，我壹無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貧窮的家鄉，我回去就會和那裏的人壹樣，吸毒，偷東西。我不想像他們那樣。”

但是，沒有人能保證，如果留守兒童和父母壹起住在城市裏，他們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根據2019年7月發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375.65萬人。與此同時，《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3.4%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5.2%在公辦學校就讀。對比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大約有174萬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和約55萬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被排除在公辦學校之外。對於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兒童，反映存在本地升學難、費用高問題的農民工所占比重較高，分別為34.2%和28.9%。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升學難、費用高問題，所占比重分別為44.9%、30.1%，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從理論上講，公立學校對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開放，但為了給孩子找個地方讀書，家長們通常必須與教育部門進行艱難而復雜的協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護本地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以廣州為例，僅僅是為子女申請學位，務工人員就必須出示暫住證、工作證明、居住證明、原籍證明和戶口簿。流動兒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學校內上學，也常常會面臨偏見和歧視。他們常被視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種課外活動之外。2012年的壹項調查顯示，86.3%的流動兒童沒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學，流動兒童接觸的大部分是跟自己壹樣的流動兒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調查中表示自己“沒什麽朋友”。

私立學校通常可以為流動兒童提供壹個更熟悉友好的環境，有些學校的價格相對合理，但它們往往不受監管，學生過多且設施較差。例如，有報告顯示，北京約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除了63所擁有辦學許可證外，其余都屬於非法辦學。教師的工資很低而工作量極大。許多教師只是把打工子弟學校的工作視為日後去公立學校的跳板，因此教師離職率很高。

而且，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斷面臨著被當局以各種借口關閉的風險。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裏，北京政府發起了許多行動，以不安全為由關停無證打工子弟學校。但實際上，許多被拆除的學校已經通過了數次政府檢查，在大多數情況下，拆除學校的真正原因是為新的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讓路。根據中國流動兒童教育領域的行動倡導機構“新公民計劃”，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從2006年的300多所，減少到2014年的127所。北京於2017年再次大規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在此期間，北京最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之壹，位於北京石景山區擁有約2,000名學生的北京黃莊學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遷到城外，拆遷工作從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開始。

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後，家長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遠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要麽嘗試在公立學校申請學位，要麽將孩子送回家鄉讀書。但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孩子們都要被迫迅速適應陌生環境，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壓力。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最後壹道教育難關，是高考。即使在城裏的學校學習了12年，但幾乎無壹例外，他們都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而且，由於每個地區的教材、學習內容不同，他們在考試中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由於難以適應家鄉的新環境，許多回老家繼續讀高中的學生幹脆輟學。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反映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上年提高4.3個百分點至14.3%。其中，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城市規模越大，高考問題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更加顯著。

已經有城市嘗試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的大門，壹些學生現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參加高考。但是，由於政策門檻過高，這些優惠政策實際上幫助不大。2013年，中國首度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大門，有二十余省實施異地高考，但實際上全國只有數千名隨遷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進壹步放寬這壹制度的舉措，都可能會遭到當地學生及家長的強烈抵制，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越來越多的隨遷子女獲得在當地考試的資格，那麽高考的競爭程度將會越來越激烈。

2019年，有22.4萬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比2013年增加了50多倍，但仍只占參加當年高考總人數的的2.17%。2019年，北京有5.9萬人報名參加高考，其中僅373名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北京參加高職招生考試。

衛生保健

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在商業化醫療體系中，看醫生的費用可能會高得驚人。《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醫院次均門診費用245.5元，人均住院費用8604.7元，日均住院費用914.8元；相比之下，2016年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僅為3275元。如此高昂的醫療成本下，許多農民工只會在緊急情況下去醫院治療，但往往為時已晚。

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相對便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07元，人均住院費用為2872元，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63元和1617元。但是，社區和鄉村診所設備簡陋，缺乏合格的護士和醫生，只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央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幾種不同的保險計劃，旨在使農民工和農村居民能夠負擔得起醫療費用。但是，農民工子女，特別是學齡前兒童，往往不在這類計劃的範圍內。

在中國，醫療保險主要有三種類型，但沒有壹種能夠有效覆蓋學齡前農民工子女。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本應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城鎮企業職工，但實際上很少農民工能享受此類保險。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只有約22％的農民工有職工醫療保險。即使有職工醫療保險，農民工也必須提供子女的就讀證明，才能讓子女享受福利。因此，學齡前兒童和在無證學校就讀學生就被排除在保險受惠範圍之外。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城市無業居民，包括學生和退休人員等，但不包括農民工。

對於有學齡前兒童的貧困外來務工家庭來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往往是唯壹的選擇。但是，該計劃旨在覆蓋農村居民，它要求受保人在戶籍所在地購買保險並進行索賠，對於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來說，在工作地無法享受到醫保待遇。

壹些地方政府已經將農民工子女納入醫保行列，例如，生活在深圳和杭州的隨遷子女，可以和當地戶籍兒童享受同等的醫保待遇，但這種制度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醫療保險計劃，患者必須先支付治療費用，再獲得報銷。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只能報銷少部分費用。根據2014年的壹份分析報告，當前我國兒童大病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在20%至45%，超過20萬元以上醫療費用的疾病實際報銷比例還會更低。

作為壹項公共衛生政策，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實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動兒童在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但是，因為父母通常不知道這些接種計劃，流動兒童的疫苗接種率較低。此外，隨遷子女的高流動性也讓政府難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壹些地區政府建立了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理制度，以加強流動兒童家鄉與居住地政府間的溝通，共享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數據。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都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計劃。但是，農村地區缺乏完備的醫療設施，這意味著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的兒童必須去大城市的專科醫院治療。為了治療身患重病的孩子，許多農村家庭背負著沈重的債務，還有壹些家庭則幹脆放棄。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遭到遺棄，很多都是因為身患殘疾。

關於兒童營養和健康的幾份報告都顯示，農村地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及城市兒童。貧困地區營養不良高發，情況尤為嚴重。2011年壹項關於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饑餓感。這些地區寄宿學校的學生明顯較為矮小，體重也低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有65%至70%的學生不健康，其中有貧血、寄生蟲感染或視力問題的學生，總體占比接近70%。此外，壹項2016年的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兒童死亡率（1.24%）遠高於城市地區（0.52%）。

社區和社會支持

除了學校和醫院等基本機構支持外，兒童還需要更廣泛的社區支持，以確保身心健康成長和發展。但是在這方面，農民工子女也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兒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種教育和娛樂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青年俱樂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時為兒童提供支持的兒童保育設施和家政工。城市還擁有壹系列緊急支援設施，例如熱線和社區外展項目，可為兒童提供更安全、更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

理論上，農民工子女確實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但實際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相關設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館和圖書館往往位於市中心，對於那些經常在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歡迎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它們似乎是壹個遙遠的世界。即使他們想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或錢陪伴他們去。非政府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發現，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裏，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於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父母均會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不願參與公共活動或使用城市兒童覺得平常的公共服務。

在農村地區，幾乎所有兒童都無法獲得合適的公共資源和社區支持。2014年對4,533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約17%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主要來源是自己，約23%覺得在需要時沒人能幫助自己，這表明他們感知不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的父母和社區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環境，許多留守兒童將成為欺淩、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16年的壹項研究發現，15%的留守兒童受到過暴力侵害，女童中超過4%受到過性侵犯。在許多村子裏，年幼的孩子可能會淪為年長男人的獵物。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發後孩子們都會因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沈默，不告訴監護人。

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農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各類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壹項全國調查顯示，有將近壹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7.9個百分點，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動物抓傷咬傷、墜落摔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

關於農民工子女，最受關註的問題之壹是他們有據可查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例如，2016年的壹項調查發現，某監獄男子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勢社群的兒童壹樣，留守兒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戶籍制度確實給農民工子女造成了壹些非常特殊的困難，例如上文談及的高考。然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城鄉之間財富和經濟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壹大批低收入、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有限。



城鎮化、戶籍改革與社會正義

中國政府預計，到2020年，國內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政府還希望將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比例從2016年的40%提高到2020年的45%。根據14.2億人口的基數，2020年擁有城市戶口的人數將達到6.39億，即五年內增加近9000萬人。

即使這壹宏偉目標得以實現，中國的新興城市居民也不壹定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如上所述，只有在自有的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主要房地產開發商聯手強行征用後，許多家庭才能獲得城市戶口。作為放棄農村土地權的回報，新城市居民通常可以得到本省內中小城市中的壹套住所，所以通常也只能獲得有限的社會服務。唯壹真正提供寬松戶籍政策的是快速發展的城鎮和縣市，因為它們需要新的人口；此外，與大城市不同，這些小城市沒有龐大而根深蒂固的城市原住人口，也不會將農民工視為對其社會資源的威脅。例如，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萬人才進海南行動計劃（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進高技能人才，幫助推動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但許多批判觀察家認為，此舉只是政府試圖振興迅速降溫的房地產市場的壹種方式。

中國南方大城市廣州每年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但幾乎所有受益者都來自廣東省周邊省份，來自湖南和四川等鄰近省份的農民工仍在努力爭取廣州戶口。在壹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況可能更糟，這兩個城市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經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來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實現這壹目標，可能也不得不采取類似的強制策略。

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同意戶籍制度是過時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應享有更多教育、社會和醫療福利。

2012年3月，財新網在壹篇社論中，將戶籍體系描述為“在當今中國道德上站不住腳”的制度，並補充說：

戶籍制度的改革將是對人力資本的壹種及時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進壹步調整戶籍制度。國家多年來壹直在為變革做準備，如今已經邁出了第壹步。現在是時候做出更多改變了。

然而，六年後，“戶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這個話題。進壹步放松戶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許不在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於壹直處在戶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區。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將取決於這些城市對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而非對社會正義的渴望。

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戶籍制度改革的壹個關鍵障礙，即中國警方的堅決反對，可能正在逐步減弱。因為人臉識別軟件和社會信用評分等技術的進步，已經使警方掌握了比戶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在未來，中央政府可能會鼓起勇氣，下定政治決心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於加強社會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並增加社會流動。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建議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確保居住在同壹城市的所有兒童，不論其戶口狀況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服務，並享有平等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參與機會。
投資興建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房，這樣農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險且人滿為患的偏僻棚戶區中。迄今為止，各大城市中只有杭州提出了這方面的倡議，並承諾到2020年，籌集建設外來務工人員臨時租賃住房40,000套。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向中小城市提供補貼，為當地居民和周邊農村地區修建醫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從而減少農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醫的需求。
政府還應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補貼。地方政府應該建設新學校，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師。
各社會部門包括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應該致力於加速城鄉融合，並抵制將農民工標簽化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發於2010年，最新修訂於2020年5月。

安全生產

簡介

不可否認，過去十年，中國在生產安全上邁出了壹大步。然而，官方數據顯示，事故總量、死亡人數以及職業病發病率仍保持較高水平——2019年，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日均死亡人數81人。隨著經濟發展，工人們面臨著新的安全生產風險，但不少企業仍然將效率和利潤置於生產安全之前。

本文將縱覽安全生產問題在中國的進展，並審視當前的法律、行政框架實際上給予了工人們多大程度的保護。通過官方公報以及中國勞工通訊制作的中國安全事故地圖，我們嘗試找出國內的高危行業，以及今時今日工人們普遍面臨的生產安全問題，包括職業病、超時工作、居住條件差。在大眾的想象中，煤礦是中國最危險的行業，然而實際上，在管理不規範的建築行業，安全事故更加頻繁。在中國安全事故地圖上，有1/3的事故發生在建築行業，大部分和工程坍塌或工人從高處墜落有關。

不幸的是，中國的工傷事故在處理上往往是例行公事，波及的人也極其有限。這些“小”事故並不會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等重大慘劇那樣，引起傳媒和政府的關註。因此，導致安全事故和職業病的隱患很少被重視，例如缺乏安全設備、安全培訓不足。毋庸置疑，只有政府、雇主和工人壹同從基層改善這些問題，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和維持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



從煤礦工人到送貨司機：十年間，危險正在變化

21世紀初的經濟繁榮時期，中國的安全生產表現不盡如人意。特別是煤礦行業，甚至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場所。僅2002年壹年，就有至少7,000名礦工喪生。死亡人數過百的事故也有數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塵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這5個月期間，共發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礦工死亡（見下表）。

死亡人數過百的中國煤礦事故（2004-2005年）
日期        地點        官方死亡數據        事故原因
2004年10月20日        河南省新密市，鄭煤集團公司大平煤礦        148        瓦斯爆炸
2004年11月28日        陜西省銅川市，銅川礦務局陳家山煤礦        166        瓦斯爆炸
2005年2月14日        遼寧省阜新市，阜新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孫家灣煤礦        214        瓦斯爆炸
2005年8月7日        廣東省興寧市，大興煤礦        123        透水
2005年11月27日        黑龍江省七臺河市，龍江龍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七臺河分公司東風煤礦        171        煤塵爆炸
自00年代中期開始，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創歷史最好水平。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繼續下降至0.083。事故數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於00年代末大規模關閉和整合礦山，特別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帶；與此同時，進入10年代，中國煤炭價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約有100萬名礦工被解雇。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煤礦經營者比以往更重視生產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後回升，煤礦企業或會為了增加產量而繞過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啟用廢棄煤礦，這樣事故數量仍可能回增。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發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陜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對較新的李家溝煤礦發生井下冒頂事故，被困21名礦工全部遇難。

中國工人死亡數量和事故數量壹直穩步下降，雖然整體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業那麽快（見下圖）。從2005年到2019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了96%，而各類生產安全事故總死亡人數僅下降77%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數出現明顯下降，不過這與生產安全事故統計制度的更改有關系——根據《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從2016年起，所謂的“非生產經營領域的事故”被排除在總數之外，但是，公報的確切計算方法仍不透明。

盡管生產經營場所的安全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隱患已經發生本質改變的情況下，生產安全仍存在顯著問題。當中國經濟從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向服務業轉變，非正規就業模式普遍存在的電子商務平臺冒起，正是在這些行業中，事故、受傷和死亡數量有所增加。

當前，送貨員是中國最危險的職業之壹。根據上海交通警察的數據，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發生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但是，此類事故有許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統計數據中，例如重慶的外賣員陽松，2017年8月，他在壹次14小時的輪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後，警察告訴楊松的母親說，楊松要對事故承擔“全部責任” ；外賣公司堅持認為，由於楊只是“獨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歸為工傷事故，也不在工傷保險範圍之內。

為了在市場中分得壹杯羹，美團等主要外賣平臺試圖將成本降到最低，這種壓力直接轉嫁到了外賣送餐員身上——他們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更多訂單，因此事故頻發。正如壹名美團送餐員在2017年昆明的集體抗議中指出的那樣，苛刻的工作條件迫使送餐員只有冒著巨大的風險才能準時送達，“我應該開車闖紅燈嗎？這樣壓縮時間，就是在拿騎手生命開玩笑。”



安全生產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產法》旨在創造並維持安全的生產工作環境，規定了從業人員、生產經營單位、政府各自的權利與義務。主要規定如下：

從業人員發現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權停止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從業人員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二條）
從業人員有權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批評、檢舉、控告；有權拒絕違章指揮和強令冒險作業。生產經營單位不得以此為由降低其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第五十壹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為從業人員提供符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管理人員應當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對安全生產狀況進行經常性檢查。（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
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未經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合格的從業人員，不得上崗作業。（第二十五條）
生產經營單位必須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為從業人員繳納保險費。（第四十八條）
工會對安全生產有權要求糾正、提出解決的建議、依法參加事故調查。（第五十七條）
職工可以通過工會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制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制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第七條）
新聞、出版等單位有進行安全生產公益宣傳教育的義務，有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 第七十四條）
簡而言之，法律規定生產經營單位有責任保護工人並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賦予了工人和工會監督並參與安全生產管理的權利。可是實際上，單位可以無視自己的義務，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關於工作安全的權利。此外，由於工會幹部通常處於資方的控制之下，他們不願插手生產安全，更不會舉報或糾正違規行為。

在應急管理部的總體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員有責任確保所有工作場所均遵守安全生產規定。 應急管理部組建於2018年3月，負責各類自然及人為災害的監督管理。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不再保留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劃由應急管理部管理。

盡管國務院機構進行了重組，但大多數負責生產安全問題的地方政府辦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時間或精力來進行日常工作場所檢查。官員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調查其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故，並撰寫詳盡且冗長的報告。只有在大型事故發生時，官員們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權力，有時他們會下重手，使用嚴厲的措施懲治違法者。

政府對於安全事故的應對措施可以說是被動反應和強制性的。只有當大型事故發生，地方官員才會啟動危機管控模式，此時政府面臨著兩個問題：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對過錯方、企業主、當地官員進行問責。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為例，在事故發生的兩周內，12人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11位官員因瀆職或濫權被調查。除天津港這類極端情況之外，大部分事故中，過錯方能夠逃避懲罰，特別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檢查，但當檢查真的開展時，企業通常會提前做好準備，有時也會通過送禮或給其他好處，來讓檢查員對違規生產睜壹只眼閉壹只眼。即使企業被認定違規，進壹步的行動也少之又少，企業就算不做出任何改變，也能照常生產。在發生安全事故的企業中，不少是剛“通過”檢查或者被批違規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華化工廠發生爆炸和火災，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華於2013年和2014年發生過兩起生產安全責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檢查中相關部門就指出，該工廠的危險化學品存儲設施及安全管理機制不完善的問題。

另壹方面，高達2000萬元人民幣的重罰（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導致壹些企業主和地方官員串通起來掩蓋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關註的偏遠地區。眾所周知，煤老板會隱瞞死亡並給予受害者親屬好處，以確保他們對事故情況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員常常對這種做法視而不見，因為向上級報告事故只會制造麻煩。更多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的報告《骨頭與鮮血：中國的煤炭價格》。

但是，隨著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對煤礦單位來說，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來越難。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說明的，工人們也開始采取集體行動，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環境。



追蹤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

從中國政府公布的工業意外官方數據來看，安全生產呈現不斷改善的趨勢。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糊、不透明的描述，將與工作場所的安全隱患、高危行業以及傷亡原因相關的重要細節隱去。透明度欠奉使公眾無法評估和了解中國安全生產領域中的實際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在2014年12月設立了安全事故地圖，以追蹤和整理中國媒體報道的安全生產事故。地圖匯集了社交媒體以及政府數據所披露的個案，個案收錄的標準是：事故至少造成壹名工人死傷，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響（但不壹定涉及傷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礦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18年底，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個案數量超過2000件。當然，這只占事故總數的極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們從性質和數量上了解中國的生產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無法否認，依靠官方報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體消息會使數據產生抽樣偏差。例如，煤礦事故和建築業及環衛工人的意外被廣泛報道，但發生在密閉空間如工廠和工業設施的小型意外，則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圖的另壹項偏差，是傾向收錄獲得媒體關註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18年底收錄的2000多起（死亡人數得到確認的）事故中，96.8%個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8%個案涉及10-29人死亡，0.4%個案（共8起）有超過30人死亡。

按照地圖的分類，機械及結構故障是最常見的事故原因，占總數的31％。這些事故中約有三分之二發生在建築行業，通常涉及起重設備（起重機、電梯等）故障或腳手架倒塌。由於許多建築工人系繩不正確，或者工地現場缺乏固定工人和設施所需的安全設備，因此，機械及結構故障通常會導致工人從高處墜落或被墜落物體擊中。應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該現象，即建築業安全生產形勢不容樂觀，事故總量已連續9年排在工礦商貿事故第壹位，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自2016年起連續“雙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共發生生產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別上升7.8%和1.4%。應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數事故都與機械及結構故障有關，如果采取了適當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圖的記錄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傷亡較少，但迄今為止記錄到的最嚴重結構故障事故發生在2016年11月，江西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74名工人喪生。事故發生後，包括公司董事長和總工程師在內的9人被捕。

由於缺乏有效勞動合同，加之工傷保險參保率低，建築工人往往面臨更大的困難。如果發生人身傷亡，工人可能很難證明其勞動關系，或者由於壹個項目涉及多個承包商，難以確認承擔賠償的主體。受傷工人可能要花費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來尋求賠償，而且最終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賠償，除基本醫療費用之外，其余並不囊括在內。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1月發布的壹份報告提議，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使建築工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報告還明確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處理措施，而無需工人花大量時間和金錢申請賠償。當然，這首先需要對工會進行徹底的改革，以便通過勞資談判達成集體合同。

約18%的事故與機動車輛相關，近年來，隨著中國城市擴張及道路擁堵加劇，機動車輛相關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賣員及環衛工人。

環衛工人壹般天還沒亮就要開始工作，該時段路上人少，司機對行人的警惕性較低。道路結冰及司機酒駕也提升了事故風險，實際上，環衛工人死亡事故中將近10%都是由醉酒司機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時許，在北部城市哈爾濱二環橋上壹輛轎車將正在橋面清雪作業的多名環衛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傷。據報道，肇事者醉酒駕車，血液乙醇檢測值超標兩倍。

許多環衛工人年紀較大，壹旦發生事故，更容易受傷或死亡。年齡帶給他們的另壹個問題是，由於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他們常常無法索取工傷賠償，其家屬也無法索取工亡撫恤金，例如70歲的環衛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認定其職位為“服務提供者”，與公司無正式勞動關系，因此沒有資格獲得工亡賠償。

從年齡來看，外賣員與環衛工人呈現截然不同的特點，他們大多數在30歲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並無太多駕駛摩托車、電動自行車或小型摩托車的經驗，比起年長的外賣員，他們更不註意規避風險。許多外賣員沒有駕駛執照或違反交通規則，因此，壹旦發生意外，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賠償。當然，也有壹些國企下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遞員或外賣員，在受傷和缺乏保險保障方面，他們與老年環衛工人面臨同樣的風險。

盡管爆炸和火災沒有機械及結構故障或者機動車輛導致的事故那麽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場所火災通常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及更大的破壞，並引起更多的關註和審查：有12.6%的爆炸事故及8.2%的火災導致超過10人死亡。截至目前，近期最嚴重的事故發生於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濱海新區倉庫發生火災，經驗不足的消防員試圖以水撲滅，卻不知道該倉庫非法儲存的危險化學品會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終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員，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7歲。

天津慘案揭示了中國普遍存在的無視安全法規的問題，特別是有關危險化學品存儲和分區管理的法規。爆炸發生後，政府發現了約1000個距居民區過近的化學生產工廠，並下令即時關閉或搬遷。但是，這並沒能阻止重大爆炸的發生。天津爆炸後僅11天，山東淄博的壹家化工廠發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傷；壹周後，位於山東省東營市的壹家化工廠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傷。更近的事故發生在2018年11月28日，河北聖盛華工廠發生爆炸和大火，造成22人死亡，22人受傷。

地圖數據顯示，約有三分之壹的爆炸發生在制造業，涵蓋了從鍋爐或熔爐之類的重型設備爆炸，到煙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揮發物品的燃燒爆炸。爆炸最常發生在機器維護不當或使用不當的情況下，工廠未經許可或超出其能力範圍運營也經常導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許壹非法經營煙花廠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來最嚴重的工廠爆炸事故發生於2014年8月，當時昆山中榮金屬公司拋光車間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該事故中，工廠建築物通風不良，導致高度易燃的灰塵顆粒堆積。

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過數次大規模工廠火災，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廠事故。各起火災情況類似——出口被堵、消防設備缺乏、工人沒有接受過任何防火培訓或應急培訓。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壹家農副產品加工廠發生火災，11名工人死亡。

暴露於有害氣體或化學物質是工廠或工業設施工人們面臨的另壹種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10年，當時蘇州iPhone代工廠的數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潔觸摸屏的化學物質正己烷而中毒。工人們頭痛、頭暈、身體虛弱且手臂無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醫，其中壹些住院時間長達數月。近期，廣東韶關松山煉鐵廠發生煤氣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維修工人亦有暴露於化學物質中的危險，常見的情況是在諸如下水道的密閉空間中甲烷等有毒氣體聚集。壹典型案例發生於2016年4月，某物業管理公司將下水道清潔項目分包給另壹家公司，該公司將三名工人組成的小組派往工作現場。當時，壹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覺，其余兩名工人試圖救援，但他們也被有毒氣體熏倒，三人全部死亡。與許多同類事故類似，工人們既沒有意識到自己會面臨的風險，也缺乏必需的防護設備。

2020年五月，國際人權服務社推出接觸有毒物質工人權利的中英雙語解釋，其中中文解釋包括通用版和中國版兩個版本。中國版解釋涵蓋對中國現行有關安全生產和職業病法律法規的詳盡分類。國際人權服務社將該解釋發送給中國工會，以期加強中國工會在安全生產領域的作用。



職業健康及安全

職業病

中國法律承認的職業病十分廣泛，2001年出臺的《職業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臺的《職業病分類與目錄》涵蓋了10類132種特定疾病，主要類別包括塵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學中毒等。

迄今為止，中國最常見的職業病是致命的塵肺病，由在礦山、采石場、建築工地和礦物加工廠等工作場所長期吸入礦物粉塵引起。但是，要尋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導致的官方認定，幾乎是工人們永恒的難題，因為他們既無法證明自己與企業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也難以證明疾病是在該企業工作期間染上的。相當比重的煤礦和建築工人是農民工，他們沒有有效的勞動合同，且工作流動性高。而且塵肺病的潛伏期長達數年，工人往往直到塵肺病完全發展至三期時，才發現自己已染病。因此，據估計600萬塵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約10％被官方正式認定為職業病。

塵肺病致死的過程緩慢而充滿痛苦，數年的醫療費用普遍超過10萬元，對塵肺工人及其家庭來說，是沈重的經濟負擔。工人患病後很難找到工作，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向親戚借錢或者甚至借高利貸來治病。大多數地方政府都不願向患有塵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濟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體行動以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請參閱《誰之責？— 對中國塵肺病群體的救助與賠償研究》。

2009年夏天，180名來自湖南南部耒陽市的前建築工人回到深圳，試圖向深圳政府尋求賠償，他們於20世紀90年代在深圳建築工地工作期間患上塵肺病。持續的維權獲得了媒體廣泛的關註，耒陽工人們獲得了共計1,400萬人民幣的賠償，個人賠償則根據患病嚴重程度，從7萬元到13萬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幾年內，所有賠償幾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掙紮著生存下去。 “所有賠償幾乎花完了，現在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沒有什麽願望了，能過壹天是壹天。”工人徐左慶在2013年對中國電視紀錄片這樣說。五年後，更多來自該地區的塵肺工人及其家屬抵達深圳，只為尋求壹份涵蓋所有醫療費用的長期補償協議，並每月提供少量津貼。深圳政府最終同意了該項協議，但據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協議的實行。

采取集體行動、要求賠償的塵肺病工人經常受到當局的騷擾甚至拘留，因為政府視他們為麻煩制造者。四川省甘洛縣的鉛鋅礦塵肺工人長期努力爭取賠償，其中壹名工人在2016年因試圖聯絡正在甘洛縣視察的省委書記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廠工人也針對職業病采取集體行動。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壹家德國工廠宣布關閉工廠並搬遷，150名油漆工提出體檢的要求。該批工人在沒有任何適當安全設備的情況下工作多年，出現了持續頭痛的癥狀。老板拒絕給工人進行醫療檢查及做出賠償，約有2,000名工人發起了罷工。六個月後，鄰近城市中山的歐科電子廠約100名工人於12月6日罷工，以抗議危險的工作條件。該電子廠當年9月搬到新址後，約80％的員工出現頭暈、頭痛、咳嗽、虛弱和視力模糊的情況。工人自行購買了測試設備，很快發現甲醛等危險化學物質的含量超出建議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險的居住環境

過去十年裏，傳統工廠宿舍的使用急劇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約有壹半的農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點，外宿於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壹調查顯示，租房居住的農民工超過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這壹轉變可部分歸因於許多老舊工廠的關閉以及不提供給住宿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增加。但與此同時，出於個人隱私及與家人團聚的考慮，不少工廠工人主動選擇居住於工廠外。不過，也帶來了更高的租金、較差的生活條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隱患等問題。

盡管不少老舊工廠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隱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條件可能更加惡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興壹棟公寓樓的火災中喪生，其中包括數名兒童。喪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裝廠上班，他們三四個擠在壹間約十平方米的房間，盡管夜間溫度已經降至零度以下，住處也沒有中央供暖系統——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現時只能生活在骯臟和危險的環境中。

建築工人和煤礦工人通常別無選擇，因為在工作地點附近沒有他們負擔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麽就住什麽，哪怕住房不符合標準。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會置工人於危險的境地。 2015年8月，嚴重的山體滑坡摧毀了陜西山陽壹小型礦區，數十間職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屬死亡。 2017年12月1日淩晨，天津壹棟正在翻修的建築物起火，超過20名居住在作業現場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終10人死亡，5人受傷。

不少情況下，低薪白領也不得不忍受不達標的住房。其中壹樁悲劇便發生在江西壹個小鎮上，5名共同居住於13平方米宿舍的年輕幼兒園老師在使用燃氣熱水器後壹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這五位女孩被聘為實習老師，因無法負擔租房費用，不得不接受學校提供的車庫改造出租屋。

超時工作造成的傷亡

過度勞累引起的嚴重身心健康傷害在中國壹直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制造業繁榮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廠工人不得不頻繁地長時間工作以適應市場需求，從而導致由疲憊、 重復性勞損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盡管隨著制造業增長的放緩，工廠的加班時間逐漸減少，但服務行業和白領的工作時間卻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長的科技行業。

按照中國薪資標準，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薪資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們能每日工作、隨叫隨到。員工經常用“ 996”壹詞來描述他們的工作生活狀態——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別無選擇。曾在深圳遊戲行業工作的產品經理說：“這個行業中所有崗位都不是非妳不可，後面有把大人可以頂替妳的位置。所以沒有人會對老板采取任何行動或提出申訴，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煩。”

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在2018年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中國約有85％的白領必須加班，其中超過45％的白領每周加班超過10個小時。新華社2017年的壹份報告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患有睡眠障礙，而工作壓力是造成睡眠障礙的主要因素。 另壹篇《中國日報》的報道指出，超過60％的中國人睡眠不足，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慮癥和抑郁癥在內的長期健康問題。根據中央電視臺的報道，在中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於心臟病發作，而工作壓力大是病發的主要原因。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張澍說，突發心臟性猝死的年輕人近年激增，這與年輕人工作壓力過大直接相關。

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運輸和物流行業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雙十壹”高峰時期。據估計，中國有3000萬名長途卡車司機，他們經常連續開車壹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達到20小時，常常只能睡在車上休息。2018年12月，壹對卡車司機夫婦在從家鄉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裏行程中死亡，這凸顯了卡車司機必須承受的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條件艱苦。

盡管有關數據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過勞死（從日語“karōshi”借用的詞匯）問題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央電視臺2016年的報道指出，每年因勞累過度而死亡的工人超過60萬。而10年前、2006年的壹份研究預計這壹數字超過100萬。在中國，想要統計因過勞直接導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導致的死亡幾乎不可能，但很顯然，過勞是非常普遍而嚴重的問題，而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無碼科技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馮大輝等壹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識到，“過度工作並不能保證更好的成果”，因此減少了員工的工作時間，可惜他們仍然是少數。



結論及建議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數不多，常常被公眾忽視。然而，若按照年度統計，中國安全事故死亡人數達到每年數萬。中國政府官員也清楚地意識到，安全生產是壹個重要問題。不幸的是，他們仍將重點擺在重大事故預防上，對工人日常的生產安全問題無所作為。2017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講話中提到：

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壹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體系，完善安全生産責任制，堅決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

在2019年1月應急管理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強調，2018全年未發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但對安全事故的實際數量壹筆帶過。

要真正改善中國的安全生產問題，而不是僅僅消除重大事故，現有法規需要更強有力的執行。政府官員需要主動出擊而不是被動應對，同時，采取建設性的解決方法來改進工作安全，而不僅僅是對不遵守法規的企業主處以罰款。更重要的是，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必須發生根本改變，以防止雇主強迫工人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確保事故發生後工人能得到適當的照顧和賠償。需要強調的是，工會需要在安全生產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像天津市總工會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後那樣，僅僅提供“心理咨詢”、發放災後自助手冊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采取以下幾條具體措施：

確保提高安全生產的透明度，以使決策者、公民社會及普通民眾了解評估風險和制定補救措施所需的知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向傳媒及公眾無條件公開有關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統計數據。
根據法律要求，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勞動合同及工傷保險，以便在事故發生時，工人可以證明勞動關系，並可以更輕松地尋求工傷賠償。
在所有工作場所中設立工人健康與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工人管理運行、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該代表負責監督和糾正現存安全隱患，並確保雇主遵守法律。
確保所有工作場所中都有由民主選舉產生並民主運作的工會分支機構，特別是在靈活用工集中的新興服務業中。這將促進脫離群眾的工會幹部與普通工人建立更強的聯系。
工會壹旦建立，應將安全生產放在首位。工會官員應確保員工得到適當的安全培訓，並擁有執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設備，同時應鼓勵工人提出安全問題，並保護提出意見的工人免受資方報復。壹旦發現安全隱患，工會應立即采取措施糾正，並在必要時要求停產。
在工作場所以外，政府應采取措施應對不合格住房給工人帶來的危險。地方政府應為低收入勞動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寬對農民工獲得教育、醫療保障及社會服務的限制。這些限制加重了農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沈重的經濟負擔，迫使農民工只能接受危險的居住條件。
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87名年輕女工喪生，47人受傷。此後30年裏，政府對安全生產的管理措施基本不變，即對重大災難采取嚴厲的懲處，但這對解決安全生產問題的實質、在工作場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無濟於事。

事故及死亡人數在00年代初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但這與經濟狀況及政府政策不無關系。如果中國要創造壹個真正安全的工作環境，那就必須在政府政策、勞資關系及工會角色上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本文首發於2018年1月，最近壹次更新於2020年3月。

工運人士談工人運動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維權工人吳貴軍被拘一年多後獲準取保候審 稱將繼續維權

深圳迪威信工廠維權工人吳貴軍在被拘留一年多後被批準取保候審。5月29日，吳貴軍在辦理相關手續後被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釋放。

當天下午，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剛剛刑滿釋放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人代表孟晗和剛剛獲準取保候審的勞工公益人士林東等人前往迎接。

法院通知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下午兩點到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接人。她下午一點多就到了看守所門口，穿著嶄新的連衣裙，手捧鮮花，準備迎接被關押一年多的丈夫吳貴軍。

在經過了四個多小時的等待後，吳貴軍終於從看守所裏走出，他穿著白色T恤，和周玉芝相擁在一起。他的聲音沙啞卻有力，「剛才我還在看書，沒想到一會兒管教就過來喊：吳貴軍！你可以走了！這幾天我都有預感，但沒想到是這麽快！」

現場的支持者們也為吳貴軍獻上鮮花，並打出了「好兄弟，你受苦了」、「我們為你驕傲」等的橫幅。

「其實我心裏一直都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罪的，我一定會出來。但在裏頭這一年多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會上所有關心支持我的人就是這股力量的源泉。」吳貴軍說，「但同時，我背後強大的律師團隊和敢於站出來為我作證的工友們是我今年能站在這裏最直接的原因，我要感謝他們！他們的良知和勇氣令我欽佩。今天這麽多人來這裏迎接我，我覺得這牢沒白坐！」

吳貴軍在獲釋後表示，要繼續為工人維權。「一方面，我現在肯定上了黑名單，不可能再進廠裏工作；另一方面，我有責任要用自己拿自由換來的這段經歷啟發後來的工人。」

吳貴軍的代理律師龐琨在他的微博表示，這起案件經歷了兩次補充偵查和三次開庭審理，公訴人一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有罪，他呼籲寶安區法院宣判吳貴軍無罪。「取保候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無罪判決才是正義，只有無罪判決才可以接受。」

吳貴軍現年41歲，2004年進入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廠工作。2013年廠方為降低成本，逐步將深圳工廠搬往惠州，工人要求廠方在遺散時進行合理補償，吳貴軍被推舉為代表與廠方交涉。2013年5月7日，工人為阻止工廠把最後的機器搬走，開始罷工，並到市政府請願，要求老板對工人的處理作出交代。5月23日，300名工人往市政府請願途中被警方圍堵，20多名工人被拘留13至37天，而吳貴軍則因被控「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被關押一年多。

吳貴軍案發生後，曾在中國和海外引起巨大反響。2013年10月，包括瑞典、德國、巴西、印度、澳大利亞等13個國家或地區的支持者們聯合聲援吳貴軍。有人擔心，吳貴軍案可能標誌著中國當局對中國工人運動采取較寬容態度的時期已走到盡頭。

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地圖」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工人罷工數量有增無減。越來越多工人意識到自己權利遭受侵害，並在廠方拒絕談判後，通過罷工等手段實現自己的訴求。當局對於工人領袖的拘留，非但沒有對工人起到震懾作用，反而讓他們更有決心抗爭到底。

吳貴軍的另一名代理律師，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段毅表示，「現在中國的工人們正在提出自己的各項訴求，自己要求集體談判，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不管勞工非政府組織、勞工學者、還是勞工律師，在勞資糾紛的處理和集體談判的開展中都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

昆山粉塵爆炸案幸存者前景令人擔憂

8月2日上午，江蘇昆山中榮金屬製品廠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粉塵爆炸事故，導致75人死亡，185人受傷。在事故原因查明，受傷者得到救治之後，這起新聞也逐漸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銷聲匿跡。

幸存者的預後不良或許是媒體沒有跟進報道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在中國，事故發生後的報道常常遵循一個原則：如果沒有好消息，則寧可沒有消息。一位負責照顧此次爆炸案幸存者的護士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她透露，在她照顧的三名爆炸案幸存者中，有兩人的前景都非常不樂觀。

這三名幸存者中，有兩人全身95%以上的面積都被燒傷，深度達3級，隨時面臨死亡危險。這名護士告訴我們，他們現在看似良好的生命體征完全依靠藥物和器械支持，離開這些支持，他們隨時可能死亡。

「即使奇跡發生，他們存活下來，」這位護士說：「他們這一輩子也會面臨無盡折磨：皮膚移植、腎功能衰竭和各種並發癥。」

即使面對最後那位燒傷面積達70%的幸存者，這名護士也坦言：「我們並不對她的狀況感到樂觀，燒傷病人的病情起伏非常大，是否能生存也難以預料。」

這名護士還透露，當地政府下達了指令，要不惜一切代價的讓這些傷者存活下去：醫院為他們開通了綠色通道，醫護人員也三班倒，用最精良的設備和最好的藥物去維持他們的生命。救治一位嚴重燒傷者的耗費，可能多達兩百萬元。

然而，當地政府這麽做的動機可能並不是由於人道主義。

這位護士透露，醫院管理層下達了一道命令：「8月26日之前不能再死人。」有許多人認為，政府這麽做是由於即將開幕的南京青奧會（從8月16日持續至28日），屆時將會有許多媒體聚焦南京和江蘇，當地政府不希望這起爆炸案在這時被炒作。

「在中國，計算人員死亡是否是由某一事故導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傷者在特定的時間後死亡，將不被算進某一事故的死亡人數之內。」這位護士透露。

根據中國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如果雇員在崗位上突發疾病，例如心臟病、中風等，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為工傷；但超過48小時的，則無法認定為工傷。

東莞裕元鞋廠工會離「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

今年4月，位於廣東東莞的臺資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數萬工人走上街頭，要求資方回應其多項訴求，其中包括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提高底薪、對簽訂無效合同進行賠償等方面。有媒體報道稱，此次罷工是194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裕元鞋廠工會嚴重缺位的情況下，廣東省總工會和下屬市、鎮級工會在罷工期間成立了工作組，進駐企業開展工作，並派律師到廠區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在此次罷工結束後，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率隊的省總工會調研組於7月10日組織召開工會建設座談會，他在會上提出，將在裕元鞋廠試點民主建會，並計劃在五年內，在省內企業普遍開展工會的規範化民主選舉。

然而近期多名裕元工人和中低層管理人員卻表示，在他們所在的分廠絕大多數工人還不知道工會的職責是什麽，加入工會意義何在以及工會選舉流程是怎樣的。

8月初，裕元鞋廠分廠一位基層管理人員收到上級發來的郵件，要求他們在工人中進行鼓勵工會的宣講。但據該廠一位普通工人稱，廠方宣傳加入工會的「好處」在於「可以拿30塊錢的電話卡」和「年紀大的可以多報銷點醫藥費」，他同時還稱在8月中旬收到過一張選票，上面有數十位工會副主席候選人的名字，但工人們基本上只認得出自己所在部門領導的名字。但由於被告知「要打七個勾」，於是工人們基本都勾選自己認識的部門領導，而「其他六個就隨便選選了。」

所有接受我們采訪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都表示，除了選出了幾個該廠管理人員的擔任工會副主席之外，分廠工會並沒有公布工人入會比例，也沒有開過工人大會，更沒有組織過其他形式的工會活動。而該分廠工會主席則跟罷工之前一樣，仍由該廠一位高級經理擔任。

「我們的底薪仍然很低，夥食依然很差，現在因為要交社保，每個月底拿到手的錢還比罷工前更少了。」一個不願具名的工人稱，「我就沒聽組長的，沒填入會申請。只能選企業的高層，這有什麽意思？他們怎麽可能幫我們說話？這麽多普通工人，沒有一個是候選人。」

中國勞工通訊專家認為，不可否認在工人罷工、人社部門和省工會多重壓力之下，裕元鞋廠目前正在進展緩慢地對拖欠的社保和公積金進行補繳，也在開始進行工會建設，但現在這個群眾性、代表性、以及選舉過程合法性均成疑的「新工會」顯然離廣東省工會主席黃業斌提出的「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

廣西礦工王忠興艱難的塵肺病維權之路

三期塵肺礦工王忠興，從2012年6月因患疑似塵肺被迫走上塵肺病維權之路，在這2年多的時間裏，王忠興工資被停發，也未拿到任何一份賠償，其案件進度也是撲朔迷離。

在廣西樂業縣的一個金礦公司工作（南寧大石礦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林旺金礦）的礦工王忠興，2012年5月被查出患有疑似塵肺。2012年6月，王忠興不得已離開公司尋找資料做職業病診斷，為了做職業病診斷，王忠興先後到過8家醫院，檢查了十多次，2013年8月1日王忠興終於被診斷出：矽肺三期合並肺結核。

為保留勞動關系，在職業病診斷書未出來之前，2013年3月27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仲裁股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其在疑似職業病期間（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工資和醫療費的仲裁申請，2013年6月13日出，該案的仲裁結果是：王忠興已「自動離職」，駁回仲裁請求。

王忠興對樂業縣勞動仲裁股的裁決書不服，於2013年7月23號向樂業縣人民法院起訴。2014年1月10日出的一審判決結果是：林旺金礦一次性賠付王忠興工資 35000 元，醫療費 9420.42 元，但駁回了王忠興關於認定林旺金礦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無效的訴訟請求。

王忠興和公司都對一審判決不服，上訴到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為由撤銷了一審判決書，並發回樂業縣人民法院重審，目前重審結果還未出來。

2014年1月2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局申請工傷認定，樂業縣勞動局受理了工傷認定申請，但以「勞動關系有爭議」中止了工傷認定程序。

2014年5月18日，王忠興唯一的兒子在昆明打工不幸出車禍去世，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為對等責任，但是對方拒絕協商解決賠償事，要求走訴訟程序來解決。目前，王忠興因其兒子的離世深受打擊，病情惡化住院，其女兒王顯瓊也失去工作，家庭經濟非常困難，一家人生活陷入危機。

其實王忠興塵肺案件的事實清晰，案情也並不復雜，證據也充分，而且到目前為止王忠興已經確診為職業病了，但他的維權之路還是如此坎坷，該案凸顯了勞資不對等、地方保護主義、司法製度的缺失和社會救助的缺失。

湖南婁底冷水江銻礦塵肺工人案

船山村位於湖南省中部，距離省會長沙百余公裏。因為靠近世界產量最大的銻礦，附近村民多以在礦山做工為生。外人可能難以想象，這個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總共才400戶人家，已知的塵肺病礦工就已經超過60人，而近三年來因未得到及時救治而病故者就有十余人。

近日，湖南省本地媒體為民網報道了這一事件。之後，我們電話采訪了該村村民和村長，通過談話，我們窺見了一個飽受塵肺病折磨的村莊無助和當地主管部門令人愕然的一面，也看到了受害者們開始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勇氣。

據該村村長楊建軍稱，全村絕大多數勞工力都在毗鄰的物華銻礦上工作，之前幾十個村民是因為被發現肺部有問題而被物華解雇，至於那些仍在工作的村民當中到底有多少塵肺患者，現在還不得而知。

該村村民李秋香的丈夫楊初華就是罹難者之一，據報道，楊初華曾在物華做工14年，其中12年是在打風鉆，一直未和物華簽定勞動合同。在其2010年底被診斷患有塵肺病後，礦方不認可楊初華的勞動關系，不幫助其進行及時治療，導致他於2012年2月過世。

據李秋香和其女婿金靖稱，他們已將物華銻礦告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證明楊與其的勞動關系。「村民都沒有和礦上簽勞動合同，」金靖說。「我嶽父也沒有合同，但有一張有他名字的花名冊，物華有在上面蓋公章。我們還找了村裏幾十人簽名按手印證明他曾在物華工作，但即便這樣，想證明勞工關系還是比登天還難，要獲得賠償更不曉得要等到驢年馬月。」

作為村長，楊建軍對此無能為力。「村民中部分人不懂礦上的危害，發現身體不行了才回家休息。但也有不少人知道有可能患上矽肺卻仍然選擇繼續工作，因為做礦工幾乎是這帶唯一穩定的經濟來源，」楊建軍說，「都是家裏的頂梁柱，不出去幹活，家裏老老小小的怎麽辦？」

據悉，礦山鄉通過近年來的整合，關閉合並了許多小型銻礦，現在主要負責開采的有一家國營礦山和四家私營礦山，物華屬於後者。楊村長稱，國營礦基本都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勞保用品也有提供，但私營礦基本處於「放養」狀態，很多工人都是幹一天算一天工錢，勞動保護更是無從談起。

私人老板之所以敢置工人安危於不顧，除了欺負工人不懂粉塵的危害之外，當地的安全生產監察部門的不作為是重要原因之一。楊建軍稱，礦山鄉安監站副站長謝海斌與礦山有利益關系，而李秋香的一封實名舉報信中更提到謝除了擔任物華法律代理人，勾結當地官商，指使關鍵證人出庭做偽證之外，還在聽說李和金去找律師申請勞動仲裁時稱：「寧願發200萬打官司，也不能給楊初華一分錢。」

李秋香和金靖數次就此事到市、省、甚至到北京進行上訪和抗議，但均無功而返，媒體上也鮮見相關報道。如今，面對湖南省高院終於答應就確定雙方勞動關系立案，李秋香，這個四十多歲、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講的農村婦女稱她將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維權路漫漫，楊初華們能不能死而瞑目我們尚不可知，而船山村這批因為罹患塵肺而遭解雇的工人將如何維權，冷水江還有多少仍然在無職業防護的環境裏工作的礦工，社會各界將給予塵肺工人怎樣的關註，我們將拭目以待。

東莞諾基亞勞資糾紛案仍未解決

2013年9月，在微軟宣布將並購諾基亞公司之後，東莞諾基亞製定了一系列新的嚴苛的管理規則，這些規則被工人視為逼迫工人主動離職的手段，並最終導致11月19日爆發大規模罷工，規模一度達到3000人。

這場大罷工歷時7天，之後200多名東莞諾基亞員工被解雇，其中有70人開始嘗試聯合維權，向當地勞動仲裁部門提起仲裁，他們並沒有要求經濟賠償，而是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期望在恢復勞工關系後與廠方繼續進行談判。

該案於2014年2月10日至11日在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院開庭審理，工人們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在仲裁庭上表示願意與廠方調解，但諾基亞方面則拒絕調解，之後仲裁裁決判定工人敗訴，沒有支持工人恢復勞動關系的請求。

由於不服仲裁裁決，工人們向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提出所謂「集體離崗」的行為應屬於集體停工，與一般意義上的違紀曠工有明顯區別；此外，因公司之前」選舉」出的工會主席是企業的行政副總裁，違反《工會法》的相關規定，故其」工會主席」的身份不合法，更不能代表工人。因此，企業工會與公司訂立的舊版《員工守則》無效，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支付從解雇之日起到恢復勞動關系期間的工資。

但是一審法院卻於7月15日作出判決，認定舊版《員工守則》有效，且工人們停工的行為違法了《員工守則》，諾基亞公司解雇工人的行為也合法有效。

收到判決後，工人們向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指出一審判決對事實並未查清，適用法律也存在明顯錯誤。10月8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開庭審理。10月13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判決，認定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也正確，駁回了工人們的上訴，維持原判。

和今年三月發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勞資糾紛案一樣，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購而引發的勞資糾紛，這類案件近年來在中國、尤其在廣東省常有發生。但，這次勞資沖突和法庭的審理、判決很少見。首先，它是中國工人和世界最著名、在歐美有「保護員工」的良好聲譽的跨國公司之間的沖突，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其次，工人因罷工在前，被解雇在後（而且被解雇的達罕見的200多人），資方違法的事實如此簡單、明確，工人卻兩次敗訴。其中的原因，實在值得深究；最後，明確規定了企業高級主管不得擔任工會主席的《工會法》，通過並執行已十年有余，企業，特別是工會文化深厚的外資、歐美企業，在中國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廣東前省委書記汪洋推出了「騰籠換鳥」的「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經濟戰略。在此政策的引導下，許多珠三角企業都在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製造功能手機（非智能機）的東莞諾基亞工廠和製造低端服務器的深圳 IBM 工廠都被像微軟、聯想這樣的大公司收購我們看到，但許多公司在並購、轉型的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對普通工人沒有絲毫的尊重，因此不斷引發了工人們的憤怒，導致罷工。此案的重要性還在於，如果不在改變勞資關系的力量對比的過程中製止這些國際跨國公司的惡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護，而且，政府「騰籠換鳥」的戰略也很可能落空。因為，一個地區沒有對員工的權益的尊重，沒有最基本的社會公正，它就很難吸引高技術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質量的勞動力。

本案是廣東省、甚至中國在產業升級過程當中一起尤其值得關註的案件，它不僅反映出地方工會在維護工人權利方面的缺位，亦可從中體實例窺見產業升級過程中企業對於工人權利的漠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種種惡果。

豐田零部件供應商罷工 要求補發加班費補繳社保

10月22日，豐田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罷工，要求廠方依法補發被克扣的加班工資並補繳社保。當地警方在罷工開始後不久介入，與罷工工人發生沖突，有8名工人隨後被警方帶走。目前，被帶走的8名工人已獲釋，而工人們也已經復工。

據一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罷工最先從該廠製造部門開始，原因是廠方未及時發放工作津貼。9月，廠方為製造部門增加了工作津貼，但物流、質檢等部門的工人並未獲增津貼，引發其他部門不滿，曾引發小規模罷工。

「小規模罷工後，日方管理人員在會議上辱罵我們中國工人是『烏合之眾』，這樣的話傳到我們耳朵裏，我們都非常憤怒。」這名工人透露，「昨天（10月22日）中午1點，我們全體工人自發組織起來，向廠方提出了五點要求：一是津貼發放不公平，需保持一致；二是依法補發加班費；三是依法補繳社保；四是要求改善公司夥食；五是罷免一向站在廠方立場的總務科科長。」

工人們要求廠方管理層在1小時內回復，但廠方一直未予回應，之後工人在廠區內罷工，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談判。

「我們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罷工，多次和工人說不要動廠方設備、不要大吵大鬧。我們同時也向勞監部門、信訪部門反映情況，但他們都說廠方工資只要高於東莞市最低工資就行了。」

該廠廠工會主席也參與了罷工，他說：「在工人提出訴求之後，廠方完全沒有想到找工會與工人進行溝通，而是以公司名義出具了一個公告，我對此非常不滿。」

當地警方在罷工發生後介入事件，與工人發生對峙，隨後8名工人被警方帶走，其中有4人在沖突中受傷。

針對工人提出的訴求，廠方於10月22日發布公告，稱公司已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費和繳納社保，而津貼發放的多少是公司的自由，如有異議可以通過勞動仲裁處理。

該名工人稱，在8名工人被帶走後，廠方曾以放人威脅工人復工，「什麽時候復工什麽時候放人」，工們人迫於無奈，已於10月23日復工，而被帶走的8名工人也獲釋。

該廠工會主席稱，目前暫未有工人因參與此次罷工被廠方解雇，而他也將帶領工會繼續向廠方反映工人們的訴求。

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是日資企業，為豐田、本田、長安鈴木等汽車製造商提供零部件，該廠有員工一百余名。2013年，該廠母公司雙葉產業的前專務董事寺田武久曾因涉嫌賄賂中國官員在日本被捕。

番禺新生鞋廠7名工人因參與罷工被刑拘 數十工友赴廣東省總工會請求協助

11月11日，56名廣州市番禺新生鞋廠工友來到廣東省總工會，要求工會出面，協調釋放此前被警方從廠區內抓走，並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為由被刑事拘留的7名工人代表。據工人的微博帳號 @新生鞋廠工友維權 稱，省總法律部主任許平堅接待了工友們，並回應說工會目前正在與廣州市政法委協調，爭取盡快釋放被拘工人。

同時據一位工友稱，廣東省總工會當天告訴工人，因為資方態度強硬，省總此時已無法代表工人進行維權。據悉新生鞋廠並沒有建立基層工會。

因工廠搬遷時未與工人協調好安置方案，又多次拒絕工人的集體談判要求，廣東新生鞋廠的工人們自今年9月份開始進行了數次罷工、在廠內喊口號、到市政府上訪、及到市總工會求助等活動。政府相關部門後介入協調，並在10月31日作出承諾，於11月3日主持工人與廠方的談判。

然而，工人們等來的卻不是談判。微博消息顯示，3日當天上午200余名警員突然出現在廠區內，把工人團團圍住，並強行將14名代表和積極分子扔上警車帶走。秦慶枚，張衛平，楊麗燕等7人後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被刑事拘留至今。

隨後幾日，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反響，多條微博被轉發上千次。錦繡麒麟傳媒創辦人、資深媒體人楊錦麟也在他的微博上持續關註此事。現在已有多名律師表示將介入此案，為被刑拘工友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作為該案中工人談判代表之一秦慶枚的代理律師，葛永喜在本周一去看守所探望他的代理人時，被拘留所告知秦慶枚剛好在被警方提審，無法與律師會面。葛永喜說：「可能有人會說是警方故意不讓我見當事人，但我卻仍然對該案很樂觀，因為工人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當局刑事拘留他們僅僅是想起到威懾作用。」

「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宣判：裁定公司性別歧視 判賠兩千元

今年7月，女大學生黃蓉（化名）在應聘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的文案策劃一職時，三次被該單位以「限招男性」為由拒絕。於是，她於7月8日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將用人單位告上法庭，被媒體稱為「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

1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對這一案件做出判決，認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不對原告是否符合其招聘條件進行審查，而直接以原告為女性、其需招錄男性為由拒絕原告應聘，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業的權利，對原告實施了就業性別歧視」，並要求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雖然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並沒有像去年起訴巨人教育的曹菊（化名）那樣拿到3萬元之高的賠償金，但這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去年12月，被稱為「中國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的曹菊（化名）訴巨人教育歧視案以當庭和解的方式結束，曹菊獲得了巨人教育提供的3萬元賠償金。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雖然沒有曹菊那樣拿到高額的賠償金，但這卻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今年6月25日，黃蓉在趕集網上看到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招二名文案策劃的信息，覺得自己各項條件均符合，於是在網上投遞了簡歷。可是一直沒有等來回復，她主動打電話詢問，得到的回復是「這個崗位只招男性」。雖然她再三表示可以勝任職位，但公司都一只招聘男性為由拒絕了她。

黃蓉說，她對這種性別歧視行為無法理解，並擔心以後會有更多的女性遭遇這種情況，再三思考後她決定起訴至法院。

7月8日，黃蓉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寄出了起訴狀。起初法院表示該案件不可訴，歷經一個月的據理力爭和遞交補充證據材料，8月13日，黃蓉終於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書。

湖南長沙環衛工人要求與當地環衛部門簽訂勞動合同

11月20日，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工人選舉產生了15名談判代表，要求當地環衛局與工人就簽訂勞動合同等問題進行集體談判。昨天（11月25日）嶽麓區環衛局的官員並沒有與工人進行談判，但據工人們的談判顧問稱，事件仍在朝較好的方向發展。

本月初，由於有消息稱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事業系統改製，牽涉環衛工的就業、養老保險、積欠補貼及獎金等問題，導致11月3日該區環衛工發生罷工。

據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環衛局是想讓工人改與街道環衛部門重新簽一份沒有社保的勞務合同，而不是保障勞動者法定權益的勞動合同，簽訂這份勞務合同意味著工人不再享有「五險」。

據媒體去年報道，長沙市五區環衛局共有職工10543人，聘用製臨時工超過八成，多達8573人，主要是邊遠山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也有少量城市下崗工人，大多數工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

過去半年中，中國至少發生過十起環衛工人罷工，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罷工，他們通過罷工和談判，爭取到了賠償並與新的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

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工人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成功爭取多項權利

12月6日上午9時，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7日，廠方發布公告，答應了工人部分訴求，工人代表也建議全廠工人於12月8日復工。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今年8月，利得鞋業傳出搬廠的消息，廠方開始削減工人的工時，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並威脅工人如果不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就會面臨解雇。

「我以前工作一個月可以賺5000塊錢，」一名在利得鞋業工作了21年的工人說：「現在一個月只有3000塊錢。」她同時推測，廠方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是不想為工人補繳拖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從9月到11月，利得鞋業的工人召開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談會，並分別在9月和10月發起了兩次小規模的罷工。12月5日晚，工人們決定於6日發起集體罷工，迫使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

罷工發生後，利得鞋業的工人立刻開通了微博賬號 @利得工人 直播事件進展。根據工人們發布的微博顯示，6日晚上，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推選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並確定了首席談判代表、第二、第三談判代表等具體分工；同時，也推選出了3名工人團結基金的管理員和5名新媒體宣傳員，以及工人糾察隊隊長和副隊長。

面對準備充分的工人，廠方也迅速回應了工人們的訴求，與工人們進行了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在廠方發布公告後，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決定於12月8日復工，但同時要求廠方在12月13日與工人進行第三次集體談判。有工人代表稱，他們對後續發展感到樂觀。

「我們的集體行動確實是有效的，」一位工人代表說：「即便廠方不遵守他們的承諾，我們61名工人代表還在這裏，工人們隨時準備著進行下一次罷工」

廣州一工會主席代表工人集體談判後被打擊報復 一審勝訴獲賠4萬余元

原廣州大友汽車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友公司」）工會主席洪壁明，因在去年6月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後引發公司不滿，遭降職、沒收辦公電腦等一些列報復。今年3月，他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未依法支付勞動報酬為由，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並提起仲裁、訴訟。12月5日，該案經廣州市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判決洪壁明勝訴，由大友公司一次性賠償其經濟補償金等費用4萬余元。

洪壁明於2007年9月加入大友公司，並從2009年7月開始擔任公司擔當主任一職。2013年3月，洪壁明在工會換屆選舉中當選為工會主席，之後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並成功為工人爭取漲薪。但此舉動引發公司不滿，之後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免去他擔當主任一職，並采取沒收辦公電腦、架空工作等方式拒不提供勞動條件。今年1月起，還被單方面降低了工資標準。

其間，洪壁明曾大友公司提供勞動條件並支付工資差額，但公司均不予回應。他也曾向番禺區總工會求助，但也協調無果。在被迫無奈情況之下，他於3月15日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勞動報酬支付違法、工作崗位調整違法等為由向大友公司提出解除雙方勞動關系，同時提出了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報酬差額和開具離職證明等要求。

公司對洪壁明的要求不予理睬，因此他提起了勞動仲裁。

今年8月，番禺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該案進行了仲裁，裁定僅支持了洪壁明少部分訴訟請求。由於對裁決不服，洪壁明又向蘿崗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

蘿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大友公司免去洪壁明擔當主任職務不合法，理由基於：

大友公司《職工就業規則》規定，職工職務應根據「生產經營狀況、組織機構變動、職工績效考核結果」來考量，故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大友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曾向洪壁明告知不續聘的理由，且未能證明曾對他進行績效考核而結果不能勝任。故公司以洪壁明不能勝任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雖然公司對勞動者作出任職、免職決定等屬於企業的管理自主權，但這種自主權不應被隨意濫用。洪壁明在擔當主任職務上已經工作滿四年半，這項職務是對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和對相應勞動報酬的固定。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對洪壁明極不公平。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十七條第一款，「工會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滿時，不得隨意調動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調動時，應當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但在本案中，大友公司不再聘任作為工會主席的洪壁明擔任擔當主任，並停發職務工資，缺乏規章製度依據和法律依據。

據此，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大友公司需向洪壁明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職務工資、電話補貼等4萬余元，並為他開具解除勞動合同證明。

中國20地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平均漲幅近年最低

中國勞工通訊在今年統計了中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最低工資增長情況。統計結果顯示，共有20個地區在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3.1%，較往年有所下降。

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廣東等省份在內的12個地區在今年並沒有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一的廣東省，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在2013年5月1日。但位於廣東省境內的深圳市，在2014年2月1日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808元，漲幅11%；將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6.5元，漲幅達13.8%。

浙江、江蘇和上海在2014年分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上調12.2%、10.1%和12.3%，但同樣屬於製造業重鎮的福建卻未調高最低工資，福建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在2013年8月1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4元。

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20個地區中，貴州省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漲幅最高，達21.4%；其次是重慶市和青海省，達19%；四川省則將最低工資標準調高16.7%，位居漲幅榜第三。雖然這些省市大幅調高了最低工資準備，但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仍然只有上海市、深圳市最低工資的2/3左右。

據人社部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24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國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與往年數據相比，今年雖然增長幅度達到了兩位數，但是13.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

如果將12個在未調高最低工資的地區也計入，今年全國32個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僅調高8.2%。

最低工資標準漲幅下降或許與今年的低通脹有關，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今年一直在1.5%和2.5%之間浮動。然而，總體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製造業的衰退趨勢也對最低工資增長造成了壓力。在此情況下，許多拿著低收入的工人實際到手的工資並沒有任何增加。

盡管大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每一年都有上調，但依靠最低工資在中國的城市仍然難以維系生計，許多中國工人都需要靠加班等方式才能拿到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工資。

深圳一服裝廠罷工滿一周 工人要求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截至今天，深圳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經罷工滿一周，昨天（12月16日）經民主選舉產生的8名工人代表和深圳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見面，並向他們遞交了此次罷工的情況通報。前一天（12月15日），工人們向公司發出了集體談判邀約，要求公司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

12月10日，為G2000、優衣庫、班尼路等服裝品牌供貨的港資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因連續多年欠繳工人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積金，引發數百名工人罷工。據該廠工人開設的維權微博「慶盛廠工人維權」發帖稱，公司從2003年開始才為員工購買社保，導致該廠很多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員工退休後，工齡雖然滿15年卻不能享受養老待遇。此外，公司自2010年12月至今沒替員工繳納住房公積金。

一位昨天與深圳市總工會工作人員會面的工人代表稱，工會工作人員說，慶盛公司的做法違反了法律，並承諾盡快讓區工會介入處理此事。

「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說，對我們工人組織地這麽好、又有非常明確的訴求感到很意外，」這名工人代表說：「我們期待工會的回應。」

此外，有工人指廠方即將搬遷，並且目前已經將一些物資搬運到同一公司旗下的深圳利華集團。而大批工人則聚集在工廠門口，阻止廠方搬遷物資。

「我們必須在年關前追回廠方欠繳的社保及公積金，否則工廠被清空後便難以追討。」一名工人說。

目前，廣東電視臺珠江頻道已經對此次罷工進行報道。

河南女建築工討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後多名學者致信習近平要求保護建築工合法權利

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團經貿龍瑞苑工程項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鄲城建築工人，被拖欠2.9萬元的工錢，多次催要未果。春節臨近，工人們計劃直接向項目部討要工錢，被保安阻攔，發生爭執。警察到場後，暴力侵害討薪農民工母親周秀雲，導致她「非正常死亡」。

12月26日，一則名為「河南討薪女民工命喪太原龍城派出所」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起了廣泛關註。視頻總長1分22秒，分為兩段。第一段是1名穿紫紅色大衣的長發女子坐在地上，抱著一名民警的腿，民警的右手看上去是拉著女子的頭發。第二段視頻中，這名女子已經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民警的左腳踩在女子的頭發上。

據死者周秀雲的丈夫王友誌稱，當時現場來了4、5個警察，其中一個胖警察問他們有沒有帶身份證，並說「像你們這樣犯罪分子一概不能輕饒」，警察開始說臟話，他們與民警理論，就被推到一邊並戴上手銬，塞進警車。

死者的兒子王奎林稱，周秀雲在工地門口抱著警察的腿懇求放了她的丈夫王友誌，期間被拽頭發、擰脖子等，「那個警察把我媽的頭狠命往下按，臉都貼到肚子上了」。後來周秀雲仰面躺在地上長達1個小時，一名警察用腳踩著周秀雲的頭發，並指責她「裝死」。

王友誌稱，警察把他和周秀雲塞進同一輛警車，由於是背銬，他只能用腿拱一拱周秀雲並喊她的名字，但那時她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唯不知生死。

12月26日晚間，太原市公安局官方網站發表《關於「12.13」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況通報》。通報稱，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龍城派出所民警在處置「龍瑞苑」工地糾紛警情期間，發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事件發生後，太原市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請檢察機關介入調查；同時，由相關領導帶領督察部門展開調查，依規對當事民警做出停止執行職務決定。

12月30日淩晨，太原市檢察院對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濫用職權罪批準逮捕。

12月29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原、郭於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盧暉臨，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教授潘毅等人在內的多名學者，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聯名信，要求在建築業工人中真正貫徹《勞動合同法》，避免「12·13」悲劇再次發生。

這封聯名信稱，這一事件不僅表現了警察的違法執法，也反映了中國建築業農民工存在的諸多問題。聯名信中列舉了包括勞動部門執法不力，建築業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率長期保持低位；建築業農民工的工資嚴重地拖欠，工傷和職業病得不到賠償；《建築法》明文禁止建築公司違法轉包、分包建築工程的行為，現實中卻屢禁不止的三大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包括嚴肅查處建築業的違法轉包行為、問責勞動部門、設立農民工維權熱線、微博、微信和郵箱及推動一線建築工人的工會組建工作四點建議。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群體性事件地圖統計，建築行業工人罷工主要原因是由於拖欠薪水，並且該行業罷工數量在今年下半年有顯著增長。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55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15%。然而，在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中，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168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30%。

二零一五年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實施前 廣州利得鞋業工人集體談判成功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於昨天（1月1日）起正式實施。然而去年12月，廣州番禺利得鞋業的工人們就已經通過與公司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成功爭取多項權利。

12月6日，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12月17日，利得鞋業的工人與廠方進行了第三輪集體談判，公司在同一天發布公告，決定將各員工入職以來，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高溫補貼等不足的部分三項合並以一次性每人每工作滿一年按2000元的標準發放，以六年為上限，工作未滿一年的員工按每滿一個月166元的標準發放，並承諾於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

在這一輪集體談判結束後，利得鞋廠全體員工全部復工，這場維權行動暫告段落。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指導工人此次維權運動、也是番禺打工族另一位工作人員的孟晗說，工人們罷工的時機選擇的很好，因而達到了預期成效：「工人們最懂得生產製造的流程。比如說，他們會選擇在工廠最需要全力生產的時候進行罷工。」

利得鞋業的案例僅僅是許多通過罷工爭取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中的一例。1月1日，《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正式實施，廣東省的工人們能否通過這份新頒布的條例進行有效維權，還是必須通過罷工才能爭取集體談判？我們拭目以待。

中港兩地勞工界聯署抗議針對公益維權人士的暴力事件

2014年12月26日，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曾飛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人士的毆打，眼鏡被打壞，右顴骨附近也有傷痕。

曾飛洋描述當時的情形說：「當天上午，四名青壯男子來到打工族服務部門口，說要找曾飛洋。我說我是曾飛洋你們有什麽事？他們說我欠錢，我說不欠他們的錢。他們說你還不承認，兩人立即揮拳毆打我的頭部，把我的眼鏡打飛了，又連續揮拳擊打我的手臂肩膀，又飛腿踢打我的大腿和臀部，我沒有做任何還手，我們的其他與會人員也沒有出手反擊。兩分鐘後，這四個歹徒離開打工族服務部辦公室。」

其後，曾飛洋和機構工作人員向警方報案，警察到場取證並帶曾飛洋到富華派出所做了筆錄。

12月27日，中國大陸勞工界發起聯署，嚴厲譴責針對勞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要求廣州警方盡快破案，依法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對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截止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20個勞工機構和2000多人參與聯署。

香港職工會聯盟和全球化監察組織也於12月31日發出緊急呼籲，譴責針對中國勞工團體和中國工人的暴力攻擊，並敦促中國政府依法查處暴力攻擊案件，保護公民安全。

這份呼籲書中也提及近年來勞工NGO受打壓的情況。自2012年以來，深圳小小草中心辦公室被暴力打砸、不斷被逼遷﹔中山打工族服務部金石長被資方保安毆打並被暴力逼出廣東﹔浙江永康小小魚機 構被打砸、負責人黃才根深夜被暴徒打傷﹔深圳春風服務部張治儒不斷被逼遷、車輛被破壞、多次受到電話恐嚇﹔直至最近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被暴力襲擊。

呼籲書認為，在中國工人意識醒覺、維權鬥爭此起彼伏之時，針對中國勞工團體的暴力攻擊顯然是為了嚇阻和遏止中國勞工運動的壯大。

佛山工藝總廠工人被非法解雇案仲裁開庭

2月2日，佛山市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和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分別開庭審理了佛山工藝總廠（又名佛山同心首飾廠）35名工人因要求公司進行集體談判而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

當天上午，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審理了其中32名因參與選舉工人代表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公司的代理律師稱，其中6名工人被解雇是由於曠工而被解雇，而另外26名工人並沒有被解雇，而是因為他們違反不準帶手機進入廠區的規定，所以被禁止入廠。

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段毅和孟凡琦是該案中工人們的代理律師，他們在庭上稱，在去年11月工人們質疑廠工會合法性之前，廠方從來沒有實施過進廠禁止帶手機的規定。而就在幾個月前，工人們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跟廠方談判，並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書，其中有保證不對工人打擊報復的條款。孟凡琦稱：

去年11月20日，工人們要求改組現有的廠工會、重新選舉工會主席，並向佛山市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等上級工會發函，邀請其介入指導工作。但原定於11月27日召開的會員大會，卻被廠方雇傭的數十名保安阻止。

後來工廠直接把工人鎖在廠外，聲稱根據工廠規定，攜帶手機的工人不可進入廠區。但據工人稱，這條規定此前並未被實施過。而更過分的是，廠方從未沒有征詢過工會和工人的意見就擅自執行了該規定。從始至終，廠工會都無動於衷，而多名工作十數年的工人都稱不知工會主席是誰。

段毅律師隨後指出，這26名工人被拒進入廠區差不多有兩個月，因此即使沒用經過正常的程序，他們也應被判定為被工廠即時解雇。

「而對於那6個已經收到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的工人來說，」段毅說。「廠方提供的證據表明，廠工會已經同意解雇這6名工人，但我想問的是：工廠有工會嗎？誰是工會主席？這6名工友是工會會員嗎？我們如何確定工會簽章的真實性？」

廠方的代理律師稱其對工會事宜皆不清楚。段毅繼續質問：

所以你們出示的證據是由一個連你們自己都不清楚的組織認可的？我在此提請仲裁庭對廠工會是否存在和其合法性展開進一步調查，因為工人們是因為參加了工會活動而被解雇，而工人你們對於召開此工會活動已經提前告知了各級工會。

當天下午，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又開庭審理了祝新華，鄭洪雙和錢森華三名工人代表訴佛藝工廠因其組織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而對其打擊報復並將其解雇一案。

祝新華等三人於11月25日，也就是工人代表大會召開的兩天前被解雇，理由是「從事不當活動，曠工，怠工」。而這三名工人代表稱，9月雙方通過集體談判簽署協議之後，廠方只給他們非常少的原材料，以至於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開工。

段毅在下午的庭審中更利用廠方上午出示的證據反過來駁斥其解雇三人與其代表身份無關的觀點。廠方在描述其於11月27日拍攝的一段的視頻時，稱這三名工人代表「躲在樓頂指揮工人」。段毅律師回應稱，既然你們作出了上述指控，又怎麽能說解雇這三人和他們身為代表一點關系都沒有？

仲裁庭並未當庭宣判。段毅律師總結當天的兩起案件，說道：

仲裁只是眾多程序中的第一步，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這麽多工人因參與工會活動被解雇，並依據《工會法》爭取自己的權利。我非常欣慰看到中國工人在這些年來的成長和成熟。

2015年兩會中與勞工議題相關的提案

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光明網推出了「老百姓眼中的改革關鍵詞」的活動，截至2月28日，有24萬人次參與了這項調查。其中，「收入分配」以12.2%的得票率占據榜首，而「戶籍改革」「社會保障」等與勞工密切相關的議題也進入了關註榜的前十位。

而在兩會的提案中，也有不少都與勞工密議題切相關，涉及帶薪休假、產假、出租車壟斷經營、農民工問題等諸多方面。我們按照關註焦點的不同對這些提案進行了整理。

帶薪休假
1. 國家旅遊局前局長邵琪偉：進一步推動落實帶薪休假製度

近年來，官方已開始大力推動帶薪休假製度全面落實。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便提出「落實帶薪休假製度」。國務院去年8月又公布了《關於促進旅遊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鼓勵職工結合個人需要和工作實際分段靈活安排帶薪年休假。「《勞動法》早就已經立法(確定帶薪休假製度)了，關鍵是一個實施和落實的問題。」邵琪偉表示，希望各方面進一步引起重視，進一步推動帶薪休假製度的落實。

打破出租車牌照壟斷
1. 代表政協委員熱議出租車行業改革：呼籲出租車市場依法放開

2014年中國出租車行業「專車」的橫空出世，讓中國城市的公共交通遭遇新變局，而個別城市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也引起代表委員對「打車」這件事的關註。乘客對出租車價格和打車難怨聲載道，而出租車司機也對專車搶生意不滿，如何改革目前的備受批評的出租車體製？

2. 李書福委員：出租車改革關鍵是打破牌照壟斷

針對不久前引發社會熱議的出租車改革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盡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車改革的關鍵是打破牌照的壟斷式管理。這是李書福第三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關於出租車體製改革的建議。「出租車行業亟待進行體製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堅冰"，改革的方向應是破除壟斷，將出租車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李書福提議，應該直接向符合準入的一線司機開放出租車經營權，通過充分競爭盤活市場，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別「打車難」、「打車貴」現象。

教師工資
1. 兩會提案聚焦教師問題 農村如何破解師資短缺

「當前我國農村教師編製測算『標準上超編』，但『現實中不足』。」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姚立迎介紹，民進中央將向全國政協大會提交《關於進一步調整我國農村教師編製的提案》。在這件提案中，民進中央認為，農村教師編製的核心問題是改變教師的配置方式，采用「基本編＋機動編」的方式使農村地區教師數量能滿足正常的教學及相關工作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王佐書表示，教師穩則教育穩，教師地位高則教育地位高，在我國農村學生還占大多數的情況下，發展農村教育，解決農村師資隊伍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產假
1. 全國政協委員張禮慧：女性產假應延長至3年

「女性延遲退休的相關政策，還可與延長產假相結合。」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張禮慧說，可借鑒國外經驗，將婦女的產假逐步延長，甚至可以延至3年，直至孩子上幼兒園。延長了產假，對孩子的教育、心理等方面都有好處，產假結束婦女出來工作時，也會更加投入。這樣一來，就可與女性延遲退休政策形成互補。

2. 中國科協副主席建議：夫妻共同休產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賽娟等八位委員，已聯名向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提交大會發言，建議女性高級專家與男性同齡退休；同時適當延長產假時間，推行夫妻雙方共休產假製度。

農民工
1. 「最美洗腳妹」劉麗：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

劉麗建議，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她說，農民工去走仲裁程序，即便勝訴了，用人單位明知理虧還要起訴上訴，終審後也不執行。但打官司的時間和成本幾乎完全由勞動者承擔，是不公平的。「我建議，要讓敗訴的用人單位承擔勞動者仲裁、訴訟期間的工資，引導勞動者自願去仲裁，也才能引導用人單位主動去承擔法定義務，放棄濫用訴權。」

2. 全國人大代表張曉慶：將農民工職業病納入基本醫保

張曉慶建議，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的監管落實，普及職業病防治的知識，增強用人單位的職業病防治觀念，提高勞動者的職業健康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和行使職業衛生保護權利的能力。建議將當地勞動環境保護指標和企業工人健康相關指標納入政府考核範圍中，加強政府對勞動保護的重視。有關部門應加強對企業勞動合同簽訂、工傷保險覆蓋以及勞動環境的監督與指導，對於勞動環境惡劣的企業應該嚴格監管。

塵肺病
1. 民進2015兩會提案：完善塵肺病救助和保障製度

我國為保護塵肺病職工的合法權益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社會保險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勞動能力鑒定國家標準等，然而由於現有的救濟和補償製度覆蓋面較小，職業病鑒定（工傷認定）程序復雜、索賠困難等原因，多數塵肺病患者獲得救助的途徑依然艱難。

公務員考試
1. 人大代表龐麗娟：中職高職生也應能考公務員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龐麗娟建議，允許職業教育的學生們參加研究生、公務員等考試。她提出，「希望能給中職、高職這樣的學生多一些出口，比如允許他們考公務員、研究生等。」龐麗娟提出，現在社會上就業還是唯學歷論，而事實上未必學歷高的就一定比學歷低的能力強，應該從學歷論改為能力論，政府需要突破現有的勞動、人事和就業製度。

她們是誰？中國被捕的五位女權活動人士簡介

從3月6日開始，北京、廣州、杭州、雲南等地多名女權活動人士被警方帶走。隨後，鄭楚然（大兔）、韋婷婷、李婷婷（麥子）、武嶸嶸、王曼五人被拘留至今。而她們原計劃在婦女節日期間進行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

據悉，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她們得知長期關註的性騷擾問題有可能獲得「兩會」代表重視，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將就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進行提案，因此希望在民間作出響應，並商定了活動主題「製止性騷擾，安全你我她」，原計劃將抵製性騷擾的標貼貼到公共交通工具上。

她們被拘留後，包括廣州十所高校的學生、中國大陸勞工界人士、全球女權聯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團體都在網上發起了聯署行動，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這五名女權活動人士。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Samantha Power）3月13日也在社交網站 Twitter 上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五名被拘的女性維權人士。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向您簡單介紹這五名女權行動者以及她們曾參與策劃過的行動，並會實時更新她們的最新情況，期望她們能夠早日獲釋。

她們是誰？
鄭楚然（大兔）
又名大兔，女權行動派成員。畢業於中山大學，擁有雙學士學位。曾參與策劃過「消滅鹹豬手」、「占領男廁所」、「取消女性職場歧視」等行動。

韋婷婷
武漢大學人類學碩士，r&B雙性戀團體聯合發起人。分別於2007年和2009年在武漢發起組織話劇《陰道獨白》的演出，2010年開始加入倡導性別多元平等的機構武漢rainbow LGBT，2011年來到北京加入紀安德，擔任項目主管，並在同誌亦凡人擔任主持。

李婷婷（麥子）
又名麥子，女權行動派成員，北京益仁平中心 LGBT 項目負責人，長期關註性別平等議題。曾參與策劃過「占領男廁所」、呼籲男女高考平等分數線等行動。

武嶸嶸
浙江民間公益機構「杭州蔚之鳴」創辦人，曾在公益機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任職，從事維護婦女權益近八年。曾參與發起「占領男廁所」、「剃光頭抗議教育部高考性別歧視」及「反對家庭暴力」等行動。

王曼
女權主義者，「全球反對貧窮活動」（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項目協調人，長期關註在消除貧困領域的性別平等議題，多次參與性別平等倡導行動。

她們做過什麽？
占領男廁所
2012年2月19日中午11時許，在廣州市越秀公園旁的一個免費公廁旁，幾名女大學生上演了一場「占領男廁」的行為藝術。中午11時許，李麥子和幾名女大學生一起帶著「道具」來到了越秀公園旁的免費公廁。此時，女廁旁已經排起了長龍，而男廁門口卻沒有一個排隊的人。李麥子的朋友舉起了兩個自製紙牌，一個上書「關愛女性從『方便』開始」，另一個則寫著「女人更『方便』，性別更平等」。女大學生們還向市民派發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她們在信中呼籲：通過立法來增加公廁中女廁位數，比例至少應該達到 1：2。

吃掉職場鹹豬手
2012年3月8日，在熙來攘往的廣州街頭，一個由鹹豬手堆砌而起的「小山堆」格外引人註目，鹹豬手「小山堆」上立著一把巨大而閃亮的「菜刀」。在這個屬於女人的節日，幾位廣州女青年上演了一出「消滅職場鹹豬手」的行為藝術，倡導女性勇敢反抗性騷擾。 在現場，誌願者們向過往民眾派發宣傳單，進行防性騷擾方面的知識普及。針對男性和女性，宣傳單分為不同的兩種，倡導男性尊重和保護女性，鼓勵女性勇於反抗性騷擾。

致信500強CEO抗議招聘性別歧視
2012年4月26日中午，廣州中山大學大四女學生鄭楚然向中國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各寄出一封信，呼籲企業發表平等用工聲明，關註並解決招聘大學畢業生時對女性不公正的要求和限製。 鄭楚然說，她找工作時發現，很多企業招聘公告中有「限男性」「女生身高1.65米」等條件。很多企業認為，多數女性會為了照顧家庭而不能專註於工作，年輕女性結婚生子會增加人力成本。鄭楚然認為，企業並沒有用人唯賢，而是在女性入職條件上加上了比男性更多的限製。

邀人社會廳廳長逛就業市場
2013年，中山大學應屆畢業生鄭楚然到南方人才市場調查發現，招聘崗位裏有10%標明限招男性或男性優先，而且，這些崗位大部分非國家規定的不能讓婦女從事的重體力勞動工作。她昨日致信廣東省人社廳廳長林應武，邀請林應武逛人才市場，了解就業性別歧視。 之後，省人社廳回復稱，南方人才市場已根據省廳和廣州市人社局的要求，自查自糾，對所公布的用人單位招聘崗位信息進行全面核查，及時清理了存在性別歧視內容的招聘信息。另外，省人社廳也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強日常巡查，暢通受理投訴舉報渠道，並對所轄人力資源市場的招聘活動進行集中檢查，及時發現、糾正性別歧視和其他各類就業歧視現象。

上書人大代表要求解決女性如廁難
2014年兩會前，李麥子和全國各地百余名女大學生的聯名來信，要求人大代表解決中國的女廁所廁位不足問題。她們發出了兩百多封電郵，三百多封平郵，加上不可計數的微博遊說，收到的最多的回復是簡單的「我已收到」。但浙江省一名來自醫院系統的人大代表，認真回復了學生們的郵件，並承諾，將在合適場合多多提議；一位來自高校系統的學院院長也回復說，將會以學生們提供的材料，作為履行代表職務的參考。

砸花瓶
2012年，李麥子和西安的幾名女大學生就通過「砸花瓶」的行為藝術向反抗女大學生選美活動。活動發起人李麥子稱，因為女性的美是自己定義的，不是別人定義的，所以任何選美都是把女人的美，都是讓別人定義她的美。我們反對選美，其次我們希望那些女性從自身的美中獲得自信，而不是去通過別人的肯定才知道自己是美的。 按照事先的計劃，李麥子和其他幾名女大學生，拿起提前準備好的榔頭，將兩個插有鮮花的花瓶當場打碎。李麥子稱，我們覺得花瓶它其實是作為一個女人外表美的一個象征，別人評選她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就不去做這個花瓶。

最新情況
據紐約時報報道，3月13日其中四名女性的律師透露，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正式拘留了五名年輕的女性活動人士。律師們表示，這些女性都被關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澱看守所，盡管其中兩人上周被關押在中國東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與律師見面。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二零一九年

中國建築工人需要建築行業工會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2018年建築工人的集體行動在所有工人抗議活動中占最大比例（45%），而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人抗爭都與追討欠薪相關。

同時，根據中國安全事故地圖統計，2018年建築工人也是各行業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體（占比26%）。這一統計結果與應急管理部通報的數據相符。該部門指出，自2009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開始超過煤礦，已連續9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主要事故類型為高處墜落和坍塌。如果采取適當的安全程序，這些事故本可以避免。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建築工人被系統地剝奪了基本勞工權利（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且正如應急管理部指出的那樣，在建築業混亂的分包轉包系統中，在缺乏適當培訓和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建築工人的職業健康和安全往往難以保障。

許多觀察者將這一情況歸咎於執法不到位、剝削的老板和漠不關心的政府官員，甚至歸咎於工人自身不了解自己的權利，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或找到有效出路。

