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會言論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共統治之下的工人階級的處境

作者 獨立工會

　　近年來中國大陸工潮叠起，特別是東北地區的工潮規模最為震撼。鑒此，不少有識之士寫出許多相關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工潮進行評論。盡管這些文章立論各有不同，但亦有個大體壹致的觀點：大陸的經濟改革使工人--這個從前的“主人翁”、“領導階級”的利益受到損害，故激起他們的反對。這壹看法理應得到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認同。不過對於工人曾是“主人翁”、“領導階級”這種說法，筆者總感到有些別扭。再看到有人把這個社會群體說成是經濟改革前中共政權的“寵兒”、“既得利益階級”。現在他們的反抗行動是“懷念大鍋飯、鐵飯碗”，是想“吃回頭草”。更感有些話如骨鯁喉，不吐不快了。

　　壹、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

　　中國共產黨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好，就算它是“領導階級”。那也該問壹聲它是怎麽去實施其“領導”職能的？是每個工人都任有壹定的領導職務嗎？顯然不是。是各級“人民代表”由工人擔任嗎？也不是。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都只在工人中選舉產生嗎？更不是。這就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領導階級究竟怎麽個領導法？哦，對了。共產黨還有個說法是“工人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施領導權”的。具體地講就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中共黨員去擔任各單位和從地方各級到中央的領導職務。然而，這裏明顯又會產生這樣兩個問題。

　　1)、如果這工人階級中少數的“先進分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那麽，還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實施領導權。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先進”身份(共產黨員)是由共產黨各級組織認定的而與工人群眾的意向毫不相幹。這又怎麽能說他們在代表工人實施領導權呢？

　　2)、共產黨員的階級成份中工人遠不占多數。農民成份數倍於工人。知識分子也占有相當數量。尤為重要的是，純工人背景的黨員只能在基層單位裏擔任領導職務。中、高級的領導職務全由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擔當。在他們中間除了李先念等極少數是在“參加革命”前做過工人的外，絕大多數都是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顯然。這些地位顯赫的職業革命家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幹。

　　從以上兩點簡扼的分析已足以說明“工人階級在領導社會”這壹命題不能成立。當然，還有壹種說法是，共產黨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執掌政權。在這種說法面前，我們還有什麽好講呢？這不與“共產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宣稱同出壹轍嗎？這類以“就是”為特色的宣稱都是不必講道理，不容討論的。然而，這種強橫的邏輯不又正顯示了它理論上的虛偽和欺騙嗎？

　　二、“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及“改革”後的變遷1、“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

　　中共政權下的工人階級並非只有壹種形態。它起碼可分為全民所有制工人、集體所有制工人。兩制之下還可以再分成固定工、合同工、臨時工、發票工、乃至“妾身未明”的民工。可見，工人階級還分有許多層次。然而，無論工人階級分成多少層次，都有壹樣確定不移的是，所有層次的工人階級都原則地區別於另壹個社會階層--幹部。這裏所指的是廣義“幹部”。因為“幹部”在中共詞典中有兩種涵意。壹是狹義的。專指各級黨政領導。二是廣義的，泛指所有屬於“幹部”編制的人。

　　有哪些人屬於“幹部”編制？除了黨政工團機關、司法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是當然的“幹部”外，教師、醫生護士、文藝工作者等亦屬其中。“幹部”來源主要有三種。壹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參加共產黨的人們。他們並成為狹義“幹部”。二是歷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三是在工人農民中遴選。

　　工人與“幹部”之間有壹條極為清晰的界線。工人轉變為“幹部”謂之“提拔”。“幹部”轉變為工人只有在“犯了錯誤”後，被懲罰“開除出幹部隊伍”“下放”當工人。足見工人與“幹部”等級界線之森嚴。那麽工人在什麽情況下可以被提撥為“幹部”呢？大體只有壹個途經，就是壹貫“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堅決與壞人壞事作鬥爭”。而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接受黨的考驗” ，“爭取火線入黨提幹”。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批林批鄧等政治運動中竭力充當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從而被吸收到黨內並改變其身份，從工人編制轉入“幹部”編制。其人事檔案也由勞動工資科轉到組織科。有時共產黨也會吸收少量勞動模範式的工人入黨，但壹般不予提幹。用以保持共產黨中純工人成份的比率。但這類工人黨員通常只能做生產班組長，頂多是工段長。再就升不上去了。因為車間主任壹級壹般都屬於“幹部”編制。由此可見“幹部”在中國共產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是絕對高於工人的。既然如此，還奢談什麽工人階級是社會的領導階級那就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已被“提幹”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沒有“提幹”但入了黨，或“積極靠攏組織”正在要求入黨的工人，組成了“先進工人”。他們壹般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幾。因此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幾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無政治權力的人群。他們在工廠裏任憑各級領導驅使。制定工作定額的權力抓在領導手中。領導們想方設法地提高生產定額。“先進工人”和某些為獎金所誘惑的目光短淺的工人拼力幹活，使領導有了不斷提高定額的理由。“先進工人”往往可以苦盡甘來地被“提幹”或“以工代幹”來脫離繁重的勞動。而那大量沒有能力“起飛腳”的工人就只能認命地喘息在愈來愈高的生產定額之下。實際上，在領導幹部們的眼中，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是濕了水的海綿。他們只要加大壹些壓力，就總可以再多榨出壹些水來。對如此處境的工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他們有什麽樣的政治地位，那其荒謬的程度無異於對著壹個全身浮腫的垂死者，來討論他如何因營養過剩而至肥胖。

　　2、“改革”前後工人階級地位的變遷

　　“改革”前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當然有所不同。“改革”前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改革”後這類調子唱得少多了。“改革”前，無論是五十年代對資產階級和“右派分子”以及其他“階級敵人”的鬥爭，還是六、七十年代黨內派別鬥爭，中國共產黨都需要工人群眾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為之出力。鑒此，它必須用壹種虛幻政治榮譽來欺騙、也可以說是籠絡工人群眾。它利用那時工人群眾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使工人群眾真的以為自己是“領導階級”、“主人翁”。從而在經濟上忍受共產黨高積累低消費的剝削。在政治上隨著共產黨的指揮棒起舞。去鬥資本家、批右派、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工人階級所領受的政治榮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達到高峰。毛的中央下令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中學校，領導學校的“鬥批改”。指示從青年工人中選拔所謂優秀者直接上大學。還曾特別指令全國搜尋壹萬名三代血統工人上北京天安門國慶觀禮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這“工人階級要領導壹切”的調門唱得高入雲霄之際，真正享受這壹殊勛的也只是工人群眾中很少壹部份的“先進分子”。別忽略，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大量的工人群眾被批鬥毆打、被關入監獄，甚至被虐殺。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壞頭頭、五壹六分子、二十壹種人......等等，等等。如果說以前的政治運動挨整對象是資本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話，那麽，此時挨整的主要是工人。壹個工人，他究竟是享有“領導階級”的榮耀，還是默默地做壹個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抑或淪為政權排斥乃至打擊鎮壓對象,這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政治表現、和他做人的“本事”、以及領導的需要等數種因素的綜合。如果在壹間600工人的工廠裏有300人都“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 。那仍然只有幾十、頂多壹百人能受到領導的“重視和培養”。物以稀為貴，榮譽只有為少數人擁有時才能體現它的價值。把虛幻的政治榮譽加在整個工人階級的頭上。而實在的榮譽和利益只給予少數人。共產黨就以最小的成本獲得了最大的社會資源。鄧式“改革”展開後，盡管中共照樣鎮壓政治異議人士，甚至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但無庸諱言的是，中共確實不再搞經典類政治運動了。尤其在鄧小平南巡以後，其整個重心往經濟活動轉移。此時的中共認為發展經濟要靠兩樣。壹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據此，私有企業(包括表面上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得以擠往社會中心。二是重視知識、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據此，科技工作者連帶整個知識階層都得到政權的重視和禮遇。此時，工人階級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恢復了它在社會中本有的坐標。政治運動不搞了。共產黨不再需要工人階級為之出力。故也不必再向它頒發政治榮譽。非但如此，連那少數“先進工人”的實際利益和晉升(提幹)之途也予以取消。至此，除了為數很少的高級技工以其不可或缺的技藝還能在社會上占據壹席之地外，其他大量的生產工人都只是勞動力而已。而勞動力在中國是大大過剩的。世間凡屬過剩的東西，其價格和價值必然走低。與此相對的是，知識階層的價值越來越高。這不僅體現於其價格--工資待遇的升高，還體現於其走入生產管理階層乃至社會統治階層。壹些知識者被當局任命為企業的領導人，更有的被延攬到政權機構中任職。壹個被稱為“技術官僚”的階層急速勃興。在為中共政權打拼過的人們已經老去之時，其子女和“技術官僚”共同接下這個政權權柄的勢態日趨明朗。如果說從前知識分子在中共政權體系中之被列入“幹部”，那只是廣義的“幹部” ，即屬於“幹部”編制而已，那麽此時壹些知識分子則進入了狹義“幹部”範疇。他們已真正成為官吏。如果說從前“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政治運動中充當打手後，才得以“提幹”，進入“幹部”編制，然後沿著工段長、車間主任、副廠長、的升官圖緩慢地向上爬，那麽此時，某些知識分子的晉升則是極為輕松迅速的。如果說文革後期也曾有極少數工農分子作為政治標本“坐火箭”升官，但都在鄧小平緊握權柄後被狠狠摔下來，那麽此時技術官僚的官運則甚有保障而且前程未可限量。

　　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在政治上是沒落了。這當然不排除其中很少數人通過在黨校或普通高校代培班中混個大專文憑以轉換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從而另拓前程。至此有必要為之正名了。這些所謂“先進分子”實際上是“工賊”。他們的利益和要求與廣大工人對立。而且，他們壹無是處。他們沒有過硬的技術本領，在生產發展中並無傑出建樹。他們政治行為卑污人格操守低下，是中共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他們在中共政權那裏領受的政治榮譽和賞賜對整個工人階級都有欺騙和腐蝕作用。因為這會使壹些工人在恍然間以為中共政權給工人階級的虛幻政治榮譽是可見可觸的。而今這個階層在政治上的沒落當然是壹件好事。然而，當我們在為這個“工賊”階層的沒落拍手叫好時又能對那個新興的技術官僚階層寄予多大的希望呢？

　　三、工人階級不是既得利益者

　　首先看看工資收入。以數量最為巨大的1958年進廠的學徒工為例。16-18歲進廠。拿學徒津貼18元左右。3年後滿師拿技術工人壹級月薪35元(以中等地區類別工資額為例)。再過壹年，即1962年轉正為二級技工。工資額40元。從此工資凍結10年。直到1972年才普調為三級工。這就是說到1972年他們大多已三十出頭，娶親生子了，還在拿著學徒轉正後的二級工資，維持全家生活。(很多人都不是雙職工)。其生活之拮據可想而知。與他們相參照的是：

　　19歲的中專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5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35元左右。第二年轉正40元左右。與技工相若。

　　21歲的大學專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3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47元左右。第二年轉正53左右。比技工明顯優勝。

　　23歲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2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53元左右。第二年轉正60元左右。比技工優勝得多。

　　不可以用現在的物價看當時。那時十幾二十元在家庭生活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若用比率來換算。大學本科生的工資額是年齡相仿的青年技工工資的百分之壹百五十。這在那個收入極為平均的時代是個相當驚人的差距。筆者列舉這些數據絕非說大學畢業生不應拿高於工人許多的工資。而只是想以此數據說明那種把工人說成是中共政權下的“寵兒”是很不恰當的。

　　至於說工人吃定量供應的商品糧和享有公費醫療，那亦不獨是工人的特有待遇。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都有。說來中國農民真慘。他們的生老病死中國共產黨是不予理會的。然而，如果以農民的這種慘狀來論證工人是“既得利益”者階級，那麽其他呢？以此為論據，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也應是“既得利益”者。若只把眼睛盯在工人身上那恐有失公允。筆者之所以要費這些筆墨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對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應及時予以澄清。否則壹路沈澱下來。後世人們就會以為那是真的，以為工人階級真的曾是共產黨的“寵兒”。是共產黨政權的“領導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這不但對除很少數工賊以外的廣大工人群眾不公平，也美化了共產黨。請想想，如果占城市就業人口較大比重的工人階級真的是社會的“主人翁”和“領導階級”的話，那共產黨制度也就差不到哪裏去了。

　　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目前頗能流行，使筆者不能不再次感到中國知識階層與勞工階層的隔膜。知識分子，尤其是某些很敢於公開批評中共的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竟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這更加深了筆者的憂慮。因為對中國工人階級過去和現在的實際處境缺乏正確的評估，將會導致不能正確構思中國的民主進程。由於知識階層從來就被中共政權列入“幹部”編制，他們的生活層面壹開始就與勞工階層隔離。更何況新壹代知識階層從年齡上還與典型“工人階級”那壹代存有代溝，使之更難了解工人群眾的真實狀況。為了向社會清晰而準確地剖析中國工人階級的各個側面和橫斷面。需要有工人階級本階級的傑出人士來作努力。筆者有近二十年國營工廠“工人”編制的身份。也受過文史理工多科高等教育。但要想把中國工人階級的壹切都精辟剔透地梳理出來，亦深感自己文化底蘊的欠缺。作為把自己永遠定位於中國勞工階層壹分子的筆者，熱切期待著本階層傑出者的出現。

　　四、工人階級處境的沈淪與國有企業崩潰的過程通過以上闡述可以明了，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除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幫手並有可能晉升進入中共官僚階層外，絕大多數工人群眾在政治上都是處於無權地位。“改革開放”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依舊而工賊階層的政治地位則趨沒落。換言之，工賊階層趨於消亡。

　　在經濟生活領域中，“改革”前整個工人階級和當時城市裏另壹些社會階層壹樣都過著貧窮而有保障的生活。而至改革開放後，工人階級逐漸淪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這主要體現於“鐵飯碗”的打破和“公費醫療”的部份乃至全部取消。與此同時實際經濟收入也大幅度拉開。少數高級技工和腦筋靈活能及時變更自己生存方式的工人，在“改革”後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收入。他們不必為“鐵飯碗”打破而憂心。其較高收入也頗能支付日見升高的醫療費用。然而，大多數工人群眾經濟收入的微薄和勞保福利的喪失則使其實際生活水準低於七十年代的水平。於是壹股懷舊情緒在他們心中悄然而生。不妨簡扼回顧壹下工人階級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

　　在八十年代初第壹波城市企業的改革中，工人階級有所受惠。那就是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的實行。在此之前工人中廣泛存在著消極怠工的情況。所謂“做不做，三十六” 。就是那時許多工人群眾心態和行為方式的寫照。“改革”之初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的實行刺激了工人群眾的生產情緒，工廠生產量和他們的勞動報酬得以同步增加。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售、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等，工人階級的受惠之泉很快枯竭，而企業管理階層卻從中攫取到越來越多的利益。工人群眾收入的增加全賴勞動強度的加大。人的體力終究是有限的。更何況獎金發放標準和計件工資單價的制定權全在工廠領導人的手中。他們會設法使工人的勞動強度達到極點而付給工人的報酬只稍高於以前。

　　企業管理階層除了把工人群眾以竭盡體力的方式而多創造出來的財富盡量多地攫取外，企業擴權使之有了更為廣闊、繁多的攫取財富的方式和途經。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的生產經營全按指令進行。這壹方面限制了企業管理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壓縮了他們作奸犯科的空間。企業改革的實行則使之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盡管工人群眾從來對工廠的生產經營都無權置喙。但在七十年代社會還存有文革民主余溫，(請閱註釋)工人群眾還可以隨時對工廠領導的過份行為以大字報予以揭露抨擊。使之不敢過於肆無忌憚。然而在“改革”之後，企業領導擁有了絕對權威。更兼鄧小平以鐵腕掐滅了民眾最後的壹點民主手段--大字報。由此，國營工廠領導人行為之猖獗就壹發而不可收了。

　　“改革”浪頭卷起之時，工廠企業壹級的領導大多都由出身“工賊”階層的人們擔任。因為三八、長征級幹部業已“離休”乃至故世。“渡江”級幹部則身居較高職位。“工賊”階層是中國社會壹個無恥貪婪的社會群體。在“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的年代，他們充當中共政權的政治打手得以入黨提幹。從壹名勞工變成黨員幹部。這類人充滿活力、善於窺測道路風向。他們大多只有中等或以下文化水平，但卻工於心計，很能算計如何拓展自己的前程。在許多冠冕堂皇的“革命”詞藻的包裝下，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真質。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年代，他們踩著無辜者的政治屍體乃至肉身屍體向上爬。在“改革”的年代，他們也很能及時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但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且能騰飛在潮流前列。他們意識到現在不是整人的歲月，而是搞錢的時代。他們還明白，由於自己缺乏高學歷和退休制度的確立，升官圖已難再續。現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就象從前昧著良心去做政治打手壹樣，現在也昧著良心去瘋狂地斂財。

　　在這狂潮中，壹些按共產黨新政策提撥上來的中青年技術官僚也迅速腐化。加入到大瘋狂的行列中。除了各種手法的貪污收回扣外，國營企業管理階層還通過各種合法方式來攫取財富。花樣百出的工作補貼使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超過名義工資，企業動用公款購買高級商品房和小轎車給他們居住使用。據說這是企業領導人員應有的待遇和工作需要。還有連續不斷的出國考查。據說這是企業發展長遠規劃的必要投資。除此之外，企業裏非直接生產部門的人員越來越多。許多人都設法打通關節調到可以撈到油水或工作輕松的部門中去。據筆者了解許多工廠裏直接生產部門的工人不及總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二分之壹。這就必然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大增加。對這壹切的壹切，工人群眾都無權提出半點疑問。就這樣，企業的家底積累逐漸給他們掏空了。企業債臺高壘赤字年年，企業領導階層卻風光依然。

　　國營企業除了這嚴重的“內憂”還有相當的“外患”。那就是私人企業(包括名為集體所有制實為私人所有的鄉鎮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對它的夾擊。私人企業充份表現出早期資本主義的勁道。它盡量降低成本。對原材料使用節約。所雇工人工資與國營企業相仿但沒有任何勞保福利。工廠裏直接生產者所占比率極高。不似國營企業中為安置“皇親國戚”而設置大量閒差。也沒有到處開會和出國考查的開支壓力。它努力進行市場調查，積極填補市場空缺。及時創制新產品或生產轉軌，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而很關鍵的壹點是。這企業是他私人的。沒有上級領導能要他退休褫奪他的權力。他永遠是這個企業的擁有者，故他會對企業盡力愛護。早期資本主義是不人道的。企業主愛護自己的企業卻並不愛護工人。而中共國營工廠的廠長們則既不愛護工人也不愛護工廠。兩個不愛護劣於壹個不愛護。故國營工廠在競爭中敗於同類私人企業。

　　如果說私人企業是小型國營企業的克星，那麽外資、合資企業則對中型乃至大型國有企業以相當沖擊。它們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生產管理、原材料的充足和產品的銷售渠道的開拓等等都是國營企業難以匹敵的。在“內憂”為主“外患”為輔的雙重打擊下，國有企業發生了大面積的虧損。國有企業是中共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經濟基礎。中共當然不願意它垮下去。於是極力為之輸血打氧。指示國有銀行給它發放貸款以支撐局面。朱熔基下大力解決“三角債”。最後竟使出了“債轉股”的絕招。然而還是不行。

　　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上與私有企業相較有著先天性的不足。但國有企業並非壹無是處。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在壹定程度範圍內、在民主機制的輔助下，國有企業還是可以有所建樹的。而中共政權的國有企業的完全潰爛，其最基本原因當然是在於它黨政不分、政企不分。而還有壹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管理階層的高度腐爛。主要由前“工賊”組成的企業管理階層非但沒有責任心而且已喪失天良。他們不但沒有把心思花在如何搞好企業上，而且是絞盡腦汁地利用權力在握之機去斂集財富。企業的前途與我何幹？幾年後這主任、廠長的交椅將歸何人？朱熔基們可以想出許多方法從經濟層面上去挽救國有企業，但卻對付不了、改變不了這個徹底腐爛的企業管理階層。黔驢技窮，朱熔基最後只得操刀向那些朽木不可雕也的國營企業砍下去。這就是所謂的“關停並轉”。鑒於許多國營工廠的產品已有私營工廠或外資、合資企業取代。停辦這些長期虧損的企業已無後顧之憂。於是，經濟沙皇除傾盡全力保住壹些有關中共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外，對其他就鐵面無情了。鐵腕之下相當壹部份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另壹部份工人被勒令“下崗”。合同工被辭退。固定工“買斷工齡”等等，朱熔基在揮動砍刀時，還不忘向工人群眾下壹道判決詞。他說：“現在工廠裏是壹個人幹，壹個人看，還有壹個來搗亂，於是我們請那兩個人走” 。直到此時，朱熔基還舍不得訓導那腐爛的管理階層，而把唾沫星子都噴到工人群眾的臉上。

　　企業“關停並轉”了。被精簡的工人“日暮途窮”惶惶不可終日。而企業管理人員則是另壹番景像。有的是調任他職，依然是黨的幹部。享受各種優厚待遇。有的倒是與工廠共存亡了。不過，“亡”也有不同的“亡”法。棄屍荒野和寢墓輝煌畢竟截然不同。工廠領導們對這種結局早已未雨綢繆。憑著多年的人脈關系和掌握的產品技術購銷渠道使之能另辟蹊徑--到非國有企業中任職或自創事業。還有就是早已為自己搞妥了幾套住房，斂集了今後幾十年也花不了的銀錢。甚至有些富有人情味的廠長書記不但為自己，還為多年來追隨於鞍前馬後的心腹每人搞套漂亮的商品房，作為對他們忠心拱衛自己多年的獎賞。廠是完了，但他們都在完事之前使出渾身解數地最後大撈壹把。可嘆工人群眾則拿著那點可憐的遣散費不知如何了此壹生。

　　五、工人階級的情緒和民主誌士的因應

　　近年來各地掀起的工潮中常出現工人群眾扛著毛澤東大幅畫像遊行的鏡頭。對此，中共極端頑固派鄧力群之流竊喜不已。壹些民主誌士深感憂慮。因為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專制主義的總根和代表。鑒此，我們須對工人群眾的這壹做法作何分析和因應呢？

　　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群體在其處境發生大幅度變動時大多會把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作縱向比較。當他們覺得今不如昔時就會產生懷舊情緒。這是很可理解的人之常情。

　　昔日，就其整體而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被統治階級。(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但壹般工人群眾並無政治權力欲。他們關切的只是本身的經濟處境。當年，工人群眾以幾十元的工資養家活口固然窮困，但對比壹下，壹間中型工廠的廠長工資也只比他們高壹倍多，技術人員比他們高半倍多，而且僅此而已沒有其他隱性收入。另外，固定職工和領導、技術人員壹樣都享有公費醫療。其他開支也相當低廉。如孩子讀書的學費只需幾元。這些情況的綜合效應很自然地使工人群眾的心境趨於平衡。

　　而今情況迥然不同。他們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動量，卻過著依然拮據的生活。而工廠領導和壹些技術人員則拿著多許多倍於他們的工資和名目繁多的補貼以及享受各種特殊待遇。公費醫療名存實亡。各種開支急劇飆升。如孩子讀書。說是義務教育不用交學費。但書雜費、校服費、午餐費，甚至還有什麽課外補習費、集體旅行費、家長會費等等加起來壹百多倍於從前的數目。而工人的工資數額只是從前的十倍左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對這種富者愈富，而自己則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的狀況，叫工人群眾的心境如何能得到平衡。

　　由於文化水平所限，更由於中共政權對信息的刻意封鎖，壹般工人群眾至今仍不大了解歐美民主國家(中共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階層的相對富裕和享有社會保障的真實處境。亦不洞悉這種處境的得來有賴於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民主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遏制了官吏階層的貪瀆，和實行截富濟貧的社會福利政策。他們狹窄的視野使之把目光回溯過去，懷念逝去的歲月。而毛澤東就是那個歲月的代表和象征。

　　當然，還有壹種情況，就是扛著畫像的工人群眾並非真的崇拜毛澤東。他們這樣做只是出於壹種鬥爭策略。當今中國共產黨盡管在經濟領域中已基本背離毛的路線，但在政治上則堅持毛的壹黨專政。既然如此，扛著毛的畫像就可給自己塗上壹層政治保護色。使當局在鎮壓時不無投鼠忌器之感。

　　面對中國工人階級現有的心態情緒，民主誌士應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

　　1)、從前工人階級享有公費醫療固然於本身有利，但應想壹想數億農民兄弟毫無保障的處境。工農是兄弟。工人群眾若要爭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應忘記農民。

　　2)、“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在反對剝削壓迫時固然有其意義，但它畢竟是壹種狹隘的觀念。前進的觀念應是“既患寡也患過度不均”。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的確相當平均。但那種普遍貧窮的“偽社會主義”難道可取？細想壹下，有誰還願意回到那以幾十元養活全家。生活“保障”到連壹塊肥皂都要憑票購買，每人每月只配售壹斤豬肉的日子？

　　3)、毛澤東時代人們經濟上的平均和幹部的“清廉”是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為代價。多少人在那個時代備受迫害乃至家破人亡。即使在經濟領域中，毛澤東也是劣跡累累。大煉鋼鐵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深挖洞、辦三線廠、搞大寨田等等層出不窮的折騰胡鬧，不知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政治領域中，毛澤東的專制主義衣缽仍為當今中共領導集團所繼承。工人群眾在遊行請願中扛出毛的畫像作為壹種鬥爭策略是無妨的。但心中應該明白，毛是壹個應予否定的政治人物。不明確這壹點將走不出中共統治集團所設計的怪圈。

　　4)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以經濟訴求為主是應該的。但不能凝固在這壹點上。正如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必須用政治手段來作保障。只是在我們看來，這個政治手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而是建立民主制度。只有建立了歐美那樣的，尤其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那樣的民主制度，勞工階層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確實的保障。

　　六、勞動階層和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存在決定意識。這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的。目前處於這樣境地的中國工人階級有著強烈改變現實的要求和願望。盡管目前這種要求和願望大多還停留在經濟利益訴求的階段。但我們完全可以預期，深受中共政權政治經濟雙重壓迫的中國工人階級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主要力量之所在。

　　那麽私營企業主階級呢？筆者曾在廣西南丹礦難後寫了篇題為“如果黎東明是個大共產黨員”的文章。對中國新產生的私營企業主階級作了較詳細的剖析。總地來說，就這個階級的整體而言，確難以對它寄予厚望。

　　當今知識分子處境如何呢？換言之，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怎樣的社會意識呢？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由於中共革命的兩代業已老去乃至故去，其權柄在實行世代交替。繼承者來源於兩批人。壹是中共高官之後。二是高學歷人士。如果同時具有這雙重入場券當然進入權力場的勝算更高。至於工賊階層，如前所述，其在政治上已基本消亡。被摒棄在權力接力圈之外--這說來倒是壹件好事。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到極大優待。其中業已為官者自不待言。未為官者也享有相當優厚的待遇。不算住房配車之類，就以基本工資而言就與壹般工人拉開幾倍、十倍乃至數十倍的距離。如此之大的差距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為西歐、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所望塵莫及。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境遇下。能起來對中共的壹些做法進行批評的實在是寥若晨星。人們聽慣了知識界名士為中共辯解說項，看慣了理論工作者們為中共黨魁的三言兩語尋找理論根據。筆者壹些六十年代末大學畢業的友人。盡管在過去的歲月中也沒少吃中共政治運動的苦頭，但由於近年頗受中共籠絡禮遇，遂都對中共持相當維護的態度，並費力地反駁筆者對中共政權的剖析和抨擊。他們尚且如此，遑論八、九十年代後境遇壹帆順風的人們了。莫說拿著幾千上萬元月薪的較高層知識者在為中共寫頌詞，就看大城市裏那些工資獎金補貼約兩千元的小學教師，許多都在課堂上下力引導娃娃們仇恨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欺負”。向娃娃們灌輸美國911挨炸是罪有應得的觀念。教誨娃娃們熱愛祖國。而中共政權則被說成是祖國的具體象征。

　　知識分子階層就其整體而言實難寄予太高期望。然而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卻是中國民主之星。“存在決定意識”的定律在他們那裏失靈。他們的切身處境並不差。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當然是腦力勞動--建立自己的小園地。但是，他們對社會的觀察洞悉、他們的追求期望並不源於自身的境遇，而是源於對社會正義和人類道義的理解和求索。故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持否定態度，並敢於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之鬥爭。已被中共抓入獄中的楊子立等就是這樣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目前堅持在中國大陸不斷抨擊專制主義的劉曉波等和獲知中共即將張開羅網及時逃離的何清漣也是。還有許多中國民主黨的仁人誌士和暫不為外界所知正在以各種形式為中國民主事業奮戰的人們都是。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壹年多來，已在國內發展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個人際遇達到小康甚至超越小康。但他們沒有以個人的順暢為觀測事物的基點。他們為工農群眾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憤慨；為國家民族險惡的前景擔憂。他們決心為社會正義人間道義貢獻自己壹份力量。他們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希望。工農勞動群眾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推進提供巨大力量。而推崇和平理性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則致力於提煉提升這力量並引導它以正確的方式釋放。這兩方面的因素於中國民主事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共統治集團確實顢頇。它怎麽敢如此踐踏數量巨大的勞動群眾？難道他們沒有聽過那流傳了壹千幾百年的唐太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的名言嗎？

　　中共統治集團真聰明。不去盤剝壓榨人口基數最大的工農大眾豈能為他們的享樂揮霍提供如此之豐厚的物質基礎？

　　或有智者向他們指出險情之所在，籲請他們改弦易轍。沒門！就象當年明思宗哭請皇親國戚、朝廷重臣借些銀子出來解社稷然眉之急而無人應允那樣，要當今高官要員們收手亦確是與虎謀皮。同僚們都在大幹快上我若偃旗息鼓豈不太虧。“覆舟”之說嚇唬神經脆弱者去吧。我手中護照在握，瑞士、花旗銀行中存有巨款。新澤西州之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之地已購置良宅。壹旦“水”清洶湧，杭州西湖不能泛舟，難道不能泛舟塞納河與日內瓦湖嗎？

　　中國民運人士應該明白中國民主事業成功的要訣，那就是工人階級與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中國社會存在的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壟斷在經營中的作用

　　“服務業中的早餐公司” [1]為什麽辦得起來呢？因為大城市裏有太多“白領工人” [1]了，他們“忙碌了壹天之後加個班回家熬會夜早上匆匆忙忙起來，來不及精致地拾掇壹下自己就又忙著擠上人頭攢動的地鐵” [1]……在開始工作前，他們的“美好生活需要” [1]只是“好吃又不貴” [1]的早餐，比如“壹杯豆漿加兩個包子” [1]。

　　生動形象的語言不會直接有助於深入研究，但對發現問題卻絕對有重大幫助。在政治經濟學中，壹般研究的是等價交換：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買賣價格沒有差別。但在現實中，考慮到資本瘋狂的逐利性等因素，這樣的情況往往只發生在實力具有可比性的經濟單位之間：實力強的壹方總會想盡壹切辦法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買入、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而實力弱的壹方不得不接受被盤剝的局面。

　　文章[1]中研究的早餐公司，是從餐飲公司買進包子等原材料的。根據文章作者的調查結果，包子是大量按箱出賣的，可見賣食品給早餐公司的餐飲公司不是小作坊，而是比較大的企業。在早餐公司買進原材料的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實力大體相當，交易可以看做是等價交換，與政治經濟學壹般原理相符。

　　但賣出成品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消費者是壹群“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對於價格能承擔得起又必需的東西，是壹定要照價買下的。這時候發生的交換，壹般說來不是等價交換：早餐公司賣出熟包子和熱豆漿等餐點的價格，應該高於餐點的價值壹個不低比例。

　　“該公司每個攤點： 每月的營收為30000元， 成本為原料費用和人工成本15000+3600=18600元。”[1]，可以確定的是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明顯在3萬元以下1.86萬元以上。但考慮到現實中的各種變動因素，餐點的價格到底比價值高了多少卻是壹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如果假定價格比價值高了1/5也就是20%，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3÷(1+20%)=2.5萬元。

　　這樣的話，利潤為2.5-1.86=0.64萬元，原料費用1.5萬元，人工成本0.36萬元，壹個攤位每月的投入為1.86萬元，月利潤率為0.64÷1.86=34.4%。即便不考慮買餐點時價格明顯高於價值這壹極其有利於獲利的情況，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相當高，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6倍（5.9倍，文中沒有給出規模以上企業的利潤率是怎麽算的，但根據筆者過去的計算結果[2]看大體合理）。

　　人工勞動給原料增值2.5-1.5=1萬元，比人工成本高1-0.36=0.64萬元，即剩余價值為0.64萬元，剩余價值率為0.64÷0.36=1.78=178%。接近180%的剩余價值率！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這壹因素，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剝削仍然十分深重。

　　價格高於價值20%只是壹個假定，根據這壹假定計算得到的結果大體合理。但這並不準確，價格提高的比例可能是別的數值，做出其他假設後可以按照同樣方法得到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相關的結果：若價值高於價格2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2.4萬元，利潤率為29.0%，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5倍，剩余價值率為壹倍半也就是150%，剝削很深重；若價值高於價格1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約為2.61萬元，利潤率為40.3%，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7倍（6.9倍），剩余價值率超過兩倍達到了208%，剝削非常深重。

　　現實中壹個早餐公司典型攤位的月利潤率更高：(3-1.86)÷1.86=0.613=61.3%，超過“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10倍。剛得到這個結果時，筆者覺得自己可能點錯了小數點，但經過校對以後發現沒錯：實際利潤率就是高到了離譜的地步。（有壹點在數學上意義重大：投入比賣餐點的收入為1.86/3=0.62，大體上和利潤比投入0.613相等，這兩個比值都十分接近黃金分割比例0.618，看來黃金分割真的能給資本家創造大量黃金啊！）前面通過估算得到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很高的月利潤率，約為30%~40%，但這不影響早餐公司的實際月利潤率更高且超過60%的現實；用同樣方法得到的剩余價值率大體上為壹倍半到兩倍，剝削十分深重，但這不改變“工人每掙壹塊錢的工資，就要為資本家創造超過三塊錢的利潤” [1]的更殘酷的現實。

　　但筆者並不認為消費者被痛宰了。《我不是藥神》裏主角經營的平價藥生意是這樣的：印度仿制藥“格列寧”的出廠價是500元，經主角運到國內賣給患者至少要漲到三四千元。銷售價格是出廠價的6~8倍，壹轉手就大幅度漲價，提高了500%~700%。這還是走私的仿制藥，效果壹樣的正版藥價格會高達到它的10倍……與這樣的暴利相比早餐公司不愧為“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

　　也許再多辦幾個這樣的“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就能改變早餐價格高於價值的現實：很自然的想法是幾個大的早餐公司競爭會導致價格降低。但要知道，大型早餐公司再多，也遠遠少於“白領工人” [1]：壹個二線城市有30萬想買早餐的“白領工人” [1]，這很可能是偏低的估計；同壹個城市裏有3家早餐公司——每家1000輛餐車，這很可能是合理的假設。

　　平均每個公司至少對應10萬沒有議價能力的消費者，數量差異大到這種程度本身就意味著壟斷，同行間的競爭改變不了什麽。3個公司很可能達成價格協議，不論是通過協商自覺達成的還是在經營過程中自發達成的。而“白領工人” [1]卻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其中某個公司的產品，更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早餐公司提供的早餐；即便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最多也只是讓某公司可能的顧客減少千分之壹，改變不了早餐的經營格局。

　　3家早餐公司的價格表很可能有壹定差別，這就會導致競爭。但競爭的最好結果也只是不同公司的早餐消費水平基本壹致而已，上班狗還是得在3家中做出選擇來解決早餐問題，要付的錢基本上還是那麽多：如果競爭導致了更強大的早餐壟斷業務，付的錢會更多。不能指望通過大公司間的資本主義競爭改變消費價格明顯高於產品價值的現實，不變得更高消費者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壟斷收益本就是大型企業利潤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前面的估算結果表明：如果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的壟斷因素，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少則下降1/3（40%與60%），多則下降壹半（30%與60%），如果不是還要更多的話。買賣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差別往往會對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明顯影響，考慮小範圍的業務時不能忽視這樣的差別。

　　二、經營中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但對於“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1]這樣大範圍的經營而言，價格與價值的差別影響卻不會很明顯：這樣的差別會改變不同企業對利潤的分割，卻不會改變利潤的總量，在全國層面考察大企業時很多不等價交換已經包含在要考察的業務中了；這些企業進行的是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本身都具有壹定的實力，與它們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往往也在進行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彼此實力相當，整體上看價格與價值不會有明顯偏差。（當然，即便把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看做壹個整體，它們也可能在不等價交換中獲利，不過靠這種手段獲得的利潤與通過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而獲得的利潤相比，明顯少很多很多。）鑒於兩者實際利潤來源的這種差別，直接拿實際利潤率比較意義十分有限：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下，這其實是比較兩種不同的東西。那該怎麽做呢？拿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大約30%~40%的利潤率同“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相比嗎？那樣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大約就是規模以上企業的5~7倍了，雖然比10倍小壹些，但差別真有這麽大嗎？

　　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就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壹點兒也沒有考慮利潤的分割問題；但對“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考慮的卻是“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 [1]而非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現實中的業務不可能不存在不同利益集團對利潤的分割：國家機器要來收稅，金融資本集團要收取貸款利息……兩種利潤率的計算還是不同東西，不能直接比較。

　　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在11%~12%之間，約為早餐公司的1/3。

　　在同壹標準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比規模以上企業高得多，這種不算太離譜的差異應該可以用服務業有機構成較低來解釋，殘酷剝削帶來的高剩余價值率是解釋不了的，因為各行各業的剝削都很殘酷。

　　有機構成代表某業務中的技術水平，大體上是指經營中的物質成本（不變資本）比上人力成本（可變資本），有機構成越高意味著該業務技術水平越高。前面說過，在本文研究的早餐公司中：每月壹個攤位的原料成本為1.5萬元，大體上可以當做物質成本；壹個工人的月工資為3600元，差不多可以當做人力成本。兩者相比，可以得到有機構成約為：15000:3600=25:6=4.17:1。

　　在這裏筆者想讓考察更嚴密壹些，物質成本其實還包括餐車的損耗，人力成本其實還包括工人從保險中獲得的利益。筆者知道這兩項明顯少於原料成本和工人工資，但沒有掌握準確數字。“繳納餐車和餐車罩押金3115元” [1]，假定這些用具可以正常使用壹年多（比如十五六個月），那麽用具每月損耗約為200元；由於“工人沒有社保，只有工傷保險”，不妨假定工人平均每月從工傷保險中受益100元——很可能是高估了。

　　這時物質成本為15000+200=15200元，人力成本為3600+100=3700元，有機構成為15200:3700=4.11:1。不妨仍然像本文前面那樣假設：壹輛餐車每月生產的食品價值為25000元，銷售總額為30000元。壹個月的人工勞動使產品增值25000-15200=9800元，超出人力成本9800-3700=6100元，這就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為6100÷3700=1.65=165%，差不多是5/3。總成本為物質成本加人力成本：15200+3700=18900元，利潤率為6100÷18900=0.323=32.3%，差不多是1/3。

　　前面估計剩余價值在壹倍半到兩倍之間、利潤率率在30%到40%之間大體上是正確的，比較準確的估算仍然顯示剝削很殘酷、利潤率很高。但這些仍然沒有資方的實際獲利更讓人震驚：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30000-18900=11100元，利潤率為11100÷18900=0.587=58.7%，這倒真像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點錯了小數點；111000÷3700=3=300%，工人每賺1元錢，資本家正好獲利3元。

　　但如果沒有較低的有機構成，即便資本殘酷剝削工人，也無法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前面的計算結果是早餐公司的有機構成約為4:1，假定某業務的有機構為14:1，剝削強度與早餐公司相同：剩余價值率均為165%，那麽這壹業務的利潤率為165%÷(1+14)=11%，和前面估計的“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差不多，只有早餐公司利潤率的1/3左右。

　　高有機構成意味著相對於人力成本來說更多的物質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才能榨取到剩余價值。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這同時意味著壹二產業的有機構成明顯提高，而資本的利潤率就會顯著下降。靠更殘酷的剝削並不能改變這壹點，就算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剩余價值高達200%的程度，如果有機構成為24:1，利潤率也只有200%÷(1+24)=8%，明顯地降低了。且工人能承受的剝削強度並不是無限的，加大工作強度會導致勞動力的維護費用也就是工資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上漲，對於資本家來說不劃算。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追求更多利潤，資本進軍有機構成較低的領域勢在必行，低端服務業就是這樣的領域。 時代趨勢也為這壹領域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隨著生產技術的發達，即壹二產業投資中不變資本占比的增加，這兩類產業的就業人口是相對下降的，即可以用較少的時間和人力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被‘排擠’出來的就業人口只能從‘第三產業’中謀出路。”[1]

　　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的契合讓大公司在低端服務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考慮資金周轉速度的話，早餐公司真的是以極小的投入換來極大的利潤：根據公眾號上文章[1]的計算結果，“月利潤率”超過6倍，“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75倍還不止，註意這裏可沒有百分號。

　　利潤率高到這麽可怕的地步主要是由於資本的快速周轉：“貨款也不經過工人，而是通過付款二維碼直接直接打入公司賬戶”，“對每個新開張的攤位，公司每月初只需要投資500元，假設貨物每日賣完，則每個月內，除了工人的工資，它只需要投入500元的資金。因為貨款在每個銷售日結束之後就已經回籠了”。 [1]

　　筆者根據自己的修正結果也計算了考慮資本流動性以後的利潤率：“公司每個月為每個攤位付出的成本為”3700+200+500=4400元，“利潤為”30000-4400=25600元，“則月利潤率”m=25600÷4400=5.82，“而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M=12m=69.8。 [1]月利潤率接近6倍，年利潤率幾乎有70倍，修正後的利潤率略有降低，但仍然是極高的。

　　三、規模經營的條件與結果

　　大好的賺錢機會，快來把握啊！早餐公司“甚至還可以有”空手套白狼“這樣的騷操作：每個工人繳納的押金是3000多元，而餐車的成本則不超過2500元，則該公司甚至可以從零成本開始進行資本積累。”[1]從白手起家到千萬富翁就是這麽簡單：“按1000個攤位計算”“每年的”“利潤額為1.368億” [1]，就算考慮到筆者的修正，利潤也還是超過1個億，就算再考慮利潤的分割，業主的年收入也應該能達到以千萬計量的程度。

　　這個機會難道不是誰都能把握的嗎？為什麽 “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靠這樣的經營改變自己苦逼的命運呢？

　　因為這樣的經營從壹開始就與大多數人無緣：就算把開辦早餐公司的門檻兒降得再低，也需要購買1000輛餐車，就算壹輛餐車的價格只有2500元，那也需要多達2500×1000=250萬元的現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查自己的銀行賬戶，看看這麽大壹筆初始投資有誰拿得出來嗎？如果妳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甚至還欠著錢呢，那當然就別想了。不幸的是網上有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講中國人平均欠債多少萬，中國民眾的財產中房子、車子等用於維持基本生活的不動產占了多麽多麽大的決定性比重。絕大多數人絕對拿不出這麽多錢——財路還沒開始就斷了。

　　還有，即便妳真的拿出了那麽多現金，真的開辦了壹家早餐公司：規模和前文研究過的差不多，妳也未必能賺到像那家早餐公司那麽多的利潤。因為妳的公司還壹定得和遍布大街小巷數量龐大的早餐業務個體戶競爭，要想賺上億就必須得獲勝，而單考慮經濟因素無法保證這壹點。

　　前面假定早餐公司壹輛餐車每月的物質成本為1.52萬元，成規模使用會降低單位成本，應當認為1.52萬元是經營1000輛餐車的平均成本。如果某人單獨經營壹輛餐車，成本壹定會高壹些，不妨假定每月物質成本為1.7萬元。假定這壹個體戶加工食品的能力與早餐公司的餐車壹樣，壹個月加工出來的食品總價值為2.5萬元，而且他很厚道，不像早餐公司那樣把價值2.5萬的商品賣成3萬，而是等價按2.5萬元出售，那麽他每月能賺多少呢？很少嗎？2.5-1.7=0.8萬元，也就是8000元，這就是壹個個體戶的月收入，超過早餐公司員工每月工資或收益（3600元或3700元）的兩倍。

　　在早餐業務這壹行裏說個體戶價錢公道賺得又挺多，筆者是相信的。個體餐車對“白領工人” [1]來說益處多多，但卻是早餐公司營利的大敵：畢竟有便宜的誰還買貴的呢！要想讓早餐公司的利潤有保障，就要把小販的經營活動差不多清理幹凈，所以文章中才會這麽寫：“某家優秀餐飲公司的攤點，和城管是互利雙贏關系” [1]，“還有不可忽略的壹部分成本是城管或各個街道的管理費。這部分費用可能不小，要不然數量龐大的城管隊伍每天熱心地驅趕地攤小販是為了什麽？能夠霸占壹個省會城市的主要路口，怎麽說也得出不少血吧” [1]，把分割利潤的去向和動機講得清清楚楚。

　　要想成功地經營早餐公司，至少還要與城管接洽，人脈資源的要求讓範圍又縮小了不少：就算真能靠經營早餐公司致富，那也是極少數人的事兒。

　　現代社會中，成規模的經營從來就不只是經濟活動，壹定要有政治因素作為保障。政治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在之前的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明顯（但有很多資產階級學者恰恰在回避顯而易見的事實：研究純粹經濟學），恐怕這也是對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的壹種解釋。

　　規模經營中的經濟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前文計算得到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11100元也就是1.11萬元，1000輛餐車的利潤就是1110萬元。對利益的集中分配就是資本主義政治最重要的壹環，和前文壹樣假定分割出去的利潤占經營利潤的壹半，那麽分割出去的利潤就有1110×1/2=555萬元：作為交給國家的稅、對城管或其他各級領導的回報……而經營早餐公司的最終月收益同樣是555萬元這麽多。

　　假定收益在3個老板間平均分配，那麽每個老板的月收入高達555÷3=185萬元；哪怕壹個工人把她的全部40年職業生涯都交給早餐公司，總收入也只有3700×12×40=177.6萬元。工人辛辛苦苦忙壹輩子，還不如老板清閒壹個月，階級差別在數字中體現得清清楚楚啊！

　　大力發展服務業的確會使得“中共和資本家實現了雙贏” [3]，但雙贏的前提是殘酷剝削早餐公司的勞動者、斷絕街邊小販的生路以及盤剝作為消費者的“白領工人” [1]。（那麽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還不清楚嗎？）四、經營出了問題以後

　　這樣壓榨全社會的如意算盤可以壹直打下去嗎？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正常情況下哪怕是二線城市裏每天也總有幾十萬人排隊等著買早餐，早餐公司的生意似乎不成問題。但目前嚴重的新冠疫情不能不讓人想到其他可能：由於疫情嚴重，大家都不上街買早餐了。早餐公司的銷售額驟減，維持經營就意味著嚴重虧損，那麽資本家就完蛋了嗎？讓我們估算壹下吧！

　　根據前文，正常情況下壹輛早餐車的月銷售額為3萬元，若壹個月有30天，那麽每天的銷售額為30000÷30=1000元，共有1000輛餐車，那麽正常情況下該早餐公司的單日銷售額為1000×1000=100萬元。根據文章中的調查結果可知食品賣出價是買入價的2倍，也就是說該早餐公司每天上貨需要花100÷2=50萬元。（即便只考慮高達50萬的單日流動資金量——至少有這麽多，絕大多數人的經濟條件也不足以支持成規模經營，何況經營中還有變數。）假定疫情期間公司仍正常進貨，原料共50萬元；單日銷售額驟減為20萬元，相當於賣出了10萬元的原料。還有40萬的原料沒賣出，“如果貨物滯銷，公司接受退貨，但個人需承擔30%的損失” [1]， 工人要交給老板40×30%=12萬元，這樣的壹天公司虧損50-20-12=18萬元。

　　假定公司的正常進貨從月初到月末維持了30天，那麽經營中公司就虧損了18×30=540萬元，月末還要給工人發工資及工傷補貼共計3700×1000=370萬元，還有餐車的損耗總費用為200×1000=20萬元，把這些加起來，公司本月壹共虧損540+370+20=930萬元。壹個月就虧了這麽大壹筆錢，怎麽說公司的老板也要垮了吧！

　　得了吧！這虧損的還沒有正常情況下公司壹個月的毛利潤1110萬多，就算和每月凈利潤五百多萬相比，也還不到兩個月的。哪怕是經營了壹年的早餐公司，也有能力消化掉風險，何況公司很可能已經成立十幾年了[1]！

　　假定之前11個月公司都是正常經營的，每月獲利555萬元；假定3個老板都過著每月消費100萬元的奢侈生活，那麽還能凈剩555-100×3=255萬元用於應對可能的風險，11個月共能積累255×11=2805萬元，是本月虧損額的3倍還多。刨除本月虧損也還剩2805-930=1875萬元，就算平均到3個老板頭上，每個老板也還有1875÷3=625萬元，根據前邊的估算，三百萬是可以做壹筆有效投資的，每個老板的結余就可以做兩筆有效投資。如果他們仍然願意合夥，還可以做更大更有效的投資。

　　如果疫情繼續發展下去，老板們可以不經營早餐業務改行幹別的；如果疫情趨於緩和，早餐公司完全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不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業務都可以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效率，真的不需要替資本家們擔心！

　　但公司工人呢？雖然之前11個月工人正常領了工資，但那些錢不過是剛夠維持生活罷了，不會留下什麽保障性的東西，省會城市裏將近壹年才4萬又能剩下什麽呢？（3600×11=3.96萬元，3700×11=4.07萬元，差不多有4萬。）到了當下這個疫情肆虐的月份，每天1000個攤位壹共要向公司上交12萬元的損失費，平均每個攤位上交120000÷1000=120元。不考慮工傷補助，正常情況下工人壹個月30天賺了3600元，平均1天工資也是3600÷30=120元，正好等於上交給公司的損失費。疫情會導致工人白白辛苦壹天，壹般說來幹到月末就是白白辛苦壹個月，畢竟工傷補助不會真正發給大多數工人。

　　疫情肆虐的這個月工人過得真的很痛苦，那麽下個月呢？如果疫情緩和，老板們覺得早餐業務能賺錢，他們便還要繼續之前被殘酷剝削的經歷。如果疫情繼續肆虐，老板們覺得再經營下去還會繼續虧損，那麽在公司解散之後他們便要自謀生路了。估計這些工人還要找壹份差不多是同樣辛苦的工作，而轉換工作的開銷和風險還要他們自己承擔。

　　正常經營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賺得盆滿缽盈，工人受著殘酷剝削：起早貪黑也只能溫飽；出現問題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可以靠賺來的錢有效規避風險：甚至工人的血汗錢也被搜刮來用於賠償損失，而工人卻只能壹無所有地面對所有風險。概括地說，這些就是大辦服務業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中共不是左派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閒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員貪污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產積極性。」（註壹）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制，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根子在官僚管理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的。」（註十八）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各種處分。」（註二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承包制制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了。後來嘗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麽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閒置、貨物積壓的現象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污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制，卻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級吃壹級，下不保底。」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 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 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 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 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 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是因為缺少了工人 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 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 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 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 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 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 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 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 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 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 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 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 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 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 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 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 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 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 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 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 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 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 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 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 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 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 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 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 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 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 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 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 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 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 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 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 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 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 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 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 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 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 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 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 種政策貪污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 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 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 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 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 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 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 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 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 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 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 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 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 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 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 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 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 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 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 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 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 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 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 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 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 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 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 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 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 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 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 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 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 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 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 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 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 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 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 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 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 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 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 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 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 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 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 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 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 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閒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 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 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 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 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 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 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 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 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 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 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 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 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 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 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 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 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 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 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 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 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 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 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 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 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 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 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 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 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 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 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 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 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 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 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 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 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 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 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 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 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 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 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 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 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 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 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 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 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 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 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 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 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 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 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 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 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 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 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 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 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 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 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 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 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 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 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 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 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 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 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 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 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 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 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 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 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 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 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 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 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 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 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 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 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 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 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 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 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 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 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 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 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 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 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 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 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 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 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 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 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 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 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 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 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 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 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 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 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 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 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 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 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 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 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 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 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 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 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 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 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 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 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 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 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 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 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 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 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 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 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 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 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 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 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 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 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 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 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 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 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 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 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 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 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 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 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 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 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 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 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 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 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 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PTB） 在其理論周刊 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 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 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 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 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 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 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 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 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 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 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 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 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 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 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 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 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 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 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 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 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 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 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 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 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 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 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 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 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 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 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 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 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 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 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 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 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 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 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 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 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 薪資與更多閒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 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 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 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 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 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 多休閒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 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 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 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 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 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 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 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 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 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 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 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 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 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 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 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 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 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 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 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 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 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 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 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 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 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 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 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 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 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 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 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 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 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 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 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 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 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 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 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 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 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 批人的利益受損。」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 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 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 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 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 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 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 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 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 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 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 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 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 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 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 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 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 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 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 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 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 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 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 「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 「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 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 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 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 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 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 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 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 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 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 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 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 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 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 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 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 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 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 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 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 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 於創新丶休閒丶政治活動

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情況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意識形態情況

　　（1）處於極右位置的是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這是在“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而在鄧小平時代變換形態的特權統治階級，在開啟、引進、推動市場經濟以後，運用手中的政治特權控制、利用市場機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政治思想形態，其意識形態表層是過去賴以造反和革命的極左意識形態即官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是用來忽悠愚民和腦殘的；其深層是極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紅色江山萬萬年”的特權、權貴意識形態，這個才是其真實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忍不住發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用三千萬人頭來換江山”的咆哮。

　　在極右這個思想政治光譜上，還有壹種與權貴官僚意識形態形成耦合的民間意識形態，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這是在改革開放中捷足先登，通過與權貴官僚的錢權交易而暴富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當然會巧妙地隱藏起權貴官僚控制市場這個前提，而以壹種純粹形態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型（在現實生活尤其是中國語境中，這個模型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為獲得暴富的富豪階層提供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辯護；它同時認為，市場競爭出現勝負和貧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國的勞工已經獲得了其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回報，不存在剝削，從而也就否認了官商聯盟共同剝削勞工的事實。

　　處在極右光譜最左端並向中右過渡的思潮是壹度風生水起的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變種：儒家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和黨主立憲派，就其擁護中共的領導而言，屬於極右，但就其宣稱憲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終目標而言，已經與中右匯合了。

　　（2）處於中右位置的是中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雖然受到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掠奪，經過將近30年的發育和發展，好歹還是形成了壹個以民間中小資產階級、企業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崇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成為其主流的意識形態，其中又分為兩派：偏右的壹派主張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極權、專制和權治，追求憲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應勞工和底層的平等權利訴求，在勞資關系上主張依照法律保護雙方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利，在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主張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幹預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壹步呼籲落實勞工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稱其為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

　　對於這壹派，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即以擁護現存制度為左，以改變現存制度為右的話，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劃分，那麽它只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對於正在利用、扭曲市場經濟並阻撓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成長的極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張激進革命的。

　　（3）處於中左位置的是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及其意識形態。勞工階級是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新生的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壹起出現並發展起來的，迄今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五千萬之巨，加上其附屬人口，成為當代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應該說，它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在時間上是落後於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發展的，但隨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隨大流到接受、認同這壹趨勢，再進壹步則積極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這樣壹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壹致的，盡管工人中知道這壹中左思潮的還很少，但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中，參與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數勞工機構倡導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左，比社會民主主義再左壹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勞資集體談判、產業行動和社會保障，而民主社會主義更重視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它與自由主義壹樣屬於右派（凡是主張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在當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劃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與偏右的自由主義（中右）相對而立的、各自代表勞資雙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競爭對手，也是共同維護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合作夥伴。當下中國的民間思想輿論，因為還沒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劃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劃分，結果是不知道有中左、憲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說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認為是馬列毛左或極左，徒然地使極左壟斷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間。這是壹種錯誤的看法。

　　（4）處於極左位置的是最底層民眾及其意識形態。在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出現了壹個墊底的階層，或勞工階級的最底層，主要包括原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現存權貴市場經濟中壹敗塗地並且陷於絕望的城鄉貧民，他們本能地、理所當然地趨向於接受馬列毛左或極左。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加以區別：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標榜的、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的宗旨和路線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是貪官污吏，這是被官方成功洗腦的毛左或極左，本質上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是奴才和太監思維，在網上又被人稱之為“皇左”或者“自幹五”；另壹些人則是真正的極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極左，雖然他們與老的極左派（實際上是掌權的極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論和思想資源，但他們認為正在掌權的共產黨只是偽左派，是偽共產黨，是已經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壹個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壹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肩負著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

　　如果中國開放多黨制與西方民主，根據階級結構與意識形態情況會形成四個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制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中國社會的利益沖突的基本特征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專門從事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出口制造業，因為中共需要依靠提供廉價勞動力市場的方式換取西方資本家的支持。中國現在是世界第壹制造業大國，並且為了制造業部門的運轉而形成了及其龐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延伸（如煤炭、電力、交通運輸、電信、軟件服務業、商業等）。

　　雖然中國目前在極個別的部門能夠染指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環節，但是中國制造業的絕大部分仍然屬於中低附加價值。因此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賴以競爭的主要“比較優勢”仍然是相對廉價的勞動力。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無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得大量的壟斷利潤，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依靠投入大量的固定資本，從而導致了近年來中國經濟資本產出率的快速上升。資本產出率上升是導致中國經濟利潤率下降的壹個主要原因。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在制造業以及各種相關部門的基礎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帶來對工業以及相關服務業勞動力的巨大需求。這種需求造成了中國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首先是城市化，即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勞動力轉移；而城鎮勞動力中的絕大部分成為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

　　現在，中國城鎮無產階級的隊伍已經發展到有近兩億人，占全社會勞動力總數的四分之壹、城鎮部門勞動力總數的近壹半。此外，還有壹億多城鎮半無產階級和大約7000萬城鎮小資產階級。

　　中國的城鎮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隊伍，不僅數量增加，而且正在組織起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種鬥爭中能力和覺悟不斷提高。據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報道，2011年，全國範圍從主流和社會媒體上收集到的關於工人鬥爭的報道184起（其中參加人數超過100人的較大鬥爭102起）；2012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382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209起）；2013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64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301起）；2014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58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650起）；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77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527起）；2016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66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483起）。所以，從2011年至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不斷高漲。

　　2017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257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05起）。2018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683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68起）。2019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8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87起）。自2017年以來，由於資產階級國家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封鎖工人鬥爭的消息，公開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有所下降。但是全國範圍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仍然保持在每年1000次以上。

　　中國城鄉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曾經在1983年達到57%。此後，由於私有化、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壹直趨於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36%的歷史最低點。但是，自此以後，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對資產階級不利、對無產階級有利的變化。由於工人階級鬥爭的加強，至2015年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上升到了43%。此後，盡管資產階級國家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勞動收入份額仍然基本上保持在43%的水平。這說明，即使在當前的鬥爭困難時期，工人階級總的鬥爭能力沒有下降。

　　未來，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將進壹步萎縮。從現在開始，由於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趨於減少，城鎮資本主義部門的擴張還將進壹步吸收農村的半無產階級，預計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規模將從現在的大約三億減少到2030年的壹億五千萬以下，也就是減少壹半以上。至2040年，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基本消失。

　　壹支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在過去為中國資產階級供應了充沛的廉價勞動力，也是資產階級用來威脅城市工人，迫使他們接受低工資、惡劣勞動條件、超長勞動時間的“有力武器”。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失，城市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不必再害怕自己的工作崗位輕易被農民工所代替，因而可以有更大的底氣與資本家開展鬥爭，這將使得中國階級力量對比發生對工人階級有利的進壹步變化。

　　此外，中國勞動力隊伍的老齡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和要求產生有利的影響。按照現有趨勢，到2030年，農民工中40歲及以下的比例將下降到不足三分之壹，而50歲以上的比例將增加到約40%。這意味著，到那時，絕大多數中國工人在生理上將無法再承受超長勞動時間的血汗工廠剝削模式。另壹方面，2030年以後，大約每五個農民工中就將至少有壹個具備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將大大增強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以及對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要求。

　　所以，壹方面，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無法上升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地位，無法獲得世界範圍的壟斷利潤，只能用大量投資的方法來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每單位經濟產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大幅度上升。另壹方面，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在不斷增強，並且不僅要求提高工資水平，還將要求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中國經濟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已經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趨於下降。利潤率下降到壹定程度，或者，中國資本家會大幅度減少國內投資（因為資本家的投資無法再帶來預期的回報率），或者，將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因為資本家試圖到其他國家尋找更加有利的投資場所）。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中國經濟都將或者陷入嚴重危機或者陷入長期停滯。

　　自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合法性（即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或者默認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高速經濟增長之上。高速經濟增長是中國資產階級許諾的“中國夢”的客觀前提。按照這個“中國夢”，只要廣大人民群眾服從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放棄政治自由而且甘心忍受血汗工廠式的剝削，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高速增長，從而在壹兩代人的時間裏保證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過上類似於“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壹旦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認識到，這個所謂“中國夢”是無法實現的，是水中月鏡中花，壹旦資本主義積累的危機迫使資產階級企圖逼迫廣大勞動群眾在忍受政治專制、非人勞動條件之余還要接受物質消費水平的停滯和下降，從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於下壹代會比自己過得更好的幻想破滅，資本主義積累的要求就會與廣大勞動群眾對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權利的要求發生尖銳不可調和的沖突。那時，中國就會出現革命形勢。

　　中國革命未來的道路是怎樣的？這取決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立場、力量、發展潛力和相互關系。

　　在各勞動階級中，城鄉半無產階級（包括農村的勞動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是受壓迫受剝削最深重的。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半無產階級由於從事個體勞動或者處於失業半失業的狀態，不容易組織起來，或者限於在特定地域為了特定經濟目的而組織起來（比如農村反對強征強拆的鬥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半無產階級不太可能通過自己的鬥爭產生超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要求。

　　過去，中國的老壹代無產階級經歷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兩個時代，有了正反兩方面經驗，並且在資本主義復辟時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私有化鬥爭，從中產生了壹批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馬列毛主義覺悟的工人階級優秀戰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壹代無產階級及其優秀領袖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和寶貴的鬥爭經驗將是新壹代無產階級在成長過程中可以學習借鑒的精神財富。

　　中國的新壹代無產階級目前主要是開展反對資本家剝削的經濟鬥爭。由於中國資本主義政治專制的特點，這意味著中國的工人階級不能像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那樣在相對和平、“合法”的環境下組織鬥爭；工人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往往要付出比較大的個人代價。另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專制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從反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沒有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沒有工會等“合法組織”，這就更有利於打破工人在資本主義民主條件下不可避免要產生的對民主、法律、工會等資本主義階級關系調節制度的迷信，並且使得中國的工人不得不在實踐中發展出各種靈活多樣的、在政治專制條件下與資本家鬥爭的方法。

　　中國的無產階級經常處於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之下，許多普通工人並不會天生就產生對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是，在工人的實際鬥爭中，他們會找到壹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並形成鬥爭中的積極分子。他們會在壹些具體的經濟鬥爭中取得這樣或那樣的勝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客觀上通過減少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通過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通過為工人提供新式的通訊手段會為工人組織水平的提高創造各種有利條件。這樣，在實際的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將產生自己的組織，並形成自己的階級覺悟以及經受過鬥爭考驗的優秀分子。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工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將會認識到他們各種起碼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都無法在中國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得到滿足。比如，隨著新壹代工人的成長和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青年工人將無法忍受血汗工廠、無法忍受996式的勞動制度；但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出口制造業（包括像華為那樣的“高科技”企業）又決不可能在放棄996、放棄血汗工廠以後還能保持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再比如，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廣大勞動群眾要求得到基本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又必然導致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險的私有化，從而與廣大勞動群眾在上述領域的要求發生沖突。

　　這樣，中國的工人及其優秀分子將從他們自己反復的鬥爭經驗中認識到，要爭取他們按照現在的時代條件必不可少的壹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民主的方法將社會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自己手裏。這壹過程，將主要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現實鬥爭中鍛煉和成長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優秀分子也主要是在實際鬥爭的鍛煉中產生出來。以往的鬥爭經驗表明，靠少數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從外部“融工”和灌輸的辦法，不但不能起到促進工人運動有機成長的積極作用，反而毀掉了壹批本來可能有前途的進步青年。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從小資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進步分子可以為工人階級提供批判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的思想養分，還可以為未來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提供有用的幹部和人才。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統治時期，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等高技能勞動者）壹般是政治上最活躍的。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在物質生活水平、思想意識、政治態度上都靠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壹部分主要從跨國的高技能勞動力市場中受益（即本人或親屬或者通過移民或者通過為跨國公司工作而獲得類似於核心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這壹部分小資產階級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意識形態領域則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主要社會基礎。他們壹方面支持各種反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另壹方面向資產階級要求某些政治自由，同時極端仇視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歷史遺產。

　　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另外壹部分，從近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中獲得很大的利益，他們幻想在政治專制的保護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可以伴隨著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們是所謂“工業黨”、民族主義強國派的主要社會基礎。

　　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在勞動過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也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如果遇到失業、疾病、個人債務等情況，還經常有無產階級化的危險。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中的壹部分，沒有擺脫上升為小資產階級上層甚至於資產階級的幻想，在思想上依賴於小資產階級上層，因而分別附庸於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或民族主義。

　　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另外壹部分在物質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識上都靠近無產階級。他們是本世紀初形成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在過去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宣傳社會主義、支持勞動群眾和壹部分小資產階級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目前的左派既沒有統壹的組織，也沒有成熟的理論思想，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到來以前，馬克思主義仍然可以成為進步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達形式。

　　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國有資本（及其背後的官僚資本家族）、跨國資本及其代理人、壹般的私人資本等幾個不同的集團。這幾個不同的集團，雖然各自之間也有矛盾，但是在擁護中國現在的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制造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方面是基本壹致的。這就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的各派別都支持這樣幾項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剝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殘酷鎮壓無產階級可能的反抗，堅持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逐步私有化，堅持貿易自由化和逐步的金融自由化，簡言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黨的領導”（後者即堅持政治專制）。

　　胡耀邦與趙紫陽下臺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中已經不存在重要的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做出有限度階級妥協的派別。另壹方面，無論是官僚資本、跨國資本還是壹般私人資本都要求維持剝削廉價勞動力的體制，並為了這個目的維持政治專制。雖然壹般的私人資本家（所謂“民營”中小企業家）有時也會因為分贓不均抱怨官僚資本、跨國資本的“壓迫”，但他們更需要資產階級國家來鎮壓工人的罷工、破壞工人的組織、逮捕工人鬥爭中產生出來的積極分子。所以，在現在的中國資產階級中，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派別。

　　如上所述，中國階級鬥爭未來的發展，首先取決於無產階級能不能在未來的鬥爭實踐中產生壹大批優秀分子，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鬥爭中形成壹系列與自己的階級力量和階級覺悟相適應的基本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反復鬥爭中逐步認識到這些基本要求只有突破中國資本主義的狹隘界限才能實現。

　　中國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也受到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但是他們各自都無法單獨擺脫這種剝削和壓迫。中國各被壓迫階級的前途取決於能不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形成壹個包括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廣泛的人民大眾聯盟。那麽，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有了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

　　中國革命在未來的前途，還取決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否有條件有辦法克服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上所述，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作為壹個專門從事出口制造業的半外圍國家，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造成無產階級發展壯大的條件，從而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必然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另壹方面，由於無法在世界市場上獲得壟斷利潤，中國資本主義又無法在滿足上述要求的同時來保證正常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利潤率。這就使得中國資本主義或者因為利潤率下降而陷入積累危機，或者因為無法滿足廣大勞動群眾的基本要求而陷入合法性危機。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擺脫上述困境的理想辦法是使得中國資本主義盡快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通過剝削世界範圍的剩余價值，來獲得實現國內階級妥協的條件。但是，在中國以外，已經無法再找到另外壹塊廣大的地理區域，可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上升提供大量的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並向中國轉移足夠大量的剩余價值。

　　此外，中國經濟目前所發生的資本產出率快速上升的情況，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無法在上升為核心國家以前阻止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

　　中國資本主義也無法像俄羅斯、拉丁美洲大國那樣通過改組為自然資源出口國來克服危機、保持半外圍地位。

　　中國資產階級還可以選擇的壹種策略是，當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時，向無產階級發動全面進攻，不僅不滿足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各項經濟、社會、政治要求，而且變本加厲，用類似“休克療法”的辦法全面私有化、制造高失業，逼迫工人階級接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這是類似於新自由主義時期許多核心國家和半外圍國家的資產階級采取過的辦法。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這將是壹種高風險的階級鬥爭策略。為了瓦解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可能不僅需要短時期的高失業，還需要放棄和毀滅相當壹部分工業，以達到長久地重建產業後備軍的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即使能夠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中國經濟也可能從此淪落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壹個外圍國家。這樣壹種策略，必然要遭到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強烈反抗，資產階級統治也有被顛覆的危險。

　　如果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采取最後壹種絕望的策略，那麽為了增大政治上的勝算，他們有可能學習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歷史經驗，就是對小資產階級上層做出有限的讓步，給與他們政治自由和某種參加政權的機會，換取他們支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全面進攻。

　　歷史上，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沒有這方面的政治經驗，曾經在新自由主義民主下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如果中國的資產階級玩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伎倆，中國的無產階級將汲取歷史上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經驗教訓。此外，還有兩個中國階級鬥爭中特有的因素將有助於中國無產階級挫敗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陰謀。

　　第壹，在前蘇聯和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中，那裏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和體會。在未來的階級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都經歷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他們在未來鬥爭中將不僅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的要求，而且提出大量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即直接的反剝削反壓迫的要求，而後壹個方面的要求將是中國資本主義絕對無法滿足的。

　　第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各種的鄧小平主義曾經壹度得到各個半外圍國家幾乎整個的小資產階級的擁護。而中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是分裂的，其中死心塌地擁護鄧小平主義的只是壹小部分。絕大部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相當壹部分靠攏無產階級，因而存在著加入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資本主義聯盟的可能性。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談中共官員是剝削者的原因

作者 楊增憲

　　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

　　“權力”，是社會交互主體面對利益存在[2]而主張歸屬時產生的概念，是社會主體依據規範擁有的支配利益實體或機會的力量。由於權力都產生於社會、社會交互主體之間，所以，凡是權力都屬於社會權力。“權力”的外延很寬，如前文所述，任何商品都體現著權力，任何商品交換都表現為權力交換。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學包括拙著都是研究經濟權力的學問。本章研究的“權力”，則是指經濟權力、財產權力之外的私權力或公權力，亦即通常未必具有商品屬性甚至不應成為商品的權力。由此，便相應生成了“私權商品”和“公權商品”。私權商品雖屬於非勞動產品商品，但其利益往往與勞動、勞動產品商品關聯，所以，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同時受制於兩大價值規律；公權商品因其壟斷性，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則主要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對此，本章將分別加以討論，並闡述應用這些規律的經濟、政治意義。鑒於在權力商品構成中，大多是“私權”而非“公權”，因此，通常在指稱“私權商品”時，壹般通用“權力商品”概念。本章預設前提仍是市場基本規範，雖有違法交易，但交易本身不存在欺詐現象。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權力商品的生成條件及其特殊性權力本身不是實物，不能滿足人們的任何需要；人們所以看中權力，是因為權力支配著權利，即權力人能依據規範處置相應的物或決定相關人的行為，支配並享用相應的利益實體或機會。本章討論的權力，主要是指支配相關利益機會的私權或公權力，由於這些機會能滿足商品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所以，相應權力便可能被交換並獲得商品屬性，具有商品交換價值。我們須研究的是：權力及權力商品是怎樣生成的、權力商品的分類以及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壹）權力及權力商品生成的條件

　　權力產生於社會交互主體之間。當社會主體獨自面對和處置利益客體，譬如甲處置自己種的蘿卜時，並不存在“權力”概念。但當乙來到田頭要拔蘿卜時，甲便要聲明這蘿卜屬於自己，“權力”概念便出現了[3]。從發生學角度講，社會權力的生成與獲得主要有兩種方式[4]：壹種是靠暴力強取，壹種是靠契約獲取。不妨再援用過獨木橋的例子做簡要闡述。當甲乙分別過獨木橋時，並沒有權力概念，但當他們同時站在獨木橋兩端時，權力概念就產生了。假設兩人互不相讓，同時上橋搏鬥，甲憑力量將乙推下了橋，此後，每當甲過橋時，他都會叫乙讓開，自己先過橋。甲的這種權力所依據便是強權規範（叢林法則）。甲擁有這般強權，自然無須與乙交易，權力也是不會成為商品的。假設甲乙皆意識到，暴力奪橋可能兩敗俱傷，彼此達成按先後順序過橋的契約規範，此後，兩人便依據這壹規範行使過橋權。當甲先到橋頭時，便有權讓後到的乙給自己讓橋，甲乙的這種權力，便是所謂“法權”。顯然，可能被交易並成為商品的，只能是這種法權。譬如，當甲乙同時來到橋兩端時，便同時獲得了過橋權；當兩人皆不棄權時，唯有通過協商交易解決。如乙給甲1銀元，優先過橋，這樣甲的過橋權便成了商品。契約社會中，甲乙的法權看似“天然”具有，由此人們往往誤認為它是“天賦”的。其實不然，“人權”只能“人賦”，公民的契約權力來自社會交互主體所履行的契約責任。譬如，當甲早於醜到橋頭時，雖然擁有了優先過橋的契約權力，但甲的權力，必須靠醜自覺守約，承擔讓橋（甚至勸阻他人上橋）責任才能行使，否則，甲的權力就將落空，甲所應享用的利益機會就將喪失。假設醜屢屢破壞規範，強行上橋，甲乙的過橋權無法行使，他們便會出資雇傭丁來監管秩序。丁根據甲乙授權應履行的職責是：監督過橋者，讓其遵守規範，使甲、乙、醜等皆享用順序過橋的權利。丁的這種權力，並不屬於自己。如果說甲乙源自“法權”的過橋權，屬於“私權”的話，丁的這種源自甲乙“授權”的監管權，則屬於“公權”。問題是，丁也有私欲。假設他以權謀私，便很可能收了醜的紅包便讓其優先過橋，把公權拿來做交易，使公權同樣成了商品。甲乙用私權進行交易，壹般屬合法行使權力[5]，但丁動用公權進行交易，等於偷了主人的東西賣錢，則肯定是非法的。既然公權交易非法，何以仍承認其為商品呢？道理在於，偷竊違反的是普世法律和道德規範，並不是商品交換規範，只要竊賊按市場規範出售“贓物”，我們就不能否認其具有商品屬性。這里體現的同樣是商品不管“出身”的原則。當然，不是所有權力都能成為商品的。權力要成為商品，它所支配的機會同樣必須能滿足對方的需要，且稀缺。如果河對面沒有利益，醜根本不需要過橋的機會，則無論是甲乙的私權還是丁的公權，都不可能與醜交易成為商品。如果獨木橋被拓寬，甲、乙、醜等可同時過橋，同樣也不存在過橋權或監管權被交易成為商品的可能了。此外，權力要成為商品，還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其壹，權力的邊界明晰、相對獨立且能被交換。如果權力不能獨立授受，或權力與利益機會無法分離，便不可能成為商品。像全民共享的國家財產，無法分割，公民個人便無法把它作為商品進行交易。這好比獨木橋的兩端，甲乙背後皆有百人，且雙方只能按序集體過河，這時甲乙就只能享受各自權利，而無法將其拿來交換了。當然，甲乙可向同岸的後來者出售其權力，這種權力商品就是生活中常見的替人排隊者出售的排位權。

　　其二，權力支配的利益機會相對有保障。權力商品交易以獲得相應利益機會為目的，利益機會是否有保障，自然成為權力能否被交易的前提條件了。假如庚清楚地知道，某選舉本身無效，他就不會進行賄選。同理，如庚看到醜等可隨意插隊上橋，便不會花錢購買甲乙的過橋權了。當然，“相對”不是“絕對”，權力機會在享用過程中，難免有風險——風險性也是權力商品的重要特征。對於合法的私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機會的風險。譬如，甲剛賣給了乙過橋權，獨木橋卻被突發山洪沖走，乙自然遭受損失。對於非法的公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本身的風險。譬如，醜剛買通了丁，獲得優先過橋權，丁卻被逮捕，醜也被查處，兩人皆遭受重大損失。因此，風險評估也是權力商品交易者的重要“功課”，只有預期風險相對可控時，交易才可能進行，否則，權力是很難成為商品的。鑒於私權交易風險率低，所以，後面的討論我們會將這壹問題懸置；而提高公權交易風險，有利於遏制腐敗，後面我們將會重點討論。

　　（二）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權力作為商品交易，有時交易的只是機會，即“權力機會商品”；有時交易的則是支配機會的權力職位，即“權力職位商品”。假設丁作為過橋監管，他收醜1銀元讓其優先過橋，出售的便是過橋的“權力機會”；假設丁作為數座橋的總監管，他收醜100銀元讓其做某橋監管，出售的便是監管過橋的“權力職位”。用通俗的話講，前者屬“錢權交易”，後者叫“賣官鬻爵”。這兩類權力商品形態盡管有區別，但其價值規律基本相同，所以，後文討論時，我們不再強調這種區分。由於“權力商品”交易的也是利益機會，與“機會商品”壹樣，皆是非實體商品，因此，兩者是很容易被混淆的。但在本質上，這兩類商品卻是有差異的；搞清權力7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商品區別於機會商品的特殊之處，對準確把握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有著重要意義。

　　先看“私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任何私權包含的機會，首先是權力人自己的機會。譬如，甲的過橋權，是甲自己享用的機會。而機會商品中的機會則不同了，它們大都是機會供應商為別人創造或提供的，並非他們自己要享用的機會。譬如房介、婚介，不是給自己提供租房、婚嫁機會；情報販子的情報，對自己也毫無價值；社交、廣告和展示平台，也都是為客戶創造和提供的機會，而不是為了供自己社交、給自己打廣告或展示自身才華的。再看“公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公權商品不是給官員提供利益機會的。譬如，丁作為過橋監管，自己並不需要過橋，從這壹點講，它與“機會商品”相似：作為商品，它也只有出售，才能獲利；不出售，就沒有交換價值。但是，兩者間依然有兩大區別：其壹，公權商品不交易，官員嚴格履職，依然可獲得公職報酬；機會商品不出售，沒有收益，供求商就要虧損。其二，公權商品交易壹旦敗露，雙方都將受罰，非法收入也將被沒收，這是公權交易的高風險性；機會商品除個別情況（情報）外，交易本身無風險，機會商品交易完成，機會收益的風險便只由買家承擔了。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私權”的外延很寬，但把經濟權、財產權等排除之後的“純粹”私權卻未必很多，如我們反覆援用的過橋權，也是虛擬的。當然，選舉權交易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這里研究私權商品價值規律，卻不是為闡述賄選的價值規律，而是為便於後文把握經濟權力商品的價值規律——與覆雜的經濟權交易相比，我們以過橋權為例，闡述起來更直觀易懂。這里，我們必須先厘清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等概念，這些通用於經濟學的概念，都存在於權力商品交易中。

　　（壹）與私權商品交易相關的概念

　　在討論機會商品時，我們曾刻意回避了“機會成本”概念，而采用“機會獲取成本”。這是因為，經濟學中的“機會成本”概念不是指“機會”的獲取成本，而是指主體舍“A”取“B”過程中，舍棄的“A”利益；與其對應，“機會收益”則指同壹主體獲取的“B”利益。權力商品交易中的“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則有所不同，它是指同壹權力機會A分別對應於買賣主體甲、乙產生的概念。盡管有上述差異，只要能把握住具體語境，這兩種“機會收益”概念是可以分辨開來的。至於權力賣出者甲所獲收益，則不能用“機會收益”指稱，因為這壹收益並非來自機會，而來自“賣出”機會，所以，只能稱為“機會交換收益”或“權力賣出收益”。“機會成本”。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是指權力人出售權力所舍棄的機會收益，換言之，也就是指其利益的損失。準確地講，“機會成本”應稱為“機會預期成本”，因為權力人舍棄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甲出售過橋權，放棄了優先過橋機會，不能及時到對岸，其間，他的蘿卜可能被野兔糟蹋減收，損失約10銀元。此例中，甲出售權力的“機會預期成本”就是10銀元。但實際上，甲的損失可能小於或大於10銀元，因為野兔可能來得少於或多於預期。譬如公民選舉權，對有鮮明黨派立場、公民素質的選民來說，其選票的分量非常重，是不可被收買的。而對缺少立場、覺悟的選民來說，選票毫無直接利益可言，其機會成本幾乎為零[6]。“機會收益”。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收益”，是指權力購買者從權力機會中獲取的收益。準確地講，“機會收益”同樣應稱為“機會預期收益”，因為權力購買者獲得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也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乙購得過橋權，獲得了優先過橋機會，及早到對岸，可指揮工人多做椅子，收益約100銀元。在這壹例中，乙購買權力的“機會預期收益”就是100銀元。但實際上，乙的收益可能小於或大於100銀元，因為工人出勤率可能低於或高於預期。當然，預期收益不是即時收益，“機會”本身就存在風險，譬如獨木橋斷、利益喪失。從這個角度講，“機會收益”又是“機會風險收益”。但如前文設定的，因私權交易中的機會風險概率低，可將其忽略，所以，後文討論不涉及私權商品的風險問題。“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權力商品的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嚴格講有區別，但現實中有時難以分開。譬如，不交契約稅，不能交換過橋權，甲就不能過橋，這時的契約稅，應屬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譬如，只存在過橋稅，不交稅就不能過橋，這時的過橋稅，便既是獲取成本，又是行使成本。從理論上講，社會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似乎可以無成本。譬如過橋權，契約社會中，任何人只要站到橋頭，就可得到並行使相應權力，只要雙方口頭交易並履約，也不需要交易成本。但實際上，大多數社會權力的獲取與行使都是有成本的。還如過橋權，甲為獲得這壹權力，就要耗時去占位，或耗時履行義務，等待對方過橋；同時，雙方就過橋費討價還價，也要耗費精力占用時間；最後，為防有人插隊，還須承擔聘用丁的費用等等，這些付出都是三項成本。再譬如選舉權。盡管公民都有這項權利，但前提是，他要履行公民義務、守法納稅等等；假設有人買票，也要搭橋聯絡，與選民討價還價；公民要行使投票權，同樣要花時間去投票站，這些付出同樣是三項成本[7]。至於這些成本是否真實發生、全部發生，是在交易前後還是權力行使前後發生，應由買方還是賣方承擔，需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後文將會討論。

　　（二）私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權力能成為商品，關鍵是它所支配的機會收益能滿足商品交換對方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權力通常並不是作為商品而存在的，而且可能沒有獲取成本，但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時，就必然存在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下限。同時，對壹般實物商品言，使用價值相同者，彼此是不會交換的，譬如，木匠不會以椅子換椅子。但是，對於擁有過橋權的甲乙而言，卻可能產生交換。這是因為，權力9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作為商品，其使用價值與機會商品相同：同壹“機會”發揮的使用價值量值，可能相差千萬倍！這種權力使用價值量值的巨大差異，是權力被交換成為商品的條件，因為它可使權力出售者獲得交換盈利，使權力購買者獲得更大的機會收益。這種機會收益，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上限。顯然，權力商品交換，只有在權力商品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間存在雙贏空間時才能進行；權力商品的價格，便在這個區間內，按不同的商品價值規律生成。當然，如果權力商品偶然被交換，是沒規律可言的。假設甲乙同時到達獨木橋的兩端，且在對岸皆有利益：乙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0銀元；甲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銀元。在這種情況下，甲乙必須交換、過橋權必然成為商品，否則，雙方都有損失。那麽，兩人將以怎樣的價格交換呢？毫無疑問，各自的打算都很精明，即都想在自己的機會成本之上高高賣出過橋權，或在自己的機會收益之下低低買入過橋權。盡管彼此都不知對方的底牌，但可肯定的是，他們壹定會在10-100銀元間的某個價位成交，具體成交價的高下則取決於兩人的價格談判技巧。若乙壹開始以賣家身份出價，最終可能20銀元就與甲成交[8]；反之，若乙壹開始就以買家身份與甲砍價，則可能90銀元成交。從這個角度講，權力商品同樣無定價。但是，任何同類商品只要重覆交換，其價格形成便必然會呈現出規律來。我們先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設橋兩端過橋人數、各人不過橋的機會成本或過橋的機會收益大體相當，這時的過橋權便會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狀態。譬如，共有A、B、C三座橋，甲庚辛、乙丙丁分別在橋的左右岸。其中，甲、庚、辛過橋的機會收益為5、3、1銀元；乙、丙、丁過橋的機會收益為1、3、5銀元。初始，由於各人的機會收益都是秘密，大家都想以10銀元高價賣出過橋權，因沒人應價，只能漸次落價。幾輪交易下來，利己的權力主體不僅認清形勢，知道自己該做買家還是該做賣家，也知道該怎樣討價還價才能獲利最大化。譬如，甲、乙會作為買家讓庚、辛、丙、丁從2元開始減價競爭，減到1.4元時，庚、丙因感到吃虧退出，甲、乙與辛、丁成交。剩下的庚與丙以1.5銀元達成交易，庚支付丙1.5銀元，丙過河收益3銀元，最終獲利也是1.5銀元。以上討論省略了具體競價過程，但給出的結論卻經得起推敲：即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過橋權的合理價位，只能是各方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的二分之壹，交易雙方等值雙贏。這是因為，在被耽誤的時間（如2小時）內，只有壹半人在勞動並獲得收益，另壹半人在等待，其收益為零。這樣，另壹半人只有能分到大體壹半的收益，才會同意交換。而這個競價博弈的過程，與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機理基本壹樣，都是圍繞社會平均勞動收益、商品平均價位形成合理市場價格。如上例，甲庚辛與乙丙丁的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實際上都是3銀元，合理的過橋權價格便理應在1.5銀元左右。所以，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權力商品價格的形成與變化規律，基本上可套用[9]簡單的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再來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失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假設河上只有壹座獨木橋，壹次只能過壹人，歷時2小時；左岸甲在對面的利益很小、願出售過橋權；右岸乙、丙、丁三人早過河2小時的機會收益為100、60、20銀元；三人同意按與甲交易成功順序過河。在這種權力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應由乙決定。由於乙的機會收益最大，他只要報出60銀元[10]，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60銀元支出相對丙、丁預期60、20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乙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但是，預期收益不是現實收益，需要不等於能要。假設乙、丙、丁口袋中各有現金10、20、30銀元，那麽，只要丙報出20銀元的價格，就可穩獲過橋權，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因為在20銀元價位上，乙的購買力不足[11]，丁預期收益為零。又假設河上有三座橋，左岸的甲、庚、辛各占壹橋，三人先過橋2小時的機會預期收益為2、4、6銀元；右岸乙在對岸的利益很大，向三人購買過橋權。在這種過橋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由甲決定。由於甲的機會成本最小，他的出價只要等於庚的機會成本4銀元，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4銀元收入相對庚、辛的預期4、6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甲比預期收益多獲2銀元。當然，理論上最低價不等於實際發生的最低價。假如乙是大富商不屑於砍價，他可能接受庚或辛的最先報價，以5、6銀元成交。綜上所述，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上限的，是買方最大機會預期收益；在這壹限價之內，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高出價；在權力商品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下限的是賣方最小機會成本；在這壹價位之上，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低出價。這就是說，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在以上討論中，我們省略了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成本。若加上這些因素，權力商品的價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我們分交易前、後、中發生的三種情況進行分析。先分析獲取成本在“交易前”發生的情況。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這些已發生的獲取成本無疑會影響權力商品價格，賣方會提高報價，買方會相應妥協，權力商品價格會相應提高（通常為付出成本的壹半）。但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時，這些獲取成本卻對權力價格失去了制約意義。我們在討論市場供求價值規律時已給出了理由：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其價格與賣方的成本無關，買方給出的價格越高越好；當商品嚴重過剩時，無論此前已發生的成本多大，商品能賣出便是賣方最大利益所在，如商品賣不出去，其損失將更大。再分析行使成本在“交易後”發生的情況。權力行使成本表面上隨權力轉移而轉移，譬如，誰過橋，誰交過橋稅，且在交易後發生，但它卻直接影響到權力價格的形成，雙方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都要減去這壹成本。對權力商品買方而言，機會收益要減去行使成本，這好理解；權力商品賣方也要將機會成本減去行使成本，是因為機會成本指被放棄的預期收益，過橋成本影響了這塊收益，所以同樣只能是減法。正因如此，這壹成本不僅在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時雙方要考慮，而且，當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要被其中的壹方考慮。譬如，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行使成本是買方要考慮的因素，如乙在報價時便要減去1銀元；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行使成本是賣方要考慮的因素，如甲在報價時也要減去1銀元。最後分析交易成本在“交易中”發生的情況。這壹成本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單純，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雙方均攤；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買方承擔[12]；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賣方承擔。當權力商品獲取、行使或交易成本較小時，討論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時，可將其忽略。但當這三項成本或其中某項成本很大，甚至大於權力機會成本、機會收益時，人們會選擇棄權，權力便根本不可能成為商品。

　　（三）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我們討論的過橋權交易雖是虛擬的，但它所揭示的私權商品價格形成規律卻可驗證於現實的權力商品交易中，並可延用到若幹經濟權力商品身上。現實中，最典型的權力商品交易就是農村選舉中儼然成風的買票了。買票屬於賄選，但在當下它卻具有某種合理性[13]。凡有買票的地方，選票的價格幾乎完全取決於機會收益的高下。在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因村里沒有集體財產、村官的機會收益幾乎為零，所以，無人願意當官，選票的價格便為零。這和無人願意過橋，過橋權價格為零是壹樣的道理。由於參加選舉要付出勞動、付出行使成本，所以，這些地區往往還會給投票者以獎勵。在壹些經濟稍發達的地區，因缺少競爭者，村官候選人可能請大家吃頓飯或每人給幾十元錢，就辦妥了。但在沿海某些發達地區，情況則大不同了。因這些地區的村官選舉潛規則已形成，其機會收益風險很小甚至為零[14]，所以，競選人考慮的主要因素，壹是測算任職期間的機會收益；二是推斷對手的出價。前壹因素，與競選人各自能力條件相關，後壹因素，則與競爭對手財力相關。競選人開出的選票價碼，既要低於預期收益，又要高出競爭對手，同樣要依循權力商品供求價值規律[15]。在經濟權力交易中，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權力商品價值規律的制約作用。譬如在城市商品房用地拍賣中，最高的出價者，肯定是機會預期收益最大者。同壹塊土地，同樣的規劃要求（容積率、建築密度、綠地率等），不同房地產商能力不同，可能獲得的機會收益也相差甚大[16]。通過拍賣，稀缺的土地資源不僅可使國家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收益，而且可使有限土地發揮最大化的社會效益。這也是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體現。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公權屬於授權，授權不可交易，交易即屬違法，這是法理正義所在。但公權常作為商品交易卻是客觀事實，這里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其規律，不是承認其合法性，而是像研究疾病的規律壹樣，目的是為了鏟除這壹社會毒瘤。須說明的是，所謂公權商品交易，亦即“錢權交易”，其外延要小於“貪污腐敗”——“貪污”沒有交易，它直接把公款貪為己有。“腐敗”有很多類型，像“尋租型腐敗”，官員利用權力明火執仗地敲詐，其間也沒有“交易”。公權商品交易，應歸屬“交易型腐敗”[17]，官員還是講市場原則的[18]。還須說明的是，這里的“公權”，不僅指黨政官員的權力，而且是泛指各種社會組織中的委托授權；這里的“貪官”，也包含各種從事錢權交易的授權經理人或專家，其外延要大於公職官員，而且可能是覆數。譬如，私企經理人員，私下收賄，高買原料、低賣產品，便同樣屬錢權交易[19]。再如前壹章提及的，某些高校、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以盈利為目的變相出售“真的”假名聲，即賣文憑、榮譽證書等等行為[20]，有些也是錢權交易，有關單位屬集體犯罪。最後需說明的是，社會領域中的壹些錢權交易現象，像給老師、醫生送紅包以求更多關照的腐敗行為，其交換利益無法量化，不適用本章討論的規律；但本章關於鏟除腐敗的措施卻適用於這類社會腐敗現象。公權交易，因見不得陽光，必然呈現出某些特點。我們的討論同樣要先從梳理相關的概念入手。

　　（壹）公權商品交易特點及相關的幾個概念

　　相對私權商品交易而言，公權商品交易具有“三高”特點：高收益、高風險、高隱秘。公權商品的高收益，存在於買賣雙方。對貪官而言，公權姓“公”，獲取無成本[21]，交易不交稅，而且，公權不為官員私有，官員不能從中獲利，不存在機會成本，所以，就公權商品本身而言，它幾乎屬於“零成本”。譬如，丁授權監管過橋秩序，他本身在橋對面沒利益，即便進行錢權交易，他也沒有損失。之所以這樣，就因為公權是貪官竊用的，它與倉庫保管監守自盜，盜來的贓物“零成本”是壹樣的道理。但貪官出售公權商品的獲利卻是巨大的。從理論上講，貪官掌握的公權力提供的機會收益有多大，他可獲取的賣權盈利就有多大，而這與其職位高低不相關：壹個“清水衙門”局長的權力可能無人問津，“兩袖清風”；壹些“油水單位”科長的權力可能炙手可熱，“肥得流油”。假設甲是縣土地局的科級局長，掌管著土地審批權，那麽，他出賣公權就可能獲利百萬、千萬。這便是官員難抵禦腐敗誘惑的原因——只須批幾個字，蓋壹個章，就日進鬥金，這錢來的實在太容易了！對於奸商而言，情況類似。他購買公權商品的對象是貪官個人，出手百萬便是大數，但其獲利卻來自公共利益，動輒千萬不算多。譬如乙花100萬買通甲，拿到壹塊黃金寶地，僅轉手倒賣可能就獲利上億！這也是奸商們願意行賄官員、在官員身上投資的原因——只需買通壹個官員，小錢就可變成大錢，這種經營實在太劃算了！之所以這樣，不僅因為公權支配的利益機會含金量高，更因為公權交易本身帶13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有壟斷性，市場上沒有競爭者。顯然，任何國家、企業及社會組織都不會聽任貪官違法亂紀，以權謀私，必然會出台嚴厲的肅貪反腐法規及措施，這便使公權交易必然具有高風險性。而非法性和高風險性必然導致公權交易出現第三個特點：高隱秘性。公權交易的這些特征無須多論，但由此產生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等概念卻須加以說明。“風險成本”“交易成本”“風險收益”等概念也是經濟學常用概念，這里加上限定詞，以強調它們只使用於違法的公權交易[22]。“高風險成本”。這里的高風險成本並非指壹般商品交易中因意外變故導致的有形或無形即期或預期損失，而特指錢權交易敗露導致的損失。譬如，醜剛向丁購買了過橋權，橋卻斷裂，這損失便不屬於高風險成本，只有丁被逮捕，醜的過橋權作廢，由此造成的損失才屬於高風險成本。壹般商品交易中，風險隨商品所有權轉移，但公權商品卻不同，交易完成、風險仍在，壹旦事發、雙方共損，這便使其存在於交易雙方。對貪官而言，壹旦被查，其高風險成本包括兩方面：壹方面包括貪官損失的既得經濟利益、預期經濟收益以及前期交易成本，如丁被撤職嚴查，便要被剝奪既有職務享用的壹切待遇，喪失從查處之日直到退休後若幹年的工資福利總和，損失他行賄上級的投入；另壹方面包括貪官受到處罰，如丁被“雙開”、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等等。對奸商而言，其被查的成本也不僅表現為購買公權及“公關”行賄的投入，更表現在若自己被判刑、企業被處罰甚至被趕出相關市場等產生的預期利益損失。這塊預期損失可能非常巨大，它才構成真正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這里的高交易成本，同樣特指發生於公權商品交易中的額外成本，它分為直接、間接交易成本兩塊。在私權商品交易中，雙方可直接討價還價，未必需額外的交易成本。但公權商品交易則不同了：行賄者害怕官員清廉，索賄者害怕事情敗露，買賣雙方通常都不敢輕舉妄動——鮮見有貪官與行賄者初次會面，就公開談交易，把幾十萬賄銀裝進口袋里的。因此，現實中發生的公權交易，最初都是通過腐敗掮客，或通過雙方信得過的哥們、至親、死黨才實現的。因過程不透明，掮客中飽私囊[23]的情況很多，這使公權交易成本有時甚至超過貪官所得。這些花費構成了直接高交易成本。同時，為規避風險，雙方還要額外支出壹塊公關交際成本。貪官們要尋求保護傘，便要給上司們送禮進貢；奸商們要編織關系網，也要打點大小官員等等。這些支出構成了公權商品的間接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貪官的高風險收益，是指其出賣公權所獲非法收益減去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奸商的高風險收益，指其獲得的公權利益機會的預期收益減去其行賄、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公權交易之所以能進行，就因為雙方都能獲得高收益。這高收益當然不是貪官送的，不是奸商掙的，而是交易雙方非法竊取的公共利益，或利用公權壟斷資源謀取的非法利益。譬如，司機向公路收費人員行賄，省下的過路費便屬於前者；礦主向貪官行賄，獲取的開礦權便屬於前者。但非法收益再高，壹旦被查處便會歸零，這種風險遠高於壹般“風險投資收益”的風險：風投失敗，只是預期收益落空，損失也止於前期投入且限於經濟範疇；錢權交易敗露，所損失的不僅是其預期收益、前期投入，而且會喪失其已有的或預期的其他合法收益，且危及政治利益，所以，只能稱為“高風險收益”。

　　（二）公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公權商品高隱秘交易的特點，使其價格生成規律相對簡單得多。我們先設其高風險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公權商品與某些機會商品壹樣，在其“零成本”下限和“高收益”上限之間，可能在若幹價位上成交，彼此“雙贏”。與私權商品不同，公權商品交易因很難重覆進行，更不能公開競價，所以，其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是正常的。譬如，批同樣的地塊，開發商賺取同樣的高利潤，A城的甲貪官，可能只敢收10萬元，B城的乙貪官，則可能要價1000萬。開發商絕不可能以甲的開價向乙公開施壓，讓其大幅降價。盡管這樣，我們還是可通過推理大體把握公權商品的價格形成規律的。當公權的機會收益較小、買賣雙方處於供求平衡狀態時，其價格應在機會收益的壹半上下。這壹規律可在現實中找到某些例證，典型例子是收費站逃票。假定過路費為20元，司機通常只有私下給收費員10元，才能通過。假如司機給錢太少，收費員便要照章收費，司機壹分錢省不下；假如收費員要錢太多，司機則寧可按章交費，收費員也壹分錢拿不到；彼此只有利益均占才容易達成交易。在某些風景區，送客司機與檢票員串通好幫遊客逃票時，他們的收費原則也是門票價格的壹半。但是，上述情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情況下，公權商品很難供求平衡、更不會供大於求，而只會處於供不應求狀態。這是因為公權力相對於它所控制的資源而言，必然是稀缺的，而企圖“以私謀權”盈利者卻大有人在。譬如，壹座城市，無論規模大小，都只能有相關局長、處長（科長）分管土地或規劃，再加上可插手的書記、市長、分管副市長等等，也總是有限的幾個人。而希望賄賂這些官員、進行錢權交易的開發商，則可能有幾十、幾百個。特別是在腐敗治理不力的情況下，公權交易的盈利示範效用會很快傳播開來，壹些原本正直、廉潔的個人和單位也會自願或被迫加入進來，更加劇了公權商品供不應求的局面。像壹般商品匱乏時價格上限取決於買方壹樣，公權商品的價格上限也取決於奸商報價。盡管某些公權腐敗信息往往出自掮客，未必真實，但對於怕錯失機會、鹿死他手的行賄者而言，往往寧肯信其真，不惜當“冤大頭”[24]，也要高報價。但無論這公權商品價格怎樣被擡高，它也不能高出買方的公權機會收益。比如，壹座金礦的審批權在甲手中，當乙、丙、丁都向甲行賄時，各自都要考慮自己預期的機會收益。假設乙、丙、丁預期純收益為1000萬、2000萬、3000萬，那麽，甲的審批權最高價顯然不能超出3000萬。如果甲或中間人開出的價格超過這壹上限，交易顯然是做不成的。如果乙、丙、丁所擁有的可行賄資金少於機會收益，如前所述，這審批權的價格上限還要低於可行賄資金。考慮到現代金融業的存在，這種情況可以忽略，唯壹起作用的還是公權的最大機會收益。這樣，從理論上講，當三人競價時，丁只須報價2000萬，便可穩拿審批權。當然，這僅是理論推導。公權商品的實際報價絕不可能如此之高。其壹，因為公權交易的高風險和高交易成本，是買方須臾不會忘記的；其二，因為公權商品交易的高隱秘性，使買方不能公開競價，賣方不敢公開擡價；其三，公權商品交易對象是官員，官員盜賣公權，好比竊賊銷贓壹樣，是絕不會按商品固有價值要價的。這就決定了公權商品不可能像壹般匱乏商品那樣，達到買方“能要”的最高價。至於具體的公權商品能賣到怎樣的價位，要看乙丙丁在測算其高風險收益、交易成本之後，根據既往行賄經驗或對其他對手出價的估測決定。但最終究竟有幾個人與甲交易，各自報價多少，除甲有數外，行賄者皆不知道。很可能行賄者只乙壹人，他的任何報價都是最高價。因此，當甲鐵定當貪官時，他所出賣公權的最高價，只能是乙丙丁等人中的最高報價。這個最高價顯然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現在的問題，貪官是如何確定其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的。盡管公權商品本身是“零成本”，但貪官承擔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卻必然影響公權商品的價格底線。先說風險成本，盡管風險成本存在於交易雙方，但貪官會特別重視這壹成本。這是因為，對準備收買公權的奸商而言，他們都是在評估“交易安全”的情況下出手聯絡交易的；凡風聞出事的官員，他們是不會靠前的。而只要貪官敢交易、敢收錢，就意味著他自我感覺良好、風險可控，奸商這面就可放心了。但實際上，任何官員沒有不知其風險存在的，而且，大多會計算出壹旦出事，自己所損失的“高風險成本”有多大。高風險成本中包含官員既得政治權益損失。假如被查，輕則官帽被摘，重則變為階下囚。如此巨大地位反差帶來的肉體和心理痛苦，是無法估量的。不過，任何貪官，在出事之前，都是體驗不到這種痛苦的，否則，他也就不會生出貪心了。但是，對於預期經濟收益及前期交易成本，貪官卻肯定是算計過的。假如甲剛滿50歲，年薪6萬元，壹旦被革職，其經濟損失理論上最少應是年薪的30倍以上（即活到80歲），約為200萬。假設甲為避險，找官場靠山，投其所好，送禮送錢送娛樂，總金額折50萬元。又假設甲低價出讓地塊，國家利益損失達1億元，壹旦獲罪，僅此罪便應領刑10年。以上250萬加10年刑期的風險成本，都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盡管甲未必計算得很清楚，它們卻肯定影響到甲的預期價位，這也就是公權商品的最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假設只乙壹人行賄，而報出的價格只有5萬，甲肯定是不會幹的。這倒不是甲太貪婪，而是因為如此交易太不值，與其風險成本相比，收益率太低。換句話說，他不會為壹筆小錢，去冒損失百倍收益、坐10年大牢的風險。假如乙出手就是500萬，甲的風險收益率大大提高，他很可能就與乙成交了。那麽，貪官的風險收益率多高是底線呢？或者說，貪官的預期價位是怎樣確定的呢？這顯然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假如甲是壹老貪，多次受賄後，其丟官損失的風險成本早已攤薄了，但他未必會降低要價，反而可能利令智昏，擡高自己的預期價位；反之，甲若是第壹次受賄，盡管其風險成本很高，他卻因心理承受能力差，預期要價很低，可能50萬就成交了。但無論貪官是新手老手，只要風險收益率過低，他都不會交易的。依據以上闡述，我們可將公權商品價值規律概括如下：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由公權出售者綜合考慮高風險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後的預期要價決定；機會商品的最高價，由公權購買者判斷公權可實現的最大風險收益決定。在此區間，公權商品因其交易的隱蔽性特征，其價格生成有很大的隨機性，最終皆由買方的最高出價決定。但如果公權交易的風險成本高於風險收益，交易便無法進行，必然“流產”。這壹價值規律與前文已討論的非勞動型機會商品價值規律基本相似。

　　（三）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研究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目的是為了能徹底鏟除公權交易，清除社會腐敗。中國式腐敗多是交易型腐敗，而非鯨吞國庫式、公開敲詐式腐敗，所以，依循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從經濟角度反腐，便更為關鍵。應當說，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及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盡管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舉措不斷出台，官員們似乎並未普遍感受到反腐震懾力，腐敗蔓延的勢頭亦未被遏制。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壹是與中國式腐敗特點相關；二是與目前采取的“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有關；三是基於權力鬥爭選則性的反貪腐。中國的官商之間，“交易”先“交情”，壹旦有了“交情”，彼此便要給“面子”、講“哥們義氣”。建立在群體價值和血緣關系基礎上的“面子”，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依存並服務於相應的社會圈子；國人都有為群體掙面子的義務，也有分享群體面子的權利。所以，再大的官，也要給親友、同學、戰友、哥們“面子”。當然，得到“面子”者，則必須“答人情”“來而不往非禮也”。公權商品交易就這樣在“人情往來”中完成了。腐敗官員，只要不壞規矩，拿了錢真辦事，其腐敗行為便會在情緣或熟人社會中得到“夠哥們”的輿論肯定；而那些拒絕甚至揭發腐敗行徑的人，反倒會被斥為“六親不認”“不仗義”，遭到親朋哥們的排斥，甚至變成孤家寡人、“人民公敵”！依然被儒家倫理束縛的當代中國人，就這樣在不自覺地扮演兩種角色：壹面站在公德立場上痛斥腐敗行為，壹面卻站在私德立場上幫助親友哥們腐敗！這種傳統力量，看似無形，卻是中國反腐的最大阻力。對此，筆者已有專論，此處不贅[25]。如上所論，是中國式腐敗的特征，也是中國腐敗特別難查、難治的客觀原因。而多年來以“查處腐敗大案要案”為重點，實際上“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則是腐敗查處效率低、效果弱的主觀原因。盡管所謂“放小”的說法沒正式出處，但目前的5000元受賄立案標準[26]，及對個人1萬元、對單位10萬元的行賄立案標準，都在明示這壹點。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反腐高壓線”太高，不能對官員、對整個社會產生威懾力。目前，全國省、地、縣行政單位有3228個，獨立的部、廳、處、科級單位和大中型國企則幾乎百倍於此，而2010年全國被追刑責的縣處以上幹部僅804人。這就意味著，在大多數縣市、絕大多數單位中，官員們切身感受不到“腐敗風險”的存在。近年來，在大要案查處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同壹地區、同壹崗位，高官“前腐後繼”的現象，壹連幾任皆成巨貪。有人對此深感困惑，不得其解。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壹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率太低了：別人被抓，那是倒黴，只要自己不露破綻，該交易還交易，該當官還當官。這與馬路上天天出車禍，人們依然天天上街是壹樣的道理。二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收益率太高了：伸手壹次，百萬到手，實在禁不住誘惑，甚至不惜賭壹把。這與慣偷看到乘客身上的大錢包就“技癢”，難免要伸手是壹樣的道理。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要改造，確保官員清廉的約束制度要建設，這無疑都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正確戰略目標。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即便這些目標實現了，高官腐敗現象依然難以根除，壹些法治健全的國家，也會曝出總統貪腐的醜聞便是例證。究其原因，還是高官禁不住腐敗的高風險收益的誘惑。因此，從經濟領域入手，大幅提高腐敗的風險率，讓腐敗行為不被查處成為小概率事件，大幅降低腐敗的風險收益率，讓人們不願冒險腐敗，才是根除腐敗的最有效策略。而這，就需要學習實施歷史上的香港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零容忍”反腐策略，強調反腐“抓大不放小”。國內之所以形成“抓大”反腐策略，除腐敗查處成本高等原因外，關鍵還在於認識上有誤區，認為小腐敗危害小，大腐敗危害大，查處了大官的大腐敗，就能震懾小官的小腐敗，但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對此，香港廉署認識很清醒，也很正確。“大貪小貪都是貪，放過小貪等於縱容大貪，繼而縱容貪得無厭，那時，調查的成本會增加幾十倍，上百倍”。而引起市民強烈憤慨的，恰恰不是大貪，正是小貪。在1974年廉署成立前，香港社會的腐敗也蔓延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連救護車送病人前，也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滅火前，也要收“開喉費”。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今天，大陸蔓延的腐敗現象，同樣是這種小貪：去年少數家長給阿姨送紅包，今年就變成全體家長壹起送了；過去有錢人給醫生送紅包，現在窮人借錢也要給大夫意思意思；至於各種學術、藝術類的評獎、評職稱，更要想法禮敬評委了……問題是，這些送或拿紅包的行為，因數額所限，根本談不上違法。但香港廉署卻根據“貪壹塊錢也不行”的原則，就能對這些“小貪”動用“大法”。壹名郵政人員因春節期間索要了幾塊錢紅包，結果被控收受利益罪成立；電影《2046》拍攝時，壹名娛記為進現場塞給門衛三百元港幣，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內地壹學生，給老師塞了壹萬元希望得到照顧，被老師舉報，結果被判監禁六個月和壹萬元充公。當初，也有人質疑：“壹塊錢也要調查的話，廉署豈不忙死了。”但結果是，廉政公署零容忍、香港社會零容忍，查處了小貪，震懾了大貪，廉署沒有“忙死”，香港的腐敗現象卻被有效遏制住了，成為華人社會廉潔的標桿。為什麽香港廉署這壹反腐策略能近乎立竿見影呢？沒什麽秘訣，就在於它符合讓公權商品交易“流產”的規律：壹是提高腐敗風險率；二是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大貪難查，小貪易查。大陸只要能借鑒香港經驗，果斷從嚴立法從嚴執法[27]，兌現相應獎懲政策，就不愁沒人舉報或自首；只要能把小貪關進大牢，案例不需多，就必然大大會提高腐敗風險率，大大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使當事人痛感小腐敗導致大損失太不值，便會自覺抵禦各類受賄行賄行為。“高薪養廉”放到大貪身上不起作用，放到小貪身上卻絕對靈驗。我們的公職人員，即便收入再不高，也會算賬，若為區區幾百元便喪失公職外加服刑，丟掉最少百萬的預期收益，這種賠大本的買賣任誰都是絕對不會幹的，阿姨、教師、醫生以及學術名家、藝術名流們便會極端恐懼紅包了，腐敗掮客們也將失業了。如果說抓大貪、打死幾只老虎警示作用有限的話，那麽，抓小貪，則可殺雞嚇猴、懲壹警百、敲山震虎，真正威懾了潛在的大貪——十幾元的小貪都不容忍，何況妳圖謀的幾百萬元了！在這種人人看得見的反腐“高壓線”下，“銬子”會撕破“面子”，“法律”將驅逐“禮規”，肆意蔓延的社會腐敗現象便會被遏制，滋生腐敗的傳統文化土壤也將逐步被改造。這些議題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只能就此打住。

　　貪污在任何社會對財富生產都沒有正面意義，而只能使社會財富大量耗費。而交易型的腐敗，則只是增加企業的“非制度化”經營成本，並不壹定影響社會財富的生產。它的負面效用是損害法治尊嚴、加劇社會不公。

　　轉載者的結論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制定的，中共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共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中共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中共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中共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中共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中共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中共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中共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中共貪腐中共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中共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污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中國政府對工人階級的禍害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制[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制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制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讚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讚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制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台，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制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制，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制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覆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制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制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志。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制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制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覆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台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制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里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里。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里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里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台資鞋廠“台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台籍管理（即“台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里的升級制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里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台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除了賺錢少，台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台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台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台幹還必須敬禮。台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台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台幹都很下流，有的台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台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里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台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里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里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里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里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里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台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里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里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台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注，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里，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讚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里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里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里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里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里的臉色變白了

　　說

　　“恐怕我在意見箱里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里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里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里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里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里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里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閒，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里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里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覆的期限。不能讓廠里主導話題，要不然廠里就給我們拉到雲里霧里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覆。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里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注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里給工人提了幾條注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里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里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里提意見。”[3]（有才）附：2004年廣東某制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里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制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制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制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里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覆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里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里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覆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里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覆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覆。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里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里，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里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里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里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里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覆，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里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里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里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里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覆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里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閒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里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里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里。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里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里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閒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

工人階級談超時工作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工人階級談校園霸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工人階級談民族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中共政權對國際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滕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萊特結束訪華行程，她浪費了一次就維吾爾種族滅絕和其他嚴重的人權侵犯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機會。這次訪問在開始之前就引起很多爭議，它不出所料受到中共操控，成為中共洗白罪行和政治宣傳的工具。

　　巴切萊特曾在專制的智利因政治原因入獄，理應知道專制政府如何控制信息、操控宣傳，如何蒙騙和利用每一次參觀訪問。

　　在她決定訪華時，沒有與任何國際人權組織就這次行程進行溝通。我和西藏、維吾爾和香港等220多家人權團體聯合發布聲明，強烈呼籲她推遲行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次訪問會成為有利於中共的宣傳秀。在國際壓力之下，在她啟程訪華的六天之前，終於答應與民間組織的代表見面。起初受邀參加會談的，並沒有來自維吾爾和西藏的代表；在我們的強烈要求下，才加上了他們的代表。在會談中，我們介紹了嚴重惡化的中國人權狀況，批評她上任以來對中國人權事務的不作為。我強調，中國政府一貫對國際訪問進行精心安排，聯合國人權高專到底采取了什麽措施來防止訪華行程成為中共宣傳工具？

　　2005年11月，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諾瓦克（Manfred Novak）訪問了北京、西藏和新疆。一位受訪者、人權律師高智晟被中國當局緊密跟蹤和監視。諾瓦克後來抱怨說，調查受到了中國當局的阻撓。他被禁止使用相機，經常有情報人員監視和試圖竊聽他的談話；官方還阻止受害者家屬與諾瓦克見面，包括軟禁、恐嚇等。

　　聯合國極端貧困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阿爾斯通（Philip Alston）於2016年8月訪問中國。事後他的報告記錄了中國當局如何幹擾他的訪問的細節，比如恐嚇、軟禁甚至拘留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警告阿爾斯通不要與民間組織直接接觸，要求提供任何私人會議的全部細節，以及安全人員冒充普通公民對阿爾斯通教授進行跟蹤。他還被帶去參觀昆明市一個模範民族村，官員安排他觀賞少數民族舞蹈，但完全不提和訪問相關的教育權或者對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保護。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大量上訪者被關在形形色色的黑監獄，我和一些維權人士曾到這些黑監獄為訪民提供法律援助。其中一座黑監獄的鐵門上是大大的廣告牌，寫著“北京歡迎你”。

　　在弄虛造假方面，中共可以說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沒有一個極權政權不依賴對歷史的篡改和對信息的控制，因為極權體制的基礎不是自由選舉和多元主義，而是它自己編造的政治神學和歷史神話。共產黨把自己描述成“偉大、光榮、正確”，也需要不斷依靠暴力和謊言來維持自己一貫“偉光正”的形象。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雷鋒形象，離不開一次又一次的擺拍和文學創作；著名的油畫《開國大典》里面的人物，也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而重畫了一遍又一遍；大躍進時期，1958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一版，刊登一幅名為《歡悅在早稻衛星上》的新聞圖片，4個幼童站在水稻穗上，“證實”了畝產三萬斤的神話。 這個衛星一放，該公社（湖北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先後接待了中外各界參觀訪問者10多萬人次。當時，麻城縣委指示：對參觀者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於是沿途十余里，路邊都是招待吃飯的指示牌。社員們經常放下手中農活，敲鑼打鼓前去迎客。

　　這種荒誕圖景不僅僅發生在大躍進和毛時代，它是共產黨擅長的事情之一。每當中央官員訪問，所見之人、所經之地都是精心安排的。為了領導檢查綠化工作，陜西華縣把山體塗上綠油漆。河南省方城縣廣陽鎮為了應付上級領導視察，在廣陽大道突擊栽種了上千棵無根的香樟樹。陜西省山陽縣村幹部在馬鈴薯高產示範點雇人覆蓋了大片地膜，看上去蔚為壯觀，實際卻並未播種。山西運城曾發生轟動全國的“假滲灌工程”案：為了迎接山西省農業節水現場會、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現場會的代表，運城各地迅速修建了大量假的滲灌池，在馬路上坐車經過，看上去是一個完整的圓池子，其實很多只有半邊，背向馬路的那邊根本就沒有修。揭露這件事的記者高勤榮還被構陷入獄。習近平訪問農戶的時候喜歡掀人家鍋蓋，這些農戶以及鍋里的東西當然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安排、造假、演戲，中央領導同志都心知肚明，地方官員也知道領導知道，領導也知道下面的人知道他們知道……，一邊是瞞和騙，一邊是假裝相信。

　　造假當然有穿幫的時候，而說出真相的人就會遭到報覆。2008年“314抗議”之後，中國外交部於4月9日精心安排外媒記者團到藏區參觀。在訪問拉卜楞寺時，二十多位僧人舉著自己畫的雪山獅子旗和寫的標語跑出佛殿，用藏語呼喊“我們要求人權，我們沒有自由，我們要達賴喇嘛回來”。 37歲的僧人嘉央金巴當時用英語喊“西藏要自由”，他於當晚被捕，拘押15天後放出來時，“不僅雙目失明且全身骨頭都被砸碎，站不能站、睡不能睡”，不到三年即悲慘離世；至少另外兩人被判無期徒刑和15年。2013年9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進行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曹順利計劃去日內瓦參加民間社會活動，結果在首都機場被阻攔，2014年3月被迫害致死。

　　阿爾巴尼亞裔的加拿大歷史學家Olzi Jazexhi曾對國際媒體表達關於迫害維吾爾人的報道持懷疑態度，2019年8月，他和其他被中共認為是自己人的國際學者被中共邀請去訪問新疆，參觀了所謂的職業培訓中心。他還是看出了很多馬腳，但中國官員警告他不要發布任何負面的報告。他不予理會，堅持說出真相；結果中共長臂伸到阿爾巴尼亞大學，Olzi被停課。

　　巴切萊特的先遣隊到達中國後，中國政府出錢雇維吾爾人在喀什清真寺前跳舞慶祝開齋節。在集中營遍布的恐怖氣氛下，這種雇傭和強迫幾乎沒有區別。巴切萊特訪問期間，一些海外維吾爾人說，他們在新疆的家人受到了威脅、甚至軟禁。現居美國的維吾爾人熱納古麗·艾尼說，她在Twitter上發帖請求巴切萊特調查她被監禁的姐姐之後，收到了中國官員發來的威脅短信。（《紐約時報》，2022.5.30）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自稱“不是調查”，沒有記者隨行，也沒有試圖去尋找真相。她在發言中避免對中國政府的直接譴責，還附和中共的一些宣傳說法，讚揚中國的扶貧、醫保和性別平等之類。她接受中國官方的一個禮物——《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一個超級人權惡棍去論述如何保障人權，這是個諷刺；而聯合國最高人權官員去接受這本書，這是個更大的諷刺。我覺得，中共選了這麽一個禮物送給巴切萊特，既是為了羞辱聯合國，也是為了羞辱全世界每一個人權捍衛者。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表示，“這次訪問成為中國的宣傳機會，為其對維吾爾人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進行粉飾。”非政府組織Arise主任裴倫德（Luke de Pulford）說，這 “是一次災難性的失職行為”。無論是出於愚蠢、冷漠還是利益，她浪費了一次為人權災難發聲的機會，成為粉飾罪行的共謀。這次訪問對人權受害者沒有帶來任何改善和希望，而是帶來更大的傷害。

工人階級談極端防疫對中國社會的危害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工人階級談中國經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注。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制和資本管制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制。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閒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制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注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里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志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制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制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覆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制。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覆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制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覆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制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制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制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志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制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制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里。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制度，但僅僅取消戶口制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制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制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志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制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制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里根1981年上台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制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里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制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制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覆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制，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里，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制。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覆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制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制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覆雜的社會制度因素——戶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制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台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制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制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台，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制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志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覆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制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制，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注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注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制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制，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工人階級談帝國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里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里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這里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 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這里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透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透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自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0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自己區內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注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工人階級談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工人階級談共同富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為例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時普工拿著最低的底薪努力掙加班費，一個月幾千塊錢，而公司每年的利潤超百億，怎麽分配，老板說了算；第二次分配時，政府覺得富士康老總等人收入相比普工來說有點高，便多收老板們一點稅，怎麽分配，政府說了算；兩次分配下來，貧富之間還有一道鴻溝，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來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錢人自願捐獻。

　　社會經濟運行覆雜，但基礎是生產，離開了勞動生產，再高明的資本家也得喝西北風。現在是社會化大生產，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公司為主，我們就以世界級的大廠富士康為例，來看看其通過三次分配能否實現共同富裕。

　　據說富士康老板郭台銘信佛，當年“富士康十三連跳”之後他還請了和尚來做法事，我們就假設他有善心參與第三次分配，願意把工人的血汗錢捐出來一部分實現共同富裕。

　　我們再假設，富士康老板的捐款只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采取“精準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錢捐給富士康的員工。

　　都是捐款，沒必要馬雲的錢非得捐給富士康工人，郭台銘的錢卻要捐給阿里的碼農。如果能夠捐款，捐給誰並不重要，只要最後能保證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說，資金由慈善機構分配，錢從哪里來再到哪里去。

　　資本家願意捐款，這筆捐款也能用到本企業的員工身上，我們就會神奇地發現，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給工人漲工資不就行了。一步就能辦妥的事，為什麽要多費幾道手續呢？

　　如果企業家有善心，願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時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資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損害工人的身體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樓自殺呢？

　　把肉從人身上剜下來，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後再大發善心給他補回去，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嗎，這還能叫作“慈善”嗎？要是割肉的時候剔得幹幹凈凈，做慈善的時候只是給他補上一層皮，又怎麽能填平貧富差距的鴻溝呢？

　　據說企業家參與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減稅的優惠，那也可以給那些願意在初次分配時搞慈善的企業減稅，表揚“共同富裕模範企業”，何苦要繞來繞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願，但還要給予減稅的優惠，如果企業家權衡利弊之後，覺得減稅優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錢，還有多少人會捐款呢？如果減稅優惠超過了捐款額，那不是“劫貧濟富”嗎，貧富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先富起來的企業家轉移資產跑路的不在少數，“三次分配”的新聞一出，不少企業家的走狗們就已經吵開了，說這不利於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家來投資就是看準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要分享人口紅利，現在卻要他們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來，有多少人會願意呢？即便他們願意吐，又能吐出來多少呢？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帶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難道說，現在資本要改變嗜利的本性而要給自己洗個澡做慈善了嗎？他們常說“大鍋飯養懶漢”，實現了共同富裕之後，企業家難道不擔心打工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嗎？

　　二次分配時，不少企業家想法設法偷稅漏稅，例如各大影視公司的花式操作，什麽陰陽合同啦，什麽在霍爾果斯注冊公司啦等等。連法律這把利劍他們都不放在眼里，靠“自願”又何異於緣木求魚呢？

　　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或許有所不同，我們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進共同富裕而不是淪為“雞肋”。如果富士康的老總和普工實現了共同富裕，那《資本論》必然得改寫，我們的發展將會邁上一個嶄新的台階。

　　最近共同富裕成為了網上熱詞，三次分配也出現在了公眾視野，一些分析人士更關注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問題，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這里我們必須說，以道德為導向的三次分配確實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輔助手段，但三次分配並不等於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體，在市場和資本為經濟發展主要推動力的社會，我們要想通過道德約束來實現共同富裕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必須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主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主體中去尋找能夠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過道德約束和稅收引導讓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體自覺地將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捐贈給社會，形成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這顯然是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解決超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但這顯然並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否則資本主義早就解決了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而不致於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問題。因此我們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尋找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顯然是尋找不到根本的解決辦法的，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就是制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論問題，弄清楚中央是怎麽說的這次會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這里提出了幾個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四是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四條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核心要義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體系。

　　會議還強調了共同富裕的幾個關鍵點：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三是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四是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

　　五是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覆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這次會議對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三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四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五是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六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八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重點解決的幾個根本問題一是解決資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例過大的問題。這些年來，中國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將資本或者大資本放在了無以覆加的高度，中國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卻幾乎跟美國相當，就因為中國的資本家或大資本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獲取了超高收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產生超高收入群體的溫床，中國的絕大多數大資本家群體都是從資本市場上獲得的收入。還有一些超高收入群體是通過市場或平台壟斷獲得的收入，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犧牲社會其他群體的利益而獲得的。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鏟除不是通過勞動、科技創新、實體經濟，而是通過資本市場、通過平台壟斷獲得超高收入的群體，徹底封殺那些靠資本運作、搞上市公司獲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是實體經濟、必須是制造業的科技創新企業，那些虛擬經濟、平台經濟、金融買辦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進區域均衡發展。區域發展不均衡是造成國民整體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內市場沒有進行劃分、沒有對中西部地區進行保護，無論是資本還是人才都流向了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西部地區經濟出現坍塌，雖然後期中央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區，但由於產業落後、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東部沿海地區落後很多，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當大，現在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東部和中西部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國家在產業布局、重大項目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應該考慮還中西部地區的欠賬，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在一些高端制造業、高科技產業、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產業等全國布局方面應該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布局和投資。將國家重要產業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區也有利於國防戰略安全，可以考慮第二次國家工業體系的三線建設，無論從國家戰略安全還是從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考慮，新的三線建設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須的。

　　三是推進教育資源均衡發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有沒有發展後勁主要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在全國非常不均衡，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省區始終難以追趕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城市的中小學條件跟農村地區相比要優越得多，這些條件包括師資條件和教學設施條件。而從大學來看，除少數985、211在中西部地區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東部地區城市。我認為，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收入應該統一，然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密度大、條件艱苦的西部地區農村應該給予專門的教師補貼。從教育撥款來說，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應按人均不低於東部地區或高於東部地區撥款，以吸引更多優質教師到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應該將更多優質大學遷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撥款在中西部地區開辦新型大學，由國家和地方共辦，以國家撥款為主。有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特別是有了高質量的大學，中西部經濟才能帶動起來，才能持續發展，才能有趕上東部地區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礎。

　　四是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向農村、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當前中國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的醫療資源遠比城市、大城市、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的醫療資源落後，三甲醫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認為，要實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資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須重點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三甲醫院，使每個縣至少有一家條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然後大力推進基層鎮村的醫療體系建設，使農村生病人員小病可以在村鎮治療、大病可在縣醫院治療的體系。要擴大大病醫保覆蓋範圍，將更多農村人口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切實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五是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關心的是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讓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成為增加收入的主體人群，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因此抑制資本在收分配中的過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後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應該就是普通勞動者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我認為造血比輸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讓中低收入群體能夠有工作做，能夠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讓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產業在國家布局、調整中得到體現，使中西部地區能夠以教育和產業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我認為，僅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靠富人發善心搞捐贈是無法真正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得依靠我們體制優勢，通過產業布局、教育布局、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導實現共同富裕。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僅靠富人的捐贈，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對於超高收入群體，我們要通過政策監管，禁止或限制其通過資本運作而不是實體經濟獲得超高收入，加大資本市場監管力度，加大外國資本通過市場壟斷、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從中國獲得超高收入和利潤的監管。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2015年中國的股災，那次股災讓中國的中產階級慘遭屠戮。如果中國要大力培養擁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就必須為這些中產階級的財富尋找投資出路，在中國，只有股市和房產。自2015年股災之後，中產階級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產，如果房產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產階級的資產向何處安放是一個大問題。因此通過整頓，維護中國股市投資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共同富裕，靠所謂的三次分配即資本家的捐贈是靠不住的，也是無法實現的，還得靠國家政策調整，靠國家區域發展、產業布局、教育支持、醫療配套等手段去實現，還得靠對資本市場亂象的打擊、對大資本通過平台壟斷、資本運作獲得超高利潤的監管和限制。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資本家是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共同富裕還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數人利益為本，以勞動和科技創新為本，以農村、城市底層、中西部地區為本，以社會主義體制為本，以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作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體，在發展中穩步推進，高質量推進，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摘 要】構建我國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應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即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首先弄清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讓勞動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物質條件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主義的其他特點和規定都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我國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是否是貧富兩極分化？什麽是兩極分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貧富分化？需要明確回答。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什麽？要分清淺層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敗、壟斷、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簡單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現看作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還要看富人群體的產生是否同時導致了低收入的困難群體的產生。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貧富分化的根源存在於所有制關系中。

　　一、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我國在改革與發展中，高度強調並致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其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就顯得尤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台，如就業扶持、扶貧政策、全民醫保、社會保障、安居工程、興農富農、國家助學，等等。另外，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與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關。惠民生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都是體現了國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決心。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怎樣認識和看待這一問題？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正面看，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與實踐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的體現，是完全正確的，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從反面看，新中國建立已60多年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積累了這麽多的民生問題，甚至出現了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悖的兩極分化？為什麽直到近些年來才認識和認真著手解決這類問題？還有個問題：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保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完善？還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與研究。

　　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產生、存在與解決，又涉及和回到一個老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前的“左”的理論與實踐，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也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是否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論。

　　還可以補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目的是什麽？弄清這個問題，才能弄清什麽是社會主義。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既可以從宏觀層面的總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從具體的實際層面來回答。馬恩列和鄧小平從兩個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

　　首先，從直觀的具體層面來看，從廣大老百姓最關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來看，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擺脫在舊社會制度下遭受剝削、壓迫與窮困的處境，過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寧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這一點。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於了解這一真理。”鄧小平批駁了“四人幫”宣傳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和兩極分化，但沒有共同富裕，沒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為生產力極端落後。在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著剝削、奴役和兩極分化，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與廣大勞動者無緣，只有少數富人——剝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領會列寧的話：第一，“要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勞動者”，不是部分勞動者，更不是少數剝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這是社會主義區別於以往一切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是搞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實現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富裕，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特別是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實現，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會實現”；第四，搞社會主義必須“了解這個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難所在”，也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靈魂，離開社會主義的“這個真理”，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弄懂和實現“這個真理”，又是搞社會主義的“全部困難所在”。

　　如果離開“這個真理”，即離開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是使全體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轉而去講社會主義的其他方面，即使強調得再多，也會失去本質意義。比如，只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雖然也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但只能是貧窮的公有制，貧窮的按勞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在“左”風盛行時期，不但將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還把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也批之為“經濟主義”、“福利主義”。生產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講為革命而生產，工人為革命而做工，農民為革命而種田。也不能言富，宣傳“窮則變，富則修(修正主義)”。粉碎“四人幫”以後，還需要理論界進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以明確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生產。

　　怎樣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發展生產力作為其物質基礎。社會主義能夠也應當比舊社會制度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生產力更是一個緊迫的任務。如果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忽視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如果發展生產力不是落腳於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視勞動群眾的利益訴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會重資本，輕勞動。如果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工農群眾淪為弱勢群體，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會日益增多。

　　必須明確，只強調和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不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但造成的結果是嚴重的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私有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實現，要以宏觀層面的社會主義總體框架的存在與完善為條件。共同富裕要有制度安排作為其必要基礎，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這就要求應有的制度安排即所有制基礎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會產生兩極分化的。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P149)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勞動貢獻有差別，收入分配也應有差別，但差別不會很大，公有制排除了憑借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獲取高額收入的關系，特別是排除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可能，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會條件。

　　因此，快速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都是由讓全體人民“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引申出來的。

　　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其出發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落腳點是實現共同富裕。判斷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是三條“是否有利於”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強調的還主要是發展生產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馬克思指出：在未來新社會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3】(P336)他們都強調兩條：一是迅速發展生產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什麽，那麽，什麽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明確了。從本質規定上回答什麽是社會主義，可以講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緊抓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設和搞好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判斷社會主義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這兩手抓得如何。我國1957年以前，兩手都在抓，生產力發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風盛行時期，兩手都變軟，轉向抓階級鬥爭一手硬，結果是共同貧窮。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中，抓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結果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

　　什麽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幾點：首先，共同富裕是個動態概念。沒有也不應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全面小康水平實現了，就可以說初步走進了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至2020年，我國人均GDP可達一萬美元左右，等於現在的兩倍。但不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極大積累，共同富裕水平會不斷提高。

　　其次，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盡管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卻只有5000多美元，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一些高收入國家。根據美國《全球金融雜志》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的收入排名，卡達爾人均90149美元，盧森堡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國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國大陸處於世界後列。但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於各國，人均GDP的增速也處於世界前列，共同富裕應當也能夠作為目標逐步實現。就是說，我國目前還沒有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必須將共同富裕作為努力的目標，緩解和消除已出現的兩極分化，通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國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水平。發達國家和其他高收入國家，都存在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蓋了1%和99%財富占有上的對立。我國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到三萬美元(等於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僅僅講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還不夠，需要有制度安排做保證。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既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基礎，也是快速發展生產力的制度保證。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私有制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漩渦中掙紮不出就是明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消除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快速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就需要遵從科學發展的主題，使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改革，搞好、搞活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就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經濟制度。這就從宏觀層次的總體框架上回答了當前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然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頭上，而重在落實。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事實有兩個，一是貧富兩極分化，二是腐敗蔓延(腐敗的蔓延也與兩極分化、中外富商腐蝕某些官員和國企高官有關)。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標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還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弄清下面的問題。

　　二、怎樣認識和看待我國目前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

　　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披露：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應比例為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只是8年前的統計數據，而現在這個差距更是擴大了。

　　從基尼系數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以後不斷擴大：1994年為0.434，2000年為0.458，2004年為0.469，2006年為0.49。目前，估計已達0.5或0.5以上。

　　財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國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表明，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已達百萬人以上，個人凈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達5400名，僅次於美國，德國為4135名，日本為3400名，俄羅斯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國富豪榜顯示，中國個人或家族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46人，胡潤富豪報告的創始人霍格韋在2012年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人數其實可以翻倍，達260人。有大批富豪隱藏在人們視線之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富豪數量，超過了除美國之外的一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類統計數字未必準確，且互有差異，但依然可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參考。

　　不斷增多的富豪是怎樣產生的？從富豪排行榜來看，大富豪都是私營企業主，因而主要是靠發展私有制經濟起家的。此外，中國還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體育明星和金融證券業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區報》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報道，指名道姓地講，海派清口相聲演員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萬。據周自己講：“我兩年票房一億五千萬，我一個人頂得上幾個中型企業！”他除演出賺錢外，還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動，自曝活動出場費分三檔：“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萬元;外地剪彩一次88萬元；商業演出一次100萬-150萬元。”所以，一年收入總數不止8000萬。

　　電視劇的片酬幾年來暴漲，某些明星的片酬過去一集只兩三萬元，現今漲到20萬-30萬元，有的喊出一集50萬元甚至70萬元的高價。大陸的片酬高過台灣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時間，可賺到600萬-900萬元甚至更多。許多歌星，一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機會賺錢。《深圳特區報》2009年10月23日按實名制報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級別墅的情況，所住豪宅都在億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買一個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萬元；到2009年該豪宅漲到8500萬元，凈賺7500萬元。從現在的價格看，可凈賺億元。

　　另一方面，我國還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有些富人，在國內外大量購買高級奢侈品，高盛公司將中國列為超過美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又報道“中國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

　　怎樣分析和看待這種貧富差距呢？這是否肯定是貧富兩極分化呢？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但直到本世紀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體一般只講我國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提兩極分化。是否已出現兩極分化，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這與怎樣認識“兩極分化”有關。有的學者否認出現了兩極分化，是根據我國不存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事實做出的判斷。的確，我們應全面地、辯證地認識和看待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我國雖出現不斷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階層，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貧者愈貧的窮人階層。應該肯定，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從總體上來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階段邁進。應當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還存在2.5億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困人口，現在已絕大部分脫貧。雖然還存在一部分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的城鄉困難群體，但國家已將他們作為扶貧對象進行救助，且扶貧標準也逐漸提高。應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獲得的巨大成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應指出我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從存量財富的占有來看，一方面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難群體。從增量收入來看，大款大腕們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考察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不能只從絕對意義上著眼，還應從相對意義上著眼。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一問題的方法。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他在分析資本主義關系時說：“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而言的性質。”【4】(P729)以這種分析方法來判斷，應當肯定我國的貧富分化是相對性質的而不是絕對性質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國存在的具體事例形象地說明這種分化的相對性。《參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報道：一名中國年輕女子用400萬元買了一只藏獒，用飛機運回來的時候，派30輛奔馳車去機場迎接。讓狗住在恒溫的空調房間，每天吃雞肉和牛骨湯，喝礦泉水，1月花費約3000元。而一個普通清潔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報道說，“這個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潔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費水平。與這位富姐的財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在哪里？

　　社會主義要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對平均主義。改革，就要改變傳統體制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就要根據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拉開收入差距。對貢獻大的科學家、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給予較高的報酬是公平合理的。簡單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並不科學。針對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各自勞動貢獻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應反對。需要緩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是貧富分化的出現。水稻專家袁隆平，為水稻高產做出重大貢獻，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會有意見。體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億元，也不會引來不滿，錢學森的收入與他的貢獻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講財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不應也不會包括上述這種情況。事實上人們的不滿與批評指向並不在這里，而是指向貢獻與收入脫節，或是低貢獻、無貢獻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壓低職工收入進行剝削致富，或是靠投機鉆營致富，或是通過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這類富人階層。

　　造成我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有多種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淺層次的、枝節性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敗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體分析。腐敗，是指為人民所痛恨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非法行為。如果把腐敗只理解為貪污受賄，那就難以說明它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在貪官的行為暴露前，他一般作隱蔽狀，其所貪財富不會計入基尼系數。而當貪官敗露後，其所貪財富一律交公。再者，貪官畢竟是少數，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將貪官納入暴富階層，他們至多是增加點富人數量，影響點基尼系數，而不會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不是造成弱勢困難群體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到：貪官接受開發商的賄賂後，會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讓開發商獲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數量。

　　分析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兩個方面：一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占有財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階層；二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所占財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二者的統一才形成貧富分化。貪官與前者有聯系，但與後者無因果關系。

　　如果講腐敗，應看到腐敗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國企改制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腐敗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與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們的腐敗(包括經濟腐敗與政治腐敗)行為有關。這既造就了一批損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營企業主，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體。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張平親身見聞的材料作為事例。由張平小說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曾在國內產生過重大影響。張平2008年被選為山西省副省長。張平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原以為天下只有農民苦。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工人一旦下崗失業，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他曾采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他發現“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我沒想到工人這麽苦，原來的三線工廠X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集體自殺40多人，他們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張平還具體講述了企業蛀蟲們侵吞國有財產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驚人事例(見《報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據宗寒的《兩只眼看中國資產層》一書提供的統計資料，1982年至1992年，國有資產年均流失500億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億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個千萬、億萬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營企業中，有25.7%的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根據2005年的調查，私營企業中的35.2%原是國有企業。2007年的資料表明，私營企業的7萬億元的資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國企和集體經濟轉移來的。這種轉移，除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而來。而原公有制經濟中的職工則成為由私人資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還有大量國企工人下崗，成為生活困難群體。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崗，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途徑。但需要將其與私有制經濟的大量發展和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逆向發展聯系起來統一考察，才能說明問題。

　　認為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源也難成立。首先，國有企業並不都是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居少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7日發表的由三位記者撰寫的《競爭讓國企更優秀》一文明確指出：“提及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會想到‘壟斷’。事實上從目前的行業分布看，90%以上國企處於高度競爭的行業。”即使是壟斷企業，利潤額高，但上繳稅收額一般高於利潤額，也高於私企外企稅收與利潤之比。國企利潤的主要部分用於積累，擴大生產，仍歸國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營外資企業，利潤全歸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國企高管的收入偏高，為世人所詬病，需要調整，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在數量、產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根據《人民日報》2011年8月10日的報道，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私營企業達903.49萬戶，外商投資企業44.59萬戶，個體工商戶3601.13萬戶。而國有企業則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雖已減少很多，還有238000個。2007年下降到112000個，減少了一半多，現在更少了。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只剩9105家。中央國企2003年有196戶，2011年減少為117戶。年收入幾十萬、百萬元或以上的國企高管數字未見到統計，但億萬富翁統計中未見國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幾千個或上萬個國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構不成全國貧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有企業內部，無論屬於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都不會造成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人指責國企職工的工資偏高，但國企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高於私企和外企職工，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正是社會主義企業優越於資本主義企業所在。正好說明認為壟斷是產生兩極分化的原因的觀點不能成立。還應看到一點：私營外資企業從銀行貸款還本付息後，其增殖的部分除繳稅後全部歸業主私有，而國有企業貸款還本付息後的稅後利潤，用於積累仍歸公有，而且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由此看，國企普通職工收入高一點、相當於私企職工的近兩倍也並非不合理。當然，有的企業連抄表人員也年薪高達10萬元，是會引起非議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獲得暴利，影星、歌星、體育明星、金融證券行業從業人員、國企高管、畫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獲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擴大了高收入群體，會增大基尼系數，將其算入貧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藝界、金融證券界和國企高管的過高收入與低收入困難群體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過高收入應予以調節。但這不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並沒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難群體。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不規範。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承認分配不公平。例如，《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講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人們，在私有制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除自發配置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外，還會促進兩極分化。從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事實來看，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轉載了德國學者舒爾茨的《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個最富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99%對抗1%。文章又說：連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報告中也說：“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於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的納稅者的腰包里。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尋找造成全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須是既造成了一批財富日益增大、人數日益增多的富人群體，同時又造成了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問題。應當注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抽象地談論“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錯誤。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里所講的“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指生產資料條件分配在誰手中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著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馬克思尖銳批評“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學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為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麽又要開倒車呢？”所謂“真實的關系”，就是分配關系取決於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離開這種真實關系，不考慮所有制關系去圍繞著分配兜圈子，空談“公平分配”，是在開倒車，解決不了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大量發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產就會產生分化，我國有些私營企業就是從小商品生產起家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會擴大兩極分化的範圍和趨勢。私營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兩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會發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資方與勞方的貧富分化。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是天然矛盾的。資本處於強勢，追求利潤最大化；勞動處於劣勢，工資被盡量壓低。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有的還嚴重侵犯工人權益，迅速發展，擴大資本積累，而工資一般低於勞動力價值。加之地方官員重引進，重維護外商利益；重內外資本，輕勞動；忽視維護工人權益，勞資利益分化就更加明顯。億萬富豪群由此產生，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群體也由此形成。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貧富分化的趨勢已較明顯，基尼系數已超過警戒線，2000年已超過0.45。但多年以來，還宣傳處理收入分配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公平。事實上，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縮小差距的，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健全。這是重抓發展生產力而輕抓共同富裕的表現。

　　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在私企和外企就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據《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據《京華時報》2012年3月27日文章顯示，我國國有企業員工與就業總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體企業的數量和就業人口也已很少。這表明，我國絕大部分城鎮職工，成為受中外私人資本支配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勞動處境遠遠低於國有企業。從2009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私營單位工資調查的主要數據。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大，但平均工資較低，約為17071元。”這個平均數中包括收入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收入，純工人的年收入比這個平均數會更低。有統計資料表明，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多年來幾近私企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國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35053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僅18199元，只相當於國企的52%。

　　再看看外資企業的情況。美國蘋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員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於10萬美元，但它在中國搞“血汗工廠”。2010年1月至5月，蘋果公司在華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公司的員工因不堪諸多壓力發生連續12起跳樓事件，震驚社會。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在華三家富士康工廠，經國外維護勞工權益協會進行廣泛抽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它“違反中國法律以及行規，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有時還要求員工連續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時也是常事。該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說：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國工廠存在“重大用工問題”，“有相當多的工人對自身健康和安全沒有把握”。經過對3.5萬名以上的員工進行調查，“發現了多處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美國多家環保組織和公平勞工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的產品是以“毒害環境、傷害社區、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嚴重的健康與安全危險，以及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等問題。工資低，60%以上的員工工資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員工拿不到加班工資。富士康擁有120萬中國員工，靠剝削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高利潤。據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3月31日的報道說，“在擁有數十萬富士康員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從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現在的1500元”，“以美元計算的工資由於人民幣升值，增長更快。在2005年，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最低工資為80美元，而現在已經達到240美元左右”。這個增加了的工資水平也遠遠低於我國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調查和富士康員工抗議的壓力下，在“西方消費者對工人工作條件的種種擔憂”下，富士康宣布要減少加班時間和大幅提高員工薪酬。決定加薪25%，達到月薪約400美元(合人民幣2600元)。大幅加薪後依然低於中國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

　　總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國強調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民生為重、共同富裕，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以扭轉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確決策也遇到種種雜音的幹擾。有人反對公平分配，說什麽公平不能用秤稱，沒有衡量標準；有人仍主張效率優先，認為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會趨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種種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和被扭曲的結果；有人主張私有化，認為國有企業壟斷、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繼續宣揚“國退民進”，並謊稱這是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其實，中央是一直不讚同這一提法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都是不正確和不符合實際的。

　　我國要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和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的基本制度。只有公有制才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當然，國有經濟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運行體制與機制。但是，如果把已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也進行資本主義私有化，讓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則決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達的市場經濟狀況，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前面講過，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是隨著蛋糕的做大而趨於縮小，而是擴大了。另據統計，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國人的稅後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同期收入只增長了1/3，美國企業主管的收入與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現在的300倍。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又出現的債務危機，宣布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破產。西方民眾和學者在紛紛議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行不通”、“歐美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全面危機”、“應為資本主義看病”、“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最大考驗”、“資本主義體系行將瓦解”、“資本主義制度不再適合世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終結”，等等。從這些媒體的報道標題可以看出：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已日暮窮途，私人資本主義制度正處於危機，需要變革。而有人卻主張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實施，主張我國放棄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如果這種主張在我國實現，還會有什麽以人為本、民生為上、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將不覆存在！

　　將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外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所占比重遠遠高於公有制經濟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否定或輕視私營外資企業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著主張“國進民退”壓減私有制經濟，也不意味著主張限制富人人數的增加和財產的擴大。只是主張應按鄧小平理論、我國憲法以及中央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定，堅持和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要繼續窮。富人應回報社會，盡些社會責任。除多交稅外，還應有善舉，關心和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仇富情緒。私有制經濟可以繼續發展，但不應妖魔化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排斥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做大做優做強，有效發揮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為全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關於”三次分配”的一點看法

　　當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色中國已經被”先富論”,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摸石頭過河”,以及在各個企業, 科技界,教育界,衛生界等大搞自負盈虧,大批國營企業被賤賣促使私營企業大發展以及有的變成壟斷企業—富可敵國,少數人掌控全國大部分財富,不少企業被外資控制,造成了貧富懸殊。國外強敵窺視,國內各種矛盾突出。極右分子企圖配合外人搞”顏色革命”, 出現了各種帶路黨。 由於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不少勞動者選擇”躺平”。。。。。。

　　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場本身由於污泥濁水的沖擊而腐化墮落,腐敗官員盤根錯節,道德滑坡,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 各類犯罪頻頻發生,當前根據現實拍的電視劇”掃黑風暴”掀起”熱”點,只不過反映的是中國黑社會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現在面臨重重困難,他們企圖利用”三次分配”來欺騙勞動人民。 這是國內一個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關於所謂的“三次分配”，一開始我沒怎麽關注，還以為又是哪一個經濟大家的發明創造，搜索了一下發現是厲以寧這個老匹夫提出來的，那就沒必要去細看他的理論了，也不值得花時間去聞他的那一大坨“理論”。不過可以猜測他應該會根據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論述他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懷疑“三次分配”這個奇奇怪怪的玩意兒是誰在中央的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厲大師的好學生李中堂正當其位，舍他其誰？當然，將這麽一個明顯有違憲法的“理論”當成寶貝疙瘩納入會議結論的人也相當奇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這一條里面明確指出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則，這個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點了呢？阿姨您應該還記得《武訓傳》吧？武訓這個依靠“三次分配”辦學的“民間教育家”，當時感動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對這樣的大善人，毛主席當年硬是親自撰文批《武訓傳》，一丁點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販賣同情、塑造個人慈善形象的機會主席不曉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惡人”，在大家都感動得稀里嘩啦抹眼淚的時候去當頭棒喝，為什麽？就因為這個“第三次分配”與社會主義制度是相違背的，當時主席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他還真是目光如炬、見微知著，我等後輩不得不服。這里就不扯遠了，還是回到現實中來吧。

　　現在特色中央想通過“三次分配”來平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我的評價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歸納：避重就輕、莫名其妙、癡心妄想。為啥這麽說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輕，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關鍵環節是一次分配，就是勞資在新增社會財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決定性因素。以前數學網友曾經將“剝削”這個概念歸納為“老板，你的工資給少了”，社會貧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剝削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異。最近中央采取一連串的手段遏制資本，起因有兩條，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人口形勢嚴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國上市囂張的出賣國家安全。為了促進人口增長，目前中央不計後果的打擊一切有礙年輕人生娃娃的資本集團，年輕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勝利。無產階級不生娃這件事情，其實在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很普遍，這其實是無產階級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消極怠工——既然你們狠狠的“996”，那麽我們就拒絕生娃供你們繼續剝削。所以，當剝削超過某個閾值之後，生育率就直線下降，這似乎有一定的規律。現在中央不敢直接幹預“一次分配”，一邊縱容資本的深度剝削，一邊又想緩和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這當然是避重就輕。

　　2、莫名其妙，一個憲法里明晃晃寫的“社會主義”四個字的國家，居然想要祈求資本家大發善心來體現社會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癡心妄想，我們記住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定義就行了。資本這玩意兒眼睛里只有利潤，那里會講道德，如果他們講了，那麽一定是有利可圖。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最終會成為資本的奴隸，貪婪會不知不覺的附著資本家的身上。這一次騰訊反應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億來搞共同富裕的項目，只能說騰訊公關團隊精明，只要他們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對他們的核心產業（遊戲）下手，一個王者榮耀一年就會把他們的500億賺回來。阿姨您沒有看到關於遊戲是精神鴉片的文章被撤下來了嗎？這就是資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帶後富”，如果社會公平能夠得到體現，也就無所謂先富後富了。

　　當然，局勢發展到目前這種狀態，我也能夠理解特色提出的這些政策，算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會制度（公有or私有）決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於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說好聽一點，就是對一次分配造成的貧富差距的調節。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這幾天耳朵被磨出繭子的一個詞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過制度規範和道德動員的方式讓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錢接濟窮人？本質上難道不就是“劫富濟貧”？

　　無非是“劫富濟貧”這個詞太刺耳了。

　　在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富人而言，“涸澤而漁”是不可持續的發展。長此以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無力消費，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可避免；更進一步，窮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調節貧富差距是資產階級被迫而為的“治理理性”。

　　至於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何時需要對富人點頭哈腰、用道德感化規勸富人“行善”了？

　　須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來自血腥的“原始積累”，或是“化公為私”。雙匯“廢太子”控訴其父化公為私、肥美損中、偷稅漏稅、和秘書姘居的長文，看得吃瓜群眾一楞一楞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體發文《不要為雙匯“廢太子”的“大義滅親”叫好》，玩起了“親親相隱”的那套封建倫理。：

　　老公知說，“（監管部門）因為兒子的舉報而去執法，可能為投資人和國家能挽回一些損失，但與對基本人倫的傷害相比，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大清亡了這麽多年了，怎麽還冒出這種又臭又長的裹屍布，還好意思吹噓自己代表“普世價值”？

　　鉆著各種制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撈錢、榨取窮人血汗的時候，就宣稱自己是“民營企業”；這會兒蓋子被從里面掀開了，醜惡暴露無遺，就改口說自己是“私人企業”、“家醜不可外揚”、“外人無權過問”……給資本充當乏走狗的大小公知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嗎？

　　不僅僅雙匯是從漯河肉聯廠“化公為私”來的，幾千國企職工幾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後富了一個萬家；號稱“北雙匯、南雨潤”的另一冷鮮肉巨頭“雨潤”，同樣是先改制一家國營肉聯廠，再蛇吞象般地先後廉價兼並十幾家不同城市的國營肉聯廠，才有了後來的規模；今天數得上號的巨頭，至少半數以上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特別是某些房地產巨頭分明就是靠著將老國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帶的土地起家的。

　　至於現在已經發家的資本企業，本來通過“雇傭勞動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已屬不義。然而，企業家們還不知足，連作為維系勞資關系最低準則的《勞動法》都從來不打算遵守，或是肆無忌憚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時限制還不支付加班工資，或是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不給員工繳納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對員工實行慘無人道的壓榨……富人的每一分錢，無不浸染著勞動者的血淚！

　　說“劫富濟貧”都算是客氣的了，窮人只不過是想要拿回他們該得的那一部分財富而已，何時變成“富人的施舍”？

　　不過，富人們終究是不打算“歸還”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個人所得稅為例，2016年據官媒經濟之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稅制下，占有社會財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到個稅總收入的10%。

　　富豪們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避稅，例如“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

　　在類似“開曼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注冊公司的好處非常多，除了逃避個人所得稅，企業家們還可以讓在內地的關聯企業把盈利做成虧損，把利潤做到離岸公司掌上，這樣連企業所得稅也能逃避。

　　劉強東和“奶茶”結婚的時候宣布，未來十年他在京東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網民以為他是防著“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著稅務。阿里創始人馬雲曾在央視一檔節目中透露，從1999年開始創建阿里至今自己就沒有拿過1分錢工資；曾陷入天價年薪醜聞的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在2009年也決定將開始領取“零元年薪”。

　　這樣的做法是中國富豪從美國“取經”的結果。已故的蘋果創始人喬布斯、Facebook的紮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里、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錢伯斯、惠普的梅格……這些巨頭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樂部”。

　　某財經老幹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業高管拿一元工資，這樣就可以避免繳納個人所得稅，然後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的費用上。”

　　參照2018年8月31日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個人所得稅的構成是：

　　（一）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二）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舉個例子，某企業高管原本年薪1200萬（月薪100萬），那麽他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就應該是1200×35%=420萬。

　　如果他將年薪調整到12萬（每月1萬），剩下的1188萬變成股息和紅利，他所繳納的稅就變成了12×5%+1188×20%=238.2萬。一下子少繳四成多、近200萬的稅。

　　如果他是企業股東或者老板，還可以選擇不分股息和紅利，將錢存在企業，進一步變成股份或企業資產，這樣可以少繳更多的稅，還不影響自己的身家。這一大筆錢將來怎麽變現？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會就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具體運作方式見筆者之前的文章《讓比爾·蓋茨在中國湧現，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在筆者看來，與其指望富人發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該收的稅收了。既然明知富人們逃稅的套路，難道還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這些一個都不能少，且要精準瞄向那些頂級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為了地方財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稅，例如，農民辛辛苦苦進城打工在老家蓋了新房、在縣城月供了一套房，你還要以住房面積超標為由對著這樣的群體收“房產稅”，那就說不過去了。

工人階級的反中共宣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共已經徹底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麽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系，壹種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系變成了物的關系。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裏，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與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麽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余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余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余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余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余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余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裏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余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麽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采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麽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著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麽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麽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呆；雇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制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雇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復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裏，我可以幹，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麽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幹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裏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

　　6，正是因為雇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污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污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污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雇傭勞動制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系，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雇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制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我們必須要審判中共 審判共產主義的叛徒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系、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系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占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余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占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只有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權力尋租的時候政府才會存在。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系。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余價值的舞臺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余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絡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余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余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系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系。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系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

　　中共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敵人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麽，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四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誌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亞細亞所有制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完全可以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和工業的全民所有制，在壹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建立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雇傭勞動的制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雇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雇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制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雇傭勞動者。這種雇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雇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制造者。改革開放後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制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裏，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裏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這種生產的特征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系配合、協作配套關系。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誌著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制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系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著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麽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制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系混亂的制造者。所謂社會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系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拒絕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系，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系！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占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系！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制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制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制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污染後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制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污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制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四十多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世界各國的左派人士，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工人階級談中共成員的反智傾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社會主義這四個字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可以真正說出其中含義的估計不多。在歷史上，社會主義曾長期停留在空想階段，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批判繼承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以《共產黨宣言》發表為標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批判了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假社會主義，但假社會主義並不會因為理論批判而結束，他們去世後，修正主義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又出來了，列寧經過艱苦的鬥爭，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當前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危機愈演愈烈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重新興起，但是伴隨的是假貨也在興起。

　　張維為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以壹本《中國震撼》開始走紅，後來用壹部《中國人，妳要自信》的短視頻進入公眾視野，據說這個視頻點擊量已經過億了，按照張維為教授的說法，“很多人看過那個視頻後，幸福感增強了”。

　　張維為的文章著作頗多，也經常在電視和網站上發表言論， 他的優點是語言比較生動，也願意與大眾對話，而且他的觀點已經形成了壹定的體系，最突出的是所謂中國模式論，他把這種模式概括為八大特點，分別是實踐理性、有為政府（或中性政府、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是壹個相當駁雜的體系，穩定優先和民生為大，兩者從形式上來說，就有些沖突。他的整個理論體系，自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2019年年底，他在壹個視頻中頗為動情地說：“社會主義才是未來！”

　　但很遺憾，筆者在學習了張維為教授的理論之後，不得不說，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假社會主義。

　　這個話說也許說的有些重，那麽我下面就有理講理，娓娓道來。（此處化用張教授的壹個節目名字“有理講理，維為道來”）首先，張教授所講的實踐理性，實質是實用主義。但凡創立壹種理論，壹般都要有其哲學基礎，張教授的中國模式論就是以實踐理性為哲學觀，按照張教授的說法，這種哲學觀“表現為壹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大膽而又慎重地推動體制改革和創新。”但不搞本本主義、大膽創新是不能逾越壹些原則的，不然的話就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了。

　　舉壹個例子。張教授經常比較中美兩國的優劣，奇怪的是，他不是從公私所有制、分配制度等方面去比較，而是從基建速度、生活的便利程度、社會治安、危機應對等去對比，可惜的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並不壹定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啊。日本的社會治安和危機應對能力也是很強的。為什麽張教授不能從公有程度和社會平等程度去比較？

　　張維為教授在衡量社會發展的時候，從來不用貧富差距的指標，而喜歡用家庭凈資產，但社會主義的發展非但不能用家庭凈資產來衡量，而且要逐步消滅私有財產，《共產黨宣言》就提出要廢除繼承權，消滅私有制。類似的是，很多號稱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經常說，社會主義就是讓人們過上好日子。但科學社會主義認為，人們的日子不好過，壹方面是因為物質不豐富，另壹方面就是私有制以及帶來的勞資矛盾、家庭矛盾和人的不自由，就像郭沫若概括的，孔子是不患寡而不均，馬克思是既患寡又患不均。而要讓人們日子普遍好過，就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打破貧富差距、腦體分工等帶來的階級分化。上海人的家庭凈資產高，那是全國的高凈值人群去那裏競相買房的結果，而給只有壹套自住房的上海人帶來的是什麽？他們能賣掉房子，享受這些凈資產嗎？

　　社會主義不是不維護人民的利益，而是要把人民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如果放棄這些基本特征，而以社會治安、家庭凈資產、出國的人有多少回國來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是不是有些滑稽？

　　第二，以強勢政府為名，鼓吹超階級的國家論。張維為的原話是：“中國有壹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中性政府這個詞是經濟學家姚洋首先使用的，他指的是政府“不設定社會階層偏好”、“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體”，姚洋認為，“政府變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在這裏我只講壹點，就是平等”。這個概念被張維為借用過來。張維為認為，共產黨已經不是代表部分利益的階級的黨，而是代表“整體利益”的黨。在他們兩人的理解中，國家已經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了，而是壹個不偏不倚的調節矛盾的機構，這個觀點類似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理論。

　　我們知道，人群是分階級的，而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的存在壹定代表有利益沖突，按照列寧的說法，就是“壹個集團能夠占有另壹個集團的勞動”，國家的存在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換言之，國家的存在證明了階級矛盾已經尖銳到矛盾不可調和了，而現代政黨就是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怎麽可能有國家、政黨是代表整體利益的？姚洋舉了國企改革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認為政府沒有偏向工人，而且改革後還給工人創造了就業機會。我想說的是，政府不偏向工人，難道就不能偏向其他群體嗎？警察數量的增多和權力變大，本來就是不平等結果，怎麽會是平等導致“中性政府”？

　　張維為在文章、著作和視頻當中，經常舉“東部發達板塊”、“我們上海”、“每年壹億人出國”的例子，經常比較中美家庭凈資產，這不恰恰證明他所鼓吹的模式代表的是壹小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群的利益嗎？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曾經集體編過壹本《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這本書明確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政治權力是階級的權力”、“政治黨派劃分基於階級劃分”（見該書寫作說明部分）。這些觀點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不知到了同是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的張教授這裏，怎麽突然全部變成了完全相反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

　　第三，張維為的理論背離了工人階級立場。張維為有時也會提起工人，但總是與能幹、奉獻聯系在壹起，但科學社會主義是要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是主張按照工人階級的意誌來改造這個社會的。但當張維為教授參加國際頂級論壇“思想者大會”，面對西方學者質問為什麽禁止工人罷工的時候？張維為顧左右而言他，顯得有些尷尬，壹個號稱堅持社會主義的學者不能正面維護工人的基本權利，這是不是壹個大笑話？

　　如果說這裏還不明顯的話，那麽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壹期節目中，張維為徹底暴露他的立場。他的助手說，在編前會搜集問題時，有網友提出“中國快遞員是不是被殘酷剝削了？”張維為笑了壹下，說這個問題要與時俱進，“多勞多得，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他的助手緊接著還說快遞員還有五險壹金！

　　這是典型的混淆視聽，人家網友問的是有沒有剝削，妳首先應該界定什麽是剝削？而不是扯其他的來回避問題。剝削就是工人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這造成了工人的絕對和相對的貧困。多勞多得符合馬克思主義是就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而言的，而不是在資本剝削下工人拼命工作的多勞多得。舉例來說，劉強東的暴富難道不是建立在對快遞小哥的殘酷剝削的基礎上的嗎？當這些快遞員合理合法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時，劉強東可曾善待這些“兄弟”？比如2014年，上海青浦倉庫京東員工因為倉庫搬遷爭取補償而停工時，劉強東居然說：““寧可貨爛掉，也不會賠員工壹分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嚴重的階級對立的表現嗎？

　　有人會說，沒有資本家，工人是不是就沒有就業機會。這裏面要搞清楚資本家的資本是從哪裏來的？在中國的金融體制下，銀行基本屬於國有，發放貸款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手裏，國企改制前，私企在絕大多數領域無法做大，除了外國投資，個人白手起家獲得大筆資金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個時候，政策傾向就很重要了，銀行把資金貸給誰，誰就發財。張維為教授也經常說：“經濟十年壹個周期，傻子都發財”，但是不是誰都能當傻子？當然不是。這裏無法詳細分析具體過程，但中國資本家階層的誕生並不是壹個自發的過程，裏面伴隨著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改制後的工人淪為打工仔，但他們本來就有工作啊，而那個時候並沒有資本家。

　　有人說農民工，其實也是壹樣，因為公有制還有壹種實現形式，就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農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本來可以就近組織起來，成立各種社隊企業，避免離土又離鄉造成的社會危機（春運、留守人口、大城市病），但我們最終選擇了讓資本來組織社會生產的方式。

　　社會主義壹定是工人階級才能組織起來的，他們與社會大生產緊密結合產生的先進性，在集體勞動中產生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城市社區生活中形成的集體意識和公德心，是其他任何階級階層都無法相比的。正如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在調查家鄉揚州國企改制情況報告中寫道的：“在調查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過程中，最為感人至深的是通裕集團工人的強烈的責任感和主人公態度。他們的那壹份滲透著血淚的呼籲書，以及由職工代表起草的壹大批上訴文稿，並不僅僅是在要求改變他們個人的命運，而是從壹個歷史的高度出發，重新伸張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揭示著這個由上至下的、問題叢生的改制過程所導致的嚴重危機和社會不平等。這些工人代表寧願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而不斷地追問：中國正在往何處去？”

　　張維為作為壹個自稱堅持社會主義的學者，不維護工人階級立場，也是壹個大笑話。

　　第四，張維為向年輕人灌輸個人主義價值觀，否定集體主義。張維為在各種節目比較中國夢和美國夢的時候，不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去比較，而是經常說“年輕人只要努力，都有出彩的機會”、“經濟十年壹個周期，傻子都發財”、“年輕人在中國，通過自己奮鬥改變命運的機會最多”，他看似隨口說的幾句話，恰恰表明了中國不僅存在類似西方的經濟危機，而且存在嚴重的階級分化。張維為經常說：“中國是世界上唯壹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大國。”這是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1994的分稅制改革的背景難道不是財政危機？1998年國企大下崗難道不是經濟危機的結果？1999年高校擴招不是應對危機的措施嗎？2008年，中國股市從6100點暴跌到1600，難道還不是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相對過剩，中國換了個說法，叫產能過剩，2013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指出：“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於國際通常水平。鋼鐵、電解鋁、船舶等行業利潤大幅下滑，企業普遍經營困難。”稍微懂得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段話意味著什麽。當然，危機對壹些是危，對壹些人是機，每次危機往往造成更嚴重的階級分化。而面對這種情況，社會主義是要想辦法從所有制入手，實現供需平衡，制止投機，逐步消滅階級差別的，而他卻主張個人奮鬥解決問題，這也是他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表現。社會主義道德的原則是集體主義，核心是為人民服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另外，作為壹個學者，張維為的壹些說法是違背歷史常識的。比如，張維為認為中國工業革命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完成的，他的原話是：“在過去四十年內，中國人幾乎完整地經歷了第壹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開始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按照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和能用機器生產機器兩個標準，中國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經完成了第壹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歷史上壹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沈陽機床廠在50年代生產的機床與日美德的機器已經同步了。美國學者邁斯納指出：“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壹變成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壹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壹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 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對歷史的誤讀與他的人生經歷也許有些關系。張維為經常說自己是中國底層出來的，“我在中國底層生活過，在上海做了三年工人。”他所說的底層經歷指的是1974年在上海雕刻二廠做工人，我們知道，文革時期上海的工人絕對不可能是社會“底層”，我這裏不是說那時上海工人生活有多好，但如果上海工人都是底層，妳叫當時的農民情何以堪呢？張維為的這種底層的記憶是在改革開放階級分化重新開始後的壹種認識，就是工人階級重新淪為弱勢群體，而張維為讀了大學，做了鄧小平的高級翻譯，成為張維為所說的中產階級的壹員了。這裏我們不做價值評價，但至少張維為教授不能歪曲歷史吧。

　　總之，張維為所鼓吹的模式根本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壹種模式，這種模式比較美國資本主義模式來說，確實有它的壹些特點，比如承包制名義下的私有制、壹次性的高額土地稅、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過於龐大的政府及附屬機構、幾千年來豐富的治理經驗、大量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中間階層的存在。但這些特點不能掩蓋本質的相同。最近喬木的美國疫情日記，生動說明了小資產階級在兩國不同的境遇，但作為無產階級代言人的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審視這些的時候，認為無論是喬木的痛苦，還是圓圓的控訴，無論在哪裏，社會苦難的最大的代價都是由無產階級，即沒有辦法獲得利潤、分紅、利息、地租、房租等資本收益、只能靠勞動生存的人來承受的，他們不分國界，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他們無法發聲，力量分散而微弱，所以社會主義壹定是國際主義的，所以馬克思高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不是張教授鼓吹的“中國就是未來！”（見2019年年末的演講，張教授講的後半句“社會主義才是未來”還是對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作為壹個政治學學者，張維為教授大可以著書立說，自立門派，但把自己的私貨包裝成社會主義，就不得不讓人反感了。

　　批判完張維為的假社會主義，那麽到底什麽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思想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就是大家所俗知的羊吃人運動，那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勞動人民悲慘的狀況促使人們開始思考更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家由此產生，從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開始，最後到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實踐，盡管內容會略有不同，但大體上他們都主張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空想社會主義者們著書立說，闡述他們心目中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圖景。他們並不都是僅僅停留在思考階段，有些人進行了壹些實踐，最為突出的是歐文，他通過經營和計算的方式，發現了資本家剝削的秘密，而他作為壹個資本家，卻苦惱於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他說“工人們都是我的奴隸”。為了改善工人的狀況，他在工廠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創辦了世界上第壹所幼兒園，把婦女從帶孩子解放出來，但他發現自己賺的錢反而更多了，這使得善良的歐文開始思考人類的未來更合理的組織形式，他把自己的財產拿到美國去進行社會主義的實驗，財產充公，人人參與社會管理。最終因為他無法改變整個資本主義大環境，靠小修小補無法實現社會主義，最終走向了失敗。作為思想家，歐文指出社會主義實現的三大障礙，私有制、現代家庭婚姻形式和宗教，這到現在還是非常正確的。他的思想和實踐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壹大來源。科學社會主義在批判繼承空想社會主義之後，指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有計劃地生產、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當家做主、消滅階級、人人平等。

　　而張維為所概括的混合經濟、民生為大、穩定優先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首先，因為社會主義壹定要實行公有制，暫時不能完全公有，也要逐步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而且公有必須同相應的運行機制（計劃經濟）和分配機制（按勞分配，按需分配）結合在壹起，才是壹種真正的公有。混合經濟是壹種不分主次、沒有方向的折中主義提法。

　　其次，社會主義也不會刻意強調民生，因為社會主義生產本來就是反對資本邏輯，而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標的。共運史上，共產主義政黨壹般會有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不會有單獨的民生政策，因為只要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民生問題壹般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解決，如果生產力的發展，沒有解決民生問題，或者使民生問題變嚴重了，就必須從生產力的性質去理解並解決了。

　　社會主義也不需要強調穩定優先，因為共同所有，共同勞動，沒有剝削，所以犯罪、社會沖突、家庭矛盾、心理問題都會大幅度下降。

　　當然我們不否認由於客觀條件所限，在生產力不發達階段，社會主義的這些特征不能完全實現，但必須要有走向它的具體措施，而不能推到“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之後，比如分配問題，按照毛澤東1959年的說法，“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麽社會主義？”現階段，教育、醫療、住房和食堂完全可以作為社會福利品供應，而不需要進行市場化供應，即使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市場調節只有在能充分供應、買賣雙方信息對稱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教育、醫療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的領域，試問家長能和學校議價嗎？病人能和醫生議價嗎？這些領域的改革，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方案。張維為應該享受過中國的公費教育和教育均等化供應，那個時候，沒有擇校，沒有沈重的學業壓力，兒童快樂成長。現在用民生來壓榨老百姓，這就是張維為所說的社會主義嗎？

　　壹般這個時候，張維為就會舉出美國的例子，在《中國人，妳要自信》視頻中，他對農民工說妳的盒飯“比美國中產階級吃得好”，對年輕人說“30歲之前買房，任何國家都做不到”，但是社會主義並不是跟資本主義比爛，而是必須要堅持張教授自己也經常強調的制度自信，而這種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及有計劃按比例生產的運行機制，比如，我們為什麽不能實現公費醫療制度，而非要采取資本主義的保險制度，讓保險公司、藥廠和腐敗分子從中謀利？我們為什麽不能取消開發商制度，政府直接在公有土地上建房，平價租給進入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使用？為什麽不能建壹些托兒所，解放青壯年勞動力，讓他們安心上班？學校食堂為什麽不能改為直營？而壹定要搞承包（至少大多數是這樣），讓祖國的下壹代的在極其不安全的情況下用餐。我不知道美國中產階級吃的到底怎樣，但我確實看到周圍的農民工、年輕人每天都在吃著不衛生、營養不夠的食物。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要買房，但住房附加的福利，住房所承載的幸福，能否惠及每壹個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而買不起房子的人？

　　張維為教授總是喜歡說，中國可以平視西方，中國模式雖然還有缺點不足，還可以改進，但是經得起國際比較，完全可以和西方模式可以競爭。張維為的幾本書，電視節目我基本都看過了，但是我沒看到過他講中國存在的問題，印象當中真的沒有。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張維為似乎連這種面對問題的勇氣都沒有。但當別人真正指出中國問題的時候，張維為教授總是顯得有些急，比爛的邏輯就是經常出現在這個時候。

　　中國的假貨很多，比比皆是，張維為的假社會主義就是其中的壹件，而且流毒不淺，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個人奮鬥的價值觀，虛幻的幸福感，狂妄的沙文主義，急需清理。今天我們講歐文，講馬克思，就是告訴大家這些偉大的社會主義者畢生追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哪些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不能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把實用主義、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包裝成社會主義進行販賣。而高揚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集體主義價值觀，堅持工人階級的立場，強調所有制問題，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壹切問題的唯壹途徑。借用張維為教授演講中的壹句話：“這樣的社會主義才是未來！”

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使用國內社交媒體交流敏感問題，結果還沒聊兩句，大使館一通電話打過來：你們留學生還是要提高自身的政治覺悟！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妄議祖國雖遠必誅；All your passport are belong to us.

　　這種來自大使館的恐嚇，在新一代中國留學生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陰影。

　　因為我是學計算機的，懂網絡工程，所以我知道，只要你在國內，花錢買非中共背景的VPN/代理翻墻，例如“迷霧通”

　　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不要在任何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交流敏感內容（最起碼應該換Telegram），因為他們隨時會把你的信息交給中國政府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不要用中國手機號註冊任何海外平臺賬號（除了Signal），因為根據中國手機號可以快速查明你的身份不要在含有敏感內容的電腦上安裝常用國產軟件（360 微信 qq 阿裏旺旺……），因為他們隨時會把你的信息交給中國政府那麽中國政府通過現有技術手段就很難監控、審查你的發言。

　　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留學生都不是計算機專業的，他們無論費多大的努力，也搞不清楚究竟監控審查技術發展到了什麽程度，只好采取保守態度沈默退縮以求自身平安。他們中的多數人被大使館恐嚇之後因噎廢食，即使在國外平臺上也小心翼翼，對敏感內容不僅不敢評論，連看都不敢看了，怕影響家人工作和自身前途。

　　等他們回國的時候，又把這種恐懼從國外帶到國內，形成惡性循環。一百年前的留學生組織政黨軍隊搞革命，今天的留學生連愛國都要先去大使館求簽，說明這個民族已經失去生命力，在走向衰亡腐敗了。

　　針對留學生的監控審查，給國安在海外增加了許多邀功行賞的機會，也給海外華人華僑帶來了許多毫無必要的麻煩，然而最終掏錢買單、承擔後果的卻都是中國的老百姓，這既是對國家資源的低效浪費，也是對國民權利的嚴重侵害。按今天發達國家的標準，共產黨就是黑社會，如同當年的大清那樣，是要被新秩序淘汰的。

　　共產黨堅信境外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而監控審查能防止思想滲透和平演變，乃事關我黨生死存亡之大計。大多數黨員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監控審查恰恰是使中國人貧窮落後的剝削手段，在給反動勢力提供可乘之機的同時，也為他們自己準備了一口水晶棺材。

　　鄧小平1987年接見外賓時指出：

　　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然而包括鄧小平在內，誰也沒有想到，30年後共產黨出了一個叫習近平的領導人，他一面宣稱中國消滅了貧困，一面將大規模的監控審查推向極致，使中國人變得易於剝削，進而重新陷入貧困。

　　為什麽監控審查是使人貧窮的剝削手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說過：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工人之所以能抵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榨工資），是因為工業進步（尤其是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工人從分散走向聯合（組建工會），他們通過聯合行動（發動罷工）抵制工人之間的自相競爭（比誰的工資更低），挖掉了資產階級賴以積累財富的基礎。

　　反過來，如果工人不能互相聯系，不能從分散走向聯合，不能聯合行動，就沒有辦法抵抗資產階級的剝削，從而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貧窮，而資產階級越來越富有。

　　今天各種監控審查技術在中國的廣泛運用，正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在中國，公安機關、國安部門可以隨時查看任何公民的微信、qq聊天記錄。人們因為擔心當局的懲罰而不敢發言；勞動者因為擔心資本家的報復而不敢聯合，這使他們更容易被資本家剝削。

　　2018年發生在深圳的佳士公司工人運動，完美地體現了這一點：

　　https://zh.wikipedia.org/zh-cn/佳士事件

　　員工發布的公開信稱，2018年5月10日，佳士員工余浚聰被開除，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情況，區總工會表示可以組建工會解決問題[10][11]。6月，深圳佳士科技管理層組建“職工代表大會”，實質上將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所提出的候選人排除在外[12]。

　　7月21日，這些工友發布的公開信顯示，帶頭的工友從16日起陸續被毆打或者開除。20日7點40，他們試圖上工，被十余名保安架出場外，其中一名工人直接被打倒在地，10點30分，20多名工人被抓。7月20日中午，20多名佳士科技工人及聲援者到深圳坪山區燕子嶺派出所抗議，被警員抓捕。21日下午，他們被釋放。22日，佳士工人到燕子嶺派出所門口，要求建立工會，嚴懲警察，並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13]

　　可以看到，資本家對於工人的自發聯合是十分警惕的，對那些敢於抵抗剝削的工人，要“毆打”、“開除”、“架出場外”。

　　監控和審查技術，在壓迫工人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監控：警察通過監控聊天記錄，可以提前知道工人私下對話的內容，提前部署警力應對工人運動，防止工人利用抗議活動傳播他們的口號；審查：為了進一步阻止各地工人以及同情工人的學生、知識分子相互聯合，政府對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屏蔽，對內容的發布者封號。

　　8月18日，新浪微博上多條消息稱中國各地高校已開始統計去過或正在廣東的學生，據信與此事件有關。微博中相關話題無法找到任何相關內容，微信群只要提到相關信息就會封群封號。

　　8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聯系嶽昕，嶽昕表示有人受國保指使，冒充學生家長跟蹤，進行幹擾。北楓表示，相關人員通訊工具受到幹擾，大學生聲援團嶽昕的手機已無法使用。8月21日，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致電嶽昕，嶽昕表示尚在核實赴粵學生遭到調查的事件，另外她的微信號也被封禁了。

　　微信被封號，微博被屏蔽，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工人在知識分子的幫助下發生更大規模的串聯。

　　像佳士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了，任何一個能“翻墻”瀏覽資訊的人都不會陌生。前段時間??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微信群組建者、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為在微信組織外賣騎手維權，抵抗平臺對勞動者的剝削，被警察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他在微信上的所有發言，警察想看隨時可以看；他本人的精確位置，警察利用手機網絡直接就能對他定位，至於抓不抓完全看警察心情。資本家只要賄賂政府、警察，就可以借助這些技術去破壞工人運動、抓捕工人領袖，讓工人沒辦法聯合，變成任資本家宰割的羔羊，在被壓榨殆盡之後走向貧窮。

　　這就是為什麽監控和審查技術是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的工具，是勞動者的敵人。一個勞動者如果要避免剝削、遠離貧窮，那麽他就必須主動抵抗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讀到這裏你也許會問，如果我不是勞動者，而是資本家呢？

　　資本家通過組織生產商品、提供服務賺取利潤。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裏，如果一個人能夠以比他人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質量的商品或服務，那麽他就能夠賺取高額的利潤，並利用這些利潤進一步擴大生產。

　　要比他人的成本更低，就必須掌握他人所不掌握的先進技術，並確保這技術不被他人（包括勞動者）竊取，這是所有資本家的共識。英國在這方面開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先河，分別是法律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以及專利制度，它們和英國科技的飛速進步、資產階級的繁榮發展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沒有這些保護，對個人而言，任何人想通過技術革新賺取利潤都非常困難；對國家而言，則會使本國在技術競爭中持續落後於其他國家。

　　監控和審查技術，正在越來越多地被用於中國政府對資本家的監控。一位私營企業主開發出一種新的技術，他通過微信將技術資料發給他的員工，這些技術資料以及聊天內容，公安機關都可以在後臺隨時瀏覽，毫無保密性可言。在新疆，公安機關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監控維族人的通信，找出是誰傳播了宗教錄像文件，最後將當事人送進集中營的。前兩年郭文貴在爆料中指出，公安通過各種監控手段，以打擊犯罪為名，編制各種莫須有罪名對私營企業老板、員工進行抓捕，侵吞私營企業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財產，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從早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搞出的“李莊案”，到最近大午集團因為習近平“打黑除惡”被調查導致無法正常進行經營活動，無數案例都印證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

　　隨著監控和審查技術的逐年深入，情況正在越來越惡化。最近開庭審理的“惡俗維基”案，幾名年輕人在網上公布他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戶籍信息，被抓捕判刑。新聞曝光之後人們才知道，他們掌握的這些戶籍信息，大多都是花錢賄賂公安人員，在公安內部的戶籍數據系統查詢到的。然而公安不僅可以查所有人的戶籍，也可以查所有人的微信聊天記錄，換言之，只要有足夠的錢，你就可以查到你的競爭對手說了什麽話、發了什麽文件。中國企業不管研究出什麽先進技術，都根本沒有任何保護，只要花錢就可以在公安買到，這樣國家的科技怎麽可能進步，怎麽可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呢？我所了解的很多科技企業，尤其是擅長計算機技術的互聯網企業，對員工都會作嚴格的保密培訓，例如文件不能在微信上發，電腦不能裝360，公司內部開發專用的通訊軟件、社交平臺……監控和審查技術，令企業主無法保持秘密，從而剝奪企業通過技術壁壘實現盈利的能力，是資產階級的敵人。一個資本家如果要避免偷竊、遠離破產，那麽他就必須主動抵抗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作為統治階級，借助監控和審查手段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對勞動者（無產階級）和資本家（資產階級）進行同時剝削，使自己越來越富有、其他人越來越貧窮。

　　馬克思指出，技術進步造成生產關系的變化，從而產生新的階級。但他沒有預料到，借用他的理論所誕生的這個新階級，也就是共產黨，並沒有也不可能服務於原本被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反而成為了剝削無產階級的幫兇，同時也順帶剝削資產階級。共產黨現在奉行的制度，是“權貴資本主義”，他們自己則是“權貴資產階級”，同時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頭上，並做好了隨時消滅挑戰他們的人的準備。

　　要停止這種剝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家和勞動者、窮人和富人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共產黨的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這是你們除了移民以外，為自己的後代創造更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馬克思主義者大戰龐巴維克主義者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龐巴維克主義經常成為右派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龐巴維克主義把商業利潤歸咎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根據龐巴維克主義右派得出了因為商業利潤是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所以商業利潤應該被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家支配的結論，右派根據龐巴維克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次要的社會角色，資本家只要給工人階級工作機會，工人階級就應該感謝資本家，然後不要再向資本家爭取利益，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不如資本家的個人勞動，甚至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增加之後，工人階級集體沒有資格要求增加薪水，龐巴維克主義為鄧右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龐巴維克主義是錯誤的，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就會發覺龐巴維克主義是資方為了打壓勞方編造出來的謬論。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內在運動規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反復地生產那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者使用一定的勞動工具（比如機器、工具、建築物）對一定的勞動對象（比如土地、自然資源、原材料）進行改造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不是由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在市場上買賣的方式在生產者之間發生交換，然後再被消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一部分勞動產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務勞動的產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換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與另外一種商品相交換。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交換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

　　在任何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交換都不是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換，而要以貨幣為媒介。起初，人們往往是采取在某一個社會中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某一種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後來，由於金、銀等貴金屬質地均勻、便於分割和攜帶、不易腐敗變質等特點，貨幣商品逐漸集中在金、銀等貴金屬上。以後，又出現了以國家法令強製發行的紙幣。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形成了以銀行存款等信用手段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咱們一般所說的商品價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錢；一斤玉米面2元錢等。

　　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相對價格）到底是由什麽因素來決定的呢？在經濟學說史上一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的主觀滿意程度（所謂“效用”）決定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 新古典經濟學 —— 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各大學中經濟系的學生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所教授的價格理論就是從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出發的。但是，從用科學方法來認識世界的角度來說，主觀效用價值論存在著一個顯然的問題。因為所謂“效用”來自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因而是無法觀察、無法測量，甚至在不同個人之間也無法比較、無法加總的，因而也就無法從科學上加以驗證。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應對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顯示偏好”理論。簡單說，如果我們觀察到一斤大米的價格是一斤玉米面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個消費者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觀滿意度一定是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玉米面得到的主觀滿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間的“邊際效用”之比是1.5倍）。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實際上還有更加致命的缺陷。關於這種更加致命的缺陷，我們會在以後進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這裏，直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生產一定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所直接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活勞動”）；間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為了生產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所包含的在過去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物化勞動”或“死勞動”）。凡是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觀點，就是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並不否認，在短期，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因為需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但是認為，在長期，各種商品之間的相互價格歸根結底是由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勞動價值論的產生，最初是來自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中世紀晚期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商品交換的長期經驗的總結。如果是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可以從理論上證明，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圍繞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所謂簡單商品生產，就是勞動者自己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

　　比如，一個農民在同等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一個季節可以種10畝地，可以種水稻，也可以種玉米。假設農民種10畝地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一樣，每畝地所使用的種子、肥料、農具等所需要的間接勞動時間也完全一樣。如果種水稻，畝產800斤，每畝可以出500斤大米，10畝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種玉米，畝產1000斤，每畝可以出750斤玉米面，10畝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面。同樣是在一個季節花費在10畝地上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面。就是說，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是每斤玉米面的1.5倍。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5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水稻就會比種玉米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水稻的種植面積，減少玉米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大米價格就會下跌，玉米面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2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也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玉米就會比種水稻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玉米的種植面積，減少水稻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玉米面價格就會下跌，大米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所以，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派都承認。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在長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勞動投入所決定的。

　　馬克思比較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認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在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從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較、相互加總。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那麽，兩斤大米就可以換3斤玉米面或者相當於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面。但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恰恰在質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學性能，滿足人們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較和加總。比如，一斤大米與一磅咖啡的使用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是作為商品它們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換。

　　馬克思認為，商品能夠相互交換，說明它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擁有的並且還可以用一定數量來表達的因素。這種共同的並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將人們的勞動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比如，種地、流水線裝配、開車床、快遞外賣、編程序等種種具體勞動）抽象掉以後所剩下的單純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這種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如果更加確切地說，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正常生產條件和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如上所述，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可以說，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

　　生產一件商品的總的勞動時間包括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勞動時間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間接勞動時間。所以，一件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的直接勞動時間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已經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價值（或者說，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價值通過生產過程的消耗，從生產資料中“轉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產商品的全部價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購買生產資料所支付的資本，馬克思稱之為“不變資本”（C）。意思是，這部分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只是把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帶來價值增殖。

　　資本家為了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資本，也就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可變資本”（V）。那麽，可變資本的大小或者說工資的多少，是怎樣決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那麽顯然，資本家所支付的不變資本就必然等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樣，倘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在勞動中新創造的價值，那麽資本家所付出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就必然等於商品的總價值，那樣，資本家就不會賺到任何利潤。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作為一種一般的、平均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上，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實際上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因為勞動是一種人的活動或者過程，是不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要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就必須進行生活消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都由工人用來購買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儲蓄”實際也要用於子女未來的必需消費或者工人本人未來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必需消費）。所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也圍繞勞動力的價值上下波動。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工人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著工人家庭勉強維持生存。此後，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勞動力價值都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如果工人勞動所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那麽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要獲得利潤的一般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剩余價值要大於零，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工人所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這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資本家會虧損，也不妨礙另外一些個別的資本家獲得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說，工人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工人自身的勞動力價值就意味著工人的勞動時間長度必須要大於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金融資本家，這樣，全部剩余價值都歸生產資本家占有，後者的利潤也就等於剩余價值（用S來表示）。那麽，資本家的利潤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

　　利潤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率反映了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之間分割的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或者某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剝削程度。C/V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機械化水平或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程度。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發達，各個行業的工人之間相互競爭，那麽這種競爭會使得各個行業同工種、同等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趨於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時間一樣（從而新創造的價值也一樣），勞動力價值也一樣，那麽他們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一樣。所以，可以認為，在各個行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剩余價值率有著相互趨同的趨勢。

　　但是，一般來說，各個行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不盡一致，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來，如果商品都按價值來交換，各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率趨同或大致相同，但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卻不一樣，那麽各個行業的利潤率必然不一樣。所以，如果商品按照價值來交換，就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行業利潤率低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行業利潤率高的情況。

　　然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各個行業的利潤率不一致，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中的資本家就會減少投資，將資本努力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行業。這樣，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生產就會減少，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生產就會增加；這會進一步造成原來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原來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產品價格下跌，直至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利潤率平均化。

　　在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各個行業的產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價格來交換，也就是說不再嚴格地按照價值來交換。在利潤率平均化以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價格圍繞波動的重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也就是在長期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大致平衡時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數學關系到底是怎樣的？生產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不是違反或者顛覆了勞動價值論？這些問題，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著名的“轉形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導致各個行業之間剩余價值率趨同；但是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盡一致。這樣，如果各個行業的產品都按價值來出售，就會發生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每單位資本可以獲得的剩余價值）有高有低的情況。這時，資本就會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這種流動會壓低原來利潤率高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擡高原來利潤率低的行業的產品價格，導致價格偏離價值。當利潤率完全平均化以後形成的新的長期均衡價格，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因為利潤率平均化而引起的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轉形問題”。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來說明轉形問題。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只生產兩種商品，一種商品用於工人的必需消費品，我們稱之為“工資品”，另外一種商品用於生產資料，我們稱之為“資本品”。假設一開始所有的商品都按價值出售，兩種商品各自投入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價值、利潤率如表一：

　　表一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商品按價值出售）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剩余價值

　　100

　　100

　　200

　　總價值

　　400

　　30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

　　1

　　1

　　利潤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資本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2:1），工資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1:1）（可以設想資本品部門代表的是重工業部門，而工資品部門代表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部門）。兩個部門投入的活勞動都是200，剩余價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單位活勞動中，100單位用於補償勞動力價值（資本家花費等量的可變資本），另外100單位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

　　嚴格來說，利潤率應當用剩余價值除以資本家投入的全部預付資本。這裏，我們忽略資本周轉的問題，假設預付總資本等於資本家實際使用的總資本（相當於假設資本周轉率為1）。這樣，利潤率就可以用剩余價值除以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計算結果，如果兩個部門的產品都按價值出售，那麽，資本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33.3%，而工資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50%。因為假設所有商品都按價值出售，所以每單位價值所對應的商品價格現在都是1。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當兩個部門的利潤率不一致時，資本必然要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直至利潤率平均化。所以問題就在於，怎樣計算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形成的生產價格，並解釋由此形成的生產價格與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系。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做了計算生產價格的嘗試。我們在這裏先介紹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然後再說明為什麽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是不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有的資本家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當商品按價值出售時，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40%。如果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都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由此可以算出，資本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300 * 40% = 120；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結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利潤

　　120

　　80

　　200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後，資本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420，比總價值多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1.05；工資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380，比總價值少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0.933。但是，總生產價格仍然等於總價值（都是700）。此外，總利潤仍然等於總剩余價值（都是200）。“轉形”以後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仍然等於轉形前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是40%）。馬克思據此認為，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並不改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在整個經濟中，商品總量仍然按價值出售，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也就是來自於工人的剩余勞動）。唯一的變化，是一部分剩余價值（在表二中，20單位的剩余價值）從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工資品部門）再分配到了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資本品部門）。

　　但是，如果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並不完全正確。在表二中，最終產品是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的。但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各自購買的商品卻仍然按價值計算。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按生產價格計算後，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了，從而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麽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變資本應該也要上漲。另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計算後，工資品的價格下降了，這樣如果工人的實際工資不變，資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勞動力價格，從而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變資本也會發生下降。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需要重新計算。由此計算得出的結果見表三：

　　表三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馬克思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16.7

　　81.7

　　198.4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兩個部門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最終產品的價格都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利潤則用最終產品的總價格減去總成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但是，這樣計算以後，就會發現，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又發生了不一致。資本仍然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資本品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工資品部門）。此外，社會平均利潤率也從原來的40%變成了39.6%。這樣，就必須重新計算新的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的新生產價格。如果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潤率（39.6%）來重新計算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應得的利潤，然後重新計算生產價格，由此而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稱之為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是第一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計算結果見表四：

　　表四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20.1

　　78.5

　　198.6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6%

　　39.6%

　　39.6%

　　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資本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上升，工資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轉形以後所計算出來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但這是由計算中的四舍五入誤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論意義。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又發生了偏離。為了消除這種偏離，又需要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得結果見表五：

　　表五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二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3

　　78.6

　　197.9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兩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轉形。用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39.4%）計算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所得結果見表六：

　　表六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8

　　78.1

　　197.9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所得結果見表七：

　　表七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三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2

　　106

　　318

　　可變資本

　　92.1

　　92.1

　　184.2

　　利潤

　　119.8

　　78.2

　　198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慮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誤差，表七所得到的兩部門利潤率已經差不多完全一致，與表六所使用的利潤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各自使用的價格也已經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認為是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的長期均衡價格。

　　如果將表七的結果與表一和表二的結果相比較，可以發現，在設定總價值仍然等於總生產價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是由四舍五入誤差造成的），總利潤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比總剩余價值要少2），按生產價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也不完全等於按價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前者比後者略小0.6%）。不過，經過反復疊代計算後，在第三次轉形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與馬克思第一次轉形後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相差並不大。所以，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雖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可以認為是近似正確的結果。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噪一時，紛紛宣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實際上放棄了勞動價值論，承認商品價格不再由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由此引起的關於轉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學無術的右派分子宣傳什麽轉形問題推翻了勞動價值論、資產階級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讓馬克思“傻眼了”一類的低級謠言。

　　對數學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從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經意識到了，上面通過反復疊代來求解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解決。

　　如果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轉形問題，將得到怎樣的答案？最後“傻眼”的到底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探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形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在關於轉形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常常假設有N個部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並用線性代數方法來求解。這裏，為了通俗起見，我們還是假設一個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但是所講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仍然假設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只生產兩種商品：資本品和工資品。兩種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生產的總價值、剩余價值都與表一中所介紹的數據一樣。

　　這樣，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各自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總價格、平均利潤率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下面兩個等式來表示：

　　資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工資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其中，P1 是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P2 是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r 是轉形完成以後的平均利潤率。這兩個等式的意思是，在資本品、工資品部門中，各自的總成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乘以（1 + 利潤率）以後等於各自的總價格。

　　這裏，有三個未知數（資本品價格、工資品價格、平均利潤率），但是只有兩個等式。粗通代數的讀者知道，這樣無法將三個未知數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兩個未知數。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根據上面兩個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潤率以及兩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P1/P2），而無法求出兩個商品各自的絕對價格。

　　這實際上與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無論是簡單的勞動價值論（即認為商品按價值來交換）還是經過轉形以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實際上都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相互之間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應當與由價值或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某種長期均衡價格成比例。因此，嚴格來說，勞動價值論只能用來解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能用來解釋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用以前用過的例子來說，勞動價值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麽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而不是一元錢可以買多少大米或玉米面。後者（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而是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即絕對價格水平）是由總的商品供應量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的，這裏暫且不討論。

　　但是，為了與馬克思所計算的轉形問題的解相比較，還是可以另外做一個假設，再增加一個等式。這樣就可以分別計算兩種商品的絕對價格。這裏要說明一下，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計算做比較的目的。無論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樣的假設，都不影響兩種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可以完全由前兩個等式計算出來。

　　在第三個等式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總價格在絕對量上等於它們的總價值：

　　（假設）總價格等於總價值：400P1 + 300P2 = 700現在共有三個等式、三個未知數，經過求解，可以算出，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1.06，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0.92，平均利潤率是39.4%。如果與表七的數據相比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四舍五入等誤差，這些結果實際上與用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轉形以後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怎樣來理解轉形問題呢？我們知道，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滿足人類某種需要或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商品的某種物質特性，反映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交往的結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

　　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商品生產者也是勞動者，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在付出等量勞動的前提下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這樣，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在均衡狀態下（供求一致時），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相對價格）與各個商品各自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成比例，也就是與商品的價值成比例。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者也是資本家。資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勞動後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資本後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長期均衡價格（即生產價格）。如上面的聯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相對價格，不僅要了解各個商品的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和間接勞動時間，還必須要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所創造的新價值怎樣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或者說，必須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怎樣再分割為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時間）。可以證明，無論是在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還是在N部門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間接勞動時間以及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以及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唯一解。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轉形問題”無非是說，隨著簡單商品生產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代替，從而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變化，那麽反映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關系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也必然發生變化。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只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就可以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因為勞動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要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就不僅需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還需要知道工人新生產的價值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在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之間分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對）價格，不僅要反映資本家之間的關系，還要反映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在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初步求解中，馬克思發現，在第一步轉形以後，商品總生產價格等於總價值，同時資本家的總利潤等於總剩余價值。馬克思據此得出結論，在轉形以後，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但是，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並非完全正確。在經過多次轉形以後，或者用聯立方程式對生產價格求解以後，所得出的資本家的總利潤在數量上並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這一結果，是否會引起對於資本家的總利潤來自於總剩余價值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質疑呢？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線性代數方法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研究，結果得出了“當且僅當剩余價值率為正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才得為正”這一基本結論，在有的文獻中也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換言之，只有當工人的勞動時間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時），整個社會的資本家階級才能獲得正利潤。這就從數學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如果假設資本品和工資品各自投入的可變資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時工人在兩個部門中各自生產的價值不變，那就相當於剩余價值率從100%變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產價格和社會平均利潤率。那麽，就會發現，如此得出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大大變小，同時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會大大變小。

　　如果再進一步假設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繼續提高，直至兩個部門的可變資本都變為200，從而剩余價值率為零，那麽，社會平均利潤率也會為零。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就變成了簡單商品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就會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關於轉形問題的辯論一直在純理論範圍進行。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統計的發展，特別是有了連續多年的多部門投入產出表以後，人們才可以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來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對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價格的解釋能力。結果，讓人們吃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來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很多國家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價值）可以解釋大約80-90%現實中所觀察到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化。最近，有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間中國各部門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馬克思的價值也可以解釋80%以上所觀察到的中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有科學研究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一種科學理論，如果能解釋80%以上它所關註的自然或社會現象，那麽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理論已經牢牢地把握了這些現象背後的客觀規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品價格仍然有著很強的解釋能力，無論對於分析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指導階級鬥爭，都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黨專政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黨專政，大多數人只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創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實到處體現著他們對於政治民主的熱忱。晚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壹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盡管恩格斯在這個文獻中澄清過“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 [ii]。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對未來社會應該采取民主制度無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表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的前提是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體制下才能實現。本文將簡要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自由、民主和憲政以及個人自由的理論，以便於人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體系。

　　壹、關於國家和社會的理論

　　壹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源被認為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除了上述來源，恩格斯也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憲章運動的理論成果的發展。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作這樣的曾經論述：“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iii]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會體現上述社會進步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也是歐洲憲章運動的直接積極參與者。馬克思擔任《萊茵報》和《新萊茵報》編輯和主編期間，壹直利用這些報刊積極鼓吹民主憲政，支持憲章運動，反對普魯士和其他國家政府對思想、言論和新聞的控制和檢查。而恩格斯則投身於爭取國家民主的憲章派的武裝起義，成為起義軍的壹名軍官，親身參與戰鬥，以至於以後很多社會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以“將軍”來親切地稱呼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並且，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稱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壹直貫穿於這兩位偉人的壹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始終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於把民主提升到了與共產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產主義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結果，來強調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的巨大意義。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國問題說過：“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經在討論德國問題時說過：“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壹個東西” [v]。

　　在思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民主主義者，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人民主權”思想，也體現在他們的憲政民主、消滅政治國家的政治主張上。

　　1、人民主權和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

　　“人民主權”是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所謂“主權”即是“最高權力”，人民主權的主張意味著人民才是國家的主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把“人民主權”看作未來國家的必然。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 [vi]恩格斯在《法蘭克福議會》壹文中指出：“國民議會的第壹個行動必須是，大聲而公開地宣布德國人民的這個主權。它的第二個行動必須是，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制定德國的憲法，消除德國現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東西。” [vii]

　　在人民主權思想下，馬克思把人民視為未來國家本身，強調人民在國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馬克思說：“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組成的社會永遠高於國家。他還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 [ix]在他看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意誌的體現，他說：“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在這裏，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制度在這裏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也許有人會說，在壹定意義上，這對於君主立憲制也是正確的。然而民主制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制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制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制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x]

　　馬克思把人民主權跟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講的立法權，不是指在現有國家制度下的立法權，而是指人民重新創立壹個嶄新的國家制度的憲法和法律的創制權：“‘立法權本身是國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國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但國家制度也畢竟不是由自己產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規定’的法律，也應該壹開始就確立下來。在國家制度以前和國家制度以外，立法權就應該存在或者早就應該存在。所以立法權應該存在於現實的、經驗的、確立了的立法權之外。” [xi]

　　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提出，國家要服從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夠在國家法律中得到體現，但是這需要先掌握國家權力：“人民！妳們不僅對原則，而且對細節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妳們得首先取得政權。” [xii]

　　普選權和人民制定憲法的創制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其重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民主權時，是把人民主權與普遍選舉制度、人民創制憲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的，認為普遍選舉制度是人民獲得制定憲法權利的前提：“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 [xiii]，指出“它（無產階級）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xiv]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選權看著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長期的、雖然是隱蔽的內戰過程中，無產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農業地區也不再有農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義企業主（農場主）和雇傭工人。因此，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壹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裏，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xv]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有史以來的國家都具有階級性，而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獲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滅“政治國家”，即消滅國家的階級性，使國家不再是階級的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的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先目標。為此，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法國人對這壹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中，政治國家本身，作為壹個國家制度，已經不是壹個整體了。” [xvi]

　　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馬克思早在1843年所著的《論猶太人問題》壹文中就提出來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壹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財產資格是從政治上承認私有財產的最後壹個形式。”“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盡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這些因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會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這壹段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論述，有以下幾個含義：第壹，消滅政治國家意味著消滅了政治私有制，實現了人民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消滅國家的階級性就是消滅了政治國家，國家也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屬性，因此是從政治上消滅了國家的私有性質。第二，意味著實現了社會民主，也就是階級差別和階級的消滅。消滅了國家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意味著階級在國家範圍內消亡，所以的社會成員在政治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也就是實現了“消滅政治國家”。

　　為了消滅政治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滅人的階級差別，從而廢除階級，包括廢除無產階級，才是實現消滅政治國家的唯壹路徑：“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只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著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 [xviii]“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的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壹個團體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壹並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xix]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沒有階級統治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所以，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無產階級專制”或“無產階級獨裁”，並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在這裏，我們應該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這句話做壹些說明。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否認社會黨在普選下通過獲得選民的多數取得政權，其實不然，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當時盡管議會道路為社會黨進行政治鬥爭提供了新途徑，但是從當前的政治環境看，還不能確定社會黨成為多數並不絕對代表壹定能夠獲得執政機會，因為社會黨還面臨資產階級背棄社會民主拒絕把政權交給多數的社會黨，所以社會黨為了獲得國家權力應該做議會和暴力革命兩手的準備；同時他也是在指出，社會黨取得政權並不是不管國家政體的性質，簡單接受舊的國家制度，而是應該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民主國家形式和對經濟革命的要求，對國家進行改造。仔細品讀《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的文義可以得到這樣正確的理解。

　　為了達到消滅政治國家的目的，馬克思強調把社會置於國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國家服從於社會，而不是社會服從於國家。他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xxi]從這壹主張我們應該得出這種結論，馬克思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主張以人民或者社會的權利去限制國家的權力，使得國家服從人民或者社會的意誌。而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同時也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在對待國家權力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壹致的，這也是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原因所在。這將在下文提到。

　　盡管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政治自由當作人類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個組成部分和壹個民主發展階段，人的終極自由還有賴於消滅人對於資本的依附，從資本的支配和剝削下解放出來。所以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xxii]“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盡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xxiii]可見，馬克思在當時把政治自由視為人類當前先壹步爭取的解放目標，是人類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個階段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政治民主就無法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但是，對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來世界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在爭取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的理論，把階級鬥爭無限上升到從肉體到精神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要求的壓制，對基本人權造成侵害侵害，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關於政治自由和消滅政治國家的原則，不僅使得民主被嚴重損害，也損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這其實也正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的教訓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拋棄馬恩學說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則，是不可能成功和穩定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主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正確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概念，無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既講“無產階級專政“，又講”民主”這樣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僅僅從字面上解釋為“無產階級政治獨裁”，是要對其他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剝奪政治權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誤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民主基礎的普選基礎上上，無產階級依靠選民優勢而單獨獲得領導社會的權力，也就是獲得獨立執政的機會： “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普遍選舉的結果。恩格斯曾經解說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時說：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裏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城市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分化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壹定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過馬克思在他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中所作的明確闡述：“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v]。因此無產階級要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階級不是靠階級特權或者是因為它天生具有優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選。通過普選獲得執政機會，從而可以通過壹系列的國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即使獨立執政也並不意味著將要剝奪其他階級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無產階級只剝奪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剝削勞動的權力，但不會剝奪資產階級成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權利的權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還體現在他們的關於國家軍隊的主張上。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 [xxvi]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全體人民的主張，從另壹方面印證了他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專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權下的憲政的社會民主。

　　2、憲政和共和制

　　憲章運動是歐洲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國家在憲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恩格斯說道：“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他對當時的憲章主義和憲章派作出這樣評價：“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墻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壹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壹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 [xxix]

　　從恩格斯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以爭取包括普通工人階級在內的公民普遍的選舉權為主要目的修改憲法，使憲法成為代表人民意誌的國家制度的憲章主義和憲章運動，是完全贊同並且也是積極參與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憲章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利用了《萊茵報》和他們共同創辦的《新萊茵報》積極宣傳憲政思想、反對政治專制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國家實行人民憲政，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共和制國家的要求。前面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壹文中明確指出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的論斷，而且曾經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權性質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享有政治權利的，同時也是壹個工人階級作為選民多數的共和制國家：

　　“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 [xxx]馬克思把巴黎公社這種共和制民主視為“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斷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 [xxxi]。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xxxii]，而是壹個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權。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強調共和制民主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說有什麽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xxxiii]

　　應該註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論，又是和他們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是相得益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論斷，代表著他們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設想，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巴黎公社這種可以給予所有階級的公民以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得以在普選制度下，以其絕對的選民優勢成為國家執政者的民主國家制度。

　　3、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

　　有不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社會主義不需要這些。真是大謬不然！

　　的確，馬克思曾經抨擊過資產階級虛偽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搞虛假的民主因此就跟著拋棄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壹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壹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壹，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壹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壹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壹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 馬克思曾經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說過：“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壹般特征。” [ii]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壹文中恩格斯說道：“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等於承認現存制度。但是，既然這個制度把反對它的手段交到我們手中，那末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著承認現存制度。” [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所以他們不能不十分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獲得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等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們告誡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民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義還末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確要求，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但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聽他們那壹套娓娓動聽的說什麽資產階級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壹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鬥爭了。從這壹天起，共產黨在這裏所采取的政策，也將和在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裏所采取的政策壹樣。” [vi]

　　事實上，專制主義不僅限制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權利，同樣也限制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與無產階級是“同路人”，資產階級所爭取的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民主要求，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資產階級，它們是更為重要的要求。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為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他們不得不口頭承諾給予無產階級同樣權利，盡管這些承諾在資產階級獲得國家權力以後不會輕易予以兌現：“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這種政治統治在憲法和法律中表現出來。針對著按出身區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針對著行會制度寫上貿易和工業自由；針對著官僚制度的監督寫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堅決徹底，資產階級就應當要求直接的普選權、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廢除反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特別法令。然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壹切。” [vii]

　　顯而易見，支持資產階級的這些民主要求，讓無產階級也爭取到的這些權利，對以後爭取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恩格斯明確指出爭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普選權、地方自治等等“盡管這壹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怯懦的資產階級沒有它們也能過得去，而工人沒有它們卻永遠不能為自己爭得解放。” [viii] 他立場鮮明地要求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有著利益對立的同時，支持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立場是如此鮮明，充分顯示了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政治專制的鮮明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權利的獲得，也就是民主權利的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沒有否定過暴力革命的在無產階級爭取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對於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來說，實際上從來不是首選的也不是唯壹的變革社會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說過：“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壹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產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所啟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來解決，要在絕望和強烈的復仇心中來解決，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就應當盡壹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時，恩格斯看到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普遍選舉和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過政治民主的途徑去實現社會主義。他說：“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 [x]當然，恩格斯並沒有絕對認為以後永遠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並不壹帆風順，在有些國家如果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可能沒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當性），而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民主道路實現社會變革，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都離不開國家的民主化。

　　當然，恩格斯也明確指出，民主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著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別，而是民主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並不從概念上否認人的自由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無意把普選等權利落實到無產階級，也不想改變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無產階級被資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當資產階級為了對付無產階級的鬥爭時，他們或者轉而和專制主義勾結，或者當資產階級壹旦獲得政治權利以後而轉為保守，就會拒絕把民主徹底地推進到社會的所有層面和社會所有的階級、階層，以維護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或者統治地位，並鎮壓無產階級的進壹步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這時，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民主要求，就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的武器，也將是反對資本主義、把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推進到社會民主階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動派的背後，並且為了防禦工人而求救於它的敵對分子的時候，——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工人政黨也只有繼續進行資產階級背棄了的、違反資產階級心願的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的鼓動。沒有這些自由，工人政黨自己就不能獲得運動的自由；爭取這些自由，同時也就是爭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條件，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xi]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批判資產階級和專制主義那種抗拒社會民主化的假民主、假憲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馬克思揭露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保障內容的虛偽性：

　　“請註意，法蘭西憲法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樣都保障了自由，但是總是附帶著壹些法律已經規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規定的例外情況！” [xii] “憲法壹再重復著壹個原則：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例如，結社權、選舉權、出版自由、教學自由等等）的調整和限制將由以後的組織法加以規定，——而這些“組織法”用取消自由的辦法來“規定”被允諾的自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法國原版中抄襲來的這種花招就在於，賦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把有關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問題即細節留待以後的法律來加以解決；在1830年的法蘭西憲法和在它以前通過的壹些憲法裏就用過這種花招。” [xiii] “這個虛偽的憲法中常常出現的矛盾十分明顯地證明，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法國真正的“憲法” 不應當在我們所敘述的文件中尋找，而應當在根據這個文件通過的我們已經向讀者簡要地介紹過的組織法中尋找。這個憲法裏包含了原則，——細節留待將來再說，而在這些細節裏重新恢復了無恥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三世壹方面在憲法中確立了公民權利，又通過其他具體的法律的限制條款而事實上剝奪了這些權利：“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壹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xv]馬克思揭露普魯士政府憲法上寫著公民權利，但實際上是極權政治：“如果妳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妳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妳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妳每邁壹步，甚至只是走動壹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幹涉，沒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徒，什麽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制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壹切都純粹是瞎說。……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準的這壹切自由受到壹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準。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時候制定下來的，而不是隨著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著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壹方面，憲章在壹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制定的。它們取消了甚至在君主專制政體最反動時期都有的那些保證，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權力幹涉的獨立性。憲章還不滿足於這些攪混在壹起的溶解劑——舊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還給國王保留了在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時候使憲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權力。 [xvi]“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xv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這種假政治民主，目的在於提醒無產階級，在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民主鬥爭的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而是要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

4、經濟民主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xviii] 。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就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個目標，因此，實現人民對經濟的權力，實現經濟民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經濟解放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實現“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稅制、累進稅制等要求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存在著兩種權力的社會：壹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即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 [xix] 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對人民的自由構成侵害。對於國家的權力對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過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實現政治自由而加以解決；而資本因為它的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它使工人階級事實上淪為奴隸壹樣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勞動的社會地位，因而同樣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過消除雇傭勞動制度的辦法去加以解決。“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制。” [xx] “工人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xxi]

　　在主張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關於未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原則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和“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這樣壹些概念。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困擾著壹些學者，人們試圖理清這些概念的異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其實是同壹個概念，只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要表達的概念是壹個新的事物，當時並沒有壹個固定而準確的概念來表達，所以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暫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達。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指未來國家的階級性或者說政治性已經不存在，在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態下的所有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公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所謂“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是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或者國家，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所有制罷了。

　　那麽社會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種什麽樣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解釋說“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為了使甚至六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壹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xxii]

　　的確足夠清楚了，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這樣壹種制度：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任何自由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聯合，共同生產，也就是在國家已經是“社會的國家”狀況下生產資料的公有，而自由聯合起來的人民或者說勞動者，他們共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他們因為是自由人的聯合，所以他們的生產勞動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們的分配是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損耗以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顯然，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是勞動者依照民主原則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對勞動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時，恩格斯批判了那種單純地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指出：

　　“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這壹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xxiv]

　　恩格斯實際上是強調了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把國家真正變為整個社會的代表，不能改變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改變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雇傭勞動者地位，國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恩格斯認為“公有制”本身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觀點應該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重視。長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視為社會主義，這種觀點甚至在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表現。事實證明，如果公有制沒有國家民主化作為基礎，不能成為反對雇傭勞動制度的積極手段，就未必是社會主義；它說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國家搞公有制，國家就會變味成為壹個特殊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總資本家”，從而損害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聲譽。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主張實行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抑制資本的經濟手段，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也可以通過實施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措施 [xxv]。

　　馬克思還提出廢除間接稅，以便於人民監督政府財政，他說：“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制度間進行選擇，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因為，間接稅提高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商人不僅把間接稅的總數，而且把為交納間接稅所預先墊支的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這些價格上來了；因為，間接稅使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而直接稅則什麽也隱瞞不了，它是公開征收的，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個人監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關於個人自由

　　許多人認為，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理性的個人主義者。 集體主義 強調社會、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是理性個人主義是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應當和他人、也就是社會或者集體的利益相協調的同時，強調個人自由是社會整體自由的先決條件。理性個人主義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後來的邊沁發展了愛爾維修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贊賞說：

　　“邊沁根據愛爾維修的道德學建立了他那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體系，而歐文則從邊沁的體系出發去論證英國的共產主義。” [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批判了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 [2]他們贊成邊沁的反對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利益的虛假道德，他們說：

　　“我們只引證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麽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樣，構成了社會的壹部分嗎？妳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壹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壹個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壹現實的利益。’” [3]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時認為，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每個人缺乏發展他的自由發展的能力，那麽個人自由不可能實現；而恰恰只有處於集體之中，每個人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的能力：“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強調人的聯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個人與社會、集體的利益的關系上，馬克思反對種種否定個人自由的“冒充的集體”桎拷個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個人自由只有當個人屬於統治階級時才存在，被統治階級是不存在個人自由的：“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5]。因此像國家、民族這樣的“集體”中，如果某些個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證，那麽國家和民族對這些人就會變成馬克思所稱的“冒充的集體”，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馬克思認為，集體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個人自由的手段：“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同時對國家和社會擁有權利和義務：“壹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壹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7] 馬克思也不認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純粹出於人類的“博愛”情懷，或者出於“利己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既不會是“愛的原則”或dévouement〔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會是利己主義”，它只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8] ，所以人們才會去追尋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專制政府那種常常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自由的行徑予以強烈抨擊：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9]

　　因此，他們在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方面，完全主張每個人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學術、集會和結社等自由權利。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傳播憲章派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斷遭受各國專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經責問普魯士當局：“妳們贊美大自然愉悅人心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妳們為什麽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妳們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壹種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同時，也在對人民進行著思想的統治，指出壹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所以馬克思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就要同時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 [11]

　　面對普魯士當局嚴格的書報出版檢查制度和動輒查封書報的專制行徑，馬克思怒斥專制政府用法律禁錮人民思想：“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壹個黨派用來對付另壹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壹種破壞團結的法律，壹切破壞團結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12]

　　思想自由是與言論、學術、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要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針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而實施的實名制、開征印花稅等措施，馬克思指出這是“資產階級要在陪審法庭上來消滅工人的報紙” [13] 。恩格斯嚴厲指責德國政府：

　　“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壹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15]

　　對於招貼（海報或大字報），馬克思認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權利，馬克思竭力得捍衛工人階級的這種最廉價的言論表達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制。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壹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 [16] “但是有什麽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壹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裏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壹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但正好這壹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麽不力求用盡壹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17]

　　馬克思反對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反對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說：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內（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是怎樣壹回事了），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 [18]

　　在針對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的“教學自由”權利規定，馬克思揭露道：

　　‘教學自由’，但是‘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個部門的主管機關是4名法國大主教所領導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員會。這項法律規定，所有地方學校的教員，即使他們是市鎮委員會或老教區委員會推薦的，都必須服從recteurs，即督學的意誌。教員必須接受與軍隊中的服從和紀律相類似的條件，服從督學、市長和牧師；可見，根據上述法律，教學自由歸結起來，就是沒有民政當局和教會當局的允許，誰也無權教學。” [19]

　　在對待宗教方面，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在談論人權時說：

　　“公民權利，如上所述，決不以無條件地徹底地廢除宗教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末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壹點：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幹涉。” [21]

　　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同時他並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應該實行政教分離，主張把宗教從國家機構中分離把它變成私人的團體，並且停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資助時，曾經明確提出應該允許宗教團體興辦學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烈要求集會和結社自由。恩格斯針對德國政府強制關閉民間組織和禁止民間集會，指出：

　　“結社自由權的基本條件是：警察機關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壹個社團，任何壹個協會。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決某壹社團或它的活動和宗旨多非法的，從而要懲處有關過失人員的時候，才能采用。” [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對立上。” [25]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工人的組織，認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 [26] 指出“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們本身也壹輩子為爭取結社自由壹生進行著不懈的鬥爭。

我們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論的簡要回顧，已經能夠得出這樣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們其實同時壹生都是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成果，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淵源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空想社會主義本身也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與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分離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無視、割裂和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想跳過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片面地實現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那樣做的唯壹結果就是將會招致蘇聯和東歐諸國那樣的潰敗。對於中國來說，完善憲政和法治，通過實現政治民主進而實現社會民主，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左派自由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觀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哈耶克，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當今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卻以為，哈耶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前途，都是壹個危險的邊緣。我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主義者絕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價值觀念上，自由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合的。許多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其實都可以算作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可能自己並不這樣以為。這壹點在當今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尤甚。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主要是看其具體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壹般來說，但凡是傾向於同情和救助弱勢群體的觀念的，不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也是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外國，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與支持者常常都是互變的，許多人今天是自由黨或保守黨，明天又可能是社會黨、民主黨或工黨，後天說不定又變成自由黨或保守黨了。就本人來說，今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除了講“自由”的重要外，還強調“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覺得中國人現階段除了“自由”必當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貼近民生，更容易喚起人們的變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對於普通的民眾可能是可閒置的資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國社會中最與每壹個人貼近的，最為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下崗、賣國企、城鄉二元、腐敗、官僚主義、孫大午之類問題，等等等等，都與“平等”問題直接相關。而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他們所關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競爭”，而於“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就不重視。而我恰恰以為，中國現在最先要解決的除了人的自由問題，還有就是要解決人們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競爭的“平等（公正）”問題，然後才能談得上“競爭”。也就是說要在社會競爭之前，先要解決人們起跑線盡可能壹致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註重“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我現在只會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我曾多次說過：自由主義往往在“自由”問題上走得太遠，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往往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時，我也可能變成壹名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畢竟“平等（公正）”問題還沒有解決（自由問題更沒有解決），所以我還只能是壹名民主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的理論為什麽是壹種危險呢？因為他的理論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進程無太多的益處，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對理性的錯誤理解和認識

　　盡管哈耶克聲稱他“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哈耶克是懷疑理性的價值的。他說：“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著審慎謙恭的態度，采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他又說：“我們的理性就像我們的道德觀念壹樣，是壹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並不是從另壹種分離的發展中產生的，因此絕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理性是處在壹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認可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這種對於理性模棱兩可的說法，正是表現了哈耶克對理性的懷疑。在其認識中，理性應當並不具有多少的積極意義，理性的意義是只能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至於更為積極的作用，則僅限於“點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認為理性的作用只限於作“點滴”的“改進”，那麽為什麽“點滴”的“改進”是“正確運用理性”，而設計壹個社會制度就不是“正確運用理性”呢？這“點滴”的具體尺度是什麽呢？哈耶克並沒有提出壹個具體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個具體尺度。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缺陷。同時，人類的理性本來是認識的進化過程，是壹個試錯的過程。理性既然是壹個認識進化的試錯過程，就是說理性並不是個絕對的東西。它既檢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我們也在思維和行動中檢驗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這不斷的“檢驗”和自身“校正”過程中指導人類的壹切行為。哈耶克認為理性只能消極地用來檢驗和“點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導人類的行為，不能不說是哲學上的壹個重要錯誤。另外，哈耶克還有壹個理解上的錯誤，他把理性與智力行為混為壹談。智力行為可能是沒有在思維和行動中被檢驗和校正的東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謂的理性，不僅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類在長期的各種實踐過程中，不斷對認識進行檢驗和校正的結果。在我看來，蘇式“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結果。

　　蘇式社會主義的錯誤，絕不在於整個社會運用理性結果的所謂的“理性的自負”，而是恰恰在於這種智力行為違背了人類的理性！它，只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設計和對大多數人的蒙蔽、煽動和強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自然主義，其結果是無視結果的不平等遵循其哲學和對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觀點，認為秩序只能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他說：“我們能夠讓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辦法就是誘導它自己產生秩序。對於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當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發的有序化力量，卻不能隨意地為各種因素安排我們希望它們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極力主張經濟市場拒絕國家的幹預。他的看法就是國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為了維護“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對於以“強制”為特征的蘇式社會主義來說，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發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都是“自發秩序”；人類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個人人為設計出來的（比如說給雇工的工資由雇主決定）。同樣，人為設計出來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權力制衡）。所以，用“自發秩序”理論來批判蘇式社會主義，在邏輯上並不嚴密完整。

　　在這裏，哈耶克搞錯了秩序的產生過程。殊不知，任何社會行為本來都是受理性指導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來也都是社會力量均衡的結果。奴隸社會的秩序是以強大的奴隸主的暴力與弱小的奴隸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隸的順從）而取得的，封建專制等社會是以強大的君主政權、官僚集團和農民、市民在力量鬥爭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會的秩序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分工之間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經人的刻意而為，其實無不浸透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只不過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時，可能不再是某個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妥協後的結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動”，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

　　正因為哈耶克看不到所謂的“自發秩序”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的結果，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他認為只有“自發秩序”才是合理的。於是，哈耶克理論的第壹個危險出來了：如果我們循著他的觀念去進行政治實踐，這無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樣的呢？是長期以來壹直因為稀缺而處於強大地位的資本和長期以來壹直因為過剩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的不平等的競爭；是以“自由”為借口的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自由”已經經過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所否定。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告訴人們，自由必須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訴人們，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和平等主體的人不是抽象的毫無差別的人，而是壹個個有著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先天稟賦的人。如果國家不讓社會每個成員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這種自由下的競爭就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自由”本質上只是少數強勢階層的“自由”和少數弱勢階級無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須由國家立法，允許雇員組成工會，允許工會為勞方代表進行勞資分配談判、允許國家二次分配以補償分配的不平等、允許教育補貼、醫療補貼、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沒有這些，社會的窮困階層就是在另壹條起跑上和富人競爭！

　　對於中國來說，自由和平等還只是個追求，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壹無權力資本，二無經濟資本，而“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官商、官僚已經蓄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未來的變革，無疑應當是先要讓十三、四億中國人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然後才能展開競爭。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主張“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歡迎國家無所作為的“自發秩序”！要知道，所謂的國家幹預，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他並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與哈耶克相反，當代另壹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就很註意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兩條正義原則中，“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它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在公平的平等機會的條件下，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的第二原則，就使得他的理論在價值上遠遠高出哈耶克。羅爾斯的理論對於今天和將來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大於哈耶克很多。

　　三、否認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積極自由”，最終陷入紙上清議的“自由主義”

　　哈耶克輕視理性的作用，主張“自發秩序”，其實質就是否定了“積極自由”。因為他的“正確運用理性”和“點滴”的“改進”，是個任何人也無法具體把握的尺度。在“自發秩序”這個戒律下，人們除了無所作為，也只有無所作為。這種自由主義，無異於是紙上清談，它不能成為向專制主義開戰、向自由和民主邁進的動力。對於現實中反抗專制制度國家的人民來說，遵循這種“自發秩序”理論，無異於向專制主義妥協和退讓。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第二個危險所在。顯然，對於既存的專制制度，沒有積極鬥爭的心態、理論和行動，專制主義是不會自生廉恥而走向民主的。沒有壹個國家的民主自由體制，不是依靠社會公眾的“有所作為”取得的。這“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獻出生命，更是偉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會契約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政黨理論、工會理論等等理論學說在起著主導、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國人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哈耶克的理論中有著對專制主義更多的批判內容，而羅爾斯理論則缺少這些批判。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哈耶克的這種批判是在只是對專制制度的設防，而並不是對現實的專制制度的反抗。盡管羅爾斯沒有更多地批判專制制度，但是他創建的理論，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都是反抗專制制度最強大的武庫，它可以裝備所有反專制爭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盾牌（而且這個盾牌並不堅實牢靠）。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來說，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義，那麽，請不要選擇哈耶克，而應當選擇羅爾斯——壹位偉大的自由論者！他才是我們更應當取法和敬拜的。因為羅爾斯對於蘇式社會主義在內的壹切專制體制，不僅僅是盾牌，還是匕首、長矛和來福槍！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著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麽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於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麽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麽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麽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的對立

作者 王海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句話來看，把列寧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人在中國大有人在。但是，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至少不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列寧主義確實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系，也只能將其稱之為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那麽，列寧主義裏面到底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呢?肯定是有一些的。否則，列寧主義就無法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欺世盜名了。正如假冒偽劣在產品包裝方面必須貨真價實一樣。列寧主義所產生的最為惡劣的影響，就是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的一些話不放，惡意鼓吹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蓄意抹殺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任意擴大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不僅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只教條主義的替罪羊，而且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塊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列寧主義的這種最為惡劣的影響，全部來源於一本極盡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之能事的書。這本書就是《國家與革命》。目前，國內種種反對憲政改革的言論，無一不是以這本書作為理論依據的。要想為憲政改革掃清思想障礙，就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把這本書批倒批臭。

　　(一)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包括國家起源、國家性質、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重要內容。

　　關於國家起源，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在這段話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三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第二個觀點是：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第三個觀點是：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由於恩格斯將這裏所說的社會解釋為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所以我們可以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不可能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力量自我解決階級矛盾。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如果我們這樣理解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就毫無區別了。如果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毫無區別，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如果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變得毫無意義，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也就變得難以置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變成了《國家與革命》的受害者。不僅會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不屑一顧，而且會對歪曲篡改這種科學論述的歪理邪說深信不疑。不錯，恩格斯在論述階級矛盾時確實使用了“不可調和”這四個字。但是，恩格斯在使用這四個字的同時還使用了另外四個字“無力擺脫”。由於階級矛盾既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又是一種“無力擺脫”的矛盾，所以矛盾雙方要想避免“在無謂的鬥爭中將自己和社會消滅”，就必須“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必須通過這種力量來“緩和沖突”，以便達到“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的目的。由此可見，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來看，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不是毫無區別而是有所區別。對於社會上的不同階級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能階級調和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對於國家中的所有成員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不能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

　　關於國家性質，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第一種性質就是國家的階級性，第二種性質就是國家的超階級性。從國家的階級性來看，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製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從國家的超階級性來看，國家是與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社會需要相適應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簡化成了一種性質：“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這就是說，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如果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國家就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了。如果國家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我們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我們也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迷惑不解了。由此可見，在國家起源和國家性質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理論問題上，《國家與革命》采取了一種瞞天過海的騙子伎倆：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

　　關於國家機器，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對那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偽裝的君主製度的否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的，而只是伴隨它出現的一些現象。”“公社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誌們的嘗試正是這樣。”在這段話中，馬克思指出了國家機器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機器，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官僚軍事機器。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已經表明：民主法治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相適應的、可以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利用的國家機器，官僚軍事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不相適應的、必須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摧毀的國家機器。正如恩格斯所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製下差。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國家製度這一整堆垃圾拋掉為止。”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機器的這兩個不同組成部分混為一談：“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這就是說，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如果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對於國家機器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要麽全部摧毀，要麽全部利用。不管全部摧毀還是全部利用，被摧毀的只能是民主法治機器，被利用的也只能是官僚軍事機器。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機器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引向一條用官僚軍事機器替代民主法治機器的邪路。

　　關於國家消亡，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的階級對立，也就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製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製、農奴製、雇傭勞動製)。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任何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為都消失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這個實現條件，就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全面建立。因為，生產資料公有製一旦全面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不復存在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復存在，階級社會就變成了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一旦變成無階級社會，社會就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了。社會一旦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國家就開始自行消亡了。從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來看，國家消亡不必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只要將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必然會踏上自行消亡的不歸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即使已經全面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自行消亡。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有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個方面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麽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這樣一來，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就變成了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如果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是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那麽在無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了：“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一旦相信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我們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盡管這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許只能以思想分歧作為劃分標準了。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尋找理論根據。

　　(二)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包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當階級鬥爭日趨激化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有必要性。當階級鬥爭日趨緩和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沒有必要性。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又取決於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否充分發揮。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不能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激化。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夠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緩和。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解釋成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必須不斷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的話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頭上了。

　　關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你們看，真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據說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盡管在每次革命勝利以後，道德和思想都有顯著的提高，他還要這麽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沖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沒有生氣、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竟要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如果試圖用不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縱容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試圖用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避免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具有合法性。由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所以社會道德水平就必然會成為判斷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降低了，我們就不能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僅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不取決於革命方法：“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暴力革命說成了一種可以肆意剝奪少數人合法權利的多數人的暴政。

　　關於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者階級的組織。”“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上的東西。相反地，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製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製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製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製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應該怎麽辦了。”“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舊社會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英、法、美……”“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僅僅適用於不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並不適用於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因為，在那些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中，也同時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恩格斯的說法早已過時了：“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製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製國家，由於要對無產階級加強鎮壓，‘國家機器’就空前地加強起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也就駭人聽聞地擴大了。現在，整個世界歷史無疑正在比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那麽，恩格斯的說法是否過時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只能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加以回答。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看，恩格斯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國家與革命》的預言徹底破產了。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從十六世紀開始，在經歷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漫長發展過程之後，十九世紀達到高潮，二十世紀走向衰落，大約持續了四百多年。當這一階段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當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的蓬勃興起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掃清所有障礙的時候，資本主義才開始進入了一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有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且必然會通過兩條途徑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第一條途徑是股份製經濟，第二條途徑是福利國家。馬克思曾經指出：股份製“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麽，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研究過股份製經濟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但是他們卻從未研究過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理論缺陷。不過，這個理論缺陷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其原因在於：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略露端倪的福利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逐漸變得羽翼豐滿。福利國家一旦變得羽翼豐滿，福利政策就必然會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福利政策一旦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雇傭勞動就必然會轉化成為福利勞動。雇傭勞動一旦轉化成為福利勞動，勞資雙方就必然會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資雙方一旦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動力就不再是一種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了。正如日本學者武川正吾所說：“到了資本製高度發達階段，社會政策具有促進勞動力去商品化的作用(即勞動者的生活依賴於勞動力市場的程度減弱)。”“資本製作為福利國家的環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如上所述，福利國家有可能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這一資本製的前提條件相抵觸。”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中，股份製經濟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私人資本轉化成為社會資本，福利國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勞動力商品轉化成為人力資本。股份製經濟和福利國家一旦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必然會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一旦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就必然會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旦同時出現，按勞分配就必然會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一旦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利潤分享就必然會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利潤分享一旦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必然會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就必然會逐漸緩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一旦逐漸緩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會失去人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失去人心，議會鬥爭就必然會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議會鬥爭一旦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不得不低下頭來，向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了。那麽，社會主義究竟在哪裏呢?是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呢?還是在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呢?看來，這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無論在哪個國家中，資本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少，社會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多。

　　(三)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取決於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承擔著兩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一個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一個歷史使命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從這兩個歷史使命來看，無產階級不能只解放自己，必須在解放自己的同時解放全人類。否則，無產階級就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只有把專政對象局限於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必要的。如果把專政對象擴大到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必要的了。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從無產階級的敵人擴大到了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集中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的是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了無產階級暴政。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取決於生產力發展。如果能夠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具有合法性。如果不能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具有合法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發展而是取決於階級鬥爭：“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為了完成階級鬥爭的任務，《國家與革命》把建立高度集權的領導體製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條件：“馬克思在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運用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承認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借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為那些試圖利用恐怖手段實行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者找到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馬克思指出：“……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適用於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旦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已經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個基本特征是公有製，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計劃經濟。後來，馬克思又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為社會主義社會補充了半個基本特征。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按勞分配。因為按勞分配保留了資產階級法權，所以只能算作半個基本特征。馬克思認為，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區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將會繼續存在，按勞分配將被按需分配所替代。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可以稱為無階級社會，都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因此，“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從過渡時期延長到了整個社會主義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從《國家與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寧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歪理邪說。從十月革命到現在，這種歪理邪說不僅欺騙了我們將近一個世紀，而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屢遭重創。曾經使我們深受其害又被我們拋入歷史垃圾堆的斯大林模式及文革鬧劇，就是這種歪理邪說的兩大歷史罪證。是時候了!是徹底肅清列寧主義的惡劣影響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致行動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請到中國來，把列寧主義趕出中國去!