今日，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一份關於建築行業的中文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 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將為解決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報告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工會開始，讓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回歸到建築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回歸到建築工人的組織者，回歸到代表建築工人與建築企業協會集體談判的談判者。

報告提議，工會應走出辦公大樓，走進建築工地現場，把建築工人組織到工會中來，從而使建築行業工會在一線建築工人當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實現按年調整業內不同工種的工資標準，規範工資支付方法和日期，確定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的繳費方法以及繳費額度。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每名建築工人在進入工地前，便繳付了各種保險，從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無意違法；建築企業可以以符合建築行業特點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築工人支付工資，從而最大程度避免發生欠薪；一線建築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們，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2018年10月29日，習近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講話，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從建築行業入手，從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起，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本報告首先描述了建築行業的基本狀況，其後分析了建築行業的分包製度，以及建築工人的權利保障狀況，並以案例說明了建築行業「法外運行」對普通工人的影響。 最後，報告呼籲，通過建築行業工人工會的歸位，逐漸解決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足等問題。

隨著春節來臨，又到了建築工人討薪的季節。報告建議，應以建築行業工會歸位為起點，走出解決建築行業沈屙頑疾的新出路。

跨地區卡車司機罷工一周年：原子化卡友如何組成互助網絡？

2018年6月8日，山東、四川、重慶、安徽等至少十個省市的卡車司機發起了一連串抗議。上百輛卡車停泊在路邊形成長長的車龍，車上掛了「拒絕疲勞駕駛」、「抵製低價」等標語。司機的抗議內容一致，主要是運價過低、油價高企、交警路政隨意罰款、疲勞駕駛以及貨運平臺「運滿滿」禁止其與客戶私下溝通的新政策深感不滿。

中國卡車司機通常自購車輛，以接貨運貨為生，是工作相對獨立的職業群體，既不依賴生產裝配流水線，也不需要太多工作搭檔。司機們原本各自工作，竟然組織起跨越省份的大規模行動。這既暴露了卡車司機行業存在的勞動問題，也令人驚訝這一群體如何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究竟是什麽讓司機們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這些網絡又如何發揮作用？去年出版的兩本《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下稱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答案。

自由的卡車司機：操控方向盤便能掌握生活嗎？

網上媒體「卡車世界」的一篇文章，向我們展示了早年卡車司機的大眾形象：在人口戶籍製度極為嚴格的時期，卡車司機能夠穿州過省，見識不同風俗，是少數「自由」和「神秘」的職業。過去只有大型國企才有運輸部門，汽車亦屬稀有品，更使卡車司機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職業。

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政府加緊興建高速公路，外貿和沿海城市高速發展，以及個人買車成為卡車司機的比例愈來愈高，物流業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產業。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5%的受訪卡車司機是散戶。一些司機入行的原因，雖然跟以往的卡車司機有所重疊，都是喜歡車和喜歡駕駛，崇尚擁有一輛車後掌控工作的自由，但正是同一種工作，在今天向我們展示了自由的另一面。

不少卡車司機在入行前均認為可以自己控製駕駛時間與進程，然而實際勞動時間的長短並不在司機自己的控製範圍內。調查報告發現，卡車司機每天駕車平均時間在8-12小時的占42.1%，超過12小時的占9.2%，在5-7小時的只占24.9%，可見工作強度之大。值得留意的是，自雇司機的工作時間比他雇司機長，反映自我剝削的情況普遍。自雇司機最長持續開車時間為11.05小時，他雇司機則為10.31小時。晚上8點以後開車時間的平均值，自雇司機為4.39小時，亦高於他雇司機的3.75小時。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卡車司機既是車主，也是一個龐大的負債群體。根據調查報告數據，購車司機當中有83.7%不是以自己的存款來買車，其中向銀行貸款和向家人朋友借款的比例超過七成。一般而言，卡車司機貸款的還貸期為2年。在這段時間內，他們每月都要搭錢還貸，基本上不挑活兒，有人一個多月也沒下過車。而已經還完貸款的卡車司機則對工作有較大自主性，精神狀態也比較放松。

另一方面，卡車司機雖然每單運輸帳面收入頗高，但受訪司機均表示行業最大問題是成本高。加上市場不規範、競爭激烈、路卡多、收費高等問題，使收入大幅減少。根據調查報告，卡車司機全年平均收入為10.7萬元。當中，年收入在10萬元或以下的占約七成，高於10萬元的占28.8%。單看收入似乎不錯，但考慮到車主還要還貸和支付各種維修費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沒有想像中高。

由找貨到裝卸：為了開工要付出多大努力？

除了生計難以掌握以外，勞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也讓卡車司機相當頭痛。第一個司機們會碰到的問題，是貨從何來。一般來說，入行時間愈長的司機愈能擁有固定貨源。但入行時間較短的人便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找貨。自由的司機成為激烈競爭的對手只是一瞬間的事。近年來，很多卡車司機都湧入「貨車幫」、「運滿滿」等App找貨，變相使其成為壓價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9600元的運費動輒被壓成5600元，貨站漁利4000元，占總金額超四成。

找貨之後是拼貨。由於承運的一般是零擔貨物，即使有部分固定貨源，卡車司機依然要找貨、拉貨、等貨。經歷過失業的人都會明白，等待是最痛苦的時候，司機等貨的過程也是同樣道理。調查報告訪問的一位卡車司機清楚地計算出焦慮感的來源：「等待花著錢呢，心裏著急。住一兩天還行，三四天就難受了。住店30元，1個人1間房，公用洗浴。 （…）停車費一天35元，吃飯一天3頓四五十元。合計一天得100多塊錢。」

配好貨後還要裝卸，意味著司機的等待仍未能結束。據卡車司機們表示，裝卸工的特點是：給錢，先給你卸；不給錢，你就排著等吧。有時一排可以等12小時，一天也未卸好貨。為了加快進度，卡車司機們只得用盡各種手法：天熱了給買水喝，幹活時塞包煙，到飯點時供應盒飯，直接給錢更是少不了。

上路後：只身在異鄉如何化解難題？

好不容易裝好貨開始上路，大多已是半夜，這個時候各種亡命之旅才正式上演。首先是要躲交警、路政。由於各地執法標準不同，不少卡車司機難以保證車輛完全符合標準，隨時「被超載」、「被非法改裝」，惹來各種罰款，因此，他們在晚上趕路時都會盡量全速前進，務求躲過早上交警較多的時段。當然還有不少司機是受想要賺錢的迫切心情驅動。晚上開車特別容易困，許多司機自訴開著開著，看見各種幻象，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看見跑馬、出現地毯等。

為了維持高效，卡車司機始終需要中途休息以補充體力。這段時間往往令他們最頭痛。人生路不熟，司機最痛恨的是路上被偷油、偷貨和碰瓷。調查報告引述的一位司機便表示，假如到了服務站沒有付錢叫保安關照，那多半是要倒楣。「一宿能偷1萬塊錢的油，沒有人管，發現了也不能下車，下車揍死你。」就算開車時也能丟貨，「偷貨時，大車在前面跑，小車在後面跟。小車上有個磁鐵直接吸到大車上，（…）小車上的人就趁機爬到大車車廂偷貨。」卡車司機都明白，報警毫無作用，還費時費事，做了筆錄後音訊全無早已司空見慣。因此不少司機只能做足防範，遇事後自認倒黴。

沒有遇到堵車和車禍等特殊情況便是萬幸，但這不代表完成送貨的卡車司機可以停下來。一般而言，將貨物送抵後便要開始回程。為了不耽誤行程，司機白天趕到目的地爭取卸貨後，通常在車上睡兩三小時，待裝卸工卸完車後，便要再找貨往回走。整趟旅程中，卡車司機無時無刻不處於焦慮緊張的狀態之中，一時要討好裝卸工，一時又要防範別人偷貨。除此之外，還要動用各種情感以求勞動過程一切順利，既要忍交警的氣，低聲下氣說軟話，又要跟貨代討價還價。難怪調查裏有38.8%的司機都希望將來轉行，逃避這個讓人身心俱疲的行業。

卡友的江湖：必須抱團取暖，單打獨鬥生存不下去

鑒於司機單打獨鬥無力應付各種問題，卡車司機的組織早已自發性地大批出現。 2014年成立的「卡友地帶」便推廣了「卡友」這一身分。到了2018年，較大的組織包括「卡友地帶」、「卡車之家」，其會員分別達80余萬，較小型組織如「中國龍」、「東北虎」等則各有2、3萬名會員。

雖然大部分卡車司機加入這些組織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結識更多朋友，但卡友組織的實用性也不容忽視。除了最基本的信息共享外，包括指路、貨源和防止詐騙，卡友之間的實地救援超乎外行人想像。卡車一旦發生故障，如果司機不能自行修理而發出求救信息，當地司機組織的基層負責人將發動和組織救援活動。掌握了故障信息的負責人會進行動員和分工，有些卡友負責代購零件，有些則帶領大家前往施救地點。參與動員的卡友少則兩三人，多則十數人。遇到需要倒貨（因急於運貨而要將貨物轉到另一架卡車）時，組織起包括卡嫂在內的二三十人隊伍，連帶運輸車輛前往施救地點也十分常見。

遇到車禍事故，卡車組織也會出手幫忙。外地車與本地車發生交通意外時，外地司機難免被本地人狠咬一口。此時由卡車司機的本地卡友出面調停便相當重要，往往能將賠款額度降低至合理水平（調查報告中一個例子由2000元降至300元）。如果遇到生命救援這種危急情況，卡車組織也能幫助定位失聯司機、安排現場救援和報警。

卡車司機組織的實地救援都牽涉大量費用。當中，購買零件、聘請修理工和裝卸工等費用固然由司機承擔，但招呼卡友到場救援的花費大多數由組織負責人承擔，或幹脆由參與者分攤。

通過卡友之間的互相介紹，這些組織的發展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即使是自發性質的小型組織如「中國龍」和「東北虎」也設立了各種功能性的部門。除了上文提及的救援小組，卡車組織還有清欠小組，長期負責追討運費。他們處理拖欠貨款事宜也有既定程序：先派員說理，不少貨主在這個階段已會把錢交出，假如失敗後便發動電話攻擊，最極端的情況還會登門討薪和扣押貨物。以往卡車司機遇到拖欠往往忍氣吞聲，有了司機組織運用地方資源後，不但可以解決這種小額經濟糾紛，更不用再訴上法院費時失事。

「中國龍」在兩年半內已完成各種救援行動3200多起，「東北虎」的救援活動每天都有，二者幫助討回的欠款分別達113萬及110萬元。調查報告指出，類似拖欠運費、壓低運價之類直接損害卡車司機利益的事情將面對明確的抵抗，司機對議價和抗議政府部分規定的訴求也初步形成。

互助組織的發展：它將如何演變？

小型卡友組織近來已開始舉辦一些線下聚會，這些聚會無疑有助團結，但成本頗高。相比之下，有商業組織背景的「卡友地帶」和公益性質的「安心驛站」在這方面發展更為順暢，後者推出了激勵金，支持站友作線下聚會。

去年卡車司機的罷工更展示了這種團結有更進一步的趨勢。安徽合肥的卡車司機抗議「運滿滿」APP升級後規定卡車司機在暗處投標，變相在司機群體中形成低價競爭；江西九江的卡車司機抗議過路費貴和委托方拖欠運輸工資；貴州銅仁的卡車司機則不滿運費過低和油價高。卡友甘願放棄收入而采取集體行動，自製橫幅和標語，與以往那種應急式地方互助行為明顯不同。

雖然目前卡車司機組織的互助性質較強，但隨著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變化，它們將有機會變得更進取。面對燃油價格居高不下，新興貨運平臺加緊壓榨，司機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卡車司機組織也需要思考如何幫助司機抵禦環境的變化。抵製出價過低的貨代、幫助成員議價和介紹工作，甚至集體行動要求加薪，都是一些可能的選項，卡車司機互助組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特點及成因分析

2019年9月11日， 我們在微信公眾號「小菜工作室 吉林大學勞動關系研究中心」看到中國勞動關系學者戴春的一篇關於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的文章。 現轉載給本網站讀者參考。

作者簡介：戴春，女。湖南省總工會幹部學校副教授。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工會。

【摘 要】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向行業發展。其原因從表層看，是企業在經營困難，或關閉、破產、搬遷中，因欠薪和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勞資糾紛。但深層原因是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所致。解決之道除了加強監管規製之外，還需要工會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政府改變維穩思路，居中調解，並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和集體勞動爭議處理製度。

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快速增長，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某些企業的勞工事件也因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而廣受關註。本文以2018年部分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實證依據，對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的趨勢、特點及成因進行梳理和分析。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工人集體行動均采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表述。

一、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和特點

（一）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呈快速上升趨勢

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2016年至2017年的沈寂之後，2018年開始呈明顯增長趨勢。2018年3月，上海四千環衛工人罷工；2018年年初至年末，湖南耒陽、桑植的三百多名塵肺病工人及工亡工人家屬在深圳持續維權，由此帶動湖南攸縣、武岡、陜西紫陽縣、四川漢源縣等地塵肺病工人集體維權；五一前夕，塔吊司機在18個省份發起全國性罷工，僅湖南一地就有近十個地級市塔吊工人參與；6月，卡車司機在全國10多個省發起罷工。2018年全國各地的快遞員和外賣工人罷送、網約車、出租車罷運、教師集體抗議事件均多達數十起。從規模上看，就網絡搜集的信息粗略統計，百人以上的有一百多起，千人以上的有十多起，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有較大幅度增長。

（二）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

在過去幾年，工人的集體行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尤其以廣東地區為主，在2018年，內地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持續上升。河南、陜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湖北等地發生的集體勞動爭議在內陸省份位居前列，河南連續幾年為集體勞動爭議最多的內陸省份。筆者所在的湖南的集體勞動爭議上升較快，由2017年30多起增加到2018年的70多起。內陸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多集中在快遞、送餐、網約車和出租車，以及建築、服務、教育等行業。

（三）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傳統產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散

傳統製造業、建築業歷來是集體勞動爭議高發行業，2018年，交通業、服務業和教育行業的集體勞動爭議數量上升。尤其是新興互聯網平臺行業集體勞動爭議迅速增加，幾乎每月都有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3-6月間，徐州、合肥、重慶、長沙、太原、深圳、濟南等十幾個城市的美團、餓了麽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行動就有30多起。網約車和出租車罷運也是一個持續的熱點，截止到2018年10月，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山東、重慶、浙江、河南、雲南等地發生的網約車罷運有20余起，2018年出租車罷運近50起。快遞公司自2016年集中上市後，2017年迎來各地派送站點罷工高潮，2018年仍延續了前兩年的熱度，1-10月各地快遞配送站點罷工有20多起。教育行業的集體爭議在2018年也呈高發態勢，各地教師集體行動多達60多起。4-5月，哈爾濱、西安、呼和浩特分別有一千多民辦教師集體維權，要求養老待遇。

（四）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

之前的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大都發生在某一家企業或某一個地區範圍之內。2018年幾次大的工人集體行動，則突破企業或地區的局限，形成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行動。2018年五一前夕，全國塔吊司機聯盟發起全國性大罷工，從4月25日至5月1日，共有18個省份40多個城市的塔吊司機參與了集會抗議活動，要求加薪，禁止超時間、超負荷加班；2018年6月8日至10日，江西、湖北、安徽、重慶、山東、四川、上海、浙江、貴州、湖南等10多個省份的卡車司機展開聯合罷工，要求降低油價、提高運費；2018年3月，上海長寧區高潔、西聯、東聯三家環衛公司近4000環衛工人舉行聯合罷工，要求補償被克扣的早晚班津貼和夥食補貼。三家環衛公司的工人，因為共同的訴求，舉行了同一地區跨企業的聯合行動。

2018年幾次大的勞工事件，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在幾十個城市同時發起的跨企業的、跨地區的、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也表明，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企業級別擴展到到行業級別。

（五）工人的訴求仍以傳統訴求為主，也有組織化的主張

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仍然集中在追討欠薪、要求加薪、搬遷/閉廠補償、追繳社保公積金等方面。筆者所在的省份湖南，2018年70多起勞工群體性事件中，有一半以上與欠薪有關，另外有十多起以加薪為訴求，欠薪主要集中在建築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加薪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平臺行業。這表明工人的勞動經濟權益依然是最主要的訴求。工人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發現，其權益之所以屢屢受損，是因為工人缺乏話語權，在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不健全的企業和行業，沒有一個組織來有效地代表和維護他們的權益，於是，一些工人在集體行動中開始有了組織化的訴求。如2018年5月至8月，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在集體行動中就提出要求組建工會的主張。

（六）勞工NGO的影響式微，工人集體行動呈自發狀態，組織化程度有限

前幾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工人集體行動，勞工NGO介入較多，自2015年底加強對勞工NGO的管理之後，勞工GNO逐步退出。2018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幾乎完全是自發、自主狀態。在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個案中，工人的集體行動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化。但通過相對組織化的行動促成雙方談判達成協議的情況不多。在幾次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中，工人的組織化程度十分有限。如塔吊司機通過社交媒體成立了全國和各省市塔吊司機聯盟，各地卡車司機也成立了卡友聯盟，這些工人的自治聯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組織聯合的作用，但僅以網絡形式存在，比較松散，還遠未進入到勞資對話和談判的階段。

而更多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呈分散和無序狀態，與2015年之前相比，更多的出現遊行、堵路、堵門、到政府抗議等行為，而不是選舉代表與資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很多事件是在政府介入調解的情況下，在維穩路徑中匆匆結束，但工人的訴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沒有充分化解，工人對資方的不滿和怨恨有可能再次積聚，當達到一個爆發點，就會因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再次爆發沖突，引發新的集體爭議。

（七）互聯網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媒體和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對工人之間的溝通與聯合、工人集體行動的方式以及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影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溝通，達成群體認同，建構群體團結

工人之間廣泛運用微信、QQ等社交媒體進行信息交流。網約車、外賣、快遞、卡車司機等這些分散在各自工作環境中難得見面的工人，正是通過社交媒體的交流了解到本行業其他工人也和自己一樣處於同樣的生存境況之下，從而形成群體認同。他們在各種微信群、論壇上互動，在發泄不滿，表達訴求的過程中形成利益共識，建構起群體團結，並以此作為他們發起共同行動的動力。

2. 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聯合，組織動員，統一行動

工人不僅通過互聯網實現初步團結，也通過互聯網實現組織動員和進行統一行動。他們平時由於工作關系都普遍建立各種微信群，一旦進入集體行動階段，各種微信群便擔負起組織動員功能，並通過微信群建立相應的組織系統。如塔吊、卡車司機分別建立了各省市不同層次的塔吊聯盟微信群和卡友聯盟微信群，各微信群又實現橫向聯系和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組織團結和統一行動。塔吊司機最早是4月25日在其公眾號「塔吊工會」發布「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最早響應的是湖南長沙塔吊司機聯盟。4月25日，長沙塔吊司機聯盟通過微信群發布了長沙的塔吊司機將在五一前一天舉行聯合罷工的消息。幾天之內，各地塔吊司機紛紛響應，並將集會抗議照片、視頻傳到網上。卡車司機的行動也基本通過網絡擴散。網絡已成為工人集體行動的一個主陣地。

3. 通過自媒體發布即時信息，引發社會各界的關註和聲援

工人的集體行動很少見諸正式媒體報道，但工人通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發布即時動態，引發公眾的關註。如深圳賽格集團的工人將集體談判過程進行網絡直播，湖南耒陽和桑植塵肺病工人在深圳長達一年的維權，也被持續拍成視頻傳到網絡，安徽六安教師集體討薪中，警察抓捕女教師的視頻在網絡更是被刷屏，在互聯網引起強烈反響，並引發該市一百多名退休教師「接力聲援」，抗議粗暴對待討薪教師。

二、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成因分析

（一）經濟下行，企業關閉、破產、搬遷，因欠薪和經濟補償引發勞資糾紛

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出現因企業倒閉、撤資、搬遷、出售過程中拖欠工資、拒付經濟補償等引發的集體爭議。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

一是企業因經營困難關閉破產，甚至老板跑路，這些企業往往都有拖欠工人工資、社保，工人討薪無門，只有訴諸集體行動。如2018年6月，南京電動車公司南京海勇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破產，工人圍堵工廠追討工資；2018年8月22日，東莞市三日電子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工資，工人集體討薪。

二是企業為節省成本，將多地的工廠進行整合搬遷，或將工廠搬到成本低的地區。這些企業為避免支付工人經濟補償金，往往采取減少訂單、偷運設備、放假等方式，工人只能拿最低工資，一旦工人發現工廠搬遷並逃避支付補償的企圖，他們會選擇以激烈的方式集體維權。2018年9月，江蘇盱眙昌盛新能源（電池）公司突然宣布放假三個月，放假期間工資按最低工資的百分之八十（1296元）發，並拖欠七八月份的工資，同時資方大規模轉移財產。3000多名工人連續兩天來到盱眙縣人民政府門口維權。

三是企業通過出售來緩解困境，但出售過程中卻往往無視工人的知情權，對工人也沒有妥善的安置和補償方案。2018年3月，廣東珠海市的偉創力鬥門工業園上千名員工罷工，抗議公司被收購中將員工一起「打包出售」，工人要求公司給予員工補償，解除舊的勞動關系，然後由員工自行決定是否繼續進入新公司工作。

四是企業通過裁員來挽救危局。2018年5月，深圳金立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深陷債務危機，公司采用裁員降費用的方式，裁員達50%。5月16日，工人罷工抗議。2018年11月，蘋果手機供應商「伯恩光學」廣東惠州廠區因大規模裁員爆發罷工。

（二）沿海一線城市經營及用工成本上升，企業為降低成本減少工人工資福利、搬遷內地、或撤資海外

近年來，企業成本持續走高，除人工成本外，沿海一線城市的房價、租金不斷上漲。此外，還有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被學者稱為「死亡稅率」的過高的稅收。企業紛紛采取減薪、裁員、內遷、外撤等辦法來降低成本。一些企業通過減少工人獎金福利來平衡最低工資標準上升的影響。而一些沿海一線城市的紡織服裝、玩具、鞋帽、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則紛紛搬遷到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對低廉的內地，企業內遷，一方面會因為拖欠工資、社保、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老廠員工的集體追討權益，另一方面，內地新廠也同樣面臨勞資問題，而且，因為內地工廠招收的員工為本地人，比沿海工廠呈原子化狀態的員工有更多的地緣關系紐帶，更容易團結起來爭取權益。富士康搬遷到內地後，鄭州、重慶等多地工廠均有發生工人集體維權事件。

外資企業應對成本上升則會考慮直接撤資。近年來，外企加速撤離中國市場，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公司將主要生產線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2018年1-7月，廣東外企平均用工人數604萬，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57萬人，降幅8.6%。外資撤離時工人往往因經濟補償等問題與企業發生集體爭議。2018年1月，世界500強企業日東電工公司宣布關閉蘇州工廠，撤離中國。而在此之前，日東電工一方面欺瞞員工會持續經營，一方面又偷偷轉移資產，原本計劃過年放假搬走所有設備和資產，但被中國員工發現，員工罷工維權並要求「2N+1」補償。

（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新問題引發新的勞資糾紛

1. 行業惡性競爭使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壓縮人工成本

近兩年，外賣、快遞、網約車等幾大平臺行業輪番上演價格戰，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只能縮減一線從業人員的提成。這些平臺企業的一線員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度低，還常常被拖欠工資，這也是引發平臺企業工人集體維權的直接原因。

在外賣行業，美團與餓了麽的競爭還未平息，2018年4月9日，滴滴外賣在無錫正式上線運營，投入巨額補貼，掀起新一輪外賣補貼大戰，隨後補貼力度大幅削弱，外賣訂單也急劇下滑，引發多起外賣騎手罷送事件；在快遞行業，自2016年幾大快遞公司集中上市後，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實行價格戰，惡性低價競爭導致單件快遞的利潤被壓低，越來越多的快遞加盟網點進入虧損狀態，一線員工工作負荷越來越大，而收入卻越來越低；在網約車行業，滴滴在與快的、Uber的競爭之後，2018年在主營的出行業務上又遭到了美團出行和高德地圖的競爭。因應對激烈競爭支付巨額補貼，滴滴成立6年來虧損額約390億元，僅2018年上半年整體凈虧損就達40.4億元人民幣。

2. 行業壟斷使勞動者議價能力減弱，在企業推出「霸王條款」時訴諸集體行動

在競爭中勝出的平臺企業逐步形成市場壟斷，並迅速對行業形成絕對控製，為彌補逐底競爭形成的巨額虧損，通常會壓縮一線人員的收入，而勞動者因為沒有其他可選擇的平臺，要麽忍氣吞聲，要麽起來集體抗爭。

2014年到2016年，滴滴出行先後合並快的、擊退Uber，稱霸國內網約車市場。控製著90%的市場份額。2018年7月，急於扭虧為盈的滴滴平臺將此前25%的司機抽成提高至30%。引發7-8月滴滴全國性的罷工潮。2017年11月，物流行業兩大巨頭江蘇滿運軟件科技有限公司（運滿滿）與貴陽貨車幫科技有限公司（貨車幫）合並成立滿幫集團。滿幫成立後占有國內在線貨運平臺70%的市場。2018年6月，滿幫對部分地區的貨運APP客戶端實行新的線上報價系統，由之前的貨主和司機雙方自由交易變為平臺指定定價，滿幫利用對供需信息的壟斷，向車主和司機收取單筆交易費及高額服務年費，從提供信息服務的第三方平臺，變成介入交易過程獲取壟斷利益的經營方，此舉引發卡車司機和貨主的強烈不滿，導致2018年6月全國10多個省份卡車司機大罷工。

3. 平臺企業「加盟製」運營模式使勞動關系難以確認，勞動者權益難以保障

互聯網平臺企業的運營模式有自營和加盟兩種，多數企業采用成本更低的「加盟製」，通過層層分包把雇傭關系轉化成承包關系，由此形成一個用工灰色地帶，雇傭關系難以確定，從業人員權益難保障。

目前快遞業的運營模式除順風、EMS、京東等采取自營模式，其余「三通一達」均采用加盟模式，加盟網點自負盈虧，利潤極薄，相當一部分處於虧損狀態，往往會壓低快遞員的待遇，拖欠工資，加大工作量。快遞員按線路承包，按件量計酬。快遞員與加盟網點之間是承包關系或業務代理關系，不形成傳統的勞動關系，因而也無法享受勞動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其他互聯網平臺企業如外賣送餐、網約車等，其一線從業者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美團外賣通過各地區渠道經理對旗下代理商進行管理，代理商聘請的大部分眾包騎手通過平臺接單參與配送，與代理商之間的勞動關系很難確認。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發布《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陽法院共受理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188件，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從業者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從判決的情況看，朝陽法院判決的105件此類案件中，確認平臺與從業者建立勞動關系的僅為39件，不到四成。

4. 平臺企業管理模式下勞動者處於「結構性劣勢」

互聯網平臺企業通過平臺網絡系統對網約工進行管理，看似松散，網約工也有較大自由空間，但實際上平臺通過評級系統、業績管理和嚴格的程序對勞動者實施無處不在的管控。系統有非常嚴格的懲罰機製，「以罰代管」是普遍的管理模式。同時，企業常常通過平臺APP改版、升級等，單方面改變從業者的接單模式和提成，導致勞動者收入減少。2018年5月10日上線的新版美團眾包APP，取消了配送員手動接單功能，強製開啟自動接單，配送員只能接受系統強製派單。此外，美團在壓縮配送時間的同時還降低基礎派件單價，送餐員收入減少，勞動強度卻增加了。2018年5月至6月間，美團外賣在重慶、合肥、上海、煙臺、臨沂等十多個城市發生了騎手的集體抗議行動。2018年貨運平臺也因為客戶端APP升級，剝奪貨運司機和客戶雙方議價權而導致全國性的抗議活動。網約車平臺也因為提高司機的抽成導致司機的集體罷運。

互聯網平臺的一線從業人員僅在網上與企業簽訂勞務合同，通過手機客戶端的APP與平臺發生關系，雇傭方對勞動者而言看不見摸不著，當企業通過平臺單方面對他們實施降低計件單價、加大工作量、不人性化的處罰時，當他們在「低收入、高風險、零保障」的生存境遇之下，處於分散狀態的勞動者議價能力極低，幾乎無力反抗，無論是網約車司機、卡車司機，還是快遞員、送餐員，他們都處於「結構性劣勢」。2018年5月，在美團改變眾包APP接單模式後，重慶100余名騎手選擇罷工，隨後這些騎手發現，自己的賬號被平臺關停，並且被永久封禁。這些在新經濟行業工作的勞動者，面臨的仍然是傳統行業勞動者面臨的相同的權益問題：克扣和拖欠工資、超時工作和超強工作量、不安全的工作環境、缺失的社會保障等。而由於勞動者缺少權益申訴渠道和談判手段，當他們感到權益受損，則大多選擇集體抗議的方式。

（四）新一代工人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和共同的抱怨積累，並在共同的認知中形成初步的組織和行動能力

新一代工人具有比他們父輩更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自身的權益有明確的認識，同時，他們在共同的勞動過程中積累了共同的不滿和抱怨，這是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感動因。工人的抱怨積累一方面來自於他們日常生活的體驗，如在社會上受歧視，在企業沒有尊嚴。二是來自於企業內部嚴苛的管理和超低的待遇。當這種不滿和抱怨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巨大的集體行動的能量。美團騎手集體呼籲「關掉平臺，為公平而戰」，「停止接單、抵製美團」。貨運司機也在集體罷運中喊出「打到滿幫」。滿幫集團某區域負責人表示：「他們的集體行動也對市場造成一定影響，由於司機都不願出車，導致6月份貨運價格上漲20%。

（五）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

所有的勞資事件都是企業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企業內部又缺少有效的疏導和調整機製，導致職工的不滿長期積累，勞資關系持續緊張。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一是職工缺乏知情權。對企業重大事項不知情，甚至企業有意對職工隱瞞。在因企業關閉、搬遷引發的個案中，一般是瞞著職工偷偷轉移訂單和資產，企業並購和裁員等重大事項，也盡量對職工隱瞞到最後；二是職工對規則的製定無話語權。職工對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和規章製度的製定沒有權利和渠道參與，而只能遵守規則，盡管這種規則可能帶給他們極大的不公和傷害。如深圳佳士公司的「十八禁令」，外賣公司的「差別派單」、「強製派單」製度及罰款製度等，都是企業單方面製定，沒有任何征求意見程序；三是職工對薪酬製定無協商權。企業單方面確定或改變薪酬製度，職工毫無發言權。2018年幾起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企業單方面改變薪酬製度導致職工工資下降；四是職工的訴求缺乏表達渠道。盡管職工對企業的薪酬及勞動管理製度有很大的抱怨，但卻沒有反映意見的渠道，沒有溝通表達機製。

盡管工會和人社部門大力推動在企業建立民主管理製度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沒有建立這兩項製度。已經建製的企業，製度虛置，流於形式的情況十分普遍。職代會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對調整勞資關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由於缺乏真正有效的職工參與和勞資談判機製，職工的抱怨無法通過有效的渠道得以釋放，企業勞資沖突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化解，工人最終只好選擇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

（六）工會的作用不能很好的發揮，難以有效地履行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職責

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法》規定的工會的基本職責，這一職責在現實中履行的不夠到位。工會實際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引領職工，提高職工政治覺悟，組織動員職工為促進經濟發展做貢獻上，一些地方和基層工會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的宣傳培養上，放在勞動競賽、技術比武、幫扶、各種活動上，對於大量出現的職工權益問題，則無暇顧及，沒有足夠的精力來做勞動關系協調、勞動法律監督、維權機製建設、職業安全保護等工作，在職工需要工會的時候，工會可能是缺位的，或是難以有效履行職責。一些工會不敢站在職工立場說話，怕觸政治高壓線，怕擔責任。在企業層面，很多工會主席不是真正由職工選出來的，工會主席享受行政副職待遇，是企業的管理層幹部，更多地站在企業而非職工的角度考慮問題。在一些非公企業，工會受雇主控製的情況比較普遍，難以及時有效的疏導和化解勞資矛盾。

三、政策建議

（一）政府讓利，降低稅費，減輕企業負擔

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高達40%左右，超過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小民營企業更是不堪重負，甚至虧損倒閉。而民營企業的虧損倒閉搬遷正是引發沿海地區工人集體維權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稅負，還有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運輸成本、政策成本等。這些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企業只有不斷壓縮勞動者的工資福利。2016年9月，國家頒布《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後，快遞業的幹線運輸成本從總成本的60%上升到70%-75%。快遞公司利潤變薄，只好將派送成本從9%壓低到5%，迫使加盟店采取提高快遞員工作指標，加大勞動強度，降低派件單價，引起快遞員普遍不滿。而卡車司機在全國性罷工中列出的一項訴求是：降低過高的油價和過路費，杜絕亂收費亂罰款。這些過高的費用導致運輸成本高企，司機勞動報酬被壓到最低，只能靠冒險超載和疲勞駕駛，導致事故頻發。工信部從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要下發《關於做好減輕企業負擔工作的通知》，但企業負擔仍然過重，還需進一步減稅降費和清理規範各種收費，並降低土地、能源、運輸等基礎價格。

（二）加強規製，為互聯網平臺經濟從業者提供基本的權益保障

首先，亟待確定互聯網行業勞動關系界定標準。互聯網行業有別於傳統行業的特殊性，並不能掩蓋從業者作為勞動者的身份，在采用分包-承包製的平臺企業，應將承包關系中的發包者、承包者與勞動者的關系納入勞動法律關系中進行調整和規範，以確保處於承包鏈條末端的勞動者權益得以保障。即便是適合建立更靈活和更低成本的勞務關系的平臺，也應簽訂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第二，加強對平臺企業監管，盡快出臺相應的勞動法律規範，防止因惡性競爭、壟斷定價、隨意降低計件單價和提成，隨意罰款、不繳納社會保險等原因對勞動者造成的權益侵害；第三，建立行業協會和行業內的信用監管體系與信譽評價機製，實現平臺企業的自律，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第四，在互聯網平臺企業和行業建立相應的工會組織，並通過行業集體協商建立地方或全國的行業勞動標準。

（三）在企業和行業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

工人的集體維權是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勞資矛盾的積聚是因為企業缺乏有效的協調機製，要在企業建立真正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製度，首先企業工會應真正由職工選舉，能夠代表職工並獲得認可；第二是要保障職工能參與到企業民主管理和集體協商過程中，職工代表和集體協商代表應由職工選舉產生，職工的意見和訴求能夠在職代會和集體協商中體現，勞動標準應由雙方協商製定。

鑒於近年來工人的集體行動已突破企業的界限，向行業擴散，勞資關系的協調也需要突破企業界限，向行業延伸。建立行業性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開展行業性集體協商。

（四）政府居中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

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發生後，政府應該是居中調解，但由於企業是地方納稅大戶，地方政府基於經濟考慮不得不對其開綠燈。同時，地方政府基於維穩考慮，希望通過對「鬧事」一方進行壓製以盡快平息事端，恢復秩序。政府維穩介入的手段往往伴有出警，而警察的出現使現場氛圍變得緊張，工人情緒容易失控，若警察態度強硬，便發生肢體沖突，使事件升級，這也是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中，工人認為政府跟資方是「一夥的」原因，這樣會導致矛盾激化，引發更大的沖突，使原本簡單的勞資之間的經濟性質的矛盾復雜化，變為勞政之間的矛盾。因此，在集體爭議中，政府應改變「維穩」思路，站在中立的立場進行斡旋和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推動雙方通過談判縣解決爭議，而非政府包辦解決。

（五）建立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處理製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中，將「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和集體停工事件」與「勞動關系群體性事件」做了區分，並提出，前者要依托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製協調處理，後者要使用應急處置機製。但在實際處理中仍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與規則。大量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並非因簽訂集體合同而發生，其爆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發性，在雙方陷入對峙狀態後，工人一般不會願意選擇走法律程序，而現行勞動爭議處理製度也無法解決這種伴有工人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政府在處理勞工集體維權事件時，更多的是「應急式」、「臨時性」處置，其宗旨是盡快平息事端，一旦事情平息，工人復工，處理也就結束。實際上這種短平快的處理，解決的往往一時的沖突，引發沖突的深層矛盾依然還在，還會因同樣的矛盾引發下一次沖突。

因此，對這種伴有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應建立相關的處理製度，規定法定的處理程序和規則。同時，政府處置應著眼於建立長效機製，借解決眼前沖突，順勢推動勞資之間的自主博弈，在企業或行業層面建立真正的集體協商製度，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續的勞資關系調整機製。

（六）工會有效發揮作用，切實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責

在勞資矛盾凸顯，勞資沖突加劇的當下，工會切實履責，有效發揮作用尤為重要。首先，工會應回歸職工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工會無論在日常勞資關系的協調和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的處理中，其立場都不應是政府（或資方）派出的協調人，不是為勞資之間牽線搭橋的第三方，而是勞方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應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代表勞方提出訴求。其次，工會應以履行基本職責為基點，以維權服務為主業。主業不到位，或走過場，就很難有效的預防和化解勞資沖突。第三，工會應以企業為主陣地。勞資關系是在企業形成的，勞資沖突也是在企業產生的，工會的主陣地也應該在企業。全國總工會在2015年啟動的新一輪改革的方案中，強調資源下沈，但全總的資源下沈最多也就是沈到縣級和鄉鎮（街道）工會，而如何下沈到勞資矛盾發生地——企業，如何幫助力量薄弱的企業工會加強組織建設，建立協調機製，有效協調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則需要有更切實可行的措施。

綜上所述，2018年的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上升趨勢，並且從製造業向新興行業轉移，從單個企業向行業擴展。如果說以前是流水線把一個工廠的工人連接起來，那麽現在是互聯網把不同企業的分散的工人聚合起來。但無論資本以何種形式、勞資關系以何種面目出現，其本質是不變的。工人對基本生存和基本尊嚴的需求，是不可剝奪和忽視的。如何回應他們的權益訴求，推動建立有效的可持續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是各方應努力的方向。

受傷後的外賣員：勞動關系難認定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客戶催促、超時罰款、任務搶單的工作模式使城市「騎手」們顧不上交通安全，只能一邊看手機、一邊馱著貨品在馬路上逆行、搶道、闖紅燈。

然而，在事故大量湧現的同時，「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尋求賠償等方面卻遇到了困難。互聯網平臺帶來的新型用工模式難以被現有法律法規涵蓋，當勞動者試圖按照勞動爭議仲裁、勞動爭議訴訟的傳統路徑尋求幫助時，往往連爭議解決的第一步——勞動關系的認定都無法跨越，進一步的救濟也就無從談起了。

有別於傳統行業，縱使在同一行業內，外賣行業勞動者的受聘模式也不盡相同，有的直接受聘於平臺公司，也有的受聘於承擔了部分平臺業務的外包公司，還有的在客戶端上自行註冊、自行接單、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完成工作，即以眾包的方式服務於平臺公司。缺乏與公司直接簽訂的勞動合同、用工形式多樣，都給勞動爭議中，勞動關系的認定帶來了困難。

難以認定的勞動關系

在勞動合同缺失的情況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頒布的《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是判斷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普遍標準，其中主要考察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勞動者的「工作證」、「服務證」、考勤記錄等。這一規定旨在將更多勞動者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縱使沒有勞動合同，只要實際上存在上述勞動關系中的常見元素，也能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但是，在面對憑借網絡平臺運營的行業時，這一規定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不難想象，像快遞員、送餐員這類對工作量、工作時間、工作路線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勞動報酬實行按單結算、在客戶端賬戶內結算而無固定工資的行業，考勤記錄、工資支付憑證等證據對勞動者來說，並不容易提供。

服務於美團外賣地方合作商的長春送餐員李某可以說是他們中較幸運的一位。2016年3月5日，李某在送餐時摔倒受傷，尚在治療中的他向當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於當天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書。之後，李某通過訴訟途徑尋求補償，法院認為，盡管公司和李某之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給李某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是鑒於配送站張貼的規章製度中，有明確的對送餐員的考勤管理、勞動紀律、獎懲標準的相關規定，送餐員需遵守該規章製度，符合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隸屬關系特點，事實勞動關系存在。

縱使上述案件中，互聯網平臺新的經營方式最終沒有影響外賣員勞動關系的認定，法院也在其他案件中指出「互聯網企業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與新的經營方式而不承擔本應由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但並非所有案件審理都充分考量互聯網平臺的特點，因此，此類案件裁判一致性較低。

勞動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由自己提供、自行接單而無需聽從公司調遣……這些情況本是互聯網用工自身靈活化、勞動者高度自主化的體現。但互聯網企業往往以此為由，否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以此甩脫企業應承擔的責任。勞動法難以覆蓋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新模式、新問題，此類勞動爭議案件的裁判因案而異，互聯網平臺的勞動者與傳統行業相比，面臨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客戶端自行註冊的潛在風險

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改變並非在勞動者開始勞動後才體現出來，在勞動開始前、勞資雙方締約的過程中，新型互聯網用工模式也改變了過往的模式。客戶端自行註冊確實給從業者帶來了入行的便捷，但隨之而來的是勞動者可能在不清楚合同內容情況下與公司簽訂合同，自身勞動權益未得到保障且不自知。

蔡某於2017年2月通過美團眾包手機客戶端自行註冊成為美團外賣眾包騎手，從事外賣配送工作。美團眾包與大多數客戶端的註冊流程類似，使用者在填寫基本信息、完成身份驗證後，只要勾選「我已閱讀並同意」，就能提交申請完成註冊。同年10月16日19時15分，蔡某在進行配送工作中發生交通事故，搶救無效後死亡。事後，蔡某的家人主張蔡某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並請求公司支付各項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但一、二審法院均駁回認定勞動關系的訴訟請求。

互聯網平臺用工以客戶端自行註冊替代了書面勞動合同的簽訂，這種更為簡易的線上註冊降低勞動者對合同內容的關註，更容易讓勞動者在未充分閱讀協議內容的情況下就開始工作。正如本案中，法院認為協議中註明了「當您按照註冊頁面提示填寫信息、閱讀並同意本協議且完成全部註冊程序後，即表示您已充分閱讀、理解並接受本協議的全部內容，並與公司達成一致，成為公司的勞務人員」，且蔡某勾選了「我已閱讀並同意眾包平臺服務協議、勞務協議、錢袋包用戶支付服務協議」，以上兩點使法院認定蔡某與公司之間已經達成合意，建立的是勞務關系。但在當我們用勞動者的視角觀察整個自行註冊的過程，客戶端（即用人單位一方）並沒有給出明確的提示讓蔡某留意用工性質、自身權益等重要信息。

工會試圖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

新型的互聯網平臺服務提供者這一群體尚遊離於勞動法保護範圍之外，大部分平臺工人尚未得到勞動法的保護。針對這一情況，工會做了一些有益嘗試。中華全國總工會於2018年3月推進包括「快遞員、網約送餐員」等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今年是八大群體入會工作推進年。但在地方實踐中，各地工會仍然沿用以單位建會、而非勞動者個人入會的傳統模式，工會仍然未能主動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加入工會。工會應該更主動組織工人入會，由工人參與行業集體談判和簽訂集體協議。

今年9月，全國首份網約送餐行業的集體合同在蚌埠市簽訂，內容涵蓋送餐騎手的工資待遇、勞保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這些無疑是積極的轉變，但集體合同長期以來缺乏工人的參與，合同條款往往只是履行勞動法的規定，合同覆蓋率也偏低。

互聯網平臺像是一架快速列車，將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法規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也一下子被帶到了「法外之地」。新的政策、各地工會都按照各自的方向嘗試追趕互聯網平臺用工這架快速列車，但不論從哪個角度追趕，將互聯網平臺的新型用工模式納入到被認定的勞動關系之中，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才能回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

平等就業權糾紛勝訴第一案，職場歧視維權的新途徑

10月28日，平等就業權糾紛案件在珠海迎來了第一起勝訴。41歲的樊女士在珠海英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今年2月20日，她發現自己懷孕並告知單位領導，誰知當天下午就被通知「不用來上班了」，個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門衛室。其後，樊女士以物業公司侵犯其「平等就業權」為由向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最終判決樊女士勝訴，物業公司須作出書面賠禮道歉，賠償孕期工資損失2064元、未休產假工資損失1875元、精神撫慰金1萬元。

「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本案中，法院結合樊女士的情況對「平等就業權」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其認為「平等就業權」的保護範圍不僅僅限於招錄過程中，也包括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勞動者被平等對待的權利。本案中，物業公司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以懷孕為由將其辭退，屬於在履行勞動合同中的歧視性對待，構成對樊女士平等就業權的侵害。

在平等就業權被列為民事案件案由之前，孕婦在職場中面對以懷孕為由的辭退，乃至勸退、威脅、調崗等形式的變相辭退，只能通過勞動爭議程序來處理——以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為由申請勞動仲裁，不服勞動仲裁裁決結果者再提起訴訟。新的案由使遭遇歧視的勞動者可以跳出勞動糾紛的框架，以《就業促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所規定的權益受損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過往的案件中，遭受歧視的勞動者也經常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但因相關勞動法律法規並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保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及法院對此項請求往往不予采納。將平等就業權糾紛歸入人格權糾紛之下，這一轉變意味著法院將就業歧視視為侵權行為，因此，勞動者不僅有望獲得工資、生育津貼等一般勞動糾紛案件中涉及的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也更易得到滿足。

但本案中，樊女士一面申請勞動仲裁，一面進行民事訴訟的情況也讓我們不得不考量，平等就業權適用民事訴訟程序是否真的給勞動者帶來了便利。當勞動者遭遇職場歧視，並同時面臨被辭退的情形時，勞動者需要一案兩訴，同時提起勞動仲裁申請和民事訴訟，才有望獲得比較全面的救濟——通過勞動爭議解決程序尋求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賠償，與此同時，通過有關公平就業的民事訴訟尋求賠禮道歉、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補償。因此，對於遭遇歧視並遭到辭退的勞動者來說，走兩套法律流程很可能意味著更大的成本，尋求補償的路徑也變得更復雜。

一年零工資仍堅持完成賽季：敬業的中乙足球員終於群起維權

10月中，中乙兩間球隊福建天信和湖南湘濤相繼爆出拖欠工資，幾十名年青球員拉著橫幅要求俱樂部解決工資和獎金問題，請政府出面解決。這已經是今年第六和第七間爆出拖欠工資的中乙球隊了，究竟是什麽原因令這些球員不得不拋下足球訓練去討薪呢？中國銳意發展的足球產業為何最後卻使球員落得集體維權的下場？

球員被俱樂部和政府一再欺騙

據福建天信球員在微博透露，他們被俱樂部拖欠工資的事情已經持續6個月了。 10月11日，數十名球員來到晉江市人民政府門前，拉起橫幅抗議企業拖欠工資。球員說︰「沈文策（福建天信投資老板）聯合晉江市體育局、晉江市政府欺騙球員！和我們球員說晉江文旅接手球隊，其實壓根沒有這樣的事情。在這六個月中我們球員沒有鬧過任何事情而且也打出這樣的成績，試想一下一個普通人六個月沒有任何收入會過的怎麽樣？我們也是距離聯賽已經臨近結束，實在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我們尋求政府的幫助無人接待，甚至要攆走我們！」

福州天信的球員說得一點也不錯。翻查一下賽果，即使被拖欠工資6個月，球隊在中乙聯賽南區最後仍排在16隊中的第7名，成績算是不錯了，可見球員對企業和球迷也是仁至義盡。當天晚上，俱樂部跟他們開會，承諾政府領導已經找了老板沈文策，政府會提前支出500-700萬資金用來發放球員拖欠的工資獎金，條件是球員要刪除微博。球員們為了生計也只好就範。

不過，政府和俱樂部擬出這項說法乃是因為當時賽程還沒完結，希望球員能繼續完成賽事。結果，10月14日，敬業的球員完成了賽季最後一場比賽，更擊敗了對手。但翌日當球員找市長、副市長溝通開會解決欠薪問題時，出現的卻只是體育局局長！甚至將之前的承諾全部否認了，所有球員教練員於是坐在晉江市政府大門口，要求解決問題。

一年零工資 為延續俱樂部歷史留下來

另外一隊爆出拖欠工資的球隊湖南湘濤的情況則更為嚴峻。 10月21日，三十名湖南湘濤一線隊隊員及工作人員來到股東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門前抗議，要求俱樂部對欠薪一事給說法。

原來，從去年10月至今，湖南湘濤俱樂部便沒有發放工資和獎金，導致大部分主力都離隊了，球隊遇到前所未有的運營危機，險些便使13年歷史的俱樂部解散。不過，仍有一班球員留了下來，他們說︰「出於對湖南足球的熱愛和對湖南球迷的感情，在俱樂部確定參加2019賽季中乙聯賽後，我們選擇了堅守。在球隊流失大部分主力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完成為湖南足球保住職業聯賽參賽資格的目標。」

不過即使員工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整個賽季，回基地訓練了一周等待領導的消息，卻沒有高層露面。球員到總部拉橫幅也沒人理會。球員指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湘濤全體隊員、教練組成員獎金290萬、工資約1710萬，總計約2000萬左右。

足球事業資本化 球員待遇受企業條件主宰

2019年賽季的中乙球隊裏，湖南湘濤、福建天信、吉林百嘉、南京沙葉、寧夏火鳳凰、雲南昆陸、大連千兆均先後被曝出球隊欠薪，球員集體討薪。中乙聯賽的運營問題引起了大眾的熱議。

長期研究足球歷史的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一書裏提到，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宣布「改革就是硬道理」，將放眼於創造一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經濟後，足球也乘上了變革的浪潮：

「頂尖球會斷絕與軍隊、鐵路局等舊國營機構殘余的紐帶關系，改與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打造新商業同盟。球會合法改組為企業，掌控門票收入、廣告、贊助和電視轉播權利金。中國足總的收入在十年內增長五倍，球會預算快速倍增，頂級聯賽的球員薪資一度與中產階級公務員相差無幾，但至一九九八年已經比公務員高出二十倍。」

中國足球事業的資本化除了使黑哨、外圍賭博等問題更為嚴重，球員的待遇也日益跟企業的市場競爭扯上關系。球會要得以生存，首先得看背後企業的財政能力，其次便由門票、廣告費等一系列收益決定。結果，不同層級的球員處境差異愈發懸殊。一方面，中超球隊由地產商入主，再通過上市實現進一步資本化得到更大筆的資金，從而支付高額年薪和吸納外籍球員；另一方面，中乙球隊的東家則在市場經濟中匍匐前進，在自身企業難補的情況下棄俱樂部的球員不顧。

經濟下行 造就由中產下流的球員

以拖欠工資一年的湖南湘濤為為例，熟悉中國足球發展的評論員指出，科力遠集團總資產負債32.24億，負債率49.71%，其中流動負債占比48.48%；上半年，科力遠總營收近8億，但實際虧損超過1.6億。事實上，這家新能源企業高度依賴地方政府的補貼以度日。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下行，盈利能力有限的企業能否繼續支撐二、三線球會也是一個問題。要在自身企業外開辟一項完全不同的業務並不簡單，尤其是即使乙級聯賽球員的薪金也跟城市中產相近。網上評論便指︰「福建天信的球員們半年的薪資是600萬元，全隊上下薪資開支是1200萬元，還不包括教練領隊後勤人員的薪資。如果加上比賽交通食宿費用、訓練比賽場地費用以及雜項費用，確實一年沒有2500萬至3000萬元，無法經營一支像福建天信這樣的中乙隊，而一支中乙隊一年的贊助投入可以說完全的杯水車薪。 」

中國乙級聯賽足球員的前景實在令人擔憂。收入水平貼近中產的他們，也將隨著經濟發展的波動而面臨欠薪、失業等問題。今天還可能有相對優渥的生活，明天難保便要聯合起來奪回應得的工資。不過，這群敬業的足球員還有一大  班願意支持他們的球迷。在企業運營有問題時，足球員和球迷會是時候為球會曾經奮鬥過的歷史團結爭取更大的利益。

理解越南中資企業的工人抗議

低廉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態度差勁的管理人員，不少越南的中資企業因為這些問題被記錄在案，隨之而來的便是由此引發的工人罷工和抗議。Joe Buckley回顧了近期多起工人抗議，他指出上述問題並非中資企業獨有，而是整個越南、各種所有製企業的通病。

隨著2010年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不少中國及外國製造商紛紛將目光投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企圖復製維持了20多年的成本低廉、勞動密集但又能產生巨額利潤的生產模式，這一現象在服裝和製鞋產業尤為明顯。然而，和中國工人一樣，面對中資企業在管理上的剝削，越南工人以罷工和集體抗議予以了回應。

以位於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Lu An中泰服裝工廠為例，這家擁有1500名工人的企業在今年三月初發生了為期五天的罷工。罷工始於3月8日，工人們抗議的內容包括工作條件、工資、獎金、請一日假不被允許、國際婦女節未收到任何禮物以及其他事項。3月10日早上，企業管理層與省級官員會面，試圖解決上述問題。當局告知Lu An企業，在未與工人協商的情況下增加工作量是違反規定的，但關於工人應在國際婦女節收到禮物，法律法規並無強製性規定。當局還表示，工人們不應該自行發起罷工（野貓式罷工），因為罷工必須征得工會同意。

3月11日，星期一一早，員工們一回到工廠，便見到公司發出的有關罷工的通知。據工人反映，通知的內容只是一些空頭支票，並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因此，工人們拒絕重返工作崗位，數百名工人在食堂靜坐，他們提出要和企業管理層直接對話的要求，但遭到拒絕。管理層表示，企業的所有安排已在通知中清楚告知了。其後，約1400名工人繼續罷工，正常工作的工人只有100名左右。當天下午，一班政府官員與工會領導會面並嘗試解決問題，商議結果呼籲企業以符合法律法規、兼顧各方利益的途徑解決罷工。例如，會面中提到，在新的規章製度實施前，企業必須向工人們充分解釋並達成合意，此外，管理人員不應對工人大喊大叫。

經過企業管理層、政府部門包括省級工會的會議，截至3月13日，絕大部分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崗位。企業保證，不會突然調整生產目標，要提高產量，只能逐步提高。管理層還表示，雖然法律上工人在罷工期間不享有工資收入，但企業會酌情將此次工人罷工按照休年假處理。但需要強調的是，許多越南企業都會以發放罷工期間工人的工資作為平息罷工的手段之一。至於其余突出問題，企業只表示會在之後回應。一名工人向媒體表示，企業只給出了抽象的承諾，沒有說任何實打實的東西。該名工人還認為，企業對待工人仍十分嚴苛。

同樣位於湄公河三角洲，隆安省上訴法院今年5月時頒布了一份關於罷工的重要判決，案件涉及的是2017年8月發生於中資製鞋企業Giay Hung Nghiep的罷工。這場罷工持續半日，共有28人參加，訴求涉及加班、長期服務金以及技能獎金。2018年年底，地方法院裁定，該企業非法解雇了9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盡管註意到罷工是非法的，地方法庭仍作出了有利於工人的判決，法院宣布公司的非法解雇比半天罷工更為嚴重，並命令公司支付大量賠償。該企業上訴後，隆安省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5月22日推翻了該判決，稱工人給企業造成了嚴重、持續的影響，而且釀成了威脅其他工人及投資者安全的騷亂。

2019年9月，位於同奈省南部Dai Phuoc Lotus工程項目的工人們進行了為期約一周的罷工，要求發放拖欠了3個月的工資，總計約20億越南盾（86,300美元）。該工程項目的投資者是Vina Dai Phuoc股份公司，而總承包商是中國建築（東南亞）有限公司——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位於越南的子公司。然而，罷工工人受雇於越南分包商Minh Hung有限公司。工人們在建築工地外掛起了橫幅，有些還在大門口支起了帳篷。9月9日，當地官員組織了一場與工人及上述三間公司代表的會議。會議最終商定，先由中國建築預付10億越南盾（43,150美元）予Minh Hung有限公司，用於發放工人工資。

就在上個月，2019年10月，位於越南北部南定省、規模約7000人的中資製鞋企業Golden Victory發生事故——超過100名工人在吸入有毒物質後，產生了呼吸困難、頭暈、惡心等癥狀，隨後被送院治療。該工廠暫時關閉以便進行相關調查，但是在10月23日，當工人們重新回到工廠工作時，不少人再次感到頭暈及惡心，20人被送院。由於害怕相同的癥狀出現在自己身上，數百名工人選擇了辭職。

上述事例足以表明，僅今年，在越南的中國企業就經歷了許多勞資爭議。可是，不論是哪國企業，都存在這些問題。工資低、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這些問題極具普遍性，不囿於企業資本來源。因此，不同企業的工人紛紛展開罷工。盡管這一現象在外資企業更為集中，但這並非中資企業所獨有，有報道顯示，在韓資及臺資企業有更多罷工事件發生。

強烈的反華情緒在越南由來已久。早在2014年，中國南海爭議就導致了全國範圍的工廠騷亂。到了2018年，不少國民認為政府計劃為中國投資商設立三個經濟特區，這種「賣國」行為引發了廣泛的街頭抗議及罷工。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的非法勞工也是越南民眾的一大擔心，尤其是在建築行業、中資企業的建築工程裏。然而，並無任何證據表明，中資企業的工作條件和勞工權利與越南其他的外資企業顯著不同。

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

運輸業工人的罷工和集體抗議早已成為中國城市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過去五年，由於平臺應用的交通服務急速發展，加上出租車等傳統行業服務衰落，這些抗議的性質發生明顯轉變。

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14至2019年間，記錄了約1400起運輸工人抗議，約占每年總體事件15%。由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行業的內部構成、抗議的地理位置和參與人數的變化。

對這些趨勢和罷工抗議原因的恰當理解，對中國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至關重要。全總自2018年已把運輸行業工人的入會和保障視作優先工作。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是全國運輸行業工人抗議的主要群體，部分罷工涉及上千名司機，行動長達數天。最著名的一場罷工發生在2008年中國西南的大城市重慶，其時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會見了出租車司機代表，以解決這場導致城市難以運作的紛爭。跟其他罷工抗議一樣，重慶司機的不滿集中在廣泛使用的承包製。這個製度使司機使用出租車公司旗下的車輛時，需要交付一筆為數不菲的押金和份兒錢。公司能隨意調整份兒錢，而司機則還要自行承擔燃油和維護費。當公司調高款項，司機往往會以罷工抗衡。

出租車司機也長期投訴無證黑車的競爭。自10年代中期，這項不滿更因網約車的加入而更為激烈。罷工司機以「釣魚」的形式找出和威脅非法運營的網約車司機。不過，當網約車司機變得更受規範並且開始占據市場時，出租車司機的抗議由2015年高峰時期的約七成占比，下降至今年的25%。

目前，大部分出租車司機抗議的重心已轉為要求出租車公司歸還經營權和產權。例如2019年4月，當管理公司要求司機更新車輛，數百名湖南南縣出租車司機發起罷工，司機因為需要向公司繳付16萬元來換取僅值10萬元的新車而大為憤怒。在與公司談判時，他們要求借這次更新歸還司機對汽車的所有權。

跟出租車行業相似，公交車司機和職員的抗議也持續下降，直到今年只錄得一起抗議事件。公交車司機跟出租車司機一樣，多年來一直抗議高燃料價格、非法車輛造成的競爭和當地政府規管無能。例如，2013年廣東便有約100名司機和售票員發起罷工，抗議低薪、長工時和無薪加班。公交車員工也要求結束管理層的隨意罰款，這些罰款原因由使用過多燃油到更換輪胎不一而足。但自2017年起，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則轉為抗議企業倒閉所造成的工資和賠償問題，以及抗議政府取消公車線路等較為防守性的行動。該行業抗議數量的減少可能跟規管有所改善相關，但也可能是由於社交媒體較少涵蓋這方面的抗議。

當出租車和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占比日漸減少，外賣和快遞工人的抗議數量則有相應的增加。 2016年以前，集體行動地圖並未錄得任何外賣員的抗議，如今33%的運輸工人抗議卻與其相關，超過了出租車罷工8個百分點。引致這些罷工最常見的原因，是美團和餓了麽兩間大公司因爭奪市場而突然和隨意下調工人工資，被降薪的騎手因此被迫以更長時間和更高強度的工作來補償損失。結果，外賣騎手的交通意外彼彼皆是，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便由2018年起收錄了121起外賣騎手的意外，當中19名工人因此死亡。

物流和快遞行業同樣存在高度競爭，不少公司因擴張計劃失敗而面臨破產或被迫重組，往往令騎手失去工作或造成嚴重損失。2019年承諾達快運的倒閉便使一些騎手的月薪由8000元急跌至2500元，工人的獎金、福利和賠償金皆被取消，公司亦拒絕給予賠償，各大城市的司機因此發起抗議。今年，快遞工人的抗議占運輸行業整體的25%。

近年來，網約車司機的罷工和抗議也經常出現，現時約占運輸業個案的15%。市場飽和使司機的單量下降至難以維生的水平。行業裏的不當行為猖獗，司機不僅覺得被網約車平臺欺騙，租賃公司以辦理牌照為由收取巨額行政費，卻從未兌現承諾也使司機蒙受損失。

出租車司機等傳統運輸工人跟外賣騎手等新行業工人的抗議有明顯的地理分布差異。出租車司機抗議主要在山東、河南、陜西和湖南等省份，而公交車司機的罷工則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四川。這些省份的小城市還未受運輸行業轉變的波及，出租車公司和當地政府的裙帶關系亦使剝削司機的壟斷行為得以持續。

外賣騎手抗議的爆發點則在較發達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例如外賣服務需求較高的江蘇、浙江和上海。很多大城市的辦公室員工沒有時間每天中午在附近餐廳排隊，又或被迫加班至餐廳已關門的時間，使他們只能叫外賣用餐，同時加劇外賣員的工作壓力，使他們的工時更長。

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也在過去五年間明顯縮小。五年前數千人的出租車司機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今天，該行業的工作更為碎片化和非正式化，因此工人抗議多局限在一地，時間也較短暫，並只牽涉不多於100人。

這個趨勢的一個例外是自10年代中期便定期發起大型抗議的長途卡車司機，他們在2018年6月組織了全國性罷工。在這次最近期的抗議中，卡車司機要求現已占據市場的平臺提高單價，以補償高油價和運維費以及當地交通警察隨意收取的罰款。

在五年來眾多運輸工人的抗議中，工會的缺席尤為觸目。由00年代中，出租車司機便開始要求工會代表性，但在不少個案中，司機組建工會的要求皆被地方官員拒絕，因為司機技術上並非出租車公司的員工，又或者工會官員只願意與公司管理層談判，而不理會工人。

地方政府曾在10年代嘗試將出租車行業改革成企業製，使司機成為正式雇員而非承包商，使建立企業工會更為容易。不過，這個想法在未得以落實的情況下，該行業就已經被10年代中冒起的網約車服務而徹底改變了。據了解，唯一成功的出租車工會在2008年於山東省會濟南市長清區成立。該工會由民主選舉產生，且與地區交通部門舉行定期談判，曾在2013年使司機不用訴諸罷工便達致訴求。

然而這個模式明顯沒有被其他城市復製，廣大司機群體仍沒有工會作為代表，正如今天外賣、快遞騎手和網約司機的情況一樣。全總已認知到組織運輸業工人及保障其權益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有相應的能力和政治決心則仍屬未知之數。

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即將刑滿釋放，其余勞工人士仍等待庭審

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將於11月28日刑滿釋放。2015年，劉少明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其後被關押於廣東省北部的韶關監獄。據悉，劉少明的身體與精神狀況良好。

與此同時，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佳慧和何遠程五位被捕勞工人士也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接受庭審。今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一次政府聯合行動中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據悉與2014年深圳發生的一起勞資糾紛有關。

此外，被捕的勞工活動人士還包括《新生代》的三名公民記者，他們積極支援為獲得塵肺病賠償而抗爭的工人。

即使在本周四被釋放後，已經年滿61歲的劉少明仍可能受到警方的監控，無法立即繼續參與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支持。

劉少明1958年出生於中部省份江西。1989年，他前往北京，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正是那時，他加入了中國第一個獨立工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四鎮壓後，他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一年。

上世紀90年代，劉少明輾轉至廣東打工，從事過各種工作，並成為珠三角地區重要的勞工活動人士。在東莞裕元鞋廠罷工、廣州大學城環衛工罷工、新生鞋廠罷工中，他多次幫助組織工人。經過數月緊張的集體行動，工人最終贏得了雇主支付的大額經濟補償金。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活動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二零二零年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獲釋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被行政拘留15天後獲釋。去年12月17日，三人於中國南方城市廣州被警方帶走。

獲釋後，陳偉祥感謝了他的支持者並呼籲大家更多關註其他被捕勞工人士。

祥子，真名陳偉祥，微信公眾號「心環衛」的創辦者，長期聚焦環衛工人的抗爭行動，為工人們提供法律資訊。就在3日前，也就是祥子被帶走的前一日，「心環衛」還報道了廣州大學城浩洋公司拖欠工資達182萬，130名環衛工堅持抗爭了一整年，終於討薪成功。

與此同時，另一名「心環衛」的誌願者以及一名實習生也失去聯絡，另外六位添加了「心環衛」微信的工友也被約談。

祥子出生於農村，長期以來一直為環衛工人的權益發聲。然而，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卻讓他在2015年從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機會。最終，他選擇於2017年赴美攻讀勞工方面的課程，並取得了賓州州立大學「勞動與全球工人權利」項目碩士學位。

今年畢業回國後，祥子創辦了「心環衛」微信公眾號，這一平臺很快就在廣州環衛工人群體中流傳開了。長期以來，當地環衛工人忍受著薪資低、工時長、正式勞動關系缺失以及福利無法落實等問題。

過去幾年，廣州環衛工就工資及合同糾紛問題成功組織了許多場罷工，但是，隨著物價持續上漲，工人工資卻停滯不前，這無疑給年紀較大、清潔街道的農民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由此可見，祥子及其團隊為環衛工群體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尤其是在維權行動被打壓的當下。

祥子是今年年內最新被捕的活動人士，而他所做的不過是幫助弱勢工人群體維護自身權益。今年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及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職業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6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及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2019年中國勞動關系概覽

2019年年末，「華為251事件」爆出，輿論嘩然——科技巨頭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在離職時向公司要求離職補償及年度獎金，其後，被華為向深圳警方舉報而被羈押251日。

對許多職場人士來說，他們本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但李洪元的經歷不僅證實了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更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過是拿來剝削、用完即棄的人力資源。發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沒準就在不遠處等著自己。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放緩的經濟大勢之下，科技初創企業（包括數家獨角獸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是科技產業數以萬計的裁員，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勞動者，有不少需要通過曠日持久的集體行動才能在被辭退前拿到合理的離職補償金，美國甲骨文軟件公司北京研發中心的員工們就經歷了這一切。

那些仍奮戰於崗位上的勞動者們，對企業要求的「996工作製」（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們嘗試反抗；對華為率先提出、將對企業的忠誠及奉獻淩駕一切的「狼性文化」，他們也公開抵製。智聯招聘在年底發布的《2019年雇傭關系趨勢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員工忠誠度缺失（74.2%的職場人在當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內）。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尊重員工、踐行承諾是最重要的企業文化要素，而認可狼性文化的僅占7.7%。

年輕勞動者對當前勞動關系的不滿一直存在，但這種不滿在去年四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後變得更為強烈。該報告指出，養老保險基金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後」即將退休之際。

我們可以將2019年視為中國白領階層價值觀的轉折點——年輕一輩不再接受過長的工作時間，長輩們那一套用吃苦耐勞換取美好生活的價值觀也難以取得他們的認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對體面工作、合理工資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視。

不過，對大部分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則是能否按時發工資等更為基本的問題。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1,159起（約占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盡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諾要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的問題，但在建築行業的抗議裏，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更為凸顯，資方的信譽變得更難以維系。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年初發布的建築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過和行業代表進行集體談判，逐漸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一大趨勢便是在服務業日趨繁榮的同時，與之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則相對下降。在過去六年裏，工廠工人的集體行動從2014年占總數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務、零售行業則從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所占比激增，從13%一躍升至18%。

顯而易見，在工廠不斷停產或搬遷的過去十年間，中國工人抗爭的主陣地也正從工廠偏離，慢慢轉向商店店員、銷售經理、餐館或酒店員工、環衛工人、醫護人員以及休閑行業從業者。2019年數百家健身房相繼倒閉，健身房員工的集體行動頻發，便是這一變化的印證。服務及零售業從業者通常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業風險也更高。在國內，甚至連效力於較低等級球隊的職業足球運動員也遭遇了連續數月的欠薪，最終只得自行發起抗議。中乙海南隊（富力地產所有）的一名球員說，他們的情況和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一樣，只想討回薪水然後回家過年。

去年，運輸行業的工人抗議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體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送餐員及快遞員成為了交通行業抗議工人的前線，盡管去年12月，數起規模大、偶爾出現暴力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在全國各地爆發。這波抗議證實了出租車司機積怨已久——與無證黑車的競爭、政府監管不到位、出租車公司的不當管理，這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解釋了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漸式微的運輸行業抗議只需要一點沖突，就能再次被激發。

與其他群體不同，出租車司機的抗議往往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名參與者。去年，絕大多數的抗議行動規模小、持續時間短，工人們並非以大範圍擾亂社會經濟為目標，而是想引發輿論關註從而推進那些久未解決的問題。從數據上來看，少於100人的抗議有1,297起（94%），人數超過1,000的只是極少數，但在2014年，7.2%的抗議規模達到1,000人以上。

也許是抗議規模整體有限，縱觀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議事件中出現，其中30起（2.1%）抗議中出現逮捕。若將視線拉回以大型工廠抗議為主的2014年，我們可以從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議多達27%，8%的事件出現工人被捕的情況。

去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占了79%（基於可以確認所有權類型的企業進行統計），這與我們2018年勞動關系總結所估計的趨勢一致，即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國有企業及外資企業。該總結還指出，鑒於國有企業減少正式雇員、更多使用外包勞動力，國企員工的薪資及工作條件將會變差——2019年與此相關的大型抗議便是12月份長春一汽國際物流員工發起的，但總的來說，由於國企自身更強的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更困難。這一困境在過去一年變得更為嚴峻，因為黨政機關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這樣一來，工人的抗議就不單單是針對企業雇主的抗爭，而會被看作對執政黨的反抗。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全國各省份地區均出現工人抗議，而包括廣東、河南、江蘇以及山東在內的較發達省份，仍然是抗議的主要發生地。爆發於廣東省內的抗議數量占全年總數的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的抗議則占到全國製造業抗議的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議中不少都和工廠關閉及搬遷有關，這也側面體現出了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另一值得註意的是，發生於新疆的工人抗議從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這一明顯的變化一方面要歸因於新疆與外界的隔絕愈加嚴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對新疆境內工人抗議的容忍度不斷下降。新疆當局去年開展了一項強硬的行動，旨在將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改造為工人大軍，從而為中國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

盡管，警方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況總體上有所減少，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以及勞工活動人士的打壓則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塵肺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7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年尾，為環衛工人發聲的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廣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陳偉祥事件爆出後，環衛工人工資低、工作環境惡劣、管理製度不合理等問題再一次引起大眾關註，加之此前南京環衛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間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表就會自動發出語音提示環衛工人要繼續工作，人們愈發關心環衛工的情況。2019年，環衛工人抗議共計18起，並在夏季迎來了一輪集中爆發。

同樣地，自媒體「新生代」的記者被捕也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農民工患塵肺病的嚴重情況，以及他們長期尋求合理補償未果的經歷。去年，來自全國各地、因在煤礦或建築工地任職而患上塵肺病的工人開展集體行動，尋求合理賠償以及醫療救助。盡管部分抗議遭到鎮壓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議者成功取得賠償。年底，政府下發通知，要求自2020年開始，在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等塵肺病重點行業，開展為期三年的工傷保險擴面專項行動，將塵肺病重點行業職工依法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範圍。雖然政府此項計劃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規，但這仍是政府願意解決塵肺病難題的信號。

整體來看，自年初江蘇鹽城響水化工園爆炸發生後，安全生產在去年引發了更多關註。這場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事故使得傳媒廣泛報道化工園內反復出現的違規生產現象，以及在其余火災、爆炸及煤礦坍塌中同樣存在的監管不足的問題。2019年還有數起備受關註的煤礦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難的山西平遙二畝溝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批評該礦主要負責人利欲熏心，對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產過程未保證足夠通風，因此導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爆炸。

縱觀全年的官方數據，安全事故的數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臨的問題依舊顯著，企業持續無視員工安全、政府監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滿，已在工人群體及公民社會中逐漸發酵。

香港醫護罷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史無前例的香港醫護人員罷工在上周五結束。這次罷工由最近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高峰期間有近8000名會員參與，占醫院管理局員工總人數一成。罷工員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內地居民來港，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並要求管理層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裝備、隔離病房，停止非緊急服務，並且不對此次罷工秋後算帳。

此次罷工中，工會指出了各種合理的問題，並罕見地提出要與香港政府及醫管局進行談判。醫管局聲稱與工會代表談判，卻拒絕對工會的罷工訴求做出回應。以至於罷工提出的多項本就存有爭議的訴求，例如，頻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潛在傳播者（甚至人數比內地來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們行動又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過談判達成共識的機會。另外，在工會罷工壓力以及疫情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港府分步驟封閉了中港關口，實際上等於落實了工會提出的罷工訴求，卻仍然堅持強硬的不談判態度。而工會方面，針對政府已錯失農歷新年前封關的時機，工會是否仍然應將訴求優次放在禁止內地人來港（每天入關人數經局部封關後已下降）？以及工會如何應對政府寧可實際上落實大部分罷工訴求（單方面封閉了更多關口並隔離入境人士）也不跟工會談判這一打擊工會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會必須準備好長期面對自身經驗不足和對手強硬傲慢的準備。

從醫護人員士氣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動標誌著員工面對公營醫療系統問題的決心。醫護人員向管理層清楚表明了：在公營醫療千瘡百孔，人手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他們有權拒絕繼續工作。此舉既是照顧員工的利益，亦是考慮病人福祉，員工不會再被空泛的責任心束縛。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可謂病入膏肓，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種結構性問題以最醜陋的方式揭示出來罷了。本文將簡單勾勒這些問題，並且借著檢視香港醫護人員今天所面對的情景，來映照中港兩地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營養不良的香港公立醫院

去年12月，當醫管局員工陣線接受《立場新聞》采訪時，它還只是一個300多會員的組織。該工會因為反送中運動成立，抗議警方濫權、拘捕義務救護員，並集合員工應對醫管局的打壓。當時，三名籌委向記者表示︰工會目標是招收8000名會員，以增加代表性，為將來行動累積更大影響力。然而，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問題之嚴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國蔓延，工會的招募人數在短時間內便超額完成了（2月時已達到2萬人）。

香港醫療人手資源不足遠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時代遺留的問題。港英政府占領香港期間，一直以打開與中國的商貿往來為重心，對於殖民地的社會福利采取放任態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戰後首份醫療服務政策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建議加建診所和醫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張，增至1972的4.3張。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詢文件，建議加建醫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張。不過，這個目標一直未有達到。

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曾經短暫有所改善。 1990年醫管局成立，統一管理公立及補助醫院，增加醫療經費，醫療服務品質大幅改進，曾使私人市場受壓。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結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後的經濟危機影響，政府再次削減公營醫療系統的資助。 1999年政府推動護士學位化，停辦多間護士學校；2002年醫管局凍薪及削減增薪點；2003年醫管局削減1200張急癥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數量到現在仍未回復當時水平。由此可見，香港的公立醫院即使在不少醫療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質素提升的情況下，也一直處於資源不足的虛弱狀態。

屋漏偏逢連夜雨：長者照顧政策的徹底失敗

當醫院醫療的基礎出現危機時，另一面爆發的問題則是長期照顧及預防疾病的失敗。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情況應算貼切。

學者鐘劍華在文章《長期護理照顧政策》引述的這組數據已足以點出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發布的人口推算估計，香港超過100萬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60歲以上更超過120萬人，到了2047年將接近人口總數三成。
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人數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萬名殘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當中接近七成年齡達70歲以上。
長期病患包括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長期病患占整體人口19.2%，約138萬人，其中未滿60歲的患者占35.9%。
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長者有長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殘疾人士。不過，雖然長期照顧及老人的健康問題跟醫療系統密切相關，但相關政策是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與醫管局的職責分離。當長者人口增加，長期病患率上升，殘疾人士與長者的壽命增長，缺乏整合的做法難以處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鐘劍華指出此服務自2003年成立開始一直維持在60支的規模，隨著新屋村落成、長者人口增長，隊伍數目仍然維持不變。長者輪候送飯需時半年至一年，輪候家居清潔需時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數字顯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輪候時間問題最為嚴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輪候時間16個月，有21人未等到服務已經離世。

香港公立醫院的事實

這就是香港這個繁榮的資本主義都市下的真實。當老人及長期病患者長期乏人照顧頻頻入院，醫院有再多人手和資源也是徒勞。特別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時，問題的爆發更令人神傷。一位在公立醫院任職的醫生D說︰「十二月底數天天氣稍降，不少老人因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長期在老人院臥床，缺乏運動，其實跟等待死亡沒什麽分別，醫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經很少。

一名曾任職護士，這次也有參與醫護罷工的員工則表示，自己以往因為深感無法好好照顧病人而決定轉職。 「現在一般病房的環境比2010年還要差。不少病床強行在床與床間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製造假象，我工作的醫院未出現新冠肺炎時用量已高達110%。」她說。

除了病患不斷入院令醫護人員應接不暇，病人難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難以紓援的原因。參與工會統籌工作的護士梁先生指出︰「有三個原因令病人滯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臥床等待檢查期，但由於其情況不屬最緊急因此檢查被不斷拖延，無法開始治療。另外，病人情況不穩定，例如血壓指數經常變化，醫生也不會允許出院。再來便是無人照顧，以至出院後情況轉差又再度入院。這些問題均使一些正常輪轉率在一至兩天的病房出現臥床數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醫院政策變成憤怒的來源

醫護人員極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護士所需要負擔的行政工作為例，一位已經退休的護士表示，填寫表格的背景是對應病人權益提升，為了在投訴時有所證據，並且確保醫生和護士的規範而出現的。

然而，隨著醫療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屬投訴頻繁，醫護人員被要求填寫愈來愈多表格。護士梁先生列舉出來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寫病人的一般病歷，到體溫、血壓、攝水、轉身、傷口、外遊記錄、自殺預防等包羅萬有。當處理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沒有增加，護士照顧病人的時間便變相被行政工作不斷蠶食，使員工工作壓力更嚴重。

問題積壓至此，使醫管局提出各種短期紓援措施都成為員工更為不滿的原因。 2007年起，醫管局設立特別超時津貼計劃（SHS），以額外加班提供較高工資的方式吸引休假員工繼續工作，曾經紓援了人手問題。然而，隨著各類結構性問題不動如山，醫務人員對超時津貼計劃的態度愈來愈兩極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護士說： 「身邊沒有人會申請，我們稱為賣血，平時工時已十多小時了。」另一位註冊護士則說： 「賣血積極程度因部門而異，整體而言算是受歡迎。年輕的護士較常這樣做，很多時候都會把身體挨壞。」

超時津貼計劃正好反映了現時醫院系統的整體人手情況︰資深的醫護人員不勝負荷，又或者對公營醫療失望，轉而走升學、轉職或到私人市場執業的路。不斷流失的人手便倚賴剛畢業的勞動力補上，他們精力充沛，願打願挨。然而，數年後他們之間不少人便會難堪重負而離職。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終究流失，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無日無之。

中國城市醫護面對的矛盾或更嚴重

香港醫療體系面對的問題如何映現中國內地醫護人員的困境，確難一概而論。不過，在一些關鍵的趨勢上，可以看到兩地之間的共通點。中國超過65歲的老年人口估計將會從2018年的1億6600萬人增加至2030年2億5千萬人，上升約五成，總體醫療需求的增加驚人。然而，當下政府在醫療投資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隨著沿海城市急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斷擴張，一線醫療資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醫療資源嚴重不均的問題。現時，中國農村居民生病後，有基本經濟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醫院的治療，以至湧入三級醫院的人長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華早報》報道，2300間中國城市的三級醫院長期全員運作，仍然無力應付龐大的醫療需求。然而，95萬間次級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不時出現病人不足的情況。

在深圳，中國勞工通訊以往采訪過的護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連續工作12小時。該名受訪者甚至認識因長期過勞而英年早逝的醫生。她形容，醫院內病人家屬與醫護人員的情緒相當緊張，特別是兒科病房裏，家屬擔心子女接受的治療是否有效，任何差錯都可能使潛在的矛盾爆發成醫鬧事件。由於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當病人家屬的財政難堪重負，而病患又沒有起色時，直面病患的醫護人員成為了醫患矛盾的最前線，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中國醫療系統的構成復雜，各種問題成因也與香港不盡相同，本文難以詳述。然而，這無礙指出一點：當各種慢性病癥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發展而普及，社會人口壽命增長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來愈多的資源去預防和照顧病者。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對相關準備的滯後，城市醫護人員需要承受的壓力和危險，將會比他們在香港的同行更為巨大。

推動轉變的時機將穩定地出現

還未爆發新冠肺炎前，參與醫管局員工陣線的梁先生說，工會短期的目標是對抗醫管局打壓表達政治立場的員工，以及跟進職場欺淩問題，長遠而言，才是解決醫院內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

不知道經歷這次罷工後，工會的方向會否調整。需知道，在當下香港的政治經濟製度裏，每年流感高峰期將註定會是醫護人員壓力爆發的時刻，醫院用量必然會超額運作，而且將會一次又一次地有長者因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並且為醫護人員累積使人灰心喪氣的無力感。這樣的局面可謂穩定出現的公共衛生事故。但反過來說，可以預見的流感高峰期也將會是工會推動轉變的絕佳時機。

對中國內地的醫護人員而言，當醫院的工會長期僵化，公開集體行動亦要背負更大的成本時，要集體組織尋求改變更為困難。然而，不能忘記的是，城市醫護人員平日面對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與死的問題。當爭相競爭醫療資源的情況更趨白熱化，醫護人員的壓力到達難以忍受的時刻，工人鬥爭的規模和爆發速度絕不應輕易低估。

新冠疫情下，香港飲食業員工的勞動狀況記錄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餐飲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根據媒體報道，這次疫情比SARS的破壞力還大、餐廳或停業或轉型、大量員工被放無薪假……

香港政府統計處3月17日公布的數字顯示，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上升至7.5%，就業不足率3.5%。以2018年餐飲服務業從業人數約49,700人估算，失業人數約為3,700人，就業不足人口則為1,800人。然而，失業率會掩蓋該行業總勞動人口變化的情況，亦即是，假如餐飲服務業就業人口整體減少和流失，但失業人口不變，那麽失業率還是會上升。

由此可見，一個失業率的數據其實不能說明什麽。特別是，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化，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昂的城市生活，餐飲業工人失業數天的惶恐、家庭生活即時的困頓，需要更多資料來說明。

為此，我們訪問了多年在中式餐廳樓面工作的金先生，記錄他在經濟蕭條期的勞動狀況和生活改變。

惶恐的兩個月：蕭條、無薪假、拖糧

香港餐飲業受疫情的第一波影響，是在1月下旬。金先生當時在西九龍一家中餐館工作，擔任樓面的高級主任。據他所說，影響最大的兩次事件如下：


                           
事件

結果                  

1月29日

一段有關圓方商場出現多名保安及客戶服務員發燒並請病假的錄音在網絡上流傳

當晚的預訂有5張臺取消

2月9日

「打邊爐家族」家庭成員連續確診的新聞出現

當晚全數預訂都取消了

顧客懼怕出外用膳造成集體感染紛紛取消預約，結果是：2月10日，老板出了書面通知，要求員工放14天無薪假期。書面通知給出的原因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以致經營困難」。所有員工都簽了這份書面通知。餐廳同時還給了口頭通知，說明如果找到其他合適的工作，可以直接辭職，公司不會阻攔。原本按照雇傭合約上的規定，離職需提前1個月時間通知。

金先生平日早上在廟街一家茶餐廳兼職，中午至晚上則在中餐館上班。由於妻子在家照顧兩個小孩，小女兒才1歲多，14天無薪假的打擊太大了，因此他馬上另找工作。 「我由佐敦走到長沙灣，每一家茶餐廳都進去問請不請人，大家都叫我回去等消息，心情真的很絕望。最後，一家附近的茶餐廳打電話回來，說雇我工作，你實在不會知道我當時的心情，就像聽到天使一般……」

找到工作後，他在2月23日，即14日無薪假期的最後一日主動離職。不過，原本應該在7日之內結清的工資，會計部沒有按時發給他。

由於其余員工都收正式通知後被解雇，金先生覺得，是因為他自行辭職招來經理層不滿，才成了唯一被拖欠工資的員工。 「（公司）可能覺得，我雖然這樣說，你竟然真的辭職！分區總監可能對我很憤怒。」於是，會計部以差一位經理層的簽名、且該位經理生病為由，一直沒有發放之前的工資。後來，因為一位分區經理的幫助，會計部轉變了態度，在3月9號發放了工資。