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個國家，要想確保科學發展，確保和諧繁榮，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除了在政治方面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更要在經濟方面構築科學的管理體系，最終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的所有制形式，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進壹步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以至於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最終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1、公有經濟地位

　　迄今為止，經濟形態不外乎三種：壹種是私有制，壹種是公有制，壹種是公私混合制。而經濟運行方式卻僅有兩種：壹種是市場經濟，壹種是計劃經濟。

　　相比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運行方式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影響人類發展的進程，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由於計劃經濟是生產由統壹安排、產品由統壹分配的經濟方式，完全寵信壟斷而扼殺競爭，以致機制僵化，效率低下，缺乏生機。而市場經濟則不僅是生產由各個生產主自己安排，生產主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經濟方式，還積極維護競爭而禁止壟斷，所以富有活力，以至長盛不衰。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壹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但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經濟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簡而言之，由於市場經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因此不僅實現效益最大化，還實現效率最優化，以至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是市場經濟的壹般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

　　盡管私有制崇尚競爭，推崇市場經濟，不僅機制靈活，還講求效率，富有活力，可因是個人擁有生產要素，只顧追求個人利益，從而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公有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具體地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如今，公私混合制分為兩種，壹種是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壹種是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私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前者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演變來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公有制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演化來的。其中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雖能彌補市場缺陷，但不能遏制社會不公；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盡管推崇公平公正，並能修補市場缺陷，但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在公私混合制中，代表公有生產要素的為公有經濟，而代表私有生產要素的為私有經濟，由此可見，公有經濟不等於公有制，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同樣私有經濟不等於私有制，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標誌。此外，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並不象公有制和私有制那樣相互排斥，以至彼此水火不容，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融為壹體，不是形成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就是形成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相比較而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優越，還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科學，因為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以至於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簡而言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使公有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因此既有利於公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非公有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更主要的是，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不但要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還要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體系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

　　此外，不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還是從經濟運行規律來看，如果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壹方面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壹方面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由於私有經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因此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不僅促進社會消費，還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總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進而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盡管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存在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分，但彼此並非勢不兩立，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形成合力，也能相互制約，還能同甘共苦。另外，雖然公有成分超過私有份額，可兩者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鑄就壟斷，只能控股經營，因為限制公有資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資本化整為零，只能混同私有資本組成股份制企業。而在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公有股份至少占有壹半；對於壹般行業，公有經濟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這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由於這種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國家以公有經濟為主體，以私有經濟為輔助，因此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並基於市場需要，配置公有資源，分布公有資產，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指引公有資本流動方向，監控公有資本流動速度。也就是說，為了優化調配公有資源，為了防止公有資產流失，為了促進公有資本增殖，不但酌情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還要酌情調整公有經濟運作戰線，以至酌情調整公有資源全盤布置，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調整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及其流動速度。凡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重點產業、大型企業，公有資產都占主導地位，私有資本只起輔助作用。而其它普通行業、壹般產業、中小企業，公有資本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對於富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公有資本通過風險投資，或控股或參股。如果公有資產因為企業倒閉，或者因為經營虧損，而遭受損失，壹方面通過資產重組，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壹方面通過追究項目經理人的責任以儆效尤。而即使有些公有資本損失殆盡，只要確保絕大多數的公有資產繁衍生息，也就確保公有經濟的總體利潤不斷攀升，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公有經濟管理

　　過去，不論是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地區，公有經濟都由政府托管，因而，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導致政府機構臃腫不說，還不務正業；導致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配置公有資源，直接調配公有資產，以至於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涉企業經營等。

　　盡管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已經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而漸漸轉向市場經濟，但因為公有經濟壹直都由政府托管，所以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增加，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加大；不僅導致政府不堪重負，還導致腐敗泛濫成災；不僅導致社會怨聲載道，還導致公有經濟發展緩慢……為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公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造成的，可事實上，公有經濟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而這壹論斷理論的依據出自1977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詹姆斯?米德，他不僅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壹，而他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而發行國債過多又會擡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西方“自由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此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所以不僅鼓勵人們創業，還增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的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原因就在於香港政府有壹大塊公有資產——土地，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在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中，公有資產可以發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出賣公有資產作為發展的指導思想，尤其不能腐敗性的、運動性的、指令性的售賣公有資產。為此，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

　　以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調劑公有資源，直接調理公有資產，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預企業經營等，尚且越俎代庖，尚且貽害國民經濟，尚且貽誤各行各業，既分散政府精力，又浪費公有資源；既加大政府管理費用，又損耗公有資產；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又亂用公有財產，結果政府焦頭爛額不說，國民經濟還每況愈下，何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但損害政府基本職能，還不利於公有資源配置；不但加劇政府機構擴張，還不利於公有資產布局；不但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還不利於公有資本流動，因而，致使政府沒有幹好本職工作不說，財政赤字遞增不說，管理成本攀升不說，還使公有資源不斷亂置，還使公有資產不斷流失，還使公有資本不斷虧蝕！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基本的職責在於捍衛人民利益，在於捍衛國家主權，在於捍衛民族尊嚴，在於維護社會安定，在於維護公有資產和私有產權，在於維護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的秩序，在於主持社會公平公正，在於保護公民及團體的合法權益，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在於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務，在於制定對外政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於保障公平競爭，在於加強市場監管，在於推動可持續發展，在於促進共同富裕，在於彌補市場失靈……而不在於確定經濟增長指標，不在於直接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在於直接管理經濟，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源宏觀配置，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不在於直接操控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不在於直接從事金融管理，不在於直接幹預企業經營……因此，為了確保政府集中精力，幹好本職工作；為了確保政府精兵簡政，提高服務質量；為了確保政府輕裝上陣，切實履行職能；同時，為了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了確保公有經濟持續增長；為了確保公有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為了確保公有資產不斷增殖；為了確保公有資本不斷贏利，必須專門設立壹個不受政府管制的權力機構，全面負責公有經濟的管理，而其基本職能在於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但制定公有經濟的發展戰略，也制定公有經濟的運行方針，還制定公有經濟的運作機制，並且指導公有資源配置，指導公有資產布局，指導公有資本流動。

　　表面上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同行政管理部門壹樣，都屬於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實際上是國家擁有的巨型財團，也是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不僅負責管理公有經濟，還負責配置公有資源，還負責監管公有資產，還負責經營公有資本。

　　具體下設有工業管理部、農林管理部、金融管理部、科技管理部、文教管理部、紅利分配部、衛生及綜合管理部、財務管理部、審計管理部。除了紅利分配部負責每年分紅，其他各部的職責在於優化配置公有資源，指導公有資產布局，監管公有資本流動，監控下屬各局運作。僅以工業管理部為例，其下設信息產業管理局、航空航天管理局、機械制造管理局、冶金煤炭管理局、石化輕紡管理局、軍工管理局等。

　　而各局的基本職責在於指導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融合，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監控公有資本流動。而各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直接管理公有資產，直接調動公有資本，直接調整產品結構。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經營主體，不管是選人管理，還是聘人經營，都必須建立內部制約系統，建立內部監督網絡，建立內部獎懲機制。

　　更主要的是，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實行有工會參與的民主管理、民主經營、民主決策，以防揮霍公款，以防貪污腐化，以防損公肥私，以防資產流失，以防資本虧蝕，以防無的放矢。

　　展開來說，工業管理部的職能壹是在於根據現代企業制度，不但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經營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經營機制。

　　二是在於不僅打造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而推進企業上市發展規範運營，不但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還根據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運作規則，建立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制度體系。

　　三是在於建立公開透明規範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通過統籌規劃，優化完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推動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整合，實現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另外，既健全公有資本收益保障機制，又完善覆蓋全部經營性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分級管理的公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四是在於明確功能定位並實施分類管理，不僅突出企業市場屬性，也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實現差異化管理。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而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項目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五是在於規範設置法人治理結構，競爭類企業，推進以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設，強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功能，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而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公有多元投資企業原則上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非多元投資企業設壹名執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或推薦監事會主席和外派監事，與企業內部監事組成監事會。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外派財務總監。

　　六是在於建立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不僅全面推行企業領導人員任期制契約化管理，也明確責任、權利、義務，還嚴格任期管理和目標考核，保持合理的穩定性和必要的流動性。競爭類企業，按有關規定落實董事會選人用人、考核獎懲、薪酬分配權。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此外，加強對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工作的指導，明確選人用人標準，規範管理辦法，完善配套政策。

　　總之，建立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發現培養、選拔任用、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制，建立壹支勇於創新的企業家隊伍。

　　七是在於完善註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制，不僅企業領導人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連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都形成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從而建立健全企業核心骨幹長效激勵約束機制、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分配機制。符合法定條件、發展目標明確、具備再融資能力的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則實施科技成果入股、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另外，完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以至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財務審計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

　　八是在於完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管體制機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公有資本控股企業監管，健全經營性公有資本集中統壹監管的公有資本管理體制，同時，以產權為紐帶，推進產業與金融結合，加快產業與金融等各類資本優化配置，切實履行資產收益、選擇管理者和參與重大決策等出資人職責。另外，優化公有資本監管方式方法，不但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法制定或參與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為各類治理主體履職的主要依據，還加強戰略管理、發展目標、布局結構、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風險控制等管理，從而構建科學合理的公有資本監管體系。

　　總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作為國家公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是對全國公有資產進行價值形態上的監管。在這個平臺上，實行統壹的公有資產價值管理、財務管理，建立以“價值管理”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立統壹的壹體化的信息系統，不僅使公有資產集中統壹管理和分層次、分行業管理相結合，也使統壹規範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相結合，還使價值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資產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價值形態與資產形態管理、運行同步等。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國家可隨時了解和把握公有資產總體狀況、運行態勢，及時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

　　顯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不但有助於政府減肥，有助於政府加強基本職能，有助於政府幹好本職工作，有助於政府提升服務水平，有助於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有助於政府減輕財政負擔，有助於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全的公共服務……而且，有利於公有經濟混同私有經濟建立科學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公有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公有資產茁壯成長，有利於公有資本百花齊放，有利於公有經濟不斷結出碩果，有利於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如此，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掌控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既能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又能借此帶動、吸納、引導私有經濟資源，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因此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不僅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也促使社會繁榮文明，還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只受法律約束，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控制，並同行政部門壹樣，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雖然彼此職能各異，卻都擁有同等權力，因此，不但相互制約，也相互監督，相互促進，既擴充了分權制衡系統，又加強了分權制衡的功效。

　　3、公有經濟分紅

　　由此可見，既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那除了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也是國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還是全民所有的經濟實體，而其職責則在於：既要根據市場需求配置公有資源，又要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投入國家各項建設；既要肩負公有資產增殖的重任，又要擔負每年向全民分紅的使命，既要確保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又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而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全民生活蒸蒸日上。

　　其中，全民分紅也就是“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而設立社會紅利既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又提供壹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

　　早在1936年，米德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壹書中已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即國家把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的壹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而將另壹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1938年，米德又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壹書中進壹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

　　其實，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只是作為“反周期”

　　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有條件”是指只有失業了才能領救濟，而且失業者還得證明自己在不斷找工作。而“社會分紅”則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乍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分紅”似乎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但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

　　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壹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就會激勵失業者去找工作。

　　1978年，以米德為首的“米德委員會”發表改革英國稅制的報告。

　　該報告認為，當代西方稅制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有嚴重缺陷。例如，雖然名義上英美等國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但有著極為復雜的減免條件，富人有很多合理避稅途徑，而工薪階層則成為納稅主體。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稅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員會”經測算後認為，可以選擇不太低的單壹稅稅率，廢除現有的稅收減免，並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這種“單壹稅”加“社會分紅”比起現行的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促進效率與公平。而米德委員會所設想的社會分紅的來源，不只是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

　　同樣，利用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以來，美國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石油資源收入撥款設立壹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迄今連續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盡管米德並不主張公有資產的全部收益都用於對公民個人的社會分紅，但認為把壹部分收益用於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有多種益處，除了擴大消費，除了促進就業，除了簡化稅制，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還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還能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

　　事實上，英國在布萊爾推動下，已經向社會分紅的方向邁出了第壹步，即英國已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童壹筆錢，存入該兒童的“教育賬戶”。

　　過去，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普遍通過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渠道，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可並沒有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進社會消費，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而大力發展公有經濟，借助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每年向全民分紅，並綜合利用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途徑，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那不但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還既促進社會消費，又為多數人牟利；既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又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既促進就業，簡化稅制，又促使經濟持續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與把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是壹種將公有資產私有化的行為，雖然分股時的行為與公民身份有關，但之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的分紅行為只與股份的所有權有關，也許若幹年以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會同其它股份制企業沒什麽區別。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全民分紅只與公民身份有關，因而保存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

　　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盈利而不分紅，不但導致利潤留在內部而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以致造成社會內需不足，還導致自身資金充裕，導致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不僅向社會添加了經濟持續運轉的強勁動力，直接帶動消費而拉動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減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資金留存，防止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既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又能抑制通貨膨脹。

　　不消說，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使各類企業更好的盈利，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盈利增加又可向全民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是壹個不斷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留存，那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由於私有經濟使得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如把利潤留存而不分紅，必會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以致不斷引發經濟危機。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壹方面促進社會消費，壹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此外，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壹部分利潤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並沒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而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

　　這樣全民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才是真正的財產性收入。而通過普遍加薪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全國性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向社會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全民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這也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等所不具備的。因此，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向全民分紅既是自己的責任，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不但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還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不但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還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

　　第壹，就公有經濟分紅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來講。毋庸置疑，公有經濟分紅可以大力促進社會消費，而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以使企業更好的盈利，而企業盈利的增加又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洋就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留在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內部，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而如果被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收繳後用來投資，那同留在企業進行投資沒什麽本質區別，如不繼續投資就起不到拉動經濟的作用。

　　如今，無論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漲工資都容易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漲工資會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都只能解壹時之需，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大投入，雖然也有助於刺激內需保增長，但這部分投入見效時間太長，以致陷入遠水解不了近渴窘境。而公有經濟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經營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而這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招商引資等）所不具備的。

　　因此，不管是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還是在拉動內需方面，還是在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公有經濟分紅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公有經濟分紅不僅能大力刺激消費，還能有效拓展消費市場，從而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至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出口或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這不管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對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增長，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二，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如果占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不分紅，壹方面使得企業的盈利留在企業內部，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因而導致社會內需不足，另壹方面使得企業資金充裕，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這樣日積月累，就會產生通貨膨脹與內需不足兩種特征重疊的現象。以致經濟越發展，企業盈利越多，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這種現象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曾多次發生。

　　這種矛盾的存在，既給宏觀調控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又使調控政策經常在刺激經濟與控制通脹之間周期性頻繁轉換。遠的不講，就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實行低利率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斷調低銀行準備金率。但時隔壹年，經濟剛有起色，還達到真正好轉之時，通脹來臨的征兆卻已十分明顯了，致使央行不得不再次調增銀行準備金率。雖然國家壹再重申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但已很明顯的流露出對通脹的憂慮。

　　如果把公有企業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那壹方面能直接迅速地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壹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可見，如果不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落實公民享有公有經濟分紅的權利，那國民經濟就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來說。

　　其實，把公有經濟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並沒有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因此公有經濟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成為財產性收入。而借助提高工資水平，借助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發紅包消費券，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等，向社會中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這也是歷次加薪時社會反映的實際情況所驗證的。

　　由此可見，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既是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良策，更是拉動內需最佳的措施。

　　第四，就公有經濟分紅是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言。顯然，科技的發展在帶給人類福音的同時，也使就業崗位不斷縮減。過去，工業的發展曾為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渠道，但工業自動化的發展將使無數的傳統工人陷入失業狀態，而隨著信息及智能技術的發展，連不少白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即便國家千方百計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車輪，將把壹個個就業崗位碾碎。因此不論是通過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還是通過發展經濟來增加就業，這種措施在壹段時間裏是可行的，但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徒勞無益的。

　　那麽，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使人們共同受益於科技的進步，即建立起利益共享機制。具體來說，社會保障可以起到部份作用，而采用公有經濟分紅則更為恰當，因此，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

　　這樣，國家無需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保就業之間左右為難，以至無論企業如何壓低人工要素成本，如何裁員，只要企業能將壓縮成本所帶來的盈利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或通過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即使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生產線來完成，每個人照樣衣食無憂！

　　第五，就公有經濟分紅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來講。大家都知道，要想灌溉先得修好水渠。為什麽中國的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在執行中走了樣，效果打了折，這是因為水渠沒修好，基礎不完善。就拿美元來說吧，美元可以做到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卻不敢去做。為什麽？因為美國在市場分配之外，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補貼、捐贈等再分配渠道，使國民得到壹部份額外收入。這樣美元貶值後，如果每人再補貼壹部份收入，每人的相對收入還等於是不變。而美國之外美元的持有人手中的鈔票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貶值。

　　如果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全部貶值。這樣不但毫無意義，反而所冒風險巨大。

　　正因為美國有這樣完善的基礎制度，所以，美國可以將很多宏觀調控手法運用得揮灑自如，以至為本國人民篡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同樣的事情，中國總是煞有介事地進行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比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其實也就是充當擰擰水龍頭角色，卻弄得管理層很累。

　　豈不知別人也是同樣擰水龍頭，可效果卻不壹樣，別人是精細化的滴灌，而我們是漫灌，效果可想而知。

　　由於全民分紅賬戶具有唯壹性，因此將來既可以進壹步作為精細化社會管理的基礎，也可以作為稅收制度改革及反腐的監管賬戶，而全民分紅渠道的快捷性與精確性，還可以使其用作扶貧賑災的快速發放通道等。

　　壹旦建立起來全民分紅機制，無論有沒有紅利可分，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說，都開創了壹個新時代，必將會為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六，就公有經濟分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來講。由於公有濟分紅讓百姓重新認識到公有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對公有企業的種種批評將會轉化為對公有企業的呵護，以至將到處縈回百姓要求增強和壯大公有企業的呼聲與訴求。

　　所以，公有經濟分紅不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反而會使公有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如此，公有經濟分紅還會使百姓增強主人翁意識，既加強了對公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又會使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感，也會使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所擔負的責任更加清晰具體，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

　　此外，全民分紅不僅使公有企業成為全體國民永久的福利源泉，還有助於使全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順利普及，使國家早日實現幼有所養、老有所扶、孤弱病殘皆有所依，經濟發展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

　　總之，全民分紅不僅能全面解決經濟問題，更能有效地解決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道德、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百姓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第七，就公有經濟分紅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而言。從經濟運行的規律來說，如果社會貧富差別過大，財富嚴重積累在少數人手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循環停滯，從而產生經濟危機。而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是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占有更大的生存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財富，從而使整個經濟生態失衡。

　　為此，西方國家借助反托拉斯法、社會福利制度、鼓勵捐贈、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千方百計想把自身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同時，不但通過法律手段防止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而且普遍采取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措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以達到經濟持久健康發展的目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強制與公益等多渠道多層次分配方式。甚至連他們的股票交易市場也在體現著這種理念，盡可能使企業向社會分紅，並向社會最大範圍內分紅。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濟波動的幅度都不大。

　　由於公有經濟可以使國民經濟永遠處於國家可控範圍之內，而全民分紅機制又像遍布整個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可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新鮮的營養和動力，因此，公有經濟分紅是根除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而要想實現全民分紅，那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並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效率，來實現企業的最大盈利，然後把這些盈利的壹部分，通過全民分紅機制公平地分配到全社會，從而產生新的社會需求。

　　當然，確定公有經濟分紅比例，不僅要根據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可持續發展需要，還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既確保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又確保全民享有應得的紅利。

　　總之，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關象行政管理機構壹樣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制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制，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壹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嚴懲，因此，可根據自身的職能，不僅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也調整微觀產業結構，更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調節社會分配，並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系統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工人運動與經濟民主的積極意義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我認為人類的民主運動，應該分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選舉政府首腦、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權利，以及直接通過自由結社、執政黨競爭選舉、全民投票、街頭行動等直接方式參與和影響國家政治的權利。接著便是向社會壹切層面深化的民主，即社會民主，社會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生產的民主與分配的民主。生產民主也稱產業民主，也就是通過爭取制定民主的勞動法令，使得勞動者獲得參與勞動的經營和管理權力。分配民主，也就是通過制定民主的企業分配制度和社會的分配制度，達成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盡力縮小分配差距，達到社會共同幸福。產業民主的關鍵在於勞動者能夠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企業經營和勞動管理的權力，使得資本不再具有對勞動進行支配和統治的天然特權，實現勞動和資本的權力平等。企業應該像壹個民主的政體，而所有的人，不論是企業主、管理者還是壹般的勞動工人，他們應該像國家的公民壹樣，成為平等的企業中的公民；資方和勞方應當像主體平等的共同組閣的兩大政黨壹樣，相互通過平等的協商談判，共同制訂企業的憲法——《企業章程》，在《企業章程》的框架下，勞動和資本實現共同地經營和管理企業；而分配民主的關鍵是，不僅在國家層面公民要能夠對國家財政擁有最高權力，國家財政要為整個社會的福利服務，為弱勢群體消除他們參與社會競爭的障礙服務，而且在企業層面，勞動者應該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分配決策權力；企業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由勞資雙方通過平等的議價過程確定，並且是對企業全部新增價值的分配，而不只是工資即勞動力價格的改變。

　　我上述的主張，是建立在人與人平等基礎之上的，因為人不能因為壹部分人因為掌握有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人要仰賴他們的生產資料才能勞動而獲得生存，因此就受另壹部分人的支配甚至統治。我們認為，如果人類不改變這種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支配和統治，勞動就本質上不是勞動，而是奴役。

　　資本的存在是為著所謂的利潤這個目的。而利潤的本質就是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壹部分，當工人的勞動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價值時，資本所有者只把其中的壹部分當作工資支付給了工人，卻把其余部分據為己有。所以，資本和利潤因為它要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本身就成為了不正當的東西。但是人類現階段的發展，仍然在壹定程度上還需要資本的作用，所以，還暫時無法讓它滅亡。勞動在利用資本的同時，為了使資本甘於被勞動所用，必須給予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勞動雖然可以給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回報的方案應該由勞動和資本經過協商談判壹致達成，而不能再把企業分配決策權交給資本，更不能讓資本壟斷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

　　我相信資本的消亡具有歷史必然性，但這需要通過產業民主而漸進地達致，而不能通過強制力去實現。因為資本是歷史的產生，只能靠歷史去消除，只有通過推動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和平理性的相互磨合，和推進國家法制的進步，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道主義精神，並避免給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帶來動蕩。產業民主將帶給人類社會的是勞動的解放，勞動效率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所有辛勤勞動的人們共同幸福，它使每壹個人免於匱乏和對未來的擔憂。在產業民主下，每個勞動者不再是被迫的勞動，勞動者中懶惰的現象將必然大為減少。因為他們的每壹份辛勤都會變成他們自己的財富，他們不再是為資本的利潤在勞動，而是實現了為自己的幸福勞動。勞動者即使給資本壹些利益回報，也是在勞動者同意的基礎上；每個勞動者不再是流水線的壹個部件，他們既從事體力的、技能的勞動，也可以認真地關心工廠的經營情況和未來發展計劃，並親自參與或者委托他的代表參與決策。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給勞動者的不再是不斷增長的失業率，而是勞動者勞動時間的不斷縮短，從而讓他們有掌握發展的自由機會；勞動者雖然要給資本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在《企業章程》中確定的壹定的企業積累金，逐步增加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比重，逐步減小對他人資本的依耐，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的生產。

　　產業民主並不拒絕競爭，在產業民主下，勞資共同民主制訂的《企業章程》等企業規章仍然會對每個企業中的“企業公民”“獎勤罰懶”，而市場的依然存在又必然使得每個企業重視生產效率。盡管競爭仍然存在，但是，國家的經濟民主將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制度將為那些在競爭中失利者提供再次參與競爭的機會和能力。

　　我也會看到，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會具有強大的頑固性。壹方面，資本家階級已經在漫長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深深地嘗到了資本壟斷帶給它的巨大經濟利益的甜頭，他們會希望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權力壟斷；另壹方面，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壹貫把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壟斷當作既有秩序和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它也不會很情願地改變這種既有秩序和統治基礎；再次，資本主義不僅會通過既有國家制度、國家體制來維持對勞動權力的壟斷，它還會把符合這些他們利益的價值觀融入到社會的文化之中，使得許多人不僅不能看清資本權力的壟斷和雇傭勞動制度的所包藏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反而甘於服從資本的支配還統治，甚至希望有朝壹日能夠通過個人的奮鬥也能側身於資本家階級的行列。所以，要推動產業民主，就要有壹個強大的力量來推動，使得壹切阻礙產業民主發展的保守力量不得不向進步的力量讓步。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壟斷了生產過程控制的權力和價值分配的權力，對勞動進行壓迫和剝削。那麽，只要壓迫和剝削存在，勞動者階級對這種既有制度就不會不服從，就迫切需要改變。所以，千千萬萬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力軍。讓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對資本特權制度和試圖維護資本特權制度的國家體制展開壹致的鬥爭，也就是階級的鬥爭，是推動產業民主的根本辦法。我們所說的階級鬥爭，指的是勞動者作為壹個階級的整體所開展的壹致的反抗行動。它以達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獲得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權力作為目的。勞動與資本雖然共生與生產的共同體之中，但是它們之間的利益是此消彼長的不可調和的關系。雖然不可調和，但未必是“妳死我活”的，只要勞動者階級不受到暴力的侵犯，階級鬥爭就是理性的、非暴力的。

　　資本主義力量為了達到維護既有制度和利益的目的，要分化勞動者階級。為了達到分化目的，資本主義把勞動者階級分為藍領和白領，分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其實，無論是藍領、白領，無產、中產，他們基本都是受雇傭的勞動者階級，他們之間可能在生產過程中與傳統工人的角色不完全壹樣，在分配中獲得的分配也可能差別不小，但是他們相對於資本的地位並沒有不同。資本壹樣地對中產階級壟斷著對他們勞動過程的支配權力和分配權力，壹樣從他們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所以，白領、中產，都是資本主義給勞動世界挖好的壹個陷阱而已，它讓勞動者階級在這些概念前迷失自己的真實身份，而削弱了勞動者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力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白領和中產群體會越來越龐大，但這不代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會減小。恰恰相反，世界的統計數據表明，資本世界與受雇的勞動者世界的財富差距壹直在擴大。所以在壹些中產占多數的國家，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在減少，而是無產階級的傳統特征發生了改變而已，也就是由以前的體力勞動者占多數的無產階級，發展成了具有更高學歷、知識和能力的無產階級而已，無產階級的勞動方式發生了改變而已。所以，未來的產業民主運動，需要把這個階層深深的動員起來。推動中產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對於那些發達國家推動產業民主尤為重要。所以，未來推動產業民主的力量，不僅僅要依靠傳統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還要依靠包括“中產”在內的所有反對資本特權的壹切社會力量參加的社會運動。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應該成為人類爭取民主和在爭取到政治民主以後深化民主的主要手段。

　　我堅信，只有民主，並且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民主才是徹底的民主。僅有政治民主而不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那就不是社會的民主，而是只是階級的民主。階級的民主只有利於某個階級，而只有社會的民主，才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福祉。整個社會的民主就是勞動者階級的解放，也就是整個人類的解放。

　　社會主義的最初涵義，就是通過消滅雇傭勞動，解放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從而讓整個人類社會都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公平地享受到社會進步，包括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進步的壹切成果。從社會主義思潮產生的那壹個時代起，無論是哪壹種流派的社會主義，無不看到了雇傭勞動的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人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雇傭勞動在道德上的卑污。但是，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這個信念，忘記了這個理想，再也不提勞動者的解放！

　　事實上，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

　　在企業裏，雇傭勞動讓企業主在整個的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壟斷了壹切的權力（在西方則是壟斷了大部分或者部分的權利），而勞動者卻沒有任何的對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進行控制或者幹預的權利（在西方則可能是僅有部分的或者很少的權利）。

　　我們看看目前中國許多私營（包括外資）企業中的情況，就能馬上理解“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這壹論斷。在這些企業裏，那些與雇傭勞動者（勞動者）利益緊密相關的權益，勞動者是絲毫不能與企業的所有者們平等分享的：

　　分配的決策權。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或者稱為“勞動果實”吧），它的分配的決定權完全操控在企業所有的手中，勞動者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包括保險）的水平，完全由企業主們決定，工人事實上沒有議價的權利。是，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本來是勞動與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作用的結果”並非說資本也能夠創造價值，而是說資本對於勞動創造價值具有作用。資本並不創造價值，而只是具有價值）。從“公平”的意義上來說，唯有勞資雙方在價值分配上實行共決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生產過程中的民主參與權。不僅企業價值的分配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生產過程中，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也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基本完全壟斷了制訂工廠規章制度的權利，他們可以隨意規定勞動者每天的勞動時間長短，可以隨意決定對工人的經濟處罰，可以隨意限制工人在工作時間去洗手間，可以隨意解雇任何壹位他們看不慣的工人。這些企業主們掌握的這些不公平的權力，在習慣了資本文化的人和保守主義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認為企業主必須為他們的企業資產負責，為他們的資本風險負責。但是，殊不知這卻是違背道德、違背公平理念的。勞動者選擇進入企業打工，無非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不進工廠幹活就要全家餓肚子。而企業主們卻乘人之危，脅迫勞動者服從他們的絕對權威，放棄人皆有之的自由價值。這不能不再受到人類文明的譴責和反對。所以，只要資本需要勞動，勞動者就不能不為自己的尊嚴、權利和利益向資本去爭取。

　　自由主義者們往往認為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企業資本積累和資本的增減都是企業主的事情，它應當由企業主和市場決定。但是，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甚至企業資本積累等問題，也都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因為這些問題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自然也就關系到勞動者的就業穩定和他們福利保障的穩固。因此，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和幸福問題完全交由資本方擲股子。

　　把壹切都交給資本決定，資本成為統治工廠、統治生產過程和壟斷分配的權證，勞動淪落成資本的奴隸，勞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成為主仆關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就是雇傭勞動的本質！它集中了人類的反平等、反公平、反道德這些最卑污的東西！

　　現有的文獻顯示，西方的社會，由於壹百多年以來不斷的工人運動，各國工人階級不同程度爭得了壹些權利；特別是在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壹些北歐國家，工人已經開始分享曾經是資方獨享的壹些權利，他們獲得了與資方集體議價的權利、參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權利、占有企業股份的權利等等。這些權利的獲得，已經在悄悄地改變了雇傭勞動制度，使其逐步地變“雇傭勞動”為“勞資合作生產”。在其它歐洲國家，雖然不如北歐國家進步巨大，但是以工會為勞方利益代表的資方集體議價制度已經普遍實施，工人已經可以不同程度地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壹定程度的幹預。

　　不過我們也看到，壹些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似乎也忘記了消滅雇傭勞動和解放勞動者的偉大信念和理想。他們往往滿足於增加工資鬥爭的勝利。但是，增加工資和福利並不能夠改變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本質上的主仆關系，不能改變受資本壓迫奴役的命運。單純工資的增加也最終要被物價的潮水吞沒。因為資本總是希望利潤得到保障，工人工資的增加最終要通過物價的上漲來抵消。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長，必須通過控制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來獲得。壹句話：未來的社會生產關系要讓資本家不要掙得太多了，也不能讓勞動者掙得太少了！勞資之間多少的問題應當提供勞資之間平等的談判獲得平衡，切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這塊蛋糕的刀子，應當由勞資共同掌握。勞資之間自願同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真正實現了勞動者為了自己的福利而勞動，而不再是為了資方的利潤在勞動。這樣的生產不再是雇傭勞動，而是勞資之間平等的合作生產。

　　中國社會公平公正的實行和勞動者解放的路還很漫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和團結意識還有待培養與增進。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工人鬥爭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在中國工人階級成長和鬥爭的過程中，消滅雇傭勞動，爭取勞動者從資本的壓迫下的解放，應當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明確目標！

　　雇傭勞動不僅存在於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也可能蛻變成為專制統治集團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勞動者依然可能缺少與企業（背後實質上是專制統治集團）進行議價的權利，缺少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和決策的權利。這樣的企業，其生產關系依然是雇傭勞動。所以，是不是雇傭勞動，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關系。消滅雇傭勞動並不是要消滅私人資本（至少人類還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需要資本），而是要通過與資本共享企業的統治權讓雇傭勞動自然終結。所以，消滅雇傭勞動的過程就是勞動者作為企業中的公民，獲得企業公民權利的過程，是通過和平、民主的手段不斷在自由選舉和立法方面不斷爭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把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的自然延伸，但經濟民主是比政治民主更加本質，因為政治的目的就是經濟。因此我們絕不能只要政治民主卻不要經濟民主，否則那僅僅是虛假的民主。

　　我們中國工人應當和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在壹起，共同朝著消滅雇傭勞動的方向前進，最終實現把勞動者從資本奴役之下的解放！沒有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就不會有這個解放，因為資本總是喜歡鉆向勞動者鬥爭力量最薄弱的國家，這樣它既可以更多地榨取利潤，又可以給勞動者鬥爭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的工人形成就業壓力。從這個方面說，任何壹個國家的勞動者要最終獲得完全的公平公正和解放，都依賴整個人類社會公平公正發展的進程。

　　中國工人工資占GDP之低，在世界是名列前茅，而且勞動時間之長，恐怕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盡管8小時工作制早已經是世界通行的勞動制度，中國的法律也確立了8小時工作制，但對中國很多的工人來說，他們8小時所能拿到的工資，根本不能保障他們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不要說現今國際勞工組織所倡導的“體面生活”了。對於中國的普通工人來說，要想多掙錢，只有多加班，依靠加班費來彌補8小時工資對基本生活開支的不足。於是很多工友在確定在哪壹家工廠工作以前，往往先要打聽這家工廠的加班多還不是多。

　　其實，工人們這種希望有更多加班的現象，都跟他們不懂得工資的原理有關。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工人朋友講壹講“工資四定律”。了解了“工資四定律”，就能理解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反比關系，懂得要有效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改變工人階級苦難的命運，應該采取什麽的行動了。

　　“工資四定律”的第壹定律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我們知道，資本為了占有更加廣大的商品市場，為了使己方跟同行競爭的競爭力更加強大，為了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總是希望給予雇傭工人的工資是越低越好。但是，因為工人的勞動需要有勞動力的存在為前提條件，這就使得工資有壹個能夠維持工人的勞動力存在的最低限度。資方給予工人的工資，通常就是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也就是工人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水準。之所以稱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是因為生存有質量差異，從工人只能維持“餓不死”的最低的生理存在，到“總是感到生活不易”，都是壹種生活質量有所差異、但是都處在貧困生活的狀態區間。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進行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狀態下，工人之間存在著相互競爭。工人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自由勞動的能力，只能依附資本家的企業進行勞動從而獲得生活資料，他們為了競相爭取獲得就業的機會而只能相互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導致至他們的工資徘徊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他們常常因為不滿意目前的工資而頻繁變動工作，他們的工資待遇也可能因為不同的工作單位而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辦法跳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他們擺脫不了“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生存狀態。在壹些工人組織較好的國家，由於工人有比較強的集體議價能力，他們的工資就會處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上層，比起缺乏自我組織的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要好壹點。

　　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的國家，即使政府通過立法強制規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個剛性標準也不會比恰好維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強多少，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他們不僅沒有跟資方議價的能力，跟政府“議價”、也就是迫使政府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能力就更不會有。而在工人沒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的國家，壹定是把資本家階級當作統治的基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這樣國家的政府必然只是與資本的利益相壹致，當然不會把最低工資標準離得最低生存成本底線太遠。當然，資本及其政府也不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底線。這是因為如果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生存最低成本底線以下，就意味著工人所獲得的工資不能維持勞動力的存在，不能持續為資本創造利潤；對於工人來說，與其進企業勞動也不能維持溫飽，還不如在家餓死。

　　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再來談工人的加班。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起來，他們只能從資本手裏拿到“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工資”，但是作為人，工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不會泯滅的，因此他們想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工人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卻又沒有能力跟資本議價，所以他們只能依靠更多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增加收入。可說殊不知對於資本而言，它追逐利潤的欲望壹點也不差於工人增加自己利潤的願望。資本與其讓妳勞動8小時獲得能夠維持工人最低生存的工資，倒不如讓妳勞動更多的時間才能獲得同樣的工資。既然妳可以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時間，資方為什麽不讓妳幹呢？反正他打算給妳的工資就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資本家只需要把8小時的工資壓低，把這個差額變成加班工資支付給妳就可以。這樣，工人就進入了這樣壹個怪圈：越希望多加班、加班越多，每天8小時的基本工資的增加反而更加成為奢望，甚至長期停止增長。妳看看吧，在東莞，如果沒有每天2～4小時甚至更多、沒有雙休日的加班，每月領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1310元，能夠維持壹個工人和他的家庭過什麽樣的生活呢？我做過壹個調查，東莞工人的工資有超過40%是加班工資。如果我們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就會明白，如果能夠有辦法減少我們的加班，我們的工資水平其實不會有什麽下降，因為我們的工資本來就處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我們的工資本來就沒有什麽可以負增長的余地。

　　所以，第壹工資定律“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提示我們，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不能靠拼命加班，而是靠工人有效的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跟資本的集體議價，老老實實地做牛做馬就只能過牛馬壹般的生活。工人的自我組織可以防止工人之間為了就業而相互競爭，並使得跟資本的議價行動具有強大的力量，使得他們的工資可以經常性維持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高層面。

　　工人的反抗其實隨時隨地都存在的，不管工人是否已經自我組織好。工人為提高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鬥爭被稱為經濟鬥爭。隨著工人鬥爭規模、力度的不斷增強，工人的工資水平會由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向上擡升，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壹個暫時的改善。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把工人的工資當作產品的成本構成之壹，因此，工人展開的為著經濟利益的鬥爭規模和力度越大，工資的提升就越意味著市場商品價格的提升，意味著工人經過艱難的鬥爭才用右手從企業老板手中拿到的多壹點的工資，最後又在他們購買作為生活資料的商品時，用左手交還給了狡黠的資本家。這是工資的第二定律。因為它有點像水漲船高的比喻，我們姑且稱為“舟船定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次在政府頒布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後就會有壹場物價上漲，然後剛剛有所改善的工人生活，又隨著物價的擡升而又再墮入生活艱難之中，迫使工人周而復始地為工資而鬥爭。“舟船定律”提示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僅僅進行經濟利益的鬥爭是沒有多少解放工人階級的意義的，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身故以後的100多年的世界工人運動，很大程度上都在做這種重復的爭取擡高工資的運動，以致無產階級的解放至今仍然只是夢想！ [ii]

　　但是“舟船定律”絕不說明工人不需要開展經濟鬥爭。工資經濟鬥爭作為工人運動的初級階段，壹方面具有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作用，另壹方面，它也是為了日後開展旨在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從而變革社會制度的團結、組織和訓練工人的作用。沒有工人階級不斷的局部的集體的經濟鬥爭，就不能有未來工人階級要擺脫雇傭勞動地位的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社會制度的鬥爭，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由的未來。

　　第三個關於工資的定律是“加薪自危定律”。任何壹個企業的工人提高工資福利的集體抗爭行動，雖然可以暫時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但是因為工資是商品的成本構成之壹，所以，單個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的提升，會因為該企業產品成本的增加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導致企業以外利潤下降而搬遷、關閉，增加工人失業危機。這個定律不是提示工人為了就業穩定而放棄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而是提示我們工人看清工人階級作為壹個整體進行聯合鬥爭的重要性。工人為了爭取更高工資水平的鬥爭，必須和推動整個行業、所有產業的抗爭聯系在壹起，才能避免本企業工人因為提高工資而帶來失業風險。這裏要說明的是，工人加薪從來不是資本搬遷和關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資本要追逐更高的利潤。因為工人的勞動從來是為了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為了利潤，而資本壹旦沒有利潤甚至因為利潤減少就不會繼續他們的經營。另外，壹國相對於別國，也存在“加薪自危定律”。資本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就是“加薪自危定律”的結果。歐美國家的工人因為工資水平普遍高於中國，所以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拋棄了他們的工人，把他們的工廠搬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搬遷的企業往往這樣對要求提高工資福利的工會和工人說話：“妳們不要逼我把工廠搬到中國或者越南！”工會和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更多地向資方妥協。資本流向工資福利更低的地區和國家在中國現在也已經是現實情況。所以，現在世界工人需要支持中國工人的抗爭，中國工人未來也要像歐美國家工人支持中國工人那樣，去支持其他國家工人。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所以在資本全球化下，工人階級的自由是無法在壹個國家和部分國家實現的，因此“工人階級的聯合”在現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是真理！

　　關於工資的第四個定律是“價值工資定律”，也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下，工資僅僅是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力的成本，而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資方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扣除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得到了剩余價值。為了得到超額的剩余價值，資本必須使勞動成為資本的附屬，即讓勞動處於服從資本的地位，這樣資本就天然地成為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成為分配的主宰。資本的這種天然權力事實上是對工人階級人權的蔑視、對勞動所有權 [iii]的剝奪、對工人階級個人自身自由發展的妨礙。勞動者對勞動價值享有所有權是壹個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資本主義世界卻成為被嘲弄的對象。

　　“價值工資定律”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工資本身代表勞動價值被資本占有，工資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勞動力的價值。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只有通過自己集體的反抗行動，變革工人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逐步消滅資本對勞動天然的組織和領導的權力的壟斷，消滅資本對分配權力的壟斷，從而消滅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實現誰勞動創造，誰擁有整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只有當全部勞動價值而不是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成為勞動者的勞動回報，工人階級才能走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舟船定律和加薪自危定律的陰影，擺脫資本的壓迫和剝削，最終真正成為自由人。所以“價值工資定律”又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當工人階級真正獲得自由解放，就因為沒有雇主，也就沒有雇工的身份；因為沒有資本，也就沒有利潤的概念 [iv]；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互自由聯合，組成生產單位，並通過由他們民主制定的猶如《五月花號公約》般公平的企業章程，共同治理他們的生產單位，共同創造勞動價值、民主地進行分配。

　　“價值工資定律”不同於“分享經濟理論”。分享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提出的主張，這個理論盡管提出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但整個理論不是建立在勞動所有權基礎之上的，也不強調工人在生產過程的權利。這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利益存在，而不是為了提供勞動者最終獲得經濟自主。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主張實際上不過是把相當固定的工資轉變成按照壹定比例的分紅，由於資本仍然壟斷著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力和分配權力，所以事實上工人不僅未必能夠獲得更高收入，而要更多地承擔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帶來的風險。

　　而“價值工資定律”建立在勞動者打破資本對於生產組織和領導的天然特權的基礎上 [v]，它是通過“產業民主”逐步向擺脫資本對勞動羈絆的結果。產業民主是在國家首先實現國家體制民主化以後，民主向著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的深化，是把公民從政治的獨立發展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完全獨立、成為真正自由人的壹個必然過程。產業民主把每個企業視為壹個小型的政體，在這個政體內部必須引入或者說實現這個政體的民主化。它有自己的“公民”，所有與生存相關的內部成員，無論資方還是勞方或者管理者，都是這個政體的平等公民；勞資雙方因為不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不同的公民群體，各自自由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企業通過勞資集體談判和企業公民大會，共同制定的憲章——企業章程，依照企業章程民主治理企業，實現集體談判的分配，並變企業主的資本積累為包括全體勞動者的積累，通過這種更加公平的分配和積累方式，實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也即社會所有制 [vi]，逐步使資本逐步淡出社會生產領域，真正實現自由人聯合勞動的夢想。

　　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其實已經懂得了勞動時間與工資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們決心不再受資本的愚弄，傻傻地靠拼命加班來增加收入、維持生活，他們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8小時生活娛樂”的訴求，要過人的生活。可悲的是在今天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還像一百多年前的人壹樣在8小時以後還要拼命加班才得溫飽。

極權計劃經濟與民主計劃經濟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讚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覆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里，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里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覆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里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里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里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里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注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覆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制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污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污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思想背景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馬克思理論的思想體系，哪些東西過時了?哪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的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壹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壹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壹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壹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妳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妳就更要記牢這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壹轉變。1890年3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壹個“青年派”，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壹”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壹，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壹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壹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壹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妳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壹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誌。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制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制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壹樣，是壹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壹定壞事，壹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前期(1848~1875)，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處於發展初期，還不成熟，科技也比較落後，因此工人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再加上民主還是有錢人玩的遊戲。因此勞資關系緊張，工人暴力鬥爭此起彼伏。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理論。可是，馬克思到了晚年(1876~1883)，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入成熟期，科技也有了極大提高，資本家大幅提高工人工資，減少勞動強度，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人福利，壹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壹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和紡織工業，壹個部門接著壹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壹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資本家甚至允許工人持有公司股票，成為股東，參加公司利潤分紅，工人階級已經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極大地緩和了勞資之間的矛盾;政治上進壹步開放，民主已成為全民的遊戲，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參加選舉取得政權。因此，馬克思及時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論，全盤否定了自己曾經提出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提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壹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壹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壹項分離是壹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壹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壹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沖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壹年——壹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壹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壹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壹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壹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壹八四八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壹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壹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十月革命是壹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列寧通過血腥的戰爭奪取政權以後,實行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壟斷。

　　政治上，蘇聯掛著無產階級民主的招牌，實際上，無產階級和人民無權選舉國家領導者，也無權監督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牢牢地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每壹分權力，人民只能乖乖地勞動，做壹個任由領導擺布的順民。而幹部卻擁有各種特權，如：不受人民監督，有豪華別墅，有專車，有司機，有警衛，有特供商品，他們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個人財產不用公示於眾，他們只要對領導負責，不需對人民負責，他們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土地、礦山、工廠、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蘇聯人民是徹底的無產者，蘇聯人民只能象奴隸壹樣被捆綁在集體農莊和工廠裏，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產品支配權，只有被迫的勞動。人變成了牲畜，變成了工具。國家註重發展軍工和重工業，忽視民用的輕工業，因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蘇聯壟斷了真理。蘇聯壹切言論出於“真理報”，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對那些敢幹講出良心話的人抓起來投進監獄。表面上壹片寧靜，實際上醞釀著火山，所以壹旦火山爆發，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壹系列國家也壹個個地改旗易幟了，這就是有名的蘇東波事件。

　　在中國，也在走和蘇聯相似的道路。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壹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558000人。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系。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掘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壹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壹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在恩格斯第二國際領導下，北歐諸國取得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功，人們常說：北歐行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

　　北歐五國(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無論共和還是君主立憲，無不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實行議會、多黨、票決的政治制度。

　　在北歐所有城市的公共建築物中，政府樓是不起眼的，芬蘭市政大樓，北歐大都市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的廳堂，每年設諾貝爾頒獎晚宴的地方，還沒有杭州人民大會堂寬敞。政府辦公樓壹般設在幾百高齡的建築物中，供遊人參觀，均可自由出入。君主立憲制的，國王居住的寓所就挨著遊人參觀的皇宮。因此，遊人和總統在走廊相遇握手，和國王在皇宮後的林間邂逅交談，那是平常事。

　　社民黨在北歐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實現了人民均富，人人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社會福利。瑞典人富足安詳平靜，那裏沒有貧民窟也沒有富人區，那些海邊別墅住的人家，不乏因金融危機失業的，但不妨礙他們壹生無憂的高品質的生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通過實踐，證明了列寧和毛澤東實行的是馬克思已經拋棄了的錯誤的暴力鬥爭理論，在大量人員死亡的基礎上奪取政權，執政後又壟斷政治和經濟，窒息了人民的思想，挫傷人民勞動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而民主社會主義堅持了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精華，順應歷史潮流，通過和平競選，不斷修正錯誤，工人階級也可以奪取政權，繼而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工人和資本家互相包容，互相依賴，共同發展，促進科技進步，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也使社會文明有了飛躍的提升。

　　英國工黨理論家托尼 賴特（Tony Wright）曾經指出：“社會主義有著不同的種類，其中壹種（民主的）應當被接受，而另壹種（專制的）則應受到抨擊。”壹在世界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理論家們看來，他們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這種社會主義以“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為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目的是建設政治民主、社會民主、經濟民主並推進國際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實現這壹目的的政治手段是民主。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起源，學術界存在著分歧。壹種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修正主義”思潮；另壹種觀點則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肇端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並在後來的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形成的壹套相當完善政治理論體系。作者贊同後壹種看法。因為從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來看，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都是直接來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而“修正主義”思潮只是僅僅試圖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專政思想和暴力革命主張，試圖讓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回歸到謀求階級平等的社會民主的道路上，而他們的思想基礎仍然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的民主思想。

　　盡管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應當說，最早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首先，民主社會主義跟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精神本質完全壹致。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精神本質是什麽呢？是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即把人的價值、人的幸福放在首要地位，承認人的平等，強調人的團結互助作用。民主社會主義同樣以人道主義作為最基本的世界觀，它的最基本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公正、合作，就是人道主義最全面系統的體現。其次，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所產生的所有傑出的進步思想，唯有民主社會主義作了最全面的繼承。民主社會主義幾乎所有的政治主張、社會主張以及基本理念，都可以直接從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那裏找到理論來源。比如自由理論、平等理論、階級合作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法治的理論等等。

　　正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是思想啟蒙運動所產生的民主主義思潮的正統繼承者，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之前又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是從“民主主義”進壹步發展而來的，並長期以來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交替使用。並且“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要比“民主社會主義”這個詞運用得早得多。德國的伯恩施坦在1918年12月的壹個《什麽是社會主義》講演中，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產生於1848年的歐洲革命。二在民主主義前面冠以“社會”，是為了表達與以前的民主主義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在於，傳統的民主主義僅僅關心政治方面的民主（如普選權、自由選舉制度等），但較少關心社會的平等，關心如何消除由於不公正的分配而帶來的經濟剝削。社會民主主義則更多的從社會底層階級的觀點出發，更多關心社會的平等，關心如何消除由於不公正的分配而帶來的經濟剝削。民主主義向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壹發展不是偶然的結果，它是歐洲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映，也是人們對“民主”進行更深思考的結果。當時歐洲的社會現實是，盡管資產階級革命獲得了成功，但是國家的權力卻為大資產階級攫取，小資產階級和社會底層階級並未能獲得民主，真正獲得“民主”的，是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社會底層是大資產階級壓迫的對象，而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尤為苦難深重，他們因為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因而無法用立法的手段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雖然是生產者，卻不能享有與資產者平等的經濟分配權利，壹方面社會勞動力大量剩余，另壹方面新機器還在不斷發明使用，工人大量失業，即使有工做的，工資也低得可憐。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出壹種主張整個社會實行民主制度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是很自然的事情。英國的憲章派和德國的拉薩爾派是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英國的憲章派認為，獲得政治民主，享有廣泛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確保社會分配公正的唯壹手段。德國的拉薩爾派是較早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西方學者就這樣認為，“在拉薩爾看來，民主應該是壹種社會民主，正因為如此，德國工人協會的新日報定名為《社會民主報》。”壹民主社會主義又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最終的繼承者。社會主義作為正式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是在十九世紀30年代以後的事。它無論是其思想，還是運動，都可以看作壹個多元的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列舉了很多他們所批判的社會主義流派。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不斷湧現並相互爭鳴，它的人物形形色色，理論千差萬別。故而人們戲言“社會主義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其實，社會主義這個“筐”也並不是什麽都能隨便往裏裝的。如果縱覽社會主義發展史，檢點壹下這“筐”中的東西，我們很容易發現，無論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蒲如東主義，還是後來的費邊社會主義，它們的共同理想、主張和共同目的，都是人類的合作與共同進步，並且都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社會主義原來是主張人類合作與共同進步，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種思想理念、社會思潮及其社會運動的統稱。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就是主張人類合作與共同進步，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種思想理念、社會思潮及其社會運動。

　　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復強調他們的學說不同於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的並為他們所批判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明確指出他們的學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共產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用階級論的觀點看待人、看待社會、看待自由、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而不是像社會主義那樣把人、社會以及平等與公正問題看成是超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的重要流派，是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積極加入到社會主義運動中，做過社會主義的“同路人”。事實上，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兩個“同路人”在同路的過程中是不斷發生嚴重的沖突的。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時代背景（歐洲出現空前的經濟危機），“科學社會主義”在歐洲曾壹度擊敗了“同路人”，占據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地位。但到了“十月革命”時期，這兩個“同路人”最終還是正式徹底分道揚鑣了，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重大分裂，“科學社會主義”這壹流派走向了共產主義革命，成立了“共產黨”，而歷來為馬克思主所批判的各種其它流派的社會主義則繼續走他們原來的路，並逐步統壹到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黨的旗下。

　　民主社會主義以超階級的觀點看待人、看待社會、看待自由、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而它對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各流派的思想又吸收得最廣泛（幾乎所有社會主義流派的有益成份都被其吸收和發展），而其它流派的社會主義基本上已經絕響或式微，所以，它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的批判的繼承者。

　　社會主義的各流派並不都是把社會主義與民主思想相聯系的，特別是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等人，都不是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者中把民主思想與社會主義聯系在壹起的那壹部分人的思想，如畢舍（Philippe Joseph Benjamin Buchez）、路易·勃朗（Luyi Bolang）、拉薩爾、肖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等。而完成把民主思想與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體系化整合的，是德國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施坦考察了歐洲社會的實際情形，在重新認識了“科學社會主義”和其它民主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後，最早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概念，並明確地提出了“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說，它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壹的理論觀點。是他完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現代理論體系的奠定工作。

　　民主社會主義是對片面強調“自由至上”、漠視人類平等和社會公正的、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匡正，和對以“用金錢的特權代替以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 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十八、十九世紀，思想啟蒙運動最終發展產生了兩類反對專制的思潮，壹是自由主義，壹是民主主義。那時這兩種思潮本來並沒有顯現多大的理念沖突，人們對它們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那時人們普遍以為，自由的價值是至上的，只要推翻了封建專制，獲得自由，就會獲得社會平等，而且人們的任務是共同的，這是反對君主專制，爭取各階級人所各自理解的“自由”。所以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以邊沁（Jeremy Bentham）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廣泛流行。然而英、法、德等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後，盡管人人都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這些國家無壹例外的是大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這些大資產階級政權實行以財產權至上的制度，規定只有擁有壹定的資產者，才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以限制大多數人民的參政權利，在經濟上，分配由資產者決定，無產者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沒有經濟權利，自由主義更是提倡企業主能夠沒有限制地進行自由競爭，國家不應幹預經濟生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也就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事實讓人們認識到：獲得自由並不意味著必然獲得平等，人民不僅需要自由，還需要平等。這樣，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矛盾就凸現出來了。民主主義不僅認為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平等和公正同樣具有人類的最高價值，沒有平等和公正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自由主義是以自由為名，否定平等和公正，本質是在宣揚弱肉強食的反人道觀念。

　　民主社會主義作為民主主義的發展，是把平等和公正放在與自由同等價值位置上的。它認為，人不只是抽象的人，還是處於壹定具體社會境地的人。處於壹定具體社會境地的人本來就處於並不平等的地位，而讓本來就處於並不平等的地位的人進行自由競爭，這種競爭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要求社會先要給予社會中每壹個處於劣勢境地的人以壹定的補償，盡可能獲得平等的地位和機會，然後再展開社會競爭。因此，民主社會主義要求每個公民在政治方面享有普選權，反對以資產或其它因素限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獲得政治民主；在經濟方面要求勞資雙方享有平等的分配決定權，即進行民主分配，反對以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歸屬決定由誰進行分配，並保證每個社會成員享有參與社會競爭所必須的基本社會保障，以實現經濟民主；在社會方面要求各個社會階層和社會成員都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享有結社的自由，以讓勞工組成獨立的工會組織，以有力地防止資本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現社會民主。民主社會主義希望的是通過上述途徑，逐步達到人的平等和社會公正，並通過維護人的平等和社會公正，來維護人的自由的真實存在。

　　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壹種政治理論體系，它還代表著壹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個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和社會政治運動在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上得到最主要的體現。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當然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在整個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中，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民主社會主義者，是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和政黨運動的重要成員。

　　工人運動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前，目的是為了配合資產階級推翻君主的專制統治，而在革命的勝利後，工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權利和利益而與資本主義鬥爭。工人運動的主要形式是示威、罷工和組織工會。後來又發展到組織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社會主義政黨是工人運動的高級形式。

　　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以“自由”為口號，在廣大社會底層，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積極參與下取得的。沒有無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底層的參與，資產階級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但是在革命勝利以後，各國的大資產階級（如在英國是新貴族、金融家資本家、大工商業資本家，在法國則是金融家資本家、大工商業資本家）掌握了政權，制定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以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的、限制社會多數人權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大資產階級“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資產資格的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壹筆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壹通過壟斷選舉權，使得無產階級不能在立法上體現自己的利益。因此很多的社會黨人認為，只有爭得普選權，無產階級才有獲得其它權利的可能。所以爭取普選權以獲得政治平等是工人運動的政治目的。

　　在經濟方面，自由主義的大資產階級又以強調“財產權”為由，依仗資本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地位而壟斷分配權，實行不公正的分配，殘酷剝削無產階級。因此，當時各國無產階級的生活境地是十分悲慘的。所以，要求社會承認無產階級的經濟權利，要求國家保障勞工的經濟利益，民主地參與社會分配以消除剝削，改善無產階級苦難的生活處境成為工人運動的經濟目的。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洲的工人們已經組織起了早期的工會組織，這些組織多是起名為“互助會”、“兄弟會”、“友誼會”等。到十九世紀20年代在西歐出現了第—批全國性的工人群眾組織，到30年代以後，歐洲各國的工會組織已經非常強大。此前的工會主要是在經濟鬥爭中發揮作用，為工友提供互助。十九世紀30年代以後，工人運動開始獨立進入政治領域，工會也開始逐步在政治鬥爭中對工人發揮很大的影響作用。50年代以後，歐洲各國開始出現社會主義的具有早期政黨性質的組織——“工人協會”或“工人聯合會”，並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如1855年成立的國際委員會（後更名為“國際協會”）。1864年，各國工人協會派代表在倫敦成立了具有歷史影響的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

　　1864年在倫敦成立的“第壹國際”本來是個由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者參加的國際組織。由於當時馬克思主義尚未對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太大的影響，信奉科學社會主義者很少，所以它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盡管是由馬克思起草的，但為了能夠得到大會通過，馬克思並未能把它們寫成共產主義的文件，而是基本上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沒有多少共產主義色彩。因此可以斷定，第壹國際開始時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而1867年以後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壹國際內部不斷進行對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也同時由於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資本主義最黑暗的時代，歐洲又正好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贏得了更多社會主義者的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終取得了對“第壹國際”領導權，並逐步將壹些非馬克思主義者開除出了“第壹國際”，“第壹國際”因此基本上成為了共產主義者的組織。

　　在“第壹國際”的內外，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都進行了長期的理論鬥爭。而當時的歐洲社會的殘酷背景，逐漸使越來越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於消滅階級壓迫是必要的。於是，“第壹國際”成立以後，科學社會主義逐步取代社會民主主義，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派別。

　　十九世紀的最後30年是歐洲生產力飛速發展的時代，也是歐洲由於生產力的進步，以及由於工人運動的更加蓬勃地開展，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壹方面工業革命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的效率，使得社會財富增加，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有了可能，另壹方面此前的自由競爭使得社會生產向壟斷方向發展，而壟斷的結果是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競爭，擴大了社會生產規模，降低了社會生產成本，使得資本家有更多的可能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但是，工人階級的生活生產境地改善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這壹時期工人運動的進壹步發展。沒有工人階級的出色鬥爭，資本主義是不會向社會主義讓步的。據有關資料統計，法國工會的數目從1884年的68個增加到1890年的1006個，工會會員接近14萬。1890年德國工會總委員會成立時會員達23.7萬。英國工聯成員的人數從1881年的463899人猛增到1890年的1470191人。而鬥爭的規模也是空前的。比如，罷工在法國1865～1875年發生了196次，1882～1887年則發生了758次，而到了1890年僅這壹年就發生了313次。意大利罷工人數從1881～1885年的85000人增加到1886～1889年的133000人。壹工人運動不斷在爭取工人生活的立法保障和勞動的立法保障方面、在爭取普選權方面獲得了壹定的實際效果，社會主義者甚至進入了議會，這些都表明歐洲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很大程度上增長了人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改良成為社會主義的想法。

　　從十九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選舉權擴大，社會黨人進入議會，國家制定了壹些勞工保障制度的新社會狀況下，壹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人開始懷疑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認為社會主義完全可以不依靠暴力鬥爭，只須進行社會改良達到社會民主而實現，出現了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到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該書不僅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修正當時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主流的整個社會主義的運動方向，試圖使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回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壹書標誌著社會主義運動開始發生徹底的分化。這個分化在1917年到了最終階段。在對待“十月革命”和剛建立的蘇聯的態度上，各國社會黨及社會黨國際內部發生了根本分裂，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繼續稱為社會民主黨人或社會黨人，而堅持信奉馬克思主義者的則放棄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稱號，脫離社會黨組成共產黨，稱為共產黨人。

　　最早成立的正式的社會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它的前身是斐迪南·拉薩爾創建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李蔔克內西（Karl August Ferdinand Liebknecht）和倍倍爾（August Bebel）創建的“德國工人協會聯合會”。其後，歐洲各國紛紛組建社會黨。至第壹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丹麥、比利時、挪威、瑞典、荷蘭、英國、芬蘭、法國、俄羅斯都建立了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

　　通過普選和自由選舉進入議會、政府乃至獨立組閣執政，從而制訂促使國家和社會向社會主義邁進的法律制度和國家政策，是各國社會黨的壹貫追求。這壹追求在各國社會黨的努力下獲得了根本性的成功。以德國為例，187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50萬張選票；到1890年則獲得了150張選票，占總票數的五分之壹；到1903～1912年，它的選民就從300萬發展到425萬，成為議會中最強大的政黨；1919年2月社會民主黨首次實現了單獨組閣。其它國家的社會黨都陸續從20年代前後在議會中占據強大地位，並入閣主政和單獨執政。歐洲國家中在國內長期執政和在議會、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黨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奧地利、意大利、馬耳他、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盧森堡、比利時等國。其中，以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最長，它從1917年開始執政，1920年成為執政黨，其後在20年代曾兩次下野，又兩次重新執政。從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該黨單獨執政至今。其次是奧地利社會黨，該黨單獨執政達40年之久。瑞士、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芬蘭、英國的社會黨執政都超過或接近20年。德國社會黨從1966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 年才下野，執政達13年。法國社會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兩度參加聯合政府，1981年它單獨上臺執政，1986年該黨雖然下野，但總統仍然由社會黨人密特朗執政，社會黨仍然是議會中第壹大黨。七十年代，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先後推翻了本國的專制極權統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全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等社會黨組織才獲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這些社會黨很快發展壯大，不久都成了本國的執政黨。並且社民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壹些國家被納粹占領，為法西斯所統治，這些國家的社會黨轉入了地下活動，和其它國家的社會黨壹道，在反法西斯鬥爭中與法西斯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贏得了本國人民的進壹步的支持。戰後，為美國所占領國家的社會黨恢復了正常活動，為蘇聯占領的東歐國家的社會黨，被蘇聯強迫改造成了共產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方分裂為兩大陣營，開始了四十年之久的“冷戰”。在西方，為了與東方共產黨力量相抗衡，1951年6～7月，各國社會黨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大會發表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即《法蘭克福宣言》。這個宣言再次宣布社會主義是社會黨的奮鬥目標，“它是民主的高級形式”，並且更為具體地指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該宣言指責共產主義“妄稱繼承了社會主義的傳統。但事實上，它歪曲了這個傳統，使它面目全非。”，“國際共產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論在什麽地方，只要它獲得政權，它就破壞自由與獲得自由的機會。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軍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於造成財富和特權的鮮明懸殊，它已創立了壹種新的階級社會。強迫勞動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該宣言還認為，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

　　社會黨國際成立以後，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發揮了強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軍備競賽、提倡國際“緩和”、提倡國際合作、救助貧困國家、促進國際人權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

　　社會黨國際成立以後，各國社會黨對於馬克思主義是越來越趨疏遠。後來各國社會黨都公開聲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社會黨的指導思想，並且宣布“世界觀中立”和“非意識形態化”，宣布社會黨不再僅僅是無產階級的黨，而是“全民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四十年是各國社會黨在政治上最輝煌的時期，各國社會黨在本國的政壇競爭中，長期執政，或成為議會中的最強大力量。然而到了70年代以後，各國社會黨都在與本國的政治對手的競爭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遭受挫折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各國社會黨自身政策的原因，如把公有制視為社會主義的要素，長期推行“國有化”運動和過度福利政策，造成社會經濟發展趨緩；也有社會狀況發生了改變，社會黨的理論和政策未能及時作出即時反應的原因，如全球化問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同性戀、墮胎、試管嬰兒和後來的“克隆人”等問題而引發的道德人倫問題，科學的空前發展和普及對人類安全所帶來的不確定的潛在風險問題等。更有社會黨人認為，社會黨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和任務在這些國家已然實現，而由此帶來的自身存在價值的危機。

　　自從二十世紀70年代社會黨遭遇危機後，各國社會黨從理論上、政策上紛紛開始了改革嘗試。最有代表性的嘗試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所謂“第三條道路”是指介於此前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與新自由主義道路之間的壹條道路。“第三條道路” 理論在註重社會平等公正的同時，註意到了“效率”的重要價值，認識到“平等、多元主義與經濟活力之間也並不總是和諧壹致的”壹, 公正平等與經濟效率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矛盾, 並試圖解決這壹矛盾，以修正以往民主社會主義片面註重社會公正，漠視經濟效率的弊端。在處理其它社會新問題方面，社會黨更加趨於註重實際，註意積極汲取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論和政策的合理因素。

　　1989年東歐和蘇聯發生了政治劇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阿爾巴利亞、保加利亞、東德等國相繼成立了社會黨，或者共產黨宣布轉化成社會黨。各國社會黨普遍為之歡呼。此時，原來歐洲民主國家的各國社會黨經過幾年來的改革，又重振了旗鼓，紛紛恢復了在本國政治舞臺上的力量。所以社會黨人把二十世紀90年代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復興稱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神奇回歸”。

　　1951年社會黨國際成立時，《法蘭克福宣言》就宣稱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即是說這些國家已經基本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了。綜合察看這些國家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具有以下四大特征：壹是實行“政治民主”。即實行憲政和法治；實行多黨政治競爭，自由選舉；實行權力分權和相互制衡、司法獨立等等；二是實行市場經濟。即允許各種經濟成份自由競爭；三是實行國家對經濟必要的有限的幹預，以實現“經濟民主”和充分就業，並維護市場的健康有效；四是實行福利國家制度，力求讓社會弱勢群體獲得更多的參與社會競爭的能力和機會，以體現社會公正。

　　民主社會主義在各國的實踐中都把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各國的國情結合，形成了不同的特色。這些特色主要體現在經濟政策和福利制度方面。壹般可以分為西歐型、北歐型和東歐型三大類型及它類型（如拉美型）。西歐指歐洲西部瀕臨大西洋地區和附近島嶼的各國，包括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等國。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在地理學上是中歐或南歐國家，但壹般也劃入西歐類型。北歐指歐洲北部的日德蘭半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壹帶。包括冰島、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東歐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西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發源地，與歐洲其它社會黨相比，歷史上西歐的資本主義勢力最為強大，所以這些國家在分配上就不象北歐國家更趨於均等，市場的競爭自由度也更高於北歐國家。北歐國家不僅在社會福利程度方面比西歐高得多，而且在生產制度、分配制方面，工人民主參預的程度都大於西歐國家。東歐國家是新近成為社會黨國家的，這些國家基本上是在學習西歐和北歐及美國的政治模式，暫時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民主社會主義除了在歐洲，在世界其它大陸和島嶼地區也已落地生根。如在亞洲、拉美、澳洲、非洲。

　　中國在清末民初也曾經有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傳播，但由於當時特定的“救亡”背景，最終又絕響了。

　　如今，民主社會主義還處在不斷發展當中，它對於處於風起雲湧的改革時代的中國人有沒有什麽積極意義呢？這是二十壹世紀中國人所當深思的。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基本理念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壹、人的價值的發現和對神權的否定

　　在中世界神權統治最黑暗的時候，十四世紀初歐洲迎來了人類歷史上文化蓬勃發展的新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十四世紀初至十七世紀中葉的這場文藝復興運動，它的目的是為了最終砸爛神權和神學對人的精神桎梏，解放人性，使人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以確立人的價值和尊嚴。有了人的自我意識存在，確立了人的價值和尊嚴，才有了後來的人對自由與平等的渴求，也才會有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所以，文藝復興運動是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起源。

　　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權和王權共同壓迫，而神權又是歐洲人民最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壓迫。羅馬天主教會，是西歐各國最有勢力的封建主。不僅在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而且在政治上，教皇不僅掌握著教會的最高行政權和司法權，可以裁決俗界各國的糾紛，任意廢止各國的世俗法律，甚至決定各國皇帝和國王的廢立。教皇和教會聲稱自己有著受自天主（神）的權力，享有無上的精神控制權和代表天主行使對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權。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要求人們的壹切言論行為必須符合《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否則將會受到殘酷的迫害。它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義，強制推行教士獨身制和苦修制，教徒們要禁絕性行為，夫妻過性生活必須在夜深人靜之時極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與生育脫離的性活動都會受到十分殘酷的懲罰，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僅因生而麗質，具有性誘惑力，就可能被誣為女巫，任意加以摧殘與折磨，被投河或被活活燒死。在有些地區，被燒死的“女巫”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14世紀至15世紀，全歐洲被燒死的“女巫”在五萬人以上。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布魯諾(Giordano Btuno)、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等許多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正是因為對《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這樣的黑暗背景下，新興的尚不夠強大的資產階級，以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為手段，樹立起了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輝煌大旗，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開始了首先從意大利發起的並最終推向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在文藝復興運動以前，歐洲社會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不足稱道的。而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的崇高偉大的價值，提出人的個性應該自由，它提倡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積極冒險，提倡重視現世生活，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意大利文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但丁（Dante Alighieri）宣稱：“人類壹旦獲得充分的自由，就能處於最佳狀態。”壹他認為，理性和意誌自由是人區別於其它生物的根本所在。他說：“惟具有理解力的知覺，乃是人的特性”二因為人有理性，所以人就需要自由。

　　文藝復興運動中的思想人物對神權的否定，常常是以肯定世俗王權的方式表達的。但丁論證了君主的權力是直接來自上帝的，而不是來自教皇。同時他又論證了帝王之權和教皇之權各有所司，帝王司世俗之務，引導人類走向“人間樂園”，教皇司天國之務，引導人類進入“天上樂園”，因此主張政教平等，不應相互幹預。英國著名宗教異端人物約翰·威克利夫指出，每個人都是上帝的“佃戶”，沒有中間出租者，教民與上帝之間無需中介人。另壹位著名宗教異端人物捷克人胡斯把威克利夫的著作《三人對話錄》譯為捷克文，並進壹步闡發了威克利夫的思想，提出：第—，教會對土地的占有是壹切罪惡產生的根源，必須沒收土地，將教會財產收歸國有；第二，教會應當服從世俗政權。他把教皇標為“基督之敵”，並對教皇兜售“贖罪券”進行尖銳的抨擊；第三，反對教會鋪張浪費，主張簡化宗教儀式，建立廉價教會；第四，進壹步肯定威克利夫關於《聖經》是教義的唯壹源泉的觀點，提出每壹信徒都有權按照自己對《聖經》的理解來決定信仰。馬西裏烏斯認為，教會和神父是靈魂的醫生，醫生治病不能靠強制，因此教會在管理精神事務時，無任何強制權威，當人們不能圓滿履行宗教要求的時候，教會無任何處罰權利。“號稱教皇的羅馬主教，或任何教士或牧師，不論個別或集體，都毫無強制的法律治理權可以來管理教土、主教……；對於任何情形下的人員，或政府，或社區，或團體，或個人，更沒有這種權力。”③還有不少的思想人物，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西略(Marsilio或Marsilius)、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等人，還直接從自然法、“人民權力”、國家起源等學說論證了神權的不合理。

　　十六世紀產生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1517年，教皇的代表在德國維登堡出售免罪符，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維登堡教堂門口貼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揭露免罪符的欺騙性，從而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向神權發動了最後強大的攻擊。馬丁·路德反對教會幹預政治，主張政教分離，並認為君主的權力高於教會的權力。他指出，信仰是個人的事，任何人不能幹預對基督教的信與不信，譴責以強制力迫使別人信教。

　　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最終結束了壹千多年的神權統治，樹立起了理性的權威，找回了人的尊嚴和價值，並且打破了經院哲學壹統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

　　二、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產生繼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之後，歐洲又展開了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思想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從興起到發展長達壹兩個世紀之久。啟蒙思想家們從“自然法則”、“理性”和“人性”中引伸出壹切人的自由、平等、獨立的政治要求，並把現存的專制制度和蒙昧主義宣布為“非人性”和“非理性”的，從而加以無情的批判。打破舊的傳統觀念，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成了當時許多先進思想人物的自覺行動。這是壹場由資產階級發起的思想運動和政治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的目的是要在思想上以“人權”反對“君權”，以“理性”代替蒙昧和野蠻，徹底推翻君權神授的“君主主權”思想，在政治上建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限制或取消君主權力的政治制度和在經濟上建立稅賦自主、工商自由的經濟制度。

　　思想啟蒙運動直接產生了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大約在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已經分別形成，但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兩個名詞出現則是後來的事。而且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並不等同於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將在第三章中講到。對於思想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兩種思潮，中國的現代學者通常不加區分，統稱之為“自由主義”。實際上，思想啟蒙運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思想是並不完全相同的。自由主義思想關心的是如何限制君主(政府) 對於個人的權利，它並不壹定在乎國家主權在誰。自由主義者可能是人民主權論者，也可能是君主主權論者；而民主主義思想（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則堅決主張用“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來否定君主權力，因而他們在政體上主張 “共和制”，在國體上主張“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可能只主張部分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即階級主權，因而“主權在民”實際上可能是僅僅否定國王主權，而主張“議會主權”；而社會民主主義者則明確主張全體人民擁有國家最高權力，並且更把“人民主權”與“普選權”結合在了壹起。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產生於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戰中。著名的民主主義和思想人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人物有彌爾頓(JohnMilton)、斯賓諾莎(Spinoza)、洛克(Johu Locke)、孟德斯鳩( C. de S. Montesquieu )、伏爾泰(F.M.A.Voltaire)、李爾本(John Lilburne)、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羅伯斯比爾(M.Robespierre)等人。

　　早期的民主主義者多是主張在政體上實行“貴族共和制”或是在國體上實行“君主立憲”的共和主義者。這其實是起源於英國都鐸王朝時期的“國王在議會中”的思想的繼續。所謂“國王在議會中”，是認為議會是國王、上院和下院的三位壹體，而不是以國王與議會分權。“國王在議會中”的原則意味著國家主權既不屬於作為個人的國王，也不屬於由上下兩院組成的狹義議會，而屬於“議會中的國王”，或者說，屬於國王、上院、下院新三位壹體的廣義的議會。英國史學家基爾曾說：“國王的權威是議會的原動力。假如沒有這壹生命力的源泉，這架龐大的機器將停止運轉，毫無效能。”壹按照孟德斯鳩的定義，“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僅僅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二，主張實行貴族共和政體，把多數人民被排斥到政治體制之外，這種共和政體本質上是階級的民主，即貴族階級的民主，實際上只是古希臘時期的“混合政體”的推陳出新。而沒有“普選”的“主權在民”實際上也只是主張“階級主權”和“議會主權”。體現在現實政治中，這種“貴族共和”就是主張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共和。要求實行新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共和的屬於民主主義，而要求實行普選權的全社會民主共和制度的，則屬於社會民主主義。

　　英國和法國是歐洲最早產生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力量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的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最為豐富，社會力量發展壯大得最迅猛。英國的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產生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中。英國資產階級利用法律和國會，和新貴族結為聯盟，與君主專制統治進行了長期的鬥爭，通過壹系列的法令，使國王不斷屈服讓步。1641年5月，國會迫使國王簽署了壹項《三年法案》，規定國會至少三年召開壹次，屆時國王不召集國會，國會可以自行召開。以後，兩次內戰和“光榮革命”中，議會又通過了更多的法令，使得國會最終獲得了壹切權力，資產階級獲得了民主權利。在法國，資產階級通過幾次革命才最終建立共和政體。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包括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後來在1817年產生的“獨立派”及1832年“人權社”中的共和主義者，都主要代表著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力量。

　　彌爾頓作為壹位民主主義者，他雖然認為政府權力源於人民的意誌，議會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卻又認為人民的大多數是不應該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他們認為人民的大多數品性反復無常、輕佻浮躁。不能學習“法律和政務”，也缺乏“卓越的事業”的能力。只有中等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才是“最聰明和最能幹的人”，是“民族的精華”，國家的最高權力只能由他們來掌握。可見，彌爾頓所主張的共和國實際上只是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聯合專政，本質上也是壹種階級的民主。

　　伏爾泰是認為平等“是最荒誕不經的事。”壹他認為如果實行廣泛的民主制度“必然會有無知的暴徒，壹旦他們開始爭議，則壹切歸於失敗”二。他傾向於貴族共和制。

　　斯賓諾莎雖是壹位人民主權論者，他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對民主政體發出贊頌：“我想我已把壹個民主政體的基礎講得十分清楚，我特別是立意在此，因為我相信，在所有政體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與個人自由最相合的政體。在民主政治中，沒人把他的天賦之權絕對地轉付於人．以致對於事務他再不能表示意見。他只是把天賦之權交付給壹個社會的大多數。他是那個社會的壹分子。這樣，所在的人仍然是平等的，與他們在自然狀態之中無異。”③但又認為民主政體偏於理想而不易實行，所以還是主張階級的民主——貴族共和制。

　　彌爾頓、伏爾泰和斯賓諾莎都是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民主（共和）主張，並不是建立在普遍選舉制度之上的整個社會的民主，而是資產階級壟斷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階級的民主。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是全社會的民主，而不是階級的民主。它最顯著的特征是它把人民的普遍選舉權與民主聯系到了壹起，反對以財產資格限制公民的選舉權利，從而真正實現“人民主權”思想。

　　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是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內戰中的獨立派和平等派的運動，而最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人物是李爾本。獨立派是清教會中的壹個派別，其中部分成員反對繼續保留英王，他們後來轉為平等派。平等派是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員的社會改革力量，其領袖是李爾本。早在壹六四五年李爾本就提出了國家最高權力應該屬於人民的主張。他和反對上院和國王的存在，認為只有人民所選出的下院才能代表人民。1647年3月15日，平等派向下院提交請願書，指出：現在既然打敗了國王，所以下院有權力把全國人民從暴力和壓迫下解放出來，並且要求取消上院。請願書還要求建立壹院制的國會共和國，確立廣泛的選舉權及宗教自由；取消專賣獨占制度，特別是大商業獨占公司；建議下院通過特別法案救濟貧民。平等派的這些政治主張，使革命真正具有了社會民主主義色彩。十月，平等派又提出了《人民公約》，再次主張取消壹切特權，對年滿二十壹歲的男子實行普選權，並在普選的基礎上建立壹院制國會，作為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以後在克倫威爾實行獨裁統治期間，李爾本等平等派再次向專制主義發難，公開譴責獨立派共和國是套在人民頭上的新枷鎖。

　　羅伯斯比爾是法國的壹位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強烈抨擊以財產限制社會下層人民政治權利的制度，他說：“當壹些人有可能運用的權力被選為立法團體或其它公共機關的成員，另壹些人只有權力推選那樣的人，還有壹些人連什麽權利都沒有的時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這些法令，按他們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按繳納三個勞動日、十個勞動日的直接稅或者壹個銀馬克，而在他們之間分成積極或消極公民、半積極或半消極公民這種可怕的區別。因此，所有這些安排在本質上是反憲法和反社會的。” 壹三、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

　　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們在國家理論和社會理論方面，建立了許多傑出的理論，已經初步奠定了很多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的基本理論因素。如自由理論、平等理論、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論、權力制衡學說等。

　　自由和平等理論 自由理論是在反對封建專制的社會制度中產生的學說。它的產生和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方式密切相關。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需要自由的市場、自由的勞動力、自由地競爭和發展的生產方式，而封建專制統治、僧侶貴族的特權、封建行會的戒律使新興的資產者不能獲得這些方面的自由權利，基督教神學的愚昧也極大地壓抑著人們的自由要求和科學理性的發展。正是在這個巨大社會沖突的背景下，人們在強大的王權和王權控制下的宗教特權面前站立了起來，開始爭取人的自由權利。自由思想廣泛傳播的社會政治成果是歐洲封建制的滅亡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成立，它最重要的理論成果之壹就是自由學說的形成。

　　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對立面，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把自由理論作為最根本的理論，它是其它民主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人的壹切權利都是因為人生來就應當是自由的。十七世紀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家如伏爾泰、孟德斯鳩、是用“自然狀況”和“自然法”學說來論證“生而自由”的觀點的。

　　“自然狀況”是啟蒙思想家們所設想的人類的最初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各自生活， 互不侵害。洛克說道：“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自然狀況中的人只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狀況有壹種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自然法又歸結於人的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二因此在洛克等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那裏，自由就意味著否定除理性以外的壹切權威。人們除了接受自然或“神”的管束限制外，不受任何權力的約束，理性就是人們交往的規則，也就是“法”，即“自然法”。

　　在論述自由的時候，信仰（思想）自由和財產權利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最為關心的。比如彌爾頓就認為人類“必須有三種自由，即宗教自由，家庭或個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沒有這三種自由，人們簡直就不可能愉快地生活下去。”③其中“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包含了信仰和思想自由，“家庭成個人自由”包含了財產權。

　　專制君主維護君主制度的壹個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宗教對異己勢力進行迫害。宗教改革運動之前，宗教神權淩駕於封建王權之上，對廣大人民進行宗教迫害，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宗教神權淪為封建王權的統治工具，專制君主利用它束縛人民思想，對付壹切反對君主專制的力量。例如在伊麗莎白統治初期；為了加強統治，對“不從國教者”的天主教徒，進行嚴厲的懲罰：有錢的入每月交納罰金二十英鎊：有地無錢的人，剝奪其地產的三分之二；無錢無地的人，沒收其家具，拍賣其服飾，天主教神父做彌撒則處以死刑。許多家庭被迫害得連張床都沒有。查理壹世統治時期，嚴厲推行書報檢查制度，在國會中斷的11年中，有9名反對派領袖遭到非人的迫害。從1603年至1640年，英國有6萬清教徒被迫逃亡國外。在歐洲其它國家，宗教都直接成為君主們的統治工具。在此政治背景下，要限制國王的權利，就必須要砸爛國王的精神統治工具，所以，要求信仰和思想自由成了自由權利的第壹要求。斯賓諾莎尖銳地指出：“專制政治的秘訣主要是欺騙人民，用宗教美麗的外衣來套在用以壓倒民眾的畏懼的外面。”四他指出：“剝奪人說心裏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天賦的自由思考判斷之權”是不能侵犯的伍。

　　限制言論和思想傳播，實行嚴厲的書報檢查制度，是各國君主們為維護專制制度而制定的另壹個反動措施。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都對這個制度予以猛烈抨擊。彌爾頓在批判書報檢查制度時指出：“寫作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壹切偉大智慧的乳母”壹，“是壹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二斯賓諾莎指出：“在壹個自由的國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發表意見”，“沒有人會願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賦的自由思考判斷之權轉讓與人的。”“強制言論壹致是絕不可以的。”③伏爾泰甚至認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其它壹切自由的保障。

　　財產權利也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最為註重的。洛克在其《政府論》中論述了私有財產所有權最初的來源，他認為，私有財產所有權最初來源於人的勞動，是由於人把自己的勞動摻進了勞動對象，才獲得了對勞動對象的所有權，因此，“除他之外就沒有人能夠享有權利，至少在還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所共有的情況下”四。伏爾泰、彌爾頓等人都強調了財產權是人的其它自由權利的基礎。

　　平等理論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另壹個重要理論。啟蒙思想家們在運用“自然狀態”學說論述自由權利時，他們的“自然狀態”學說本身就包含了平等權利思想。平等理論在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觀點是有較大差別的。有壹些民主主義者盡管承認平等權利在理念上的正義性，但是他們又認為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伏爾泰就說：“平等既是壹件最自然不過的事，同時也是最荒誕不經的事”伍。還有壹些民主主義者懷疑社會下層人民的理性能力，因此反對給予他們平等的政治權利。孟德斯鳩雖然主張公民壹般都應該有選舉權“但那些社會地位過於卑微，以致被認為沒有自己意誌的人則除外”。他並且還認為，在壹個國家壹些人以出身、財富或榮譽著稱的人是不能和平民壹樣只有壹票投票權的，“如果他們和平民混雜在壹起，並且和其他的人壹樣只有—個投票權，公共的自由將成為對他們的奴役，而且他們不會有保衛這種自由的任何興趣，因為大多數的決議將會是和他們作對的。所以，他們參與立法的程度應該和他們在國家中所享有的其他利益成正比例。”⑥，後來的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也有和孟德斯鳩同樣的“復票權”的主張。

　　十七世紀最傑出的平等論思想家洛克則指出，人在“自然狀態”中“是壹種平等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壹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壹個人多於別人的權力。”七在社會狀態中，“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⑧。他在《政府論》這部著作中，把平等權和自由權置於形影相隨的共生地位，他所論述的自由，都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和自由從“自然狀態”中自然產生的。

　　民主社會主義繼承了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思想，繼承了自由和平等相統壹的觀念，把自由和平等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

　　社會契約論 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論證人的政治和社會權利時，多數都是從人的“最初狀態”或“自然狀態”來設定人首先是自由與平等的，然後在此前提下設定“最初狀態”或“自然狀態”中的人們，為了解決相互間的利益矛盾和便於合作，才以理性為準則，形成了相互之間的契約性質的關系。在這種契約性質的關系下，人們共同生活，推選政府和首腦，制訂法律，這才形成了社會和國家。這就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所創立的社會契約論。

　　社會契約論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用來論證人在社會狀態下，享有自由權、平等權和人民享有主權的基本理論。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ee)等人都相繼提出了各有獨特見解的社會契約論思想。在社會契約論的原則下，只有“基於每人的同意”這條原則才是建立和掌握國家政權的唯壹合法的根據。

　　出於君主立憲和限制王權思想，幾乎所有的社會契約論者都強調，人民在訂立契約時，並沒有把自己的權利全部地、絕對地轉付統治者，而是仍然保留了壹部分權力，所以統治者的權力，是應當受這部分不可轉讓的權利的制約和限制的。壹旦統治者破壞了這種契約，侵奪了人民的權利，人民有權根據契約原理，剝奪所賦予統治者的統治權力。

　　民主社會主義從社會契約論的原理出發，把人類社會視為公平協作的個人聯合體，把國家視為服務社會的工具，從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價值追求。

　　人民主權論 與君主主權對立的是“主權在民”思想和“人民主權”思想。“主權在民”思想與“人民主權”思想的不同在於，前者可能僅僅意味著排斥君主主權，只要不是君主主權，那怕只是由部分人，或某個階級掌握國家主權，都是“主權在民”。但是“人民主權”思想不然，它強調國家主權不可以由部分人，或某個階級掌握，而必須由整個社會，即所有公民掌握。彌爾頓、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等人的關於主權思想的論述，目的都是為了反對君主主權，建立由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和國”，而不是為了實現由全社會各階級共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和國”，所以他們都是“主權在民”思想，而不是“人民主權”思想。李爾本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分別是英國和法國最早的著名的“人民主權”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盡管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有嚴重的缺陷），其後，羅伯斯比爾、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密爾等人都秉承了這壹理論。

　　法國盧梭指出，主權是“公意”的體現，“主權的實質就是全體意誌”壹，李爾本更進壹步指出：“由人民的自由選舉並通過自己的代表而表示的贊同，是壹切公正統治的唯壹基礎”二。因此，“人民主權”思想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根本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國家理論。它把社會置於國家之上，承認社會每壹個成員的政治權利平等。它否認人民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者，它的上面還有另外的領導權力。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

　　“人民主權”的關鍵是只有人民和它的代議機構才能享有立法權，並且實行以法治國。通過人民立法，然後依法建立國家和政府，限定國家和政府的權力範圍，監督司法和行政，是“人民主權”的基本規則。政治思想家邊沁提出了要用“協議”來約束統治者的“憲政”主張，他說，“如果沒有明確的協議限制，最高主權的權力就不能說是可被授予的，或是有確定範圍的。他們就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人們指責他們做某事為不合法或無效，指責他們濫用權力，就會被當成壹種辱罵”，反遭人指責③。

　　“人民主權”可以由人民直接行使，壹般形式為公民投票；但更多的是由每個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這種由每個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主權的方式稱為代議制。由公民自主推選其代表來間接行使人民主權而組成的代議機構，是人民主權的被委托者，它受委托人給予的（即憲法和其它律法給予的）權限和時效的限制，所以本身不擁有主權。

　　“人民主權”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國家制度。而壹個國家是否“人民主權”，主要體現在是否實行議會制度、普遍選舉權制度和所有階級均權制度。

　　普遍選舉權思想 普遍選舉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在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大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為了能夠制定出保護他們的社會競爭優勢的法律，他們以財產限制人的選舉權，以便於他們壟斷立法權。在英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實行了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克倫威爾的女婿愛爾頓公開地反對人人享有選舉權。他把天賦的自由權利作了如下的解說，他說：“人們由於出生在英格蘭，便正當地擁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那就是，我們不能驅逐他們出境，我們不能拒絕給予他們以空氣、住房、棲息以及在道路上或其他方面的行動自由，不能不讓他們生活在我們中間……但是因為出生於英格蘭而要求享受支配土地和其他壹切的權利，這是沒有道理的。”愛爾頓赤裸裸地提出，選舉權是壹種基於財產的權利，“我主要著眼於財產，”他說，“因為這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基礎所在，如果妳把這個也去除了，妳就由此而去除了壹切。正是這樣，具備這種財產資格的人才有選舉權，才能被選評為國會的成員。他們是國家中有永久性利害關系的人，正是他們，會集合在壹起，懂得國家的全部利害關系。”壹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國民制憲議會通過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把選舉權只給予有產者。公民被按照財產的多少而劃分為三種類型：“消極公民”、“積極公民”和“選舉人”。這種以財產限制人民政治權利的主張，受到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猛烈抨擊。羅伯斯比爾痛斥道：“當壹些人有可能運用的權力被選為立法團體或其它公共機關的成員，另壹些人只有權力推選那樣的人，還有壹些人連什麽權利都沒有的時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這些法令，按他們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按繳納三個勞動日、十個勞動日的直接稅或者壹個銀馬克，而在他們之間分成積極或消極公民、半積極或半消極公民這種可怕的區別。因此，所有這些安排在本質上是反憲法和反社會的。”二後來的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從“最多數人的最大量的幸福”的功利原則，論證了實際的普選權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每個人的苦樂感受能力是相同的，而每個人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也同樣重要，因此，當某些人獲取某種利益或權利時，就沒有理由不讓其他人也得到同樣的權利。

　　普遍選舉權包括普遍選舉權利和普遍被選舉權利兩方面。它的精神是主張社會中壹切法定年齡以上的具有正常精神思維的公民，都享有選舉自己或他人、或被他人選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把普遍選舉權作為其根本的選舉制度，並以此作為“人民主權”思想的具體體現。它主張通過普遍選舉讓每壹個社會成員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而平等地影響國家政治，讓國家為所有的階級服務，並通過國家的作用，以民主的手段最終逐步消滅階級。

　　分權制衡學說 所謂的“分權”，不是指政府部門的分工，如分為工商管理部門、公共安全部門、稅收部門等等，而是指國家權力本身的被分割。國家分權包含階級分權和職能分權兩個內容。階級分權是指由社會各階級共同享有國家最高權力；職能分權是指把國家權力進行職能分割，壹般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個部分。

　　階級分權的思想即是指“共和”與“民主”，即國家權力不是只由某壹個階級掌握，而是由兩個以上的階級共同掌握，或輪流執政。它可能是部分階級分權，也可能是所有階級分權。部分階級分權是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的是所有階級分權，它體現了階級平等的思想。

　　職能分權是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十分重視的。出於對君主集權危害的刻骨銘心，為了切實地防範國家權力因為過於集中在壹個人或部分人手中，對公民形成新的權力壓迫，民主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提出了將國家的權力劃分為幾個職能部分，分別由幾個職能部門掌握，並且使不同職能部門所掌握的權力相互牽制約束，以消除國家權力被個別人和個別集團包攬濫用的可能。最早具有職能分權思想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是英國的李爾本。代表“平等派”利益的李爾本針對克倫威爾推行的軍事獨裁統治，提出國會議員必須辭去軍隊職務、立法者不能同時是司法者和行政者等主張，迫使議會通過了包含上述思想內容的《自抑法》。後來，洛克在他的著作《政府論》中，首次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外交權，並提出立法權由國會行使，執行權、外交權由君主行使。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鳩是分權制衡學說的集大成者。

　　他指出：“要防止濫用權力，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③。從“以權力約束權力”這壹目的出發，他在《論法的精神》壹書中繼承和發展了洛克的分權學說，系統闡明了分權制衡思想。他把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個部分，提出由議會行使立法權，君主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並且要求這三種權力之間要互相制衡。孟德斯鳩還認為，是否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是判斷壹個國家是否民主政體的標準。孟德斯鳩與洛克的分權學說相比，他對國家權力的劃分更科學，對分權制衡的論述更全面，不僅涉及了階級分權，而且涉及了職能分權和權力間的制衡。

　　分權制衡是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手段，也是後來民主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基本國家制度之壹。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社會主義的演變過程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壹、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

　　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治權力。為了保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在利益競爭的強勢地位，以獲得經濟剝削的有利地位，資產階級開始保守化了，他們拒絕把他們曾經喊過的“平等”和“民主”的口號貫徹到無產階級的解放上。他們以財產資格限制無產階級的選舉權利，也拒絕承認無產階級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平等權利和民主權利。無產階級事實上處於了受奴役的地位。在生活的逼迫下，工人們只能被迫成為沒有任何經濟權利的奴隸，他們勞動時間被任意延長，工資被任意壓低，勞動、生活境遇惡劣。尖銳激烈的階級對抗和社會下層人民極其苦難的社會生活，使得十九世紀30年代的法國和英國的許多善良的人們和不屈的人們不禁產生了對壹種人人平等、相互幫助的美好社會的想往。人們把這種反對不平等，提倡人類互助團結的社會理想學說，稱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 壹是非常正確地。所以社會主義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資本主義專制下的各種人類不平等現象的反抗。

　　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僅僅只是政治革命，當它們要求向經濟和經濟關系方面延伸，變成經濟的和社會的革命時，社會主義就產生了。費邊社領袖韋伯(Sidney Webb)指出：“在過去壹百年中，把歐洲社會導向社會主義的那個主流，乃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義的發展”，“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不但是人民控制著自己的政治組織，而且通過政治組織的控制，他們還要去控制生產財富的各種主要工具；他們要以有組織的合作逐漸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並且按照唯壹可能的方式，他們最後要恢復約翰·穆勒所謂的‘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能夠從產品中取得的巨大份額’。民主主義在經濟方面的理想，實際上也就是社會主義本體。”二因此，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延伸到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不僅要實現政治民主，而且要實現經濟的民主和社會的民主。

　　二、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壹詞據說最早是見於1803年由意大利傳教士賈可莫·朱利安的《駁社會主義》壹書。他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上帝安排的傳統制度。這個詞在19世紀20-30年代才開始首先在法國和英國廣泛流行。英語的“社會主義”應當是“‘社會的’學說”之義，所謂“社會的（即全體各階級人民的）”應當是相對於“階級的”而言的。傅立葉(Francois M.C.Fourier)學派的孔西得朗(Par V.Considerant)曾指出：“壹切社會主義者都是共和黨人，壹切共和黨人都應當是社會主義者。”壹。這句話的意思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是擁護“共和”的，共和黨人也只有是個社會主義者，才能是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所以，社會主義實質上可以理解成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又壹個層次的發展，它意味著社會主義是要以“社會的”取代“階級的”和“君主的”、“國家的”，即主張社會的主權、社會的立法、社會的統治、社會的經濟權利、社會的福利，等等；它反對的是階級的主權、階級的立法、階級的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利、階級的利益和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制度。社會的主權，即各階級共同享有國家主權，各階級共同立法；社會的統治，即實行共同立法下的法治和各階級共同或依照憲法輪流執政；社會的經濟權利，即各階級都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實現社會各階級、階層合作生產下的協商分配，和實行由所有者、經營管理者、生產者者、消費者共同參與的民主管理；社會的福利，即主張把各階級階層進行合作性社會生產下所有取得的壹切社會財富，由全社會而不是部分人共同享受，讓社會中的每個人享受到因為人的合作而增進的福利；等等。我們審視壹下十九世紀歐洲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我們很容易地能夠發現它們具有上述主張的鮮明傾向。

　　社會主義主要因為它的對立面資本主義而產生；而實質上，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因為它主張人類自由與平等，因此它的對立面實際上是壹切不平等現象，即特權，包括政治特權、經濟特權等。所以社會主義是反對壹切特權政治的政治主張。當代德國的傑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托馬斯·邁爾（Meyer,T.）認為：“社會主義原來是指各界全體人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並通過團結互助和社會組織來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壹種願望。”二資本主義的實質即是特權,而私有財產制度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只有當資本成為特權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資本的特權可以體現在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上。當它作為政治特權時表現為用財產限制人民的政治權利，拒絕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實行階級的統治；當它作為經濟特權時表現在以財產所有權決定經濟權利，它實行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就沒有生產的決策權和分配的決策權的經濟制度，雇用勞動者只是生產的工具，而不是生產的主人。實行這種制度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現代西方國家已經不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時代就實實在在地是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恩格斯曾對資本主義的本質作過以下論述，他說：“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壹標準。他們壹定得把歷代的壹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壹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義的外貌原因就在於此。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內各個現存等級之間壹切舊的差別，取消了壹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和豁免權。他們不得不把選舉原則當作統治的基礎，也就是既在原則上承認平等；他們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書報檢查對報刊的束縛；他們為了擺脫在國內形成獨立王國的特殊的法官階層的束縛，不得不實行陪審制。就這壹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壹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③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在政治特權、經濟特權和其它的壹切特權，爭取壹個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社會，即社會的主權、社會的立法、社會的統治、社會的經濟權利、社會的福利的社會，讓每壹個人成為國家政治的主人和社會生產的主人，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價值。

　　三、早期社會主義的主要流派

　　早期（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主要有以下流派：聖西門(Saintsimon)學派、傅立葉學派、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社會主義、拉薩爾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議會社會主義等。以上各個流派的社會主義，提出了各種消除人類不平等現象的途徑，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理論來源。

　　聖西門學派 包括法國聖西門和他的門徒巴紮爾、安凡丹等人的學說和孔德(Auguste Comte)早期的學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流行。聖西門學派主張通過“實業制度”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實業制度”是壹種組織化的由科學家、企業家和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並幻想通過他們所創立的“新基督教”來引導人們建立世間的“天堂”。在實業社會中，聖西門設想人們“在家庭出身方面實行盡可能大的權利平等的原則，並把真正能力的優勢作為政治權力的基礎”壹。因此，壹切特權都要廢除，並且要根據擇優任用的原則，讓在實證科學、美術和實業方面有最大才能的人，受托去管理國家大事。聖西門學派還提出了未來的社會應該是“協作制”的觀點。他們把資本家也視為勞動者，並主張自願加入實業企業，而不應該強迫加入。在實業制度下，社會的所有措施都是為了改進所有成員的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處境。壹切人都要獲得最大的自由。他認為要實現以上的社會變革，途徑是依靠輿論和宣傳，而不能是暴力革命。

　　孔德是聖西門學派中的壹員，他開創的實證學派是聖西門學說的發展。他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神學的軍事時代、形而上學的法學家時代和實證的科學產業時代。所謂“神學的軍事時代”，孔德是指中世紀封建統治時代。他認為在這壹階段，人用神的觀點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是超自然的實體表現，是神的意誌的體現。而當神的概念被各種抽象的概念所取代時，人類歷史便進入了“形而上學的法學家時代”，即十七至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孔德認為這壹階段提倡自由、平等、人民主權、民族獨立，因而打破了神學思想，這無疑是進步的，但同時它也造成了知識和信念的混亂。唯有第三階段即“實證的科學產業時代”才是真正科學的階段。孔德提出了“社會團結”、“社會職能”、“社會政體”等思想。社會“團結”說是孔德社會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孔德把社會當作壹個有機的整體，同時，他認為人們和各個社會集團的相互聯系就是團結。晚期的孔德走入了神秘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死胡同。

　　傅立葉學派 包括傅立葉和他的門徒孔西得朗等人的思想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傅立葉設想未來的理想社會應該是以生產——消費合作社“法郎吉”為基本單位的“和諧社會”。“法郎吉”實行社會股份制，並設想通過工人擁有股份，把雇傭勞動者變為私有者，從而消滅雇用勞動。它的分配實行按勞動、資本和才能三方面進行。傅立葉認為在任何壹個新的社會制度中，必然包含著前壹社會制度的殘余和未來社會制度的萌芽，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革應當是漸進的。傅立葉逝世後，以孔西得朗為代表的傅立葉主義者，發展了傅立葉的“和諧社會”理論，進壹步宣揚階級調和，孔西得朗明確地提出：“社會改良是目的，共和國是手段。”二基督教社會主義 最先由法國畢舍畢舍、拉梅耐(Lamennais)等人創立，後由勒德羅（J. M. F. Ludlow）傳入英國，十九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是其流行的巔峰。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人類的平等觀念來源於基督教教義，要實現人類的平等，人類必須遵從基督教的教義原則。它認為人們只要遵從基督教的教義原則，並實行普遍選舉制度、合作制度和人民參政，人類就能得救。莫裏斯宣稱：“在我心目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的法則的證明。”③拉梅耐提出了人的自由與財產的關系不可分離的觀點，認為人沒有財產就沒有自由，共產主義主張把財產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意味著國家對個人的專制統治；主張通過設法建立壹種“使人人都成為有財產者” 的制度來消滅不平等。畢舍提出了“社會資本”的設想，即在每個社會主義者建立的合作社中，將其純利潤的20%作為公積金，用來贖買資本家的企業，逐步使工人擺脫雇傭的地位。

　　工場社會主義 它由路易·勃朗（Luyi Bolang，LouisBlanc）創立，流行於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勃朗激烈抨擊資本主義競爭和無政府狀態，認為競爭是萬惡之源：它首先因為無產者之間為了獲得工作的機會而相互競爭，使得工資下降，造成無產者的貧困；同時，資產者之間的生產競爭不斷使資產者破產，也造成資產者貧困。他不主張根本否定資本主義制度，而主張通過國家權力來“組織勞動”，建立“社會工場”，以消除競爭，改善勞動者的處境，並實現勞資合作以調和階級矛盾；又主張在農村通過取消旁系繼承權，來不斷擴大公社莊地，完成農業革命。他反對工人階級用暴力手段反對資本主義。他曾這樣宣言：“通過壹切人的自由協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團結，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進行改善！這是包括在我們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幟上所寫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豪邁的標語中的”。壹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這是法國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後開始逐步流行。蒲魯東主張“在人類契約觀念的基礎上重建社會大廈。”二，“人在平等中尋求正義，同樣地，社會則在無政府狀態中尋求秩序。”③。他所說的無政府狀態就是沒有主人、沒有元首的社會狀態，在這個狀態下，人們用自由的契約代替法律，用自願的協商代替國家的仲裁，實行人的自治。他提議由鄰居間訂立契約以結成公社，公社間訂立契約以結成聯邦，用“聯邦契約制度”取代國家。他把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分配歸咎於貨幣，認為是貨幣的出現破壞了物物直接交換，使得商人們有了機會隨意提高商品價格，破壞了等值交換原則，出現了剝削。因此他設想建立“國民銀行”，由銀行折算商品的成本，發給交換者等值的銀行券，讓交換者用銀行券進行商品交換；同時由“國民銀行”向工農業生產者發放無息貸款，讓他們擺脫高利貸的盤剝、降低生產成本，最後消除剝削和貧困。蒲如東的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對法國和整個歐洲以極大的影響，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占主流地位的社會主義思潮。

　　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 該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60年代。德國拉薩爾提出，工資的水平與勞動力的供應量有關，當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增加時，工資水平就會下降，反之，工資水平就會上升，這被稱為“鐵的工資規律”。拉薩爾認為，要讓工人階級得到解放，就必須破除“鐵的工資規律”；而要破除“鐵的工資規律”，只有通過工人自願組織生產合作社，並通過國家權力的幫助，讓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他說道：“如果工人等級是它自己的企業主，那麽工資和企業主利潤之間的那種區分就會消失，純工資也會隨之而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作為勞動報酬的勞動所得!”四為了保證國家的超階級性，保證讓口袋空空的無產階級實現自行經營，拉薩爾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直接的、普遍的選舉權來掌握國家的權力。所以，拉薩爾的“國家幫助”觀點就是通過立法機關的立法和國家的貸款來實現工人等級成為企業的主人。因此拉薩爾說道：“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不僅是妳們的政治原則，也是妳們的基本社會原則，是壹切社會幫助的基本條件。這是改善工人等級物質狀況的唯壹手段。”伍他主張讓工人等級掌握國家的權力，並不是為了實行階級的專政，而是為了實現階級調和。他明確指出：“呼籲以工人等級的思想作為社會的統治原則，這絕不是號召社會各階級相互分裂和分離，相反地，這是和解的呼聲，是對整個社會的呼聲……”⑥“我所號召的是壹般民主的人民運動，而絕不是階級的運動”七。

　　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對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影響很大，講壇社會主義就是拉薩爾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它和講壇社會主義壹起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關於國家幹預理論的來源。

　　講壇社會主義 講壇社會主義是由壹些德國的新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和大學教授們所鼓吹的社會主義學說，流行於十九世紀70年代。代表人物有瓦格納（Adolf Wagner）、布倫坦諾（Lujo Brentano）、桑巴特(Wemer Sombart)等人。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它是能夠調和階級關系的。它主張由國家通過法律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逐步實行社會主義。他們明確主張國家幹預經濟生活，由國家實施壹系列的“社會政策”，如實行社會保險、縮短工作日、改善勞動條件等。施穆勒提出：“沒有壹個堅強組織的國家權力並具備充分的經濟功用，沒有壹個‘國家經濟’構成其余壹切經濟的中心，那就很難設想有壹個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壹。

　　講壇社會主義的以上觀點，對後來民主社會主義關於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幹預的理論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

　　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為英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費邊社”的社會主義理論學說。費邊社創立於1884年1月，著名代表人物是蕭伯納、塞德尼·韋伯（Sidney Webb）、華萊士（Graham Wallas）和奧利維爾。費邊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系統地體現在1889年發表的《費邊社會主義論文集》中。費邊社會主義提出：“所有關心自己時代的事物的社會學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個人主義者都認識到，重大的、根本的變革只能是：(壹)民主主義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對大多數人民來說，才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二)漸進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無論進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脫節現象；(三)被人民大眾認為是合乎道德的變革，因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觀上對他們來說是敗壞道德的；(四)合乎憲法的與和平的變革，至少在英國應當如此。”二費邊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的發展如同生物的進化，人類社會也是個有機體，它的進化也是壹種由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向復雜逐漸演化的過程，因此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應該走“和平長入”的道路——對於已經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的英國來說，即是走憲政道路。費邊社會主義者還提倡“滲透政策”，即通過每個社會主義者的不懈宣傳，把社會主義的原則精神向自由黨人和急進主義者的思想中滲透；向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的思想中滲透；向雇主、官僚和金融家的思想中滲透；同時鼓勵費邊社會主義者擔任官員、入閣，成為大工業家、大學校長和加入其它團體，以擴展每個成員的實際作用，讓費邊社會主義最大限度地影響整個社會和國家。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壹種道德，“社會主義不過是從沒有道德的混亂情況走向認識到道德就理智的有意識狀態”③他們還提出了“市政社會主義”的構想，即主張通過地方的自治機構來把私營企業“社會化”，這樣既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又可以同時防止和避免因為國家完全掌握生產資料而產生官僚主義、專制主義現象和社會生活的單調。為此蕭伯納主張：“廣泛的職權不應該如過去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劃歸‘國家社會主義’，而應該劃歸‘市政社會主義’；我們明白了在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各種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而實際上等於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所應該擔負的重要作用。我們終於很清楚地理解到，這些地方管理機構的多方面的作用的意義就在於：壹方面它替我們取消了唯壹的全國性的雇主(這種雇主其本質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義化的)的假設性的專制，另方面也把我們從普遍的社會生活壹律化的噩夢中解放出來。”四費邊社會主義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概念的創制人伯恩施坦，就與費邊社的關系非常密切，因此對伯恩施坦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不會不產生很大影響；其次，費邊社後來加入了英國工黨，對英國工黨的理論和政策都受到了它的深刻的影響。

　　倫理社會主義 由德國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創始人柯亨（Hermann Cohen）等人創立，流行於十九世紀末。柯亨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資本主義的邏輯是自然主義的，而社會主義的邏輯是理想主義的，從作用性質看，理想的事物應當能夠克服自然事物的缺陷，因而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並且必定要取代資本主義。柯亨認為，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壹種倫理要求，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人類道德的進步。馬克思主義從道德主義出發，卻最終走向了非道德主義，結果成了歷史的“烏托邦”。所以他主張取消唯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礎，把社會主義建立在倫理學的基礎之上，通過人的倫理的進步，逐步實現社會主義。

　　倫理社會主義的原則後來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吸收，特別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綱領起了很大影響。

　　議會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90年代，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努力下，幾乎所有的西歐國家都有了合法的社會主義政黨，同時，各國的普選權也得到壹定擴大，於是西歐各國產生了讓社會主義者利用普選權進入議會，通過議會立法來改造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議會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是福爾馬等人。議會社會主義在90年代產生不久，即溶入了民主社會主義。

　　四、各社會主義流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論

　　以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為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內容，為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在壹切社會主義流派的爭鳴和實踐中獲得正確的理論認識、政策抉擇，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對以往人類的壹切人類進步理論和實踐進行理性審視、批判、吸收、揚棄和總結的結果。

　　平等公正理論 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類平等思想，它來源於社會民主主義；但民主社會主義對它作了發展，是發展了的平等思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理論的貢獻主要在於進壹步把平等的概念向經濟和社會領域作了具有重要意義的延伸。自由主義者對於平等，僅僅是從“政治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的意義上來解說它的，而二十世紀之前的社會主義則往往把它表述為結果的平等或分配的平等，所以“平等”很容易被理解成平均主義，況且“平等”（equality）壹詞在英語中本身就有“相同的或相等的”的意思。歐洲經歷了英國等國、特別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人類應當在政治上的平等觀念，已經在人們的理念中逐步紮根了，盡管現實政治並沒有真正實現平等；但是經濟平等的思想就並不如政治上平等的觀念那麽容易讓人們理解和接受了，因為社會每個成員的出身和天賦不同，創造財富的能力或付出的勞動量也不同，因此勞動成果和分配當然也要有差別。所以在分配上主張平等人們爭議也很大。

　　其實，平等的含義是指權利的平等，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就是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平等，而不是物質分配結果的平等。20世紀以前的很多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由於親眼目睹人類社會巨大的分配差異和許多勞動階層的苦難生活，都曾經急於找到壹種壹勞永逸的解決分配平等的辦法，他們把經濟不平等甚至把政治不平等的根源都歸咎於私有制，故而提出了“公有制”的設想。勿用諱言，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在分配平等問題上存在著認識問題，這個認識的問題在於，首先，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分配的絕對平等只能隨著社會總財富的逐步富足和階級的消亡而得以逐步實現，試圖通過改變所有制來壹勞永逸地壹下子就實現分配絕對平等是辦不到的。從民主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看，民主社會主義是為了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即人類不再因為物質的匱乏而異化為物質和資本的奴隸，因此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包括物質分配在內的絕對平等。但是民主社會主義認為物質分配的絕對平等是它的終極目標，實現這壹目標只能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其次，早期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分配絕對平等的實現還必須依賴經濟權利平等來實現。經濟權利平等包括勞資雙方享有平等的企業領導管理權、分配決策權等經濟權利，並利用這些權利，逐步實現分配平等。因此，“平等”對於社會分配而言，在壹定時期內只能是壹種價值追求，即分配平等只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向，而不是現實。唯壹真正能夠立即實現的平等，是權利的平等（包括政治權利，還應包括經濟權利）和社會競爭機會的平等以及社會競爭起點的平等（關於社會競爭起點的平等，請見第三章和第四章）。

　　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所謂“公有制”）並不是實現分配平等從而實行經濟平等的可行手段。各國社會黨的政治實踐證明，分配平等的實現是不可以僅靠主觀願望人為促成的。分配的平等在較長時期內，只能是相對的平等，而不能是絕對的平等。所謂相對的平等，是指在自由意願和自願協商、相互妥協的前提下，利益各方都對自己所得的利益份額予以基本滿意的狀態，民主社會主義名之曰“公正”。“公正”的合理性在於取得了利益分配各方的同意，並且這種同意是利益分配中的任何壹方沒有受到不合理的逼迫因素的。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既繼承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又發展了傳統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

　　社會合作 社會主義對平等理論壹個重要的發展是提出了“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理論。社會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觀，它認為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的更大化而結成的團結合作的關系。聖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基督教社會主義、工場社會主義、蒲如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倫理社會主義、議會社會主義都主張“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觀點，認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應該是“團結”、“協作”、“互助”的關系。

　　在聖西門的學說中, 聖西門推崇“實業階級”。而他所推崇的“實業階級”是由工人、農民、工廠主、商人和銀行家壹起組成的，他的“實業制度”是“有利於壹切社會階級”的，其使命是實現“以實現普遍幸福為直接目的的社會制度”壹，他把他的“實業制度”也稱為“協作制”；傅立葉學派把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稱作“和諧制度”，資本家和其他階層都可以加入“法朗吉”；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人人應該如同兄弟壹般；工場社會主義創始人勃朗曾這樣宣言：“通過壹切人的自由協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團結，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進行改善！”二；蒲如東的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契約下的人們互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和議會社會主義都明確認為國家可以是超階級的，是能夠為所有階級服務的；倫理社會主義則把社會主義看作普遍的社會道德，是各個階級都應當共同遵循的。

　　社會合作包括無產者之間的合作和各階級之間的合作。無產者之間的合作主要是開辦工人合作社和結成工人協會。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過開辦工人合作社，通過工人自助的生產與消費來消除和減輕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的設想或試驗。結成“工人協會”，通過工會的團結力量與資本的特權進行鬥爭，獲得跟資方進行工資、勞動環境、勞動保護等方面集體議價的資格，也是無產者之間合作的壹個重要方面。各個階級之間合作的思想壹種是基於社會契約論或功利主義思想，或是基於社會有機體理論的社會學說。社會契約論或功利主義把社會的形成看作人們為了取得比不合作更多的利益目的下的人的合作，這種觀點認為社會的目的是為了個人，社會中的個人仍然是獨立的；而社會有機體理論則認為，人類社會如同壹個生命有機體，個人是生命有機體中的壹個組成細胞，個人是無法保持社會中的獨立性的，人必須服從社會，才有個人的利益。這裏，兩種合作觀產生了矛盾，並形成了長期的爭論。

　　社會合作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在這壹思想指導下，民主社會主義把人類社會的壹切活動看成是為了增進社會所有人的福利，社會所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是社會所有成員的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社會不應當遺忘任何壹個社會成員，並且幫助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任何壹個社會成員可能遇到的不可抗拒的災難，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同時，它也要求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起各自的社會責任，努力地工作，維護社會合作的正常。

　　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思想 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目的就是為著整個社會都能夠在公正的分配下，享受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增長。社會福利思想或是出於壹些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食利的義憤，或是因為對無產者終年勞碌仍將終生只是生產工具，老病之時依舊無所依靠的同情，或是基於人類社會的壹切進步和利益的成就，都被看作是全社會共同協作理性思維的結果。它被當作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

　　社會福利思想首先表達的是反對不公正分配的思想。資本主義因為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有，就把產品的分配決策權據為資本家所有，工人因為勞動力資源長期過剩的劣勢競爭地位，除了有幹與不幹的選擇權利外，根本沒有與資方平等議價的能力和權利。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壟斷了勞資合作生產中分配權，進行著不公正的分配。

　　公平地分配社會產品，是社會主義福利思想的根本出發點。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很多都認為產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此認為要實現平等分配，實現全社會的福利，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度。於是他們對如何消除私有制作出種種設想。他們或是主張以合作社的社會所有制替代私有制（如工場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蒲如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等），或是主張通過廢除財產繼承權來逐步消滅私有制（如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工場社會主義等），或是主張通過地方自治機構實現生產資料的地方公有（如費邊社會主義），當然，也有的社會主義流派不反對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而是主張通過實行工人集體與雇主進行工資議價和實行累進稅制來縮小分配的不平等，或主張實行混合經濟（如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費邊社會主義）。

　　通過國家的權力來保證社會分配的公正是講壇社會主義和拉薩爾的國家社會主義所主張的。它們所提出由國家提供工廠立法、社會保險、實現免費教育等設想，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的芻議。

　　漸進長入思想 各流派的社會主義壹般都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應當是逐步的、漸進的。倫理社會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都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人類道德、教養的進步，而人類道德、教養的進步是不能壹夜之間就實現的，因此需要有壹定的進步過程；費邊社會主義從社會有機體論出發，認為重大的社會變革只能是如機體的新陳代謝功能壹樣，是個舊制度成份不斷減少，新制度逐漸長成的過程。

　　五、社會主義運動與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醞釀

　　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後期流派紛紜，它成了所有爭取社會平等、提倡人類互助團結的政治思潮的總稱。共產主義思想由於也反對現實的不平等，同情無產階級的悲慘境地，在那個時候也被人們當作社會主義的壹個流派看待。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反對這種歸類的（他們的《共產黨宣言》等早期著作很明白的表明了他們的這壹觀點）。只是後來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影響曾經壹度壓倒性地成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流派，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完全演變成了共產主義運動，恩格斯才不再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運動稱為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受到過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和運動的重大影響，但就它的理論來說，它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繼承。我們很難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中找到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東西，相反，我們能夠找到很多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不同的理論。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區別，將在第三章敘述。

　　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傳播和實踐他們的學說，他們參加到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第壹國際和第二國際是他們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做的兩件最為重要的事。

　　十九世紀60年代，歐洲的工業化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煤的總產量從1850年的6730萬噸，1860年增至11950萬噸；鐵的總產量1850年為342萬噸，1860年增至612萬噸。世界貿易總額1850年為1454000萬金馬克，1870年為3742000萬金馬克。工人階級力量也不斷壯大，60年代歐洲的產業工人已達874萬，手工業工人有1123萬人。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歐洲列強各國的經濟危機反復發生，這使得工人階級的處境惡化，工人階級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勞動境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各國工會組織更是紛紛產生，於是，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獲得了廣泛傳播。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感覺到在此世界形勢下，建立壹個國際性的工人組織，用來指導和協調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十分必要的。

　　1864年9月28日，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的代表在倫敦召開大會，宣布了關於建立壹個國際性聯合組織的方案，得到大會壹致通過。因此這天就被認作“國際工人協會”（後來被簡稱為“第壹國際”）的成立的日子。協會除馬克思和另外壹個英國人彼得·福克斯外，都不是知識分子，而主要由工人組成。根據大會決議，大會推舉了35位現居倫敦者（出於經費的原因）作為各國工人代表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義務兼職），居住在倫敦的馬克思成為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之壹。馬克思設法將第壹國際的綱領和章程的起草機會掌握到手裏，起草綱領和章程。由於馬克思主義還未被人們認同，為了使綱領和章程能夠被通過，在起草綱領和章程時，馬克思還根本不能夠將他的思想公然地放進綱領和章程，他所能做的只是盡可能地沖淡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色彩。壹到了馬克思成為第壹國際的實際領導人以後，馬克思開始在國際內部積極推廣他的理論學說。隨著馬克思對第壹國際領導權的不斷集中，第壹國際內部的鬥爭就壹直不斷，這些鬥爭壹是在理論主張方面，壹是在領導權方面。這裏面先後發生了對蒲魯東社會主義、拉薩爾社會主義、工會社會主義、巴枯寧主義的鬥爭。馬克思最終取得了對第壹國際的控制，將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先後排除出了第壹國際，使第壹國際徹底成了共產主義的、而不再是社會主義的協會。1868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壹卷）被規定作為該組織的理論和行動的準則，要求“國際”普遍宣傳和翻譯。

　　1871年3月，法國爆發了“巴黎公社”暴力革命，馬克思領導下的第壹國際公開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革命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在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看來，馬克思領導下的第壹國際公開支持“巴黎公社”，又宣揚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因此，為了預防暴力革命在本國發生，加強了對整個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制。法國政府也在1871年6月向各國政府發了通電，號召共同討伐“國際”。在此情況下，第壹國際的處境變得十分艱難了。同時，社會主義運動內部也產生了新情況。首先是在第壹國際外部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流派與第壹國際的矛盾激化，使得第壹國際無法在倫敦立足；其次是第壹國際在惡劣的外部條件下，內部不斷有人（如奧哲爾、克魯拉夫特、約·黑爾斯等）受外部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認為國際的指導思想和對“巴黎公社”的態度使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的生存受到損害，而最終使第壹國際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因此，1872年後，第壹國際已經無法繼續開展活動，面臨解散的命運了。1876年7月15日，第壹國際宣告停止活動。

　　歐洲進入八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方向發展，資本競爭白熾化了，卡特爾和托拉斯在各國紛紛出現，而各國的經濟危機也不斷出現。另外，德國、法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美國、英國、葡萄牙、瑞士、波蘭、西班牙、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墨西哥等國都相繼在七、八十年代成立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和政黨，工會數目和人數不斷增加，工人運動也開始高漲，且規模更趨宏大。在此形勢下各國社會主義者又試圖重新建立壹個社會主義的國際組織，來協調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行動。1884年底，英國社會民主聯盟向歐洲各社會主義政黨發出了呼籲書，宣布將於1885年5月召開國際社會黨人代表會議，但計劃未能實現；1886年4月底5月初，比利時工人黨代表大會也宣布將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恩格斯又得到消息，1886年8月23～26日，法國的“可能派”在英國工聯的支持下將在巴黎召開國際工人代表會議，會議要根據“可能派”提出的議案通過決議，委托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可能派）於1889年在巴黎國際博覽會期間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1888年11月6～8日，英國工聯發起的國際工會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大會作出決議，將根據1886年國際代表會議的決議，於1889年夏天正式舉行國際代表大會，並由法國負責籌備這個大會。

　　可能派是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中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恩格斯在得知這壹消息後，擔心可能派和英國工聯因為發起創立新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獲得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遂決定在可能派與英國工聯的大會舉行的同時，也成立壹個新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

　　於是恩格斯帶領德國社會黨中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李蔔克內西、倍倍爾、蓋得（Jules Guesde）等人開始籌備新“國際”，並最後宣布與可能派同時在同壹城市召開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由於恩格斯等人進行了充分策劃籌備，這次大會盡管恩格斯壹方的參加人數遠不如可能派壹方多，但代表所代表的國家和民族多於可能派壹方。不過，這次大會並沒有作出建立第二國際的正式決議，只是確立了下屆代表大會召開的事宜。壹般的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者認為這事實上宣告了“第二國際”的成立。實際上，第二國際成立時連個固定的組織和名稱也沒有，到1900年召開巴黎代表大會，才有了“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這個正式名稱，設立了常務機構“社會黨國際局”，到1907年才制定了章程。它事實上是相當松散的組織，它唯壹做的就是每隔幾年召開壹次代表大會。

　　從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到1915年第二國際“破產”，第二國際在思想領域發生了以下重大內容的爭論，壹是提出了勞動立法的討論，二是圍繞關於“鬥爭策略”問題而發生的“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進行激烈論戰，三是關於對於戰爭態度的問題的論戰。以上內容的爭論，最終導致了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的分裂，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也在以上的爭論中開始醞釀。

　　在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多數代表贊成爭取勞動立法。爭取勞動立法其實既與傳統社會主義者的“走合法鬥爭道路”的主張壹致，實際上也不違背馬克思主義。但這個問題卻遭到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反對。因為爭取勞動立法，實際上等於認同國家的作用，而無政府主義是反對國家的存在的。但是，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現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已經是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共識，大會通過了《國際工人保護立法》和《實現工人保護要求的方法和途徑》兩個文件。

　　1874年，恩格斯曾經作過預言，認為以後產生的新“國際”將是“純粹共產主義的國際”壹。但是事實上剛成立的“第二國際”中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都存在。圍繞關於“鬥爭策略”問題而發生的關於“修正主義”和“米勒蘭事件”所進行的激烈論戰，反映了第二國際的思想復雜性。德國社會黨領袖之壹的伯恩施坦，從1890年起連續發表了大量文章，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進行“修正”；接著，法國的社會黨領袖米勒蘭（Millerand, Alexandre）接受了資產階級政府的邀請，進入內閣任職。這些事情，引發了第二國際和各國社會黨內關於黨的鬥爭策略，和關於對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理論的看法的激烈辯論。這場社會黨和第二國際內部持續了二、三十年的內部辯論，直到1919年前後以社會黨的最終分裂才告結束。

　　第二國際關於對於戰爭態度的論戰也是壹個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於德國國力發展後來居上，與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資源與市場的激烈爭奪，使得英法俄與德奧之間的戰爭氣氛日益緊張。在對於戰爭的態度上，多數社會黨人反對戰爭，並認同應盡力避免戰爭。但對於戰爭如果真的爆發所應持的態度上，多數社會黨人持愛國立場，主張在戰爭面前本國利益至上。這種態度在社會黨人已經進入議會甚至內閣的英、法、德等國尤為突出，而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和其它國家的左派則持“工人階級無祖國”的觀點，要求各國社會黨以反對通過軍費案等手段制止戰爭的發生，並要求在如果有戰爭的危險的情況下，各國社會黨應該“利用戰爭引起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來喚起受壓迫最深的階層，來加速資本主義統治的崩潰。”

　　然而，對於已經進入議會甚至內閣的英、法、德等國社會黨來說，阻止壹場戰爭的發生，並不是可以僅憑社會黨本身的意誌就能夠達到的，它們不能不受到各國人民情緒的左右，也不能不掂量各個社會黨在本國實際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不考慮本國的安全和利益，等等。1814年8月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和丹麥、瑞典及俄國的孟什維克等社會黨分別明確表態支持戰爭中的本國政府。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基本原理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民主社會主義是傳承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啟蒙運動等文化傳統的壹種反專制反不平等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思潮和思想理念。它與中國人現在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理論。

　　1，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答：在19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社會主義被用來指所有反對封建和專制、主張人類平等的壹切運動和思潮。社會主義（Socialism）壹詞來源於古拉丁文，原意是“同伴”、“善於社交”，最先為意大利傳教士使用，到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方為當時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廣泛運用。1878年6月6日，日本《東京每日新聞》首次用漢字意譯，1902年9月15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上首次翻譯過來。英文為Socialism，該詞前綴social為“社會的”之意，ism為“學說、思想”之意。中文意譯即是“社會至上的學說或思想”。社會主義是壹種提倡全人類社會實行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國家制度。社會主義主張整個人類社會不分種族、不論財產多寡、不區分階級，人人享有以不損害他人同等權利為限度的充分的個人自由；主張人人在社會和國家事務中壹律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主張在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中提倡互利互助的協作精神和關懷弱者的仁道精神。

　　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歷史相當久遠。最早產生這壹思想理念的是我們古老的中國。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禮記·禮運》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仁，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原始的社會主義理想。它體現了我們祖先那個時代就存在著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體現了要求人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人格方面平等，體現了要求社會共同勞動，共同享有社會財富，並關愛壹切弱者的社會追求。已初步具備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征。歐洲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學說起源是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雖然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在歐洲出現得較晚，但作為壹個系統的學說，這壹思想學說在歐洲發展得最快，理論也最為豐富。這是與從十六、十七世紀以後，歐洲的社會、文化、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快於中國相關的。

　　社會主義壹開始只是壹種人類的社會運動，而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則是在這個運動中逐步產生、建立和完善的。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的人道主義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非指科學社會主義或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的社會主義”）產生的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文藝復興運動首先否定了“神權”對人的壓制，宣告了“人”對“人”自身的價值，即“我”的價值開始有了發現和認識。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得以產生的關鍵。因為人如果沒有對“我”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就不會產生對“人的權利”的要求。而以後的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終於基本明確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內容和精神，即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等價值。

　　十四至六世紀的歐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權和王權共同壓迫，而神權又是歐洲人民最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壓迫。教皇和教會聲稱有著受自天主（神）的權力，享有無上的精神控制權和代表天主行使對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權。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它要求人們的壹切言論行為必須符合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否則將會受到殘酷的迫害。它甚至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義，強制推行教士獨身制和苦修制，教徒們禁絕性行為，夫妻過性生活必須在夜深人靜之時極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與生育脫離的性活動都會受到十分殘酷的懲罰，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因麗質而具有性誘惑力，就可能被誣為女巫，任意加以摧殘與折磨，被投河而死或被活活燒死。在有些地區，被燒死的“女巫”竟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從14世紀至15世紀，全歐洲被燒死的“女巫”在五萬人以上。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許多的思想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也正是因為對被曲解的《聖經》與教皇教會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這樣的黑暗背景下，新興的尚不夠強大的資產階級，以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為由，樹立起了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輝煌大旗，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開始了首先從意大利發起的並最終推向了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此前，歐洲社會理想的人應該是自卑、消極、無所作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不足稱道的。而文藝復興運動發現了人的崇高偉大的價值，提出人的個性應該自由，它提倡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及創造性潛力，積極冒險，提倡重視現世生活，鼓勵人們追求物質幸福及肉欲上的滿足，反對宗教禁欲主義。在文學藝術的創作上要求表達人的真實情感，反對虛偽的矯揉造作。文藝復興運動不只是壹場復興古典文化的運動，更是壹場新時代的啟蒙運動。這個時代誕生的很多文藝作品，如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等，無不深深地體現著“人”對“人”自身的價值的發現和認識，體現著“人性”的覺醒、“我”的覺醒。

　　十六世紀，以馬丁·路德為代表的宗教改革人士，向神權發動了壹次最強大的進攻，開始了宗教改革運動。馬丁·路德認為人比君主還重要，他說：“我是壹個人，這個頭銜比君主還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創造君主，神唯有創造人，使我成為壹個人。”文藝復興打破了經院哲學統壹的局面，為以後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使各種世俗哲學興起。其中有英國的經驗論唯物主義。它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展，馬基雅維利以後，在十七世紀，有格勞秀斯、斯賓諾莎和洛克等壹大批思想家，發展起“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人民主權”以及“三權分立”等理論。所有這些為後來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十八世紀，歐洲還有美國的資產階級有了很大發展，而封建統治集團的特權（美國是英殖民統治）政治，嚴重限制著資產階級的自由發展和人類自身解放的追求。於是限制或廢除“王權”，追求全社會政治權利平等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歐洲和北美大陸蓬勃開展了。代表著最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最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從此，“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追求“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便成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邊沁、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是這壹時期民主思想啟蒙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鳩提出了“分權”學說，盧梭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康德提出了“公民權”和“世界公民”的思想，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思想，羅伯斯庇爾和美國的傑弗遜都主張人人享有選舉權。盧梭和羅伯斯庇爾提出要通過國家的政策幹預，力求縮小貧富差距的主張。他們的理論使社會主義的學說得到了基本的完善。

　　2，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

　　答：在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思想中，除了前面所介紹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壹種以強制手段取消私有財產而謀求平等的主張，它被稱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起源很早，古希臘時的柏拉圖就提出過“共產”、“共妻”的主張。早期基督教的“千年國”也主張通過暴力實行財產公有。十六世紀時英國的莫爾、德國的閔采爾，十七世紀意大利的康帕內拉、英國溫斯坦萊及十八世紀的法國巴貝夫，十九世紀英國的歐文、布朗基、等人，則進壹步勾畫了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取消壹切私有財產，實行公有制，實行強制的社會“平等”，把社會變成壹個“工廠”。由於“共產主義”也反對封建和專制制度，所以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排斥“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因而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壹個激進的派別。十九世紀中葉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以前的各種共產主義理想的基礎上，揉合他們自己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說，創立了新的“共產主義”理論學說。這個理論學說的中心是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反對資本主義，但它在許多方面並不贊成壹般社會主義的系列主張。它認為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學說，認為在私有制條件下都是不可能實現的；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尖銳而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只能以暴力手段而不是社會主義所主張的議會道路的方式取得政權，並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取消私有制度，實行公有制，即國家所有制，這樣就可以實現人類平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創之初，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堅決地主張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區別（見《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後，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而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追求的社會主義，在當時是歐洲社會政治思潮的主流思潮。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改變社會主流思想，讓共產主義理論取得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指導地位，參加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並通過系列手段在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層內部排斥其在《共產黨宣言》和其它著作中所批判的社會主義者，謀取到了對“第壹國際”（國際工人協會）領導權。在控制“第壹國際”領導權後，又進而將其著作規定為該組織的理論和行動的準則，要求“國際”普遍宣傳和翻譯，於是，馬克思通過控制社會主義的組織而控制了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儼然成為了“第壹國際”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教主”。這樣原來社會主義的精神原則，逐步為共產主義的精神原則所取代，只保留了社會主義這個“金字招牌”，最終將社會主義幾乎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另壹名稱（參見拙著《馬、恩為何要把自己的思想標為“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還社會主義以本來的精神實質。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影響以前，社會主義是並不反對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只有共產主義才主張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馬克思控制了“第壹國際”後，其共產主義理論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如英國工黨、法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也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要消滅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這種觀點壹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為各國社會主義者所拋棄。

　　除文中交待者外，本文以後所稱社會主義壹般皆非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上述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產生的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價值追求的社會主義。而將“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稱為“現實社會主義”。此請讀者分清。

　　3，共產主義理論中有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

　　答：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又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被稱作“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因為在共產黨國家把現實制度稱之為“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社會制度，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列寧提出的。馬克思只曾經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劃分為經濟上成熟不同的階段，但並沒有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分。恩格斯也沒有同樣的做法。到列寧，為了彌補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的共產主義不能首先在部分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成功的理論缺陷，他才提出了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概念，將其作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主要在分配方式上，前者“按勞分配”，後者“按需分配”。所以，所謂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也不是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列寧獨創的概念。

　　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為了證明所謂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正統流派，將社會主義的起源指為“空想社會主義”，是滑天下之大稽。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自有其發展道統，這就是：莫爾、康帕內拉、閔采爾、巴貝夫、歐文等主張取消私有財產者。（所謂的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三傑”，其中聖西門和傅立葉都不主張“共產”，是社會主義者，而歐文則主張“公有制”反對私有制，是共產主義者。）4，什麼叫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二者是什麼關系？

　　答：資本主義的定義歷來含混不清。壹般都是把在社會化大生產中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的實行市場經濟的制度稱為資本主義的。這只是做壹種制度的形式劃分，不是定義。我個人認為，“資本主義”的確切定義是：資本主義是壹種主張以人的財產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有無的壹種思想理念和國家政治制度及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在國家政治制度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財產資格限制人的政治權利，特別是選舉權；在社會經濟制度上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采取自由放任的自由經濟制度，以資本限制人的分配的決策權，非資本所有人沒有分配的決策權，只有資本所有者（或經授權的企業管理者）才有分配的決策權。“資本主義”壹詞無論中文、英文，從字面上講都是“資本至上”的意思。從歷史來看，這壹定義十分符合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的歐洲歷史的真實情況。從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和美國雖然都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能立即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理想，資產階級中的壹些曾經擁有封建特權的新貴族、大商人、金融家以及種植園奴隸主等組成了大資產階級，他們曾在封建制度下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掌握著大量財富。當初他們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因為他們不滿王權對他們的利益和權利的限制，而與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結成同盟的。當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這些人不願意失去他們昔日的特權，於是他們提出要以人的資本和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妄圖以金錢的特權替代他們昔日的血統特權（世襲特權），以期通過政治的特權保證他們能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利益分配權的壟斷）。因此，這種要以人的資本財富的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的有無和社會分配決策權的有無的政治思想理念，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資本主義；而依照這種政治思想理念建立的國家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思想代表人物有伏爾泰、孟德斯鳩、彌爾頓、斯彼蘭斯基、漢密爾頓等人。他們幾乎都是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古典自由主義者都是資本主義者，而非社會主義者（盡管他們的某些政治觀點可能為社會主義所吸收）。

　　由於主張資本主義的大資產階級經濟實力比壹般中小資產階級強大，在資源地位上資本也比勞動人更為稀缺，具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而他們主張國家不幹預經濟，而實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競爭。所以資本主義對於中小資產階級來說是以強食小的欺淩，其結果可能是被大資產者兼並；對於無產階級來說就是政治權利不平等下的自由競爭，其結果是經濟地位的也不平等。所以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對頭，而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對於資本主義也常和無產階級壹致。另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資產階級分子似乎都是資本主義的。其實，資產階級中，既有資本主義者，也有社會主義者，還有共產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不論青紅皂白，要打倒整個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不可不謂是過激之論。

　　資本主義借“自由”之名，在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的競爭，事實上是憑借資本對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的優勢，行不平等之實。同時，資本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對國內實行階級壓迫和剝削，還大肆在國際上施行殖民主義，掠奪別國資源，殺戮殖民地人民，甚至販賣奴隸。所以，資本主義是壹種不公正的罪惡的社會制度。

　　歐洲諸國除前蘇聯和東歐外，20世紀初已經逐步開始結束資本主義制度，而開始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所以本文以後所稱資本主義，是不包括這以後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5，什麼叫權力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它是什麼態度？

　　答：“權力資本主義”壹般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我個人覺得用“權力資本主義”更能表達這壹概念的內涵，所以我使用“權力資本主義”壹詞，而不使用“權貴資本主義”。權力資本主義通常是極權國家的產物。權力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種特殊形式，也是專制主義的壹種形式。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壹種特權政治，它將資本財富作為特權的“準入證”（封建主義則把血統作為特權的“準入證”），而權力資本主義則是壹種把權力本身作為特權的“準入證”的政治制度。這種政治制度是壹種依靠權力的壟斷而維持國家存在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只讓有權力者擁有權利，而沒有權力者則享受不到權利。它通常是由某個政治集團作為權力集團，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依賴集權（反對分權和權力制衡）和極權（權力的統治深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對人民進行咨意的統治（他們可以任意制訂或修改法律，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可以對它的反對者任意施以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並獲得的巨大的經濟上的特殊利益。權力資本主義有以下特點：壹，僭用集體、人民、國家的名義，依靠國家暴力與刑罰等恐怖手段進行統治，人民是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而實際上的國家主人果壹個淩駕於人民之上的權力集團；二，國家的權力深入到並控制了人們社會生活如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等的壹切方面，包括經濟生活乃至個人私生活領域，人民在社會各個方面都是事實上無有權利；三，權力成為權利的前提，只有擁有權力者，才真正享有政治權利（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經濟權利（包括分配的決策權利）、文化權利（如出版、輿論等權利）；四，權力不被人民監督，腐敗橫生；五，權力的存在高於壹切，無論是民生或是社會的發展。

　　權力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是最苦難的人民。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因為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由於被財產資格限制了權利，買方市場的勞動力與資本無法平等地參與競爭，“自由”、“平等”和“民主”成為了空話和謊言，因而輕視“民主”，不相信“自由”和“平等”的實際存在。它主張在暴力打倒資本主義後，由國家壟斷壹切權力，把國家淩駕社會之上，並實行“議行合壹”的政治體制和國有制經濟，這樣勢必造成國家權力缺乏制衡，人民主權無法得到保障，壹旦當權力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尋租時，就必然地要產生權力資本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自由和平等為價值追求，要求實現民主政治，反對壹切形式的特權政治和專制統治，所以它堅定地反對權力資本主義，認定權力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壹樣，也是自己的死敵！

　　6，有人說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差不多，對嗎？

　　答：不對。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者。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權利，而資本主義則主張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來多寡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所以資本主義乃是部分人用資本對人進行奴役。有些人之所以把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看成是壹回事或差不多，是因為他們把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制度。我們應當分清這樣壹個概念：市場經濟制度並不等於就是資本主義。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制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制度，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只有以人的資本財產的有無多寡，來決定人的政治權利和分配決策權利有無的政治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制度才是資本主義。我們今天仍然把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完完全全的謬稱。資本主義只是這些國家的過去，而現在它們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7，民主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又是什麼關系呢？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唯壹原旨的繼承者？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的回歸和繼續。

　　社會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後，歐洲產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前面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在其創立之初，本沒有立即對社會思想運動造成多大影響。後來馬克思通過在“第壹國際”（即國際工人協會，以工人為主的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組織）中不斷排斥其中的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費邊主義者，控制了該組織的領導權，並逐步將其理論定為指導理論，再加上“第壹國際”時期歐洲正好再次暴發了經濟危機，這給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以錯覺，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產生靈驗了，於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在歐洲社會流行開來，而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卻轉入低潮。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隨著社會生產關系的不斷“校正”再次出現繁榮，充分反應了資產階級的不朽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而這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全國大選中的獲勝，和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參政權甚至獨立執政，又都表明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理論的徹底破產。而歐洲社會的政治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斷向資本主義的抗爭下，不段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使得資本主義政治不斷逐步向社會主義政治過渡。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共產主義學說日益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主義者們逐步認識到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走上了曲徑，社會主義必須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原進行回歸，這樣就產生了“修正主義”。所謂“修正主義”，是指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術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論系統的稱謂。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行途徑在於“民主”，而不是“專政”，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從而把社會主義重新從共產主義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理想為目標的正確軌道。

　　“修正主義”的出現，它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擺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的影響，另壹方面標誌著社會主義發展成了壹種系統性社會主義思想即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為了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便在“社會主義”前面冠上“民主”，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原旨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繼續，所以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繼承者，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以實現社會民主為手段，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有另外壹個稱呼：社會民主主義。

　　8，民主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有什麼不同？

　　答：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非常接近的兩個思想體系。應該說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基本的價值觀方面是基本壹致的，沒有根本性的沖突。不過古典的自由主義（即主張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在具體的社會平等問題上是嚴重對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把自由淩駕於平等之上，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特別在經濟方面要求純任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幹預競爭。這樣，自由主義成了事實上的優勢群體的主張，成了事實上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壓迫社會弱勢階層的理論幫兇，因為社會競爭除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外，還存在著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資本與勞動力在資源地位上天生不平等，這種自由的競爭尤如壯士與幼童的競賽。而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自由與平等密不可分，自由不能淩駕於平等之上。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是理念上追求自由平等，更是在具體主張社會現實的公正。現代自由主義已經拋棄了完全放任自流、純任競爭的主張，不完全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存在。但是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歧還是有的。現代自由主義盡管不再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但是它認為國家幹預經濟和提供社會福利，目的只是為了讓社會經濟保持穩定地發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因此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社會福利的程度應當越小越好。而民主社會主義則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在於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祉，所以應當在不影響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和防止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向社會中下層提供社會福利。

　　總的說來，現代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對於民主社會主義來說，現代自由主義在很長的路途上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同路人，而且，許多不了解民主社會主義而自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他們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並非是自由主義者。

　　9，民主社會主義與市場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有什麼不同？

　　答：市場社會主義其實並非是“社會主義”的流派，而是“共產主義”的流派。它是“共產主義”各國家在其陷入生存和發展的困境時，所流行的壹個“補救”式的社會思潮。這種社會思潮妄圖既維護“共產主義”理論和政治，避免社會民主化的發生，又想單純學習西方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來彌補其政治理論和實踐的矛盾，挽回政治崩頹的命運。因此，市場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原則的不同。市場社會主義割裂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妄想以“換湯不換藥”的手段挽政權於既頹，無疑將是徒勞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國家壹些政治思想家，在批判現實政治制度和以蘇聯為代表的所謂“社會主義”模式中產生的政治思潮。它是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它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革命理論的錯誤，看到了這種理論下的國家對“人道主義”的背離，因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希望批判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走壹條既非暴力又非民主議會之路的社會改革之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當今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發生明顯的變化，無產階級隊伍正在日益縮小，當前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變革力量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整個市民社會；西方社會革命的途徑在於無產階級逐步掌握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從而破壞資產階級在文化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再逐步地掌握國家權力。可以看出，西方馬克思主義雖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的主張，但它並不像民主社會主義那樣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社會現實之上，而是把自己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建立在主觀構想上。雖然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著價值觀的較大差別，但是它反對暴力和強制。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本著思想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原則，對之是既批判又包容的。

　　10，民主社會主義有沒有壹個統壹的思想指導理論？

　　答：沒有。民主社會主義推崇自由，承認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只要是認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只要是不違背自由和平等原則的壹切思想，民主社會主義都允許存在。民主社會主義善於汲取壹切符合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的思想理論作為自己的理論，古典自由主義、實證主義、拉薩爾主義、工聯主義、實用主義、費邊主義等都是其理論來源，它們都在不同方面豐富和完善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也都為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容。所以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多元的體系。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只要求各社會主義民主黨認同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價值觀，不反對世界各國社會黨有自己獨到的理論和政策，也不反對相互間理論討論和交流。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是個開放的體系。

　　11，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說？

　　答：世界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看法分歧較大，法國和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而如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則不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存在著多少價值。不過，總的說來，即使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對民主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壹定價值的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都壹致認為，對於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必須摒棄其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其進行壹定的修正（其實，最早的“修正主義”者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壹的恩格斯。晚年的恩格斯已經發現了他們以往學說所存在問題，並試圖改正這些錯誤，伯恩施坦等人只不過是由於比他富於更多的時間來改正而已）。從總的趨勢看，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黨對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是越來越趨於疏遠，乃至甚至有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

　　我個人認為，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的意義在於對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時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由於政治權利被財產資格所限制，“自由”、“平等”和“民主”都只是“形式上”的東西，揭露了以古典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理論，以“自由”掩蓋下層人民受資本奴役和剝削的客觀本質，並無情地抨擊它。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學說的價值所在。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令人敬佩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過於看重了階級的對立性，忽視了階級的相互依賴性和協作性，因而認為資本主義難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存在問題，把社會大生產下的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相等同，因而認為只有消滅私有制，才算消滅了資本主義。這種建立在私有制度“原罪”之上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本身就是壹種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反動。這個觀點不僅影響了共產黨人，也長期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民主社會黨人。盡管如此，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不斷鬥爭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20世紀二十年代起就紛紛開始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制實行普選，並在經濟上實行國家幹預、實行雇傭員工參與的民主分配和福利國家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終於開始逐漸消亡，而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渡，至五十年代後西方各國已基本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建立在對於當時社會狀況下的資本主義批判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術當然就因為失去了批判對象而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錯誤，而且共產國家又錯誤地把用來本來是批判資本主義的馬思主義的政治學說，用來針對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而被他們誤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那些共產主義學說的教科書直到今日還把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稱為資本主義，仍然極為教條、機械、頑固地認為這些國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認“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階級。），就不能不說是荒唐的了。

　　我個人認為，私有制度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不平等、不民主現象產生的根源是在於大資產階級為了取得政治特權和壟斷分配決策權利，人為地把政治權利和財產連在壹起，通過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從而使自己成為政治特權階級和經濟特權階級。所以，人類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完全不需要消滅私有制度，只要斬斷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就行。消滅私有制度未必就能真正消滅不平等、不民主，在消滅了私有制度的公有制國度中，我們很容易可以看許多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制度的存在。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私有制度下，只要打破了政治權利、分配決策權利和財產的聯系，實現普遍的選舉，讓包括工人在內的下層社會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和分配決策的權利，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方面真正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

　　12，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人都是資產階級，妳怎麼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我覺得有些糊塗了！

　　答：其實，社會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發起的全社會廣泛參預的壹種社會政治思潮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壹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是明確的），所以說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傑弗遜等資產階級人物是社會主義者是壹點都不該奇怪的。資產階級之所以會主張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其他階級更慈善，而是因為社會主義符合他們的利益。為什麼呢？首先，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需要壹個自由平等的社會作為他們的商品交換的市場，這個市場排斥特權的介入，社會主義主張的“自由”與“平等”體現著他們反對封建專制特權的要求。其次，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離不開工人階級的參與和合作，社會主義主張階級協作體現著他們的要求；再次，雖然社會主義也將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而不利於他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但是，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都很明智，壓迫工人階級未必能夠利益最大化，他們懂得自己的讓步可以換來工人階級勞動的積極性，以提高生產效率而得到更大收益。

　　13，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任務、目的和實現的手段是什麼？

　　答：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其任務是：壹、盡快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二，穩定快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提高全社會民眾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生活，並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不斷積累的基礎上努力減少並最終消除社會分配差別；三、衍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道德思想，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的道德世界，確保人類在逐漸擺脫物質生產束縛、精神自由空間不斷擴展過程中，精神自由空間不為違背自由平等原則的有害意識所侵蝕。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人類的現實自由和最終的自由（參見下文）。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及其原則的手段是“民主”，而且，“民主”是其唯壹的手段。

　　14，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答：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不是為某個階級服務的，而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讓這個社會建立壹個公正博愛的社會新秩序，以開出人類社會的永久太平和幸福。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任何階級都不可以峙強淩弱，而要求階級調和，平等相處。階級調和、平等相處的主張有利於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符合壹切階級的根本利益，因而民主社會主從長遠宏觀的角度看，它的社會基礎是整個人類社會；從現實社會看，占人類社會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人民，如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階級階層還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他們更有著被那些社會上層階級欺壓的可能或現實，而民主社會主義扶助弱者的主張更符合當前這些階級階層的利益，因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民主社會主義最可靠的社會基礎。

　　15，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專門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

　　答：上面說過，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公正”為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理論，因而它針對的是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制度、政策和行動，而不是哪壹個階級。無論是哪壹個階級，只要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都將旗幟顯明地反對。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資產階級是人類迄今為至最先進的階級，它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因而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因而它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引導人類進入了社會化商品大生產，開創了股份制企業、跨國公司等生產組織形式，因而它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它既勇於向專制體制挑戰，又善於在社會競爭中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向其協作階級妥協，因而它是社會開明力量的代表；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共同富裕，人類最終將全部成為資產階級的壹員，因而它又是最有生命力的階級。對於這樣壹個先進階級，只要它不違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則，民主社會主義是不會和它對立的。盡管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扶助無產階級，但是扶助無產階級不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而是為了讓社會更加協調，從而更好地發展，使整個社會共同獲得更多的利益。比如主張的福利國家制度，看起來是增加了資本家的稅賦，資產階級減少了收益，但實際上社會的安定給資產階級帶來了更多的牟取機會，福利本身也帶動了社會消費的增加，從而帶來社會生產的增加，使得資本家和工人雙雙受益。

　　16，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起什麼作用？

　　答：各國的民主社會黨（或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工人黨等）都是由民主社會主的忠實信仰者組成的政黨。民主社會黨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承擔著巨大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首先，民主社會黨承擔著傳播“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價值觀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主張的重任。它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理論家向整個社會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道德觀，讓“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融入人的思想，並逐步使之成為壹種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其次，它起著領導社會向專制主義開戰，建立壹個民主政治體制的國家的重任；民主社會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擁有壹批政治家、理論家來組織和領導民眾向專制政治體制發起反專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以結束壹切形式的專制政治，並和人民壹道共同把社會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推進；第三，在結束壹切形式的專制政治後，它肩負著代表壹種政治力量，代表廣大普通民眾，來與整個社會壹道共同親手締造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新國家、新社會的重任。民主社會黨作為壹個政黨，將努力體察民意，讓自己成為民意的代表，並努力團結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爭取國家執政黨的地位和議會多數黨的地位來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從而有效地把自己的價值觀以憲法、法律和政策等形式體現出來並得以貫徹。第四，在野時監督國家政治，確實保障“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原則不被侵犯。

　　17，什麼叫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與國家、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是什麼？

　　答：國家是為了管理社會秩序、調節社會各種關系而建立的服務社會的立法機構、司法機構、政府機構、法律制度、軍警監獄等的總稱。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是為了讓社會的運轉有序。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是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國家，即是“人民國家”，國家主權歸社會的主體——人民所有。它不只服務於某個階級，即不是所謂“階級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把社會置於國家之上，國家只能是社會的奴仆，永遠不能淩駕於社會之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是人民用來管理社會的工具，它必須服從社會、服從人民；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應當片面要人民和社會愛國家，而應當是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當國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會，很好地執行了服務人民和社會的責職時，人民才會喜愛它。民主社會主義還認為，把國家置於人民和社會之上那是“國家主義”，而把人民和社會置於國家之上才是“社會主義”。

　　18，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征是什麼?

　　答：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壹、國家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二、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三、為了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發展，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幹預；四、建立了充分體現了人類理性的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以上四大特征的國家制度的國家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當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英國、德國、法國、挪威、丹麥、瑞典、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國家。

　　19，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主權與人權、公民權的關系？

　　答：所謂主權，是指國家的最高權力歸屬於誰。專制國家的主權在專制統治者或統治集團，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在全體人民。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社會即人民的，因此，國家的主權屬於全體人民。既然國家是服務於人民的，也就是是為了通過保證社會秩序的存在而保證人民的權利的存在的，那末，國家的主權自然也是服務於人民的主權和公民權的。因此，人權是高於主權的。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只有人民主權才對人權有真正的意義，因為只有人民主權才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非民主國家的主權未必能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專制國家的主權本身是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侵害，遑論保障人權和公民權。

　　20，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自治”和“民族自決”？

　　答：所謂“自治”就是人民不待他人來統治而自己對社會進行治理。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其主權歸於人民，國家壹切事務當然應該由人民決斷，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就是“自治”的制度，是全社會各民族、各地方的均享的自治。

　　“民族自決”是指任何民族皆有權對本民族的事務以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事務有自己表決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對於純粹的該民族的事務，任何壹民族完全可以自行決定。但是對於該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利益相關的事務，應當由相關民族互相平等協商解決或共同進行民族表決，任何壹民族不可以完全單方自行決定。當相關民族意見壹致時，則可按共同意見行動；當相關民族意見相左乃至反對時，各民族應當本著平等與和平的原則，以交流協商的方式謀求民族間的理解和信任，努刀求得能為相關民族都樂見的解決方法。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行為。因為民主政治制度下各民族都是自治的民族，民族之間都相互平等，有著平等的發展機會，各民族人民都不再依賴“民族”之軀殼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是民族相互融合同化、最終消除民族差別和民族存在，所以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其實質只是少數人不惜逆人類社會發展之潮流，假借所謂的民族自由和民族權利來追求“寧為雞口，不為牛後”的權欲而已。

　　21，什麼叫社會？人為何要結為社會？公正的社會的關系是怎麼的？

　　答：人的總體就是社會。社會體現的是人之間的關系。人類之所以會形成社會，是因為人在生產和生活中有必要相互協作，因為相互協作可以取得比個體生產和生活更多的效率。所以，社會的最初目的就是功利，就是要在協作中謀求壹定的利益，其社會的協作本質就是壹種平等的契約關系，所以人類社會最初的社會關系就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正的社會的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是“利他”與“利我”的完美統壹。但是人類的以往歷史，只有在氏族部落社會，才是人類相互平等協作的社會。那時的社會生產力低下，缺乏可供謀取不當利益的可能，氏族和部落首領都是義工。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有能力生產出更多的生活資料，於是壹方面必然就有氏族和部落首領試圖以氏族和部落的公權多占氏族和部落的財產，另壹方面氏族和部落為了籠絡能力優秀的氏族和部落首領為氏族和部落繼續服務，又必然需要給予首領們以壹定的報償。《尚書·洪範》箕子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便透露了中國氏族部落社會解體過程中，氏族和部落公權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的痕跡。氏族和部落公權壹但演變為氏族和部落首領私權，進而形成國家，人類社會的平等協作關系即告破壞，人類社會從此經歷了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以暴力進行統治和剝削的階級社會歷程，從而背離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和“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社會原則。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人類自身的努力，把不平等的人類社會重新恢復成這樣壹個社會：“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社會；人們平等互助地進行勞動創造與生活，消滅了政治等級，並最終消滅經濟等級的無階級的公平社會。

22，什麼叫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階級鬥爭”？

　　答：社會中的人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而劃分的人群稱為階級。依照不同的權力關系劃分的人群就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如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依照不同的社會成份和經濟現狀劃分的人群就是“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和“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有時是同時對應存在的，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就分別曾是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但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國家實行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擁有國家主權實行自我治理，無產者也和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共同掌握了國家權力，因此盡管“經濟等級”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仍然存在，但“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仍然存在，表現為這個階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分配還無法做到完全均等，社會中壹部分人可能掌握著很多財富，而另壹部分人可能只有很少的財產。民主社會主義這樣看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以人類的均富為長遠目標，所以它認為“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表現；而在人類社會現階段，人類物質財富的生產還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每壹個人的需要，人類社會也需要有壹個刺激人類努力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的推動力，因此，“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存在又是人類社會現階段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它的存在是壹種相對的平等。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之壹就是在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努力積累更多的社會財富的前提下，不斷努力減少社會分配差別，以期最終消滅“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

　　社會是以利益為存在目的的，階級的關系即是利益的關系，所以有階級存在，就有為了利益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壹方面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對權利的壟斷而對被統治階級以暴力相向，另壹方面是被統治階級為爭得與統治階級同等的權利而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發難。於是“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往往會發展成為兩個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而爆發暴力革命。對於“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是其堅定的提倡者。它認為，如果不同統治階級進行堅決頑強的鬥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目標就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盡管倡導和平地改革社會，但是對於壹切對自由、平等和民主相向的暴力，人民完全應當以暴制暴。

　　“經濟等級”意義上的階級的階級鬥爭，其實質只是社會生產中的協作與分工各方之間為社會分配份額的多寡而發生的矛盾沖突，這種階級鬥爭在“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已不存在的社會中，壹般是不會發展成階級間妳死我活的激烈沖突的。這是因為社會沒有“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時，社會間的各階級的關系是平等的協作關系，人類的理性會讓人們為了追求協作所能帶來的最大化的利益，而繼續維持社會協作，使各階級的利益沖突賓服於社會協作。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本是社會生產的協作雙方，也是利益沖突的雙方。二者無論為利益分配發生多大沖突，他們之間終究誰也不也少了對方。所以，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相互協作是主要的，相互鬥爭是次要的。對於沒有“政治等級”的社會的“經濟等級”的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它只不過是各利益集團的正常的利益矛盾。對於這種階級鬥爭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暴力形式，而主張在民主的體制下，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

　　23，什麼叫剝削？怎樣才是公正的分配？為什麼說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是剝削的真正根源？怎樣才能消滅剝削？

　　答：所謂剝削就是指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那麼，什麼樣的分配才是公正平等的分配呢？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資本投資者、生產經營管理者和生產者共同創造價值的過程，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應當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但是按照協作生產者所創造的價值獲得分配額，其協作各方所創造的價值的多少是難以用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所以這個分配方法是無法具體實施的。唯壹可以做到公正平等的分配的方法，只有是按照經所有的社會協作生產者通過平等的協商而確定的分配法進行分配。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就是所有參與價值創造的分配各方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民主的分配。分配各方沒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的分配也即非民主的分配就是剝削。

　　資本主義社會只有企業主具有分配決策權的分配，而工人沒有，盡管工人可能有不出賣勞動的自由，但是生存的需要事實上剝奪了他們的這壹自由。勞動力要取得與資本真正平等的地位從而消滅剝削，就必須首先讓勞動者擁有政治權利和組成自己的工會，通過參與國家政治，制定出保障勞動者分配決策權的法律，通過工會的力量獲得與企業主平等的分配決策權。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現象，他的剩余價值學說也是關於分配中剝削問題的學說。這個學說片面認為只有工人的勞動才創造價值，資本家的投資和經營管理不是勞動，也不創造價值，生產的產品扣除產品成本後的“剩余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而為資本家獨自占有。這就完全否定了社會生產的協作關系。價值的創造本來是資本的運用、管理和勞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另外，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具體由誰各自創造了多少的價值，是無法以具體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的，因此，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是不對的。

　　馬克思的政治學說還認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其根源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其實，生產資料私有並不壹定就會導致剝削，剝削之所以會存在，乃是因為社會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分配權連在壹起，以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壟斷了分配權。如是我們看壹下那些曾消滅了私有制完全實行公有制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發現這類國家無不是剝削隨處存在。所以，剝削的根源在於分配權的不平等，而並不在私有制本身。所以，要消滅剝削唯壹的途徑在於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

　　讓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使得社會分配趨於合理，所以它也是限制社會貧富懸殊的壹個有效手段。

　　平等地享有分配權要求分配各方都具有理性，要求在勞動工資問題上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應當充分綜合考慮企業商品的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在共同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下，平等協商來確定工資水平。當然，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分配各方也必然都具有理性。“理性”會讓資本方、經營管理者、雇傭勞動者認識到他們三者在社會生存上是同壹體，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才是矛盾對立面。因此他們會在充分綜合考慮商品市場價格、行情、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諸多因素後，作出適當的妥協，提出自己的合乎情理的利益要求。

　　社會要平等地享有分配權，首先必須實現政治民主，消除“政治等級”意義上的階級。這樣才可以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治，制訂出能夠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制度。其次，應該讓處於弱勢群體地位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工會，以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的抗衡能力；第三，必預制訂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權的法律制度。第四，國家應當在宏觀上調節好分配，適時充當好社會裁判的職能。

　　24，妳認為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嗎？

　　答：我認為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不是要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去消滅資產階級，把社會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讓社會變成赤貧，而是要無產階級壹方面爭取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另壹方面利用爭取到的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使自己向資產階級轉化。只有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才能最終消滅階級，達到天下大同。讓無產階級逐步轉化為資產階級，就是實行資本社會化（或稱為社會所有制），即要讓壹切無產者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資本），從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之所以主張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成為資產階級，首先是因為只有讓無產階級切實地掌握有壹定的生產資料後，社會平等地分配才能更容易做到。其次，資產階級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階級。它不僅創制了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現代機器化社會大生產的創始者和組織者，也是新生產力的創造者和最擅運用者。它有著最有效最豐富的生產經營的管理經驗，它的這些優秀性質值得無產階級繼承。再次，實行社會壹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有背於自由，也被歷史證明為是行不通的。國有制諸如產權責任不明、資源效率低下、缺乏創新效應、競爭效應，孽生腐敗等致命缺陷已被證明為不能保證社會生產力高速穩定地發展。而私有制也具有資本規模的局限，難以適應集約化大規模的企業發展要求（股份制企業不是典型的私有制企業形式，而是集體所有制或社會所有制）。

　　實行資本社會化，就是要社會除部分必須國有的生產資料外，都落實到具體的每個社會成員名下，做到產權明析。社會每個成員的生產資料可以是獨立的生產資料，也可以是企業的股份。當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切實地掌握壹定的生產資料時，“經濟等級”的階級差別就會被有效地減小。

　　我覺得最理想的社會所有制，是采用股份制的企業形式。企業的股東就企業的員工，企業的所有權歸全體股東所有，而每位股東又切實擁有自己的股份，這些股份只可轉讓而不能抽離，企業的分配由兩個部分組成，壹個部分是正常支付的工資，另壹個部分是以員工股份的多少進行分紅。（馬克思也有社會所有制的提法，但他把國家與社會相混淆，它的社會所有是等同於國家所有的，這是錯誤的。）當今人類的社會的資本社會化表現在以下兩方面，壹方面資本形式多樣化，資本不壹定只是貨幣和具體的物質了，知識、技術、信息等都成為了資本，另壹方面是資本的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掌握。這些都讓資本的社會化，讓更多的人進入資產階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實現平等的分配權和福利國家制度，對促進資本的社會化又有重大作用，它可以讓社會經濟的底層群體具備參與社會競爭的基本條件和基礎來參與社會競爭和獨立創業，從而擠身於資產階層。現代西方國家出現的“中產階級”，這部分人依靠國家的福利制度，在均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下，他們成為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精英，他們既是資本所有人，又同時是勞動者，成為社會的新生經濟力量，他們代表著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實行過“公有制”的國家中，國有企業和準國有企業即集體企業成了社會的“包袱”，將這些企業（除國家必須保留的外）以全民股份的形式無償分配給每個國民，也是實現資本社會化的途徑之壹。

　　股份制企業本是人類在社會化大生產中產生的新的經濟形式，它實行資本的社會所有。不過，它的勞動者和經營管理者不壹定是資本的所有者。將來的股份制企業能否實行這樣的形式，即資本的所有者既是企業的所有者，又是企業的勞動者，也是企業的管理者？資本的社會化提供了可能。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應當鼓勵這種股份制企業的嘗試。也應當積極鼓勵工人勤奮勞動，並以合法的勞動所得入股這種股份制企業。這種股份制企業不光使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又使得分配過程簡化，可以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分配的幹涉。這種股份制企業還使得企業生產效率有可靠保證，並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它又回避了有關“剝削”的爭論。

　　資本的不斷社會化必將導致無產階級的最終消亡，最後消滅階級。

　　25，為什麼說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可以是壹個漸進的過程，也可以是突進的過程。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必定是壹個漸進的過程？民主社會主義是否定暴力革命？

　　答：作為思想理念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陣壘，而作為國家制度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也基本是了然可以劃分的。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有時是壹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而有時卻是突進的過程。在人類從未有過民主社會主義的時而言，民主社會主義只是人類的理想追求，它是否合理與可行，有待人類社會的實踐來回答。它本身作為壹種社會價值追求，其社會價值的實現過程就是價值本身為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全社會接受的過程，而社會的接受過程是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進行意識改造、進行各種關系的自我調適，也需要時間來讓社會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體系。所以，那個時候的國家由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實現政治上的民主，是壹個不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斷減少，而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斷增加的漸進的民主化過程。而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已在世界許多國家實現的今天，民主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制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拒絕這些公理已經意味著野蠻和蒙昧。所以對於今日人類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過度已不需要采用漸進的方式，而可以學習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並適當本土化，盡可能快地實現政治民主，進入到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壹些專制政權國家統治者和統治集團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則和政治制度已經成為天下公理的今天不敢公然抵制民主政治，只好口頭贊同民主政治，卻找出諸如“逐步完善民主制度”的種種借口來拖延民主進程，其本質是妄圖延緩專制體制的崩潰。

　　讓資本主義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首選的方式。這樣做不光是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本身的要求，也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但這並非等於說民主社會主義完全否定暴力革命。當專制力量對於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人民以暴力相向時，民主社會主義並不反對“以暴制暴”。民主社會主義只是認為暴力革命僅僅只能是“以暴制暴”的暴力自衛，而其本身並不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要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只有壹條路：民主。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在實現了政治民主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壹個漸進的過程。壹方面即使國家實現了民主政治制度，社會也還可能存在著違背民主社會主義精神原則的現象，因而還必須不斷進行民主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另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最終自由和最終平等（見下文）尚待實現，人類還要繼續為這壹目標奮鬥。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壹朝建成，永不變化的具體模式，而是壹個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諸價值不斷實現的過程。

　　26，什麼叫市場經濟制度？

　　答：市場經濟制度，顧名思義，指主要由市場調節的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來組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種經濟制度下，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資本所有者與雇傭勞動力之間，以及勞動力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社會經濟因為這種種的競爭而最大速度地促進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市場經濟制度乃是最好的壹種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相比，經濟學家曾把市場經濟制度產生的效率總結為以十點：1，產權效率。即因產權明確而帶來的效率。產權明確，則社會經濟活動的責任者和收益者明確，因而可以大大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2，交換效率。市場經濟使商品供求雙方直接面對，使供給方能直接依照需求方的個性要求生產商品，從而大大增加交換效率。3，信息效率。市場經濟直接由價格來傳達經濟信息。價格幾乎集中了如供求關系、商品成本等所有市場行為的信息。商品供求雙方只需了解價格信息，即快捷簡明地獲知經濟決策所必需的信息。4，決策效率。市場經濟由價格提供市場信息，又直接讓價格來作出經濟決策，故而決策會更快捷準確。5，自發性效率。社會需求的種種新的微妙變化，市場能作出迅速準確的反映，並迅速地快速滿足市場需求，無需專門的政府職能部門進行組織安排。6，創新效率。市場經濟的競爭使得生產者為了在競爭中勝出，必然要不斷研發新技術、新產品，研究如何降低生產成本。7，分配效率。市場經濟根據個人對社會產出的貢獻大小來決定其收入，以充分調動生產積極性，因此分配更合理。8，競爭效率。競爭是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依靠這壹機制，讓最能合理高效地利用資源的生產者存在和發展，讓浪費資源的生產者不斷退出。9，企業組織和管理效率。企業為了能在競爭中勝出，必須註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註重組織生產、管理生產制度、經驗的積累和研究，從而更有生產效率、管理效率。10，大規模生產效率。市場競爭帶來的企業兼並機能，帶來了規模經濟，規模經濟能將原本分散經營的資源相對集中，從而減少資源浪費，減少分散經營帶來的管理成本的重復投入，等等。

　　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並不排斥為了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的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並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必要幹預能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是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之壹。

　　馬克思主義消滅私有制度，而實行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都曾走過這條路，但是無壹例外地宣告了這種經濟制度違背經濟規律而徹底失敗。

　　2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麼主張國家對經濟實行必要的有限的幹預？

　　答：市場經濟制度本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壹開始是排斥國家幹預經濟的。這種排斥國家幹預、由完全的市場競爭決定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制度被稱為“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存在著兩個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壹是競爭中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存在著力量通常不均衡。資本與勞動力相比，前者是稀有資源，而後者是過剩資源，所以在勞動力與資本的競爭過程中是弱勢力量，勞動力是買方市場，資本方利用自身的競爭優勢，壟斷了分配權，造成社會收入的不平衡，貧富懸殊。分配的嚴重失衡導致社會消費能力降低，商品滯銷，社會消費嚴重不足，供需失衡。二是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競爭給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超常的效率，新設備、新技術的不斷運用，不斷給社會造就了大量的失業者。這大量的失業者由於缺少資本（自有資本或社會資本），無法就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而另壹方面許多富人擁有大量儲蓄，卻因為社會消費嚴重不足而不願增加投資，將儲蓄轉化成資本，讓失業者充分就業。這樣就造成了資本供求脫節。我個人認為，商品供需失衡和資本供求脫節造成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經濟制度下的“經濟危機”。民主社會主義承認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要讓社會經濟更加穩定快速的發展，解決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經濟危機現象，光依賴自由放任的市場是絕對不行的。必須依賴國家的力量，對經濟進行必要的幹預，通過增加資本投入和分配調整，促進社會充分就業，提高消費水平，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發展。這就是國家對經濟的幹預。

　　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增加資本投入的形式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通過政府支出直接投資，另壹形式是由國家擔保由社會投資。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分配調整也有兩種形式。壹種形式是由國家制定各種收入政策和法律，以稅收為調節杠桿，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形式直接扶助中低收入階層，保證社會中下階層的收入保持在壹定水平之上；另壹種形式是由國家興建大量的公共設施，讓社會共享。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在歐洲和美國都被歷史證實為可行和有效的。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維護市場的有效性的作用。沒有國家幹預的經濟制度下的市場，最終必然有兩個不好的結果，壹是過度的壟斷，二是過度的競爭。過度的壟斷就是市場為極少數企業把持，然後這些企業可以不再完全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以非公平的手段排斥和打擊競爭對手，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和市場份額；過度的競爭就是市場競爭者間由於競爭過於酷烈，做出壹些諸如不計成本的生產銷售等的不合理競爭手段，以期壓倒對手。過度的壟斷和過度的競爭都勢必影響市場的良性存在，最終降低競爭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必須由國家通過制定反壟斷法和防不正當競爭法，以保證市場的存在和公正。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調整勞資雙方力量的平衡的作用。勞動力資源相對於資本資源長期的過剩，使單個的勞動力與資本占有者相比是弱勢，無法與資本相抗衡，但是壹旦勞動力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聯合起來組織和參加工會以後，勞動力在工會組織下變得強大了。當勞動力組織強大到壹定程度，勞動力組織就有可能控制勞動力市場，出現實際上的對勞動力的壟斷，從而抑制資本的發展。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就是要維持勞資雙方的力量平衡，不讓它們出現懸殊的力量差距，從而維護市場的公正。

　　市場經濟制度下國家對經濟的幹預還可以起到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的作用。民主社會主義客觀地看得社會貧困，認為社會某些人群的貧困，並不完全是個人的原因，社會應當對陷於貧窮和困境的人們提供盡可能的幫助。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最低工資立法，主張雇員與雇主有平等的分配決策權，主張對富裕階層課以累進稅，對投機所得課以較高稅率，政府直接以貨幣和實物分配給貧困者。

　　此外，環境和生態保護等問題也只有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來解決。

　　要指出的是，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是“必要”的即有限度的幹預，即無論采取什麼樣的幹預政策，國家幹預的範圍壹般只限於需求領域內，對於供給領域是不作幹預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讓市場充當經濟的主導，保證經濟按照市場的規律運行。

　　國家幹預還必須照顧到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因為如果國家對經濟幹預過頭，讓企業承受過多的稅賦，就會過分提高產品成本，從而使之在國際市場上處於競爭不利的地位。

　　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的國家對經濟必要的幹預，是在理解了市場規律後得出的壹條基本市場規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在運用這條基本市場規律時，這條規律必須服從整個市場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由經濟下的社會商品生產是無計劃的，這在馬克思所處的那個資本主義時代是如此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以後，國家必要幹預下的市場經濟已經成功地克服了盲目地生產，做到了按照市場的需求（包括數量需求和個性需求）來安排商品生產，這是馬克思在那個時無法想象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商品生產是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再制訂生產計劃的。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後企業規模化的集約生產，使根據市場商品的價格規律來了解市場需求狀況更為可能和準確及時。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說法，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是生產的相對過剩，我個人認為這只說對了壹半。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只是經濟危機的發生的原因之壹，而另外壹個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資本的供求脫節。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有國家對經濟的必要的幹預，實行了社會平等分配（註意，不是平均分配），既解決了資本的供求脫節問題，也基本解決了社會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的問題，所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再產生“經濟危機”，至多只會發生正常限度的經濟波動。

　　28，什麼叫福利國家制度？

　　答：福利國家制度是國家經濟幹預制度組成之壹。它是人類理性迸發的燦爛火花，它是博愛原則和平等思想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它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特點之壹。這壹制度主張在社會分配領域由國家對分配進行必要的幹預，以彌補社會弱勢群體在社會競爭中，由於某些非主觀因素而處於不利地位所得到的不公正分配。比如在現階段社會，勞動力（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勞動力中又包括了智力勞動力）與資本是稀缺程度不同的兩個資源，勞動力總是相對過剩，而資本總是相對稀缺。在這種不平等的競爭下，資本所有者往往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出賣勞動力者在報酬、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勞保等方面提出種種限制，而出賣勞動力者卻往往不能對資本所有者有更多的選擇或提出自己的要求；再比如人的出生背景有時是相殊巨大的，家庭背景好的就能夠比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有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殷實的家底也不必象貧困家庭出生的人那麼要花費百十倍的奮鬥精力去從零開始。因此，以博愛和平等為價值觀的民主社會主義要求在社會分配時，特別註重建立以人的機會均等為核心的社會機制。其提倡的福利國家制度，目的之壹就是為了讓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能在社會競爭中，不致於因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教養的水平有太大的懸殊，而影響個人能力的發揮。壹方面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在法律制度上給予社會弱勢群體以與其他階層平等的參與分配決策的權利，制訂最低收入和勞動福利標準，壹方面由政府利用稅收等手段對企業及高收入階層征稅，再將稅收以再分配的形式變為社會福利事業（醫療費、退休金、生育補助、教育補助、失業救濟、公用設施等等）讓每壹個社會成員公享。福利國家制度能夠基本保證社會所有成員在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方面沒有懸殊的差別，而把更高的“享受”層次作為對傑出俊賢的“獎賞”，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社會自由競爭的缺陷，使得社會既保持了自由競爭帶來的活力，又不失仁愛公正的精神。在當今歐美國家中僅社會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在瑞典1980年為32% ，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為25-30% ，奧地利、西德、愛爾蘭、盧森堡、挪威為20-25%，英國為18% ，加拿大為15% ，美國為13%，澳大利亞為12% 。

　　福利國家制度作為國家經濟幹預制度組成之壹，在給社會民眾帶來了無窮的福祉，但是另壹方面也產生了使企業生產成本增高，削弱了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的情況，另外，太高的福利也可能讓社會孳生出“懶惰階層”。所以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福利國家制度的福利應當是“適度”的，同時還要制定相應的防止懶惰階層產生的制度，以促進社會積極勞動。

　　29，什麼叫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

　　答：民主制度含義之壹是政治民主制度（或稱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是依照人民主權和由人民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的權利的原則而制定的國家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的特點是：壹是在憲法上確立國家主權為人民所有，經人民自由推選而組成的人民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二是所有公民皆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具體表現為依靠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人民普遍享有自由而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有組織和參加政黨影響政治的權利，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有對現行政治表示異議的權利；三是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受憲法和法律制約，忠實地服務於人民。國家和政府的首腦其權力與任期由憲法和法律限制。人民有權按法定期限或隨時改選國家和政府及其首腦。四是國家內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相互獨立並制衡；五是地方或區域高度自治，以防止中央過度集權。

　　民主制度含義之二是社會民主制度。社會民主制度是指社會中所有個人、集團、政黨都可以權利平等地自由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如宗教活動、文化活動、民間集會、節慶等等。

　　民主制度含義之三是經濟民主制度。經濟民主制度是指所有人都有權參與經濟活動，並通過參與參與經濟活動謀取經濟利益。所有參與經濟活動者都有權利參與制定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政策，有權利參與利益分配和參與利益分配決策。

　　民主制度含義之四是文化民主制度。文化民主制度是指給予壹切內容和形式的文化（包括思想、學術）以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文化之間可以相互鬥爭，也可以以多元形式並存。國家不能以強制手段提倡或壓制某種文化。

　　專制制度是和民主制度相對立的制度。專制即是專權，即壟斷權力。專制（壟斷權力）的主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家族、集團、政黨或階級。封建制度、皇權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權力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專制制度。封建制度是集團的專制，皇權制度是以血緣為特權載體的個人和家族專制。資本主義制度是以資本為特權載體的階級專制，即有資本才有權利。權力資本主義是以權力為特權載體的集團或政黨專制，即有權力才有權利。專制制度中，專制最嚴厲的是權力資本主義，其次是皇權專制制度，其次是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權力資本主義起源於二十世紀初，它假借人民的名義依靠暴力維持其統治，是壹種僭主政治。它不僅壟斷政治權力，還壟斷壹切權利，包括社會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等壹切權利。

　　民主制度和專制制度是不可兩立的。

　　30，什麼叫自由？

　　答：自由壹般說來就是指每個人對自己的壹切行為有自我決定和不受他人強制的權利。自由有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是指每個人享有行為的自主權利，消極自由是指免於受他人強制的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自由是人類普遍應當享有的個人的和集體的自決權，它是人的自然（賦予的）權利和由自然權利衍生出來的社會權利。民主社會主義認為，如果從社會學角度來解剖人，可以依照人的屬性劃分為自然屬性的人和社會屬性的人。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人是造化的生物，天然地享有生存和行動的自主權，這包括對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權，個人幸福追求權。這壹系列基本自然權利，人們稱之為“人權”。人權並不是由他人所賜予的，而是因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賜予，所以說是“天賦人權”。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聰慧的大腦，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思維；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修長的腿腳，讓每壹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行旅；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靈巧的雙手，讓每壹個人可以去幹他想幹的事；是自然賜給了每壹個人善言的嘴，讓每壹個人可以表達他想表達的壹切；……。在作為壹個自然屬性的人的同時，人又是社會屬性的人，又必然地把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延伸到社會屬性的人，賦予人以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即民權，或公民權）。這樣，每壹個人不光具有了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人權），又具有了對社會事物的思想權和意見表達權，對所生活的社會制度和國度的選擇權，退出社會（隱居）或參與社會（入世）的選擇權以及社會管理的參與權(統稱作民權或公民權)等等，等等。所有的自然屬性的人的自主權和社會屬性的人的自主權的總和，我們稱之為“自由”。（2）社會主義就是要通過民主的手段把社會改造成壹個自由的社會。（3）自由意味著強調每個人都可以使自己成為唯壹性的和獨特性的自我，而不必與他人壹致。它認可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把壹切以強制的手段進行統壹的做法斥為專制。（4）自由不是無拘無束，而是要求在“平等”的限度內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必定要蛻化成為特權。（5）民主社會主義強調自由的作用，特別認為公民個人利益的積極追求與表達，是民主程度較高的標誌，是保證民主決策正確的前提條件。個人的自由如同人的每壹個神經細胞，只有神經細胞保持正常的興奮，國家這個神經中樞才能正確地感應外界的反映。（6）自由是人格的根本內容，沒有自由或自由受到限制的人，是不具有人格或人格不完全的人。因此壹個公正的社會不可以無辜剝奪或限制人的自由。

　　自由的對立面是“奴役”，奴役有人對人的奴役，如專制社會和美洲曾有過的蓄奴制度；有借助某種資源對人的奴役，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壹些人以資本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權力資本主義是壹部分人用權力來奴役另壹部分人。民主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人對人的奴役，還要消滅資本對人的奴役。在消滅了資本對人的奴役後，還要消滅人類因為對物質需求的依賴而產生的物質對人的奴役。消滅人對人的奴役和資本及權力對人的奴役，人類才獲得初步的自由，這個初步的自由可以稱之為現實的自由。而消滅了物質對人的奴役，人類才是獲得了最終的自由。這種最終自由不是靠道德說教來維系，而是靠生產力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極大充足，使人最終永遠擺脫物質利益的爭鬥，從而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精神需求的滿足。

　　最終自由只是遙遠的目標，民主社會主義首先要追求的是現實的自由。

　　現實的自由包括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等。個人自由是指個人選擇生活方法和行為趨向等的自由；政治自由是指個人有對國家與社會事務發表自己的意見，參與選舉和競選與否等的自由；經濟自由是指個人擁有與支配自己的財產、並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謀取利益的自由。

　　無論什麼自由，都是人類平等地有自由的自由，沒有平等的自由的自由，本身是對自由的否定。

　　31，什麼叫平等？

　　答：平等就是指國家和社會中的壹切人的權利壹律相同，謀求利益和自身發展的機會均等。民主社會主義認為：（1）作為自然屬性的人，上蒼未曾私阿壹人，眾生皆為自然之子。因此，人本無尊卑之分，老天給每壹個人賦予了同樣的自由權，任何人不得因自己有自由權就利用這自由權去侵奪他人的自由權。而且，這平等是無前提的。任何有限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平等”是有限的平等，其實質仍是階級專制，民主社會主義不承認它是真實的平等）；（2）“平等”意味著人們的社會的關系是相互的協作關系，這種協作關系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利他”與“利我”完美統壹的關系。（3）“平等”首先是要求消滅政治等級，讓每壹個人有同樣的權利，例如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權利的平等，社會分配權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其次是要實現最終的平等，即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文化，通過資本的社會化，逐步消滅經濟的等級，從而最終消滅了階級的人類大同的“平等”。（4）“平等”是盡最大可能的機會的平等，而不是利益的“平均”分配。如就業機會的平等，享受社會保障機會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訓和文化權利諸方面的平等，等等。（5）社會主義的平等觀並不排斥社會競爭；相反，它保護競爭，並主張在競爭中給予優勝者較多的物質與精神報酬。（6）平等是對人的人格的保證。人只有有了平等的地位才能有完整的人格。因此只有平等的社會才是真正尊重人的社會。（7）平等是自由的捍衛者。

　　平等包括種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等等。種族平等是指所有種族（包括民族）權利的平等；政治平等是指所有人無論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與文化程度，在參與國家政治與社會事務時權利的平等；經濟平等指人人有權享有財產權和運用財產謀取經濟利益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為謀取經濟利益而與他人合作，並與合作者平等地進行分配決策的權利，人人有權享有免於饑餓疾病、受到社會救助的權利等等。

　　32，什麼叫博愛？

　　答：博愛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人類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致。博愛是同情和救助弱者的人道主義原則和道德觀的體現。它主張在社會競爭的同時，提倡壹種無私無償（或要求較少回報）地救助弱者的精神和承擔其它社會公益事務的高尚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福利國家”是博愛原則的具體體現。

　　33，什麼叫民主？為什麼說民主不具有階級性？

　　答：民主，顧名思義，就是壹切由民作主。這裏所說的“民”乃是指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主體（比如“國家政治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人、“國際民主”則主體是每壹個利益相關的國家等）。民主就國家事務來說，就是不分階級和身份的每壹個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所以民主也即是人民自治，或稱人民主權。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就是承認每個人都有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所以民主適用於社會中每壹個人，因而民主不具有階級性。民主權利可以由人民親自行使（如全民公決），也可以自願委托他人代為行使（如由選舉的議員代議）。在民主國家中，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節約行政成本，由人民委托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即各級議會議員進行參政是主要的民主權利行使的方式。

　　民主就其使用範圍可分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文化民主和國際民主等。政治民主剛才已談到過，就是每壹個人無論階級、身份都有權利和其他人壹起來自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壹切事務，就是人民自治。經濟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財產，都有權利參加經濟活動，各種所有制都有權利存在，參與社會財富勞動創造的人都有權利享有分配權。社會民主是指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社會活動，可以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可以自主選擇生治方式和生存空間等。文化民主指壹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都有權利存在。國際民主就是每個國家都有權利維護本國利益，都有權利對關於本國利益的國際事務發表見解和進行表決。

　　34，民主政治制度是不是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

　　答：不是。民主是通過壹系列的民主生活來實現的，不僅僅只是“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民主社會主義認為，民主是個包含社會的各利益方面利用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政治權利進行利益整合的過程。而“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只是這個利益整合過程中的壹個步驟。民主生活內容包括選舉、競選、抗議、遊行、示威、結社、罷工、出版等。人民利用這些民主生活，向社會各個不同於自己利益要求的階層、集團、黨派以及政府，充分表達代表自己利益的意見和立場，使整個社會的各利益方面有機會了解其他利益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相應的利益要求的調整。所以，“民主”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也不僅是投票表決。有了民主生活的“少數服從多數”和投票表決，其結果是各種利益傾向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已不代表任何壹個利益方面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取向。

　　包含了民主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它起到以下作用：壹是使“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符合社會真實；二是因為由投票表決結果更為真實帶來的投票表決結果的公正性，從而使社會更易於接受投票表決結果；三是及時疏導和有效化解了社會矛盾，使社會矛盾不致於因為缺少疏解渠道而累化為激然的社會沖突。

　　35，為什麼說民主與民主集中制為什麼有根本的不同？

　　答：民主與民主集中制有根本的區別。民主本身已經包含有“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的過程不是由某個“權威者”或權威組織來“集中”的，而是民主的主體——人民自我通過民主生活來進行利業的碰撞與妥協，最終以公平表決的方式作出最終的決定，而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者仍可以保留反對最終決定的結果的權利。而民主集中制把“民主”與“集中”相分離，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者是民眾之外的高於民眾的第二者，即某個“權威”。能真正作出最終決定的，不是“民主”的過程，而是“集中”的過程，否則又何必“民主”了又“集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只不過是壹種美麗的幌子，民主集中制乃是偽民主、真專制。

　　36，有人說實行民主制度需要社會的素質達到壹定水平才行，對嗎？請問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是什麼？

　　答：“民主”的根本價值在於體現每個人的尊嚴。尊嚴包含人格和個人利益。不承認民主的價值，就是不承認每個人可以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反過來說，不承認每個人有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也不會是真實地承認了民主的價值的。民主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它不是深奧的理論，它就是對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覺醒和自覺維護，就是拒絕他人在未得其人自願同意時，由他人為其作主。說具體些，就是工人可以要求國家的法律保障工人的有公正的分配，農民有權要政府對所收費用作出合理解釋，就是壞人當道時，民眾會壹致拉他下馬，就是有大家公認的俊才賢人時，大家可以共同推舉為首腦，就是政府要增減稅賦時，妳投出妳的贊成或反對的壹票，就是民眾在維護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中，在必要時能夠用上法律給他的抗議、遊行、示威、罷工等權利。……。所以，能不能實行民主，在於民眾是否具有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不在文化素養的高低。

　　當然，文化素養的高低對自己權利和利益的認知程度會有影響，但是這並不能構成不能實行民主的理由。壹來，民主認同的是個人的權利、人格和利益，而不是個人的認知結果，也就是說個人所表達的即使是錯誤的，他也有表達的權利，他人無權剝奪他的表達權；二來，壹部分民眾文化素養低並不能構成剝奪有較高文化素養者民主權利的理由；三來，多數情況下，普通民眾是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議員）來行使參政權的，所以對於普通民眾難以了解和認識的問題，普通民眾可以通過他們推舉的代表即議員（壹般說來民眾推舉的代表文化素養和政治素養較高）來作專門探討並作出表決。其推舉的代表也不能了解的專業問題，代表在表決前可以向專門部門進行咨詢認證而獲得了解。同時民主制度的民主生活又會促使不同立場的代表為了贏得表決結果，勢必主動向社會進行通俗的解說遊說，讓壹般民眾和他們的代表了解主張的具體內容，便於作出決斷。

　　所從我們說，實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礎不在其它，而在於對自己和他人的獨立人格和個人利益的認知和認同。

　　37，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光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

　　答：人類是智慧的生物，他不光有物質的需求，還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人類的生產既有物質產品的生產，也有精神產品的生產。這兩種生產都需要花費人的時間來進行。物質產品的生產花費的時間越少，則人們從事精神產品的生產的時光就越多。從西方各民主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來看，民主社會主義既要註重社會物質的生產，還必須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特別是要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這是因為民主社會主義致力於人類社會穩定快速地發展，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人類花在物質的生產上的時間越來越少，如果不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人的精神世界就容易因為空虛而可能為各種有違“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精神的東西所侵蝕，而產生各種危害人類社會進步的行為。當今歐美各國出現的各種邪教組織和各種行為怪僻者，都是只註重物質的生產而不註重精神道德的建設結果。當前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風險社會”時代，科學日益發達而普及，許多可以給整個人類造成生存災難的科技行為可以輕易地為壹般人所掌握使用，因此，除了以法律方式來降低這些風險外，加強精神道德的建設也是防備人類極端行為的重要方式之壹。

　　民主社會主義所註重的精神道德的建設，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準則，目的在於維護社會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秩序，保障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繁衍，保障文明的昌盛與延續，和睦家庭和社會，使人們交相利，互相關愛，互相協作，共同進步。

　　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不同於極權制度下的“思想灌輸”。民主社會主義註重精神產品的生產和精神道德的建設是以“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為基本道德觀，它不反對文化的多元原則，相反它反對思想專制、文化專制。

　　38，為什麼說“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答：其壹，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使人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斷提高，即越來越多的人會發現“我”相對於他人的價值是獨立而平等的，這勢必會引發社會向主宰自己的神明和權威開戰而最終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二，人類的壹切活動都是為了人的更多福祉，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讓人類社會獲得平穩和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只要人類追求更多福祉，人類就要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三，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道德觀，並且逐步成為了人類普遍的生活方式。當今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也都在朝著自由、平等和民主邁進，擺脫專制政體束縛，實行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的國家越來越多，意識形態和文化越來越呈現多元化發展格局，尤其是聯合國及其《憲章》和其它人權文件對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中國無論是政權、經濟、文化諸方面要謀求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就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世界趨勢之外。所以我們說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是人類的、也是中國的必然。

　　39，美國連社會黨都沒有，妳怎麼也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答：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這個國家沒有專制統治的歷史，所以在建國後的政治也就更多地體現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它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早期的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逐步實行除黑人奴隸以外的普選，到30年代，除少數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亞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選舉的財產限制。這比英國早了約壹個世紀(英國取消選舉財產限制在1918年)。民主社會主義本來把爭取普選權當作實現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務，而這個任務在美國很輕松地基本實現了，這樣，國家的政治制度就理所當然地走向民主了，而不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來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民主社會主義的另壹個任務是要實現社會分配的民主。勞動力在壹般國家相對於資本是過剩資源，所從勞動力難以競爭過資本，勞動力往往不能獲得與資方平等的分配決策權。而美國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壹直是勞動力相對不足的國家，所以勞動力相對於資本有在資源地位上的壹定可抗衡能力，所以其分配就比較公正。這樣，在經濟領域也難以有意識地開展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以，第壹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其實是壹直在事實上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美國沒有社會黨，但共和、民主兩黨中的民主黨，實際上在政策上很接近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如他們主張對經濟實行國家幹預；主張高稅率和增加社會福利；主張削減國防開支。他們在社會中下層擁有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民主黨是個不是社會黨的準社會黨。從美國現行制度來看，它完全具備了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市場經濟制度、國家對經濟必要的有限幹預制度、福利國家制度），所以完全它是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40，民主社會主義在世界的過去、現狀如何？

　　答：自從社會主義思想產生以來，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道路雖然有曲折的過程，但就其思想的精神宗旨和基本理念來看，其發展主脈是明確的。民主社會主義無疑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稟承者，並且是唯壹的原旨稟承者。而且在社會主義的發祥地歐洲，各國民眾也無不普遍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19世紀以來歐洲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占統治地位的政治運動。世界上首個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誕生於1863年5月23日，此後，歐洲各國都相繼成立了社會主義政黨。這些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壹般在名稱上稱為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工人黨。1870年10月丹麥成立丹麥社會黨，1887年8月挪威成立挪威工黨，1889年4月瑞典成立了社會民主工人黨，意大利在1892年8月成立了統壹的意大利勞動人民黨（即今日之意大利社會黨）英國在1880年起相繼成立了多個社會主義政黨，到1900年英國建立了統壹的社會主義黨——“勞工代表委員會（即今日之英國工黨），法國於1879年就有了社會主義政黨，到了1905年4月才成立了統壹的社會黨；荷蘭在1894年也建立了社會黨。

　　和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壹樣，歐洲的這些社會主義政黨在19世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思想影響，走了壹段歷史的彎路，所以這些政黨早期的黨綱都烙上了很多“科學社會主義”的印跡，這主要體現在以完全實行公有制為目標，要求實行階級的專政，個別國家的政黨甚至有暴力革命的傾向。這些政黨內部不僅有社會主義者，也有共產主義者。1898年和1899年，以愛德華·伯恩施坦發表著名的《社會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覺的任務》為標誌，以上的社會主義政黨內部開始反思以往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理論。伯恩施坦清醒地發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現實社會的現實脫離，提出要修正馬克思主義。以蘇俄十月為契機，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政黨內部就對“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是否加入共產國際展開了空前辯論和鬥爭，不少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分裂。法國於1920年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意大利社會黨於1921年1月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挪威工黨於1921年分裂，部分人另建社會黨，1923年挪威工黨中左翼又另建共產黨，這樣工黨才保持了民主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社會黨與共產黨正式分道揚鑣，開始逐步與科學社會主義拉開距離，紛紛放棄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的思想，重新確立了以民主為手段的社會主義之路。不過，歐洲的許多社民黨如英國、法國等在很長的壹斷時期內仍然堅持以追求公有制為目的路線。直到七八十年代後，社會黨的國有化道路造成了歐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於是，歐洲的社民黨才認識到只有堅持混合經濟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穩定高速的發展，逐步放棄了走國有化的道路。

　　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產生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擁護。特別是自從19世紀20年代共產黨人從社民黨內分離出去後，社民黨的政治聲望在各國壹路飆升，相繼在大選中嬴得勝利，並成為了各國的執政黨。在國內長期執政和在議會、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黨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奧地利、意大利、馬耳他、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挪威、盧森堡、比利時等國。其中，以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時間最長，它從1917年開始執政，1920年成為執政黨，其後又在20年代兩次下野，又兩次重新執政。從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該黨單獨執政至今。其次是奧地利社會黨，該黨單獨執政達40年之久。瑞士、丹麥、挪威、盧森堡、比利時、芬蘭、英國的社會黨執政都超過或接近20年。德國社會黨從1966年開始執政，直到1982年才下野，執政達13年。法國社會黨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兩度參加聯合政府，1981年它單獨上臺執政，1986年該黨雖然下野名，但總統仍然由社會黨人密特朗執政，社會黨仍然是議會第壹大黨。七十年代，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先後推倒了專制極權統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葡萄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全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等社會黨才獲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這些社會黨很快發展壯大，不久都成了本國的執政黨。並且許多社民黨成為長期的執政黨，這為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在歐洲各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條件。1951年6——7月，各國社會黨召開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目前，歐洲在東歐劇變前成立的社會黨有約三四十個，1989年東歐劇變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也相繼成立社會黨或將原共產黨轉化為社會黨。

　　歐洲的社會黨不僅因其主張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愛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得到歐洲人民的普遍擁護，更由於其國內和國際政策而深得人心。在國內完善了社會福利制度，社會分配趨於合理公正，人民安居樂業；在國際，第二次大戰爆發前，各國社會黨就是反對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社會中堅力量，在法西斯與軍國主義蠱惑聲中，社民黨就堅決與之鬥爭，並提醒本國人民警惕法西斯與軍國主義；二次大戰中，社民黨又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二戰以後，當以蘇聯為首的極權主義威脅國際安全，世界展開空前的軍備競寒和核競賽時，歐洲各國社會黨又主張“緩和”和禁止核擴散。以上國際政策也贏得了世界的贊賞。然而，到了70年代後，就在歐洲各國社會黨的政治走向顛峰時，各國社會黨卻遭到了重大挫折。這些挫折表現在：壹是社會黨的黨員人數大幅減少、在議會選舉中得票率下降和大選選舉失敗。英國工黨從1979年下野後連續四次大選失利；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82年聯合政府瓦解之後壹直在野；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在執政44年後於1976年宣告下野，1982年重新上臺後，又於1991年再次下野；其它國家的社民黨也都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受挫。在重大挫折面前，壹些極權主義國家以及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反對派都放言民主社會主義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其實，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不是因為其追求的價值體系的原因，相反，是因為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除東歐外，歐洲基本上已經進入了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階段，政治上實現了民主，社會分配也已經趨於公正平等，各國社會所壹貫追求的價值觀在各國得到了真實的實現和社會廣泛的接受，這樣壹方面使得各國社會黨不再具有以往那種鮮明的存在價值，另壹方面由於社會中各階層的人在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下權利和生活都得到保障，於是關心政治的人也自然減少。所以，歐洲各國社會黨遭受的重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壹是由於各國社會黨缺乏新的價值追求而產生的存在價值的缺乏，二是由於民眾因滿足於當前社會狀況而對政治熱情的降低，而不是由於民主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此後，歐洲各國社會黨開始力求在政策和戰略上有所創新，1994年後又出現了各國社會黨復興的勢頭。1994年5月荷蘭工黨在大選中獲股，組成了1976年以後的第壹個由工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同年9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又重新執行；丹麥、芬蘭、比利時各社會黨也相繼贏得大選而出面組閣；1997年5月，英國工黨以絕對優勢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戰後支持率最高的壹屆政府；同年7月，法國社會黨與共產黨聯合執政；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黨主席達萊馬受權組閣，這樣，整個西歐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後，15個國家全部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單獨執政或聯合執政。而1989年後又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利亞、保加利亞等國先後由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執政，所以稱90年代出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復興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神奇回歸”。

　　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在今後世界的發展中既有著挑戰，也有著機遇，它遠沒有到終結的那壹天。壹方面，國際範圍內還沒有完全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另壹方面它必須要實現它的最高理想——人類的最終自由，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及其政黨仍將為人類的福祉而奮鬥不息。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任何壹種經濟政治社會運動，都具有壹定的哲學和文化內涵，自由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是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是如此。

　　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

　　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性哲學，認同人皆具有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性假說。

　　壹、人性哲學

　　1、善性與惡性

　　我們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獨立、求真、務實、互助、合作、勤勞、節制、創造、超越、仁義、慷慨、寬容、慈悲、愛美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賴、奴從、怯懦、蒙昧、虛妄、仇恨、攻擊、傲慢、妒忌、貪婪、恐懼、懶惰、縱欲、殘忍、戀醜等等天性、潛能、需求和傾向，稱之為人的惡性。

　　在歷史上，性善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個方面，而性惡論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後壹個方面。但實際上，任何人都同時具有兩個方面，只不過在有些人那裏，善性壓倒了惡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裏，惡性壓倒了善性，他們依次被稱之為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在更多的人那裏，善性與惡性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交織狀態，他們被稱為好壞參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們承認人類歷史是壹個從低級到高級、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和發展過程，那就意味著，人性的變化總的來說具有善性不斷強化、惡性不斷消退的趨勢，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庸常之人將會成長為聖賢大德、英雄、好人，並且對大奸大惡、梟雄、壞人形成壓倒性的優勢。

　　然而這絕不是壹個自動的、必然的直線進化過程，事實上，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人性大退化的時期，甚至我們自己還親眼目睹了、親身經歷了慘烈的人道大災難。在中國歷史上每壹次社會崩潰、改朝換代時，都有數千萬人（有時高達總人口的2/3）死於非命，人吃人、率獸食人現象反復出現；到了20世紀，竟然還有數千萬人死於黑色法西斯主義暴政和侵略，上億人死於紅色共產主義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們不僅對人類的進化深表懷疑，甚至對人類的未來深感絕望。今天，足以毀滅人類和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器，作為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和實體化，就像達摩克裏斯之劍壹樣高懸在人類的頭頂；今天，地球上實際上只有壹半的國家和人口實現了憲政民主，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仍然處在形形色色的極權專制與威權專制之下，也就是說，只有在壹半的國家和人口，人性善壓倒或控制了人性惡，而在另壹半國家和人口，人性惡還在壓倒或控制人性善。人類實際上走到了壹個真正的十字路口，人類能否抑惡揚善、棄惡從善，尚有諸多不確定，仍是未知之數；沒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觀規律能夠保障人類臻於至善之境，善惡之爭其實是人類自己與自己的鬥爭，最終結果取決於人類自己。

　　2、生物性與創造性

　　人類來自於自然界，是生物進化的結果，是自然因果鏈條的壹個環節。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動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類也無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們稱之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適應環境和保持現狀的特點，我們也把它稱之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趨於保守的維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類進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卻不是進化發展的動力。人類進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人猿揖別過程中形成的壹種新的本能和本性，這就是人的創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實現性，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打破現狀、改造自然、挑戰環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潛能和沖動，人類正是依靠這種最初很微弱後來愈益強壯的本性，才把自己從壹個弱小的物種變成了地球上最強大的、不僅統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種。

　　在很長歷史時期，生物性在人性結構中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壹切人類活動，包括經濟、政治、軍事、法律、社會交往、文化創造活動，都是圍繞著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這壹焦點和軸心展開的，創造性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與其說是作為目的，不如說是作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發展的，它經過漫長的積累逐漸壯大和豐滿起來，並終於率先在小部分傑出人物那裏獲得自為目的、自求滿足的特性，成為他們生活的第壹目的，成為他們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類創造性的發展，尤其是傑出人物創造性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提高，推動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變革，推動了精神文化的繁榮昌盛。

　　最近幾百年來，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了數十萬年人類歷史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的總和，應該說，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相當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生物需要的滿足已經不成為問題了，只要物質資料的分配問題也像物質資料的生產問題壹樣得到徹底解決，那麽整個經濟問題這個壹直困擾人類的首要問題，也將得到徹底解決。壹個極為明顯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絕大多數人用於謀生的勞動時間急劇減少，相應地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在大大增加。於是壹個人類從未遇到過的重要問題就變得非常現實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時間裏，人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

　　如果人的創造性等高級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著，大量的自由時間，就會浪費在生物性等低級本性和需要的滿足上了，人類文明就會失去進壹步向前發展的動力機制了。發達國家已經來到了壹個歷史節點上，那就是必須普遍實現以生物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向以創造性為主導的人性結構的轉型和升級。

　　當然，這個問題只是在發達國家才成了壹個現實的問題，這些國家也就二三十個，其人口大約只占全球總人口的15%，其他國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處於不發達或發展中狀態，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物質需要的滿足問題、謀生問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經濟問題，仍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他們仍然不得不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勞作，甚至不得不展開爭奪生活必需品的殘酷的叢林競爭。

　　3、個體性與群體性

　　任何壹個人，首先是壹個個體，具有個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個性、特殊性、獨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強、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與此同時，任何壹個人也都是某個人類群體的壹份子，具有群體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會性，具有無私、利他、互助、合作、聯合、團結、仁愛、博愛等等本性、需要和潛能。

　　這兩方面形成壹種相互依存、相互補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沖突的結構性張力關系，只有個體性而無群體性或者只有群體性而無個體性，都是不可思議的。區別只在於，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群體性占優勢；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沖突得很厲害，在有些人那裏，個體性和群體性能夠達到壹種很好的融合。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突出強調個體性而相對忽視群體性，群體主義、社會主義突出強調群體性而相對忽視個體性；極端的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與極端的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則幹脆否認對立面的存在。

　　上述這種壹般的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體地理解個體性和群體性的結構關系和歷史行程的邏輯前提，而不是這種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體地加以解釋的是，個體性和群體性在人性進化過程中分別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它們在什麽情況下是必然沖突的，又在什麽情況下是必須並且可以結合的？

　　必須承認，個性、個體性相對於共性、群體性而言，具有壹種Ontology（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這倒不是像個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那樣，在發生學意義上指認個體先於群體、個人先於社會而存在，就像群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發生學上指認群體先於個體、社會先於個人而存在，這兩種說法就像斷言雞先於蛋或蛋先於雞壹樣，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寧說兩者是同時出現、同時演化的。此處所說的個體對於群體在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是就發展的動力機制而言的，也就是說，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個體的行動、個人的首創精神是整個共同體和全部歷史發展的原動力和發動機。壹般而言，個體是相對積極、主動、能動、活躍的，而群體是相對消極、被動、受動、穩定的，這種存在論或本體論上的判斷大抵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任意截取某壹個時間節點來看，固然可以說任何壹個個人都是既定環境和先前歷史條件的產物，但如果說個人僅僅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那麽歷史就會停留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了。人類歷史之所以具有“發展”和“進步”的性質，就在於總是有某些個人率先站出來改變環境、挑戰權威和成規、突破共同體的限制、創造新的文明因子，他們或許失敗了，或許被共同體當作異端摧殘和消滅了，然而，在他們的感召和示範下，更多的個人站出來了，他們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終於改變了環境，重構了社會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說，共同體並不創造什麽，並不提供歷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個人活動的成果，只是容納了歷史的存量；創造歷史的、提供歷史增量的，永遠只是活生生的個體，正是他們率先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突破、有所創造，才推動了老共同體的瓦解和新共同體的形成。

　　每個積極意義上的個人都是現存生產力所無法限死、現存社會關系所無法窮盡、現存文化所無法窒息的、包含種種內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實體，他的內在需要和本性推動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環境，去創造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關系和新的文化。個人的這種獨壹無二性、不可還原性和創造超越性，就賦予他以歷史本體論即社會存在本體論的優先地位。

　　那麽如何解釋在某些歷史時段某些共同體的倒退和毀滅性敗壞？關鍵在於那些集中了惡性力量的大奸大惡、梟雄和壞人，積極主動地發起了攻擊和破壞，他們裹挾和綁架很多膽小懦弱的民眾，掃蕩和摧毀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人類文明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聖賢大德、英雄、好人，卻沒有來得及有效地聚齊和組織起來，並帶領民眾抗擊和阻止歷史的大倒退。在這裏，個體的選擇仍然是決定性的力量。如果說積極意義上的個人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那麽也可以說消極意義上的個人拉動了歷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惡性大於善性、破壞性大於創造性、索取大於貢獻、消費大於生產的惡劣個人，不滿足於社會結構停留在某壹靜止狀態，他們帶領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極個人，推動社會結構回到過去的歷史階段。這正好反向、逆向證明了個體性優先於群體性的原理。

　　無數這樣的時間節點構成了人類曲折向前的歷史主線。其實，在原始人類那裏，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都處在壹種未展開的、混沌模糊的狀態中，個體固然是極為貧乏弱小的，群體也是極為狹隘封閉的。原始人甚至沒有“人類”的自我認同和自我意識，他們分布在廣袤大地的各個角落，在很小的血緣關系的範圍內勉強生存，彼此將周圍的人群視之為像其他動物壹樣的狩獵對象，戰爭、搶劫和殺戮幾乎成為他們基本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許多浪漫主義者對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緣群體固然是弱小個體賴以存在的依靠，其實也是壹座座關押個體的鐵籠。正是無數逐漸積累起力量的個體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與發展的積極行動，逐次沖破了血緣、地域、等級、階級、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相應的信仰、法律、道德、習慣的禁忌，在無數個方向和無數條線路上交流與融合，形成了更加廣泛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聯系，形成了更大的社會共同體。以哥倫布和麥哲倫等人的環球航行和地理大發現為標誌，地球上終於出現了完整的人類概念和真正的人類意識，實現了由無意識的、自在的人類世界向有意識的、自為的人類世界的轉化。

　　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我們會發現壹條概率很高的統計規律：正是對個性和個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聯系的出現，凡是在個體高度獨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現了群體的繁榮和國家的強大；反之，伴隨著個性萎縮和個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體的狹隘和封閉，在那些把群體的秩序和穩定看得高於個人的自由和發展的地方，反而出現了群體的衰落、停滯、虛弱和落後。由此可以驗證個性、個體性、個人自由相對優先於共性、群體性、社會聯系這樣壹條存在論和本體論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個性、群體性、共同體、社會聯系可有可無的結論，它們只是相對的消極被動而不是絕對的消極被動，它們自身也具有積極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義，這不僅表現在個人的形成必須接受歷史文化遺產和現實社會資源上，也不僅表現在更好的共同體壹旦形成，就會反過來推動、支持、鼓勵、保護個人，並讓越來越多的普通個人成長為優秀個人上，更為重要的是，在那些優秀個人沖擊舊的共同體並建構新的共同體的過程中，本身也必須組織成為壹個行動共同體，壹個改革或革命的團隊，在這個團隊中，共性和群體性，與其說是與個性和個體性截然不同的性質，不如說就是個性和個體性的延伸、放大和擴展，是個性和個體性的融合、凝聚和升華。雖然說在改革或革命的團隊中，仍然存在個人自由和個人首創精神的空間，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標、共同理想、共同規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不僅僅是對個性的消極限制，也是對個性的積極引導和伸張。

　　二、社會歷史哲學

　　1、人性的演化與社會歷史進程

　　人的本質不斷外化、物化、對象化為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動和存在方式不斷內化為人的本質；人性哲學探究的是人的潛在的、內在的、可能的方面，社會歷史哲學探究的是人的顯在的、外在的、現實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關系，即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和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歷史發展趨勢。

　　每壹代帶著壹定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的人們，展開壹定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交往活動、文化活動，形成壹定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交往關系、文化關系，這些社會關系就是所謂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結構，它們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時間範圍內劃定了人們行為的界限和規則，在這些界限和規則內，人性的需要、潛能、內驅力、創造力得到滿足、發揮、發育、積累、成長，直到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容納不了的程度，社會改革、變革、革命就到來了，舊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就被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所取代。

　　人的本質，在其實現性上，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源於亞裏斯多德的潛能與現實、德國古典哲學的本質與存在相互關系的學說，但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共產黨國家，卻被簡化為、庸俗化為“人的本質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就把人的本質等同於存在、把潛能等同於現實了。固然。人的本質不是壹個抽象的幽靈，而總是必須表現為客觀存在的，正是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相互作用的現實場域，人的本質才得以孕育、生長、激活、豐富和發展，但可能性總是比現實性大壹點，內在、潛在的本質總是比外現、顯現的存在多壹點，這才能解釋為什麽人類總是不滿足於現狀、為什麽總是要追求比現在更好的未來、為什麽總是為理想而奮鬥這壹基本的事實。

　　素質決定論、人性決定論、要素主義，把人性看成是壹種亙古不變的常數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所起的激勵、褒揚、導引、保護作用，也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對人性的壓抑、禁錮、扭曲、戕害作用；與此相反，制度決定論、環境決定論、結構主義，把人性歸結為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產物，既看不到壞的制度、環境、社會結構是由壞人建構並由好人改變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是由好人構建並遭到壞人破壞的。只有把素質 人性 要素 社會制度 文化環境 社會結構互相作用對人的影響充份的考慮進去的決定論，才是客觀的。

　　對人性當然不能絕望，但也不能寄予過高的希望，必須高度重視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建設。在歷史上，由於自然的和人為的、外部的和內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種種原因，只占人口少數的壞人往往會搶得先機，以高度組織起來和武裝到牙齒的力量，把專橫的權力意誌強加於整個社會，建立起壹種控制全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暴政，並保持和鞏固其統治達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之久，在這期間，整個民族和社會的人性遭到大規模的敗壞、出現大規模的退化。

　　幸運的是，任何壹種暴政統治並不能永遠繼續下去，即使是為了維護其長期性，或是為了降低這種統治的代價和成本，它也會逐步向民眾松綁和讓步，它也會變得松弛和萎縮，而民眾的人性水平就會趁機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暴政統治出現全面衰落和危機的時候，也同樣會出現這樣的歷史機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數的好人，只要能夠高度組織起來並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喚醒和召集廣大受害的民眾，也足以摧毀曾經不可壹世的暴政統治，建立比較進步、寬松和開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現代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的保護和激勵下，全民族和社會的人性水平很快就會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惡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善惡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蠻的人類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類也具有惡性；最兇惡殘暴的個人也具有善性，最純潔善良的個人也具有惡性。這是壹個壹般的判斷。

　　在具體的個人和具體歷史時期的人類身上，善惡交織的情況相當復雜，大體而言，具有善性大於和控制惡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惡性大於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結構的人算是惡人；善性控制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社會算是好社會，惡性控制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社會算是壞社會。

　　這種說法還是很抽象，讓我們更為具體地指出，基於人性惡的暴力和欺詐控制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壞的社會結構；基於人性善的生產力、真理和正義、自由平等的價值觀主導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結構，是好的社會結構。壞的社會結構是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組合，好的社會結構是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組合。

　　以此為坐標，我們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和現代理性文明時期。這當然是壹種粗略的劃分，並不等於說在傳統蒙昧野蠻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善的市場交換經濟、憲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雛形，在現代理性文明時期就沒有基於人性惡的戰爭劫掠經濟、極權專制權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態；正如傳統時期已經出現了雅典民主、古羅馬共和、英國憲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謂現代時期，全世界甚至還有高達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還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制度之下。

　　這裏涉及壹個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是什麽力量在推動社會歷史的發展？有人說是生產力，有人說是理性和科學技術，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說是市場競爭，有人說是英雄人物……於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論歷史觀。這些歷史觀都有壹定的道理，因為它們強調的各種力量的確都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但誇張壹種不及其余並且把它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就不對了。實際上，不僅各種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歷史時期起主導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樣，並沒有壹種貫穿整個人類歷史始終的根本動力。現代各種壹元論歷史觀，不過是古老的壹元論世界觀、本質主義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變種。舉個例子說，馬克思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並非就把握了整個社會歷史的真相。

　　引人關註的是，各種壹元論歷史觀大都強調的是種種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惡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也觀察到惡性、惡行在歷史上的重大影響，但在他們的壹元論直線歷史發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種非結構性的擾動因素，不足以動搖生產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對於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決定作用。倒是馬基雅維利、孟德威爾、拉羅什富科、薩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惡的存在，但他們的言說大抵只限於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和文學領域，還沒有上升到社會歷史哲學的高度。

　　人性惡的集中體現就是暴力和詐力。暴力、殺戮、肉體傷害和強制，是對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傷害、剝奪和控制，會給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恐懼；欺詐、狡計、謊言，是對人的精神、意識、意誌的操縱、灌輸和塑造，會讓人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和壓迫。暴力與詐力、大棒與胡蘿蔔、刀與花、毒藥和蜜糖又是相互強化和放大的，歷來是極權專制統治缺壹不可的兩類大殺器。項羽和範增，壹個擁有強大的暴力，壹個善於用計，但他們不能結合，結果統統死於兼有暴力和詐力的劉邦之手。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暴力和詐力不僅僅在國家權力的建立和維護、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中起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滲入經濟和文化生活，決定著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決定著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傳播和分享。還是以劉邦為例：他年輕時遊手好閒，不像哥哥壹樣勤治家業，遭到父親的責罵和嫌棄，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擁整個天下，就得意地問劉太公，現在我們兄弟幾個誰的產業更大？這個例子形象生動地說明，暴力和詐力以及憑借它們而建立起來的政治權力，曾經是比生產力、經濟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著腦袋打天下、兩把菜刀鬧革命、戰爭和劫掠，比和平勤勞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精神創造活動，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更大的例子是，馬其頓蠻族征服了希臘，日耳曼蠻族征服了羅馬、蒙古族和滿族征服了漢族、納粹帝國壹度征服了西歐、蘇聯帝國數十年間征服了東歐並間接征服了中國。當代中國歷史學家吳思把這種現象精彩地概括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險、拼命流血獲得的報酬稱之為血酬，在暴力和權力通吃的社會和時代，這種報酬甚至遠遠大於勞動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資本的利潤。在這裏，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基礎決定論就完全失效了。

　　從傳統蒙昧野蠻時代向現代理性文明時代的轉化，關鍵就是要讓暴力和詐力從根本上退出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讓經濟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生產力和科學技術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和交換，成為經濟領域的決定力量；讓政治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共和取代獨裁，讓和平理性的、數人頭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頭的權力鬥爭，讓憲政、民主、法治成為政治領域的基本規則；讓文化生活成為非暴力、非欺詐的過程，讓信仰的和平共處、思想的自由競爭、學術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補、藝術的百花齊放，成為文化領域的主流和常態。

　　上述歷史分期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如下的歷史分期：遠古人性具有原始的豐富和完整，惡性是潛在的和被壓抑的，私有制和階級社會是人性惡的大爆發，人類處於普遍的異化和非人的狀況，在壞到極點的時候，出現了壹個像耶穌·基督壹樣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復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無產階級，祂發起了最後壹次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鬥爭，最終消滅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實現了像天堂壹般的共產主義。這種人性學說和歷史分期存在很大的問題，由於在邏輯上沒有確認善惡二性普適於所有人和人類始終，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醜惡和野蠻，也沒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積累和發展，隨之又憑空虛構壹個無產階級救世主拯救了整個人類，並認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再也沒有人性之惡了。

　　3、以生物性和創造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迄今為止，人類整體上仍然以生物性為主、以創造性為輔，生物需要、物質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質財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費仍然是人類壹切活動的焦點，不管這種占有、分配和消費是以暴力、權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還是以生產、經營、交換為主導的方式實現的。這當然是壹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因此文藝復興以來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無不呼喚更高的人性水平，啟蒙運動開始構想壹種以審美、藝術、遊戲為主的生活方式，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則提出了勞動和創造應該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題。繼承了這些思想遺產的馬克思，把受物質需要驅動和支配的人類活動叫做謀生活動，把人們受外在目的規定和驅使而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狀態叫做必然王國，而把此壹時期的人類歷史叫做人類史前史，與此同時，他熱烈地展望，在未來人類那裏，勞動創造活動本身成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因此而進入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

　　於是就出現了另壹種歷史分期：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

　　如果馬克思的這種分期能夠成立的話，其實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的普適性，因為唯物史觀最多只適用於他所說的必然王國和人類史前史，而適用於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的應該是另壹種歷史觀，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人本主義（簡稱人本史觀）。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如物質需要、經濟必然性、物質生產勞動、物質資料生產、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階級、國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種比重和另壹種方式存在於人本史觀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生長出人本史觀，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生長出人的發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生長出自由王國。

　　馬克思所展望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本質的特征其實不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不是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擁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種全面的方式，作為壹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於人本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本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

　　拋開本身就不能體現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產主義”概念不論，馬克思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人類史前史和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時期的做法能夠成立嗎？如果說僅僅是要表達以生物性為主要驅動機制和以創造性為主要驅動機制的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鑒於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國中生長起來的而自由王國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鑒於生存競爭時代孕育了人類創造性而自由創造時代包含人類生物性，鑒於“人類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發展過程而“真正人的歷史”也不可能徹底滅絕人性之惡，人們對馬克思這種簡單的兩分，就不能做極端的、壹刀兩斷、截然兩分的理解，而應該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烏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也預言“經濟奇點”的到來，他們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的某壹個時點上，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極其豐饒的物質財富，會輕而易舉地滿足人類的生物需要和物質需要，為爭奪生活必需品的生存鬥爭將成為多余，壹直困擾人類的經濟問題將得到根本解決從而成為次要的社會問題，財產擁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將會成為現實，絕大多數人不用從事具有謀生性質的“勞動”、“工作”、“職業”，就能夠獲得足夠的生活資料，依照傳統經濟學的界定，他們將會成為不能甚至無需就業的失業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時間裏，他們應該和可以做什麽呢？是無所事事、遊手好閒、消費娛樂、混吃等死嗎？那會是另壹種令人恐怖和絕望的生存狀況。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義的、更富有精神內涵和創造性質的事情，也就是馬斯洛所說的滿足人的高級需要如自我實現需要的事情，這也就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人本身的生產或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

　　在以自我實現、人本身的生產、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條件下，的確，社會結構或社會的組織和運行機制以及相應的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等等，必然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體系都必須推倒重來。比如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如果僅僅是指生產資料的歸屬，那麽在巨大規模、超高科技的物質資料生產領域即所謂“經濟領域”，生產資料其實必須並且能夠以公有制為主。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所謂經濟領域只是人類生活中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廣的領域是人本身的生產；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創造活動、人的個性和才能的自由發展，是最不適合於所謂“公有制和計劃模式”的，究竟什麽樣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才能適合和促進“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現在的人類其實是無法作出具體規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個體性和群體性的實現程度和力量對比為坐標的歷史分期人類歷史，如果以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坐標，可以劃分為群體禁錮個體的時代和個體構建群體的時代，人們分別用身份和契約、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奴役壓迫和自由平等、極權專制和憲政民主等等概念來描述這兩個時代的區別。

　　馬克思喜歡使用黑格爾的三段論：“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範圍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壹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此處第二大形態，指的是資本主義，按馬克思的劃分，是從人的依賴關系到自由個性的過渡階段，按我們的劃分，已經屬於個性初步得到自由發展的階段了。因此，我們認為它不單獨構成壹個大尺度歷史時期，並且不屬於群體禁錮個體的時期，而屬於個體構建群體的時期。

　　我們曾經說過，個體性對於群體性而言，從人類歷史本身發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論或本體論的優先性，然而人類史來自於自然史，在其掙脫自然史而進入人類史的過程中，從自然那裏繼承下來的惡性、生物性、群體性，曾經長時間對於新生的善性、創造性、個體性，具有發生學和力量對比上的優先性。

　　群體優先於並禁錮個體的時代，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叫做自然血緣關系，這是直接從動物界繼承下來的，在這裏，個體性、創造性、善性其實是很微弱的，個人還沒有剪斷與共同體的臍帶，並且像牲畜壹樣依賴於血緣群體；第二個階段叫做統治服從關系，這時候人們雖然沖破了血緣關系的束縛，但又進入到由暴力和欺詐建立和運行的權力關系、等級關系的束縛之下，王權制、封建制、奴隸制、農奴制成為基本的社會制度。

　　個體優先於並建構群體的時代，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壹個階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階段，即在宗教、哲學、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為軸心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初步建立了與權力壟斷經濟相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以及與極權專制權治相反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經濟政治勢力和文化偏見仍然在發揮作用，資本及其經營管理在經濟生活中的特權和優勢地位，資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結盟所形成的社會強勢地位，使得工人階級等勞動人民處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弱勢地位，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包括經濟上平等交換、參與企業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報酬、獲得休息和勞動安全、舉行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政治上選舉和被選舉、集會、遊行、示威、組織工會和政黨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論、新聞、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權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為缺乏實現條件而成為紙面的、虛擬的權利。的確，形式上普遍而實質上只由少數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馬克思所尖銳指出的那樣，還帶有強烈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

　　第二個階段叫做實質的自由平等階段，即所有人不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實質上、實際上享有人權和公民權利；社會不僅宣布每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權利，而且為實現這些權利準備和提供條件。比如，在政府與公民關系上，不僅要取消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的財產、性別、種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實行義務教育、免費或廉價醫療、廉價住房和社會養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於貧困和恐懼，使他們不會困於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時間、社會交往空間和精神發展機會，使他們具備時間、興趣和能力等參與公共生活的客觀和主觀條件；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上，要矯正特定歷史條件下資強勞弱、資貴勞賤的傾斜格局，通過企業產權制度、經營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過保護勞動者的團結、組織和集體行動權利，通過政府的勞工政策、國家的勞工立法以及整個社會勞工文化的發展，落實和擴大勞動者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從而形成壹種實質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勞資關系。馬克思的問題不在於指出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狹隘性質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專政性質，而在於否定了它們下沈到勞動大眾並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並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人的依賴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與他的另壹個著名的、以物對人的隸屬關系為標準劃分的三大階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緣氏族社會——私有制和階級社會——公有制和共產主義社會），大體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後壹個三段論實際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不存在純粹的群體所有制階段，也不存在純粹的個體所有制階段，而只存在以群體所有制為主、以個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和以個體所有制為主、以群體所有制為輔的階段，這是上述群體禁錮個體和個體構建群體兩階段論的具體表現。

　　在自然血緣關系中，以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制為主，以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為輔；在統治服從關系中，大家族、貴族、地方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和國家共同體占有大部分生產資料以及相當部分勞動者（奴隸、農奴），由小家庭和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制和工商小業主制處於次要和輔助地位。

　　農奴的解放、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轉，標誌著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發展並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也正因為私有財產基礎的急劇擴張，共同體財產、公有財產雖然在結構上、比例上、相對數量上大大下降，但在總量上、絕對數量上卻水漲船高，規模驚人。

　　可以預見，在人類匱乏和經濟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個體所有制、私有制，盡管會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但相對於共同所有制、公有制，還是具有經濟上以至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私有制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可以通過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社會再分配來有效地緩解，公有制卻無法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經濟效率低下以及公有產權代表蛻變為極權專制力量的問題；而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湧流、按需分配得以實現的情況下，雖然物質生產資料的公有和計劃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這並不等於在全社會實現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等於實現所謂共產主義，因為壹個比經濟領域更為廣闊、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生活領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顯然只能適用人格、人性資源、精神（理性、情感、意誌）和創造力量等等的個人所有制，只不過那時候的個人，用馬克思的話說，不再是孤立的單個人，或狹隘自私的利己主義個人，而是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即高度自我現實和高度社會化的、揚棄了利己和利他的對抗性沖突的個人。

三、價值哲學

　　價值或意義，是人的內在本性的外化和客體化，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和潛能的實現。由於內在向外在、潛能向現實的轉化，壹定是通過欲望、訴求、願景、目的、理想這些中間環節的，價值因此也就處於永恒的主客轉換的成長和變化過程之中，人們對價值的界定和追求，人們的價值觀，本身也構成價值生成史的壹個環節。價值就是對價值的追求，包括已經得到的價值和尚未得到的價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價值也分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滿足人的善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正值；假惡醜是滿足人的惡本性的行為和事物，是負值。

　　真是對真相的認識，即真理，具有合規律性；善是對道德的遵守，即倫理，具有合正義性；美是真與善、真理與倫理、合規律性與合正義性的統壹，是最高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真善美是最抽象意義上的普世價值。

　　假是對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謬論和謊言，具有反規律性；惡是對道德的破壞，是暴力和殘害，具有反正義性；醜是假與惡、謊言與暴力、反規律性與反正義性的統壹，是最低的行為境界和存在狀態。假惡醜是最抽象意義上的反普世價值。

　　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貫穿人類歷史的始終，即使在假惡醜橫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頑強生長和發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難根絕假惡醜的存在。

　　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

　　真善美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假惡醜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物質貧乏和精神貧乏。

　　滿足生物需要的價值叫做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人類永遠是生物和動物，因此物質財富、生命價值、生存價值對人來說也是永恒的正值。與之相反的是匱乏、貧窮、疾病和死亡等負值，它們是人性中與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種自然本性即無機性、有死性的實現，尼采稱之為衰落的本能、頹廢的本能、自我毀滅的意誌、求虛無的意誌、趨向死亡的意誌，弗洛伊德則簡單地概括為死本能。

　　滿足精神需要、創造需要的價值就叫做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人是創造者、自我實現者和自我超越者，對人來說，精神價值、文化價值、發展價值，理當成為最重要的價值，即使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生命價值和生存價值，也有賴於積累更高更廣的精神財富、文化價值和發展價值。與之相反的負值是愚昧、偏見、欺詐、撒謊、搶劫、盜竊、剝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惡疾、文化垃圾和反人類行為，它們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擊性、破壞性等惡性的實現。

　　自由、平等、正義

　　真善美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假惡醜體現在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級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義。

　　自由首先和實質上是個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為、自制、自強、自尊、差異、競爭、活力、效率、強健、卓越、優秀、豐富、發展等善的個體性、個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實現；平等主要和實質上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認同、謙讓、包容、團結、仁愛、博愛、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濟、共富、共榮、共贏等善的群體性、共性、社會性、普遍性的實現。由於個體性對於群體性具有相對優先性，自由價值對於平等價值也具有相對優先性，但兩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義和鐵板壹塊的整體主義，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和冷血殘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所謂正義、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兩種價值之間的壹種合理的張力和平衡狀態，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個人都享有的實現和發展個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認差別和競爭、豐富性和多樣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構成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正義兩原則：

　　第壹條是自由優先原則或平等的自由原則：每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最廣泛的自由，這種自由以不妨礙他人同樣的自由為前提。

　　第二條是自由的平等原則或差異原則：（1）可以有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須有利於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職位和工作性質的不平等，但必須在機會均等的規則和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

　　經濟學上的拉弗曲線是正義兩原則的壹個生動例證：稅率太低，意味著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這時候少數人捷足先登並形成壟斷地位，而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壓制住了，從而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稅率太高，意味著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數人投資、經營、勞動的經濟性和創造性被強制性削平，而大多數人被激發和養成懶惰、機會主義、坐享其成、吃大鍋飯的不良習慣，這同樣造成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縮小。只有在適中、適宜的稅率下才會達到社會財富總量和稅基的最大化，同時也達到自由與平等處於均衡的正義或社會公正狀態。最正義的狀態其實是效率最高的狀態，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

　　自由價值相對優先，但平等價值也不能化約為、還原為、歸結為自由價值。如果說，人格的平等、權利的平等、資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與自由是壹致的，那麼起點或條件的平等與終點或結果的平等，就會與自由原則發生很大的矛盾，這時候就需要在兩者之間達成壹種妥協和平衡。問題在於，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競爭，其所產生的結果的較大以至巨大的差異和不平等，通過歷史的積累和傳承，也會轉化為起點的不平等，而起點的不平等預先賦予了壹部分人的優勢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勢地位，從而使人格、權利、資格、機會的平等淪為空談，甚至會固化為特權等級制度。因此，如何通過對競爭結果的再分配來限制競爭起點的不平等，就是壹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深刻考慮和精心解決的問題。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義只有在現代社會才成為普世價值，在很長歷史時期，它們在人類價值譜系中並不占據主導地位，它們最初甚至只是作為特殊價值而得到艱難發展；自由、平等、正義雖然具有悠久深遠的人性和自然根據，但並不是壹開始就完備具有的、現成的、不勞而獲的“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它們恰恰是漫長歷史進化的產物，是人類長期追求和奮鬥的結果，並且永遠必須為其繁榮和發展而不懈努力。

　　實際上，作為自由、平等、正義反面的奴役、等級和不公，在人類價值譜系中長期保持著主導地位。這還得回到惡性強於善性、壞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蠻時期和善性強於惡性、好人控制壞人的理性文明時期的歷史分期。

　　猶如自由是優良個性的實現、平等是優良共性的實現、正義是優良個性和優良共性的同時實現，奴役是惡劣個性的實現、等級是惡劣共性的實現、不公是惡劣個性和惡劣共性的同時實現。所謂惡劣個性，是奴性、攻擊性、惰性、破壞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個體人格；所謂惡劣共性，是封閉性、排外性、板結性、僵化性等惡性元素占主導地位的群體人格。當具有惡劣個性的惡劣個人們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現了；當具有惡劣共性的群體人格占據優勢地位的時候，等級或不平等就出現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為的特權，而另壹些人則淪為形同牛馬和工具的奴隸，最多勉強維持生存；等級是依據嚴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維系共同體的存在，壹旦沒了等級控制，共同體就土崩瓦解。奴役指個體的存在狀態，等級指群體的存在狀態，而不公或非正義，則是指個體與群體的綜合存在狀態。

　　在蒙昧野蠻時期，自由、平等、正義只能在奴役、等級和不公占主導地位的價值體系的夾縫中生長和發育，經過千萬年的積累，終於像朝陽壹樣噴薄而出，照亮了整個人類世界。作為人類艱苦奮鬥的成果，它們是已經獲得的、實然的價值；作為仍未臻於完善並仍然受到奴役、等級、不公力量侵蝕和破壞的價值，它們是尚需擴展的、應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義的實現，是壹個永無窮期的追求和奮鬥過程。

　　社會民主主義哲學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學、社會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層面上，主要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學說的社會民主主義，與保守主義（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其他學說，具有諸多共同之處，大家都承認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別在於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壹樣，並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結構圖式和歷史預期。原典馬克思主義，本身包含了經濟史觀、共產主義、具有科學外觀的烏托邦主義與人本史觀、人道主義、現實可行的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資源，前壹方面被“科學社會主義”、共產國際、東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後壹方面被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黨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所繼承和發揚，在歷史上，這兩股思潮的鬥爭甚至超過了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是壹種競爭和合作的關系，而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幾乎是壹種妳死我活的關系。

　　壹、社會民主主義人性哲學的特征

　　關於人性的哲學，自由主義片面強調人性之惡的自發消解和平衡，而忽視對人性善的信任和發揚；片面強調人的生物性、生存競爭和經濟屬性，而忽視人的創造性、自我實現和超經濟屬性；片面強調個性和個人自由，而忽視共性和群體團結。共產主義則把人性善、人的創造性、人的共性誇張到應該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誇大到假大空的狂熱虛妄程度，從而遠離了人性的實際，壹旦運用暴力和強制力將這種“偉大、崇高、光輝燦爛”的理想付諸實施，必定並且已經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間慘劇和人間地獄。

　　與這兩個極端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在承認人性惡的力量的同時，也特別重視調動、培育、激勵、張揚和發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關註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人的創造性以及每個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它在尊重人的個體性的優先地位的同時，也特別致力於重新闡釋和構建人的共性、群體性、社會性，尤其是倡導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聯合和團結，以彌補其歷史地積累下來的個體力量的不足，同時推動所有平庸的個人轉變為優秀的個人。

　　二、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從其原子式個體這壹基本的邏輯預設出發，提出壹些五花八門的社會歷史觀，有的人主張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動物史觀，有的人主張唯心主義、自由意誌論、文化決定論和英雄史觀，有的人主張天賦人權的自然法歷史觀，有的人則幹脆否認社會歷史哲學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和歷史發展趨勢做出任何解釋和預測。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則遵循其整體主義、本質主義、結構主義、壹元論、決定論、直線進化論的邏輯預設，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對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其歷史發展規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釋，提出了從原始社會出發，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人類歷史路線圖，並自稱已經達到了對人類歷史的科學認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歷史哲學的基本要點可以歸納如下：

　　1、社會民主主義綜合了自由主義和原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壹方面肯認個人為終極的社會歷史主體，另壹方面也認為個人不是原子式個體，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個人”即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既具有不可還原、不可替代的獨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他們的人性和個性力量經歷了壹個由被動到主動、由消極到積極、由弱小到強大、由封閉到開放、由貧乏到豐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過程；他們是社會結構賴以形成的原點和軸心，也是歷史演變的原動力和發動機，但社會結構也規定、限制了他們的活動空間和選擇機會，歷史演變也不以任何壹個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雖然個人、個體相對群體、整體具有壹定的優先性，但社會歷史的真實運動發生在個人與群體、個體與整體的相互作用之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均不能單方面揭示社會歷史。

　　2、社會民主主義不接受壹元論、經濟決定論和絕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認為推動社會歷史演變的力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有來自潛在人性層面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群體性等等內驅力，而且來自現實存在層面的暴力和詐力、生產力和經濟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會力、內力和外力都在發揮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種都不足以成為某種決定壹切、推動壹切、創造壹切的本原和本體力量；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接受多元論、偶然論和相對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而認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並且在壹定的歷史階段，性質相關的力量組合會成為主導的力量，決定、規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歷史階段，由惡性、生物性、群體性和暴力、詐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在近現代歷史階段，由善性、生物性、創造性、個體性和生產力、經濟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來更高的歷史階段，由善性、創造性、個體性、群體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組合，會成為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力量。

　　3、社會民主主義整體上持壹種歷史進化論或進步主義歷史觀，認定善性終將戰勝惡性，創造性終將大於和強於生物性，優良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終將駕馭惡劣的個體性和群體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終將取代假、醜、惡、奴役、等級、不公而成為普世價值，人類歷史總的來講是壹個向前、向上的發展過程，雖然說目前尚有半數國家和人口生活在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之下，但在質量和力量對比上，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在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占有無可置疑的優勢和強勢地位，這讓我們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但是，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不是直線進化論和單向發展論，絕對不會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種神明般的力量會保障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歷史就像壹列沿著既定軌道從原始社會深處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列車，我們每壹個人只需要打壹張車票對號入座就可以了。歷史上曾經很多次出現社會的崩潰和解體與文明的倒退和滅絕，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自己制造的毀滅性核武器和毀滅性環境災變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類死於不可抗拒的自然災變的可能性。

　　三、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哲學的特征

　　自由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己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這可能誘惑和引發人性之惡，因此非常重視契約、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和激勵；自由主義也把經濟價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價值都是圍繞著經濟價值來展開的。與此相反，共產主義對真善美的理解，偏重於利他主義的視角，意識到頑強的自私自利的阻撓，因此格外強調精神、輿論和道德力量的約束和激勵；共產主義也宣稱要超越個人對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把整個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放在首位。

　　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從利己與利他動態平衡的視角去理解真善美的價值，對人性惡和假醜惡的力量，主張同時從契約、制度、法律和精神、輿論、道德兩個方面加以制約；社會民主主義註重以政治民主推動經濟價值和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會的力量制約市場的力量，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的提高問題，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的首要目標的經濟理念和經濟倫理。這也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對馬克思的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人本史觀和人本主義價值觀的改造和揚棄。

　　在自由、平等和正義的關系問題上，自由主義更加強調自由的價值，至於平等的價值，不是被忽視，就是被並入自由價值，甚至被嚴厲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義提出的公平、正義、公正理論，基本上就是把正義理解為個人自由的邊界和自由人之間的共同遊戲規則，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從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值之間的平衡來考慮正義問題的，我們從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與諾齊克的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理論，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證。壹些自由主義者也說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為人格、資格、權利、機會的平等，對起點和結果的平等三緘其口、不置壹詞。比他們更為重視平等價值的自由主義者，像穆勒、羅爾斯這樣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其實也可以說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或者說左翼自由主義者其實就是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

　　與自由主義恰好相反，共產主義顯然是把平等作為第壹價值，至於自由的價值，不是被看輕，就是被歸結為平等，甚至被徹底否定。馬克思有許多關於自由的論述，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是以個人自由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態，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並不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者，他其實繼承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很多思想資源，共產主義對他是壹個不太合適的、名實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稱他所說的自由王國和真正人的歷史。真正原教旨的共產主義，是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主義，在它們那裏，個人自由被徹底否定，平等價值淪為平均主義、整體主義和極權主義，它們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就是這種否定自由的平等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哲學，確認自由優先的原則，但讓平等緊隨其後，而正義就是自由與平等兩者之間的壹種動態的平衡。鑒於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率先出現並成為主流思潮，占據優勢地位，晚出壹點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在原理上也承認自由價值的優先性，但為了獲得思想、學術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點放在平等價值的弘揚上；鑒於自由主義基本上是擁有較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精英階級和階層的價值觀，而勞動大眾和底層民眾卻全面處於弱勢地位，為弱者代言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很長時間也就著重強調平等價值而相對忽視自由價值，只有在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蔚為大觀的時候，才重申適用於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每個人的自由價值的優先性。

　　哲學家不壹定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壹定有系統的哲學思想，但是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壹種經濟政治社會思潮，的確具有自己的哲學基礎和哲學資源，這從壹些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饒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韋伯、羅素、拉斯基、杜威、張君勱、張東遜、羅隆基、坦尼鮑姆、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熊彼特、勃蘭特、帕爾默、阿瑪蒂亞·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來。本文對社會民主主義哲學思想的表述，並不是對這些思想家們的哲學思想的系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這將是壹項洋洋百萬言的專題研究的任務，但是本文站在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思潮之間表述的這些哲學思想，應該說具有某種結構性的優勢和方位上的準確性，這些思想將會被貫穿到後面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論述。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學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政治，是社會生活的壹個重要領域，自古以來，政治權力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及其結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到處可見政治權力活躍的身影。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個人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與階級競合、正和博弈、橄欖形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是不可能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的，而只能通過憲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來。

　　極權專制權治與憲政民主法治

　　壹、極權、專制與王霸統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現代劃分，那麼，古代社會，即經濟上以農業文明和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在政治上大都是極權、專制和權治社會，不管在古代社會中，出現了多少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雛型，都不能改變這壹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極權、專制和權治是先於憲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現的。

　　1、極權政治

　　極權政治，也可稱之為無限政治，即壹種無限政府宰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政治，在這裏，政府不僅壟斷政治權利，而且壟斷和控制經濟文化權利，滲透或監控私人生活領域，建立起政經合壹、政教合壹的國家制度。

　　如果說古希臘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真的形成某種近似現代憲政的雛型的話（考慮到這些地方的手工業和商業經濟比較發達），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結論：在整個古代世界，極權政治占絕對主導地位；雖然私有制和私有財產早就產生，但在古代世界並未取得主導地位：

　　首先，擁有私有財產的人只占社會總人口的少數或極少數，而大部分人口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連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都沒有——他們只是個別人或者國家的奴隸和農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隸占其人口大多數。

　　其次，在古代農業社會，公地制度並未解體，在歐洲中世紀農村、古代俄羅斯村社、中國古代農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們由奴隸主、封建領主、地主、小農按照某種村規民約加以共同利用。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國家擁有極大的經濟勢力：它們不僅本身擁有全國相當壹部分土地、官營手工業和官營商業，而且憑借其手中的政治權力，無償征取徭役和勞役，征收普遍而沈重的稅收和苛捐雜稅，而且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法律，沒有私法和民法體系，國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奪、罰沒臣民的私有財產。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因為中國的王權是“絕對王權”，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對土地和人民擁有終極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可以無條件地剝奪臣民的私有財產，以至其生命。