中餐館的人手減到原來1/4左右。餐館按照廳面、廚師、清潔來分工，但由於人手不足，餐廳的4名廳面便輪流承擔洗碗、清潔、打雜的工作。不過，後來似乎因為人手嚴重不足，還是聘了兼職。以下是金先生離職的中餐館勞動力轉變的情況：

       
樓面

廚師

清潔/洗碗

疫情前的人員情況

12個

5個

2個

三月份

4個

1個

0.5個（兼職）

疫情下的工資和工時變動

金先生十多歲開始在餐廳工作，一開始在廚房做學徒，但當時覺得工作不適合自己，於是轉做樓面服侍客人，後來做過上海菜餐廳的部長、高級主任，一做已是十多年。相比一般飲食業員工，他工作賣力，下單送餐清理臺面以外，還處理顧客投訴、跟食客打好關系、跟上司商量如何宣傳餐廳，有時還樂在其中。因此，在老板眼中，應是模範好員工了。

這麽一位員工在上揚期的工資和工時是如何呢？據金先生所說，他工資曾達17,000元，加上兼職每月幫補8,000元左右，可以賺到25,000元。

不過，這樣的工資自然是以超長工時換來的。疫情爆發前，他早上6點便開始在茶餐廳兼職，一直工作至11點半，中午12點至晚上10點半則到中餐館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餐廳裏。扣除下午3點至6點的休息時間，金先生每天工時基本為13小時，通勤時間約1小時。 14小時的勞動時間，已接近一人做兩人份的工作了。

現在，金先生要保住工作也有難度。兼職的工作靠著人脈關系，還湊到三天的工作機會。至於在茶餐廳做店員，他沒有透露工資多少。不過，保守估算整體工資應減少了1/3。金先生的工時卻並未減少很多，仍然維持在每天10小時左右，亦即是：他的時薪下降了。

身為一家之主，這樣的收入變化使支撐家庭更困難。 「我最討厭那些人說香港人最鐘意返工（香港人最喜歡上班）。我不上班誰付子女的開銷？曾經在茶餐廳聽到年輕人這樣說，差點沒忍住上前揍他。」

我們請他整理一個任職飲食業的公屋四人家庭上月開支，結果如下：

開支種類

金額（HKD）

公屋房租

2,750

水費

230

電費

150

衣物

500

食物

500

衛生用品

0

子女開支

3,000

交通費

520

父母家用

5,000

其他

10,000

總數

22,650

「食物開支因為我在餐廳工作，自然少了許多。太太每天買減價時段的食物，也省了不少錢。不過，之前水電因為兒子停課在家而多了不少，於是我請父母來照顧他。」金先生說。

「衛生用品則靠太太在師奶（中年婦女）群組裏找，真的不能少看她們，各種平價貨也有。而且我在疫情全面爆發前便買了一些口罩，因此不用挨貴價貨。」他稍帶自豪地補充道。

那「其他開支」這個驚人的數目又從何而來呢？ 「女兒的奶粉錢、尿片錢，買兒子的遊戲，各種停課時的額外開支。太多細數了。」他解釋。這樣看來，即使夫婦二人省吃儉用，小孩的開支仍然令金先生一家頗為吃力。

「我們已經不是最受影響的了。之前經過深水埗，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住籠屋、劏房的失業戶，難免精神挨不住的……」金先生憶述。

挨過這一關後的未來

找到新的茶餐廳工作，金先生原以為可以松一口氣︰「始終這裏是地鋪，附近有公共屋村，顧客比較穩定。商場的餐廳便不要說了，死得很慘。」然而，隨著連鎖快餐店暫停晚市，政府對食肆經營做出新限製，金先生擔心傳統飲食業將會再被波及。

跟一般接觸到的樓面員工不同，金先生是某一類特別喜歡這份工作的人。 「樓面員工常常站立工作，而且有些食客吃相很差，有時還嘔吐，因此工人處理很多客人的穢物，算是厭惡性工作，愈來愈少人應征。」他說， 「不過，我喜歡服務別人和幫人解決問題當中的成功感。假如沒有家庭負擔，我想有自己的私房菜，親自服務自己的食客。」

不過，在這一刻再談及工作中的喜悅難免愈來愈難了。而且，就算挨過疫癥這關，餐飲業的發展也多了許多未知之數。隨著餐飲服務業人數更為短缺，一些連鎖快餐店近年引入了電子下單和支付系統取代工人，一了百了解決人手問題。廚房內食物處理的中央和外判化則更有十多年歷史。由此推想，未來餐飲業的招待工作會否愈來愈少？

金先生認為替代未必會到來：「中國內地海底撈的電子化確實嚇驚了我。但相比內地，香港的情況未免太過落後了。因此可以反過來看，這是讓員工有更多自行發揮的空間。」金先生提到一個例子：以往餐飲業要工人自己擔整袋面粉上樓，近來的「進步」是，工人終於兩人一起搬重物，而且有手推車，可見其發展的速度。

或許金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現在，他正埋首和雇主一起商量如何增加茶餐廳的客人，期望以此減低失業的壓力，餐飲業在疫情後的變動會如何發生自然未引起必要的關註。繼考慮推行「禁酒令」後，一般食肆現時被要求限製入座率，以應對漸趨嚴重的疫情，金先生的生活將更為艱難。

中國企業在倒閉、減薪、裁員下復工，工人集體行動同步回升

近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月份采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回升，無論是製造業、非製造業，還是綜合PMI皆回升至52%以上，大中型企業復工率為96.6%。

采購經理指數並不反映企業生產量等各類指標絕對值的變化，而只是反映企業生產的趨勢。因此，3月份PMI指數約為52%，僅代表相比上月，中國一般產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停止下滑，整體氣氛有所回復。

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經濟恢復情況，還可以參考《財經》雜誌的調研。該調查訪問的企業七成以上是小微企業，截至3月13日，復工水平超過一半的只有37.7%，人員到崗率不足50%的達到26.3%，35.9%的企業仍在停工，可見3月上旬，不少小微企業雖然復工了，但只是以一半以下的產能生產。另一方面，工信部在3月28日的數據則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達到了98.6%，人員平均復崗率達到了89.9%。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爆發，部分企業雖然復工，卻面臨大批訂單被取消的第二波打擊。環球紡織的微信公眾號表示，紹興柯橋有78.4%的紡織企業表示訂單在減少，64.8%的企業反映已有訂單被客戶取消。該文同時引述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信息，指長三角、珠三角「真正有活幹的只有30%左右，因為缺少訂單」。

以疫情嚴重的意大利為例，財新網報道，由於當地企業取消服裝及手飾業的訂單，義烏一家以外貿為主的首飾加工廠馬上受壓。負責人表示，「從上周到這周以來已經有5%的訂單被取消，哪怕沒有取消的訂單也在考慮收縮規模或延遲發貨」，估計「全年30%到40%的訂單會沒有」。

經歷兩個月的疫情打擊後，13.8%的接受《財經》訪問的企業表示面臨倒閉風險，41.9%的企業預計上半年營收將同比減少50%以上，約45%企業因此削減員工工資，近三成企業裁員。在這樣的背景下復工，自然伴隨著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3月錄得50起抗議，較2月9起抗議事件大幅上升。

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服務業（23），其次是交通運輸業（11）、建築業（6）、製造業（6）及教育業（4）。服務業中，則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和醫療服務等行業為多。例如3月24日，河南省南陽市1919酒類直供員工便掛橫幅抗議企業以疫情為由大規模拖欠工資及辭退員工，更曝光集團短訊指被裁人員恐怕達2000人。

疫情期間飽受壓力的醫護相關人員亦有零星抗議。山東淄博高新區榮德醫院、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及寧夏慈安婦兒醫院的員工分別發起討薪抗議。湖北大學隔離點的的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的補貼是1000元/天，但安保公司實際給到的是250元/天。 「他們親口承認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哪裏去了？中介平臺就算要收費，為什麽收這麽高的費？對我們來說是不是不太公平？」此外，員工們表示，招聘時寫明工作不接觸隔離者，但實際是在（隔離點）內場工作。

環衛行業積弊已久的市場化問題則在疫情期間再次打擊員工的生計。 3月10日，廣東省廣州市環境衛生管理站拖欠140余名環衛工人1月份的工資。一名環衛工人向環衛站負責人討說法時，卻被告知「沒錢發工資」。 「副站長說，我們是自負盈虧的，現在受疫情影響，商戶都沒開門，收不到垃圾費，也就沒工資發。」該環衛工雖然得到工會幫助討回了環衛站工人工資，但其後被秋後算帳，扣減了節假日的上班機會。沒有加班費，環衛工人的生活將難以為繼。

交通行業方面，多地出租車司機接連發起抗議，要求減免租金和承包費，以此度過新冠肺炎的難關。例如3月30日，河北省任丘市上百輛出租車便聚集在市政府門口前，要求減免疫情期間的出租車租金、降低年租金、以及為因身體原因而無法續租的承租人無條件解除合同。網約車司機群體的處境同樣堪虞，3月13日，河南鄭州一公司門前上百網約車司機排長隊要求退車。據悉，司機每月租金3800元，雖然公司免了2月份租金，但是3月份生計仍然慘淡，連吃飯充電的錢都不夠。有關出租車行業的詳細情況，請參閱《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

至於建築業的工人抗議，最受關註的莫過於3月19日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築工被拖欠隔離補貼一事。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建好醫院後即被安排隔離，然而隔離滿14天後，仍然不被允許離開隔離點，中建三局則拒絕繼續發放補貼。被隔離達一個多月後，工人終於忍耐不住，聚集起來討要說法，其間發生推撞打鬥，警察到場亦難以解決問題。

製造業員工則面對企業破產和拖欠工資的情況。 3月23日，廣東省東莞市的泛達玩具被曝出拖欠工資，員工討薪時被打。網上消息指出，東莞泛達玩具因外貿訂單取消導致公司業務量驟減，資金鏈斷裂。企業於是宣布結業，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不禁茫然地追回之前被拖欠的工資……

企業在復工復產的壓力下，將新冠肺炎帶來的損失轉移到工人身上，中國各行業工人的抗議再次復活了。欲知工會如何處理工人在疫情期間面對的種種問題，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最新推出的《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第九期報告。

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近三個月以來，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受到了嚴重沖擊，運輸業作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行業首當其沖。而出租車、公交等客運行業，更要同時面對防疫風險與需求暴跌兩方面的壓力。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自一月末以來，共收錄了十一起出租車行業的抗議事件。本文將通過對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沖擊與面臨的困難。

受疫情沖擊，出租車司機要求減免「份子錢」

出租車行業向來是集體維權行動高發地帶，在過去15個月內，我們一共記錄到73起與出租車行業有關的集體行動事件，占交通運輸行業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往往與滴滴等網約車服務所造成的沖擊相關。而在疫情爆發前，沖突主要與 「兩權合一」有關。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出租車行業一度停擺，疫情逐漸受控後，出租車司機也面臨客源減少、收入暴跌的問題。據《南寧日報》報道，南寧市巡遊出租汽車單車日均營收僅120元左右，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駕駛員無法出車正常營運，處於無收入狀態。

春節假期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十一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頗為廣泛，從遼寧、山東，到廣西、貴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現了出租車司機抗議。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車司機要求公司與各地監管部門減免「份子錢」等費用，並在政策上予以幫助，以應對疫情帶來的沖擊。我們可以合理推斷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封城、停工等沖擊造成客戶量與收入的暴跌，是全國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

除油錢、車輛維修等成本外，出租車司機每月還需向擁有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公司支付數千元的管理費，也就是俗稱的租金、「份子錢」、承包費等。若出租車司機本身不擁有車輛的話，每月需交給車主的租金也相當可觀。也就是說，出租車司機與商販、店主等類似，即使在完全不進行運營活動的情況下，每月也有一筆數額頗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出租車行業的運營活動基本處於凍結狀態。首先是二月份，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大都要求出租車行業停運以配合封城、封閉小區、以及延長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復工以來，全國各地低迷的經濟形勢以及依舊嚴格的出行限製使得出租車行業的客戶需求量暴跌。在如此嚴峻的經濟與行業形勢下，每月數千元的租金、「份子錢」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車司機們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收入接近於零的情況下，正常生活已經無法維持，因此的哥的姐們自然選擇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向公司與監管部門表達自己的訴求與難題，希望有關方面能夠意識到疫情為行業所帶來的困境，能夠與司機們相互體諒，共度難關。

各地紓緩政策：減免「份子錢」發放油補

3月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鼓勵各地采取階段性減免「份子錢」等措施，幫助出租車司機度過難關。經過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協商，多地均出臺了減免「份子錢」的政策。據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間全國首個免除承包費和服務費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輪「份子錢」，惠及出租車14769輛，累計免除費用1.2億元，這些費用由數十家出租車企業承擔。

長沙、吉林、三亞、柳州等地交通部門及時發放2018年成品油價格補貼，為出租車司機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區交通部門，如沈陽、貴港等地提前發放2019年油補，以支援司機生活。

此外，杭州市設立了出租車疫情專項補貼，每車2500元，其中疫情嚴重的2月份補貼1500元，復工復產的3月份補貼1000元。廣州市亦於2月按照市區正常雙班營運車輛3600元每車每月的標準，向駕駛員發放綜合生活補貼。

在工人集體行動記錄的11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大多數出租司機的訴求都得到了公司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初步回應，表示會盡快研究以便拿出相關方案來妥善處理司機們的訴求。但在遼寧大連的案例中，當地一些出租車公司非但沒有體諒司機們在疫情期間的困難，反而催促司機繳納租金。

盡管出臺了相應減免政策，仍有許多出租車司機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難以為繼。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車司機聚集街頭，要求出租車公司減免全部承包費。柳州市燃油出租車承包費為130-140元/天，電動車是180-200元/天。此前，經市出租車主管部門協商，十幾家出租車公司連續兩次減免出租車承包費，規定2月份如未出車，可不繳納承包費；階梯式減免3月份承包費；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費。由於乘客稀少，司機們認為減免費用治標不治本，但公司堅持，退車需繳納上萬元違約金。

當天下午，柳州市運管部門和幾家出租車公司高層領導召開緊急會議，回應司機的集體行動，承諾5天內給出答復。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車公司發布公告，每輛出租車預支8000元油補，用於支付出租車運營的加氣、充電等基本經營費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再發文件，決定繼續減免承包金。文件規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費；如車輛停駛，則不收取當天承包費；5月份承包費收取標準待定。

中國勞工通訊致電柳州市總工會發現，當地工會辦公室、服務中心、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對於這起規模達數千人的集體行動並不知情，而少部分對該事件有所耳聞的工作人員並不負責處理相關事件，也無意主動接觸出租司機與相關人士。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總工會配合政府工作，主動調配財政資金、防疫物資，對當地運輸企業進行補貼與幫助，例如柳南區總工會提供了九萬五千元的防疫物資。

與過去集體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為出租車行業帶來的問題並非以往常見的勞資雙方的對立與沖突。在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沖擊時，司機、公司以及監管方有著共同的利益與困難，需求、收入的減少以及防疫的風險同時威脅著所有利益攸關方。在疫情的特殊時期下，各地工會應積極行動起來，利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製，充分理解司機與企業的困境，促進製定適宜有效的紓緩政策。

激烈的競爭、「兩權合一」與推行電動出租車

除去七起要求減免疫情期間「份子錢」的抗議外，另記錄到四起集體行動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機間因「搶客」而發生沖突。其中兩起事件發生在出租車司機與網約車司機之間，一起為出租車司機間的沖突。

另有一起要求「兩權合一」的抗議。「兩權合一」是指出租車司機要求明確車輛的所有權與運營權，將其統一劃歸給作為車主的駕駛員。過往的行政監管與法律條文模糊，導致作為出租車輛主人的司機們需要依賴於擁有運營牌照等準入資格的出租車公司。而擁有權力庇護的公司，往往通過各種巧立名目的費用，諸如「份子錢」、保險費來壓榨辛勤勞動的的哥的姐們。與」兩權合一」有關的集體性事件是過往兩年交通運輸行業抗議的主要構成。在經濟衰退、客戶需求暴跌的情況下，想必各類摩擦與沖突將會進一步增多。

此外，我們亦註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車司機團體表達了對各地政府近來大力推行、乃至強製推行電動出租車政策的擔憂與不滿。出租車電動化的政策，看似光鮮，為環保做出巨大貢獻，但實際上電動車在很多一線的哥的姐們看來，完全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廢品。比如對於北方的司機們來講，當前電動車根本無法在冬天的低溫環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換電動車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機們難以承受的。這些具體而實際的問題直接關系到千萬勞動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製定者與執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與監管部門在積極推行此類政策時，如果不聽取從業者與勞動者的聲音與需求，而以官僚集團的利益為本位，就會激起勞動者的激烈反抗，造成雙輸局面。盡管目前各地出租車司機群體只是在言論層面表示擔憂與不滿，但若各地交管部門不及時調整政策的話，對出租車電動化政策的反抗可能會成為2020年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一場全球性經濟風暴已經近在咫尺，中國勞動者已經開始承受這場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出租車行業，乃至客運行業整體，在接下來的數月內將會面臨更大的危機與壓力，需要政府、企業、工會與司機們共同努力與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沖擊與損失。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非正規工人的困境

在全球政治領袖們看來，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家居隔離這些遏製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顯得愈加迫切。最極端的例子也許就是印度——這裏，封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保持社交距離給全世界工作模式帶來巨大改變——人們將工作場所挪到線上或是在家辦公等等。然而，即便在發達國家，這種簡明轉變的背後也暗藏特權，因為並非所有行業都能實現這樣的變化。實際上，只有那些家中擁有足夠資源和支持（例如穩定的互聯網）的勞動者才能居家辦公。

自年初中國爆發疫情以來，我們不難發現，尤其對那些能在公共衛生災難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崗位，離開原本的工作地點往往是種奢侈，例如環衛工人、送餐員、出租車司機、護士以及護理人員。這些勞動者對保持社交距離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並批評了社會中無處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為期三周的全國封鎖後，數百萬移民工人離開城市，一個個令人心痛圖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這種過分簡單化的防疫措施應叫停了，與此同時，印度勞動關系的現狀也要引起我們的警覺。

3月24日，印度總理發表電視講話後，留給全國十三億民眾的時間只剩四個小時了，人們在慌忙中儲蓄物資但還是趕不上關門的速度，而那些本來就處於邊緣位置、僅能勉強糊口的貧困及弱勢群體最終被國家政策拋棄。

如此決定性的政策並未考慮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政府的做法其實反映了其對勞工群體缺乏認知，在決策製定中更是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場所、招聘場所關閉期間，工人們沒有收到來自國家領導層清晰且積極的保證，他們的焦慮加劇，別無選擇只能徒步回家，從城市走回鄉下。

此外，由於各邦邊界封鎖導致交通停運，工人們本已十分嚴峻的境況進一步惡化，他們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沒有食物和飲用水。封鎖城市、僅預留給民眾四小時的反應時間，這嚴重影響了數億低薪工人，如此將工人群體置於不顧不過是在政策製定和實踐中突顯了中產階級和城市精英的特權。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規勞動者

迄今為止，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在封鎖期間受到的沖擊最大，他們大多數人缺乏專業技能、收入低、沒有雇傭合同（最多也不過是內容模糊的合同）、工作環境不穩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或福利安全網。鑒於地區差異和工作的不穩定性，很難準確評估印度的非正規勞動者具體有多少。不過，印度國家抽樣調查組織（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勞動力調查顯示，全國約有4.15億非正規工人，其中包括大量來自農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們工作於各個行業，例如建築業、製造業（工作地點包括工廠、車間甚至家庭）、家政行業，還有人是街邊小販、廢品回收工人、環衛工、餐廳服務員、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務以及各式運輸的從業者。他們的工資通常按日結算，日薪從400盧比到1000盧比（約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攢錢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許多非正規勞動者甚至沒有適當的銀行帳戶來存儲他們的收入。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規工人是由季節性和循環性移民工組成，這些工人不會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許多人沒有家人隨行）；實際上，他們每年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流轉幾次。毫無疑問，這一數量龐大、流動性高的群體給當局帶來了管理上的困難，但這也成了行政及監管部門經常拿來逃避責任的借口。不願承認非正規工人的重要性，亦不願在政策上及實踐上讓他們融入城市空間，於是，當危機發生，不論是對形勢進行預測還是采取具體行動當局都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區，城市的不穩定生活狀況，以及不適當登記製度導致獲取公共服務困難的現象正在蔓延；這與中國的戶籍製度高度相似，在製度上將農民工群體置於劣勢。

疫情與封鎖進一步加劇了非正規工人對國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現出來的敵意和霸道、司法部門的冷漠無疑是根本原因。上級司法機關沒有有效履行其憲法責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對移民工人的責任而受到批評。印度民主製度建立在機構問責製基礎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嚴格的審視。

非正規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們深入思考種姓和性別問題。甚至在非正規勞動力中，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間，女工受到的嚴重影響來自社會中限製以及父權障礙兩方面，尤其是那些從事家庭勞動和護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來：前進的道路

三周後，印度宣布延長封鎖期至5月3日，這將對國民生計產生深遠影響。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基於印度政府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億非正規工人將進一步陷入貧困。面對如此後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應相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考慮到印度聯邦製的國家結構形式，尤其是在稅收和財政資源方面的情況，應對非正規工人的政策應該由中央政府來領導。

針對移民工群體的的調查表明，國家應將社會政策及支持系統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線、任由工人自生自滅。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決問題，疫情只是重申了這種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啟動了為期四天的行動，建立全國範圍內的移民工數據庫，為製定出一攬子救濟計劃做準備。該行動旨在收集各個領域的有關信息，並打算涵蓋所有形式的非正規就業。盡管這聽起來不錯，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臨時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當前經濟體系之內，對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幾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讓人擔憂的是，政府可能沒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緊縮政策。

印度國家能力較低，這意味著政府不得不讓民間社會組織參與到有關非正規勞動者的實地工作中，從而根據具體行業的需求和要求製定計劃和政策；這種合作確保了多個利益相關者的直接參與，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過去，這種合作推動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立法，包括《知情權法案》及《農村就業保障計劃》。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會幾乎完全缺席關於非正規工人的對話和辯論，這只能強化人們對貴族或正規就業者享有特權的觀念，而實際上，正規就業只占印度勞動力的一小部。

對於印度而言，要提升為最有需要的民眾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時機。對非正規就業問題視而不見，或是簡單地假裝問題不存在，在此時此刻都顯得不合時宜，是時候由國家承擔提供者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充當執行者了。

香港中文大學工會、學生反對清潔外包，組織員工改善勞動待遇

2018年，一班北京大學學生組成了北大工人情況訪談小組，進行為期十天的調研，了解校園工人的勞動權益、食宿生活條件等情況。受訪303名工人中，超過九成屬於外包單位、合作經營單位或勞務派遣單位，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社保，工資只比當時北京市最低工資每月2000元高少許。

在香港，大學校園的情況亦不遑多讓。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漸將校園服務外判（即內地所謂「外包」，指企業或公營機構委托承包人雇用員工，以此減低成本）。以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保安、清潔）為例，目前香港八間大學當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學維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學尋找市場上的私人資本提供校園服務的結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資，並且不享受任何大學的福利和設施，一些大學更連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外包清潔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間冒更大危險工作

對於香港大專院校的外判問題，學生和工人曾經發起多次抗爭，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員工及學生反對校方外判圖書館清潔服務、2017年香港浸會大學新舊外判商交接問題引發工業行動等。這次的抗議則發生在原來仍然維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學。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和學生組織中大基層關註組揭露，中大在去年繞過員生監察將校內廁所清潔服務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機、四人是清潔工。其中兩名清潔工人以全職聘用，兩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計薪，負責清潔校內六座大樓廁所及部分露天空間。

根據中大學生的調查，是次外判全職工友的工資（$13,000）比直聘清潔工的起薪工資為高。不過，由於外包工人每天工時更長，且每周比直聘員工需額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時薪低於一般直聘工。可以說，大學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資承擔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外判清潔工並不受任何大學政策保障，因此一切醫療福利，以及疫情間的相關防護措施均與其無緣。 「疫情期間，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須工作2天，月薪不變。不過，外判工友則仍須工作六天，否則會被公司扣錢。」中大基層關註組的成員S表示。讓直聘工友減少回校工作是考慮到社交距離及避免員工聚集，外判工人理應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與直聘工人共同製定合適的工作安排。但在現時安排下，外判清潔工需冒著更大的危險回校工作。

大學曾承諾永不外判　今繞過員生監察外包服務

以往，中文大學教學樓的清潔服務均由校方下屬的物業管理處直接聘請工人。中大職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級表及加薪機製，亦可使用大學醫療服務。 2003年香港陷入經濟低潮時，校方曾建議外包整個物業管理處，但遇到職員及學生的激烈反抗，最終校方承諾「恒常物業管理服務永不外判」。

不過，大學校方最終食言。這次，校方為了外判部分清潔服務，繞過2012年與職員及學生組成的監察委員會。校方以「外判合約期少於12個月，無須得到委員會事先通過」的豁免理由繞過委員會，無視外判方案準則上寫明清潔及保安服務是「應該集中監察的高風險外判項目」 。工會及學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約結束後停止外判，將職工轉為直聘。

工會、學生指校方外包無理　應改善直聘清潔工勞動待遇

中文大學校方表示，因為校園須清潔範圍日漸擴大，部分職位出現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擔額外工作量」。校方稱外判是「萬不得已且暫時做法」，並會繼續招聘直聘員工，請到人便會減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說法更像是外判服務的托詞。雖然官方數據顯示，中大校園職工人數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會及學生均指校方須檢討有關職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決問題。

招聘不足的問題明顯是校方自身的失誤。中大員工總會主席Ann提到，大學一些部門均能聘請清潔工，看不到物業管理處難以聘請員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時間更有彈性，因此不願全職工作，或者純粹是大學招聘方式有問題。」Ann表示。基層關註組成員S則提到，有工友向他們表示，不少人曾應征清潔工職位，但均沒有成功。校方所謂「招聘困難」說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屬實，工會也不認為應該外判服務。現時，中大直聘清潔工的起薪點比同校其他部門、社會上其他基層工種為低，只有$11,900／$12,614。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12月《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許多基層工種的平均薪酬均超過$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員$13,647、侍應生$14,818。直聘清潔工更要輪班並於假期及臺風期間工作。工會認為這是使員工流失到其他部門的原因之一。

「中大現時以職級較低的二級校役聘請工人，應該劃一以二級工人聘請，讓整體員工得益。」Ann說。物業管理處一般工種、書院宿舍及不同部門（專業進修學院、體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學系）的職工皆以「二級工人」職級聘請，惟庶務組清潔工編製上卻屬於「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級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則出自校方的管理問題。雖然直聘清潔工有輪替製度，但由於清潔廁所人手持續短缺，無法實行輪替，部分職工便需要長期擔任清潔廁所的厭惡性工作。令情況更差的是，校方不設替更製度，亦使員工請假時，其他同事要透過增長工時完成工作。

由此可見，外判清潔服務不僅造成職工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使一部分員工淪為保障不足的二級工，同時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繼續忽視直聘員工本身面對的種種問題。工會和學生均指出，正確的出路是停止外判，並且改善校園直聘清潔工的勞動待遇。

清潔工外判事件或成組織工人的開始

此次清潔工外判事件，對工會而言是組織直聘工人的切入點。工會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觸工友時，讓更多員工加入工會，推動更多人爭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問題。不過，她表示現時要組織直聘工人反對中大外判困難相當大：「現時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兩天，工會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與工友見面傾談的機會比以前少。」

學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時，發現不少清潔工均對外判一事非常關心，擔心一旦外判清潔服務得以落實，會逐步擴大並威脅到自己的生計。「直聘員工的警戒近年來有所放松，加上近來的社會運動和疫情也令工會幹事相當疲累，對校園的關註變相減弱了。大家其實也需要一點新的沖擊。」Ann說。

大學校園日常保養服務的外判化確實需要改變，中文大學此次工會和學生發起的調查、抗議和接下來的工友組織，有機會成為其他大學反對外判的起點。中國內地高校工人的勞動調查在2018年後便告沈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和工會這次的行動，也可以成為內地學生結合工會推動改善校園工人勞動待遇的參考。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共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中國勞工通訊在聚焦中國工人抗爭的同時，也放眼全球，關註新冠肺炎疫情下工人群體對自身健康及生計的維護。

1月23日，中國中部城市武漢開始實行封城，這也預告了在接下來新冠病毒蔓延的數月裏，世界各地工人群體將經歷些什麽。

醫護人員以及包括環衛工在內的關鍵崗位即刻遭受巨大壓力，他們超長時間持續工作，卻面臨防護用具不足的問題。不稱職的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使情況更糟，他們的不作為將工人及病人置於險境，一線勞動者的處境變得尤為惡劣。

由於旅行限製和供應鏈中斷，工廠工人往往被困家中而沒有工資收入。能回到崗位的工人也面臨著感染風險，尤其是企業常常未能保證足夠的防疫措施。

人們對食品和其他日用品送貨上門服務的需求激增，但與此同時，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的嚴重短缺使倉儲及零售工人、快遞員及顧客面臨風險。送貨員只能冒著受感染的風險繼續工作，否則，他們將失去生活來源。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伊朗、印度、歐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工人也面臨著類似的處境。不論何地，通常都是移民工人、少數族裔等社會底層更深刻地感受到傳染病帶來的影響。

在紐約，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高達白人的兩倍。而在新加坡，絕大多數新冠肺炎感染者來自30萬低薪外籍勞工群體，這些工人被迫住在擁擠、衛生不達標、遠離民居和商業中心的工人宿舍中。

在印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封鎖使四億非正規工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貧困，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

不過，面對疫情的肆虐，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都作出反抗，並決心保護自己的健康和經濟利益。在武漢，建造臨時醫院的農民工在被拖欠工資後采取集體行動；在陜西，醫護人員要求院方支付承諾的補貼；全國各地出租車司機提出減免「份子錢」的訴求。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們成功迫使雇主和地方政府做出讓步，盡管官方工會在其中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2月，香港數千名新加入工會的醫護人員要求政府關閉與中國內地的關口，以阻止新冠肺炎在香港大規模爆發。3月，當疫情轉移到意大利時，當地工會以發動大罷工為談判籌碼，要求確保關鍵崗位上的工人得到保護。針對惡劣的工作條件、有限的防護以及感染風險，西班牙、法國和波蘭的亞馬遜倉庫工人呼籲發起罷工行動，現在他們在美國的同事也紛紛效仿。

全球各地工人已經展現了他們以行動保護自身健康及生計的能力。在許多國家，工會通過向雇主和當局施加壓力，在支持工人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最終也贏得了寶貴的讓步，不過，捍衛工人權益仍任重道遠。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我們更要加強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有力地捍衛工人權利，支持全球工人的鬥爭，並確保工人的聲音繼續被大眾聽到。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今起施行，能否根治欠薪頑疾？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於2019年12月4日通過，自今日（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條例》共七章六十四條，力圖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頑疾，並就欠薪高發的工程建設領域設立了特別規定。

《條例》明確了用人單位的主體責任，並依據屬地責任，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建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協調機製，《條例》還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監管責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工程建設行業主管部門等各自承擔相應監管職責。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約84%涉及工人討薪。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且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針對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欠薪問題，《條例》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了規定。

一是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製度。《條例》規定，施工總承包單位要開設專用於農民工工資支付的銀行賬戶，將人工費用從工程款中剝離出來，並要求工資專用賬戶資金撥付周期不得超過一個月。二是針對工程建設領域層層分包現象，采用總包代發工資製度，要求施工總承包單位通過專用賬戶直接將工資發放至農民工銀行賬戶。三是用工實名製度。要求施工單位與所有農民工訂立勞動合同，並實名登記農民工身份信息、崗位、考勤、工資支付情況等信息，解決建築工人流動性大、用工確認及工資核算難的問題。四是設立工資保證金，由施工總承包單位按照規定在開工前繳存工資保證金。當出現拒不支付或無力支付工資時，可啟動該資金清償工資。

實際上，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用工實名製、工資保證金等措施已落地多年，《條例》將這些實踐經驗上升為法律規範。2017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製定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提出了根治欠薪時間表，到2019年底要基本實現農民工實名用工、按月發工資、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全覆蓋，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人社部、住建部從2017年起試行推出了全國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2019年1月，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記錄的在冊工人數已逾300萬人，至2020年4月底，在冊人數實現倍增，超過731萬人。然而，這一數字僅占我國五千多萬建築業農民工一成多，遠未達到2019年底農民工實名用工全覆蓋的目標。

據介紹，一些大工地已實行用工實名製。《南方工報》報道，中鐵二局西江國際項目部自上而下設立了農民工實名製管理領導小組，項目部通過「嚴把實名管理、合同簽訂、現場考勤、工資發放」四個關口，精細化管理農民工實名製工作，並設有負責農民工實名製管理的專員。

沒有勞動合同是建築業農民工普遍面臨的問題，實名製用工有助於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然而工地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也不少。有建築工人表示，進場就要求實名登記，並發放門禁卡，門禁卡上有姓名、工種等基本信息，每天進出工地工作都要打卡。但簽訂勞動合同時，工人被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簽字，且簽完字後合同即被統一收走。訂立勞動合同與用工實名製尚未有機結合。

建立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按月發工資，對大多數建築工人仍遙不可及。據了解，大多數建築工人仍按季度或工程進度獲發工資，而每月領取少量生活費。有工人講述，工地確實按月發放工資，但包工頭隨即要求收回工資卡並索要銀行卡密碼，取走工人卡上的大部分月薪。從賬戶上看，工資的確按月發放，而工人實際並未拿到工資，工人更擔心如果將來發生欠薪糾紛，工人將缺乏有力證據。《條例》明文禁止扣押或變相扣押農民工銀行卡，其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在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正逐步顯現，倒閉、裁員、欠薪事件層出不窮。2月18日，武漢火神山醫院的建設者農民工披露被拖欠工資多日且工地缺乏口罩防護。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資的情況，「我們把錢先給分包再給班組。目前正在了解情況，還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隨著國內疫情緩和及生產生活的逐步恢復，3月，建築行業顯現復蘇跡象，《條例》的執行將進一步遭受考驗。

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撰文指出，單一依靠技術手段不能解決工人權益問題，實名製等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缺少工人的話語權和參與。同樣的，《條例》對於用人單位、用工單位以及政府部門的職責作出了詳細規定，但鮮少體現工人的主體性。

值得一提的是，《條例》第八條和第五十一條明確了工會在維護農民工工資權益中的職責和義務。中國勞工通訊此前發表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重建工會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組織者的身份，通過集體談判，逐步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缺乏勞動合同和職業安全保障等問題。

被羈押15個月後，五名勞工人士獲釋

2020年5月7日晚，五名勞工人士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家慧、何遠程回到家中。他們於2019年1月21日被深圳市寶安區公安局刑事拘留，並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起訴。他們的家屬已經確認，五人已安全到家，且狀態良好。

五人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經不公開審理，張治儒和吳貴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簡輝、宋家慧和何遠程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

據悉，五人實際於4月24日獲釋，但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他們接受隔離14天後才回到家中。在5月7日他們回到家中前，家屬並不知道案件已經開庭審理並判決，也不知道他們已經獲釋。

去年五人於深圳被捕後，家屬為他們聘請了辯護律師。但由於受到一些政府部門的幹擾，五人的律師無法順利進行辯護工作，被更換為法律援助律師，家屬無法及時獲悉他們的案件進展情況。

盡管五人獲釋是非常可喜的消息，但必須強調的是，仍有其他數名勞工活動人士處於某種形式的羈押或行動受限之中，以及獲釋的五人無法繼續從事其寶貴的工作——幫助有需要的工人。

本周四獲釋的五人是201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見下圖）。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成功都是在中國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取得的。多年來，勞工NGO和勞工積極分子做了本應由工會做的工作——組織工人，代表工人和雇主談判。目前，受疫情影響，勞資沖突頻發，更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積極主動發揮作用，保護工人權益。

訂單減少、取消加班、裁員——新冠疫情下缺乏信息與組織的服裝廠工人

5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4月份中國經濟數據，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時，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4.3小時，比3月份減少0.5小時。宏觀數據微小的起落背後，實際上暗含了無數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區一家服裝廠的工人自二月起，經歷了延遲復工、被放無薪休假、被辭退、只能在小型工廠打臨工等一系列狀況。

在疫情爆發前，這間規模三百余人的服裝廠主要接外貿訂單，工人每個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資兩千元以及加班賺來的補貼兩千元，合計四千元左右，訂單數量多、加班時間長的時期，工人也可能一個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隨著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全球製造業需求大幅下滑，國外客戶不得不削減訂單，使得製造業內人力供過於求。這家在珠三角地區經營了七年有余的服裝廠也未能幸免，訂單數量降到了零，工人們的生活也隨之受到影響。

工廠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願」的無薪假

根據廣東省人民政府「各類企業復工時間不早於2月9日24時」的規定，該服裝廠原本計劃讓工人們在2月10日到崗，但由於疫情依舊嚴峻，增添防疫物資又是一筆額外的開支，工廠管理層決定將復工復產押後，在二月份余下時間繼續停工。為了說服工人停工一個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資，老板首先找到辦公室人員表明意圖，再由辦公室人員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廠自上而下、一層層幫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講明工廠現時確實沒有訂單的困境後，工廠以詢問大家「願不願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難關」的方式，說服員工簽下了自願放無薪假的紙質通知。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勞動法只對帶薪休假製度設有明文，而對無薪休假製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因此，企業在開始放無薪假之前，往往會通過讓員工簽訂書面協議的方式來和員工「達成一致，從而規避可能的風險，疫情中的服裝廠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國勞工通訊訪問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權益是否受損，工人往往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較為缺乏長遠的考慮。「工人裏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著老板啊，其他人見到這些工人簽了字，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就也簽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簽署了工廠的紙質通知後，羊群效應之下，其余工人也紛紛同意了工廠二月份放無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覺得自己二月份也確實沒幹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資了」。

當工廠工人行動不統一時，工人們難免陷入隨大流的情形之中。與此同時，由於工人們對勞動者權益不甚清晰，在勞資協商出現時也沒有現成可尋求的幫助，工人們在「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之外並無多少選擇。

訂單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時間減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全球蔓延，愈來愈多中國工廠訂單被取消，工人復工但沒活兒可幹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占有高達28.4%的份額，而製造業訂單減少直接將工人們置於被裁員的境況裏——這也是此次受訪珠三角服裝廠的近況。

為了應對沒有訂單、盈利減少的情況，工廠老板在放無薪假、取消加班後，又進一步決定裁員。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員的局面是工人們所未料到的，「工人簽了（無薪假）協議之後，老板又開始講之後的事情了。」不論被裁與否，服裝廠工人的工資都受到巨大影響。

由於普通工人的工資由底薪和加班補貼構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頭，本來「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後一下子變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時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僅能領到兩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問題。

正是因為工資減半帶來的巨大沖擊，工人們在老板再提出裁員的時候並沒有堅持留在原廠，「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該知情人士這樣解釋。拿到足夠支撐自己生活的工資、盡快有活兒幹始終是工人們的首要考慮，至於老板是否遵守勞動法的規定，是否提前一個月通知工人終止勞動合同或給予經濟補償，工人們並不怎麽考慮。

究其原因，工人們一方面對疫情給整個行業帶來的沖擊認識不足，認為自己只要換一間工廠，工資隨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還覺得自己有技術呢，比如一些車位工人，服裝廠也以車位工為主」，然而專業技術在疫情面前也沒有地方能發揮。據悉，現階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數在幾十人規模的小型工廠開工，這些工廠的主要業務是供應國內小型訂單，業務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廠自然無法比，在這裏的工人們做完一單，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筆訂單要等到什麽時候。縱使可以開工，工人們也只能斷斷續續地上工，工資仍與疫情前相距甚遠。

缺乏信息與缺乏組織的工人群體

在關註服裝廠工人工資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該服裝廠在疫情下的經歷也體現了工人長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組織的困局。

首先，工人們低估了疫情給全國經濟和自己所處行業的影響，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此時再次投入到勞動力市場找工作，情況不會和疫情前有過大差別，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難，他們才發現就業行情前所未有得差。應該從何處獲取更及時的行業信息，又可以從何處尋求求職、轉工的建議，對工廠工人來說無疑是空白狀態。

其次，當老板試圖對工人既有權益作出變更時，工人們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開始就選擇妥協，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夠集體行動，在有組織的情況下統一回應資方的要求，工人們的被動處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樣是面臨工作時間被削減、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裝廠工人選擇了以罷工作出回應。位於越南南部同奈省邊和市Long Binh工業區的日資服裝出口公司在沒有給予工人任何經濟支援及求職幫助的情況下解雇員工，工人於4月27日及28日發起罷工，該工業園區的工會為此成立了特別工作組，最終企業決定以削減工作時間代替裁員。5月，位於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業區的港資服裝公司決定在接下來一年停掉所有員工福利，約900名工人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罷工，該工業園區工會也介入其中，資方最終讓步，同意每兩月發放一次工齡獎金，並承諾削減員工福利只是臨時措施，當情況好轉時，將恢復其余獎金。

由此可見，工人若能主動發起行動與資方進行交涉，工會在其中發揮組織、協助的作用，縱使疫情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經營困難，雇主往往也能夠作出讓步，在企業利益和工人權益中找到平衡點。反思此次廣東服裝廠裁員事件，工會有效地代表組織工人，才能在勞資沖突抑或經濟危機時期給予工人最切實的保障。

半個月內8起塔吊坍塌，中國塔吊司機成最高危工作之一

自5月14日起，中國各地已連續錄得8起塔吊倒塌事故，地點不僅包括內陸的湖南、安徽、四川和雲南，還包括沿海城市山東濰坊和浙江富陽。由於欠缺跟進報道，不少事件只寫了「有人傷亡」，中國勞工通訊無法統計實際死傷數字。

最為嚴重的事故發生在山東省濰坊市。 5月22日，濰坊「城投·奧文公館」建築工地一座塔吊在施工過程中突然倒塌，並撞塌附近另一座塔吊，導致大範圍崩塌，過程恐怖。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

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個安置房工地亦發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崩解的塔吊覆蓋了整個工地。事故中一名工人傷重不治身亡，該工地已停工。

工人在另一些事故中則僥幸拾回性命。 5月21日，湖南長沙梅溪青秀幼兒園東北角正在施工高層樓棟的塔吊疑因超載倒塌。萬幸的是塔吊傾倒時駕駛室掛於陽臺上，司機於是從塔吊進入施工樓房幸免於難。

塔吊事故通常被報道的起因，是司機違規使用塔吊、或吊載超重的建築物料。然而，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據微信公眾號「大匯」的報道，以往塔吊司機多是本地人，通常一臺塔吊由2-3名司機輪班，所在租賃公司或施工單位也是國有企業。但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動經濟活動後，民營租賃公司乘勢崛起，大量農民工成為塔吊司機，司機的培訓上崗亦同時出現問題。

例如，塔吊由多人隔天開變為一人單獨開，增加了司機犯錯的風險；新成為司機的學徒則因收入被壓榨和想磨練技能而疲勞作業；勞動力的競爭又使老一輩技師離職，變相提高了新晉塔吊工的比例。各種問題的堆疊，使塔吊司機成為特別高危的工種。

另一方面，塔吊行業的分包製度同樣令工人的安全保障受損。施工單位把安全風險和用人成本轉嫁給塔吊租賃公司，租賃公司又將雇用工人的責任外包給「二包」，亦即管理公司和包工頭。這樣的製度不斷壓低用人成本，同時使事故賠償、社會保險等支出隨之而流失。近年民營租賃公司的競爭愈發激烈，行業利潤劇減，工人在法例上享有的保障也首當其沖被犧牲。

在條文上，中國製定了詳細的法規和管理條例來規範建築施工和特種設備的安全生產，塔吊作為建築工地的特種設備受到重點監管。按照規定，塔吊司機必須考取和持有各地住房及城鄉建設廳頒發的《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方可上崗。

但實際上，工地對塔吊安全操作規程執行不嚴，以及有關部門的監管含混，塔吊工的情況長期未有改善。最為誇張的情況，莫過於部分塔吊的質量存在問題。塔吊租賃公司為了壓低成本與同業競爭，未有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老化的機器。塔吊出現裂痕、螺栓松動、節點出問題等均有出現。

2018年的五一勞動節，中國塔吊司機罕有地發起了跨省抗議。早於當年4月，微信公眾號「塔吊工會」已發布了「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訴求主要圍繞工資待遇低下、工作強度過大、經常被拖欠工資等問題。雖然抗議很大程度被壓製了，塔吊工會的微信號亦被封殺，但從近日接連發生的安全事故可見，工人面臨的問題未有紓緩，真正的工會仍未作出應有的行動。

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解決建築行業諸多問題中的作用，請參看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

聯合工會與婦女委員會，印度Arvind製衣廠工人的集體行動

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發表電視講話後，全國範圍的封鎖開始實施——工作場所關閉、交通工具停運，本來就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收入勉強糊口的工人群體，只能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遠在幾百公裏甚至幾千公裏的家鄉步行。

在封鎖之下的卡納塔克邦，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Arvind製衣廠發出自行解決交通問題否則等同放棄工作的通知，由於工廠不再提供通勤服務，廠裏約150名工人不得不自行解決150公裏上下班交通問題，這些因交通問題而難以復工的工人面臨被辭退的風險，而兩個月封鎖期間的工資也被工廠拖欠。面對自身權益被侵害，工人們選擇尋求工會協助，通過一系列聯署、抗議、談判，讓資方最終做出了讓步。

交通與工資，封鎖政策中印度工人的最大憂慮

在一份5月16日至18日的調查中，參與電話訪問的82名紡織廠工人們在疫情封鎖政策中遇到的困難十分集中：工資待遇和上下班交通的改變，成了他們生活中的最大阻礙。

訪問中，沒有收到四月份工資的工人高達63%，而其余收到工資的，也只拿到了正常工資的一半或更少。不過，即使是縮水的工資也得來不易，只有決定在五月份復工的工人才能拿到。工廠重開，但工廠提供的通勤服務以及城市交通並未完全恢復，這意味著工人們要上班，要麽需要步行幾十甚至上百公裏，要麽就得自掏腰包，合夥租下在封鎖期間漲價的貨車。因此，工人們陷入了不上班就無法維持生活，但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又難以解決的兩難之中。

在印度最大的牛仔布製造廠Arvind，工人也面臨同樣的困境。該企業常年為H&M、GAP、Tommy Hilfiger等諸多國際品牌供應貨品，除服裝加工外，還開展汙水處理、地產、電訊等諸多業務，其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外銷工廠就有上千名製衣工人。

然而，封鎖政策讓該工廠在四月份完全停滯，五月復工後，工廠中的150名工人卻因無法去到工廠，而收到管理方威脅辭退的通知。不過，Arvind製衣廠的工人們在沒有收到四、五月份工資，交通問題仍未解決之時，決定以集體行動作出反抗。

團結起來，工人聯合行業工會、婦女委員會行動

6月4日，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The 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 KOOGU)代表工人們公開提出了訴求——「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資」，工會不僅將工人們的情況反應給了卡納塔克邦政府的勞動部門，也在社交媒體上積極地尋求勞工組織的關註。

兩日後，工人們將行動升級，在位於班加羅爾西南Arvind工廠門口以靜坐的方式表示抗議。「工廠甚至已經在招募代替我們（這些沒辦法去到工廠的工人）了。我們還能怎麽辦？總不能每天向我們的鄰居討食物吧。」來參加抗議的工人們既憤怒也無奈，他們認為工廠沒有履行招聘時對員工的承諾，「招聘的時候，Arvind製衣廠承諾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資待遇，以及上下班的交通服務。是他們說服我們選擇這份工作的，甚至有工友辭掉了上一份工作來到這裏。」

在印度紡織行業女性工人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率先對工人集體行動作出回應的便是卡納塔克邦婦女委員會（Karnataka State Commission for Women, KSCW）。當日上午11點，委員會主席來到靜坐現場，探望這班勞動權益受損的工人們。

婦女委員會的出現迫使工廠管理方出面，與工人們進行對話。經過工人代表與資方在周末的談判，婦女委員會在其中協助起草書面文件與資方溝通，勞資雙方終於就工資和交通兩方面達成一致——工廠支付兩個月封鎖期50%的工資，對於交通這一工人復工的最大障礙，工廠也承諾承擔從各村莊到曼迪亞縣，以及從曼迪亞縣到班加羅爾工廠的全部交通費用。

不過，6月10日，當工人們拿到工廠出資購買的巴士通行證，六點鐘就去到車站等巴士時，卻被告知每個車站最多只能上兩位乘客。一班工人仍然無法去到工廠，「我們沒有吃早飯就站在那兒等。公司現在也不理我們。如果能和疫情之前一樣，有公司的班車，那我們就能去到工廠，還能有時間吃早飯。」一位工人這樣說。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OOGU) 表示會繼續組織工人，讓工人能夠抵達工廠復工，工廠已作出的關於工資的承諾，他們也將繼續在社交媒體上更新實施情況，讓Arvind及相關國際品牌承擔起應有的企業責任。

當我們環顧印度整體勞工環境，情形不容樂觀。五月，北方邦率先出臺條例，豁免邦內勞動法的適用1000日，並將一周工作時間從48小時延長到72小時。其後，近10個邦陸續出臺勞動法修訂或豁免政策。勞動法的變化，也讓工人群體的權益再次陷入不確定的境地，本就數量龐大的非正規工人的生活也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卡納塔克邦於5月22日宣布，所有勞動法規在接下來三個月不適用，盡管該政策尚未完全實施，但工人可能陷入更困難的境地。也正是在勞工環境惡化的此刻，行動才顯得更加重要。Arvind工人會繼續聯合工會通過抗議、談判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減薪與裁員：疫情期間，白領遭受職場至暗時刻

智聯招聘近日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三成白領被裁員，大多數白領遇到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等問題，僅約兩成受訪者表示未經歷任何職場沖擊。

盡管智聯招聘的調研範圍有限，報告結果仍進一步質疑了政府官方發布的失業數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失業率在疫情期間保持平穩，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9%。

智聯招聘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有30.68%受訪白領在疫情期間經受了裁員，37.34%白領被減薪，27.97%遇到工資延遲發放問題，20.89%受訪者漲薪被取消。減薪、裁員現象較為普遍，相比之下，年長白領更容易被裁員，而年輕白領更容易被減薪。近4成70後受訪者表示已被優化，約38%的90後和95後受訪員工被降薪。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服務業、教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亦大致反映了報告所調查的員工——占據了今年以來記錄的大部分工人集體抗議。

報告指出，工資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教育與服務行業，而實體經濟產業鏈裁員最多。從事文體教育/工藝美術的白領中，56.42%表示工資有所縮水，其次是48.51%的服務業與44.11%的文化/傳媒/娛樂體育行業。裁員現象頻發的行業以貿易/批發/零售/租賃業/快速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交通/運輸/物流/倉儲為首，占比均超過36%。

這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基本相符。今年以來，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的所有事件中，約52%的事件發生在服務、教育和交通行業，而製造業僅占工人集體抗議的15%。例如，5月15日，廣東省深圳市，美聯英語經營困難，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2日，江蘇省如臯市，一物業公司拖欠工資，員工討薪。以及最近，6月16日，遼寧省盤錦市，馬頭琴演藝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18日，廣州市廣州市，一駕校拖欠工資，員工起訴公司討薪。

服務業的集體抗議事件絕大多數與欠薪相關，且往往發生在規模相對較小、財務不穩定的企業，如商店、酒吧、健身中心等。

這些小企業的員工通常沒有工會代表，因此他們別無他法，只能通過集體行動表達不滿。即使他們去當地工會尋求幫助，也很可能被轉到當地勞動部門或勞動監察部門。

官方工會似乎完全與白領的需求脫節，尤其在越來越多的年輕白領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司或行業尋找兼職以謀生的情況下。智聯招聘的報告顯示，32.5%的受訪白領從事過靈活就業或兼職，而就職於100人以下小微企業的白領更多體驗了斜杠生活，占比達到36.61%。相應地，近6成白領希望政府能夠鼓勵與保障靈活就業。

中國的白領員工確實有一些工會，如公立學校、醫院以及國企通常建立了工會組織，一些私企和外企員工也呼籲組建工會以保護員工利益。但目前企業工會往往更傾向於資方，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幫助兼職、臨時或靈活就業員工。

六月工人集體行動數字超疫情前水平　工人向工會求助卻被轉介人社局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內地封城，經濟活動陷入停頓，曾經使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的罷工抗議事件大幅回落。然而，隨著不同行業於疫情緩和下復工復產，以及急需工資收入養家的農民工被迫重新出外打工，6月的抗議事件已回升至89起，超過今年1月的總數。

上月地圖收集到的抗議事件以江蘇（13起）和河南（10起）兩省最多，其中前者較多發生製造業抗議，後者則以建築業事件為主。

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不少製造業廠商出現倒閉和欠薪的情況，激起員工抗議。相比1月時只收錄到7起製造業抗議，6月收集到的案件增至21起。其中，服飾行業抗議以口罩廠為主，在6月發生了5起。口罩工廠在疫情爆發初期賺取了巨額利潤，但隨著疫情緩和，大量工廠加入市場造成生產過剩。口罩囤積，單價急降，使部分工廠出現欠薪和倒閉。詳情可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本月的電子月報。

其他製造業的抗議還包括電子、機械和食品加工業等。 6月13日，江蘇省蘇州市，富士影像拖欠工資，引起百多名工人抗議，從現場視頻可見，政府出動了防暴警察，發文者指有工人被打傷。 6月17日，從事食品生產的廣州如奇生物有限公司也被指拖欠數十名員工工資，共十幾萬元人民幣，工人在維權過程被毆打辱罵，警察到場後卻只要求相關人士道歉草草了事。

服務業抗議的數字則與1月持平，共有15起。該行業的抗議一般分布於住宿餐飲業、零售業和體育休閑業等，多屬小型抗議。湖南省嶽陽市的一起餐廳討薪可說是當中的典型。據嶽陽日報報道，一家名為「綠食軒」的餐廳雖然在疫情平伏後復工，但該餐廳並未補發員工一月份的工資，而是馬上裁掉10多名員工。考慮到生意大受打擊，這些員工都無奈接受裁員，只希望拿回欠薪，豈料老板不但拒絕，還威脅任何人有異議的話會直接關門，勞資矛盾因此迅速升溫。留下的廚師支持被裁廚師討薪，老板於是停止營業，繼而激起所有工人討薪。然而，疫情間掌握了工作機會的老板始終有更大力量：老板雖然在政府監督下作出口頭支薪承諾，不過其後又馬上反悔，走投無路的廚師們攔在老板車前討薪。

建築行業的示威抗議仍然占比最高。大部分拖欠工資的項目皆來自基礎建設項目工地，拖欠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年，並非近期的新事。疫情使這些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難，因而討回長期拖欠的工資便顯得更為迫切。以山東省濟南市一個建築項目為例，企業拖欠工資的數額已超過100多萬，一共涉及70多名工人的生計。工人們表示，由於疫情期間不能外出打工，拖欠的工資已經對工人生活造成嚴重問題，有工人甚至想輕生：「事態嚴重，不單單是個人問題，已經上升到社會問題，國家響應保護農民工工資問題，政府卻放置不管」。

由於工人的抗議數量增加，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調解方式也同步上升了，在6月份收集到的個案中，約兩成有政府介入，一成牽涉工人與資方的談判協商，以行業分類的話則仍是建築業最多。不過，政府介入也不見得收效。 6月1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班農民工因為中建二局項目部拖欠工資幾個月，由政府人員出面到項目部協調工資，結果二局項目部不聞不問，使員工在門外呆等。 6月30日，山西省陽泉市元承建業「三供一業」改造項目的外包工人也因為欠薪，連番向信訪局、勞動局求助，然而勞務公司仍然以協商拖延，工資問題遲遲未解決。

無論是疫情期間非常時期，還是常態之下，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不受侵害，以及一旦發生侵權之後的維權過程中，應該起到重要作用。中國勞工通訊就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的欠薪問題致電當地工會。據當地工會的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表示，與平時工人只找政府勞動部門的情況不同，這次遭拖欠工資的工人曾經到工會求助，並獲得接待。不過，工會認為自己沒有執法權，難以解決工人燃眉之急，於是建議工人直接找人社局勞動監察大隊。值得一提的是，陽泉工會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主動與討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聯絡方式以備不時之需。中國勞工通訊向陽泉市總工會建議，今後遇到工人維權求助，工會應該往前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與工人一起找相關企業和勞動行政部門，從而增加工人維權成功的幾率。

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欠薪問題，也暴露了農民工長期被工會忽略的問題。陽泉市總工會表示，負責此次「三供一業」項目的元承建業建有工會，歸屬於「工交建通」工會之下。但該工會只組織了建築公司正式職工加入工會，而在企業外包給勞務公司的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則不能加入工會。

對於組織農民工加入建築行業工會以捍衛利益的出路，不同的工會職員均含糊其辭。陽泉市總工會開展了「當好主人翁、建功新時代」主題勞動和技能競賽，就「三供一業」項目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資一事，是否會減低工人參與這一活動的積極性，工會人員表示「活動沒有受到影響」。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工會主辦各類主題活動，應該以一線工人的積極參與為重點，以活動產生的效果為目的，而不應只是走形式，完成一定的量化工作任務，對上級交差。

柬埔寨對水泥的高需求將工人推向險境

眾所周知，柬埔寨的建築工人面臨諸多工作安全風險，這一問題已經得到廣泛報道。但水泥行業工人所面臨的危險較少為人所知。為柬埔寨新建的購物中心、摩天大樓和衛星城市提供原材料的水泥行業由不負責任的中資企業主導，這些公司急於從柬埔寨的建造熱潮中撈金。在柬埔寨南部貢布省，Danielle Keeton-Olsen和Mech Dara*調查了對水泥的狂熱需求是如何將工人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的。

5月29日，就在工作即將結束的時候，60歲的VarSruoch聽到了工地周圍石塊掉落的聲音。他的四人小組當時正在貢布省Phnom La』ang陡峭的山坡上鉆取石灰石。Sruoch和一名同事在離鉆井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休息，發生山體滑坡時，二人逃了出來，但另外兩名工人被困住了。

Sruoch在逃跑時回頭看到巨大的石塊墜落在之前二人站立的地方。他說：「我回頭看著，心想，『這些石頭掉下來，那兩個人死定了。』」死去的兩人，Kun Ral和Nheub Saron，不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表弟。

過去十年間，Sruoch一直斷斷續續在水泥行業工作，現在他已經退休。他在這行留下的一個紀念是一件牛仔襯衣，上面印有中國建築材料集團的八角形紅色標誌和「中柬華盛」的文字（見下圖）。他說這是Ral和Saron去世那天公司經理贈送給他的。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連續9年登上《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榜單，2019年排名203位。截至2019年底，資產總額6000億元，年營業收入3900多億元，員工總數20萬人。據官網介紹，「中國建材集團是我國建材行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兵，水泥玻璃工程國際市場占有率達65%」。關於企業文化，中國建材「把實現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目標和根本追求，努力追求『讓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柬埔寨五家註冊水泥企業通過與泰國和中國企業合資，躍升為行業龍頭。位於西部馬德望省的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 Ltd.）是柬埔寨富豪與香港海螺國際控股的合資企業。而位於貢布省的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 Cambodia Cement Chakrey Ting Co. Ltd.）則主要由上海上市公司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並由中國銀行提供資金。

Sruoch，Ral和Saron就是在中柬合資企業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Thai Boon Roong Cement）的一個外包小組工作，負責在Phnom La』ang分解石灰石。泰文隆水泥廠位於貢布中柬（泰文隆）工業經濟特區，是特區內第一家企業。另一家隸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的單位中國建築材料工業規劃研究院是特區的產業規劃編製單位之一。

作為中柬合作的標誌，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部分內閣成員出席了特區開園儀式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正式投產儀式。礦產能源部在泰文隆投產典禮上誇贊，該廠日產水泥2500噸，將使柬埔寨水泥年產量提升至800萬噸。

為了滿足水泥生產需求，每天開采和加工4000噸石灰石的任務由另一家在柬埔寨註冊的合資企業——中柬華盛工程有限公司承擔。該公司董事長是一位名叫莫韜的中國人。然而，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似乎並不存在，其柬埔寨電話也一直無人接聽。

水泥行業這種由大量不負責任的企業和分包商組成的龐大網絡，令本就缺乏訓練的柬埔寨政府檢查人員大感頭痛，他們往往完全忽視分包商。

盡管法律規定要進行勞工檢查，但勞工權益組織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項目經理Khun Tharo說，實際上很少進行檢查。

Tharo說：「人們擔心的，一是勞工檢查員沒有經過專業培訓；二是腐敗，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檢查員去做那麽多檢查。」

Tharo表示，無論是在水泥行業還是更大的建築行業，勞動和職業培訓部往往只對造成嚴重傷亡的事故作出反應，而非主動預防事故的發生。

柬埔寨勞動部為服裝廠和磚廠工人製定了專門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準則，但尚未對建築行業製定任何標準，而建築業主要雇傭非正式工人。Tharo建議，即使政策製定者不考慮為建築行業提供專門保護，也應該對水泥行業分包商進行登記，並將工人登記在柬埔寨國家社會保險基金（NSSF），從而邁出保障建築行業健康和安全的積極第一步。

采訪位於貢布泰文隆以西15公裏的卓雷丁水泥廠工人時發現，該行業的健康和安全問題並不局限於石灰石采石場。

卓雷丁水泥廠與中國淵源頗深。1956年2月，萬隆會議後，西哈努克訪華時提出，希望中國政府無償援助柬埔寨價值800萬英鎊的物資和商品，同時援助建設多座大型工廠，位於貢布省的卓雷丁水泥廠便是其一。工廠始建於1961年，是柬埔寨第一家水泥廠，當年華新水泥廠也抽調專家參與援建。該廠過去也被稱為「劉少奇水泥廠」，被視為中柬傳統友誼的象征。

2012年，卓雷丁水泥廠改建。2015年2月，正式投產。華新水泥官網顯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是中國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響應中國政府『一帶一路』政策,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在中柬兩國總理的見證下，投資1億美元改造建設的一家大型水泥生產企業。」

在卓雷丁工廠外一處20世紀50年代風格的出租屋門廊上，Kheam Seth播放了一段他日常工作的視頻：將50公斤重的水泥袋從傳送到上搬下來，整齊地堆放在卡車上。他的老板是水泥廠一個未註冊的分包商，給他提供口罩或krama（一種柬埔寨常見的格子圍巾），以防止工人吸入水泥粉塵。但Seth說，他的雙手和腳踝常被白色粉末覆蓋，他經常感到難以呼吸。

Seth的朋友Tit Sovannara是卓雷丁公司的正式員工，他負責監控水泥攪拌過程，收入較高，還有國家社會保險。但是，當他發現使用保險需要雇主提供多種許可和批準時，他決定不再使用他的社保。

工人們表示，事故很容易被掩蓋，特別是在分包的情況下，很容易逃避稅收和對國家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

Khem Phath是一名建築工人，同時也是柬埔寨建築和木工工會聯合會（BWTUC）在泰文隆的組織者。在他記錄並傳播Ral和Saron的死亡事故數周前，他調查發現了另一起工亡事故。在安裝倉庫屋頂時，倉庫突然倒塌，導致兩名中國建築工人死亡。Phath說，泰文隆沒有將該事故告知施工隊其他工人。事故發生於周日，當時正在工作的工人很少，Phath是從一名保安那裏得知此事。

泰文隆水泥公司在投產儀式上表示，在其近350名員工中，只有10%是外國公民。而與工人們的交談發現，無論是在水泥公司還是分包商，絕大部分經理都是中國人。這給分包工人帶來了額外問題，因為他們幾乎不可能與中國老板溝通。

另一名泰文隆建築工人和BWTUC工會組織者Uon Channa表示，大部分時候，沒有人為工人翻譯經理的指示，因此老板會責罵工人，或者強迫他們加班。

回想起5月29日發生的事故，Sruoch說，那天去采石場的時候，他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在石灰石開采領域斷斷續續幹了十年，他知道雨季來臨前，巖石會變得更不穩定。但Sruoch覺得，即使自己會講中文，總是催促進度趕工的老板也不會聽從他的預感。

兩年前，另一名退休工人Ya Sophath也萬分驚險地逃脫了死亡的厄運。當時他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的一個分包商工作，在鉆鑿時，他同樣聽到了石塊掉落的聲音，卻眼睜睜地看著一塊和他的農舍一樣大的巨石掉落在他和他的工友旁邊。

「如果我們向右躲，那就完了，」他說，「幸運的是，我們躲到了左邊。」

如今，47歲的Sophath在大山與水泥廠之間生活，他和妻子還有孩子們種植綠葉菜，在當地市場售賣。他說，工廠的工資更高，但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險。他那時沒有意識到水泥廠的工作那麽危險，直到遇上那次差點要了他的命的事故。

新冠疫情之後，中國工人再遭洪水打擊

今年夏季，中國南方多地發生洪水災害，數以百萬計的人受到影響，受災地點集中在相對貧困的江西省、安徽省以及早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地湖北。

與新冠疫情一樣，在洪水中受遭受沖擊最大的是中國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群體。迄今為止，政府抗洪救災的工作重點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往往受忽視。例如，在著名的瓷器生產地景德鎮，成百上千的車間、工廠和商店被洪水淹沒，部分地方積水達2米。

一位工廠老板向《南華早報》表示，為了清理遭水淹的建築物，她的生意可能不得不停一個月。在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商店被迫停工約三個月，商家抱著尋找新客戶、增加收入的迫切願望，不料卻目睹自己的庫存在洪水中被毀。

由於許多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缺乏政府援助，農民工不得不趕回家鄉參與抗洪救援。農民工往往積攢微薄的收入數十載，才能在家鄉建造房屋，此次洪水不僅使這些房屋嚴重破壞，是否能獲得保險金賠付也成了問題，給農民工們帶來巨大的經濟困難。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中一直奮戰在一線的低薪工人再次被叫上前線。在景德鎮附近的樂平市，2000名環衛工人被派往災後現場清理清理積水處垃圾，以防堵塞及垃圾滋生出疾病。安徽歙縣的情況也十分類似，1600名環衛工人加班加點清理垃圾以及積在低窪路面的淤泥。另一點與新冠疫情相呼應的便是，女性勞動者再次站在防洪救災的第一線。

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的工作已經轉移到抗洪救災上。杭州市總工會日前開展了一項補貼計劃，洪災中喪生或受傷的工人，最高可獲得2萬元的補償。不過，杭州的做法並不普遍。實際上，能從政府或工會的救濟措施中受益的工人少之又少，而對於普通工人來說，洪災帶來的損失已經對家庭財務造成重大壓力。

國家統計局7月16日發布的上半年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3％，而人均消費支出也下降了9.3％。城鎮地區的數字下降更高，分別下降了2.0％和11.2％。

官方數據從側面在證實了疫情以來的許多說法：即使身為中產階級，白領也遇到了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的情況，部分甚至面臨著被辭退或休無薪假的窘境。對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影響就更為嚴重了。

近期發布的一項調查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萬到5千萬農民工失業，到了5月中旬，可能至少還有2千萬農民工無法復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通常工資較低、工作條件更為不穩定。調查還指出，只有極少數的失業農民工獲得了失業保險金或收入補貼。

面對又一波困境，中國工人展現了非凡的韌性。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隨著裁員和欠薪的不斷累積，工人們不再耐心等待，各地工人抗議數量再次回升。

天津港爆炸五周年，中國高度警惕危險化學品

天津港「8·12」重特大事故五周年來臨之際，中國下令對全國危險化學品儲存安全開展專項檢查整治。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國際物流中心貨櫃碼頭起火並發生連串爆炸，事故造成173人遇難，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員。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區發生劇烈爆炸，目前已造成超過200人死亡、6000余人受傷。這一事故與天津港爆炸有著驚人的相似，促使中國官方部署開展危化品儲存專項整治。

8月5日，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召開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要求吸取黎巴嫩貝魯特爆炸事件教訓，以港口、碼頭、物流倉庫、化工園區等為重點，立刻開展全國危化品儲存安全專項檢查整治。

根據《新京報》報道，會議特別提出了硝酸銨不當儲存的危險。硝酸銨爆炸是天津港事故的直接原因，目前天津港已不再開展硝酸銨類等爆炸品的所有作業。硝酸銨也可能是貝魯特爆炸的事故原因。

「各地區要對所有硝酸銨等爆炸危險性物品的儲存場所開展定量風險評估，組織有經驗的行家專家深入一線指導服務、明查暗訪，真正深入查具體查。要堅持從源頭抓起，嚴格落實危化品生產、儲存項目的聯合審批和從嚴把關要求，科學合理布局危化品生產、儲存企業。」

會議也指出了未能吸取過去事故教訓的問題，「每一起事故教訓都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但一些重特大事故調查報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束之高閣』」，並提出要深入開展天津港「8·12」等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實情況「回頭看」。

8月8日，國務院安委辦第一檢查組明查暗訪天津港區發現，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仍存重大隱患。檢查組在一張動火作業許可證上就查出8個問題，並發現監火人擅自離崗，罐液位低報警值過低等問題。第一檢查組組長、應急管理部危化監管司司長孫廣宇說：「黎巴嫩貝魯特港重大爆炸事件教訓就在眼前，我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絕不允許安全管理上的形式主義。」據悉，天津市對檢查組發現的問題高度重視，要求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立即停產、連夜整改。

在5日的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上，也指出了地方政府普遍未能全面落實安全生產整改措施。在過去幾年的大型事故中，媒體曾多次報道，企業在事故發生前曾在安全檢查中發現違法違規行為，或安全檢查不合格，但未能改善其安全生產條件進而引發事故。

然而，除了老生常談威脅對未執行整改措施的事故責任人和官員進行嚴懲外，這次會議沒有就如何改進安全生產狀況提出任何新方法。

會上沒有提到企業和地方工會幹部在維護工作場所安全和報告安全隱患方面應該發揮的作用。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近期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報告中所指出，工會在安全生產中通常只被視為輔助性角色，沒有糾正工作安全隱患的實質權力。這種情況亟待改變，因為目前實行的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檢查方式顯然行不通。

天津港爆炸本應給中國安全生產敲響警鐘，但自事故發生以來的五年裏，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近2600起事故中，至少有275起爆炸事故（平均每周超過一起事故發生）。其中，57起事故發生在化工廠，另有8起發生在化工倉儲設施。

事故調查一再發現重復的問題——為了降低成本或者賺快錢而違法或擅自生產，導致安全檢查不合格。政府的監管框架無法落實安全生產標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那些最接近工作隱患的人的幫助，即工人自身和他們的工會代表。

共享電單車加大投放，全國多地出租車司機抗議

當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中國出租車司機還在復元時，一場新的共享電動單車潮流已經開始威脅他們的生計。從去年起，數家科技企業在全國不同城市投放了大量電動自行車，新的共享商品，加上網約車的持續擴張，使原本已經飽受競爭困擾的出租車行業營運更為困難。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波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將會爆發。

自今年5月至7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錄得18起出租車司機抗議。雖然大部分抗議仍然來自疫情帶來打擊的余波，例如要求公司減租、退回營運費和要求政府津貼等，但其中4起事件直接針對共享電動單車的競爭。

6月12日，位於湖南省湘陰縣的出租車司機集體向政府投訴，指科技公司拜米違法投放數百部電動共享單車。司機指，這些電動單車的推廣根本沒有經過任何招標，而且縣內亦沒有相關法例監管電動單車的運作。由此，人們不戴頭盔、毫無安全裝備地在車道上駕駛電動單車，將大大增加交通意外的危險。

面對司機的投訴，當地政府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回復指電動單車合法。這激起了司機更大的不滿，他們先向縣內的縣紀委發信，懷疑縣政府跟拜米私相授受，另一方面，不少司機直接扣押市內的自行車，阻止拜米正常運作，釀成拜米員工和司機的沖突。

湘陰縣出租車司機發起抗議後，四川省南部縣、遼寧省大連市的司機也相繼加入。 7月19日，南部縣的司機包圍了運送電動單車的貨車，雙方對峙引起當地警方介入。7月31日，大連市的司機則私自收繳市內電動單車，將車集中丟棄到開發區的空地。

自從中國大城市例如廣州、北京和上海2018年禁止新單車的投放後，共享單車的狂熱經歷了短暫的降溫。大街小巷隨處亂泊、丟棄共享單車的現象有所改善。

不過，科技企業還是找到了當地政府，特別是二、三線和四線城市政府的監管空檔，開始投放科技水平更高的電動單車。哈啰出行是首先加入戰團的企業之一，其他主要公司與美團、滴滴也加入市場。2019年全國國共享電單車數量已超過100萬輛，估計至2025年，這一數字將會增長至800萬輛。

2019年4月15日《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落地執行。不過，這些規例與其說限製共享電動單車的發展，不如說為它的發展打下基礎和提供企業可以遵守的遊戲規則。共享電動單車看來將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湘陰、南部和大連等地的出租車司機抗議表明，司機們在絕處中仍然堅持鬥爭。對此，地方政府多以警察介入以平息司機抗議，但未能有效處理司機的不滿，工會需要站在司機的立場保護他們的生計。

二十年東北工人抗議變遷

二十年前，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三省曾是中國勞工抗爭活動的中心。在國企改製和破產浪潮中下崗的大量工人發起了眾多大規模抗議，要求得到應有的待遇和補償。其中，以2002年黑龍江大慶油田工人和遼寧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的抗爭最為聲勢浩大，總計有數萬工人參加了長達數周的抗爭。北京方面則將此類抗爭活動視為對政權的重要威脅，將眾多工人領袖逮捕並判刑。

在二十年後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東北是頗為平靜的。現在的工人抗議以廣東、河南、山東以及江蘇為中心，並向全國各地蔓延開來，滲入到各行各業的工人當中。從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來看，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工人抗爭活動僅占過去十八個月全國總量的7.5% 。

現在東北的抗議活動不再以國企工人為主，而集中於各種新興私營服務行業和交通運輸業。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穩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會保障或福利。當今的抗爭活動一般是短暫的小規模抗議，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將其視作重大威脅。盡管如此，這些抗爭活動依然反映了東北工人長期以來對低迷經濟情況的不滿與失望。今年已經有數起抗爭行動演變為暴力沖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視工人們正在積累的不滿，畢竟十八年前的抗爭人們還歷歷在目。

在2019年一月到2020年八月中旬期間，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記錄到137起發生在黑吉遼三省的工人抗議事件。其中，服務業占33%，交通運輸業占25%。這些數字鮮明地刻畫了東北經濟的轉變。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鵝出租車公司（哈爾濱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司機發起了近五年來黑龍江最大的一起集體抗爭行動。出租車司機們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還過去數年的「標費」。「標費」即是司機繳納給出租公司，換取運營權的租金。2018年，當地交管部門終於取消了長期遭到抱怨的「標費」。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車公司的哥的姐沒有收到退還的「標費」。天鵝公司司機們的集體行動很快引起了哈爾濱另外兩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們的響應，他們也同樣被公司拖欠著「標費」。新冠肺炎本就給出租車行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出租公司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逼迫司機們不得不反擊以求生。

東北的運動、休閑行業同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創，有多起集體行動均與健身房的倒閉直接相關。即便營業禁令取消，他們的生意也大多無法繼續維持。以7月28日發生在長春的一起討薪為例，該健身房在一夜之間迅速宣告關門，老板隨即卷款跑路，留下討要薪水和會費的員工和顧客。在過去數月內東北三省曾發生數起類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錢包空空的顧客和員工。

在遍布老工業城市的遼寧，餐飲與娛樂業吸收了很多國企下崗職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該行業也遭受重創。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了數起與餐飲娛樂業有關的欠薪糾紛。6月16日，盤錦市馬頭琴演藝的員工拉起橫幅抗議該公司自2019年末便開始拖欠工資。馬頭琴演藝是當地的一家大型餐飲娛樂中心，以蒙古傳統文化為主題。與2000年左右的國企職工抗議相仿，這些員工也聲稱當地政府包庇公司，「不為百姓辦事」。

從全國範圍來看，建築行業的抗議活動占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2%。但在東北，建築行業占比只有20%。這表明東北地區相對缺少新的建築和基礎設施項目，而東北上半年度的經濟也的確處於負增長狀態。

在過去18個月中，我們在東北只記錄到兩起采礦業相關的抗議活動，而采礦業是東北傳統的龍頭行業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礦業工人集體抗爭發生在2016年三月，與2000年前後的事件類似，大型國企龍煤集團雙鴨山煤礦拖欠工資，上千名憤怒的工人發起罷工與抗議，最終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資。

時任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聲稱「龍煤井下職工8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少發一個月工資，沒有減一分收入」，激怒了雙鴨山的工人。在2016年3月12日，陸昊終於承認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報告不真實」，並說當地政府已經承諾會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資。3月15日，工人們說他們大部分人已經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資，而二月的工資也會盡快發放。

東北長期以來也是大規模教師抗議活動的中心。現在也偶爾會有這一類的抗議活動發生，但上次大規模抗爭還是在2018年一月的北京。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民代幼教師（以東北為主）聚集在首都，抗議被長期拖欠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經過改製之後，東北的國有企業數量大大下降，競爭性與盈利性也更強了。但國有企業依舊偶爾發生集體抗爭事件。2016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眾派遣工發起抗議，要求這家位於長春的中德合資企業實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勞務派遣公司名義被一汽大眾聘請的員工聲稱，他們的工齡已經超過十年，但工資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盡管工人們最後取得了部分勝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卻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不過，政府對於符天博的處理，已經較當年對待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的手段溫和些了。2003年，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姚福信和肖雲良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七年和四年。發生在2002年春天的遼陽鐵合金廠事件，在當時是最有名的工人抗爭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說，此次抗爭只是全遼陽、全遼寧、乃至全東北國企下崗工人大規模抗議的一部分。

當年的情況和現在類似，工人們的訴求都很基本：要求破產企業支付被拖欠的工資、養老金和其他工人應得的福利。同樣類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在面對工人們的維權行動時也基本無所作為，還常常站在企業一邊。

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稱要推動組織包括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在內的八大群體加入工會，而在東北，這兩個行業也是集體行動的高發區。然而，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各地工會為這些工人做了什麽。黑龍江的出租車司機、吉林的健身房員工、以及遼寧餐飲娛樂業員工們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了，地方政府和工會必須盡早聽取工人們的呼聲並有所作為。

香港碼頭業工會痛斥公司妄顧工人致疫情爆發，將爭取職災及停工賠償

截至8月23日，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已經發生了73起新冠肺炎感染個案。葵青貨櫃碼頭作為香港物流運輸業最重要的支柱，在疫情間仍然全天無休。工人每天被迫在狹小擠迫的休息室歇息，令偶然染病的工友將病毒廣泛傳播，最終造成大爆發。

此次發生群體感染的工人大多受聘於現代貨櫃碼頭的外包商「宏記」。一般而言，香港貨櫃碼頭的一線工人皆受雇於五家碼頭管理公司的分包商，工人的勞動條件歸分包商決定。是次發生問題的工友休息室，則被發現環境惡劣，使病毒傳播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據香港01報道，葵青貨櫃碼頭休息室大多設備殘舊，衛生情況惡劣。休息室擺滿碌架床，工人輪流上床休息，惹來傳播風險。

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指出，在2013年發起大罷工時，工人已明確提出改善休息室環境。工會在2015年檢討罷工成果時的發言顯示，當時休息室惡劣的程度，是「工友需睡在地板上，更不時有鼠蟲出現」，罷工兩年後，「外判商願意改善環境，在休息室放置大量碌架床；增設冷熱水淋浴間等」。不過，現在看來這種改善只是由最不人道的條件稍微好轉一點而已。休息室的衛生問題在疫情間完全暴露出來。

香港碼頭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在2013年的罷工遭徹底曝光。當時，碼頭工人工時之高甚至連在中國工廠超時加班的工人也為之汗顏：工人不時需要連做三更，工作足足24小時，船期繁忙時，甚至有連做72小時的情況。另一方面，碼頭大部分工種的工資和17年前相比沒有增加，普遍日薪是$1100至$1300，折合時薪約100多元。不得不提的還有，因為沒有規定的吃飯時間，機手長期身處高空而要在駕駛室解決大小二便，當時引起一片嘩然。

長達40天的鬥爭中，碼頭罷工爭取到9.8%的工資增幅，翌年工會爭取下再獲得6%加薪及4.1%績效獎金。雖然總計加薪19.9%，但仍落後1997年至今的通脹7%。另一方面，外判商承諾改善工人工作情況，如讓工人停機吃飯、讓工人可以離機解決生理需要，以及改善休息室的環境。

不過，這次碼頭大規模爆發肺炎的嚴重職業災害，充分顯示以往罷工爭取到的成果極為有限，資方一如以往的工作安排是引致感染爆發的主因。為此，中國勞工通訊聯絡了碼頭業的相關工會，了解他們對現況的了解和未來行動。

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統籌幹事王宇來表示，他們在第一波疫情爆發時已預料碼頭的爆發︰「碼頭的休息室比香港監倉環境還要惡劣。我們要求外包商作嚴格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和防止病毒傳播，但完全不獲理會。公司只是叫工人不要抽煙，因為之前有個案是兩人在街邊抽煙時傳染。」

「6月食肆重開，加上政府放寬33類人員免檢疫，是疫癥爆發的伏筆。7月23日，碼頭一位司機染病，但公司並無提出措施防止疫癥傳播。8月8日，衛生防護中心才意覺碼頭有爆發的可能，但並無安排檢疫。8月13日碼頭已有17起個案，政府才開始檢疫，但公司仍然要求相關工人繼續工作。8月14日，工人歸還檢疫樣本時，碼頭仍然不停止運作。15日便有工人確診，公司才在翌日安排工人停工，未確診的工人入隔離營，實施措施減少工人聚集。前後2個多月時間，碼頭公司明知有爆發風險，但根本致工人性命不顧，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王宇來說。

王還提到，業內稱碼頭的休息室為「hot bed system」。由於香港碼頭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經常需要連做3更，24小時工作，因此工作完畢後往往馬上會到休息室補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當工友休息過後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總是呈溫暖狀態，是為「hot bed」。 「這樣頻繁共用的休息室無疑是疫情爆發的溫床。」他說。

疫情爆發後，職工盟工會接觸到的工友均相當憤怒，認為碼頭無視工人生命。另一方面，公司緊急補救，增置較少人同時聚集的休息室，亦顯示它根本有能力為工人提供更合理的休息空間，一直以來只是欺壓工人勢弱才不作改善。

工會表示將以工傷角度與受感染的工友向企業追討賠償，組織因疫情停工的工人爭取補償，以及提高休息室問題的優次，要求企業為每組工人興建永久休息室，減少每間休息室的聚集人數。長期而言，工會將要求貨櫃碼頭公司改變工作模式，結束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的情況。

CLB最新發布：《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本周，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研究報告《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報告闡明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監督上的缺位，探究我國安全生產製度的癥結所在，並指出只有激活工會的監督職責，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安全生產狀況。

近年來，我國安全生產形勢有所好轉，但每年頻繁發生的各項事故仍然造成了大量工人死亡，每個工人背後的家庭也因此受到無法磨滅的傷害。從響水化工廠爆炸後，村裏人朋友圈的尋人啟事；到從豐城發電廠坍塌的施工平臺中逃出生天的工人，和另一邊接受采訪時稱「趕工期也要趕」的項目負責人；再到孫家灣煤礦礦工家屬們守在礦井周圍，尋找瓦斯爆炸事故中下落不明的親人……

煤礦、化工廠、電廠、建築工地上的事故似乎始終照著程式化劇本上演：立法——違法——發生事故——調查——處罰責任人——等著下次事故——再調查——再處罰責任人——繼續等著下次事故發生。如何打破這一循環，最大限度預防事故發生，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在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中國勞工通訊指出，工會有望成為破局關鍵。

報告共有四章。第一章從法律和三個安全生產事故的角度分析了工會目前在安全生產監督方面的作為。《工會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賦予了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職責，但日常工作中，地方工會及部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主要通過開展「安康杯」競賽、專題講座，強化企業及職工的安全生產意識，具體的安全檢查、前期的安全生產計劃製定，工會未能積極參與其中。事故發生後，工會也只是事故調查組的眾多參與方之一。各級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的監督中缺位，工會幹部也從未因為不履責而被問責。

第二章解析了安全生產製度的體系的四大角色，即訂立法律、行政執法、企業落實和工會監督。四大角色本應各司其職，各自把關。然而，我國安全生產製度存在「行政為大」的特色，行政部門實際上兼顧了執法與監督的雙重角色。以事故高發的建築業為例，盡管政府高度重視安全生產，不斷發文件、搞檢查，仍難以有效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而本應承擔監督角色的工會則始終缺位。