　　極權政治的衰落與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是互為條件的：越是私有財產權有限和相對的地方，政治權力越是無限和絕對，越是私有財產無限和絕對的地方，政治權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對。

　　極權政治雖然普遍存在於古代世界，但離我們今天又很近。事實上，20世紀冒出兩種登峰造極的極權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納粹政權和紅色共產主義恐怖政權。我們所說的古代和現代，是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時間和歷史的中軸來劃分的，由此觀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處在前現代歷史中，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著極權政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2、專制政治

　　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是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國家權力具有無限的範圍，後者指國家權力的產生並非來自民眾的授權，並且被控制和壟斷在少數人（君主、貴族、官僚、政黨）手中。在古代歷史上，極權政治和專制政治有時並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紀，英國貴族反抗王權的無限擴張，逼迫英王先後簽訂《自由憲章》和《大憲章》，此時英王無疑壟斷了國家權力，但這種權力卻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夠完全控制經濟和文化生活；古希臘的斯巴達無疑實行的是壹種極權政治，但這種政治又不是由極少數人壟斷和專制的，而是由全體奴隸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統治（權治）

　　學者們壹般將極權專制政治稱之為“人治”，而把憲政民主政治稱之為“法治”。人們大概想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隨意性、任意性、掌權者為所欲為的特征，而憲政民主則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權者的個人意誌進行治理。

　　但“人治”這個概念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無論是極權專制，還是憲政民主，都是人在進行統治和治理，在這個意義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與“法治”相對立，就會給人壹種錯覺，即“法治”仿佛是壹種客觀的、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法”、“道”、“規律”之類的東西在自行或通過人、假借人進行治理，“法”成為政治的主體，而人則成為政治的載體。另壹方面，極權專制政治在通常情況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進行統治，即依法而治，只不過這種法律是少數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這樣壹來，豈非極權專制也是“法治”了嗎？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極權專制政治的權大於法、掌權者任意立法、少數人的私意高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意這壹本質特征。

　　因此，如果說極權專制政治是指權大於法，即政治權力大於法律、私意高於公意、政府權力淩駕於人民的基本權利，而憲政民主是指法大於權，即法律大於政治權力、公意高於私意、人民的基本權利淩駕於政府權力，那麼，極權專制政治應當恰當地稱之為“王霸統治”，即“權治”，與憲政民主政治作為“法治”相對而立。這樣壹來，“人治”這種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權治”這種明確的概念所取代，而人與法、人治與法治之間那種引起種種誤解和混亂的對立，被權與法、權治與法治這種邏輯上不會自相矛盾的對立所取代。

　　王霸統治和權治，是極權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統壹，即少數人憑借暴力、武力行使無限制的政治權力，是政治權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規定政治權力的範圍、邊界和限度，是少數人掌握政府權力並宰制全部社會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社會與國家、公民與政府依照法律劃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和履行自己的義務。王霸統治和權治的概念準確地突出了極權專制政治中政治權力大於或高於壹切、人們不擇手段地追求和獲取政治權力、政治權力不受民眾控制和監督的本質特征（“人治”概念則不能突出這些特征）。

　　在王霸統治中，政治權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產生的，而是通過殘酷的政治鬥爭、政變、陰謀、殺伐、戰爭、造反、起義、革命等暴力手段產生，最後的勝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計謀、軍事力量最強大的人。當然，經濟基礎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們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種最終否決權和最終認可權的作用。在經濟基礎、民心向背與政治鬥爭的最後結局之間，有壹個廣闊的空間任人縱橫捭闔，鬥陰鬥狠，以勢力論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遊戲規則”。

　　二、憲政、民主與法治

　　1、憲政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憲政是以憲法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規定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國家與公民、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羅馬，已有憲政的萌芽，其時羅馬雖無憲法，但卻有較為系統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訴訟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規定了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物法規定了各種財產權如物權、債權、繼承權，訴訟法規定了民事訴訟程序，這些法律實際上已劃定了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疆界，並且成為資本主義民法和私法的重要來源。

　　憲政的直接來源是中世紀末期英國封建主對英國國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歐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國的發展（其中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最負盛名）。如果說《自由憲章》和《大憲章》主要表現了農業經濟和封建經濟基礎上的憲政的產生和發展，那麼，城市商業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則表明了手工業和商業經濟基礎上城市憲政的發育成長。英國和西歐各城市共和國的憲政水平還很低，英國貴族因為沒有得到底層民眾的支持，不僅自己只獲得某種防禦性的、否定性的、消極的政治權利，而且對王權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積極的限制也很有限，至於城市共和國，在封建專制的外部威懾和滲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憲章》以後，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鬥爭，為了處理國王、貴族和新興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關系，議會這種政治機制應運而生。議會與傳統的貴族會議有很大不同：議會包括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興農業和商業資本為財產基礎的騎士、鄉紳、市民，在議會占半數以上席位，這些人後來成為議會中的下院，在英國革命中和革命後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議會成為強有力捍衛納稅人權益和私有財產權利的機構，不僅擴展了批準賦稅的權力、監管征稅和稅收開支的權力、限制國王違法勒索的權力，而且獲得參與立法的權力。17世紀英國革命和《權利法案》這壹憲法性文件的實施，確立了議會完整的立法權、對政府完全的財政控制權、對國王及其臣屬的彈劾權以及組織軍隊的權力，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繼承了英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比英國的君主立憲更為徹底，並且因為吸收了洛克等人對英國憲政經驗的總結，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亞權利宣言》第壹條宣布：“壹切人生來同等自由、獨立，並享有某種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他們進入社會的狀態時，是不能用任何契約對他們的後代加以祛奪或剝奪的；這些權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財產和占有財產的手段，以及對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獲得。”1789年，法國國民議會頒布的《人權宣言》，在歷史上第壹次以憲法的形式明確地宣布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除非當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所顯然必需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憲政的基本原則是：

　　（1）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政治權力不是自為目的的，而是為了維護公民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基本人權，現代憲政還進壹步將弱者獲得物質幫助和基本社會福利的權利列入基本人權。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維護而是侵犯和損害基本人權的話，就是違憲的和違法的。

　　（2）社會和國家分離的原則（政經分離、政教分離原則）。國家是社會成員為解決某些公共問題而創制的，而經濟、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則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領域，國家不能壟斷或肆意幹預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無禁止即可為）。

　　（3）有限國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會”原則。這是從第二條原則直接推論出來的：政府的規模、權力和活動範圍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

　　（4）分權原則。壹方面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並分屬於不同的機構，使之彼此監督、彼此制約；另壹方面，實行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分權，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

　　（5）民主原則。壹方面，民眾的同意和選舉，是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唯壹來源；另壹方面，對於民主產生的、有權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職人員，也必須經常予以監督和制約，防止他們腐化墮落，促使他們更好地維護公民權利和公眾利益。

　　（6）法治原則。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和公民權利的保護，政治權力的目的、範圍、大小、界限，必須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憲法形式加以規定並昭示於天下，對任何違憲行為，尤其是政治權力、政府、政府官員的違憲行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則。人性含惡是憲政的人性論和本體論基礎，懷疑論是憲政思想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憲政環境中形成的壹個普遍共識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是不可輕信的，如果沒有對權力的制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

　　2、民主的產生和基本原則

　　所謂民主，是指國家權力由人民產生、由人民參與行使、由人民制約和監督的政治制度。

　　遠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後於憲政，但在遠古時代則先於憲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這種民主與現代憲政民主區別極大，因為它是壹種極權民主——每個個體極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團就壹切事情實行共同決策，沒有個人的獨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領域。這種民主不是個體覺醒和解放後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出於嚴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動適應。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當壹部分個人變得相對強大以後，這種極權民主就普遍地讓位於極權專制：之所以是極權，是因為大多數個體仍然軟弱無力而不得不依賴於共同體；之所以是專制，是因為少數個體強大到了能夠壟斷性地支配公共權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古希臘城邦繼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遺風，其中斯巴達是典型的極權民主，雅典民主則帶有半極權性質。古希臘民主在時間上略早於並影響了古羅馬民主，但古羅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廣大的地域範圍內實行的，因此不具備古希臘民主那種民眾直接參與的特點和極權化的傾向，而是某種古代代議制和有限政府。雖然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有相異之處，但兩者也有共通之處，即都是奴隸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則被視之為物體和奴隸主的財產，連人的資格都不具備，更不可能享有什麼政治權利。據記載，雅典自由公民有9萬人，而奴隸和被保護民達41萬人，他們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可以說，在整個古代世界，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隸—奴隸主經濟時期還是在封建主—農奴、地主—農民經濟時期，古代專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臘民主與古羅馬民主只是古代專制世界縫隙中兩個特例和兩段短暫的插曲。當然，它們也不是無根無據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們之所以得以產生和發展，正是因為它們處於東、西兩大古代世界的交匯之處的地中海沿岸，它們得益於壹種不同於農業和自然經濟的異質的、新質的經濟因素——手工業、商業、海外貿易等商品經濟因素的成長，而當這種新的經濟因素衰落時，古希臘羅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現代民主：英國中世紀末期的《大憲章》雖然限制了王權，但王權本身的專制壟斷性質依然沒變。近現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業共和國及西歐各國都曾出現過的城市政權，它們是在壹種新的經濟基礎即工商業和商品經濟之上發展起來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權和城市共和國或者被君主封建專制和教會專制力量直接撲滅了，有些則因為長期抵抗外敵而導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隨著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普遍發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燒起來，終於導致民主力量與專制力量的總決戰——英國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革命，隨後大多數歐洲國家都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則是：

　　（1）普選權原則即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又可稱為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原則。雖然資產階級民主最初對選舉權還有財產、性別、種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視，但都相繼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表達政治意見和參與政治制度化運行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數服從多數和保護少數的政治權利的原則。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數同意原則做出決策，要求少數服從多數，但多數同意並不等於多數專制和多數專政，因為按民主的第壹條原則，少數派仍然擁有不可隨意剝奪的政治權利，完全有權利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數變為多數。這是民主政治的壹種和平的、公平的遊戲規則，這種遊戲規則因此被稱之為共和原則，民主與共和因此而並稱，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稱之為共和政治，民主政權因此也被稱之為共和國。

　　（3）間接民主與直接民主、代議制與參與制相結合的原則。現代社會公民通常通過選舉授權，讓議會代表、行政官員、法官等專業人士代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比如通過個人創制和全民公決參與立憲和修憲，通過全民直選產生總統，通過陪審團參與司法判決，隨著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還會出現更多參與制與直接民主的發展空間。

　　（4）多黨制原則。如果說議會、政府、法院構成國家權力機構和政治權力運行體制，那麼多黨競爭則是壹種政治動員機制和政治權力產生和形成的機制。公民、家庭、企業——社團、社區——政黨——國家，構成壹個自下而上的、從微觀到宏觀的自組織過程。政黨不是國家權力機構，而屬於民間社會，必須從民間社會募集自願的經濟和民意支持來解決其生存和發展問題，只有在選舉獲勝以後才能獲得有限期的執政地位。政黨制度必然是多黨制，這是由現代社會多元的經濟結構、利益結構和階級結構決定的。根據各主要階級所處的經濟、社會、文化地位，壹般會出現在政治上代表它們的幾個主要相互競爭的政黨，小政黨則代表範圍較小的階層或利益團體。

　　（5）憲政原則。民主必須符合憲政，也就是說，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兩個領域的界限，也不能擴張和膨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個角落和環節。如果有這樣壹種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又反過來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權力，它就不能叫做憲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極權民主。在正常情況下，人民不可能選舉產生壹種從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某些特定歷史情況下產生的極權民主，古代斯巴達國家、近代的雅各賓專政、20世紀的納粹和共產政權，很快就會演變為極權專制，因此非憲政的極權民主本質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實行的、最惡劣和極端的專制。

　　（6）法治原則。民主正如憲政，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公民和政黨必須遵守選舉法和政黨法、議會必須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須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須遵守訴訟法、壹切國家權力機構都必須遵守國家賠償法、壹切參與民主政治過程的主體都必須遵守憲法。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也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憲法和法律，也必須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進行。民主如果沒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就會淪為無法無天的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這種暴民統治和暴民專政，必然由暴君統治和暴君專制來收拾殘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縱人性之惡，甚至比君主專制帶來更加可怕的人間慘劇。

　　（7）人性可信原則。民主雖然也有自我懷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為哲學基礎的。首先，人民對政治過程的參與和對政治權力的約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專制具有優越性；其次，人民對他們所投票選舉的政黨和候選人抱基本信任的態度，否則他們就會不去投票了，這樣一來，在民主而非專制的情況下，國家政權反而產生不出來了，結果社會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從而導致“民主的悖論”；最後，從民主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民主產生的政治領袖總體上無疑比專制君主優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當然，受到憲政的人性可疑原則的限制，人民對他們所選舉的政治領導人也不會持絕對信任的態度。

　　3、憲政與民主的區別和矛盾

　　憲政和民主所要解決問題並不壹樣：憲政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範圍、大小、界限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劃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經濟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私人生活領域與公共生活領域，來限定和限制政治權力；民主所要解決的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和誰來掌權的問題，其辦法是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國家權力，並且由公民制約和監督這種權力。憲政的對立面是極權，民主的對立面是專制。

　　在歷史上，憲政與民主出現過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達民主、雅各賓民主、納粹的民主、共產黨的民主，並不是憲政的民主，而是壹種極權的民主；古羅馬帝國、中世紀末期的英格蘭王國、拿破侖帝國的憲政，並不是壹種民主的憲政，而是壹種專制的憲政。至於雅典城邦、羅馬共和國、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出現的憲政與民主的初步結合，也導向兩者的分離：或者導向帶有極權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導向帶有專制色彩的憲政（在羅馬共和國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

　　即使在現代歷史條件下，憲政與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憲政要求嚴格地縮小政治權力的範圍，而民主則要求擴大政治權力的範圍。從亞當?斯密時代的“守夜人國家”，壹直發展到社會民主黨的“全民福利國家”，其間經歷了憲政主義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右派與左派反復不斷的鬥爭和拉鋸。當然，盡管當今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已經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大得多，但仍然沒有突破憲政的基本框架。

　　4、憲政與民主的統壹性

　　憲政與民主在本質上又是同壹的，這種同壹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兩者有共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越來越普遍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以及越來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識的普通個人和全體公民。憲政所要保護的是“每壹個人”的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等基本人權，民主所要爭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國家、當家作主的權利。在這裏，“每壹個人”與“所有公民”是同義的。憲政與民主的主體都是社會全體成員，而不是社會上某個特權階級，只不過它們的任務、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它們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兩者互為產生和發展的條件。從歷史上看，近現代憲政和民主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互為條件的，幾乎是同步的。沒有以民眾為強大後盾的議會權力的產生和發展，對於“絕對王權”的限制和逐步剝奪就是不可能的，而沒有私有財產權和人身自由權的逐步確立和進壹步發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通過限制王權的鬥爭而發展民主，通過第三等級、平民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而確立憲政，完全是壹回事。資產階級革命同時確立了憲政和民主，這種確立，同時也是爭取更高階段的憲政和民主的開始：憲政由對王權的限制進壹步轉化為對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則由有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向無產階級和壹切公民擴展。最早的無產階級是擁護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這兩個階級共同的敵人。資產階級反對君主、貴族的鬥爭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於是它們結成“第三等級”，共同爭取針對君主、貴族的憲政和民主。君主、貴族退出歷史舞臺而資產階級當政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走向前臺，憲政與民主進入壹個新的歷史時期。

　　（3）兩者相互滲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憲政包含民主，憲政所要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權利，即管理公共事務、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其次，民主包含憲政，憲政的基本規則——憲法這壹規定公民和國家雙方權利義務的總章程，本身就是全體公民通過壹定的程序制定出來的。真正的民主本質上是憲政的，即人民、公民為了確保自己的基本權利，應該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選舉產生和參與執行的政治權力，設想人民、公民選舉產生壹種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個方面的政治權力，是不可思議的，是自相矛盾的，是違反人類理性的；真正的憲政本質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力的決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約束自己，不能要求國家、政府滿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願望，不要授予國家、政府解決壹切社會問題的權力。

　　5、法治：憲政與民主的合題

　　“法”的最本質的含義是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限、界標、準繩、尺度；所謂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據自己所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壹方面選舉產生國家和政府機關，積極地解決社會的公共問題，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國家和政府機關超出自己的權力範圍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權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領域。

　　對上述定義可作如下進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於壹個客觀的、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絕對的“法本身”、“法實體”在自行進行統治，這樣來理解法治的話，壹方面無法理解法的來源和本質，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礎和法的人類來源，遮蔽和扼殺了法的經驗主體，導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觀主義化；另壹方面，又給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專制地行使政治權力提供了絕妙的機會。法是經驗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來的規則，只不過不是由個別人制定出來的，而是由全體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訂出來的，是全體社會成員意誌的表達，即“公意”。在這個意義上講，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過不是依據只是體現少數人專橫意誌的法而治，而是國家、政府依據作為“公意”的法而進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於法治，因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數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惡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數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達“公意”的，並且本身就是對付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因此，少數人隨時可以改變這些法，因為權大於法；而作為“公意”表達的普遍法，非經全體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隨意改變的，因為法大於權。少數人制定的法，當然也是由少數人來執行的，又因為缺乏強有力的制約機制，這種執行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以罰代法、貪贓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為“公意”的普遍法雖然也是由少數人執行的，但由於建立了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損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會成為公民與執法和司法機構的共識。

　　第三，法治是憲政與民主的對立統壹，是在憲政與民主之間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沒有憲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謂“法治先行論”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法治就是憲政的民主和民主的憲政，它是憲政與民主在差別、矛盾和對立的基礎上達到統壹，又在統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別、矛盾和對立。憲政確認公民基本人權的優先性和政治權力的有限性，並且使之成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憲政的這種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權力也不能隨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由於民主實際上總是多數人在政治競爭中獲勝，因此憲政要求，即使是多數人掌握政治權力，也不能剝奪少數人的政治權利，更不能剝奪少數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等基本人權。憲政永遠保護少數派繼續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保護少數派爭取變成多數派的權利。憲政還要求，即使是對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少數派，也要保護他們的基本人權，即使是對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剝奪他的生命權和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無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政治權利，只要是不被判處有期徒刑，就不能剝奪他的人身自由權。至於他們曾經合法地擁有的財產，更是不能剝奪的。憲政的這壹要求使得民主註定不可能是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或者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在憲政之下，沒有哪個階級或者哪壹個特定的人群生來就要成為專政對象。憲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種專政，因為沒有確定的專政對象，至於那些反社會、反人類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懲處，不是因為他們是屬於哪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實際上，他們出現在每壹個階級和階層之中），而是因為他們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權利，或者損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對立面是王霸統治或權治。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產生的政治權力按照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治理社會，而每個公民則依據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和認可的憲法和法律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法律高於權力，公民權利高於國家政治權力。這與王霸統治或權治構成尖銳的對立，後者是憑借暴力產生的王權和霸權依照統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來統治社會，而每壹個普通民眾除了服從王權和霸權外，不可能公開地、合法地捍衛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權利。在這裏，權力大於法律，國家（政治）權力大於公民權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則大致歸納如下：

　　（1）公正性原則，又稱正義原則。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都必須是公正的，前者稱之為“立法公正”，後者稱之為“執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強調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內容的公正，後者強調法律的執行和實施過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靈魂，沒有公正就沒有法治。

　　（2）普適性原則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法律規定了公民的權利，規定了國家機構的權力，規定了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任何個人和任何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公民、企業、團體、政黨、政府，不論是誰，只要違反了法律，就必須受到嚴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會援引而效仿，法律就會成為壹紙空文。法律的普適性和強制性還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須得到遵守，如果人們都以法律有缺陷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會蕩然無存。

　　（3）法大於權、依法行政原則。在法治條件下，公民必須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員更應該守法，這不僅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擁有的權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謀取私利，也可能給公共利益和公民個人利益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且也因為政府和政府官員的不守法，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和帶頭作用，會極大地敗壞公民的守法意識和社會的法治精神。法大於權、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動都有法律依據（法無授權不可為），違法了就要承擔法律責任，並對被損害的公民做出賠償，同時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違法行為的權利。

　　（4）司法獨立、違憲審查原則。司法獨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條件之壹，立法機關可以依法監督和質詢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可以對司法結果提起申訴和抗辯，但卻不能夠事前和事中幹預獨立的司法過程。不僅如此，憲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還有權審查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規章是否符合憲法，也有權在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發生尖銳沖突的時候，做出雙方行為是否符合憲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雙方都不服憲法法院的審查和裁定，則最後交付全民公決。

　　（5）憲政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憲政原則，也就是說，法治的前提是必須以最高法即憲法的形式對基本的社會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至上和政府權力的界限做出規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須與憲法相壹致。

　　（6）民主原則。法治內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則，也就是說，包括憲法在內的壹切法律，都必須通過民主程序來制定，都必須充分地表達、綜合全體公民的意誌，少數人制定並只表達少數人意誌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統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補的原則。為什麼要法治，而不要權治？因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永遠有可能越權侵犯公民的權利，因此必須在權力之上高懸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每個人包括掌權者必須遵守的法律，以約束人們尤其是掌權者的行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過不是少數人的專治、專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稱之為“民有、民治、民享”），因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從無數個人中發展出壹種作為“社會合作的擴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種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蠻的、競爭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對局的而不是零和對局的、弘揚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縱容人性之惡的“政治遊戲規則”。當然，憲政雖以人性可疑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憲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權力範圍內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決公共問題和滿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雖然以人性可信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眾對於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和政府官員，也要設置壹系列的防範、制約和監督機制，以防止政治權力的異化，並在此基礎上發揮出政治權力止惡揚善的積極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這樣相互補充而構成法治的哲學基礎。

　　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

　　當我們論述憲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質和基本原則時，自由、平等、正義這三個概念已經多次出現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義是人類夢想和追求的最珍貴的價值目標。那麼，憲政、民主、法治與自由、平等、正義之間有什麼關系？

　　盡管憲政與平等、正義，民主與自由、正義，法治與自由、平等有著深刻的關系，但就其直接對應關系而言，憲政主要滿足自由的訴求，民主主要滿足平等的訴求，法治主要滿足正義的訴求。當我們強調憲政的首要原則是個人權利、公民權利至上的原則，民主的首要原則是公民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原則，法治的主要原則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義性原則時，已經顯示了這種壹壹對應的關系。

　　壹、憲政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從憲政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憲政與自由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憲政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過限制政府權力捍衛自己的自由，而較少把憲政與平等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的確確，對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無限制的、極端的、絕對的政治權力：自由也許會和某種開明的專制（有限制、有邊界的政治權力）短暫地聯姻，但絕不可能在極權政治、全能國家、無限政府下存在和發展；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專制之下，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當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當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公民對平等的要求

　　從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思想家的大量論述來看，民主與平等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對應關系也是很明顯的。人們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滿足自己對平等的要求。的確，對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脅，莫過於壹種僅僅由少數人壟斷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權力，這種專制權力不僅使人們不可能參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徹底斷絕了人們通過公共權力、通過法律和政策來改變其經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與專制是直接對立的，而民主與極權還可能有某種短暫的結合：壹方面，壹種無所不能的國家權力有可能強制性地使全體人民處在壹種平均主義的狀態，從而滿足部分人的平等願望或者滿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願望（比如保證每壹個公民的就業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當民主極端化、絕對化時，政治權力也會變成壹種極權力量，控制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每個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與平等的緊密聯系還表現在，民主是通過普選制和壹人壹票制來運行的，因此，它表現出壹種數量的優勢，特別適合於占社會人口相當數量的下層和弱勢民眾通過民主選舉政治權力來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憲政並不包含這層意思，相反，憲政要通過限制政治權力而讓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發展，而且憲政並不承諾結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憲政尤其為處於社會上層的公民所特別強調。如果說，民主有使政治權力擴張的傾向，那麼憲政則極力限制政治權力。當社會在經濟上處於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有可能導致憲政與民主的對抗性矛盾，結果或者是由社會上層壟斷性地控制政治權力、壓制民主，以確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會下層通過建立強大的民主政權，取消憲政，建立壹個平均主義的社會。只有在階級矛盾比較溫和或中產階級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時，憲政與民主才會互相趨近，而保持壹種合理的張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社會公正（公平和正義）法治正是試圖通過協調憲政和民主來同時滿足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從而使社會處於壹種正義的狀態。由於自由與平等之間存在壹定的區別，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憲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實現兩者的統壹，而使法律處於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謂“法律是正義之劍”的說法，已經意識到了法律的正義本質（但未聽有人說過“憲政是正義之劍”或“民主是正義之劍”）。自由的反面是奴役（憲政的反面是極權），平等的反面是等級、特權（民主的反面是專制），而正義的反面是邪惡、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權治、王霸統治）。不論是否定民主而僅僅維護極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法律，還是否定自由而實行極權民主即多數人的專政的法律，都是邪惡的法律。真正的憲政必須也是民主的，即滿足平等訴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須是憲政的，即滿足自由訴求的。

　　人們通常把現代政治制度稱之為“自由民主制度”，這是不準確的。根據上面的論述，準確的叫法應該是“憲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滿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義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徑。

　　在歷史上，自由或平等、憲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別強調，於是便形成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與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兩大思潮。總體上來說，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資本主義為經濟基礎；平等主義、民主主義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而以社會主義為經濟基礎。當然，這兩種思潮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是互補的；雙方壹旦絕對化，就會演變為不正義的、邪惡的東西（這在歷史上都有實例）。事實上，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憲政主義為壹方，以集體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為壹方，在20世紀的歷史發展中，已分別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間（中道、正義）匯合，在經濟上表現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匯合、勞動和資本向人力資本匯合，在政治上則表現為憲政和民主向法治匯合，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匯合，在社會形態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向社會資本主義或資本社會主義匯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資產階級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對封建特權和君主專制而伸張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權利，但在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後，他們當然更關心的是維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維護自身已經獲得的自由和權利，於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權利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處於弱勢的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的追求目標，而民主也成為他們所達到這壹目標的主要手段：在普選權、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中下層民眾具有選票數量上的優勢，能夠通過政治權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徑，來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在現代社會，強勢階級更強調自由、憲政（但並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勢階級更強調平等、民主（但並不否定自由、憲政），雙方之間已形成壹種既對立又統壹、既競爭又合作的社會張力。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譜系

　　如果以憲政和民主兩者高度完滿的統壹狀態為原點和軸心，就會出現中左、極左、中右、極右四種區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憲政，中右追求更多憲政但不否定民主；極左只要民主不要憲政，但這種最初的極權民主必然導致極權專制，比如蘇聯、東歐、中國、古巴、朝鮮、柬埔寨等共產主義國家；極右只要精英治國不要民主，但這種最初的專制憲政也必然轉變為專制極權，比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國家；中左與中右競爭互補，極左與極右兩極相通。

　　壹、左右劃分的主要依據

　　1、左右劃分的歷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級和極權專制社會，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沒有橫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種現代的劃分，左右劃分主要是壹種現代的現象。誠然，在傳統社會或古代社會，在壹定的區域範圍或者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了某種趨於扁平化的社會結構，雖然那時候的人們並沒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識，我們現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進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共和國時期，以及中世紀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國，由於出現了壹定範圍內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蕩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級隔離，給有限數量的公民提供了壹個可以競爭的扁平的舞臺，於是便出現了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之爭，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貴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右，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偏於左。

　　左右劃分以三個歷史條件為前提：壹是工業化、商業化、分工和交換的普遍發展，帶來了市場經濟的普遍發展，這意味著經濟的多元化和自由競爭，經濟領域因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而成為社會生活中權重最大的壹個領域，基於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自由平等交換的經濟邏輯，要求沖破暴力和政治權力對於生產、交換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社會生活領域的橫向的、相對獨立的擴展和發展，尤其是經濟和文化對於政治的獨立發展，使得過去人們只能順著等級政治的階梯往上爬這種狹隘的行為模式，轉變為朝著經濟、政治、文化三個不同的方向自由選擇和發展的行為模式，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意識得以產生和發展；三是政治上由極權、專制和權治初步轉向了憲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治理模式轉向了橫向的、扁平化的社會治理模式。

　　總之，沒有社會結構的橫向展開，沒有公民社會的發展，沒有保障這種展開和擴展的憲政民主法治，就無所謂左右劃分而只有上下劃分。當然，在現代化的早期，由於傳統社會的慣性力量，還會出現財富、權力、文化等社會資源占有上的嚴重分化乃至兩極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權力維系的僵硬的等級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於生產的階級和階層的分化，而這些階級和階層之間的橫向競爭，原則上是沒有血緣、宗法、法律、政治、意識形態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離和屏障的。

　　2、左右劃分的幾個依據

　　（1）以擁有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多寡為依據通常，擁有較多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右的，而擁有較少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資源的階級和階層（所謂平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是偏左的。這當然不否認，有些精英會成為左派，而有些平民會成為右派。

　　（2）以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為依據

　　現代社會以自由、平等、正義為普世價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雖然不否認平等和正義，但堅定地把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第壹位，重視消極自由而相對忽視積極自由；如果也承認平等，那只承認與個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和規則平等，而堅決反對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拒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如果也承認正義，那只承認基於自由的正義而否認基於平等的正義。與此相反，左派雖然不否認自由和差異，但堅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視積極自由而相對忽視消極自由；要求起點平等以及盡可能的結果平等，要求較高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要求基於平等之上的社會公正。

　　（3）以對市場經濟的不同理解為依據

　　右派主張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或所謂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認為價格這只無形之手完全能夠有效地調節供求矛盾，達到市場均衡，不存在所謂市場失靈，市場競爭能夠自動地實現社會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動地調節勞資沖突和貧富分化；左派則主張社會市場經濟，即認為市場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來自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種力量的制約，尤其是受到聯合起來的勞工力量的制約，勞資集體談判這種有形之手或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與勞動力供求關系這只無形之手或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共同決定勞動力價格並調整勞資關系。

　　（4）以公民社會自身建設的邏輯和方式為依據右派從個人自由優先的原理出發，主張較低程度的公民結社或聯合，認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個人之間，最多只存在階層的區別，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堅決反對威懾個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體主義；左派也以承認個人自由和權利、公民結社自由為前提，但認為公民是分為不同階級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應當上升為階級的自由和權利，階級壹旦產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個人自由，個人應該放棄壹定的自由和權利以實現階級的團結、互助與聯合，通過階級之間的博弈而不是個人抗爭或個人成功來解決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

　　（5）以對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態度為依據右派主張最小國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場和社會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允許國家、政府插手，國家、政府只需要維持市場競爭的秩序、社會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場不願提供或沒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可以了，或者說，在憲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視憲政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民主，如果也認同民主的話，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間接民主，而反對大眾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雖然也認同憲政、民主、法治，認同“大社會、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視民主和法治而相對忽視憲政，認為壹個民主的政府，有義務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此左派呼籲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所有社會成員的實質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進步的快慢、變革的急緩為依據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時期，在與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鬥爭時期主張徹底的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外，在其成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後，就傾向於對現存秩序持保守的態度，如果也要求進步和變革的話，那壹定是主張溫和的改良和緩慢的變革，堅決反對革命和激烈的變革；左派則對現存秩序持比較激烈的批判態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徹底的改變，甚至要求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對待傳統的態度為依據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右派接替了傳統統治階級，而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社會裏占據了主導的、強勢的地位，甚至壹度對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實行專政（比如限制底層民眾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因此，右派對傳統有更多溫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勢群體的代表為己任，認為現在的強勢階級和統治階級與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有許多相同之處，因此繼續對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態度，甚至要求與傳統進行最徹底的決裂。

　　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關系1、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極右。通常指那種突破平等的底線而赤裸裸地主張“優等人”的絕對自由和公開的社會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會力量如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力量發展到極端的必然產物，是在叢林狀態中獲勝的強者的權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傳統社會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白人種族主義就是極右勢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種主張自由優先兼顧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自由主義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義按其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保守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偏左的是社會自由主義，或左翼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是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競爭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之為思想指導的中右政黨如英國的保守黨、美國的共和黨、德國的基民盟，長期居於執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種主張平等優先兼顧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社群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思潮屬於中左，其中以社會主義影響最大。社會主義按其本身對自由與平等關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種形態：偏右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居中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偏左的是新馬克思主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溫和形態）。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思想意識形態，其中以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為思想指導的中左政黨如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經常獲得執政地位。

　　（4）極左。通常指那種突破自由的底線而主張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現代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等思潮屬於極左，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曾經在19世紀中後期獲得較大的影響，但後來轉入衰落並逐漸邊緣化了，以之為指導思想的歐美國家的共產黨正在趨於消亡。但是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壹些發展中國家，作為馬克思主義之地方主義化和實用主義化的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等等，壹度獲得世界性的影響和力量，經過將近壹個世紀的鼎盛而終於轉向衰落。

　　2、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相互關系

　　壹般人都以為，極右和中右都屬於右，中左和極左都屬於左，前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左的共同性，後兩者的共同性當然會大於它們與右的共同性。然而，這是壹種誤解。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況，那就是中右與中左的共同性大於中右與極右的共同性，中左與中右的共同性大於中左與極左的共同性；或者說，中右與中左正從右和左兩個方向向中間匯合，而極右和極左則兩極相通，成為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壞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間區域的融合

　　由於資本的勞動化和勞動的資本化，使得智力勞動或者人力資本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物質資本和簡單勞動而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由於中產階級有可能並正開始超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逐漸成為主導的階級，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義中的左翼（社會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正像資本與勞動誰也消滅不了誰並趨於融合壹樣，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如此，以至於中右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勞工的基本權利和社會福利，而中左政黨執政時也不得不繼續保持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雙方都認同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認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國當代民運先驅和學者陳子明先生準確地把中右稱之為“憲政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憲政左派”。網上有壹個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稱之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稱之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認同市場經濟、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麼大的差別、矛盾和沖突，總是可以通過結社、集體談判和集體博弈、政黨競爭、選舉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當然，我們希望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成為文明世界的主流發展方向。

　　（2）極右和極左兩極相通

　　極右和極左，表面上是針鋒相對甚至絕對對立的，前者鼓吹強權就是真理、精英治國、優秀種族統治世界，少數傑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會、全民族乃至全人類（唯心史觀、英雄史觀），後者則鼓吹勞動創造人本身、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和推動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黨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唯物史觀、人民史觀），但細觀之下，就會發現物極必反，而且兩極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顧名思義，極右和極左都是壹種極端思潮，作為極端，它們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樣的東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兩者都要求取消多黨競爭、結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建立壹個壟斷全部社會資源的黨國體制和極權國家體制。因此陳子明把極右稱之為專政右派，把極左稱之為專政左派；胡常根的說法是專制右派（右憤）和專制左派（左憤）。

　　第三是組織技術和執政方式上相通。當其處於上升和謀取權力階段時，極左會以底層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忠實代表的面貌出現，極右則會以民族、國家的最優秀代表的面貌出現，利用憲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與和平發展空間，擴大影響和選民基礎，壹旦通過競選程序上臺（納粹），或者利用國家權力出現潰敗狀態時政變或武裝暴動上臺（布爾什維克），就逐漸拋棄憲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羈絆，以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武裝到牙齒的黨軍憲警暴力集團，對所有政治反對力量、異議人士、中間人士和內部不堅定的成員，不擇手段地進行思想控制、灌輸洗腦、欺騙利誘、造謠惑眾、威脅恐嚇、監視舉報、勞改囚禁、刑訊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謀殺和判處死刑，從而建立壹個極權主義的國家和制度。極右和極左之所以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是因為極右的烏托邦敵視左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右翼群眾的支持，極左的烏托邦敵視右翼群眾而實際上又得不到大多數左翼群眾的支持，它們僅僅靠憲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說服都是很難得到群眾的同意和授權的，於是只能動用欺騙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極右和極左在掌握權力的條件下向對方轉化。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理念，都違背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規則，其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沖突的，無法在精英人物與平民大眾之間建立壹種有序而通暢的關系。極左派在沒有獲得權力之前，壹定會極力掩飾他們自己也是精英這個事實，而處處標榜民眾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壹旦民眾幫助他們獲得了權力，他們手中的權力就壹定會因為缺乏民眾的監督和制約而蛻變為極權專制權力，極左因此也就轉變為極右，盡管他們還會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標榜極左。此即所謂“形左實右”也。極右派雖然不憚於鼓吹英雄史觀，但也深知要獲得和掌握權力，必須極力煽動民眾的國家民族認同，而在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政權，也會實施壹些極左的、平均主義的、民粹主義的政策，誘使底層民眾為其對內極權專制、對外窮兵黷武充當炮灰。此即所謂“形右實左”也。總之，不管極右和極左是如何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義的極權、專制、權治的實質是壹樣的。

　　（3）自由主義是極右的尅星，正如社會主義是極左的尅星社會主義當然也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後者，因為社會主義不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自由主義則是它們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只要極右得勢，自由主義就會首遭滅頂之災，因此必須奮力反抗，而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擴大和發展，會侵蝕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賴以產生的壟斷性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反過來說，自由主義雖然也是共產主義的對立面，但卻克服和戰勝不了共產主義，因為自由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由於自由主義本身的缺陷，使它鏟除不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共產主義的面對面的、直接的對手，而且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有效地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使底層民眾得到較好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滿足了自由主義滿足不了他們的對於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訴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產主義得以產生的經濟與社會基礎。

　　（4）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競爭與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極右、極左勢力的唯壹途徑如果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妳死我活地鬥起來的話，極右與極左就會趁虛而入、大舉發展：如果自由主義輸了，戰敗了的自由主義者會轉化為極右派，而社會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左派；如果社會主義輸了，戰敗了的社會主義會轉化為極左派，而自由主義本身會轉化為極右派。只有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分別防止和阻止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滋長蔓延，同時把越來越多的選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範圍，通過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權輪替，鞏固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極右和極左才會逐漸被弱化和邊緣化，而且實際上，隨著憲政民主法治的鞏固和發展，也逼迫極右和極左淡化了自己的極端色彩，原則上和基本上接受了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現在與其說它們還是極右派和極左派，不如說它們只是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了。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民主黨與工人運動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勞工政治：工會與勞工政黨

　　社會民主主義是以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為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實質上就是勞工政治；勞工政治包括以工會為構架的微觀、中觀勞工政治與以勞工政黨為構架的宏觀勞工政治。

　　壹、何謂勞工政治

　　1、微觀政治、中觀政治、宏觀政治

　　說到政治，人們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觀政治，也就是國家層面的權力來源、權力結構和權力運作，其核心的範疇就是民主與專制、憲政與專政、權利與權力、階級與政黨、公民與國家等宏大的概念。與此同時，政治學通常也就是宏觀政治學，即壹門研究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態、國際政治等等宏觀政治現象及其內在聯系和發展趨勢的社會科學。

　　這種對政治和政治學的界定，具有壹定社會歷史觀和方法論的依據：通常，人們對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平面的、橫向的三分（經濟、政治、文化），或者進行立體的、縱向的二分（國家與民間社會），於是就把“政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明確地劃分出來了並加以專門的研究。這種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或層次本來就是相互滲透的，社會生活本質上是流動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結果又要還原、復歸到相互滲透、流動不居的整體社會生活之中去，這樣壹來，不管是三分法還是兩分法，就都不是絕對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於對普遍聯系的整體把握之中去，這才算完成了壹個理論思維的完整的流程。

　　實際上，“宏觀政治”作為壹個社會的上層結構、作為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微觀的、中觀的社會生活中逐步、逐級生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微觀社會生活和中觀社會生活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政治”的元素，因為微觀和中觀層面也存在較小範圍的公共領域，也存在公共管理問題，也存在壹些人對於另外壹些人的影響力、控制力乃至強制力的現象，這種影響力、控制力和強制力其實也是壹種微觀的和中觀的“政治權力”，正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才會產生出宏觀的、最高的國家政治權力。

　　另壹方面，國家政治權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運行、要有效地治理整個社會的話，恰好又需要通過中觀的、微觀的“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地、逐級地得到貫徹落實，這不僅有賴於直接隸屬於國家、作為國家權力之延伸的各級地方政府對國家法律的執行，而且也有賴於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配合和協助。可見，不管是國家權力的產生還是國家權力的運行，都與微觀和中觀政治權力的存在和變化息息相關。

　　2、微觀勞工政治、中觀勞工政治、宏觀勞工政治所謂勞工政治，就是勞工階級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的政治意識、政治組織、政治行動、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現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1）微觀的勞工政治

　　從微觀政治學角度來看，即使是最初的業主制私營企業，也是壹個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員組成的高度嚴密的組織體系，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有學者稱之為“資本霸權”或“工廠專制政體”，分散、孤立、無序的工人個體壹旦進入這個體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統治，工人可以離開這個工廠，因此表面看來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進入另壹個同樣體制的工廠，因此實質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個體性的，包括消極怠工、破壞機器、對老板和管理人員的人身傷害，但這都是無效的，反而加強了資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個真正有意義的微觀政治行動是聯合起來，以組織對組織，以團結起來的集體力量反制壟斷性的資本力量。這就是工會的出現和發展。工人的第二個微觀政治行動是通過工會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勞動保險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把勞動力的個別定價方式轉變為集體定價方式，以集體討價還價取代個別討價還價，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加強工人在工廠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是工人微觀政治權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個微觀政治行動是罷工，通過阻斷生產鏈條並給資方造成重大的損失，迫使資方答應自己的要求，其微觀政治含義更加鮮明，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攻擊性和強制性，是對資本霸權和工廠專制政體的壹種有力的制約。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也可以稱之為較低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進入20世紀，微觀勞工政治發展到第二階段：工人進壹步要求分享企業的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工人委員會、工人董事和工人監事成為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常設機制。如果說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都是對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外部制衡的話，那麽參與管理甚至勞資共決，就是工人登堂入室，進入企業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內部結構及其運行，對企業的重大和根本決策施加直接的影響。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的決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稱之為較高階段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工業民主、產業民主。

　　（2）中觀的勞工政治

　　中觀的勞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業範圍，而在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級別形成更大的聯合，成立行業工會、產業工會、地方性總工會乃至全國性總工會。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場經濟和自由結社條件下，即使是全國性的工會聯盟，也是多元競爭的社團組織，也不屬於宏觀政治的領域和範圍，其主要職能是與相應的雇主組織進行中觀層次的集體談判，組織中觀層次的產業行動（罷工），對資方形成中觀層次的威懾和制衡，以改善行業、產業、地方乃至全國層次上特定工人群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狀況。

　　（3）宏觀的勞工政治

　　宏觀的勞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層面即國家政權、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層面，表達和實現工人階級的權利、利益、意誌和願望，通常由以下幾個環節或者方面構成：

　　壹是爭取工人作為國家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由於財產的限制，工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工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旨在爭取普選權及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利，從那以後，各國逐步實現了下層和底層民眾的普選權。

　　二是通過勞工運動的強大壓力，使“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由壹種工人自然行使的權利，變成壹種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權利，從而大大減少了自發的、野貓式罷工的數量，使勞資博弈進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國家層面的勞資政三方機制，成立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這樣壹種調整勞資關系的特殊機制，這個委員會在勞資關系的立法建議、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權力並負有特殊的責任，其級別和權威不僅高於勞方組織和雇主組織，而且高於政府的勞動行政部門，對勞、資、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約束力。

　　四是在19世紀後期就出現了勞工政治的最高級別和最高形式，即勞工政黨。壹般來說，歐洲各國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都自居為工人階級政黨，通過議會選舉進入立法程序，把有利於工人階級的議案變成國家法律，如果獲得議會多數，還可以上臺執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強制性地貫徹和落實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

　　3、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在現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偉大歷史地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豎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目標，資產階級革命初步建構了實現這壹目標的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應該說，這為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準備了壹定的形式構架和制度條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的縱深發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上升到了現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態的高度；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就會停留在資產階級狹隘的範圍內和低級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轉變為現代比較成熟的憲政民主法治，就不會有現代社會的政治文明。

　　首先，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全面下沈和落實到了工人階級等下層和底層民眾身上，這包括生命權、財產權、就業和擇業權、遷徙權、幸福權、新聞言論出版權利、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權利、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與企業和國家管理的權利、社會保障權利等等。沒有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這些權利對於社會下層和底層就是殘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備。

　　其次，正是勞工運動和勞工政治，使憲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變成實質的，由社會上層獨享的變成覆蓋全社會的。此前，議會民主制只是所謂社會精英或社會上層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的政治形式，即社會上層的不同黨派或利益集團（如托利黨和輝格黨）輪流統治社會下層和底層，實質上還是壹種專政。正是勞工政治力量和勞工政黨的崛起並且通過贏得議會多數而成為執政黨，才形成了現代社會中左與中右、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競爭和政治監督並把國家權力真正關進籠子。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勞工政治和勞工政黨，就沒有較高階段和較高形態的憲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

　　工會是微觀、中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勞工政黨是宏觀勞工政治的軸心。工會與勞工政黨都是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權利和利益而奮鬥，都是要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地位。但是工會與勞工政黨在屬性和職能、範圍和層次、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等方面有諸多不同，雙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們的關系應該是壹種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系。

　　1、屬性和職能的差別

　　工會具有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經濟利益需求；工會具有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社會合作和身份認同需求；工會具有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要滿足工人的政治權利需求；工會具有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要滿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勞工政黨也具有這四個方面的屬性和職能，區別在於，工會突出和強調其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而勞工政黨突出和強調其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其屬性和職能排序基本上是這樣的：政治屬性和政治職能——文化屬性和文化職能——經濟屬性和經濟職能——社會屬性和社會職能。

　　工會首先是壹個勞工經濟組織，是工人們聯合和團結起來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集體抗爭的平臺，是集體討價還價的勞動力定價機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至於對宏觀政治的影響，那是通過輿論、院外遊說和院內勞工黨團等中介來實現的，並不以改變國家政治制度和權力結構為直接行動目標。與此不同，勞工政黨首先是壹個政治組織，其直接和主要目標就是要改變宏觀層面的政治力量對比和政治結構，把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反映到國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過程中去，通過取得執政地位，通過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來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益。

　　2、範圍和層次的差別

　　工會最初產生於企業這壹最基層和最小範圍的經濟組織，每壹個工會所產生的微觀環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觀意識、資方的情況以及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狀況，是千差萬別的，工會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發性和無序性，只有經過長期的發育以後，才形成跨企業、跨行業、跨地區的聯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職業工會、地方性和全國性的行業—產業工會，乃至由若幹全國性行業—產業工會聯合而成的總工會。工會範圍的擴大和組織層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條自內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線。與此不同，勞工政黨是在工會普遍存在和勞工運動高漲的基礎上，由少數具有明確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取向的人們——通常是支持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和工會領袖——所組成的政治組織，它壹開始就定位在宏觀和最高政治層面，然而沿著壹條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路線向地方、社區和企業擴展。

　　工會是平民組織，勞工政黨是精英組織。工會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內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勞工政黨更多地表現出工人階級的整體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會之外必然會產生勞工政黨，是因為工會本身具有特殊性、具體性和大眾性，從自身很難產生出具有政治共識的政治組織力量，而勞工政黨彌補了工會的這壹結構性缺陷；之所以勞工政黨絕對不可能取代工會，而必須以工會為自己成長和發展的基礎，是因為勞工政黨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對全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團結和動員工作，工會正好彌補了勞工政黨的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會和勞工政黨連接起來的紐帶是壹種供求關系，即普通工人和工會具有對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勞工政黨具有滿足這壹需求的價值導向和能力。工會是工人階級的基礎結構，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的上層結構，二者構成完整的工人階級政治結構。沒有勞工政黨，工人階級就會停留在自在的階段而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沒有工會，工人階級連自在的階級都談不上，勞工政黨就不成其為勞工政黨，而只能是某個自娛自樂的政治清談俱樂部。

　　3、活動領域和活動方式的區別

　　工會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微觀和中觀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以集體談判、產業行動推動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的公平和均衡發展，通過參與企業和行業管理來追求企業民主、產業民主和經濟民主；勞工政黨的活動領域主要是社會公共空間和宏觀政治領域，以思想和意識形態論爭聲張勞工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經濟政治文化主張，通過贏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選票成為參政黨和執政黨，通過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法律和政策。

　　4、工會與勞工政黨的分工合作關系

　　由於以上的共性和差別，工會與勞工政黨就必然形成壹種分工負責、合作互補的關系：工會是勞工政黨與工人群眾之間的主要中介和紐帶，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基礎部分，是勞工政黨賴以獲得工人階級選票的主要動員和組織機制；勞工政黨是工人階級和工會在議會和宏觀政治領域的代表，是工人階級政治結構的上層部分，負責向議會提出議案和法案並爭取獲得通過，爭取成為執政黨並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工會與勞工政黨的組織方式和組織機構是相互銜接的，勞工政黨可以從工會發展黨員，黨員可以以工人身份競選工會領導人，工會也可以向勞工政黨輸送領袖人物和議會黨團代表，但工會和勞工政黨不能合並，不能相互替代，它們之間也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5、共產主義勞工政黨與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對工會的不同態度和政策上述工會與勞工政黨的關系模式，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政治結構和政治發展規律的，得到了大多數工人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個模式正好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與工會關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勞工政黨即共產主義勞工政黨或共產黨，並不認同這壹模式。它從徹底否定私有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公有制、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這壹理想和目標出發，自命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認為自己有責任也有權力加強對工人群眾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並按照所謂民主集權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階級動員和組織起來，引導和領導工人群眾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歷史使命而奮鬥。於是勞工政黨與工會的關系就變成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工會就成了實現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個模式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曾經取得了壹定的影響，與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展開了長期的競爭並終於被歷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個模式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並且成為政黨與工會關系的主導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裏，共產黨本身成為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即權貴官僚階級，而工人階級重新成為被統治階級，工會則成為黨統治工人階級的“橋梁和紐帶”。

　　三、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勞工政黨，在歷史上又被稱為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這裏統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簡稱社會民主黨。

　　1、社會民主黨是勞工政黨或工人階級政黨

　　馬克思、恩格斯參與創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1847年）和國際工人協會即第壹國際（1864年），是世界範圍內工人階級政黨的雛形。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世界上第壹個規範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政黨，其前身是1863年拉薩爾創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1869年，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工人黨成立，1875年兩者合並為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891年10月更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80年代末，又有16個歐美國家成立了工人階級政黨，當時大都叫做社會民主黨，並於1889年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即第二國際。壹戰結束前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共產主義派別獨立出去成立了共產黨，並在列寧的倡導下於1919年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二國際於1923年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並於1951年重建為社會黨國際，迄今已有200多個成員組織，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且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早就在1943年被蘇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後，各國共產黨並沒有重新建立國際性組織。由此可知，社會民主黨不僅是壹個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黨聲稱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而指社會民主黨是修正主義政黨，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資產階級政黨，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也是對歷史地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的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智商和判斷力的侮辱。

　　2、社會民主黨是認同、踐行和推進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政黨自由主義政黨強調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則強調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義。不過正像自由主義政黨也承認壹定程度的積極自由、實質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義壹樣，社會民主黨也以消極自由、規則平等以及獲得和轉讓的正義為重要前提；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以平等壓倒和取消自由，永遠會在自由和平等之間保持壹種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可以接受的張力。《法蘭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綱領》等社會民主主義的經典文獻反復重申了這壹基本的價值理念。

　　3、社會民主黨是憲政民主政黨

　　社會民主黨不僅繼承了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議會民主制、多黨制、有限政府、三權分立），而且把憲政民主發展到壹個新的歷史高度。19世紀部分無產階級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種反憲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傾向，他們認為資產階級的憲政民主制只對資產階級自己適用，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只是對資產階級而言才是壹種實質民主，而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而言，這種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虛偽的民主，而且轉化為對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實質上的專政和專制。因此，他們希望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民主，壹種比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級、在實質上更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並借助於這種民主徹底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過這樣壹來，民主便與憲政分家了，按照事物發展的邏輯，無產階級民主就成了反憲政的無產階級專政，直至變成能夠自上而下地控制經濟、文化和全部生活領域的極權政治力量。

　　意識到這種危險，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及其思想代表，就拋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把自己納入憲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們認識到，雖然資產階級在憲政民主中占盡了優勢和便宜，但憲政民主本身並非資產階級的專利，從其產生過程來看，憲政民主是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與資產階級壹起流血奮鬥而建立起來的；從憲政民主本身的性質來看，它並沒有從學理上和法律上宣稱它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是確認了“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和政治權利，確認憲政民主是“每壹個人”和“全體公民”的憲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適性的“形式規則”，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在這套形式規則下，逐步地爭取和落實自己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使形式的民主成為實質的民主。無產階級應當在這種普適性的憲政民主規則下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與其他階級壹起把憲政民主發展到更高階段。從20世紀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正是在憲法、多黨政治、代議民主制等等憲政民主規則下為無產階級爭取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使憲政民主獲得了更為普遍的實質性內容，越來越多的人以至全體公民都實際地成為憲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會民主黨是恪守和推進法治的政黨

　　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擴展政治民主和倡導直接民主，無論如何推進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經濟民主，無論如何擴大國家的權力範圍和政府的職能範圍，永遠也不會突破公民權利至上、社會為本國家為用、有限政府的憲政基本原則，永遠不會拋棄公平正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於權、司法獨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永遠接受反對黨、公民個人、社會團體、公眾輿論的制約和監督。只要存在著私有制、市場經濟、階級和階層的劃分、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社會民主黨即使獲得長期的執政地位，也不可能變成壹黨專制和壹黨獨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權治和王霸統治。

　　5、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使命

　　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經濟剝削，推動以工會、集體談判、罷工為基本形式的勞工運動，推進勞動力市場的集體定價機制的建立，推進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推進社會個人所有制和社會市場經濟；社會民主黨反對階級不平等，推進階級之間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進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勢力均衡，推動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轉化，推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匯合；社會民主黨反對政治壓迫，反對世界上還在相當範圍內存在的極權、專制和權治，推動全人類實現普遍的憲政、民主和法治；社會民主黨反對社會區隔和社會不平等，推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民主黨反對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動每壹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發展。

　　最終，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高度發展，隨著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的消失，社會民主黨也會像自由主義政黨壹樣進入歷史的博物館。

　　第五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對立走向融合

　　“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是壹個綜合性概念，是經濟、政治、社會交往、思想文化四個方面的統壹體。在分別論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哲學與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的基礎上，本章接著論述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現代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演變的壹個“世界歷史性”的現象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而並入資本主義陣營，而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崛起壹種強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力量。西方意識形態專家斷言，資本主義終於戰勝了社會主義而統治了全球，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同化”、“壹體化”於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已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另壹些人則只承認社會主義受到暫時的挫折和失敗，社會主義終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持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正在“合流”或“趨同”。

　　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

　　壹、早期時代

　　早期資本主義在歷史上被稱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不加幹預，資產階級以各種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並且憑著資本的優勢地位對勞動者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而勞動者在工資收入、工時、勞動強度、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權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這種原始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必然引起強大的社會反彈，於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起來。1871年，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這是經典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第壹次試圖從整體上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國家的首次實踐。資產階級雖然殘酷鎮壓了巴黎公社，但也從其自私、偏狹、粗野、渾渾噩噩的狀態中驚醒過來。首先，從純粹“經濟人”和“經濟理性”角度出發，資產階級看到了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不僅給整個社會和民族帶來災難，也給資產階級造成巨大的損失——付出這樣高的“成本”和代價，對於資產階級是劃不來的，如果能夠實行壹種緩和階級矛盾、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溫和的統治，在經濟上是劃算的；對無產階級做出壹些讓步，近看是損失，遠看則符合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其次，資產階級看到了無產階級追求人權、尊嚴、自由和民主的強烈的要求和強大的決心、勇氣、毅力和犧牲精神，他們因為害怕遭到無產階級的反抗和報復，而不得不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人、作為勞動者所應享有的基本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二、資本主義的四次大調整

　　1、第壹次大調整

　　1871年以後，資產階級進入第壹個歷史調整時期，在這壹時間，普選權得到進壹步落實；各國都通過了關於工會的立法，確認了工人結社的權利，確認了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合法地位；到20世紀初，各國先後通過了有關勞動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體談判、集體合同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調整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進入壹個前所未有的蕭條時期，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業，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工人運動又走向壹個新的高潮，法西斯主義也乘機崛起，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為拯救這壹危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系統地提出了壹套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否定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關於供給本身能夠創造充分需求、市場機制本身能夠保證充分就業的理論，主張在市場之外由國家來幹預市場以創造和擴大有效需求、增強消費和投資取向，以此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幹預經濟不是國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場，而是通過壹些間接的方法如稅收政策、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經濟杠桿，來調控市場。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率先采用了凱恩斯主義，實施“新政”，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二個歷史調整時期。這次調整，使資本主義得以渡過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並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奠定了經濟基礎。

　　3、第三次大調整

　　二戰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繼續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同時，吸收福利經濟學、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二元經濟論等其他經濟學理論，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作了更大的讓步，使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歷史調整時期，不僅繼續在宏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加以調整，而且開始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對資本主義加以多層次、全方位的調整：

　　（1）宏觀層次上的調整

　　壹是國家利用計劃、稅收、貨幣、利率等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限制資本主義的過度壟斷、過度競爭，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使戰後避免了像30年代那樣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

　　二是國家不僅通過稅收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國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資本和生產領域（壹般占國民經濟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訊、國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產業以及適合於由國家實行“自然壟斷”的產業，由此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彌補了市場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國家通過稅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國民財富用於進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方面的勞動保險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資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得到了社會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勞方和資方的三方協商機制，即由政府、勞方和資方共同建立壹個機構，就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協商並做出決定或協議，這壹機構壹般稱之為“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等。

　　（2）中觀層次上的調整

　　主要指勞資雙方在產業或行業壹級舉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在西方國家中，除美國以企業級談判為主，瑞典等國以中央級談判為主，大部分國家均以產業級、行業級集體談判為主，中央級談判以此級談判為基礎，企業級談判也以此級談判為最低標準。談判內容涉及工資、工時、休假、請假、解雇、學徒、福利、職業培訓、勞動安全和衛生、勞動保險、社會保險等各個方面。

　　（3）微觀層次的調整

　　壹是企業級集體談判，指以企業工會為壹方、以企業雇主為另壹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等等涉及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合同；這種談判在美國是集體談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國也是中央級或產業級集體談判的重要補充。

　　二是工人參與管理和勞資共決，二戰以後，工人參與管理已成為壹股世界浪潮，成為西方國家企業管理的主流，各國湧現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國“勞資共決制度”最為著名，也最有成效；與勞資集體談判不同，勞資共決制不限於職工勞動權益，而進壹步擴展到職工對企業的民主管理權利和企業利潤的分配權，企業重大生產經營問題，都由勞資雙方共同決定，企業成為勞資雙方的利益共同體。

　　三是股權多元化和職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紀以來，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壹種主要的企業組織形式，傳統的家族企業大部分都成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向全社會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購置其股票；後者是指企業內部職工擁有企業的部分股權，這部分股權與其勞動者身份是統壹的，不能隨意轉讓，更不能上市交易。職工持股運動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投資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倡導和推動的，其理論基礎是“二元經濟論”，認為資本與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兩個基本要素，在正常經濟運行過程中，任何人不僅可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收入，而且還應通過資本獲得收入，經濟制度的設計應當既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又能達到社會公平，使每個人都能同時獲得兩種收入。與集體談判和勞資共決不同，職工持股已是資本主義在產權層次上的調整和改革。如果說集體談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勞動者權益，勞資共決是工人以勞動者集體的身份分享資本權力和利潤，那麽，職工持股則是工人、勞動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個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資本的權利，資本主義的調整由勞動環節轉入管理分配環節，再由管理分配環節轉入產權環節。

　　四是企業的法人化和公眾化，由於集體協商和勞資共決的不斷完善、企業股權的日益多元化和內部職工化，由於養老基金等法人資本日益進入企業和法人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由於消費者權益和消費者主權的確立，由於社會和公眾對企業外部影響的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企業日益成為法人企業和公眾企業，傳統物質資本家對企業的決策權力越來越被削弱，企業董事會越來越成為股東代表、雇員代表、消費者代表、聯營公司代表和公眾代表的“共決機構”；企業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成為“民主的”；企業經營由單純的利潤目標向利潤目標和社會目標的結合轉化。雖然利潤的絕對量還在不斷增長，但利潤在各個當事人之間的分配則日益趨向於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調整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初步進入信息服務社會，到90年代，西方社會已初步邁入信息服務社會的高級階段——知識社會，資本主義也由物質資本主義階段轉入人力資本主義階段。如果說，凱爾索的職工持股計劃仍然是以假定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為前提的話，那麽在現代新興的高科技企業中，智力勞動者則直接以人力資本分享和擁有企業股權。例如，微軟公司已培養出3000名百萬富翁，這些人當初並沒有對公司投入什麽物質資本，但他們成了真正的資本家——人力資本家、知識資本家。壹種新的資本和企業產權構成方式應運而生，物質資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傳統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已經過時，壹種以對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無形資本價值的確認和評估為主的新型經濟學和會計核算方式將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已進入第四個歷史調整時期，這壹調整將在前三次調整的基礎上，使資本主義更為合理化。

　　20世紀初期，列寧斷言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壹預言已經落空。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具有極強的應付挑戰和自我調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極為強勁的生命力。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壹種缺乏應戰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的制度（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往往不僅給它本身，而且給生活於其中的人民大眾帶來可怕的災難。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主義的演變過程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社會主義的歷史演變

　　與資本主義壹樣，社會主義也經歷了壹個歷史演變過程。恩格斯說，由於有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由於找到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壹具體道路，社會主義便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後人根據恩格斯這壹論述，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以區別於在他們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在他們之後的“民主社會主義”，而在整個20世紀，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構成世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責後者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塗脂抹粉的、改頭換面的資本主義，後者指責前者拋棄了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會的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

　　壹、馬克思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改造

　　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初的、粗糙的形態，表達了早期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抗議和對理想社會的向往。馬克思對它進行了三個方面的重大改造：

　　1、賦予社會主義以壹種新的哲學基礎

　　正如資產階級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封建專制制度壹樣，空想社會主義也是以人的自然權利或抽象的人性來否定資本主義制度，兩者具有同樣的思想基礎和思維邏輯，只不過對自然權利和人性的解釋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財產和自由等個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而後者則把平等、團結、公共利益等群體性價值取向擺在首位。

　　馬克思則摒棄了這種自然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抽象思維方式，而確立了壹種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他在壹種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具體歷史關系中來把握人性、人的權利和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根據對人類基本生存方式（物資生產勞動）和對人類的生存基礎（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靜態的和動態的分析，找出壹種決定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力量（生產力），找出了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由此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古代社會和亞細亞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五個歷史階段，或“人的依賴關系——建立在物的依賴關系上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三個歷史階段，或“人類史前史——真正人的歷史”兩個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因此而獲得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背景。馬克思由此拋棄了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平均主義、禁欲主義成分，而把社會主義建立在物質文明和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和其獲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的基礎之上。

　　2、為社會主義提供實證經濟分析依據

　　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停留在經驗描述的層次上，它們歷數資本主義社會各種黑暗、荒謬、醜惡的現象，而不能進壹步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而馬克思則把畢生精力用於《資本論》的創作，旨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和規律，他終於發現了資本主義的本質，那就是無限制地追求利潤，而利潤實質上是對工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由此，馬克思發現了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和科學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根本矛盾，正是這兩個矛盾，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滅。

　　3、尋找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空想社會主義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的憤怒詛咒和對理想社會的道德訴求上。他們認為工人階級只是壹個受苦受難的階級，無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別人的拯救，他們找不到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和具體途徑。馬克思則不僅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無產階級的真實地位，使無產階級獲得明確的階級意識，由壹個“自在的階級”變為壹個“自為的階級”，同時，馬克思還指出，無產階級因為代表社會化大生產，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是壹個有遠大前途和肩負世界歷史使命的階級，能夠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主體。馬克思認為，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必經之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與其同時代的無產階級的歷史發展水平、利益、願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歐洲各國無產階級的歡迎。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兩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縱深”，站在今天的歷史高點返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不得不說，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會主義科學化的第壹步，而沒有終結其科學化的全部歷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既有寶貴的科學成分和恒久價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烏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有其只適合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暫時的並被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為已經過時的層面和成分。

　　1、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方面人類歷史上，有些偉大的導師，今天以至未來的人類都要反復聆聽他們從遙遠的歷史深處發出的教誨：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耶穌?基督、穆哈默德、釋迦牟尼……就是這樣的人物，馬克思無疑應列入這些偉大導師之列。馬克思繼承了歐洲偉大的科學傳統和人道主義傳統，創立了壹種宏大的歷史哲學，從這種哲學出發，他為人類展現了壹個理想的社會和未來真正人的歷史，在那裏，勞動、創造成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賦和本質力量的發揮以及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目的本身；人類與自然的矛盾、個體與類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存在與本質的矛盾、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的矛盾、必然與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決。不論這種理想社會在名稱上是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叫做別的什麽，都是我們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這壹超越的層面，像壹面永遠激勵和鼓舞人們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輝旗幟。

　　2、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空想的和過時的方面馬克思處在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還是作為其否定面和對立面的無產階級，都處在不成熟的、不發達的歷史階段，因此，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個社會、整個文明、整個時代的局限。顯而易見，當馬克思從價值層面進入操作層面、從理想層面進入現實層面時，他的思想不能不帶有他那個時代特有的弱點。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沒有充分考慮到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源、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在財富創造和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內在作用，而把價值和剩余價值全部歸之於直接生產勞動者，這壹理論是以科學和客觀的面貌出現的，但實際上其中包含了強烈的主觀傾向性，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會財富的強烈願望。然而，憤慨是正當的，而仇恨則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滅剝削是正義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會財富則是非歷史的、不現實的，壹旦這壹要求得到實現，必然會取消其他生產要素的積極性，從而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於這壹點，無論是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是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確的自省意識。馬克思旗幟鮮明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把全部同情都傾註於無產階級，因此，在他明確地表達無產階級已經成熟的歷史要求時，也不自覺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尚未成熟的、不現實的歷史要求，與此同時，也過早地否定了資本主義的全部合理性。

　　（2）馬克思指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中斷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然後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壹設想也符合當時無產階級不能繼續忍受剝削和壓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馬克思根據當時無產階級的素質、能力和已經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設想出來的壹條具體途徑，這壹途徑固然比空想社會主義實際得多，但依然帶有無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因為無產階級當時的素質和能力不足以從資本主義內部、從經濟領域內部逐步地改造資本主義，而只能通過社會革命這壹集體的、整體的政治行動來從外部全盤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壹種“共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這種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獲得成功的話，必須具備兩個極為重要的前提，即無產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素質和能力，同時又都具有大公無私的道德品質。然而，無產階級並不具有這兩個條件。既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在無產階級較低的素質和能力以及對自己道德水準的主觀自信和道德力量的誇大的基礎之上，那麽可以說，這個理論也就帶有濃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馬克思提出的對資本主義的現實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階段表現為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大壹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式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和整個社會文明極度發達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而當早期工業經濟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此時，無產階級因為與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處於壹種外在對立狀態，無法滲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於是便以壹種對立物取而代之，在無產階級的主觀意識中，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壹種完全異己的、對立的力量——付諸實施時，就必然墮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和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領導人。恩格斯逝世以後，他開始全面批評和修正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吸收了與馬克思、恩格斯展開激烈競爭的蒲魯東、巴枯寧、拉薩爾等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重要理論成果，並於1899年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學說。

　　如何評價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思想，壹直是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爭論的壹個問題。如果繼續堅持共產國際當年的立場，那麽，伯恩施坦主義無疑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是壹個不斷倒退和下滑的過程，最後終於與資本主義同流合污了。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社會民主主義壹直具有強大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並獲得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工人階級選民的支持這壹事實，那麽伯恩施坦就會得到非常高的評價——他是整個20世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他像馬克思恩格斯壹樣開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壹個新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看，從馬克思主義，到伯恩施坦主義，再到20世紀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壹個上升的過程，是社會主義隨著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發展的過程，這壹個過程既反映了也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不斷發展壯大、不斷獲得新的解放、其社會地位和歷史地位不斷得到提高的過程。

　　不錯，伯恩施坦拋棄了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許多具體結論，“降低”了社會主義的目標，“緩和”了社會主義的激進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會主義更符合已經變化了的歷史條件。這壹點已經被20世紀的歷史所證明。今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繼續鼓吹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人，基本上已經絕跡了。可以說，伯恩施坦並沒有拋棄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中精華的、具有深遠歷史價值的成分，毋寧說，社會民主主義把馬克思社會主義作為壹個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歷史環節揚棄地包含於自身之中了。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綱領

　　伯恩施坦雖然已明確地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民主的社會主義”，但各國社會民主黨並未采用這壹叫法，還依然采用“社會民主主義”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指導下，各國社會民主黨大力開展議會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恢復和穩定發展階段，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很大發展，英國、德國、法國、瑞典、挪威等國的11個社會民主黨、工黨先後參政和獨立執政，通過立法和政府行為，改善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和經濟條件，在勞動立法、社會保障、國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執政地位的英國工黨最先倡導恢復社會黨的國際組織。1951年，在法蘭克福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成立了“社會黨國際”，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的決議即《法蘭克福聲明》，正式用“民主社會主義”來概括各國社會黨的目標、任務、理論和政策。此後，民主社會主義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西歐24個國家中，有28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擁有2000多萬黨員和2億多選民（占西歐各國選民的半數以上），擁有5000萬工會會員（占西歐工會會員的70％以上），大多數社會黨在議會中居於第壹、二位，已成為西歐主要的執政黨、參政黨和反對黨；在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黨長期或輪流執政。在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會主義的勢力也在迅速發展。

　　現以《法蘭克福聲明》為藍本，參考近幾十年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將其要點介紹如下：

　　1、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社會民主主義壹般承認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馬克思分析社會的方法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思想來源之壹，但只要社會黨人的共同目標是建立壹個“社會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與世界和平的制度”，他們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因此，基督教倫理學、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康德的倫理與啟蒙思想、黑格爾的辯證歷史哲學、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來源。社會黨是壹個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黨，不把任何壹種學說宣布為絕對真理；社會黨的指導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體黨員無條件地信仰的某種意識形態。

　　2、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和基本價值

　　（1）社會主義作為壹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後來，越來越多的公民都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掌握著他們未來命運的鎖鑰。社會主義向所有相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必須予以消滅的人們發出呼籲。

　　（2）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占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把經濟權利交給全體人民，創造壹個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從事共同工作的社會，壹個每個人得以發展自己的個性並作為公共生活中服務性的壹員負責地參加人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社會，壹個消滅了剝削的無階級的社會。

　　（3）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系，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公正是通過在社會中給每個個人提供同樣權利和均等的生存機會，而實現著每個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間負有責任並相互幫助的情況下，才能友愛地相處。

　　（4）社會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勢力或第三條道路，它與共產主義有本質的區別。共產主義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傳統，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權的地方，建立壹黨獨裁，破壞自由和獲得自由的機會，把它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強迫勞動的基礎之上，並造成財富和權利上的懸殊，從而形成壹個新的階級社會。

　　（５）社會主義是壹項持久的任務。民主社會主義不許諾壹個人間天堂來解決人類面臨的所有問題，也不是壹個新的社會制度的盡善盡美的計劃；它更多地是通過爭取並捍衛自由、公正、相助，同時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經受檢驗而實現自身。

　　3、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

　　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個自由的新社會；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充分實現；社會主義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義。

　　（1）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的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改良而建立壹個新的社會。

　　（2）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不僅尊重資本主義範圍內的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而且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民主社會主義取得優勢的情況下，繼續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

　　（3）民主社會主義反對壹切形式的階級專政和實行專政的階級，因為任何壹種階級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都將導致國家或權力機關的膨脹和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

　　4、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謀求建立壹種公共利益優先於私人利益的制度來取代資本主義（2）民主社會主義實行公有企業、私人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並存的“混合經濟”體制。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可同時采用把私有企業國有化、創立新的公共企業、市有和地方性企業，或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等多種形式。在重要和廣泛的生產範圍內，例如在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型工業，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實行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的市場經濟。在私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之間、公有企業與私有企業之間，應該有廣泛的競爭，同時，通過國家計劃和國家幹預來克服市場經濟的消極方面。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說得最明白：“社會民主黨贊成在凡是真正存在著競爭的地方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在凡是市場受到個別人或集團控制的地方則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以維護經濟領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實行市場競爭，只要有需要就實行計劃。”

　　（4）無論在公有企業，還是在私有企業，都要實行廣泛的經濟民主，讓所有的工人都參與決定，不僅在就業問題和企業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參與決定的權利，而且在對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方面與資方享有平等的權利。

　　5、關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和文化進步

　　（1）在全社會範圍內公平地分配生產成果和國民財富，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保證所有人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享受醫療保險和生活福利的權利，因年老、殘廢與失業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兒童有享受福利照顧的權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權利，適當的住屋的權利等等。

　　（2）取消性別之間、社會集團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種族集團之間的所有法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歧視。

　　（3）解放和發展人類個性和道德上的價值，為意識到自己責任的人們精神的發展和在文化方面發展完整的人格打開道路，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和鼓勵人類的創造願望。

　　6、關於社會黨的性質、階級基礎和組織結構

　　（1）社會黨認為，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對抗的緩和，隨著中間階層人數的增多，社會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不應局限於工人階級和無產階級，而應向壹切反對資本主義的公民開放；社會黨已由工人階級政黨，變為“人民黨”、“全民黨”，變成壹個以工人為主體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眾性的各階級聯盟性質的政黨，職員、公務員、農民、手藝人、零售商、知識分子等壹切中間階層都是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

　　（2）社會黨是無條件地實行民主原則的黨，不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黨，而且是組織上高度自由的黨。社會黨堅決反對民主集中制，主張黨內少數派有存在並轉變為多數派的權利，主張每個黨員有以其本來面目存在於黨內的權利。

　　五、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和誤區

　　1、民主社會主義的危機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凱恩斯主義的失靈，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劇變，使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壹時陷入低潮，處於守勢，許多社會黨失去了執政地位。正如皮爾森所言：“在戰後的初始階段，甚至右翼政黨也不得不在社會民主主義者限定的框架內活動，而現在形勢反轉過來，執政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了。”民主社會主義本身陷入了國有化、福利國家、經濟滯脹、生態問題等諸種危機之中。

　　2、民主社會主義的誤區

　　導致民主社會主義上述危機的原因，除了與資本主義、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面臨同樣的客觀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劇增、生態環境的惡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業經濟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會主義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誤區，舉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輕經濟自由；重宏觀調控，輕微觀改造；重分配領域的改革，輕所有制的改革；重就業、福利和經濟增長，輕生活質量和生活。

　　這就可以較好地解釋，為什麽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福利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會失去後勁，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社會民主黨能贏得較多的選票，而在經濟衰退時，廣大選民，包括工人階級，就會拋棄以至反對社會民主黨，並轉而支持資產階級政黨。今天，我們不能說民主社會主義已經破產和失敗了，事實上，它仍然擁有普遍的和強大的社會基礎，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如果不從上述誤區中走出來，如果不重新檢討自己的綱領、目標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種已經變化了的歷史基礎上，如果不適應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物質資本主義向人力資本主義、狹隘的少數人的資本主義向普遍的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向中產階級轉化這壹偉大的歷史潮流，那麽，民主社會主義被拋棄和淘汰的命運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場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的諸種誤區可以歸結為壹個總的誤區，那就是它沒有建立壹個微觀的經濟基礎和所有制結構，壹種既與自由市場經濟相融又保證高度的社會公平的經濟制度。從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來看，僅僅通過國有化、國家幹預和社會再分配（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些宏觀改革，是不可能建立這樣壹種制度的。必須進行企業產權和資本結構的微觀改革。“市場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這壹改革的壹種設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含義

　　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如克?皮爾森所言，是“把經濟的社會所有制原則與繼續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商品（包括勞動）的做法結合起來的壹種經濟和社會制度。”它的兩個基本環節就是市場和社會所有制。

　　（1）市場。對於市場社會主義來說，市場不僅是社會主義取得更大經濟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達到更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社會民主和提高社會公正的途徑。取消市場競爭，不僅將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無法達到社會公正。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中，市場是主要的調節機制，而中央計劃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社會所有制。這是壹種與市場內在貫通、銜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與傳統的私有制是對立的，另壹方面又與國家所有制是對立的，因此，它處在壹個廣闊的社會平臺上，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壹種“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團所有制，國家所有制將受到嚴格的限制。

　　2、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經驗來源

　　（1）馬克思的社會個人所有制思想。馬克思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他認為隨著國家的消亡，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將取而代之。按照馬克思的辯證邏輯，這種直接的社會所有制，同時也就是個人所有制（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因為社會不是與所有個人抽象地對立的獨立實體，它本身不過是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自由共同體。

　　（2）蘭格的競爭社會主義

　　20世紀30年代，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行性和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了壹種競爭的或模擬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他認為，可以在公有制基礎上模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下完全競爭市場來合理配置資源，其具體方案是：工資和消費品的價格由市場決定，投資率和積累率由中央計劃機關確定，工業品價格則由壹種從中央計劃機關到企業反復摸索估計的“試錯法”程序來決定。蘭格首次確認社會主義與市場的壹致性和兩者結合的可行性，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

　　南斯拉夫是第壹個擺脫蘇聯控制而主動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試圖依據的是馬克思的社會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種不同於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壹模式的基本要點是社會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會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不過，南斯拉夫也出現了經濟增長放慢、工資和物價交替上升、失業和通貨膨脹率升高、外債負擔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因此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可以說，自治社會主義在相對消除了資本主義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弊端（兩極分化和國家統制主義），同時也把兩者的弊端集於壹身了（無政府狀態和產權不明）。

　　（4）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

　　二戰以後，聯邦德國卓有成效地實行了壹種“社會市場經濟”即把自由市場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結合起來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被認為是介於極權主義經濟（納粹主義強制經濟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與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綜合。它試圖在競爭經濟的基礎上，把自由首創精神同恰恰是由於市場經濟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會進步結合起來，具體表現在兩個層面：在企業和市場層面，把經濟自由與經濟民主結合起來；在社會和國家層面，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來保障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保障和社會公正。

　　（5）資本主義國家歷史悠久的合作經濟

　　在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歷史，其源頭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英國的歐文和法國的付立葉等人的社會主義實驗。與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和勞動管理型經濟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種社會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宏觀環境中由工人、勞動者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是壹種反抗資本主義的自發群眾運動。合作經濟在歐洲經濟領域中雖然只占產業活動的壹小部分，並總的來說處於某種邊緣狀態，但壹直在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著。

　　3、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

　　市場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決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爭論的焦點是，所謂社會所有制，是否認個人所有制的共有制，還是承認個人所有制的聯合所有制？是全體公民的整體、統壹的所有制，還是作為不同公民之間的合作的分散的、團體的所有制？第壹種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的繼續，而第二種思路是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合作制的繼續。第壹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否定工人的個人所有，工人只有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經營使用權和收益權。但是，正如我們從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會所有制很難和國家所有制劃清界限，因為總得有壹個機構來代表社會在不同企業之間分配生產資料，這個機構，不管是叫做“計劃委員會”，還是叫做“國家銀行”，都擁有對生產資料的壹種壟斷權力，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在各個企業、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自由流動是矛盾的（只有壹個自由的資本市場才能做到這壹點）。所以這種經濟與其叫做市場經濟，不如叫做計劃經濟。另壹方面，這種模式不能防止各個工人團體從本位利益出發，對屬於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進行掠奪性經營，把本企業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對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量的增長和質的提高漠不關心，同時，在工人團體內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義、“搭便車”和“吃免費午餐”的現象，不能防止沒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數票剝削那些有上進心、責任感和能力較強的工人。第二種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則沒有否認資本的個人所有權，只不過把資本雇傭勞動轉變為勞動雇傭資本了。但這種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傳統的合作社範圍內，解決不了企業的融資能力問題、規模經營問題、勞動力自由流動問題等市場經濟中必然發生的問題。第壹種模式實際上已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因此，出路在於改造第二種模式。

　　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不發達國家的異化和畸變1、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模式在不發達國家的實踐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作為其社會主義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層面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提出的，反映了仍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是社會主義的初級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級階段，是工人階級處在不發達階段所能設想出來的對資本主義的替代物，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的實踐後，隨著工人階級的發展、成長和壯大，逐漸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拋棄。但是，這壹模式卻對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具有某種天然的適用性——這些國家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在其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以至傳統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已經癱瘓了，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由於力量太弱還沒有形成統治能力，於是，這些國家的城鄉無產階級被推到歷史的前臺，成為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俄國等經濟文化落後以及工人階級本身很不發達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中所包含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文明成果這壹前提和內核被中斷、否定和拋棄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專政的方式把壹種反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強加於整個社會的結果，就是把在馬克思那裏只是工具、手段和過渡形式的“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模式，變成了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對整個社會的長期專政，變成了共產黨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壟斷和控制，變成了與納粹極權主義異曲同工的共產極權主義。

　　2、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開創的壹條企圖通過非資本主義方式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它不僅是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而且是國際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本來，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並非壹定要實現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實際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張長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只通過經濟杠桿引導私有經濟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通過政治暴力強制推行集體化、國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這條道路對於處於資本主義世界包圍和威脅之下而急於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急於建設壹個強大國家的民族來說，確實是太漫長了。如果能夠既避免剝削、貧富兩極分化、壓迫、奴役等種種傳統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弊端，同時又迅速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主，這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壹種巨大的誘惑，能激起他們無限的希望、熱情和奮鬥精神。

　　事實上，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階段，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確實能夠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更為迅速、更為顯眼的經濟效率，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取得令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的工業化成就，因為國家可以集中全國的資源、資金和人力來達到某些近期目標，就像在戰爭中，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壹樣。這樣壹種集中的優勢和爆發力，是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然而，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與工業化和工業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對立的。所謂工業化和工業經濟，是指工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並滲透和控制其他的產業（農業、服務業）。與農業經濟相比，工業經濟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產和消費直接結合的經濟，而是生產與消費分離的經濟；它不是直接利用體力和手工工具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通過機器體系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產過程”；它不是利用簡單的經驗和技能進行生產的經濟，而是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織這壹簡單的分工狀態的經濟，而是要求大規模分工和專業化，並在此基礎上達到壹種新的協作。很顯然，這種生產只有在廣泛的、發達的市場交換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這種市場交換又必須以生產要素的私有制作為前提，才會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這就是說，工業化、工業生產力和工業經濟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市場，工業化的目標本質上只有通過資本主義這壹手段和途徑才能達到。但是，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業化和現代化這壹目標卻在本質上是與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這壹手段和途徑相矛盾的，壹旦這種社會主義把工業生產力、科學技術、大規模分工和協作以及現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內部，同時也就為自己準備了壹種否定的力量，這種力量終將從內部摧毀它的外殼。這就是說，正好是因為工業經濟水平和工業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實現這種社會主義，而在工業經濟得到充分發展的狀況下，這種社會主義就越來越失去其現實性了。

　　3、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嚴格地說，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並不能叫做社會主義，而只是社會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這就正像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畸型和異化形態壹樣。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稱之為共產主義，與作為西方社會制度和發達國家正常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作了明確的區分。

　　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幾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對立的：前者追求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後者追求權貴官僚集團所有制；前者實行社會市場經濟，後者實行國家統制經濟；前者實行憲政、民主、法治，後者實行極權、專制、權治；前者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制、三權分立，後者實行壹黨制、共產黨專政、三權合壹；前者確保信仰、思想、言論自由，後者對所有人施行意識形態控制。幸運的是，在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之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已經土崩瓦解，目前僅在兩三個國家茍延殘喘而已。

　　八、歐洲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流第二國際解體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紛紛獨立出來，成立共產黨，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倡導下，成立了共產國際，依然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觀點。1956年蘇共20大召開和共產黨情報局解散，為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1968年歐洲17國共產黨支持“布拉格之春”並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權主義行徑，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獨立自主路線的形成；1976年，歐洲共產黨正式打出“歐洲共產主義”的旗幟，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和政策，至此，“歐洲共產主義”正式成為壹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個共產黨奉行“歐洲共產主義”理論，其中，在西歐24個共產黨中占14個，共擁有黨員330萬，約占資本主義世界共產黨員總數的75％以上，占西歐共產黨員總數90％以上，在西歐各國選民中，獲得約10％的選票，在議會中擁有壹定數量的席位。

　　與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把自己界定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不同，歐洲共產主義則把自己界定為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觀點如下：

　　1、歐洲共產主義主張“獨特的民主道路”

　　放棄暴力革命，通過和平民主途徑實現社會主義，當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壓制反動派的政變；以結構改革的辦法，改造和利用國家機器，而不是“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2、歐洲共產主義主張“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

　　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代之以以“勞動者政權”和“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由勞動力量和文化力量聯盟所領導的新政權”；實行共產黨起政治引導作用的“多黨制聯盟”，各政黨可通過普選輪流執政。

　　3、歐洲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模式”

　　對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大企業實行國有化，同時發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區所有制等社會所有制形式；允許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多種所有制在壹定時期內繼續並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種形式過渡到單壹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實行經濟民主計劃，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把公有和私有企業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把國家、地方和企業的決策同勞動者的參與和監督結合起來。

　　4、歐洲共產主義的“新型群眾性政黨”理論

　　在指導思想上，不再沿用蘇聯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而改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偉大思想”等提法；對黨的性質，不再提“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改為黨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公民的“群眾性組織”；黨依然堅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對國家、社會實行絕對領導，而是與向往社會主義的不同政黨和團體建立政治聯盟。

　　從以上簡略論述可知，“歐洲共產主義”在急劇地遠離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而向民主社會主義靠攏，甚至自稱是壹種“民主的社會主義”，表現出歐洲共產黨人探索壹條適合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的努力。雖然在指導思想、最終目標、民主道路和黨的性質等方面，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還存在壹些重大的區別，因此不能說歐洲共產主義已經融入了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融為壹體的趨勢，在不遠的將來，歐洲共產主義融入社會民主主義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產黨”和“新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末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壹些堅持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老共產黨，如葡萄牙共產黨、希臘（國外）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愛爾蘭共產黨、丹麥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西班牙人民共產黨、馬耳他共產黨、土耳其共產黨，共有黨員35萬人，擁有少量的選民和議會席位。這些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學習蘇聯經驗，甚至以蘇聯為社會主義的“活樣板”。但在蘇東劇變以來，這些共產黨急劇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

　　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以來，先後從“老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壹些“新共產黨”，他們自稱是“馬列左派共產黨”，只有幾萬名黨員，沒有多少群眾基礎。這些新黨壹般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把中國革命道路當作革命的樣板，並且“唯我獨尊”、“唯我獨革”，把其他共產黨都看成是修正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推行壹條極左路線，盲目拒絕合法鬥爭、議會鬥爭，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武裝起義，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組織上陷入宗派主義，壹般又分裂為好幾個組織。80年代以來，這些新黨大部分已名存實亡，幸存的幾個新共產黨則開始糾正左的錯誤，表現出向“歐洲共產主義”靠攏的趨勢。

　　以上我們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變化的基本歷程。總的來說，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尤其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社會主義走的是壹條上升的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雖然壹度在近半個地球上獲得絕對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輝煌的頂點，但終於在20世紀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運動早在二戰以後就開始了衰落的過程。從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急劇地轉化為民主社會主義，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極左的“新共產黨”和“老共產黨”急速地轉向“歐洲共產主義”，而“歐洲共產主義”本身又急速地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這壹歷史大趨勢來看，21世紀的社會主義，將主要是壹種民主的、市場的、自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根據20世紀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能夠做出的壹種預言。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

　　20世紀是資本主義獲得長足發展的世紀，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由誕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世紀。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不是兩敗俱傷，而是同時得到發展；不是零和對局，而是雙贏。

　　按照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無法解釋這壹復雜的歷史現實。這就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的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是什麽？

　　壹、社會主義的再定義

　　按照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念，社會主義是壹種全面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主張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理論；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無產階級追求自身和全人類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取代資本主義的壹種更高的社會制度和更高的歷史階段。如果按照這種說法，那麽，就無法解釋為什麽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這種更先進的社會制度會失敗和崩潰，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卻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只有把蘇聯東歐劇變解釋為暫時的失敗，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很快就會東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會主義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壹個變種，才能保持邏輯上的自圓其說。這是壹種極左派的解釋，很難讓俄羅斯和東歐各國已經唾棄了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人們相信，發達國家占全部選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和擁護者，也不會接受這種解釋。

　　有必要區分“社會的”（Social）和“社會主義”（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區分“個人的”（Individual）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壹樣。所謂社會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會的、合群的、合作的、互愛的、利他的壹面；所謂個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獨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這是兩個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實判斷，而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則是兩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價值判斷，是分別把“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誇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絕對的、普遍的東西，用其中壹個方面來概括整個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認和貶低另壹個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資本主義，正好是壹種典型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在帶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剝削、貧富兩極分化等種種負面的和醜惡的現象，因此，必然引起強烈的反彈，也就是引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處於弱勢地位的階級和階層的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們不可能用個人主義去對抗個人主義，用利己主義去對抗利己主義，而只能以個人主義的對立面——社會主義這壹價值形態來表達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會主義”壹詞最早出現於19世紀30年代的法國，是合作主義者的創造物，尤其是在聖西門圈子中，被用作“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於是，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抗、抗議，作為壹種“痛苦的呼聲”和“憤怒的吶喊”，作為資本主義的壹種解毒劑出現了。對此，歐洲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宣言》有比較準確的把握：“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反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弊害的運動而產生於歐洲，最初是受資本主義痛苦最深的雇傭勞動者的運動。”

　　如果對社會主義做這樣壹種理解，那麽，社會主義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義的、“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形態出現，也可以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形態出現，隨著歷史的進壹步發展，還可以“民主社會主義”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態出現；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社會主義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孿生兄弟，也是它的對立面和否定面。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產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創立了更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他的壹派繼承者稱之為“科學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說是最後和唯壹形態的社會主義，在他之前、之外、之後，湧現出更多的社會主義形態。可以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越是走向極端，越是沒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越是野蠻和弱肉強食，社會主義的反彈就越激烈，越傾向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越傾向於采用集體至上、整體至上的“共產主義”形態；反之，資本主義越是溫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經濟”和顧及全社會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貪婪、瘋狂的特點，社會主義就越是會相應減弱其激進和猛烈的色彩，而傾向於用民主的合作方式來限制和引導資本主義，並相對承認個人主義的合理性。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和互補

　　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反彈、抗爭和強有力的制約，資本主義早就已經被自己所帶來的負面的、消極的以至罪惡的東西所摧毀了。正如社會主義會發生自我異化，資本主義，如果不加限制的話，也必定會發生自我異化，也會造出壹種足以毀滅自身的異己力量。試想，壹個人對人像狼對狼壹樣的社會，能維持多長時間呢？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走向極端，結果必定是整個社會（包括資本家本人）同歸於盡。所以，資本主義為了使自己能夠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長期地發展下去，有時是被迫地，有時又會自願地接受它的對立面即社會主義的某些要求和原則，甚至從最深層的關系而言，資本主義內在地需要社會主義，因為任何壹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環境，任何壹個個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強加於所有的人，只不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還不能自覺地認識到個人與社會的深刻同壹性，還不能主動地追求人與人、個人與社會的統壹，因此，這種統壹只能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外部對抗的、對立物互補的形式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反過來說，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要存在和發展下去的話，也不能采取壹種與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絕對對立的形態，不能要求立刻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因為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如同社會主義壹樣，也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合理性（包括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並無獨立接管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廢止了資本主義而實行壹種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為了能夠有效地管理整個經濟和社會，又不得不把從前門趕出去的資本主義從後門放進來。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工業經濟、市場經濟得以長期有序發展而必須在同壹社會內部同時采用的兩種方法、機制和制度，反過來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同時以工業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自己的基礎：兩者同時以生產力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作為主要目的，區別只在於實現這壹目的的手段和對所得結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資本主義不能在沒有社會主義的制約下單獨獲得長期發展壹樣，社會主義也不能離開與資本主義的共存關系單獨成為壹個獨立體系而獲得長期的發展——固然，這種獨立而大壹統的社會主義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全社會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加速工業化的進程並取得種種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由於它從根本上取消了全社會範圍內每個個體的私人財產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種種個體權利，窒息了作為社會發展源頭活水的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於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個體權利、個人自由）包含於自身之中，因此，雖然它在時間和空間上與資本主義是平行的，但在社會制度的文明水準上和進步水平上，卻要比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現代資本主義低壹個檔次，這就決定了它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過程中，終於因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後勁而敗下陣來。這就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衰敗的根本原因。

　　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壹：社會資本主義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證明，資本主義已經把社會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壹個歷史合題——社會資本主義。這是壹種新的形態的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資本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與少數人掌握多數資本和財富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資本主義、人民資本主義、平等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表現為無產階級的有產化、職工持股等等）；與經營管理決策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單純以利潤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公眾資本主義（表現為勞資共決和雇員、顧客、消費者、社團代表進入公司董事會）；與個體資本家擁有全部所有權並承擔無限責任的私人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資本主義（表現為股權多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有限責任制度和法人財產權的確立）；與物質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勞動資本主義、人力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表現為智力勞動和知識成為最主要的資本）；與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缺乏社會保障的資本主義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資本主義（表現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可以準確地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的和普遍的發展階段，是資本和私人財產所有權向全體公民普及化的資本主義，但是，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正因為這種廣泛的分化、多元化和個體化，才產生出資本和私人所有權的橫向聯合和社會化，如同普遍的分工產生普遍的協作壹樣。比如，在微觀層次，公司的法人財產權，不可能完全還原和分解為股東的私人所有權，因而在壹定範圍內具有公有的性質；又如勞資共決和社會公眾參與企業的管理，也是壹種社會化。在宏觀層次，國家通過經濟杠桿對市場的調節和國家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而依法幹預、限制和懲戒企業不當的經營活動，國家通過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有這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改革和調整，總體上是在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通過立法途徑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資產階級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資產階級從本身的長遠利益出發，認識到緊張的勞資關系、頻繁的罷工等對抗性的因素會帶來巨大的損失，使“成本”劇增而利潤減少，不如多做壹些讓步，建立比較溫和的以至和諧的勞資關系，反而能使經濟穩定快速地增長，從“長時段”而言，會給資產階級帶來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互補性。

　　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合題之二：資本社會主義從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主義已經把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合理內核吸收進來了，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第二個歷史合題：資本社會主義。這種新的形態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壹個更高的發展階段。這種社會主義，與舊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新社會主義；與極權的、專制的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而主張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與否定市場經濟的計劃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競爭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市場調節經濟的主導作用）；與實行大壹統的公有制為主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多元社會主義、民間社會主義（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民營公有制和各種形式的私有制並存和交錯的混合經濟體制）；與政企不分的統制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治社會主義（表現為工人參與管理）；與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權和自由的兵營式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自由社會主義、人道社會主義（表現為承認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確立的所有公民權利）；與激進的、上帝創世式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相比，可以稱之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可行的社會主義（表現為否定暴力革命和國家對經濟的整體改造，而主張以經濟制度本身的自然演進為主，以國家調控和引導為輔）；而作為壹個總的歷史合題，則可以準確地稱之為資本社會主義。

　　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不同，資本社會主義是壹種把資本主義的合理內核包含於自身之中的社會主義，所以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在原則上的大退卻，是壹種極為溫和的、極為低調的社會主義，甚至於是對資本主義的投降，但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從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後腳踏實地地開始了它的上升和發展的過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長期鬥爭中開始認識到，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己的天敵，相反，通過階級聯合的政治行動，通過加強集體談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分享到資本的利潤並且直接轉化為有產者，在此基礎上鍛煉和提高自己管理經濟和社會的能力，否則，即算通過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勞動者也沒有能力接管經濟和社會，也成不了新社會的真正主人。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來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壹是在微觀層次滲透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逐漸將大部分資本和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過聯合的政治行動和議會民主道路，通過立法和國家的宏觀幹預，消除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現有利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公共目標和公共利益。這樣壹來，社會主義就能夠在保存競爭、效率、自由的基礎上不斷地提高社會的和諧、公平和正義的水平。試問，按照我們人類的天性和能力，我們除了按照這個思路實現這種可行的社會主義外，到底還能夠實現其它什麽更高級的社會主義？

　　五、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異同

　　從以上論述可知，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在許多基本原則上是相當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度、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發展，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各階層大多數公民和各種政治力量都認同的原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與資本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趨同，表明人類歷史上壹直存在著的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正在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在轉向階級之間的和平談判、協商和合作。這對人類來說，絕不是壹件壞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類文明取得的決定性的、實質性的進步，對這壹進步，只有資本主義陣營中的極右派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極左派才會感到失落，而廣大人民群眾則感到由衷的慶幸和喜悅。

　　但是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畢竟還有壹些重大區別，即社會資本主義是壹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狹隘的、少數人的私有制轉化為普遍的、社會化的私有制，物質資本主義轉化為人力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下降為中產階級的過程；而資本社會主義則是壹個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趨近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單壹公有制轉向混合所有制，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無產階級上升為中產階級的過程。這個雙向的過程將在某種中間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雙方仍將存在長期的拉鋸、競爭以至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對抗。

　　社會資本主義和資本社會主義壹旦完全合流和趨同，就意味著人與人、階級與階級、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基本得到解決，人類將進入壹個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歷史階段，也即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人的歷史”發展階段；那時，資本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也將基本解決。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如他們曾經壹同產生壹樣，也將壹同消亡。

　　對這壹結論，資本主義的信徒們當然堅決反對，如弗蘭西斯?福山就宣稱，當代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歷史的終結”，現在的人類已是“最後的人類”；同樣，社會主義的信徒們也會大為不滿：怎麽？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之後的壹個新的更高的歷史階段嗎？難道社會主義不再是全人類奮鬥以求的理想社會嗎？

　　不錯，正是如此。正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別有其獨特的優越性壹樣，它們也都具有同樣獨特的局限性：資本主義把個體化、個性、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人的社會性、公共的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互愛；社會主義則把集體化、共性、社會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則提到極端，而否認個體的權利、自由和個人的歷史本體地位。它們都是片面的，因此它們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向對方趨近；壹旦它們完全合流，它們當然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同過去的歷史壹同消逝。這有什麽可惜的嗎？難道壹種既高於資本主義，又高於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不是更好嗎？

　　因此，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手、伴生物和解毒劑，既不能離開資本主義而成為壹種與資本主義平行發展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成為壹種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的社會制度。它與資本主義同生共死。對今天的人類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弱點，因此，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殊死鬥爭中醒悟過來的人類，不應當再陷入那種狂熱的或冷酷的意識形態鬥爭，而應當聰明地把雙方的優點結合起來，把雙方的弱點消解下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種相互競爭而又相輔相成的社會制度。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學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社會學是壹門研究個人社會化和社會個人化、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學科。所謂個人社會化，是指社會環境持續不斷地滲透到個人的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影響、塑造以至決定個人成為什麽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個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所謂社會的個人化，是指無數個人從自己的需求和個性出發，積極主動地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環境並使之適應和促進個性的發展。作為社會學大師，馬克思其實已經認識到，壹方面，任何個人都是現實的個人，壹出生就受制於他不能夠任意選擇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另壹方面，任何社會環境又都是由個人來改變的；環境改變人，人也改變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當代社會學家、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後繼續把這壹思想作為自己的社會學體系的基本原理：社會學的任務，正是要研究社會對我們的塑造與我們對自己的塑造之間的聯系；我們的活動既在塑造著我們周圍的社會世界的結構或其面貌，同時又在被社會世界所塑造；在社會學中，社會結構是壹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動的隨機分類，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賦予結構或模式；我們的行事方式，我們彼此之間的關系，都存在著規律性，但是社會結構不同於物理結構，比如壹棟建築，後者獨立於人的行動而存在；人類社會始終處在結構化的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被構築社會的“壹磚壹瓦”——也就是妳我這樣的人——重新構造。

　　依照這樣的社會學觀念，就會形成兩個概念系列：個人的社會化—社會分工—社會結構—性別和家庭—群體和組織—階級和階層—種族和民族；社會的個人化—個人行動—集體行動—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社會運動—社會流動—社會變遷。這裏只討論上述問題中的幾個問題。

　　社會分工與社會結構

　　勞動分工與社會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勞動分工指人類物質資料生產先後經歷的幾次分工：農業從采集業中分化出來、畜牧業從狩獵業中分化出來、手工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商業從以上各業中分化出來、大工業從農業手工業商業中分化出來。社會分工則是指某些社會實踐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壹是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是精神文化生產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三是社會公共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正是勞動分工所帶來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範圍的擴大和復雜性的增加，內在地產生了對專門的資產經營、精神生產和社會管理的需要，而這些專門的實踐活動壹旦分化出來，便得到獨立的發展，並且反過來推動勞動分工的進壹步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社會分工，人類至今還會停留在原始狀態。

　　1、物質資料生產分化為生產資料的經營活動和勞動活動，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投資或資產經營活動原來是與勞動活動直接合壹的，後來從勞動中分化出來，在勞動過程之先和旁邊，為勞動過程準備、組織、籌集、整合材料、工具、資金等客觀生產條件。這樣壹種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滿足了生產資料的生產應該優先於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客觀要求，由專門的人對生產資料進行專門的經營管理無疑比由勞動者直接進行的壹般性的經營管理，更能夠使稀缺的生產資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夠促進生產資料品質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對生產資料的相對集中化的經營管理比單個勞動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經營管理，更能夠擴大物質資料生產的規模，增進人類改造自然的廣度、力度和深度。

　　弗蘭克·奈特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投資活動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社會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質上都是通過當前消費的犧牲或‘投資’來增進生產力的發展：（1）將現在物品投資於創造新的設備物品；（2）投資於發現和開發新的自然資源；（3）投資於發展自己的個人才能（或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他人的才能）；（4）投資於技術發明；（5）投資於改進企業組織；（6）投資於創造新的社會嗜好和欲望。”從本質上說，投資活動是每個人都應當做的，只不過在壹定歷史時期，由壹些人專門去做比每個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現投資與勞動的分工而已。

　　生產資料的經營與勞動的分離，同時也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與勞動者的分離。所有者和經營者雖然人數少，但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高端和頂層，控制著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全過程；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卻處於物質資料生產體系的低端和底層，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經營者的領導、支配、控制和指揮。

　　2、精神文化生產從物質資料生產和勞動中分化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人類勞動不同於動物活動的重要區別就在於人類勞動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識和目的，它們被語言、符號、象征等等表達出來並因此而把各個勞動環節整合起來。在勞動生產力低下、每個人不得不用幾乎全部力量和時間進行勞動才能維持生存的情況下，勞動的智力因素的積累和發展是極其緩慢的。只有壹種方式可以較快地提高勞動的水平和整個人類的發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個社會的不多的剩余財富和自由時間集中起來，讓壹部分人專門去發展人類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們設想壹下，如果歷史上沒有出現這種社會分工，人類現在的情形會怎麽樣呢？壹定與原始人類相去不遠。

　　精神文化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的分離，同時也就意味著知識分子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經營者以及與勞動者的分離，其中知識分子與勞動者分離最遠，因為知識分子直接依賴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對生活資料的分配，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也比勞動者更需要知識分子的幫助，於是兩方面結合得非常緊密。因為在勞動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隔著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兩者之間的聯系就比較間接和比較少，勞動者從人類精神文化發展中得到的益處也比較間接和比較少，這無疑不利於勞動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劇了他們的弱勢地位。

　　3、社會公共管理從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分離出來，是壹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帶來了經濟規模的擴展、經濟交換和社會交往範圍的擴大、社會成員的增多、社會層級結構的復雜化和社會沖突的經常化，於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資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設施的建設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範圍的問題便產生了，客觀上要求由專門的社會管理機構來治理和解決。如果沒有國家政權等公共管理機構，不僅公共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即使是私人之間的爭端也會缺乏權威的裁決者。

　　社會公共管理從私人生活中獨立出來，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與社會成員的分離。在勞動者、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等社會成員中，毫無疑問，勞動者離政府和政府官員最遠，受到公共權力的保護和眷顧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總的來說，三種社會分工形成了三個新的社會集團：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這三個集團分別掌握較多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都是比較強勢的社會集團。這三個集團又是互補的和互通有無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種利益同盟，共同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主導階級。與此同時，勞動者雖然人數眾多，但不論是作為群體還是作為個體，都只擁有較少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他們便構成為整個社會中的被主導階級。

　　二、對抗性社會結構的形成

　　如果說社會分工的客觀必然性對勞動者社會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統治階級和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的掠奪、剝削和摧殘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辯護的。社會分工固然要求並壹定會造成社會分層和利益差別，但並不會也絕不要求壹種兩極分化、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正是強勢社會集團對勞動者貪婪無度的掠奪、剝削和摧殘，才會使主導階級與被主導階級之間的差別演變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根本的對立和激烈的對抗。

　　應該說，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基於和表現了人的善性和優良本質力量的發展，然而，為什麽基於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社會分層變成了對抗性的社會結構呢？原來是因為人的惡性和惡劣本質力量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本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知識分子、官員由於在社會分工中占有較高位置、做出較大貢獻而得到較多權益（財富、權力、聲望），具有正當合理性，也是勞動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憾的是，無數歷史事實和歷史經驗表明，強勢社會集團從來不滿足於其所得到的正當權益，而是無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控制權謀取不正當的權益，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詐力。

　　暴力是對生命和財產等目標物的強制、威脅、攻擊、傷害、毀壞力量，是壹種與生產力和創造力性質相反的力量。詐力是用欺騙、偽裝、訛詐、陰謀等不道德方法達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產性和反創造性。暴力和詐力不僅在現代社會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它們甚至是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類的野蠻和蒙昧時代，氏族之間、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非常頻繁和血腥，攻擊另壹個群落就與攻擊其他的野獸壹樣是壹種狩獵活動，是原始人主要的勞動和生產方式。進入“文明”時代後，其他人不再被當作狩獵的對象和食物來源，但使用暴力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或直接奪取其他人的財產、通過戰爭搶劫其他民族的財產，仍然是壹種經常性的行為。而且，雖然暴力的程度和範圍有所控制，但另壹種邪惡的力量——詐力，卻得到極大的發揮，不僅在暴力活動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動中也得到廣泛使用（如經濟、政治和文化陰謀）。

　　暴力和詐力的結合成倍地增加了它們分別起作用時的力量，以詐力為指導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詐力具有強大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殺傷性。由幾個富有詐力的壞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組成的小集團，可以控制和奴役、剝削和壓迫數量上超過他們幾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勞動群眾。

　　暴力和詐力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們參與所有權的劈分，參與產品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參與政治決定過程和文化生活過程，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濟上的壟斷無不以政治權力（合法的和有組織的暴力）為支持和保護，而所謂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無意的欺騙，包含多少狡智和詐力啊！

　　階級分化與階級矛盾

　　壹、階級劃分和階層劃分的依據

　　1、階級與階層

　　從個體主義、個人主義的基本預設出發，自由主義的社會學是否認階級存在的，而只承認階層的存在，並且認為階層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而處於不斷的上升與下降的流動過程之中。與此相反，早期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列斯毛主義則強調社會是劃分為階級的，而且是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即富有階級與貧窮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階層只是階級內部的不同層次以及階級之間的過渡層次，如奴隸主階級包括大、中、小奴隸主，貴族地主階級包括大、中、小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包括大、中、小資本家，與此相反，奴隸階級、農奴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內部也存在若幹階層；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存在自由民，貴族地主階級與農奴農民階級之間存在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小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當然，後者也認為階級最終應當被消滅，階層劃分將會取代階級劃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將取代階層劃分。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學處於兩者之間，壹方面承認在很長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的劃分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對立，另壹方面，又承認個體差別和競爭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階層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類的終點或理想是無層次的、均勻的個人自由狀態；壹方面，階級的確具有鮮明的界線和對抗性，另壹方面，階級也不是從來就有，而是從階層演化而來，並將重新回歸到階層。社會民主主義不以個人分析、階層分析替代階級分析，也不以階級分析替代個人分析、階層分析，而是同時承認階級分析、階層分析、個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視現實存在的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又承認階級之間通過個人和階層而實現的共通性與相互滲透和轉化的可能性。

　　階級分析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都有人承認階級的存在，區別在於，馬克思過於強調階級分析而相對忽視了個人的、家庭的、階層的、性別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層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分析誇大成為唯壹的社會分析方法，以階級性取代個性、階層性和人類共性，並進壹步將階級性上升為黨性。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則在個人、階層、階級、社會、人類的遞進結構中確認階級的存在、階級的歷史性和階級分析的重要性。每壹個人，既是壹個個體，也是家庭成員，社區、社群、階層成員，階級成員，社會、民族、國家成員，人類成員，階級歸屬曾經在個人的多種身份、多種角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種存在方式是相互連接和相互滲透的。

　　2、階級和階層的劃分依據於多種因素的組合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流派，最初僅僅以是否擁有和擁有多少生產資料即嚴格意義上的財產，作為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唯壹標準，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這壹標準後來被其他社會學流派放寬了，首先是勞動能力、生產經營管理能力、技術等其他直接生產要素，即“市場能力”、“職業”以及相應的“收入”，和財產壹樣也是“經濟資源”，也是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隨後，權力、政治地位、社會網絡等“政治資源”，聲望、教育程度、知識生產力等“文化資源”，也被列入到階級和階層劃分的依據之中。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分層方法，不是單壹因素的壹元論，也不是多種因素並列的多元論，而是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在內的多因素組合論，不是壹個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而是壹簇因素決定階級的構成，其中哪壹種因素占主導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壹樣的。

　　二、階級和階層結構的演化

　　1、古代社會的等級：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與惡性、生物性與創造性、個體性與社會性，都處在未展開的狀態，人們高度依賴於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來源，采集和狩獵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對土地以及附著於其上的自然資源的共同占有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血緣集團內部還沒有出現階級的分化。進入農業和畜牧業時代，對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資料的依賴降低了，對自然資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產工具和個人勞動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麽隨著創造性和個性的發展，理應出現以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占有為依據的社會分層，然而，由於人性之惡也被釋放出來了，暴力和詐力也加入到了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於是出現了以暴力、詐力、權力支配經濟生活的垂直社會分層，這時候的階級，史稱等級。

　　等級，也屬於廣義的階級範疇，比如奴隸主階級、奴隸階級、貴族領主階級、農奴階級，但它們主要不是依據經濟資源標準劃分的，而主要是依據政治資源標準劃分的，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強制服從關系。建立在以血緣種族關系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奴役等級制度，包括種姓制和奴隸制；建立在以個人結夥為主要紐帶組成的暴力和權力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等級制，可以稱為封建等級制度，包括領主封臣制和農奴制。兩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級制度，只是統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區別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級制度相對於奴役等級制度，無論是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是在對被統治階級的關系上，都允許較多壹點個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業社會的階級：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主要區別在於：

　　（1）生產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資源因素）的作用進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產工具——本質上是人的科學技術的物化——和勞動力）成為主要的生產力；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嚴重依賴於自然條件和動植物生長節律，產出少而且不穩定，工業生產則是對自然元素進行人工組合，不受自然條件的直接制約，產出量極大而且相當穩定，它依賴於生產工具的不斷改進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依賴於人類主體性和人類自由的發展。

　　（2）在農業文明中，個人受到血緣、地方和政治共同體的嚴厲約束，即使個性得到壹定的發揮和發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報和產出，工業文明的發展則要求和驅動個人的發展，促使個人做不厭其多的發現、發明和創造，促使個人在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賴於個體主體性和個人自由的發展。

　　（3）農業文明所得的產出和財富很有限，對有限的物質財富的爭奪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詐力以及作為兩者體制化的政治權力，就成為控制財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戰爭、搶劫、剝奪等非生產性的冒險活動所獲得的報酬（血酬），高於生產性的勞動、經營、交換活動所獲得的報酬（工資、利潤和地租），這種情況在工業文明中得到根本改變，生產性活動、自由平等的競爭相對於帶有強烈攻擊性和破壞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風險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產性活動客觀上創造了無限的財富，非生產性活動最多只不過是轉移財富，於是整個社會形成了崇尚和平生產、反對暴力搶奪的經濟文化觀和經濟價值觀。

　　由於這三個方面的原因，農業文明和古代社會以政治資源為主要依據的垂直的階級構成，就向工業文明和近現代社會以經濟資源為主要依據的橫向的階級構成轉變：

　　第壹，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經濟資源即以物質財富的生產、經營、交換為主要依據的，暴力、詐力、政治權力這壹構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導地位。

　　第二，新的階級構成是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前提、通過市場經濟即獨立個體之間的平等交換實現的，雖然統治服從關系和奴役等級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願交易關系和自由平等制度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

　　第三，新的階級構成是圍繞著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的關系橫向展開的，雖然開始時，由於資本與經營管理要素或企業家才能以及科學技術要素綁定在壹起，由於資產階級壟斷了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因而資本對於勞動還保留了垂直統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依存互補的關系，使得資本的單邊壟斷優勢難以為繼，勞動要素的聯合對資本要素形成了強有力的制約，促使勞資關系由垂直結構向橫向、平行、對等結構轉化，這種新的結構隨著勞動者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以及勞動者的技能和人力資本的提高而得到鞏固和加強。

　　3、後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開始向階層結構轉變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又叫做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社會，知識生產力、知識勞動力取代生產資料成為最主要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這是經濟社會向人本社會、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過渡階段，是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逐漸消亡的社會，取而代之的將是由不同範圍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組成的階層社會。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盡管是橫向競爭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還是存在著各階級在財富占有量、經濟控制力、社會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上等方面的明顯區別，存在著階級之間明顯的邊界。由於經濟必然性、經濟決定論、經濟價值觀的慣性，最初，知識生產力的高低、知識勞動力所有權或知識產權的大小，會直接影響到物質財富、經濟利益的分配，會形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兌換和聚合，會導致很嚴重的階級分化。不過，隨著需求和人格結構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發展取向的轉移，隨著物質價值觀向精神價值觀的轉換，隨著知識的生產、精神文化的創造、個性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成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為目的本身，壹種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將會逐步形成。與物質生產和經濟競爭不同，精神生產和文化創造，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容得下所有人個性的發展，不可能形成贏家通吃、輸家全無、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格局，每個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經濟條件與社會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獲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實現，形成“高文化階級”、“中文化階級”、“無文化階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當“文化資源”終於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標準時，階級的對抗性就消失了，階級就轉化為階層了。

　　三、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

　　垂直的階級結構的壹個顯著特征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貫穿始終；階級之間會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會有妥協和休戰，但不可能基於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鬥爭的結果通常是兩敗俱傷，讓位於新的階級階級統治。與此不同，在橫向的階級結構中，固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也存在著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認階級鬥爭，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馬克思之前、之外、之後，也都有人承認階級鬥爭，馬克思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階級鬥爭，而忽視了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義則把階級鬥爭誇大為社會歷史進步的唯壹動力。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單純的階級鬥爭，並不能消除長期困擾人類的奴役等級制度，並不能實現垂直的階級結構向橫向的階級結構的轉型，只有階級鬥爭和階級合作同時發力，只有鬥爭性合作和合作性鬥爭，才能夠實現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轉化。

　　1、資本與勞動的平等競爭關系

　　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也是壹種對立大於統壹的關系，那時，資本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而勞動則是指直接生產的勞動者即典型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監領工人的勞動力，壹種以運用體力和簡單生產技能為主的勞動力。由於資本的相對稀缺和勞動的相對過剩，由於資本掌握著經營管理並支配了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對於除了簡單勞動力之外壹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而言，資產階級占有強勢和優勢的地位，勞資沖突和階級鬥爭自然就成為常態，而勞資雙贏和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則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業文明中，資本與勞動實際上是壹種橫向競爭而不是垂直榨取的關系，這與農業文明中土地與勞動的關系有本質的區別。誠然，土地和勞動也是壹種對立統壹關系，雙方誰也離不開誰，但雙方只有壹種最低限度的統壹，這種統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垂直控制和統治的方式實現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產要素，而勞動只是對土地的簡單加工，生產成果主要依賴於土地本身的自然產出率，兩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地位是懸殊的；其次，農業的產出是很有限的，數千年間沒有顯著的增長，僅供全社會成員勉強維持生存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對土地及其有限產出的爭奪就變得極其激烈和兇狠，只有憑借暴力和詐力才能在這種爭奪中獲勝，於是奴役等級制度和垂直階級結構就成為維持土地與勞動之間的最必要的依存關系的先決條件。

　　工業文明的發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向平等競爭的勞資關系轉化，這是因為，第壹，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土地生產要素的權重大大下降，而生產工具和勞動力這兩大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結構上，先進的生產工具和運用先進生產工具的勞動力兩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資本率先取得優勢地位並控制和剝削勞動，那不是因為勞動不重要，而是因為掌握資本的少數人以組織成為企業的方式強化了資本的重要性，而只擁有勞動力的大多數人是分散的、無組織的，沒有力量對資本形成反制並達到雙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勞資力量的結構性失衡是無法持續的，因為資本是動產，是競爭性、擴張性和不斷創新的，這不僅直接依賴於勞動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且依賴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否則整個工業體系和市場經濟體系就會崩塌；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出現了資本與勞動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的趨勢：

　　（1）勞動向資本演變。勞動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向以復雜勞動為主，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技術、才能成為大部分新增產出、物質財富和利潤的主要來源。在這個意義上，知識、技術、才能具有了資本的基本特征，並且對物質資本有日益強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應。

　　（2）資本向勞動演變。由於知識、技術、才能具有潛在的和現實的經濟價值，國家、企業、家庭和勞動者個人紛紛向人力資源的開發、教育、科技領域投資，於是，物質資本大規模地向勞動者身上轉化。自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勞動者身上積累了巨量的人力資本。

　　（3）由於人力資本這壹中間物的出現和壯大，勞動與資本由對立走向統壹，兩者結合為壹個新歷史合題、新的統壹體：“勞動化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勞動”。對於理解勞動與資本這種新的歷史關系具有十分關鍵意義的環節是：復雜勞動、知識勞動就等於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兩者是同壹個東西，只不過從勞動和資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稱呼而已。

　　2、負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完全壓倒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壓倒階級合作、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及其同歸於盡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歷史上的確出現大量的負和博弈現象，比如在古代中國，每到王朝末年，必定會爆發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將對方趕盡殺絕的大規模的暴力沖突，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大於階級同壹性、階級鬥爭大於階級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就是說，博弈的結果沒有出現增長，只是雙方數量的簡單相加，壹方的多得來自於另壹方的少得，而總和是不變的，比如1.5+0.5=2。在和平穩定時期的垂直型階級結構中，通常會出現這樣壹種階級博弈，在早期的橫向型階級結構中，也會部分出現這樣的階級博弈。

　　可以把階級對立性與階級同壹性達至平衡狀態、階級鬥爭與階級合作形成合理張力、雙贏共榮的結局，稱之為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現為數學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結果不是雙方數量的簡單之和，而是出現系統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的乘法效應，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總和則是不斷增長的。在橫向的並趨於自由平等的階級結構中，這種博弈會成為常態。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堅決反對和防止階級之間的負和博弈，批評和限制階級之間的零和博弈，主張和推動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