第三章介紹了外國安全生產監督的四個案例，分別是美國紐約三角地內衣工廠火災、英國Aberfan煤礦礦堆滑坡事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estray煤礦爆炸事故以及加拿大Elliot Lake鈾礦職業病事件。這些海外經驗證明了工人們不是、也不應該是等待充滿善意的政府來拯救、保護的脆弱受害者，而是有智慧、有力量，能夠掌握、捍衛自身權利的公民。安全生產的維護是一場長期的、動態的、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改進的過程，工會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如何從根本上健全安全生產製度，有效預防事故的發生，報告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相關建議。首先，應該從行業工會的有效運作入手，組織一線工人加入各類行業工會，加強行業工會在一線工人中的代表性。其次，推動行業工會與企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達成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以保障工人權利及職業安全。發動工會會員，即一線工人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充分利用工會改革的空間，從事故高發的行業入手，如建築業、采礦業、環衛業、倉儲物流業等，建立相應的行業工會，並組織一線工人入會，開展行業集體談判，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越南即將翻開工人組織新篇章

從2021年起，越南將允許成立不隸屬於官方工會的新工人代表組織。Joe Buckley探討了這一變化可能對越南工人和目前主要的勞工組織者產生何種影響。

2021年1月，越南勞工政治將發生重大轉變，新修訂的《勞動法》將生效。最大的變化在《勞動法》第十三章，它將第一次允許「企業一級的工人代表組織」（tổ chức đại diện người lao động tại doanh nghiệp，WROs）獨立於國家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工人代表組織」並非工會；只有隸屬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組織才是工會，依《工會法》管理。勞動者可以在企業成立或加入他們自行選擇的代表性組織，這些工人代表組織在單個企業一級可以進行集體談判和組織罷工。但新修訂的《勞動法》沒有允許工人代表組織在企業級別以外成立行業或地區聯合，雖然第174條含糊提及工人代表組織的成員可以決定組織的合並和聯系，但沒有詳細說明。

《工會法》明確規定了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資金來源為工會會費、對企業征收的工會經費、國家支持以及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所屬企業的利潤。而對工人代表組織來說，除了會員會費以外，沒有法律規定其他資金來源。《勞動法》第十三章還賦予政府註冊和解散工人代表組織的權力，而且如果企業倒閉，工人代表組織也必須解散。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依然保留了全國唯一合法工會聯合會的特殊地位，《勞動法》還規定，如果工人代表組織想成為工會，它們可以加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由《工會法》管理。盡管如此，允許成立工人代表組織仍是一項重大的法律變革。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與越南工人結社自由改革息息相關的一些關鍵組織：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政府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是越南祖國陣線的一部分，是越南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其他群眾組織還包括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和青年聯合會等。工會章程規定，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職責包括四個方面：促進生產力發展；維護工人權益；參與經濟和社會管理；以及宣傳黨的方針，動員工人。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一樣，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也遵循列寧主義的雙重職能工會模式。這是1921年俄共十大產生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會既鼓勵發展生產力，同時也保護工人不受苛待。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通常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的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毫無用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毫無疑問，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過，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集體談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組織以及在勞資糾紛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經進行了一些嘗試。越南目前正在對《工會法》進行修訂，以便適應「新形勢」（tình hình mới）。修法範疇包括工會結構、工會經費，以及各級工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作用。

在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內部有進步派，他們希望該組織能夠成為真正的工人利益代表者，長期呼籲給工會更大的自主權，並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從以服務為基礎向積極組織轉變。進步派認為，結社自由改革可以積極催化工會改革。由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實行民主集中製，很難評估進步派究竟有多大的規模和影響力，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例如最近，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前主席鄧玉松主張，促進工人代表組織的資金更加公平。目前，企業必須繳納基本工資金額的2%作為工會經費。而在即將施行的新《勞動法》中，在有工人代表組織的企業中，沒有提及要把企業繳納的經費分配給工人代表組織。鄧一直主張，應該根據工會和工人代表組織的會員人數來分配這筆錢。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

越南勞工（Viet Labour）和越南勞工運動（Viet Labour Movement）是堅韌不拔、戰痕累累的異見分子組織。這兩個組織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湧現的一些獨立勞工組織的後代。正如這些組織自身所做的聲明一樣，它們並不是工會，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領導的。這是一群積極分子為了勞工權利和結社自由而建立的組織。他們大多向工人提供有關勞工權利和勞動法的建議。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持敵對態度。一些組織成員入獄或流亡，至少在過去幾年裏，他們的公開活動明顯減少。這次改革預計不會為這些組織的自由運作開辟多少空間（如果有的話），因為政府認為它們是「政治」組織，其關心的問題遠超企業中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

越南獨立工會

越南獨立工會（ Vietnamese Independent Union）是這一領域的新來者。該組織於2020年6月成立，有一個華麗的網站和社交媒體，該組織稱希望建立獨立工會。不過，越南獨立工會也表示，希望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建立建建設性關系，共同保護工人權益，履行自由貿易協定中完善國內勞工權益的承諾條款。這種做法與越南勞工、越南勞工運動截然不同，後者完全排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一方面，越南獨立工會的策略似乎是務實、理智的，無論外界如何看待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它都不會消失，必須以某種方式與之接觸；另一方面，越南勞工認為，越南獨立工會並不是真正的工會。越南勞工發表聲明，認為越南獨立工會其實與越共有聯系，偽裝成獨立工會。越南勞工還提醒，在目前的改革中，可能出現很多假的獨立工會，工人需要保持警惕。

工人的自組織鬥爭

然而，在過去15至20年中，對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待遇影響最大的不是某個特定組織，而是工人自發組織的抗爭。越南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次罷工，尤其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在越南罷工是合法的，但發起罷工需要遵循一套復雜的官僚化程序，包括罷工須由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領導。這顯然並不現實，從技術上講，可以說每次罷工都是非法的、野貓式的罷工。罷工的組織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很少有可識別的罷工領袖，而且基本上與上文所述勞工組織無關，雇主難以對工人罷工進行預測或提前準備。工人的自組織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且不僅僅是在企業層面。例如，罷工促使政府製定了年度最低工資增長機製，並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對勞動關系製度進行改革。

實際上，建設和改革勞動關系製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quan hệ lao động hài hoà）——這主要是指停止罷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為就是要工人停止罷工，而且這可能是有效的，因為記錄的罷工數量在過去幾年裏確實顯著下降（由於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罷工在2020年的頭幾個月又有所回升）。

工人代表組織將對工人產生何種影響尚不得而知。未來可能出現幾種情況：工人可能完全忽視工人代表組織而繼續進行野貓式罷工抗爭；另一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會成為收編和製度化工人不滿的工具，但不會給工人帶來什麽實際好處；第三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確實成為工人向雇主提出訴求的有效方式，或者它們將進一步促進結社自由改革；最後，工人組建和加入工人代表組織的威脅可能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成為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會。

外賣平臺調整配送時間有名無實　騎手：需要工會組織

9月初，《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再次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詳細地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文章提到的現象在2016年起越發嚴重。當時，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開始了以消費者補貼、擴張業務範圍的方式競爭。瘋狂燒錢和削價造成成本飆升，企業於是以提高對騎手的剝削來補償損失。由此可見的是：騎手單價逐步下降、配送時間壓縮、罰款愈加嚴厲、意外事故層出不窮……

自此，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自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

迫於輿論壓力，餓了麽、美團兩家公司在9月10日作出回應。餓了麽表示會給顧客選擇是否多等5分鐘，讓騎手有放寬送餐時間的可能；美團則表示會增加8分鐘送餐時間。然而，企業的回應並未得到騎手接受。部分平臺用戶則不滿新規定把平臺的勞動條件問題扭曲成消費者與外賣員的矛盾，甚至擔心多加5到10分鐘只會使騎手多接單，讓問題惡化。

「有的商家出餐慢，就是多加5到10分鐘，商家都出不來餐。」針對餓了麽的5分鐘按鈕，《南方都市報》訪問的外賣員直指按鈕用處不大，連簡單的商家出餐時間差也處理不了。 「規定是10分鐘出餐，但是到了時候它出不來」 ，「顧客剛點完餐，系統就派到騎手手裏，騎手去催單，商家也很生氣」。另一方面，顧客取餐的延誤同樣造成骨牌式的超時問題。 《央視財經》訪問的餓了麽騎手提到︰「有時候你送餐，寫字樓不讓上，你讓這個顧客下來取餐，顧客一直二十分鐘才下來，你說你怎麽辦，你的餐全部都超時了。 」

騎手提出清楚的要求：出餐慢的商家延遲發單，基本做好後才發單，讓騎手去取；在重點地方（例如醫院、寫字樓）增加智能取餐櫃。如此簡單的改變，餓了麽自然不會想不到，不過這個做法將會大大緩和工作強度，與平臺的利益矛盾。在沒有激烈鬥爭的情況下，平臺只會把責任推到顧客身上。

美團外賣多加8分鐘的改動似乎代表著真實的改變。不過，由外賣員設立的微博帳號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9月13日發布的短片裏，稱「盟主」的小哥揭穿這項改動只是掩眼法，事實上配送時間並無任何改變：「延後八分鐘一直都有。假如你們(顧客)正常點餐，是38分鐘送到，系統會顯示預計送達時間是30分鐘，但都會給外賣小哥留個8分鐘。它現在只不過是把那8分鐘在顧客那邊顯示，所以說壓根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盟主認為外賣騎手面對最主要的問題是訂單配送價格的不合理調節。以他所在的北京地區為例，原來3公裏的訂單價格是8塊多，現在降到5塊多。為了維持收入，外賣員不得不多跑單，造成了跟商家等餐的矛盾，以及路上違反交通規則等。平臺任意調整訂單價格完全不顧對外賣員工作的影響。

如此看來，兩家企家耍的太極化解了輿論的壓力，但外賣騎手情況絲毫沒有改善。說到底，最重要的東西——外賣平臺的算法——操控在企業手上。整個算法的設計都與工人敵對：外賣員因為不明原因被系統封號，要工人反過來申訴；系統收集和計算工人派送速度和業績，再決定派件量和送餐距離；派送距離不以行車距離而是以直線距離計算，甚至出現要求逆行的跑法。

工人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改變算法設計已日益成為外賣工人爭取利益的出路。中華全國總工會近兩年大力推動網約送餐員等八大群體入會，自2018年以來，新發展八大群體會員654.7萬人。盡管組建了一些外賣員工會，但這些工會的效用成疑。即使在官方宣傳裏，工會也自稱其作用是提供技能培訓、法律援助、醫療互助保障等服務，等而下之的是高溫慰問、1元搶購西瓜等無關痛癢的福利，對於組織工人改變平臺的勞動條件上只字不提。

針對這一情況，央廣網新聞引用了清華大學公益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的建議：騎手要形成勞動聚合體，取得話語權，無論是政府監管，還是平臺介入引導，還是加入工會組織，外賣員要有發聲的機會和場所，以維護合法權益。外賣騎士江湖聯盟的視頻同樣提到︰希望有關部門牽頭給外賣員成立一個類似工會的組織，以此和美團餓了麽等平臺對接。然後再由相關的管理部門製定外賣配送的各種標準，而不是由平臺製定。

中國經濟走向仍不明朗，建築工人抗爭加劇

隨著中國住宅地產和基礎建設行業陷入停滯，過去四個月內發生的建築工人抗爭數量暴增。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5月至8月期間一共記錄了151起建築行業抗爭活動，而2020年前四個月只記錄了39起建築業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絕大部分與工人討薪相關。

盡管新冠病毒疫情的沖擊使得2020年集體行動個案數量低於去年同期，但建築工人抗爭事件的占比從38%升至43%。

在過去四個月記錄到的151起建築業抗爭事件當中，共有62起個案與基建工程項目有關; 43起與住宅項目有關，而住宅項目所占比重正在提高。

以成交面積總量計算，中國房地產行業交易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至五年最低水平。盡管4月末以來，市場行情因疫情受控已開始回升，但企業現金流的縮緊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導致建築業欠薪事件暴增。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向被認為具有強大抗風險能力的大型國企，如今同樣大量牽涉欠薪事件。事實上，與大型國企有關的個案在2020年建築行業集體行動事件中所占比重超過40%，而2019年有關個案占比則少於25%。

以8月26日發生在廣西北海市的一起住宅項目個案為例，工人發起抗議要求在新學期開始前結清被拖欠的工資。該案例同時牽涉到了兩大行業巨頭：項目開發商是中國第二大的地產巨頭恒大集團，承建方則是大型央企中鐵二局。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則是，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今年所記錄的案例中，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相比之下，2019年此類個案占比只有14%。在9月3日記錄的一起討薪事件當中，一對四川成都的民工夫婦在工地與包工頭交涉時發生沖突，丈夫被多名保安強行拖拽進辦公室內暴力毆打，視頻顯示他從辦公室走出時身上有多處血跡。

而1月12日發生在河南省輝縣市的一起案例中，有十余名工人被打。這是最近兩年來建築業最為嚴重的欠薪個案之一，開發商共拖欠一百余名工人包括工資在內的一千多萬元勞務款。即便在當地監管部門介入並要求立即支付應急款後，開發商依舊想方設法繼續拖延下去。

人社部在2017年樂觀地宣稱，他們製定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將會在2020年達到「基本無拖欠」的目標，該計劃將重點幫助建築業的農民工。此外，《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來建築工人討薪激增似乎表明條例執行效果不佳。

顯然，政府試圖以頂層設計式的行政手段解決欠薪問題的努力失敗了。正如中國勞工通訊於2019年發布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只有對建築行業進行根本的製度性變革，才能根治欠薪問題。關鍵在於工會應積極組織工人，開展行業性集體談判，以保證工人每月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及社會保險。

山西煤礦企業大合並後　等待著工人的新危機

上月30日，大同煤礦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同煤集團）官網披露，同煤集團、晉能集團以及晉煤集團將聯合重組成晉能控股集團。合並後，該集團將成為繼國家能源集團後，全國第二大的煤業集團，總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人民幣，年生產原煤預計約3.16億噸。

除了三家主要企業，消息還顯示山西潞安礦業有限公司、華陽新材料科技集團相關資產以及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將同步整合到晉能集團，具體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並立的煤企有五家將會重組。

透過國企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生產力，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國企改革的主線。早於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國有煤企重組中小煤企，借此關閉煤礦來減少生產浪費，以及處理職業安全問題。煤礦兼並重組的策略相當有效地減少了小型煤礦，大量生產水平低、資源及安全條件均較差的煤礦被淘汰，一般煤礦的生產力有所提升。

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國內煤礦數量由2017年約7000處下降至2019年的5300處左右，平均產能由年77萬噸/年上升至98萬噸/年。煤炭行業資本集中程度不斷提升，大型現代化煤礦已成為中國煤炭生產主體。

2017年，中國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組成國家能源集團便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集團擁有煤礦97處，年產能6億8485萬噸，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今年8月，再有山東能源集團與兗礦集團合並成山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自從中國逐步向太陽能和風能等能源轉型，國企重組不僅是提升煤企競爭力和話語權的手段，還成為壓止煤礦過度生產，減少依賴煤炭的方法之一。

產能退出後，煤企產量向相反方向推進

是次山西煤企進一步合並，意味著中國煤企資本集中度，以及潛在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不過這項進展將會同時為工人帶來全新的問題。

由於產能退出並不必然等於煤企產量減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應不會大幅影響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計。事實上，雖然中國2016、17年共退出了超過4億噸產能，但國內煤礦的產量卻由2016年不斷上升，煤炭發電產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億噸瓦特。

近年，為了減緩經濟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礎建設，使電力、鋼鐵、水泥行業產量急升，煤礦產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產能政策的人士則指出，個別產業去產能甚至會反過來使電力需求上升。以鋼鐵業為例，隨著工廠淘汰落後生產方式、電爐鋼比重大幅提高，間接使燒煤需求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煤礦價格在2016年錄得大幅反彈，一些以往已經關閉的煤礦也因為市場的高價而重開，使產量增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預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全球經濟活動逐步復蘇，各種新型廠房、發電設施、房屋發展計劃將會再次推高中國鋼鐵、水泥等產業，煤企退出產能，將會以更高的生產力來迎接產量上升。

向潔凈能源過渡創造的新一批剩余勞動力

同一時間，煤企的資本集中將會為工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威脅。不少關註中國能源轉型的論者均指出，中國正在快速向所謂綠色能源轉型。毫無疑問，中國發電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相關產能亦不斷增加。不過，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經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產能增加值已占增加總額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產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體能源生產26%。

山西省煤企的合並也可以視為整個能源轉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為了全國能源革命綜合改革的「試驗田」，目標是要構建清潔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時推進能源科技創新、深化能源體製改革等。一個規模更大、資本力量更雄厚的企業，自然更有條件實行各種科技和生產方式的改進。

事實上，山西煤炭企業已經在各種節約能源方面取得進展。是次重組的晉煤集團便研發了三種新式爐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為環保的方式生產以無煙塊煤製氣。另一家陽煤集團也開發出新式爐型，聲稱可減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節能減耗，勞動力的節約也是各個企業爭相實驗和競爭的領域，使礦井加​​速走向自動化、無人化。以陽煤集團新元公司為例，該企業早前公開表示已經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網絡，能夠推進無人巡檢、掘進面無人操作、綜采面無人操作等技術。陽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翟紅表示，近幾年的智能化建設中，該煤礦已減少各類井下操作人員321人。

隨著煤企進一步集中，這些現時仍然處於試驗階段的技術，將會快速得到擴散和普及。當中的代價當下可能難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後備軍已經正在成型，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社會所隱藏的後果。等待著這些工人的是怎樣的生活雖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會是一個社會保障穩固、生活美滿的烏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組合並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遊行抗議。當年12月，陽泉市平定縣，陽勝煤礦單方面辭退綜采隊80余口人，並拒開8月份以來的工資，引起工人集體抗議。同月，山東濟南煤礦被關，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賠償，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礦員工則拉橫幅抗議去產能安置方案。同時，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亦在這段時期錄得大量小型煤礦的欠薪事件。

近年，這些事件的數量已明顯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擠的工人仍需面對就業困難。部分工人轉投物流運輸、建築業，又面臨高工時、欠薪等勞資矛盾。可見煤企抗議事件減少，與另一些行業問題增長有關。

煤礦關閉，刪不走工業意外的危險

關於煤礦行業，還不能不關註最困擾工人的的工業意外。自從大量小型煤礦的關閉，中國煤礦的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過，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8年山西煤礦合並後的文章所言，工人對工作安全和勞動時間等生產條件一直不具發言權和監督權，官方純以行政手段難以徹底處理煤礦生產問題。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今年便收錄了45起煤礦相關事故，當中8起發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與正要合並的企業相關。

最新一起事故發生在本月20日淩晨2時許，潞安集團左權阜生煤業井下發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傷。另外兩起事故分別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礦在掘進工作面則發生一起頂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無人傷亡。9月，山西晉煤集團澤州天安海天煤業有限公司的井下運輸事故，造成1人擠傷，後搶救無效。今年最嚴重的事故發生在重慶市，9月27日，重慶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屬松藻煤礦發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傷，涉事煤礦多次因安全問題受罰。

由此可見，煤礦企業一直將工人的發言權排除在安全監督以外，導致礦業生產依舊滿藏危險。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會則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監督安全生產的作用。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礦一起造成3人重傷的瓦斯事故致電當地工會，發現桑植縣總工會辦對事故調查和善後處理情況均不清楚，工會在安全生產方面亦無角色，安全生產成為了安全生產委員會的工作。工會被政府安排處理大量扶貧工作，但在工會組建工作、基層工會和一線會員監督企業安全生產和預防煤礦安全事故上則明顯失職。

隨著煤礦生產的新一輪擴張，更嚴重的意外事故無可避免將會發生，但工會在落實工人的職業安全上仍然未見緊張。工會應該重回組織工人、代表工人談判及監督企業安全生產的職責，保障工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利益。

「雙11」前夕，全國多地快遞罷工

10月19日，全國多處百世快遞「站點老板跑路」、快遞員被拖欠工資登上新聞，廣西南寧一站點欠薪甚至多達30萬。就在同一天，圓通快遞福州市橘園洲分部的員工，也發起了針對欠薪的抗議。此前一周，韻達快遞也爆發了類似的快遞員討薪，事件起因是長沙市觀沙嶺服務站拖欠工資數月。

一下子，「快遞罷工」成為了社交媒體的熱門搜索，部分網民還猜測，一年一度的「雙11」促銷活動臨近，快遞罷工也許會進一步升級。據國家郵政局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今年日常業務量的兩倍。

繼9月份《人物》雜誌揭露外賣員被公司以及算法多重剝削之後，與外賣員性質接近的快遞員也成了媒體的焦點——非正規用工、沒有社會保險、行業剝削製度……相似的問題組成了他們各自的困境。

但是，快遞行業的罷工和抗議早已不是第一天出現。事實上，過去兩年間日趨白熱化的行業競爭，才是工人集體行動不斷的主因。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本年度已有至少27起快遞員抗議事件，追平了2019年全年快遞行業抗議總數。而今年的每一起抗議，幾乎無一例外都誘發於欠薪，其中又有絕大多數涉及快遞網站倒閉。這一波欠薪案例中，大部分只涉及一兩個月的工資，拖欠的總金額並不算高，但由於快遞員和快遞網點之間缺乏正式勞動關系，追討勞動報酬變得異常困難。

本年初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快遞網點經歷了或長或短的暫停營業，但他們仍承擔著停業期間的租金及其他雜費。根據國家郵政局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申通、韻達、中通三家企業的凈利，同比下降10至90個百分比不等。

自五月起，中國新冠疫情基本受控，快遞行業的業務量開始回升。可是，另一輪價格戰隨即展開，各家企業再次試圖壓低價格，從而贏得市場份額。與此同時，企業一方面提高了對快遞員未完成送貨量的罰款，另一方面，由於企業經濟狀況難以負擔招聘新員工，快遞員難以完成送貨量、被迫繳納罰款，幾乎成了必然。中通快遞設於福州的一處網點在7月倒閉，站點負責人在經營剛滿一年後，實在頂不住連續不斷的罰款，無奈選擇結業。他聲稱，罰款可達每月3萬元。

最新的罷工事件發生在10月26日，河南登封與山東濟南兩地都有快遞公司或中心停擺。「雙11」還沒到，很多人已經發現自己的包裹長時間滯留。在濟南，韻達速遞的問題較為嚴重，疑似因工資過低導致快遞員罷工，而客戶聯系了客服人員依舊無法解決。登封快遞分揀中心裏，包裹堆積如山。有快遞員表示，派費一降再降，加之罰款太重，分揀中心距市區太遠，不少人都打算轉行送外賣。

另一起最近的快遞抗議發生在10月19日，福建福州圓通速遞快遞員聲討公司欠薪。據快遞員蘇先生講，他所在的橘園洲分部拖欠約十名員工一至兩個月工資，數額從數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就此事件，中國勞工通訊電話聯系了福州市相關工會，看工會是否能夠幫助工人討薪。

當地倉山區總工會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沒有接到過快遞員的討薪求助，也不清楚快遞員怎麽加入工會，工人組織的工作由組建部負責。但截至發稿，倉山區總工會組建部的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於是，中國勞工通訊再致電福州市總工會了解當地快遞工人的組織情況。福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表示，圓通速遞公司總部成立了工會，但具體到某一營業部是否組建工會，要看老板是否和員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快遞行業常見的加盟或兼職形式中，快遞員往往沒有勞動合同，工人很難在營業分部加入工會。有關零散用工，福州市總工會提到，順豐速運有較為成功的經驗。由於順豐基本以直聘方式雇傭快遞員，因此組織順豐快遞員較為容易。順豐近期還開辦了網上新員工入會儀式，工會建議快遞員可以加入順豐公司。然而，如果工人只能用腳投票去跳槽或轉行，那麽改善勞動場所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又從何談起呢？

此外，工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許多營業分部老板也不願意組建工會。依托老板建會自然困難重重，如果公司不建會，工人怎樣加入工會呢？針對這一問題，福州市總工會堅持認為，工人只能通過單位入會，沒有途徑給工人個人入會。即使要組建快遞行業工會，也是先成立基層單位工會，再組成行業工會。福州市總工會認為，只有工人加入了工會，工會才能代表工人和快遞公司談判，否則建議工人去找勞動監察部門。福州市總工會職工幫扶中心更認為，工人找媒體曝光已經不是正常維權，要求工人依法維權。工會一再陷入了無法組織工人，無法維護工人權益的死循環。

本月，在北京，快遞行業工會有了新進展。在北京市總工會的推動下，北京市快遞行業工會與市快遞協會更新了集體合同，調整修改兩處，涉及職工健康及安全生產。合同表示，「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應推動快遞企業參加工傷保險工作」，並且當溫度低於5℃時，「企業工會應督促企業為快遞員發放相應的低溫補貼或保暖衣物」。可是，對於工資標準，以及按時足額支付工資，這份集體合同只字未提。

近兩年來，全國總工會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快遞行業勞動者正是重點群體。可從目前來看，快遞罷工持續不斷，無疑反應了快遞員工作條件的惡化。反觀工會已有的所謂工人「福利」，也只是無法觸及行業癥結的面子工程。

阿裏巴巴的全球雄心給歐洲勞工帶來困境和挑戰

2018年底，比利時聯邦政府及瓦隆區政府與阿裏巴巴集團在比利時列日機場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阿裏集團推廣的世界電子貿易平臺項目首次正式落地歐洲。作為平臺的一部分，列日機場與阿裏旗下物流企業菜鳥簽署了「數字中樞」項目協議。時任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稱贊，「在數字經濟時代，參與世界電子貿易平臺將增強當地中小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阿裏巴巴CEO張勇表示，與菜鳥達成的1億歐元交易將使歐洲企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並從全球跨境貿易中受益。據稱，列日機場項目建設面積超22萬平方米，將創造至少900個直接就業崗位，以及估計2100個間接工作崗位。目前，工人已經分包給菜鳥，而在求職搜索引擎上，即將運行的貿易中心的招聘廣告以中英文發布。

然而，阿裏巴巴來到列日並未受到一致歡迎，當地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這些意見主要是擔憂新創造的工作崗位的質量，以及該中心對環境的潛在影響。

和許多歐洲城市一樣，列日是一個衰落的工業中心，鋼鐵廠早已關閉了幾十年。列日的失業率目前超過20%，是該地區最高的失業率之一。

政府急需新的就業機會，並將物流行業視為潛在救星。為了讓比利時對阿裏巴巴等電商更具吸引力，比利時對勞動法進行了重大修改。例如，2016年3月，一項王室法令規定，「在配送領域的公司內部，可以在夜間進行電子商務相關的工作」。當年晚些時候通過的De Croo法案為Deliveroo和Uber等「協作平臺」建立了更全面的框架。

亞非拉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研究員Cedric Leterme表示，De Croo法案是「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特洛伊木馬，也是為進一步適應新技術而改變法律法規邁出的第一步。」

2017年2月通過的Peeters法案進一步加快了這一進程，該法案以犧牲工人利益來提高靈活性，對勞動法規做了極大改革。針對Peeters法案，比利時各大工會表示強烈反對，並進行了罷工、抗議活動，工會稱該法案將使勞工運動「半個世紀」的成就化為烏有。

比利時勞動條件的變化符合歐洲整體大趨勢，即為迎合新的數字經濟而提高勞動力靈活性，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通過與阿裏巴巴簽署協議，列日機場開創了歐洲的先例：使削弱勞動法合法化，為該公司在歐洲未來發展創造機會，並進一步強化了大型科技公司對全球經濟的控製。

電子商務工作本就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強度大，且隨著自動化發展，工作崗位可能很快消失，而阿裏巴巴正是這一點的狂熱支持者。評級製度、不切實際的工作目標和不斷加強的監控力度，從根本上不利於工人。這些問題在整個行業都非常普遍，例如亞馬遜對其倉庫工人的待遇廣為人知。

阿裏巴巴顯然也不例外，「雙11」不斷創紀錄的銷售額令快遞員超負荷工作。今年「雙11」前夕，中國多地爆發快遞員罷工。統計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日常業務量的兩倍。此外，阿裏巴巴利用集團開發的釘釘監控員工，倡導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而馬雲更鼓吹「996」工作製「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電商行業的結構使勞資關系的權力天平進一步向資本傾斜，尤其是該行業大規模使用監控和追蹤技術。新經濟基金會的報告顯示，監控獲得的數據「絕大部分用於為資方牟利」，且「工會和工人可能很難科學地或毫無疑問地證明監控和數據收集損害了工人的福祉。」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阿裏巴巴對比利時工作文化的融入。1998年，荷蘭公司TNT在列日機場設立運營中心，但公司發現很難適應比利時更強的工會存在，其管理方法引來了諸多罷工和抗議。這導致在最終同意與當地工會進行談判之前，TNT威脅要完全撤出比利時。

列日機場的工會代表預計，阿裏巴巴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企業工會往往與資方一道，幫助和諧勞動關系，而非實際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此外，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幾乎沒有做什麽工作來改變公司老板對工會這樣的認知。因此，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不習慣將當地工會視為平等夥伴，不擅長處理與工會的關系。

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工會水土不服早已屢見不鮮。曹德旺在美投資設廠就遭到工會挑戰，曹直言「在美國，有工會就不會有工廠生產效率的提高」，福耀玻璃（美國）花費百萬美元給員工進行反工會宣傳。而在國內，福耀玻璃組建了企業工會，曹的妹夫擔任工會主席。

需要註意的是，在比利時，許多工會正在把焦點轉移到物流行業，更多支持物流業工人，因為物流業是該地區為數不多的就業增長領域之一。然而，Cedric Leterme指出，工會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最明顯的是代際差別，年輕一代的工會會員一般更多熱心於環保運動，而對老一輩人常見的『為了工作什麽都可以』的論調抱有意見。」

阿裏巴巴入駐比利時更凸顯了在數字時代的全球市場中工會工作日益增加的復雜性。一方面，工會拒絕接受對勞工權利和工人福利造成威脅的法律，另一方面，高失業率令工會歡迎電子商務公司帶來的新工作崗位，但這些公司對地方政府的間接影響將進一步侵蝕勞動法。在保護工人和保證就業之間取得平衡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工會尚未對阿裏巴巴的到來提出真正的批評。

相反，最強烈的反對來自當地非政府組織「觀察阿裏巴巴」。該組織旨在揭示阿裏巴巴對該地區造成的負面影響，組織抗議活動，遊說對阿裏巴巴項目的影響進行研究，並不斷提高公眾對該項目潛在後果的認知。2019年11月，列日機場舉辦阿裏巴巴項目活動時，「觀察阿裏巴巴」指出，「令人費解的是，在一整天所有的演講和小組討論中，勞工始終缺席。」

新冠疫情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歐洲各地工會都在努力尋求在保護會員健康的同時，保護他們的生計。例如，上個月，列日機場的聯邦快遞員進行了罷工，抗議資方拒絕提供獎金以補償疫情帶來的額外負擔。

比利時目前因疫情再次處於封鎖狀態，當阿裏巴巴希望全球消費者在「雙11」通過其電商網絡購買更多產品時，保護工人權益變得更為困難。

製造業轉移，深圳工人抗議大幅減少

過去十年裏，深圳常常占據中國工人抗議的中心，而今天，形勢發生了變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議活動主要由工廠關閉、合並或搬遷引發，工人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大量在同一間工廠工作了十幾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別無選擇，只能在工廠宣布關閉時采取集體行動維權。

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內遷或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從2015年起，工廠工人抗議數量急劇下降。2015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75起發生在深圳的製造業工人抗爭事件，占當年全市工人集體行動總數的75%。僅僅兩年後，2017年，這一數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今年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記錄到4起深圳製造業工人抗爭活動，占全市24%。自2015年以來，深圳市工人集體行動數量穩步下降，而到目前為止，下降趨勢最為顯著的是製造業。

2010年代中期，工廠老板往往在搬遷或關廠時欺瞞工人，工人聯合起來采取大規模抗議，以爭取被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與此不同的是，受到諸多外界因素沖擊，今年製造業出現了工人離職潮。長期以來，工廠工人靠加班工資維持生計。受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在訂單減少、取消加班的情況下，當老板提出裁員時，工人們更傾向於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而非留在原廠維權。「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規模工廠工人抗議發生在2018年夏天，當時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聲援者的抗議示威受到了國內外廣泛關註。

然而，佳士事件導致了深圳的勞工NGO及勞工積極分子遭到大規模鎮壓。這些組織和勞工人士在2010年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為工人提供法律建議，整合工人訴求，協助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

2019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並被羈押長達15個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獲釋。他們都被判處緩刑，無法再繼續從事勞工工作。

隨著服務業地位愈發凸顯，中國整體的工廠工人抗爭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於長期以來政府政策促進產業從低端製造業向商業和服務業轉型，這一趨勢更為明顯。隨著城市地鐵系統不斷向郊區擴展，曾經的工業和製造業中心已逐步轉變為住宅和商業中心。勞動力亦從藍領向白領轉變。然而，建築工人、運輸服務業工人仍時有抗議。

盡管整體來說，工人抗爭活動數量呈下降趨勢，但工人面臨的問題實際並未緩解，爭取足額按時支付工資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訴求。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勞動人事爭議立案數急速增長，2019年達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數短暫下降後，第二、三季度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4.7%及20.9%。這一數據從側面反映了勞資矛盾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與此同時，在深圳特區40周年之際，深圳市放寬了對工時製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計劃（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此舉被認為將會進一步加速侵蝕勞動者權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員工發起了「996.ICU」網上抗議，反對工作時間過長、強製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獲得了國內外廣泛關註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爭的未來尚不明確，但可能呈現出兩種趨勢：平臺經濟的運輸工人將繼續采取集體行動，反對公司任意調整工資和工作條件；科技公司員工將持續抗議過長的工作時間，例如反對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並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2020年全球南方工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9月中旬，中國最大的送餐平臺美團有十余名外賣騎手在湖南張家界集體抗議。由於外賣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費及扣薪，導致騎手收入大幅減少。

與此同時，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機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舉行了罷工，抗議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費。這次罷工得到了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得到了全國媒體的廣泛關註。

中國和印度的送餐司機可能並不知道對方的集體行動，甚至可能沒有聽說過對方的平臺，但工人們不滿的相似之處是不可否認的。工人們對不滿的反應並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議活動層出不窮，聲勢浩大；而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近兩年來，外賣送餐員的集體抗議達到近50次。

疫情期間，中印兩國食品配送行業的工作條件愈發引人關註。受疫情影響，送餐服務的需求大幅增長，但平臺之間的競爭給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既要賺錢謀生，又要保護自己不受感染。

中國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紓困措施，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然而這些政策對工人的幫助都不大。實際上，迄今為止實施的許多措施反而對工人階級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

5月，作為「自力更生印度運動」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總額為20萬億盧比的經濟刺激計劃（約合人民幣1.8萬億元）。然而，這一巨額數字背後，其實是許多現有項目的重新組合，並未給國家財政帶來實際負擔。對於無法在家鄉謀生而被迫返城的遷移工人來說，這套經濟方案無法改善他們的困境。

同樣，在中國，5月份推遲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理李克強發表了《政府工作報告》，突出了就業、民生等工作重點。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繼續執行下調企業養老保險費率，今年對中小微企業免征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單位繳費。政府工作計劃主要著力於為企業紓困，針對勞動者，政府雖然強調穩定和擴大就業，但實際幫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鎖，推動放松或中止實施勞動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區，對工作時間、強製性勞動檢查、工作場所通風和溫度、急救衛生設施、洗手間、食堂、托兒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給與豁免。此外，進一步放寬本就輕微的關於裁員和企業倒閉的處罰條例。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是違憲的。

莫迪政府試圖削弱勞動保護的力度，將現行44部勞動法律合並為四部涵蓋工資、職業安全與健康、社會保障和勞資關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進一步降低勞動保護舉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勞動法典已於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經在印度議會兩院通過。其中，《工業法規法典》尤其令勞工擔憂，它使雇主在雇傭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靈活性，並使罷工等抗議行動變得極為困難。

新法典對非正規工人毫無幫助，他們在疫情封鎖下首當其沖，最需要法律的保護。此外，本應製衡政府不利行為的司法部門則對工人權益基本無動於衷。

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似乎正在效仿中國，即在國家勞動政策上，資本優先於勞工。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中國製定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而長期以來，商業團體和一些黨內領導如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等一直鼓吹放松勞動法。這些勞動法律雖然至今在紙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時候根本得不到執行，因為地方政府更關心的是吸引投資和增加稅收，而非保護工人權利。

這場大流行為進一步放松執法打開了大門，企業在履行社會保險義務方面獲得了廣泛的豁免。而且，與印度一樣，幾乎沒有跡象表明當局會自願恢復在疫情期間被侵蝕的勞工權利。捍衛勞工權利將取決於工人自身和工會，而正是在這方面，印度和中國開始出現分歧。

面對快速變化的全球勞工環境，印度的一些工會已經在努力適應，並采取果斷的措施來保護工人權利。為應對零工經濟帶來的威脅以及應用程序對交通運輸行業的改變，新的工會組建了起來，如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製衣業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種創新的組織方式，以適應該行業快速變化的出口需求。這些新工會的策略和政治派別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和決心，即夯實會員基礎，加強工人團結，直面新的挑戰。盡管這些工會的組織能力仍然有限，要發展成為有效的全國性組織仍需要時間。

中華全國總工會，顧名思義，確實覆蓋了全國。中華全國總工會擁有巨大的資源，卻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應對工人面臨的緊迫挑戰。全總近年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主要針對新興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但其組織方式仍沿用過去的一套老辦法。工會幹部坐在舒適的辦公室裏，卻似乎無法有效回應工人的新需求。

當山東各地外賣、快遞工人因運費過低或被欠薪而罷工抗議時，當地工會對工人被侵權和他們的抗爭毫不知情。盡管全總將快遞員、網約送餐員列入八大群體，並重點吸納他們加入工會，但仍有地方工會聲稱送外賣和快遞物流的工人不屬於八大群體，工會「解決不了」工人遇到的問題。即使企業成立了工會，在工人權益受到侵害時，工會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疫情期間，工會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工人不被裁員或拖欠工資，也無法確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適當的保護而免受感染風險。相反，工會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基本與其維護工人權利的職責無關，工會工作人員下沈到社區，協助社區工作者檢查體溫，登記人員車輛。而對工人被欠薪、克扣補貼等勞資糾紛，工會要麽毫不知情，要麽無所作為。

面對全球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收縮以及不斷擴展的零工經濟的威脅，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強有力的集體應對措施。中國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動，但中印兩國工會和國際工會都需要做更多工作來組織和支持這15億龐大的勞動力。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印度女工的團結、抗議與談判之路

對於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及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周邊的數萬名服裝工人來說，新冠疫情及由此而來的封城是一項嚴峻的挑戰。印度政府在6月解除封城後，工人的重擔更是不減反增。對此，現時在班加羅爾和周邊城市達文蓋雷（Davangere）已擁有約3000名成員的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KOOGU）發揮了確保工人權利不受工廠經理沖擊的關鍵作用。

疫情期間，班加羅爾的受訪服裝工人表示，資方往往避談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障金的問題，以及在沒有任何通知或支付適當補償金的情況下關閉工廠。例如，來自中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和奧迪薩邦（Odisha）的兩名移民工人便因為工廠突然關閉而失去工作，在毫無收入的情況下，只能屈就於一份工資更低的計件差事。

封城結束後，許多工人抱怨工廠經理強迫他們每天加班1至3小時，甚至放棄公共假期，以彌補損失的生產時間。修改勞動法和相關法規的提議由於會削弱工人的法律保護，也是工人的另一個關註點。

正如我們在6月的報道所說，許多工廠在恢復生產時未能重新為工人提供交通安排，引起了KOOGU和工人的堅決回應。大多數工人住在偏遠地區，完全依靠工廠班車上下班。在班加羅爾西南部邁索爾路地區（Mysore Road）的Arvind工廠抗議活動中，一名工人說：

"我們該怎麽辦？我們不能一直隔三差五地向鄰居乞討食物......他們跟我說Arvind是一家很好的工廠，我們無須擔心。他們承諾會承擔所有責任，並做出必要的安排。"

工會的行動確實迫使一些工廠讓步，但交通問題仍然是工人主要關註的問題。

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班加羅爾的服裝業有很高比例的女工。因此，KOOGU決心鼓勵女性在工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許多受訪的工廠工人都稱贊工會提高了他們意識，獲得了集體發言權，並且有力地回應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對這些工人來說，工會是一個使姊妹們獲得照顧的組織，而很少需要尋求外界的幫助或幹預。

這批年輕工人不少身兼母職，因此育兒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班加羅爾大多數出口導向的服裝廠以往均遵守法律，雇傭30名或以上女工的工廠須設立托兒所，但疫情期間，許多工廠以安全和衛生為由關閉了托兒所，意味著許多找不到日間托兒服務的工人只能待在家裏。

疫情間的各種規限也為懷孕的工人帶來特別的困難。工人們相當擔心資方會借機解雇他們。意識到這一風險的KOOGU已準備在懷孕女工被大量解雇的情況下作出政治和法律上的回應。

KOOGU成立於2009年，此後成員數量和影響力均穩步增長。2000年代以前，班加羅爾及其周邊地區的服裝業均是面向國內市場的小型工廠和作坊，工人就業不穩定，亦沒有組織。然而，隨著2001年主要品牌進駐印度南部，該行業的生產單位搖身一變成為面向全球市場的大工廠。以往工廠老板們無視勞動法規而不受懲罰，但為國際品牌分包代工的工廠則被要求遵守最低勞動標準。

在生產過程中，H&M、GAP、Nautica、Vans和Columbia等主要品牌做出了所有關於設計、風格、縫製類型、材料，以及成本和生產時限的重大決定。這使得勞資關系復雜化，也令工人提出了疑問，比如：究竟誰才是真正的老板，工廠還是品牌？

國際品牌的到來也為以往受強烈抵製的工會組織打開了大門，使工人有機會在轉變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訴求，以求解決自己的不滿。由於傳統工會一直無法回應工人的新要求以及未能抓住工會化的機會，KOOGU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在起初發揮了提高工人法律維權意識，以及幫助工人向勞動部門投訴的作用。

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回憶道，KOOGU在草創階段不得不面對信息不足、經驗缺乏、工人對工會的普遍規避以及工廠經理的高壓回擊等問題。 KOOGU以逐一處理單個個案的"救火模式 "開展工作，同時支持工人為了達到即時目的發起的抗議和罷工。然而，工會當時缺乏戰略，較少有工人領袖能在分散的鬥爭之上推動工會建設。

過去幾年間，由於與國際勞工團結組織的聯系，人們加深了對服裝廠在全球價值鏈中作用的認識。 KOOGU因此從「救火模式」轉向通過發起集體談判來爭取工人的利益，效果立竿見影。工人代表爭取與資方達成諒解備忘錄和集體協議，以確保改善工作條件，包括有效地減少了工作場所內的性騷擾和種姓歧視。

KOOGU現在的重點是建立長期、可持續的工會，以民主和集體領導的方式與資方進行談判。這些工廠為全球北方的品牌和客戶生產，國際團結將是服裝廠鬥爭新基礎的關鍵。

印度零工工會：以非傳統的工業行動策略回應平臺經濟

與之前討論的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樣，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樣在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應零散用工給印度勞動者帶來的挑戰。在過去三四個月中，AIGWU集中組織了從事各類平臺服務的工人，例如運輸、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潔、油漆、木工、管道、電器維修等等在內的家政服務。

與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組建由印度工會中心（CITU）牽頭。CITU成立於1970年，隸屬於印度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工人組織及行動策略的全國性工會 。 CITU的會員人數超過600萬，不論是否建有工會的行業都有所涉及。隸屬於CITU的工會一直積極爭取在船廠、港口、礦山、種植園以及公共部門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AIGWU的組織策略不同於傳統模式。傳統中，工會組織往往基於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開展，行動過程由前期的聯署逐漸升級成最後的罷工。AIGWU的組織方式和策略則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於平臺配送員來說，罷工及示威通常是工業行動中的第一步，此舉更能獲得平臺公司及大眾的關註，並間接影響平臺顧客。從明確勞動者的訴求到給工人運動提供政治動能，工會行動中每一步的仔細製定，CITU都會給予幫助，行動策略也因應主要城市之間的地區差異、勞動力以年輕一輩為主而產生變化。

AIGWU行動的轉折點出現在八月，當時，Swiggy外賣平臺工人正在多個城市進行抗議。這一系列抗議揭示了從以往的自發行動發展出一個有策略、可持續的工人組織的必要性。一位與AIGWU相關的獨立研究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各個工會之間的協調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設極為重要，要幫助工人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訴求，給他們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動架構，並確保這些訴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間產生，而非來自外部機構。此外，AIGWU還獲得了同樣隸屬於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支持服務雇員工會（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幫助它在社交媒體上擴大影響力」。

該位研究員還認為，工會當前有必要挑戰政府和眾多平臺企業——這就需要工會介入決策過程，但更需要註意的是，由於政策文件和實證研究往往與工人的實際需要脫節，工會的目光絕不應該僅限於此。主要焦點應始終放在實地組織上，讓工人們認識到運輸工人而非平臺才是真正的價值創造者。這樣一來，工人和工會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設計當前當前完全由資本主導的平臺系統的具體建議，甚至可以設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臺。

AIGWU目前正在擴展中，有報道稱他們希望根據1926年印度《工會法》註冊為全印度工會。註冊工會可被視為法人團體，這樣就多了一層法律保障，能夠具有訂立合同的資格並提起訴訟。而且，註冊工會還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責任。工會的註冊有助於增加在工作場所引入集體談判機製的合法性。但是，註冊工會並不自動意味著雇主的承認，相反，雇主對工會的承認仍需工人的爭取，並通過談判達成協議。

工會組織遭多方打壓，緬甸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

12月8日，數十名工會會員身著防護裝備、彼此保持著安全距離，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議緬甸勞動爭議處理的核心部門——中央仲裁委員會傾向保護商業利益的一貫立場。

類似的抗議並不常見，是次參與的工人來自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央仲裁委員會成員，立即下臺！」，「審查委員會做出的決議！」

工人們強調，在新冠肺炎期間，企業試圖解雇工人，尤其是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而仲裁委員會默許了了企業這一做法。STUM的創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說：

「委員會的決定顯然有失偏頗，尤其是擺在新冠肺炎期間。工人輸掉了95%的集體爭議案件，這明顯是委員會的不公導致的。委員會不是為工人尋求真相或者公義，而只是無良雇主的工具。」

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書長Phyo Sandar Aung也贊同了這個說法。

「仲裁委員會在新冠肺炎期間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懷疑的決定。以限製活動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大多被委員會排擠。我們註意到，委員會在裁決案件時，根本沒有將工人代表提交的證據納入考慮。因此，委員會被視為有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仲裁委員會審理的許多糾紛都發生在服裝製造業。由於新冠肺炎導致供應鏈中斷，緬甸服裝業遭受到沈重打擊。緬甸服裝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聲稱，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裝廠永久關閉，導致4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他解釋說：

「服裝行業主要依賴於歐盟和美國市場，而今年的訂單數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廠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資和賠償只能把工廠拍賣了來支付，這樣的案件我們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體不斷曝光工廠老板以行業困難為由解雇員工，尤其針對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選為Rui Ning緬甸服裝廠工會主席沒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裝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廠聲稱裁員是由於受疫情影響，相關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這是公然打壓工會的行為。

他和同事們在二月組織了為期12天的罷工，要求Rui Ning工廠答應工人們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獎金的訴求。

「當時我們還不是一個註冊工會，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們。但慢慢地，他們意識到罷工是為了自己的權益，所以，最終罷工有將近900名工人參加。」 Kyaw回憶道。

Rui Ning工廠其實有註冊的企業工會，成立於2015年，但Kyaw認為這不過是資方的附屬機構，並不代表工人。 「罷工後，我們試圖對工廠工會進行改革，而裁員正是發生在工人選出新的工會領袖幾周後。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會會員。因此，工廠要打破工人組織的企圖不言而喻。」他說。

工人沒有尋求勞動仲裁，正如Kyaw所說：「我們對勞動仲裁程序的信任度為零。」

相反，工會會員強調了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工人們獲得了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馬德裏的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幫助。在他們的建議下，被解雇的工會成員設法讓工廠的主要國際買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識到工廠的打壓行徑。

「起初，這些品牌沒有對供應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作出回應，但我們利用媒體輿論，維持住了對品牌的公眾壓力，而在工廠內，未被辭退的工友則繼續佩戴頭帶上班，向廠方要求重新雇傭被辭退的工人。」

最終，在受到越來越多公眾批評後，工廠同意恢復Kyaw的職務，他於8月4日回廠工作。但是工廠也表示，只有當經濟形勢恢復正常時，才會重新雇傭其他被辭退的工人。

Kyaw說：「要是我們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勞。」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這一說法，她還表示，根據她的經驗，仲裁製度是「有缺陷且無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資製衣廠Running Tex解雇，她將案件訴諸仲裁，「在每個階段，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都對我有利。但是，工廠直接無視裁決，並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訴。」

在將近七個月之後，民事法院最終以非法解雇為由，對工廠處以1000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49000元）罰款。去年，針對此類侵犯勞動者權益的罰款從100萬緬甸元提高到1000萬緬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說，縱使罰款數額提升了，這仍然是在鼓勵工廠非法解雇員工：

「最近，在位於仰光西部的萊達雅鎮（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製衣廠在向政府繳納罰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間，選擇了前者。為了將工會成員拒之門外，工廠仍然願意花這1000萬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裝廠都坐落於萊達雅鎮，該鎮目前約有100萬人口，也因為過去十年裏高速、混亂且不受管製的擴張，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號。鎮上約有十幾個工業區，共850多家工廠， 超過30萬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從農村遷徙而來，他們住在狹窄的宿舍裏，每月支付5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250元）的費用，合租一個小房間。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慮到仲裁過程如此之長，而萊達雅鎮的工廠老板只需支付一筆罰款即可，「工人對仲裁機製幾乎沒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緬甸《勞動爭議解決法》自2012年實施，由15名代表組成的中央仲裁委員會也隨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兩年選舉一次。

根據《勞動爭議解決法》，集體勞資糾紛案件應通過仲裁程序解決，從工作場所協調委員會到鄉鎮調解機構，再到地區仲裁機構，最後是中央仲裁委員會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參與該裁判庭的案件審理。

但是，即使是委員會的最終決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製力，對裁判結果不滿的當事方可以將案件一路遞交至最高法院進行上訴，但這一過程繁瑣且耗時。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說：「上訴過程往往花費數年，沒有工人願意這樣做，也沒有能力這樣做。」

工人和工會成員認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時他們也在尋求其他途徑保護工人權利。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員之一，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決緬甸服裝工廠勞資糾紛的真正關鍵是結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說：「如果廠方接受工人有權組建一個可以為自己發聲的工會，那麽工作場所中的大多數問題都將得到解決。」

她指出，所有簽署了全球產業總工會「行動·合作·改變」倡議（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國際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製定具體的自由結社準則。

「一旦結社自由準則標準化，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勞資糾紛都可以防患於未然。」

的確，如果工廠老板承認工人有加入工會的權利，有秉著誠意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那麽工人將對工作場所的權利問題有更大話語權，並減少對中央仲裁委員會事後救濟的依賴。

二零二一年

兩名拼多多員工身亡，「自願」強製性加班何時休？

1月9日，拼多多員工譚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長沙家中跳樓自殺身亡。據公司信息，該員工在拼多多擔任技術工程師，工作地點常駐上海，此前剛結束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網上信息稱，譚某是2020年應屆畢業生，任職於多多錢包項目組。

僅兩周內，拼多多已發生兩起員工因過勞引發的猝死、自殺事件。1月3日，有網友爆料，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張某生前是拼多多當前核心業務之一多多買菜的員工。2020年10月，黃崢在拼多多內部五周年演講上表示，「多多買菜是個苦業務，是個長期業務，也是我們拼多多人的試金石」，並要求公司全員「開啟硬核奮鬥模式」。自去年8月試點上線後，多多買菜項目正向全國火速擴張中。

多多買菜女員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後，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賬號回應稱，「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拼多多官方反復否認這一發言，稱其為謠言。但知乎證實，該賬號為拼多多官方賬號。拼多多又解釋稱， 該知乎回應是拼多多營銷合作供應商員工用個人手機發布。

1月10日，拼多多員工王太虛（化名）在網上發布視頻稱，「因為看到同事被擡上救護車我被拼多多開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護車，他拍了一張照片並匿名發布到脈脈上。其後，主管要求與他談話，並逼迫他主動離職。在視頻中，王太虛還揭露了拼多多強製員工加班、克扣法定節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隸似地逼迫幾乎是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員工的猝死和自殺引發了公眾對互聯網公司超長工時和高強度工作的強烈憤慨。據拼多多離職員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時間超過300小時，達不到就會被領導約談。許多員工因工作強度過高，身體無法承受而離職。公司文化強調員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員工即會被公司開除。

據悉，新興業務多多買菜的工作強度更高，實施「超級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員工連續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業務繁忙時，甚至會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超長工作時間在互聯網企業中屢見不鮮。2019年4月，京東在內部郵件中稱，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後，劉強東在微信朋友圈發聲，「京東永遠不會強製員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

幾乎同時，馬雲在阿裏巴巴內部交流活動上表示，「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麽時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點到晚上9點，一周工作6天的「996」製度工作時間更長的還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2020年9月，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在新浪微博發言，「996算個啥，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並稱「違背員工意願的事兒，不幹！自願奮鬥獲得高回報，支持！」

在公司不斷強化的加班文化中、領導約談和績效考核壓力下，員工顯然沒有「自願」奮鬥的權利，只能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近日，一名自稱小江的應屆畢業生在網上爆料，由於他拒絕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遞辭退。

小江在視頻中表示，「其實我們正常是6點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準走，我就沒有按照他的要求，9點以後再走，我6點就下班了。然後第二天他們就說我的工作態度有問題，把我辭退了。」

毫無疑問，超長時間加班是普遍存在的問題。2019年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5.5%的受訪者每周加班兩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幾乎每天在加班。根據《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製度。」但從實行效果來看，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企業「自願」與「奮鬥」的話術中，勞動者休息和獲得加班工資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華為員工曾夢將其與公司的勞動爭議訴訟案件在網上公開。此案中，曾夢主張加班工資、應休未休年休假工資，最終敗訴。曾夢上訴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再審，被法院駁回。

曾夢與華為公司簽署了《成為奮鬥者承諾書》，承諾「自願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法院認為，「曾夢在職期間已經自願放棄年休假相關待遇，其訴求不應支持」，並因「此案不宜在互聯網公布」而未公開其審判文書。

與此同時，官方亦加強了勤勞奮鬥的宣傳。2020年10月，央視新聞公眾號發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稱打工人「用汗水創造美好生活，縱使疲憊，也倍加珍惜、樂觀面對」。「打工人」一時成為年度熱詞，原本是許多勞動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編下，勞動者被剝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華社就拼多多事件發表社評，表示「讓勞動者超時工作、透支健康，是違法操作，是對奮鬥精神的背離」。然而，實踐中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缺位，令這一批評蒼白無力。

盡管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得不到落實，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修改勞動法，進一步放寬對工時的限製。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修改工時製度的說法雖語焉不詳，也引發了勞動者對於勞動時間權利被進一步侵犯的廣泛擔憂。

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許多員工只得用腳投票辭職走人，但也有科技行業員工嘗試發出集體的聲音。2019年3月，有網友註冊了域名為996.icu的網站，意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創建了「996.ICU」項目，抗議超長工作時間、強製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網友問道：「現在到底有沒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聯網公司在公司裏成立工會的？華為，騰訊，阿裏有工會嗎？」

勞動者對於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的需求是確切無疑的，但工會顯然還未采取行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網站上，未見到有關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評論。

中印電子業工人正走在相同的抗爭之路

上月19日，上海蘋果代工廠昌碩科技發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議。昌碩要求工人從上海轉到江蘇昆山的和碩工廠上班，不願接受的工人除了會被辭退，更有機會拿不到俗稱「返費」的求職補貼，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資方發放補貼。

同樣的大規模抗議也在成都發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資和返費糾紛。由於勞務派遣公司拒付返費的消息在工人中流傳，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續多天抗議。 16日，廠門前突然出現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幾輛大巴，將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帶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協商。

電子業派遣工的抗議同樣在印度爆發。上月12日，印度卡納塔克邦的緯創資通工廠發生一場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數百名已經連月每天工作12小時的工人闖進工廠放火、投擲石塊，抗議長時間的工作、拖欠加班費以及實際工資與招聘時的承諾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兩國電子製造業為了適應產品生產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臨相近的處境。年輕的工人、大學生在旺季時經中介公司招募成為電子廠的工人。招聘時，公司往往誇口工資水平，但實際發放的工資則不如早前承諾。在中國，中介會提出在工作滿指定時間後發放返費。不過，公司要麽在約定時間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麽在約定時間後以辭職名額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繼續再幹一段時間，甚至索性拖延克扣，來逃避支付這筆費用。隨著更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同樣的問題亦必然會在當地日益普及。

中國電子行業　傳統血汗工場的蛻變

不少中國的電子工廠已經由以往那種設備落後、環境惡劣的中小型加工廠改造過來，成為更高科技和現代化的廠房。富士康、昌碩科技等代工廠龍頭承包了集成電路組裝、電子產品總裝、金屬部件和塑膠部件製造等一系列電子產品的生產作業。在這些代工廠的周邊，則有大量生產屏幕、電池等元件及電子業生產用機器的企業。電子代工廠的規模巨大，實際上已經不只是在運作工廠，而是在經營一個為生產電子科技產品而設立的社區。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園區內解決飲食、住宿、體育、娛樂等需要。

電子製造廠由傳統的血汗工場發展至現代化的大型廠房，徹底改變了工人的生產方式。以集成電路的組裝為例，以往單靠工人手工焊接電子元件的工作已經普遍被表面黏著技術（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動化的機器貼裝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類，一個小時便可以貼上四萬個元件，加上錫膏塗抹、集成電路的回溫固定亦已機械化，機器已經成為生產過程的主體，而工人則負責監視、調節及檢查修補機器的錯誤。

整機組裝線則朝更為勞動密集的方向發展。與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同的是，這裏沒有能同時處理多個任務的可編程加工設備，每一名員工都有明確的分工，將電池、主板、攝像頭、屏幕、外殼等零件組裝到一起。電子儀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組裝線配備大量檢測員。以富士康的一些生產線為例，每一名組裝人員的右邊都配備了一名質量檢測員，以此來最有效地減低出錯。由裝配、檢測和包裝，一條接近100米的組裝生產線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有機的機器，一個工人的勞動速度製約著另一個工人，而所有工人則追逐流水線的零件運送速度而勞動。

金屬加工廠區則充斥著各種油汙和沖壓的噪音。以製造智能電話的外框而言，一塊鋼板需要經過拉伸、沖壓、拋光等數個步驟，這些工序都是通過大型而笨重的機械完成的，而工人則在噪音之下不停來回走動操作數臺機器和搬運物料。由於牽涉大量體力勞動，所以幾乎沒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見，由於手機、電腦的設計和製造愈來愈精細和復雜，電子代工廠需要用到愈來愈多的機械和自動化機器，更為高級的機械化生產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細碎，在生產過程中完全隸屬於資本的安排。單調重復的勞動、長期兩班倒的工作，工廠宿舍兩點一線的生活，幾乎沒有工人能忍受這種工廠的生產方式，可以長期工作的則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訪問這樣說︰

「如果能熬過第一個星期，基本就能留下來，但這樣的人超不過一半。 」第一次夜班過後，周明發現有10個工友消失了，都是00後，都通過中介進入富士康，都試圖在iPhone 12發布前賺一筆，最後的結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給下一個人。

密不透風的廠區的夜班生活使無數工人的精神受到打擊：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個夜班後，黃牙崩潰了，「太TM累了」。黃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給iPhone 12打螺絲。這是來富士康的必修課，比半個米粒還小的螺絲，拿幾斤重的螺絲槍去吸，稍不註意，就吸歪了。這樣的螺絲，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個，也就是反復擡手一千多次，幾乎十多秒要重復一次相同的動作。 （...）他無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這意味著之前的工資也沒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這種工作中每個月拿到5000多元。電子廠工作產生了大量細碎、簡單的低技術職位。在富士康鄭州的廠房裏，包括以上所說的焊接、鉆孔、打螺絲等，總共需要約400個工序來生產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產線則要經過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廠。 2016年《紐約時報》采訪鄭州的富士康廠區時，該廠一共有94條生產線，雇用了上30萬名工人。工廠每天有活勞動力招募進廠，又同時將已經榨盡的工人排出，構成了一個流動而龐大的電子業工人階級。

隨著這些大型的電子企業在中國各地都建立起分廠，加上作為配套的零部件廠，整個行業的工人數量已經成長至八百多萬人。

印度電子業　成長中的癌細胞

相比中國，印度電子製造業的規模則要小得多。雖然也有不少電子代工廠進駐該地，但這些工廠所組裝的零部件均要從外地進口。印度大部分電子工廠的生產規模細小，而且都是處於非正式部門，生產環境惡劣，技術亦較落後。 2013年，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報告指出，大部分這些生產單位雇用的人數不足40人，因此不在當地各種勞動法的監管之中。

雖然與中國在差不多時間實行對外開放，但印度選擇發展資訊科技的服務行業，為跨國企業提供軟件和集成電路等設計，同時放開電子硬件的入口。結果，上世紀80年代曾經有所成長的電子硬件行業被各種廉價進口零部件沖擊，產量增長大幅回落。即使一些電子零部件廠在印度設廠，所能從事的工作也相當少。以大陸器件廠（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為例，該廠雖然在印度設有完整的零部件生產單位，但由於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來進口，因此工廠生產的價值甚微，工作還是集中在測試和品牌活動上。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中國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來生產工廠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來愈多電子代工廠在印度設廠，引入了更先進的生產線設備。在三星高度自動化的組裝線上，工人被預算好的生產節拍時間（Takt Time）追趕著工作目標和進度。手機生產線的節拍時間只有3.5-4秒，意味著每個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個電話送出生產線。工作強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種以往生產時不曾出現的問題：喝水的時間沒有了，連上廁所也不被允許。原本興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無不感到不滿，認為自己的地位比機器還低。

由此可見，雖然不少印度的電子工廠仍然維持著其中小規模的生產，而且由於訂單數量不足而不願意投資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但更大型和集約的工廠已經在印度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大量受壓迫工人的集中，也成為了工人運動和組織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為分散在細小的作坊而難以組織的情況將會逐步消失，中國電子製造業工人曾經及正在經歷的工廠生活亦將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在印度發生。

中印工人的集體行動

中印兩國的大型電子代工廠均是工人認識以及嘗試尋求改變的場所。低薪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了中國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連在佛山、封城、鄭州等工廠的抗議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廠爆發了大型暴動。工人發起過短暫罷工抗議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問題，但沒有得到成果，結果在9月23日，因為一群保安對兩個沒有出示員工證的工人拳打腳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義憤。萬多名工人破壞了保安室、生產設施、汽車、商店和飯堂。工廠區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廠門和窗戶均被砸壞，警車被推倒和放火。結果，工人的工資被調高至超過最低工資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廠的抗議潮亦因而出現。隨著抗議越來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變，允許工會成立，即便這些工會完全由管理人員把持，成立過程也充滿問題。

2009年至2010年間，諾基亞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廠房也曾經爆發罷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發起了抗議，使工人爭得更大的集體談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廠承認工會。兩間工廠後來關閉，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電子廠展開組織。

隨著電子產品的生產周期縮短，加上對於這些商品的需求波動更大，電子製造廠均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印度，這些以學生工、學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門形式聘請的工人集合著各種矛盾和不滿。為了承載眾人各種要求、不滿和熱情，電子製造業工人急須找到一個團結的工會組織形式。

在另一些行業，例如印度的製衣業，工人已經組織了工會，並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要求，並爭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業承認工會，壓製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各行業工人的實踐，均可以成為電子業工人集體行動和組織時的借鑒。

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

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經濟數據。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疫情中，中國成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首次超過百萬億規模，比上年增長2.3%。

去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這些職位可能主要是針對城市居民，因為農民工的規模有所下降，總量為2億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一直在穩定增長中，但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

其中，本地農民工1億1601萬人，下降0.4%；外出農民工1億6959萬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業對農民工，尤其是外出農民工影響更深。去年一直被受關註的失業問題在官方統計中並未顯得特別嚴重，202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4%，12月調查失業率為5.2%，其中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7%，均與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國工人階級去年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去年，中國勞工通訊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議管理方式，71起關於企業搬遷和倒閉等。

在經濟整體復蘇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增加值相對較高，同比分別增長3.0%和2.6%，高於GDP增速，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則為2.1%。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的增長最為突出，分別比上年增長7.1%、6.6%，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3、3.8個百分點。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微型計算機設備的產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於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重振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則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

去年，中國勞工通訊收錄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仍然以建築業最多，共358起。當中，關於住宅建設和基建的討薪事件最多，皆為111起。與商業樓宇、室內裝修相關的討薪事件則分別約有30-40起。建築行業層層分包所導致的工資拖欠問題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間火神山、雷神山等醫院建設也出現了同樣的欠薪問題。

製造業的集體行動則錄得87起。在這裏，電子業的抗議同樣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兩間大型電子代工廠富士康和昌碩科技均發生大型合同工抗議事件。短期的合同工為電子廠生產了大量科技產品後，卻出現派遣公司拖欠返費，或工人被迫調遷而可能失去返費的情況。隨著中國電子廠規模愈來愈大，生產的產品更為精密和復雜，企業卻由於機器的普及和產品周期縮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劇了勞資矛盾。

服務業和物流運輸業也備受關註。統計局數據顯示，服務業內部出現分化，部分行業表現亮眼。特別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了16.9%，增速快於第三產業14.8個百分點。得益於文職人員在家工作，以及網上消費在疫情間廣為普及，網上消費增速明顯高於整體消費。去年，中國網上零售額增速增長10.9%，明顯高於消費增速。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4.8%，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24.9%。

服務業內部的分化產生了不少勞資糾紛。去年，服務業及運輸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分別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廳和酒店由於人流下滑，生意額大跌，出現倒閉和拖欠工資，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車銷售店等零售批發行業，以及健身房等體育和休閑行業均分別錄得30起和25起討薪、倒閉抗議。

蓬勃發展的網絡電商，則因為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造成嚴重的勞資矛盾和工人抗議。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拖欠，全年共發生了31起罷工、抗議。不少網點的貨物因為停工而堆積如山，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另一方面，近年錄得不少抗議的外賣行業今年則只有3起集體行動。由於外賣行業是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互聯網行業的集體抗議同樣較少，只有7起討薪事件。不過，「996」工作製近來已發生新一波抗議，過勞問題造成拼多多兩名員工過身後，激起社會的極大關註。

財新網指出，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中，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869元，同比名義增長6.6%，高於總體，並據此認為對該低收入群體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實上，情況並不見得如此，統計局的另一項數據指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但考慮到去年通脹率為2.5%，不少工人的實質收入並無明顯提升。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與此同時，收入不平等問題在過去十年間變得更嚴峻。在2013年至2019年間，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34000元，而城鎮居民低收入組的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農村居民計算在內，貧富差距變得更突出。2019年，城鎮居民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去年的集體行動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現協調談判的有292起。不過，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動，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們出盡辦法捍衛自己的利益，但工會並未有所行動，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錄得工會介入。

越南工人仍對新工人代表組織的潛能一無所知

新順（Tan Thuan）出口加工區是一個大型工業區，坐落在西貢河環繞的半島上。一個周五的傍晚時分，成千上萬的工人湧出新順出口加工區。幾個工人在途中的自動取款機前停下，取錢過周末。

「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或新勞動法的消息，」在一家家電製造公司工作的年輕女性Ha*表示。

越南新修訂的《勞動法》於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允許建立獨立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GCL）的工人代表組織的規定尤其關鍵，被譽為是朝著國際勞工組織（ILO）第87號公約《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邁出的重要一步。

盡管去年簽署的《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都要求越南政府簽署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但迄今為止，越南政府幾乎沒有在宣傳新《勞動法》或者工人代表組織方面做出任何努力。

越南政府沒有頒布任何關於如何建立工人代表組織的法令，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新順工人也沒有獲得任何關於工人代表組織是什麽或如何運作的可靠信息。

由於看不到任何實質上宣傳推廣新《勞動法》或工人代表組織的行動，人們擔心新的法律可能只是當局用來粉飾現實的。

越南獨立工會（Vietnam Independent Union，VIU）也認同這一觀點，該組織是一個旨在改善工人權利的非盈利機構。為了實現真正的變革，越南獨立工會主席Bui Thien Tri說：「有必要向工人解釋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相比，工人代表組織的優勢。工人代表組織的領導人最好是由他們所代表的勞動者通過透明的選舉製度選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自主地為普通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戰。」

Bui Thien Tri補充說，官方工會在工人與公司之間進行調解時很難保持獨立，因為它部分資金來自雇主，且容易受到政治幹預。而工人代表組織則必須是資金獨立和自主管理的。

「工人代表組織必須在良好治理下由會員費和其他財政來源贊助，以確保獨立、問責和透明的原則。」Bui Thien Tri說。

此外，越南獨立工會認為，工人代表組織的工作人員應接受工會技能和集體協商方面的培訓。

在新順出口加工區接受采訪的工人們分享了他們對官方工會的看法，以及工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一千多萬會員。一些人對官方工會表示滿意，另一些人則對其缺乏主動性和責任心感到不滿，但關鍵是沒有人知道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對工人代表組織一無所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我們工作需要的時候提供支持，」Dat說，他在附近的一家服裝製造廠工作。

幾個街區外，一個賣甘蔗汁和新鮮春卷的攤位吸引著新順近200家公司之一的下班工人。

「我還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新勞動法的消息。」來自中部高地、在胡誌明市生活了七年的婦女Nhi說。她在加工區的一家餐飲公司工作，該公司為當地的工廠食堂提供食物。

「公司通常會在有新政策出臺時召集所有人一起解釋發生了什麽，或者把新聞發布在公告板上，讓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公司並沒有就新勞動法的頒布開展這類活動。」她補充說。

在帶著甘蔗汁騎車離開之前，她還分享了自己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提供的支持感到滿意：「我剛剛去頭頓（Vung Tau，一個受歡迎的海濱城市）度假，我想我會得到一筆農歷新年獎金。」

農歷新年是越南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從工廠工人到辦公室白領，每個人都期待著他們的農歷新年獎金。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采訪的工人們都期待能收到一份獎金，盡管有些人擔心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經濟的影響會使得獎金減少。

這些獎金是由公司單方面決定的，沒有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參與。許多工人會在農歷新年之後立即辭職，並且將這筆獎金作為找到新工作前的經濟支持。

Trang是一名孕婦，在新順一家摩托車零部件製造商工作，她解釋說，她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一點也不滿意。

「今年我的農歷新年獎金會低一些，過去我們的年終禮物是錢，而今年只是一箱啤酒和一箱不含酒精的飲料。」她說，「我還收到了越南婦女節、中秋節和生日禮物，但它們的價值都在10 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0元）以下，比以前低很多。」

她和同事們已經向公司工會提出了這一問題和其他擔憂，但情況依然沒有改善。

「事實上，人們提出的要求越多，公司就越想解雇他們，」她說，「他們會努力找出最細微的錯誤，並以此作為解雇員工的理由。」

她從報紙上看到了關於新勞動法的消息，但只是泛泛而談。

「我還沒有從公司得到任何消息，但即使有一個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他們會解雇任何加入的人，」她說，「公司會想方設法使工人代表組織無效。即使在我的工作場所之外存在工人代表組織，我也不會加入，因為我只想過平靜的生活，盡管我不喜歡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傍晚，Phuong坐在新順的入口附近，瀏覽著她的手機。當集裝箱卡車隆隆駛向加工區內的港口時，小販們從摩托車上向夜班工人兜售零食。

她說：「我來這裏已經兩個月了，在一家生產家用電器零部件的公司做臨時工。」Phuong來自越南最南部的金甌省（Ca Mau），她計劃回到老家過春節，然後搬到毗鄰胡誌明市的工業化程度高的平陽省（Binh Duong）。

「因為我沒有簽合同，所以得不到工會的幫助，」她說，「比如說，如果我生病了，我必須自己支付治療費用。」

盡管如此，即使有工人代表組織，她也不會加入，「我完全不了解工人代表組織，也不知道在裏面該做什麽。」

顯然，到目前為止，工人代表組織的潛力仍未開發。如果EVFTA和CPTPP的其他簽署國對越南正式批準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公約持認真態度，他們有必要向越南政府施加壓力，確保工人充分了解新的《勞動法》，並了解加入獨立的工人代表組織而非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下屬工會的優勢。這反過來也可能給官方工會帶來更大壓力，使其更好地代表工人，並確保那些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工人得到充分保護。

新疆建築工人頻繁欠薪，寒冬下討薪受阻上網求助

長期以來，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新疆地區錄得的抗議均較其他省份少。不過，自從添加了工人求助地圖後，我們在網上搜索到不少新疆地區的求助事件。由求助地圖正式設立的3個月以來，共錄得178起事件，當中新疆有18起，約占一成，絕大多數事件均與建築行業欠薪相關。

且看這位建築工人在微博上的自述：

本人於2020年3月17日，到新疆淩雲設計有限公司德港萬達廣場工地在中亞南路與廈門路交界處，我們是做幕墻的農民工。 2020年7月16日因疫情影響隔離至2020年8月31日，淩雲公司項目經理（…）就各種理由不要我上班了。公司以各種理由拒付我工資66258元工資還恐嚇，我們也到勞動監察去了，也是同樣的恐嚇，也去了信訪局，最後公司說考勤是假的，就拿考勤說事，一到勞動局，勞動部門負責人人就說讓我走仲裁，一個不想給工人工資的公司我們農民工在哪裏去找那一大堆所說的資料證據。

一個月的討薪之路，很辛苦，有的時候一天吃一桶方便面，最後沒錢吃飯就在沒錢吃飯的同時暫停了討薪之路，在社區領導的勸導之下一邊上班一邊等通知，就到朋友介紹的工地上班，現在又要回到烏魯木齊繼續討薪之路（…）

除了去新疆打工的建築工人，包工頭也在網上求助：

我在烏魯木齊市的廣匯房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六建築安裝工程公司，於2014年至2016年的9月，分別在火車南站的鴉山郡幹4.5.6樓及車庫和商鋪，及東大梁香悅灣工地13樓的所有支模板承包人工勞務和耗材，共計是：482.8萬元。公司工程建築大包老板（…），我合同簽定人及工程技術負責人（…），公司工程建築會計（…）長期拖欠我農民工勞務費：121萬元。

我在這3年裏找遍烏魯木齊市的相關部門及兵團相關部門和領導，遲遲得不到解決，它們的關系背景黑實力強大，並且還惡人先告狀把我多次告上法庭，法院的法官們不調查實際情況查明實際證據，還誤判決我倒欠幾十萬元，我經過幾次上訴法院法官都維持了原判，法官們都不采納我提交的領條和銀行流水正[證]據，請問我們拿勞務費的人還能提供什麽正[證]據才是正確的呢？ （...）

從工人的自述可見，中國建築行業在20世紀80年代後形成的層層分包所造成的欠薪問題，同樣在新疆發生。而且，考慮到新疆整體的維穩壓力較其他地方來得更大，這些工人要有效解決問題可能更難。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一般遷移到新疆的漢族工人均是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和工人。他們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集中在北疆地區開墾土地、耕作、建屋等生產活動，以及守衛邊境。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於蘇聯解體，早期對外開放的新疆便成為新成立的中亞國家的重要經濟聯系。設立了對外貿易企業的生產建設兵團，以及當地的維吾爾人均增加向中亞國家出售消費品，並輸入這些國家的鋼材、石油和其他工業原材料。新疆的陸港、鐵路、機場和高速公路等運輸倉儲設施得以發展，城市裏的餐廳、商鋪等服務零售業也同步增加。

來新疆打工的漢族工人成為了各類高樓大廈的建築工、運輸貨物的貨車司機和餐廳員工。新疆城市的舊社區在這個過程中則被連根拔起，塔裏木盆地的一些巴紮（集市）也在城市更新中被清除，成為新式購物中心和住宅。兵團農業同樣在此時急速發展，經濟作物如棉花和蕃茄的種植規模愈大愈大，吸引了更多農業工人來到當地定居和耕作。

到了2000年，西部大開發的計劃推動了更多基建項目上馬。新疆的能源開發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環。石油氣田以往集中在北方的克拉瑪依，該地亦是石化中心。上世紀90年代，由於在塔裏木盆地發現了大量石油資源，石油開發向南疆擴展，嚴酷的塔克拉瑪幹沙漠開始了高速公路的鋪設。石油的開發打通後，該地的油管、天然氣管建設又持續進展。現時，該地已經成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地，天然氣產出占全國產出六分一。據稱，塔裏木盆地的石油現時只是探明了22%，而且不少藏有石油的地層極深，超過地下1萬米。不過，中國石油上年宣稱已經能開采到這個深度的石油，可見該地的能源開采將更為擴大。

更多基礎建設工程向南疆深入，使這個地帶的漢族居民明顯增長。例如連上喀什的鐵路通車後，漢族人的住所、市場便在當地不斷落成。政府與發展商就發展問題上達成協議，各種售賣酒精、漢族食物和其他現代化商品的商場和購物中心落戶，小型商店主的利益往往在這一過程中被犧牲。

新一波的經濟發展對於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影響各異。對不少維吾爾族人而言，他們的生活成本不斷增加，但基建計劃，特別是能源項目，卻將他們排除在外。即使在南疆一帶的大量建築計劃以往亦被指排斥維吾爾工人。

或許由於以上原因，中國勞工通訊在網上找到的求助訊息基本上是來自漢族工人的自述。這些工人從其他省份到當地短期打工，但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公司以各種理由拖欠工人的生活費和工資。一些工人停工抗議後，公司有時會發放一部分工資，然而剩下的部分卻不斷拖延。新疆到了11、12月份，氣溫便急劇下降，但工地往往沒有什麽供暖器材。此時，當工人在勞動部門繼續碰壁，零下十幾度的天氣迫使很多人放棄離開……

新疆數十年來的經濟開發，除了成為了當地民族矛盾加深的背景，同時也造就了一班用完即棄的工人。新疆的建築工人在欠薪時共同行動，但當地維穩的局面、缺乏與勞動部門周旋的余裕，均使他們屢受挫折。工人求助地圖記錄到，一名在昌吉市討薪的建築工人家屬在微博上表示，由於老板拒絕執行工資調解的結果，迫不得已把父親的經歷放上網。結果，公安局三番四次打電話給他的父親，要求將帖子刪除，否則會向其子女（發帖人）報復，使工人的家人相當恐懼。不過，由於拖欠的工資相當重要，他們仍不得不繼續在網上求助。

2017年，自由亞洲電臺《勞工通訊》便曾因為一名在新疆吐魯番工作的湖北司機在工作期間病倒身亡而致電當地工會。在采訪過程中，發現當地工會並未自行組織到企業檢查勞動合同的簽訂情況，而是與勞動行政機關共同每年執行兩次檢查。因此，這位身亡的工人在過身前仍然沒有勞動合同，相關工資也沒有得到發放。

同一時間，由於涉事的吐魯番托克遜縣神華黑山露天煤礦並非實際聘請該工人，而是把工作承包給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再由後者聘請工人。中鐵十九局礦業投資公司總部實際位於北京，在承包新疆的工程時亦沒有向當地工會備案相關的項目和工人資料，因此當地工會對事情完全蒙在鼓裏。中鐵雖然設有工會，但該位司機是否加入了工會仍然留有疑問。由此可見，在建築公司於省際之間穿梭，以及層層分包的結構裏，工人不僅不被當地工會所組織，也被企業工會忽視，即使出意外要尋求幫助仍然相當困難。

現時，中國勞工通訊的求助地圖只能找到新疆漢族工人的求助事件，但相信當地不同民族的工人亦遇上同樣的問題，或許情況只會來得更嚴重。礙於工人的分隔狀態、語言隔閡及各種民族的壓迫、沖突和偏見，我們將需要更多這方面的消息使工人之間相互理解。

出租車司機控告交通管理處及報章，在法庭直斥行業亂象

上月25日，河南許昌市一名姓常的出租車司機起訴《許昌日報》和公共交通管理處的案件在魏都區人民法院開庭。

這是一起極少見的出租車司機行動。這名出租車司機沒有聘專業律師，親自上法庭辯論。司機表示，《許昌日報》一篇報道列出自己的車屬於未審檢車輛，他指該資訊不屬實，唯報社拒絕修正。司機要求兩名被告賠償經營損失3000元，並承擔訟費。

同時，該司機略顯生疏和笨拙地在法庭斥責出租車公司的亂象。出租車公司逼迫司機交納所謂的管理費，假如司機不交，則不會獲得審理營運資格證，並被公共交通管理處查扣車輛。這次《許昌日報》的報道也是要脅的一部分，且聽這位司機的敘述：

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對我們曝光真實目的。他們與出租車公司串通一氣利用審理營運資格證手段。要挾我們交管理費，(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費國家早2006年明令禁止的亂收費行為)不交就不予審理營運資格證。他們還違法的查扣車輛，逼迫我們交管理費，很多車主司機被查扣以後被逼無奈交了管理費。 （...）

今天晚上我的同行剛剛也發現他的車號被曝光，他車輛的營運資格證已經審驗過了。為什麽也被曝光了呢？因為交了錢，證審了，之後又沒有交錢，又被曝光，這充分證明他們惡意曝光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收取管理費。公司經理都說″你們看到報紙曝光了嗎？趕快交錢吧"。這就是赤裸裸的威脅，恐嚇。他們為了金錢官商勾結，還有什麽違法的事情不敢幹呢？

我們感受到的是暗無天日。我們度日如年。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無法養家糊口，無顏面對妻兒老小。 2019年到2020年，連續兩年我們有兩位同行，累死在工作崗位上、死在了車上。而我們沒有聽到看到許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處有任何表示。

中國的出租車司機雖然付出高額的金錢買下車輛，但由於出租車要在路上行走得掛靠具有相關資格的企業，出租車公司於是以此來控製司機的經營權，同時設立一堆巧立名目的收費，包括維修費、管理費、保險費、GPS費等來榨取司機的收入。今年1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20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便有7起要求經營權及產權合一，以及不滿公司亂收費。

出租車司機近來面臨的新問題則來自強製更換電動汽車的政策。政府指定的電動車公司均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車輛續航力差，每天要充兩次電，一年便達到五六百次，但動力電池充電壽命約莫只有八百次，這意味著車主一年多便要為報廢的電池付出高達五萬元的更換費用。有的車輛每一萬公裏就得做一次保養，費用150-170元，但其他公司則不需要，司機大為不滿品牌經銷商多收取的費用。

出租車司機雖然支持新能源汽車，但不滿政府不管司機的抗議。河北唐山市的司機總結了幾個問題：一、續航裏程只有廠家稱聲的一半；二、車輛難以上高速公路；三、電動車是否能安裝柴暖；四、電動車的後續保險和維護補貼。數十名出租車司機在1月6日聚集在唐山市交通局門口抗議，拒絕更換電動出租車，相關的抗議上月錄得5起。

行業的另一項變化來自電動單車的投放。中國勞工通訊去年8月曾報道司機集體抗議電動單車帶來的競爭，這類集體行動並未有停止，上月亦錄得4起。1月11日，河南省鄧州市的出租車司機自發組織起來，收繳了城市裏的共享電動單車，將它們拉到郊外一片空地上統一存放。1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發生了另一起集體行動，出租車司機圍堵三輛滿載共享電動單車的大貨車，阻止它在城市投放。其後，司機繼續到周口市淮陽區交通局辦公大樓抗議。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不斷抗議黑車司機蠶食他們的市場，這些集體行動的規模可以很大。 2019年12月，黑龍江哈爾濱市一名未註冊的司機因為爭奪顧客而與另一名出租車司機打鬥，立即引起兩千多名出租車司機同行到場聲援。

不過，司機們行動的成效有限，他們或者可以要求政府對新的競爭對手多加規管，卻不能阻止愈來愈多的新企業加入載客服務的市場。近年網約車以至電動單車的出現，使出租車司機的生存空間更為狹窄。

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出租車司機並非工人，他們的集體行動以取得徹底的車輛產權和經營權為最終目的。不過，司機的生存狀況則不比一般工人要好多少：日漸減少的載客機會、油價成本問題、各種掛靠公司收取的費用等等，都使他們的收入不斷下降。不少司機均是下崗、離職和退休工人和退伍軍人，勞動部門和工會需要介入及維護他們的利益。中國勞工通訊就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一起出租車司機要求經營權的抗議致電了當地工會。受采訪的工會人員表示他們沒有收到司機的求助，因此無能為力。雖然亳州市在2015年創立了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但看來這個工會聯合會與一般司機是脫節的。

疫情防控下的春節，返鄉與就地過年的工人

春節將近，與往年不同，「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正在被「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所取代。

老家位於湖北十堰竹山縣的美團送餐員鄒先生今年過年準備留在公司了。鄒先生稱，往年基本都會回家過年，但今年由於疫情，父母也沒能回老家，因此春節期間準備繼續加班送外賣。根據公司政策，春節假期出勤且達到訂單量要求，每天可以獲得200元的補貼。

鄒先生入行已經兩年了。在他看來，做外賣員收入還不錯，但工作相當辛苦也有風險。他平時每天上午十點半開始送外賣，一直送到淩晨兩三點。為了快點把外賣送到顧客手裏，路上騎車的風險不小，公司給他們投了意外險。根據他以往的經驗，過年期間點外賣的顧客會比平時少一些。   

今年選擇就地過年的人不在少數。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數據顯示，春運前三天全國鐵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別為308萬、283萬和296萬人次。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網站發布《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對春節返鄉人員管理做出了要求，規定返鄉人員需持7天內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返鄉，並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核酸檢測費用自理。

所謂返鄉人員，是指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人員，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鄉人員；二是來自本省內中高風險區域所在地市的返鄉人員；三是本省內的進口冷鏈食品從業人員、口岸直接接觸進口貨物從業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員、交通運輸工具從業人員等重點人群。該界定引來了按照戶籍劃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評。

政策出臺後，多地醫院核酸檢測爆滿。封面新聞報道，上海閔行區某醫院千人排長隊進行核酸檢測。醫院保安表示，淩晨三四點鐘就有人來排隊，都需要核酸檢測報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網友反映，過年回家還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層層加碼」、「一刀切」。從7日核酸檢測收緊到3日內檢測，居家健康監測變為集中隔離或進一步延長，更有地方直接對外來車輛勸返或言明禁止返鄉。

1月27日，國家發改委秘書長趙辰昕在聯防聯控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各地方在政策執行時，不能擅自『加碼』，更不能『層層加碼』，甚至有的地方還采取『一刀切』措施，這是堅決不允許的，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

官媒亦多次批評地方政府擅自「加碼」、「一刀切」是懶政，本質上是甩鍋、不肯擔責。官媒多次發聲，亦從側面說明今年人們想要春節返鄉遇到的重重阻礙。

對低薪工人來說，核酸檢測的成本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以全國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上海為例，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團圓，做一次核酸檢測的價格即高過工人一天的工資。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2480元/月，相當於日薪114元，而核酸檢測的費用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慶農民工想要回家過年，火車票加上三次核酸檢測的開銷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體統計，2021年來，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肅、陜西、貴州、湖北、黑龍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機構下調核酸檢測費用，有9省份公立機構單樣本核酸檢測最高限價下調至80元/次。北京、陜西、保定等地將核酸檢測費用納入醫保。

不過，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正式勞動關系等原因，農民工參加職工醫療保險的比例低，許多人僅在家鄉參與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職工醫保相比，城鄉居民醫保雖然覆蓋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檢測費納入醫保對農民工的幫助不大。

對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來說，一年到頭，只有春節才回家與家人團聚。老家在湖北雲夢的建築工人黃先生半個月前才回到家，他屬於低風險地區的跨省流動。在海口上車前，他自費做了一次核酸檢測，並與老家這邊的社區報備了行程。到家後進行居家健康監測，社區也安排免費做了核酸，七天後再次測了核酸。黃先生說，做了核酸檢測「互相都有把握」，「要對家裏人負責，也對家鄉負責。」

1月25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做好人民群眾就地過年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風險地區群眾均應就地過年，把人員流動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員流動導致疫情傳播擴散；中風險地區群眾原則上就地過年，特殊情況需要出行的，需經屬地疫情防控機構批準；低風險地區倡導群眾就地過年，非必要不出行，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人員要帶頭就地過年，確需出行人員原則上不前往中高風險地區。

為了吸引外來務工人員就地過年，許多城市向非本地戶籍人員發放補助補貼、消費大禮包，送手機話費、流量，推行旅遊景點免費，甚至出臺落戶積分加分政策。各地工會亦開展多項活動，留外來務工人員在本地過年。

「今年過節不回家，待在公司掙錢花」、「與其返鄉隔離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賺四五千」，成為新的網絡流行語。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門發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的發三倍工資，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而不補休的，支付不低於200%的加班工資。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勞動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資。例如，互聯網行業以超長工作時間的「996」「715」工作製聞名。不滿於超長工時和高壓的工作環境以外，追討加班費也是員工的主要訴求。由於公司牢牢掌握製定規章製度的權力，更巧立名目「自願加班」，而員工方面難以掌握加班相關證據，陷入討要加班費勞動爭議的勞動者往往無功而返。

除了加班費，春節前也是工人追討工資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了68起討薪事件，占全體事件約76%。而近期設立的工人求助地圖發現，1月以來收錄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達95%與討薪相關。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頭葉先生今年準備在廣東江門過年。葉先生說：「過年回不去了，工程款還沒結出來。」葉先生在當地做一個水務局的汙水工程，工程做了三個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經完工，但工人的工資和工程款都沒有結清。葉先生介紹，他們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設方只給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費，讓工人們先回家過年。

只有包工頭葉先生和其他幾名合作夥伴還留在廣東，與建設單位、業主單位協商工程款事宜。葉先生稱，「今年疫情不願意再回去（過年）了，不想跑來跑去的，過了春節又要開工了。到時候（春節後）過來再隔離了就麻煩了。」

建築行業的欠薪問題根深蒂固，盡管《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去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政府亦提出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但及時足額按月發放工資對大多建築工人來說仍未實現。受到就地過年政策影響，今年的春節前討薪高峰是否會持續更長時間仍有待觀察。

作為第二代農民工的殺馬特：和《殺馬特，我愛你》導演李一凡的對談

十年前的中國，殺馬特群體曾以五顏六色頭發、誇張的服飾打扮自己。而網絡上，民眾賦予他們的是嘩眾取寵的評價，他們「工廠工人」「90後農民工」等身份，也瞬間淹沒在了輿論中。直至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出現在熒幕上，大眾才記起這個被自己嘲笑、諷刺過的群體，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各異的造型背後，經歷極其雷同的「第二代農民工」故事。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從2017年起，完成了近80個殺馬特采訪，又通過從殺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購買視頻的方式，收集了工廠流水線及工人生活錄像915段，拼湊出了一副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群像：十二三歲離開農村前往城市，進入工廠打工，又因為未成年，只能選擇規模小、工資低、缺乏各類勞動保障的工廠工作。而在離開家鄉之前，他們往往經歷了十余年的留守兒童生活——身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的父母外出務工，他們留在鄉下和爺爺奶奶輩生活。疲勞且乏味的流水線作業讓工人開始嘗試各種殺馬特造型，誇張的頭發令他們在人群中變得獨一無二，也帶來了旁人的關註、自身面對世界的勇氣、殺馬特家族成員之間的互幫互助，這一切都是曾為留守兒童、在機器運轉及工廠製度面前孤立無援的他們從未享受過的。

兩個小時的紀錄片中，殺馬特的自述占據了絕大部分，這也讓觀眾第一次看到了如此體量龐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討薪被打、工傷等一系列的經歷之後，殺馬特們不約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無意義。「我在工廠裏面，幹十幾年，一直都是普工，沒有上升的機會。」

縱使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每個月放假不超過四天，工人們仍無法憑借打工換來的有限財富實現任何目標。這也帶出了第二代農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輩外出務工足以實現回鄉下蓋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標，但新一代農民工的有限收入，連在四五線城市安家落戶的成本也負擔不了，在當下工廠製度下辛苦打工、賺錢到頭來成了什麽也實現不了的無用功。

因此，以發型和服裝武裝自己，成了工人們為數不多表達個性的機會，也成了他們對不合理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導演說的：「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為了保留發型，他們願意犧牲工資更高、但對工人裝束有所限製的大工廠；為了玩殺馬特，他們有勇氣辭職離開工廠，絕不輕易放棄在殺馬特文化中獲得的自由；在玩殺馬特的過程中，工人們甚至自我組織出了家人般的關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論……殺馬特周旋在發型與工廠之間的經歷，是工人群體用身體對工廠製度作出的反抗。縱使社會主流始終將農民工擺在邊緣位置，他們強大的主體性卻從未消失。

導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問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殺馬特史？我想跟大家說，我拍的不是殺馬特史，我拍的是殺馬特講述自己的個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後農民工歷史的一部分。」兩個小時的紀錄片成了我們窺見殺馬特、窺見中國年輕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殺馬特背後一系列橫亙在社會中的區隔：農村與城市、工廠區與市中心、農民工與白領工人……中國勞工通訊與導演李一凡進行了對談，與他聊了聊中國工廠以及中國第二代農民工。

殺馬特：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

中國勞工通訊（下稱「中」）：第一次看《殺馬特，我愛你》可能是「獵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們嘲諷的殺馬特是什麽樣子，但繼續看下去覺得，這部絕不只是殺馬特的freak show。您訪問到的時候，殺馬特們已經不是當時的樣貌，他們又變回了一個被社會規訓的生存狀態。更重要是的您訪問的工人，甚至不僅是工人，是中國的第二代農民工。您在結尾很刻意地提及，他們作為留守兒童和第二代農民工的歷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農民工有什麽不一樣？

李一凡導演（下稱「李」）：第二代農民工和三四五線城市進程的人有特別相似的地方。第一代農民工出來打工比現在更艱苦、勞動保護更差，但他們內心還是有目標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拿打工錢出去修個房子、娶媳婦、把小孩養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個小生意。比如我們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農民工在那兒從打工開始，到自己辦個小廠、家庭廠或者做個小包工頭，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業務，做得不大但也還行——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軌跡，他們的目標可以部分實現。

第二代農民工的狀況特別不一樣，他們不想回家，他們出來見過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個月三四千塊錢，一年下來在深圳也買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賺的錢是算得清楚的，那這個錢他賺來幹嘛？他特別沒有意義，辛苦掙來的錢也可以隨手花掉，尤其是對稍稍有些想法的人來說，這些錢一點用處都沒有。片子裏面殺馬特穿的衣服上面寫什麽？「何以解憂？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時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賭博，也有些人最後成了「三和大神」，錢全部輸光、沒辦法回家、連身份證也壓上了。

大部分的殺馬特不知道怎麽做，他不了解城市，他來自於農村社會，而工廠區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塊飛地，大部分工廠區原本也就是農村，對於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發展他們沒有更多的認識。而第一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城市發展剛剛開始，所有東西都在重新設計、有各種各樣的縫隙。現在的狀況已經很不一樣了，縫隙很少。

殺馬特看起來沒有三和大神那麽絕望，是因為他們都很年輕，他們還想「我去試試吧」，但是在試的過程中他又知道沒什麽好試的，可年輕麽，他還是要去試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麽都不試了，但也只是一個年齡的問題。大部分殺馬特現在不玩殺馬特了，可他們玩的時候都太小了，現在也就二十四五歲。我們見到的絕大部分殺馬特，二十五歲後走上正軌，為什麽是二十五歲？因為到了這個年紀，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廠四十八歲以上的人幾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沒有打工的收入，農業收入又無法維持生活。殺馬特不僅要維持個人，他還要維持父母養老，還有傳宗接代這些在農村的「偉大」任務。所以大部分殺馬特在這個年紀都回鄉、結婚或者結了又離了，至少在想這些事情，也有回鄉了也沒找到媳婦，因為還沒掙到錢，只能安安穩穩在工廠打工，因為家裏真的需要金錢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傷的工人說，可能年齡太小了，連勞動局是什麽都不知道。這也是我們NGO的人都遇到過的困難：工人們真的不太知道勞動局、工會。盡管我們可以去質疑這些機關部門到底發揮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這些既有的機製。像影片中殺馬特的情況，他們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間的互相幫忙還是非常可靠的。當下，更多工人會把自己被侵權的經歷發在微博上，試圖進行求助，但回應寥寥，他們被打撈的幾率是很低的。

李：現在比10年前，還是要好一些。我認識周立太，那個給民工打工傷官司的著名律師，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展覽，是一萬份工傷案件的卷宗，他有一個很小的博物館，都是關於勞動糾紛、工傷賠償的卷宗（中國勞工通訊註：寶安勞務工博物館將周立太律師處理的上萬件的勞動爭議仲裁及訴訟的卷宗作為館藏）。

在我們後期剪片的時候，片中一位告訴我們，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個月，手受傷了沒得到賠償，一分錢沒拿到、被趕走，還差點被打。這種事情在（幾個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殺馬特說，他們一班殺馬特老去幫朋友討工錢，殺馬特之間的聯系、幫忙還是很緊密。

工人的實際情況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樣，我們想象的是買社保、買醫保，每年就這樣順著做下去，其實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會辭工回家的，他沒有連續工作的。工人遇到的問題很多，比如說長期工，每年年底的時候廠裏面只放一個星期假，但你趕回家趕回來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為工人回到城市還要再回到小城市，還要再從小城市回到鄉裏面，加之農村中的交往很復雜，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辭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醫保，因為斷保之後要轉移也很麻煩。

而且加工型企業很多是訂單製，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別忙，有訂單他就招人，這樣就會集中了一大批臨時工，工作兩三個月。這些地方勞動法的保護就特別模糊，而且這樣的群體特別多，是工人裏面的很大一部分。他們在這個地方受到了各種（侵權）事件，很難得到保護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勞動）中介招募的，中介負責發工資，這些中介還多少帶有一點黑社會或者其他性質，你跟廠裏面沒法扯皮。

中：羅福興有一個說法我很感觸，他說大家從農村「出來進廠」，這一出一進，殺馬特是沒什麽選擇的。

李：其實大部分殺馬特都認了，這個命都認了，真的沒有什麽更多的想法。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改變，是結構性的問題。

殺馬特的主體性：以身體回應結構性問題

中：「自由」是《殺馬特，我愛你》裏面工人提及的高頻詞，好像現在談「自由」這個詞的，除了文藝青年就是殺馬特青年，是一個很兩極的觀感。

李：殺馬特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點想法、有一點點文藝、身體有一點點敏感，他和一般特別老實、一點想法沒有的人有差別，一點想法沒有反正別人幹嘛我幹嘛、我爸叫我幹嘛我幹嘛，但殺馬特這班人在思考，他們身體敏感，所以對這個處境做出了反應。城裏面我們看到的反應最強烈的是文藝青年，這個道理是一樣的，身體敏感，他對自己的處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這個事兒沒有意義，他會主動做出一個回應。這個回應各種各樣，辭職、到處流浪、幹脆放棄、自殺、玩殺馬特這是一代人的狀況。中國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驚人，這也是身體作出的反應。

中：我原以為影片會結束在殺馬特群體在網絡上遭受攻擊、殺馬特家族遭遇解體那裏，沒想到您後面還用了了半個小時，去呈現當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殺馬特。這個是很令人難過的，仿佛殺馬特們又一次喪失了原本屬於自己的空間——殺馬特曾經聚集在夜晚的溜冰場、周末的小公園，這些已經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現在他們連實體的空間都沒有了，只能轉移到虛擬空間中。同時，殺馬特個體之間的聯系，肯定更難維系，當下是更流散的狀態。

李：製作過程中，朋友們看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認為「只要工廠（的部分）就夠了，這些（線上）亞文化的東西不需要講」；還有一種是相反的，覺得需要從殺馬特亞文化中看到他們的主體性。我兩個意見都沒聽，因為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的關系——如果沒有工廠，殺馬特們不會是後來的狀態；如果看不到殺馬特後來的生活、精神狀態，你不會體會到他們在工廠有多痛苦，他們在工廠工作的時候多麽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沒有後面這部分，我們很難看到他們從殺馬特的審美、愛好中體驗到的東西。我做的時候覺得，沒了這部分，你實際上是不相信他們的主體性、不相信他們的生命邏輯。你相信的話，那他們這段生命就是有意義的，所以這部分我一點都沒有省，他們如何掙紮、怎麽轉向商業，包括轉向商業中間的糾結。

中：我的感覺是，殺馬特們退了一步，然後再退一步，他們越來越往後。

李：對，這個「退」的過程才有糾結和掙紮，他們想要逃離工廠的想法有多強烈，其實是在後面這個過程中體現的。

打工的無意義：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說工廠在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論是對您這樣的紀錄片工作者，還是我們這樣的勞工NGO，了解工廠內的生活都是困難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觸工廠工人的時候，他們會對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設法進殺馬特的群，但怎麽也進不去——殺馬特們對主流社會的態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當然也有曾經受到傷害的切實感受。但反過來說，城市人對工廠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沒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領工人不會用「工人」一詞來稱呼自己，他們不覺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與相對主流的社會之間的）壁壘是雙相，您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至少這部片子播放後，一定程度上還是沖破了這個壁壘了。

李：我開始沒有想到城市白領看了之後有這麽強的反應，放映過程中不斷有人反饋，才令我體會到除了階級和剝削之外大家共同的處境。白領工人從三四五線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運無法把握、打工沒有意義，這種處境（工廠工人和白領）特別接近——你掙的錢永遠不可能買房子、永遠不可能安家，你賺的錢永遠只能吃喝玩樂，不可能做個事業——你的錢不能去買個門面——這種無意義他們特別接近。打工的無意義是這代人的問題，是東西部差異這種整體國家結構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領也好，沒上過學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樣的。

中：影片出來後，很多人覺得工人們仿佛哲學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沒有想的問題，盡管工廠生活比「996」更誇張。為什麽這部影片給了很多非工人群體當頭棒喝？可能是因為它非常反雞湯，當我們聽了太多「996是福報」的論述之後，工人們用兩個小時一直在跟你說：真的賺不到錢、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輩子買不起……這些對自身冷靜且清醒的認知，縱使聽起來悲觀，但其實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筆賬。在城市擁有有語言霸權的當下，我們太少聽到認真地、並非開玩笑地講出「我買不起房」這個問題。

李：他們那麽小出來，社會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歲進廠，他被毒打十多年了，這和從大學校園、只擁有書本及二手經驗的人是不一樣的。殺馬特有很完整的經歷，這對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很多人可能覺得工廠挺好的，招工啟事都寫「保六七千」，但是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請假一天扣三天（工資），還扣你全勤獎，七七八八扣完之後你根本拿不到這個錢……這個都是他們的經歷，他們看得清楚，真的是社會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幾線城市，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家裏保護得還是相當好，農村不管罰不罰款至少生兩個，父母有需要出去掙錢把他變成留守兒童，父母要保護也保護不著。因此，殺馬特對生活的認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對世界的懷疑比同齡人深刻得多。

中：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評已久，但名校畢業生還是趨之若鶩。陷於「996」的勞動者也很難像殺馬特一樣，因為要玩殺馬特就直接辭職，他們完全沒有殺馬特那麽勇敢地去作出改變。

李：殺馬特中間很多人身體可能到了極限，工廠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一個月休息一天，身體真的無法支撐，「996」總體來說也沒有到這個程度。你的反擊有多強和你的處境有多壞有關，你有多誇張你就有多孤獨。很多人會說「我也玩過殺馬特」，但殺馬特就會說「你不是殺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燙了個頭，你頭發都沒有立起來過」。立起來是不一樣的，立起來需要比燙個頭、染個發大得多的勇氣，你內心的渴求達不到那個程度，你立不起來。所以，殺馬特也好，農民工也好，他們的處境是我們想象以外的。我都覺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後我還是覺得我不夠了解，「我很疲勞我很疲勞」像句廢話一樣，但你真的在那裏，你就是有那麽疲勞，不去不覺得。我有一個雲南大學碩士畢業的朋友想去體驗富士康，現在富士康工廠各方面的條件都還可以，但他說那種疲勞，流水線機器兩個小時會休息十多分鐘，機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覺，而且都能睡著，哪怕就十分鐘，你想有多疲勞。

看(不)見：這只是開始

中：您這部作品特別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請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場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幾乎不能辨認出他們在流水線上做的是什麽（產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幾乎不能辨認。但作為城市人，那些產品一定是我們每天在用的，不過在工人手上還是半成品狀態的時候，你完全認不出來。

李：有些工人做燈，有些做餅幹盒子，還有玩具、手機充電線、各種各樣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們也沒有拍工業產品（的生產），真的是工業產品、機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廠，管理都特別嚴，有些要求無塵環境，我們幾乎拍不著，那些地方拿出（拍攝）機器要罰款，拿出手機就要罰兩百五百的。

中：這也應證了您在一篇訪問裏說的，殺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廠，勞動關系比較混亂的工廠。雖然富士康在大眾印象中是「血汗工廠」，也受到大量輿論關註，但真的把所有工廠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資、勞動保護等等條件絕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勞動保護各方面比一般企業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較粗暴，工人給我講，（連環自殺）事情之後管理人員態度變好了，只有這個變化，工作條件沒有什麽變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製。其實工人普遍抑郁、自殺的問題是非常多的，羅福興永遠都在工廠區的一些發廊工作，他說在東莞東工廠區的時候，一天到晚這個人要跳樓那個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後，我和學生一起做了一個「外省青年」項目，當時談論為什麽當今大家認識社會會有那麽大的偏差、年輕人為什麽會顯得幼稚，因為網絡給了我們太多二手經驗，我們被二手經驗搞暈了，我們需要身體的直接經驗。

因此，《殺馬特，我愛你》只是開始吧，對工廠的發現還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農民工、90後出生的人，這一代人的處境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還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變的。我這部片子只是拋磚引玉，撕開一個小角。大部分人對工廠的認識還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過是更細，要工人來拍、要工人來講、讓他們自己來做，把這種特別的一手經歷傳遞出來。

緬甸軍方加強對工會和勞工人士的鎮壓

據報道，緬甸軍方宣布該國十余個工會為非法組織，並大肆追捕自2月1日軍事政變以來積極參與公民抗命運動的勞工人士。

中國勞工通訊與緬甸工會和該國所有尋求恢復民主的工人站在一起，聲援並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與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在內的許多勞工團體一起，呼籲立即停止對緬甸勞工人士的騷擾和迫害。

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國勞工通訊講述了仰光萊達雅鎮服裝工人在疫情期間的鬥爭。2月6日，公民抗命運動的第一天，她帶領4000多名工廠工人發起了抗議活動。目前，她正在躲避軍方的追捕。

各方呼籲國際品牌及其供應商尊重緬甸工人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2月19日，從緬甸采購成衣的全球零售品牌與IndustriALL一道發表聯合聲明，譴責軍事政變，並重申他們對民主標準的承諾。然而，仰光的一些工廠老板希望能盡快恢復生產，將不再允許其工人繼續參與抗議。

上周，中國勞工通訊與仰光的工人進行了談話。他們表示，在公民抗命運動初期，一些工廠經理確實工人請假參加抗議活動。但現在，有關休假的規定已經收緊。

在仰光迪尚時裝廠工作的一名工會分子解釋道，工廠規定，連續三天請假的工人將被解雇，因此，「工人們上一天班，然後請兩天假。」但她補充道，工人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一些工人已經退出了運動。

「我們晚上睡不著覺，但早上仍不得不去上班，因為我們怕丟了工作。說實話，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完全無法放松。」她說。

此外，據悉一些服裝廠經理正在協助軍方及警方搜捕勞工人士。「在2月18日的抗議中，我們聽說經理曾接到一名中士的電話，詢問他誰是示威活動的領導人，經理說他不知道。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他把工人們的電話號碼給了警察。」她說。

對一些服裝廠老板和經理來說，不論誰執政，他們主要關註的還是恢復生產；然而工人們最關切的是推翻政變，恢復民選政府。

「在軍方政權下，我懷疑我們能否繼續向政府投訴雇主，」受訪工人預感道，「我擔心工會今後無法有效運作，因為工會領導人將受到當局的監視和控製。」

軍方對互聯網的控製讓工人們很難做些什麽。「這就像回到了黑暗時代。」她說。

隨著緬甸公民抗命運動進入第二個月，軍方的鎮壓也愈演愈烈。值此時刻，緬甸工會和工人更加需要國際工人組織的團結聲援和支持。中國勞工通訊敦促服國際服裝品牌將協助軍方鎮壓工會組織者的工廠列入監察名單，同時尋求適當方式向緬甸軍政權施加有效壓力，幫助緬甸恢復民主。

緬甸工人和工會奮戰在抵抗最前線

2月6日，緬甸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幫助組織了仰光萊達雅鎮4000多名工廠工人的抗議活動，這是緬甸第一批反對軍事政變的大型示威。此後，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軍方的搜捕。

「我不至於蠢到待在家裏。我知道那次集會就像給了軍政府一記耳光。所以從那以後，我就沒回過家，一直在從一個地方躲到另一個地方。」她說。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對中國勞工通訊說，在計劃抗議活動的前夜，警察突擊了位於萊達雅鎮的工會總部，試圖恐嚇工人。

「他們知道我不在，所以我們估計警方的突擊只是為了嚇唬我們，讓我們保持沈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這次警方的行動激發了我們，讓我們繼續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她說。

自那場午夜突襲以來，軍方和警方的鎮壓力度不斷加強。據報道，至少有35名抗議者喪生，軍方還下令逮捕數十名反對者，包括活動人士和工人領袖。官方發表的聲明僅列出15個目標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顯示，被鎮壓群體超過500人，服裝工人、護士、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動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會是激發公民抗命運動的關鍵時刻，顯示了工人組織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從未支持過罷工行動的白領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議。Min Maung Maung是當地一家IT公司的員工，以前從未參加過罷工，他說：

「在政變後的頭幾天裏，公眾沒有明顯的反應。我們在等待有人能夠領導我們，譴責軍方……看到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即使可能面對子彈和警棍。這給了我們同樣的勇氣。」

認識到工會在公民抗命運動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軍方上周宣布16個工會為非法組織。在Moe Sandar Myint看來，軍方此舉殊為可笑，「一個毫無正當性的軍政府居然宣布我們是非法組織，這實在太荒謬了。我們將無視它而繼續鬥爭。」

有報道稱，一些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然而，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萊達雅鎮保佳內衣廠（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裝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們的經理曾向工人施壓，要求工人不要參加抗議活動。

「經理說，如果工人連續缺勤三天以上，就會被解雇。」她說道。這與萊達雅鎮其他服裝廠工人的說法一致。

然而，工人們繼續要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2月19日，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罷工。

「對我們來說，讓獨裁者下臺是當務之急。在軍事統治下，我們工人將沒有任何權利。因此我們對工廠進行了抗議，這樣我們就可以休無薪假來抗議獨裁者。」Naung Naung Cho說。

迫於工人的壓力，保佳內衣廠最終妥協，於2月20日與工會簽訂協議，保證工人不會因休無薪假而被解雇。

為了繼續抗議，鎮上許多服裝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訴中國勞工通訊：「政變以來，我完全沒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繼續在工廠工作能否拿到工資。雖然現在我們可能沒有收入，但支持者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萊達雅鎮的一些房東也在幫助工人，為他們提供租金減免，甚至讓工人們免費入住旅館。

普通工人和工會對公民抗命運動的廣泛支持，向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依賴於服裝工人的國際品牌發出了強烈的信息，即他們必須給與抗議者堅定的支持，確保緬甸再次恢復民主。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勞動爭議處理機製運作的並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較少。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聲援遭打壓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世界各地的工運組織者在捍衛勞工基本權利和政治自由時，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風險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組織者處境尤為惡劣。

在緬甸的抗爭中，工會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工會領袖首當其沖成為軍政權的目標。在柬埔寨，著名工人權利倡導者和柬埔寨聯合工會主席榮春（Rong Chhun），因批評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動重罪或引起社會動亂 "，或將面臨將近兩年的牢獄之災。

而在香港，官方對泛民主派人士的嚴厲打壓，導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會運動家被拘捕審判，他們去年因為組織立法會選舉的非官方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其中便有兩位著名的香港工會組織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職工會聯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均在捍衛工人權益、促進會員利益及為香港爭取更廣泛民主參與的問題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局打擊香港的工會領袖，不啻於損害全港工人的權益，當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強大而有效的勞工組織來為他們代言。此外，當局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更破壞了法治這塊香港社會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基石。

作為香港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的一員，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聲援吳敏兒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臨政治迫害的工運工作者。我們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的規定，維護社會正義並保障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權利。

吳敏兒在2月28日被羈押前，曾做出這樣的宣言：「放棄只需一秒，堅持卻需要用一世。」中國勞工通訊以此言，和所有面臨政治打壓迫害的工運組織者共勉。

追趕時間的原因，中國快遞員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遞越來越多，這是張明明從事這一行三年以來最直觀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務在150件左右，算上攬件量，每天能夠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務，還能拿到公司評比的獎金。但是從2019年6月以後，每天從他手裏送出的快遞數量明顯增多，從160件、180件，漲到現在旺季時候的300件。今年雙11的派件數字更過分，他每天的派送單量已經超過400多件。

《燃財經》這段關於快遞員送件量不斷增加，導致工作任務完不成，要在馬路上沖燈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對快遞員勞動情況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遞員的日常工作和勞動過程》，則從快遞員的送件收件過程，解釋了工人勞動會遇到的困難。從作者張楊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遞能順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賴工人自行發掘的方法，企業可以說是坐享其利。

快遞配送的困難

讓我們簡單介紹一下作者調查的快遞站點橋東點部。這個位於三線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點，隸屬一家直營管理式快遞公司，在派送設備、工人工資和收費上都比通達系企業優勝。橋東點部各類人員21名，其中快遞員15名，倉務員4名，另有點部和運營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調查的橋東點部有10個城區板塊，由10名快遞員固定十個區域，其他快遞員任機動員。每天早上7時30分，快遞員在點部分揀快遞，之後進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點快遞員則會再做兩輪派件和收件，最後在晚上7點繁忙時間後回到分揀中心。

看似無害的工作安排，第一個問題便來自區域的分配。由於快遞員工資采取計提製，收派區域客戶愈集中、客戶經常在場、快件收派數量愈多，便馬上成為好區，一般是大公司、學校和醫院等。然而，這些區域較少，而且都由資歷較老的員工占據，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區。在這些較差的區域中，配送的地點分散，而且路況復雜，對於新來快遞員往往是一場折磨。且看書中摘錄的工人訪談：

你看那個小區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雜，繞來繞去，裏面的樓房位置也沒有規劃，35棟、36棟、37棟，突然在後面就冒出一個50棟。我們送快遞的最怕這個，不好規劃路線，沒有規律，這樣送快遞挺耽誤時間的。這個區域我也才來十幾天，對這邊的情況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遞員頭痛的問題還有無法與客戶聯系。特別是學生、小區居民這種流動性較大的對象，經常聯絡不上，工人便要糾結在等還是不等的處境中：

快遞員最煩的事就是客戶打電話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剛走開不久，他電話就打過來了，讓我現在馬上就給他送過去。 (...) 那我就沒辦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來。比如說梓山苑，我們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遞，他們還在睡覺，沒有聽到電話，醒來之後就給我們打電話，讓我們送快遞。

不要小看這些問題。由於快遞員的收入直接與配送量相關，偏僻區域、路況復雜的地區塞給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達標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員工離職：

老員工來得早，接手的區域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成熟穩定的。他們的收入也不錯，一個月有七八千塊錢，這些老員工是不會願意走的。 （...）新員工則來的時候接手的區域並不是太好，工資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壓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幹上三五天、兩三個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國快遞員基層從業現狀及從業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超四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遞員每日派件量不超過200件，更有超過1%的快遞員每日派送超過600件。為了盡快確定交接時間和地點，快遞員收到電話當然想馬上接聽。這就造成了車上接電話的情況，容易產生我們都熟知的情況：搶道、闖紅燈，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雖然不允許在車上接打電話，但快遞員停下來接電話並不現實，一是容易引起後車追尾，二是在路邊停，則趕不及時間。

快遞員收件遇上的問題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遞員工作中較少談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調查則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個有參與價值的內容是所謂的生客問題。一般的快遞員，特別是較成熟的老工人，都會規劃派件收件的路線，但不熟悉的客戶則往往打亂這個節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較多，我就會按照收件的位置來安排路線，隨後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６點之前我會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剛離開那個地點，他就給你打電話就有快件要寄，我們最不喜歡走回頭路。

熟悉快遞收派的企業等客戶，都會知道收件的通常時間，有時甚至自行送到站點寄送。不過，各種例外情況使快遞員疲於奔命，因為客戶只要堅持馬上寄，工人也得想盡辦法趕回去，否則便要被投訴。

陌生的客戶在不適當的時間下單，有時還加上填錯資料、不熟悉寄快遞流程，需要快遞員親自講解和指導。快遞員往往需要表現得有禮親切，一來是為了不被投訴，二來是讓客戶熟悉流程，才能不使問題再次發生。

工人的對策 資本的機會

工人如何付出額外的勞動解決派送過程的問題，是此書的另外一個重點，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詳述了。簡而言之，無論是派送還是收取，快遞員透過發展與客戶的熟人關系來預先約定交接方式和時間，又或是發掘新的派送路線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環多次配送）來減少停留所浪費的時間。可以說，沒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線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裏提醒客戶收件和派件，以及長期與客戶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遞企業的大量送件量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這裏可能還得再說一下書中對菜鳥驛站的敘述。菜鳥驛站作為由菜鳥網絡設立來為網購用戶代收包裹的服務，以資本的力量來繼續維持現時的快遞派送量。由菜鳥驛站提供代收，並從中抽成，原本一個快遞員難以處理的快件便能夠處理了。

現時菜鳥驛站已經在城市內部設有超過4萬家驛站，主要分社區、校園和社區服務商三種類型，聘請的員工一部分負責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戶，另一部分則為客戶送快件。快遞員表示，一到早上，驛站就排滿了很多車，中通、圓通和韻達都排成一排：

每個快件一塊錢，是我們給他們投遞點的。我們點部距離這裏的碧桂園太遠了，如果來送就劃不來，確實來送我們就沒有時間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們就和菜鳥驛站合作，讓他們幫我們送，從中抽成。

由此可見，快遞企業倚靠工人自行解決的派送交接困難，已經為資本打開了新的積累領域。然而，菜鳥驛站雖然方便收寄快遞的人，但在減少快遞員工作量的效果上影響大概有限。一來，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藥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來，一部分工作的減輕，亦即意味著快遞企業能夠開發新的區域和客戶。

經驗老到的快遞員的將來

對快遞員而言所謂的好區域，雖然有些來自原有的建築和道路設計，或者來自區域內的對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長期經營的結果。快遞員勞動所累積的經驗和關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區域變成可以成熟運作的派送區：客戶建立了對快遞員信任，願意將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遞員亦清楚客戶寄送快遞的習慣，從而作出配合，節省雙方的時間。不過，隨著快遞企業發展得愈來愈成熟，工人能夠開拓的地區，以及透過長期服務改變派送困難的空間將會愈來愈少，加上像菜鳥驛站這類服務出現，也使快遞企業能逐步減少倚賴經驗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數據顯示，超五成快遞員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人民幣，月收入超過1萬元的僅占1.3%。當下，我們還看不到大型的勞資矛盾在快遞行業爆發。絕大部分的集體行動都是源於地區站點破產和停運，使長期被欠薪的快遞員停工討薪。然而，快遞行業異常激烈的競爭，勢必令企業需要繼續提高工人的生產力和工作強度，同時以更多短期快遞員來壓低工資。這種趨勢也將波及到一批擁有較佳工資和工作區域的資深快遞員，問題或許只是在於時間先後。

快遞工人與很多新興行業的工人一樣，急需一個能夠互相協助、交流勞動問題的組織，讓工人的不滿能轉化成清晰的訴求，以得到企業和社會重視。工人長期付出的勞動為快遞企業鋪建了成熟的收派網絡和人際關系，但這些成果已經開始在被資本轉化為新的市場服務，最後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組織需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取得主導權。

去年，北京市快遞行業簽訂了新的集體合同，但這項合同主要集中在勞動安全衛生問題，涵蓋健康體檢、工傷保險、安全保障、職業技能提升等內容，至於工人的勞動時間、工作速度和節奏，以及被平臺罰款的問題仍然被拒於合同以外。對此，快遞工人有必要向工會施壓，擴大工人受保障的權利範圍。

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最血腥一天，工會工作者被槍殺

3月14日成為了緬甸人民反抗軍事政變後死傷最嚴重的一天。在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yar），工人抗議遭安全部隊鎮壓釀成當日最大規模死傷。上周日，工人組織了一場靜坐，但約200名軍人乘著軍車來鎮壓示威者，抗議馬上演變成軍隊與工人間的嚴重沖突。

緬甸媒體《伊諾瓦底》（Irrawaddy）昨天的報道顯示，當天至少有71名示威者因鎮壓死亡，自政變起因為抗議而死亡的人數則已經上升至167人。

據《伊諾瓦底》報道，安全部隊對萊達雅的靜坐者使用了實彈、催淚瓦斯和眩暈手榴彈，射擊從周日上午一直持續到深夜。有目擊者描述，士兵騎著摩托車穿越萊達雅鎮，任意向居民開槍。周日，至少有65人在萊達雅公立醫院死亡，據報道，還有許多傷亡者被親屬帶回家，不敢在醫院登記。

當天，中資工廠被縱火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註。萊達雅有四家服裝廠和一家化肥廠遭縱火，其中至少有兩家為中資和臺資背景。鄰近的雪碧達工業區（Shwe Pyi Thar）同樣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當地工人亦面臨軍人的掃射。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工人指謠言滿天飛，有說是廠主自己放火以得到賠償，有說是軍人放火，也有說是抗議者報復軍方所為。《伊諾瓦底》的報道指，當地工業區一位官員表示，有兩家工廠被縱火焚燒，其中一家是中資背景的Global Fashion，另一家是臺資背景的昌億鞋業，目前仍在調查縱火的起因。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表示，中資工廠遭不法分子打砸搶燒，事件性質十分惡劣，中方要求緬方采取進一步有效措施，製止一切暴力行為，依法查處相關肇事者，確保在緬中國企業和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當地工會人士表示，軍方在萊達雅和雪碧達設立了陣地以攻擊抗議者和居民。。工人又表示，軍隊在兩地開了整天的槍，只要誰不接受軍隊的接管，便等著被槍擊的份。

被槍殺的工人當中，也有工會的組織者。據工人表示，自己認識一位雪碧達工業區JCK工廠工會代表頭部中槍死亡。這位工人同時也是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員之一。中國勞工通訊翻查了位於雪碧達的JCK工廠，相信這間工廠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資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該企業在2015年便開始向緬甸發展。

除了軍方對工人的鎮壓，資方的壓力同樣未有減弱。緬甸的服裝工人成為了這次反抗軍事政變的重要角色，同時當地服裝廠經理也正千方百計地希望阻止工人繼續參與抗議。中國勞工通訊本月初的報道提到，工廠管理層與警方合作，提供有關勞工活動人士和工會領袖的信息，並阻止工人抗議。不過，許多工廠的工人正在抵抗壓力，不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業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3月13日，《衛報》的一篇報道揭露服裝零售公司普利馬克（Primark）的當地供應商GY Sen曾把約千多工人禁閉在工廠，防止工人參與2月18日的一場抗議。之後，廠方以缺勤參與公民抗命運動開除了約20名工人。普利馬克已經在3月5日對此進行調查，並表示在調查完結前會暫停該工廠的訂單。

緬甸情勢持續升級，工人參與公民抗命的風險越來越高。他們的持續抗爭向依賴工人生產力的國際品牌發出的信息依然沒變：國際品牌應確保履行對於結社自由的承諾。正如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們知道，在軍政府的統治下，他們將成為社會中最受壓製的群體 。所以工人們才會冒著一切危險去推翻獨裁者。」

疫情致使經濟放緩，中柬兩國建築工人同受害

在生下第一個孩子的一個月後，建築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開始。在金邊一個名為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的購物中心建設項目欠薪五個月後，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來自中國的勞務承包商，同時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邊的另一個建設項目，希望那裏的條件能有所改善。

「在過去的三四年裏，我經常讓父母寄錢給我們，因為我們的錢不夠，」她說，「我父母抱怨說，『你一直在工作，但你連日常開銷都付不起。』」

作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歲的Sana只領取日薪，所以她請了幾個星期的無薪假來陪伴自己的孩子，搖搖吊床裏的孩子，給孩子餵奶。而她的丈夫則帶著一個由六名工人組成的小團隊，在一家中國投資的公寓開發項目工作。

通常情況下，當地建築工人每天的工資為8至15美元（約合人民幣50-100元），而中國工人每月可以掙幾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對中國工人更高的工資感到不滿，但Sana說，為了獲取報酬，如今這個行業的每個人都需要不斷爭取，不論國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們的收到工資的頻率通常比當地人低。「有時候我會幫助（中國移民工人），因為我很同情他們。他們拿不到工資，只是想回老家。」她說，「我幫助他們從建築項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鋼材和金屬，讓他們能夠籌錢買回家的車票。」

長期以來，柬埔寨的建築工人一直在努力從掌管該行業的分包商網絡中獲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設放緩，其中外商投資的項目受影響尤甚，工人的發薪之路變得更加困難。

在金邊迅速發展的地區，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訪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經常遇到拖欠工資的情況，並補充說，除了用腳投票和離開，他們幾乎無能為力。

去年金邊最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紀廣場（Century Plaza），這是一個大型購物中心開發項目，位於機場附近的俄羅斯聯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這裏工作。

2020年下半年，這個項目停滯了四個月，Jing頻頻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資，但被告知開發商沒有錢。12月5日，在被欠薪數月後，20名本地和中國工人代表他們100多名同事在俄羅斯聯邦大道上舉行了抗議活動。

最終，當地政府出面幹預，但工人們還是沒有直接拿到工資，所以Sana和Jing決定尋找新的工作。當時，夫妻倆已經贏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們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當我們來這工作時，我們（提前）拿到了工資，所以我們把之前欠（世紀廣場）工人的工資都給付了。這也是為什麽工人們現在信任我們，來到這裏與我們一起工作。」她說。

對Jing來說，不管工人的國籍是什麽，他都很難告訴工人，他們無法拿到工資，但語言障礙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釋這一點變得更加復雜。他說：「當付款被拖延時，我請一名翻譯向當地工人解釋情況。」他補充說，他優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資，因為本地工人的工資支付周期較短。「中國工人對此更為接受，因為他們是由其他朋友介紹給我的，所以他們通常對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們在世紀廣場發起抗議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毆打。他們誤解了Jing，以為他拿到了錢，卻沒給他們發工資和補償。

2021年2月，4名仍具傳染性的中國公民離開檢疫區，引發了金邊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況變得更加糟糕。Jing解釋說，這已經成為其他在柬中國公民的一個「大問題」。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員工不要單獨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與當地人發生沖突。「我們都有家人在國內，所以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他說。

毫無疑問，當地工人和中國工人之間關系十分緊張且存在誤解，阻礙了工人之間的團結和有效的集體行動。其中許多問題都與建築業在項目中使用眾多不同分包商的商業模式有直接關系。

總部位於金邊的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Central）的協調員Khun Tharo表示，他認為拖欠工資問題主要發生在中國分包商雇傭柬埔寨工人，不過很難繪製勞工網絡圖，因為每個建築項目都涉及多層次的本地和外國分包商雇傭，並在建設開發的不同方面調換。

柬埔寨建築工和木工工會有近9000名本地建築工人會員，是該行業唯一的倡導團體。但該工會很少與中國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國建築工人交流，Tharo說。

「我們試圖接觸中國工人，與他們交談······我們看到，他們（開發商）也在剝削中國工人。但在我看來，（中國工人）在策略方面更為積極。如果他們受到剝削，他們會更願意站出來······他們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員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國移民分包商之間的緊張關系更為微妙。

Franceschin專門研究柬埔寨和中國的勞工問題。2019年底，他對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國建築工人進行了調查，發現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動性和表達不滿的選擇，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公民身份和語言。

「中國工人更容易控製，」他表示，「這與（人們）通常的看法相反，因為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我認為中國工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沒有法律補救措施，他們被困在這裏······陷入這種局面的是中國勞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資較低，但他們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報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國工人一起抗議的情況比較少見，兩國工人在調查中都表示，他們覺得對方在工地上遭遇的問題較少。但他認為這種分歧是被有意維持的。

他說：「對於雇主來說，讓不同國籍員工相互競爭是很方便的，薪酬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種對他們有利的方式刻意強化了這一差異。」

然而，隨著首都金邊和西哈努克市越來越多建設項目陷入停滯，工資拖欠糾紛變得更加嚴重，這種情況可能開始發生變化。國際房地產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對金邊在建項目進行的調查發現，早在2011年就開始建設的項目仍在建設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個始於2015年至2019年的項目被擱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項目的數量「幾乎肯定」會增加，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小、樓高4至6層的建築項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況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網上賭博後，中國企業經營者和工人紛紛逃離。建設項目和工人都被遺棄，移民工人紛紛向當地商業協會尋求幫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國工人稱，他們仍然被拖欠著2019年5月的工資，也沒錢回國。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長Kuoch Chamroeun稱，只有1.5萬中國公民留在該市——與前一年報道的30萬人相比，人數急劇下降。

未來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資而引發的罷工和抗議，因為絕望的工人們別無選擇。但是在世紀廣場的Sana和Jing的經歷表明，集體行動的影響可能有限。

大型購物中心的建設工作似乎又開始了，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基本上已經被來自南亞國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說，他最終在3月份收到了開發商的付款，但這次經歷讓他變得謹慎起來。

「我現在對開發商的篩選非常小心，」他說，「你必須了解房地產開發商的背景，一定要選擇已經成立合資公司的公司，這樣才能確保它們長期不會出現財務問題。」

Sana表示，在他們的新工地——摩根大廈（Morgan Tower），開發商是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公司，現在判斷雇主是否可靠還為時過早。「如果這個項目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會放棄金邊，去其他省份。」她說。

在中國的芯片廠，新來的工人正在不斷流失

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是一個與高科技劃上等號，近年來愈來愈受人關註的行業。這個行業近來有一個新的問題：新招聘的工人不斷流失。「招三個走三個。」在晶圓加工廠的工人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

過去十年，中國電子製造業是發展最快的工業。當采礦業、紡織服裝業這些行業面臨產量增長的停滯，只有電子業產量仍然持續增加。中國的半導體分立器、集成電路，以及各類型電子產品的生產量有增無減，雇用愈來愈多的工人。

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規模以上工廠的平均用工人數過去10年間增長了200多萬人，2019年達到880多萬名工人。相反，紡織業、服裝業則各由2009年的6、700萬人降至300多萬左右，各減少了300至400萬名工人，勞動力人數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然而，這個行業除了需要追趕海外企業的生產水平，還要面對勞資矛盾的問題。

工作太費神，上二休二難解問題

作為電子產品基礎的芯片，正式名稱是集成電路。在矽這種物質中，人們透過光刻技術，把電路中各種元件（電阻、電容等）打印並微縮在內，使它具備資訊傳遞、邏輯運算等功能，成為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過程中，需要先把矽從石英砂提煉出來，轉化成多晶矽並切成矽片後，再進行光刻、封裝、切割等多重部驟，才能製成芯片。

在一家晶圓加工廠中，工人的工作是檢查進廠的矽片，接著把矽片儲存並運送到機臺加工，由光刻機把集成電路投射並刻印在晶圓上。工人告訴我們，工作太費腦費神，以至有些工人覺得其他工廠沈悶的體力活還比較能接受。

「工人要根據晶圓型號來設定參數和測試機臺。選擇相應程式後，再根據電腦要求放入晶圓，把需要的晶圓調到軌道上，讓機器塗上光阻，再放上光罩進行光刻。」工人說。雖然工人不用（也不能）操作鐳射機進行光刻，但單是確認數值已經令人頭昏腦脹。「機器一天都在轉，工人要確保晶片沒有產生瑕疵，一刻都不能停。」

在晶圓廠裏，工人實行兩班倒工作。白班工人早上6時多起來，7點45分開始工作，第一次出廠已是早上11小時。一個小時吃飯後，再進廠出來已經是晚上8點。在工廠這段時間裏，工人與親人朋友完全脫節，12個小時的工作，就只有眼前的機器數值：「你和外界完全沒有聯系，也不能玩手機。」即便工廠已經實行了上二休二（上兩天班休息兩天），但這似乎沒有挽留到工人。工人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至少能有些空閑時間滑滑手機，跟同事聊聊天，又或能打個盹，而不是整天被一堆數字塞滿腦袋。

以往，有些工人為了自己能工作得輕松點，會少放一些晶圓到光刻機內加工：「工人可以只放一兩片晶圓讓機器工作，機器也算是一直轉。」然而，這些微小的調整空間愈來愈少。受訪的工人告訴我們，以往一臺光刻機一班產量定在1000片，以11小時計算的話，每個小時要生產約91片，1分鐘1.5片左右。不過，在評比時，工人被指產出不足，要求提升產量和效率。自此，負責定產量的工人發現，原來一臺光刻機的產量能夠推高至1300片，差不多提高了工人勞動速度的1/3。透過提高工人的勞動速度，整體產量便有這樣的增長，使工廠也有了進一步提高產量的打算。

損壞晶圓後果嚴重，工人勞動時的緊張

除了勞動速度的加快、窒息的工作氛圍，為了盡量減少晶圓受損造成的損失，工人還要時刻戰戰兢兢地工作。工人操作的一塊晶圓，直徑大概12寸（約300毫米），光刻後能製作約500塊晶片，一塊晶片（約100多平方毫米）有約100億個電晶體。這樣的精細度，使晶片生產中造成瑕疵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因為對一塊晶片而言，一粒灰塵已相當巨大，足以毀掉整個電路。

在工廠中，晶圓是無法用人手拿出來的，一共25片的晶圓被放進盒狀的容器中，需要透過機器取出。管工嚴格吩咐工人，晶圓不能受到任何碰撞，否則會出現碎渣，令異物、顆粒混進裏面，繼而弄臟成品。不過，再嚴格的規章仍會有意外狀況。一位工人向我們分享了這樣的故事︰跟他一塊來工作的小哥一次把推車弄倒了，車上的六盒晶圓看著沒事，但卻被測出裂痕和粒子，全部報廢。我們可以算一算這簡單一跌造成的損失：2020年，一片中國生產的晶圓價格約在6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幣約4400元，六盒晶圓便是66萬元人民幣。這個小哥被馬上開除，大領導也被叫到總部教育。

加工晶圓的機器也可能發生故障。晶圓的型號放錯了，數值的設定錯了，又或碰撞到機臺，都會暫停機器。「雖然故障很多，但所幸並沒有損壞晶片。」受訪工人表示。不過，一些新來的工人便沒有這麽幸運了，由於培訓裏學得不夠，他們的犯錯頻率更高，不少都被扣了工資。

走與不走，前路茫茫

晶圓加工廠高壓的工作環境，正在不斷地排走新招聘來的工人。「工廠每年都在招聘，招聘的人很多，但流失率也很高，基乎沒人留下。來三個走三個。」

在芯片廠裏，工人的培訓期非常長，需要經過半年至一年培訓，跟隨師傅學習，再完成一系列考試後，才可以控製機臺。一位工人告訴我們，他起初進工廠學習，以為能夠學到一門晶圓加工的工藝。然而，實際上工人只能學到監察芯片加工機械的能力。「我自己也覺得挺迷茫的。我原來也以為在晶圓加工廠可以學會一門手藝，但事實也不是這樣。在這個工廠裏，也沒什麽進一步的空間了，工作過後就這麽點工資了。」

工資水平是工人關心的問題之一︰「工廠的工資真的不高，其他廠工資可以上到6000多，這間廠不行。雖然休息時間也多，但工人不這麽想在這裏。這裏白班3000多塊錢，外面文職工作一個月也有3000多塊錢，還不用整天穿無菌服，可以玩手機聊聊天，感覺比較自由。」不過，往外闖又真的有什麽前景嗎？受訪的工人說︰「我應該還是會在廠裏待著，我看別人走的時候還挺瀟灑的，但實際賺到的工資，也沒有那麽高……」

在這些工廠，工人無法參與廠裏任何生產和分配的決定，工會跟工人是完全脫節的。穿上了無菌服後，甚至工人之間的交流都少了許多。中國的工會在發展得愈來愈成熟的電子業中，如何組織工人，改變工人互相剝離的狀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最重視的高科技行業中，工會對工人基本上不發揮什麽作用。

遼寧阜新兩工人被欠薪毆打反遭控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

2020年12月4日，工人汪小明、劉海泉被控涉嫌故意傷害罪一審在線上開庭，法庭判決二人罪名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和十一個月。去年5月，兩人在重慶老鄉陳興建的介紹下，到遼寧阜蒙縣礦山幹活。其後，兩人不光遇到欠薪還被老板帶人毆打暴力驅逐，在正當防衛之下由被害人反變被告人，最終含冤入獄。

從重慶到阜新，打工遭欠薪毆打反成被告人

2020年5月13日，陳興建帶領一班重慶農民工14人，到阜新弘霖礦業（集團）礦山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做井下采掘工作，汪小明、劉海泉就在其中。公司沒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只是口頭約定，工資按工作進度計算，鑿一米拿一米的錢。

6月22日，陳興建班組已經幹了40天活，工人們每天24小時兩班倒，工作相當辛苦。可老板劉玉忠，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提出「這個活不讓你們幹了」，強行驅逐工人，並拒絕支付工人工資，還對工人宿舍斷電。

於是，下午6點多，陳興建報了警。阜蒙縣八家子鎮派出所出警進行協調，恢復了宿舍供電，但工資問題仍未解決，雙方約定第二天6月23日上午9點，工人和老板到鎮派出所繼續協調。

然而，第二天早上8點多，老板劉玉忠帶著三名社會人士拿著木棍到工人宿舍，威脅農民工立即離開，「給你們每人3000元錢，馬上給老子滾，不然老子收拾你們」，還揚言「不走我弄死你」。40天的工作，陳興建班組農民工應收工程款約十余萬元，和劉玉忠提出的一人3000元相去甚遠。

劉玉忠率先拿起木棍毆打工人，陳興建和劉海泉都被打倒在地。汪小明在宿舍裏，用手機拍下了工人被打的照片和視頻。劉玉忠及其司機劉宇桁上前搶奪手機，並毆打汪小明。汪小明被掐住脖子，衣服也被撕扯壞，被打急的汪小明還手反抗，在此過程中，司機劉宇桁亦被打傷。

陳興建再次報警，事態才暫時平息。三名工人受傷，其中一人重傷。然而第二天，6月24日，卻是工人汪小明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阜蒙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後，7月10日，就在當地政府邀約被欠薪農民工到人社局領取工資時，公安機關當場帶走工人劉海泉，劉也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刑事拘留。

自此，二人被羈押在阜新市看守所。6月，汪小明的妻子唐女士在重慶的家中接到了阜新派出所所長的電話，才得知丈夫被拘。唐女士立馬趕往阜新，但在阜新四處奔走二十多天，都未能見到汪小明。從被刑事拘留，到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直至開庭，家屬們都沒能見到工人。

倉促的庭審，工人罪成蒙受冤獄

12月4日，一審開庭，家屬們才透過網絡在線上看到了作為被告的工人，而庭審結果卻不那麽樂觀。汪小明、劉海泉故意傷害罪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十一個月，兩名被告工人共同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各項費用，共32269.78元。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即受傷的司機劉宇桁，要求被告工人賠償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夥食補助費、交通費、復印費，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萬元，合計約24萬元。法庭駁回了精神損害撫慰金，判決工人需支付其他費用合計的80%。

工人因被欠薪毆打而正當防衛，過程中打人者受傷，最終卻是工人入獄，且需支付賠償。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老板劉玉忠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率先動手毆打工人，這一點在判決書上只有輕描淡寫的半句話「被害劉宇桁在本案中存在過錯」。老板一方在雙方約定當天早上九點到派出所調解之前，沒有合理理由自行到工人宿舍威脅毆打工人，工人方一直沒有故意傷害劉宇桁的主觀故意，打傷劉宇桁完全是出於正當防衛。

庭審中，法官張義不斷打斷被告人的辯護，並給庭審設立倒計時，倉促結案。審判長只是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沒有意見，但當被告人陳述意見時卻不斷被審判長粗暴打斷，無視法律規定，沒有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充分表達的機會。

在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後，審判長張義詢問被告人是否有意見。汪小明直接提出，」意見是有意見......」，還沒有說完，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回答我問題，就是對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試圖繼續解釋：」關鍵是他老板，我們幹工的......」法官再次打斷：「你聽清楚我的問話，就是罪名和對指控你犯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實有沒有意見？」汪小明只得無奈表示沒有意見。

類似情形在庭審不斷上演，法官僅僅是形式上詢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意見，但當被告人發表意見時，法官不斷打斷其發言，迫使工人不得不保持沈默或應下「沒有意見」。例如，法官詢問：「那個被告人劉海泉，剛才公訴人宣讀你在公安機關供述，你根本沒有打那個劉宇桁，這個是你說的嗎？」劉海泉回答：「這個是我說的，因為......」話沒說完，法官直接表示：「好了，過多你不用說了，因為你供述主要是沒打傷。」

公訴人出示證人證言，稱汪小明用棒子打了劉玉忠司機頭部，劉海泉也動手打了對方。法官就證人證言詢問被告人意見。劉海泉試圖厘清是工人被打，「說我打他，這個，他打我......」但法官直接打斷，「你直接說你那個意見，劉海泉，你說對這個證言內容有沒有意見，哪塊有意見？直接說。」劉海泉無奈，只得改口「沒有意見」。

法官還多次提出時間緊迫，要求被告及辯護人簡單發言，甚至直接給庭審下倒計時。法官對汪小明辯護人提出：「有就，因為時間原因，現在十點了，簡單的啊。「法官其後又提醒時間已經十一點了，示意辯護人盡快發表意見。且在看管兩名被告人的公安表示可以到十一點半結束的情況下，審判長依然堅持十分鐘內就結束。僅僅用時一小時十分鐘，就審理了刑事和附帶民事訴訟。

作為本案的證據，公訴人出示一份光盤證據，證明是案發當時的監控錄像，但當庭並未播放光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無法得知監控錄像內容。而汪小明當天拍攝了工人被打的照片、視頻，但汪小明被抓後，手機內拍攝的視頻、照片都被刪除。

此外，工人方面提供了證言，工友們寫下了證言證明案件經過是老板劉玉忠方因不願支付足額工資而先動手毆打工人方。但在判決書中，審判長完全沒有提及該份證言，也沒有作為其判斷案件事實的參考依據。

人社局、公安局、政府不作為，工人權利難保障

至於整件事的起因，工人被拖欠的工資，也是工人到處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才得以拿回。

2020年6月24日，在被打第二天，工人們向縣人社局反映被拖欠工資及毆打。其後，工人們又到信訪辦、督查辦、縣政府等部門反映問題。直到7月10日，縣人社局要求工人們簽下《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了所欠工資十三萬兩千元。協議書要求工人保證今後不再以此事提出其他訴求，同時承諾不再在微信、微博等媒體宣傳此事。如違反承諾，工人主動全額退回協調資金，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明明是公司違反勞動法，最後卻由阜蒙縣人社局作為甲方，與農民工簽訂息訪協議書，代公司支付所欠工資。縣人社局沒有依職權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監督檢查、責令改正，縣政府和人社局還挪用公款為用人單位支付工資。而農民工付出勞動取得勞動報酬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卻要以封口為條件才能討回工資。

至於公安機關，在工人方面報警後，卻先後抓了工人汪小明和劉海泉；快速為企業方人員驗傷，卻沒有為被打傷的三名工人驗傷，對工人的傷情置之不理。汪小明被抓後，派出所刪除了其手機視頻照片，涉嫌毀滅證據罪。

此外，公安局還曾向工人家屬提出如要調解了事，需賠償50萬得到被害人諒解。因老板違法想賴掉工資，工人被毆打而正當防衛，卻反過來要求工人賠償幾十萬。公安機關對事發起因輕描淡寫，把一樁正當防衛案件的當事人、故意傷害案的受害工人，變成了故意傷害案的被告人。

此事件中，公司多次違反法律，未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未依法解除勞動關系，而直接強行驅逐工人；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工人每天兩班倒工作，大大超出法定工作時間限製且沒有休息日；未按時足額支付勞動者工資；恐嚇毆打工人，造成一名工人重傷。但這些都沒有產生任何後果，最多是充作打手的老板司機在毆打工人的過程中，被正當防衛的工人打傷。

反觀兩名工人，千裏迢迢從重慶老家到遼寧阜新打工，先後遭遇了被欠薪、被毆打、被捕、被判刑。工友和家屬們歷盡艱辛，到當地勞動局、司法局、公安局、信訪辦、督察辦、縣政府等等反映問題，最終才拿回勞動應得的工資，且還是附帶條件簽署了《息訪協議書》，更不用提這過程中花費的精力金錢已超過工資所得。對汪小明和劉海泉來說，這次出門打工，不僅虧了時間和金錢，還蒙冤喪失了寶貴的自由。

總而言之，對實施正當防衛的工人進行故意傷害刑事控告，明顯與現行法律相違背，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以及審判機關對這起冤假錯案責無旁貸，應該及時糾正，維護法律尊嚴。建議當地檢察院及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並對辦案過程中的違法行為進行調查。

緬甸工會在軍事鎮壓下為保護工人權利而鬥爭

成千上萬的緬甸工人奮戰在公民抗命運動前線，他們的勞工權利也需要受到保護，緬甸工會正在為之努力。工會敦促那些從緬甸供應商工廠購買產品的國際品牌也加入其中。

一些國際品牌是《緬甸自由結社指南》的簽署方，該指南是2016年成立的ACT（「行動·合作·改變」）倡議的一部分，旨在「改變全球服裝、紡織和製鞋行業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製定方式」。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決心讓這些簽署方履行承諾。該工會目前正在向ACT成員之一德國連鎖超市Lidl施壓，要求其對仰光萊達雅鎮韓資工廠Sung Bo的打壓工會事件負責。該廠在2月21日解雇了135名參加公民抗命運動的工人。

Sung Bo最初只同意讓其中65名工人重返工作崗位，他們全都不是工會會員。在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支持下，工人和廠方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談判，被解雇的工人最終接受了總額為19407美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賠償金。

Sung Bo工廠事件只是一次小勝利。在此基礎上，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將繼續推動ACT成員與供應商進行交涉，以確保在軍事政變期間工人的合同得到履行，或者工人在被解雇時得到賠償。這與《自由結社指南》中雇主一方的承諾相符，更不必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以及聯合國商業和人權原則——工人不應該因為參與政治抗議而被報復。

同時，工會還在關註另一起Lidl供應商工廠Able Better的案件。這家中資服裝廠位於仰光郊外茂比鎮Myaungtagar工業區，生產在Lidl銷售的Livergy牌產品，工廠還製造Dunlop和Cordura牌服裝在其他主要零售商銷售。

2月19日，在進行了關於欠薪問題的談判後，一名受雇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人遭到了Able Better經理的毆打。談判的工人領袖向當地派出所提出申訴，但案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這些經理在工廠毆打工人了，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希望Lidl對此進行幹預。

在危機期間，工人們更需要強有力的工會來代表他們的利益，各地工人也需要國際團結來對抗共同的問題。ACT的簽署方以及所有從緬甸采購原料商品的國際品牌都需要做更多工作，確保他們所依賴的工人能得到適當的保護，並按時足額獲得工資。重要的是，工人必須有抗議軍事政變的權利和自由，盡管政變在國際上遭到了廣泛譴責，但迄今為止國際社會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回應。

中國勞工通訊書評 | 從《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看見兩個三角洲

在中國，工人的基本權利始終危如累卵，一個個結構性的嚴峻挑戰橫在眼前，可工人們依舊充滿力量，發出個人以及集體的聲音，努力給當下失調的系統帶去改變。此時此刻，僅僅讓當局「聽到」工人的不滿已遠遠不夠，「聽清」工人的訴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書《中國工人與變革：抵抗、鎮壓與回應》（劍橋大學出報社，2021年）闡明了這個道理。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與政府政策之間的本質關聯是什麽？為了說明這個核心問題，本書以兩場發生於東莞的工人集體行動開篇——2004年的興昂鞋廠工人罷工以及2015年興雄鞋廠（臺灣九興控股）的工人罷工。 2004年，大約5000名興昂國際的工人就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等基本勞動權利進行了罷工，但工人的抗議行動很快演變為為打砸機器及損壞公司財物。政府沒有立即對這一勞資沖突作出回應，而是最終出面拘留了數十人，並對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訴訟。好在有強勁的律師辯護及媒體的積極關註（中國勞工通訊充分參與了該次事件），最終，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釋放，部分刑期縮短並暫緩執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銷檢控。然而十一年後，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繳住房公積金發起了罷工，他們封鎖道路並利用社交媒體吸引關註。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現在罷工現場，社交媒體上的貼文被大規模刪除。但是，用人單位最終不敵壓力，同意支付員工住房公積金。

基於兩場工人集體行動，Elfstrom的關註點變得更加具體：在地區層面上，工人抗議與政府決策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何？兩者如何互動？通過將工人的行動與訴求排列開來，同時羅列出政府的回應，Elfstrom重點著墨的便是這兩邊的互動關系。在與政府官員（包括勞動局和工會）、工人、勞工組織者以及學者進行采訪的過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單一變量，這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優點。

為了比較工人集體行動模式以及地區政策回應的長期演變，Elfstrom選擇了長三角地區的江蘇省及珠三角地區的廣東省為樣本，江蘇及廣東在經濟體量上極為相近，但農民工數量明顯不同。江蘇工人的行動及訴求相對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機製有效地引導勞資糾紛；而在廣東，工人們的行動及訴求更多變、更進取，對此，政府官員也選擇用更嚴厲的政策予以壓製。當然，這樣比較並非要從兩套政府對策中選一個誰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試圖達到的目的確實是類似的：直接解決勞資爭議，把集體行動的跡象、工人的抗爭平息下來以求穩定，在體製內圖個表現、討好上級等等。

本書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點出了中國政府管製的本質——身處在限製眾多的體製內，面對諸多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治理很大程度取決於官員個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兩種特性都能在中國的政府管製中看到。在執政透明度及問責機製雙雙缺位的情況下，官員們復雜的個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統性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有效治理。具體到官僚本質的勞動系統，官員們熱衷於踢皮球——把自己部門的責任推給另一部門，使得工人必須經歷耗時又復雜的維權程序，導致工人最基本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關鍵時刻，Elfstrom的研究為這一時期的勞資關系提供了寶貴見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體的研究很難對習近平時代中國政府對勞工運動的整體回應得出廣泛的結論。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詳細地研究資本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而不僅僅聚焦於工人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中國勞工通訊同時建議，勞工學者應把目光投向新興勞工運動中心，包括內陸地區的河南省、經濟快速發展的四川省等等。雖然Elstrom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工廠工人，但當下，建築行業以及服務行業侵害工人權益的情況無疑更嚴重，工人的反抗也越來越多。如果對四川外賣員、快遞員進行研究，可能發現與廣東工廠工人類似的抵抗、壓製與回應模式。但我們不應該假設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準，更多工人運動的模式也許還有待觀察。

綜上，本書對想從學術角度切入中國勞動關系的人來說，無疑是書海中的上選。Elfstrom通過仔細的研究和嚴格的方法，不僅為中國工人，也為世界其他地區受壓迫、處於權力不平衡環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種賦權敘述。

【資料匯編】卡車司機服毒自殺抗議扣車罰款事件

4月5日，河北省滄州市貨車司機金德強途經唐山市豐潤區超限檢查站時，因為北鬥衛星定位系統掉線，被交通執法人員扣車，並罰款2000元。為了抗議交通執法人員的處罰，以及讓「領導」關註卡車司機面對的問題，他購買了農藥並在執法人員面前自殺身亡。

一、金德強

根據金德強的遺書，他今年51歲，已經從事運輸10年。金的老家滄州市泊頭市金家莊村發展程度有限，住著他的母親、妻子和三個孩子，其中兒子已經成人，也在跑車，但家裏仍靠他支撐。 「兒子姑娘永別了，我死後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親，兒子照顧好你的妹妹。」金的遺書如是說。

楚天都市報極目新聞到金家莊村訪問了金的哥哥和其他同村村民。由此，我們知道了金德強的一些身世。金9歲沒了父親，家中只有老母親和比他大三歲的哥哥。金德強小學畢業後就未繼續學業，而是去周邊的窯廠工作，此後還在鑄造廠上過班。30歲後，金德強先在市裏開農用車跑運輸，後來在同村人影響下開始進入貨車行業。

他同村的發小劉全（化名）說：「他9歲沒了父親，小時候在農村容易受欺負。後來憑借自己努力娶上了媳婦，但成家後沒幾年，老婆就出了車禍，腿腳一直不太靈便。老人、妻子、三個孩子都靠他養活。」

極目新聞訪問的其他村民則說，金德強中等個頭、身材敦實，經常在村裏的微信群中發言，給遇著事兒的人出主意。

除此之外，開卡車也是金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他的發小認為，金開車的頭腦比一般人聰明，曉得各地的路線，新疆、緬甸、上海也有資源。金開車的經驗豐富，很少看地圖，清楚哪裏有廁所，哪裏有便宜的旅館。他說：「金德強在自己的行業裏是驕傲的，所以才在遺言裏強調了自己的車牌號1308。」

金在遺書表示自己工作多年「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卻「沒有掙到多少錢」。確實，金的家人在事後查看他的賬戶，發現裏面僅有6000塊錢。不過，據金的叔叔表示，金多年的工作已經為家裏帶來村裏中等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見，金德強絕對不是魯莽行事。無論是他家庭對他的需要，他工作已經得到的一些成果，還是他工作的自豪感，都不鼓勵他以死抗議的行動。由此推斷，卡車司機在路上的勞累，加上面對種種不公，已經累積了極大的不忿，足以超越他工作帶來的報酬。

關於金德強身邊人的采訪和事情概要，可參考以下文章：

唐山市豐潤區交通執法現因扣車罰款 司機服毒身亡

壓垮貨車司機金德強的稻草：9歲喪父，扛起全家，被罰款後服毒自殺

二、卡車司機

「我不是不值2000元錢，我是為了廣大卡車司機說句話」，金德強在遺書中寫道。這是他對十年卡車生涯的描述：「不但沒有掙到多少錢，還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面對這樣的身體也得堅持工作」，「我感覺我也快活不長了」。

中國青年報在4月9日刊登了一篇訪問卡車司機的文章。受訪的司機告訴記者，他們不習慣用「開車」，而是用「養車」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職業。卡車司機是一個龐大的欠債群體，為了買車，司機都要背負一筆債務。極目新聞的文章提到，像金德強買的車當時便要10多萬預付款，總價是30多萬。他找村裏人借過錢，好不容易才湊齊。

隨著卡車下地，司機便要在限時內賺取最多的貨款︰每月5000-8000千的收入，得花兩年半才能還清車貸和借款，還要每年上一次保險，定期為車輛保養、換輪胎。在這段時間中，所有司機都拼了老命地還款，因為只有償清債務後，他們才能開始賺錢。不過，實際讓他們賺錢的時間只有一半多，因為之後車子就得大修或是被淘汰。 「剩下的一年多時間更不能休息。那是僅有的掙錢機會。」

在車上一直趕路，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面前只有延綿無盡的公路，以至看到路旁的別致的樹木，司機們都要跟卡友熱烈分享。漫長的路途因而只有香煙來解悶。為了順利的睡一覺則要喝很多酒。

因此，像金德強一樣，沒有一個司機能夠逃得過工作帶來的疾病。 「跟他們一起沖刺的，是身體衰老的速度。潘大偉每天下車都覺得自己踩在棉花上，開夜班的賈誌剛已經有了腎結石，醫生囑咐他每天多運動，可他連跳一跳的時間也沒有，疼得厲害了就去醫院做碎石手術。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腎，這裏，還有12顆。又戳了戳右邊，這邊少點，只有4顆了。」

關於卡車司機的勞動處境，讀者可參考《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內容及中國勞工通訊的整理，另附上中國青年報的文章：

開卡車的遊牧者：今天開車是為了明天不再開車

三、北鬥行車記錄儀和定位系統

是次事件的觸發點北鬥定位記錄儀，是一個針對卡車司機疲勞駕駛的工具。行車每到四小時，記錄儀便會響起，強製要求司機休息。當然，除了這個功能以外，系統還會收集行車的數據，賣給保險、物流公司。

長期為貨車司機維權的王金伍表示，安裝衛星定位裝置是一條灰色的產業鏈，一輛車年收費300-800元最常見，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則每臺年收2000到3000元費用。他以目前全國貨車、客車和校車保有量超2000萬臺的數字計算，僅衛星定位收費一項，收益每年便達到百億。

不過，這樣的記錄儀更像其他以罰代管的工具。卡車司機長時間勞動的問題是由車貸、運貨價格、運送時間的要求等造成的。政府官員不針對這些問題的成因，卻硬要糾正其結果，於是使問題更為復雜。例如，硬要司機停車，但高速公路上根本無處可停；又或找停車的休息站，但卻發現滿位；記錄儀掉線，但司機沒空去修理。有些司機為了趕路，記錄儀響了之後換別人的卡繼續開，製造已經換人的假像。這些情況被執法人員逮到，都是全部處以罰款，叫司機要額外蒙受一筆不輕的損失。

金德強面對的情況，應該是最叫人不忿的一種。由於定位系統故障，又或出現訊號問題掉線，被執法人員發現，當作違例情況罰款。

司機不想的疲勞駕駛、司機不想要付費安裝的定位系統、司機不能控製的系統掉線，最後的結果則是奪去司機的收入。金德強不知道問題的成因和解決的方式，但他選擇用性命來讓人們看到情況的嚴重性。

關於北鬥系統的各類報道和討論，可參考以下文章：

錯位的北鬥利益鏈，纏在3000萬貨車司機脖子上

特稿｜誰在使用貨車司機跑出來的數據？

衛星定位罰款引發服毒事件的背後，折射出千萬司機艱難和無奈

大貨車司機被罰2000元，服毒自殺，北鬥該不該背鍋？

四、事件後續：卡車協會、政府部門、工會

4月7日，河北省邯鄲市從臺區一重卡車隊集體向金德強致敬。

4月8日，極目新聞報道，河北、河南多位卡車司機自發為金德強家屬捐款。一個應該是由卡車司機自發的河南卡車協會在司機群內發起捐款，並去金德強老家金莊村希望將捐款交至親屬手中。一方面為其遭遇抱不平，另一方面為其家人提供幫助。不過，由於在村口遭到阻攔而未能進村。

4月9日，卡車之家一篇文章指，金德強哥哥已接受賠償。對於賠償來自豐潤區還是滄州，其哥哥表示「不管哪個部門，給解決就算了。人死不能復生。怎麽著咱也不能讓人償命啊。」

4月10日，事件的調查組公布調查結果，內容強調工作人員依法行事，沒有過激行為，是金德強沒有征兆下喝下農藥後失救至死。在該段文字中，沒有談及任何金德強工作面臨的處境，沒有調查他家人的情況，甚至連北鬥系統如何掉線也沒有公布。

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大力推進包括貨車司機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並製定下發《推進貨車司機等群體入會工作方案》。不過至今，據網上搜索，中華全國總工會未對此事發表任何意見。

關於後續的報道，請參考：

河北卡車司機金德強服毒自殺第三天，全國多位卡友為其捐款

河北卡友服毒自殺後續 與當地達成協商

貨車司機服藥自殺，當地披露詳情

被掉線的貨車司機：誰能保證不會再有下一個金德強？

五、建議

財經雜誌則引述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沈原在《南方都市報》的撰文，指在新規調整、車輛環保升級等過程中，應特別註重貨車司機群體抗風險能力較弱的特點，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會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政府和廠家應酌情予以補貼一些整改費用。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這個事件繼續隱形。它應該代表卡車司機與有關部門交涉，為司機爭取更人道的檢查執法製度，以及安裝北鬥行車記錄儀等工具的補貼，並要求當局加強監控儀器的質量。對於滿幫這種愈來愈主宰卡車司機的工作機會和收入的新平臺，全國總工會也應要求企業承認司機的勞動者身份，為其提供設備、保險等保障。

香港工運領袖李卓人判囚14個月

香港的工運老將李卓人，在今天被法院宣判於2019年8月18日組織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罪成，判監12個月。與此同時，亦有多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

此外，另一起前年8月31日未經批準集結案亦於今日一同判刑，李卓人早前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罪，被判囚6個月。兩案部分刑期分期執行，合共被判入獄14個月。

李卓人雖然在4月7日的8.31案庭審聆訊上表示認罪，但同時他也通過代表律師在庭上宣稱自己無愧於歷史，他在陳述書中說：

「我認罪，但我堅守維護民眾和平遊行的權利並沒有錯，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我們無罪。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我都無悔於為人民的權利而站出來。」

李卓人希望法官明白爭取言論自由的重要，他本人對維護港人的權利無怨無悔。李卓人作為香港職工盟秘書長和工黨副主席，三十年間一直奮戰在工人權益的前線。李卓人曾在1997年以立法會議員身分提交《雇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法案，條例獲通過，但後在商界影響下，又很快被廢除。

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自1993年起便和李卓人在工運事業上有了交流，他如此評價李卓人先生：

「無論在什麽地方，能夠實踐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權利，是工會運動存在和發展的重要保障。李卓人的所作所為，正是踐行了世界上所有工會組織者都會堅守的底線，他更挺身承擔了這一切行動帶來的結果。

李卓人作為工會領袖和民主鬥士，長期為工人的經濟和政治權利而抗爭。他的身體力行影響了幾代香港年輕人加入工會運動。刑罰非但不會摧毀李卓人的抗爭意誌，正相反，更多年輕人會前赴後繼的站出來為這座城市的正義和福祉而抗爭。」

8.18案中，還有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判監12個月、梁國雄判18個月、何秀蘭8個月；何俊仁判囚12個月，緩刑2年；李柱銘11個月，緩刑2年；吳靄儀12個月，緩刑2年；認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獄8個月，緩刑1年，區諾軒判監10個月。

8.31案中，另有黎智英判囚8個月，楊森判8個月，緩刑1年。

除8.18案、8.31案外，李卓人還面臨另外幾宗控罪：於2019年10月1日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準集結，以及2020年6月4日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

在工會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羅爾服裝工人領袖

2012年，當Tayamma第一次來到班加羅爾的Shahi 8號工廠工作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膽小且容易受騙。她的成長歷程非常艱難，第一語言是泰盧固語（Telugu），而不是這個城市裏常用的卡納達語，她發現很難適應。

她說： 「我以前很怕別人罵我或者對我發火，我會大哭。」

Tayamma和我們講了她在班加羅爾郊區租房的時候，有人騙她去投資。那是一個專門針對低收入工人的虛假投資計劃，號稱只要幾年就能獲得15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3萬元）的收益。

「最終，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讓我多了解一些關於這個基金的信息。我去問他，我付的錢到底去了哪，他變得焦躁不安，開始辱罵我。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工廠裏的一個工會組織者，她讓我去找工會，說工會會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談，把錢要回來。他們確實幫了我，那個人退了一些錢，雖然不是全額。」

自從Tayamma成為工會的一員並開始參加會議後，她逐漸了解到所有製衣工人共同面臨的問題，並且在與他人打交道時變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開始參與組織工人的工作，並在2018年幫助成立了一個9人的工會委員會。就在那時，她和她的工會姐妹們引起了強大的Shahi 8號工廠管理層的註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裝製造商之一，在全國擁有60個生產單位。

「我們動員了工廠裏的工人，要求在工廠成立由工人自己組建工會委員會的權利。我們希望管理層承認我們的委員會。但是經理把我們叫進去，讓我們停止組織活動。我們說這是我們的權利，他們非常生氣，開始辱罵我們，還對我們動粗。我頭部受了重傷暈倒，被送到了醫院。」

醫生在做 CT 掃描時發現了血塊。「我現在頭上還有縫針的疤。在治療期間，有六個同事給我獻了血。我的工會同胞們在醫院白天晚上地照顧我。我不能自己動，全靠他們照料，一直到我康復。」

「我覺得很幸福，他們非常愛我，我們現在就像有血緣關系的家人一樣。因為受傷，我有時會在工作時暈倒，但是我的同事會照顧我。管理方才不會關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樣幫助我。工會就是我的力量，因為我的工會，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釋說，資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鎮壓，是因為他們擔心工會會提高工人的權利意識，從而降低工人的服從程度。他們以為以肢體暴力對待工會代表能恐嚇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們非但沒有屈服，反而激發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當地警方投訴了毆打事件，並對從Shahi購買服裝的國際品牌施加壓力。在美國工人權利聯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進行調查後，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的管理人員被解雇。

「我覺得任何工人都不應該經歷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為工會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問題，我都會支持他們，並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我作為工會代表的職責。」

Tayamma強調，服裝工人不能依賴政府的幫助，工會幾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資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業，而不是工人。他們只關心企業和工廠，他們希望企業和工廠壯大繁榮，但這會改善工作條件嗎？政府幫助老板和工廠從工人身上榨取勞動力。如果政府是為工人服務的，為什麽工資水平沒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後，任職產品質檢員的Tayamma月收入僅為9500盧比（約合800元） ，堪堪達到她所說的維持一個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情況變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間，政府做了什麽?」 Tayamma問道，「政府沒有為勞動人民提供任何設施，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沒有工資，付不起租金，人們受苦受難，沒有食物。只有比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沒有配給卡，他們怎麽得到政府發放的口糧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計劃，但工人們不得不每天排8小時的隊，連續排5天，就為了領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對於Tayamma來說，成為一名工會代表意味著一種持續的奮鬥。但工會已經成功將資方拉回談判桌，並且贏得了一些工作條件的改善。

「我們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和安全飲用水。他們過去給我們提供的飲用水非常不衛生，許多工人喝了出現皮膚病和其他健康問題。我們在集體談判會議上提出了要求工廠改善飲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們現在每兩個月檢查一次水質，而且因為工會的緣故，在食堂引進了熱水還增加了座位。我們還談到，請病假的工人不應該承擔生產目標。」      

去年大規模疫情封鎖後，製衣廠重新開工，包括Shahi在內的許多工廠以公共衛生為由，取消了周圍村莊的班車服務。這意味著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工人要麽每天徒步大約100公裏去上班，要麽就得辭職。工人們組織了一次罷工，要求工廠恢復班車服務。

「只有在罷工之後，管理方才願意聽取我們的聲音。工廠重新開通了班車服務，但費用增加了。這些村莊位於野生動物密集的林區。女工們晚上很難走這條路回家，所以工會現在正在為她們支付車費，以確保她們都能到達主要的公共汽車站，在那裏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對於現年35歲的Tayamma來說，這是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成長。她的父母在她三個月大的時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羅爾附近的一家孤兒院長大。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強迫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於受到丈夫的虐待，她離開了丈夫的家，但隨後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產，Tayamma被關在一個房間裏幾個月才設法逃脫。她在班加羅爾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個印度教寺廟受到了庇護，她在那裏工作了三年，為寺廟做飯打掃衛生，以換取住所和食物。後來Tayamma到了服裝廠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時間到寺廟做一次義工，以表達對收留和幫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現在和家裏的任何成員都沒有聯系。Tayamma說，工會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在這個紀念世界各地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我們正在中國目睹一場歷史的倒退。中國工人階級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經爭得的自由和權利，寫在法律上的工時限製也成了一紙空文。工人們愈來愈服膺於以資本無止境累積為目的的生產方式。他們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勞動時間，然而獲得的只有工資，所有生產的成果都被奪走。

在這樣的社會裏，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顯得格外自由：工人選擇工作的對象，老板則挑選他們認為適合的員工，勞動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願。但只要企業取得了工人的勞動力，這個幻象便會結束。實際上，為了得到工資，工人們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勞動力。而支配了勞動力的老板，則最大限度地使工人為自己生產最多的商品，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由此讓預付的價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國工人對超長工時產生愈來愈大的不滿。互聯網企業員工的996.icu網站，寫滿了企業肆意延長工時所違反的法例；超市員工抗議工時過長，以及企業以彈性工時來變相克扣加班費；塔吊工罷工抗議工時過長且無加班費等。這樣的聲音大概還太過微小，但確實在增強。工人們明白︰自己不作出改變，便只能任人魚肉，一如百多年發起工時鬥爭的先驅一樣。

在中國的工廠……

在中國的電子廠，工廠主正用盡各種辦法使工人延長工作時間，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在一些工廠裏，工廠主計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產的最高產量，然後把按晝夜兩班的方式讓工人照這個既定的產量勞動。工人的勞動時間完全按生產線的產出而定，為了完成產出，八小時的工作天遠遠不夠，他們被強製加班，吃飯時間要一再壓縮，這樣的情況接近全年無休。總之，工時是為了產出而決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來製定。

在一份工廠調研報告裏，一個在安徽滁州立訊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這樣說︰

「首先一天的八小時工作是必要的，同時還會有兩個小時的加班，這兩個小時加班是必須要加的班，這樣算下來我們每天要連著幹10個小時。中間會有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但是吃飯時間以生產線情況確定，為了產量能夠完成，通常我們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鐘的吃飯時間，再加上時常會因為產量不達標延遲下班十幾分鐘，提前上班十幾分鐘，一天的有效工作時間均在十個小時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會休息，通常會在白夜班替換的時候休息一天，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可能只會有一天的休息時間，當然這與勞動法規定的「在不影響勞動者身體健康的前提下一個月只能加班36個小時」嚴重相背。」