　　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

　　壹、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眾所周知，在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構成兩大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是兩個衰退的階級，並且分別轉化為農業資產階級和農業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還存在壹個過渡的階層或中間階層（根據它更接近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而言，或者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把它稱為“半無產階級”或“半資產階級”），它是由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如獨立開業的醫生、律師；自由撰稿人、經紀人等等）等許多群體組成的，他們是以自己資本為基礎的勞動者，或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這個中間階層，本身兼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雙重特征，但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基本階級為主構成的社會結構中，這是壹個在夾縫中生存和發展的階層，不論就其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還是就其人數而言，都不足以成為壹個獨立的階級，猶如在農業經濟時代和古代、封建社會結構中，自耕農、手工業主、商人也處於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地主階級和農奴階級之間壹樣。從這個階層中，不斷有人上升到資產階級或下降為無產階級，但是同時，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也有人不斷地補充到這個階層中來。

　　1、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初始定義

　　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指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和物質資本，僅擁有自身勞動力並通過出賣勞動力而獲取工資報酬以維持自己生存的勞動者；初始的和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指擁有物質資本並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家，所以又稱為“資本家階級”。從這樣嚴格的定義出發，利用自己的物質本生產經營的勞動者，便不能稱為“無產階級”，而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所有者，便不能稱為“資產階級”。

　　2、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分層

　　典型的無產階級，是以出賣自己簡單勞動力為生的體力勞動者，他們分布於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各個產業，構成無產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與他們的家庭成員壹起也構成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歷史上稱他們為“產業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以出賣智力勞動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勞動者，則構成無產階級的上層。還有壹個更低的社會階層，史稱“流民”、“遊民”、“城市貧民”、“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下層，他們沒有賴以謀生的正常職業，靠乞食、接受救濟、撿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條、小偷小摸、賣淫等等為生，他們是處於產業無產階級和結幫成夥的黑社會之間的壹個階層，是失業、不被社會保障而無正常途徑自救的壹個階層，是社會苦難、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體現。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也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資產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壟斷資產階級，包括擁有巨額物質資本的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他們只占整個資產階級的少數，在社會總人口中更是少數。中層資產階級是中等資本和財產規模的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下層資產階級即遍及各行各業的小企業主，是典型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在資產階級中人數最多。他們經營的企業規模較小，只雇傭為數不多的勞動力。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比較接近上層無產階級和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即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區別在於後者並不雇傭他人為自己勞動。因此，小資產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由對立走向融合正像資本與勞動的互動形成了壹個歷史合題即勞動性資本、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壹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和鬥爭，也形成了壹個新的歷史合題即以人力資本家、智力勞動者為主體的中產階級。

　　這壹合題是通過無產階級大規模地轉化為有產階級來實現的。傳統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依然存在，但無論在其人口數量上，還是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財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產階級卻成為處於上升過程的、興旺發達的壹個階級。這個階級兼具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雙重特征，是在工業經濟向信息知識經濟轉化過程中崛起的，並將在信息知識社會取得完全的領導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產階級是壹個最先進（就其掌握科學技術這壹第壹生產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毀傳統的、兩極對立的社會結構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動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而言）的階級。

　　1、中產階級的歷史來源

　　中產階級的第壹個歷史來源是傳統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中的管理勞動者和科技勞動者。由於資本家本身同時是經營管理者，因此專門的經營管理者最初只承擔中下層經營管理工作，構成資產階級的下層。進入20世紀以來，股份公司的普遍發展和所有者與經營權分離，導致壹場具有普遍意義的經營管理革命，使專業經營管理者或企業家成為壹個獨立於資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間階級——他們不僅要對股東和所有者負責，同時也要對雇員和消費者負責。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科技勞動者也是依附於資本家的壹個階層——資本家或是他們的老板、雇主，支付給他們超過壹般勞動者的較高報酬，或者是他們主要的顧主，購買他們的科技產品並支付給他們較高的價格。20世紀的科技革命和科學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勞動者在人數猛增的同時，成長為獨立中產階級的壹部分。

　　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歷史來源是傳統小資產階級即處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以自己勞動和自己資本相結合而進行生產經營的農場主、小業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們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競爭和集中過程中，不斷分化瓦解，但由於他們畢竟占有某壹種市場優勢地位（小型、靈活、無孔不入、與消費者直接交換），並沒有消失。而在20世紀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他們本身素質的提高，由於消費者對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權化的生產經營及其產品的抵制和厭棄，他們又得以復興，獲得新的市場和發展前景。美國數百萬中、小企業活躍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並且有越來越多的“自己雇傭自己”的自由職業者和自己為自己制造產品的生產消費者（產銷者——Prosumer）。

　　中產階級的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來源是傳統的無產階級。由於無產階級長期不懈的鬥爭和資產階級的讓步，由於資本主義更趨開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於無產階級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於無產階級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由於工人參與管理、利潤分享、員工持股、股票證券市場的發展，無產階級正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和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有產者。

　　2、中產階級的產業和職業分布

　　1956年，無論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壹年。這壹年，美國以智力勞動為主的“白領工人”的人數，超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的人數，從那以後，藍領工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轉化為白領工人，到20世紀70年代，藍領工人只占全美勞動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則只占1/8左右。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過不了幾十年，在發達國家，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工人，將接近消失。智力勞動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壯大，是中產階級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基礎和前提。因為這個階級擁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資本，並因此而獲得較高的經濟收入。

　　最初他們分布在第壹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業）之中，隨著第四產業即知識信息產業從以上三大傳統產業中分化出來並成為主導的和最大的產業，他們便主要集中在這壹新興產業群（包括科學技術產業、信息情報產業、文化教育產業、傳播娛樂產業、智能智慧產業、策劃設計產業、咨詢代理產業、規劃管理產業、通訊資訊產業、思想創意產業等等）之中，以自己的發明、發現、創意、策劃、設計、技術專利權、著作權、版權、商標權、品牌、思想、信息、情報、文化、娛樂、傳播、資訊等知識商品、知識資本和知識價值，對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並因此而取得相應的經濟收入。

　　擁有人力資本的智力勞動者階級成為中產階級的主體，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推動這壹歷史潮流的是壹種更深刻的歷史潮流——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科學技術和智力勞動成為第壹生產力；智力勞動者因為擁有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即信息和知識而成為經濟過程中的主導力量，又因為知識經濟所要求的不是像工業經濟那樣只要求部分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而是要求絕大多數勞動者成為智力勞動者，因此，壹個占就業人口大多數的、主宰整個經濟過程的、以從事智力勞動者為主的階級便形成了，這個階級，就其職業、勞動特征而言，可以稱之為“智力勞動階級”，而按其經濟地位、財產狀況而言，可稱之為“中產階級”。

　　3、中產階級的資本構成狀況

　　從資本構成情況來看，中產階級是擁有中等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占社會總人口75%左右的階級。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是可以自由交換和轉換的。壹般而言，從無產階級出身的、經過長期學習、接受教育和艱苦奮鬥而積累了“人力資本”的人，也可以很快獲取壹定的物質資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資本持有股份，或者將較高收入的壹部分轉化為物質資本）；反之，傳統的中小物質資本家，也可以將壹部分資本用於自己及後代的人力資源開發，使自己和後代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從而在進壹步的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而不至於淪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純粹以物質資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純粹以人力資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實現兩者的結合和轉換，要想長期保持中產階級的地位，是比較困難的。如果說單純擁有人力資本而不積極轉化為物質資本家的白領職工還能勉強獲得壹份體面的報酬並處於中產階級下層的話，那麽，單純擁有中小規模物質資本而不擁有人力資本的人，則會很快被淘汰下來而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

　　在現代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條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個產業領域中從事簡單勞動的、收入較低的階級即傳統無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0%以下），這個階級正在以越來越快的程度轉化為中產階級。不過這個階級也會長期存在，因為不僅任何壹個知識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都很難完全消滅簡單勞動、初級服務勞動，而且隨著知識經濟總體水平的提高，當過去的簡單勞動者初步轉化為智力勞動者以後，從前的智力勞動者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總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發達的知識經濟社會，也仍然有壹個在競爭中處於失敗和弱勢地位的階層，這個階層相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仍然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

　　至於巨額物質資本的所有者（這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和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大約占總人口的5%左右，他們當然不能歸入中產階級，但也不好繼續稱之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階級”（因為中產階級也是擁有資產或資本的階級），相對於“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而言，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巨產階級”。這個階級面臨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強有力的挑戰和競爭，也將是壹個人數不斷減少的、勢力不斷衰退的階級。不過，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這個階級也不會完全消失——如果說，單純的巨額物質資本所有者會趨於消失的話，那麽，高級人力資本所有者則是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必然產物，而且他們憑借其高級人力資本，也會獲得巨額的物質資本。他們是大科學家、大發明家、大企業家，不僅年薪在數百萬美元以上，而且擁有數額巨大的企業股票。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4、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

　　按邏輯上推論，中產階級的收入也處在社會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數占社會總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會財富也應在社會總財富的75%左右。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按舒爾茨的報告，到1970年，美國官方公布的分種類的國民收入中大約有3/4由雇員報酬所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財產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凈利息和公司利潤四項。勞動收入（包括經營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已占國民收入的4/5，從中刨除“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勞動收入部分，中產階級的勞動收入（人力資本收入），再加上他們所擁有的物質資本收入，應該已占到國民收入的3/5以上。

　　中產階級的收入狀態當然不是壹種平均主義狀態，而呈現出壹種梯級狀態，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現上、中、下等不同層次。這是根據效率和效益原則來分配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成員受教育水平的趨近，由於排除了非個人因素（如等級、門第、出身）後，人本身之間的素質和能力的發揮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別（即各具特色和個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別，因此，這種收入差別不可能達到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收入差別那麽大，中產階級於是便成為壹個相對獨立的、收入比較接近的社會層級。

　　5、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產階級除壹部分作為科技勞動者和管理勞動者分布在大型企業、巨型企業，絕大部分將分布在獨立或合夥創辦的中、小科技型企業以及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中，按丹尼爾?貝爾的說法，大學將取代企業而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成為知識生產的主要“企業”。在這樣壹種新型產業結構中，中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將日益趨向於個體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業和組織本身會扁平化、網絡化和多元化。由於知識勞動需要勞動者充分發揮其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因此，傳統的垂直型的官僚主義科層組織已經不再適合了，而電腦網絡的出現，又使得基層、個人能與高層、領導機構進行“同時態”的溝通，使許多中間組織成為多余的了。於是，高度集權的決策轉向網狀結構的分散決策，統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轉向半自治工作小組和個人的自我調節。勞動者的個性將得到空前的發展。

　　（2）中小企業將成為小型的合作團隊和自由的聯合體，它們將既是壹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又是壹個興趣、個性合作互補的文化共同體。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識化的基礎上，壹種新的、產銷合壹的直接經濟模式將會復興。

　　（3）將普遍興起彈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許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門就在電腦上和網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轉變也將大大促進生活方式的轉變。首先，“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趨於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點自行安排這兩種活動；更多地為滿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現，將使消費者自行選擇的自由更為充分；“必要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將提供大量自由時間，使人們的個性、興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發揮。

　　6、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

　　中產階級將在兩個向度上重建與社會政治生活的關系。壹方面是更加遠離政黨制和代議制政治，對全國性的大選日趨淡漠，因為政黨制和代議制本質上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而且反映了社會上兩大對抗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需要——無產階級固然要通過工會運動和政黨政治來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資產階級也需要政黨政治來抵禦無產階級的進攻並力圖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則顯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個體化，沒有形成集體的政治運動的強烈願望，這並非因為他們的個體素質不高、個體能力不強，而正好是其個體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的結果：這個階級的成員具有強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過政黨這樣壹個中間組織和代言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可以預料，不管是工會、社會民主黨，還是雇主協會、保守黨，雙方爭奪中產階級選民的努力會越來越難以湊效。中產階級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黨的話，那也會是壹個非常松散的聯合組織，而不可能是壹個緊密地組織起來的、垂直的官僚主義組織。知識經濟和中產階級越發展，政黨政治和代議制民主將越衰落。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參與大選的選民越來越少，已經充分表明了這壹發展趨勢。

　　另壹方面是，中產階級將更積極地追求直接民主。人們將在五個環節和層次上要求實現直接民主。第壹個層次是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基層民主，這種民主就其以所有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經濟民主”或“產權民主”，就其以經營管理權的分享和多元化為對象而言，可稱之為“工業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個層次是職業民主或專業民主，即雖然大規模和科層化的產業工會和全國性工會隨著產業無產階級的衰落而衰落，但適合於智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特性的各類專業性、職業性的協會將會蓬勃發展起來；第三個層次是社區和地方的共同參與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這是壹種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復決（Referenda）和創制投票（Initiaives）為中心環節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起來，選民對此類投票表現出極大熱情，投票率可高達70%、80%甚至90%；第四個層次是專題性直接民主，如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反核運動、女權運動；第五個層次是全國壹級的直接民主，即選民將繞過政黨和代議士而直接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以及就重大問題舉行全民公決。這種最高層次的直接民主雖然實現起來還有很多困難，但人們的民主意識和素質的普遍提高以及先進的電子網絡投票技術的發展，將使這壹遠古時期（如雅典共和國）實現過的直接民主成為現實。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和壯大，市民社會也將更為強大；隨著市民社會的進壹步強大，國家終將衰退而成為真正的“守夜人”。

　　7、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

　　中產階級的文化價值取向也可由兩個方面來描述：壹方面是更趨多元化、自由化、個體化。各種宗教、哲學、藝術、道德將得到更為充分和無限制的發展；各層次的價值觀都可以在價值和道德譜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被不同的人們所信奉。文化市場將越來越繁榮昌盛，同時，壹種寬容的、兼容並包的文化市場秩序和公平的競爭規則也將形成，人們不會因為價值觀、信仰等等的不同而發生社會分裂和處於敵對狀態。

　　另壹方面，人們的文化價值觀又會在多元發展的基礎上向更高方向整合，這種“更高的方向”可以這樣來測定：

　　（1）隨著物質需要和物質財富欲望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滿足，金錢和物質財富的邊際效益遞減，人們的精神需要將變得強烈起來；為了謀生而工作的動機會逐漸減弱，為了生活的更高意義而工作的動機會不斷增強；“生活質量”將取代財富數量而成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

　　（2）物質生活的豐裕、政治民主的發展，將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壞性、攻擊性、侵略性等惡性因素得到進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現實需要、合作精神與愛的感情將進壹步發揚光大；損人利己的行為將進壹步減少，自利利人的行為將進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眾文化繼續繁榮的同時，高雅的精英文化將有極大的發展，並反過來提高大眾文化的檔次和水平。

　　8、中產階級與社會結構的優化

　　自從人類進入階級對立社會以來，壹直到早期工業經濟時代和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都是按照“金字塔”結構組織和運轉的；占社會少數的有產階級、統治階級高踞於“金字塔”頂部，而占社會絕大多數的無產者大眾、被統治階級蹲踞於“金字塔”底層；雖然也有處於中間階層的自耕農、小業主、小商人，但它們只是構成“金字塔”結構的壹個過渡層，根本不能構成壹個獨立的、足以與其他兩大階級分庭抗禮的階級。

　　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中葉以來，中產階級的迅速崛起和壯大，在人類歷史上、在社會結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根本轉型的意義。這是壹場深刻的革命，從此以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兩極對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轉化為壹種兩頭小中間大的、三元互補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從此，激烈的、對抗性的、兩極之間的階級鬥爭，被壹種溫和的、非對抗性的、三邊之間的階級競爭所取代。相比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不僅將更加堅定而有力地促進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而且還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平和有序的緩沖器、制動器和安全閥。隨著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段越來越大，處於兩端的巨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體積越來越小、人數越來越少，終於不再構成兩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別成為“中產階級”的最高層和最低層，然而，當中產階級成為唯壹的階級時，也就同時意味著階級不復成為階級，階級結構終於轉變為階層結構。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卻並不主張工人階級永遠是壹個無產階級，而是主張無產階級的有產化，主張階級之間的正和博弈、公平競爭和良性合作；因此，社會民主主義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把推動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化，當作自己重要的歷史使命。

　　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社會民主主義正視壹定歷史時期階級分化、階級矛盾、階級沖突、階級鬥爭的事實，但堅決反對階級鬥爭決定論，而承認個人具有自主選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權利，主張通過正和博弈、合作博弈這壹宏觀戰略來消解對抗性階級鬥爭，實現勞資雙贏。除此之外，社會民主主義還相當重視微觀和中觀層面的階層流動、社群自治和社會互助。

　　壹、階層的廣泛流動是消解階級對抗的重要路徑階層這個概念是階級概念所不能取代的，從外延上，階層概念大於階級概念，階級固然是劃分為階層的，但階層卻並不被囊括在階級之中，在階級之外和階級之間還存在壹些相當獨立的階層。雖然階級差別、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壹度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中心，但正因為階級內部存在著階層的流動、階級之間存在著階層的流動，才使得社會不會陷入妳死我活或同歸於盡的階級鬥爭之中。

　　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是極力反對階層流動的：第壹，它們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存在什麽中間階層，如果有，也必須把它們兩極化，要麽上升到資產階級，要麽下降到無產階級，這樣才能形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歷史大決戰；第二，它們把無產階級成員通過財產繼承或個人努力上升到資產階級，看成是壹種階級背叛，無產階級追求的是“要麽全有、要麽全無”的整體解放，反對個人順著等級的階梯往上爬；第三，它們也反對無產階級內部的階層差別，如果允許內部階層流動的話，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動，因為越窮就越是無產階級，革命起來就越是徹底和堅決。

　　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倡導階級意識、階級的團結和組織、階級的集體行動，並且確認它們是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與列斯毛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如下原則的區別：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敵，承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客觀存在或主觀認同的中間階層的獨立自主性，由他們自己在兩個階級之間選擇贊成、反對、獨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第二，承認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中的個別成員具有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集體行動還是個人奮鬥的自由，承認他們具有上升到勞資之間的中間階層直至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個體公民權利；第三，工人階級內部可以有差別，壹些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成功的集體行動率先提高工資和收入，整個階級集體行動的目標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壹舉獲得全社會的生產資料和財產，而是通過集體談判、公平分配和利潤分享擴大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使自己由無產階級變成有產階級和中產階級。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階級和階層的限制，大大擴展了“民間社會”的範圍階級和階層基本上是以經濟關系、市場關系為依據劃分的，它們固然是社會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但遠遠不能囊括全部社會組織形式。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按照其所處經濟關系和市場關系形成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同時還按照其他的社會關系形成其他的群體、社群、社團：基於業緣關系，有各種職業群體；基於地緣關系，有各種同鄉團體、地方群體；基於年齡差別，有各種年齡群體；基於性別和性取向，有各種婦女、性少數群體；基於民族和種族關系，有各種民族和種族群體；基於信仰的不同，有各種宗教群體；基於價值觀和社會理想，有各種文化群體和社會公益群體……總之，當今時代是壹個名副其實的社團革命、社群革命時代，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各個環節上和廣大空間內，產生了不計其數的、按照壹定的主題和原則組織起來的社團和社群。在這裏，廣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國家而言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組織，狹義的社會組織是相對於經濟組織、市場組織而言的非經濟組織、非市場組織。如果說廣義的社會組織處於個人與國家之間，那麽狹義的社會組織就處於市場與政府之間，它們壹方面獨立於國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獨立於經濟、市場，屬於經濟與政治、市場與政府之間那壹塊社會生活空間，這壹空間伴隨著人類需求結構由低級向高級的升遷，伴隨著經濟生活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下降與精神文化生活、消閒娛樂和人際交往在人類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顯得越來越寬廣了。

　　社會民主主義，顧名思義，比自由民主主義更加重視“社會”的發育和完善，對壹切來自社會的自治和自組織，對於壹切促進人類合作、聯合和團結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歡迎。社會民主主義固然主要依托於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但對於其他壹切社會群體的自治和平權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教育平權運動、養老平權運動、醫療平權運動、居住平權運動、少數族裔平權運動、婦女平權運動、殘疾人平權運動、性少數平權運動等等，都予以道義的聲援和實際的支持。

　　三、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是社會團結的紐帶和社會安全的閥門自古以來，民間社會就存在著互助互濟的傳統，特別是在圈地運動和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了失地農民、行會手工業工人和工場手工業工人的兄弟會、互助會、共濟會，他們是工會和合作社的雛形。工會和合作社是勞動者互助互濟的較高形式，但剛開始時它們專註於勞動者在職或就業時期的利益增進，而無力顧及勞動者在年老、傷殘、疾病、失業、生育等等沒有勞動收入時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而且工會和合作社也覆蓋不到非勞動者（如殘疾人、家庭婦女、鰥寡孤獨、無業人員等等），這樣壹來，相當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個市場和政府兩不管的嚴重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在勞工運動的推動下，這個問題以“社會保險”的方式得到了解決。

　　社會保險可以說是社會互助的最高形式，它從市場和政府籌集資金（包括個人繳納部分、企業繳納部分、政府繳納部分），建立社會保險基金，讓其承擔濟困扶危、轉移支付的功能。社會保險是處於市場經濟與國家政治之間的中間領域，由工會代表、雇主協會代表和政府代表組成管理機構，按照公開、民主、公平的原則，負責社會保險制度的運行和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營。

　　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壹方面天然具有團結互助的價值觀念，另壹方面承擔著為最弱勢群體爭取基本生存權利的現實任務，當然把推動社會互助和社會保險作為自己長期努力的目標，並終於通過國家立法建立了社會保險體系。這是壹個偉大的歷史進步，以至包括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內的整個現代社會，都接納這個體系作為基本的人權保障體系。

社會民主主義概論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自由主義、原典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各有自己的經濟理論，社會民主主義也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其主要的範疇是“社會人的競爭合作”、“社會個人所有制”、“勞工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人的競爭合作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是經濟人之間的完全競爭。

　　首先，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共享“經濟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設，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這壹假設給予了最初的表述：“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這個假設包含以下幾個層面的含義：

　　1、每個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並且力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業主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勞動者追求工資的最大化，其他經濟主體如消費者、自耕農和手工業生產者、自由職業者、文化人、政府官員，也無不利用手中的資源，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區別只在於行為的方式和結果上，而不在行為的動機和動力上。

　　2、每個人都是壹個獨立的個體，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並對自己的經濟行為負責任，而每個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權利這個前提，就事先限定了個人權利的邊界，在這個邊界內個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這個邊界侵犯別人的權利和利益則是不被允許的。

　　3、每個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質上都能夠成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損人利己，通過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長期來說，會出現兩種不利的結果：壹是因為受到他人強有力的反擊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來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樣長期相互爭鬥，最終同歸於盡，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毀滅。

　　4、經濟人、經濟實體和經濟領域本質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識形態性，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完成財富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功能，對內遵循投入產出、成本收益法則，對外適應價格機制，形成壹個自身完整的、獨立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經濟領域，經濟人和經濟實體可以在經濟生活的邊界之外，在工作和職業生活之外，成為教堂的禮拜者，成為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為藝術品的收藏家，成為慷慨捐贈的慈善家，但是在經濟活動中則只遵循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而拒絕來自外部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獨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經濟人組成的經濟世界，就是壹個完全競爭市場或純粹競爭市場，在這裏，存在著非常多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和數不清的消費者和購買者，任壹賣者和買者對於商品或勞務的價格均不能控制，買賣雙方對價格都無影響力，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 產品價格只能隨供求關系而定，企業的任意提價或降價行為，都會招致對本企業產品需求的驟減或利潤的不必要流失。

　　從理論上說，完全競爭市場相對於非完全競爭市場，更能夠促進微觀經濟的高效率運行，更能夠促進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消費需求滿足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經濟學流派很快就發現和指出了完全市場競爭預設和模型的缺陷：

　　1、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即使存在著大量小企業的競爭，市場中的商品價格仍然可能相對較高，這是因為小企業不能進行規模生產，生產成本高，小企業也無力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生產的效率難以有較大的提高。

　　2、完全競爭市場也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因為無數小企業在技術進步和外來幹擾的沖擊下很容易在競爭中失敗，在它們被迫退出市場時，其具有專用性的設備與勞動力在仍然可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競爭市場中完整信息和知識的假設是不現實的，在壹般情況下，生產者對其市場地位、發展方向以及影響市場的各種因素的信息和知識，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費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場上全部產品的價格、品質等方面的情況。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競爭壹定會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形成不平等的、等級固化的經濟結構，但自由主義者雖然正確地提出政治領域的無賴假定，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卻無視經濟領域的人性之惡，無視資本和財富集中對自由、平等和正義所帶來的危害。

　　總之，完全競爭市場只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壹種理論假設，是他們進行經濟分析的壹種手段和方法，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近似地出現過，如果把它當成壹個普遍模型的話，其實也是壹個與共產主義烏托邦相反的另類烏托邦構想。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論預設，即道德人假設和非競爭完全合作模型。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奴隸經濟也好，封建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好，資本主義經濟也好，都是有產者剝削無產者的階級的壓迫經濟、弱肉強食的叢林經濟，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經濟只能是消滅了私有制和市場競爭的共產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其基本的邏輯和歷史前提是，無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經濟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競爭，道德人的聯合體取代經濟人的市場，按勞分配取代按資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預設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經濟主體和經濟領域性質的基本預設，處於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和完全競爭模型與共產主義的道德人假設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間，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社會人假設和競爭合作模型。

　　相對經濟人和道德人而言，社會人具有如下四個特征：

　　1、社會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往往止於合理和滿意的程度，並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進入到競爭性市場經濟之中的人，作為壹個經濟主體，主要的動機當然是獲取較多的經濟利益（地租、利潤、工資），但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他們往往以達到相對的、自己感到滿意的利益為限，並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們內在的需求結構中，並不只有生存、積蓄、致富、享樂層面的物質性需求，還有尊重、友愛、創造、自我實現層面的精神性需求，當人們追求壹種經濟利益，會冒著失去尊重和友愛的危險，或必須付出犧牲自己的創造性和自我實現機會的代價時，他們很可能會降低對於經濟利益的期望值，而傾向於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並有時間和條件去滿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財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質量，或者壹種叫做“幸福”的價值；二是在客觀的外部社會環境中，當競爭主體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時，由於“最大化”缺乏客觀尺度而取決於主觀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壹些強有力的人剝奪弱小的人，或者發生強者之間同歸於盡的“火並”和 “撞車”，這兩種情況都會導致交易系統的“堵塞”乃至“癱瘓”，並且進壹步引來最強者對整個市場的壟斷和管制，導致壹種充斥奴役和壓迫的統制經濟，使大多數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寧趨向於最小化。恰恰是有節制地追求較大利益的、既競爭又合作的經濟行為，能夠從根本上避免這種最壞情況的出現，並推動市場經濟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發展。

　　2、社會人是與其他人處於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對自由和獨立的個體。社會人不是抽象的個體，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單子。不是說每個人都畫壹個圓圈，圈裏是自己的，圈外是別人的；社會人不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首先，在時間的、縱向的、歷史的維度上，每個人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父母和祖先那裏繁衍下來的，身上帶著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個人又成為後代人的父母和祖先，與此同時，每個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歷史所提供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而長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間的、橫向的、社會的維度上，每個人都受到社會環境的積極或消極的、有利或不利的影響，都是社會關系之網上的節點，都依次成為家庭、宗族、社區、階層、階級、社團、民族、國家等社群的成員。這是壹種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當然，每個人永遠是壹個特殊的個體，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原創者、發起者、推動者，沒有任何壹種力量能夠取代個人的這種地位和作用，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的確也是相對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絕對的、無限的自由和獨立。

　　3、社會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時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動物，理性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征，這是啟蒙運動所確立的壹個基本信念。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經濟人假設顯然是建立在這壹信念基礎之上的。然而，從叔本華、尼采，到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和精神分析學，卻幾乎顛覆了理性人的假說。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識、智力、理性能力，他們還可能經常處於盲目、無知、短視、偏見、貪婪、恐懼、嫉妒、病態、精神錯亂乃至瘋狂的狀態；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傾向，同時也具有假醜惡的基因和傾向。種種非理性內驅力會經常突破個人理性和社會規則的禁忌和壓制，而表現為帶有攻擊性、破壞性的行為。那麽，當這些具有種種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進入市場競爭之中時，怎麽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經濟生活的順暢而和諧的運行？怎麽可能出現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經濟秩序？怎麽可能自動地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只有正視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實，才不會壹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設上，而是訴諸於有限理性之間、非理性之間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說，意識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們，基於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約束，達成關於合理的經濟秩序的基本共識、契約、習俗、道德、法律，以客觀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規則來約束每壹個人的經濟行為。

　　4、社會人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把社會生活劃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這是科學分析和學科分工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上，它們並不是三個互不相幹的領域，它們彼此之間有無數條進進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斷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過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分別在不同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而已。經濟人、經濟主體（如資本家、工人、雇主、雇員）也具有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體（如政治家、公務員）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文化人、文化主體（如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宗教家）也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每個人都同時具有經濟屬性、政治屬性、文化屬性，區別只在於比重不壹樣；經濟主體是帶著壹定的價值取向、政治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審美趣味等等進入經濟競爭過程中的，它們壹定會影響投資、經營、管理和勞動的態度和方式，對投入產出和成本收益的計算，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土地、資本、勞動、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市場供求關系，對利潤水平、工資水平、就業水平的確定，壹句話，對所有的經濟指標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摒棄經濟主體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使之成為赤裸裸的“經濟機器”或“經濟動物”，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實踐上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僅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們展開經濟競爭時，在沒有制度和道德約束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以及強者之間的對抗，這會導致兩種結果，壹是整個經濟體系出現短路、堵塞和癱瘓，二是為了免於同歸於盡，會出現壹些最強者對整個市場和經濟體系實行強制和管制，形成統制主義、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經濟體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理想化為泡影。

　　與社會人假設相匹配的是競爭合作模型，即競爭性合作或合作性競爭模型。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狀況的，並不是完全競爭假設，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設，而是非完全競爭假設和非完全合作假設，即使是自由主義經濟學也不得不承認，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相比完全競爭和完全合作，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壟斷這個詞，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個貶義詞，其實，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壟斷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非是“集中”、“合並”、“資源整合”、“規模經濟”的意思，甚至可以帶有“聯合”、“協作”、“經濟合作”的褒義，與競爭是可以統壹的：

　　1、壟斷來自於競爭，非完全競爭來自於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接近於完全競爭，無數憑著小筆資本起家的企業蜂擁而出，然後沿著個人和家族企業——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發展起來。競爭必有輸贏，壹些小企業破產了，壹些小企業勉強維持現狀，另壹些小企業，由於兼並了資本、勞動、技術、管理人才、市場份額而變大了，這是壹種自然而必然的發展趨勢，相反，停留在分散的、無限多元的、完全競爭的狀態，反而是違背邏輯和歷史規律的。

　　2、大企業具有小企業所不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在市場上可以獲得大規模購置原料、廠房、設備以及輕易得到貸款和社會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和價格優惠，從而大幅度降低產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銷售的成本，使長期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業內部可以實行廣泛而精細的分工，得到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那種分工帶來的倍增效應，從而大幅度增加產出。這壹增壹減產生的優勢，是小企業和完全競爭不可能具備的。

　　3、大企業的利潤水平和利潤總量較高，有足夠的資金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或者進行新產品的研發，獲得自主知識產權和專利權，而知識產權和專利權在壹定期限內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或自然壟斷利潤，這也是小企業很難做到的。據加爾布雷思的說法，美國幾百家大企業貢獻了絕大部分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壹個直接的後果是增加了產品數量、提高了產品的質量，能夠滿足消費者更大量的需求與更豐富的偏好。

　　4、大企業管理團隊的人才優勢和集體決策模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市場信息，並據此做出較為科學的決策，從而避免小企業老板獨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決策的弱點，降低長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業比小企業雇傭大量的員工，面對龐大的消費者，與社區和政府建立更為密切的聯系，固然在歷史上曾經出現了大企業在社會上獨斷專行、橫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業比小企業更有願望也更有能力承擔對於勞動者和公眾的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而在其拒不承擔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情況下，會成為社會和公眾大規模、低成本、高效力監督和反制的對象，並且引發制度性條件的改革和變遷。

　　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在確認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的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吸收了共產主義經濟學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設的合理成分，從而形成了揚兩者之長棄兩者之短的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總的來說，社會人的競爭合作，是壹種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競爭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競爭，比經濟人的完全競爭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兩個極端，具有更大的普適性和更強的生命力。

　　社會人競爭合作假設能夠更好地解釋市場經濟中普遍出現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民主治理等經濟現象。

　　首先是資本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業、跨國企業的出現就是明證。

　　其次是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地區工會、全國和國際工會的出現就是明證。

　　再次是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聯合、合作、規模經營和民主治理，集體談判、參與管理、員工持股、利潤共享、勞資共和的出現就是明證。

　　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歡迎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規模經濟，是因為資本的聯合也為勞動的聯合準備了條件。工會，作為勞動的聯合，跟資本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和規模經濟現象；工會具有壹定的壟斷性，但它是資本的壟斷性的必然對應物，沒有工會的壟斷，就無法制衡資本的壟斷，就無法形成市場經濟本質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勞資關系；工會，只是勞動在壹定範圍的聯合，跟資本在壹定範圍的聯合壹樣，也是壹種壟斷性競爭和競爭性壟斷，是市場經濟基本構架的組成部分，與完全壟斷的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有著本質的區別。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會個人所有制

　　對於所有的經濟學流派而言，所有制或產權制度問題，都是壹個繞不過去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所謂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產工具、勞動力、管理和科技等生產要素歸誰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經營過程中結成的壹種首要的“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過去我們對所有制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或財產所有制，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壹種“財產”、“財富”，作為壹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所有制，應該是指生產要素所有制，而不僅僅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它不僅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種基本類型：第壹種是個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種是群體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種是作為前兩種某種形式的結合的公私兼顧所有制，或社會個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片面強調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然會不遺余力地強調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重要性，而經濟人假設本身又來自於更為基本的人性假設，那就是每個人首先是壹個生物體和生命體，必須與自然界進行不間斷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個性、個體性、獨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兩點，就確立了人們與生俱來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私有財產權就內在地包含在這三項基本人權之中：它是生命權的延伸和實現，它是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物質和經濟保障；它為個人的存在和發展構築起壹個堅固的堡壘，沒有它的保護，個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會像風中之燭壹樣，隨時被吹滅。

　　由此繼續推論，私有財產權還具有如下屬性：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所謂我有壹間破房子，“風能進，與能進，國王不能進！”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從原理上說，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不可剝奪的私有財產權。

　　三是財產實際占有量上的差別性，只要符合獲得的正義和轉讓的正義，只要不是用偷盜、搶劫等不正當手段獲得的，或用強迫、欺騙方式進行轉讓和交易的，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生產、經營獲得的，或者通過合法的遺傳和自願的饋贈得到的，數量上的差距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值得鼓勵的。

　　四是相對於公有財產權的本源性和優先性，也就是說，雖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財產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財產來源於部分私有財產權的轉讓和讓渡，個人仍然是公有財產的終極所有者；第二，公有財產只能占社會財富總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財產的使用、運營和分配要接受作為公民的私有財產者的民主監督和控制。

　　二、共產主義經濟學對公有制和公有財產的片面強調從道德人假設出發，共產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壹種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完全對立的所有制理論，認為原始社會本來是血緣氏族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公有制，由於生產力、分工、交換、個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歷史時期固然促進了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但它本身是潛在的人性惡的大爆發，就像恩格斯所說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下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私有制產生了階級分化、階級對立、階級剝削、階級統治，帶來了人性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經濟的異化、政治的異化、文化的異化，壹句話，私有制成了萬惡之源。在它的最高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生產力和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達到了私有制的外殼再也容納不了的地步，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會被炸毀，剝奪者就會被剝奪，公有制就會在全社會、全人類範圍內，在生產力和物質財富高度發展的歷史基礎上得到實現。

　　公有財產權的性質可以歸納如下：

　　壹是神聖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則是應該被消滅的。

　　二是平等性，每個人都無差別地是公有財產的主人。

　　三是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夠量化到個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小我與大我融為壹體。

　　三、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對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對立的綜合和揚棄自由主義的私有制模型和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模型看起來是絕對對立的，它們都自詡為完善的產權制度，同時指對方為虛構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惡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則努力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論。

　　1、私有制與公有制並不是絕對對立的，純粹的私有制社會和純粹的公有制社會都是不存在的在原始的公有制社會中，其實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就不用說了，即使是生產資料和人身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對常用生產工具的個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對自己身體的修飾、標記和美化；未來高度發達的非經濟社會和自由社會，物質生產資料甚至通用性知識生產資料，也許真的能夠並且必須實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個性、才能、創意、發現、發明、興趣、愛好、理性、情感和意誌等等內在的精神財富，卻只能並且必須保持私有或個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公有制和公共財產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礦藏等等，只能歸全社群、全社會甚至全人類所有；壹些家族、村莊、地方社群，都擁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築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設施、道路交通、國防工程等基礎設施，只能由國家興建並擁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政府還擁有全國的賦稅，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精神文化產品，過了壹定的著作權保護期，就歸全社會以至全人類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財產是從私有財產轉化而來的，有的公有財產本身不能歸結於、量化為私有財產，它們是所有個人以社會成員身份無差別地共同占有的財產，其經營和利用的成果，應該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則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不管是哪壹種情況，它們都是私有財產的必要補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私有制轉化為公有制的情況有，個人捐贈轉化為公益基金，個人和企業納稅轉化為國家財政收入，由個人財產形成的法人財產權（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個人合資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業，等等。

　　公有制轉化為私有制的情況比較復雜。壹種比較簡單的情況是公有企業依照法律程序解體、拍賣、改制為私營企業，國家收回現金而出賣產權，這在民主國家是常見的和規範化操作的。比較復雜的是，壹個血緣群體征服另壹個血緣群體，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壹部分收歸為征服者群體的公有財產，壹部分成為首領和勇士的私有財產，奴隸制就是這麽產生的；壹個民族或國家征服另壹個民族或國家，暴力征服者集團按軍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財產和人民，這就是所謂封建制和農奴制。最復雜的是極權專制國家裏出現的公有財產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現象，這是壹個暴力集團在以人民的名義、動員和組織人民奪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權以後，由於這個政權對人民和社會實行全面和嚴厲的統治，而不受人民和社會的任何監督和制約，就使得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實際上成為這個暴力政權所霸占的私產，這種所有制由於其不是基於獲得和轉讓的正義而建立的，不是基於勞動、生產、經營而建立的，而是憑借暴力、殺戮、恐怖、掠奪、欺詐、謊言而建立的，實際上已經不是自由主義意義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稱之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團霸占制，既不是壹種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種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種運用暴力和欺詐掠奪和騙取人民勞動生產經營成果的惡劣的、極端的、損人利己的個體所有制，它恰好是通過裹挾、欺騙、綁架、操縱處於蒙昧、野蠻、封閉、僵化狀態的群體來實現的，是通過在群體內建立壹種奴役等級、極權專制制度來實現的，這樣，由少數惡劣個人所組成的暴力集團就能夠把公有財產化為私有，以人民的、群體的、社會的天然代表的名義，獲得人民、群體、社會所奉獻的財富。奴隸制、農奴制、國王封建專制、皇權官僚專制、軍閥專制、元首獨裁、壹黨專政等等，都是惡劣的個體所有制和沒有民主制衡的、惡劣的群體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種互補結構，在這種互補結構中，真正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農所有制、工商小業主制，與真正優良的群體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發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艱難地生存和緩慢地發展。

　　對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體所有制、公有制並不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因為群體壹開始並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壹些無個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質化的個人所組成的。原始公有制並非出於人們高尚的道德和優良的品性，而是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和強制性，是因為最初的人類如果不能依照血緣關系結成緊密的共同體，就會被周圍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動物所消滅。原始人不是沒有惡性，只不過在血緣共同體內部得到抑制並在與其他血緣共同體的鬥爭中得到釋放。氏族的戰爭和兼並與生產的分工和交換，沖破了血緣共同體的限制，形成了更大範圍的地方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但這些共同體大都是按照等級專制制度建立起來的，在共同體的頂端，高踞著少數擁有暴力和專制權力並控制整個共同體的統治者，他們至少能夠把相當壹部分公有財產化為私有。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質的、異化的、虛偽的公有制，並且會轉變為極其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私有制。

　　（2）個體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開始就具有優良的、公平正義的性質，由於生產力的低下和個體能力的弱小，大部分個人還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活動獲得私有財產，倒是有壹部分強悍的個體，在利益和財產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驅使下，猛烈釋放人性之惡，用非生產性、非創造性、攻擊性、霸占性的方式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惡劣的私有制與劣質的公有制形成壹種相互產生的關系。

　　（3）優良的個體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它壹旦產生，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簡單，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畢竟依靠人們的勞動、生產和經營，戰爭、劫掠、盜竊、詐騙等等，只是轉移財富，而不能創造財富。壹些優良的個人還能在壹定範圍內形成優良的共同體，產生優良的公有制，反過來強化個體的力量。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優良的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不斷壯大並不斷削弱惡劣的私有制和惡劣的公有制的漫長歷程。

　　3、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的結合社會個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產主義者半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來的。這個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來的，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就強調共產主義不能僅僅理解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他指出現實的個人有壹個從片面到全面、從低級到高級、從狹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歷史性和普遍性、從利己主義或自我犧牲到揚棄利己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對立的發展過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的構想。在《資本論》中，他又提出“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思想。馬克思這些思想包含著社會民主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合理成分，但由於他沒有細致地區別優良私有制與惡劣私有制、優良公有制與惡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視了優良私有制的正當合理性與惡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壹舉消滅惡劣的私有制並建立完全優良的公有制，這些劣質思想被列斯毛主義所繼承，引發了20世紀壹場殘酷而荒誕的共產主義實踐，產生了大規模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災難。

　　必須在綜合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與防止惡劣私有制和惡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茍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釋社會個人所有制：

　　（1）社會個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優良私有制與優良公有制的互補結構，在廣大的微觀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私有制，在宏觀和公共經濟領域，適合於優良公有制，在數量上以優良私有制為主，以優良公有制為輔。

　　這裏所說的優良私有制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壹是正當性，符合持有正義（獲得正義、轉讓正義、矯正正義）原則，即排除暴力和欺詐而以誠信勞動、生產、經營作為產權形成和交易的唯壹準則；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於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適用於所有人的、非階級對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無產者都能成為有產者，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成為資本所有者。社會民主主義絕不否定優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義更加主張優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義在原則和理論上也主張排斥暴力和欺詐的優良私有制，但由於它忽視事實上存在的惡劣私有制，否認少數人憑借其對企業財產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而引起的剝削和壓迫，就很難逾越其階級限制即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而走向普遍的優良私有制。社會民主主義不僅鼓勵勞動者個人獲得私有產權，而且倡導反對惡劣私有制並力爭普遍實現優良私有制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爭取更高的工資，以便能夠將部分收入轉化為資本；爭取縮短勞動時間，以便獲得更多自由時間以積累和發展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爭取以勞動者身份參與企業管理並分享企業利潤；爭取讓勞動者持有本企業的股份或購買其他企業的股票，成為資本所有者並獲得相應的利潤，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產主義所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定私有制沒有優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質上都是惡劣的，是應當被徹底消滅的。

　　然而，不管優良私有制在整個經濟領域占有多麽大的比重，總有壹部分經濟生活不適用於私有制，對於那些性質上無法分割的自然資源，那些個人以及企業都無力或不願經營而社會又必須從中獲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產業，只能適用於公有制，只不過應該是壹種優良的公有制。

　　優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財產原則上不應該和不可能在實體上劈分到所有個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由民選的代表機構實際占有和運營，個體公民即使以證券形式分有公有企業股權，也是公有法人財產的壹部分，只能轉讓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財產運營所產生的產品和服務，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業和事業的運營受到議會、政府監管機構、法院、雇員或員工、新聞媒體、公眾輿論、社會組織的多重監督和制約，以防止其產生內部人控制、以權謀私、化公為私，防止公有制蛻變為某種惡劣的私有制即權貴官僚私有制。

　　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補的：壹方面，正是優良私有制提供了優良公有制產生和發展的平臺和基礎（經驗表明，凡是在優良私有制普遍發達、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占人口多數的地方，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就很普遍和發達，對公有財產的監督就很全面和嚴格，那裏的公有制就會成為真正的、優良的公有制；凡是在優良私有制不發達而惡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淪為偽公有制、小集團私有制和權貴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優良公有制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從而也為優良私有制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外部環境。

　　（2）在更深層次，社會個人所有制是優良私有制和優良公有制各自向對方滲透和轉化，這時候，兩者不僅僅是壹種並列和互補的關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關系。

　　優良私有制發展到壹定階段，壹定會出現自由而平等的經濟個體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已經是壹定範圍內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們不能把“私”理解為至小無內的孤立個人，而把“公”理解為至大無外的抽象整體，所謂“公”，並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個“私”不斷通過聯合而擴展的過程，只存在壹定範圍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羅萬象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於如下具體形態：

　　壹是由若幹私有財產所有者聯合組成合夥企業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獨立的財產組成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財產，在這裏，個人股權是私有的，而法人財產權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東共有的性質了，個人股東不能單獨支配法人財產，而只能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等集體決策機制施加自己的影響。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稱之為資本主義在私有制範圍內的自我揚棄和社會化。

　　二是由若幹勞動力所有者聯合組成工會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勞動者就形成了整體的、團結互助的聯合體，這些聯合體擁有由會費或入社費構成的法人財產，對法人財產和勞動力的經營和交易擁有代表權和集體決策權，個別勞動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體行動、集體談判、集體交易、集體運營所帶來的“溢價”和“合作剩余”。個人只能通過民主決策機制對工會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響。

　　三是由董事會代表資方和股東大會、由工會委員會代表勞方和工會會員大會，更進壹步，由雇主聯合會和工會聯合會分別代表行業內部的勞資雙方，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福利、社會保險等等涉及勞動者利益的問題進行集體談判，這已經把企業和行業看作是壹個勞資共同體了，已經是壹種初級形態的經濟民主、企業民主和產業民主了。德國的勞資共決更進壹步，在企業最高決策機構中吸收與資方代表數量相等的勞方代表，就企業所有方面的重大問題做出共同決策。

　　四是公眾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不僅僅被看作是資本共同體，也不僅僅被看作是勞資共同體，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關者”之間的合約，因此在企業的董事會中，不僅有勞資雙方的代表，而且還吸收消費者、供應商、銀行、債權人、社區和科研機構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業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公眾和公共性質。

　　五是社會企業的出現和發展，它們雖然由私人創建，也進行企業化經營，卻不以私人盈利為直接和主要目標，而以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從經濟上幫助弱勢群體為直接和主要目標，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格萊瑉鄉村銀行，它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她們實現個體創業，數千萬孟加拉婦女因此擺脫了貧困生活。這樣的企業已經是真正的、優良的公有企業了。

　　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會以私有財產權和自由經營之名，反對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社會民主主義成功地把勞動力所有權、人力資本所有權引入到企業產權結構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內核，又引進了經濟民主、企業民主、產業民主的新內容，在私有制的主體結構中引進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觀經濟領域中形成了壹種以私有制為主、以公有制為輔的新型產權制度。

　　與此同時，在宏觀經濟領域，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公有經濟機構中，也可以引進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員工、公眾、社團法人、機構投資者出售和轉讓壹部分產權，形成以公有制為主、以私有制為輔的產權結構。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

　　自由主義經濟學專註於資本經濟的發展進程，在它看來，勞動只是隸屬於資本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只是壹種由資本購買、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勞動力市場服從於資本市場，勞動經濟學只是資本經濟學的壹個分支。與此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側重於勞工經濟的發展進程，側重於研究勞動要素在全部生產要素中權重和作用的提高、勞動力商品在整個市場經濟中價值和價格的提高、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權益的提高。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首先是勞工經濟學。

　　壹、勞工經濟與勞工經濟學

　　勞工經濟是與資本經濟相對而立的概念，舉凡壹切與勞工直接相關的經濟現象，諸如勞動生產率、勞動績效、勞動價值、工資或勞動力價格、勞動力供求關系、勞動時間、勞動條件、工會、集體談判、罷工、勞動技能、職業教育、人力資本、勞動產權、團結經濟與合作經濟、貧困經濟與弱勢群體經濟、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等等，都是勞工經濟現象。

　　勞工經濟學（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勞動者經濟學（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狹義，也可以叫做工人經濟學（Worker Economics），與傳統的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個詞組。在學科分類中，它歸入廣義的勞動經濟學之中，可以說是勞動經濟學的壹個分支，或者壹種形態，所不同的是，傳統的、占主流地位勞動經濟學，大都隱含或者公開從資本、資本所有者、企業家的視角出發，把勞動、勞動者設定為壹個簡單的生產和市場要素（勞動力），因此準確地說，這樣的勞動經濟學，其實應該叫做勞動力市場經濟學（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為勞工經濟學的勞動經濟學，則明確地從勞工、勞動者、工人的視角出發，在價值取向、理論預設、思想資源、研究方法、邏輯構架、基本觀點等等方面，與主流的勞動經濟學有諸多的不同。它試圖建立的是壹門屬於勞動者（勞有）、依靠勞動者（勞治）、為了勞動者（勞享）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狹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勞工經濟現象的演變，廣義的勞工經濟學從勞工視角研究整個市場經濟的結構和發展趨勢。

　　二、勞工經濟的形態和階段

　　1、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的確普遍出現了原子化的勞動力市場與單個企業和單個工人建立的個別化勞動關系，無數勞動者從農村湧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彼此之間展開激烈競爭，大部分人被同樣相互競爭的企業所雇傭，剩下的人或者返回農村，或者留在城裏成為失業貧民，以各種方式覓食和維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就是依據這種情況做出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也看到了這個歷史階段的存在，區別在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肯定態度並且抽象出壹個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這個模型去修補現實就可以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勞工經濟學對這個階段持批判態度，認為它應該被更高的發展階段所取代。

　　2、勞工經濟的升級形態：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面對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剝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現象，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與此不同，制度主義、工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勞動合作主義等思想流派，則主張將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初級形態和階段，上升到市場經濟和勞工經濟的中級形態和階段，這就是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在這壹階段，勞動者不是分散地、壹個壹個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而是有組織地、壹夥壹夥地與資本或企業形成勞動關系，就勞動力價格和其他勞動條件與資方或企業進行集體性討價還價，以組織對組織，以勞動力的壹定範圍和程度的壟斷抗衡資本對企業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分配權的壟斷，以勞動力集體定價機制取代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的主導地位，以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取代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的主導地位。

　　3、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工人參與、勞資共決與人力資本、勞動產權在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中，資本與勞動這兩個生產要素彼此之間還是壹種外在的關系，只不過共處於企業、行業和市場的共同體之中。它們之間的對立還大於它們之間的合作，它們之間的博弈兼有對抗博弈、零和博弈與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並且前者還占有優勢。勞工經濟的高級形態，是在經營管理層面表現為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甚至實行勞資共決，在產權層面表現為人力資本和勞動產權的形成，即勞動者也成為所有者，在這裏，資本與勞動之間已經形成壹種內在的、彼此滲透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合作大於它們之間的對立，它們之間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於它們之間的對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團結互助合作經濟

　　在市場經濟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上述三種勞工經濟形態外，還壹直存在著勞動者的團結互助合作經濟，這是勞動要素控制和雇傭資本要素的經濟，是勞動者以民主方式獨立自主地進行生產、經營、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實現，是相當壹部分人的社會主義經濟理想的原型。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工運動壹直以工會運動為主流，但合作社運動也是其不可忽視的支流。按其本質而言，團結互助合作經濟應該是最高級的勞工經濟形態，但由於壹直未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也不好說它在將來壹定會成為勞工經濟的主要形態，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勞工經濟的特殊形態。

　　5、勞工經濟的宏觀延展形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與社會再分配在勞工經濟的第二階段即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階段，對於勞工有利的、積極的制度要素出現並發揮作用了，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等壹系列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相繼出臺，政府和法院也會做出比較公正的仲裁和判決；在勞工經濟的高級階段，工人和工會也得到了關於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勞資共決、利潤分享、職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層面和司法層面的國家幹預外，各民主國家在行政層面，由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政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包括積極的勞動力需求政策、供給政策、中介政策、就業保護政策和價格保護政策，引導和幹預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使之發生有利於勞動者權益的變化。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施與國家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的第二次分配，進壹步增加了勞工的經濟收入、改善了勞工的經濟狀況、提升了勞工的經濟權益，並因此而緩和了勞資矛盾、縮小了貧富差距，這兩個方面的成果，又反過來加強了勞工的勞動力市場主體和市場經濟主體的地位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把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和社會再分配，稱之為勞工經濟的延伸和擴展形態。

　　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經濟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則是“社會市場經濟”。如果說，原子化勞動力市場和個別化勞動關系構成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話，那麽，勞工運動的推動，工會化勞動力市場和集體化勞動關系的實現，以及工人參與管理、勞資共決、人力資本、勞動產權等勞工經濟形式的出現，就把整個市場經濟提升到了“社會市場經濟”階段；這些勞工經濟形態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而是使市場經濟達到了更高的發展水平。社會市場經濟繼承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糾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場經濟變得更為公正合理了。

　　壹、社會市場經濟修正了自由放任經濟的經濟人完全競爭假設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應該承認，對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現實進行抽象和還原，找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並且用數學模式精確地表達出來，的確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壹大貢獻，這被稱之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抽象分析的終點應該是具體綜合的起點，在綜合的過程中，以前被抽象過濾的東西應該重新納入到思維的具體運動之中，這樣才能對現實的經濟運動有壹個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與其說是壹個現實存在，不如說是壹個理想的目標，把抽象模型當成現實存在本身，矢口否認壹切與這個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現象（比如剝削、不正當競爭、暴力和欺詐、權力尋租等等），是思維懶惰的表現。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應該進展和上升到對人類集體行為的綜合把握。事實上，除了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外，同樣肯定市場經濟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不再迷戀和停留於抽象的市場模型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了。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市場經濟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臨人間的，而是從歷史深處，掙脫自然的、血緣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級和身份的、暴力和權力的、民族和國家的種種限制和束縛，壹步壹步地生長起來的，毫無疑問的是，第壹，在這個過程中，上述那些歷史元素與市場經濟剪不斷、理還亂地糾纏和交織在壹起，使得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第二，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會制度的支持和保護，沒有這種支持和保護，市場經濟早就死了，共產極權主義就壹度把市場經濟搞死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學或社會市場經濟學，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壹個復雜的歷史演化過程，特別重視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之間，找到壹種使集體個人化和個人集體化來回往復地進行的中間方法，建立了社會人競爭合作的新的理論模型。

　　二、社會市場經濟改變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自由市場經濟以自私自利的個人為原點，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和物質財富的最大化為經濟活動的唯壹目標，這固然大大激發和解放了人們的自主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使物質財富得到迅猛的湧流，但同時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誘發和釋放了普通人在過去時代被等級制共同體的法律、道德、禁忌、習俗所壓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惡，於是，大量非生產性、侵略性、攻擊性、破壞性、霸占性、欺騙性的斂財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產性的投資、經營、勞動過程中去，使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現嚴重的不公平和劇烈的兩極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銳的社會沖突和驚人的道德淪落，所有這些，反過來危及到市場經濟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規則。少數人貪欲的滿足和巨額財富的積累，不足以構成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具體表現為需求不足、市場萎縮和生產過剩，表現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

　　社會市場經濟當然承認自私自利的必然性，當然承認個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意識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張自利利他、己他兩利的個人才應該成為經濟生活的原點，並以個人利益、收入、利潤、物質財富的較大化作為經濟生活的主要動力機制和追求目標。這裏出現了兩大變化，壹是最大化變成了較大化，二是唯壹目標變成了主要目標。所謂較大化，就是給同樣追求經濟利益的他人留下機會和空間，而不是無限擴張、贏家通吃，從正和博弈角度來看，讓更多人進入分工和協作、競爭和合作，而不是少數人獨占和壟斷，會取得更大的宏觀經濟效應，所以較大化其實比最大化更能夠推進整個經濟的發展；所謂主要目標，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參加政治、文化、社會公益活動的經濟人，也不應該把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唯壹目標，因為經濟領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續發展和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都需要經濟人對自己的行為加以限制，再者，每個人都不是完全的經濟動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經濟需要、非物質需要，當物質需要、經濟需要的滿足與這些更高級需要的滿足出現沖突的時候，理應做出適當的折中與平衡，這樣才能獲得壹種更為人道、更為健康、更為平靜、更為幸福的生活。

　　三、社會市場經濟扭轉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嚴重失衡的勞資關系社會市場經濟以集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集體定價機制，揚棄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個體化的市場交易和生產要素的個別定價機制。

　　在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生產要素之間，特別是資本和勞動這兩個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間，處於壹種個別的交易和壹對壹的討價還價狀態，但是，在這壹階段，其實只有資本家和企業的自由，而沒有勞動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於，這時只有資本家和工人壹對壹的外觀，在這壹外觀之下，其實資方已經形成了壹個由老板、管理人員、保安人員構成的高度組織化的集體，並且壟斷了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政權的保護和支持，而工人則是壹個壹個孤獨的個體，他哪裏有什麽條件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呢？如果資本家對他說：“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願意在我這裏幹，妳完全可以到別處幹，我是決不會強留妳的！”這也絲毫不會改變勞動者實質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為等待他的別處，也是壹個又壹個高度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以組織起來的資本集體對付壹個又壹個分散的勞動個體，後者當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工人們逐漸意識到了他們受剝削和壓迫的原因，於是開始團結和組織起來，經過長期的抗爭，終於獲得了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這些集體性勞工權利和討價還價的手段。

　　於是通過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就取代通個個體談判簽訂個別勞動合同而成為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制。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高呼，工會壟斷了勞動力供給，破壞了勞動力的流動和競爭，破壞了自由市場機制，降低了市場效率，他們也不想想，工人不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壟斷反制壟斷、以集體力量反制集體力量而已，勞資之間集體談判不僅沒有破壞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反而是使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實現。其實這跟商品交易中的團購是壹個道理，工人以壹個集體去團購資方出售的就業機會，並不違反公平交易的原則，這是對資方過去以壹個集體去團購工人分散的勞動力的壹個抵消；以團購對團購，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就這樣升級為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雖由西德首創，其實已經在歐美存在和發展上百年了，並且成了歐美市場經濟的主流。市場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是其組織形式和運行機制不同了而已，社會市場經濟仍然與計劃經濟和國家統制經濟有原則的、本質的區別。自由主義經濟學把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看作是壹個擾亂市場經濟的外生變量，而不是壹個推動市場經濟更好發展的內生變量，是違背整個歷史事實的。正是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力量的不斷壯大，從經濟體系內部改變了勞資關系的嚴重失衡狀態，實現了勞資雙方比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會市場經濟逐步縮小了自由放任經濟的適用範圍最初，自由放任經濟的範圍幾乎是沒有邊界的，與“經濟”這個概念的外延幾乎是重合的，舉凡以滿足人類物質需要為目的、追逐物質財富的經濟活動，都被納入到私有制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範疇，甚至壹些非物質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滿足，也是通過私有財產和市場交換這壹絕對中介來實現的，最明顯的是，社會以及作為社會之代表的國家並不提供能夠平等地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養老、失業、工傷職業病、醫療、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並不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所有這些需要都必須由公民個人花錢購買來滿足，沒有積蓄的人，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於是出現老無所養、流浪乞討、露宿街頭、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讀不起書、住不起房等等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貧困和人道災難。人權和公民權利只限於財產權、人身權、信仰和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不包括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這種情況來源於把人等同於原子化的經濟人的假設，而不是把人當成是社會人。作為社會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確必須和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滿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必須和只能以社會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滿足。勞工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意識到了這壹點，於是主張從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中劃出壹部分來，作為公共經濟、社會經濟得到相對獨立的發展，為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公民，提供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職業病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設施等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社會市場經濟並不是要壹舉否定私有私營經濟和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而只是限定其範圍和邊界，同時也把市場機制引入到公共經濟和社會經濟之中，按照投入產出原則、效益原則、自由平等競爭原則進行運營，區別只在於它們不以個人經濟利益或私人利潤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而是以社會公益的最大化作為主要目標。

　　五、社會市場經濟加強了整個社會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力量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是壹個自洽自足的體系並且把市場經濟原理推廣到壹切人類生活領域，而社會市場經濟學認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處於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自由主義經濟學其實主張壹種經濟決定論，壹是認為市場經濟自洽自足，是人類社會的原型，二是認為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都是從市場經濟中生長出來的，都可以或應該受經濟規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壹種強烈的知識沖動，渴望用市場經濟原理去解釋和規範其他壹切社會領域，這被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或“經濟學殖民主義”。本來，用經濟學方法去解釋其他社會領域，是有壹定價值的，往往能夠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聾發聵的發現，比如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憲政經濟學、法律經濟學、非市場行為經濟學，其可圈可點之處就有很多。但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走得太遠了，以至於跨出了經濟學的邊界，把經濟學搞成了壹種包打天下的學科。其實，對政治法律等非市場行為的經濟分析的價值，在於幫助人們節省這些領域的資源、降低這些領域的成本、提高這些領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經濟分析取代這些領域自身的邏輯，用經濟學取代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倫理學甚至哲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了保持其學科模式的純粹性，更否認政治、法律、倫理、意識形態等等對經濟領域的滲透和內化，否認其它人文社會科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價值和貢獻。

　　“無形之手”或市場自發的調節力量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和失靈的方面，這時單憑市場自發的力量是很難解決問題的。當然可以說，損人利己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是與市場經濟的本性背道而馳的，但問題在於，如果不以人類有意識的、積極的努力去糾正市場出現的問題的話，病入膏肓的市場經濟是不會自動康復的。於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種：第壹種是工人作為另壹個市場主體，團結和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面對面的集體談判，這種勞資雙方都在場的直接博弈，當然是有形的、自覺的，而不是無形的、自發的；第二種是社會（包括社區、社團、消費者、知識界與輿論界等等）的介入，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制約企業和資本的力量，就是社會學家波蘭尼所說的，社會有權利保衛自己不受市場的侵害；第三種是那些在市場中受損的階級和階層，通過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對國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響，對資本和市場進行具有強制性的監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調控當然不應該剝奪資本的合法權利和市場對資源的基本配置，但對“無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無壹利。社會市場經濟學承認經濟領域的缺陷，承認非經濟領域對經濟領域的深刻影響，承認社會力量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制約，這些制約，包括思想、學術、文化、意識形態的批判，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強有力制衡，勞工政黨力量、社會黨國際和國際勞工組織的幹預，立法、執法和司法的規制，綠色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少數族裔民權運動、消費者運動、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抗爭和影響，它們壹起發力，迫使仍然包含相當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場經濟，轉化為更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為公正的社會市場經濟。

中共政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敵人

作者 劉國凱 寫於 二零零五年

　　中國社會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壹、中國不需要原始資本主義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咒罵資本主義；由於被中國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歐美國家實則繁榮發達，於是，出於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出於對共產黨謊言的憎惡，很多人就開始對資本主義贊美有加，認為應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這其實是極大的誤解。共產黨制度固然反動、劣質，但對資本主義是否就要不加區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腦給予贊美效仿？

　　嚴格地說，資本主義並不是壹種社會制度，它只是壹種區別於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其貨幣交換和自由投資以及市場導向，使之區別於曾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主宰人類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貴族特權經濟。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排擠自然經濟並不需要經過激烈的鬥爭。然而市場經濟取代貴族特權經濟，則伴隨了劇烈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資。需要合理的賦稅以有能力擴大再生產。但是貴族特權總是在制肘它。國王和貴族任意提高賦稅，壓榨經營者，使之難以為繼。他們還以特權壟斷某些項目，不開放投資。或即使開放，也要先行向投資者作超負荷的榨取等等。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與貴族特權階級的鬥爭。鬥爭的層面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資產階級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貴族特權政治，以保證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不遭貴族特權的壓制。經過長達好幾代人的反復較量，資產階級在政治領域中也取得了勝利。

　　這壹間扼的歷史脈絡說明了民主政治系資本主義與貴族特權經濟鬥爭在政治層面上延伸的產物，但資本主義本身並不等於民主政治。那種說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的朋友的思維誤區可能是把資本主義等同於民主政治。

　　經典資本主義絕不是完全美好的東西。它為自由經營而反對貴族特權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貴族壓榨時，另壹手卻在壓榨勞工階級。尤其嚴重的是，當它戰勝了貴族特權階級後，卻常常拒不兌現對勞工階級的承諾，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獄固然是資產階級領導，但真正在火與劍中浴血的則是人數眾多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勞工階級的極大憤慨，這就導致了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硝煙幾乎籠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紀中葉它才最終散去。當玉宇澄清、民主陽光普灑在所有工廠的煙筒上時，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也就與當年的典型資本主義大相徑庭、大異其趣了。那些主張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朋友講得太籠統。有必要問問他們：妳們向往的是哪種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現在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鄧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國有經濟實質上是壹種極為特殊的經濟形式。它由自然經濟、官僚特權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糾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澤東作踐的慘痛經歷，使鄧小平願意睜開眼睛看世界。當他省悟到那種極特殊的經濟形式導致社會物質匱乏、普遍貧窮，而曾經被他們共產黨貶斥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歐美國家實則繁榮富足時，他在其人生歷程中最後幾個春秋裏極力主張朝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革。（當然這其中還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跡的考量）。

　　在這裏，鄧小平堅決地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民主政治區隔開來。

　　為何經典資本主義會與民主政治結合，而鄧式資本主義則可以與民主政治完全區隔呢？

　　經典資本主義是自發資本主義。如前所述，它的發展必然與貴族特權齟齬並導致鬥爭。鬥爭在勞工階級的參與下取勝。繼而因資產階級食言又導致勞工階級與它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與經典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它不是自發產生，而是在鄧記共產黨的恩準下出現，這使它先天軟弱，缺乏對抗共產黨特權的勇力。而且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還遠不止於此。借用共產黨的政治術語，這類在共產黨恩準下產生的資產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 它盡管軟弱，但還有兩重性--對共產黨既順從又怨恨。除了這個“民族資產階級” 外還有官僚資產階級。或曰權貴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又可分成兩個部分。壹部分是現任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產黨官員、國有經濟的各級主持人嬗變而來的私有經濟主持者；或雖起自民間，但已與官方密切掛鉤的私有經濟主持者。如果說“民族資產階級” 還具有兩重性的話，那麽官僚資產階級就只有壹重性--對共產黨制度完全擁護。

　　鄧小平實行經濟領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會情勢下鄧小平認知，要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不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壹味依靠政治高壓，而須給民眾稍好些的物質生活。只要把政權緊緊掌握在共產黨手裏，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在創造出較多社會財富的同時，並不會導致共產黨壹黨固定執政模式的瓦解。因為“民族資產階級” 須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權貴資產階級則是自己人。不會提出民主政治。鄧小平及其繼承人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權貴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混合操辦的資本主義。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不但可以與共產黨專制政治共存，而且兩者之間有著互相支撐、同舟共濟的夥伴關系。由此看來，當今中國並不缺乏資本主義。只是這些資本主義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們所向往的資本主義了。

　　如果說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政治，那麽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這種情況下，還訴說當今中國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就實在是脫離具體時空的夢囈了。

　　中國社會問題的癥結並非只在經濟層面。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 依靠對勞工階層的盤剝和對資源的浪費以及拜賜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已經創造出了“經濟奇跡” 。如果說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來發展經濟，那麽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則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已經成效斐然。看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大中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大廈令歐美國家瞠乎其後；看看中國以每年接近兩位數的經濟增長把歐美國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長率遠遠拋在後頭，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經濟成績的背後是什麽呢？是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是社會道德大面積滑坡；是自然資源竭澤而漁；是貪污索賄橫行吏治極度腐敗；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隔膜乃至敵視。可見如何解決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在經營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當今美國的資本主義可稱之為人道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之所以人道並非美國的資產者特別仁愛，而在於經過好幾代人奮鬥建立的民主政治對政府官員的嚴格監督和懲處使之視貪污為畏途。並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著力保障社會底層民眾的基本生活，從糧食券、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到全額生活補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無著而怨恨沖擊社會。民主政府還給予中小學全額義務教育，和免費交通和午餐。大學給予貧家子弟高額學費補助，這些措施使社會階層流動而不分裂，階級結構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經濟層面上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同樣都是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後者更註重社會公正。因此可以說美國的人道資本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換言之，人道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趨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試舉幾例。

　　譬如美國對窮人的補助絕不惠及成年單身男女。街上的遊民乞丐就是由成年無業者組成。政府只會安排他們住進遊民收容所，而不會給予其他福利。歐洲國家則對成年無業者進行免費的、有津貼給的職業培訓。培訓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時到培訓班裏去報到。

　　又如個人所得稅，歐洲國家稅率比美國要高。政府以此稅收來興辦更多的社會福利事業。

　　再如，歐洲國家的工資差別遠低於美國。美國醫生的工資大多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歐洲大多只有1.5到2倍。

　　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被自由主義的崇尚者們批評為養懶漢。其實這是偏頗的。

　　自由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自由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自由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貴族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不被貴族壟斷而向任何人開放，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貴族特權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貴族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貴族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四、社會民主主義的艱難破土與光輝前程

　　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際遇如何呢？去年在網絡上看到有段文字寫得很好，茲錄於此“較之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受到的擠壓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壓，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謂“新左派”的擠迫，右邊有自由主義的批判，生存空間所剩無幾，幾乎發不出聲音來。

　　在官方，社會民主主義是更可怕的意識形態競爭者，因為它所堅持的社會理想，會吸引走幾乎所有傾向社會主義的人，使得官方版的專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徹底成為壹具僵屍。所以，它始終被官方恐懼，受到強力打壓。……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那裏，資本家可以入黨，把社會主義批得壹塌糊塗的張五常，可以大受歡迎。然而，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劉賓雁，卻至死不能回國。因為，中共領導人比我們壹些自以為堅決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們深知他們的命門在那裏。

　　到今天，連保守主義也在中國浮出水面了。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無論在國內知識分子中，還是在海外民運裏，仍然顯得舉步惟艱。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壓以外，更有來自右邊的歪曲------他們有意無意地把民主社會主義與專制共產主義等同起來。”

　　在國際舞臺上，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經典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摒棄森林法則，增加其人道主義色彩，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

　　那麽在中國呢？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長為參天大樹還有壹段相當漫長的過程；還會經受許多的風風雨雨。但是，社會民主主義是經受長時間實踐檢驗的理論；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結晶，它終究會在中國社會個階層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的物質力量。

　　實現社會民主主義是我們不可磨滅的的理想。我們將為之奮鬥終生。然而僅有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中國各階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才能實現。

　　如果說過去民眾未曾了解不加節制的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這十多年來的社會現實已教會他們知曉。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還有良知未泯之士，那麽社會民主主義會是他們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 還有直立的願望，那麽他們就會與勞工階級攜起手來，掀掉權貴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迫。這三股力量叠加起來會形成碩大的力量，會使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得到迅速的傳播，使社會民主主義事業蒸蒸日上。而同時，中國共產黨特色的資本主義也就要走到它的盡頭。在中國共產黨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沈舟側畔，社會民主主義的航船則楊起風帆駛向瑰麗的目標！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極權主義的區別

　　最近有關社會民主主義的討論相當活絡，但有些討論或題文分離；或糾纏混噸；或經院哲學式。討論的積極效果不彰。筆者多年來讀有關書籍略有心得。現不端冒昧，簡陳壹、二，討教於各方朋友。

　　壹、社會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繼承和升華

　　民主主義的資格比社會民主主義老。它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中就廣為流傳。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鳩（三權分立論之首創者）、伏爾泰、狄德羅、盧梭。而社會民主主義則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顯露其身軀。

　　作為專制主義的對立物出現的民主主義，其涵義只在政治領域內。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選舉制度。平民都擁有選舉權，並通過選舉把社會公權力交給多數選舉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貴族的特權統治為訴求的鬥爭中，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是站在壹起的。因為他們都同屬被皇族、貴族特權所壓榨的“第三等級” 。可是，在封建特權被推翻、選舉機制逐步建立後，企業主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這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

　　民主主義不管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它認為包括社會財富分配在內的經濟問題都不是社會公權力應予過問的。它認為，掙脫了貴族特權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有著無限的激活力，使每個人的潛能都得到最大化的發揮。它深信，自由資本主義有壹雙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十分妥當。社會上哪種物資短缺，哪種物資的價格就會升高，於是自然就有人去生產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這種從民主主義派生出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妄顧了自由競爭、潛能盡發的資本主義運動程式中包含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必然會使社會財富不斷地甚至是幾何級數地向少數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資本介入經濟運作後，財富的積累甚至與組織社會生產都毫不相關。企業主階層的創業辛勞和專業知識在金融巨頭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勞工階層不滿在辛勤勞作之後（這也可視為潛能的盡量發揮）只獲得貧瘠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則相對富裕甚至非常闊綽。他們要求改變這種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的現像。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這種要求曾以布朗基主義的暴力革命表現出來。而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這種要求則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和平改革主張。

　　因此，可以歸納說：社會民主主義的涵義並不只在政治領域內，它還深深地涉及經濟領域。它認為，壹個美好的社會，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還要使社會財富較公正地在各社會群體中分配。在民主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有兩個訴求，壹是實現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於完善後，社會民主主義就只有第二個訴求。無庸置疑，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有關聯，但比民主主義更深化。換言之，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囊括了民主主義所有的政治訴求後，還升華到壹個更高的層面。

　　當今西方民主社會中的右翼政治勢力（以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為代表）理念止於民主主義。它們比較漠視勞工階層的利益，強調效率忽視公正。整個經濟政策的基點向大資產階級傾斜。例如美國共和黨竟提出動議取消遺產稅。而西方民主社會的左翼（社會黨體系）則正相反。美國民主黨雖未正式加入社會黨國際，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有時右翼為了爭取選票也會向勞工階層示好。而有時左翼因同樣原因亦會收起壹些鋒芒，向社會上層妥協。社會民主主義與人道資本主義在接近趨同。有時界限已相當模糊。

　　有人對社會民主主義深感疑慮。原因是對在民主主義前面加了個“社會” 壹詞而耿耿於懷。他們的思路是把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社會主義民主。從中文結構來看，“社會民主主義” 和“社會主義民主”都是由六個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罷了，殊不知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主義的對立物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內涵上面已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又是是什麽呢？可以說社會主義民主這個蘇共和中共慣用的詞與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豈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對立的。即使按照蘇共、中共自己的說法亦都已明白無誤表達了這種對立。共產黨說社會主義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這種既有民主，又有專政的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表面上聽起來似乎言之有理，然而關鍵在於任何壹個人是屬於人民還是屬於階級敵人，究竟如何判定？誰來判定？歷史事實說明判定權在共產黨，判定標準在於共產黨對某個人或某個社會群體的好惡。任何壹個人及任何壹個社會群體，只要他及他們被共產黨視為逆類或潛在的逆類，共產黨就可以即時剝奪其人民的資格，把他及他們打入階級敵人的範疇，對其實行專政。這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奧秘。

　　稍作比較就可以明了，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的天淵之別、截然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是壹種理念的表述，社會主義民主則是壹種社會制度。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落實於實際，首先是要在政治層面實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繼而要求在經濟層面上盡量做到社會財富相對公正的分配。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披著民主外衣的專政制度由共產黨在二十世紀進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就如社會主義這個詞被共產黨盜用、塗污得面目全非壹樣，社會主義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應該是壹種猙獰的惡獸。社會主義壹詞是伴隨著歐文的人道企業的試驗走入社會。它的原始涵義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經過蘇共、中共這麽多年的盜用，許多人壹聽到社會主義就倒胃口，乃至發抖。社會主義民主也是如此，由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民主實施殘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會主義民主特定的實際內容遠遠離開了它字面上的涵義。正由於這樣，我才在標題的“社會主義民主” 前加上“共產黨的” 四個字 。這是在向朋友們說，請不要對掛在共產黨嘴上的“社會主義民主” 那個東西從字面義上去鉆牛角尖，否則就會陷入毫無意義的經院哲學式的爭論中。

　　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來由

　　共產黨社會主義民主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它有著壹定的社會根源。

　　無論是十七世紀的英國民主革命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民主革命，都沒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是主導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主導社會政權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承諾。普選權、自由結社權、集會遊行權等都被擱置、閹割或以種種方式推延。例如用財產擁有量來決定選舉權的擁有與否，其結果是絕大多數勞工階層被褫奪了選舉權。

　　這種情況延宕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如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 到1832年長達壹百幾十年裏，選舉權被強力壓縮。至十八世紀中葉英國約800萬人口中只有15萬人有選舉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全英約3000萬人口中只有43萬人有選舉權。1832年實行選舉制度改革，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擴大至63萬人。勞工階級還是全部被排除在選舉之外。為此，英國勞工階級在四十年代舉行過三次要求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867年英國實行第二次選舉制改革，再次放松財產擁有量的限制，選民人數增至250萬。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才最終明白不能再繼續把勞工階級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能再漠視勞工階級生活的疾苦，否則社會將處於分裂、對立乃至無休止的動蕩之中。從那時開始，歐洲各國的普選權迅速普及。如英國在1884年實行第三次選舉制度的改革，選民增至450萬，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選舉權。而且歐洲各國還紛紛制定保障勞工階級直接利益的各種社會福利法規。而以和平演進手段來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社會民主主義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迅速成長起來。

　　二十世紀初年，也就是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已經大徹大悟，將其政權向全社會開放達壹代人之久時，在歐洲的鄉村--俄國掘起了壹支名叫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為了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路線，無視歐洲各國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軌道的事實，硬把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沒有實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況說成是現今仍然如此並將永遠如此。它還把曾經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個“資產階級” 的前綴，稱之為“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列寧語） ，接著說他們共產黨（1918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改名共產黨）實行的才是比“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是亦被稱之為的“社會主義民主” 。

　　說來，共產黨的宗師列寧是鉆了壹個大空子，玩了壹個障眼法。他把已被資產階級否決了的過去，說成是資產階級壹直堅持到今時的現在。然後再理直氣壯地兜售他的貨色。而他的貨色其實是比以前資產階級的貨色還要劣質千萬倍的貨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 即使是是“殘缺不全的”，但它終歸還是有民主，是民主多與少的問題。只要不訴諸暴力，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容許政治異議的存在。甚至對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它都予以容忍。絕不把這些大規模的街頭運動定為“動亂” 、“暴亂” ，更不予以武裝鎮壓。

　　可是，在實行共產黨的、據說是比“殘缺不全”的“資產階級民主” 要民主千萬倍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度裏，卻層出不窮地以武力鎮壓屠殺政治異議者和非暴力街頭運動。從波茲南到格但斯克；從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樓到北京東西長安街，和平集會的民眾血流成河！

　　時至今日，在民主社會主義的辯論中，還有文人學士操著上世紀中葉的政治套語行話，強辯中共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無比優越雲雲，使人感到他們已被當權者收買到心智淪喪到何等地步！

　　四、幾句補充話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等的辯論，就民主營壘內部而言，其實很多時候只是來源於理論知識和歷史知識的缺乏。許多朋友並沒看什麽有關書籍，僅憑想象就來議論壹通，於是原本簡單的問題就越搞越復雜。

　　歷史書籍，尤其是社會理論書籍是相當枯燥的。許多人看幾頁就會放下。只有那些懷著強烈使命感的人才會鍥而不舍地鉆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舉行社會民主主義研討會。有位朋友壹再提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不同。由於發言時間有限，我無法題外詳答。回紐約後，立刻撰壹段題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之簡略脈絡” 的短文發給他。現附錄於下，結合本文，算是對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這幾個近似繞口令的政治名詞作壹簡單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詮譯，並以此請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國聖西門學派的勒魯在他與雷諾合編的《新百科全書》上發表“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 壹文。不久雷諾也出版了壹部名為《論改革派和現代社會主義》壹書，社會主義壹詞由此廣為流傳。勒魯和雷諾並被視為“社會主義” 壹詞的首創者。

　　其實，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聖西門學派主辦的《地球》雜誌上，已有文章把社會主義解釋為人與人有組織的關系。而“社會主義” 壹詞最早是出現在1827年英國歐文主義者主辦的雜誌《合作》上。1935年，歐文在英國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 。1840年，這個研究會出版《社會主義或理性社會制度》壹書。

　　顯然，在那個時代，“社會主義” 是壹群社會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理性和諧，沒有企業主與勞工之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然而，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 壹詞在那個時代還不是壹種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種變革社會的手段和方式。

　　社會民主主義壹詞出現得比社會主義要遲。1848年，德國的社會改革者司徒盧威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初，斯蒂凡創辦《博愛報》，也自稱社會民主主義者。18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倫敦組織“社會民主主義德國流亡者委員會” ，這些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最早的版本。顯然“社會民主主義”與早先出現的“社會主義” 不同。它不再僅僅是壹種理想中的社會形態，而是壹種變革社會的途徑、方式。

　　那麽這個途徑和方式是怎樣的呢？在二十多年後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時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這樣的詮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社會要求失去革命鋒芒而獲得了民主主義色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失去了純政治的形式而獲得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樣就產生了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並不是為了消滅兩極，即資本和雇傭制度，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用勞動的對抗使之變得協調起來，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恩格斯補充說：“而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卻是要不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統治消滅掉，直到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

　　應該說，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改造社會的方法途徑的詮譯是相當準確的。

　　那麽民主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得來的呢？民主社會主義壹詞首創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內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說：“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系。”但在此之後，民主社會主義壹詞幾乎被人們遺忘。直到大半個世紀後，第二國際的後裔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成立時，在其綱領《法蘭克富聲明》中，將其思想體系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此後，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互用、通用。在偏重於歷史淵源時，多稱社會民主主義。在偏重實際政治鬥爭時多稱民主社會主義。因為歐洲民主社會的右翼政治勢力為了在中間選民中爭取選票，總是竭力把社會民主黨抹黑為蘇共、中共的同類，說社會民主主義與蘇共、中共奉行的社會主義是壹回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與蘇共、中共的根本區別，歐洲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遂將其奉行的理念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以與蘇共、中共的專制社會主義相區別。

　　這其實是壹種無奈的選擇。就其社會主義的原意來說，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民主。但由於壹度強大的蘇共，和現在表面上仍然強大的中共仍然在唱著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調子，迫使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了在選戰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而將其理念表述為民主社會主義。這樣壹來，倒好象社會主義壹詞沒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蘇東波”之後的今天，歐洲社會民主黨又有多用社會民主主義壹詞的趨勢。

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

　　壹、闡明這壹區別是現實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而有些民運朋友則在沒有作充份論證的前提下堅持說：“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是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這個觀點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上，那確實不必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以後，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宣告它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中共宣稱它信奉馬克思主義，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是奉行著與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國社會民主黨豈不與中共是同類項了。試問，這樣壹來，中國社會民主黨還怎麽能去凝聚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進步力量去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

　　有人說，中共搞的那壹套，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是把馬克思主義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與中共政權作面對面鬥爭時，常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為憑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實，當時雙方心裏都明白，這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因為在最根本的壹點上，中共的壹黨專政是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豈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好的，共產黨國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為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所至，那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情懷。但我們再也用不著“打著紅旗反紅旗”了。我們大可高舉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去批判和終結中共的壹黨專政。而在此過程中，鄭重闡明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層面上的意義了。

　　在我的拙著<歷史潮流--社會民主主義>中，有幾個章節就是圍繞著這個區別作闡述。但由於此書的印刷量有限，並且還由於此類書籍的枯燥，即便獲得了此書的朋友也未必會細心地把它讀完。故有朋友建議我為此再寫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語言簡單扼要地乃至提綱似的把問題闡明。

　　二、涇渭分明的源流

　　馬克思主義有明確的創立人--馬克思、恩格斯，和明確的創立時間。(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誌)這是思想界和史學界的共識。社會民主主義則沒有明確的創立人和創立時間。有關的說法是見仁見智的。筆者傾向於這樣的看法，即：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主義、四十年代法國的路易勃朗主義可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拉薩爾主義使萌芽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得到初步發展。八十年代法國的可能派觀點、英國的費邊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進壹步發展。二十世紀初年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和稍遲的瑞典漢斯新政使社會民主主義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法蘭克富宣言>的發表，尤其是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的問世，標誌著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經過壹個半世紀的磨煉已基本成熟。然而它還會繼續發展。其生命力就在於它永遠不會宣稱它已臻於完美，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社會民主主義不是由某壹兩個天才人物獨創。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結晶，匯聚了千百萬人的智慧、追求、實踐和獻身精神。它是由許多條小溪逐步匯集而成長江大河，終究成為歷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憲章主義、路易勃朗主義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之前，在它們之後壹系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觀點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過激辯，在這種涇渭分明的歷史記錄下，還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那實在是對歐洲近代、現代思想史和社會運動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則區別之所在

　　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區別究竟何在？在於它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無論是萌芽期、初步發展期抑或其他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都不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憲章主義者發動的和平請願，路易勃朗設計的社會工場，抑或蒲魯東的人民銀行，還是拉薩爾的國家資助工人工廠以及後來的種種方案，都貫串著同壹個思想線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資本主義。

　　對這種思想脈絡的產生和發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種解釋。如，畏懼慘烈的流血犧牲，被資產階級的讓步政策所軟化等等，但都否認不了社會民主主義者對由資產階級所開創的民主自由的認同。他們認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需要把原有的社會砸爛，而是要在經濟上約束資產階級的貪婪，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開創的卻又閹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進行充實和發揚光大下去。

　　馬克思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張進行暴力革命，把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全部砸爛，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盡管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作具體的設計，盡管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為代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攏的跡象，但馬克思開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之門，就讓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可以進去為所欲為。因此，如果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行為方式主要是基於對民主自由的認同，那麽，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還從蘇聯和中國大陸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怖事實中，取得了反面教材，從而使他們更堅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順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國裏昂工人幾次起義時，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尚未產生。1848年法國工人六月起義帶有相當的突發性、倉促性。並不在任何壹個“主義”的領導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主要是在布朗基主義者、新雅各賓派、獨立革命派的主導下。蒲魯東主義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員會中的少數派。而馬克思主義者尚不見蹤跡。這壹事實亦可作為馬克思主義對歐洲工人運動影響力相當有限的佐證之壹。

　　四、產生誤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產生誤解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當然有的並非出入誤解，而是基於某種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拉在壹起，這就當作別論，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了。)1、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

　　評判壹個思想體系不但要看它批評什麽，還應看它主張什麽。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批判過資本主義，這是事實。但它們壹個主張和平改良，壹個主張暴力革命；壹個皈依民主自由法則，壹個推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豈能混為壹談？法國社會黨主席密特朗曾作過這樣的表述；“社會黨必須絕對根據選票多少決定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民主替代。在選票不足的情況下左派寧可尊重人民的願望而丟掉政權，也都不可為保住政權而違背人民的意願” 。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稱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黨以軍隊和警察為保鏢來鐵定執政。從不允許其他政黨以選票與它競選執政權，到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合法存在，再至監禁和屠殺公開或秘密組織民主政黨的人士，這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徹底民主理念是有著多麽尖銳的對立。

　　這裏有三點要順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紀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個時代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權在政治上並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財產擁有量為限制來剝奪壹部份中、下階層民眾的選舉權，不允許組織工會，實行書報檢查制度等等。在經濟上則罔顧勞工階層的疾苦，任由企業主盤剝工人，社會保障措施單薄乃至付之厥如。從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

　　(2)、當代乃至現代的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社會了。尤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已取得極大成就。15個歐盟國家中經常保持11-13個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即使由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形態也不是典型資本主義，而是在不斷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同之中，演變為壹種人道資本主義。以至在歐洲已比較難對它們加以嚴格區分了。(在北美尚可區分)(3)、中共政權現在還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這是極為荒謬、無恥的。因為歐美社會早已不是典型資本主義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謂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歐美社會早已絕跡了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弊端--貧富懸殊，工農群眾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惡劣生存條件下掙紮。此外還有壹黨專政下固有的貪污腐化，中共還有什麽資格去批判別人？事情的實質是中共借批判“資本主義”為名，來詆毀拒絕人類社會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則。

　　2、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曾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九世紀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流派都認為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對勞工階級進行剝削，是由於資產階級掌握了生產資料的緣故。故此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這與馬克思主義似乎壹樣。但深究壹下，就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它實現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錢向私人企業主購買。這截然區別於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對資本家實行剝奪。同樣由於社會民主主義堅持民主自由原則，使社會民主主義體制下的公有企業的管理人員不能成為官僚。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公有企業”(實則黨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則成為共產黨官僚階級的組成部份。

　　二戰以後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通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設想付諸現實。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它們逐漸發現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會的靈丹妙藥，而且還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於是它們紛紛對私有經濟的利弊重新進行全面客觀的考察評估。經過反思和研究他們認識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疑會拉大社會成員經濟狀況的差距，甚至達到貧富懸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公有制無可比擬的極大的促進作用。對其積極作用應予以發揮，對其負面作用應予以消除或減低。經過許多理論家的深入鉆研，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發展。歐洲各社會民主黨陸續修正其綱領，揚棄公有制理論，改變“公有化”的作法。只讓極少數社會性很強的項目由國家去辦。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交由私人經營。同時，又以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險體系來防止貧富過度懸殊和保障廣大中、下階層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現在也在搞所謂“經濟改革”，其內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於其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政治格局，結果就是衍生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重演了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而沒有當代資本主義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會民主主義大師，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由許許多多溪流匯集而成。伯恩斯坦主義、考茨基主義只是眾多溪流中的兩條。把它們誤認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從而得出“社會民主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壹個流派、壹個分支”無疑又是出入對歷史事實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歲，被恩格斯視之如子，被指定為他的手稿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後的次年就展開了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程。這是壹個極大的歷史諷刺劇。壹個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個過程。作為壹個系統理念的形成更決非簡單。“恩”師遺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開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說明他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畢恭必敬的時候已在醞釀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過礙於情面和情勢，伯恩斯坦始終晦韜到了兩個老人都去世之後。反對暴力革命，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伯恩斯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已徹底分道揚鑣。“根本原則”被“修正”了的馬克思主義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而匯入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洪流。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把伯恩斯坦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壹個分支，壹個流派” 。這不但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邏輯上的混亂。

　　在伯恩斯坦開始他的“修正” 作業時，考茨基站出來批判他。然而，當列寧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付諸現實時，他終於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誤和殘酷，並堅決予以抨擊。考茨基又與伯恩斯坦攜手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之中。

　　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區別在於後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徹底決裂，而前者還壹直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對此，人們應予以諒解。這只不過是壹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足跡的懷舊情結罷了。就象當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輩，他們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軌道上，並對中共專制深惡痛絕，但卻總不願否定“四九年”。人們難道不應該諒解他們嗎？難道還可以把他們的思想與中共專制主義相提並論嗎？同樣道理，難道還可以把考茨基主義視為“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嗎？退而論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義歸類於馬克思主義，那也僅此而已。考茨基主義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社會民主主義溪流中的壹條。如果把壹條小溪等同於整個洪流，把考茨基主義等同於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再以此把整個社會民主主義洪流都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旗下，那就實在是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

　　4、“第二國際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

　　這個結論根本不符合事實。馬克思主義並未真正在第二國際中居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對英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十分微弱。憲章主義、工聯主義、費邊思潮壹直主導著英國工人運動。法國工人運動由於壹向有激烈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學說，蒲魯東較早去世，可能派理論不夠系統，遂使馬克思主義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國工人運動中有部份影響。德國則由於拉薩爾過早驟死，使勢力較大的拉薩爾派不得不與愛森納赫派合並，曾與拉薩爾齟齬的威廉李蔔克內西為能駕馭合並後的組織，遂向馬克思主義尋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也並未完全取得主導地位。即使李蔔克內西本人也說：“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 。

　　第二國際三個主要政黨中，英國工黨從來不買馬克思主義的賬。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蓋德派壹直是法國整個工人運動中的少數派。而且，即便是蓋德派也對“無產階級專政”避而不談。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二國際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幾年間，確實開口閉口都稱馬克思主義。但其理論和實踐完全脫節。其具體行為方式全部運行在議會鬥爭和平改良的軌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業攪起了軒然大波。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入閣事件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大加伐撻。在1903年的德累斯頓大會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上，他們確實熱鬧了壹陣。但好景不長。馬克思主義的氣勢急劇式微。就連所有共產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教科書都不得不承認：“第二國際後半期的領導權落到修正主義者的手中”。然而這其實只是他們為自己硬找回壹點顏面的說法。因為真實情況何止如此，縱觀全局，應該說，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第二國際的主導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國際確實曾受馬克思主義某壹程度的影響。那也只是整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長河中的壹個短暫插曲。因為“第二國際”遠非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全部內容。在它之前，社會民主主義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它之後還有1923年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會黨國際”。這兩個“國際”，尤其是“社會黨國際”才全面翻開了社會民主主義輝煌的新篇章。

　　五、中國共產黨的“心病”與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多少年來，中國共產黨壹直在放肆地咒罵資本主義。直到現在它的所謂“改革”把早期資本主義中最惡劣的東西都重新制造出來了，竟還要去咒罵資本主義。但它卻從來不咒罵社會民主主義。在這壹點上中國共產黨為何竟然如此寬厚？

　　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都批判過早期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線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會民主主義真正在為社會中、下階層謀取福祉。而強調專政的共產主義則造就了壹個高踞民眾之上的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它們的“工人階級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共產黨官僚階級壟斷著社會公權力，貪瀆享樂。而廣大工農群眾則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受榨取的地位。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創造的大片樂土相比較，貨色的真偽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對這壹切，中國共產黨感到最聰明的作法就是對社會民主主義絕對不予提及，仿佛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中國共產黨不會害怕妳宣揚資本主義，而絕對害怕中國廣大民眾了解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成就。然而，它的諱莫如深其實也只有駝鳥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會主義”的偽劣。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訴人民，讓人民去棄偽圖真，這就是我們中國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責。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前途

　　“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說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須具備兩個前提，壹是準確把握中國的現實狀況，二是正確了解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內涵，然後再看看社會民主主義這劑藥是否合適醫治中國社會的疾病 。

　　壹，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共政權建立已經幾十年了，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個分界點。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權對國家的治理“業績”可以高度概括為這樣十二個字：政治高壓統治，經濟普遍貧窮。

　　七九年中共展開了壹場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展開，其主要內容是放棄全面政治高壓。停止在人民中劃成份，取消“四類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脫帽，很快又實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運動，並對過去政治高壓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進行甄別平反或減刑，在這期間雖然也發生了八壹年對七九民刊民主墻運動的鎮壓行動，但並不可因此而全盤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確使中國社會從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壓。八壹年鎮壓是有選擇性的小範圍鎮壓。而從前的鎮壓是全面全社會性的，是“深挖細找”，人為地制造大量的“階級敵人”來進行虐殺以樹“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頑固反動態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奪其政治權力。

　　比政治改革稍遲，經濟改革也展開。其內容在工業方面是給予企業壹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實行獎金制度或計件工資，以刺激企業及勞動者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方面是分責任田，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等。

　　相對於 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還算是不斷有所深化，企業從擴權發展為承包，再至允許私人企業出現，取消指令性計劃經濟，引進市場機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緊張的社會空氣得以緩和，經濟改革使生產效率明顯提高，特別是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產品生產的增加，使民眾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應該洞悉的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沖擊，即那瘋狂的政治高壓壹度也把他們壓入社會底層之中，使他們得以親身體會到政治迫害狂和經濟生活貧困無著是怎麽回事。換言之，鄧小平們之要改革並不是來自於壹種高層次的改革理念。同時，還應洞悉的是，嚴格地說這場改革並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為在政治上它並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在經濟上也未能擺脫許多束縛生產力的羈絆，說到底，這場改革只不過是政治上減輕高壓和經濟上實行松綁的開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謂“改革派”其實也應正名為“開明派”和“務實派”。

　　然而人民並不滿足於“開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況經濟改革的積極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貪污腐敗卻迅速泛濫起來，人民的不滿在增加在積累，而鄧小平卻堅拒真正的改革， 統治集團與民眾的矛盾在不斷激化之中，終於，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傾向的胡耀邦在備受由“開明派”、“務實派”蛻化而成的“頑固派”的壓制下，憂憤之極突然去世，以悼念他為導火線，壹場八九民運驟然而至。這場運動矛頭指向了“頑固派”的總代表----鄧小平。

　　鄧小平殘酷地鎮壓了八九民運，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壓都望塵莫及。鎮壓的亢奮過去後，鄧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這場大流血在歷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後，人們都會對此進行復查評判。為了沖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氣味，為了用其他業績來抵消大屠殺的罪責，為了讓從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們淡忘他的暴戾行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幟。正如他女兒提醒他的：若不繼續改革，您今後的評價就只會釘在“六四”這壹點上了。鄧小平出於自贖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內容，而在經濟領域掀起狂潮，或許鄧小平的原意會是讓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與他自贖的動機相吻合，但結果並不如此，在壹黨獨霸社會公權力，社會監督機制蕩然無存的情況下多好的經濟改革方案都會在實施中走樣，更何況有許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於是，這場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幾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幾十的人陷入貧困或無改善可言。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販毒、綁票搶劫 之類的純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經常、更安全的則是使用權力轉化為金錢壹途。共產黨的官員和能搭通官方路數的私營業主才會是這條路途上的健步如飛者。在這場“經濟改革”中，共產黨官吏階層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過“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污了整個社會。

　　撇開鄧小平為他自己身後評價的深謀遠慮不談，而從社會宏觀上去考察，那麽可知，經過九十年代初至今十幾年的所謂“改革”，中國已建成了壹種最惡劣的政經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營經濟仍居正統地位的同時，允許私營的存在。由於相當壹部份具有實力的私營經濟系由黨營經濟嬗變而來；或與政治權力有著種種關系，使之能應心得手地對勞工進行壓榨盤剝，故其深具早期資本主義的諸種惡劣表征，於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政經組合，就是集共產黨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最惡劣的因素於壹身。其社會效應有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公正蕩然無存，人際關系空前緊張惡劣等等。

　　二，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

　　盡管歷史上歐洲諸國的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和主導政權後，並沒有真正兌現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諾，但經過壹兩個世紀的社會變動，二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已鞏固地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沖突。換言之，無論是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者或信奉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反對共產黨的壹黨專政，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要求。

　　然而事情並不僅此而已，它起碼還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壹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易於發動中國的民眾投入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運動。二是，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適合醫治民主轉型後中共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的社會沈屙。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不能不先探討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了。

　　資本主義對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層面上。資本主義主張民主政治，具體內容涵蓋公民個人的諸項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和宏觀民主架構，如多黨競選、議會政治、三權分立、直選各級行政長官等。對社會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等，資本主義主張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進行幹預。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突出推崇自由，它認為，在經濟領域內，自由主義所體現的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制將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創造出日新月異的生產效率。就此而言，資本主義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它妄顧了純粹的市場競爭機制實質上是非人道主義的，是把森林法則移植到人類社會，資本主義標榜機會的平等，這較之封建等級特權制度固然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然而，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下，機會並不能平等。譬如，當名牌大學不再為豪門子弟所專享而只以分數決定錄取與否時，妳可以說機會平等了。但若僅此而已，家境貧寒的優質生卻又會因付不起高昂的學費而被拒之校門之外。又譬如作某項投資可獲豐碩回報，這個投資的機會是向任何人開放的，但這個開放，僅僅是名義上的，因為只有已具備相當財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這個機會。故此，自由資本主義的運動程式，在創造效率的同時又在拉大社會成員之間擁有財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貧富懸殊。

　　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的理解比資本主義廣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認為民主精神應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都主張民主政治，但內在驅動力卻各有不同。資產階級對封建貴族階級壟斷社會公權力，制定各種束縛工商業發展的陋規極為不滿。他們要求進入政權，以政權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權的橫征暴斂，並制定另壹套保護工商業自由經營的法律制度，這就促使他們反對封建特權，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其中既有出身於資產階級也有出身勞工階級和其他階級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並不僅僅為解除封建特權對工商業發展的束縛，而還希企建立壹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裏，除了作為基礎的民主政體外，還應使社會財富在全體民眾中作相對公正的分配，使社會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權的橫行而導致階級矛盾的尖銳，也免除因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而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從而建立起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祟自由外還推祟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系，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幹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幹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抵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扛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註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社會民主主義當然也重視發揮人的潛能和肯定效率對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鑒此，它認同市場機制的運行。揚棄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而推行混合經濟。但同時它又深刻認識到市場機制的放任膨脹必然會造成財富與勞動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數社會成員的手中從而與社會公正的理念發生尖銳沖突。於是，這就需要有另壹種機制來予以制衡，對市場機制帶來的效率讓其發揮，而對其造成的貧富分化則予以消除或減輕。

　　顯然，說到底，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美好社會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幹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幹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

　　資本主義的信奉者持有強者心態。他們感到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為自己拓展燦爛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會民主主義者則真正繼承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遺產，並發展為更易於實踐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價值觀，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個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會民主主義明顯關註社會弱勢群體的境遇，社會民主主義絕不追求平均，它認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準相當地超過社會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於能力差別而導致財富的差別，任其發展下去再加上資本的介入，這差別不但愈來愈與能力無關，甚至與勞動都無關，以致某些不勞而獲者會過上極為優裕豪華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勞動者卻掙紮在生活線上。有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實在難冠以美好的評價。在封建專制走入歷史以後，就輪到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長期的和平較量，較量的結果在二十世紀中期已初見分曉。今天則棋局已定。證據之壹是壹百四十幾個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個歐盟國家中經常有十壹至十三個由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為主聯合執政。證據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式微。撒切爾夫人下臺，工黨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寧街十號。資本主義不得不調整自己的運行模式逐漸地向社會民主主義趨同。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已成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社會民主主義者宣稱他們所選擇的道路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日益拓展，非常這合中國。

　　三，中國需要社會民主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勞動階層實質上是處於農奴壹般的境地。農村生產隊裏的農民自不待言，工礦企業的員工亦是如此。國營(黨營企業)對其員工有著強大的人身束縛力。通過人事檔案制和主宰其工資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業等等，企業牢牢地控制了員工的人身，使之類同中世紀莊園裏的農奴。

　　“改革開放”以後，黨營企業怪異地與市場機制聯姻，從而誕下怪胎。那就是企業的領導者仍然具備共產黨官員的身份、級別、待遇，但他們對員工的統率管理則逐漸嬗變為資本主義模式。具體表現是人身檔案制度威嚴式微，企業領導不再能以卡檔案來否決員工“不合則去”的要求，但同時又解除了不能輕易開除員工這壹規矩的束縛，即企業領導可以制造“理由”開革員工。工資福利的規定也不再只是照章執行中央文件的條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關的規定指標。於是，勞工階層從農奴境地爬出來卻又落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雇工地位。然而，企業領導則不完全轉變為資本家，從某壹角度來考察，他們比資本家更愜意，因為共產黨官員的身份保障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待遇。企業營運不佳，他們待遇依舊，更不需像資本家那樣憂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藥。企業營運佳績，他們當錦上添花，美不勝收。但從另壹個角度來考察，他們又不如資本家，因為企業畢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傳及子孫，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謀其政的時間有限，於是這就激發了他們的“成就”急迫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企業領導人員的貪污受賄，揮霍浪費，安插親信等惡劣現象由此壹發而不可收。如果說，從前的中國勞工階層並不真正了解自由資本主義是怎麽回事，那麽現在他們就逐漸知曉了，當然，這個自由資本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納其經濟營運程式，並堅持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黨和行政權力滲透在經濟營運中，從而使這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離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更為遙遠。在這個“主義”的實施下，最受損的階層除了多少代來壹直壓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外，就是非技術性的中年工人。這代人年輕時當成螺絲釘擰在農奴般的地位上，沒有機會接受專業訓練，而以工齡界定工資級別的規定又使那時年輕力壯、眼明手快的他們並不能因此多掙工資。當歲月的流逝使媳婦熬成了婆時，“新經濟政策”降臨了，工資級別不再以工齡長短界定，而只視其技術能力的高低和生產量的多少。“螺絲釘”沒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盡再也不眼明手快，他們蹇促的命運不僅僅是工資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崗”，從此躑躅街頭。這些飽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又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的苦頭的勞工群眾對這些主義 都會有說不盡的怨恨和憎惡。號召他們起來為實現資本主義而戰，行嗎？

　　年青壹代，由於年輕力壯或有機會學到壹些技能尚可維持生活水準。但當他們看到父輩的可悲遭遇，當他們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時，他們又將如何？或許這都與他們無關，但只要他們懷有良知，從更理性的角度來觀察了解社會，既知曉底層民眾的艱辛，又洞悉上層人士的優裕，他們就不會贊成這種“中國特色” 的資本主義，甚至共產黨中良知未泯者也會如此。

　　當今中國的社會現狀是政治層面上的專制和經濟領域裏的極不公正交織在壹起。資本主義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卻缺乏建立社會公正的 機制。用它來取代共產黨制度無助於解決其制造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視社會公正的社會民主主義才有能力醫治這些病患弊端，從而也最具備發動民眾起來終結壹黨專政的感召力。

　　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方法途徑並不固定，它應視各國的具體情況來設計最適當的方案。譬如稅務法規的制定，要考慮全社會各收入層次的實際分布。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思想水平。然而無論如何，社會民主主義實現社會公正的宗旨決不可有絲毫的背離，不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共的“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所制造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都在社會民主主義要予以掃除之列。

　　目前在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營壘中，有人推祟資本主義，有人信奉社會民主主義 。這很正常，也不要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層次，側面上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出力。盡管筆者信奉社會民主主義，但並不否認以資本主義為召仍可在中國聚集到壹些終結中共壹黨專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轉型基本完成以後，在面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社會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就難以搓合，到那時，我們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廣大民眾和盤托出，由民眾作選擇棄取。但筆者深具信心，只要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作鍥而不舍的努力。爭取民眾的理解，那麽，民眾選取的會是 社會民主主義 而不會是資本主義。

社會自由主義概論 社會自由主義的起源

作者 周保松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本文相當長，但整個討論將環繞兩個核心問題：壹，論證寬容作為壹種德性，和虛無主義在概念上並不兼容；二，探究寬容在自由主義傳統中的道德基礎，從而指出自由主義不必也不可能接受價值虛無主義的立場。文章結構如下。在第二節，我將界定虛無主義及寬容這兩個概念，然後指出兩者不僅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而且在概念上並不兼容。在第三節，我將討論洛克(John Locke)及穆勒(J.S.Mill) 的思想，指出他們支持寬容的理由，和虛無主義完全無關。第四節則進壹步分析穆勒對個人自主的看法，並指出其和效益主義之間的張力。承接第四節提出的問題，第五及第六節將探討羅爾斯如何從自由人的觀點，證成個人自主是寬容的道德基礎，並反駁甘陽對羅爾斯的壹些批評。我選擇這三位不同時期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作為討論對象，因為這既可具體地響應施特勞斯和甘陽的批評，亦可藉此闡明自由主義的壹些基本理念。最後壹節，我將嘗試響應在第二節提出的「寬容的悖論」(the paradox of toleration)，指出自由主義如何可以既堅持寬容，同時毋須接受虛無主義。

　　有幾點請讀者須先留意。第壹，本文討論的對象是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而不是針對自由社會中的壹般文化現象。在壹個自由社會，人們可以持有各種不同，甚至彼此相沖突的哲學觀，虛無主義也許是其中壹種。但我們不能因此說，自由主義本身必然導致虛無主義，又或自由主義預設了虛無主義。這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二，當我說寬容作為壹種德性時，它既是指在個人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壹種態度，同時亦指在社會制度設計上，如何體現寬容背後的道德理想，以及如何令得寬容在社會實踐中成為可能。25第三，本文論證的壹個主要策略，是指出從第壹身的觀點看（from a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壹個人不可能既是自由主義者，同時又是虛無主義者。至於自由主義者所持的價值本身的性質為何，以及這些價值如何才能「絕對」地確保其客觀性和普遍性，則是屬於哲學倫理學（philosophical ethics）層次的問題，本文雖然有所觸及（第六節），但卻非本文重點。因為我的主要目的是指出自由主義有充分的理由拒絕虛無主義，而自由主義作為壹套規範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原則上是可以和不同的後設倫理觀兼容的。26 最後，本文不像施特勞斯般，將自由主義等同於現代性。27 自由主義只是響應現代社會的其中壹種政治理論，還可以有其它的響應方式，施特勞斯本人的理論便是其中壹種。28 這個區分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自由主義無需也不應自動及不加分辨地為現代性帶來的種種問題負責。此外，我們亦須將「自由主義理論」（liberal theories）和「自由主義社會」(liberal societies)作壹區分。前者作為壹套道德和政治理想，由於種種限制，往往未能在社會中得到充分實現；而後者出現的許多問題，亦不能不問情由的歸咎於理論的不足。29 事實上，自由主義理論之所以發展到今天仍然充滿活力，其中壹主要原因，是這個傳統仍然有足夠的知性資源，對自由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例如貧富懸殊問題、種族和性別歧視問題等）作出有力批判。

　　壹如其它哲學概念，「虛無主義」可以指涉不同意義。30 施特勞斯所指的虛無主義，大抵是這樣壹種觀點：即認為世間根本沒有任何客觀的有關善惡、對錯、好壞、正義與否的標準。壹切的價值判斷都是變動不居，因歷史和因人而異。由此而推到極端，則「所依據的原則除了我們盲目的喜好之外別無根據」。31 它彰顯了理性的無力。對於什麽是正義的社會秩序，又或什麽是美好的生活方式，理性本身不能給我們任何指引。相反，「我們愈是培植理性，便愈多地培植起虛無主義。」32 換言之，虛無主義者拒絕世間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標準，也不相信事物有任何內在價值。所有價值爭議，本質上只是人們不同口味及喜好的反映罷了，因為我們根本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理由，去支持或反對某種價值高於另壹種價值。33 喪失普遍性的客觀的價值判準，是虛無主義的主要特征。施特勞斯認為，虛無主義是現代性的產物，也是現代性危機的癥結。

　　但為什麽會這樣呢？在《自然權利與歷史》壹書中，施特勞斯提供了兩個解釋。第壹個和「徹底的歷史主義」（radical historicism）的出現有關。歷史主義認為，所有人類的思想都是歷史性的，都是屬於某壹特定的「歷史世界」，某壹「文化」、「文明」或「世界觀」，人類的認知能力註定不能超越特定的歷史時空，因此沒有所謂普遍有效的觀點，也沒有跨歷史跨文化的價值和政治秩序。壹切都在恒常變動之中。某種思想或價值判斷的有效性，必須視乎其出現的特定的歷史背景。因此，「沒有任何有關全體的觀點，尤其是有關全部人生的觀點能夠號稱是最終的，或者是普遍有效的。」34很顯然，這是壹種歷史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施特勞斯認為，這種相對主義去到極端，終點是虛無主義。因此他說：

　　唯壹能夠繼續存在的標準，乃是那些純屬主觀性的標準，它們除了個人的自由選擇之外別無其它根據。從而，在好的與壞的選擇之間的分別，並無任何客觀標準可言。歷史主義的頂峰就是虛無主義。35第二個解釋，則和事實（fact）與價值(value)的分野有關。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是截然不同性質的東西。我們從任何的事實中都抽繹不出它具有某種價值的特性，價值是人主觀賦予給事實的；同樣地，我們也無法從某物之被視為有價值的或可欲的，從而推斷出它在事實方面具有的某種性質。這是休姆最早提出的（David Hume）有名的「事實與價值的鴻溝」的論旨，即從實然推不出應然的觀點。而既然價值只是人們主觀的喜好或選擇的結果，那麽在「應然」的領域自然不能建立任何真正的知識。對於決定人類行動的種種相互沖突的終極價值，理性無法裁斷不同終極價值的高低，而只能留給每個個體自由的、非理性的決斷。這正是韋伯（Max Weber）所稱的「價值多神主義」。而施特勞斯認為，「韋伯的命題必定會導致虛無主義，又或者是這樣的壹種觀點：每壹種取舍，無論其如何地邪惡、卑下或無辜，都會在理性的祭壇前被判決為與任何別的取舍壹樣合理。」36施特勞斯對於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批評，無疑是極富啟發性的。但對於虛無主義的批判，和自由主義有什麽直接關系呢？施特勞斯指出，正正是因為自由主義接受了虛無主義的價值觀，才會大力鼓吹所謂的寬容(toleration)精神，才會任由人們對於種種價值問題作出自由的抉擇。甘陽對此有很精要的解釋：

　　他（施特勞斯）說二十世紀的「大方的自由派」（generous liberals）認為，由於人不能獲得關於絕對好和絕對正確的真正知識（genuine knowledge of what is intrinsically good or right），因此必須對所有關於「好或對」的意見給予寬容，承認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樣好同樣值得尊重的。「自由主義的相對主義（liberal relativism）之根源在於只講寬容的天賦權利傳統，亦即認為每個人都有天賦權利去追求他自己理解的幸福」。這自然正是穆勒在《論自由》中首先奠定而今天羅爾斯等繼續展開的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施特勞斯則強調，「在尊重差異性和個別性（diversity and individuality）與承認自然正確之間是有張力的」，因為「當代對自然正確的拒絕就導致虛無主義而且就等同於虛無主義。」37由引文可以見到，對施特勞斯來說，自由主義證成寬容的論證如下：它首先接受虛無主義對價值的基本看法，從而接受不同的價值和人生觀之間根本沒有客觀比較的基礎，並因此得出所有價值都是同樣的好，以及我們應該尊重和寬容人們的各種選擇的結論。用施特勞斯的話，正因為談不上對錯好壞，才會得出「只有毫無限制的寬容才合乎理性」的結論。38 而不寬容之所以受譴責，乃因為「它們建立在壹個顯然虛假的前提，即人們知道什麽是善（good）的基礎」。由此可見，現代性危機的最深根源，是現代社會廣泛地接受了虛無主義的價值命題，而自由主義則是虛無主義泛濫下的必然產物。

　　但施特勞斯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和批評都難以成立。首先，自由主義雖然主張寬容，並給予人們很大空間去選擇各自的生活方式，但它絕對沒有說要漫無限制地容忍所有的偏好和文明。作為壹套規範性的政治原則，它清晰地界定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並透過各種制度安排，確保這些原則得到嚴格的服從，而它亦不會寬容那些背離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的行為。39 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從壹開始便限定了什麽人生價值的追求是可以被容許，什麽是不被鼓勵乃至要被禁止的。這正是羅爾斯所稱的「正當優先於善」（the right is prior to the good）的基本意思：「正義的優先性，部份出於以下主張：違反正義的那些利益（interests），沒有任何價值。由於壹開始便沒有價值，所以這些利益便不能淩駕正義的要求。」40 所以，那些反對信仰自由，主張種族歧視，又或反對政治平等的價值觀，都是自由主義所不能接受的。自由主義不是很多人誤以為的那種對人沒有要求，大家想做什麽便做什麽的理論。以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為例，它便要求政府要確保人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公平的平等機會，以及經濟不平等分配必須對社會的弱勢者最為有利。這些原則的背後，則體現了羅爾斯對自由平等和公平社會合作的理解。41 所以，自由主義不可能會同意施特勞斯所說的 「不寬容是與寬容具有同樣尊嚴的壹種價值」。42第二，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尊重個別性和差異性的原因，並非因為無法判斷這些人生價值的好壞高低，亦非因為凡是人們選擇的便是合理的，而是因為其它的道德考慮，例如對國家的權限的理解、對人性和幸福生活的看法，以至對個人自主和平等尊重的堅持等。因此，證成寬容可以有不同的理由，而寬容和虛無主義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這些理由在下面會詳細討論）。

　　第三，施特勞斯的邏輯推論大有問題。按定義，虛無主義是指沒有任何可作價值比較的客觀標準。如果這樣，我們便不能從「不能獲得關於絕對好和絕對正確的真正知識」推論出「所有的偏好和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樣好同樣值得尊重（equally respectable）」這個結論，因為「同樣值得尊重」本身已預設了兩者是可以比較的，而任何的比較均必須預設壹個可供比較的標準。如果虛無主義為真，那麽合理的推論，應是所有的價值根本不能互相比較（incomparable）。既然如此，我們便不能說，所有的偏好是「同樣好同樣值得尊重」了。

　　再進壹步，「值得尊重」本身是個規範性的價值判斷。如果虛無主義為真，那麽我們又如何可以得出「所有的偏好和文明同樣值得尊重」這個普遍性的價值命題呢？要證成後者，我們便必須加入壹個普遍性的道德前提。例如我們可以說，雖然價值無法比較，但因為價值是人們選擇的產物，而不管選擇的內容是什麽，選擇本身是有同等的道德份量的，從而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43 但這個響應等於是說，「選擇」本身是內在地好(intrinsically good)的東西。但這個普遍性的命題，恰恰是虛無主義要加以拒絕的。因此，從虛無主義推導不出寬容和尊重。既然自由主義主張寬容，那麽它自然不可能預設虛無主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施特勞斯似乎從根本上誤解了「寬容」這壹概念的意思。自由主義所說的「寬容」作為壹種德性，是指壹方（寬容者）雖然相信有合理的理由，認為另壹方（被寬容者）的行為、信仰或生活方式，在道德上完全不能接受，又或對個人及社會是有害，而且寬容者往往有權力對被寬容者作出強制性的幹預，但卻有意識地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行動。44　不同宗教教派的沖突以及有關墮胎的爭論，都是這樣的例子。由此可見，寬容者不可能是壹個虛無主義者，否則的話，寬容作為壹種德性的語境便被消解了，寬容者面對的那種緊張的道德兩難也變得無從理解。

　　或許有人提出以下反駁：「雖說虛無主義者不可以對他人示以道德反感，但可以有情緒上的反感。正正由於虛無主義者自覺到自己的反感只是情緒上的，因此便沒理據幹預他人，他從而選擇寬容。」45 但如果只有情緒上的反感，那麽寬容便很難被視為壹種德性，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反感並沒有合理的理由支持。（如果任何反感都可被容許，則會出現壹個人愈多無理的反感，然後努力克制自己，則他變得愈有德性的奇怪結論。）再者，即使人自覺到自己的情緒是沒有根據的，也推不出寬容便是最合理的，因為在這情況下，選擇不寬容也說不上是道德上錯的。如果要令上述說法成立，便需加入下述的類似的論證：「虛無主義者意識到自己的反感沒有根據，同時意識到他人和自己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該受到平等的尊重，所以選擇寬容。」問題卻在於，壹個前後壹致的（consistent）虛無主義者是不可以提出這樣的道德論證的。