在這種工廠的勞動生活裏，工人工作一天後太過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時間：一醒來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覺，長時間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這樣延長工作時間，也為工廠主帶來了驚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個月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額外延長勞動2小時，假日則延長10小時。由此，工人額外的勞動時間便達到122小時。換算成八小時工作天，工人實際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當於多勞動了整整半個月。

在另一些工廠，廠主則不阻攔工人下班，但由於基本工資訂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選擇加班。透過操作件計工資的單價，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資，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飲食的開銷已經所剩無幾。因此，工人延長的工作時間每月仍能達到130多小時（相當於約16個工作天），而且還要背負「自願加班」的名義。

在互聯網大企業……

所謂的996工作製在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中蔓延。在這些企業裏，與工廠不同，產品規劃的工作進度可能脫離實際，甚至一個產品開發所需的勞動時間並未得到精確的計算，但這對企業主來說無關重要。產品開發落後進度，編碼出現問題沒有良好運作，以至產品由概念化成實際的所有試錯過程，全都讓員工超時工作來解決。互聯網企業的勞動時間是以產品開發的進度決定的。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一份調研訪問了一位高科技企業員工，他這樣描述互聯網公司員工的勞動過程︰

「傳統的我們去做的時候，可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產品發展路線，但是互聯網這邊可能都是這種敏捷開發的形式，它不太會有特別明確的開發方向。在一個東西出來之前，很多時候它都是我們說的用那種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斷的窮舉各個路徑，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別的快，然後其中的某一個路徑剛好撞上了用戶的喜好，成為一個爆款的產品了，就會得到比較大的收獲，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這種窮舉不同的路徑上，它不斷叠代新產品，通過快速的叠代來不斷的占領這部分市場。 」（標註由作者加上）

不能誤會的是，這樣的試錯過程並非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進行，而是發生在一個有嚴格績效考核的企業裏。每一個季度裏，工人的勞動成果都要根據指標來計算分數。在編程開發的企業，工人編碼的行數、bug的修理數目、系統正常運行的時間、處理問題的速度都會換成評分等級，被評上低級的員工則蒙受懲罰和警誡。為了不失去自己的獎金，為了不被奪去晉升的資質，以至為了不被裁員，所有人都被迫參與這場競賽。然而，必然有人會得到最低分，預設的結局不會變，只是最終落在誰身上要經由工人的競爭來決定。由此，沒有工人在趕上進度前會下班：

「基本上6點半可能你還沒辦法把事情弄完。因為白天的時候，可能會有各種的什麽開會，各種占用時間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搶進度的時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時候，可能到6點半是沒辦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會限製了每個周或者是每個季度的這些KPI，所以你還是需要把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點離開的。」

企業為了完成產品的開發，以及確保所有功能的正常運作，已經把工人的勞動和休息時間打破了。在互聯網企業，沒有徹底的下班，程序員與互聯網的連接，使他們無時無刻都處於待命狀態。與工廠不同的是，高科技產品的臨時故障和突發事件特別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時，緊急漏洞、員工的需要和求助還會繼續傳來。員工隨時都要接入公司網絡和服務器，為客戶解決問題。

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更把監察伸向了員工的休息時間︰「它比較討厭的一點就是釘釘（註：企業的即時通訊工具）這個東西，它看過了會顯示你已讀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這種，比較煩人。然後這個群裏你發一條消息也是誰讀了，誰沒讀，上面會顯示出來。」

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在高科技企業裏，75%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超過8小時，更有32%的員工平均每天工時長達11小時以上。采取彈性上班時間後，工時在8小時以​​內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員工均處於常態加班。在整體受訪的員工中，更有超過三成人連一天帶薪假都沒有休過。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國，近年還出現了一種標榜彈性工時、自由決定勞動時間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賣員的平臺勞動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機在平臺上註冊，以此收取平臺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單工作任務當中，工人都重新確定要出售勞動力，以獲取系統計算的單價。正是在這種形式最自由的勞動力出售平臺，我們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臺接單的過程中，理論上工人在每一單新任務時都可以選擇退出，然而事實是愈來愈多工人每天為平臺工作10-12小時，甚至超過12小時的也為數不少。工人的生活壓力在這當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統算法的設定邏輯則同樣延長了工人勞動的時間。

外賣平臺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單，同時保證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統是為了鼓勵騎手高產而設計的。工人完成的訂單愈多、準時率愈高，為平臺創造的價值愈高，系統才會分給工人更高的等級，使工人能得到條件更好的單。對於等級較低的騎手，系統都對他們的單量作出預期，會按此分配工作。特別是在送餐高峰期時，系統為了確保配送效率，會先給高級騎手分配任務。

對一個經驗不足、工作穩定性低的外賣員而言，一般平臺派單的配送費是不足以糊口的。特別是外賣平臺近年確立了自己的行業地位後，他們給予工人的單價愈來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資，工人必須透過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單量、壓縮平均勞動時間來提高勞動強度（這點愈來愈被人所認識），另一個方法則是增加接單，以此獲得系統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務，同時延長勞動時間。

在《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裏，有著這樣的記述：

「一位美團眾包騎手這樣講述了具體的等級設置：一周之內，完成有效訂單140單，準時率達到97%，將成為白銀騎手，每周可獲得140元的額外獎勵，若完成有效訂單200單，準時率達到97%，則會成為黃金騎手，每周額外獎金220元。在餓了麽，單量則直接與配送費掛鉤，每月完成訂單數在500以內，每單5元；500到800單，每單5.5元；800到1000單，每單6元……依次類推。而在遊戲規則中，積分將以周或月為單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為平臺勞動10多個小時，同時又保持每次配送都準時，不拒絕系統派單的騎手，才有機會得到一筆較高的工資。從工人主觀的感受而言，他們賺到更高的工資是因為自己多勞多得。但事實是，他們過往的派單量早已由系統記錄，每天能夠執行的單量亦以由算法估計過，並按此分配工作。因為工人長時間勞動創造了巨額的價值，平臺才願意相應地提高他們的工資。

奪回工人製定工時的權力

在中國，工人長時間勞動後猝死的現象已經再次出現，我們定期便能在新聞上看到這樣的報道。

2019年12月3日，49歲的外賣員吳德宏在南京幹完活後，猝死在出租屋裏。吳德宏死後，記者調查指，吳做外賣員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最​​拼命時，曾經兩輛電動車換著騎，從早上九點一直送到夜裏一點，後來才把結束時間提前到了晚上十點，但工時仍然長達13小時。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賣以外，其余時間都在出租房裏度過。平臺的數據顯示，從7月至今，他最多一個月接到過508個訂單。那是11月，他繞著南京城騎了將近2000公裏，換來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網上則流傳出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離職員工透露，猝死員工負責的多多買菜項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員工從零組建業務，有時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這樣的情況，自然不局限於個別的行業。事實上，超長工時已經為中國工人帶來各種長期疾病和精神影響。長時間的勞動使製衣廠工人視力下降、年輕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慮逃出電子廠，超過40歲以上的互聯網員工身體嚴重失調，精神衰弱，大量被企業淘汰，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新常態。

然而，這些新聞播出後，社會總是有一陣熱議，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長工時的情況仍然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甚至只換來資本的嘲笑：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電子廠的工時和工作壓力而輕生，工廠主在宿舍裝上護欄和防護網。他們是在說︰就算你要跳樓，也不要在我們的園區裏跳。另一邊廂，馬雲、劉強東等人則把超長工時說成福報，說自己「從不強製」，繼續為自己開脫。國家部門總是在研究討論，發輿論譴責，工會每天在辦活動讓工人入會，但就是對工人的勞動時間問題無動於衷，放任那些嚴重違法的企業逍遙法外。

2021年的五一勞動節，我們至少得認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製定工時的權力，要從資本手上奪回勞動者的時間，只能由中國的工人們來完成。一天我們選擇讓渡生產和組織勞動力的權力，工人的時間便不再屬於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階級對工時的鬥爭，也需要在中國再次點燃。

緬甸工會要求國際品牌采取行動保護工人權益

在今年的國際勞動節來臨之際，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發出聲明，呼籲國際服裝品牌及其供應商維護工會會員權益，並確保工人在當前反對軍政府的抗議活動中不被辭退。

IWFM指出，在緊急狀態下，對各主要工業區的工人來說，如果回去上班，就要冒著被捕、甚至被槍殺的風險。此外，交通中斷、通訊受阻，也令工人難以聯絡雇主。

在4月22日發布的聲明中，IWFM指出，因考慮到前往工廠路途上的危險，許多工人都不敢回去上班而選擇回到鄉下家中避險。與此同時，工會組織者更是成為軍政府針對的目標，不少人不得不到處躲藏，工會工作嚴重受阻。

仰光近郊的萊達雅工業區（Hlaing Thar Yar）的狀況尤為惡劣，據報道100余人喪命於3月14日及15日的軍事鎮壓中。萊達雅工業區的軍人會隨即攔截工人，並要求工人交出手機以供檢查，沒有手機在身的工人則被處以高額罰款。然而，盡管存在種種風險，萊達雅工人仍在進行反政變抗議活動。

而在工業區中已復工復產的工廠，許多雇主利用目前的形勢解雇那些曠工超過三日的工人，解雇賠償也不予發放。

IWFM向國際品牌提出要求，正是為了製止這些為品牌供貨的緬甸工廠解雇工人，同時保證在時局恢復穩定之前，工廠能以放無薪假的方式處理工人無法安全上班的問題。而且，工廠應提供一份詳細的名單列明已經被辭退的員工，以便所有工人的權益都能得到保護。

為了使供應商工廠能夠遵守上述要求，IWFM表示，國際品牌不應該懲罰因社會動蕩造成延遲交貨的供應商。

中國勞動通訊全力支持IWFM提出的訴求，並敦促依賴緬甸工廠工人供貨的各大國際品牌能夠擔起責任，保證工人的權益不受侵害。

中國勞動通訊與IWFM站在同一陣線，同時呼籲，對那些以動蕩為由，肆意解雇員工及工會領袖的供應工廠，國際品牌方應立即采取行動予以製止。

借著五一國際勞動節，八小時工作製作為二十世紀工人運動最大成就之一，中國勞工通訊也重新審視了廣大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在紀念爭取八小時工作天的節日裏，我們在中國目睹歷史的倒退》。

「現代奴隸製」下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與「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自從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來源國變為移民的目的地，外來移民一直是農業食品行業的重要勞動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歷史上首個移民定居點，西西裏島的馬紮拉德爾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來自突尼斯的工人參與漁業工作。1989年8月，來自南非尋求庇護的傑裏·馬斯洛（Jerry Masslo）在維拉利特諾（Villa Literno）被謀殺，維拉利特諾是當時意大利南部的一個高產西紅柿種植區。馬斯洛是被種族隔離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尋求庇護的申請被拒絕了，因為根據1951年《難民公約》，意大利的保護義務有一項「地域保留」條款，只有從共產主義東歐來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護。

因為擁有季節性工作機會，維拉利特諾吸引了成千上萬像馬斯洛這樣的移民，然而糟糕的生活環境、剝削的勞動以及非法勞工交易都對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意大利最大工會——意大利勞工聯合會（簡稱CGIL）受到了眾多誌願機構的支持，承擔了組織移民工人的工作，而傑裏·馬斯洛正是這波浪潮的領導者和發言人。

在一個大型公共電視臺采訪中，他指出了移民正面對的問題：

「我原以為我會在意大利找到一個安身之所，以為這個正經歷文明化浪潮的國家會歡迎我，允許我在這裏平靜地生活，允許我在沒有障礙或偏見的環境慢慢實現我的夢想。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我很失望，這個國家的文明共存似乎不包括擁有黑皮膚的人。這裏也有種族主義者，對那些僅僅是要求團結和尊重的人施以傲慢、虐待和日常暴力。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人都為這個國家的發展而出過力，但大家好像覺得不重要。遲早，我們中的某些人將會被殺死，然後我們將意識到我們的存在。」

幾天後，他被一群把臉遮得像3K黨的暴徒槍殺，他們在一個窩棚裏策劃了這次劫掠。馬斯洛謀殺案被提升到意大利移民問題的高度，CGIL亦要求舉行國葬，幾周後，也就是1989年10月，羅馬發生了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示威活動，有超過20萬人參加。

三十年後，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在農業勞動中受到大規模的剝削，非法勞務中介也已經蔓延到整個意大利。雖然現實中並非整個意大利的農業都存在勞動力剝削問題，不過現狀仍然充滿危機。

根據意大利農業工業工人聯合會（簡稱FLAI-CGIL）《關於非法勞工中介的第五份報告》估計，目前意大利約有18萬農業工人面臨嚴重困境，其中包括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無休假等，這些情況並非僅存在於意大利南部。

「勞工剝削、非法勞工中介和黑幫派系不再只根植於意大利南部，這些問題已經遍布了整個國家，我們組織非常堅定地在與它們作鬥爭。」FLAI-CGIL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說。

此外，農場中的剝削勞動現象不僅限於意大利，這一問題也逐漸蔓延到歐洲。據歐洲糧食農業和旅遊業工會聯合會估計，大約有四百萬農業工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移民工人，生存在在非法就業、工作不穩定和勞動剝削的陰影下，其中包括季節性工人、臨時工以及其他無保障工作。工人們被困在低薪和極差的生活條件的區域中，被外部群體集體孤立，甚至居住在沒有水或電的非正式住宅中。有研究指出，他們遭遇的極端情況是被黑幫團夥圍獵以及墮入現代奴隸製的陷阱。

毫無疑問，這些人是剝削性勞動的受害者，幾乎沒有人能從這系統中受益，受害者在其中被嚴重剝奪了人們應有的尊嚴。目前意大利有廣泛的「產業鏈式」的勞動剝削，農場主們往往會利用工人（尤其是移民）的「窘迫生存狀況」進行剝削，亦存在大量女性移民工人被大規模二次剝削的案例：在農場受到勞動力剝削的同時，也遭受了來自農場主的性虐待。不僅如此，這些非法的「農業企業家」在市場上更堂而皇之的與那些尊重工人權利的企業進行不正當競爭。而對國家來說，逃稅和規避社保的問題也沒有帶來任何好處。

從提高大眾認知度的動員到後來的持續運動，近十三年來，我們的工會一直警示大眾關於勞動剝削的問題。隨著2015年夏天一系列農業工人的悲劇發生，勞工剝削問題逐漸獲得了公眾的呼應。49歲的帕奧拉·克萊門特（Paola Clemente）是普利亞大區的葡萄園工人，她的工作時間通常從淩晨3點開始，像其他數百名婦女一樣，得在淩晨登上一輛要行駛190英裏的巴士。帕奧拉每天只能拿到27到30歐元工資，而她的收入本來應該高三倍。帕奧拉逝世的那天，她照常在葡萄田中工作，期間她要求短暫的休息，但被拒絕了。她別無選擇，只能在無法忍受的烈陽下繼續工作，後來她因身體不支而離世。

她的故事引起了公眾的憤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帕奧拉·克萊門特之死源於「精心打造的現代奴隸製，這波及了四萬多名意大利婦女，以及移民和季節性勞工，而現代奴隸製仍然是意大利農業經濟的核心」。16個月後，意大利議會通過了第199號法案以禁止剝削性勞動力和非法勞工中介。在意大利語中，更廣為人知的是「caporalato」一詞，這個有著黑手黨意味的說法，我們或許可以翻譯成「黑心工頭」。

意大利新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些勞動剝削的指標定義，例如：

系統性支付低於規定薪資水平的工資，
系統性違反有關工作時間、每周休息、法定假期的規定，
違反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法律法規，
工人處在羞辱性工作環境中以及離職受限。
199號法案之前的法律旨在針對非法勞工中介，而該法案明確針對「黑心工頭」和剝削他人的雇主。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工人

2020年，在由新冠病毒爆發引起的一系列問題中，勞動剝削展現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景象。外界因此意識到，農業食品業界的移民工人不得不在保持農作物供應和社會正常運作上發揮關鍵作用。可是與此同時，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糟。首先，政府對新冠疫情采取的安全措施忽略了成千上萬在貧民窟中居住的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遭到當局拒絕的尋求庇護的難民。

2018年，意大利時任內政部長的右翼民粹主義者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通過了一項行政命令，取消了向政治避難者發放的數千張「人道主義目的」居留許可。這導致他們被收容中心遣散，不得不前往附近的貧民窟。他們是一支長期的低成本勞動力大軍，將由雇主和非法勞工經紀人雇用。他們居住的貧民窟沒有水、沒有電力、沒有廁所、遠離當地社區。在這裏，移民們在難以置信的惡劣環境裏艱難生存。人們會看到他們騎著生銹的自行車駛向農場，或者在黎明時被幫派大佬裝上貨車和卡車。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也讓官方的勞動監察員展開了「精明」的工作。不對剝削者和非法勞工中介進行現場檢查，意味著沒有不合規的事件發生。因此，FLAI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宣傳運動，由眾多輿論領袖、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學者、神職人員、人權活動家、基層社區和普通民眾共同發起，要求政府采取緊急行動，以維護移民的健康，尤其當他們被限製在非正式的農村住所和貧民窟中。這種壓力迫使政府采取進一步公共衛生措施，包括針對移民的大規模合法化法案，約25萬非歐盟移民工人申請了居留許可。

「路上工會」的工運嘗試

在過去的十二年中，打擊剝削性勞工和與非法勞工中介鬥爭一直是FLAI的頭等大事，我們已經理論化並實現了一個有利於弱勢工人的創新工作計劃，成立「 路上工會（sindacato di strada）」。通過路上工會，FLAI打算回歸到工人階級運動的本源，離開我們的辦公室和辦公桌，四處走動，與工人在他們居住、碰頭、娛樂或尋找臨時工作的地方會面，都是我們工會成員的責任。

成為路上工會對FLAI意味著永久地與工人站在同一邊，無論是在黎明或在黃昏時，這樣工人們不會由於日常鬥爭感到孤單或絕望，並可以找到一個擺脫勞動剝削的方法，在勞工權利方面得到個人和集體保護。街頭聯盟意味著在短期和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能夠迅速處理諸如移民等弱勢工人問題。這種全方位的協助將使工人感到既不孤單，也沒有被落下。

這種系統的工作方式促成了2016年4月印度農業工人在拉提納地區罷工，成為羅馬的一個裏程碑。在這歷史性的一天，我們見證了FLAI和移民權利基層組織所培育的2000名錫克教徒工人，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的工作條件，並要求最低時薪為提升為5歐元——盡管這個數字仍遠低於法定的最低9歐元。

FLAI設計了自己的總體計劃來保護移民工人，例如在許多地區進行了持久的宣傳活動，尤其是在一些豐收季節，包括普利亞采摘西紅柿的季節，皮埃蒙特采摘桃子和蘋果的季節，倫巴第采摘葡萄的季節，西西裏采摘橄欖和土豆的季節。

在增進勞工權利意識和走出勞動剝削、幫派統治中退出的問題方面，我們根據所針對的移民社區，邀請外國工會的同事與FLAI共同合作。我們的聯合運動涉及例如CNLSR Fratìa（羅馬尼亞）、FNSZ（保加利亞）、UGTT（突尼斯）、UMT（摩洛哥）、Carism（塞內加爾），同時，FLAI已從移民原籍國製定了一項全面的後續政策。我們相信，移民工人應該能夠在定居意大利之前，或是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時間後返回家鄉之前，都能享有所有的勞工權利，這就是FLAI在羅馬尼亞、突尼斯和塞內加爾開設移民服務臺和信息諮詢臺的原因。

自2011年以來，每年夏天FLAI都在離達喀爾海岸兩英裏的戈雷島（Goree Island）舉行國際移民暑期學院，這裏曾長期是奴隸交易站和樞紐。在一周的時間裏，我們工會的積極分子以及代表和塞內加爾的同事就移民及其動因等問題進行了商談和交流。

在FLAI的移民工人總體規劃中，逝去的馬斯洛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精神領袖角色，我們需要感激他。我們認為，移民工人發揮了突出作用，且應受到尊重，而不是像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政黨在整個歐洲所做的那樣加劇仇恨。FLAI認為，沒有受保障的勞工就不會有有保障的產品。

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中的「社會條件」，這意味著與維護勞動權利緊密聯系在一起，正如FLAI秘書長Giovanni Mininni的呼籲：「我們應該意識到，必須重新設計一種以人為本的社會模式，同時考慮到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我們希望將這些融合在新世界中。」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出爐，農民工數量首次減少

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為2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這是自2008年統計以來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官方數據亦從側面反映出農民工在疫情下度過了艱難的一年。

實際上，過去十年間，農民工總量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首次出現負增長。去年的新冠疫情極大阻礙了農民工的流動性。2020年，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比上年減少466萬人，下降2.7%；其中，跨省流動外出農民工比上年下降6.1%；相比之下，本地農民工11601萬人，僅比上年減少51萬人，下降0.4%。從地區來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人數最多，比上年減少568萬人，下降3.6%。

盡管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900萬人以上的預期目標。不過，從統計局數據仍可以窺見農民工群體受疫情影響最深，失業問題嚴重。從行業來看，2020年農民工在住宿餐飲業從業占比較上年減少0.4%，即住宿餐飲業失去了約150萬工作崗位，成為受疫情影響失業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新的調查報告也顯示了一些長期趨勢的持續發展。近十年來，在第二產業就業的農民工比重持續走低。2008年，有37.2%的農民工從事製造業工作，到2020年，這一比例降至27.3%，占比減少約一成。從事建築業工作的農民工比重在2014年達到高峰，占比22.3%，此後逐年下滑，到2020年占比18.3%，比2019年降低0.4%。

從性別來看，2020年女性占全體農民工34.8%，比上年下降0.3%，亦遠低於全國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的43.2%。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

從數量上估算，2020年女性農民工減少了約267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外出女性農民工。2020年農民工總量共減少517萬人，其中女性占超半數，考慮到女性占全體農民工僅約三成半，可見疫情下基層女性的流動性和職業機會都大大減少。這也印證了在經濟放緩時期，女性更難找到工作，且更易被解雇。

2014年起，女性農民工占比呈現出略微上升的趨勢，這主要是由於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比的提高。女性在本地農民工中的比例由2014年的34.9%躍升至2020年的39.2%，目前這一比例更接近全國女性就業水平。另一方面，外出農民工的女性比例則呈現下降趨勢。

此外，新數據顯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繼續提高。200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20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1.4歲。有26.4%的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0年的22.7%。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更高，達到46.1歲，其中38.1%的人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6歲，僅14.2%的人超過50歲。

2020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長2.8%，考慮到2020年CPI同比上漲2.5%，工資增長極為有限。近年來，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持續放緩，已經由2010年代前期的兩位數漲幅，到2015年以來增速維持在6%到7%左右。

2020年，中西部、批發和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跑輸通脹。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長1.9%；在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長2.3%。從行業看，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不僅收入最低，分別為3358元和3387元，而且工資漲幅也最低，分別只有2.1%和1.5%，均低於CPI漲幅。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4814元，以及建築業月均收入4699元。

官方數據反映了在疫情和經濟放緩的影響下，農民工的流動性降低，工作機會減少且工資增長受到限製。而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則從另一方面記錄了過去一年工人的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做出的反抗，詳情可參閱《回顧去年800起集體行動 中國工人處境仍然嚴酷》。更多有關農民工信息，亦可參考《農民工及其子女》一文。

在致命的第二波疫情中，印度工人遭受重創

隨著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印度蔓延，南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許多服裝廠仍在封鎖中繼續開工。政府允許工廠以半數員工繼續生產，但對工人來說，情況比以往更糟。

工廠沒有采取任何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工人們仍與往常一樣在流水線上工作，午休時間也只能擠在一起用餐。工廠沒有發放防疫用品，工人僅偶爾獲發手套。盡管一些工人出現了明顯的感染癥狀，但他們仍然繼續上班。由於替代性收入支持有限，他們擔心被解雇。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表示，工廠增加了訂單和生產目標，工人們都在加班。

在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郊區，直到有數名工人據報死亡以及許多工人感染後，工廠才在5月暫時關閉。

與去年一樣，許多工廠削減了工人的班車服務，而工人通常住在離工廠很遠的地方。工廠還關閉了托兒所，並辭退懷孕的工人。

在第二波疫情中，印度沒有實施全國性封鎖，各邦之間的邊界仍然開放。越來越多的邦政府采取了不同定義的封鎖措施，以控製疫情蔓延。例如，在西部工業化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工廠和建築工地仍在持續開工。

許多移民工人為經濟安全擔憂，準備離開大城市，但現在買火車票和汽車票都非常困難。隨著新冠病毒進入農村地區，移民工人即使回到家鄉，也依然面臨著衛生設施和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

據估計，目前有2.3億人生活在日薪375盧比（約合人民幣30元）的國家最低工資標準以下。有報告顯示，在班加羅爾，月收入下降了17%。自雇人士和非正規就業群體在收入下降中首當其沖，其中，女性和年輕工人受到的影響最大。許多家庭只得變賣資產，減少食品采購，向親友和放債人借錢度日。

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門推出了救濟措施，效果各異。例如，有的地方派發現金，或者一次性紓困措施，但往往附加許多限製性條款。針對移民工人推出了「一個國家，一張口糧卡」的全國通行食品補貼計劃，但在後勤、行政和操作上仍有許多障礙和問題。

非營利組織Aajeevika Bureau的研究負責人Maansi Parpiani解釋道，政府的這些舉措未能有效應對印度勞動力遷移的復雜性。例如，國家移民工人政策草案設立了專門部門以及流動健康和社會保護計劃，但對於工人遇到的工資欺詐、職業安全和收入無保障等問題，政策草案並沒有加強對工人的保護。

為移民工人接種疫苗應該是一個優先事項，但定價和采購政策阻礙了疫苗分配，導致接種率走低。在建築行業，移民工人高度集中，政府已下令由房地產開發商承擔工人接種疫苗的費用，但其他行業並未獲得同等的關註。疫苗供應不足、差異化定價結構和數字鴻溝都使得移民工人難以接種疫苗。

政府應采取強有力的短期和長期措施，保護工人，尤其是非正規部門工人的健康和生計。一年來，隨著疫情惡化，政府的舉措仍然沒能真正保護工人。雖然有一些變化，但大多情況仍和去年一樣乏善可陳。

處長體驗外賣員不如工會做實事、釋放騎手盟主實在

上月，北京衛視一檔名為《我為群眾辦實事之局處長走流程》的紀錄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副處長王林先拜師外賣小哥，體驗了一天送外賣。他之後再和網約車師傅溝通交流。「送外賣的副處長」也由此登上微博熱搜，引發網友熱評。節目中，王林拼盡全力12小時送出5單賺了41元，他癱坐在馬路邊感嘆，「這個錢太不好掙了，真的太不好掙了。」

這種感嘆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當下方興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狀態。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給出的數字，中國零工經濟就業者目前有2億多人，其中大約一半的形式是傳統的臨時工、小時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則是新經濟、新業態下的平臺經濟從業者，比如滴滴司機、美團外賣員、餓了麽外賣員等等。根據《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年中國共享經濟從業者人數達到8400萬，數量可謂相當龐大，然而對他們的保障遲遲沒有跟上。

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僅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的各類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2020年，廣州市非機動車交通違法查處40余萬起，僅外賣送餐行業交通違法占比就高達8%。平臺加大騎手勞動強度導致交通事故頻頻湧現，但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和賠償時，止步於勞動關系的認定。

作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他們能夠親自下基層體驗當下勞工的生存狀況，但更多時候，血淋淋的現實早就已經擺在眼前，更加上能夠真正代表騎手聲音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謂下基層「溝通」，絲毫沒有任何說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當天第34單外賣的餓了麽外賣員韓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後餓了麽以平臺和韓某無勞動關系為由，只為騎手家屬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義」援助，其余由保險公司處理。作為蜂鳥眾包的騎手，韓某每天在平臺上繳納3元保險費，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對猝死的賠償是3萬元，剩下的1.94元為平臺征收的服務費，相當於平臺在變相克扣騎手的保險費。

近日，王林攜巡視組與美團公司代表對話。美團代表稱，目前美團平臺上的註冊外賣員中近一千萬人屬於按單計價的外包員工。代表說，這些非正式員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業險，且是從傭金裏扣除。一旦騎手發生意外，將由商業保險承擔，而商業保險僅包含保額六十萬元的身故傷殘險和五萬元的醫療費用。近千萬的騎手由第三方公司繳納社保，但實際上，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繳費標準繳納，有的甚至不繳。

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後陳龍為完成畢業論文，而體驗了近六個月的騎手生活。他近期在論文中寫道，外送平臺通過收集和分析騎手和消費者的數據，來判定和規劃騎手的送餐時間。一旦騎手發揮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闖紅燈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務，系統將進一步壓縮送餐時間並在附近的訂單配送中應用，或組合附近的訂單讓騎手配送。然而，平臺卻不承擔騎手在發揮自主性時遇到的任何風險。

陳龍寫道，平臺對騎手的數字管理削弱了騎手的反抗意願和自主性，技術將對應的勞資關系轉嫁給了騎手和消費者。在發生勞資沖突時，外賣企業就會隱身，平臺不僅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甚至還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對平臺的問題，王處長也提到：「勞動者和平臺要多溝通。這次走流程不僅走到勞動者身邊，也走到企業身邊，與平臺進行了充分的溝通。」但現實是在平臺的巨大權力之下，騎手們根本沒有任何議價權，若試圖抵抗算法的獨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脅：微信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擔任外送員，曾在網上多次批評外送平臺的要求不合理。陳國江多次在網上發聲為外送員維權，並在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組織了類似民間工會互助社群。「我們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對待。」但今年二月，陳國江突然消失，他在網上的視頻遭到刪除。為外賣員維護權益的北京「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組建有工會性質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國勞工通訊在此要求有關方面盡快釋放「騎手盟主」陳國江，這個可以真確代表廣大騎手利益的人。而我們仍然呼籲各地工會要切實為「零工經濟」工人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實際上，全國總工會從2018年開始，在工會系統啟動貨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送餐員等八大重點群體從業人員的建會入會工作。廣東省總工會也信誓旦旦地說：「外賣騎手入會，是檢驗工會工作的試金石。」但問題是，這些工會完全沒有能夠肩負起代表騎手與平臺協商的工作。我們期望工會、外賣騎手和平臺企業甚至行業協會在勞資溝通、集體協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確立機製。探索新形勢下外賣騎手的雇傭關系，確實依法保障相關工種的工傷、養老、醫療保障等問題。

混雜的數據中，我們能從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觀察到什麽？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在5月11日公布了。最惹媒體和評論人士關註的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趨勢。還有哪些東西能從數據中觀察出來呢？中國勞工通訊對此次人口普查的公布數據做了一些整理。

一、人口數量的變化和人口集聚

各地區人口的數據似乎總是一堆難以理解的數字。對此，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省份稍作分類，並且補上之前兩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觀察地區人口的變化趨勢。地區人口數量的變化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勞動力集聚結果的指標，值得稍作整理。

國家統計局把省份以區域分成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由此，在公布的簡短描述裏，是這樣說的︰

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個百分點。

這似乎指向一個結論：人口繼續向東部集聚，中部和東北人口占比減少，只有西部人口占比稍微增加。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劃分不同地區，觀察的結果會更清晰。這裏，我們把所謂的「東部沿海地區」分成北部（北京、天津和河北）和東南部（江蘇、上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再補充2000和2010年的數據。由此可以發現，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這些在2000至2010年人口增速較快的地區，過去10年的人口增長大幅放緩，人口增長數大概在200萬左右。特別是北京和上海兩大城市，2000至2010年間人口增長率分別是44.54%和40.29%，但近十年增長率只有11.63%和8.04%。

相比而言，江蘇、山東、廣東、浙江和福建的人口增長數更高。當中，廣東和浙江增長數最高，超過1000多萬，人口在2000至2010年及2010至2020年間，增長率均超過20%和18%。山東、江蘇和福建的增長數也較上海和北京高，人口增長數在400至600多萬不等，但整體增速較低。因此，所謂人口向東部集聚，其實是指東部和東南部的沿海地區，上海、北京這些城市人口增速是下滑的。

將中部地區的數據轉變成線型圖，可以看到中部省份的層次。河南是當中唯一人口有明顯增長的省份，人口增長了500多萬，總體已經接近1億人。在河南之下，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人口均沒有大幅增長，保持在6000多萬人左右。而江西和山西則排在其後，同樣人口沒有明顯增長，甚至出現下滑。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部人口雖然整體有所下滑，但河南人口是愈來愈集聚的。

西部地區的人口我們則可以將其分成北部（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和南部（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跟中國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不同的是，這裏有一些人口回升的地區，即2000至2010年人口下降，但近十年人口上升。其中，四川、重慶、貴州都出現這樣的情況。除此以外，其他人口不足5000萬的地區，例如廣西、陜西、新疆，人口正在持續地增加，內蒙古、甘肅兩地的人口則出現下滑。

至於東北地區，該地人口2010年後大幅下降。特別是黑龍江和吉林兩地，人口分別下降了600多萬和300多萬人。該地區整體人口下降了一成。

總體來說，透過細分不同地區，我們可以辨認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口集聚地點。首先，北京、上海兩大城市以及河北地區的人口增長明顯放緩，近十年各只增加了200多萬人。相反，位處東南部的廣東和浙江人口增長相當急速，分別增長了2000多萬和1000多萬人。中西部的河南、四川、重慶、貴州則是人口的新增長點，增速較同地區的其他省份快，部分甚至出現人口回升，增長數由300至500萬多人不等。東北三省、甘肅、內蒙古的人口則明顯減少。

我們知道，像河南、重慶這些地區近十年來製造業有了大幅增長，廣東、浙江亦是很多先進的電子科技業和互聯網大廠的集聚地，與人口的集聚脫不了關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也與這些變化相符︰北京、上海一直都有更嚴格的戶籍政策，兩個城市在2016年甚至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相反南方大城市的戶籍製度則較為寬松，例如廣州每年便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

二、人口年齡問題

這份人口普查結果討論最多的是全國人口年齡的變化：0-14歲的人口比例自從2000至2010年間下降後，近10年間並沒有明顯回升，只增加了1.34%。同時，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則由2010至2020年間下降了6.77%，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則增加了5.38%。我們因此有了一個初步的結論，中國人口正在步向老齡化，同時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也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0-14歲        15-59歲        60歲以上
2000年        22.90%        66.64%        10.46%
2010年        16.61%        70.07%        13.32%
2020年        17.95%        63.3%        18.7%
這也是大部分新聞報道展開討論的基礎。不過，我們還可以把全國水平作為基準，量度不同地區與平均線的差距，整理出不同地區老年和青壯人口的變化程度。由此，我們可以辨認中國各個地區正在展開的幾種趨勢。

首先，我們可以集中觀察那些兒童人口低於平均線的地區。我們發現，這些兒童人口占比低，某意義下也是出生率低的地區，它們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較平均線高。這一類地區是最典型的人口老化地帶。其中，東北地區（吉林、黑龍江）最具代表性，該地兒童人口只有10-11%，但老年人口則高達23-25%。華北一些地區（北京、天津、山西和內蒙古等地）的出生率同樣較低，只是當地老年人口比例沒有東北地區那麽高。上海則是在華南地區的代表，它的兒童人口只有9.8%，但老年人口同樣高達23.38%。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大多都要高於平均值。這似乎意味著，這些地區有較大量的勞動力支撐老年人口，不過再過十年，老年人口比例持續增加下去，對於該地的整體壓力將會更大。我們可以留意浙江省，該地老年人口比例等於平均值​​，但勞動力人口比例較平均高出許多，這可能指向它未來十年的人口老化。

同樣是兒童人口低，老年人口高的人口老化地區，還可以看到另一種情況，就是一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低於平均。這些地區是重慶、四川、湖北、江蘇和遼寧，它們的老年人口都超過20%，兒童人口則約在16%甚至更低，同時勞動力人口比例並不像上海、北京那樣高。我們可以推斷，由於勞動力人口比例較低，這些地區要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將會更困難。很多這些地區都是老工業區，或是三線地區，近10年經濟才有了變化，上一代的老年人口要如何照顧將是一個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那些兒童、勞動力人口比例較高，同時老年人口較低的地區，亦即是出生率較高，整體人口比較年輕的地帶。馬上可以發現，它是由中國東南部省份（廣東、福建、海南），以及中國西部的偏遠地區（雲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組成的。在這裏，我們需要特別說一下廣東。相比於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廣東在經歷了數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後，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2.35%。這可能是由於它的產業發展歷史比上海和東北這類工業城市要來得短，而且它的移民城市性質較高。無論如何，中國東南部仍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地區，人口年齡偏低。

最後，讓我們看看那些兒童人口占比高，但勞動力人口比例低的地區。這些地區是那些出生率高，但同時勞動力人口均流失嚴重的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山東、河北、湖南屬於一類，這些地方的老年人口較多。另一方面，河南、江西、廣西和貴州則是另一種情況，它們的青壯勞動力人口（只有約60%）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較低，同時兒童人口占比極高，超過20%。

總的來說，我們可以對中國的地區人口年齡變化有這樣的歸納：華北、東北、江蘇上海和西南三線工業省份是主要的人口老齡化地區，其中華北、東北、上海等地仍然有較多的勞動力人口，但江蘇和西南區域的勞動力人口相對萎縮。另一方面，中國東南部地區（以廣東為代表）以及中部一帶（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則仍然是人口相當年輕的地帶，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中部地區的勞動力人口較低，這大概與人口的遷移有關。中國西部偏遠地區則仍然是極為年輕的地帶，它們當然也有人口老化的情況，但程度不大。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早在《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就提出了「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2021年2月2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遊鈞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人社部正在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延遲退休具體的改革方案。延遲退休將對廣大勞動者產生廣泛影響。像東北、華北等地，年老的工人大概只能成為環衛工、餐廳員工，這些都是環境最惡劣、勞動條件最差的工作。此外，高齡勞動者的勞動權益保護問題仍有待解決。老年的勞動人口要承擔更多人口老化的後果，將使該地累積更強的社會矛盾。

三、人口教育程度

關於地區人口教育程度的數據，由於它除了有各個省份和城市的數據，又加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分類，因此相比人口總數的數據似乎要更難理解。在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中，完全沒有描述對於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只描述了全國教育水平過去十年的提升，表現為高中、大學水平的人口比例增加，同時小學和初中水平的比例下降。

每10萬人口中擁有的各類受教育程度人數

        小學        增長率        初中        增長率        高中（含中專）        增長率        大學（大專及以上）        增長率
全國        24767        -13.85%        34507        -17.25%        15088        0.44%        15467       
62.35%

我們可以嘗試把這次公布的數據轉化成百分比，然後從文盲率、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程度與全國平均的差距作比較，觀察不同地區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別，由此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這裏，我們對每種教育程度都只是抽取那些偏差值超過2%的情況來看，以免顯得太過復雜。

首先，讓我們觀察那些高中（含中專）和大學（大專及以上）都較全國平均高的地區。我們馬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分別：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都是大學教育程度人口最高的地區，同時小學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很低，只有約10-15%和20-30%左右。另一方面，中南如廣東、湖南、湖北這些地區的高中學歷人口比重較高，大學學歷的人口與平均相近，可見它們的教育資源仍然與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江蘇、內蒙古和陜西則大致與全國平均相接近，但大學人口稍高，個中情況是需要再作了解的。至於遼寧我們下面再談。

當我們把目光移到初中程度人口較高的地區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地區是由東北三省、華北華中（河北、河南和山西）以及海南構成的。特別是東北三省，當地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極高，尤其是遼寧和黑龍江兩者均超過42%，是全國最高。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個省份的文盲比例也最低，識字率超過94%，甚至高於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這大概與中國發展初期國企相連的學校有關。在國企當中，職工的子弟都能在廠辦學校讀書，大幅提升了識字率，這些影響仍然延續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的初中比率較高，則似乎與近年的經濟發展相關，這些地區的高中和大專比例是相對低的（特別是河南）。

最後，廣大西部地區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像重慶、四川這些上面提過正在經歷人口集聚同時需要處理人口老齡化的地區，主要教育程度占較大比重的人口仍是小學程度。而西藏、青海、貴州、甘肅、雲南、寧夏等地更有不少只有小學甚至不識字的人口。盡管實行了9年義務教育，但西部地區人口仍存在因貧困輟學的情況。

總括而言，北京、上海和天津仍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集聚的地區，而廣東、湖北、湖南等地的人口教育程度則次一等。華北和華中，以及東北地區是9年義務教育實施成效最顯註的地點。相反，中國西南部和更偏遠的西部地區，人口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四、總結

透過整理人口普查的地區數據，我們可以分辨出中國各地在人口、年齡和教育程度變化的模式。當然，只憑這些數據是不足以提出什麽原因和動因，但這對任何有意了解中國社會變化程度，特別是工人階級狀況變化的人，也是有所裨益的。

稍作歸納，中國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人口增速有了明顯放緩。雖然這些地區仍然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勞動力人口（甚至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也較平均高不少，但像出生率嚴重下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況是不容忽視的。

另一方面，東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廣東、福建等地）的人口增長迅速。這些地方仍然是相當年輕的地區，雖然人口教育程度較北京上海等地低，其高中水平人口仍超過全國水平，大學程度人口較全國平均並沒有高多少。

華中地區的人口增長是停滯的，除了河南。這些地區北部的人口（河南、山西）教育水平大致以初中為主，但南部（湖北、湖南）的人口教育程度則較高，該地的高中程度人口與平均線相比稍高一線。不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人口比例都較平均低，除了湖北以外，似乎表現為大量的人口流失。

西部地區的人口則有所增長，特別是人口回升的四川和重慶。除了一些老三線地區以外，這個地區的人口年齡仍然相當年輕，人口教育程度也較低。我們可以推想，那些以高科技製造業、互聯網企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是剛剛起步。這個地方集中了大量可以被卷入以資本累積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人們。

至於東北地區，它正在經歷人口的大量流失。同時，也是勞動力資源的浪費。我們看到，這裏集中了不少教育程度頗高的人口，基本都達到初中水平，而且像遼寧，該地的大學人口也較平均為高。然而，社會是否有正確運用這些培養出來的人才頗成疑問。同時，該地還要承擔一大批老年人口，在人口流失嚴重的情況下，如何支撐他們的生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三孩政策出臺，職場性別歧視擔憂加劇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寬，引發了新一輪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遲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結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引人關註。數據顯示，我國0-14歲的人口占比為17.95%；15-59歲的勞動人口比例為63.3%，近十年間下降了6.77%；而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已經處於較低水平。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在減少，而這批人口未來所得到的補充人口占比並未明顯增長。

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2015年，政府放寬計劃生育限製，實施「全面兩孩」政策，2016年新生兒增長了近100萬，但預期的人口爆發式增長並沒有出現，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數量連續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實施效果大大低於預期。從網絡討論來看，「三胎」政策也未能獲得民眾的熱烈歡迎。新華社的微博官方賬號發起了題為「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準備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猶豫中，很多問題待考慮」和「完全不考慮」四個選項中，超過九成網友選擇了「完全不考慮」。約一小時後，該微博即被刪除。

對女員工來說，三孩政策可能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彌漫網絡。畢竟，多生育一個孩子，意味著更長的產假，更久的離崗時間。作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等規定，設置計劃生育政策獎勵假，時間從30天到267天不等。與《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98天產假相加，我國各地產假時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寬計劃生育限製，預計將再次增加女職工產假時長。

產假確實是女職工生育保護的重要部分，但延長生育假期未能解決假期成本問題，從結果上加劇了女性遭遇職場歧視問題。有學者調研製造業外企發現，二孩政策延長產假，每位女員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萬元。生育假期的延長成本完全由企業承擔，使得企業聘用男女員工成本不同，加劇了女性就業歧視。

女性從進入職場的一刻起，僅僅因為性別為女，就輸在了起跑線上，招聘市場上充斥著「限男性」、「男性優先」的崗位。就業性別歧視監察大隊發布的《2019年國家公務員招錄性別歧視調查報告》顯示，2019年國考共招錄9657個崗位，其中35.03%的崗位存在性別限製。在所有存在性別限製的崗位中，76.71%的崗位偏好男性。

就在國家開放三胎政策之後，北京泡泡瑪特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在面試環節要求女員工填寫近期是否有生育計劃，引發眾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禁止招聘時以性別為由限製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製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

但現實中，詢問婚育情況、限製女性就業機會問題十分普遍。《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許多懷孕的女員工遭到辭退或變相辭退。劉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公司後，她的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辦公桌、被停發工資。劉女士的經歷並非個案，在網絡上可以搜到許多懷孕後被排擠或是被辭退的自述和求助。劉女士選擇走法律程序，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五個勞動仲裁，訴求包括病假工資、加班費、生育津貼等。但勞動仲裁耗時耗力，勞動者舉證也存在諸多困難。

對於白領來說，遭遇懷孕歧視，可能用法律手段來捍衛自身權益。但對於廣大藍領女工來說，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懷孕後不得不辭職回老家生孩子，她們既沒有產假可休，也沒有受到生育保險的覆蓋。

這凸顯了我國生育保護的不平等——城鄉差異、體製內外差異巨大。相對而言，機關、國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險待遇，而私企員工、無編製員工、以及女性農民工則更少受到生育保護。

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網絡上反響冷淡，也與女性遭遇母職懲罰有關。受到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幾乎成為女性獨有的問題。

《2020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細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發現二者各有其職場發展障礙。已婚未育女性的晉升障礙來自於隨時可能去生孩子的尷尬處境，選擇「處在婚育階段，被迫失去晉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達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晉升障礙則來自於家庭，20.3%的職場媽媽認為照顧家庭使得職場精力分散，難以兼顧事業與育兒生活。有11.6%的職場媽媽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

2021年的報告則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因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事業發展的職場媽媽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無疑增加了女性照顧家庭的負擔，更多女性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棄了職業發展。此外，職場媽媽的薪酬水平比職場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職場人平均薪酬差距為12.8%，說明婚育加劇了家庭中男女雙方的薪酬差距。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加深，對生育政策的放開是必然之舉。但這一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消除職場性別歧視，在就業機會、職場發展等方面，為女性塑造一個更加公平的職場環境。

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貨車司機金德強4月自殺抗議事件平息不久後，卡車行業又迎來一個新的節點。 5月底，中國兩家主要的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分別宣布在美國上市，集資擴大企業的物流網絡和覆蓋面，以及發展平臺機器學習的基礎建設，標誌著近年在卡車行業冒起的商業平臺將進一步改變整個物流業的運作方式，以及司機們的勞動狀況。

自從國營運輸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解體，中國公路貨運一直都以個體戶的卡司機作為運輸主力。現時，中國卡車司機超過3000萬人，絕大多數司機都是分散經營，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機組成車隊運貨，規模也極小。《2018中國公路運輸大數據報告》顯示，全網12噸以上車型組織有177.9萬，但平均每個組織的註冊車輛數只有3.28輛。從運力組織規模分布來看，92.8%的運力組織擁有的車輛在5輛以內，超過100臺的中大型車隊只有0.4%。

由於行業高度分散，加上中國公路網絡廣闊，對實際運貨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難。一方面，貨主常常需要花幾天才能找到合適的司機，司機則要空駛幾十公裏到物流園找貨。卡車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資源和時間浪費。很多卡車司機找不到回程貨物，需要耗時間在物流園等貨，甚至空車回程造成損失。另一方面，價格的分區分層極多。由於每個貨主只跟一兩個物流中介或者司機議價，這就造成市場的高度分散，價格五花八門，在貨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種種原因，使匹配貨主和司機的商業平臺有了發展空間，以演算法為基礎逐步蠶食了市場的份額。

中國貨運平臺的發展

滿幫是由運滿滿和貨車幫兩個早期激烈競爭的平臺合並而成。最初，它們是中小型貨主和司機匹配的平臺。由於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術，平臺能夠以地點、貨物來篩選貨單，大大縮減了司機和貨主交易所需的時間。在滿幫平臺上，貨運種類由零擔到整車運輸都有，在這個範疇的市場占比較高。

根據滿幫的招股書，2020年全年，滿幫平臺總交易額達到1738億元，約占數字貨運平臺總交易額64%，訂單量達7170萬單，共計有280萬卡車司機在平臺上完成訂單，占中國中重型卡車司機的20%。滿幫的月活躍貨主用戶也在不斷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滿幫平臺貨主達122萬，完成運輸訂單2210萬單，相較2020年同期分別增長了67%和170%。2021年3月，滿幫平臺貨主已達140萬。

與滿幫不同的是，福佑卡車主要的客戶是德邦快遞、長城汽車等大型企業。它雇用了不少技術人員生產一套能夠計算運費、自動匹配司機以及監察運送過程的系統，由此縮短大型企業的貨物流通時間。2020年7月，福佑卡車正式推出中小型托運人服務，到2021年一季度，這項服務的營收貢獻達10%，可見兩家平臺物流企業是由相反的方向開始擴張的。

相對而言，福佑卡車的市場占比比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車平臺註冊司機大約有90.55萬名，超過58萬名司機在平臺上完成了訂單。這當中，通過平臺提供貨運服務，一年掙五萬元以上的司機，被福佑卡車定義為「忠誠司機」。2020年「忠誠司機」約為15200人。2020年，按訂單價值計算，「忠誠司機」運輸了69.8%的貨物，2018年則為52.9%。

不過，無論出發點在哪，平臺物流企業已經逐漸從商業交易的平臺延伸，逐步影響司機的實際生產過程。2018年，由於平臺掌握了愈來愈多的司機，滿幫開始向有頻繁運貨需要的貨主收取會費，貨主在付錢後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貨單。其後，滿幫開始經營自身的中介服務，透過接貨後向卡車司機派單，滿幫能賺取當中的差價。滿幫提供的服務愈來愈多，包括讓貨主和司機在平臺上交易，讓貨主監察卡車實時的運輸進度，以及收取線上交易的中介費等。同一時間，由於滿幫累積了愈來愈多卡車司機運輸過程的數據，它也經營車貸、保險、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安裝等服務。

到平臺接活後，司機的運費越來越低

卡車行業的運輸過程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首先，貨物匹配愈來愈集中由平臺企業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業的倉庫進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種偶然和隨機的貨物匹配將成為歷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車的載貨空間，也成為算法計算的結果。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過程也被細化。平臺物流公司建成了廣泛的網絡後，能夠以路線距離、路況和相關的加油和補給站來為司機建議行車路線。在實際運輸過程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則能監察運送進程，讓貨主知道物流進度。隨著貨運的網絡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數據的累積，平臺的演算法還能夠以距離、路況和天氣等計算出運送價格，消滅卡車司機和貨主以往的議價空間。

這樣的變化首先對司機帶來的影響是運費的下降。以往，司機們大多在停車場和公路港裏的貨運信息部從貨代身上找運輸信息。由於愈來愈多卡車司機使用平臺找貨，原來在不同地區貨物信息部找貨的司機便被集中起來。貨代以前可能只是對接數個卡車司機，現在平臺上的司機大大增加，卡車司機的之間的競爭便更為激烈。加上車貸的推廣進一步壓低購車門檻，令運費被愈壓愈低。

根據《全現在》媒體的報道，一位卡車司機曾假扮新手貨主，向滿幫客服請求如何訂價，並錄下了滿幫教貨主壓價的錄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卡車司機的勞動力由平臺所組織，如何使他們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壓低︰

「比方說您原來在信息部出2000，這裏就壓低一些，1700、1800這些的，您多聯系幾個師傅，肯定會有人給您拉的。」

「盡量找回程車，怎麽都會有人接的」。客服寬慰他：「你放心，貨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們賺錢的。」

上年，滿幫還推出了「快車」服務，司機需要繳納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價貨源。一位滿幫離職工作人員表示，內部設有一個專門部門來維護「快車」的優先級地位，通過後臺大數據抓取優質貨源，再攔截下來分配給「快車」。

平臺使每張貨單的價格下降，已經成為了司機之間的共識。在另一篇報道中，《紅星資本局》這樣描述現時運費的情況︰

「我以前跑無錫到西寧，運氣好的時候撿漏能掙一萬塊，現在在平臺下單，七八千都很難遇見了」，張師傅稱。紅星資本局估算，無錫到西寧駕車路線約為2100公裏，那麽司機每公裏的運費收入不到4元錢。

這個數字在運滿滿貼吧裏得到印證，不少貼子顯示，每公裏四五元的運費已經算不錯的行情，6元以上的單都是「秒光」的好單，有樓主發出疑問， 「你們是怎麽賺錢的？一兩元一公裏，比面包車都便宜。」

為了補償運費下降的司機們

貨運平臺集中卡車司機造成運價下降，也使卡車司機需要改變原來的勞動方式。首先，卡車司機的運貨次數比以往多了許多。對司機來說，一方面平臺節省了他們往返信息部的時間，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在每次運貨以後加緊搶回程的貨物，使休息和空閑時間大為縮減。 《紅星資本局》訪問的楊司機便這樣說︰

「為了搶單，我們卸了貨就要盯著手機看。以前在信息部還有休息聊天的時間，現在平臺搶單，司機同行間接觸交流的機會少了很多。」

卡嫂吳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車跑一趟江蘇，來回要七八天，本來在信息部找貨，現在在APP上就能解決，省事的同時休息聊天的時間也被壓縮了，沒有社交，挺孤獨的。」

為了從其他渠道把錢省回來，司機還選擇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過，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風險增加。一些司機表示，下道路況比高速公路要更復雜，司機未必熟悉環境。由於很多司機都在夜裏趕路，特別擔心發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種偷竊事件的高發地點。《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曾經寫道，「在服務區丟油，在下道丟貨」。在下道上，一些小車跟在大車後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車，爬到車廂裏偷貨。

隨著平臺的發展，原來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來成為副司機。據《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課題組估算，全國卡嫂大約有2500萬人，當中跟車卡嫂在整體卡嫂中占比約36%，即大約910萬人。有些卡嫂直接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但即使不會開車，她們也要幫忙找貨、裝貨，觀察路況，在車上跟丈夫聊天，讓他們保持精神，因為雇搭班司機成本太高，已經不劃算。卡嫂的家務工作也不會因為離開家庭而消失。在司機休息時，她們在車裏做飯，照顧丈夫起居。

小結

由此可見，滿幫、福佑卡車雖然打著幫助司機和貨主匹配的名號，並堅稱司機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這樣的說法愈來愈不成立。平臺透過掌握司機的供應以及向勞動過程延伸，壓低了司機每單貨運的單價，令卡車司機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才能賺到跟以往一樣的收入。

根據兩家企業的招股書，滿幫未來將擴大線下物流網絡，建立覆蓋面最廣和最深的物流網絡；持續投資數字基礎設施開發和技術創新，建立數字貨運體系的行業標準；在整車運輸之外，向零擔、同城及特殊物品貨運需求擴張；進行戰略投資和收購。福佑卡車則表示，它將擴張平臺的卡車運力，以及把中小企業和大型廠商作為業務增長引擎，在業務擴張過程中累積更多數據和完善平臺算法。以平臺作為貨物運輸的方式因此將會卷入更多司機，過程中平臺對司機的控製則將更為精細。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卡車司機的運費。在以後的文章我們還要探討卡車司機們的勞動過程產生了什麽變化。

金邊賭場被指控通過大規模裁員打擊工會

今年4月，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的經理們宣布，由於疫情相關的經濟損失，賭場8000名員工中約有15%將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員的主要目標變得顯而易見。

在被裁員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該賭場所有的工會領袖和組織者。工會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會組織者和招聘人員以及一些長期服務的工作人員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會長期與金界娛樂城資方就大型賭場的薪酬和工作條件進行鬥爭，對這次裁員的消息工會也沒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會向柬埔寨勞工部提交了一份請願書，有2000多名工會成員和支持者簽署，尋求政府幹預。除了抗議裁員，請願書還強調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齡福利以及對裁員計劃的錯誤計算。

中國勞工通訊聯系到勞工部發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審查中，無法進一步評論。

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認為，裁員舉動不僅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減。對於金界控股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工會的方法，」她說，「公司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他們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會成員，（並）削弱了工會。」

工會一度擁有4000多名會員，幾乎占了工人總數的一半，這使得工會能夠根據柬埔寨法律開啟集體談判。然而，正如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釋的那樣，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是一場持續的戰鬥。

「我們在組織新會員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而且，老員工也不敢加入工會，因為公司向他們施壓。」她說，「他們想方設法使工會無法在公司內運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過罷工行動贏得更高的基本工資後，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業務放緩，公司開始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但工會成員註意到，他們的工作時間比非工會成員更少。與此同時，公司雇傭了新的短期工人——他們沒有工齡工資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會。

疫情期間，工會為保護工人權益而發起了一系列行動，其後，公司進行了最新一輪裁員。2月底，一名到訪金界娛樂城2號大樓的客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隨後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們最初對公司的遲緩反應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員被關在大樓裏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員工被悄悄送往隔離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員則被叫去進行常規輪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發四天後，公司才最終下令無限期關閉大樓，並進行衛生消毒。3月，工會在網上發起了一項運動，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間支付工人工資和福利。

Sithar說，自從今年3月份賭場停止運營以來，工會已經與公司代表通過Zoom進行了三次線上會議，工會首先要求支付工資，然後要求公司對裁員做出全面解釋。她說，每次公司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在會議上，他們基本上只是堅持自己的計劃，」她告訴中國勞工通訊，「他們將繼續實施裁員計劃，以保持業務的持續性。（金界控股管理層說，）他們沒法在沒有業務的時候向工人支付工資。他們只是強調了這一點。」

當工會代表追問資方的解釋時，Sithar表示，經理們會說，為了維持投資者的忠誠，他們已經向股東支付了股息。Sithar說，她在會議期間對此提出了異議。

「我提到，我們也是這裏的忠實股東。這裏的8000名（工人）都對你忠心耿耿。」她說，「想象一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疫情期間堅持上班，為你們賺取了近9億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會所屬的全球組織，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及相關工人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另一方面公司卻還能向股東發放股息。Sithar說，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邊的基本食宿費用。

該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總裁兼創始人曾立強控製。曾立強是一名馬來西亞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國籍，是與高層官員有聯系的大亨。據《福布斯》估計，曾的身家達33億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導的籌款活動捐贈了1210萬美元。

工會秘書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麽能說自己在賠錢。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頻次已經降低了，每個月只有7到15天來上班。這些減低人手的排班意味著公司已經降低了勞動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時才能拿到工資……所以公司並沒有因支付工人全額工資而損失收入。」她說，「我們認為，公司只是在利用這個機會，將工會踢出金界娛樂城。」

主席Sithar回憶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輪裁員，當時公司將裁員歸咎於經濟衰退時期的損失，解雇了14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

Sithar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會會員，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約為每月70美元。她覺得公司的舉動極不公平，她註意到，工會領導人被解雇後，工人們遭受了更為嚴苛的對待。例如，她說，賭場的樓層檢查員被要求在整個輪班期間一直站著，而之前他們可以坐著。此外，一些工人因為莫須有的盜竊罪名被解雇。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工會，」Sithar說，「我們了解這個體製，了解這個政府，所以我們需要站起來為我們的權利而戰，保護我們的權利。」

現在，經過多年的恐嚇和與公司的鬥爭，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沮喪到幾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後，她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抗爭，尤其是在聽說公司正在試圖迫使員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補償之後。

她說：「沒有工會，雇主總是想剝削工人，我的性格是不能接受不公正，所以我想成為一名工會領袖，在其他成員需要幫助時幫助他們。」

Sokha大力宣揚工會此前的勝利：2014年，工會舉行了為期13天的罷工，促使公司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並設立了產假工資等福利；2019年，工會又舉行了一次罷工，要求提高工資。2020年初，另一項行動迫使公司重新雇傭了工會主席Chhim Sithar，此前她在一次工會活動中被停職。

然而，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金邊辦公室負責人William Conklin表示，工會此次維權行動可能很難勝利。他說，因為公司沒有公布被解雇員工的完整名單，難以證明公司有意打壓工會。

他指出，柬埔寨的一些服裝廠似乎也在利用疫情造成的經濟困難，因為柬埔寨的《勞工法》對不可抗力事件規定了寬松的解雇義務，「它允許公司清理過去的工齡（義務），而不必支付這些費用。」

但他指出，從整體上看，工人們與金界控股的鬥爭、公司未能支付工資以及提供的低裁員補償方案，影響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做正確的事情，而他們知道工人們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他們拿出一些錢，在人們受到傷害的時候向他們提供一個方案（以便）解雇他們，這似乎是相當殘酷的。」

目前，工會主席Sithar表示，工會正在等待調解進程的展開，但如果調解毫無進展，他們已經在準備一場網上運動。

「我不想說（勞工部）應該偏袒工人或雇主。」她說，「我們希望他們公平，不偏袒任何人，而是伸張每個人都能擁護的正義。」

貨運平臺正在全速改造卡車司機的工作

長期以來，關於貨運平臺報道的焦點都落在卡車司機的收入。一邊廂，我們聽到貨運平臺講述平臺的科技如何解決找貨困難，使司機工作機會增加；另一邊廂，則是司機投訴平臺製造了更激烈的競爭，變相壓低運價，司機雖然付出了長時間勞動，但收入仍然不見增長。

隨著中國兩個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宣布在美國上市，中國勞工通訊之前再次檢視了收入問題的最新發展。在這篇文章，我們把目光轉向司機實際的勞動內容。我們將會看到，貨運平臺由找貨、路線計劃到駕駛的層面，正在一步步改造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取締司機的工作。

萬千卡車司機的生產過程

在中國的貨運行業，大部分卡車司機仍然以個體戶的方式生產。車輛由司機自行購買，司機要辦理證件和購買保險，然後只身在市場找貨。廠家經信息部或物流公司聯系司機，與司機訂立非正式的口頭合同。裝貨過程中，司機準備苫布、繩子和揭雨布來封好貨物，因為裝卸工只管裝卸，不管貨物的維護和封車。

大多數司機沒有固定的送貨路線，而是按信息部或物流公司每次發配的貨物種類、價格和目的地考慮行程。而且，司機很少能預先掌握返程的貨物，他們需要在路程中途著手找貨，這又加大了運貨的隨機性質。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價格也不確定。雖然汽油、輪胎損耗、車輛的折舊等成本都可以計算出來，但由於司機的年齡、經驗，對路線和貨物的熟悉程度存在差異，這使運貨雙方都有議價空間。司機們還要面對同行競爭，令他們的運費經常波動。

在運輸過程中，我們還會看到司機需要為路程上所有事情作出判斷，以及承擔卡車的維護。首先，司機需要自行計劃運貨的路線。這些路線的知識可以是以師徒關系傳承，也可以在行業內口耳相傳。另外，長途的貨運有時長達數天甚至十幾天，難免會產生故障，司機便要在路上定期進行維修，例如換輪胎、機油等。

找貨將成為過去

綜觀貨運平臺的發展，它對卡車司機生產過程的影響首先發生在貨物對接，近年則愈來愈向運輸的過程滲透。

經過接近十年的運作，貨運平臺累積了大量托運人和司機的資料以及運輸紀錄。透過建立一套標簽系統，平臺的算法能夠對數據進行分析、匯總和分類，大幅加強了貨物和司機匹配的準確性。從卡車司機的角度出發，根據司機的過濾標準，例如路線和卡車類型，平臺借著比較司機的選擇標準和貨物標簽，便能預測卡車司機接受每個運輸訂單的概率，並根據該概率對搜索結果進行排序。平臺的匹配算法還會分析卡車司機的交易記錄、當前位置和最近搜索，以確定他們對貨物類型和路線的偏好。

平臺以沈積下來的數據開發出一套愈來愈精準的貨物配對系統，這將逐漸取代以往那種隨機找貨的方式。以福佑卡車為例，它的系統有重組訂單的功能，同時還會直接向司機派遣運輸任務，配對的性質基本上已經消失。它的招股書在「智能調度」一項是這樣寫的：

我們最終決定由哪個司機發送訂單，這是我們重組訂單能力的基石。我們的平臺不僅可以將訂單調度到最合適的承運人，還可以將分散的負載重構和捆綁，顯著提高利用效率。直至2020年，在我們覆蓋的前20個城市，每筆訂單的無用行駛裏程同比下降22.7%，總共只有41公裏。

與貨物匹配同時發展的還有價格的計算。貨運平臺累積的大量交易數據，成為開發運費計算系統的原材料。根據距離、貨物重量、托運人需求和卡車司機供應​​等參數，平臺建立了專有的人工智能和基於機器學習的定價模型，能夠生成推薦價格，作為托運人確定實際價格的參考。由此，愈來愈多托運人現在只需要以推薦價格發出運單，再由平臺向司機推送，便能完成車貨的匹配。以往那種打電話問價議價的過程被直接省略了。

以一句話概括的話，平臺的算法已經接管了卡車司機以往決定貨運內容和收入的工作。當然，司機仍然可以選擇不用貨運平臺，靠自己找貨，但只要一接上平臺，他們便只是一個負責駕駛的勞動力，其余不能加快運輸速度的工作，一概都會由平臺執行。（關於這個轉變如何影響司機的收入，請看《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司機復雜勞動的分解

司機實際運輸貨物的過程已經成為平臺擴張影響力的新目標。事實上，卡車司機除了需要熟知運貨所使用到的各種道路（無論是高速公路還是下道），他們在計劃路線和趕路時還需要考慮路況，以及路線上的加油站、停車場等地點是否能為其提供足夠的支援。在操作車輛以外，卡車司機有大量計劃和臨時應變等任務需要完成。為了能夠趕及貨物運輸的時限，司機在路上作出的判斷繁多而復雜。

然而，自從貨運平臺累積起海量的司機GPS數據，龐大得足以覆蓋全中國所有的運輸路線，透過製造一個導航算法來分析這些GPS數據，它便有了瓦解司機們憑經驗計劃路線等復雜勞動所需的工具。貨運平臺的算法能辨認出司機以經驗摸索出來的、最受歡迎和方便的運輸路線。根據司機的出發點和目的地，系統能夠推薦一條時效最高的路線，由此簡化運輸貨物的難度。

2018年底，滿幫宣布與高德地圖合作，共同推出面向貨車司機的專屬地圖。所謂專屬地圖，便是滿幫將算法計算的運輸路線具體化的工具。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次合作的目的是：

此次合作是基於滿幫集團物流服務經驗和高德數字導航能力推出的貨運解決方案，高德為滿幫集團提供的能力包含貨車路徑規劃，專業貨車導航，獵鷹軌跡服務，自定義地圖，禁限行區域查詢等五個模塊。

這套高德地圖合作製造的專屬地圖，除了具備基礎的貨車導航能力，還會根據司機日常的運輸場景，提供限行禁止區域標識、加油站、停車場、物流園、服務站、汽配汽修點等信息。這個地圖實際上並不是以往人們因為迷路而查看的工具，它擁有主動指導司機駕駛的性質。例如︰

由於中國的大城市愈來愈多道路禁止貨車通行，還有很多橋洞等交通基礎設施設置了限高、限寬、限重等限製條件。 (…) 高德地圖於2017年12月專門推出了貨車導航產品，在用戶規劃出行路線時，會根據自己車輛型號，自動地避開違規路線，還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語音提醒。

在貨物運輸的過程中，高德將貨車導航的SDK嵌入貨車幫app中，不僅提示司機避開無法通行的區域及沿途的違章高發點，還會在導航過程中進行安全、路況等相關的實時語音播報。

即使是卡車司機在路上需要臨時應對的突發情況，這套系統（至少在宣傳上）也有一定的預知和提示能力︰

高德地圖還為貨車司機提供更豐富的安全提醒內容，包括前方有陡坡、急轉彎、車道變窄、車輛匯入、連續轉彎、落石等信息。

作為升級版方案之一的「AR導航版」不僅能為貨車司機在陌生城市和復雜道路提供更直觀的視覺引導體驗，還提供包括前車碰撞預警、車道偏離預警、前車啟動、紅綠燈和行人識別等一系列基於圖像識別的行車安全提示，讓貨運行車更輕松、更安全。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貨運平臺不斷分解卡車司機在路上所進行的各種復雜勞動。所謂的駕駛過程被分解成路線、路況和突發狀況等要素，以後又繼續拆分出它們的決定因素。以意外為例，貨運平臺企業將其分類，並且辨認出路線上哪個地點更容易發生這樣或那樣的事故，而且提前向司機推送訊息。這樣的分解過程，對於壓力巨大的司機來說，短期內可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不過，貨運平臺消除各種阻礙運送的因素，一方面能夠進一步提高司機的運輸速度；另一方面，卡車司機的勞動轉移到算法身上，使他們不需再進行原來的腦力勞動。擺在眼前的趨勢是：司機運輸過程的各種勞動逐步被平臺企業剝離出去。

新的處女地：自動駕駛

平臺企業不斷分解和轉化卡車司機勞動過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它的終點是司機們最根本的勞動，亦即駕駛車輛本身。與車貨匹配和導航系統不同，自動駕駛仍然在研究和開發的階段，要看到它大規模地推行，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然而，貨運平臺將會建立自己的車隊與散戶競爭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些車隊大概會是無人駕駛的車隊。

在2019年的一場訪問中，滿幫的智能駕駛事業群總裁、技術委員會主席唐天廣便提出：「滿幫定位很清楚，我們就是運營商，或者說是一個車隊更為合適，我們是需求方，也是將來真正使用無人駕駛卡車的主體。我們最初的設想，是自動駕駛在未來3-5年中，將會在幹線物流場景中實現，這也是滿幫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福佑卡車同樣表示會研究自動駕駛。在它的招股書提交後不久，中國首個幹線物流自動駕駛商業項目正式啟動，項目正是由福佑卡車與主線科技聯合發布。

在卡車無人駕駛這一環上，平臺企業的推動很快將會進入測試階段。以滿幫為例，它的發展方式是與一汽解放、智加科技和英偉達合作，由一汽解放生產自動駕駛的重卡，智加科技研發自動駕駛的演算法，英偉達提供圖像處理器的硬件。今年，智加科技聯同一汽解放推出的高級別自動駕駛重卡J7 L3將會量產。當這款重卡量產後，滿幫會將他們采集到的數據接入這款汽車，由此它便可以在有限的環境下開始進行測試。

現時量產的這款L3級重卡，仍然需要司機值守，但高速和國道上絕大部分的運輸時間已經可以由機器來控製。司機的角色是監察機器的運作，測試系統是否順利運行等。根據媒體的報道，應用這種自動駕駛卡車後，600-1000公裏的線路首先可以由雙駕變單駕，節約一個司機。而且，自動駕駛系統的感知範圍還要超越一般司機，使它的判斷和駕駛控製更準確。自動駕駛取代司機的情況大概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問題已經擺在眼前。

小結

根據滿幫發布的《2020中國幹線卡車司機大數據》，在平臺上接貨的司機平均年齡是37歲。其中，占比最多的司機是26-35歲，達37.98%，36-45歲的司機則占35.85%，46-55歲的司機占17.38%，25歲以下的司機占6.92%，56歲以上的司機占比1.88%。

交管局2019年數據則顯示，從駕駛人年齡分布看，司機主要集中在26至50歲年齡段之間，其中26至35歲年齡段占駕駛人總量的34.1%；36至50歲年齡段占38.6%。與此相比，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要稍微更大一些。但總的來說，青年和中年卡車司機的占比約莫相等。

現在，這批年輕和中年的卡車司機仍然為著在貨運平臺競爭搶單而怨聲四起，他們投訴運輸過程的辛勞、司機追趕運貨時限的困難，以及運費年年下降。但與這個情況同時發生的，則是他們的勞動力被不斷簡化的過程。由找貨、議價、承運，到路上的各種規劃、預判和應急工作，司機們需要勞動的範圍將會愈來愈少。

當自動駕駛的卡車在未來十年開始應用，我們將會看到一個由貨運平臺企業掌握的，生產力更高的物流運輸系統。在這套系統中，貨物將會透過演算法來匹配，同時由無人駕駛的卡車按照導航系統進行運輸。在整個過程，平臺企業節省了司機人為的找貨時間，同時又消除了運輸所需要作出的各種復雜腦力勞動，以及工人生理上的休息及其他飲食等的間隔。運輸時間因此可以大幅縮短，貨物的運轉周期也會進一步加速。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次物流業的巨大進步。然而，我們同時可以知道，當貨運發展至這個地步，它同樣會是勞動和資本矛盾更為激烈的時刻。等待著現在正值壯年的司機的是愈來愈單調、乏味和無聊的勞動。而且，現在某程度仍屬於個體戶的司機將會加緊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資本雇傭來監察機器的工人。貨運的時間不斷突破以往的極限，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人需要完全以資本的積累為前提來勞動。中國的貨運行業正在向這個目的地全速前進。

從集體罷工到個體抗議，外賣騎手有更被大眾理解嗎？

6月19日淩晨，沈陽的美團騎手楊某某把自己的美團眾包賬號註銷了。時間回到幾個鐘頭前，楊某某抓住美團App的系統漏洞，開始了接單——原地點擊「取單」——原地點擊「送達」，「完成」了253個訂單，共計953公裏，登頂了沈陽當地美團騎手的單日量榜單。一系列操作下來，楊某某沒有提現這兩百多單「賺」來的1200塊錢，在眾包App的論壇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團霸王條款真惡心」後，直接註銷了賬號。

楊某某的行為有別於工人集體參與、停止生產活動的傳統罷工，但縱觀過去半年外賣員的抗爭，類似的非常規形式並不少。5月20日，陜西渭南一名外賣員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續費才能拿到工資、完成離職手續；1月11日，江蘇泰州一名外賣員因被扣5000元工資、多次討要無果，在一配送站門口自焚……

抗議模式的轉變：集體罷工與個體抗議

2016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首次收集到了外賣員的抗議，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團外賣員開始了罷工。從地圖數據我們可以看到，5年過去，外賣員的訴求種類增加，從最初的討薪與加薪，外賣員也開始對加班、缺乏管理層監督、工作環境惡劣等問題提出抗議。

與此同時，外賣員集中反映的問題也從拖欠工資轉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資並落實相關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為訴求的抗議事件僅占抗議事件總數的22.22%，此後這一比例不斷上升趨勢，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賣員抗議全部與要求加薪有關。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巨頭不斷下調騎手送餐單價、增加各類罰款，外賣員要求加薪的聲音愈來愈大正正反映了，當企業將壓縮經營成本轉嫁到外賣員身上，變本加厲的剝削直接影響了騎手們的生計。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議，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聲浪之外，其中6起的參與人數超過100人亦值得關註。我們曾在2019年年尾發布的《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一文指出，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在2014年至2019年間明顯縮小，例如數千名出租車司機參與的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但這一下降趨勢在2019年後出現了變化。從單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來看，規模超過100人的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在過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這一上升趨勢在外賣員群體中最為顯著。

僅從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很難判斷超過100人參與的集體行動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們也不難看到勞動者通過互聯網，持續不斷地建構勞動者之間的聯系。其中，最廣為人知、成效最大的，無疑是外送江湖騎士聯盟，聯盟「盟主」陳國江通過與身邊的外賣員加微信、拍下與工作相關的視頻、建立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幫從業者解決解決勞動糾紛，也利用網絡視頻平臺傳播了外賣員群體的聲音，成功令企業對損害外賣員權益的事件做出回應。

盡管陳國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讓勞動者互通有無的公眾號在微信上活躍著：「青年騎手之家」、「的哥的姐驛站」、「卡友地帶」……這樣的網絡聯結也為大規模動員奠定了一定基礎。將互聯網的作用充分發揮的一次大型抗議發生在滴滴司機中間，2月底，針對滴滴平臺在未與司機協商的情況下下調起步價，司機們利用微信上的「接龍小程序」發起「3月1日停運」的活動，並呼籲大家轉發，6小時內有1600人表示願意參與。

在較大型抗議數量回升的同時，本文開首提及的數起個人抗議行為也引發了龐大的輿論。騎手的個人抗議雖然不以改變平臺算法的壟斷、爭取勞動者的話語權等集體利益為直接訴求，但燒毀工作服、送餐箱的行為比起傳統的拉橫幅、靜坐、罷工更有表達憤怒、劍指平臺的意味。而用類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團一把的外賣員楊某某，一方面用個人的力量讓企業承受損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無法再被外賣行業聘用、甚至面臨刑事責任的後果，無疑是決絕地離開了滿是壓榨的外賣行業、向他口中的「霸王條款」說不。

外賣員抗議如何被看見？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雜誌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深度報道發出後，外賣行業受的輿論關註顯著提升。但由於罷工在簡體中文媒體中的敏感性、勞工議題在輿論場中長期的邊緣位置、大眾缺乏對罷工作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為消費者的大眾仍然難以看見外賣員的各類反抗，遑論對外賣員群體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國的防火墻內，建立「打工人」之間的團結仍任重而道遠。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信息來源也許可以側面反映大眾接觸到工人抗議的途徑。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賣員罷工均為微博、抖音、頭條等多個網絡平臺上的用戶報料，消費者在外賣平臺下單後等待接單時間變長，大眾猜測外賣騎手罷運，才導致餐品無人接單或配送。類似的網絡討論非第一次出現，但也只有當廣大消費者最日常的消費行為被影響，大眾的註意力才轉移到消費行為的上遊，開始大範圍討論外賣從業者的勞動情況。

在互聯網有限的對騎手罷工的探討中，不少網友表示了對外賣員的理解：「如果我點餐遇到了這樣的騎手，我就找平臺，和騎手無關」，「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這樣的單子，我會餓著肚子一起幫罵美團」。盡管消費者承受了時間或金錢的損失，但見到平臺始終無意解決與勞動者之間的矛盾，消費者也願意作出部分的犧牲，從而幫助外賣員抗衡系統、達成訴求。

但與此同時，對罷工行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聲音顯得格外刺耳。對於楊某某搶單後沒有送單的行為，有網友表示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為平臺、商家甚至是顧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損害；對於當街焚燒外賣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為，亦有網友認為此類更激進的行為擾亂了社會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鋪天蓋地關於外賣員的報道之下，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上述對騎手反抗行為提出的責難，也顯示出了在了解勞動者切實的困境之後，大眾對外賣員罷工的理解與支持並沒有同步跟上。當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缺乏議價空間才是主要矛盾，大眾對外賣員有所苛責時，本應瞄準勞資矛盾的輿論，也轉向了勞動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沖突，模糊了焦點。

愈來愈多的外賣員利用社交媒體記錄自己的勞動、反應行業問題，消費者在網絡上對外賣員勞動權益的討論也變得熱烈，外賣平臺呢？在勞動者和消費者都自發解決問題的時候，企業方仍躲在算法後面，外賣員的一次次發聲也變成了隔空喊話。近期增多的個體抗議讓更多人見到平臺的不作為，並切實感受到外賣員的憤怒，和外賣員一起把企業從算法的掩護中拉出來、促使企業接受外賣員的訴求，才是所有打工人應該一起做的事情。

平等就業權：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職場反抗

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小馬被公司辭退了。此後兩年，她只能輾轉於零散的工作之間——聲演、播客……

「為了拿到一份工作，我不會特意向新公司表明我的跨性別身份。有時，招聘人員看到我第一眼就會直接罵『人妖』，真的非常侮辱人。」小馬說。

小馬的前雇主是杭州一家娛樂公司，2019年，公司突然終止了與她的勞動合同。公司表示，鑒於小馬做了性別重置手術，他們在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讓她）跟男藝人好，還是跟女藝人好」。

隨後，小馬以平等就業權受侵害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也成為了中國首個跨性別平等就業權案。「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此前，中國跨性別者曾以被違法解雇為由，向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法院在2020年作出的終審判決判定，公司並沒有侵害員工的平等就業權，公司擁有用工自主權。小馬說：「公司說炒掉我是因為我上班遲到，這明顯是個借口，我們上班時間很靈活，大部分同事也經常遲到，但他們都沒遇到什麽事。」

從小馬的經歷中，我們也能看到中國跨性別勞動者普遍面臨的職場困境。《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跨性別群體的失業率高達11.87%，是同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的3倍。另一2016年發表的研究顯示，14.3%的受訪樣本曾因自身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失去過工作機會。

北同文化（原北京同誌中心）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支持下，於今年五月發布了更為詳盡的《全國企業性/別多元友善度調查報告》。在該調查涉及的122家企業中，僅有13.9%的企業規章製度明文規定了反歧視或機會平等的內容，已經開展性別多元培訓、設有性別多元友善小組更是不足10%。

在跨性別者發起的勞動爭議中，2020年一起罕見的勝訴判決引起了較多關註。該案原告高某某為跨性別者，在休了兩個月病假、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後，她卻被公司辭退了。最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電商平臺當當網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不少人將該案視為中國跨性別人士權益保障的一大進步，「當當網男員工變性以曠工被解雇」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3.8億，法官在判決書中寫下的一段話更是被廣為傳播：

「現代社會呈現出愈加豐富多元的趨勢……我們習慣於按照我們對於生物性別的認識去理解社會，但仍然會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表達他們的性別身份，對於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表達，往往需要我們重新去審視和認識……」

法院判決當當網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應繼續履行與高某某的勞動合同，支付高某某病假及正常出勤的工資共計12萬元左右，並認為高某某有權使用辦公室的女廁所，其他同事應當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別。該院強調，高某某的性別更改經過公安機關認可、有法律效力，「其他員工的恐懼、不安和倫理尷尬」造成了職場歧視，同事應以包容的心態與其共事。

不過，就在該案一審結束後、當當網準備提請上訴時，公司向高某某發送信函，言辭間盡是冒犯與挑釁——不僅以「先生」稱呼，還建議高某某作為「精神病人」，自行配備安保人員，以免精神病人發作時其他員工受到傷害。

目前為止，該案被視為最清晰、最大程度保障跨性別人士職場權益的法律勝利。但該案是以勞動爭議而非平等就業權為案由，案件的三點爭議集中在勞動合同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法律依據、合同是否應繼續履行、病假期間及合同違法解除後員工工資應如何計算。可以說，平等就業權在本案中是否遭遇侵害，並非判決的核心內容，也沒得到充分的討論。對此，任職於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龍大瑞（Darius Longarino）指出：

「法院判決並沒有明確表示不論性別認同，人們都應該得到平等對待。判決書更多聚焦在高某某滿足了從一個性別轉變到另一個性別的法律條件。」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教授劉明輝表示，要打贏跨性別歧視的案子仍十分困難，舉證責任由原告承擔，光這一點已經很難滿足：

「人們對跨性別者的同理心越來越強，媒體對這類法律案件的報道也能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要給性少數勞動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還有更多切實的工作要做。」

等待著外賣員的未來是什麽：香港Foodpanda外賣員行動後記

7月15日，約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賣員來到公司在上環的總部，與資方進行談判。過去幾年，香港外賣員有零星的集體行動，這次是其中一家外賣平臺Foodpanda員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議。

參與行動的外賣員代表均來自網絡上的外送員群組。他們於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於尖沙咀的辦公室，要求與管理層會面，討論當時仍然生效的接單率規例（該例之後被資方取消）。經一輪波折後，再在7月15日當天與資方會面。工人提出了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

外賣員表示，自疫情以來，單價便持續下跌。近月，Foodpanda還兩度更新底價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價，平均每單扣減1元（港幣，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單率劃一服務費，按「市場供求定律」每兩星期更新底價，令外賣員的工資波動更大，令員工甚為不滿。另外，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一直出現各種問題，包括自動錯過訂單、誤算外賣員拒單率，令工人無故蒙受損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統設計等。

現時，以步行送餐的外賣員每單約可賺到20-30元，車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數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賣員向香港獨立媒體表示，今年工資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試過工作3小時只賺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賣員提出的訴求不少都跟應用程式的設計等技術問題相關。首先，接單率的兩個訴求牽涉到Foodpanda的系統設定。外賣員向中國勞工通訊表示，系統偶爾會無理計算工人拒單，工人因為網絡問題收不到通知，又或進入了電梯等環境，系統在此時派單，便容易計算工人拒單。另一方面，Foodpanda的應用程式不設申訴流程，外賣員遇上系統問題需要投訴，往往要自行發電郵聯絡客服，費時失事。

至於貨到付款服務，行內稱COD（Cash on delivery）單，即外賣員需要在交收商品時代收現金。由於香港的電子支付並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戶仍用現金交付，一天約有一半單是COD單，外賣員因此要負責代收，之後再轉帳給公司。不過，外賣員指收錢和轉帳程序麻煩，而且還會出現計錯數的情況，多扣工人工資。

此次勞資談判足足歷時4小時，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業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會後，外賣員指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疫情以來，香港外賣員的勞動處境

自2014年開始，外賣平臺開始落戶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開始在香港營運，Deliveroo在2015年進駐，UberEats則在2016年登陸。現時香港外賣市場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則占10%。

外賣平臺最初的擴張並不順利。以Foodpanda為例，該公司在香港發展3年後，在港島仍只有與約200家餐廳合作，九龍區不足100間，新界大部分地區更是未開發狀態。而且，大多數與外賣平臺合作的都是高檔餐廳和連鎖店，送餐服務費也高，使其消費群較集中在白領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發，外賣需求激增，接入外賣平臺的店家不斷增加，服務費也有下降趨勢，同時更多工人湧入該行業，平臺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長。

與其他地方一樣，香港大部分外賣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與平臺訂立合同。外賣員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購置。一位在天水圍做騎手的外賣員告訴我們，在入職前，Foodpanda的外賣員便要先付200元購買製服和保溫箱。他的單車也是額外自購，價格約1200元，加上自購的頭盔，未工作便先耗費約2000元。

不過，香港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與其他地區有不少差異。當客戶跟餐廳下訂後，騎手和餐廳的手機會同步響起，外賣員便要決定是否接單，拒單會計入數據中。以這次發起行動的Foodpanda騎手為例，騎手只能從系統一單一單地接。接單後系統便會指示出目的地，車手需要完成這個訂單後，才能接新的單。只有在同一個餐廳收到兩張單的情況，騎手才會收超過一張單，不過這時系統會指示先後次序，所以外賣員仍然需要根據系統的指示送餐，沒有自行組合訂單的自由度。

由於不少外賣員都是在各社區內部送餐，活動範圍有限，用腳走或是用單車便已經足夠，並非所有外賣員都使用電單車，跨區送餐的更少。騎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單車徑，不用出馬路駕駛，暫時還未發生過意外。不過，這並不代表送餐過程完全順暢。系統使用直線距離計算路線，不僅與實際的路徑脫節（騎手需要繞路，而非筆直地走），同時不會考慮上坡等情況，因此騎手送餐的距離和付出的精力往往遠高於平臺的估算。

在整個送餐過程中，外賣員雖然提到系統會計算工人的送餐時間，但並沒有超時罰款的規例。平臺仍然會記錄超時情況，有騎手便因為送餐時間多次過長被開除。不過，系統的時間計算似乎是以間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製外賣員的勞動強度。

由於發展時間還比較短，香港Foodpanda平臺對外賣員的勞動控製仍在相當初期的狀態。首先，應用程式內的路線計算不準確，使騎手有些時候還是倚靠自己的經驗送餐。送餐時間的計算，則遠遠未發展出與時間競賽和罰款的懲罰機製。平臺以拒單率來決定騎手的底價基準規則，也因為引起外賣員不滿而決定收回。外賣員對平臺系統的各種缺點和故障的不滿，亦間接反映了現時香港外賣平臺技術力量發展的情況。

當然，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賣員沒有受到諸如平臺的訂價機製及規章製度宰製。事實上，Foodpanda擁有開除外賣員的絕對權力，無須給予任何理由。平臺訂價方式的改變，亦持續威脅外賣員的生計。平臺以自雇方式與外賣員簽約則使它享有節約大量勞工成本的操作空間。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香港外賣員的處境，我們還可以拿中國內地發展得較成熟的外賣行業作對比。在內地，每天高峰時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訂單，騎手的處境更為高壓和緊張。平臺會持續把訂單推送給外賣員，因此出現了騎手接超過一單訂單、自行組織路線，甚至接單後再長時間停在一處搏取更多訂單的「吸單」情況，騎手的送餐時間被壓縮得更短。

另一方面，為了要每個外賣員完成更多的訂單，內地平臺對外賣員的控製更強，差評和超時不但會被系統記錄，影響騎手之後的接單質量，也會直接罰款，一單超時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資。內地騎手大多駕駛電單車在大街上穿梭，為了追趕系統定下的時間，出現的事故和傷亡往往特別嚴重。在香港，這些情況還沒有普遍地出現，但外賣行業經過疫情帶來的發展，平臺之間單量急增，競爭日烈，離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後，香港外賣行業的發展路徑

隨著香港的外賣平臺因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臺之間的競爭將會更為激烈。近兩年來，平臺之間的宣傳戰不斷，地鐵、電視、互聯網均充斥著外賣平臺的廣告。平臺的網絡亦不停擴張，以Foodpanda為例，它的外賣覆蓋範圍已經擴張至離島以外的全港各處。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訂閱製pandapro，客人需繳付65元月費，便可獲取每月5次的免運費等優惠。

參考中國內地美團、餓了麽的發展路徑，當外賣平臺擴張時，資本之間的競爭往往以價格戰等補貼形式發生。外賣騎手的配送費是來自顧客支付的服務費和平臺部分轉付的商家傭金。由於平臺不斷補貼消費者的送餐費和店家傭金，當騎手的配送費不變時，平臺便要額外作出支付。長期的競爭壓力，使平臺的負擔愈來愈重，這裏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賣員來承受，外賣員的單價因此會被壓得愈來愈低。同一時間，更多外賣員因為行業急速發展以及門檻低而加入平臺，又使低價得以維持。

曾在北京送外賣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曾經談到單價下降的情況︰「像以前都是10塊錢一單，甚至11、12塊，然後逐漸變成9塊，8塊，7塊……像小城市的話就更低了，北京的話，他們是有一個進階：你跑了500單以後，是8塊，跑過900單以後，是9塊。那就只能拼命跑，這樣他就掙的更多了。」

從中國的經驗來看，隨著外賣單量在競爭和擴張的過程大幅增加，平臺為了更徹底地控製本來較為零散的勞動力，還會開始實行各種鼓勵和懲罰的機製。一邊廂，是推出騎手的等級製，透過記錄和評核外賣員的接單量和工作時間，提高忠誠工人的單價和訂單質量。另一邊廂，則是不斷壓縮外賣員的勞動時間，對不能順利完成送餐的員工實行罰款，進一步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

在香港，距離發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包括電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區的道路設計，都是阻礙外賣行業發展的困難。然而，像單價下降這樣的情況已經開始發生，以往外賣員一小時接3單訂單，一小時賺到90元，「遠超最低工資」的情況大概會愈來愈少。

面對未來，香港的外賣員需要更強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賣行業急速成長的時期開始，中國勞工通訊便收錄到愈來愈多的工人集體行動。圍繞著抗議降薪、欠薪和罰款的訴求，工人的抗議數目從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別57起和45起。不過，在工人組織受到資方和政府打壓的情況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動的勇氣，也只能延緩降價的速度。工人實踐的經驗證明，沒有足夠的外賣員集體行動支持、沒有一個有系統和策略的工人組織，以及社會大眾對工人情況的認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資方的打擊會相當困難。

幾乎可以預見，香港的外賣員也會面臨平臺大戰、降價、勞動控製不斷加強的情景，問題可能只是發生的速度和形式。現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業的工人仍然對外賣行業和外賣員的情況一無所知（或者除了記住了幾個廣告之外）。我們需要更多有誌的工人和青年調查揭露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同時讓一眾外賣員知道行業接下來的變化，為更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做準備。

香港《蘋果日報》被停運 壹傳媒工會的最後工作

香港《蘋果日報》及《壹周刊》6月23日停運，至今已經一個多月。兩份刊物的結束，有別於過往因財困而倒閉的任何一家香港傳媒。自2014年遭廣告商集體抵製後，壹傳媒集團收入大減，但前年推出的訂閱製為集團帶來可觀的收益，財務狀況尚算健康，集團形容此舉「成功實現主要戰略轉型」，現金結余至今仍有超過3.3億港元。

及至6月18日，香港警察國家安全處第二度搜查壹傳媒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5名高層，並凍結報社資產1800萬港元，其後香港的主要銀行都不再能與壹傳媒集團進行正常交易，使得有4億港元在手的壹傳媒集團「有錢都用不了」，致未能支付薪金及遣散費，衍生出千人規模的勞工權益問題。

勞工權益被「踢皮球」

前《蘋果日報》記者艾先生（化名）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公司結束營運去到目前為止，好多部門開始沒有接頭人，變相公司對員工或前員工的消息發放，成了口耳相傳的狀態，而不是經一個正規的渠道去發布……我至今仍聽到不少同事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他稱自己生活壓力不算大，故早前請纓為其部組統籌討薪工作，解答了很多前同事關於薪金、遣散費的查詢，也成為前同事與勞工處的溝通橋梁。

艾先生透露，不少前壹傳媒同事已聯絡勞工處，處方也設立了專責人員負責被遣散的員工，如告知應追討款項的手續。對於當前的情況，他再三指出：「公司有資金，但政府不讓公司支薪，然後著員工向勞工處求助，變相讓員工做劊子手，向公司落井下石。撇除對公司的感情，按道理及情理，這事件還是不應該發生。」他又提到，著前員工去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頗不合理，因為此基金本身是為了一些財困公司的雇員而設，但「壹傳媒有錢架嘛，破咩欠啫？（壹傳媒本身有錢啊，為什麽要申請「破欠」？）」他認為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壹傳媒資金被凍結。他保守估計，此次的資金問題恐會擾攘數以年計。

根據勞工法例，雇主必須在工資期屆滿後或雇傭合約終止後7日內支付工資給雇員。然而，因為銀行戶口被香港保安局凍結，壹傳媒集團無法進行正常交易，前員工們至今未獲集團支薪及發放遣散費。7月初，壹傳媒集團內部訊息指，遣散費暫由宏利強積金公司代為支付，目前已有前員工收到遣散費。

壹傳媒停運 工會進行最後努力

《蘋果日報》及《壹周刊》不復存在，上千名員工頓時失業。壹傳媒工會則於7月24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當日與會者除了一致通過工會的財政報告，亦通過於7月31日解散工會，以及將工會余款捐予香港記者協會。

最後一屆工會的理事仍在工會解散後，繼續義務跟進離職補償等問題，同時在Facebook設立了「壹齊搵工」（一起找工作）群組，希望方便不同部門的同事交流求職資訊。由6月28日至今，群組為前員工搜羅了80份工作，工種包羅萬有，包括公關、市場營銷、私人助理、NGO幹事、軟件或程式設計師等等，惟幾乎沒有編采的工作。

該群組同時詳列前員工們可以走的4種討薪程序，分別為 (1) 到勞工處落案、(2) 上勞資審裁署追討、(3) 申請清盤、(4) 領取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記者曾向壹傳媒工會前理事長潘柏林查詢工會前理事們的後續工作，但他婉拒道：「壹工會隨著絕大部分同事離職，都要啟動解散程序，抱歉因為事忙，不能夠接受你的訪問。」

前《蘋果日報》采訪主任、壹傳媒工會創會理事蔡元貴向中國勞工通訊提到，普遍而言，工會一向維護員工的利益，周旋的對象向來是雇主。他憶述，黎智英很崇尚自由經濟，工會幾乎可說是自由經濟的天敵、市場經濟的天敵，工會不會站在自由經濟那邊，所以「我都幾肯定肥佬黎唔鍾意（工會）。（我們都挺肯定黎誌英不會喜歡工會）」，然而另一邊廂《蘋果日報》很關心基層利益，永遠都站在雞蛋一方，理論上勞工階層是雞蛋，我們也常大篇幅地報道社會上的罷工事件，「基於面子及報紙的定位」，沒有可能只幫別人的工會發聲，卻又打壓自己的工會，所以管理層沒有打壓工會，工會當年的籌組過程也是順利的。

壹傳媒工會2009年成立，當年管理層在金融海嘯後提出「減薪3%」的方案；其後《蘋果日報》管理層更一度打算將保險公司、地產公司的經營方式引入報紙，記者要追點擊率及產量，上述措施引起員工極大不滿。「工會喺呢邊面都唔發聲？仲有咩好發聲？（工會在這個問題上都不發聲，還有什麽好發聲的？）」蔡元貴多年後向中國勞工通訊說道，當年工會帶頭發起反對行動，包括將反減薪的貼紙貼滿墻壁，還將一些標語展示送達時任立法會議員、職工盟成員李卓人的手上，而上述兩項計劃在強烈的反對聲中告吹。這是蔡元貴記憶猶新的工會往績。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不少建製派支持者到包圍蘋果大樓，阻止貨車運報。在工會號召之下，同事一連數晚以各種方法對抗「圍蘋者」。蔡元貴直言，今次《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不是因為管理層的問題而導致停刊，在這一方面，工會是無能為力的，宏觀地看其實整個社會都無力，這不僅是工會的遭遇，其他範疇亦然，「工會真系做唔到嘢（工會真的做不了什麽）」，《蘋果日報》員工成為受害者的一部分。

對於《蘋果日報》及《壹周刊》的停運，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早前坦言，作為新聞工作者，他對此感到心寒，而停運「並非由於自己無法經營或被讀者放棄，而是因為無法控製原因」。他回應中國勞工通訊查詢時指出，《蘋果日報》依然是上行中及受歡迎的傳媒，付費用戶數量是高的，各部組穩健地發展，如果籽、財經、賽馬版。

根據記協的Facebook指出，迄今為止記協已向壹傳媒集團失業員工派發兩輪現金券，涉額超過港幣10萬元，現金券主要捐贈者為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另有不少熱心市民轉交的現金券。陳朗昇指出，記協一直計劃進一步協助壹傳媒的失業員工，如搜集更多現金券或禮券的支援，惟書簿費、膳食費等各項費用始終需要以現金支付，故希望於一至兩個月內做到現金支援，為有家室的記者緩解燃眉之急。

緬甸服裝廠疫情肆虐，全球品牌忽視其責任

緬甸疫情加劇，每天的感染死亡人數都在上升。自7月以來，新冠病毒感染率迅速攀升，平均每日新增病例達到5500個。

軍方數月來對公民抗命運動（CDM）的鎮壓，導致緬甸的醫療服務和設施癱瘓。軍政府封鎖了緬甸國內的醫療保健供應鏈，突擊私營氧氣站，並收繳氧氣瓶，使得疫情進一步惡化、感染死亡人數飆升。據報道，有誌願醫護人員被逮捕或殺害。參與了公民抗命運動的醫生、護士及其他醫療衛生工作者都在躲避軍方的迫害。

據報道，人們不願意去軍方經營的醫院就診，而其他醫院因為反對二月軍事政變的罷工而空無一人。一些仍在運營的醫院，則面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

盡管感染人數激增，但服裝廠仍在運作，雇主強迫工人們照常生產，且不遵守任何國際品牌、工會和供應商達成的疫情期間工作準則。原本根據這些準則，工人的工作崗位應至少保持兩米的距離，工廠應執行衛生和防護規定，受感染的工人有權休帶薪病假。

據當地報道，一些工廠已經發生了與疫情相關的死亡案例，但工廠仍持續開工。這些工廠中許多是Zara、C&A等國際品牌的供應商。

在工廠裏，工人們工作和休息時都擠在一起。口罩和衛生用品也十分緊缺。資方未向工人提供洗手液，洗手間裏也經常沒有肥皂，一些工廠甚至沒有洗手池。

由於車間衛生狀況不良，工人們在工廠裏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許多工人因此患病，一些人有諸如失去嗅覺等感染新冠病毒的癥狀。缺乏隔離措施將工人暴露在更大的風險中。

進出工廠的交通也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工人們乘坐渡船穿越仰光河，但船只超載，情況十分危險。

緬甸的狀況與鄰國印度在今年5月爆發的第二波致命疫情面臨的種種問題非常相似。

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WFM）呼籲從緬甸采購產品的國際品牌，確保其供應商遵守疫情期間工作準則，並及時報告工廠中的感染情況。工會主席Khaing Zar Aung表示，IWFM將繼續監督工廠，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權利。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在英遭遇勞工爭議，華人會參與工運嗎？

英國政府宣布了BNO簽證（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新政策，為BNO護照持有人及他們的家人提供了便捷的移民入籍新途徑。一時間大量香港人紛紛離港赴英發展。然而不少人移民過去都會面對重新找工作、適應當地政策法例、甚至勞工權益問題。

中國勞工通訊特約撰稿人李雨夢在倫敦訪問到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經理林懷耀（Jabez），請他談談華工在英國爭取勞工權益的狀況。這個從1970年代移居到英國的香港人，信奉國際社會主義多年，於70年代有份成立組織「華人工友」，並且出版同名雜誌於唐人街一帶派發。

多年以來，他在英國一直有份協助華人勞工爭取權益及提供法律咨詢支援，身處其中多年，目睹華人社區與英國工運幾乎是兩個沒有交接的平行世界，華人工會組織難以在英國生成，「英國華人圈子根本沒有工人運動這回事」，在林懷耀眼中，他認為「偉大華人社區有另一套運作至今的模式，從老板到工人都在這套製度裏面，而這是很主要的原因導致工人運動在華人社區難以存在，而華人社群的剝削情況更為嚴重。」

1977年，林懷耀參與創立「華人工友（Chinese Workers Group）」，那時起便開始了與勞工權益及華人社區有關的工作，回憶起創立華人工友的起始，他稱是「一群年輕人在尋求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覺得要走向工人，故找了華人工友這個名詞，意思是服務華人社會裏面的工人群組，不是什麽工人運動，只是服務工人的社團，提升華人工友對於自身權益的認識」，他形容其實是類似市民咨詢處的組織，並不同於傳統上對工人運動的認知。

從香港初到英國，對於當地工人運動的深厚傳統，年輕的林懷耀當時感到非常詫異，「原來工人可以罷工至更換政府的？」相較之下，他指英國華人采取罷工手段來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已經屬於非常激進（radical）的行動，「英國有工人運動的傳統，他們的傳統不只是著眼於立即改善自身的工作環境，而是關心社會事務，甚至進一步介入社會事務，但當地華人沒有這樣的覺醒。」

林懷耀認為，英國華人跟英國社會沒有融合過，華人社區甚至自成一角地形成了一套「另類」的工作製度，致使他過去從事華人勞工權益的工作，也只能局限於咨詢及提供法律支援的層面。

華人社區的另類運作模式

故事要從1960年代說起。

當時來到英國的華人社群，主要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為主。「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很多人逃難到了香港，當時人口從數十萬增加至二百萬，當香港原有的農業不足以支撐龐大的人口需求時，港英政府便要從各地采購便宜的植物來維持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導致當時新界很多原居民的生計出現問題。」

由於在香港難以謀生，而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擁有英國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簡稱CUKC）身份，擁有英國居留權，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國另覓出路，「英國社會有種族歧視，如果不懂英文、沒有城市技能，難以在本地尋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對於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視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從香港來的原居民，沒有融入到英國社會。」

遠洋到來，卻無法融入當地，為了謀生、寄錢回鄉養妻活兒，當時的新界男兒想到了一條能夠在異地維生的生存方式，「當時殺出了一條血路，就是飲食業」，在還未有大規模中餐館的年代裏，所謂飲食業只是小型的外賣檔，「賣雜水呃鬼佬（賣雜碎騙外國人），但又能維持生計。」

那個年代到來的香港原居民，心裏想的仍然是終有一日會回港落葉歸根，「賺完在當地的生活費後，剩下的收入就盡量寄回香港，永遠報稅時都報自己是虧錢的，因為全部都是現金交易，甚至不報自己有收入，這是當時的傳統」，瞞稅的「傳統」一旦奠定下來，就逐漸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直到《1971年英國入境法》（U.K. Immigration Act 1971）出臺，該法案限定了CUKC身份人士只有在自己、配偶、父母或祖父母與英國或其外島具有關系時，才能擁有居英權。林懷耀表示，政策由出臺到1973年落實期間，這批原居民要面臨的抉擇是∶到底要回去，還是把妻兒接來英國？

「那個法令的目的原來是想杜絕英國殖民地的人繼續過來，結果造成了每個殖民地群體來英的人數都大幅上升」，新界原居民也不例外，把妻兒都接過來英國生活之後，外賣檔便由幾個新界男人合夥的方式，轉型成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模式：

「有很多免費勞工出現了，華人社區領袖給予我們一個很溫馨的圖像便是華人是很家庭導向的，很喜歡一家人一起工作，但這個溫馨圖像背後是全家人參與進一個生意裏面，妻子變成24小時無休的狀態，兒女成為了免費的童工，在這個美麗圖像底下，為了家庭，收入應該是全部給予家裏的，結果便是繼續延續瞞稅的傳統。」

如是，新界原居民到來英國發展定居，形成了當時英國華人社群的雛形。

中式餐飲業在英國的發展，從最初的外賣檔、轉成家庭模式經營的檔口，「有些生意較好的，就變成了餐館，小餐館再變成大餐館，再到更多大餐館出現時，就累積成了唐人街，但這些餐館全部都是同樣的背景、同樣的經營方式。」

林懷耀說，這套華人社群的另類運作模式，從老板、工人以至如會計師等專業人士，都有份參與其中。「英國本身是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年假等勞工權益的保障，如果老板每年報稅時指自己是虧錢，但又按最低工資聘用全職員工時，這說不通。所以形成了一套潛規則，就是在招聘時候已經表明，若果全職是400磅包薪、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至十一小時，報稅時就報稱為兼職，會計師亦會為老板把帳目整理妥當。」

華人老板一方面對工人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又會以「為你好」的方式去令工人信服這套另類的運作模式，這也是當年林懷耀在進行提升華人勞工權益意識工作上，面對的困難之處，「老板會跟工人說，這是為你好的，當我為你報較少收入的時候，你就可以申請房屋津貼（housing benefit），小朋友在學校又可以有免費膳食，是不是為你好？」

以上情況，林懷耀指最常見於餐飲業以及圍繞餐飲業的工種，「即使今時今日，這裏有一個非官方、但又很公開的態度，就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

唐人街華人工人的維權行動

唐人街不可以有工會，但華人工人爭取自身權益的行動，不是完全沒有。

1983年，年輕的林懷耀終於有機會協助工人。

「那是在唐人街一間三層樓高的中餐館，當時老板要轉手，把餐館賣給另一個人，轉手前一兩個星期才通知員工，新老板不會聘用你們。但根據法例，英國有業務轉讓（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條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員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員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華人社區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認為給予兩星期通知已經是盡了人事。」

林懷耀回憶起這段接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指當時有工人拿著他們製作的《華人工友》雜誌，前去尋找組織尋求協助，「那時寫過一些關於工人權益的內容，沒料到真的有人看」。於是，林懷耀透過法律中心，為工人們向該名老板提出控告，「有史以來，第一次唐人街老板會被人告」。

他還記得，當初那名老板的嘴臉，「他一開始時還很惡的，他說，你去告吧，你有什麽本事告？你有錢告嗎？但法律中心是不收錢的，於是便控告了他。」後來老板直接走去找林懷耀，「他跟我說，我這樣是不合規矩，我反問規矩不是法律嗎？他說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我打去法律中心，然後告訴他，說法律中心指沒有一回事叫中國人運作是不同的，他拋下一句∶『你耍我嗎？』」

最終案件上到勞資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直到踏進法庭門口那一刻，該名老板終於改變態度，「他說，讓我們談一談，事情便在庭外解決了，其實好像在玩Show Hand遊戲，看到底是誰底牌大，這個情況是那個老板先怯了，故此就把事情解決了。」

事情解決之後，林懷耀印製了一份《華人工友》號外報道這則案件，有另一名工人找他尋求協助，「是一名在病假期間被解雇的廚師，我同樣是以法例去跟他的老板談判，後來那名老板叫我和廚師一起到餐廳拿遣散費，怎知去到之後，就被裏面的爛仔拳打腳踢，連我母親留給我的玉佩都破了，但要傳達出來的信息是很清晰的，就是這些事情不可以再做。」

華人社群不是沒有嘗試過組織工會，但林懷耀表示最終還是不成功。

「後來我有嘗試組織了一個華人飲食業工會，是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裏面的分支，當時倫敦市議會算是頗激進，鼓勵少數民族的飲食業工人進入工會，在它們的資助下，我們亦有意成立一個華人工人的工會。」

這個工會組織持續了只有大約兩三年，最高峰時候只有30至40人參與，「有時會每個星期都有討論、有每個月的會議，但最終都是不太成功。」

原因是什麽？林懷耀續說：

「我們華人傳統的另類製度的吸引力比較大，對於一些工人來說，如果要入工會，即意味要正式報稅，代表拿不到房屋津貼、小朋友上學要付費吃飯，這些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很現實的考量。」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遭遇勞工爭議

時至今日，這套模式仍然在運作。

「目前我手上已經有兩個個案了」，目前林懷耀於克尼華人社會服務中心擔任經理，繼續為華人社群提供支援及協助，他指在BNO簽證的政策底下，愈來愈多香港人選擇移民到英國，在初來到埗的情況下，有人會走進中餐館工作。

「有一個香港人的個案是，他在Cambridge的中餐館做油煲（負責炸物工作），工作了五日，就被老板罵了五日，最後一日又被老板以粗口謾罵，甚至恐嚇要打他，結果他終於忍不住即時離職，但被老板反指沒有一星期通知，反要他賠錢，甚至說會找律師追究。當事人很擔心會被控告，最終由我去代他與該名老板聯絡，我只是根據法律與他溝通，最終事情也解決了。」

持續了接近半個世紀的經營方式，林懷耀看在眼裏，直言剝削程度比起英國社會普遍情況嚴重得多，「他們會告訴你，被中國人剝削比被外國人剝削好，我們是同聲同氣的。我一聽到『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話，就知下一句是『然後便是搵你笨（隨便占你便宜）』。但『大家是中國人』這句說話很有用，被剝削的那個人，都把自己視為這個遊戲內的一部分，因為要拿政府的福利及好處。」

對於移民與英國工運的關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高級講師Tim Pringle表示，「歷史上，英國工會運動從移民浪潮中受益良多。今後，移民也將繼續帶來他們在工會組織、談判和抗議的傳統，豐富我們的運動。盡管剝削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質上資本主義是沒有國籍的。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歡迎來自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移民加入工人運動，共同組織起來反對工作場所和社會中一切形式的剝削和歧視。」

在林懷耀看來，要發展英國華人社群的工運仍相當困難。「我不敢說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難度真的很高」，林懷耀說，不是完全沒有華人參與當地的工運，「有很積極的參與者，但都是以個人名義為主，我也認識幾個。有沒有人相信工會呢？有，但主要是公營部門或自己行業本身已有的工會，例如倫敦運輸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積極，但也會承認工會是代表他們的。」

在英國從事勞工權益及提供咨詢支援工作多年，雖然在華人社群中難以喚起太多關於勞工權益的覺醒，但對於將來，林懷耀坦言並不悲觀，「尤其現在那麽多香港人過來英國，他們是信奉普世價值，也願意走進英國社會當中，很多人都盡量避免走入現有的華人圈子，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而且將會到來的香港人口是等於過去四十年來的人口數目，我相信他們做的事情會沖擊到現有的華人社群文化。」

過去這段時間，有人曾經與林懷耀討論過，想成立一個香港人的工會，「他認為有很多香港人將會來到英國，但若果不熟識當地的勞工製度，成立香港人工會，可以讓香港人透過工會來爭取自身的權益」。對於這樣的想法，林懷耀反過來鼓勵港人應該加入英國當地的工會，「先參與本地的工會，在這個過程自然會提升對於工人權利的認識，而且現存工會有資源，若果你能夠替他們招納到數十人，甚至可以要求在工會裏成立一個香港分支，他們會歡迎的，我覺得最好是融入英國本身的工會運動當中。」

阿裏女員工控訴被性侵，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8月7日，阿裏巴巴一名女員工在網上公開控訴其上司與客戶對其性侵，引發各方強烈關註。在巨大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於9日表示，辭退事件中受指控的員工，永不錄用，並處分相關涉事員工。

阿裏巴巴在輿論壓力下處理性侵事件

受害女員工在浙江杭州任職於阿裏巴巴同城零售事業群旗下的淘鮮達業務。淘鮮達是實現本地超市入駐，以及消費者購物1小時到家的平臺，其競爭對手包括京東到家、美團閃購。

在約8000字的自述中，該員工稱，7月27日，她到山東濟南出差，與其上司淘鮮達華北區商家運營組長王某及客戶一起吃飯被灌醉。客戶張某在席間對她進行猥褻，而組長對此「放任不管」。該員工因醉酒失去意識，第二天發現自己渾身赤裸醒來。在報警並查看酒店監控後發現，組長王某當晚先後四次進入其房間。

事件發生後，該員工多次向公司內部反映情況，要求按照公司規章製度開除王某。8月5日，公司稱，考慮到受害者的名聲，決定不開除王某。其後，當事人又多次向包括淘鮮達LKA（地方性重點客戶）負責人、淘鮮達BU（業務線）負責人、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以及HRG在內的上級領導尋求處理，但公司方面一直拖延，並在該員工在公司群中曝光事件後，將她移除公司群聊。該員工後到公司食堂現場拉橫幅抗議，被多名保安製止並威脅報警。

由於一直未能在公司內部得到妥善處理，該員工最終在網絡曝光此事，事件迅速在社交媒體發酵。在網絡輿論壓力下，阿裏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張勇8月8日淩晨稱，對事件感到震驚、氣憤、羞愧，為事件中各級主管的冷漠和沒有及時處理道歉。

8月9日，張勇在阿裏巴巴內網連夜公布了階段性內部調查結果和處理決定，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辭職，阿裏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記過處分，涉事男員工王某被辭退，永不錄用。

8月10日，濟南市公安局成立工作專班，負責該案件的偵辦事宜。

中國Me too運動艱難前行

職場性騷擾及性暴力是長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問題，近年的Me too運動僅僅揭示了冰山一角。2018年，中國內地曝光了至少36起Me too案件，從校園到公益行業、媒體界，許多受害者以實名或匿名的方式在網絡上舉報性騷擾、性侵事件。

2018年一份主要針對一線城市女員工的調查問卷顯示，在106份有效答卷中，親身經歷過職場性騷擾的有87人次，「聽同事或朋友講述過他們的親身經歷」的有40次，對身邊的職場性騷擾事件「略有耳聞」的有17次，發生最頻繁的是上級領導對下屬的騷擾。不僅是白領受困於性騷擾，在工廠，情況也同樣令人擔憂。2013年，一項對廣州工廠工人的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受訪女工是性騷擾的受害者。

其中一起標誌性Me too案件是弦子在社交媒體公開發文指控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於2014年對其進行性騷擾，當時弦子是中央電視臺的一名實習生。2018年10月，弦子正式起訴朱軍。朱軍否認所有指控，並反訴弦子侵犯其名譽權和造成精神傷害。由於性侵、性騷擾通常發生在私密空間，增加了受害人的舉證難度，法律訴訟十分艱難，已有數起Me too舉報人反被被舉報人訴訟名譽侵權的案例。

弦子訴朱軍一案於2020年12月2日在北京海澱區法院首次開庭，庭審受到廣泛關註，但內地主流媒體基本失聲，社交媒體討論遭遇嚴格審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將性騷擾列為新的民事案件案由，弦子尋求更改案由，但該訴求在首次開庭中被駁回。弦子要求案件公開審理亦被駁回。

2021年5月21日，案件原本計劃第二次開庭，但就在庭審前開始數小時，弦子稱接到法院臨時通知，庭審再次延期，且未被告知任何理由。從這起Me too裏程碑式案件可以窺見職場性騷擾受害者尋求法律救濟面臨的種種困難。

最近另一起廣受關註的Me too案件是網民舉報明星吳亦凡多次誘騙年輕女性發生性關系。7月31日，吳亦凡因涉嫌強奸罪，已被北京朝陽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在職場上，權力的不平等加劇了性別暴力問題。《2021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立法者、高級官員和管理人員中，女性僅占16.8%，在156個國家中排名132位；僅17.5%的公司有女性高級管理人員。男性往往占據管理職位，而女性從事一般輔助職位，使得女性受害者在求助時面臨更多障礙。正如阿裏巴巴此次事件顯示，公司內部調查和處理通常都會遭遇冷處理和拖延。

事件中，也凸顯了企業文化中彌漫的性別歧視。當事人自述顯示，在與公司的內部溝通過程中，王某的直屬領導、淘鮮達LKA負責人對受害者說，「都是業務性質的問題，經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問題。現在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適合這個工作。」並問該名女員工，「你覺得不喝酒，這個濟南華聯和一些北方的商戶以後的業務能談下來嗎？」

酒桌文化再次受到廣泛批判。在該員工自述中，組長王某在飯桌上對客戶稱「給你們送了一個美女來」。盡管當事人解釋自己酒量不好，但仍被勸酒灌醉到失去意識，「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工作的名義來勸酒，讓人不敢拒絕，不能拒絕」。

建立職場反性騷擾機製任重道遠

越來越多的職場性騷擾、性侵案件進入公眾視野，當事人求助於社交媒體，在網上發帖控訴，但要在司法程序中贏得性騷擾案件依然困難重重。今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製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企業有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義務，但要追究用人單位的相關法律責任仍十分困難。在一起罕見的Me too勝訴案件中，女社工控告成都社工界名人劉某性騷擾。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被告劉某存在性騷擾行為，要求被告在判決結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原告當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賠禮道歉。

原告的代理律師提出，用人單位成都市某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在接到員工投訴後未能及時恰當處理性騷擾事件，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法院沒有支持追究雇主責任的訴訟請求，法官認為被告的「性騷擾行為是個人行為」，被告單位「並非該行為的共同侵權人」，建議基於勞動關系「另案訟爭」。

作為雇主，給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使員工免受騷擾及暴力侵犯是最基本的義務。然而，職場反性騷擾、反性侵機製還遠未建立起來。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而在此次阿裏巴巴事件中，阿裏員工自發成立了「勇敢牛牛幫助小組」，發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裏人關於807事件的聯合倡議》，聲援受害女員工，提出推動員工、特別是女性員工職場反性騷擾和反性侵製度的建立。要營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環境，消除職場性別暴力，建立起企業防治性騷擾、性暴力機製，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疫情和「雙減」之下，中國教培機構將臨討薪倒閉潮

7月24日，中國政府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又稱雙減意見），全面規範校外培訓機構，中國大城市眾多教培機構的情況引起了廣泛關註。

「雙減意見」列明的措施眾多。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主要目的是要減低學生的校外補習壓力，例如限製每課課時、嚴禁超標超前培訓。另一方面，該意見亦對教培機構的定質和運作方式作出大量規範。其中影響最廣的是「各地不再審批新的面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對原備案的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改為審批製。」

意見亦規定教培機構的服務質量，以及限製培訓機構的競爭和擴張。這些措施包括打擊各種「不良學習法」、盜版侵權資料；限製培訓機構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開辦學習活動、禁止高薪搶老師、禁止學科類培訓機構上市融資等。

「雙減政策」仍在推進落實，但一些比較具規模的教培機構已經宣布會收縮業務。好未來、高途、字節跳動等都宣布了調整通知，將會裁掉部分業務的員工。

以字節跳動為例，由於學齡前校外培訓被禁止，它旗下向3至8歲小孩提供AI動畫課程的瓜瓜龍宣布裁撤輔導老師，提供思維動畫課程的你拍一及外教英語一對一業務GOGOKID則會停止運營，面向中小學的雙師直播大班課清北網則會裁減業務。

專註在中小學教培的高途則宣布關閉全國13個地方中心，只留下鄭州、武漢、成都3個輔導老師中心。由於高途每個地方中心平均上千人，所以此次裁員涉及範圍達到上萬人，相當於1/3的人將離開。

大型教培機構由於資金基礎較龐大、資金流較為充足，暫時沒有出現大範圍拖欠工資和補償的情況。字節跳動的員工受訪時表示獲得了N+2賠償。高途員工獲得正常的N+1賠償。好未來董事長張邦鑫亦表示：「裁員是肯定會裁員的。能內部轉崗就先轉崗，不能轉崗的，公司也會按照國家法律給予賠償。」

然而，不是所有教培機構都有這樣的財政實力。 「雙減政策」宣布後，媒體已經馬上把焦點放在一些近期宣布欠薪倒閉的教培機構。事實上，自疫情開始，不少教培機構便因為難以開展授課活動、生源減少，陷入了衰退和危機。「雙減」的落實，必定會加快市場上處於劣勢的企業的淘汰。

2020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22起教育培訓機構員工的抗議事件，今年則收集到24起事件，而求助地圖今年已有43起個人的網上求助，全部是陷入財政危機的教培機構拖欠工資、倒閉跑路，引起員工到公司討薪。

《中國經濟新聞聯播》的一條視頻，報道了7月初河南省鄭州市一家名為愛雲校的教培機構裏拖欠工資的事件。一名受訪員工表示，愛雲校由3月起已經開始不同程度地拖欠她的工資，由拖欠獎金擴展至提成，最後演變成底薪、績效、提成、獎勵統統拖欠。員工發現企業出現問題後，愛雲校要求員工多跑業績，「跑到1300萬才給員工發50%工資」。另外，公司還設立各種罰款、克扣，以及不承認員工的業績，從員工身上榨取更多金錢。

對於企業要員工跑業績來付自己的欠薪的做法，員工們表示強烈不滿：「首先，我們工資是我們應發的。二，雖然我們是做業務，我們也有責任心。家長充過來錢，是代表對我們的信任。那個錢充過來，公司會不會退給他們？或者到公司真倒了，他們的錢怎麽辦呢？還有，之前退費的家長，三四個月天天給我打電話，已經影響到我正常生活了。現在我們有點不相信公司發不出我們的工資，公司可能做了比較多投資，我猜測可能把錢用在別的投資上了。現在資金鏈了，回籠不過來，因此不給我們發工資。」

在拖欠工資和討薪的拉鋸過程中，企業一直都維持著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既不宣布倒閉，又不給員工發工資，態度是「我就是沒錢，你拿我咋辦」。員工去找勞動監察大隊，大隊幫助員工跟資方調解，但結果只是寫下了一紙欠條，情況依然毫無進展。監察大隊上門處理，企業便好聲招呼，大隊走了之後，還是讓員工自生自滅。這種做法跟各種瀕臨倒閉的工廠一樣，是迫使員工自行離職，放棄追討欠薪的慣常技倆。

據公司的代表指，愛雲校已經由之前3000多人減少到1400多人，「公司基本在半癱瘓狀態」。代表表示，雖然員工做了業績1300多萬，但這些錢是要讓公司處理債務，不是直接用來發工資。到了7月28日，亦即是「雙減政策」宣布4天後，愛雲校在深夜取消了所有老師的課，所有管理層失聯，共拖欠約2000多名員工工資、造成1000多名家長的損失。

相似的情況，正在北京、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同步發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其他大城市還有不少像愛雲校這樣的教培企業，正在面臨經營的困難，員工可能還只是被拖欠了少部分工資，還在希望事情可以好轉，因此未被媒體曝光。不過，「雙減政策」對企業的經營行為作出更大規限，間接對這些企業帶來更大壓力，其影響可能在未來進一步顯現。

對此，教培機構的教師應該留意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加強與其他同事的交流。察覺到拖欠工資的跡象，盡早組成小組商討對策，向企業施壓，找工會、政府協助。

《安全生產法》修訂今日生效，工會能否落實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版本於9月1日生效施行，這是該法的第三次修訂。不難看出，中國政府一直持續關註改善安全生產問題，不過，「安全第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於一句口號，而沒能完全落實。

此次修訂大幅提升了安全生產領域企業違法行為的罰款金額和處罰力度，並允許人民檢察院就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當中強調了「以人為本」、「職工參與」和「社會監督」等機製，在修改後的法律中，工人和工會對安全生產的監督作用更加突顯。

新修訂的法律再次明確了工會應當依法對安全生產工作進行監督。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生產經營單位製定或者修改有關安全生產的規章製度，應當聽取工會的意見。建設項目的安全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入生產和使用，工會有權對其進行監督並提出意見。

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員工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員工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員工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工會有權依法參加事故調查，向有關部門提出處理意見，並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從2002年首次實施以來，此次修訂再度令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責任如白紙黑字一般清晰、難以推諉。 因此，特別值得關註的是，隨著《安全生產法》的最新修訂，工會工作有沒有更進一步做出積極部署呢？工會幹部能不能把握此次修法的良機，促進各級工會在監督安全生產中更有作為？還是說，各級工會仍然打算繼續在安全生產和安全事故當中做隱形人？

之所以有此一問，主要源於工會過去監督安全生產的履責情況實在不怎麽樣。中國勞工通訊曾經多次在地方發生一起起安全生產事故後，就善後處理聯系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工會。我們發現，很多工會並沒有參與到安全生產事故的處理當中，他們也說不上來工會如何有效落實安全生產的監督。工會幹部還經常說，工會沒有行政執法權，只有地方政府能夠介入和領導安全生產。這些工會慣會推諉和逃避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法定責任。

自疫情爆發以來，疫情防控就成為了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要一環，但在最近一波南京祿口機場保潔員勞動保護不夠而引發集體感染事件中，工會完全處於狀態之外。祿口機場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混合運營，為了降低成本，將清掃及客艙清潔工作外包給多家公司。機場監管不善，外包公司未區分境內、境外保潔員，是此次疫情發生的重要原因。

日常工作中存在安全隱患，對此工會是否察覺，有沒有向公司提出解決意見？在新聞上，我們可以看到工會不斷強調工會組織要在疫情防控和安全生產中發揮作用。去年2月10日，江蘇省總工會曾下發《關於做好疫情防控期間企業復工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工作的提示函》。第二日，江蘇省總工會副主席井良強、江蘇省省部屬企事業工會主席景月琴到南京祿口機場慰問一線職工，要求「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工會組織的獨特優勢，在全面抗擊新型冠型病毒疫情的同時，切實做好自身的各項防護工作，確保廣大職工生命健康安全」。

今年6月7日，就在祿口機場保潔員集體感染爆發一個月前，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主席趙晨華到祿口機場進行實地調研。然而，各級工會幹部的調研考察都沒有發現機場和外包公司管理不當、保潔員勞動保護不足的的疫情隱患，未能了解祿口機場管理方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的問題。

工會未能在日常工作中對安全生產進行有效監督，而在機場保潔員感染之後，甚至認為機場安全生產問題與工會完全無關。中國勞工通訊先詢問了機場屬地的南京市江寧區總工會，他們推脫機場歸省裏管，並認為，工會跟安全生產沒關系，「這個不是我們解決的範圍」。我們又問到作為東部機場集團工會上級單位的省部屬企事業工會，該工會同樣認為保潔員感染事故壓根跟工會工作沒有關系，指出防疫純粹是行政事務。工作人員甚至反問：「問責怎麽會到工會？……（問責）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事，跟工會幾乎沒什麽直接關系的……疫情防控是突發事件，他不是平常的安全生產暴露什麽東西。」

一方面是工會下發勞動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文件、領導幹部到各處實地調研，一再強調疫情防控與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工會對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隱患毫無察覺，甚至在出現集體感染事故後，仍堅稱這一與職工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關的疫情防控與勞動保護問題與工會無關。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本次《安全生產法》修訂把平臺經濟等新興行業的安全生產責任納入法律規定中。對勞務派遣工也做了規定，確定被派遣勞動者享有本法規定的員工的權利，並應當履行規定的員工的義務。自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在大力推進包括快遞員、外賣員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但時至今日，工會在代表八大群體工人、為之爭取權利方面做的仍十分有限。

2020年底，43歲的餓了麽騎手韓某在配送了33單外賣後，倒在了第34單外賣配送途中，而外賣平臺聲稱工人與平臺沒有任何關系，靈活用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再次引發討論。中國勞工通訊聯系了猝死的外賣員最後取餐地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孫河工會服務站，詢問工會能否代表猝死外賣員家屬爭取工亡待遇。對這一問題，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首先發問，「我不知道您說的員工是不是我們這兒建會單位的員工。」

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解釋，首先要餓了麽平臺建立工會，騎手作為公司員工才能入會。「因為我們建會是以公司為建會的，不是說以個人或是一個集體然後他就建會了……這個餓了麽它肯定是很大的一個平臺，它不會受我們地區總工會管的。它有可能是市裏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區裏面直管的。」

工會工作人員一再強調，朝陽區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囊括多家快遞企業，外賣員也應該包含其中，實現了百分百全覆蓋；現實卻是騎手加入工會面臨企業建會和復雜的轄區劃分等難題，大部分靈活就業的工人遊離於工會組織之外，發生騎手猝死等安全事故卻無法找工會代表。

全總宣稱它有份參與此次《安全生產法》的修訂，但全總本身執行這些條例的情況不容樂觀。全總始終把自己當成是宣傳部門，卻做不到在一線動員工人參與安全生產，舉報和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措施。

此次修訂中，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行政檢查次數與處罰力度尤其引發外界關註。但必須強調的是，通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監管企業安全生產的思路已經通行了十幾年，行政監管在預防安全事故發生時往往失效。過度強調行政監管只會造成安全生產工作陷入無限循環的怪圈：發生事故後，行政部門展開調查；調查完畢後，行政要求企業整改；企業無視整改要求，安全事故繼續發生；再次發生事故——再次展開事故調查——再次要求企業整改——等待下一次事故再發生。

正如去年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研究報告所述，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要讓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法》規定的工會監督企業落實安全生產。這意味著，工會幹部必須離開舒舒服服的辦公室，必須到有風險的一線工作場所去，組織工人加入工會並由工會代表工人利益，在發現工廠存在違法作業和危害工人生命的安全隱患後，工會應與企業交涉解決，或在危害發生前直接組織工人撤離危險場所。

為身處工人運動中心的工人們喝彩

2007年底，當我加入中國勞工通訊時，占據新聞頭條的是山西黑磚窯事件，窯場主從人販子、黑中介手中購買人口，強迫他們在磚窯、礦場裏勞動。當年6月，為了回應公眾的憤慨：

「45000名警察突擊了山西、河南的約8000家磚窯、采礦廠，解救了591名被拐騙農民工，其中包括51名兒童。中華全國總工會表示，要旗幟鮮明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獲救農民工支付賠償，總理溫家寶親自下令，要求深入調查違法用工行為，嚴懲犯罪分子。」

快進到2020年9月8日，《人物》雜誌發表了《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揭露了中國城市裏外賣送餐員惡劣的工作條件。這篇報道引發了公眾對主導外賣行業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彈，並最終引起了政府的關註，政府表示要控製大型科技公司不斷擴張的權力，確保工人的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甚至也有說要將更多弱勢工人納入工會。

這一切都顯得那麽熟悉。過去14年裏發生了許多變化，隨著農村地區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沒，交通和通信網絡遍布全國，就業的重心也逐漸從礦山、工廠轉向辦公室和平臺經濟。毫無疑問，人們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在勞資關系、地區經濟差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問題依然存在。

在一個支持中國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有時候感覺像是電影《土撥鼠之日》。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鬥爭。遭遇挫折無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慶祝一路走來獲得的一個個小勝利，並為後來者帶來希望。

在過去的14年裏，我有幸認識了很多傑出的工人領袖和公民社會活動家。他們往往不惜犧牲個人自由，也要站出來捍衛工人權利，改善工人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張海超、吳貴軍、於武倉，這裏僅列舉幾位，許多工人領袖都值得贊揚。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領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正是這些普通工人構成了工人運動的中流砥柱。

在2010年代末，我經常去東莞和深圳的工業區，在咖啡館、酒吧和臺球廳和工人們聊天。他們並不是積極分子，關心的主要是如何賺到足夠的錢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可以忍受苦難，甚至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的大規模裁員，但如果老板做得太過分，他們就會反擊。

反擊並不總意味著罷工或者公開抗議。比如，殺馬特——年輕的農民工們以炫彩而誇張的發型和著裝創造自己的城市亞文化，在充滿敵意的世界裏找尋歸屬感。殺馬特拒絕主流文化宣揚的奮鬥神話，即在毫無出路的工廠裏辛勤勞作是躋身上流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殺馬特走在了時代前列。今天，中國各行各業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選擇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國，大規模集體行動的空間正在縮小，但小規模的工人抗議仍在每天發生。對工人運動來說，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並且需要新的想法來推動運動的發展。

在我退休之際，我仍為世界各地和中國有誌於繼續抗爭的人們感到振奮。加油！

盤點中國政府宣布規範平臺用工後的最新發展

近幾年，中國的平臺經濟經歷了快速發展，愈來愈多人在配送、網約車等行業工作，特別是疫情後，這些行業吸納了更多半就業工人。這些勞動者大多與企業並無正式勞動關系，收入被平臺持續壓低；企業亂訂規則罰款；工人受工傷後難以得到賠償等情況相當普遍。同時，工人持續的抗議和罷工引起了媒體的關註。以快遞業為例，去年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議事件，工人「雙十一」前在不同網點的罷工則引起過一陣熱議。

7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等。互聯網平臺行業其後陸續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本文將對這兩月來的新變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費

自疫情後，快遞企業為了爭奪網上購物的市場增長份額，再次打起了價格戰，加上印尼快遞公司「極兔快遞」開始超低價擴張，又使降價競爭更為激烈。不少網點負責人表示派費被壓低，罰款增加，部分更出現欠薪倒閉的現象，引起快遞員罷工討薪的情況。

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網末端派費每票上漲0.1元，上漲派費將直發到派件業務員APP上，所有網點現有支付業務員的派費標準不得下降。圓通則表示，已要求省區、網點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統籌，並安排了總部網管中心等落實檢查。極兔聲稱成立了快遞員權益保障落實稽查小組，還開設稽查舉報聯系方式。

不過，有報道指，「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是行業的潛規則。這次一起漲價，可能並非什麽新事，而且還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傳效果。以往的漲價大多由網點負擔，這次則由商家承擔。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韻達加盟網點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戶的漲價通知，正是為了響應政府保障快遞員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時間

外賣平臺以算法計算的送餐時間一直被騎手指責脫離實際，由於店鋪出餐延誤、交通繁忙、騎手找路困難等問題，騎手要在預定時間送餐往往疲於奔命，而系統設置時間則變成了懲罰的計時器。另一方面，平臺算法是黑箱作業，騎手無從得知時間計算的準則，卻不斷因為超時而受罰，使他們對平臺的不滿不斷累積。

對此，美團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關於算法的指導意見」，首次公布配送時間的計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團的「預估到達時間」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時間」，即基於訂單詳情、區域供需訊息等計算的時間，同時再設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離」的保護時間，系統會將四個時間之中最高的一個設為配送時間。

同時，美團也表示會作出兩項改變，第一是將訂單顯示的預估到達時間，由之前的「時間點」變為「時間段」，「讓用戶對配送時間有更合理的預期」，減少騎手在特殊場景下的配送壓力。第二是識別長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個別異常場景（例如惡劣天氣、封路、小區難進入等），為騎手提供配送時間的補充。

按照這兩項新措施，在各種特殊情況中，騎手的配送時間將會獲得一定程度的緩沖，但整體的配送時間不會有太大改變。主要的影響發生在消費者身上：透過設置「時間段」，消費者因為超時給予的差評應會減低，繼而減少騎手的罰款。美團在文中表示，他們在長沙、蘇州、杭州等試點城市發放了調研問卷，用戶差評率降低了50.7%。

3. 勞動關系

隨著外賣、快遞平臺的發展，工人和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也變得愈發復雜。從平臺直接雇傭工人，到通過分包商、勞務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騎手與快遞員，再到越來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變成個體工商戶，平臺對勞動者的法律責任也被一步步甩脫。當工人權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討工資、要求工傷事故賠償時，尋求法律救濟的工人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認定勞動關系，這在外包和個體戶大行其道的今天變得極為困難。

《指導意見》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問題，要求「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在8月19日一場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勞動關系司司長重申，平臺上「有部分勞動者工作有較大的自主性，比如說可自主決定是否上線和接單等。但其提供勞動的過程，要遵守平臺企業確定的算法和勞動規則，並受其管理」，「這些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不完全符合確認勞動關系的情形，雙方之間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關系，平臺企業應當合理承擔維護勞動者權益的相應責任。」

事實上，所謂的書面協議本來便存在，因為勞動者需要在APP上簽訂合同，否則不能開始工作。問題是，工人由於急需工作賺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內容。更有一些書面協議，直接將勞動者變為個體戶，成為完全不受勞動法保護的範圍。

《指導意見》在厘清勞動關系方面邁出了一小步，並進一步指出，無論勞動關系是否得以確認，用工平臺都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包括調整勞動報酬支付和休息製度、取消損害勞動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標、強化了職業傷害保障等。

4. 工傷保險

快遞、外賣等平臺用工的事故處理和保險一直是個大問題。由於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工傷保險保障，因此受傷後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償。部分企業為了減少發生意外後的爭議，設立了商業保險，但索賠程序復雜、工人自己需要承擔的費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團方面對媒體表示，將遵循「工作基礎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則，進行「騎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計劃試點的職業傷害保障將會類似於工傷保險，在現行國家工傷保險製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實施，屬於社保範疇，相比於商業類保險，保障水平高、保障體系較完整。不過，這個試點計劃仍然沒有詳細內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計劃擴展工傷保險參保範圍。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財政局、市稅務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印發部分特定人員參加工傷保險辦法（試行）的通知》，首次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技工院校實習學生、新業態從業人員等未建立勞動關系的特定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範圍，將於10月8日起實施。 《辦法》提出，從業單位可按「自願參保」原則選擇為未建立勞動關系的上述從業人員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廣東省陽江市、江蘇省宿遷市也有類似的政策出臺。

5. 工會

在八部委的《意見》中，要求各級工會組織「積極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工會」，「引導勞動者理性合法維權，監督企業履行用工責任，維護好勞動者權益」，同時需要與企業簽訂行業集體合同或協議，推動製定行業勞動標準。

不少頭部企業在之後陸續成立了新的工會。 7月12日，美團（上海）工會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黃紅提出希望，美團（上海）工會成立後，「要發揮工會組織緩沖閥、調和劑的作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8月17日，滴滴集團（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表示將會「做好建會後的各項工會運行工作，為網約車等新就業群體、互聯網平臺新業態企業提供服務」。

8月30日，京東集團工會亦告成立，該工會將會「發揮集團工會的統籌和紐帶作用」，組織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東工會，「整合資源進一步做好京東集團全體職工的關懷服務，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同時間，不同省份亦持續發出美團、餓了麽在各城市的承包企業成立工會的消息，包括江蘇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龍華區等。

在工會系統內，全國總工會已在7月28日製定了《關於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提出要加快推進建會入會、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推動建立平臺用工的勞動保障法律製度等。廈門市總工會在8月底響應意見，要求網絡餐飲平臺需要確保正常勞動的外賣員工資「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降低勞動強度，充分考慮安全因素」，具體的措施包括對連續送單超過4小時的工人「發出疲勞提示，20分鐘內不再派單」。北京市總工會也於近日提出10項措施，全力推進新業態、新就業群體工會工作。

正如上海市總工會黨組書記所表示，這些新建立的工會，相信都會扮演調和勞動關系的角色。根據中國勞工通訊以往致電工會的經驗，這包括為主動向工會尋求幫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傳職業安全意識、派發慰勞物品等。組建工會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會是否能夠代表工人談判和製定新的行業勞動標準，這些仍有待觀察。

工人的反應如何？

由於不少新措施只是剛公布，我們很難現在就看到效果。相對有較多報道的是快遞行業的派費上調。

根據時代周報的工人訪問，不少快遞員都表現冷淡。數位快遞員表示，對派送費上漲一事「無感」，「只要罰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費再漲也是一樣」，「派送費每件漲1毛，完全無法產生什麽實際性影響，在之前幾輪價格戰中，派送費已經被壓低了無數次」。

快遞員指出，幾乎每家快遞公司都有一套嚴苛的罰款標準，「把控快遞員的整體收入，因此不改變罰款的製度，派費的上漲收效甚微。快遞企業的罰款製度嚴苛，在報道中的節錄可見一斑︰「我們這邊有一個菜鳥裹裹的收件網點，快遞員上門取件，一票賺4元。但是一旦訂單取消，除系統取消外，無論是客戶自身的原因還是快遞員的原因，每單都倒扣快遞員20元。 」

另外，一些快遞員亦擔心網點會截留派費，「中間還夾著「小老板」（網點），最終快遞員的工資多少，是由「小老板」決定的。政策下來，有些網點可能會漲，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動，不會漲」。

對此，國家郵政局強調，堅決反對企業「一邊增加派費、一邊增加罰款」，將督促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整頓內部的「以罰代管」行為。但這些行政指導的效果卻未必能夠下達到基層網點。

近月來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續推出。暫時來說，新措施對快遞、外賣員的實際勞動過程的幹涉仍比較輕微，企業對工人的控製、懲罰製度等仍不為所動。倒是在勞動過後獲得的工資、工傷以後的處理、勞動糾紛的排解上著墨。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願紓緩勞動關系的矛盾和緊張，仍需進一步觀察。

封鎖政策下，越南工人掙紮度日

在新型冠狀病毒傳播的最初18個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優等生」。在嚴格的邊境防控，以及積極的接觸者追蹤和檢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現了極有限的幾次小型爆發，全國人民的正常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僅累計出現40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變種德爾塔毒株引發的新一輪災難性爆發，打破了越南長達一年半的良好表現——截至9月23日，越南確診個案已飆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數達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達16083例，創歷史新高。

越南的商業中心胡誌明市正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地，單胡誌明市，確診病例就超過27萬，累計死亡超過1.1萬人。當地的「封城」政策已執行了近兩個月，1000萬居民除緊急情況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須的食物也由部隊統籌發放至每戶。

五月份以來，毗鄰胡誌明市的高度工業化省份平陽（Binh Duong）已錄得14多萬宗確診個案，死亡個案1210宗，成為了全國疫情第二大重災區。

各省政府希望維持自己管轄範圍內的工業區運作，因此提出了兩項防疫措施：要麽，讓工人待在「工廠氣泡」中，吃飯、睡覺、工作全在工廠內解決；要麽，為工人提供工廠外的臨時性住宿，並且提供通勤服務保證工人只能往返於居住點和工廠之間。

製造業出口是越南經濟中最為強勁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極力將病毒控製在工廠以外。可是，從各個方面來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廠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統一的居住空間，不單是費用高額，同時也成了德爾塔變種病毒傳播的理想溫床。

據報道，位於胡誌明市的因特爾（Intel）工廠現時每月多了600萬美金（約合人民幣3874萬元）的成本，旨在維持生產，且滿足防疫要求。

許多小型工廠直接停工閉廠，而較大的工廠則在空閑的倉庫空間或摩托車停車場中擺上了帳篷和折疊床。 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這些「工廠氣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廠的勞動力數量減少，衛生仍是一個挑戰，尤其是在廁所和淋浴設施方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廠經理說，現在工廠除了生產工作外，實際上，還必須成為酒店和餐廳。

Phat*在平陽省一家家具廠的裝飾部門工作，工廠起初采取「氣泡」模式，但只持續了幾周，管理層還是決定停工停產。於是，7月26日開始Phat便沒了工作，至於何時可以重新開工，工廠也沒有時間表。

平陽省的嚴格封鎖政策一直持續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歸「新常態」，許多工廠計劃謹慎開放。胡誌明市亦於9月16日起，將按照各個地方的特定條件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Phat在視頻通話中解釋了回家後自己的收入情況：「在家的前兩周，我們每天的工資為17萬越南盾（約人民幣48元），而現在工資變成了2萬越南盾（約人民幣6元）——這非常困難，而且由於我不住在『紅區』，沒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紅區」是高風險區，住在「紅區」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賺的所有錢都花光了，我們也沒有積蓄，」Phat說。他已通過Facebook群組登記了返回位於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裏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還沒有接種疫苗，也擔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於越南南部各省之間的嚴格交通限製，只有獲得政府批準的車輛才能跨省行駛。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張上，也正商議從「清零」轉向「與病毒共處」，但具體政策將如何實施，仍有待觀察。

疫苗供應短缺導致的低接種率是此次疫情加劇的一個主要原因。 衛生部數據顯示，胡誌明市18歲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種了一次疫苗，而平陽省只有74%。這兩個數字均遠超全國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國9700萬人口中，至少接種一劑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種疫苗的僅有3.9%。鑒於人口密度和經濟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應主要集中在胡誌明市、平陽省、河內和其他製造業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廠的同一部門工作，他已經將近一個月沒有工作了。 在工廠關閉之前，他在工廠的防疫設施中住了一個星期，每天的工資也是2萬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區被劃為「紅區」，因此能從當地政府那裏獲得一些食物，但他補充說：「這些並不足夠」。Minh已經收到了一些雞肉和蔬菜，可獲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戰。

Minh的老家在1300公裏開外的中北部義安省（Nghe An），因此無法與家人團聚。和Phat一樣，他沒有接種疫苗，很難為未來打算。

在工廠倉庫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掙紮。她回家已經一個多月了，靠著每天2萬越南盾的收入勉強維持生活。

她說：「我所在的社區沒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們每周都會有一張通行券，可以拿著自行去市場。那裏有一些可以長期保存的大米和農產品，還有一些肉。」

盡管Phuong沒有那麽擔憂食品供應，但要找到衛生巾之類的女性衛生用品實屬困難。在被封鎖的地區，必需品才享有運輸「特權」，然而什麽是「必需品」，各省的認定不盡相同。

現階段，Phuong最擔心的還是房租，她與人合租一個房間，每月租金為130萬越南盾（約合人民幣370元）。她目前的工資只能勉強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沒剩下多少錢吃飯。

越南的官方工會——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已宣布為仍處於「氣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8億元）的支援，但這對 Phat、Minh和Phuong都沒有幫助，因為他們都從工廠回到了家中。

「我已經登記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說。 「如果情況好轉，我會回來，但我們不知道那會是什麽時候。」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韓東方的工運路與香港的可能性

每每有中國工人權益受到侵害，韓東方就會拿起電話打給當地工會：

「餵，你是哪裏？」工會工作人員問。

「我是從中國勞工通訊打來電話啊，我叫韓東方。」

「請你發采訪邀請函過來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會往往會這樣回答。或者「這事我們也不清楚」；或者「這事不歸我們管，你找上級工會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掛斷。

韓東方也不惱，遭掛斷就再打過去、工會不清楚的就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麽、說不歸我們管的就拿出《工會法》和勞動法的條款來請工會履責、說工會也不知道該怎麽做的就和和氣氣地給出工會能夠協助工人維權的具體建議。——這是韓東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當有工會人員采納了他的建議，他總會和同事興奮地分享。而更多時候，這些建議往往在中國的層層官僚系統中被磨滅，他卻並不為意。

明知道中國的工會幾乎無法代表工人，為什麽還要和他們談？為什麽還要一個個電話打過去與他們溝通、向他們問責？「工會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談判中尋求妥協、尋求可能性。」韓東方如是說，這也是中國勞工通訊（CLB）從多年的工運實踐和工作經驗中得出的道理。中國勞工通訊也期望將這樣一個樸素的觀點帶入如今的香港社會——此時的香港絕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國工運經驗：妥協和尋找可能性

韓東方上一次以候選人身份參加選舉，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他作為一個學歷不高的普通鐵路工人，硬著頭皮和民眾談「民主」：「民主就是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哪個人決定我們的工資。是主任、經理一個人說了算，還是我們工人也有機會參與？」幾句對民主粗淺而樸素的宣言令他成為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這個1949年以來中國首個獨立自治工會的常委兼發言人。

他再次談選舉，已經是32年後。中國政府下令對香港選舉製度進行全面改革，民主黨面臨參選空間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會選舉問題上進退維谷。韓東方用頗為「慘淡」的廣東話在會員大會上表示：「如果沒有人願意參選，那我現在表示，我參選，算我一個」。他想說的是，民主黨沒有必要在此時把參選可能性的大門關上，他想用長期以來為中國工人維權的經驗來說理。

無論是當初在廣場上還是當下在香港，韓東方的發言多少總會含著些心血來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來，為工人在工作場所爭取合理權利的承諾，成為了韓東方始終如一的工作方向。廣場上的工自聯生命僅有短短兩周，而「中國勞工通訊」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經歷了27個寒暑。在為中國工人長期爭取體面的薪酬和工作、勞動尊嚴及權利的過程中，CLB也經歷了無數次的妥協和調整，從初初爭取獨立工會的自由結社權、到為工人呼喚集體談判權、再到如今對官方工會改革提出問責與建議。哪怕早就知道中國建築、礦山行業的絕望；也知道中國官方工會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這種絕望中尋找可能性，韓東方說：「也許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浪費時間，但也可能真的就打開了一扇門。」

他只會用自己貼地的工作經驗來舉例：四川廣安數十名建築農民工被拖欠四十多萬元的工資已經兩年多，而其中更有嚴重的工傷和非法用工問題，工人討薪也遇到暴力阻撓，更被有關部門踢皮球。韓東方打電話給這些工人，問他們有沒有找過當地工會求助。這些在工地上幹了二十多年活兒的工人都表示沒有聽說過工會的存在。他又把電話打到當地工會「維權組織部」負責人那裏，問工會能不能協助工人入會。當他聽聞當地的工會組織形式是只有當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會，才能成立工會時，韓東方並沒有諷刺，也沒有苛責，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議：能不能請工會主動走出去，到每一個工地去邀請建築工人加入工會？這個外人看來並不多高明的建議卻令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很興奮：「我幹了十幾年工會，你的建議提的太好了，我會向領導匯報研究的。」

韓東方說他聽得出對方的真誠和欣喜，雖然不知道這個建議會不會轉身被他的領導所擱置或者否決，但是這就是他所獲得的「可能性」。「中國官場就是會欺上瞞下，你發聲不一定被聽到，而聽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應。如果因為這個而沮喪的話，那中國勞工通訊早就該關門了，中國的維權人士也都別幹了。」

撿起一塊「發黴的面包」 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

「我是個餓了一個月的人，面對著一塊發黴的面包，別人覺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覺得還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會生病。」韓東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黨大會上的感受。他站出來發言並沒有什麽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為他太習慣妥協的原則。他說做工會是要和老板談判，不是一直用憤怒的話語指控對方，「目的是要將各方留在談判桌上。」

韓東方加入民主黨的原因可能也會讓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歸後第二次政改，民主黨歷史性走進中聯辦。這導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動在韓東方看來卻是一種「雙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對黨面對面的溝通、協商、談判。」他當即致電與會的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申請入黨，他認為這是「希望」——因為，一向老死不相往來的對手終於坐在了談判桌上。

韓東方又說起了他另一個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國際會議上，他結識了一群印度工會的工作人員。「既然在中國沒辦法實踐工運，那我就試試協助印度的工會，看看我的工人集體談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經過對工會組織者們一年多的培訓，終於在印度最大一家製衣公司幾十間工廠中的其中一間，發展了不少會員並選舉出了工人談判代表。結果，工會代表在提出談判訴求之後卻被管理方暴力毆打，並全部被解雇。韓東方此時卻向工會建議，被打的工人們不要訴諸情緒、也不要大肆向工人傳播被毆打的細節。「這樣做只會告訴其他工人，談判就要被毆打。而我們不應該再進一步為老板散播恐懼。」雖然有資方的威逼利誘，工會代表卻更加堅定和團結，最終，老板不但讓被解雇的工會代表全部復職並補發了工資，更是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並與工會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工會與老板的關系從對抗變成了協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談判之後，印度工會方面應邀出席聯合國活動分享集體談判的經驗。韓東方又提出了一個大膽建議：何不也邀請工廠方面的負責人作為資方代表一起出席，因為他們同樣是談判當中的重要參與者啊！於是，在會上便出現了勞資雙方的代表，勞方在講述工人運動的成果，而資方開始明白，有資方參與的工人集體談判將可以做到勞資和諧的互利雙贏局面。這也算是中國勞工通訊促成印度工人集體談判的一段佳話。

「社會就是這樣，不會總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來發展。面對不同結果，最應該避免的是被情感綁架，被恐懼綁架。」說起支聯會解散，他說鄒幸彤沒有錯，她所做的就是拒絕將恐懼擴散給大眾；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選擇也是對更多人的保護。——「這問題並沒有對錯判斷，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認為民主黨內主選、棄選或各有道理。

「不過，前一場遊戲輸了，並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勝者的規則下生存。」韓東方只是不情願放棄這塊半發黴的面包：「把發黴部分扯掉，我覺得還可以吃。工會的人整天就在想，哪裏妥協最好，先實現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點點走。」

如今31年歷史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行將解散，韓東方感到難過，難以想象自己的工運大哥李卓人在獄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職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臺，代表逾13萬香港會員。回望職工盟的歷史，2007年紮鐵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中，職工盟都曾不遺余力代表工人發聲，與資方展開談判。他們也在議會中倡議改善勞工福利，最終香港於2011年正式立法實施最低工資。雖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仍未得到保障，而盡力爭取的職工盟已步入歷史。不過，韓東方並不認為這就意味著香港工人運動的停止。可能短期內會出現真空，勞資談判的機會更少。但勞資沖突不會自動終結，各個行業的工人以及工會的會員，仍然會尋求出路。出路也許不在立法層面。但是，走出立法會，香港工運或許將進入工作場所和行業層面發展組織根基，從而打開一片新天地。

印度外賣員用社交媒體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

Swiggy和Zomato*是印度外賣行業的兩大巨頭。這兩家公司在社交媒體上常常做廣告推廣，給網民提供了不少笑料。他們把廣告做得鋪天蓋地，在印度疫情爆發時他們請市民們要呆在家中，偶爾他們會耍貧嘴地煽動點兒愛國主義，還不時針對競爭對手給點兒不正經的回應……這種營銷手段過去給兩家公司賺到了不少點贊和點擊量。不過，情況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最近，兩家公司透過社交媒體精心打造的公關形象遭遇到來自平臺工人的反擊——工人們同樣開始使用社交媒體，圖文並茂地曝光自己的工作條件有多糟糕、外賣途中容易出交通意外和工傷、工作零散又不穩定。工人組織也鼓勵更多的外賣工人們匿名在網上分享他們平時的工作條件與送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可以看到，工人們上傳了工資截圖來展示自己微薄的收入，講述自己受工傷的遭遇和被歧視的故事，直言外賣平臺時常改變規則利用系統來剝削工人…這些網上的帖子也吸引了在平臺上點外賣的消費者，他們開始關註起外賣工人們的遭遇。消費者與外賣員的互動本來只是在家門口取下外賣，現在，消費者開始意識到外賣員在送餐路上可能遇到重重困難，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團結就此形成。

工人—消費者團結反過來也推動了平臺企業必須面對工人們的訴求，考慮解決工人權益問題。

平臺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改變。近日，Zomato出面回應說公司「正在認真傾聽所有平臺工人的訴求，也會考慮平臺經濟所產生的問題。」他們新一波的廣告則試圖讓外賣員的形象更人性化。可以見到，在外賣工人網上曝光了送外賣的惡劣條件之後，Zomato被大眾廣為批評，因而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些改變。

平臺企業看起來已經著手改變，一系列的聲明也聽起來冠冕堂皇。不過，工人們拿實際數字說話，卻發現平臺企業並沒有怎麽改變他們對待工人的態度。

新冠肺炎疫情給印度經濟帶來了很大震蕩，其中印度全國經濟整體萎縮了7.7%，不過，外賣企業的業務卻是不降反升。不管是由於大眾憂慮外出用餐存在感染風險，還是防疫政策導致實體餐廳只能有限度營業，這些狀況都令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選擇在網上點外賣送餐，促進了外賣平臺的發展。以Swiggy平臺為例，其2019年1月的外賣點餐訂單量還是約3000萬單，到了2021年，單月的訂單量已經躍升至約4500萬，升幅達50%。作為競爭對手的Zomato則公布，自己上一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訂單量達到了2.39億單。

在這期間，兩家公司都獲得了投資者的大量註資——2021年7月，Swiggy籌集到12.5億美元（約81億人民幣），使其公司市值增加到55億美元（約355億人民幣）。同月，Zomato宣布上市，其估值當時已超過120億美元（約774億人民幣）。

這些平臺公司發展蒸蒸日上，工人們卻並沒有從中獲益分毫。

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國秘書長Shaik Salauddin對此表示：「這些平臺公司明明在不斷壯大，卻還不斷削減外賣工人的工資，迫使工人不斷延長工時（才能維持收入）。我們希望，這些企業的每一位投資者都能關註一下工人們的實際工作狀況，看看這些平臺是怎樣在對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撐起他們經營發展壯大的功臣。」

43歲的外賣工人Rajprakash Tiwari*在Swiggy平臺工作。他身穿一件有Swiggy橙色標誌的黑色T恤，在孟買郊區安德瑞鄉（Andheri）一個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接受訪問。他告訴我們，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他的工資一直在減少。「去年我們采取過封城措施，之後外賣行業發展得很好。可是我們外賣員沒討到什麽好。過去我們跑一單的固定費用是35盧比（約人民幣3.03元），現在卻變成了20盧比（約人民幣1.73元）。

Tiwari還說，在每一單的配送費用大幅下降之後，工人的收入模式也發生了連鎖反應——平臺推出獎勵措施：每當工人在一天之內跑夠一定數量的送餐訂單之後，外賣員將能獲得額外的「獎金」。不同的平臺在獎金數目上小有差異，但這些公司都是靠算法來算計工人——吸引工人為了獎金自願加班拉長工作時間。在Tiwari看來，「平臺降低了每一單的配送費，這個是很關鍵的，搞得我們現在需要完成以前的兩倍訂單，才能賺到和以前相等的工錢。雖說平臺推出了獎金製，但實際上這筆獎金早就被他們剝削走了，但明面上你又說不了他什麽。」

類似的故事在零工工人群體中很是常見。24歲的孟買工人Sebastian D』souza*，曾在這兩個外賣平臺工作過三年。盡管他家裏的經濟狀況岌岌可危，他還是在2020年12月辭職離開了外賣行業。那一年，D』souza的父親死於新冠肺炎，隨之產生的大額醫療費用讓他一家背上了沈重的債務。他自己也在送餐途中發生了三次交通事故，但每一次出事後，公司都針對他個人施以處罰——D』souza幹脆辭職不幹了。他說，「我跟公司說了我出了交通事故，但公司反過來要我交錢作為罰款，」D』souza說自己在離開外賣行業之後，轉到電商公司送快遞，他覺得這裏的工作條件比起外賣行業「好得多」。

類似的故事不斷發生，工人們一個帖子接一個帖子，一個截圖接一個截圖，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著平臺工作狀況的惡劣。

工人們突出強調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有的工人在送貨時遭遇嚴重工傷、而工人往往面臨公司提供的保險額時高時低的問題；有時顧客投訴餐廳的打包出了問題，但公司卻要外賣員擔責受罰；甚至有時候，外賣員嚴格遵循顧客提出的送餐要求反過來卻被罰款扣錢。

此外，餐廳對外賣員的態度問題也是網上常見的議題，例如有些餐廳對等待出餐的外賣員不提供基本設施，還有些餐廳會對外賣員采取針對性的歧視性政策。

IFAT工會秘書長Salauddin告訴我們，隨著平臺公司不斷增加廣告預算，主流媒體淡化和減少了工人抗議議題的報導。工會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可以透過社交媒體發帖，在網上打遊擊戰似地針對公司發起反擊。

工會過往也做過一些其他的嘗試。去年9月，IFAT工會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組織Swiggy平臺工人發起過為期27天的罷工。再久一點，2019年在孟買（Mumbai）、班加羅爾（Bengaluru）和德裏（Delhi），平臺工人也多次發起過罷工。不過，工會秘書長Salauddin發現，單靠幾次罷工無法解決平臺工人遇到的問題——特別是眼下，隨著更多第三方公司加入新興的平臺經濟市場，源源不斷地有新工人被招募進來，平臺公司並不擔心罷工造成勞動力短缺。

「相反，在社交媒體上針對公司發帖的話，我們直接就連結到了平臺消費者，也讓他們親身接觸到外賣員和理解工人為什麽反抗。」Salauddin說。

IFAT工會不僅鼓勵而且親自教導工人們更為有效地使用社交媒體——同時也保持匿名。「身份問題是一個麻煩，如果外賣員的身份暴露，他們可能會被平臺解雇。我們就讓工人們上傳截圖和證據，展示這些公司提供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多麽惡劣。」

就拿社交網站Twitter推特來說，一大批印度外賣員的推特賬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DeliveryBhoy、@SwiggyDEHyd和@ZomatoPartners等這些推特帳戶分享了外賣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人抗議，也激勵著更多工人加入分享。

不過，社交媒體發帖畢竟不是萬能藥，有時事件曝光了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解決。

27歲的孟買工人Swapnil Joshi*為Swiggy平臺送外賣，盡管他的推特粉絲不多，他仍勇敢地在上面發言挑戰公司。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月，Joshi接到了一個送餐訂單，要他去5公裏外一家商店取一盒糖果送給顧客。他立馬啟動摩托車沖向那家店。僅僅15分鐘後，他就到達店門口等著商品打包了。誰知道，十分鐘後，這個訂單毫無理由就被取消了。Joshi什麽解釋也沒得到，最後還只獲得了10盧比（約人民幣0.86元）的報酬，這點錢還不夠他跑這一趟的燃料費。Joshi把自己的遭遇發在推特上並要求Swiggy公司作出回應。但公司只是讓他填寫了一份表格，之後就置之不理。Joshi發了推文也被管理層無視，他跑這一趟白花了時間不說還拿不到錢。

IFAT秘書長Salauddin也意識到，在網上發帖聲討公司並不一定能解決工人的問題，但是起碼，工人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他說，「這些事關乎我們工人的尊嚴，我們勞動者是有尊嚴的。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在網上發帖，這也構成工人運動的一部分。」

當前，IFAT工會在印度最高法院發起了一個訴訟，要求四大主要的零工平臺（外賣平臺Zomato和Swiggy、網約車平臺Uber和Ola）都要為工人們購買社保福利。並且要求，如果哪個公司做不到的話，法院應該判決該公司違法，因它未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勞動權利。訴訟還要求，法院應該確保沒能加入工會的零工工人也被認定為正式工，這樣他們也可以獲益於政府提供給工人的各項福利政策。目前，法院還沒有開庭審理工會的這個訴訟。

IFAT坦率地說，盡管工會一直鼓勵全國各地的工人結成地區性的在地組織，但目前針對平臺企業，IFAT更傾向於采取政策倡議和法律訴訟的策略，而不太傾向組織化的策略。「近年來，我們意識到這些平臺公司並不在意工會，也不願意與工會打交道，」Salauddin認為， 「這是因為，目前還沒有具體針對零工工人的全國性勞動法律。一旦這些法律條文到位，我們工會就有話說，我們可以向公司施壓，確保公司履行法定責任。」

Fairwork（公平工作組織）印度項目每年會出年度報告對比不同平臺行業的勞動狀況。Balaji Parthasarathy是班加羅爾國際信息技術學院的教授，兼印度公平工作組織的首席研究員，他有份參與這份報告。他指出，早就是時候在社會大眾面前凸顯平臺工人的勞動狀況問題了，除此之外，這報告還有其他的用意，「消費者有份知道他們在為什麽買單，」Parthasarathy教授希望「這樣做也能促進公司回應並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

Fairwork印度項目在其2020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他們比較了不同平臺的勞動條件發現，Zomato和Swiggy這兩家公司在五個指標上排名都是墊底，這五項指標分別是：合理薪酬、工作條件、勞動合同、公司管理和工人組織代表。

Parthasarathy教授觀察到，工人在網上發帖子也能促進工人之間建立團結，還陸陸續續成功地讓不少工人加入了工會。「平臺行業建立工會本身就很少，因為平臺的工作場所就很分散獨立，工人們都自己單幹。工人平時不怎麽能接觸到其他工人，也缺少機會組織起來。」

此外，Fairwork的報告也指出，Zomato這樣的公司慣常愛警告工人不要搞罷工，或任何「類似製造騷亂、針對Zomato公司的活動」，公司還威脅工人如參與此類活動可能會宣告合作終止。

「因此，其實工人們現在也害怕罷工，因為外賣市場第三方公司多了很多，他們旗下的員工大量湧入、完全可以取代原來位置上的工人。」Fairwork的研究員Mounika Neerukonda對此總結到。

不管怎麽說，工人們的聲音現在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Parthasarathy教授認為這個變化帶來了希望， 「多虧了社交媒體，工人們能夠自己直面社會大眾，網上表達訴求和提抗議。」

有鑒於此，平臺公司也正推出新一輪的廣告以示應對。有的外賣平臺公司廣告開始聚焦於外賣員本身作出的貢獻，並稱工人們為「英雄」。可是，這一嘗試遇到的更多是大眾的批評而非好感。Zomato近日的一則廣告是由一名喜劇演員體驗一天當外賣員的送餐生活。播出之後，大眾批評這則廣告其實是在洗白外賣員原本糟糕的工作條件。隨後，該名喜劇演員也為自己參與這則廣告道歉。Zomato還有另一個廣告，主打外賣員去給印地語的電影明星送餐。這一廣告同樣遭到大眾的輿論批評，以致平臺不得不迅速回應。

這些鬧劇不斷發生，但其中一直不變的則是，消費者開始「加入」工人的行列，站在工人一邊，一起反抗平臺公司。

研究員Neerukonda認為，企業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當工人和消費者們團結起來，這股力量能夠很大程度上遊說企業，迫使他們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終於，監督的權力落到了消費者們的手上，他們的評分和意見將決定工人們的一切，從工人能獲得多少工資、到工作條件能否改善。」他指出，「當然，到目前為止，不是所有消費者都能意識到，當他們給外賣員打個2分（滿分5分）之後，外賣員們可能要經歷些什麽。不過，我們必須看到，消費者正在慢慢增加這方面的意識，他們會越來越清楚自己手中擁有的權力。」

大型企業寶能系欠薪，全國多地數千工人討薪數月

自從恒大集團被報導陷入嚴重債務問題後，中國另一家房地產和金融服務的大型企業寶能集團的欠薪情況也成了關註焦點。

中國勞工通訊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顯示，早於6月15日，寶能汽車微博一條表示得到國企投資120億元的消息，便成為了員工討薪的陣地，「工資都不發，牛吹上天」、「工資不發、社保不交，真有你的」等字句充斥評論區。其後，深圳市、西安市、綿陽市、沈陽市等地的寶能汽車員工均發起討薪，以及申請勞動仲裁，討薪牽涉的部門更由汽車擴散至生鮮、百貨零售等陣線。

欠薪大幅擴散，寶能拒絕調解、不反饋

寶能最早發生拖欠工資和欠繳社保的版塊是汽車部門。根據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研究院員工透露，研究院800多名員工被公司拖欠了2020年8個月的社保，以及2021年4、5月份的工資和社保。面對員工正式的社保催繳要求，觀致汽車上海分公司不作解釋也不回復，一直無視員工的訴求和因欠繳社保產生的困難，甚至拒絕勞動仲裁部門介入調解。

寶能汽車西安的工廠和研究院亦有相同情況——公司拖欠員工工資，社保只繳至5月份，公積金繳至2月份，同樣不回覆任何員工的咨詢。寶能員工表示，面對企業的財政問題，管理方采取大幅裁員的手法，「上午通知讓你走，下午就要你辦完手續」。至於欠薪，則是不給員工說明發薪日期，「讓員工自己去猜，擺明了就是讓你走」。界面新聞了解到，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汽車在職人員已經從4月份約2000人減少至當前800人。

寶能集團的其他公司包括百貨零售和生鮮也出現大規模欠薪。據寶能員工在網上公開的困境實錄（網上文件已被刪除），寶能生鮮拖欠工資的人數超過2700人，涉及29個城市，欠薪金額約4400多萬元。公司在7月份才發放了5月的工資，後續工資至今仍未收到。

現時，大部分員工都待業在家，生活非常困難，各地不少寶能員工均表示他們「已經無力償還各類貸款，家庭生活困難，小孩上學，父母看病均束手無策，已經到了無法生活的地步」。然而，寶能總部基本上不對情況作任何回應。例如，南京市部分寶能員工曾到棲霞區勞動仲裁委員會反映情況，之後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視此事，積極幫助員工討要工資，但寶能總部卻不作反饋。

多年入股並購各類企業，瘋狂占地占廠終碰壁

根據媒體報導，寶能集團最早發跡是借用了1995年菜籃子工程的契機，在深圳以「凈菜市場」的名義拿下了7塊土地的使用權。隨後，創始人姚振華再利用一家體製內企業，提出用自己的地興建福利房，條件是對方幫忙修改土地性質，最終建成了兩幢「處長樓」。由此，姚振華「借著賣菜的外衣，幹起了房地產的買賣」。

2003年起，寶能開始透過一系列財技入股深業物流公司等企業，由此占有這些公司的土地。 2012年後，寶能又成立前海人壽來吸納風險資金，再將錢全部投入房地產領域。 2015年，寶能手握巨額資金入股另一家房地產企業萬科，激起了與後者長達2年的控製權之爭。直至2016年年底，寶能被勒令整改前海人壽，退出保險業，卻無阻它轉為向新能源汽車投資，在2018年收購觀致汽車51%的股權，繼續拿地建廠。

國際金融報指出，與之前入股其他房地產企業的做法一樣，寶能進入汽車領域采取的是資本並購的方式，特別是購買有生產資質但發展處於低谷的企業。不過，「寶能汽車斥資近80億元先後收購的觀致汽車和長安PSA均不能給寶能帶來收益，反而是一個資金窟窿」，「寶能造車5年500億元的投入僅拿出了觀致7一款全新車型，且並未在市場上激起浪花，各大造車基地更是一片狼藉，最早開始動工的廣州基地都仍未完工」。

另一方面，由於今年受嚴厲的融資監管政策影響，以往主要作為寶能投資控股平臺，為其提供入股、並購等資金來源的鉅盛華也面對困難。據《界面新聞》報導，今年上半年，鉅盛華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入為154.7億元，同比減少約23%，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16.95億元，而去年同期為1.02億元。