　　施特勞斯或會響應，他只是相當寬松地用「寬容」來指涉壹種放任不幹涉的態度而已，而不是視寬容作為壹種德性。如果是這樣，我們便有必要將寬容作為壹種道德理想（a moral ideal）和寬容作為壹種政治實踐(a political practice) 區分開來。46 作為壹種實踐，是說人們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對他人的克制和容忍。但這種克制，卻不壹定是由於人們認同寬容作為壹種道德理想，而是基於其它和道德無關的考慮。例如由於雙方勢力相若，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大家視寬容為迫不得已的暫時妥協（modus vivendi）或某種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策略而已。但這卻意味著，當雙方的權力關系壹旦改變，彼此寬容的關系便有隨時破裂的危機，而強勢的壹方采取任何不寬容的措施，也不能被視為道德上錯的。47 因此，當寬容只視為壹種策略時，它並不是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德性。但為了辯論起見（for the sake of argument），我們仍然值得追問，虛無主義是否便必然導致寬容這種政治實踐？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首先，這與歷史不符。政治思想史家德克（Richard Tuck）便指出，在十六及十七世紀的歐洲，價值懷疑論者往往會贊成宗教迫害，而非宗教寬容。48 根據德克的研究，當時的新斯多葛學派（neo-Stoicism）的懷疑論者，追求壹種「平靜沈穩」（imperturbability）的生活，采取壹種道德相對主義的立場，不相信有任何客觀的普遍性的道德和宗教真理。49 可是在當時的社會，卻有很多虔敬教徒，狂熱鼓吹他們的信仰。懷疑論者遂面對壹重兩難：如果壓制這些教徒，則和他們本身主張的生活信念不兼容；如果放任不管，卻有可能令到社會分裂，秩序不穩，從而危及自身。在此情況下，懷疑論者往往置道德信仰於政治原則之下，即為了確保社會秩序而采取宗教不寬容的措施。德克因此認為，歷史上懷疑主義和寬容沒有任何必然關系。即使有，也只是在某些情況下，寬容是維持社會安定較為有效的壹種方式而已。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有關道德及宗教的知識，又或不可能知道這些信仰及價值的對錯好壞，那麽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允許信仰自由，有可能令得社會不穩，又或增加不同教派沖突的機會，那麽選擇不寬容是明智的。虛無主義和寬容作為壹種政治實踐之間，沒有任何內在聯系。但這不是自由主義的立場，因為它堅持寬容和信仰自由在價值上優於不寬容和宗教迫害。自由主義選擇寬容，不是因為在政治道德中沒有對錯，而是因為寬容本身是壹種值得堅持的道德理想。

　　施特勞斯或會換壹種方式繼續質疑：如果自由主義不是放棄「自然正當」（natural right），那麽又怎會容許多元和個性的發展？如果我們擁有「什麽是好的生活方式」的知識，為什麽還要視寬容為壹種德性？畢竟，在尊重差異性和個別性與承認自然正當之間存在張力。這是壹個合理的質疑。自由主義要證成寬容作為壹種德性，便必須指出即使價值有客觀的對錯好壞的判準，為什麽仍要贊成寬容。

　　要回答這個問題，自由主義便必須面對所謂的「寬容的悖論」（The paradox of toleration）。當代哲學家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曾將這種悖論刻畫得入木三分。威廉斯說，最迫切需要寬容的環境，正是社會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極難化解的政治、道德及宗教沖突的時候。如果彼此不寬容，人們便惟有以武力解決爭端，根本無法和平地活在壹起。吊詭的是，最需要寬容的對象，恰恰是壹個人道德和信仰上最難忍受的東西。設想妳是壹個虔誠的教徒，妳壹方面深信自己的教派代表了真理，另壹方面則視社會另壹教派為褻瀆神明的異端。妳亦知道信仰不僅僅是某個人的壹己選擇而已，它還會不斷鼓動其它人入教，影響下壹代的心靈，甚至破壞社會的和諧團結。如果對方的信仰明明是錯，明明不該存在，我們為何還要寬容？寬容為何仍是壹種德性？這是寬容的悖論。50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探問寬容的道德基礎。以下我將考察自由主義傳統如何處理這個問題，藉此進壹步從正面論證寬容的道德基礎。我將先討論洛克及穆勒的思想。

　　在自由主義傳統中，最早替寬容作出有力辯護的，是洛克(1632-1704)的《論宗教寬容》。51 洛克不是虛無主義者，他是壹位清教徒。洛克主張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之間要彼此寬容，主要是根據他對國家和信仰的性質的理解。洛克認為，國家是由人民透過契約，自願組成的具強制性的機構，目的是維護及促進公民的利益，包括生命、自由、健康及財產的保護等，但卻不包括靈魂的救贖。靈魂救贖是每個人自己的事，並不屬於政府管轄的範圍，官員的權力「不能也不應當以任何方式擴及靈魂拯救」。所以，「必須嚴格區分公民政府的事務與宗教事務，並正確規定二者之間的界限。如果做不到這點，那麽這種經常性的爭端，即以那些關心或至少是自認關心人的靈魂的人為壹方，和以那些關心國家利益的人為另壹方的雙方爭端，便不可能告壹結束。」52 由此可見，洛克這裏是主張政教分離。值得留意的是，洛克這種對國家的理解，和古典政治哲學有根本的不同。國家不再無所不在地介入人們的生活，並按照它認為理想的方式，培養人們的德性，教導人們如何過壹種美善的生活。相反，國家權力的運用，只限於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對施特勞斯來說，洛克是沿著馬基雅維利的路，將政治生活的目標降低了，從而與大多數人實際所欲求的貼近了。53 但換個角度看，洛克強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自由平等的個體的同意，其實是將目標提高了，因為人不再由於天生能力或階級背景的不同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個人權利及政治平等受到真正的重視。

　　施特勞斯或許會質疑，為什麽非要將政治和宗教分離？靈魂的拯救，不是人生的頭等大事嗎？洛克可以響應，正因為信仰是頭等大事，而將這等大事交托給壹些並不見得較壹般人高明，但卻擁有龐大權力的官員的手上，是最不明智的事。由此引出宗教寬容的第二個理由，即洛克對信仰的性質的理解。洛克認為，信仰關心的是靈魂的救贖，而靈魂救贖的必要條件，是人們必須從內心出發，真心的相信自己所信的為真理。「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動力，只在於內在的心靈的確信，沒有這種確信，信仰就不成其為信仰（faith is not faith without believing）。」54 因此，政府如果以法律、刑罰等強迫人們信奉某壹教派，人們只會表面服從，內心卻會極力反抗，這樣反會成為靈魂拯救的巨大障礙。因此，宗教不寬容，其實是壹種非理性（irrational）的做法：它根本不能達到當權者想達到的目的。但這裏證成寬容的理由，是源於對信仰的性質的理解，和虛無主義無關。寬容者之所以選擇寬容，正正因為相信有真理存在，所以才會關註什麽方式才最能夠令人得到真理。

　　但洛克的論證有很多限制。第壹，洛克並不主張對天主教徒、穆斯林及無神論者實行寬容，因為前兩者忠於外國的力量，會危及國家的管治權威，後者則由於不值得信賴，因為「諾言、契約和誓言這些人類社會的約制對無神論者是不可能具有約束力的。」55　第二，洛克的理論只是特別針對宗教寬容，但卻未必適用於其它領域。第三，洛克雖然解釋了不寬容為何是不理性的，但卻沒有說明那為何在道德上是錯的。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寬容者能夠找到更有效的方式令其它人相信他的信仰（例如透過教育或洗腦的方式，令異教徒改信自己的信仰），那麽寬容便不壹定是必要的。因此，洛克的理論很難充分解釋寬容為何是壹種德性。56現在讓我們看看穆勒（J.S. Mill, 1806-73）在《論自由》中如何為寬容辯護。相較於洛克，穆勒關註的並不限於宗教寬容，而是擴及生活每壹層面，尤其是關註政府及社會所能正當地行使其權力於個人的性質及限度，以及個人享有多少的自由。57 穆勒提出了他所謂的極為簡單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

　　對於文明社會中的任壹成員，在違反其意誌，而又不失正當的地使用權力的唯壹目的，是防止他對他人的傷害。若說這樣做是為了他的好──無論物資上或道德上──理由都不充分。壹個人不應該被強迫做或不做壹件事，並說因為這樣做對他較好，又或令他更加快樂，又或從第三者看來．這樣做是明智的或正確的。……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至於僅涉及個人的部分，他是有理由絕對獨立的。對於他本人，對於他的身體和意誌，個人是最高的主權者。58「傷害原則」深刻地體現了自由主義的精神：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只要不傷害他人，便應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自由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論及出版自由等。因此，政府及社會應該寬容人們的選擇──無論這些選擇在他人眼中，是多麽的離經叛道和難以接受。穆勒不僅反對政治不寬容，也反對社會不寬容，也即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稱的民主社會的「多數人的暴虐」。這種暴虐最具體的表現，是社會大多數人常常將他們的意見和價值觀，透過輿論壓力或其它方式，強加在少數人身上。穆勒甚至說：「社會暴虐較那種種的政治壓迫更為可怕，因為它雖不常以各種極端的刑罰為後盾，但卻深入滲透於生活的每壹細節，奴役人的靈魂，令人難以逃避。」59 要防止這種情況，首要的便是確保在只關涉個人事務的領域，個人享有高度的選擇自由。

　　傷害原則的理據在那裏？穆勒在《論自由》開首，引用了德國哲學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話：「在本書中展開的每個論證，都將直接指向壹個總體的首要原則：人類最為豐富的多元發展具有絕對而根本的重要性。」60 由此可見，如何確保人能多元發展，是穆勒的根本關懷，而傷害原則則能最有效達到這個目標。但為什麽多元如此重要？社會單壹固然不好，但這並不表示愈多元便愈好。如果社會充斥各種低俗的生活方式，人們的道德及生活質素豈不是不升反降？社會過度多元，難道不會不利於社會團結和諧？穆勒的同時代人史提芬（Fitzjames. J. Stephen）便提出質疑：「壹個人人清醒的國家，會更快樂更美好和更進步，雖然它較壹個壹半國民清醒壹半國民是長期酒鬼的國家，少了壹些差異。」61穆勒之所以提倡多元，是因為他認為，壹個價值和生活方式多元的社會，才最合符人性的發展，因為人類不是根據同壹模型鑄造出來的千篇壹律的機器。相反，每個人的性格、喜好、潛質均各有不同，沒有所謂唯壹的適合所有人的生活方式（mode of life）。因此，壹個人活得豐盛幸福的必要條件，是容許他有充分的自由，找到最適合他的生活方式，活出真我。穆勒有壹段精彩的說話，將這個觀點表達得十分清楚，值得詳引：

　　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人類的所有存在方式，只能建基於壹種或相當少數的幾種模式。如果壹個人擁有相當的常識和經驗，他為自己的生活所設計的模式是最好的。這並非由於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人不像羊；更何況羊也不是無所區別。壹個人不能得到壹件稱身的大衣或壹雙合腳的靴子，除非那是度身訂造，又或從壹個大商店中隨意挑選。難道給這個人壹個合適的生活，較給他壹件合適的大衣來得容易？又或者人類彼此在身體及精神構造上，較他們的腳形有更多的相似？只需指出人們有多元的嗜好，便足以構成不要嘗試將人們鑄成同壹個模型的理由。而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條件，滿足他們的精神發展。……人類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物質及道德能力對他們的作用上，都是如此千差萬別。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62由此可見，穆勒之所以贊成多元，完全基於他對人性的理解。人性是多元的，因此沒有古典政治哲學中所謂的唯壹的自然目的，也沒有適用於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人性多元，不同的方式對不同人便有不同的重要性及不同的意義。人們應該寬容那些從自己的觀點看來難以接受的價值觀，因為海畔有逐臭之夫，對妳來說難以忍受的生活方式，他人卻可能甘之如飴。但這不是價值虛無主義，因為雖然沒有壹對鞋是所有人都合穿的，但卻不表示沒有壹對鞋是我最合穿的，亦不表示鞋本身沒有價值。穆勒支持的毋寧是壹種人性多元論，反對有壹種生活方式適用於所有人。但這亦不表示穆勒認為壹個社會多元的程度可以無窮盡，也不表示所有方式都是壹樣的好（穆勒的名言「做個不快樂的蘇格拉底，較做個快樂的蠢人為好」便是壹例63）。

　　穆勒的論證卻會面對以下質疑：即使人性多元這個說法合理，但也不表示每個個體便能最清楚自己的個性，並懂得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因為即使是壹個心智成熟的人，有時也會作出非理性的選擇，例如由於意誌薄弱，又或目光短淺，從而看不到什麽才是自己的真正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壹定程度的家長制，不是顯得十分合理嗎？但穆勒的傷害原則卻對此斷然拒絕。理由是什麽呢？穆勒當然不能說，凡是個人當下選擇的便是最好的，因為這與經驗不符。穆勒的真正理由是，壹個人「為自己的存在所設計的模式是最好的。這並非由於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他自己的模式。」64　最重要的不是壹個人做了些什麽，而是他用什麽方式去做。對穆勒來說，個人為自己做的選擇，遠較別人幫妳做壹個正確的選擇來得重要。由此我們引入穆勒證成寬容的第二個論證：個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65 這是自由主義傳統中十分重視的壹個價值，也被認為是支持寬容的最核心論證。66「自主」這個概念，壹般被認為包含三個條件。67 第壹，壹個自主的行動者必須能夠自由行動，不會受到外力的限制，例如武力的幹涉或法律制裁的威脅等；第二，他必須是壹個理性的自由選擇者，而不會受到不能控制的欲望所支配，並能夠對自己第壹序的欲望（first-order desire）作出後設的反省評估。就此而言，人具有自由意誌，並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少哲學家甚至認為，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特征。68 第三，壹個自主的人，必須可以獨立於他人的意誌，服從於自己為自己所訂立的法則。如果我們接受自主的重要性，寬容的必要似乎便不難理解。即使他人有充分的理由認同或反對某種生活方式，也不應強迫壹個理性自主的人接受，因為這樣會侵犯他的自由意誌，將他只當作手段而非目的來看待。而對自主的重視，亦可反過來支持多元的重要。壹方面，自主的人會自然地追求不同的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另壹方面，實踐個人自主，也要求壹個多元的社會，令得個人有足夠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

　　我想施特勞斯在這裏或會質疑，穆勒的人性多元和個人自主的觀點，實在過於空洞，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關美善生活的實質答案。穆勒似乎在說：好好運用妳的理性，選擇妳自己認為最適合的生活方式吧，唯壹條件是妳不能傷害別人。至於選擇什麽樣的生活，以及這種生活對壹個人的意義，完全屬於個人事務，沒有什麽客觀性可言。但當有關美善人生的問題被放進私人領域，當個人選擇成了判斷某種生活方式的價值高低的唯壹標準的時候，豈不正正承認了在這些根本問題上，根本沒有客觀答案可言？在壹個無所事事終日賭博的賭徒，和另壹個敬業樂業行善好施的人之間，壹個自由主義者不可以作出價值評斷，因為選擇之上沒有更高的標準。選擇成了唯壹的標準。69 施特勞斯然後會下結論：「如果我們的原則除了我們盲目的喜好之外，別無其它根據，那麽凡是人們敢於去做的事，都是可容許的。當代對自然正當的拒斥導致虛無主義──不，它就等同於虛無主義。」70但這個質疑依然須面對我在第二節提出的批評，即如果虛無主義為真，則表示包括自由主義原則在內的所有價值，都沒有客觀性可言。但穆勒的傷害原則，顯然是被視為普遍性及具約束力的道德原則，它同時肯定自由是發現真理，培養人的個性及發展個人自主的重要條件，不是個人任意的喜好而已。價值虛無主義不可能建立價值的規範性（normativity），因此它不可能推出自由主義的原則。

　　有人或會替施特勞斯響應，指出自由主義並非徹底的虛無主義，因為自由主義只是在「善」（good）的領域相信虛無主義，而在「正當」（right）的領域則接受價值客觀主義。這是什麽意思呢？這表示自由主義刻意將人類的價值劃分為兩個範疇。「正當」領域關心的界定個人權利與義務的正義原則，以及關心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責任；「善」的領域則關心什麽才最能滿足壹個行動者的喜好和欲望，以及什麽才構成壹個幸福和有意義的人生等。具體點說，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如自由、權利、平等、寬容等屬於「正當」的領域，而人們的美善人生的觀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至各種喜好欲望，則屬於「善」的領域。不少人認為這種二分是自由主義壹個重要特點。71姑勿論這個區分是否合理，但它至少並不適用於穆勒，因為決定人們道德責任的傷害原則的理由，正正因為這是追求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善與正當，不僅不能分，而且密切相關。我相信其它自由主義也不會接受這樣的立場，因為它根本站不住腳。第壹，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本身便包含了壹組道德價值。它沒有理由說這組價值必然是道德知識，而那些被歸入私人領域的價值則是主觀相對的喜好而已。第二，即使我們同意這種區分，又如何能夠從這兩者性質的不同，推出自由原則的優先性？要論證自由的重要性，便必須指出它到底保障了我們什麽樣的根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如果這些利益本身只是任意主觀的喜好，自由原則亦不見得是社會最根本的正義原則。第三，設想甲是壹個虔誠的基督徒。如果他接受自由主義的先決條件，是要先承認其信仰本質上和虛無主義無異，那甲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要接受自由主義的原則的優先性。所以，這種將「公共領域＝價值客觀vs.私人領域＝價值虛無」的做法，難以成立。

　　但上述的批評，的確點出了個人自主的壹個重要問題，即我們無法保證壹個自主的人，必然會選擇過壹種好的或幸福的生活。個人自主似乎只是要求人們以某種方式去生活，即重視個人的理性選擇，但它卻無法進壹步限定這種生活的實質內涵。對於其它自由主義者來說，這不僅沒有不妥，甚至是壹項優點，因為它可以藉此包容眾多不同的人生觀。但這對穆勒來說，這卻是個難題，因為他是壹個效益主義者(utilitarian)，「視效益作為所有倫理問題的最後裁判。」72 什麽是效益原則呢？按穆勒的說法，那便是「行動的正當性，和它們可能產生的快樂成正比；行動的錯誤，和它們產生的痛苦或快樂的反面成正比。」73 因此，自由及個人自主最後的道德基礎，便是效益原則。但這兩者卻可能會發生沖突。倘若壹個人的選擇，並不能產生最大的快樂，那穆勒似乎沒有理由堅持個人自主的優先性。唯壹的解釋，是自主的選擇必然總是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似乎的確是穆勒的想法。例如他強調他所指的效益，是基於人作為壹個進步的存有（progressive being）的持久的利益來立論74，而「自由是進步的唯壹可靠而永久的源泉，因為壹有自由，那麽有多少的個體，便有多少個獨立的進步中心。」75 但穆勒在這裏顯然過於樂觀，因為自由原則和效益原則並不總是重叠的。效益主義最遭人批評的地方，正是在某些情況下，它會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點亦是羅爾斯在《正義論》對效益主義攻擊最力的壹點。

　　因此，穆勒雖然提供了不少原創性的論證支持寬容，亦清楚顯示出寬容和虛無主義無關，但他的效益主義立場，卻和他的自由原則存在很大的張力。現在的問題於是變成：自由主義是否可以不接受效益主義，又不用預設虛無主義，卻仍然能夠證成寬容及自由的重要性？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承繼康德的倫理學，對此提出了最有系統的論述。以下我將集中討論他的理論，並同時進壹步響應施特勞斯及甘陽對自由主義的批評。

　　羅爾斯的正義體系，包括兩條原則，第壹條是平等自由原則（principl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即「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利，在與所有人相同的自由體系兼容的情況下，擁有最廣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76 這裏的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結社言論自由、政治參與自由等。這些自由構成壹個自由的體系，而由於不同自由之間難免會發生沖突，所以沒有任何壹種自由是絕對的，而必須互相作出調整均衡。這條原則意味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基本自由，每個人便有權利追求自己的人生觀，國家不會鼓勵或壓制任何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它基本上承繼了洛克和穆勒的自由主義精神。

　　羅爾斯如何證成他的原則呢？他稱他的理論為康德式的道德建構主義(Kantian Constructivism)，基本特點是：「透過明確規定壹種特定的人的觀念，並視其為壹個合理的建構程序的元素，而最後得出的結果，則決定首要的正義原則的內容。」77 顧名思義，建構主義不是壹個道德實在論（moral realist）的立場，認為有先驗的或獨立的道德實體，等待我們去發現。相反，正義原則的證成，是我們透過實踐理性的運用而構造出來的。這個建構程序，便是羅爾斯所稱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而將所有個人數據排除出去的「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目的則是確保這個程序公平合理。具體點說，原初狀態是扮演中介者的角色，將人作為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觀念（a conception of moral person as free and equal）體現於契約之中，然後透過理性選擇，得出他的正義原則。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乃建基於某種特定的道德人的觀念上。所謂道德人，乃由人的兩種基本道德能力構成。它們是正義感的能力，及形構理想人生觀的能力。正義感的能力是指人們能夠了解、應用並依正義原則行事。它令我們能夠作出自主判斷，並自願尊重正義原則規定的合作條件。形構理想人生觀的能力是指壹種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目標的能力。這種能力令我們能理性安排自己的生活，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羅爾斯進壹步設定，在社會合作中，道德人有兩種相應的最高序的關懷（highest-order interests）去實踐這兩種能力。78 所謂平等，是指當人們最低限度擁有這兩種能力時，便彼此具有平等的權利去決定正義原則。所謂自由人，最少有三重意思。第壹，作為獨立自主的主體，人們能夠自發地對社會正義原則提出自己的的觀點和要求。第二，是指人們有能力對他們當下的欲望、目標以至最基本的信仰作出理性反省，並在必要時進行修改調整，甚至放棄的能力。第三，人能夠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原初狀態分為兩部份。第壹部份是對原初狀態的立約條件設下的種種限制，其目的是反映道德人的信念。例如透過無知之幕，將人們的社會背景及天賦能力等資料排除出去，便是反映人人平等的公平的理念，確保每個人有相同的議價能力。羅爾斯稱這些限制為「合理的」（reasonable）部份。第二部份則是在原初狀態中的立約者。他們被假定為理性自律的人（rational autonomy），即不受任何給定的原則的限制，可以自由的選擇對他最有利的原則。這部份被稱為「理性的」（rational）部份，而且它從屬於「合理的」部份，即表示個人利益的追求，必須受到道德原則的限制，這亦是羅爾斯所謂的「正當優先於善」的意思。

　　由此可見，若要了解羅爾斯的契約論，必須從整體看，而不要以為正義原則只是壹群自利者在自然狀態中進行議價妥協的結果。原初狀態本身是壹個道德設計，從壹開始便約束了正義原則的內容及範圍。 「這些約束表達了我們視之為社會合作的公平條款的限制。因此，觀察原初立場這個理念的壹種方式，是視其為壹個說明性的設計（expository device），統合這些條件的意義並協助我們引導出它們的後果」79。嚴格來說，公平式的正義的證成基礎不是在理性自利者的同意，而是在規定原初立場的合理的條件上。這些條件背後的理由，才是支持得出兩條原則的主要根據。「他們同意的基礎，已由對立約環境的描述及他們對基本物品的偏好所設定」80因此，羅爾斯稱由原初狀態推出兩條正義原則，仿如嚴格的演繹關系。「我們必須留意，這些原則的被接受，並不是壹種心理學定律或概率的猜測。理想而言，我希望顯示，接受它們是符合原初立場的全面描述的唯壹選擇」。81有了以上背景，在繼續討論下去之前，我們可以先評估壹下甘陽對羅爾斯的批評是否成立。甘陽認為，羅爾斯的假然性契約論面對壹個康德式的困難，即壹個自由人在原初狀態中為何必然會選擇道德。甘陽於是問：

　　何以見得這個徹底自由人壹定會選擇有法而不是無法？何以見得這個徹底自由的人壹定選擇把人當目的，卻不會偏偏把人當手段？何以見得這個被「無知之幕」搞得連自己是男是女都還不知道的自由人，壹定會選擇『正義原則』而不是偏偏選擇弱肉強食呢？82我認為，這個批評是由於對原初狀態的性質的誤解。第壹，立約者並不是有絕對的自由任意選擇，他們表面看來是理性自利的選擇，其實壹開始便已受到原初狀態各種道德條件的限制。而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便是希望找到最能實踐及表現他們這兩種道德能力的原則。第二，立約者之所以選擇有法而不是無法，因為這是他們進入原初狀態的目的，即希望找到壹個互利（reciprocity ）的公平的合作原則。第三，他們之所以視人為目的而非僅為手段，之所以不選擇弱肉強食，因為原初狀態的限制，令得立約者必須從壹公平無私（impartial）的角度去思考。羅爾斯因此說：「極端選擇（radical choice）的想法，即通常和尼采及存在主義相關的觀點，在公平式的正義中沒有位置。原初狀態的立約各方最為渴望得到的是基本有用物品（primary goods），而這種渴望，則是基於他們視發展和實踐他們的道德能力為最高序的利益。此外，立約各方的同意，亦受限於那些體現了合理條件的限制。」83　由此可見，甘陽似乎沒有看到原初狀態「合理的」部份，以為正義原則只是壹群理性自利者自由選擇的結果。實際情況卻是，羅爾斯整個理論從壹開始，便奠基於壹種對「道德人」的理解之上。84 因此，要批評羅爾斯，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質疑他對人的理解。

　　事實上，甘陽在書中也朝這方向提出了批評。例如他質疑羅爾斯的「自由人」，其實是將人變成「赤裸裸的孤立的個體」，將人置於「虛無」之中，然後試圖在虛無之中重建家園。甘陽並指出，「奠定自由的途徑因此絕不能像康德羅爾斯那樣先把人都提升到『絕對自由』的狀態，這等於把所有人都連根拔起，等於必須以『虛無主義』才能奠定政治社會，結果只可能是徹底動搖政治社會的根基。」85 這個批評十分嚴厲。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甘陽應該是指羅爾斯為了保證人們不受任何人生觀的限制而獲得絕對的自由，才透過無知之幕，將人們壹切歷史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性別的各種偶然性排除出去，最後只剩下「光禿禿的個人」。而這種對自由人的理解，不僅和我們的生活經驗不符，在道德上亦不可取，因為它壹旦將我們的人生觀打進私人領域，這個桑德爾（Sandel）所稱的「沒有任何承載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便變得十分空洞，只剩下選擇的能力。因此，甘陽才會說「這個『自由』正是『虛無主義』的問題。」86但這個批評對羅爾斯並不公平。首先，我們須留意，原初狀態中的人不是真實生活中的人。原初狀態只是壹個人為的設計，目的是反映對道德人的理解。「加諸於原初狀態立約各方的限制，以及他們之所以被如此理解，是要體現在壹個良序社會中對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理解。」87 羅爾斯完全同意，在真實生活中，人們有不同的身份，亦有不同的宗教價值信仰。他從來沒有要求我們放棄這些信仰，成為壹個光禿禿的個體。他的意思毋寧是，既然我們的目的是要建構壹套政治原則去規範社會合作，那我們便必須先有壹種對人及社會的特定看法。它是建構主義的材料（materials）。沒有它，我們根本無從設計出壹個合理的建構的程序。因此，羅爾斯要求我們暫時從我們種種特定的身份中抽離出來，只從「自由平等的道德人」這個觀點去考慮正義問題。

　　這種「抽象化」(abstraction)的工作，在政治哲學中不僅無害，而且是必要的。例如如果容許立約者知道自已的社會出身及天賦能力，我們便無法確保壹個公平的商議環境。抽象化只是要求我們采取壹種特定的視角，或將那些從道德的觀點看並不相幹的元素暫時「括號」（bracket）起來，而不是拒絕或放棄它們。88「抽象化」和「理想化」（idealization）不同，後者往往傾向將某些元素誇張擴大，從而扭曲事實。例如經濟學中將人假定為純粹的理性自利者，又或效益主義假定人總有足夠的利他動機服從效益原則，便常遭人批評為過度理想化。89那麽，羅爾斯的「自由人」是否過度理想化？原初狀態將和我們密切相關的人生觀從原初狀態中排除出去，是否預設了壹種懷疑主義，暗裏承認我們不可能對於這些問題有真正的知識？羅爾斯告訴我們，他這樣做，最少有兩重考慮。第壹是和合理的多元主義有關。立約者知道真實世界是壹個價值多元的世界，每個人持有不同的宗教觀世界觀。他們亦了解到，除非使用暴力，否則人們不可能會共同信奉某種整全性的人生觀(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the good)。因此，社會合作的基礎不可能建基於任何形式的人生觀上，因為它不可能得到自由平等的參與者的同意。90 第二重考慮則和羅爾斯對自由人的理解密切相關。如前所述，人之所以自由，最具體的表現，是人具有理性自主的能力，能夠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及價值信仰作出獨立的反省，並在有必要時修改或改變自己的世界觀。立約者因此認識到，正義原則最重要的不是保障某種特定的人生觀，而是確保壹個實踐個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的條件。91 人對個人自主的重視，優先於任何特定的人生觀。基於這兩種理由，立約者遂將我們的人生觀排除出去。

　　羅爾斯的論證相當復雜，但其核心理念卻相當清晰：我們視自己為自由人，並極度重視這個身分，因此我們有最高序的欲望，選擇最能發展及實踐我們的自主能力的原則。但我們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因為我們同時接受平等原則的規範。我們的選擇，必須得到其它人的同意。因此，最好的選擇，是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自由和平等在這裏，並非對立的關系，而是屬於兩個不同層次。「自由人」界定了我們的目標，「人人平等」則限定了自由人之間的關系。個人對自由的追求，必須尊重平等原則設下的限制。就此而言，平等優先於自由。既然平等和自由是羅爾斯理論的基石，虛無主義又從何談起？

　　但我們為何要如此重視個人自主？這顯然不是自明的事實。在現實生活中，不是每個人都視發展個人自主為自己的目標。對很多宗教徒來說，毫無保留的相信，也許遠較事事反省來得重要。為響應這個批評，後期的羅爾斯作出了壹個「政治自由主義」的轉向。他強調他的「人觀」只是壹個「政治人的觀念」（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the person），源於民主社會的公共文化，只適用於政治領域。而在非政治領域(non-political sphere)，人們則可持有其它不同的對人的理解。但這個響應難以令人滿意。問題倒不在於壹個人不可以同時相信不同的「人觀」，而在於按羅爾斯的說法，正義原則打我們壹出生開始，便已深刻地影響我們生活的每壹部份。正義原則亦享有絕對的優先性。因此，它預設的「人觀」，便很難在內容上如此單薄，在適用範圍上如此狹窄。例如當兩種「人觀」發生沖突時，羅爾斯便必須論證，人們為何必須要給自由主義的「政治人」優先性。至於羅爾斯辯稱這種對人的理解，來自民主社會的公共文化，亦有問題。困難不僅在於在多元社會中，不同信仰的人，對人的性質及關懷有極為不同的理解。即使這問題解決了，羅爾斯依然需要告訴我們，為什麽他心目中的「平等的自由人」，在道德上是值得追求的。因此，要證成自由主義，便必須具體指出個人自主對我們生命的重要性。只有這樣，自由主義才能得到人們由衷的支持。我以下將提出兩個這樣的論證。

　　第壹個論證主張，個人自主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條件。壹個人活得不自主，很難稱得上在過壹種幸福的生活。為什麽呢？這牽涉到自由主義對人生的理解。我們只能活壹次，而生命完全屬於我們自己。因此，我們在乎自己活得怎樣。我們希望活得精彩，過得豐盛。而人作為有自我意識及目的性的動物，我們的行動並不只是由本能推動。當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後，人自然有更多更高的追求。我們在不同領域追求卓越；我們透過生產和創造，展現人的原創性；我們關心靈魂的完善和救贖；我們盼望得到別人的認同和尊重；我們重視各種的人際關系。如此如此。這些東西，是構成壹個美好人生的重要元素。但這些元素在每個人生命中的比重及重要性，卻各有不同。之所以不同，因為我們有不同的整全性的人生觀（comprehensive conception of the good）。所謂人生觀，是指壹種指導我們看人生看世界的方式。它告訴我們怎樣的壹種生活才有價值，什麽是理想的人格及人際關系，人和自然及世界的關系等等。92它提供壹個參照系，指導我們的思考和行動，並令得我們的生命具有相當程度的統壹（unity）。93 因此，我們可以說，幸福人生的壹個必要條件，是我們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觀。94但這是否表示只要我們能夠實踐當下的人生觀，人便得到幸福？不然。因為人有犯錯的可能。95 犯錯可以由於不同原因。例如掌握錯誤的信息，錯誤估計自己的能力，受到他人的誤導等。我們不僅在手段上可能犯錯，在目標上也可能犯錯。很多人或會有這樣的經驗，即在某段時間曾堅信不疑的信仰，又或矢誌不移追求的事業，他日看來卻是毫無價值。這可能是由於自已對問題的看法改變了，也可能是那些信仰本身便是錯的。因此，我們應該發展我們的反省能力，能夠站得遠站得後壹些，對壹己既有的價值信念作出批判性的檢討評估。我們不必視自己的幸福，必然系於某壹特定的人生觀。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過的生命」，無疑體現這種精神。但這不是價值虛無主義。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深信生活有好壞高低之分，深信我們有犯錯的可能，我們才會重視反省，並力求活得更好。否則，反省便會毫無意義。

　　有人或會馬上質疑，既然我們的信仰有可能犯錯，那是否表示其它可能知道正確答案的人，可以用各種方式強迫我們選擇正確的答案？不可以。因為自由主義會加多壹個條件，即幸福的生活，必須在理智清醒的情況下，得到當事人真心真意的認可（endorse）。96 別人可以提醒我們勸導我們，但不可以強迫我們。「沒有人的生命，會因為那些不被個人認可的外加的價值而變得更好。」97 這是自由主義傳統中很深的壹個信念。從之前的討論我們已見到，洛克及穆勒的思想中都有這種想法。例如洛克認為，真正的宗教信仰，必須得到人們內心真正的認同；穆勒亦認為，壹個人自己選擇的生活模式是最好的，不是因為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屬於自己的模式。

　　個人內在的認可，為什麽對幸福的人生這麽重要？壹個較直接的解釋，是認為生命屬於每個獨立的個體。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才最清楚及最關心自己的生存境況，也只有個人才對自己的生活負責。98 如果某種價值得不到壹個人真心真意的認同，而是強加其上，那麽即使從第三者的觀點來看，它是多麽的理想，當事人的生活質素也不會因此而提高，他亦很難有足夠的動機去實現這些價值。因此，壹種價值是否對某個個體產生影響，需要壹個內化（internalize）的過程，並令理性的個體自願地接受。

　　有人或會再次提出質疑:：自由主義的這種看法，豈不便等於承認了價值是完全賴於個人的主觀選擇？如果某種生活方式或活動，可以對不同人有不同的意義和重要性，豈不正好說明了它們本身根本沒有客觀性可言？自由主義之所以重視選擇自由和個人自主，豈不是骨子裏還是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

　　我認為這是壹個誤解。要澄清這個誤解，我們須認識到，「壹種活動需要得到我的認同接受，才變得對我有意義」和「壹種活動本身可以獨立於我的選擇而對人有價值」兩者是可以並行不悖而同時成立的。關鍵之處，在於這是從兩種不同角度看價值。以彈鋼琴為例。在今天，我們普遍認同彈琴是壹種有價值的活動。這種認同，體現在我們的音樂傳統，各種各樣的音樂會、教育、政府的藝術政策等方面。我們因此可以說，彈琴的價值已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並已深植於人們的審美意識之中。換言之，它的價值並不賴於個別人當下的主觀喜好。盡管如此，彈琴是否對「我」的生命有意義，卻需要得到我的認同和接受。我可以壹方面認識到彈琴的價值，另壹方面卻選擇從事其它活動。原因可以有很多。例如我沒有這方面的天份，我對其他活動有更大的興趣等等。壹旦接受這種區分，我們便會發覺重視個人自主和肯定價值的客觀性，兩者沒有沖突。當然，我們可以進壹步追問，彈琴的價值源於何處。這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例如它可以有效的表達人類的情感，又或者音樂令我們身心愉悅等。我這裏只是要指出，個人自主的重要性並不需要預設價值虛無主義。

　　批評者或會退壹步，指出當「我」選擇彈琴時，這個選擇本身至少是任意及主觀的。這是另壹個誤解。不錯，壹個理性的人在選擇其行動時，他必然是由理由（reasons）推動。99這些理由可能源於他當下的某些欲望，也可能源於他的人生觀，甚至源於他對道德原則的尊重。壹方面，我們要求這些理由必須合乎工具理性，即在壹個給定的目標下，這些理由是否能最有效實現這些目標；另壹方面，我們也可以追問這些目標本身是否合理，尤其是當選擇者的決定遭到他人質疑時，當事人通常會提出進壹步的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決定。這些理由，原則上必須是與選擇者進行對話的人能夠理解及可以接受的。100 換言之，這些理由至少是交互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而不是完全主觀的。101 因此，我們的很多選擇，必須放在壹個廣闊的意義的世界中才可得到充份的解釋和證成。這個意義的世界，包括我們的傳統、文化、制度和壹些被社會廣泛接受的價值判斷和道德實踐。就此而言，「選擇」本身絕非令得某種活動有價值的必要或充份條件。選擇之所以重要，只在於它令得這些活動和我們的生命聯結起來，彰顯我們是獨立自主的理性主體，並令得我們有動力去實現這些活動的價值。因此，重視個人自主和價值虛無主義沒有任何關聯。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則追求壹個美好的人生，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壹，我們必須根據自己認同的人生目標引導自己的生活；二，我們必須有自由對自己當下的信念進行理性的審察批判。因此，國家需要提供壹系列的基本自由（信仰及思想自由、人身自由、言論及結社自由）以及其它物質資源，幫助每個公民實踐他們的個人自主。102這部份地解釋了羅爾斯的「自由人」為什麽會選擇平等的基本自由為社會正義的首要原則。

社會自由主義概論 社會自由主義的意義

作者 周保松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每套政治理論，背後必然預設了某種對人和社會的根本看法。我認為，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構想社會為自由與平等的公民之間的壹個公平合作體系，並要求奠定社會基本結構的政治原則，必須得到公民的合理接受。我以下將簡單闡釋這個理念的不同部份。

　　壹，自由主義最根本的信念，是視人為自由人。所謂自由人，指能作理性思考和價值判斷，並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這樣的個體，能夠主動籌謀自己的人生計劃，可以對當下所持的信念信仰作出理性的檢討和反思，同時有能力作出道德思考，並願意服從道德原則加諸自身的要求。自由人是壹個獨立自主和理性的道德主體。自由主義認為，人可以有不同身份，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先承認和肯定人有反思和選擇的能力。如果人欠缺這種能力，便和壹般動物無異，更無法有效地參與社會合作。這樣的個體，是構成社會合作的基本單位，也是道德和政治思考的起點。什麽樣的社會制度，最能體現人作為自由人的特質和保證個體的自主能力得到充分發展，是自由主義最關心的問題。

　　二，自由主義堅持人人平等。所謂平等，是指在決定社會的基本合作原則時，每個人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每個人的權益和觀點，應該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而不應僅僅由於種族、性別、階級以至天資稟賦等差異而受到忽略和歧視。就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這壹身份而言，每個人是平等的，並具有相同價值，沒有人有正當的理由強加壹己意誌於他人身上。自由主義並非看不到先天和後天因素造成的種種不平等，但它堅持在證成社會的根本原則時，從道德的觀點看，這些不平等是不相幹的。但我們須留意，這種對道德平等的堅持，並不意味著在資源分配上必須采取壹種平均分配的立場。它涵蘊的毋寧是這樣的壹種要求：在決定社會利益分配和個人應享什麽權利和義務等問題上，任何的不平等安排，均必須提出足夠理由，並得到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接受。 換言之，道德平等是社會合作的前提，當且僅當從每個平等的自由人的觀點看，某種分配不平等是道德上可接受的，它才具有正當性。

　　我認為，在自由主義的構想中，自由和平等有兩個層次。第壹個層次可稱為道德層次。在這個層次，“自由”界定了人的道德身份，“平等”界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第二個層次可稱為政治層次，即道德層次中對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推導出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人們將享有什麽實質自由，以及社會分配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道德平等的理想。就此而言，道德層次優先於政治層次，而兩個層次的關系，則需要實質論證加以聯結，因為即使人們同意第壹層次的道德理想，對於如何在第二層次實現此理想，卻可以有不同觀點。但有壹點是毫無疑問的，即自由和平等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主義追求的，是我所稱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即在自由人共同建立的政治社群中致力實踐平等的理想，而不是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只是將右派重視的自由和左派重視的平等，作和稀泥式的拼湊妥協。

　　三，自由主義理解社會為壹公平的互惠的合作體系。這樣的合作有以下特點。首先，公民們不是在參與壹場零和遊戲（即某壹方之所得必為另壹方之所失），視他人為有限資源的競爭者，並想盡辦法擊倒對方，為壹己謀取最大利益。相反，它是壹場互惠的遊戲，參與者透過分工合作，創造更多財富，然後透過合理分配令所有人能夠享受到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好處，而不是犧牲壹部份人的利益來滿足他人的欲望。

　　但怎樣的互惠原則才是最合理的呢？自由主義認為，它必須體現公平的精神。但公平的標準是什麽？這牽涉到相當復雜的有關社會正義的討論。但我們不難見到，自由主義對公平的理解，和自由及平等的理念緊密相扣。以羅爾斯為例，他認為壹個公平的正義原則，必須得到自由平等的社會合作者的合理同意。為達到此目標，他提出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構想，確保壹個公平的立約環境，繼而希望最後得出的原則也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基礎，則是羅爾斯所稱的所有合作者皆是平等的自由人的觀念，例如每個人的所得不應受到天資稟賦和社會地位的差異的影響，每個人需對自己選擇的人生計劃負責等。

　　四，最後，自由主義相信，政治原則的基礎，必須訴諸於人人均可理解的理由，並以理性論證的方式公開表達出來，同時容許他人對這些論證作出理性評估。換言之，在政治秩序的根源、強制性權力的正當使用、財富的公正分配、公民應享的權利和義務等根本問題上，自由主義並不接受任何超越的或神秘的解釋，更不接受柏拉圖所稱的“高貴的謊言”，而堅持憑著人類共享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良知，能夠找到真的或正當的答案。 以理服人，是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想深壹層，我們將發覺以理服人和視人為自由平等的公民，其實有相當緊密的聯系，因為它假定獨立自主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願意服膺較為合理的論證。自由主義堅持解決政治生活中各種爭議的正當方式，是透過理性辯論和公平程序，而非暴力壓制。

　　或許有人會問，在壹個價值多元的年代，理性的自由運用，會否導致更大的社會沖突，甚至社會解體？會否導致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啟蒙運動給予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相信單憑它便能發現真理和建立客觀普遍的道德原則。但當現代人活在壹個諸神解魅，上帝已死，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時，倫理和意義世界的客觀基礎便搖搖欲墜，理性往往只能判斷實現某壹目標的手段的合理性，卻難以判定目標本身是否合理。當彼此的目標截然不同時，理性只能沈默。壹個人的終極價值，只能是個人的主觀選擇。這是尼采、韋伯、史特勞斯等對現代社會的最大憂慮。

　　面對這個挑戰，自由主義內部有不同的響應。例如晚期羅爾斯便不再堅持啟蒙運動的理性觀，改為提倡“政治自由主義”，將自由主義的應用嚴格限定在政治領域，並主張政治原則的價值源頭只能來自民主社會的公共文化，而非任何特定的整全性的理想人生觀。羅爾斯認為惟有如此，自由主義才能在壹個多元社會中成為持不同信仰的公民的“交叠共識”。羅爾斯的觀點是否成立，此處不論，但我們卻需留意，後期羅爾斯並沒有放棄理性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他仍然假定每個公民均有相近的思考和判斷能力，能夠憑理性去建構自己的理想人生，以及願意在公共領域中以講道理的方式，提出大家共享的理由來就根本的政治問題進行理性辯論，努力謀求共識。他認為政治權力的正當使用，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即它的根本原則，必須在人類共同的理性（common human reason）基礎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全體公民合理的接受。 所以，雖然羅爾斯承認理性的自由運用會導致多元主義，但他同時相信憑著理性的力量，自由主義仍然足以建立壹個公正穩定的良序社會。我們亦見到，無論政治自由主義多麽單薄，依然必須預設某種對人和社會的理解，必須最低度地假定某些公民共享的價值，並以此為基礎建構它的政治理想。

　　上述討論的四方面，勾勒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至於這些理念會推導出什麽樣的制度安排，則是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第二層次的工作。我以下將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方面探討，但礙於篇幅，詳細論證只能從略。

　　政治方面，為了確保每個自由人能夠充份實現自己的能力，自由主義會主張公民享有壹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並視這些自由為人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人身安全和擁有個人財產的自由等，也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以至廣泛地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自由等。這些個人權利會被寫進憲法，並賦予最高地位，從而保證個人自由的優先性。自由主義亦贊成民主制，因為它是較好地體現和保障自由平等的制度。

　　經濟方面，自由主義不會接受社會財富分配完全由市場資本主義決定，因為這樣會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令到很多低下階層的公民難以真正實踐他們的自由。這樣的社會，還會帶來很多不好的後果，例如使得很多貧窮家庭的孩子失去教育的機會，機會平等徒具形式；阻礙窮人參與政治，富人卻可以透過政治捐款、控制大眾傳媒或其它的方式，擁有更大的影響公共政策的權力，違反政治平等的精神；導致階級對立，低下階層的人活得沒有自尊自信，並令社會充滿妒忌怨恨。總而言之，不受任何約制的市場競爭，會嚴重損害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理想。

　　但自由主義也不會接受壹刀切的結果平等的分配方式，因為這樣做亦不公平。壹，平均分配忽略了每個人的不同需要。例如身體殘障或身患重病的人，便應該得到更多的照顧。二，平均分配忽略了每個人需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設想甲乙兩人背景相若，在起點時獲分配相同財富，甲選擇天天花錢打高爾夫球，乙選擇努力工作。壹段時間後，甲變得潦倒，乙卻累積了相當財富。在此情況下，要求平均分配並不合理，因為這等於要用乙的財產去補貼甲的奢侈生活。作為自由人，甲有必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最後，平均分配也會導致壹個常見問題，即難以鼓勵人們努力工作以及作出技術創新，最後反而可能令整體生產力下降，對所有人都沒好處。

　　排除上述兩種可能後，自由主義的目標應是這樣：財富分配壹方面要充分實現“平等的自由人”的理想，同時給予個人選擇和經濟誘因（economic incentive）壹定空間。如何平衡取舍，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其中壹個較多人接受的方案，是在奉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透過累進稅和其它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拉近貧富差距，並提供各種福利，確保每個公民在醫療、教育、房屋和失業援助等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自由主義並不接受“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市場邏輯，亦反對絕對的私有產權制。壹個真正公平的互惠的社會合作，要求更平等的社會再分配，尤其對弱勢者有更大的關懷照顧。

　　文化方面，自由主義認為在尊重他人同樣的自由和權利的前提下，政府應該尊重人們不同的生活選擇，不應強迫人們接受某種特定的宗教信仰或理想人生觀。這並非因為自由主義接受了價值主觀主義，因而無法判斷不同生活方式的好壞優劣，而是認為這樣做，才最能尊重每個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人這壹重要身份。在自由主義的構想中，壹個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和條件發展自己的個性，並在壹個健康多元的環境中，追求實踐美善的生活。但文化市場壹如資本市場，如果不加任何約束，經過重重競爭，很容易會出現文化壟斷的情況，導致很多有價值的活動慢慢消失，文化生活日趨單元，反為阻礙人們自主選擇的空間。因此，如何提供壹個良好的文化環境，令不同的文化實踐得以有機會生存發展，是自由主義壹個很大挑戰。

　　基於上述討論，現在讓我響應壹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

　　壹，那些批評自由主義不重視社會正義，不重視平等的說法並不合理。事實上，自羅爾斯的《正義論》壹九七壹年出版以來，左翼自由主義已累積了大量有關平等和社會正義的討論。羅爾斯對平等的看法，甚至較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平等觀更為激進。最明顯的例子，是他認為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應該受到人們的自然天賦能力影響。 如果不將左翼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出理論區分，誤以為兩者皆毫無保留地接受市場資本主義和絕對私有產權，並反對財富再分配和社會福利，那是最大的理論誤解。 即使在放任自由主義內部，也有很豐富的有關社會正義的討論，並有左翼和右翼之分。

　　二，有人批評自由主義預設了價值主觀主義，又或導致虛無主義，也難以成立。壹如前述，自由主義是壹套完整的政治道德理論，對自由平等有很深的道德承擔，對人和理性有特定的理解，並視民主、憲政、寬容、人權等為普世性價值，更相信憑人的共同理性能力能夠建立壹個公正理想的社會，因此不可能是壹套“主觀”和“虛無”的政治倫理。

　　三，另壹種批評則認為自由主義強調國家中立（neutrality），不可能提供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因此不值得追求。無疑，自由主義的確不會像儒家或基督教那樣，提供壹套完整及涵蓋人生所有領域的價值和信仰體系。這和自由主義對人的看法有關。自由主義既然認為人有足夠的理性能力對價值問題進行自由探索，則它必然接受在什麽是美好人生這壹問題上，容許有不同答案，並尊重人們的自由選擇。 因此，自由主義最關心的，是建立壹個正義的制度，包括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合理分配社會資源，使公民能自主地選擇自己認為值得過的生活。羅爾斯所談的“正當優先於善”，主要是說每個公民的價值追求都不能逾越正義原則定下的基本規範，而正義原則的基礎，則奠基於自由平等的公平合作這壹理想。 但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不重視善。恰恰相反，正因為自由主義堅信每個人都有壹己對生命獨特的理解和追求，而這些追求對每壹個體皆無比重要，所以才反對國家像家長壹樣，事事規管控制人的選擇。而尊重人的選擇，亦不表示所有選擇有同樣價值，自由主義只是認為無論多麽有價值的生活，也要得到人們自主的肯定認同，對當事人才有意義。

　　想深壹層，我們更發現自由主義對人絕非毫無要求。它並不只是要求公民被動地服從法律，而是期望他們能真心誠意地認同它的價值，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些價值。自由主義期望公民擁有某些德性，成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包括對自由平等有堅定的信念，對異於壹己的信念有基本的寬容和尊重，對正義有恒久的追求，並能夠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過壹種獨立自主而又有個性的美善生活。雖然自由主義不主張用家長制的方式強行灌輸這些德性，但卻容許甚至鼓勵透過制度、教育和公共討論，肯定和培養這些公民德性。就此而言，自由主義並非像它表面所看的那麽中立和單薄，而做壹個自由主義者，不見得較做壹個保守主義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來得容易。自由主義包容多元，但在多元的底層，是對自由平等的牢牢堅持，這些堅持構成公民的共同信念，並成為團結社會的厚實基礎。

　　由洛克、魯索、康德和穆勒以降，自由主義建立了深厚的思想傳統，並在理論和實踐上為自由民主政治提供強大的支持。無可否認，自由主義的出現和興起，是響應現代性的挑戰，並力求在現代處境中建立壹個“務實的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 中國在過去百年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自由主義壹直舉步惟艱，難以紮根。去到今天，據說自由主義不僅失去它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正當性，甚至成了保守反動落後的代名詞。值得思考的是：在社會制度的基本安排，個人應享的權利和義務，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等根本問題上，非自由主義理論提出了怎樣壹幅既可取亦可行的藍圖？而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對民主法治和自由平等的追求，對公平的社會合作的向往，如果不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那該是什麽？只有持不同立場的人對這些共同問題作出認真思考，提出具體論證，並進行嚴謹的哲學辯論，我們才有可能對自由主義有更深的認識。

　　穩定性問題，在羅爾斯前後期理論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亦是他的政治自由主義轉向的主要原因。但這卻遭到評論者嚴厲的批評，認為羅爾斯將壹個與道德證成無關的現實問題引入他的理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導致嚴重的道德妥協，甚至犯了最基本的概念錯誤。我指出，引致這種批評的原因，是因為羅爾斯沒有將道德穩定性（關心正義感的優先性）和社會穩定性（關心社會秩序和延續性）作出清楚區分，並使人誤以為前者只是後者的手段。我因此提出壹種新的詮釋，主張道德穩定性必須獨立於社會穩定性，並有其內在於道德證成的重要性，而答案則在道德穩定性所要求的“正義感的優先性”。這種新的詮釋，不僅能有效回應許多對穩定性的批評，亦提供壹個更合理更壹致的新向度去理解政治自由主義。

　　穩定性（stabi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是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兩個核心問題，並且關系密切。羅爾斯認為，壹個欠缺穩定性的正義原則，必然沒有正當性。換言之，穩定性是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在《正義論》中，穩定性是原初狀態中的立約者選擇自由主義原則的壹個主要理由，書中第三部分也集中處理這個問題。{1}而在後期的《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更直指：“穩定性問題在政治哲學中，至關重要。因此，對此問題的論證如果出現任何矛盾，均需要對整個理論作出基本修正。”{2}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羅爾斯在晚年作出了著名的哲學轉向，提出政治自由主義的構想。對於這個轉變，他這樣解釋：

　　誠然，這些演講的目標和內容，與《正義論》相比，起了重大變化。正如我所指出，兩者確有重要差異。但要理解這些差異的性質和程度，必須視之為源於力圖解決壹個內在於公平式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中的嚴重問題，即《正義論》中第三部分關於穩定性的說明，與全書的整體觀點並不壹致。我相信，所有的差異，都是為了消除這種不壹致（inconsistency）的結果。若不然，這些演講的結構與內容，實質上將與《正義論》完全壹樣。{3}

　　羅爾斯認為，《正義論》第三部分有關良序社會的穩定性論證，其實假定了所有公民均會接受壹個康德式的自由主義整全哲學觀。{4}而他後來發覺，這個假設與事實不符，因為在現代民主社會，公民享有廣泛的基本自由，包括信仰和思想自由，因而必會導致合理的多元社會的出現。除非國家使用強力壓制，否則公民很難壹致接受壹套整全性的哲學、宗教和道德學說作為規範社會合作的基礎。既然得不到公民的普遍認同，這樣的正義原則也是不穩定的。為了彌補這個漏洞，羅爾斯對他的理論作出重構，放棄康德式的自由主義理論，改為倡議政治自由主義，希望訴諸民主社會共享的政治文化，建構壹個自立的政治的正義觀念（a freestanding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並成為不同的整全性學說的交叠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羅爾斯認為，只有實現交叠共識，正義原則才能達到基於正當理由的穩定性（stability for the right reason）；{5}只有滿足穩定性的要求，正義原則才具有正當性。{6}

　　但到底什麽是穩定性問題？它為何如此重要？要了解羅爾斯的哲學轉向，以及他的政治自由主義，這是至為關鍵的問題。這也是本文要做的主要工作。事實上，穩定性並非新的問題。早在《正義論》中，羅爾斯已花了三分之壹篇幅去處理這個問題。{7}有趣的是，在過去三十多年浩如煙海的研究羅爾斯的文獻中，穩定性問題幾乎被完全忽略了。{8}而在《政治自由主義》出版後，更遭到評論者嚴厲的批評，認為羅爾斯將壹個與道德證成無關的現實問題引入他的理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導致嚴重的道德妥協，甚至犯了最基本的概念錯誤。{9}

　　我在本文將指出，引致這種批評的原因，是因為羅爾斯沒有將道德穩定性（關心正義感的優先性）和社會穩定性（關心社會秩序和延續性）作出清楚區分，並使人誤以為前者只是後者的手段。我因此提出壹種新的詮釋，主張道德穩定性必須獨立於社會穩定性，並有其內在於道德證成的重要性，而答案則在道德穩定性所要求的“正義感的優先性”。這種新的詮釋，不僅能有效回應許多對穩定性的批評，亦能提供壹個更合理的理解政治自由主義的向度。

　　政治正當性關心的是這樣壹個問題：到底在滿足什麽條件下，國家能夠合理地行使強制性的政治權力，並要求公民服從其管治？{10}羅爾斯並不打算像洛克那樣，論證國家存在（相對應於無政府的自然狀態）的正當性。他的前提是我們已經活在憲制國家之中，並肯定國家有其存在的必要。他真正關心的，是要滿足什麽樣的道德條件，政府才具有正當地使用權力的權利。而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羅爾斯加了以下幾個條件：

　　1、在壹個憲制國家中，政治權力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集體擁有。{11}

　　2、每個公民均被視為自由和平等、合理（reasonable）和理性的（rational）道德主體，並且能夠運用公共理性進行有關政治原則的討論。{12}

　　3、合理的多元主義，是民主社會壹個恒久現象。每個公民都會相信不同的，甚至彼此沖突卻又同時是合理的整全性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

　　考慮以上因素後，政治權力要滿足什麽條件，才具有正當性呢？羅爾斯這樣回答：

　　政治權力的行使，只有這樣才完全恰當：即它所依據的憲法的核心內容，必須能被合理地預期得到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的接受——基於某些從人類的共同理性的觀點看可以接受的原則和理想。這便是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原則。{13}

　　壹個正當性的政體，在於它的政治及社會制度，能夠訴諸於所有公民——即每個公民——的理論和實踐理性，顯示其是能夠被證成的（justifiable）。再次重申：壹個社會世界的制度的證成理由（justification），原則上每個人都可以知道，因此活在其中的人，都覺得這些制度是能被證成的。壹個自由主義政體的正當性，賴於這種證成。{14}

　　由這兩段引文，我們可觀察到羅爾斯對正當性的獨特看法。首先，羅爾斯並不接受韋伯的“信念理論”（Belief in Legitimacy）。根據韋伯的說法，當被統治者相信某種權力關系是正當的時候，該種統治（domination）便是正當的。{15}至於從道德的觀點看，這種信念是否能夠被合理地證成，則非要點所在。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不是作任何價值判斷，而是客觀地報告和解釋人們對政治權威的信念和態度（attitude）。{16}羅爾斯關心的，卻是政治哲學中的規範性問題，其重點不是人們當下相信什麽，而是這些信念本身，是否有充份的道德理據支持。道德的可證成性（moral justifiability）決定政治秩序的正當性。換句話說，當壹組根本的政治原則能夠被充分證明為合理的時候，它便同時具有正當性。{17}

　　其次，對於道德證成的基礎，羅爾斯接受了康德式的契約論進路，即規範社會基本的正義原則，必須被理解為（或合理地想象為）能夠得到每個公民的同意。{18}但這種契約，並不是霍布士式的（Hobbesian）基於個人利益的討價還價，因為參與契約的人，並不是只有自利動機，只關心如何在合作中極大化自己的利益，而是具有正義感，並視彼此為自由平等，願意提出及服從道德論證的公民。這種契約，也不是洛克式的（Lockean）實際同意（express consent），將政治正當性系於每個個體真實的意誌的表達之上。{19}相反，它是壹個假設性的契約，目的是要顯示在壹個特定的立約環境中，立約者能夠有足夠理由去接受某種政治原則。{20}嚴格來說，契約的約束力，不在於我們的真實的意誌，而在於該理論對立約環境的描述以及提出的實質理由，是否能夠說服我們，並促使我們接受最後的結論。{21}

　　第三，既然正當性並非來自真實的契約，羅爾斯自然不能說公民的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出於他們的同意。按照傳統的看法，當政府具有正當性時，它便享有政治權威，能夠有合理的權力去制定和執行法律。而此即意味著公民有相應的法律和道德責任，去服從政府指令及法律的要求──無論公民是否同意這些指令和要求的實質內容。{22}因此，正當性和政治義務之間，有壹種邏輯上的相關性（logical correlation），是壹個銀幣的兩面。值得留意的是，羅爾斯並不強調這種相關性，甚至完全沒有提及政治義務。他認為契約論可以同時作為證成正當性及政治義務的工具，但兩者在概念上並不互相涵蘊。{23}西門斯（Simmons）便認為，羅爾斯其實接受了壹種“較弱的正當性觀點”（weaker notion of legitimacy），即將正當性單純理解為政府擁有壹種“自由權”（liberty right）或“證成權”（justification right），並在道德上被容許行使強制性的權力管治國家，但這種權利並不涵蘊公民有任何服從的義務。{24}

　　羅爾斯對此可以有兩種回應。第壹，他可以同意西門斯的詮釋，然後提出其它支持政治義務的道德論證。第二，他也可以反駁西門斯，指出公民的實際同意並不是支持正當性的唯壹理由。而他提出的自由主義正當性原則，同樣能證成政治義務：當自由平等的公民有充足的理由接受政治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從而令政府有正當的管治權威時，也便意味著他們願意接受相應的政治義務。在《正義論》中，羅爾斯訴諸“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fairness）來論證公民的政治義務，采取的似乎是第壹種論證策略。

　　最後，羅爾斯的正當性原則，體現了啟蒙運動以來，自由主義壹個重要精神：政治秩序的正當性，不是源於任何外在的權威、傳統、對宇宙的敬畏，又或神秘的宗教之上，而是人類理性建構出來的產物。規範人們生活的根本政治原則，必須得到生活在其中的自由平等理性的公民的接受。任何的權力關系，均必須在壹種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提出相關的理由，並得到參與者的合理同意。{25}羅爾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在壹個存在著深刻分歧，每個人有著不同世界觀的多元社會，到底什麽樣的正義原則，能夠滿足正當性的要求？

　　這壹節我將討論羅爾斯對穩定性的理解。什麽是穩定性呢？按照羅爾斯的定義，在某個正義觀（a conception of justice）規範下的良序社會中，當理性公民能夠普遍地培養出強烈而有效的正義感（a sense of justice）去服從正義原則的要求，並給予正義優先性時，則這個正義觀是穩定的。{26}如羅爾斯所言：

　　如果壹個正義觀傾向產生的正義感，較另壹個正義觀更強，更有可能壓倒（override）那些破壞性傾向，並且它所建立的制度，能使不義的沖動和誘惑變得較弱，那麽它便有更大的穩定性。壹個正義觀的穩定性依賴於各種動機之間的平衡（a balance of motives）：它培育的正義感，以及它鼓勵的目標，必須在正常情況下能夠壓倒非正義傾向。{27}

　　由此可見，穩定性有賴兩個條件：第壹，確保穩定性的力量，必須源於人們的道德動機，即正義感，而不是任何外在的法律制裁或武力威脅。“正義感是壹種運用及按照正義原則──即從正義的觀點——去行動的有效欲望（effective desire）。”{28}人們能否培養出有效的正義感，需要某種對人性及道德心理學的理解。羅爾斯在《正義論》第八章，便花了相當篇幅去論證在壹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會由小時候開始，經歷三個不同的道德發展階段，最後培養出有效的正義感。{29}值得留意的是，正義感的強弱，並不是完全獨立於特定的正義原則的自然心理現象。相反，壹個正義原則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對活在其制度下的公民的要求，會直接影響人們的道德動機。{30}例如在壹個效益主義社會中，為了極大化社會的整體效益，政府有可能會要求人們犧牲個人的自由權利和最重要的人生計劃。在這種情形下，服從效益原則的正義感便很難發展出來。所以，正義感的強弱，和正義原則的內容分不開；思考穩定性問題，便是在思考道德原則的合理性。{31}芮格爾對此有個很好的說明：“動機並非獨立於政治和道德理論。道德論證會呈現壹些沒有它便不能被理解的道德動機的可能性。在政治理論中，這些可能性會透過制度表現出來。人們能夠服從這些制度，部分是因為這些制度的道德吸引力。”{32}

　　第二，在指導人們行動的動機系統（motivational system）中，正義感必須具有優先性，即當壹個理性的行動者（rational agent）的正義感和其它欲望或利益發生沖突時，前者有足夠的理由淩駕後者。讓我們稱此為“正義感的優先性”論旨（overridingness of the sense of justice）。羅爾斯承認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關懷，而正義感只是人的眾多動機的壹種，並不必然具有優先性，因此要確保正義觀的穩定性，便需進壹步證成正義感在人們的價值系統中的重要性。

　　至此，我們可以這樣定義穩定性問題：在滿足什麽條件下，壹套正義原則能夠提出足夠的理由，說服壹個擁有理性的人生計劃的公民，自願地給予正義感優先性是理性的做法呢？{33}當壹套正義原則能夠充份回答這個問題時，該原則便滿足了“道德穩定性”（moral stability）的要求。{34}這裏的理性，是指“手段—目的”理性，又或羅爾斯所稱的“慎思的理性”（deliberative rationality），即在壹個給定的目標下，當行動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考慮過所有可能性及相關事實，並做出最能實現該目標的決定時，該選擇便是最理性的。{35}我們現在應可清楚見到，穩定性問題要處理的，並不是經驗性的事實問題，而是壹個正義理論必須處理的理性證成的問題──證成為什麽服從正義原則的欲望，在每個人的理性人生計劃中應該具有如此重的道德份量。羅爾斯因此說：

　　穩定性明顯是道德觀念中壹個值得擁有的（desirable）特征。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在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中的人會選擇更加穩定的正義原則。壹個正義觀無論在其它方面多麽吸引，如果根據道德心理學的原則，它無法使人們產生按正義原則行動的必要欲望，它便有嚴重的缺陷（seriously defective）。{36}

　　我們因此可以說，穩定性屬於道德證成的壹部分，它的焦點是正義原則既是立約者在原初狀態中決定選擇何種正義原則的壹個重要考慮，亦是羅爾斯所稱的“良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的構成要素。{37}而壹個不穩定的正義觀，本身便有嚴重的理論缺陷。這正好說明為什麽當後期的羅爾斯發覺自己的穩定性論證出現問題時，要作出那樣根本的哲學轉向。盡管如此，後期羅爾斯對穩定性問題的理解本身並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強調它在其理論中的重要性。當被問到如果他的正義原則不能實現穩定性時該怎麽辦，他的答復是：“如果這樣，我們陳述的公平式的正義便陷入困境。我們必須對正義原則做出合適的改動（acceptable changes），看看能否有助實現穩定性。”{38}他甚至指出，穩定性根本便是公共證成的壹部分，而且和正當性緊密聯系在壹起。{39}

　　為什麽羅爾斯如此重視道德穩定呢？到底論證正義感的優先性，本身體現了某種對正義原則的可證成性（justifiability）的內在要求，還是為了確保社會有個穩定的秩序？絕大部分的評論者，均認為答案是後者，即道德穩定性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確保社會合作能夠持久地延續下去。而羅爾斯之所以重視正義感的優先性，是因為這樣較訴諸武力或法律制裁，能夠更有效地維持壹個秩序良好的社會。因此，穩定性問題的性質，是關心正義原則的可行性（feasibility），而不是可取性（desirability），即處理壹組已被獨立證成的政治原則，如何能夠有效地應用到社會基本結構，並使社會合作能有效地延續下去。讓我們稱這種穩定性為“社會穩定性”（social stability）。

　　道德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在概念上並不互相排斥，前者甚至往往支持後者。道理不難理解。如果壹個社會大部分的公民，均能培養出強烈的正義感，壹心壹意服從正義原則所規定的法律制度，那麽壹定大大有助於社會穩定。事實上，為了維持有效管治，很多政府會透過教育或政治宣傳，使公民相信現制度有很高的正當性，從而產生出某種服從制度的動機，這是最有效維持社會穩定的方法。服膺韋伯對正當性的定義的社會學者更會認為，壹個政府愈被大眾相信其管治有正當性，社會便愈穩定。{40}

　　換言之，如果我們根據羅爾斯的正當性原則，壹個能在公共領域內被充分證成的政治理想，同樣會產生促進社會穩定的效果。{41}但我們壹定要留意，在這種情況下，正當性是先於穩定性，而且證成正當性的理由，是獨立於社會穩定性的。我們是先在證成的層次肯定了正義原則的道德合理性，再在應用的層次考慮該原則在實踐時是否可行。兩者背後的理由並不壹樣。前者是從道德的觀點，論證正義原則實現了什麽樣的道德價值；後者則關註政治原則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安排時，會遇到什麽困難，以及當有外力沖擊時，制度本身是否有足夠能力維持系統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在概念上區分清楚這兩個層次後，我們便不能說壹旦某個原則在應用層次上出現不穩定，便必然反過來影響正義原則的合理性，並要求對原則作出相應調整，因為可以有很多非道德的（non-moral）因素，影響壹個原則的可行性，包括該社會的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種族和宗教因素，教育水平與傳統文化，以至公民普遍的心理質素等。{42}

　　羅爾斯本人並沒有將道德穩定和社會穩定區別開來，但我認為這是必要的。而壹旦作了這種區分，羅爾斯便需面對這樣壹個內在困難：如果道德穩定的終極目的是社會穩定，那麽穩定性問題無論如何重要，似乎也不應該是道德證成的壹部分，並直接影響正義原則的內容及其正當性。但正如我在第三節中指出，羅爾斯在前期或後期的文章中，均多次強調穩定性和道德證成及正當性密不可分，即壹個可被證成的正義理論，必須是穩定的。{43}很多批評者指出，壹旦將社會穩定性變成道德正當性的必要條件，則會大大削弱整個政治自由主義論證；更嚴重的是，這個觀點本身犯了最基本的範疇謬誤，壹開始便不成立。如果這兩個批評成立，政治自由主義便會面對致命的打擊，因為正是羅爾斯自己說穩定性是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而他的哲學轉向亦全由此而起。{44}我在下面將指出，如果將穩定性問題理解為社會穩定性，羅爾斯的確要面對上述批評。而唯壹的出路，是賦予道德穩定性獨立自足的地位，並解釋清楚它和道德證成之間的內在聯系。在此之先，讓我先花些筆墨，解釋為什麽大部分批評者會接受社會穩定性的詮釋。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引入“穩定性”此壹概念時，希望處理的似乎是兩種霍布士式（Hobbesian）的社會不穩定情況。第壹種情況是所謂“坐順風車”的問題（free-rider problem）。設想在大型社會合作中，有部分人是理性的自利主義者（rational egoists），他們唯壹的動機，是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因此，當有機可乘時，他們便會壹方面享受集體合作帶來的好處，另壹方面卻逃避自己應負的責任。以國防這個經濟學上所稱的公共財產（public good）為例。國家安全對每個公民都有利，每個人都理應有責任交稅維持軍隊，但坐順風車者卻不交稅，但享有同樣的好處。如果這種情況惡化下去，便會出現所謂“囚犯兩難”的情況，即從每個孤立的（isolated）自利者的觀點看，坐順風車是理性的選擇。但當所有人都作出類似選擇，社會合作卻難以順利進行，最後只會導致每個人的利益受損，出現集體不理性（collective irrationality）的情況。{45}

　　第二種情況，是所謂的“保證問題”（assurance problem）。在社會合作中，即使每個成員都不是自利主義者，並且願意服從正義原則的要求，力盡自己的義務，但他們這樣做的壹個重要前提，是必須保證其它合作者也會作出同樣的行動，尊重及遵守大家定下的協議。如果合作者彼此缺乏信任，又缺乏任何的保證機制，則最後也會導致合作崩潰。{46}

　　這兩種不穩定的情況，是所有社會合作都要面對的問題。而霍布士在《利維坦》中，就此作了深入討論，並認為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要離開自然狀態，成立政府，建立清晰的法律制度，同時要有強而有力的公共刑罰制度確保規則受到嚴格遵守。{47}霍布士甚至認為，只有賦予主權者最高的絕對權力，才能徹底解決社會不穩定的問題。{48}

　　羅爾斯基本上同意霍布士對這兩種社會不穩定的分析，但卻認為他提出的道德穩定性，能夠更有效地解決問題，因為當合作者均有強烈的正義感時，自然不會是坐順風車的自利者，只會做損人利己的行動；與此同時，當每個合作者見到其它人都普遍地具有正義感，並同時服從正義的要求時，亦不覺得需要透過違反正義原則來保障自己的正當利益，“保證問題”遂得到解決。{49}

　　羅爾斯的論證是否成功，我們暫且不論，但我們可觀察到兩點。第壹，這兩種不穩定，都是正義原則在原初狀態中被選擇後才出現的，和道德證成無關。第二，這兩個問題的性質，都是關於社會穩定性的，重點是如何避免社會合作中可能出現的失序混亂和不和諧。羅爾斯本人確認了這點。在《正義論》最後壹章總結全書三部分的主旨時，他說：“最後，在第三部分中，我們檢視公平式的正義是否壹個可行的觀念。這促使我們提出穩定性的問題，以及所定義的正當和利益是否合壹的問題。這些考慮並不決定第壹部分論證中對正義原則的最初的確認，而是進壹步證實它。”{50}

　　沿著上述思路，羅爾斯後期的哲學轉向，似乎便很易理解：在壹個合理的多元主義社會中，公民很可能會因為意識形態的分野而出現嚴重分裂，而傳統自由主義作為眾多整全性學說的其中壹種，根本無法提供社會統壹（social unity）的基礎。要確保社會穩定，自由主義必須轉向政治自由主義，尋求交叠共識。政治自由主義未必是最理想的理論，卻是最切合現實最能維持社會穩定的方案。畢竟“政治哲學的目標，視乎它向怎樣的社會發言。在壹個憲制民主的國家中，其中壹個最重要的目標，是提出這樣的壹個政治的正義觀念：它既能作為證成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共享的公共基礎，亦能幫助確保從這壹代到下壹代的穩定性。”{51}又或者換壹種方式，政治自由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可能長久地建立壹個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們因各種合理的宗教、哲學及道德學說而產生極度的分化——組成的正義和穩定的社會？”{52}

　　羅爾斯似乎在告訴他的讀者，正義原則的道德證成是壹回事，穩定性是另壹回事，而兩者同樣重要，必須同時兼備。但多元主義的現實，促使他更加重視霍布士提出的社會穩定問題。很多論者因此認為，後期羅爾斯經歷了壹個從康德轉向霍布士的轉向。例如庫卡塔斯（Kukathas）和佩迪特（Pettit）便認為，羅爾斯對社會穩定的重視，帶有濃重的霍布士味道，“因為他的正義觀念，不再聯系於自主或個性，而是秩序。”{53}貝利（Barry）則認為羅爾斯和霍布士關心的根本是同樣的問題，即如何在壹個分裂多元的社會中維持社會秩序，不同之處只在於羅爾斯希望用公民的正義感來達到這個目標。{54}

　　上面的討論，我嘗試勾勒出壹條線索，解釋穩定性問題為何會被理解為社會穩定，以及它為何和道德證成無關。但至此，細心的讀者當會留意到，羅爾斯對穩定性的說明出現了嚴重的內在矛盾。壹方面，在討論道德穩定性時，羅爾斯多次提醒我們，穩定性是公共證成的壹部分。沒有交叠共識，便沒有穩定性，也沒有正當性。另壹方面，在討論社會穩定性時，羅爾斯卻說，穩定性關心的只是可行性問題，不會對證成性有任何影響。由於羅爾斯本人並沒有作道德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區分，所以他的兩種說法，明顯互相矛盾，不可能同時為真。面對這種情況，羅爾斯只能二擇其壹：要麽穩定性和道德證成完全無關；要麽它是道德證成的必要條件。我在下壹節將指出，這兩個選擇，都會面對難以解決的困難。

　　先讓我們討論第壹種情況，即如果社會穩定性獨立於道德證成，將會為羅爾斯的理論帶來什麽挑戰。首先，是羅爾斯根本不必作出政治自由主義的轉向。政治哲學的主要任務，是從事規範性的道德證成的工作。即使《正義論》中第三部分的穩定性論證失敗了，他也只需要將修正，甚至放棄該論證便可，根本沒必要全盤修改他的理論，並引入那麽多的新概念，因為社會穩定問題並不會影響正義原則的可證成性。{55}舉例，假如羅爾斯察覺在民主社會中，由於有部分非自由主義者缺乏足夠的道德動機去接受正義的優先性，因此而導致社會不穩定，他只需要仿效霍布士或邊沁的做法，引入各種賞罰制度，加強政府的管治權威，便有可能維持壹個安定的社會秩序。值得留意的，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已壹早接受了這個策略。他說：“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即有許多人並不覺得正義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如此壹來，產生穩定性的力量便弱了。在這種情形下，懲罰性的手段便將在社會制度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56} 既然接受了這壹點，那麽即使在壹個多種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自由社會，羅爾斯也不必過度擔心他的正義原則會引致嚴重的社會分裂，因為還有許多“非道德穩定性”的方式去維持社會穩定。

　　羅爾斯後期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特別澄清說，他並不接受那種視穩定性為“純粹的實際問題”（purely practical matter）的觀點，即只會考慮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無論是說服或法律強制──去確保有異議的公民去服從壹個既定的正義原則，因為“尋找壹個穩定的正義觀，並不是為了避免徒勞無功這樣簡單的壹回事。確切點說，真正重要的，是那壹種的穩定性，以及穩定力量的性質。”{57}這個回應沒有太大作用，因為它只是重申了正義感在維持社會穩定中起的獨特作用，卻沒有放棄社會穩定性這個目標。如果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有其它更有效的方式去維持社會穩定，那便沒有什麽理由，非要堅持正義感的優先性了。{58}

　　上述討論只是指出羅爾斯沒有理由為了社會穩定而轉向政治自由主義。但他的確這樣做了。既然如此，我們便有必要看看這樣做，會帶來怎樣的後果。1995年，哈柏瑪斯（Habermas）和羅爾斯進行了壹場著名的辯論，並就此問題提了壹個批評。他認為按羅爾斯的說法，政治自由主義的論證分為兩個階段（stages）。第壹個階段發生在原初狀態，人們在無知之幕下得出壹組正義原則，這組原則不受任何整全性的人生觀影響；完成第壹階段後，便會進入第二階段評估得出的政治原則是否穩定。評估的標準，是看不同的合理的整全性學說能否從各自的理論內部出發接受政治原則，並形成所謂“交叠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59}哈柏瑪斯然後說：

　　由於羅爾斯將“穩定性問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交叠共識便只是起了某種實用性的貢獻（functional contribution），使得正義原則能夠有助於社會合作的和平制度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壹個被證成（justified）的理論的內在價值必須已被壹早預設。{60}

　　哈柏瑪斯認為，既然穩定性關心的只是壹個實用性問題，與道德證成無關，那麽直到第二個階段才會被處理的交叠共識問題，自然也與證成無關，其成功與否對正義原則本身是否合理可取並無影響，因為這方面的論證已在第壹階段完成。既然如此，政治自由主義中最為強調的交叠共識，便成為壹個相當次要的問題。羅爾斯在回應哈柏瑪斯時，明確否認了這個詮釋，並說：“沒有交叠共識，在政治社會中便沒有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而這樣的壹種證成也和基於正當理由的穩定性以及正當性的觀念聯系在壹起。”{61}換言之，第二階段是道德證成不可或缺的壹部分。如果公平式的正義在這階段未能滿足穩定性的要求，則“它不是壹個教人滿意的政治的正義觀，並必須在某方面作出修改”。{62}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穩定性在羅爾斯理論中的角色，經歷了壹個重大轉變，它不再是《正義論》中所稱的只關心正義原則的“可行性”，而是直接影響正義原則的公共證成和正當性。又或者用我在上壹節最末的說法，他不再接受社會穩定和證成完全無關，而是視前者為後者的必要條件。

　　但這個轉變，卻將羅爾斯引入壹個更大的困境。問題是這樣：既然穩定性被視為正義原則的公共證成的必要條件，則它從壹開始便為正義原則的可證成性（justifiability）設下了壹個條件，即壹個被證成的原則（因此具有正當性）必須滿足社會穩定的要求。問題是，這樣的要求合理嗎？我以下從兩個角度，對此提出批評。

　　第壹個批評，也是最多人憂慮的，是這個要求會可能迫使羅爾斯做出很大的道德妥協，因而大大削弱公平式的正義的道德吸引力。問題不難理解。我們知道，《正義論》的最大目標，是希望論證出壹組最合理的自由主義正義原則，建立壹個理想的公正社會，而原初狀態的設計正體現了這樣壹種野心：在無知之幕的限制下，所有立約者均視彼此為自由平等的參與者，並得出壹組大家都會同意的社會分配原則。毋庸多說，原初狀態反映了羅爾斯本人對自由主義壹些基本價值的堅持，例如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社會合作必須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弱勢者必須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關註等。雖然當時他已很重視穩定性問題，卻不忘告訴讀者那是證成工作完了之後才需考慮的問題，因此不會是決定正義原則的“證成理由”（justifying reasons）。{63}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麽在過去三十年，很少評論者會留意這個問題。

　　但在《政治自由主義》中，情形卻發生了很大改變，因為在原初狀態中得出的原則，必須在第二階段接受多壹重的穩定性測試，才算真正得到合理的證成。“除非在第壹階段所選擇的原則，能在第二階段被顯示有足夠的穩定性，否則支持正義原則的論證便未完成。”{64}第二階段論證的關鍵，在於交叠共識能否成功。但在這壹階段，公民不再身處無知之幕，而是被容許知道他們各自的整全性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觀，並從這些整全性的觀點去考慮正義原則是否值得被接受。換言之，交叠共識能否實現，並不取決於羅爾斯本人，只是取決於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如果這是壹個經驗性的問題，那麽在這樣壹個多元分殊的社會，政治自由主義如何能保證公民會對政治原則有壹致的共識，而不是暫時的妥協（modus vivendi）的結果？

　　更大的問題，是壹旦沒有共識，羅爾斯的建議是退回第壹階段，修改正義原則的內容，並期望得到合理且理性的公民的壹致接受。姑勿論這種策略能否奏效，而是這樣做的話，正義原則的證成性，便會受限於現實考慮而被迫作出巨大妥協。舉例，民主社會中有很多人相信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但這兩種理論卻和公平式的正義觀（Justice as Fairness）針鋒相對。效益主義者會對基本自由的優先性提出質疑，而放任自由主義者則肯定不能接受羅爾斯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65}羅爾斯承認有這種可能性，甚至同意在經濟分配問題上，合理的意見分歧更是無日無之。既然如此，羅爾斯應否順應民意，退回原初狀態中修改他的兩條原則，又或幹脆將有爭議的原則抽起？這的確是個兩難。羅爾斯當然不能說，效益主義和放任自由主義是不合理的整全性學說，因此壹開始便不是交叠共識要考慮的對象；但他自然也不能因此而去修改他的正義原則的實質內容，因為這等於承認他的理論是全盤錯了。{66}真正的問題所在，並非羅爾斯不可以修改他的理論，而是這種修改的理由是錯的。正義原則是否合理及能否被證成，是看它能否體現或實現了某些值得追求的價值，而不是由大多數人的實際接受來決定。用哈柏瑪斯的說法，這是將“可被證成的接受性”（justified acceptability）與“實際接受”（actual acceptance）的界線消除了，而代價是犧牲了前者。{67}尋根溯源，問題的關鍵，正是羅爾斯錯誤地將社會穩定性當作道德證成的必要條件，以及錯誤地將可行性變成可證成性的壹部分。

　　由此引申出壹個更嚴重的問題，即羅爾斯這樣做，是否犯了邏輯上的範疇謬誤，即穩定性問題根本不應屬於正當性的範疇，並成為決定正義原則的必要條件。因為如果這樣做是合理的，即表示壹個被證成的正義原則必然是內在地穩定的（inherently stable），類似以下的說話便變得毫無意義：

　　“這個社會暫時是正義的，但它很可能很快會失去這個特征：正義是如此脆弱的壹項成就。”又或者說：“我們並不想我們社會只有當下是正義的，我們渴望正義長存。”這也意味著柏拉圖在《理想國》第八章基於經驗所作出的論證，即長期而言，壹個公正社會註定失去它的正義性的說法，在概念上便不知所雲。{68}

　　以上這段引文，是柯亨（G.A. Cohen）提出來批評羅爾斯的。這個批評，看似簡單卻極為有力，因為事實上我們有時會作出上述判語，更不會認為柏拉圖在信口雌黃。我們會同意，正義是壹回事，正義能否在社會中長久地持續下去是另壹回事。這兩個問題，同樣重要，但卻不可在概念上混淆，認為前者必然涵蘊後者。羅爾斯似乎亦接受這點，因為他認為政治自由主義的首要目標，是建立壹個正義兼穩定的社會，那即表示正義和穩定，在概念上並不互相涵蘊。{69}如果接受這點，那麽羅爾斯所稱的穩定性是正義原則的證成的必要條件，壹開始便在概念上錯了。既然壹開始便錯了，那麽他的政治自由主義，便建基於壹個根本不能成立的基礎上。

　　讓我作壹總結。在這壹節，我指出如果穩定性被理解為追求壹個長久的社會秩序的話，那麽羅爾斯的理論將會面對極大困難。第壹，如果穩定性只是壹個和道德證成不相關的現實問題，那它無法解釋羅爾斯的哲學轉向，亦使得交叠共識的重要性大大減低。第二，如果穩定性是道德證成的壹部分的話，那麽公平式的正義便會被迫作出道德妥協，而這種妥協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概念上穩定性根本不應對正義原則的證成有任何影響。

　　面對上壹節的困難，不少論者認為羅爾斯應該全盤放棄穩定性的概念。但有沒有可能，有壹種對穩定性的新的詮釋，既能避免前述困難，又能將其和正義原則的證成性和正當性聯系起來？我認為有這樣的可能，而且這種可能性便存在於羅爾斯的理論中。問題的關鍵，是將道德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作出清楚區分，然後不再視前者只為實現後者的工具，而是有其獨立的道德重要性。具體點說，我們應將焦點集中在“正義感的優先性”，並論證壹個合理的正義觀必須滿足這個條件。由於“正義感的優先性”本身便是壹個規範性的道德要求，因此不會出現道德妥協的問題，亦無需面對範疇謬誤的指責。而這個詮釋，也能為羅爾斯的哲學轉向提供壹個合理的解釋。在這壹節，我將循此思路，提出壹些初步看法。我會特別處理三個問題。第壹，“正義感的優先性”為何重要？第二，為何需要第二階段去論證這種優先性？第三，這種優先性和政治正當性有何關系？

　　回答這三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從另壹角度，看看羅爾斯自己對穩定性的理解。在《回應哈柏瑪斯》壹文中，羅爾斯首次使用了“基於正當理由的穩定性”（stability for the right reasons）這個說法，並承認他之前未能好好說清楚穩定性與公共證成及交叠共識之間的關系。{70}“基於正當理由的穩定性”的要旨，清楚點出羅爾斯要追求的，是某種獨特的穩定性，即必須透過實現正義感的優先性來達致的穩定性，而這並非因為這是最有效的方式，而是因為它是最正當的。這些正當理由從壹開始便限定了什麽樣的穩定性是道德上容許或值得追求的。換言之，這些理由，是道德理由，而且在概念上既獨立於，也優先於那些支持社會穩定的理由。羅爾斯明顯相信，假設其它條件相同，壹個能夠充分證成正義感優先性的正義觀會較其它正義觀穩定持久，因為它能有效地激發人們的道德動機去服從正義原則的要求，並抗衡那些非正義的行為。但這並不表示正義感的優先性和社會穩定之間是簡單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因為支持前者的理由，是獨立於後者的。因此，在某個特定社會條件下，即使壹個滿足正義感優先性的正義原則未能有效地帶來社會穩定，也不表示我們便要修改或放棄這個原則，因為可以有很多與正義感無關的因素影響社會穩定；而即使采取其它手段（例如加強法律懲罰）能帶來更大的社會穩定，也不表示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這些手段未必能滿足“基於正當理由”的要求。因此，道德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雖然相關，兩者關心的問題的性質卻完全不同，而羅爾斯首要關心的，其實是前者的正義感的優先性問題。

　　壹旦接受這個詮釋，整個討論的重點，便會由正義原則在應用層面上的可行性（feasibility）問題，轉移到證成層面的可取性（desirability）問題。我們因此必須問，為什麽會有正義感優先性的問題，以及此問題為何如此根本。我認為，這個問題和羅爾斯對實踐理性、正義在社會合作和個人行動的位置、道德心理學的理解等分不開，並且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作出分析。篇幅所限，以下只能相當簡單地勾勒出我的壹些想法。

　　問題最好從羅爾斯的社會觀開始談起。羅爾斯認為，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為了互利而建立起來的聯合體，目的是透過分工合作，更好地促進每個參與者的利益。羅爾斯又假定，作為擁有自主意識和意向性的存有者，每個參與者都會有壹個根本的欲望，即去建立和實現自己壹套理性的人生計劃（rational plan of life），又或壹套美好的人生觀（a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71}“人可以被視為根據壹個計劃而活著的生命。”{72}這樣的人生計劃，界定我們的身份，決定我們的終極目標（final ends），賦予我們的活動意義和價值，並使我們的生命變得完整和壹致。{73}因此，“壹個人的理性計劃，決定他的利益所在。”{74}而當人們能夠成功實現自己的計劃時，便是幸福快樂的。

　　由此可見，人們願意參與社會合作，最主要也是最原初的動機，是因為這樣做能夠更有效地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而這些計劃是每個理性自主的個體自己選擇的。社會合作的目的，是為了互利，而不是為了任何外在的既定的神聖目標。這是羅爾斯整個正義理論的出發點。{75}我們由此可以推出這樣的實踐理性的命題：在合作計劃中，決定壹個理性參與者行動的理由，和他的人生計劃密切相關。從壹個理性參與者第壹身的觀點看，如果壹個合作計劃所規定的原則嚴重違反他的利益，他便沒有理由（也即沒有動機）去服從這些原則。{76}當然，這不表示參與者都是徹底的自利主義者，如果是這樣，羅爾斯便和霍布士式的契約論沒有任何分別。因此，羅爾斯同時假定人是有正義感的道德人，可以有能力作出道德思考，並有動力接受正義原則對自己的規範。

　　羅爾斯的理論，從根本處言，呈現出某種兩面性：參與者既有關心在乎自己的利益的壹面，也有從事道德思考和行動的壹面。但這兩者有其內在張力，因為個人利益和道德要求並非總是壹致。當兩者出現沖突時，從參與者的第壹身的角度看，他們會問為什麽壹定要給予道德要求優先性。我們可以看到，這正是道德穩定性最關心的問題，也是羅爾斯的整個理論建構的出發點。因此，所謂的正義原則的道德證成的壹個內在要求，便是要論證正義感的優先性。

　　有了以上出發點，羅爾斯進壹步告訴我們，社會合作必須要有壹套公共的正義原則界定我們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分配我們的合作成果。為了找到這套原則，羅爾斯遂引入各種道德價值（最主要是自由和平等），並透過假設性的原初狀態，推導出他的公平式的正義原則。我們都知道，原初狀態是個道德設計，背後反映了自由主義的道德信念。但既然合作者最初參與合作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他們為什麽要同意羅爾斯的道德信念呢？羅爾斯很難回應說，因為這樣做對每個人都最有好處，例如那些先天能力及後天家庭環境占優勢的人，如果沒有無知之幕的阻隔，未必會接受差異原則對他們最為有利。羅爾斯的理由，必然是因為這些道德價值是合理的，我們應該接受。

社會自由主義概論 社會自由主義的原則

作者 周保松 寫於 二零一二年

　　中國近現代史上，自由主義是很多知識分子的價值寄托所在。但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席卷中國，很多人開始擔憂，自由主義鼓吹毫無節制的自由市場和私人財產制，勢將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它提倡的自由和寬容，則會使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泛濫；在政治領域倡議的自由民主和憲政法治，更是西方霸權的產物，不適合中國國情，應被全盤摒棄，該走富有中國特色的另類現代化之路。這些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需要加以分析。

　　自由主義有不同流派，而我認為，羅爾斯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傳統提供的正義社會圖像，值得我們認真對待。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傳統將自由和平等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以此為基礎建構公正的社會制度。人們對自由平等可以有不同詮釋；但我不相信，公然反對自由平等的理論和制度，可以有道德正當性，並能贏得人民的支持。

　　每套政治理論，背後必然預設某種對人和社會的基本看法。自由主義最根本的理念，是將人理解為自由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並願意在壹起進行公平的社會合作，從而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足夠的社會資源，去好好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美好人生。

　　首先，自由主義認為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政治生活的最高目的，不是權術鬥爭，不是區分敵我，而是根據正義原則建立壹個道德社群，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實現人的根本利益，並令政治權力的行使具有正當性。因此，自由主義肯定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並相信人能憑借這些能力建立壹個公正社會。

　　第二，自由主義是以個體為本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先將人理解為獨立自主，擁有反思意識和價值意識，並有自己人生計劃的個體，然後從個體視角，追問怎樣的政治秩序才能合理地保障和促進人的根本利益。對理想政治的構想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是以個體的正當利益為出發點，因為每個個體，都有獨特且無可替代的生命，都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並期待活得有尊嚴有意義。

　　第三，既然自由主義將人理解為可作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自由個體，那麽它壹定要容許和尊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自由。自由的重要，不僅在於人有選擇的能力，也由於人的多元性。人不是機器的倒模，千篇壹律，而是各有個性喜好，各有對生命的感受和追求，各有安頓人生的方式。如果國家不尊重人的自由意誌，強行將人同壹化，那是違反人性，是對個人尊嚴的最大踐踏。壹個自由多元的社會，不僅對個人福祉有好處，也對社會文明的發展有好處。

　　第四，自由主義堅持人人平等。所謂平等，是指就每個公民作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這壹身份而言，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道德平等不是天賦或自明的東西。在真實世界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任何事物，是人人同壹的。即使找到了，也不壹定是道德上相關的。更何況在壹個充滿競爭的世界，超越他人，從與他人的差異中肯定自己，更是大部分人生命的常態。因此，自由主義視平等為壹種道德理想，要求我們從這樣壹種視角看政治：在決定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時，我們應該放下彼此的差異，接受大家是平等的理性道德人，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找出能合理接受的合作方式。賦予我們平等地位的，是我們自己。我們願意這樣做，因為我們有這樣的道德能力，可以站在壹個普遍性的觀點，穿過世間種種不平等，看到人與人之間共享的道德人格，認知和體會到平等相待的可貴。

　　我常常認為，做壹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相當艱難，因為它要求我們必須從兩種角度看自身：它首先要求我們將自己放在第三身客觀的位置，認知到從普遍性的觀點看，我們每個人都是道德主體，沒有人在價值上優越於其他人。它接著要求我們回到第壹身的角度，將第三身的客觀認知內化進壹己主觀的生命，視平等為值得追求之事，從而使我們在道德思考和日常生活中，有足夠的動機去尊重和實踐平等原則。這樣的身份轉換和身份融合，其間的難度，很多自由主義者也未必意識到。

　　讓我們從最常識的地方談起。我們壹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這些制度，由國家制定，並要求我們每個人無條件服從。制度，壹方面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另壹方面卻也建立了秩序，使我們好好活在壹起。壹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個體，就有正當的權利問：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制度為什麽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們服從？同樣地，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也有責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是什麽。壹個不公正的制度，無論多麽強大多麽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會有缺失，都很難得到公民真心擁戴，都很易出現正當性危機。

　　不能退場的道德

　　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說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某些道德要求。這些要求不是源於暴力謊言恐懼，而是基於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這些理由得到公民廣泛的認可，這樣的國家才足稱為具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不少人卻認為，政治的本質，是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是區分敵我階級鬥爭，是不談價值只論權術。所以，以道德來要求政治，其實誤解了問題的性質，是不務實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往往好心做壞事。我並不否認，這些現象都存在。問題是，這個真的是政治的根本關懷嗎？我不這樣認為。

　　理由如下：壹、實然不等於應然。我們不能說，因為現實政治充滿種種惡，所以這些惡就是合理的，並視此為政治生活的起點和終點。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些是惡，才努力希望通過制度去保障人的權利福祉，避免壓迫宰制。二、壹部東西方政治思想史，從孔子、孟子、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洛克、盧梭、康德和馬克思，再到今天林林總總的政治理論，盡管觀點不同，關心的卻都是如何建立公正理想的政治秩序。這些政治道德的建構，絕非哲學家躲在書房閉門造車，而是既反映了時代精神同時改變了人類社會進程。遠的不說，啟蒙運動以降，自由平等民主權利這些價值，就是推動無數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最大的力量。三、人們會受這些價值推動，即說明人不是純粹的自利者，而是有能力和有意願公正地活在壹起。觀察壹下我們的日常生活，當我們面對制度的不合理而作出思想上的批判和行動上的抵制時，我們就已進入政治道德的思考和實踐。我們視自身為有反思能力的道德主體，並願意對規範我們的制度做出價值評估。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不能離開道德的觀點而活。道德的觀點，界定了我們是誰，界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也界定了我們如何與他人合理共處。

　　所以，如果有人將道德和政治割裂，並將政治簡單化約為權力和利益的爭奪，這既不符合事實，也矮化了人貶低了政治。而當這種觀點被當作自明的事實並為愈來愈多人接受時，遂出現可怕的自證預言：道德從政治退場，大家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對錯可言，道德的觀點遂在公共生活中失去力量，自利冷漠犬儒反而成了面對自己面對他人和面對政治時的普遍態度。結果是，人心日益敗壞，權力日漸腐化，維系政治社群的道德紐帶日趨崩解，人們不再對政治可以變好抱有任何信心。最後剩下的，正是最初所預期的暴力和欺詐。

　　政治的終極關懷

　　既然政治制度離不開道德的觀點，那麽這個觀點的內容應該是什麽？這牽涉具體的道德論證。我在此文暫不處理這個問題，而是回到壹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在怎樣的處境中，政治才會出現？

　　政治會出現，因為我們想活在壹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在孤島，我們不需要政治。想活在壹起，因為通過分工合作，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壹起，卻難免有沖突，因為人總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資源，但資源卻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為獨立個體，在正常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們的集體生活遂恒常處於這樣的狀態：不同個體有不同訴求，這些訴求往往彼此沖突。雖然有沖突，但又希望活在壹起，我們於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壹些方法，令人們能夠好好活在壹起。這些方法，就是壹組組的規則。這些規則，形成我們所稱的制度。在現代國家，憲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規則，並以此界定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要有約束力，就需要強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國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範圍內，有權力制定和執行法律，並擁有壟斷性使用武力的權利。

　　由此可見，政治離不開權力，因為需要有武力來維持制度。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不是最自由的狀態，而很可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無法可依無理可言的戰爭狀態。所以，即使從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卻不可能是赤裸裸的權力，因為政治正是希望透過制度來建立秩序，擺脫以暴力方式來解決紛爭。故此，政治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才具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並確保行使權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權監督。道德的觀點，和政治的終極關懷，是壹而二、二而壹的。

　　權力的正當性

　　為什麽我們要如此在乎制度的正當性？因為制度對我們影響深遠。我們壹出生，就活在制度當中。制度決定了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麽機會，分得多少資源，承擔什麽義務，過上怎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自足的個體，並帶著既有的人生觀世界觀從自然狀態走進國家。相反，我們自我的形成，人格的建立，用什麽語言觀念來理解世界，以至最細微的對生命的感受，都和我們在怎樣的制度環境成長有關。沒有所謂中立的制度。制度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約束模塑引導我們的人生。就此而言，政治在我們生活的不同環節，具有絕對的優先性。例如市場和家庭，都是從屬於政治，而非獨立於政治，因為市場制和家庭制本身就是由國家來界定。在中國，我們曾經沒有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也曾經不是壹夫壹妻制。而這些制度壹變，我們所有人的人生就跟著改變。

　　既然壹個國家的制度，如此無可逃避如此無處不在，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影響如此深遠，同時又以如此強制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那麽作為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獨立個體，作為重視壹己生命且在乎自己活得怎樣的主體，政治於妳於我於他，就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要怎樣的公正美好的政治的問題。

　　而我們的發問，不是從階級、政黨、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體的角度來問，而是從“我”的角度來問，而“我”是活在當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對生命有追求的實實在在的人。這個我，面對巨大的國家，看似渺小，但作為自由人，我並不是天生就須接受別人的統治。我總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問：如果國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嚴，不能助我實現潛能，並活出屬於我的人生，那我為什麽要服從？國家又憑什麽來統治我？這是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她給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這正是盧梭當年在《社會契約》中所說，只有國家將“力量轉變為權利，服從轉變成責任”，權力才有正當性可言。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是建構和證成政治道德的過程。

　　政治想象

　　如果以上所說有理，那麽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政治現實主義就站不住腳，因為他們鼓吹的，正是壹種將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後視政治純粹為權謀利益之爭的活動。在這種觀點下，政治和絕大多數沒有權勢的我們是不相幹的，它只是屬於少數權力精英的秘密遊戲。我們既不能指望參與和影響政治，也不應對政治作出任何倫理批判。而當愈來愈多人接受這種論調，“有權就有理”遂變成常識公理，整個公民社會遂愈來愈失去道德批判性。說得不客氣點，對公民來說，相信政治現實主義是壹種“自我去勢”，去掉的是建設更好更公正的政治共同體的想象力。

　　既然政治離不開道德，那麽不同的政治理論，不管什麽派別，就有必要將辯論聚焦於此。壹個合理的政治理論，必須回答以下問題：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公民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和義務？社會財富該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樣才算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關懷和尊重？我認為，在這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不同理論都有責任將自己的立場，好好論述論證出來，並在公共領域以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麽他們描繪出來的政治社會，值得我們追求。只有社會的道德論述日益豐厚，我們才能累積政治社群的倫理資源，增強公民的價值意識，拓闊彼此的政治想象，社會轉型也才有可能朝著合理方向發展。

　　最後，或許有人說，即使這些都有道理，現實政治的衰朽腐敗卻實在教人無奈厭倦。剛過世的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哈維爾曾在1986年壹篇文章這樣寫道：“壹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壹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麽蒼白的事實。”

　　很不幸，這是我們今天的處境。也正因為此，我們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

　　自由是現代政治的核心價值。而自由的政治，則要求國家視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為首要責任。在這樣的國度，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免於壓迫，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信仰，自由參與公共生活，自由選擇和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這是啟蒙運動以來，最重要的對理想政治的想象。

　　自由的本質

　　自由就是壹個人能免於束縛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狀態。自由的反面，是通過暴力、奴役、屈從、恐懼，以及種種有形無形和內在外在的手段限制人的意誌和行動。爭取自由，就是爭取從種種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世間有形形色色的束縛，相應就有形形色色的自由。自由是個眾數。思想言論的自由，和隨便沖紅燈或任意嫖妓的自由，是不同性質的自由，不能隨意將它們作出簡單的類比或加減。例如我們不會說，壹個社會雖然沒有政治自由，但卻因為可以隨地吐痰拋垃圾，所以整體來說還是自由的。不是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也不是所有限制，都應該否定。人既然要活在壹起，自然得接受壹些約束─只要這些約束合理且必要。因此，壹個自由的社會，絕非指人人可以為所欲為，而是指這個社會能夠透過制度，保障每個公民享有某些根本而重要的基本自由。

　　如果我們留意聯合國人權宣言和許多國家的憲法，這張自由清單往往包括人身自由和免於任意拘禁虐待的自由、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參與政治的自由，以及遷徒擇業和擁有個人財產的自由。我們判斷壹個國家是否自由國家，主要看這些被憲法視為基本權利的自由，能否落實並且受到充分保障。這些自由絕非可有可無，更不容任意犧牲。它們是國家的基石。我們也應留意，當我們享有這些權利的同時，也有相應的義務尊重其他公民享有同樣的自由。

　　自由之重要

　　為什麽基本自由如此重要？這可以有許多不同理由。我這裏只談幾個方面。第壹，有的自由和人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試想象，如果有這樣壹個國度，個體隨時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被恐嚇被拘禁被虐打，隨時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被羞辱被歧視被消失，隨時因“國家需要”而被強行侵奪個人財產，那麽人就活在非常悲慘非常沒有安全感的境地。沒有人可以為這種境地辯護，因為這些都是對個體直接的傷害，是客觀的惡。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是所有政治理論的共同底線，無關派別。沒有這條底線，人類就活在黑暗當中。

　　或許有人說，既然明知掌權者不喜歡妳有異於正統的政治觀和宗教觀，那麽妳何必要爭這些自由？何不從這些領域撤退然後享受那吃喝玩樂的自由？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領域對作為人類的我們而言不可或缺。如果從信仰撤退，即意味著將生之意義死之歸宿靈魂之安頓這些根本的人生問題從我們的生命切割開去；如果從政治撤退，即意味著我們放棄做亞裏士多德所說的政治動物，不再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實踐人之為人最值得珍惜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如果從思想撤退，即意味著我們放棄獨立思考。

　　這些領域絕非可有可無，因為人只能在這些活動中實現自己。人的生命像壹棵樹，要長得健康茁壯，能力情感信念就必須在不同領域得到充分開展實現，並在過程中建立自我，獲得認同，看到生命的種種可能。壹個從來沒有機會參與政治的人，將永遠無法體會什麽是集體自治，永遠不會意識到加諸其身的種種枷鎖絕非自有永有不可改變。壹個從來沒有機會獻身信仰的人，也很難在吃喝拉撒之外體悟到生命神聖敬畏的壹面。愈多有助人類能力發展的領域受到限制，人就活得愈不完整。

　　這種缺失，不僅僅是對某壹個體的傷害，而是對整個政治社群的傷害。因為當這些重要領域的大門壹壹關上，活在其中所有的人，久而久之，就會以為這些領域根本不存在，更加無從想象自己有實現這些活動的能力。難道不是這樣嗎？2000多年皇權統治下的國人，無論多麽聰明，就幾乎從沒想過那個叫皇帝的統治者，其實可以由我們來選並由我們來換。人們甚至尋找種種理由說服自己，那些自由根本不屬於自己或根本不值得追求。

　　選擇的價值

　　有人或會說，不是這些領域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為政治關乎國之興亡，信仰關乎靈魂之安頓，所以才不應給人自由。因為大多數普通人，本質上都是懦弱自私偏見短視非理性的。給他們予選擇，只會害了自身傷了集體。所以國家有責任像家長那樣好好照顧他們，為他們做每個決定。而管理國家的，自然是壹群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超級精英。

　　這裏帶出壹個根本問題：選擇，為什麽對人如此重要？因為我們想做自己的主人，並由自己去譜寫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說，問題的要點，不在於那些所謂精英往往並非真正精英，也不在於我的選擇必然最好，而是我的生命屬於我，我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斷，因此可以作出理性選擇並為之負責。選擇自己想走的路，活出自己的人生，是現代人最深的渴求。要滿足這種渴求，我們就必須有權為自己做決定。家長制最大的惡，在於它貶低否定了人的自主性。

　　對自主的重視，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我們要求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和婚姻、信仰和人生道路，甚至自己喜歡的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總是較他人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即使我們有時錯了，只要有自由，我們仍然可以修改甚至放棄原來的決定。人總是在壹次又壹次選擇中學習，學習作出好的和對的決定。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在乎結果，也在乎選擇本身。選擇的過程，其實就在實現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並讓自己真切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去建構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計劃，並且為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

　　這是壹種自由人的意識。這種意識愈強，就愈不接受別人強加其意誌於我們身上，愈不接受極權專制，愈加相信自己有權利去參與和決定關乎壹己和關乎公眾的重要事務。它們的合理性，直接源於我們對生命對世界對歷史的真實感受和理性認知。人的尊嚴基於此，自由和民主之所以可貴，其理也在此。

　　理想的社會

　　討論至此，我們應可見到，基本自由之所以可貴，最主要的理由，是這些自由乃實現個人自主的必要前提。而我們如此重視自主，則因為它是活出美好人生的重要條件。我們由此推出這樣的政治理想：壹個公正的社會，必須使活在其中的每個人，有能力和有機會過上獨立自主的生活。這個理想，除了要求政府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外，還有更多更深的政治含義。例如：

　　在政治上，我們應該追求人人平等，每個公民，不論男女種族膚色信仰貧富，都是國家的主人翁，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去參與和決定國家的未來。這是自主精神在公共領域的體現。這種精神的價值，並非基於民主會帶來什麽後果，而是直接出於對人的尊重，尊重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是理性的道德主體。

　　在教育上，我們應該致力培養學生成為有獨立思考有判斷力和有主見的人。欠缺這些能力，即使我們擁有選擇的自由，也不壹定能作出好的和對的決定。尤其在面對生命中的重要抉擇時，我們往往需要對自己有深入認識，對眼前不同選項的重要性作出價值評價，對如何有效實現這些選項作出理性估量，甚至要將這些選項放在更寬廣的意義脈絡來理解，我們才有可能作出合理正確的決定。填鴨式和洗腦式教育最大之惡，是壓制人的自由意識，阻礙自主能力的健康發展。未經反思的人生之所以不值得過，是因為那不是妳經過深思熟慮且真心認可的人生。

　　在經濟上，我們應該盡可能透過資源再分配及社會福利，保證每個公民享有充分的物質條件過上自主的生活。重視個人自主，並不意味著要無條件擁護市場，因為無約束的市場必然導致巨大的貧富差距，從而導致許多窮人只能在生存邊緣掙紮，徒令自由自主成為天方夜譚。但我們並不因此要求過度的結果平等，壹來這樣很可能令人們失去工作意欲，導致社會生產力創造力下降；二來可能會使那些選擇努力工作的人補貼那些選擇生活懶散的人。平等的分配，不等於公平的分配。

　　在文化上，我們應該致力創造和維持豐富開放的文化環境。如果我們相信人性多元，每個人都會因應自己的能力性格喜好而作出不同選擇，那麽多元就是自主的必要條件。如果壹個社會只容許壹種聲音，那麽人的個性就無從發展，更談不上有真正的選擇。但我們也要小心，文化市場壹如經濟市場，壹樣會有壟斷和種種不公平，並導致許多有價值的生活方式被邊緣化被異化。所以我們不要迷信市場萬能，並以為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中立。

　　以上所述，大略勾勒出壹幅我所理解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樣的社會，絕對不是將自由和平等，市場和社會正義對立起來。恰恰相反，基於對個人自主的尊重，我們主張追求平等的自由權利，民主法治的憲政，重視個性的釋智教育，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多樣開放的文化生活。

　　或許有人問，這樣的立場，到底屬於左派還是右派？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讓我們壹起來思考，這樣的社會，值得我們向往並為之奮鬥嗎？

　　說起社會公正，最多人的答案是要機會平等。說起機會平等，人們腦海浮現的，往往是競技場上的起跑線。只要大家站在同壹起跑線，競爭就是公平的，因此最後跑出來的結果無論是什麽，那也是公正的。問題是：到底要滿足什麽條件，我們才能夠站在相同的起跑線？更進壹步，當我們用起跑線這壹比喻來思考正義問題時，背後有著怎樣的道德想象？

　　先疏理壹些概念。第壹，當我們談機會平等時，總是意味著我們在競爭壹些稀缺的且大家想要的有價值之物，例如工作職位、大學入場劵、比賽中的獎品和榮譽、權力地位和財富等。機會平等實際上是在尋求建立壹種公平競爭的制度。

　　第二，既然是競爭，那就壹定有個競爭過程，然後壹定會有成功者失敗者，最後的結果也就壹定會有差異。於是，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就好像過程的兩端。機會平等是在努力確保起點公平，然後容許競爭者自由發揮，而由這些發揮導致的結果不平等，是每個人應得的，因此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機會平等最大的吸引力似乎正在於此：它不反對競爭，它容許差異，但它同時是公平的。

　　第三，所謂起點公平，並不要求抹平競爭者的所有差別，而是要排除那些會導致不公平競爭的因素，然後剩下合理的因素。以高考為例，我想許多人會同意，壹個公平的考試制度，應該只由學生的成績高低，而不是由居住地或家庭背景來影響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

　　最後，機會平等是個相當現代的概念。在壹個每個人的社會角色都被血統、出身、階級、宗教、種族等牢牢綁死的社會，機會平等的重要性將十分有限。只有在平等公民權得到充份保障的社會，機會平等才有可能被視為規範社會競爭的根本原則。

　　有人或會馬上問，為什麽要將機會平等作為根本原則？它的重要性在哪？我認為，機會平等體現了這樣的道德信念：我們作為政治社群中的平等成員，在參與各種競爭中，必須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而不應有人受到不合理的歧視和排斥。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並不接受社會只是個弱肉強食的競技場，職位和機會可以由擁有權力者任意決定，而不需服從任何基於正義的道德約束，這種約束來自政府對每壹個體的平等尊重。不少人在討論機會平等時，往往傾向從社會整體後果的角度來考慮，例如能否促進社會流動、增加經濟效益或有助社會穩定等。但這樣的思路有個危險，就是政府可以用同樣邏輯，拒絕保障公民的平等機會，例如在升讀大學和職位申請上，以集體利益之名給予某些城市或某個階層的人特權，卻無視這些政策對那些受不公平對待的個體帶來的傷害。

　　既然機會平等關乎每個獨立個體是否受到公平對待，那麽我們就不應該將個體視為整體的手段，而是認真對待每個人理應享有的權利和尊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很好地明白，為什麽我們目睹或親歷富二代和窮二代，做官的和平民的，農村的和城市的孩子，從壹出生開始，大家的人生命運就在不同方面受家庭背景和社會身份決定的時候，我們會心有不平，會充滿憤怒屈辱，甚至對這個社會感到絕望。我們同時也清楚知道，這些制度性的不公，是人為的，是可以改變的。那麽，到底該如何變？

　　變的第壹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程序，確保每個公民在競爭中，都受到壹視同仁的對待。例如在職位招聘時，必須要有公開透明的程序，沒有人可以靠走後門拉關系取得任何優勢和特權。我深知，在今天的中國，我這樣說簡直有點癡人說夢。但大家想想，只要這種情況不改變過來，我們這個國度就永遠會是不義之邦，人民就永遠不能對制度建立起信任，無數付出過努力且有真才實學的個體就會因為沒有關系而難以壹展所長並因而心生怨恨。更可怕的是，當不同領域的資源和權力都需要用賄賂或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得時，整個社會的道德資源將慢慢被淘空，我們的道德敏感度將日益遲鈍，甚至不自覺的視此為不可改變的理所當然之事，我們每個人的道德心靈遂跟著日益萎縮荒蕪。我們身在其中，遂同受其害。

　　變的第二步，是要確保競爭的遊戲規則，不可以用壹些和該職位不相關的標準將某些人排斥出去，例如不可以因為壹個人的性別、種族、膚色、信仰或性傾向等而有所歧視。那麽什麽是相關的標準呢？這要看工作的性質。例如政府在招聘某類公務員時，因應工作性質而設定最低學歷要求，我們不會視此為歧視。同樣道理，如果某類工作需要某些特別技能，例如消防員由於要有足夠的身高和體力才能有效執行任務，所以不招收女性消防員，我們也覺得可以接受。

　　有人或會馬上問，我們如何能確定什麽是“相關”的呢？這的確不能壹概而論，而要具體情況具體談，而且往往有爭議。例如壹些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就要求獲聘老師必須有同樣的信仰。但這是否違反了機會平等原則呢？贊成的人認為，只要不是教和宗教相關的學科，就不應該設下這樣的限制。反對的人卻認為，宗教學校需要壹種宗教氛圍，如果老師沒有那樣的信仰，就做不到言傳身教。我們應該容許甚至鼓勵這樣的公共討論，因為只有通過這些討論，我們才能對不同的道德觀點有所了解，寬容和尊重才有可能，同時也在討論中累積和豐富整個社群的道德資源。與此同時，政府也需要設立類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組織（香港就有），壹方面在有爭論和投訴出現時，可以擔當調停和仲裁角色，另壹方面可以籌辦不同的活動，在學校和社會推廣平等機會的理念。

　　滿足了上面兩步，是否就滿足了機會平等的要求呢？不見得。讓我們回到起跑線那個比喻。這個比喻最重要的意義是：將所有不合理不相關的障礙拿走，從而容許職位向所有有能者開放。所以，在國際競技場上，不管妳是黑人白人，不管妳的種族信仰，只要大家在同壹起跑線起步，誰跑得最快，誰就可以拿冠軍。

　　現在的問題是：什麽使得「有能者」之所以「有能」呢？最少有三個理由。壹，他非常勤奮努力，天天苦練；二，他天生異稟，有很好的運動資質；三，他接受過很好的專業訓練，從而將他的天賦能力發展得淋漓盡致。我想，缺少這三個條件中的任何壹個，都很難有勝出機會。壹個只有壹條腿的人，無論他多麽努力以及接受多少訓練，恐怕都很難跑得過兩條腿的人。將這兩個人放在同壹條起跑線，恐怕不易說，他們的機會是壹樣的。同樣道理，兩個有壹樣天資且同樣願意努力的人，壹個自小家裏就提供充裕的物質條件，容許他有很好的營養很好的生理心理素質以及很好的體育訓練，壹個卻吃不飽穿不暖，更遑論接受什麽培訓。將這兩個人放在壹起，前者勝出的機會大概也遠遠大於後者。

　　這就說明，機會平等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前面提及的起跑線，而必須繼續追問，到底導致大家有不同競爭能力的因素，有那些是合理的，有那些是不合理因而需要矯正和補償的。我相信，大部份人會同意，“個人努力”這個因素是合理的，不會影響競爭的公平。所以，讓我們集中討論另外兩者。

　　壹個人的家庭出身，對他的事業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最明顯的是教育。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壹個出身在中產家庭的小孩，由於在營養、教育、人格培養、社會網絡及人際關系等各方面，都享有較低下階層的小孩大得多的優勢，所以他們日後留在中產階層或繼續向上爬的機會，也較後者大得多。也就是說，這兩個群體的小孩子，從壹出生開始，就已不可能站在同壹起跑線。而這方面的差異，並非他們努力所致，而是純粹運氣：看生在那個家庭。

　　如果我們真的重視機會平等，就有必要在制度上，盡可能將這些差異減到最低。例如政府有責任提供同樣好的義務教育給所有孩子，甚至要限制貴族學校的出現，免得有錢的人可以用錢買到更優質的教育；政府也要提供相當廣泛的社會福利，使得窮人的小孩，也有最低度的條件去發展他們的天賦能力，建立他們的自信和自尊；又例如政府要征收相當高的遺產稅，從而不會將前壹代的優勢延續到下壹代。要做到這些，政府就要積極介入市場，而不是任由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決定人們的命運。但我們也要見到，要做到這些，會有相當大的困難，而且不是技術上的困難，而是倫理上的困難。例如從父母的觀點看，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最好的教育，從而將來有最好的競爭力，因此必然會用盡各種方法栽培自己的下壹代。只要競爭的格局不變，政府幾乎不可能將家庭對孩子的影響完全消除或平均化；同時這樣也不可取，因為這既會傷害家庭本身的價值（例如關懷和愛），同時會有過度幹預個人選擇自由的危險。因此，在現實的制度設計中，如何平衡這兩者的內在張力，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最後，更難的是人的天資問題。每個人的天資稟賦都有不同，這些能力也和後天的努力無關，因此運氣色彩更濃。我們也難以否認，這些稟賦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我們每個人在競爭中的成功機會。那麽，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來將這些稟賦差異減到最低，從而確保機會平等？抑或我們問錯了問題：機會平等的要求，不應該去得那麽遠，政府根本不應處理這些差異，而應任由它們自然發展，因為這樣的幹預不僅未必能帶來好的效果，同時更會嚴重傷害個體的獨立自主和自我擁有？這是當代政治哲學其中壹個最多人爭論的問題。

　　以上討論讓我們看到，“機會平等”這個道德理想，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實踐上，都相當復雜和有爭議性。機會平等的內容、適用範圍和制度要求，都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因為它關乎公義，並深深影響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最後，我更要特別強調，要令我們的社會日趨機會平等，我們不能只靠制度的轉變，同時要靠人心的轉變。機會平等要求我們用壹種很獨特的道德觀點，看我們自己以及看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們雖然有許多先天後天的差異，我們雖然不得不在社會中彼此競爭，但我們同時是平等的公民，希望以壹種公平的合理的，大家可以真心信服的方式和程序去競爭。這背後，有很深的對公平和正義的堅持，以及對人的關懷和尊重。

　　每年上政治哲學課，討論到社會正義問題時，我總愛問學生，妳們認為壹個人多些錢，是不是就多些自由？很多同學會舉手，眼裏還有不解，好像說，老師，這還用問啊？有錢，我就可以去旅行，就可以畢業後去外國念書，還可以做許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問，既然如此，窮人是不是較有錢人，少了自由？大家稱是。於是我再問，香港連續十八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貧富懸殊卻極嚴重，七百萬人口中有過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既然如此，這些窮人會不會因為沒錢，所以相對地活得不自由？學生開始猶豫，眼裏開始有另壹重疑惑。