追討多時只得工資20%，離職補償金發放無了期

為了緩解債務壓力，寶能已在不斷出售手上資產，變賣手上其他公司的股份。只是作為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的員工當然也同樣成為舍棄的一部分。最新消息顯示，不少員工只是收到了早前拖欠工資的百分之二十，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依然欠繳。同時，寶能也在不斷要求工人離職，但是員工指出，解除勞動合同根本沒寫明什麽時候發放經濟補償金，只是寫會「優先發在職員工工資，離職員工工資在他們的下個月發放」。當在職員工追討多時最終也只能得到20%的工資，離職員工的經濟補償金最終是否會發放也是一大問題。

寶能集團這次牽涉數千名工人的拖欠工資、社保和公積金事件，各地工會似乎仍未介入協助數千職工維權。根據深圳特區報報導，寶能控股有限公司早有成立企業工會，工會還表示會將「員工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生產力，盡力讓每一位員工在公司裏感受組織關懷」。企業工會主席盧學群是寶能控股集團的副總經理及寶能人力資源中心總監，曾經提出工會應該「精準服務，有效維權…認真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然而，所有討薪工人的記錄裏均沒提及企業工會和地方工會有介入幫助員工。反而是部分地方的勞動部門，還能有效協助員工解決欠薪問題。比如深圳市龍華區人力資源局介入寶能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的欠薪事件後，該局「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部署下，立即聯合區工信局、街道勞動部門第一時間跟進並做好摸排穩控」，並「會同街道勞動部門緊急約談寶能集團旗下的相關公司負責人」，最終寶能集團於7月結清深圳寶能科技園18家企業六千名員工5月份的工資。但深圳市解決欠薪的過程中並沒有看到工會的參與。各地工會應該學習深圳市政府部門的積極作為，盡快介入此次勞資糾紛，並代表上千名寶能職工的利益，協助職工爭取自己的權益。

快遞業工人今年發起上百起罷工，抵抗延續一年多的價格戰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快遞員罷工事件破紀錄的多。

去年新冠疫情後，許多報導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快遞員全年共發起至少31次罷工、抗議。不少網點因為騎手停工而貨物堆積如山，這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廣泛討論。

到了今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截止到十月）已經急增至134起，其中韻達網點錄得欠薪罷工37起，百世快遞20起，申通18起，圓通10起，中通8起。罷工集中在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河南兩省。

疫情後價格戰的戰火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快遞行業的變動和競爭幾乎沒有停過。去年3月，中國快遞協會便表示，由於節後復工人員短缺，返回工作崗位的員工在隔離期間不能上崗，使快遞行業的運作產生不少困難。分撥中心和快遞站點無法正常運行，卻仍要繳付房租、歸還貸款、支付工人工資，由此產生現金壓力，員工工資便首先被犧牲。

2020年5月開始，快遞企業為了彌補早前的損失，重新開始削價競爭。快遞企業總部便通過低價策略來布局網絡，搶占市場以增加收件量。這導致一方面，站點的派費被總部壓低；另一方面，不少站點還收到總部調高收件任務的規定，如站點完成不了指標便要受處罰。 《物流時代周刊》引述一位河南鄉鎮快遞代理點表示，從5月開始，鄉鎮代理點與承包區的收件量（從商家收取快遞的數量）不可低於當月派件量（派送快遞給消費者的數量）的5%，6​​月遞增到7%，10月遞增到15%，未達指標者按照未完成票數以3元每票處罰。

2020年10月，進入中國市場7個月的新快遞公司極兔速遞首次獲得關註。由於極兔不斷鼓勵其他快遞企業的加盟商同時為其收派快件，行內俗稱「蹭網」，通達系（即指圓通、申通、中通和韻達等浙江省背景的公司）的快遞企業宣布要將其封殺。另外，極兔的低價策略也開始為人所知：當時義烏通達系企業派費約在1.7元以上，極兔把發貨價壓到1.4至1.5元，同時又提高快遞員的待遇，加上大量來自電商拼多多的貨單，搶占了不少市場份額。

到了2021年3月，新一輪的價格戰終於再次爆發。百世快遞首先降價，重量0.3公斤以下的包裹降至1.3元。極兔於是馬上把價格拉低至1.05至1.1元。到了4月，一些極兔的網點派費已經被壓至低於1元。為了抑製熾熱的價格戰，義烏郵政管理局曾以「低價傾銷」對極兔、百世進行處罰，要求他們整改，關停持續三天。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

然而，全國其他地方的低價競爭仍然繼續。根據《搜狐財經》報道，一家在東北的極兔網點負責人5月時面臨了第四次降價，平均到手派費已經從每票1.44元下降至0.95元。該負責人嘗試向工人施壓，要求將工人派費下降至0.8元，但遭到部分快遞員拒絕。西北某縣極兔網點的派費同樣從1.2元降至0.9元，快遞員的派費則被成功壓至0.8元。

現在，新一輪的價格戰已經短暫停止。今年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紛紛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隨著雙十一接近，快遞企業再次調高派費，用以穩定網點和工人。

經過此輪價格戰後，資本吞並聚合，一些快遞企業似乎已經收到了想有的效果。 2021年9月23日，彭博社報道，百世集團正考慮出售快遞子公司，估值或達到10億美元。極兔速遞總部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公司投資業務等部門正在與百世集團進行接洽收購事宜，但並未敲定最終方案。

工人抵抗價格戰影響，罷工數字急增

在持續一年多的價格戰中，各地快遞員一直不斷對下滑的派費和欠薪的站點發起抗議。從2021年2月起，快遞員的抗議一直增加，由2月的3起，一直增加至7月的28起，8月收錄到的事件短暫減少後，又增至9月的30起。其中有一些罷工事件是源於消費者發現快遞逾期不到因而在網上揭發快遞員罷工，這些事件的記錄沒有工人方面的口述。不過，工人的集體行動毫無疑問是隨著價格戰的持續而不斷增加。

由於派費下降，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因此導致工人被欠薪，討要拖欠工資成為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 7月25日，上海黃埔區的快遞點停擺便是此類罷工的一個典型。據《勞動報》報道，當區一快遞點拖欠多名快遞員2個月工資幾十萬元。老板「跑路」，工人的住宿、買藥、吃飯都出現問題，故而快遞員發起停運抗議。然而，即便上海黃浦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介入此事，站點老板卻以「不在上海」和「公司倒閉被總部收購」為由拒絕接受調查詢問。勞監大隊只能要求總部負責人處理。最終，總部代該站點清償了25名「快遞小哥」的勞動報酬36萬余元。

除了拖欠工資後「跑路」的套路，一些站點還加大對工人的懲罰來變相減低工人工資。 2月5日，湖北省武漢市一位快遞員向媒體反映他與其他工人原來被拖欠工資100多萬，但站點卻羅列一堆罰款，反指工人倒欠網點100多萬。工人魯先生表示，站點罰款通常會在隔天發出，以此警告工人，但他從未收到過任何明細，他自己承認的罰款約在6、7千左右，但站點列出的則有39萬。他指這些所謂的罰款是區公司向站點發出，站點則打算將其轉嫁給工人，甚至打算以此威脅工人，讓工人接受「兩不相欠」的結果。對此，郵管局已責成省區公司核查，但未知結果。

快遞員頻繁抗議，中國工會仍未出面代表工人

經歷了為時一年多的價格戰，雖然快遞行業在9月起開始調高派費，「雙十一」前又再一次調價，但工人對此反應相當冷淡。一來，派費持續的下降已經造成工人的損失，現在的調價只是逐步回到之前的工資水平，二來網點的罰款並未取消，工人的勞動報酬隨時可以被資方扣走。

一名快遞員向媒體描述了工人動輒得咎的情況︰「一到下雨下雪天，網點就容易癱瘓。因為天氣原因送不完的，就強行讓我們簽收。如果被客戶投訴，就是虛假簽收，罰款起步是500元，但不簽收也罰我們，因為網點每天要統計時效，到點達不到時效，又有罰款。」

在快遞業價格戰和苛刻的勞動條件下，那些不太願意抵抗的工人選擇離職。工人們指出，每月的罰款太多，導致快遞員工作積極性不高，「他上個月被罰了2000多，我被罰了700多」。愈來愈多工人的離職，更造成行業內的惡性循環，「如果走一個人，我們還能分擔分擔，走了三四個，沒辦法分擔，我們自己的件都忙不過來」。 2020年，中國快遞員從業人數達到了近400萬人之多。但快遞物流人員主動離職率攀升至33.1%，這個數字成了所有工種裏的最高值。

當下快遞員對價格戰的抵抗都是工人自發的行為。工人不能停止企業價格戰的進行，但他們以停工罷工等方式來抗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損害。不過，工人罷工發生後，介入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勞動部門或主管郵政物流的政府部門，各地工會並沒有在組織工人討薪、反對罰款製度等事件中積極介入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老板談判。不少地方新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或者新業態行業工會聯合會，但快遞行業的集體協商仍然未能反應工人真實訴求，快遞行業的勞動條件與工人保障仍然有待談判提高。

事實上，快遞行業每一次的價格戰都將促使資本的吞並和聚合，同時打擊工人的生計。不少報道已指出快遞行業有「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的潛規則，這意味著快遞業資本的競爭在明年還會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現。中國工會不應該因即將到來的雙十一等短暫的網購潮而錯誤地以為快遞行業仍能保持興盛，反而應該在暫時的「停戰」期積極組織工人並代表工人和企業集體協商，保障快遞行業工人的利益不在下一次的價格戰中受損。

香港foodpanda罷工談判成功，背後的歷程和隱憂

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賣平臺foodpanda的員工在周六、日發起了兩天罷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續下降多時的單價。根據外賣員單價的監測表，電單車手每單底價由6月底的港幣（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運送餐點的外賣員）底價則由27元降至24元，罷工的外賣員提出兩者的每單底價應分別不低於50元和30元。另外，系統無理關停外賣員帳號、工人面對問題無處申訴等情況，亦是外賣員要求解決的問題。

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體行動。早於7月15日，約10名foodpanda外賣員便曾到公司的上環總部與資方談判，提出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該次談判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運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當時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而最近這次集體行動則相對上次成功。由於外賣員面對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據估計，兩天出席了罷工集會的外賣員至少有300多名，沒有出席集會，而采用了報更但不上線、上線但不接單、接單但不提取等方式參與罷工的人則更多。foodpanda自營的超市業務Pandamart成為了主要針對目標，需要關停兩天，一些地區的餐廳亦在罷工期間停用foodpanda，轉用其他平臺，迫使公司主動約見外賣員代表。經歷兩天的談判，以往公司遲遲未有表示的系統問題（例如送餐距離的計算方式、凍結帳號）等終於有了具體的改善方案。不過，在最主要的訴求提高單價方面，公司只承諾到明年7月前不降價，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時間額外服務費作為替代方案。

罷工的緣起

早於新冠疫情出現後，foodpanda就開始削減員工的單價，一些不滿的外賣員私下曾計劃罷工，但由於擔心工人之間的競爭削弱罷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組織，最後不了了之。這次罷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賣員之間蘊釀，根據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斷以各種方式扣減工人的工資，而且經常以各種不合理的原因暫停員工帳號，使他們怒不可遏，決定發起罷工︰

我為熊貓（註：即foodpanda）長期工作，其實也明白他們的把戲，玩弄一次又一次。現在車手單價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較遠的單（例如走3-4公裏）可能也只得39元。熊貓只想省錢，不會理會步兵，就算單車手要橫跨公路才能送單，熊貓也不會管。

數天前，對於送遞訂單慢的情況，熊貓又再耍手段，無故令車手步兵「停賽」，聲稱員工拍的照片不合規格等等。拜托熊貓不要再幹這些無聊事，這真令人受不了。

我們會癱瘓全港各地區。各位步兵車手兄弟們，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時請你們上線但不接單，留在你報的地區，熊貓需要你們工作的時候也不用理會。

由南亞裔外賣員蘊釀罷工，到華人外賣員加入，罷工的人數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較清晰的地區是觀塘、青衣和九龍灣，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參與。到了罷工當天，參與人數遠超原來估計的數目。不但在觀塘和九龍灣有工人集會，在紅磡/土瓜灣和尖沙咀接單的外賣員有將近100人在紅磡的Pandamart集會，天後/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會，深水埗、旺角、新蒲崗/九龍城Pandamart也有集會。另外有些區域更有工人自發的罷工糾察隊。透過這次罷工，各區外賣員群組和他們的代表也互相結織，冒出水面。

罷工中最堅實的力量來自電單車手，其中尤以南亞裔的外賣員最為團結，他們大多是全職工人，因此單價下降對他們打擊最大。步兵由於較多是兼職工作，受公司各種政策的影響程度較少，對罷工的公開參與程度也較低。而也有不少華人騎手在背後默默參與罷工，但是由於害怕平臺清算，並沒有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公司回應內容的玄機

在第二天罷工結束後，foodpanda的營運總監發表了一篇回應。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反駁工人對單價下降的觀點。公司承認，外賣員的基本服務費（又稱底價）有所下降，卻把問題岔開到工人的總收入。以下是節錄的一段公司回應：

為進行實際的討論，我們必須納入基礎服務費、距離服務費、繁忙時間服務費、完成任務的額外服務費，以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在討論範圍。每當我們調整基礎服務費時，我們都把資源重新投放於在其他服務費成份，以有效運用資源，並根據不同類型的訂單提供更公平的服務費水平。跟昨日各媒體引述的內容相反，我們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於過去六個月裏持續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時段服務費和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預視情況），我們送遞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提升了5%，這表示只提及訂單的基礎服務費調整並不能反映實際情況，於繁忙時段和周末上線的送遞員應更能感受到。

在這段回應裏，我們可以看到，foodpanda轉移視線，拿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和平均開支來說事。但什麽是「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又或「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呢？

所謂的「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相信是由外賣員群體的總送單量和單價，除以總工作時間得出的。因此，這裏除了要考慮單價、送單量，還要處理全職和零散上線的外賣員的比例變化的問題。先說送單量，在疫情期間，由於外賣行業擴張，外賣員能夠接到更多單，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勞動速度。 foodpanda看清這點，便來了個降低底價，因為他們知道，就算現在降價，但只要能夠讓外賣員更多地工作，便不致於降低工人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

為了消減快遞員的不滿，而且誘導更多人上線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時間的服務費。這一方面能夠降低底價下降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只在繁忙時間上線的外賣員來說，他們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會提高。如果他們人數夠多，對於整體工人的「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更有拉高的效應。

由此可見，零散工作和已經全職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強了。 foodpanda實際上是恃著工人必須更高強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時間上線，來持續壓低單價。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體工人的損失則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別對全職外賣員的打擊最大，因為他們在非繁忙時間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時間來彌補。

至於所謂的「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上升」，完全是從公司角度計算的開支，並非只包括派送費。由於不知道這個開支的內容包括什麽（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傳費用、對顧客或餐廳的補貼、系統營運的其他開支），這個「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增加跟騎手服務費並無關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為了應對同行之間的競爭而投入了更多的資本罷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職的）車手憤怒的回應當中。立場新聞訪問的一位車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應「無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時間附加費九成在周末才出現」，「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單價的錢再用獎金形式發放，就說加了工資」，是「Bullshit」。

談判成果

在此次罷工的談判當中，外賣員一方總共在群組中整理出15項要求，其中尤以前5個最為重要，亦即1）車手和步兵的底價分別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賣員有理拒單時系統不應凍結工人帳號，3）取消外賣員接孖單（即在同一家餐廳一次過接兩張單）時的費用削減問題，4）不應無理凍結工人帳號及重啟被封帳號，5）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

據報，在最重要的底價問題上，雙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談判因此持續達8小時。外賣員一方指出，他們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額外服務費，而是要增加底價，就算公司要加額外服務費，也得從他們的預算而來，而非從工人身上扣除。況且，繁忙時間亦是備餐時間最長的時候，加上交通擠塞和危險，並非如想像中能補償工人在底價上的損失。 foodpanda對此不為所動，堅稱這是公司政策，只願意給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時間附加費以平息不滿。在此問題上，外賣員只能爭得暫不降低底價的承諾。

至於各種封號問題上，foodpanda讓步亦有限。 foodpanda願意取消所有因為送遞員拒絕訂單而暫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訴程序來應對現有的個案。對於訂單因外賣員無法控製的原因而取消時，公司提高了賠償基數，由以底價改為以單價計算。

讓雙方達成協議的一個變動，應是foodpanda答應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並且在新的計劃生效前，對於直線距離和實際送遞距離差距高於1公裏的訂單，提供每張額外5元的服務費。事實上，foodpanda早已有相關的開發進行，這次的讓步是在新地圖上線前，外賣員能得到一定補償，外賣員一方認為，這項補償對減少收入下降將有所助益，因此與資方達成協議。

罷工後帶出的一些新問題

本次談判的訴求共有三大方向：平臺計算系統、工資和騎手支援上。

可以說，此次罷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對系統各項一直為工人詬病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往，foodpanda要麽拖延，要麽幹脆無視問題。只有當數百名外賣員罷工後，他們才願意作出進一步的行動。這些系統問題不僅減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號和距離問題等情況，還長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體訴求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透明的系統如何在大數據之下監控騎手行為、計算外送距離並不斷調整外送價格。實際上在全球零工經濟方興未艾的當下，外賣騎手被大數據所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foodpanda騎手們在罷工現場不斷與記者談及他們的收入這一兩年來如何越來越少，平臺距離的計算方式如何不公。這些「感受」卻因為平臺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確的數字支撐，而這些算法都被資方牢牢掌控著，大大削弱了騎手們的議價能力，也令平臺可以向公眾玩數據遊戲來混淆視聽。

由於提升底價的訴求並未成功，部分外賣員對於協議並不滿意。從企業的態度和立場來看，他們必然會再降底價，只是現在暫緩執行。外賣員一方的另一項成果，是爭取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在來年暫緩時限前，能夠加強自身的組織和網絡，並且搜集更多數據資料，為下一波降價的抗爭作準備。反過來說，資方也有半年時間研究如何削減成本，因此外賣員也是松懈不得。

這場歷時數天的罷工和談判，同時也為外賣員群體自身的團結帶出新的問題和契機。首先，是外賣員內部的群體差異影響了工人的進一步團結。對於一些全職在平臺工作的外賣員而言，他們完全倚靠平臺的工資過活，受平臺的算法和規條控製，已經愈來愈把自己理解成一個平臺雇傭的工人，只是迫於與平臺簽訂的獨立承包人合同，而無法取得正式的雇傭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職或零散上線的工人則認為自己只是來找「生意」，並滿足於這種承包人的狀態。不同的身份使得他們難以協調對單價改變的訴求，也阻礙了外賣員進一步提出有關承認工人的雇傭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傷保障等訴求。此外，在罷工行動中，一些外賣員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單，而轉到競爭對手Deliveroo上接單，工人的這種參與使他們很難在罷工過程中與其他外賣員結識，並且共同承擔罷工的風險，繼而發展出更強的網絡和團結意識。

另外，這次事件中外賣員對集體行動的準備也相當不足。在跟資方來回的過程中，外賣員對單價變化的具體情況了解不多，而且對於需要跟資方談判的預備也很倉促。所幸的是，外賣員一方仍能迫使資方答應不少訴求，甚至透過跟資方的談判過程中，更清楚了解企業的運作情況和工資的各項計算方式，為之後的行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關註的是，此次罷工中，各地區的一些外賣員私下的群組發生相互連結。原來在其他區域工作的外賣員，或作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網絡上得以結織。這種外賣員之間的地區連結非常重要。首先，外賣員群體對自身的一些基本情況還不清楚，例如各區活躍外賣員的人數、活躍上線時的人數、長期工和零散上線的人數比例比較等，相反外賣平臺卻是一清二楚。外賣員缺少這些基本資料，對於群體的利益變化自然認識模糊，而且也較難辨認哪些區份特別有集體力量，遑論能有效地處理上文提及的階級身份問題了。各地區的外賣員能發展初步的聯絡，將是解決這些問題、搞清現況的起點，為進一步的組織提供基礎，當中包括建立工會，發展民主授權的代表等。

無論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賣員罷工和談判的成果令人振奮。它再次證明了，工人的團結、集體行動和談判是推進階級利益和意識發展的基礎。

中國各地延長產假，引發新一輪職場性別歧視擔憂

近日，中國多個省份出臺新的生育政策，延長女性產假。在已經通過和正在審議中的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女性產假延長30天至半年不等，再度加劇了公眾尤其是女性對職場性歧視的擔憂。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首次在國家立法層面明確「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育兒假」。

為了響應國家政策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近期各地紛紛審議、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延長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增加育兒假。

然而，一系列生育新政似乎不能提振職場女性的婚育意願。在社交媒體討論中，可以看到女性對招聘環節中的性別歧視、職場中針對孕婦的不合理解雇、產假過後工作崗位不保的擔憂。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在各地生育新政中，多地延長了女性產假/計劃生育獎勵假，從30天至半年不等。其中，江西增加產假90天，浙江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陜西省修訂草案提出，對生育三孩的女職工再給予半年獎勵假，總計產假可達350天。包括修訂草案在內，各地產假將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

此外，亦有多地增加了男性陪產假/護理假。其中，寧夏（草案）男性陪產假將達到35天，安徽、江西、甘肅、雲南等地達到30天。

除了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各地亦出臺了育兒假政策。男性陪產假以及家庭育兒假的設置，有助於男女雙方分擔育兒責任，一定程度減輕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以及因生育遭受的職場歧視。

根據子女年齡，夫妻雙方每年育兒假時長達到5至30天不等，最長可休一年。絕大多數地區給予夫妻雙方同等長度的育兒假期。重慶做出了更為靈活的規定，「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兒假至子女一周歲止，或者夫妻雙方可以在子女六周歲前每年各累計休5至10天的育兒假」。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性別薪酬差異問題，這類靈活分配的育兒假在實踐中可能變相延長女性產假。一項性別薪酬差異報告顯示，2020年，城鎮就業女性的平均薪酬僅為男性平均薪酬的75.9%。單從經濟角度考慮，由於男性收入水平更高，夫妻一方可休的育兒假很可能變成女方休假，造成女性職業中斷。

此次生育假期的調整進一步凸顯了傳統性別分工，即生產與撫育責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綜合產假、陪產假、育兒假考慮，我國女性可享受的生育假期遠長於男性。相比之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G7各國的男女雙方產假與陪產假長度較為相當。

目前，產假產生的用工成本主要由企業承擔，這包括產假期間的工資、社保成本，也包括替代人員等成本。因此，許多專家指出，延長產假政策是「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尤其私企對用工成本更為敏感，招聘環節的性別歧視屢禁不止。《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但必須承認的是，實踐中，完全落實生育假期的企業僅占一小部分。早在2016年，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在全國12個省（市、區）開展了「全面兩孩政策下生育保障製度實施情況」專題調查，發現32.7%的女職工產假不足90天，甚至低於《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98天產假。

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參加生育保險2.14億人，其中生育人數430.3萬人，女職工享受生育津貼354.2萬人。對比當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估計絕大部分生育女性沒有享受生育保險待遇，享受生育津貼的更少之又少。非公就業、非正規就業女性以及女性農民工難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能夠休足產假、獲得足額生育津貼的女性僅占少數。

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另一項調研顯示，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正如湖南省在修正《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生育）假期過長有可能影響女性就業，從長遠看不利於維護和發展女性權益」。必須在女性就業權和生育權益之間取得平衡，產假等生育假期政策需要與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措施相配合。政府應承擔部分生育成本，加大力度打擊、糾正職場性別歧視，健全社會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從而真正營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環境。

地方政府放寬平臺工人自費繳納醫保 騎手：企業也應負責

自從7月人社部、發改委、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後，互聯網平臺行業陸續推出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地方政府亦有新政策出臺，最近江蘇、浙江和廣東省，以及一些城市（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分別擬定對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非全日製從業人員和新業態從業人員等靈活就業人員，放寬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其中，江蘇省已明確在明年1月1日會實施新政策。

早於9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便通過了「十四五」全民醫療保障規劃。方案要求「健全多層次醫保製度體系，分類優化醫保幫扶政策。落實全民參保計劃，推進職工和城鄉居民在常住地、就業地參保，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製」。這次地方政府的行動是對該規劃的落實執行。

靈活就業醫保對平臺工人的作用

以往靈活就業人員醫療保險需要工人在戶籍所在地申請，並不切合長時間在外地打工的外賣、快遞和司機等靈活用工平臺的工人的處境和需要。政府期望以放寬戶籍限製，推動更多靈活就業等人員在就業地參加職工醫保。

另外，江蘇省政府還調整了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比率。據通知表示，繳費比例原則上在各設區市職工醫保用人單位繳費率（不包含生育保險費率）和個人繳費率之和基礎上，降低1個百分點。繳費基數則將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一致，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300%執行。以張家港市為例，該市現時靈活就業人員醫保繳費基數為3800元/月，繳費比例9%，大額醫療費用社會共濟基金5元/月，合計347元/月。新修訂後，繳費率下降至8%，月費為309元/月。

繳納了靈活就業醫保的工人相對居民醫保會有更好的保障。首先，工人可以使用個人賬戶，參保人可以憑社保卡到定點藥店刷卡買藥，也可以到醫院門診看病。城鎮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亦比較高，一般到三甲醫院至少能報銷80%-85%左右，是居民醫保達不到的比例。另外，在辦理退休時，如果繳費達到國家規定的年限，工人便不再繳納醫療保險，終身享受醫保待遇。因此，整體來說，撤消戶籍的限製對於希望繳納醫保的工人將有所助益。

工人們的回應

現時，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社會保險保障。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也沒有本地戶籍，因此沒有在工作地參加自費的社保。最常見的後果是：工人沒有繳納國家規定的工傷保險，因此送餐受傷後不能按照法例索償。而沒有醫療保險的問題，則導致工人在大城市有醫療需要時，需要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甚至因長期工作而五勞七傷，也不去接受診斷。

政府放寬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將鼓勵這批平臺工人參保，增加多一點醫療保障。不過，這同樣是政府在不動搖企業以承包人身份雇傭工人基礎上的又一項新政策。事實上，絕大部分外賣、快遞員等所謂靈活就業人員已經是平臺的全職工。根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對當地外賣員的調查報告，接近九成的外賣員以外賣配送工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95%以上的外賣員日工作時間超過8個小時，其中11-12小時的占比更達38.80%，12小時以上的占比28.08%。然而，在這些實際上全職在外賣平臺工作的工人當中，有54.89%的外賣員是以專送用工模式雇用，工人有更大機會與加盟平臺的小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但有43.85%仍以眾包模式訂立合同。換言之，至少四成人不被承認全職雇傭工人的身份。

對於這些外賣員、速遞員等工人來說，即使放寬所謂的戶籍限製，他們仍然需要自行承擔自己的醫療保險，平臺分文不付。以一個月賺6000元的外賣員為例，以上文張家港的繳費水平計算，它的繳費率實際是309/6000=5.15%。雖然供款並不特別高，但對於一直面對單價下降趨勢、平臺罰款等情況的工人來說，也算是一筆有一定份量的負擔。而且，平臺完全不需負責，也加大了工人對這項新政策的反感。因此，這項新措施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就三地政府的新措施，中國勞工通訊跟一些外賣和快遞員作了簡單討論。其中，大部分工人現時都沒有參加任何醫保，少數人參加了居民醫保。對於是否參保，工人的意見可說是五五開，有騎手願意繳費，因為「工作中發生意外會比較有保障」。也有騎手覺得醫療保險相比「養老保險還實用，說不定什麽時候就用上了，繳費也不高」。不過，也有外賣員不會繳費，「因為生活壓力大，不想再自費去繳納保費」。

騎手在是否繳費上可能多考慮個人的負擔能力，因此傾向各異。但對平臺是否應該為工人繳醫保供款上，工人們卻給出了一致的答案：平臺應該承擔責任。所有的騎手都指出現在工作一點保障都沒有，而且同意外賣行業是高危行業，雇主需要為職工繳費。值得一提的還有，所有騎手都認為平臺是他們的雇主，而自己是員工，因此平臺的所作所為一直都是在推卸責任。

繞過平臺工人訂政策 政府繼續縱容企業

事實上，除了醫保外，政府也在早前放寬了養老金等社保繳納的戶籍限製，廣東、四川、遼寧省等地都將開放非戶籍地靈活就業人員購買職工社保，箇中邏輯亦是一樣。不過，養老金的繳納方式及爭議更為復雜，得另文討論。

無論如何，這些政府的新措施均是在缺乏一般外賣和快遞員等平臺工人的直接參與下擬定出來。雖然不至於損害工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工人的健康和其他保障上將很難帶來效果。工人需要能夠透過工會表達自己的訴求，並與企業進行談判，這從外賣、快遞員近年持續的罷工和抗議，要求平臺改變規例和降價已經清晰可見。愈來愈多平臺用工認為自己是平臺的雇傭工人，但企業和政府都對此視而不見。

二零二二年

組織互助平臺表達騎手不滿 外賣騎手盟主被捕

2021年2月28日，有消息稱，北京外賣騎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捕。 4月2日，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陳國江，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2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陳國江在其微信影音號上發布了一段34秒的視頻，疑似被釋放。片中，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是由外賣小哥陳國江創立的微信群及公眾號。由於深感外賣員之間關系松散，該微信群的目標是成為騎手互幫互助的平臺，除了采訪和記錄外賣員日常勞動遇到的問題，也會對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至今已累積了大量工人關註。陳曾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有16個微信群，微信好友超過14000人，其中99.99%是騎手，包括即將要當騎手和以前是騎手的人」。

盟主被捕後，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不時更新盟主及其家屬最新消息及聲援文章。不過，近日該公眾號因接相關投訴，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被刪除。盟主在B站發布的200多個視頻也被陸續清空。目前國內對盟主被捕的相關消息進行嚴格審核，新聞及公眾討論都受到限製，不少賬號和消息都被刪除。

2月18日，盟主和其他騎手表示餓了麽在春節推出分為七期的額外獎勵活動有欺騙工人的問題。該獎勵活動每期持續七天，鼓勵騎手留京工作，但騎手發現第六期的目標難度直線上升而難以完成，導致騎手無法拿到活動全額獎金8200元。 2月19日，餓了麽在官方微博向騎手致歉，承諾將整理出全國所有訂單有偏差的區域名單，額外增加補償活動。暫時不知道這次事件跟陳國江被抓是否相關。

外賣騎手各種勞動問題已經得到大量關註。去年9月，《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近年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也有所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去年由於外賣行業成為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集體行動只錄得3起。今年收錄到兩起外賣員抗議則分別發生在廣東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桐鄉市。 3月1日，兩地美團騎手均發起罷工，抗議配送費下降。

關於外賣盟主被抓的報道將在下方持續為讀者更新。

2022年1月3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疑似被釋放。他的微信影音號上更新了一段34秒的視頻，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2021年4月2日

經過37天刑事拘留後，陳國江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1年3月24日

據工號51報道，3月24日，律師會見了盟主陳國江，律師說陳的精神狀態還好。目前案件仍處於偵查階段。據悉，3月17日，盟主家人終於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通知書顯示，2月26日23時，陳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更新了籌款的最新進展。在十幾個小時內，盟主家人收到了12萬元左右的捐款，因金額已基本足夠，請大家停止捐款。目前，盟主家人已聘請律師，將在本月24日與律師會面，偵查階段的律師代理費為3-5萬元，他們也表示，將公開後續花銷的明細。但此微信推文發出後，文章隨即被平臺刪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也被關停。

2021年3月15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發布了盟主家人的求助信。自2月25日，盟主被北京警方帶走，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書，亦不知盟主下落。家屬在網上發起籌款，為盟主聘請律師。（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9日

多數派報道指，近期多個大城市美團、餓了麽用戶表示，其訂餐訂單無騎手接單或配送大幅延時。目前沒有證據表明，該問題由盟主被捕引發。2019年，盟主曾組織外賣員拒絕接單，抗議外賣平臺下調單價，被刑事拘留26天。文章也敘述了盟主創立騎士聯盟的故事。（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刊登了另一篇早前盟主親述獎勵事件的采訪。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發布消息引述餓了麽相關人士指騎手盟主已經被抓，又指盟主2月24日晚間已在一個微信群裏擔心自己出事。另外，有消息指被帶走的還有其他人，後來有兩人被放出，但盟主仍被扣押。（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2月28日

豆瓣傳出消息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疑似被捕。詳情可參考中國數字時代的整理。

求助地圖運作一年後，我們註意到一群被忽略的工人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求助地圖自2020年底推出已經運作了一年多，共收錄了1245起工人在互聯網上的求助事件。在這一千多起工人的求助和申訴中，我們留意到一個過往較少仔細了解的群體，他們是一群年輕的、在中小企業工作的服務業工人，工作亦多跟互聯網的購物、傳媒及文化產品相關。他們面臨的勞動問題是集體性的，但往往只能單打獨鬥，依靠現有的法律途徑以及較強的網絡表達能力來維護自身權益。

過往在搜尋及整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時，中國勞工通訊經常會接觸到工人的求助訊息，問題包括拖欠工資、工傷後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公司倒閉、工人被解雇等。通常，工人已多番與老板交涉，甚至尋求政府協助，但仍未得到解決，因此才會在線上求助和申訴。工人求助地圖設立的目的是將這些消息集中，讓政府、工會和媒體能與工人取得聯絡，協助工人爭取其利益。

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些事件確實成為了我們聯絡及建議工會提供協助的個案。同時，我們也發現地圖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讓我們看到以往受限於（是否有發生）集體抗爭的視角而被忽略的工人。即便沒有發展成集體行動，這些工人同樣在網上寫下了自己的工作經驗、思考和不滿，值得認真整理和檢視。

一個現象：新興零售及服務業工人的求助超出預期

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最大的分別是，我們在求助地圖收錄了頗多零售服務業工人的不滿，2021年全年共331起，僅次於最多的建築業工人求助。相反，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21年只收錄了156起零售服務業工人的抗議，比建築、交通運輸業的事件要少得多。

這些服務業工人工作的企業五花八門，既包括一些比較常見的酒店、健身房和酒吧等市民消費場所，也有諸如網購平臺、文化傳媒公司、動畫企業等與互聯網和影視行業相關的公司。例如，去年涉及科技公司的求助有20起、文化和影視公司14起、網絡公司13起。

另外，從一些內容比較詳盡的帖文可見，相比建築行業，不少服務業求助工人較為年輕，有些是剛大學畢業的打工青年，有些甚至是暑期工或學生工。絕大多數工人是在一些中小企業工作，結果碰到老板拖欠工資、企業倒閉，數月來的勞動因而分文不獲。工人嘗試私下跟雇主商量，但不得要領，之後嘗試走勞動仲裁及訴訟程序，又費時失事，弄得生活相當艱難。

典型的零售服務業工人求助

要了解這種比較常見的事件，我們可以看看發生在2021年9月上海言幾又文化公司的拖欠工資求助。

言幾又是一家經營書籍售賣、文創周邊、咖啡餐飲的文化連鎖店，在內地算是小有名氣。不過，網上求助的員工表示，公司財政出現問題的情況原來已經持續超過兩年。我們在求助地圖發現，產生零售服務業工人不滿的不少都是這種經營陷入不穩的中小型企業。拖欠的款項通常由供應商貨款、客戶訂金開始，再慢慢發展到工人的工資：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眼查和百度，從2017我入職的那一年開始，公司就不斷的在拖欠供應商的貨款了，之後的幾年裏，房租水電裝修公司的錢挨個拖了個遍，店裏售賣的茶飲水果都是員工自掏腰包墊款，2020年開始員工工資無法正常發放，基本都是兩個多月一發，後臺的員工三個月，甚至有離職的員工已經被拖欠工資半年了，我親眼見證了這一切，領導們也很厲害，不斷的畫大餅，再過兩個月就好了，再過半年就好了，再挺挺就過去了，我已經被不斷消耗兩年多了。」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這些事件中，員工通常都選擇盡可能在企業內部解決糾紛。有些工人可能體諒初創企業資金流不足，又或者不想貿然轉職，因此一直忍受這種不穩定的工資支付情況，以自己的積蓄度日，甚至節衣縮食。

到了2021年，上海言幾又拖欠工資和社保的情況已非常嚴重，負責處理申訴的人力資源員工也被拖欠工資，該名員工也因為無法在上海糊口而被迫申請辭職。他表示，最令人憤怒的是，即便提出辭職，公司還要員工簽額外的非競爭協議和空白合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新興公司關註的始終是市場競爭，因此即使員工離職，還要擔心他們加入競爭對手的企業。但對員工來說，他們感受到的則是徹底的不敬：

「我實在不敢茍同，五年的兢兢業業最後落得個個這，突然就笑出了聲，且放下了對公司栽培的感恩之心，半年後我成功離職，拒絕簽署禁業競止協議的我，現在只是一個正常的，被拖欠工資，憤怒的前職工。」

年輕服務業工人、學生工的聲音

面對欠薪的情況，學生工的處境更顯困難。2021年6月，一名在石家莊市振碩傳媒公司勤工儉學的大學生遭到拖欠工資的企業解雇。根據該學生上載的對話截圖，公司起初表示它們從物流公司的到賬信息一直沒有收到，而且企業一直在賠錢，又向他道歉，保證在限期內會發放工資。然而，到了約定期限，該學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聯絡對方時發現對方已經跑路。雖然情節有點不同，但情況本質上和言幾又一模一樣：它們都是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繼而出現現金流問題的中小企業，而工人就是這股競爭力量的犧牲品。

這名大學生後來嘗試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卻遭拒絕，表示他是學生，不能構成勞動關系，所以不受理其舉報，建議走司法程序，這不禁激起該學生的不滿：

「（我）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他們回答說，我是學生，沒辦法舉報，得上訴；轉而，又向勞動仲裁委員會舉報，勞動仲裁委員會以同樣的理由搪塞；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官網同樣回復我，因為我是學生，所以法律上沒辦法構成勞動關系，建議走司法程序；律師我當然找了，辦這個案子得五千塊錢，這五千塊錢比我工資都多，讓我怎麽維權？」

官方叫這位學生請律師的回應對他來說可謂嘲諷。這位學生在帖文中反問︰「我要能請得起律師，我幹什麽還勤工儉學？」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服務業工人求助中，起碼有18起事件有明確提到自己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實習生或在學學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在新興服務業勞動的年輕工人，並沒有得到法律和政府的照顧。他們面對的問題仍然被法律的疏漏、人事的無能和自身力量的不足掩蓋起來。

中小型網絡公司的亂象和員工欺壓

受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意味著這類公司的經營狀況已經陷入危機，但這並沒有說明這些公司常態時的模樣。對此，我們可以參考工人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件追討加班費事件。2021年12月，一名在雪彩網絡做用戶介面設計的原畫師在網上投訴公司的種種亂象，以及分享自己追討加班費的失敗經驗。

這位原畫師表示，自己的專職雖然是原畫師，但工作的網絡公司根本沒有原畫部門，他要一手包辦各種事情，包括設計圖標、場景等。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興服務業公司運作的截面。他表示自己接受該工作的原因是國內的小公司情況都差不多︰

「沒有組長，沒有主美，沒有主策，沒有主程，只有一個製作人和老板，甚至沒有加班費，還有唯一一個HR包攬各種事情，在職期間整個公司人數不到三十人，我當時因為著急找工作也沒說什麽畢竟現在國內小公司都差不多。」

人員不足、企業內的分工沒有充分發展是這種網絡小公司的常態。事情的另一面，是這名原畫師被企業主管安排了海量工作，幾乎是一人做幾個人的事情。 「工作中領導（製作人）一直瘋狂的讓我畫ICON圖標，以及場景原畫，甚至是地編等只要是我能做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模糊不清一直在PUA我，並且第一個月每天都在加班『996』的狀態。」

此類網絡公司由於規模較小，也因此較易逃避政府和媒體的監察。以至，雖然中國政府嘗試打擊「996」工作製度，但這種網絡公司也有自己的「過墻梯」。該員工表示，他的公司雖然有因應國家對「996」的打擊而實行「大小周」製度（即一個星期上六天班，下一個星期上五天班）。但同時，他的轉正申請遭到了製作人拒絕，還被反過來指責工作不到位，要延長一個月試用期。這意味著他是在工資「打八折」的情況下一直被榨取勞動力。直到因無法接受公司的行徑而離職，他仍然只是一個試用員工。

這種小公司在對付員工上並不手軟。在該員工離職後發起勞動訟裁時，他得到的回應是︰「遊戲圈子很小，讓我下次找工作小心點。」 在庭上，他提交了大量記錄，「包括工資條、釘釘打卡記錄、工作記錄、延長試用期等記錄」，力求證明自己並非自願加班，並且遭到延長試用期，要求賠償加班費。

結果，判決書完全傾向公司一方，「上面寫著加班需要申請，延長試用期賠償五百元，我就覺得很搞笑，我的數十張證據記錄比不過公司的寥寥幾句沒有證據的話」。仲裁程序耗時費力，面對生活經濟壓力，在仲裁敗訴後，這名原畫師只能放棄繼續維權。

「但從申請勞動仲裁到結束用了我將近三個月時間，每個月房租都要兩千元，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沒有能力和資本抗爭，畢竟普通人還需要生活，自己辛辛苦苦的每天加班到頭來變成了自願加班，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證據被公司的只言片語給駁回，如果再上訴到法院也只能自討苦吃，我只能在這裏泄憤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什麽都做不到，我只能繼續生活。」

尚待清楚說明的工人群體

透過初步整理工人求助地圖中記錄較為詳實的事件，我們註意到一班以往較少有系統性理解的工人群體。隨著城市的消費水平上升，社會分工的進一步轉變，這些工人在近來急速發展的服務業工作，當中包括互聯絡平臺、文化傳媒、遊戲製作等。由於這些行業還處於初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上的競爭特別激烈，很多中小企業面臨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倒閉，以及不斷加強對工人勞動強度的要求。在這些企業工作的工人，則很多是初出茅廬的青年人，他們的學歷比以往的工人稍高，文字表述能力更成熟，但同時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維護自身權利方面，他們都更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

由於不少企業規模細小，而且新興行業又五花八門，比較零散，因此要比較有效地理解這些工人的處境比較困難。不過，自從工人求助地圖開始收集更多數據後，我們可以開始察覺到這些工人相類似的情況和特質。當然，以上的觀察仍然相當初步和片面，我們鼓勵更多關註中國工人現狀的朋友多利用這個新的地圖，並且附以自己的額外研究，使數據能發揮更大作用。

柬埔寨當局逮捕賭場罷工工人

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2021年12月18日發生了罷工，有數百名在職及近期被解雇的工人參與。他們的大量訴求甚至包括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遣散費支付。

在三場政府對罷工的鎮壓中，共有超過二十名工人被捕。當罷工進行到第十八天，工會主席Chhim Sithar一到達現場，就被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從1月3日及4日罷工現場的視頻可以看到，數名便衣暴力地抓住並推搡工人，把工人帶進了路邊一私家車內。1月3日被捕的工人中，有一位是懷孕的工會成員，她於當晚被釋放。4日，Sithar被捕。

金邊市法院及政府從一開始就認為罷工違反了柬埔寨相關法律，他們也組織了工會及其雇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間的談判，可是談判在罷工的第一周就停擺了。

罷工第十日，金界娛樂城的管理層告知工人，公司將對參與罷工者處以違紀懲罰，甚至予以解雇。

娛樂城的母公司金界控股（Nagacorp）為香港上市公司，馬來西亞富豪曾立強（Chen Lip Keong）為公司最大股東並擔任首席執行官。據報道，在金邊實施封城、並對國際旅客進行隔離檢疫的2021年上半年，公司虧損了7700萬美元——這是該公司首次宣布虧損。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金界控股的年利潤在2020年、2019年分別達到1.023億美元及5.213億美元。

去年四月，金界賭場以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損失為由，宣布了將解雇1329名工人的計劃。五月，大家發現，所有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組織者以及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成員都在裁員名單內。工會認為，這無疑是公司針對工會的打壓。

365名工人要求復職，而同意離職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盡管公司口口聲聲強調經濟壓力，工會卻發現公司正在開發一處名為Naga3的新賭場項目，建造總價高達35億美元。罷工中，工人們拿著的寫有Naga3、公司首席執行官曾立強以董事長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

工會領袖們同時通過柬埔寨勞動仲裁委員會，嘗試解決解雇及錯誤計算解雇補償的問題。柬埔寨的勞動仲裁結果並無法律強製力，而且，此次仲裁委並沒有對解雇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只是裁定金界娛樂城應該按照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機製。

可是，仲裁委的裁決頒布後，公司依舊沒有調整任何一個工人的解雇待遇。

11月22日，工會宣布將會在12月18日開啟罷工，並列出一系列訴求：短期合同工應享有所有勞工權益、處理一起涉及某樓層管理人員的性騷擾事件、重新考慮過往裁退工會成員的決定。

從12月21日起，公司、工會及政府代表會面商討365名工人希望復職的問題。該次協商的討論重點集中在重新雇用365名工人，以及重新計算5月份同意離職的員工的補償。

工會主席Sithar被捕之前，曾在12月26日表示過談判遇挫，由於協商空間有限，工人們的其余八項訴求更是無法在談判中涉及。

Sithar在第一次被捕前表示：「罷工期間工人是拿不到工資的，我們也不想此次的罷工持續更長時間。」

為了贏得更多的大眾關註，工人將罷工時間改到了夜晚，借著公司亮起賭場對面公園的節日燈飾開展抗議。工人們原本計劃將罷工延續到跨年夜12點，不料當晚政府就在工會辦公室外逮捕了九名工會成員。當地檢察院在1月3日傳喚九名工會領袖，盡管包括主席Sithar在內的六人已遭逮捕。

政府的介入

金邊市政府和工會領導人在12月17日會面，嘗試在最後關頭阻止罷工。但是LRSU向媒體反映，由於金界娛樂城管理方並沒有參與談判，工會成員依舊投票通過了開展罷工的決定。

金邊市法院警告罷工者，受雇員工參與罷工可能需要承擔後果，而被辭退的工人可能需要承擔法律後果。金邊市政府12月18日也作出了類似的發言，聲明罷工違反了柬埔寨有關和平示威的法律，參與罷工的人士亦未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盡管柬埔寨首相早已宣布社區傳播的結束。

「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場罷工，我們遵守了所有相關法律程序。」Sithar在12月26日表示。政府嘗試在會面中會面中威脅工會，官員們也告訴她，她的行為十分「固執」。

匿名臉書賬號聲稱此次罷工由外國勢力領導。勞動部發言人Heng Sour將這場罷工與顏色革命相提並論。警方亦在1月4日Sithar被捕前召開記者會，展示外國資金支持工會「動亂」的證據。

Sithar被捕前曾表示，官方如此表述罷工實在是「非常骯臟的手段」。「如果政府和勞動局沒有能力解決糾紛，那就不要製造其他糾紛。現在這樣做不僅不專業，對政府官員而言，這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金界娛樂城管理方僅出席了兩次集體協商，這令工人方面十分失望。勞動部官員表示，勞動部出面有助於協調糾紛，Sithar卻認為應該坐到談判桌前的是公司而不是勞動部，管理方應該親自聽聽工人們的訴求。

「我們很少聽到公司的想法，這說明他們根本不想解決問題。」Sithar在被捕前說。

工會與工人

Sithar表示，公司不斷針對工會成員。2019年至2020年期間，罷工中的訴求之一便是將Sithar復職，讓她重新擔任工會主席。

現在，仍然受雇的員工中已經沒有工會領袖了，對於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一事，公司也並沒有認真考慮。

金界娛樂城的荷官Noun Srey Net對自己作為工人的權益感到悲觀。按照現階段的排班，她一個月當值15天，收入少過從前，可工作量卻從管理兩張牌桌增加到八張。除了額外的工作量，要是在管理牌局中出了什麽差錯，她將面臨被無薪假、被停工的後果。這一次的罷工，Noun Srey Net每天都有參與。

「工會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她說，「對於法律法規上，他們清楚得多。」

276名要求復職的工人之一Ry Sovandy也被檢察院傳喚、逮捕，事發前她表示，在娛樂城工作了15年，她慢慢成為了一位工會組織者，但她最想的還是恢復工作，因為她家人都要依賴她的收入。「我不想去其他的工作，」她說，「如果我去別的地方，那就等於從頭開始了。」

Sithar認為金界娛樂城明顯違反了勞動法，且針對LRSU的工會組織者及領袖。部分工會成員仍然在娛樂城工作，但公司已經辭退許多工會成員，大大削弱了工人的團結力量。

藝術家臥底港鐵公司，揭地鐵光鮮亮麗背後外判的不公和剝削

社區藝術家、 勞工研究員程展緯最近臥底港鐵公司當清潔工，揭發港鐵公司的外判清潔工時薪只有法定最低工資規定的港幣（下同）37.5元/小時，工資遠低於同行標準50.4元及生活工資水平57.4元，不僅勞動強度大，工人還要負責其他與清潔無關的工作。

200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引入外判製度，即是通過"價低者得"招標的方式，讓私營機構參與公共服務。從此公共屋苑商場以至公營機構的基層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承包。外判製度一直為人詬病。其中，清潔和保安行業尤為嚴重，他們往往需要大量加班，在私人市場的外判工時薪甚至不足40港元。

清潔工工作量大欠人手 厭惡工作令人難受

2021年10月，程展緯收到在港鐵公司任職的清潔工人投訴，指清潔工只拿最低工資37.5元。程展緯之後應聘港鐵公司清潔工人崗位，並於11月開始上崗工作。程所負責的是地鐵線屯馬線的清潔，每天下午3點至11點，他要到屯馬線上不同的港鐵站，負責地鐵大廳清潔、更換垃圾袋，有時更要清潔洗手間。事情繁重遇上人手不足，程展緯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顯徑站這類只有月臺和大廳而沒有轉車站被劃分為小型車站，其總面積約9200平方米，工作量大，但清潔公司只會分派兩個清潔工來負責整個站內的所有清潔工作。

程展緯發現，港鐵公司的洗手間清潔人手嚴重不足。屯馬線的客流量多達每日123萬人次，但站臺洗手間卻沒有設專屬清潔工，而是由像程一樣的「跑線」清潔工負責，「其實本身跑線的清潔工要負責大廳、月臺清潔和更換垃圾袋等已經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程說：「最麻煩的是每周都會遇到三四次廁所馬桶上堆滿糞便，甚至廁所墻上都能黏上糞便。」

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的指引，為確保公廁素質，每日使用量多於300人次的公廁就會被定為「高使用率公廁」，需要安排專職負責的清潔工。在港鐵線上的這些公廁使用量遠遠高於300人次， 但因為港鐵公司是私營企業, 他們便可以不聽食環署的指引安排清潔工人，而港鐵在清潔標書上也沒有要求承辦商要遵守食環署的指引。

程展緯更發現，有時跑線的清潔工友還要從事為站長買飯等與清潔無關的工作。據程所述，清潔工有時更像是港鐵公司的雜工，有些站長會要求在港島線工作的工人為他們跑到九龍去買飯，變相剝削這些工人的休息時間。清潔工人有時還因應需要在大型演習時協助搬運鐵馬護欄、幫助乘客解決問題。

清潔工人以惡劣的工作環境、龐大的工作量，卻只能換來37.5元的時薪，每個月大概只能拿到7000至8000元月薪。根據2021年統計署的報告，香港人月收入中位數是20000元，清潔工友的工資連中位數的一半都達不到。早在2018年，樂施會曾經結合香港人的住屋、衣食、交通需要等開支，推出「生活工資」的概念，即能滿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水平（包括能滿足均衡營養的飲食需要、合理的居住空間、適當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學習及醫療需要等）。2020年, 樂施會建議生活工資應為訂為每小時57.4元，而目前清潔工人的待遇離生活工資還差得遠。

記者會後程展緯被停工 港鐵公司拒回應工人訴求

12月15日，身為工會研究員的程展緯連同清潔工人職工會及清潔服務業總工會召開記者會，批評港鐵公司剝削工人、以極低工資聘請清潔工、以及港鐵清潔工遭遇一系列不合理待遇，又展示了20多個工友握拳的相片，以顯示工友爭取權益的決心。但在記者會召開後的當天，他就接到外判公司永順通知，指公司已聘請長工，取消了他未來一周的工作，程展緯實際上被停工。但港鐵的清潔人手一向緊拙、之前從未有臨時工一星期都不獲安排工作。程展緯相信這和他公開抗議港鐵有關。於是，他便引用香港法律《職工會條例》第十二章中防止歧視工會這一條向政府勞工處申訴。

根據《職工會條例》，任何雇員，均可享有權利： 參加職工會，成為職工會的會員或職員權利。雇主不得－阻止或阻嚇雇員行使上述權利；因雇員行使上述權利而解雇、懲罰或歧視該雇員；在雇用條件中，規定雇員不可行使上述權利；雇主違反以上規定，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10 萬元。

程展緯在申訴時才發現，外判商根本沒有把勞動合同的副本發一份給員工參考。程展緯指出，「我早在簽合約時就要求外判商給我一份外判的勞工合約，但他們一直都沒有給我。」由於沒有勞工合約，程展緯在勞工處申訴的時間也因此被拖長。實際上，不只是程展緯，其他港鐵外判的清潔工在簽合約時外判商都沒有給他們一份副本。在記者會之後8天，即12月22日，程展緯才拿到一份一張紙的合約副本。 但程展緯說，「我當時在合約上所簽的名字就有十多個，合約長度至少有十多頁。無論如何，沒有給合約就已經犯法，這件事我已經向勞工處備案了。」程展緯指出，自己早前向工友查問有無合約副本時，發現清潔工行業中很多公司沒有提供合約副本。早前更有媒體報道清潔公司疑用陰陽合同聘請員工，逃避法定的遣散費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 章《雇傭條例》第 44(3) 條，凡雇傭合約為書面合約，雇主須在該合約簽署後，或如該合約需經過生效程序，即在該程序完成後，立即向該人提供該合約副本一份。

法律規定雖然不錯，但實際上，自條例在1990年代實施以來，迄今政府只提起過兩宗檢控，大部分沒有合約副本的情況並沒有由政府提起公訴或在司法層面得到解決。

程向勞工處申訴後，開始有媒體關註外判清潔工待遇之差，但港鐵公司公關一直只願意回應記者提問，在收到《明周》的提問後，更直接回復表示港鐵公司一直關心清潔問題，和承辦商有緊密溝通，探討可改善的地方；卻對工會和工人要求對話的聲音視而不見、不作回應。

不透明的港鐵 無從稽考的招標標準

政府近年對外判合約招標進行改革，試圖改變過去完全「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針對清潔工人或保安等非技術工種，將工人工資的計分提高（評分分為價格和技術兩部分，而技術中又有工人工資部分，占整體評分12.5%），並以47.5元時薪作為承諾工資，以期一定程度改善工人工資待遇。但以上市企業方式管理的港鐵公司仍然按照最低工資37.5元的時薪來聘請清潔工人。當全港的清潔工人平均時薪達到50.4元時，港鐵清潔工的月薪只有37.5元，遠遠落後於同業。按程展緯的說法，目前外判公司不只永順一間，還有ISS，但他們聘用的清潔工工資都是按最低工資水平，意味著港鐵公司在招標時很可能沒有把工資這一項納入招標計分。

除此以外，政府自己外判的清潔工有更清晰的防疫指引，也列明每日會為清潔工提供兩個口罩，就每個崗位也有至少應分配多少工人的基本要求，確保有足夠員工在站點工作。但港鐵公司的清潔工人相比之下待遇就差很多。疫情之初，他們根本拿不到口罩，至今一年多以來，港鐵清潔工人每天也只獲發一個口罩；清潔工作缺人手的情況也極為嚴重，在接近9200平方米的顯徑車站只有兩位清潔工從事清潔工作。而且，據程所述，當最低工資於2019年被上調之後，港鐵就開始精簡人手了，繁忙車站的人手至少由11位減到9位。

香港港鐵公司是上市公司，並非直屬政府的機構，其基層工人的福利保障遠低於政府機構聘用的工人。然而，政府作為最大股東，對其有最終決定權，對港鐵公司的招標準則、工人的工作條件及健康權利等問題不應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港鐵公司作為公共交通服務提供者，大眾理應對招標、勞動標準等有知情權。

針對近日程展緯反應的清潔工待遇差，港鐵公司的官方回復只有「公司一直嚴格管理與清潔承辦商簽訂的服務合約」，看起來責任都是被外判的承包商來承擔。不過，如果招標標準、承辦合約不透明，反而會令人覺得港鐵是在甩鍋給承包商。如果港鐵能夠將涉及到公共利益有關的合約部分公開，可以令大家對港鐵釋除疑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督促港鐵將員工福利、工資水平納入招標標準中，其次在和承辦商簽約後更應該實時監察與檢討調整員工福利待遇。   

香港清潔工人工會長路漫漫

12月15日記者會後，程展緯又收到有工友對他說有港鐵公司的站長、外判公司管理層叫工人不要跟記者透露工人的工作情況。同時也有幾個清潔工人開始疏遠程展緯。「這明顯是因為上頭施壓所致，」程展緯說：「工人有自由向任何人、包括記者訴說自己的工作辛酸。我要求港鐵公司應立即告誡外判商不要再阻止員工發聲。」

程展緯這次的行動有點類似於工會策略之"salting"的嘗試。所謂salting的做法起源於美國，是指工會成員為了組織工人，親自到工作場所應聘並與普通工人從事一樣的工作，籍此在工作場所中了解工人的狀況並組織工人。程展緯此次臥底港鐵工作，已成功將清潔工的待遇、工作環境、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呈現出來，並以媒體曝光的方式對港鐵形成輿論壓力。不過，就組織工人而言，單靠臥底揭露和記者會施壓，顯然還不能令雇主港鐵公司願意來到談判桌上與工人對談。

在解雇工人非常容易、集體談判並非法定權利的香港，勞資雙方走向集體談判一向並非易事。不過，如果工人有組織、有策略，也有很多情況下工人能夠對雇主施壓，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回顧2018年，深水埗海麗邨的清潔工人因為被拖欠遣散費，工人團結一致集體行動，最後成功爭取到遣散費，更令政府改革外判製度，推出新方案調整外判合約計分，使政府轄下外判工人的工資上漲。一個月多前，香港foodpanda外賣員也發起集體行動，配合輿論的發展成功使管理方答應談判，最後爭取到公司改善送餐app距離計算方法、在繁忙時間有工資補貼、公司承諾暫時停止下調單價等重大成果。

就港鐵清潔工人而言，程展緯揭露出來的勞動狀況只是第一步，但更根本的還是工人的組織和介入。工會當務之急是呼籲更多港鐵清潔工人加入工會，向工人解釋工會是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工會實力擴大，公司就不得不回到談判桌，進而建立長久的談判機製。

《婦女權益保障法》迎來大修，職場女性權益受何影響？

《婦女權益保障法》正進行第三次修正，其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現正公開征集意見。與現行法律相比，草案共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從保障婦女平等接受教育，到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再到增強對女性的人格權益保護，從方方面面回應了女性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將著重分析有關勞動權益的修改，包括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加強女職工民主管理等內容。

消除職場性別歧視

草案開首就將保障婦女權益、禁止性別歧視提升至國家層面：「國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製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同時也從立法層面明確，「基於性別排斥、限製婦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益」的行為屬「歧視婦女」，應被禁止。

草案第二十八條增加了招錄環節性別歧視的具體情形，包括：

限定男性或規定男性優先；除個人基本信息外，進一步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意願；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將限製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其他以性別為由拒絕錄（聘）用婦女或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錄（聘）用標準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二十八條列明的就業性別歧視，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企業組織勞動者進行平臺用工。這將打擊就業性別歧視的範圍擴大至一些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雇傭情形，也有助於維護非正規就業女性的權益。

我國廣泛存在就業性別歧視問題。人權觀察（HRW）調查了2013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其中，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早在2019年，人社部、全國婦聯、全國總工會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就對就業性別歧視有所規定，此次修訂將效力提升至國家立法層面。

草案第二十九條進一步將就業性別歧視納入勞動保障監察範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工會、婦女聯合會等可以單獨或聯合約談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就業性別歧視行為。

除了聘用環節，草案也指明在懷孕、產假等期間保護女職工權益，有望緩解三孩政策下產假延長引發的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根據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調研，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草案特別修訂了在女職工懷孕、產假、哺乳等期間工資和福利待遇及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

第三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辭退女職工，單方面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女職工在懷孕、產假、哺乳期間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滿的，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限自動延續至產假結束或者哺乳期滿。但是，用人單位依法解除或者女職工依法要求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的除外。

草案亦指明違反有關規定的用人單位將面臨法律後果。第七十八條規定，對於侵害婦女平等就業權利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第八十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和三十四條規定的，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在過去的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案件中，法院往往只判決用人單位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此類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而草案中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雖高於以往的判決，但對於大企業來說，違法成本依舊偏低。更多有關職場性別歧視，可以參考中國勞工通訊《工作場所中的歧視》一文。

防治職場性騷擾，明確用人單位義務

草案列舉了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包括：

具有性含義、性暗示的言語表達；不適當、不必要的肢體行為；展示或者傳播具有明顯性意味的圖像、文字、信息、語音、視頻等；暗示發展私密關系或者發生性關系將獲得某種利益；其他應當被認定為性騷擾的情形。

《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對性騷擾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草案明確界定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增強了禁止性騷擾條款的可操作性。

草案更進一步指出用人單位在預防和製止性騷擾方面的法律義務，包括製定反性騷擾規章製度、設置性騷擾處理機製，開展相關教育培訓等具體措施。

增設的第五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采取下列措施預防和製止對婦女的性騷擾：製定禁止性騷擾的規章製度；明確負責機構或者人員；開展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教育培訓活動；采取必要的安全保衛措施；設置投訴電話、信箱等，暢通投訴渠道；建立和完善調查處置程序，及時處置糾紛並保護當事人隱私；其他合理的預防和製止措施。

同時，第五十二條也將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義務擴展至互聯網平臺用工的範疇。

性騷擾仍是困擾廣大女職工的重要問題，但在我國仍未建立起防治性騷擾的機製。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也規定了用人單位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法律義務，但缺少具體細則。此次修改草案，一方面為用人單位製定防止性騷擾製度建立了法律基礎，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履行義務的具體標準。

就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具體措施而言，草案第五十二條可以進一步完善，例如在企業防治性騷擾機構中設置女性成員比例；在保護當事人隱私以外，也保護當事人不受報復。

對於用人單位未履行法律義務防治性騷擾，草案也作出了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將可能面臨檢察機關訴訟和行政處罰。根據修訂草案第七十八條，單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草案第八十三條，由上級機關或者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給予相應處分。

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營造友好職場環境

女性職場參與是本次草案的新增內容：第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應該組織女職工參與製定有關職工權益的規章製度以及其他有關女職工權益事項的協商議事活動。第十六條明確，職工代表大會中，女職工代表的比例應當與女職工占職工總數的比例相適應。

這些修訂在國家立法層面強調了女性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性職工總體占多數而管理層女性代表不足的行業，增加女職工代表比例，有助於增強女性的職場話語權。

根據草案第三十條，在勞動（聘用）合同中，應當加入女職工特殊保護條款，集體合同中應當包含男女平等和女職工權益保護相關內容。如前文所述，修訂草案指明就業性別歧視和防治職場性騷擾條款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用工範疇。為了進一步保護新就業形態的女性勞動者權益，建議將修訂草案中女職工特殊保護及集體合同的有關條款也適用於平臺用工。

此外，草案還在女職工健康、反家暴等方面作出了改善，為女職工提供更多支援。草案第五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定期為女職工開展婦科疾病、乳腺疾病等健康檢查。第六十一條，鼓勵用人單位按照合理比例配建男女公共廁所和母嬰室等設施。第六十七條，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在職責範圍內預防和製止家庭暴力，依法為受害婦女提供援助。第七十七條，鼓勵和支持企業事業單位參與建設婦女權益保護服務熱線，提供婦女權益保護方面的咨詢、幫助。

在推進性別平等方面，也加強了公共監督。草案第三十五條規定，企業年度報告中應當包含女性招錄（聘）情況、職工性別比、管理層性別比等反映男女平等狀況的信息。第七十四條，對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製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控告或者檢舉。

工會在維護婦女權益上的職責

現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僅從原則上規定工會應當在工作範圍內做好維護婦女權益的工作。此次修訂草案，對工會的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特別是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方面，提出了更詳細的要求。

根據草案第二十九條，工會可以單獨或者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婦女聯合會等約談實行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對侵害女職工其他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的用人單位，工會可以通過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手段督促其限期糾正。這在國家立法層面，為工會消除就業歧視工作打下法律基礎。

早在2019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指出工會應在打擊歧視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不過，各級工會及工作人員仍需加強對各種形式的職場歧視的認知，製定切實可行的消除就業歧視工作計劃。在2021年兩起涉嫌殘障歧視及年齡歧視的案例中，工會要麽仍糾結於工會會員問題，要麽對歧視熟視無睹，仍處於缺位狀態。

此外，在上文所述加強民主管理、擴大女職工話語權、集體合同等方面，也需要工會的積極參與。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工作，有望成為工會加強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的契機。

《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2年頒布以來再次迎來重大調整，修訂草案尤其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特殊勞動保護等方面，具有進步意義。中國勞工通訊將繼續關註法律的實際修訂及後續施行狀況。

珠海佳能800多人工廠停產，勞資雙方協商補償方案

日前，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停產，800多名工人面臨失業。公司與工會及工人代表進行了補償方案的協商，並公布了遣散方案。

1月12日公司發布的公告顯示，「因近年來全球照相機市場急劇萎縮，及新冠肺炎病毒長期肆虐，公司經營面臨空前困難」，最終作出停止公司生產的艱難決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將努力提供高於法定標準的補償方案，並與工會及員工代表共同協商遣散方案。

據早前報道，有前珠海佳能供應商接受媒體訪問，稱員工方面提出了2.8倍補償方案，即勞動法規定的2.8倍進行補償。

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當地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界面新聞的報道顯示，珠海佳能於1月16日公布了《關於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優待方案的公告》。優待方案的補償包括五項：經濟補償金、按工齡分為三檔特別慰勞金、按工齡分為七檔的就業支援金、2022年特別津貼及春節慰問金。

其中，經濟補償金按照「N+1」標準計算，即工齡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月平均工資，加上一個月月平均工資的代通知金。對於《勞動合同法》的三倍封頂限製以及經濟補償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公司表示優待方案不設定改上限。

特別慰勞金以14年為限，按工齡長短提供1倍到1.3倍的工齡補償。加上其他項目，佳能提供的優待方案遠高於法定標準。尤其對於長期服務的工人以及高薪的管理層來說，可以拿到較為豐厚的補償。從社交媒體的討論可以看到，許多網友認為方案頗為慷慨，比一般企業的補償標準高。

不過，對於工齡長的員工來說，再就業也比年輕員工更為困難。珠海高新區管委會正在統籌安排面臨遣散的874名員工的再就業事宜，據悉，目前有40多家企業提供出4500多個崗位。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成立於1991年，已持續經營32年。高峰時期企業曾雇傭超過1萬人，隨著數碼相機市場的萎縮，工廠規模不斷縮小，到2020年底員工僅1300余人，目前只剩800多人。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佳能珠海曾是佳能的主要卡片數碼相機生產地，是佳能目前在中國內地唯一一間數碼相機生產基地。停產後，佳能會將生產線移回日本國內。佳能在中國的大連、中山、深圳及蘇州仍設有主要生產復合機、打印機等辦公設備的工廠，這些工廠仍將繼續運營。

企業官網發布的《佳能珠海2020年度環境報告書》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投資總額2.2億美元，2020年實際生產鏡片1229萬片、數碼照相機102.9萬臺、數碼攝像機9.4萬臺。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數碼相機市場受到極大沖擊，早年就有其他日企的生產線撤離中國。2017年，尼康關閉了位於無錫的子公司尼康光學儀器（中國）有限公司。2018年，奧林巴斯關停在深圳的相機生產廠。

製造業曾經是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中心，尤其當工廠突然關閉、合並或搬遷，工人往往采取集體行動，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保和經濟補償金。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工人的抗議數量急劇下降。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66起製造業工人的罷工、抗議。其中，三星重工業（寧波）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引發數千名工人維權，要求合理賠償。

此次佳能珠海停產，並未看到有關工人集體行動的報道，有關公司與工會的談判詳情亦未見報道。從公司官網了解到，佳能珠海工會成立近二十年，獲得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模範職工之家、廣東省及珠海市多個榮譽稱號，下設9個基層分會，日常開展豐富多彩的職工文化體育活動。

從公司1月12日發布停產公告，到16日公布遣散方案，僅僅歷時4天，就達成了協商方案。但公司為其優待方案設下了有效期限——1月12日至1月23日17點。未在有效期限內與公司簽署解除協議的員工，優待方案將不再適用，公司只支付「N+1」的經濟補償金。

設置期限意味著員工可能不得不接受當前方案。此外，《勞動合同法》亦規定了一些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例如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三期的女員工，以及勞動者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優待方案並未提及這些情況如何安排。員工方面對遣散方案的回應、不願意接受方案的員工如何安置以及後續的再就業計劃等，都需要企業工會在接下來數天裏繼續與公司進行協商。

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下，工廠的生產經營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挑戰。這需要更強有力的工會在企業出現重大變化或生產經營困難時，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

工人集體行動逾千，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焦點

去年一月，中國勞工通訊在回顧2020年的工人處境時，寫道︰「中國工人階級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 文末，我們提到「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 這個結論已經成真。 2021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1093起工人的罷工和抗議，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為焦點。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體行動中，建築行業的抗議仍然占最多，雖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討薪最多，有118起，涉及興建商場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設相關的討薪問題尤以恒大的債務危機特別受人關註。在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我們總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討薪。這些事件大多發生在湖南、湖北、廣西和雲南等相對內陸的省份，工人因為公司長期拖欠工資和五險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撥款而罷工抗議。

至於在2020年較多發生的基礎建設工地討薪，今年則只收錄到35起，室內裝修的討薪同樣較少，有21起。我們推測這與基建投資並未像2008年後一樣急速增長相關。事實上，2020年疫情間，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2021年1月至11月間，中國電力、熱力、燃氣等供應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只增長了0.2和1.1%。與此相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由1月至8月間同比增長10.9%。建築業的重心向住房和商業樓宇傾斜，使工人因層層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樣向這些工地集中。

去年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是交通運輸行業。其中，快遞行業激烈競爭造成的網點倒閉和欠薪尤為嚴重，共錄得189起事件。早於2020年，許多報道已經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到了2021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全面爆發。企業之間的價格戰一度將部分網點派費壓至低於1元，導致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這場價格戰的犧牲品，他們停工、討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們在快遞行業看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罔顧，出租車司機的情況則是持續在低迷的市場掙紮。由於中國內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復蘇的苗頭，出租車司機的生意沒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價和天然氣價格的上漲則造成經營成本的上升。疫情後起伏不定的市場環境，令管理公司的壓榨和網約車的競爭對司機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2021年，地圖共收錄了150起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機們集體上訪、罷工、圍堵網約車等事件層出不窮，參與人數往往超過數百人。與以往一樣，司機們的的訴求仍然是成為獨立個體戶，落實經營權和產權兩權合一，減少管理公司各種份子錢、註冊費的壓榨，以及確保市場的封閉性，然而現實對它們提出的挑戰似乎愈來愈大。

工人集體行動愈來愈集中在以中產階級新需求為基礎的各類行業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閉的飯店、餐廳、健身房等討要工資，另一方面，則是去年政府打擊教培機構後引發的連串倒閉和抗議。2021年，城市的服務業和教培機構的集體行動共錄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經是工人抗議最熾熱的製造業在2021年錄得集體行動數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從2015、16年外資和大型私人企業的搬遷和關廠抗爭逐步減少後，中國製造業工人的抗議大多發生在中小型工廠，這些工廠由於經濟環境變化和同業競爭而面臨訂單減少，以及因生產成本上升而出現營運困難。我們現時在這個行業看到的多是數十人規模的討薪抗議。

回顧過去五年，我們可以看到製造業的工人集體行動持續下降，由2017年占比約20%下降至2021年約5%。相反，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大致維持不變，保持在15-20%之間，同時交通運輸行業的抗議則持續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內部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此，我們一方面需要關註工人在新興行業的訴求，另一方面，也不應因抗議的減少，而忽視在製造、采礦業的內部變化。事實上，製造和采礦業內部的自動化和科技發展，正在大幅改變工人勞動的條件和感受，同時威脅工人的生計，亟待發掘。

在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變動的過程中，中國勞工通訊也從地圖的數據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調整。相比以往，集體行動中牽涉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事件有所增加，總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錄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動的事件則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顯較以往少。這些政府的回應方式與去年一系列對平臺經濟、互聯網、教育機構、房地產的規管似乎是一脈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門更積極地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同時，地圖收集到的工會主動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極少數。

被拋棄的工人：生鮮平臺裁員事件記錄

兩家中國生鮮電商平臺1月中旬被曝深陷裁員和減員增效的泥潭。據《雷達財經》報道，美菜網的成都研發中心去年9月整體被裁撤，北京總部的產品研發、采購銷售、財務等部門亦有50%及以上的裁員比例，涉及人員甚至包含二級部門及以上的中高層。到今年1月，一位自稱美菜網離職員工爆料，繼上次50%比例裁員後，美菜北京總部再裁減40%的人員，北京總部亦需要搬遷。

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一線從業人員則從去年10月開始出現批量離職，到去年12月算法等核心部門也開始裁員，現時內部人心惶惶。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在網上透露，該企業已開始大裁員，「采購50%，算法30%，運營30%，招聘10%-20%。其中裁員對象中，試用期員工成為重災區，試用期6個月，在最後一個月下手裁員，還想盡量不給賠償」。

生鮮電商平臺最先裁員的多是一線外包配送員、分揀員和其他業務員。《財經天下》的報道提到，去年10至11月間，叮咚買菜在華南地區一地級市前置倉的一線人員縮減了20％。外包公司只是口頭通知這些員工，讓工人打包離開，工人拿不到賠償，績效工資也沒有全發。礙於工人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通過社交平臺訴苦爆料，事情並未引起關註。

除了直接辭退員工，叮咚買菜也用盡各種方式逼迫工人，包括刻意讓配送員難以完成業績、扣減工人工資、強製休假等，務求讓受不了的工人自行離職，讓留下來的工人在嚴苛的條件繼續勞動。

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向媒體表示，去年9月起，企業要求配送員人均每日完成66件訂單，低於33單者需被扣減全天底薪，介乎33到66單者則算半天薪資。另有配送員表示，叮咚買菜去年10月的指標是每天跑100單，到今年1月的指標已增加至每天跑160單。公司同時要求工人「強製排休」，將休息天數由9天增至19天。又或者強製收到差評的工人休息。如此勞動要求，工人根本無法生存，但對叮咚買菜來說仍然有利，因為企業雖然壓縮人手，卻可以從提高勞動強度上確保從勞動力身上壓榨價值。

裁員的規模現時已經由一線員工擴展至技術及管理等部門。對於這些工人，公司也沒有手軟。一名在叮咚買菜總部工作的員工指，他在轉正前1個月被裁。上級領導起初表示無任何賠償，更要他主動離職。這名員工拒絕該方案並跟人力資源等人員多次談判後，才拿到半個多月的工資賠償。即便拿到裁員賠償的員工，方案亦只有N（按工作年資計算的經濟補償），沒有N+1（代通知金）。一些員工計劃進行集體仲裁。

「生鮮品天然的高損耗率、非標準化、毛利低，外加消費者價格敏感、客單價提升有瓶頸等因素，決定了生鮮電商是一門非常難賺錢的生意。」《連線insight》的報道提出的這些問題，意味著生鮮平臺通常需要經歷長時期的虧損，平臺的競爭亦註定異常激烈，因而令一線員工更容易成為競爭的犧牲品。

自疫情以來，生鮮平臺面臨的市場競爭確實愈趨激烈，例如去年底，阿裏巴巴旗下的盒馬鮮生向叮咚買菜宣戰，推出「斬釘價」，稱聲要「斬釘截鐵降價」。另一方面，則是社區團購平臺的發展加速，威脅著現有生鮮電商平臺的空間。這些新企業無論在供應鏈，還是用戶上都與生鮮電商爭奪資源。

針對生鮮平臺的裁員和倒閉，中國勞工通訊暫時只收錄到1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是陷入債務問題的社區團購平臺十蕓團員工在湖南省長沙市發起的抗議，要求公司發放拖欠的工資。雖然工人未廣泛發起公開的抗議和集體行動，但我們不應忽視生鮮平臺競爭下造成的種種工人失業和欠薪問題。隨著平臺進一步擴張，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白熱化，生鮮平臺很大概率會步上快遞行業的價格戰和網點倒閉之路，屆時工人的不滿也將同時爆發出來。

生鮮電商的裁員倒閉時間線

2021年4月30日，餓了麽旗下B2B食材配送平臺「有菜」宣布將於5月20日停止運營。

2021年8月23日，由於十薈團部分地區業務將與阿裏巴巴社區電商事業群整合，多地業務關停，不少員工被公司裁員。十薈團的裁員情況此後不斷延續。

2021年9月7日，橙心優選宣布將大面積收縮，業務規模由此前9大區31省縮減至3大區9省。

2021年10月20日，生鮮平臺呆蘿蔔App發布停運公告，呆蘿蔔App停止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各線下門店停止營業。

2021年1月12日，美菜網被爆總部搬遷及裁員40%，其中一位員工表示，美菜網一都直在裁員。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員工則透露企業開啟大裁員。兩家企業其後均回應指只是進行正常的組織調整與優化。

燃氣事故頻發，各行工人安全受威脅

中國近來燃氣事故頻發，其中不少發生在工地、餐館、交通及燃氣場站、工廠等工作場所，天然氣管道泄漏燃爆、液化石油氣瓶爆炸、煤氣中毒……影響各行各業工人。企業重利輕安全，地方執法寬松是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工會在保障工人安全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

《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顯示，中國燃氣事故數量從2017年的925起到2020年的615起，總體呈下降趨勢。不過，2021年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有過千起燃氣事故，其中包括近年傷亡最大的湖北十堰市的燃氣爆炸。

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社區集貿市場發生一起重大燃爆事故。地下管道泄漏的燃氣在事故建築物下方聚集，遇到餐飲商戶排油煙管道的火星，發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集貿市場一片狼藉。2021年下半年，遼寧省大連、沈陽等市以及其他省份也發生多起燃氣事故。今年1月又發生一起重大燃氣事故，重慶市一街道辦事處食堂發生坍塌，疑似因食堂燃氣泄漏燃爆。事件造成16死10傷。

燃氣管道泄漏：施工問題與管道老化

2017至2021年，平均每年發生200多起天然氣管道泄漏事故。泄漏的燃氣或在施工現場燃爆，或通過地下的密閉空間，進入附近場所、遇火源爆炸。比如湖北十堰市的事故，便是因燃氣管道泄漏，燃氣在集貿市場下方河道內的密閉空間聚集，遇火源爆炸。醫院、餐館、超市等地也曾因燃氣管道泄漏而發生爆燃事故。

根據微信公眾號燃氣爆炸的燃爆事故新聞統計，「施工破壞」連續五年是管道泄漏事故的最重要原因。《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2020、2021上半年）也顯示，第三方施工破壞是主要原因。「第三方」指的是非燃氣公司的建設公司，包括自來水管道、熱力管道、電力管道、地鐵建設項目以及其他市政工程的施工方，他們在施工時不慎破壞地下燃氣管道。

據界面新聞報道，趕工期、老舊小區施工隊伍參差導致事故幾率增加。一位燃氣公司人士指出，很多老舊小區施工過程中，隊伍沒辦法按照施工設計執行，有時為了趕工期再降低工程質量，導致地下管道被挖斷等情況偶有發生，「例如自來水公司在挖路的過程中把燃氣管道蹭破點皮兒，沒造成危險就會趕緊埋了，就不吭氣。」

另外，燃氣公司的施工問題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許多工程存在多層分包、甚至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者的情況。比如在2018年6月10日，中緬天然氣輸氣管道晴隆縣沙子鎮段發生泄漏燃爆事故，造成1死23傷，直接原因是管道焊接工藝不嚴。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項目由中石油天然氣管道局第三工程公司負責，卻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的王某，王某又將含事故段的部分工程分包給同樣無施工資質的李某。2021年10月21日，遼寧省沈陽市發生5死52傷的燃氣事故。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員未將管道之間連接的零件有效密封。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工程由大連建工機電安裝工程有限公司（大連建工）中標，但公司違法分包，允許賈某利用大連建工的資質證書和營業執照承攬工程。

管道老化、腐蝕也是重要原因。2021年湖北省十堰市的重大燃爆事件便是管道老化所致，同年遼寧省發生多起燃氣事故，界面新聞報道指出，遼寧省多數城市燃氣管網歷史悠久，大量管網超期服役。2022年1月，中國應急局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中國城鎮使用燃氣的人口近年大增，同時燃氣管道大多是20年前建設，全國有10萬公裏城鎮燃氣管道老化 (占所有城鎮燃氣管道12%)，「十四五」期間將進行更新改造。

餐飲業事故

餐館事故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管道泄漏，更常見的是餐館使用的液化石油氣瓶泄漏、遇火源爆炸。其中一個原因是用戶使用不當，比如忘記關閉液化石油氣瓶的瓶閥、使用的氣瓶不符合規定等。另外，市面有售違法改裝的過期液化石油氣瓶，也有無資質的燃氣燃具單位違規安裝。2019年10月13日，江蘇省無錫市的雙樂小吃店發生一起液化石油氣爆炸事故，造成9死10傷。原因包括使用不符合規定的液化石油氣鋼瓶、軟管脫落、燃氣燃具單位無資質違規安裝。

另外，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無色無味、不容易察覺其泄漏。燃氣安全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天然氣入戶前會加入臭味劑，不過廚房氣味復雜，未必能覺察。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36條規定，餐飲等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使用燃氣的，應當安裝可燃氣體報警裝置。不過一名應急管理部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酒店、餐館等經營性商家的可燃氣體報警裝置安裝率相對較高，但機關、企業等單位內部食堂還沒有強製要求。2022年1月7日，重慶市武隆區鳳山街道辦事處的食堂發生坍塌，疑似食堂燃氣泄漏燃爆導致。

運輸事故

2020年，燃氣運輸相關事故數目是53起，2021上半年則有50起。從收集到的新聞案例來看，事故原因包括超速駕駛、長時間作業。

超速駕駛導致槽罐車側翻、燃氣泄漏爆炸是常見原因。2020年6月13日，浙江省臺州市溫嶺市，一液化石油氣運輸槽罐車因超速駕駛導致翻側、燃氣泄漏爆炸，造成20死175傷。涉事企業負責人不具備安全資格證，也未按規定執行GPS動態監管製度。

企業忽視安全、要求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也是事故原因。2017年6月5日，山東省臨沂市一輛運輸石油液化氣罐車在卸車作業過程中發生液化氣泄漏、爆炸著火事故，造成10死9傷。當時卸車區已連續24小時作業，且有10余輛罐車同時進入卸車現場。涉事的金譽石化有限公司沒有對裝卸區進行風險評估，而且當時擴產後液化原料產品吞吐量增加三分之二，但企業仍全部采取罐車運輸裝卸，造成風險嚴重疊加。

此外，每年有數起到十數起的場站事故，多是在車輛充氣時發生，不過資料不多。

工廠事故

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顯示，近五年來，每年都有1至3起工廠煤氣泄漏事故。這些事故多發生在鋼鐵、冶煉等重工業工廠，多是因高爐作業或煤氣管道泄漏導致。2021年9月27日，遼寧澎輝鑄業有限公司因限電問題導致設備停機、煤氣泄漏，共有23人與煤氣接觸反應，需送往醫院救治。

其他工廠也因能源問題發生燃氣事故。2017年12月19日，山東省濰坊市的日科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爆燃事故，造成7死4傷。起因是該車間匆忙「煤改氣」，從燃煤熱風爐切換到未經正規設計、未經驗收的燃氣熱風爐後，燃氣泄漏進入幹燥系統、發生爆炸。2019年12月3日，北京市的京日東大食品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燃氣爆炸事故，造成4死10傷。起因是燃氣管道的法蘭墊片材質不佳，受液化石油氣長期腐蝕，導致泄漏。

企業逐利、地方執法寬松

企業逐利而忽視安全是許多燃氣事故的結構性原因，或是因節省成本將工程分包給無資質者，或是要求工人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2021年6月湖北十堰市發生重大燃爆事故後，財新網做了一個專題報道，指出涉事企業中國燃氣在收購十堰市項目後，沒有更新改造管道，沒有理會管道老化腐蝕、管道穿過地下密閉空間等安全隱患。

另外，中國燃氣雖積極參與政府的「煤改氣」項目，卻不重視安全。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記錄了這樣一起案例：2017年9月，一班農民工為中國燃氣位於天津薊州區六個村莊的煤改氣工程鋪設輸氣管道。工人們反映，中國燃氣涉嫌非法多層轉包，導致工人工資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中國燃氣公司從未發出過施工質量標準指引，煤改氣工程用戶將來在使用時，有潛在的安全隱患。

燃氣事故的另一個結構性原因，是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監管與執法「寬松軟」的問題。據財新網報道，多名燃氣行業人士稱，業內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