　　有疑惑很正常。壹個號稱全球最自由的城市卻有無數人因貧窮而活得不自由，似乎既諷刺又矛盾。按傳統基金會的標準，壹個經濟體的自由度，主要看政府對市場的幹預程度。如果幹預越多，就越不自由，例如有較多的稅種和較高的稅率，社會福利占政府開支比重較大，較多限制市場的法規（例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香港政府壹向以“小政府大市場”自居，所以對於這個十八年第壹，總是引以為榮，並常以此為由拒絕正視貧窮問題，因為任何幹預都會減少自由。

　　這是根深柢固且廣為人接受的觀點。在英文，持這種觀點的常被稱為Libertarianism，有人將它譯為放任自由主義或自由至上主義，我在本文將其意譯為市場自由主義，方便討論。這種觀點往往包括以下主張。壹，政府和市場是對立的，所有政府對市場及私有財產制的幹預，都意味著自由的減少。所以壹個完全沒有政府幹預的市場，才最自由。二，自由是寶貴的，是最高的價值。要捍衛自由，就必須捍衛市場──即使市場競爭必然導致經濟不平等和貧窮。三，貧窮雖然不好，但貧窮和自由無關，所以不應為了解決貧窮問題而幹預市場，例如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因為這樣會犧牲自由。只有在沒有政府介入的市場中，窮人和有錢人才可能享有相同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市場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傳統中的重要流派，有高遠的政治目標，希望每個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主張嚴格限制政府權力，將政府功能減到最少，並將資源分配問題交給壹個不受政治權力幹預且能自然調節的市場體系來處理。這樣不僅最有效率，同時最為公正，因為只有市場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個人自由。這種觀點，無論是出於政治策略還是道德信念，在今天中國都得到許多人認同，甚至認為這就是自由主義（或稱為右派）的核心理念。

　　我以下將質疑這種觀點。我質疑的方式，主要通過概念分析來進行。具體點說，我並不反對市場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定義，也不反對自由的重要性，但我並不同意它的結論，即市場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我將從第三點，即貧窮和自由的關系談起。

　　先給自由下個定義。壹個人是自由的，當他能夠免於限制而有機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時候。換言之，當壹個人在公共空間因某些原因被禁止發言，又或因觸犯法律而被關進牢裏時，不管這些限制的理由為何以及這些理由是否合理，他都在客觀上失去了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形象壹點說，我們活著的世界就像有壹道道的門，自由的多寡，得看有多少道門為我們打開。

　　現在觀察壹下我們的生活。每天起來，我們坐地鐵上班，要買票才能入閘；中午去快餐店，要付款才能取得食物；下班去超市購物，要結賬才能離開。所有這些妳想做的，都需要錢。現在設想有壹天妳突然變得很窮，袋裏壹分錢也沒有。同壹樣的妳，想去坐地鐵卻沒錢買票，會被鐵閘擋在外面；肚子餓了想吃霸王餐，飯店會報警拉人；去超市未付錢就想離開，保安員會阻止妳。由此可見，沒有錢，妳就沒有自由做妳想做的事，因為如果妳堅持做，就會受到外力幹預。唯壹能令妳免去幹預的，是錢。也就是說，在大部份情況下，金錢是在市場中我們做這些事的必要和充份條件。（不是沒有例外。例如去公共圖書館借書或去郊野公園遊玩就不用錢，因為是由政府免費提供。但政府壹旦將這些服務私有化，付不起費的人同樣會失去使用這些服務的自由。）以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例子，告訴我們壹個基本事實：在壹個以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為主要制度的社會，絕大部份資源和服務均已由特定個體和公司擁有，這些資源和服務都有壹個交易價格，如果有人想從原來的擁有者手中取得這些物品，他就必須用錢購買（除非擁有者自願捐贈）。如果妳沒錢卻想強取，就會違反法律規定的私有財產權，政府就會懲罰妳，並限制妳的自由。

　　我們因此明白，沒有錢就沒有自由，是事實，而不是比喻。當所有東西均已各有所屬，且標明價格並受法律保障時，沒有錢，我們會寸步難行，處處受阻。錢，像通行證，令我們在商品世界不受限制去做我們想做的事。許多人常說，為了更多自由所以努力賺錢，說的就是這個平常道理。

　　這個道理說明，市場自由主義聲稱有錢人和窮人在市場中享有同樣的自由，其實並不真確。有錢人較窮人，其實多許多自由。我這裏並不否認，在其他方面，市場保障了所有人壹些重要的自由，例如自由選擇職業。我這裏也非主張，政府要均貧富。我只是從概念上指出，財富直接影響人的自由。

　　現在回到市場自由主義的首兩個主張。這兩個主張背後，有壹系列關於自由的想象，我將逐壹指出其不足。第壹個想象，是以為政府和市場各不相屬，甚至彼此對立，而市場是個沒有權力介入，並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的自足的自由交易體系。我相信正因為這種想象，許多市場自由主義者才視政府為必要之惡，並努力盡可能令市場絕緣於政治。

　　但這種想象忽略了壹個基本事實：市場在國家之中，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壹部份。市場的遊戲規則，由國家制訂，並由它以強制性法律保證其有效運作。私有財產制，以供求決定商品價格及工資水平，極低稅率和極少監管，都是制度的結果。中國的開放改革，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轉變。這種轉變，是國家政治意誌的產物，而不是自生自發的秩序。誰來保證這些制度？政府。沒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後支持，這種制度就不可能穩定維持。

　　再者，壹如其他經濟制度，市場同樣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資源和財富的分配，並深深影響活在其中的每個人的命運。因此，我們就有必要檢視市場的道德正當性。我們不能想當然的假定市場競爭導致的任何結果，都必然公正，因此征稅就是劫富濟貧。（如果從道德的觀點看，未完稅前的收入根本就不應全屬個人，那何來“劫”？）將市場想象成獨立於政治和道德之外的自足領域，是概念混亂。沒有價值中立的制度，沒有離開國家的市場。所以，問題不是要不要幹預，而是要怎樣的幹預。

　　第二個想象，是以為任何限制私有財產的政策，都必然導致自由的減少。這似乎很有道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國，當大家目睹私人土地和房屋經常受到政府無理強征強拆的時候，對此體會更深。但很少人會留意，私有財產權這個概念，其實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兩面。舉例說，當壹塊土地被法律界定為某個人的私產時，它的確增加了擁有者支配和使用這塊土地的自由，但卻也同時限制了其他非擁有者的自由。如果這些人要強行占用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種，政府便會使用武力阻止。我這裏並非反對私有產權，而只是從概念上指出，當財產權保障了有產者的自由的同時，也在客觀上限制了無產者的自由，我們不要以為私有財產制之所以可取，是因為它是“不自由的闕如”。

　　進壹步，我們不要簡單地以為私有制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舉例說，市中心有壹公園，本屬公有財產，許多人喜歡去，政府也不收錢，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樣使用公園的自由。政府現在將公園賣給某富商，成為其私人產業。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卻從此失去本來有的免費使用公園的自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說，這樣的產權轉變導致了自由的增加。我們甚至可以進壹步推論，當世界的土地和資源全部變成私產後，那些沒有能力擁有資產的人，他們在經濟領域享有的自由，其實相當有限。

　　第三個想象，是認為任何的社會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損害。這種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許多贊成社會再分配的人也接受這種論述，雖然他們認為為了公平和正義，犧牲壹部份自由是值得的。這種想法十分誤導。正如前面指出，財富的多寡直接影響自由的多寡，所以財富的分配，同時是自由的分配。當政府通過征稅進行財富轉移及提供廣泛社會福利時，這樣雖然限制了納稅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時卻增加了許多窮人的自由。不少人只看到前者，卻見不到後者，因此才認定再分配必然導致自由凈值的減少。

　　壹旦了解這點，市場自由主義便須面對這樣的可能性：如果市場競爭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差距使得許多窮人享有的自由變得極為有限，那麽合理的財富再分配就不僅使得社會更公平，同時也是以壹種相對平等的方式來分配自由。也就是說，市場制度不見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見得必然能令社會總體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財富再分配並不必然等於自由的減少。

　　以上討論旨在說明，市場和自由的關系，不僅不像市場自由主義所稱的那樣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負面效果。問題壹旦清楚，我們就可以放下種種簡化的意識形態標簽，進入實質的討論：怎樣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實現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體壹點：不同的自由中，那些最為基本？這些自由應該根據什麽原則來分配？如何壹方面善用市場優勢來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又能避免財富和自由分配的過度不均？

　　這些都是中國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皆非教條式的市場自由主義可以解決。例如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貧富不均。如果政府什麽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資源滿足公民基本需要，許多窮人和弱勢群體就會活在饑餓邊緣，機會不平等、階級矛盾和跨代貧窮將隨之而來，有錢有勢的人更會利用手上的優勢壟斷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從而導致更廣泛的經濟、政治及社會不公。當情況越來越嚴重，人們的不滿越來越大，市場自由主義遂會被廣泛嘲笑為只懂得為資本家和有錢人服務的意識形態。近年壹波又壹波的反全球資本主義浪潮，都將矛頭指向市場自由主義（或稱新自由主義），其理在此。這種局面實在不幸，因為這樣使得本來很進步的自由主義背負惡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國語境，面對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場自由主義者認為，問題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對於市場有太多介入，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而出路是走向更徹底的市場化。但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告訴我們，徹底市場化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更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逐步完善市場制度，使得競爭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時重視社會正義，並通過完善稅制和社會福利政策，確保所有公民過上安全自由和有尊嚴的生活。當然，要走到這壹步，我們不僅需要市場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場自由主義有必要意識到，市場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公正和美好社會的手段。自由主義如果繼續不理代價地將自己和市場捆綁，並以自由之名反對任何社會分配，結果不但不能回應人民的要求，更會令自己失去批判性進步性。中國自由主義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走出這個困局，讓人們見到它對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僅是批判政治專制的有力武器，同時也是批判經濟和社會不公的重要道德泉源。

　　我發表的幾篇反思市場自由主義的文章，引起頗多爭論。我的觀點很簡單：我們的社會，窮人較富人少許多自由。窮人不僅缺乏物質，同時缺乏自由。這意味著在壹個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的社會，人們享有的自由其實並不壹樣。這個結論引起許多人的擔憂，質疑我是否以平等自由之名，主張財富均分。這不是我的主張。迄今為止，我壹直強調的，是如果我的分析成立，那麽市場自由主義壹個廣泛被人接受的命題便是錯的，即以絕對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並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經濟自由。

　　但許多人會繼續問：即使這樣又如何？倘若富人所獲財富都是他們所應得的，難道不是很合理嗎？政府以自由之名進行財富轉移，豈非劫富濟貧？這些都是重要之問。我相信，沒人會覺得貧窮是件好事，但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貧窮，卻極為棘手，並將我們帶到社會正義的討論核心。

社會自由主義概論 積極自由與社會福利

作者 周保松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我認為，中國自由主義如何面對分配正義問題，將直接影響它的道德生命力。因為自由主義目前在全球最受詬病的，是指它以自由和私有財產權之名，無條件擁抱市場，卻無視財富被小部份人壟斷，大部份人活在貧困當中這壹極不公正的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能說，中國當下所有的貧窮問題，都是由於未完全市場化所致。而只要有壹天徹底市場化了，政府幹預減到最少了，問題自然會解決。西方資本主義走過的道路，已否定了這點。自由主義需要市場，但不必迷信市場，並以為放任資本主義能自動帶來自由和公正。自由主義反對專制，但不必迷信無政府才是烏托邦，因為只有民主法治的國家才能充分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權利。

　　自由主義者也不能說，在現階段，至少在策略上應該鼓吹市場以對抗專制。等到那壹天中國有了憲政民主，我們再來談社會公正好了。這種階段論的觀點頗流行，卻站不住腳。第壹，這種想法在道德上要不得。因為這等於在說，我也知道現在的財富分配很不公正，但為了壹個更長遠更崇高的目標，那些在現有體制下受壓迫的老百姓就只能被犧牲了。但為什麼他們應該被犧牲？自由主義不是尊重每個人都是目的自身，並有平等的價值和尊嚴的嗎？第二，當老百姓在生活中感受到自己是被市場壓迫的壹群時，他們會問，如果自由主義許諾的未來，不是壹個更安全更公平活得更有尊嚴的社會，而是壹個更純粹更殘酷的市場，那麼所謂的憲政民主於我有何意義？我為何要支持自由主義，而不是其他理論？第三，不少人曾以為，只要有了市場，權力自然受到約束，自由民主等好東西自然跟著來。歷史發展到今天，大家都知道這過於壹廂情願。不少人形容今天的中國是“權貴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在在說明權力完全可以和資本結合，並以更細密更精致的方式維持既有統治，並帶來更大的壓迫。中國要走向民主憲政，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和道德資源，而這些力量和資源，許多不僅不能由市場提供，甚至和市場鼓吹的自利主義相沖突。

　　所以，無論是在理念上還是策略上，中國自由主義都須重視社會公正，並好好建構出自己的公正理論。這樣的理論，不僅要批判專制，也要批判資本，更要批評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不公平；不僅要重視自由，也要重視平等；不僅能好好地體察和理解民眾承受的壓迫和苦難，也能提供壹個值得我們為之共同努力的改革方向。我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對自由主義的反思，同時為我的立場辯護。

　　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即從社會公正的觀點看，貧窮意味著什麼。讓我們設想有這樣壹個男人張先生：年過半百，工作數十年的工廠倒閉，下崗數年。家裏有女兒要上學，有多病的母親要照顧，積蓄所剩無幾，卻因年紀不輕且無壹技之長，只能做些散工維生，生活極為貧困。這樣的人在中國很普遍。我想沒有人會否認，張先生正在受苦。但他受的是什麼苦？這些苦，為何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張先生壹家飽受物質匱乏之苦。因為貧窮，他們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全家遂營養不足，身體虛弱。二，張先生的女兒，雖然很用功，成績也不錯，卻因為沒錢交學費和各種雜費，被迫輟學。這意味著她的人生從壹開始，就已遠遠落後於其他小朋友，許多能力也沒法通過教育而得到發展。三，張先生的母親，因為沒錢求醫，身體長期承受極大痛苦。四，張先生自下崗後，愈來愈少社交活動，因為他感到極度自卑。他和世界愈來愈疏離，自尊心愈來愈低，並愈來愈難肯定自己生命的價值。在壹個所謂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張先生時時感受到有形無形的歧視。絕望、妒忌、憤恨、怨艾、懊悔等情緒，開始腐蝕他的生活。

　　五，張先生也感受到不自由。他終於明白，無錢便寸步難行是什麼意思。有人或會說，張先生和其他人其實享有相同的自由，例如政府不會因為他是下崗工人而不容許他送女兒去學校或限制他媽媽入住醫院。張先生當然知道，他在這些方面並沒受到法律限制。但他同時明白，如果他要送女兒去上學或送媽媽去醫院，他必須滿足另壹個必要條件，就是他要有錢。沒有錢，這些機構就會訴諸法律來限制他使用這些服務。這才是張先生面對的不自由的來源。作為壹個有自由意識的行動主體，張先生見到生命中許多重要的門，因為貧窮而壹壹關上，他為此感到無力無奈。

　　以上描述，是許多窮人的真實寫照。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汗牛充棟，我的描述或許仍然表面，但已足以說明，張先生壹家人，因為貧窮，在肉體、精神及社會生活中，承受許多痛苦。張先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真實的個體。無數這樣的個體，就在我們身邊，就在貧窮帶來的苦難中掙紮。如果我們願意承認這些痛苦真實存在，同時同意客觀而言，痛苦是不好的──無論這些痛苦降臨在那些人身上──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壹個初步結論：國家有責任努力減少人民的痛苦。

　　這樣壹個看來沒有爭議的結論，卻馬上會受到質疑。例如有人會說，張先生之所以窮，是市場競爭導致的結果，沒人需要為此負責。政府如果要照顧張先生，例如提供義務教育給他的孩子或醫療津貼給他的媽媽，那其實是在用納稅人的錢，而這並不公平，因為納稅人（在競爭中占優者）沒有義務這樣做。政府這麼做，是在劫富濟貧，逾越了其應有的角色。

　　讓我們先弄清楚壹個概念。我們不應將張先生壹家的遭遇，簡單地視為個人的自作自受。我們活在制度之中。我們每個人的處境，從壹出生開始，就已深深受到制度影響。制度總在以不同方式，決定我們每個人可以得到多少資源、機會和自由。例如如果張先生活在香港，他的境況便會大大不同，他的孩子可以接受十二年義務教育，他的母親可在公立醫院享有幾乎免費的醫療，他本人也可以申請社會綜合援助。這樣的制度或許仍有不足，但張先生壹家所受的痛苦，肯定會大大減少。張先生今天的處境，同樣是特定分配制度下的結果。如果有人相信市場萬能，反對政府做任何事幫助像張先生這樣的人，那麼他必須提出道德理由來為之辯護，而不能聲稱市場是個自生自發的經濟秩序，因此任何幹預都不應該。

　　有人或會說，市場確是國家制度的壹部份，但市場競爭體現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合理的，因為只有這樣社會才會進步。國家因此什麼也不應做，而只需維持壹個完全競爭的環境。按此思路，所有弱者被犧牲都是應該的。我相信，所有當代政治理論，包括自由主義，都不會接受這種接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

　　有人或會換個方式說，市場出來的結果是合理的，因為它給予每個競爭者其所應得的。但什麼是應得呢？例如在高考中，妳努力讀書並考得高分，我們會說妳入到好的大學是妳應得的。但如果妳考得很差，卻靠走後門而進入同壹所大學，我們會說這是妳不應得的。也就是說，“應得”這個概念意味著妳實際上做了壹些事情，因而妳對這些事情的後果負責，並得到相應的獎罰。很多人或會據此說，張先生之所以窮，完全是懶惰所致，所以是他應得的。但如果不是這樣呢？如果張先生壹生努力工作，結果還是敵不過下崗的命運，那麼還可以說他應得現在的境況嗎？張先生的女兒壹出生就因為家境貧窮而無法像其他家庭的小孩那樣健康成長，難道也是她應得的？我這裏並不是否認有人真的會因為好吃懶做而窮，但如果將貧窮問題全歸咎於懶惰，並由此聲稱所有窮人承受的苦難都是他們應得的，那絕無道理，且極不公道。

　　有人或許退壹步說，市場競爭並無問題，只要大家在公平的起跑點上便行。好吧，那什麼是公平的起跑點呢？張先生的女兒，和富有家庭的小孩，是在相同的起跑點嗎？不是。中國農村中那無數的留守兒童，和城市家庭的小朋友，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嗎？沒有。今天許多中產家長最喜歡的口號，叫“贏在起跑線＂。他們較誰都明白，市場沒有機會平等可言。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每個公民都能在相同（或最少不那麼不平等）的起跑線競爭，並只由他們的選擇和表現來決定收入高低，我們就不可能寄望市場自己能實現這個目標，而必須靠其他方法，例如由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給每個小孩。

　　以上討論旨在指出，如果自由主義真的重視社會公正，那麼它就不可能以為市場導致的壹切都是公正的，並因此無視張先生的痛苦。但讀者必須留意，我在這裏批判某些關於市場的論述，並不表示我要取消市場，更不表示我認同今天政府對市場所做的許多不合理的壟斷幹預和權力濫用，以及由此導致的腐敗與競爭不公。要求完善市場制度，和要求限制市場所導致的不公正，兩者並無沖突。市場是社會制度的壹部份，而制度的首要德性是正義，所以市場的角色及其界限，都應放在社會正義的框架來思考。

　　讀者至此或會問，那什麼是自由主義應有的正義觀？這是大問題，以後我會再談。簡單點說，我認為，自由主義的正義理念，是視人為獨立理性自主的自由人，並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社會合作，以求每個公民都有機會發展和實現人的自由，從而過上自主而有尊嚴的生活。基於此，我們遂有理由說，張先生及其家人所承受的痛苦，是不公正的。

　　所謂右派，也就是立場接近自由主義的人。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左派的核心價值是平等 ，並由此推論出不同的政治和經濟主張。例如右派主張建立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有限政府、代議民主制以及反對政府幹預市場，左派則主張國家主義、直接民主、福利國家和財富再分配等。

　　這幅圖很有代表性，既反映許多人對今天中國思想界兩種主要思潮的理解，同時又進壹步強化了這種左右二分的政治想象。在這種想象中，最關鍵的，是將自由和平等對立起來。這似乎意味著，自由和平等是兩種本質上不兼容的價值，而自由派有意識地選擇了前者。我猜度，這多少是因為不少自由派相信，平等是社會主義的傳統，而追求平等即代表追求平均主義，而平均主義必然要求幹預市場及威權政府，結果導致個人自由的喪失。所以，為了自由，自由主義必須拒斥平等。

　　這種想象，是對自由主義很大的誤解。自由主義不僅重視自由，也重視平等。正如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壹書所說，推動民主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力量，是平等原則。沒有對平等的肯定和堅持，自由主義不可能成為自由主義。以下我將從政治、社會和經濟三方面，闡述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如何體現在這些領域。

　　先談政治。自由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制，或立憲民主制。這包括兩個重要的制度安排。第壹，每個公民享有由憲法保障的壹系列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言論、出版和思想自由、擁有個人財產的自由、結社、集會和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等。這些自由被視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並具有最高的優先性，不可任意讓渡也不可經由多數決投票而妥協。自由主義如此重視這些權利，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個體才能免於恐懼壓迫，自由發展自己的能力，活出活好自己的人生。這背後有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人是獨立、理性、自主的道德主體，能為自己作選擇，同時能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們必須留意，這些基本自由為所有公民平等享有。這是自由主義對平等的首要承諾。自由保障我們的根本利益，平等界定這些自由該以怎樣的方式分配。沒有人可以因為出身、財富或能力上的差異，而享有特權或遭到歧視。當然，這裏的平等，不是要將所有人變成壹模壹樣，而是特指所有人的基本權利。或許有人問，在從專制社會轉型到民主社會的過程中，那些擁有特權的人，豈不是要被迫放棄壹部份他們的自由？是的，因為從平等的觀點看，這些特權本來便不應享。中國自由派今天最重要的要求，正是要廢除各種特權，落實憲法許諾的平等人權。自由派不僅在爭自由，也在爭平等。

　　自由民主制第二個制度安排，是壹人壹票的普及選舉。不用多說，這體現了政治平等的精神。自由主義相信，主權在民，而政府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得到全體公民的認可。民主制獨特之處，就是賦予公民相同的權力去參與和決定公共事務，實踐集體自治的理念。這種理念，顯然和任何形式的等級制和精英制不兼容，更加不能接受政治權力被某個階級長期壟斷。既然如此，自由派在爭民主時，難道不是在爭平等嗎？為何要將平等拱手讓給左派？

　　自由主義同樣致力爭取在社會領域，建立平等的人際關系。以性別為例。自由主義主張性別平等，並努力爭取兩性在不同方面受到同等對待。例如在工作上，女性和男性要享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在待遇上要同工同酬；在家庭中，不應再有男尊女卑的觀念，也不應將家視為私領域並容忍各種家庭暴力的出現；在教育上，政府要為男生和女生提供同樣教育的機會；在公共生活中，女性要和男性有同樣的參與權。

　　再以宗教為例。自由主義主張政教分離和平等尊重所有宗教，因此權力的正當性來源、法律的制定，以至社會資源的分配，都不應訴諸任何宗教理由，也不應在政策執行時偏袒或歧視任何教派。背後的理念很簡單：壹國之內，所有人都是平等公民，都應享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同樣道理，國家不應基於種族、膚色、地域、性傾向等而對公民有不合理的差等對待。

　　不僅在制度上如此，自由主義同時努力在社會培養平等尊重的文化。自由主義在西方的起源，和持續不斷的宗教沖突及慢慢發展出來的宗教寬容密切相關。去到今天，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話，自由主義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壹個宗教和價值有深刻分歧的多元社會，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仍然能夠和平公正地活在壹起。羅爾斯的答案，是國家必須確保自由平等的公民享有壹系列基本權利，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公平合作。但我們要知道，要實現這樣的理想，僅靠制度是不夠的，而必須要公民認同這些理念，養成相應的德性，並在生活中踐行這些價值。平等尊重不應只是外在的法律要求，更應是內在於生命的待人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傲慢和偏見，約束個人權力濫用，並容忍和尊重異於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這些需要學習。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不僅在政治上爭憲政爭人權爭民主，更在社會生活每個環節，包括家庭、工作、教育和各種社群生活中，爭取將壓迫宰制不公減到最少。如果有人看不到這點，那只要將二百年前歐洲社會和中國儒家社會中女性的生存處境，和今天的自由民主社會稍作對照，即可看到其中的深刻差異。這不是說自由主義已經完美，或自由社會已經沒有壓迫。我只是指出，自由主義傳統有很深的對平等的堅持，而這種堅持是推動許多社會變革及社會運動的重要力量。中國的自由派應該好好利用這些資源，拓闊自己的視野和想象，促使社會變得更加平等。

　　有人或會馬上說，即使我以上所說皆對，但由於自由主義全力鼓吹市場自由，容許資本無止境的擴張累積，無視因此而導致的貧富懸殊，卻又反對社會福利，難道不是以自由之名放棄經濟平等嗎？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正是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所在？

　　的確，如何面對資本主義，是當代自由主義的極大挑戰，並已在自由主義內部引起極大爭論。而自羅爾斯1971年出版《正義論》以來，分配正義壹直是自由主義的焦點，並出版了許多重頭著作，在在說明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有極大張力。篇幅所限，我以下集中討論市場和平等的關系。

　　首先，幾乎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否認，即使是完全有效的市場競爭，也會導致巨大的經濟不平等，因為進入競爭時每個人的起點不壹樣，競爭過程中每個人的選擇和運氣也不壹樣。問題是如何理解這種不平等，以及如何面對這種不平等。

　　以諾齊克為代表的壹種放任自由主義觀點認為，只要市場中每個人擁有的生產工具和財產是正當得來的，同時市場交易是妳情我願的，那麼最後導致的財富不平等，無論有多大，都是正當的，政府不應幹預。諾齊克的觀點，契合了不少人對市場的想象：市場中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並有平等的權利與他人訂立契約，並承擔最後的結果。因此，能者獲得更多的財富，是他們配得的。如果國家以平等之名進行財富再分配，那是劫富濟貧，對富人不公。市場競爭不僅沒有問題，反而是最自由最公正的制度。

　　諾齊克的觀點，會遭到以下幾種反駁。第壹，他的整個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絕對的私有財產權之上。但在壹個資源有限的世界，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壹開始便占有大量財產，並藉由這些財產創造累積財富，其他人卻只能在市場出賣勞力，換取微薄收入？這需要道德論證。諾齊克認為，只要最初的占有者能留給其他人"足夠且同樣地好"的資源，那就沒有問題，因為這種占有對後來者的處境沒有任何不好的影響。但很明顯，在我們活著的世界，這個條件無論被設想得多麼的弱，也遠遠不能滿足。

　　另壹個常見論證，是認為私有財產是個體活得獨立自主的必要條件。這有道理。但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前提，我們將不會推論出放任市場，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許多欠缺市場競爭力而陷於赤貧的人，將沒有最基本的物質條件活得獨立自主。因此，放任自由主義如果真的希望每個人都有條件活得獨立自主，那麼它至少應該要求政府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

　　第二，許多人相信，市場是最公平的競爭機制。但真的是這樣嗎？許多實證研究均指出，決定壹個人能否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除了個人努力，更多的是和家庭背景及社會階層相關。壹個富有家庭的小孩，從壹出生開始，便不知較貧窮家庭的小孩占有多少優勢。也就是說，進入市場的人的門坎其實並不壹樣。而這種緣於出身的機會不平等，既談不上公平，更談不上配得。許多自由主義者因此認為，在經濟領域，雖然不必也不應追求結果平等，但卻必須追求競爭起點上的機會平等。而要做到這壹點，政府有責任通過教育和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盡可能將由家庭和社會環境導致的機會不平等減到最低。

　　第三，許多自由主義者意識到，經濟上的不平等，會直接影響政治權利的不平等以及社會關系的不平等，因為富人會用錢，以不同方式，購買更多不應得的特權和地位，並導致金權政治和階級分化，既傷害民主制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也腐蝕平等相待的公共生活。

　　最後，正如羅爾斯指出，沒有人可以獨立於制度之外談自己配得多少收入。壹個人可以擁有多少財富，都是特定制度的結果。而要判斷這個制度是否合理，視乎我們對正義社會有何構想。羅爾斯認為，我們應該理解社會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壹起進行公平合作的體系，規範這個體系的原則，必須得到自由平等的公民的合理同意。在此前提下，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壹個條件，便是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這是他有名的"差異原則"。這意味著，社會合作不是零和遊戲，不是壹群自利者在市場拼命為自己爭得最多利益，而是有公正感的公民，雖然重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但也願意放下先天能力和後天環境的種種差異，在平等條件下進行互惠合作。羅爾斯認為，自由社會理應是個合作的共同體，公民之間願意承擔彼此的命運。

　　以上討論旨在指出，自由主義雖然出於經濟效率和道德考慮，肯定市場和私有產權的重要性，但同時因為對平等和公正的堅持，絕對不會無條件地擁抱資本主義，並反對任何資源再分配和福利國家。事實上，二次大戰後自由民主國家的發展，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自由主義都主張既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也要保障公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這些權利的內容，清楚寫在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中，而中國是簽署國。只要認真落實這些權利，自由社會就必然在許多方面是個相當平等的社會。

　　平等和自由壹樣，都是本質上具爭議的概念，可以有不同詮釋，並由此導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但將平等和自由對立起來，並以此定義中國的左派和右派，卻絕對不妥。從洛克、盧梭、康德到羅爾斯，從美國的《獨立宣言》(1776)、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1789）再到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1948)，自由和平等從來都是自由主義傳統的核心價值。如果自由派將平等拱手讓給左派，這不僅錯得離譜，同時令自由主義失去最重要的道德資源，既無法對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難以建構壹個值得我們追求的自由民主社會。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核心。而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壹個最大分別，是前現代社會視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不平等乃自然和合理的，因此不需為之辯護。現代社會剛好相反，平等成了公共生活的默認價值，任何政治、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都需要合理的理由支持。這是壹個典範式轉移。平等原則的發展，絕非壹蹴而就，而是經過壹代又壹代人的努力，壹波又壹波的社會運動，才逐漸實踐於制度，沈澱成文化，凝聚為精神。背後的理念，看似簡單卻極不平常：每個個體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值得我們平等的尊重。

　　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壹系列基本自由去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公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只要這些選擇不傷害他人的權利或違反公正原則的要求。不少人認為，這是自由社會最大的好處，因為它容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性格喜好能力來活出自己的人生。這樣多元的社會，不僅對自己好，也對每個人好。

　　但自由主義這種制度安排，卻遭到不少挑戰，尤其是文化及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精英主義。他們認為，自由主義之所以擁抱多元和自由，不是基於什麼正面價值，而是因為它承認和接受，在關乎壹己人生安頓的宗教、倫理和意義問題上，不可能有客觀的人人接受的答案。於是自由主義唯壹可做的，便是尊重人的主觀選擇，並在“人該怎樣生活”這個根本問題上保持沈默中立。

　　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在這裏，實際上接受了凡是個人選擇的，便是好的。個體的主觀喜好，成了價值判斷唯壹的和最後的標準。但壹旦承認這點，自由主義遂進壹步滑入價值虛無主義之境，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而即使同壹個人的喜好也會因時因地而異。既然理性無法為選擇提供任何客觀判準，所謂生活的好與壞、高與低和對與錯，也就無從談起。政治生活的底線，遂只能調到最低：彼此尊重各自的選擇，只要妳的選擇不傷害別人。這樣的底線，或許有助於和平共處，但卻絕對談不上高尚高遠。政治的目的，不再是實現人的至善本性或社群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滿足個人的主觀欲望。說得不好聽壹點，這是墮落的政治。

　　批評者聲稱，自由主義強調的什麼政教分離、公私領域二分、正當優先於善好，乃至國家對不同人生觀保持中立等，說到頭，背後其實是接受了價值虛無主義。自由主義作為現代性的代表哲學，對虛無主義不僅不予抵抗，反以各種道德包裝暗裏承認其正當性，遂導致現代性危機。要徹底解決這場危機，便必須在理念上和實踐上拒斥自由主義。這種批評近年在中國知識界頗為盛行，其中包括壹些曾是自由主義堅定捍衛者的學者。

　　我認為，這種批評並不成立。以下我將從兩個方面來談。

　　第壹方面是如果這種批評成立，批評者將會面對壹些難以解釋的事實。我這裏集中談三點。第壹，在真實生活中，極少人會是價值虛無主義者。我們從出生起，便活在道德社群之中，學會使用道德語言，和他人建立道德關系，並在生活中作出大大小小的道德判斷和道德行動。可以說，我們被拋擲成為道德人。而當我們在做道德判斷（尤其當這些判斷受到他人挑戰）時，我們必須提出辯護理由，證明自己的判斷是對的。這些理由，是我們所相信的價值。這些價值往往不是可有可無，而是我們為人處世及存在意義的基礎。它們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我們的自我，限定我們看世界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壹旦我們進入這種有形或無形的道德對話，我們必須假定這些價值，原則上是對話者可以理解並能夠接受的。如果我相信思想自由是對的，奴役是錯的，專制是不好的，我必須同時相信，支持我的判斷的理由，是別人可以看到並同時有理由接受的。我的信念可能會錯，但證明我為錯的，必須是更好的理由，而這些理由不能表述為純粹的個人喜好。沒有所謂限於壹己的私人的道德理由，所有道德證成都有公共性的壹面，而這和我們的道德語言及實踐理性的性質相關。也就是說，壹個邏輯上壹致的虛無主義者，不可能同時是個道德存有，因為他不能接受有任何跨主體的道德理由（或更廣義的價值理由）的存在。問題是，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道德存有，也理解和期許自己成為道德人。自由主義作為壹套政治道德理論，自然也預設了人是具有理性能力和自由意誌的道德能動者。因此，自由主義不可能接受虛無主義。

　　第二，如果自由主義真的直接導致了虛無主義，那麼愈自由愈多選擇的社會，人們理應生活得愈失落，愈不在乎真假對錯，甚至道德愈敗壞。但實際情況似乎並非如此。觀乎許多發展得已相當成熟，公民權利受到充份保障的自由民主社會，並沒有在道德、宗教、文化乃至生命安頓上，出現所謂虛無主義危機。恰恰相反，這些社會往往宗教發達，文化昌盛，民風良善，公民之間有很強的道德信任。倒是在我們這個不那麼自由沒什麼民主的國度，自利主義犬儒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整個社會的道德規範陷於失序邊緣。那些以重建政治道德之名批判自由主義的人，當然不可能為這樣的國度辯護。既然如此，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較自由民主制更能實現他們的理想？這個問題似乎壹直懸而未決。

　　第三，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有許多價值堅持，而且被廣泛視為普世價值，包括自由、平等、權利、民主、法治、寬容和社會公正。這些價值構成自由社會的基礎。如果自由主義接受價值虛無主義，它怎麼可以為這些價值辯護？它豈非自相矛盾？有人或會說，那是因為自由主義將這些價值納入正當的領域，而其他價值屬於“善好”的領域，前者客觀後者主觀。這種說法毫無道理。如果價值虛無主義為真，那麼所有價值的客觀普遍性都將無從建立。既然自由主義聲稱它所主張的價值具有客觀普遍性，那它自然不可能接受虛無主義。

　　如果以上三點成立，以虛無主義之名批判自由主義，看似深刻，其實在攻擊稻草人。但許多人會有壹疑惑：既然自由主義不接受虛無主義，那麼它為什麼如此重視個人選擇？如果自由主義知道什麼是好的生活，為什麼還要給予個體那麼多選擇自由？這個問題至為關鍵。以下我將指出，自由主義和其他政治理論的分別，在於它對於什麼是好的生活有其獨到之見，而不是沒有見解。

　　自由主義在乎每個人活得怎樣，並希望每個人活得好。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整個對社會制度的構想，都在環繞如何令自由平等的公民活得好活得有尊嚴。舉例說，自由主義主張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人身自由，我們將活在恐懼當中；沒有思想自由，我們的知性能力將無從發展；沒有政治自由，我們將難有機會過上真正的公共生活。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所保障的這些都是好東西。又例如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有責任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為孩子提供義務教育，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服務，為老弱傷殘者提供各種必要支持。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這些保障，許多人將活在貧困無助絕望之中。

　　批評者或許沒有留意到，自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壹點也不中立，且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活得好需要怎樣的制度和物質條件。不少人以為，自由主義主張正當優先於善好，因此體現道德正當的政治原則必然不能訴諸任何善好的觀念，因此這些原則必然無根雲雲。這是極大誤會。政治原則背後是壹組價值，這組價值之所以值得支持，必然是因為它公正地保障及實現了人的根本利益。而這些利益之所以被理解為根本，又必然和該理論特定的對人的理解有關。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正當原則，不能離開某種對人如何才能活得好的理解。羅爾斯所說的正當優先於善好，是說經過合理證成的正義原則，將應用於社會基本制度，並以此約束人們對善好生活的追求。但這並不表示，正義原則本身不能或不應基於任何活得好的理念。

　　有人或會問，既然如此，自由主義為什麼容許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和人生觀？那是因為自由主義相信，壹個好的生活的重要前提，是所過生活必須得到當事人的真心認可。這裏有幾個重要的道德前設。壹，我們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有能力為自己的生命作出理性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二，我們是自己的主人，不是別人的附庸，我們希望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很關鍵的壹點，是在關乎壹己生命安頓的信仰和意義問題上，必須能得到我們自己的真心認可。它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而是我們經過反思，認為值得追求並因而自願認可和選擇的。四，這並不意味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較別人更了解自己，也不意味我們所做的選擇必然就是最好的最正確的。但正因為我們在意自己的生命，在意自己做出對的和好的選擇，也正因為我們意識到在生命歷程中，我們有機會犯錯或改變想法，我們才如此重視選擇的自由。

　　由此可見，不少批評者犯了壹個基本錯誤，便是以為由於在各種選擇之間沒有所謂好壞對錯，自由主義才迫不得已給予人們選擇自由。其實恰恰相反。正因為自由主義相信有好壞對錯，所以才如此重視選擇。這點其實不難理解。以職業選擇為例。如果所有職業的價值都是無法比較的，選A和選B是沒有分別的，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我們在選擇時會如此慎重，如此反復比較，如此努力追問不同職業對壹己生命質量的影響。

　　有人或會追問，如果有壹個外在權威，它較我們所有人更清楚什麼是好的生活，而現實中許多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意誌是薄弱的，為什麼不可以由這個權威代我們做選擇，並為我們安排好生活的壹切？這是典型的家長制思路。自由主義對此可有幾個回應。壹，實際上沒有這樣的全能的權威。將所有決定權交給這樣壹個聲稱的“權威”，風險太大。二，價值是多元的，人類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實踐和不同的活動，呈現出不同的價值。人本身也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興趣能力和不同的人生追求。兩者加起來，即可見不可能有絕對的唯壹的生活模式。

　　三，退壹萬步，即使有這樣的權威，選擇依然是重要的，因為選擇的過程本身，是構成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壹部份。這不僅在於選擇的過程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實現人的理性能力，更在於它彰顯了我們是獨立自主的自由主體。所謂好的生活，不只是從第三者的觀點，羅列出壹張欲求清單，然後要求每個人逐壹去實現；更要從當事人第壹身的觀點，讓她實實在在感受到，這個活著的生命是她的，不是別人的。選擇的過程，是個選擇的主體和選擇的客體建立價值認同的過程。沒有這壹過程，我難言真實地活出自己的人生，也就難言我的生活是好的。這是現代性最重要的精神，而自由主義很好地把握了這種精神，並努力將它實踐於制度。自由主義對權利和民主的重視，和這種重視個人自主的精神密不可分。

　　如果我以上所說有理，即可以回應壹種十分流行且殺傷力頗大但實質卻是錯的觀點，即自由主義骨子裏接受了虛無主義或導致了虛無社會，所以它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否活得好活得幸福。真實情況是，自由主義壹直在努力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主體能公正合理地走在壹起好好活且活得好的政治。

　　我曾經教的壹門政治哲學課，學生坐滿兩百人的課室。我在第壹課說，政治離不開道德。政治的終極關懷，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藉此界定我們的權利義務，公平分配社會資源，並解決各種可能紛爭，從而確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壹起。沒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將難言有正當性，社會難言有真正穩定，人與人之間難言建立休戚與共彼此信任的合作關系。

　　有些同學聽完，眼中充滿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嗎？政治的世界，難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和利益算計？說道德，要麼是偽善，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徒勞。偽善也者，是認為道德只是權力的包裝，又或虛假的意識形態，專門用來欺騙無知大眾。傻瓜也者，是因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動機都是為了壹己利益。與自利者談道德，好聽是過於理想，不好聽是天真無知。徒勞也者，是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將無從談起，因為道德壹如人的口味，主觀相對，沒客觀理由可言，註定流於自說自話。這三種態度，問題性質並不壹樣，但往往混雜在壹起，並導致對政治道德的整體不信任，即在關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議題上，道德不可能在場。

　　政治哲學既不實用也不易讀，我相信選擇來修我的課的，不少是對政治有關懷對世界有不滿對生命有要求的學生。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對政治道德有如此深的不信任？這有點教人不解。因為這樣的立場，很難自圓其說。例如我問同學，妳們支持香港壹人壹票選特首嗎？大家都說支持。我再問，妳們支持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妳們堅信民主較專制好？大家於是提出不同道德理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討論壹旦開始，同學們很快便發覺，他們不可能說自己偽善，不會形容自己是傻瓜，更不會接受自己的論證註定徒勞，因為壹旦這樣，他們將無法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合理辯護。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在政治價值上有所堅持，同時相信所堅持的是有所據的，我們便已站在某個道德的觀點。這個觀點，使得我們成為道德的存有，並進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有同學或會說，他們覺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實世界的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充滿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腐敗暴力，那有什麼道德可言？這是許多人對政治的最直接感受。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受，同時這種感受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這種感受的表達，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種道德觀點對現實政治提出批評，因為這裏我們不是抱著壹種事不關己沒有所謂的中性態度去描述壹個社會現實，而是在下壹個道德判斷，即這樣的政治是惡的政治，並應該受到譴責。好的政治，政府理應廉潔公正，尊重公民權利和關心人民福祉，並使得每個人能夠自由平等地發展。所以，當我們對現實政治感到憤怒時，我們是在表達壹種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後，往往預設了這樣的信念：這個政治社群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是這個社群的異鄉人；這樣的惡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因此是可以改變的；我們作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象和實踐壹種好的政治。也就是說，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批判，其實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壞對錯可言的。

　　有同學或會繼續說，妳這樣太樂觀了。無論我們對現實政治有多強的道德要求，我們始終站在政治的外面，對政治世界沒有分毫影響。我們可以圍觀調侃八卦，但卻不可以參與。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會跟妳談道德的。這種觀點非常流行，但卻並不合理。第壹，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用盧梭的話，統治者如果不能將權力轉變成權利，服從轉變成義務，無論他有多強大也總不能持久。而在現代開放社會，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不可能建立在暴力恐懼和謊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傳統之上，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說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權力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否則，這個國家便會陷入正當性危機。

　　因此，在壹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道德規範必然是權力正當性的重要基礎。但這種規範的約束力從哪裏來？為何統治者有責任向被統治者證明自己具有統治的權利？那必然是因為人民有所要求，而這些要求對統治者構成了道德壓力。試想像，如果壹國之民根本不關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對政府所做壹切總是毫無異議或默默承受，那麼這個政府向人民問責的壓力自然很小，權力導致腐敗的機會自然很大。

　　獨裁之惡，是它將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異化出去，成為支配我們卻又與我們無關的外物，並使得我們整個生命失去公共性的壹面。我們在這個世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但這個世界不屬於我們，並時時刻刻受到有形無形的權力宰制。久而久之，我們或會漸漸忘記，沒有公共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們遂對權力漠然，對苦難漠然，對惡本身漠然。但這是制度帶來的惡果，而非人的本真狀態。作為政治社群平等的壹員，我們理應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這樣的困局，我們每個人必須在道德上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每個公共議題都有對錯好壞可言，並努力運用實踐理性去尋找答案。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壹種較真的政治。愈較真，我們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復我們生命本真的壹面。

　　談到這裏，有人或會提出壹個更根本的質疑：妳以上所說，都是建基於壹個前提，就是人真的是個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們見到別人貪腐而心生不懣，難道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機會坐在那個位子嗎？我們奉公守法循規蹈矩，難道不僅僅是因為迫不得已嗎？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的結論：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這樣的想法，很流行。當人們如此說時，好像在描述壹個自然事實，這個事實意味著，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狀態，因為道德總會在某些時候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對個體來說，追求較真的政治，不僅徒然且不理性。問題是：我們真的是如此活著嗎？我們真的願意接受，我們應該如此活著嗎？我認為兩者都不是。

　　人作為道德存有，有四個基本能力。壹，會使用道德語言。二，會使用道德語言作道德判斷；三，會根據道德判斷作出道德行動；四，會因應道德判斷和行動而產生相應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我們自小就會培養出這些能力，並在日用而不知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道德人。

　　試觀察壹下我們自己。我們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斷。我們反對強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權，爭取民主，抗議暴力，憎恨貪腐，譴責歧視，重視公義。我們也尊敬師長愛護家人，對朋友守諾重義，對弱者同情憐憫，甚至關心動物權益。當我們受到不公對待時，我們會感到憤怒；受到歧視時，會感到屈辱；做了錯事時，會感到歉疚。在我們追求壹己人生理想時，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期許自己成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離不開道德。例如在微博上和不相識的人討論時，盡管彼此意見分歧，我們也在努力學習平等待人，用心聆聽，善意溝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語言暴力令對方屈服。即使有時我們做不到這樣，我們大抵也會同意，這樣的境界值得向往，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就是說，我們從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種各樣的道德關系當中，並在這些關系中建立和肯定自我，了解和承擔對他人的道德義務，並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尋找生命的意義。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們存在的基礎。試想像，如果有人將我們的道德語言、判斷，行動和情感通通拿走，我們將無從了解自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無可選擇地成為道德存有。

　　許多人壹談起道德，就會想起道德說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們要知道，反對某種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種道德教條，和反對道德本身，是兩回事。當我們批判某種道德立場時，我們其實是基於另壹種我們認為更合理的道德觀點，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虛無之境。而這種批判性，正正彰顯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斷的道德主體。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闊我們的道德想象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使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當然，即使以上所說為真，也不表示人沒有自利的壹面，更不是說人不會因為自利而做出傷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遠非如此。但人會不會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與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密切相關。在今天的中國，要做壹個正直廉潔的人，是如此之難，但這絕非因為人性本惡，而是制度環境使得我們難以過上合理的倫理生活。在壹個極度不公正的社會，選擇做個公正的人，極為不易，而這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壹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它能讓我們自自然然做個道德的人，快快樂樂過上有德的生活。在這樣的世界，有尊重、關懷、忠誠、信任、公平、承擔、誠實、正直、惻隱、付出、自由和愛。這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會說，妳這樣將走進壹個循環的道德困局：要過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這樣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較真的人。的確存在這樣的困局，但困局並非不可打破，因為我們不是活在壹個無縫的封閉的世界，我們也非沒有反思能力和價值信念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來如此微不足道，其實都是在壹次又壹次完善自己，改變世界。我們，非如此不可。

　　1690年，英國哲學家洛克出版了壹本書，叫《政府二論》，而第二論的副題是“論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權限與目的”。在這本書中，洛克做了壹些重要宣稱。他說，人生而自由平等獨立，並擁有壹些自然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健康和財產權。未經個體同意，沒有任何組織可以強迫人們離開這種完全自由的自然狀態。這就是有名的社會契約論：國家存在的唯壹的正當理由，是得到人民的同意。國家並非自有永有，而是人民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而自願訂立契約的結果。1776年，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幾乎沿用了洛克的思路，認為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障人民天賦的自然權利，而政府權力必須源於人民的同意。如果政府違反契約，人民便有權起來反抗。

　　洛克的論證其實有兩部份。第壹，人擁有自然權利，這些權利保障了人的根本利益，而沒有任何法律規範的自然狀態最後會導致戰爭狀態，我們因此有理由進入國家，因為國家能更有效保障我們的自然權利，並令我們和平安全地活在壹起。第二，作為自由理性的個體，我們清楚知道前面所說的道理，因此有意識地選擇壹致同意離開自然狀態，組成國家，並接受國家的統治權威。

　　洛克認為，在這兩個論證中，（二）才是根本的，因為（壹）只是幫助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同意，而“同意”這壹行動本身，才是構成政治義務的必要和充份條件。個人同意如此重要，因為它體現和尊重人是獨立自主的道德主體。如果政治權威是人們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自願同意的結果，政治義務遂是自己加給自己的，而不是別人強迫我們接受的，因此具有最高的道德正當性。

　　洛克的觀點，受到不少質疑。其中最有名的批評，是認為社會契約只是壹個虛構，因為歷史上國家的存在從來沒有得到人民的真實同意。相反，更多的時候是槍桿子出政權。也就是說，社會契約並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力。洛克不是沒意識到這個困難，因此在書中作出了“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的區分，並認為只要人們在國家中享受到某些好處，例如擁有財產或使用道路，也就等於作出了某種默示同意，因此有義務服從國家。很少人會認為洛克這個辯護站得住腳，畢竟我們壹出生便已不得不活在國家之中，就算我們不喜歡也別無選擇。而即使我們享有國家提供的壹些好處，也不表示我們已作出某種實質承諾，並因此而要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

　　這於是帶出壹個問題：即使社會契約並未在歷史中出現過，國家的存在也不是我們同意的結果，作為自由平等理性的道德主體，我們經過反思後，是否有理由接受國家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同時追求壹個自由民主制的國家？我認為是可以的。這個論證過程，我稱為“反思性的認可”（Reflective Endorsement）。

　　讓我們從當下想起。我們已活在國家當中。我們具有自由意誌和反思能力。現在讓我們問自己這樣壹個問題：我有理由繼續留在國家中生活嗎？國家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有人或會馬上質疑說，這樣問沒意思，因為我們別無選擇。不是的。首先，如果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努力想辦法離開國家。即使沒有辦法離開，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做個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樣我們雖然活在國家之中，甚至迫不得已要服從法律，但我可以對這個國家毫無認同感，甚至會做出各種消極抵抗，又或努力聯合其他人改變目前的狀態。

　　更重要的是，我們身在國家之中而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管答案是什麼，都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因為這意味著國家的存在不是自有永有且不可質疑的。相反，我們總是可以對國家進行理性反思和道德評價。這個反思過程，表達出壹種政治態度，即國家加諸我們身上的種種約束是需要理由的，且這些理由必須得到我們的合理接受。這實際上是壹種公共證成的正當性要求：政治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在公共領域得到公開的合理的辯護。所以，思考國家正當性問題，我們並不需要總是從自然狀態開始，而是可以直接站在當下，以壹種獨立的批判的姿態作出提問。

　　國家是什麼呢？國家是在特定領土之內，唯壹擁有制定及強制執行法律的正當權力，且有權要求在其治下的每個人無條件服從這些法律的政治組織。我認為，國家存在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公正穩定的社會合作成為可能。人與人的合作，會帶來許多好處。例如聯合起來以抵抗自然災害和外敵侵略，分工合作以生產更多物品，互相學習以創造知識，彼此關顧以建立社會關系，代代相繼以豐厚歷史語言道德文化。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自我的建立，人生意義的追尋，以至倫理宗教生活的安頓，都離不開政治社群。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人與人生活在壹起，會有許多沖突的可能，因為資源有限，因為價值和信仰的差異，也因為人性中自利和惡念的壹面。

　　我們因此意識到，要有穩定的合作，便必須要有壹套合理的制度，並且要有能力確保所有人服從這套制度。這套制度將規定我們以什麼方式合作，包括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個人享有什麼權利和義務，社會資源以什麼方式分配，並在出現沖突時提供公平裁決的程序和準則等。沒有這樣的制度，我們將很難避免理性選擇理論中所談的囚犯兩難和坐順風車的情況，甚至會陷入霍布斯和洛克所描述的戰爭狀態。故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壹個結論：從社會合作的觀點看，有國家（即有規則且能得到有效執行）的狀態較沒有國家（即沒有規則或有規則卻難以有效執行）的狀態要好。

　　但我們須留意，這個結論不是從國家的歷史起源來談，也不是說國家的出現是人們真實簽下壹紙契約的結果。但它不是虛構的，而是當下真實的我們在公共領域經過認真反思後所作的理性認可。如果這個認可在社會獲得廣泛接受，國家解體的機會就很小。事實似乎也印證這點。在各種有關國家正當性的爭論中，無論是主張改革還是革命，焦點都不在要國家還是要無政府，而是要怎樣的國家。也就是說，大家都接受國家存在的必要，爭論的只是國家應該根據什麼原則組織起來。

　　因此接著下來，我們必須回答第二個問題：從平等自由人的觀點看，怎樣的國家制度，才能保證公正的社會合作？這也是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他的名著《正義論》中的基本問題。羅爾斯雖然明言他的理論上承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論，但他的基本問題卻不是要不要國家，而是國家應該根據怎樣的正義原則來建立社會。更重要的是，他壹開始便清楚告訴讀者，他的契約論是假設性的，因此他提出的正義原則的說服力並非來自立約者真實的同意，而是來自道德反思後的理性認可。

　　我認為，如果從自由平等出發，自由主義會主張，壹個公正的國家，最少必須滿足兩個制度要求。壹，國家必須通過憲法，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壹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這些自由構成人的基本權利。二，必須實行壹人壹票普及選舉的民主制度。這是今天大部份自由民主制國家的立國基礎所在。

　　如何論證這種制度的合理性？這牽涉復雜的道德論證，但關鍵之處，系於我們對自由和平等的理解。核心理念是：因為我們理解自身是平等的自由人，所以我們要求國家必須能提供最合理的制度和社會條件，容許每壹個體都能實踐生命中重要的自由，並全面發展成為自由人。

　　我在這裏，特別用了“理解自身”壹詞。自由和平等，不是自然之物，而是道德價值。它們不是不證自明的自然權利或先驗的普世價值，而是在政治實踐中得到我們反思性認可的價值。因此，這些價值能否在我們的國土生根成長並化成制度，相當程度上視乎作為實踐主體的我們如何理解這些價值的意義，以及它們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乃至對整個政治社群意味著什麼。專制之惡之為惡，不是明明白白放在那裏，我們便能見到。自由之好之為好，同樣不是簡簡單單壹說，我們便能體會。它需要我們整個民族，通過理智和情感，通過對歷史的反省疏理，通過公民行動，通過對人的惡人的善人的脆弱人的尊嚴的認識，通過道德資源的累積，壹步壹步來理解和實踐。

　　下面我略談壹下我的思路。什麼是自由人呢？第壹，壹個自由的人，首先不是在身體、意誌、思想和行動上受到他人任意支配的人。作為壹個獨立個體，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對生命的感受和追求。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別人的財產或工具。第二，壹個自由的人，是有理性能力作出判斷和選擇的人。他有能力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政治信念、事業愛情並賦予生命意義，同時在相當程度上對這些選擇負責。換言之，他並非僅由本能支配，而是能對自己的欲望和信念本身進行理性反思和評價的人。第三，壹個自由的人，還是壹個有能力在道德和政治領域實踐反思性認可的人。他既可以使用道德語言進行論證和判斷，同時有相應的意願去遵從道德的要求。

　　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視自由人這個道德身份？我想主要的理由，是自由關乎人的福祉和尊嚴。當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自由人且極為重視這個身份時，我們同時可從壹普遍性的觀點，意識到社群中其他人同樣是自由人，同樣有他們對幸福和尊嚴的追求，因此我們接受和要求在國家中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在此基礎上，平等權利和民主選舉的重要，就顯得順理成章，因為這兩者正是實現平等的自由人的必要條件。權利的核心理念，是確保每個公民在社會生活的重要領域，享有自主選擇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確保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去參與國家的公共事務。

　　以上討論旨在說明，國家權威的正當性，並不是像洛克所說的通過壹次性的真實契約來完成的。壹來這不是歷史事實，二來在論證上也不見得可取。我嘗試指出，政治正當性的建立，其中很重要的壹個面向（但不必是唯壹的面向），是立足於當下的我們──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領域自由運用我們的理性和道德能力，通過持續不斷的商談對話論證，最後達到的反思性認可。國家在人民中間得到的認可程度愈高，它的正當性就愈高。

　　由此可見，政治權力正當性的建立，是壹個持續的無間斷的互動的過程，而不是像社會契約論所想象的那樣，國家正當性完成於歷史的某壹個點，然後問題從此得到永久解決。實情遠非如此。在真實政治中，正當性問題恒常存在，並會在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及在不同程度影響政府的權力行使和有效管治。更為重要的是，在壹個開放多元，個人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高揚的時代，統治者不可能再靠傳統、宗教、個人魅力和種種迷惑人心的大論述來維持其權威，而是必須在公共領域直面公民，並訴諸合理的道德論證來贏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以反思的認可來建立正當性，有幾個好處。壹，它是開放的，容許所有公民共同參與。二，它是反思的，因此確保所有論證都會受到理性檢視。三，它是有規範力量的，因為是真實的我們經過真實的道德反思後作出的理性認可，並會通過民主投票和公民行動表現出來。四，它是有進步可能的，因為持續的公共證成的過程，會完善我們的道德判斷，培育我們的道德情感，豐富我們的道德資源，發展我們的道德想象。

　　在今天的中國，政治哲學可謂顯學，思想論爭此起彼落，學術觀點針鋒相對，這多少說明，我們活在壹個不確定的大轉型時代，太多問題等著我們回應。盡管如此，政治哲學作為壹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例如我們仍然未能發展出規範的成熟的學術語言，仍然沒有壹個共同的平臺供學者進行嚴肅認真的對話，仍然未能建立起良性的思辯文化，也未能在方法論上形成普遍範式。於是我們往往有鮮明的立場和激烈的爭論，但卻不能將討論往深處推進，更難言理論上的創新突破。這值得我們從事政治哲學工作的人認真反思。

　　以下我嘗試後退壹步，追問壹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哲學應有的旨趣?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政治哲學的性質和目的。我相信，如果我們真的在乎中國政治哲學的未來，這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無論我們給出怎樣的答案。我認為，政治哲學最少可以有三種旨趣：自我理解、公共證成和呈現另壹種可能。這是三種不同但卻密切相關的規範性知識的建構，最終是希望找到合理的政治道德，建立公正美好的社會。

社會自由主義概論 自由主義與社會公義

作者 周保松 寫於 二零一二

　　人壹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之中，這個世界，由不同的規則制度交織而成，界定這些規則制度的，是壹套規範性語言，而這套語言是由壹系列觀念構成，這些觀念通常指涉政治社群中的基本價值。舉例來說，自由、平等和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這些價值不僅體現於制度法律，藉此界定我們的權利和責任，也沈澱成公共文化，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道德情感和政治實踐。壹個穩定的政治社群，必然是個道德社群，它不僅提供規範，也提供意義，更為權力的正當性提供理由。政治哲學研究的對象，是這個我們活在其中的世界。政治哲學的任務，是理解我們的政治社群，證成合理的政治原則，並思索另類政治生活的可能。

　　先談自我理解。我特別強調對政治世界的理解，是壹種自我理解，原因有三。壹，我們活在政治世界之中，而不是之外，所以當我們運用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理解建構和支撐這個世界的基本觀念和價值時，我們同時是在進行壹種廣義的自我理解，因為這些觀念和價值也在以不同方式及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構成我們的自我。二，我們怎樣看自我，也決定我們怎樣看世界。政治世界由人組成，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使人們在公正的制度中活得更好。因此任何對政治世界的評價建構想象，都離不開我們對人的理解：人的本性，人的能力，人的追求和人的限制。三，“理解”這種知性活動，必然有“我”介入其中。政治關乎制度和價值，因此其本質是規範性的。要理解這個規範的世界，“我”必須用規範性語言和知識框架去詮釋、判斷和評價，而沒法用所謂的中性語言去抽離地解釋，描述和說明。就此而言，理解政治和理解自我，是壹體兩面。舉例說吧，要理解自由社會和極權社會之別，我們不能只給出壹堆數據和壹堆描述，還必須從這些數據和描述中論述出價值和意義，讓讀者看到不同制度對人的存活狀態的影響。政治哲學和實證社會科學壹個根本分別，是它從不回避在理解過程中人的主體性和規範性。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相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例如我們不可能用中性的科學語言去理解尊嚴和奴役，幸福和苦難，公正和壓迫。

　　有人或會說，既然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政治觀念，理解它們還不容易?事情沒那麼簡單。第壹，我們使用的觀念，許多是本質上具爭議的，容許不同甚至對立的詮釋。例如自由不僅有所謂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共和主義式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式的自由，據伯林所說，“自由”在思想史上甚至有超過二百種不同的意義。又例如我們都認為正義十分重要，但正義實質意味著什麼，卻從柏拉圖開始便已爭論不休。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基本觀念有嚴謹細致的定義分析疏理，我們便很易陷入思想的泥漿而難以自拔。第二，觀念不是自有永有地靜止存在，而總是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生成、發展和演變，並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影響。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實踐，例如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和主權在民，在二百年前的中國卻難以想象。要真正了解壹個觀念，我們往往要了解壹個傳統。觀念史和哲學人類學的研究，因此對政治哲學尤為重要。

　　第三，理解的過程，往往也是意義詮釋和價值評價的過程，因而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例如面對同樣的資本主義市場，有人看到效率和公平，卻也有人看到剝削和壓迫，因為大家使用的理論框架不同，而理論框架的建構本身卻極為不易。第四，我們雖然都可見到，“人作為道德存有活在壹個道德體系之中並作出種種道德判斷”這壹現象，但如何好好解釋和理解裏面的判斷和情感，卻極不容易。例如我們大抵會同意，尊嚴是很重要的價值。壹個沒有尊嚴的人生，很難說得上是好的人生。但尊嚴的確切意義是什麼?尊嚴為何如此重要?怎樣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才能使每個人活得有尊嚴?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不見得有多少政治理論能給出滿意答案。

　　讀者或會問，自我理解為什麼那麼重要?無論是對於個人或社會，為什麼不可以不求甚解地按著傳統和習俗生活下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充分的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又應往哪裏去──尤其是在社會大轉型的時代。李鴻章曾說過，晚清面對的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回看，這個大變局壹直延續到今天：舊的觀念制度不再能有效應對時代的挑戰，新的觀念制度卻又未曾建立，在這個時候，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深刻的自我理解，便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良好的社會變革的重要前提。當然，壹個社會的自我理解，需要有充分的言論思想學術自由，需要有多元豐厚的知性資源和道德資源，更需要知識群體不浮躁不虛假，謹守學術規範，形成健康活潑獨立和具批判力的學術傳統。必須老實承認，這幾方面我們仍然極為欠缺。

　　其次，自我理解是個自我啟蒙的過程，因為通過理性反思，我們可以逐步了解支配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是什麼觀念，觀念形成的社會脈絡及本身的意義何在，也可以多少知道制度背後的精神所在。某個意義上，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但這個時代是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會如此被生產，卻需要我們很多知性努力才有可能理解。這種理解，壹方面可使我們做蒙昧中走出來，另壹方面也可讓我們和活在其中的世界形成某種形式的互相理解甚至彼此和解，同時更令我們對壹己生命有壹份自我主宰的實存感。對每個個體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

　　政治哲學第二個重要的角色，是公共證成。簡單來說，就是在公共領域提出合理的理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是成立的。嚴格來說，公共證成並不是政治哲學獨有的功能。只要我們對某些政治問題形成看法，並在面對質疑時努力提出理由為自己辯護，這個過程本身即是壹種公共證成的實踐。政治哲學獨特之處，是它要求我們就政治道德相關的種種議題，以壹種嚴謹、明晰、系統的方式展開道德論證。

　　公共證成有壹些特點，值得我們留意。第壹，證成的目的，是尋求道德上合理的、正當的、真確的答案，而不是為了名譽、權力和利益。第二，證成不是簡單的立場宣示，而是道德論證。重點不在於妳相信什麼，而在於妳所信的有沒有足夠理據去支持。第三，證成的基礎不是語言修辭或利益引誘或權力壓迫，而是理由本身的說服力。因此，公共證成的過程，必須將欺詐、抹黑、宰制、壓迫等因素減到最少。

　　第四，那些理由較有說服力，必須在證成的過程中逐步呈現和達致，而且原則上沒有理由是終極的或不可質疑的。公共證成是個開放的，容許各方隨時進入並持續參與的過程。第五，由於證成的議題關乎政治道德，所以提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而不可以是其他不相幹的理由。例如當我們在論證什麼是公平的社會分配時，論者不能只訴諸經濟效率，因為效率並不涵蘊公平。又例如在討論民主的優劣時，論者不能訴諸歷史起源說，因為壹種制度起源於何處和它本身是否合理，是兩回事。我們也不能說，因為某些傳統是“我們”的傳統，所以壹定要保留。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傳統可以是錯的傳統。“我們的”和“道德上正當的”沒有任何邏輯上的關系。最後，公共證成同時也可以是壹種社會批判，即對既存的不合理的制度、公共政策及行為習俗作出道德評價。嚴格來說，這兩者其實是壹體兩面，因為任何社會批判都預設了更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必須得到合理證成。

　　公共證成是政治哲學追求的理想。它不僅希望這個理想存在於學術社群，也希望實現於公民社會。政治哲學理應是壹種公共哲學，即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進行嚴肅的討論。但要實現這個理想，壹方面需要制度條件，另壹方面也需要參與者具備公民素養。因此我們必須在制度上，確保每個公民能夠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且免於恐懼地自由討論，而在參與過程中，公民要學會聆聽他人和寬容異見，還要學會使用公共理由來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這些在今天的中國，極為迫切卻又極為欠缺，需要我們壹起來努力。

　　為什麼公共證成如此重要?因為這是政治哲學的基本使命。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沖突，林林總總的利益要求，以及彼此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有責任通過嚴謹的道德論證，找出合理公正的政治原則，並以此建立公平的社會合作。其次，通過公共證成，公民有機會就各種重要的政治議題達致反思性認可，從而使得公共權力的行使具有正當性。最後，公共證成體現了壹種公共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壹起，就大家關心的議題，通過公開說理的方式，來互相理解來解決分歧以及來實現正義。

　　最後，在自我理解和公共證成的基礎上，政治哲學還有壹項重要工作，就是致力於想象和呈現政治生活的另類可能性。“可能性”意味著它尚未實現，甚至尚未在社會中得到認可，但卻是值得我們去探索和追求的壹種理想。這裏所指的可能性，可以是壹種看事物的角度，壹種問題意識，壹種制度構想，壹種倫理想象，壹種自我理解。也就是說，它是前瞻性的，規範性的，同時是批判性的，因為它所挑戰的，正正是既有的觀念和秩序。

　　這說起來好像有點抽象。讓我舉幾個例子。在林肯時代的美國，對許多白人來說，解放黑奴及給予黑人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是難以想象的。林肯讓他同時代的人看到了這種可能性。又例如在文革時期，全中國都在大事宣傳“血統論”，即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遇羅克的《出身論》卻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論調的荒謬，從而讓大家看到另壹種可能性。在人類歷史上，許多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也在於帶給人類新的政治想象，例如洛克讓我們看到君權不需神授，彌爾讓我們看到自由發展個性對幸福人生的重要，羅爾斯讓我們看到公平的社會合作應該在什麼道德前提下進行。

　　這些可能性壹旦被呈現，往往會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的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它能產生壹種解放的效果，即將人們從既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習見中釋放出來，不再受到這些習見束縛。這意味著，政治哲學不應只致力於在不同的既有觀點中尋找共識或建立底線，因為這往往會局限我們的視野，甚至會導致太多的道德妥協;政治哲學也不應不加反思地以建立什麼”中國人的主體性“或”通什麼統“或”走什麼特色道路“為己任，更不應扮演只向當權者或某個利益團體建言的角色，這樣會削弱甚至喪失它應有的批判性。就本性言，實踐理性沒有任何預先劃定的疆界，政治哲學只應向好的和對的理由負責。

　　當然，任何另類可能性都有可能錯，可能過於烏托邦，也可能過於離經叛道而遭時人大加撻伐。當然有這樣的可能。但政治哲學如果沒有這樣的自我期許，以及社會不鼓勵這樣的嘗試，借用彌爾在《論自由》的說法，我們就很難有創造性，就會變得平庸，世界也就很難有道德進步。何況真正有見地的政治和道德想象，絕對不是天馬行空，不是任意而為，而恰恰是基於深遽的自我理解，基於嚴謹的道德論證，基於對人性和人類生存處境的真實體會，更基於良知和悲憫。這是政治哲學的重要之處，也是迷人之處。中國的政治哲學，還有很長很遠的路要走，我們應如此期許自己。

　　壹九五九年三月，胡適先生在臺灣《自由中國》發表了壹篇重要文章，叫《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引來毛子水、殷海光等回應，胡適遂在同年《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進壹步闡述其觀點。這兩篇文章，現已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史的重要文獻。

　　胡適的主要觀點如下。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容忍是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基礎。二，容忍是壹種極為難得的態度，是壹種值得贊許的美德。三，不容忍的根源，主要源於人們相信自己所信就是絕對真理。“壹切對異端的迫害，壹切對‘異己’的摧殘，壹切宗教自由的禁止，壹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壹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四，要養成容忍的雅量，就必須承認自己的想法不壹定總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容忍的基礎，建立在壹種溫和的懷疑論之上。它是溫和的，因為它並不否認有真理，它只是要求人們對當下所信，抱壹種懷疑的不確定的態度。胡適因此說：“所有壹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說建立在‘理未易明’這句話上面。”

　　胡適對容忍的強調，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就理念來說，他對容忍的理解和論證，我認為是不足的。我以下將論證，懷疑論不足以支撐容忍作為壹種美德，而容忍本身也不足以合理證成自由主義的自由體系。

　　在政治哲學中，容忍(toleration，有時譯為“寬容”)作為壹種美德，壹般指的是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言論思想信仰和行為極不認可，同時相信自己的不認可是有理由及經得起考驗的，但他卻有意識地選擇約束自己不作幹涉，即使他有能力這樣做。而這種自我約束，是道德上值得贊許的。這裏的容忍者，可以是個人和團體，但更多是指向政府，因為往往只有政府才擁有幹涉及限制他人行動的權力。在各種有關容忍的案例中，最經典的是宗教容忍。

　　對此定義，有幾點值得留意。第壹，容忍必然意味著壹方對另壹方的負面評價，即容忍者認為他人的思想行為是錯的，不可取的，甚至道德上可譴責的，同時認為自己的觀點立場是真的和對的。所以，容忍絕對不是無所謂或不在乎。在中文中，容忍的“忍”，正好捕捉了那種不得已的反感。此外，容忍也意味著雙方權力關系的不對等，弱勢壹方是談不上容忍的。

　　第二，容忍的態度，並非適用於所有場合。例如沒有人會認為容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應該的，因為這些歧視本身便是錯的。我們要做的，是立法禁止這些歧視。同樣道理，我們不會認為容忍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有任何值得稱許之處。與此同時，有些對他人的負面評價，如果壹開始便是不妥，那麼基於這些評價而作出的容忍，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很長時間，異性戀對同性戀的容忍，被視為難得的美德。但去到今天，愈來愈多人卻認為，雖然這樣或能令同性戀者免受直接壓迫，但同時卻隱含了某種歧視性判斷：同性戀本身是道德上錯的。但同性戀者真正需要的，是平等的尊重。在這裏，容忍反會帶來傷害。

　　由此可見，並非在所有情況下，容忍都是美德。我們必須對被容忍之事，有這樣壹種判斷：壹方面容忍者作出的負面評價是可理解的，同時容許這些信仰和行為的存在是可接受的，甚至應該的（不同宗教之間的容忍是很好的例子）。正是在這個特定範圍內，容忍才被視為美德。當然，基於什麼標準來界定這個範圍，是很困難的事，因為什麼是不應容忍的，什麼是可容忍的，什麼是和容忍無關的，本身就是極具爭議性的道德議題。

　　第三，不在乎、容忍和尊重，是三種性質不同的態度，雖然出來的結果，都是某壹方不幹涉另壹方。容忍往往處於兩者中間，容忍者既在乎別人做些什麼，同時認為這些行為並不值得尊重，但最後選擇了自我約束。但容忍者為什麼要這樣做？既然他認為別人的信仰是錯的，可能對當事人及社會帶來壞影響，同時有能力阻止對方，為什麼他應該保持克制？

　　有人或會說，這樣做純粹出於自保。因為容忍者計算過，如果他不這樣做，難保他日別人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問題是，如果這是容忍的唯壹理由，我們就很難說容忍是壹種美德，因為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另壹種可能：在情況許可下，為了確保敵人沒有機會報復，於是采用加倍殘暴的手段將對方徹底消滅。基於自利計算，不容忍同樣可以很理性。

　　所以，如果容忍是壹種穩定持久且出於自願的美德，容忍者的決定便必須基於道德理由。這些理由的性質，既要和他對別人的信仰所作的負面評價的理由不壹樣，同時要讓前壹類理由淩駕後壹類理由。基本思路是這樣：“我雖然不認可妳的觀點作為，但基於某些更重要的理由，我選擇容忍，並對妳的行為不作幹涉。”這些理由是什麼？為何它們具有如此重的道德份量，使得人們能夠培養出容忍這種艱難的德性？

　　現在讓我們來檢視壹下胡適的論證。胡適認為，容忍唯壹的理由，就是要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錯，然後由此養成容人之量，從而尊重他人的自由。“因為難免有錯，便應該容忍逆耳之言。”胡適實際上認為，如果壹個人堅信真理在握，就沒有容忍的理由。容忍的必要條件，是對壹己信念恒常抱壹種懷疑態度。

　　這個論證最大的問題，是將“容忍作為美德”最核心的難題消解了。這個難題是：如果我堅信自己所信為真，我仍有理由容忍嗎？胡適的回答是，沒有理由。但這樣就等於回避了最關鍵的問題：最需要寬容的時候，正是人們深信自己所信是對而他人所信是錯的時候。從十七世紀洛克以降的自由主義傳統，都在努力尋找道德理由來解答這個問題。

　　自由主義不願意接受胡適的論證，最少有兩個原因。第壹是自由主義沒有正當理由這樣做。它不能說，為了使大家學會容忍，所以所有人必須培養出壹種懷疑論的態度。這壹來很難做到，二來違反了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尊重每個人的信仰，包括人們如何理解和實踐自己的信仰。的確，在壹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人們會相對容易培養出壹種非獨斷非排他且較易承認自己可能會錯的生活態度，而這種態度也很可能有利於社會變得較為寬容，但自由主義不能為了這個後果，而要求人們變成懷疑論者。這等於另壹種不寬容。再者，既然自由主義堅信容忍是對的，但沿用懷疑論的邏輯，“容忍作為美德”這壹命題本身卻又可能是錯的，那麼選擇不容忍似乎也就沒什麼不可以。

　　自由主義還有壹個更深層的理由拒絕這種論證，我姑且稱為人的信仰的完整性。胡適在文章中很感激的說：“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但為什麼這些信神的人會容忍胡適這樣的無神論者？按胡適的解釋，那必然是因為這些信神者對自己所信的宗教抱壹懷疑態度。但這種解釋並不合理，甚至是對這些信仰者信念的壹種扭曲和傷害。對壹個全心全意投入某個宗教且深信其為世間唯壹真理的教徒來說，他不可能說：我容忍妳，因為且僅僅因為我同時相信無神論也有可能為真。如果真的如此，他的信仰生命將面對壹種割裂和異化，因為對許多人來說，信仰的本質，正是生命的壹種整體性投入。人不能在完整地相信的同時又完整地懷疑。如果自由主義的容忍觀建立在懷疑論之上，不僅令自由主義的吸引力大減，同時是對真誠信仰者的不尊重。

　　胡適似乎沒有意識到，懷疑論和宗教信仰之間，是有張力的。他只是理所當然地假定，那些容忍他的無神論的人，都已接受了懷疑論，但卻沒有考慮可能有其他理由支持宗教容忍。於是我們又回到之前的問題：如果我堅信某種宗教為真，我仍有理由選擇容忍異見者嗎？

　　自由主義會說，有的，理由在於尊重每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個體。自主的意思，是自我作主。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有理性能力去構想和規劃自己想過的生活，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就此而言，人是有自由意誌且能對自己生命負責的行動主體。因此，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選擇。這並不是說，每個人的選擇必然是最好的，而是說，尊重個體選擇是尊重人作為自主的理性存有最為恰當的方式。基於此，自由主義遂可以說，我雖然不同意妳的信仰，但我仍然有理由容忍它的存在，因為我尊重妳是自主的個體。我尊重的，是妳的人，不是妳的信仰。

　　我們至此可見到，容忍其實牽涉兩類性質不同的理由。第壹類理由，關乎容忍者對被容忍者的信仰的負面評價。第二類理由，關乎容忍者對被容忍者自主人格的尊重。這兩類理由同時存在，而這正好解釋了容忍作為美德的特點：壹方面不同意對方的觀點，壹方面卻選擇不作幹涉。背後的理由，是對個人自主的尊重，而不是對壹己信仰的懷疑。這是壹種完全不同於胡適的進路。

　　讀者或會問，既然兩類理由同時存在，為什麼對個人自主的重視必然能淩駕負面評價所產生的厭惡和仇視？對，這沒有保證。而這正好說明，容忍為什麼如此艱難，而做壹個真正有容忍精神的自由主義者，又是如此不易。艱難之處，不在於妳要承認自己也有機會犯錯，而在於妳堅信自己沒有錯的同時，願意放下妳和別人在道德、政治和信仰上最深刻的分歧，看到別人也是人，是理性自主且值得我們尊重的獨立個體，從而約束自己支配他人的沖動。

　　不過，在自由民主社會，容忍的難題，已由壹種巧妙的政治分工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就是基於政教分離而逐漸發展出來的平等權利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國家最重要的責任，不是去宣揚和支持某種宗教，而是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權利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信仰，這些權利包括思想和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廣泛的選擇自由。在這樣的多元社會，人們在尊重他人相同權利的前提下，和平共處，既不強加自己的信仰於他人身上，也不要求國家這麼做。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自由社會慢慢完成了壹種由容忍到尊重的過渡，因為在國家賦予公民平等權利時，它的理由不是容忍，而是平等尊重。例如國家再不能說，給予伊斯蘭教徒信仰自由，是出於對伊斯蘭教的容忍，因為國家壹開始便不應對伊斯蘭教有任何負面評價。國家對不同宗教，理應壹視同仁公平對待。不同宗教的真假好壞，不應由國家來做裁判，而應由公民自己來判斷。這種過渡完成後，權利話語遂逐漸取代容忍話語，同時也在公共文化中逐步改變人們的態度，包括對個人自主的尊重，甚至包括對異見本身的尊重，因為大家逐漸意識到，合理的多元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現實。

　　我們由此可以說，胡適認為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的說法，並不準確。沒錯，容忍會導致某種不幹涉，但這只是支持自由的其中壹種途徑，卻不是唯壹。自由主義可以直接訴諸個人自主來證成思想和信仰自由，而不需說這是國家或大多數人或某政黨對另壹些人容忍的結果。不僅不需要，有時甚至不應該，例如我們不應懇求執政黨在政治上容忍反對派，而應要求還給反對派應有的政治權利。這兩種要求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不僅預設了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同時隱隱然默認了這種不對等的合理性。後者卻顛覆了這種關系，強調作為自由平等的公民，這些權利本來就是我們應享的。

　　胡適將整個自由主義建基於容忍，同時將容忍建基於懷疑論，我認為是雙重削弱了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和道德吸引力。實際上，懷疑論不能支撐容忍，容忍本身也不能支撐自由主義。了解這點，對於中國自由主義未來的發展，是必要且重要的。

　　羅爾斯的《正義論》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影響了整個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在書的開首，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壹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最高價值。因此，當我們評價制度時，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合乎公正。如果不公正，我們便有責任改變甚至推翻它。正義是個道德概念，關心的不是世界事實如何，而是世界理應如何。所以，羅爾斯實際上是在說，我們應以道德規範政治，使我們的政治社群成為道德社群，並盡最大努力確保每個人受到公正對待。換言之，我們須從正義的觀點看政治。

　　什麼是正義呢？羅爾斯認為，壹個正義的社會，必須體現出壹種自由平等的公民公平合作的精神。但怎樣才叫公平？羅爾斯說，讓我們來做個思想實驗，設想我們進入壹個被稱為“原初狀態”的處境，並被壹層厚厚的“無知之幕”遮走所有關於我們個人的資料，包括天賦能力、家庭出身、社會背景，以及自己的人生計劃等，然後我們走在壹起商量，應該選擇怎樣的原則來界定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及社會有限資源的合理分配。通過這個契約程序得出的原則，就是社會最高的正義原則。

　　羅爾斯認為，經過理性考慮，人們最後會壹致同意他的兩條原則。壹，每個公民有權享有壹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組黨結社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等。二，在教育和工作競爭上，每個人應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並盡可能將家庭和社會背景等任意因素的影響減到最低。與此同時，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要令所有人得益，財富的不平等分配須在對社會中最弱勢群體最有利的前提下才可被接受。這是壹種自由主義式的對公正社會的想象，壹方面強調個人權利優先，另壹方面重視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和機會平等。

　　讀者或會馬上問，為什麼非要將人置放在無知之幕下來進行理性商討？公平！羅爾斯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處於壹個公平的商議環境去作共同決策，因為它確保了所有人享有相同的決定權，沒有人可以由於先天能力和後天社會地位的差異而享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優勢，同時由於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立約者遂不得不將自己放在所有人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只考慮個人利益。羅爾斯在這裏實際上主張，社會正義的前提，是每個合作者都須享有平等的地位，每個人的利益都須受到公平考慮，以及最後得出來的原則是可以向每個人合理交代的。它不是壹個真實的契約，故其約束力不是來自人們的真實同意，而是來自羅爾斯對自由和平等的堅持和對道德證成的要求，而這定義了他心目中的正義的觀點。

　　讀者或會質疑，既然我壹開始已知道無知之幕有這些道德約束，為什麼我還要選擇進去？羅爾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他的整個理論的起點。如果提問者是個純粹的自利主義者，唯壹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那麼他期望的答案自然是：除非正義對我有利，否則我不會考慮。但這似乎不可能，因為正義的要求經常會和自利的追求有沖突，而當沖突出現時，自利主義者並沒有原則性的理由給予正義優先權。不過，羅爾斯並不打算說服這壹類人，因為他壹開始便假定，每個願意參與社會合作的人，都具有足夠的正義感，因而有能力進行道德思考並有意願服從正義。對他來說，政治哲學最重要的任務，是運用我們的實踐理性建構出合理的正義理論，並寄望這套理論壹方面能充份解釋與契合我們許多深思熟慮的道德判斷和情感，另壹方面可藉這套理論逐步建設起壹個良序的公正社會，以使活在其中的人有充分理由去踐行正義。

　　但問題是在我們活著的現實世界，雖然絕大部份人不是徹底的自利主義者，且都會有相當程度的正義感，但正義感畢竟只是人的眾多動機之壹，人們還有許多關乎壹己利益的追求，這些追求往往和正義的要求有張力。而我們在具體處境中如何行動，往往受制於制度以及制度中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如果社會存在巨大不公，同時身邊其他人也早已慣於漠視甚至違反正義，那麼對任何個體來說，如何能夠壹以貫之地踐行正義都是極不容易的事。

　　所以，當羅爾斯邀請我們進入無知之幕時，他不能假定人們會自然而然接受他對平等和公平的理解，然後自然而然進入他所想象的那種理想的契約狀態，而需要提出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應該站在正義的觀點看政治。這裏的“說服”，不是要將壹個自利者轉化成道德人，而是通過對政治道德更深入的理解，幫助我們認識到正義為什麼對我們如此重要。也就是說，這是壹種道德人的後設反思。

　　首先，羅爾斯告訴我們，當我們思考正義問題時，必須將焦點放在社會的基本結構，即界定和規範壹個政治社群的基本制度，例如政治上的議會制、民主選舉和人權保障，法律上的司法獨立和司法復核，經濟上的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制，社會上的機會平等和婚姻制度等。

　　社會基本結構有兩個重要特點。第壹，我們壹出生便活在國家制度之中，同時被要求無條件地服從它的指令。我們既沒有不活在制度的自由，也沒有不服從制度的自由。制度的無可逃逸和強制性，是我們生而作為社會存有必須意識到的現實。正如盧梭所言，我們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制度的約束當中。但約束本身並不必然為惡，只要這些約束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

　　第二，制度對每個人生命的影響極為深遠。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權利，接受怎樣的教育，應得多少收入，能否受到法律公平對待，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結果，並直接影響我們活得好不好。如果信仰是生命安頓的基礎，壹個沒有信仰自由的社會，我們的生命遂難以安頓；如果良好教育是發展人的理性能力與道德能力的必要條件，那麼壹個缺乏教育機會且同時缺乏思想學術自由的制度，人們的潛能將難以健全發展；如果健康對每個人皆極為重要，醫療完全商品化將令那些沒能力支付昂貴費用的人活在極度痛苦之中。由此可見，制度和個人福祉直接相關。

　　既然制度無可避免且必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這些活在其中的人，就完全有正當的權利問：“這個制度是公正的嗎？這個制度憑什麼可以這樣統治我？”這個正義之問，是人的基本權利，也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我姑且稱其為“要求正義的權利”（right to demand justice）。這個權利意味著，任何國家強制性權力的正當行使，均須公開提出理由，回答自由平等的公民提出的種種正義之問。這些理由未必合理，也未必令所有人滿意，但國家有責任向公民作出這樣的承諾：所有的制度及其執行，必須以公平公正地對待每個公民為最高準則。如果受到質疑，國家有責任提出理由為自己辯護。

　　我認為，這個要求正義的權利，是壹個正義社會之所以正義的必要條件。這個權利有重大的道德意涵。第壹，國家權力的主體，是人民，是實實在在獨立的公民。我們不是臣民，只能被動地受人統治支配，而是享有政治發言權和參與權，並且可以要求政府問責的道德主體。第二，充份尊重這個權利的社會，將是相當公開透明且具高度正當性的社會，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公共說理和公平程序來解決爭端及進行集體決定。第三，壹個重視正義之問的國家，我們會感受到國家對人的尊重，因為它不是不問理由地強加其意誌於我們身上，也不能動不動便以集體利益之名犧牲個人權利，而是需要認真回答每個公民提出的合理質疑。在說理過程中，公民會覺得自己是目的自身，而不僅僅是他人的手段。

　　由此可見，羅爾斯邀請所有人走進無知之幕去共商正義原則，本身就是肯定我們每個人都享有要求正義的權利：不管我們的家庭出身，不管我們的階級背景，也不管我們的能力高低樣貌美醜，我們作為道德人，就應平等地享有站在正義的觀點去要求政治的權利。這當然是個政治理想。但這個理想是不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關鍵之處，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如此理解自己，並對政治有這樣的道德要求。

　　有人或許會說，如果我在目前的不公制度中享有各種好處，但進入無知之幕卻意味著我要和他人在平等基礎上重新商量新的遊戲規則，而這對我極為不利，那我為何還要在乎這個要求正義之權？回答這類質疑，可有幾種方法。第壹種是直接了當地說，既然妳已承認現時制度是不義的，那麼根本就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去為之辯護。第二種會回應說，雖然妳目前享有不少好處，難保他日妳也有機會成為受到不公對待，所以為了長遠自保計，我們應該放下短暫利益而考慮正義。

　　這裏我嘗試提出第三種回應：不錯，活在現有的不公體制，既得利益者的確會得到許多別人沒法得到的好處，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只有活在壹個公正或接近公正的社會，我們才有機會享有壹些重要的好處。基本思路是這樣：這個世界有許多重要的好，是妳必須進入某種道德關系才能得到的；但妳要進入這種關系，卻必須先成為壹個道德人；而要完整地發展成那樣的人，我們需要壹個公正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環境。也就是說，長期活在壹個不公正的制度，那些既得利益者看似沒有任何損失，那只是因為他們誤以為他們已見到世間所有的好同時已經得到那些好，卻沒想到在壹個不公正社會中活著壹個不公正的人生，其實是生命的壹種缺陷。

　　讓我舉個很平常的例子：愛。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愛是極重要的好。沒有愛的人生，難言美好。愛是壹種人與人的關系。我們珍惜這種關系，因為在愛之中我們體會到壹些重要價值，例如付出、信任、關懷、尊重、忠誠、犧牲與互相扶持。這種關系，是壹種道德關系。我們要進入這種關系並充份實現這些價值，我們必須先令自己成為有能力去愛的道德人。壹個自利主義者是很難進入這種關系的，因為在他眼中，別人都只是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有時或許為了得到其所欲而表現出假意的愛，但他卻永遠不會有毫無保留的對他人的付出、信任和關懷。但人要有這樣的情感和發展出這樣的關系，卻和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息息相關。試想象，在壹個叢林法則主導的沒有公正可言的社會，每個人都視他人為潛在敵人，每個人都活在惶恐不安當中，人與人之間便難以建立真正的愛的關系。

　　同樣道理，在貧富極度懸殊，階級極度對立的社會，受苦的不僅僅是窮人，富人同樣身受其害，因為窮人會對富人充滿厭恨憤怒，富人則恒常感到不安恐懼。人們開始不再信賴規則和權威，並發起各種形式的抵制，社群也變得撕裂和不穩定，難言和諧和團結。如果富人仍然有壹定的正義感，他也難以心安理得地面對朝夕相處的同胞，因為他無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自己的所得都是道德上正當的，因而良心上有所虧欠。在屬於自己的社群活得堂堂正正和心安理得，是人極深的道德心理需要。所以，在這種處境，沒有人可以真正活得好。

　　最後，讓我們來思考壹下“平等”這個教人又愛又恨的價值。有人認為，平等骨子裏是出於弱者對強者的妒忌，強者是不會追求平等的。有人更認為，人的自然能力壹生下來就不壹樣，而由這些不壹樣導致的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因而是合理的。如果有人以正義之名強行矯正這些不平等，那便對強者不公平。按此思路，強者是沒有理由進入無知之幕的，因為無知之幕正是要求將人的這些自然差異暫時擱置起來。

　　自然能力的不平等當然是事實，但這壹事實本身導致的種種政經不平等是否公正，卻需要道德論證來支持，否則我們就等於接受“有權就有理”的邏輯了。不過，這不是本文關心所在。我在這裏要問的是：活在壹個每個人的人格和權利受到平等尊重的社會，對強者來說，必然利益受損嗎？我認為並非如此，因為平等尊重本身就是壹種重要的好。在這樣的道德關系中，我們尊重他人同時得到他人相同的尊重。這份對等的尊重，不是建基於權力和金錢，不是建基於種種外在競爭，而是建基於我們共享的道德人格和公民身份。在這份平等尊重下建立起來的社會，我們會感受到壹份踏實的不假外求的做人的尊嚴。這份尊嚴感，對我們每個人都無比重要，同時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在最深的道德意義上，我們是“活在壹起”。活在壹起，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抹平所有差異，也不意味著我們喪失各自的獨立性，而意味著我們是活在同壹個道德社群，願意肯定彼此的道德人格，並願意以壹種平等相待的方式壹起生活，並分擔彼此的命運。我相信這樣的公共生活，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好。

　　在我們今天活著的世界，對於什麼是生命中的好，許多人往往將其理解為個人欲望的滿足，而這些欲望往往又被認為可完全獨立於道德來界定，因而必然和道德產生割裂和對立。但從以上的例子，大家或許可看到，壹個真正美好的人生，往往需要在壹個公正的社會，實現人的潛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建立起種種道德關系，並在這些關系中真實體會和實踐內在於這些關系的好。壹旦我們具備這種視野，正義的觀點便不再是可有可無，更不是外力強加於己身的負擔，而是和我們活得好不好密不可分的構成要素。

　　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論爭中，伯林（Isaiah Berlin）的《兩種自由的概念》影響深遠。在這篇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中，伯林提出了兩個著名命題。壹，將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認為自由主義應該擁抱前者而拒斥後者，因為積極自由很容易導致極權主義。二，消極自由的基礎，在於價值多元論。由於價值本質上多元且不可化約為任何單壹和最高的價值，價值沖突於是不可避免，選擇遂變得必要和重要。就我觀察，這兩個命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想象，並成為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的起點。

　　問題是，伯林的命題能成立嗎？我認為不能。第壹，離開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將難以得到恰當的理解和證成。第二，價值多元論本身並不足以為自由的優先性提供道德支持。這兩個批評指向壹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伯林的自由觀缺乏壹套有關自由人的主體論述。缺乏這樣的論述，自由即有無根之虞。

　　根據伯林的定義，所謂消極自由，指的是壹個人免受外在人為幹預而行動的自由。換言之，壹個人受到的束縛愈少，活動的空間愈大，他便愈自由。這些束縛可以是他人對我們身體的幹涉，也可以是國家法律對我們的限制。壹個被關在牢房或被政府禁止發表意見的人，自然失去了行動和言論自由。這裏的“消極”（negative）並沒有任何道德上負面之意，而是指壹個人的自由狀態，純粹以他受到多少外在幹預來界定，判斷的標準是有沒有人為的障礙擋著他的去路，有多少道門為他打開以及這些門開得多寬，而和他作為壹個行動主體的特質、目的、利益、能力、欲望及自我實現等沒有關系。

　　這個定義簡單易明，似乎也很符合我們的日常用法。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而必須繼續追問三個問題：什麼自由？這些自由為何重要？誰的自由？這是所有自由理論都須回答的問題。我這裏集中探討前面兩個問題。當我們說自由是壹種重要價值時，我們不可能說，所有免於外在約束的狀態都是好的。如果是這樣，最自由的狀態，理應是無政府狀態，因為國家從我們出生起，就已經通過法律和其他方式，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各種強制性限制。如果我們不服從，便會受到懲罰。但我想大部份人都會同意，為了使我們能夠和平合理地生活在壹起，其中的許多約束是必要的，例如我們不能自由持有和買賣槍械，不能不喜歡交稅時便拒交。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度，人們的生活依然受到各種約束。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這些約束為必然之惡，又或不得已的妥協，因為在社會合作中的許多約束本身是合理的。所以，伯林將自由定義為人為約束的闕如，然後認為所有這些闕如都是好的，其實並不成立，也不應是自由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國家和法律視為自由的必然敵人。如果自由是壹種政治價值，那便必須默認我們已經活在某種政治制度之中。公民可以享有什麼自由以及自由的範圍有多大，必然是國家的政治決定，並通過法律給予保障。許多自由國家的憲法，開宗明義清楚羅列公民享有什麼權利和自由，正是明證。在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中，常常將自由和國家對立起來，以為國家的盡頭才是自由的開始，甚至以為市場和私人領域是獨立於制度和公權力之外的東西，其實是概念混亂。市場可做什麼不可做什麼，公私領域的邊界如何界定，本身就是制度的壹部份。離開制度，政治自由將無從談起。

　　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便明白當伯林談自由時，他不能只提供壹個對於消極自由的形式定義，然後主張所有自由都值得追求。嚴格來說，這樣的定義本身並不承載任何政治價值。他必須進壹步告訴我們，在這個定義之下那些特定的消極自由是重要的。伯林似乎並沒意識到此問題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追問，我相信他必然會說，他所指的是自由社會中最為珍視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包括言論和思想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以及在社會生活中最低限度的個人選擇自由。這些自由為何如此重要？這牽涉到價值評價。伯林需要論證，為什麼在某些特定領域，國家不應幹預個體的行動，並尊重他們的選擇。很明顯，這不再是定義問題，而牽涉實質的道德理由。

　　伯林指出，在自由主義傳統，有不同學說為自由辯護，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權利、效益主義、社會契約論、康德和穆勒的政治哲學等。盡管這些學說觀點各有不同，但他們的論證最後都會對什麼構成“人性的本質”有個說法，並認為壹個社會如果不能容許壹個最低度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便必將“矮化又或否定我們的本性”。也就是說，個人自由是保證人性得到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伯林清楚意識到，要為自由辯護，離不開自由主義對人的特定理解。既如此，那什麼是伯林的人性觀？教人意外的是，伯林對此並沒有給出進壹步的說明和論證。他最後訴諸的，是有名的價值多元論。以下這段原文十分重要，我先將它翻譯出來：

　　我們在日常經驗中遭逢的世界，總是得在同樣終極的目標和同樣絕對的訴求之間作出抉擇，實現了其中某些的同時卻又不得不犧牲另壹些。事實上，正正由於人類這樣的處境，人們才賦予選擇自由那麼大的價值；試想像，如果他們獲得保證，在人世間某種可實現的完美狀態下，所有他們追求的目標永遠不會有沖突的可能，那麼抉擇的必然與痛苦必將不再，選擇自由的重要性亦將不再。

　　伯林在這裏，是要論證選擇自由為何如此重要。他認為，人類的價值和目標是多元的，而且這些價值和目標不壹定彼此兼容，甚至難以用同壹把尺來做比較衡量，因此在諸多目標中作出抉擇以及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是人類永恒面對的處境。如果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我們便應該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即使自由不是唯壹也非最高的價值。唯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真實面對人性，更人地道尊重每個個體的決定。換言之，由於價值本質多元，是故選擇自由必須。自由的必要和重要，並不系於選擇的主體，而系於價值多元且無法調和統壹這個事實。

　　現在的問題是，價值多元論真的能夠直接推導出選擇自由嗎？我對此甚有保留。首先，設想在我前面有A和B兩個選項，它們同樣終極且無法加以比較，而我只能二擇其壹。在此情況下，我該如何決定？根據伯林的思路，因為沒有共同比較的尺度，我根本沒法在兩者中間作出理性評價並排出高低，因此選A或選B並沒實質分別，我甚至可用擲毫來決定。但是這樣壹來，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平時之所以認為選擇重要，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相信選擇有助我們找到好的和對的答案。如果我壹開始便知道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那麼由我來選或是由別人來為我選，似乎並沒根本分別。也就是說，多元論如果為真，非此即彼式的選擇或許變得無可避免，但伯林卻沒有告訴我們，這種選擇的價值在哪裏，以及為什麼這樣的選擇自由必須交到每個人手上。

　　其次，伯林論證的另壹面，是認為如果多元論為假，則選擇自由失去價值。實情未必如此。試想像在壹個相當封閉的政教合壹的社會，某種宗教支配了人們生活的每個環節，也成為人們做各種決定的標準。在這樣壹個人們普遍相信壹元論的社會，我們仍有理由支持選擇自由嗎？我認為有。正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壹書所說，真正的信仰必須得到人們真心的認可。如果我的信仰不是由我自己選擇，無論它本身有多好，對我的生命也不會產生作用。因此，選擇自由的重要性和多元論並沒有必然的內在關系。

　　最後，多元論不僅不能支持自由的優先性，甚至會令伯林陷入兩難。例如壹個非自由主義者大可以對伯林說，我完全同意妳的多元論，而既然自由只是眾多價值之壹，且和其他價值不兼容，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民族復興等都較個人自由來得重要，所以為了這些目標而犧牲部份自由（或部份人的自由）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伯林可以如何反駁？他當然不能訴諸價值多元論，因為這個結論正是從多元論的邏輯中推導出來，更何況伯林自己也承認，多元論本身並沒資源支持自由的優先性。壹如康德、穆勒或羅爾斯那樣，伯林唯壹可以做的，是提出實質的道德理據，論證個人自由為什麼較這些集體目標更為重要。但伯林為什麼不願走出這壹步？

　　且讓我們先放下多元論，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再具體壹點，為什麼我們如此在乎我們要有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甚至視之為我們的基本權利？

　　我相信，如果認真追問下去，我們大抵會接受以下的想法。第壹，我是獨立的個體，我的生命是我的，不是別人的。第二，我希望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壹生白活。第三，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條件。其中很重要的壹點，是要找到既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標，然後努力將它們實現，這三者缺壹不可。第四，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同時又適合自己的生活，我們需要在不同選項中有個認識、比較、試錯和選擇的過程。我們如此在乎選擇，恰恰是因為我們相信這些人生選項有真假好壞對錯可言，而不只是個人的主觀口味。所以，我們需要壹個盡可能自由的環境，容許個體在其中善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為自己的福祉作出明智決定。第五，即使我在當下做了壹個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卻同時知道自己有機會會錯，又或將來某壹刻會改變初衷。所以，我希望自由選擇的環境能夠壹直存在。

　　有人或會馬上說，既然妳承認人有機會犯錯，如果有壹些人較妳更聰明更有經驗更有德性所以看得更清楚，為什麼不可以讓這些權威來幫妳做決定？我當然不能說，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較別人更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又或聲稱凡是我選擇的就是對的。事實不可能是這樣。我也不能說，長遠而言，容許個體有更多選擇必然會為整體社會帶來最大好處，沒有人可以做這樣的保證。

　　於是，問題變得更加尖銳：在各種知識、宗教、道德和政治權威面前，為什麼我們仍然堅持給予個體選擇的自由？壹定程度的家長制難道不是對個人和社會更好嗎？畢竟在許多時候，人是軟弱無知短視和非理性的。我認為，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回應這個質疑最強的理由是：我們要尊重個體。尊重個體什麼？尊重個體是獨立自主，有自由意誌，可以做選擇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理性存有。用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話，我們可以用理由來勸導和說服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但只要這些人的行動沒有傷害別人，我們便不應該強迫他們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在關乎壹己的事務上，個體是自己身體和意誌的最高主權者。

　　換言之，捍衛自由的背後，有著現代人最深的道德信念：我們視自己為自主的自由人，並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渴望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活著別人為我們安排的人生。我要走的路，不壹定就是最好的路，不壹定將來不會後悔，但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我遂實實在在感受到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我所說的自由人的主體論述。沒有這樣壹種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理解也難以論證，為什麼選擇自由在現代社會成為如斯重要的政治價值。

社民黨人的基本理念

作者 劉因全 寫於 二零一二年

　　本文寫於二零一二年，雖然年代久遠，但是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很多內容並沒有過時。

　　社民黨新九評總綱

　　中國社會民主黨致中共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公開信中國共產黨正進入壹個“危急存亡之秋”，中國人民也非常關心這個九十余歲高齡的大黨能否順應歷史潮流，做出變革的明智決策，轉入現代政黨行列。在這個決定生存或者毀滅的關鍵時刻，中共十八大代表們手握乾坤，不可不慎。

　　毛澤東的專制獨裁和極左路線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取得很大成就，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造成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財富高度集中，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環境污染，社會矛盾激化。

　　政治體制改革的桃子已經熟透了。如不及時收獲，這顆桃子就會腐爛。

　　為何十三大以後，竟然沒有超越十三大的報告，不是黨內沒有寫作人才，而是絕少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領袖。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也不可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

　　以胡耀邦趙紫陽首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質上就是在中國以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舉行十八大應該以中共十三大思想理論為基礎，超越十三大會議的決議和路線，真正回歸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如果中共十八大思想路線不能超越十三大，中共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就無法擺脫自我毀滅的道路。中國人民也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中華民族也就無法真正的復興。

　　建立憲政民主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場大劇，其氣勢恢宏，跌宕起伏，悲壯劇烈，可歌可泣。讓我們滿懷信心和喜悅，為這個文明的大結局的來臨，熱烈鼓掌歡呼！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歷史的豐碑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

　　中國社會民主黨以向中共十八大代表發出公開信的形式,做出九點評述,供中共全體黨員能更好的把握歷史契機,做出明智抉擇。

　　公開信分九部分：

　　壹、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關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與黨內民主

　　三、關於平反六四與鄧小平的歷史定位

　　四、關於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

　　五、關於胡溫執政的所謂黃金十年

　　六、關於薄王事件與重慶模式

　　七、關於統壹思想與言論自由

　　八、關於依法治國和制度反腐

　　九、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憲政民主

　　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致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公開信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中國社會民主黨作為奉行在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建國為宗旨的,為中國人民爭取權益的愛國民主政黨，十分關註中共“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因為壹個成立九十余年，在中國大陸執政六十二年的擁有八千余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正進入壹個“危急存亡之秋”，關心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就不得不關註這個步履蹣跚，長期匍匐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政黨，能否順應歷史的潮流，做出變革的明智決策，來決定其是否還能轉入現代政黨行列，或者就此被趕下歷史舞臺，打入歷史的地獄。在這個生存或者毀滅的關鍵時刻，妳們就是古羅馬競技場上的角鬥士，在理性的正義和人性的邪惡中搏鬥。中國的億萬公民就像競技場上的觀眾，正舉起右手作出向上或向下的最終選擇。歷史是無情的，任何謊言和虛偽都無法逃避這面“照妖鏡”的檢驗，妳們每壹個人也無法逃脫對中國人民的歷史責任。

　　在這個歷史大變革即將來臨的偉大時代，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真地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研究了胡錦濤7月23日關於召開“十八”大的講話。我們清楚的認識到中共黨內確實存在著為維護其既得利益、違反人民意誌和時代潮流的政治反動派，也有本著理性的良知，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開明派。

　　從中國政治形勢的客觀實際出發，我黨中央決定就中共“十八”大的召開,提出以下“九點”評述，借以警醒中共廣大黨員和全國人民，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在這個中國“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作出自己的正確抉擇。

　　社民黨新九評之壹: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胡錦濤在7月23日關於“十八”大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這次代表大會的理論綱領。對這個提法人們並不陌生。因為江澤民主持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報告，都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標題。但正如中國人民的俗語所說,“這次到底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首先，從這個理論提法的發明權來探索，原來真正的“創造者”是前任總書記趙紫陽。趙在黨的“十三大”集中黨內具有改革開明思想的智庫人士，總結了胡耀邦等壹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改革實踐的領袖層的智慧，提出這麽壹個理論命題。十三大對此做了較完整的具體論述，其基本思想可概括的說,就是要在中國通過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漸進式地實現社會民主主義。十三大對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民主政治這壹段中，特別強調要反對“左”的幹擾。由於“左”的積習很深，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來說，“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中，還具體的提出“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壹些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而且在壹些提法上有意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區隔開來。“十三大”政治報告曾受到鄧小平的充分肯定。即使在發生“六四”學生運動被全面鎮壓之後，他還說，十三大報告，壹個字都不能改。這份報告受到中共黨內開明人士的普遍擁護，在六四發生十年後的1998年，中共官方“紅旗”出版社，還發表高度贊揚“十三大”報告的文章，寫到“十三大”報告不僅理論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其坦誠、認真的表述令人感動，這篇報告在理論與具體細節上處處閃耀著真理的火花。

　　十分不幸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軍人物，偉大的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行者、思想家，卻被“左”傾勢力打入煉獄，被軟禁到死。他像高舉自由之火炬的普羅米修斯，為捍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寧願點燃自己，照亮了中國人民的心。胡耀邦、趙紫陽，作為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的高風亮節，將永遠載入中國人民光輝的史冊。

　　至於什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理論命題，中共“十四”大以後歷次黨代會壹直在用，並作為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標題，但他們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十三大”所提的精神已經是面目全非，他們把這個理論說成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壹黨專政，堅持現行的政治體制，穩定壓倒壹切，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這個盜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用來忽悠中國人民，維護其實行權貴資本主義的“遮羞布”。

　　社會主義只有兩種，壹種是民主的社會主義，壹種是專制的社會主義。前者的旗幟是由西歐社會民主黨人高舉著，後者則由中國共產黨高舉著。走在這個隊伍最前面的是朝鮮，他們的世襲制王朝也打壹面社會主義的破旗，像馬戲團的小醜，十分可笑。至於跟在後面的古巴和越南則步履蹣跚。越南更是悄悄地卷起旗子，準備另謀生路。

　　現在中國大陸假貨盛行。我們提醒中國人民，我們需要的是“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盜版貨色，“十八大”正是我們睜大眼睛驗貨的關鍵時刻。

　　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黨內開明派提出的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應具備的幾個特點是：所有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同的經濟社會需要不同的所有制，保留私有制，並以私有制為基礎，包括公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混合所有制。自由、民主、公正、平等、互助等理念才是正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民主與公正才是正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民黨新九評之二：關於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與黨內民主面對全國人民和廣大黨員要求實行政治民主改革的強大壓力，胡錦濤執政集團也放出輿論，認為政治改革要從黨內開始，並作出地方黨代表候選人的差額選舉，他們以為這種臺前化妝式的政治態度就可以忽悠廣大人民群眾，實在太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歷史是中國人民最好的老師，“以史為鑒”，使人們十分清楚的看出中共實行黨內民主的關鍵所在。

　　讓我們來看壹下蘇聯共產黨興亡的歷史軌跡，就明白其中道理。蘇共實行黨內民主是從1956年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始的。在這次大會上，蘇共黨內的改革派領袖---赫魯曉夫做了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報告,公開了斯大林搞個人獨裁、黨內大清洗、造成500萬蘇聯公民和蘇共黨員無辜死亡的悲慘事實,掀起巨大的政治風暴。蘇共開始了壹場思想解放運動，以貝利亞集團為首的壹批斯大林主義骨幹分子被清洗。開始從理論、文化、黨建等方面的寬松政策，文學創作方面有描述斯大林罪行的作品問世。但不久出現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東歐人民起義被蘇聯紅軍鎮壓，蘇聯黨內左傾勢力擡頭。到1962年，通過蘇共內部宮廷政變，赫魯曉夫下臺，蘇共進入勃列日涅夫左傾保守派執政時代。雖然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改革上停滯不前，但由於斯大林的罪行已經公諸於眾，對其個人迷信已無法卷土重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角力，仍像暗流湧動並未停息。直到八十年代戈爾巴喬夫執政,提出新思維、新政策等壹系列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理論。並在黨內實行黨政分開，擴大黨內民主等壹系列改革舉措。到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東歐國家轉型進入民主化軌道。

　　蘇共歷史事實表明,要實行黨內民主，必須首先要清除對黨的領袖的個人迷信。如果個人迷信不清除，黨內不可能實行民主制度。蘇共的黨內領袖獨裁，是從列寧布爾什維克革命開始，這和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直接的關系，馬恩在第壹國際，以後恩格斯開創的第二國際都是主張工人階級政黨領導階層的普選制和“票決制”，即壹人壹票選舉出的領導層成員在決策上的壹人壹票“票決制”。列寧搞的第三國際則完全否定了第二國際正確組織原則，提出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結果導致黨的領袖壹人說了算，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總書記專政。在這壹點上列寧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斯大林正是按照列寧的理論模式，用十分殘酷的手段清除政治上的異己分子。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個人獨裁和個人迷信是全盤繼承的。他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主導他思想的是“宗族家長制”意識，他口口聲稱講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造反有理，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他壹生都在為權力奮鬥，他是壹個十足的權力崇拜者,也是壹個玩弄權術的政治高手。他利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機，打著民族主義旗號，擴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利用國民黨的政治腐敗，打出民主憲政旗幟，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

　　毛澤東在登上大位以後，所實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主義，他實際上是中國最後壹個封建帝國的皇帝。他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而他所搞的卻是社會封建主義。由於他所實行的倒行逆施的系列政策，在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餓死、整死普通民眾和黨員幹部甚至高級幹部超過5000萬人。他在位的27年，是中國人民跪地求生、貧窮如洗、愚昧無知的最黑暗的歲月。鄧小平主持的關於黨內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出於維護政治統治的考慮，對毛的評價根本沒有到位。加上鄧個人在掌握實權後，也推行對其個人的領袖迷信，致使毛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給後面的改革開放設置了很多障礙。從歷史真實來看,毛澤東是“四人幫”集團的總後臺，他們實際上是“五人幫”，他所犯下的“反人類罪”，應該受到中國人民公開的政治審判。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在不久的將來，壹定會對毛澤東的罪行做出徹底清算。如果中共任何壹個政治家要想靠著毛澤東的神主牌，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是大大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政治智慧。現在民間不少人發出的三清除要求，毛屍清除出堂，毛像清除下墻，毛塑清除出廣場，十分鮮明地反映出中國人民正義的呼聲。中國人民壹定要通過合法形式，把崇毛的極左分子，像德國崇拜希特勒納粹的反社會分子壹樣，作為反社會的行為加以立法取締。只有清除了毛個人崇拜的精神污染，中國才能回復到壹個正常國家，融入世界大家庭,作為現代民主化國家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壹個現代化的政黨，出現在二十壹世紀的政治舞臺。

　　社民黨新九評之三:關於平反六四與鄧小平的歷史定位1989年中國發生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參與人群最多的壹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它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給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做了總結。

　　鄧小平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壹位最有影響的人物之壹，他的壹生都是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執政、改革的歷史緊密相連的。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層成員，早年在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的武裝鬥爭中，為中共立下了很大功勞。他在戰爭中表現的出色組織、指揮才能，也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在中共執政後，他順應毛澤東個人迷信的需要，積極參與了壹些左傾行為如反右運動、大躍進、黨內反右傾運動，犯了壹些錯誤。由於十年文革受到毛的打壓批判，開始反思毛的錯誤。毛去世以後，華國鋒領導打倒四人幫，掌握政權，鄧看到東山再起的機遇，以低姿態的輸誠方式，爭取政治上復出，很快利用黨內對毛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逼迫華國鋒交出政權，掌握了黨政軍大權。在這期間，他起用了壹批黨內具有開明思想的主要骨幹，如胡耀邦、趙紫陽、梁湘、朱厚澤等人，發表了壹系列主張實行民主改革的言論，決定在中國實行沿海城市經濟改革特區。他的這些改革開放的決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中國的經濟面貌迅速改觀。

　　但鄧小平性格上的兩面性很快暴露出來，他身上既具有思想開明的壹面，而本質上又是壹個崇尚武力崇尚權力的權威主義者。為了適應外部環境變化，他可以做出迅速的反應，在權力崇拜這壹點上，他和毛澤東有相通之處，難怪毛壹直對他十分賞識。他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實際上當他為保護自己，獲取政治上的權力時，他甚至可以做孫子也在所不惜。

　　鄧是中國歷史上壹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客觀的講，他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管其動機如何，他的決策在壹定意義上拯救了共產黨，也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存條件。但由於其具有威權思想的另壹面，當壹旦外部條件威脅到個人權威時，他就毫不猶豫、不計後果的采取行動。十壹屆三中全會他掌握政權後，不僅對毛的批判有所保留，而且在對越作戰、嚴打刑事犯罪、反對自由化、以及六四鎮壓等四方面都犯有左的錯誤。鄧小平自己曾說過，對他的歷史打分如果能五五折就不錯了，這說明鄧在壹定程度上還有點自知之明。

　　八九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其正義性已經為歷史和世界人民所公認。即使當年參與鎮壓的中共上層人士也企圖用各種方式來為自己漂白，回避承擔歷史的罪責,這說明了歷史的公正性是多麽的嚴酷，它像壹面照妖鏡，黑與白，忠與奸，誰也無法逃避最後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在等待著每壹個人。不管妳今日如何地位顯赫，如何富有，面對這場審判，妳將赤裸裸壹絲不掛。我們要奉勸那些還在舞臺上的中共高層，歷史給妳們改過自新的時日不多了，錯過時機，將後悔莫及。

　　社民黨新九評之四:關於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

　　中共的十四次代表大會是在江澤民的主持下召開的，當時的形勢是，江為了和十三大切割，企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停止改革的舉措，這引起了鄧小平的不滿，出現所謂南巡講話。江在鄧的陰影下，戰戰兢兢，急忙做自我檢討。因此十四大開篇就是歌頌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作為江向鄧表的忠心。江恢復了過去黨內壹貫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又加上了鄧小平理論。其主旋律主要講經濟體制改革，而對政治體制改革卻輕描淡寫，對十三大則壹字不提。在江的心目中十分清楚，鄧小平雖然已經退休，但實際上仍然是太上皇，他的話仍然壹言九鼎，不可有任何輕忽。十五大召開時，雖然鄧已經去世，但虎死威不倒，其余威仍反映在壹些老軍頭身上。所以十五大報告仍以大談鄧小平理論為主調，實際上正如不少中共內部上層理論家所言，什麽叫鄧小平理論？就是沒有理論的理論，其最典型的說詞有兩句，壹句是摸著石頭過河，壹句是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到十六大江澤民認為自己已經在黨政軍三個方面坐穩位置，在政治報告中推出三個代表的理論，企圖借以為自己貼上創新馬列主義理論的金字招牌。三個代表雖然包含了“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但由於其邏輯混亂,沒有起到給江加分的效應,反而被有些黨內理論上層人士稱為垃圾理論，老百姓則把戴三個手表作為調侃共產黨幹部的政治笑話。

　　實際上，江澤民執政期間，政治上是以穩定壓倒壹切為綱，大力擴充武警部隊，依靠軍隊、警力來鎮壓壹切政治異己力量。本當用於屬於人民的國之財富卻用於鎮壓無辜百姓,維穩費世界第壹。由於過度的警惕與恐慌反應，把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敵我矛盾來打壓，形成對法輪功群體性大規模鎮壓，造成無辜民眾被捕、被關和致死致殘數萬人之巨。對法輪功的政治迫害，招致法輪功信眾在全世界的抗爭，使中共政權在世界人民面前丟盡臉面。法輪功提倡回歸道德,對提升社會的精神文明有益無害。對真善忍的打壓，換來的是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人心敗壞、社會動蕩，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在信仰自由早就成為世界普世價值的時代，中共現今體制下竟容許黨魁個人在政治上做出如此禍國殃民之愚策，而且持續十三年至今還無法止惡，足顯中共政治體制之陳舊過時。

　　江澤民在經濟上大搞悶聲大發財，使國家財富快速的積蓄在官員和幹部子女之手。在江澤民的領導下，號稱破產總理的朱镕基將國有資產通過所謂企業改制轉化成私人資產，貧富的懸殊達到了世界之最，腐敗之風已經勢不可擋。雖然朱镕基多次聲嘶力竭，要與腐敗血戰到底，結果都成了政治秀。實際上，江就是以腐敗治國，同時又以反腐作為打壓政治異己的手段。

　　縱觀江澤民執政十三年的所作所為，結合其在歷史上以革命烈士子女自稱，撈取政治資本的種種表現，可以作出此人屬於見風使舵的政治機會主義分子的結論。

　　社民黨新九評之五:關於胡溫執政的所謂黃金十年按照中共歷次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慣例，凡是會議開幕的前三四個月都要來壹次自吹自擂的自我表揚，借以掀起宣傳中共常委會的政績，來迎接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場鑼鼓。

　　胡錦濤壹向行事為人都是亦步亦趨，當然隨前朝舊制，也會來此壹舉。中國老百姓俗話叫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黨的十七次全代會，是胡錦濤正式掌握黨政軍的時刻召開的，但作為太上皇江澤民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盡管胡壹上臺就去西柏坡朝聖，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稱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借以表明自己是正宗的中共接班人，企圖討好黨內毛左勢力，和人民群眾中借崇毛發泄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情緒。他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後面又加上壹個科學發展觀的提法。他把科學發展觀說成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實際上是在搞政治平衡，企圖左右逢源，獲取人民群眾對他的好感。但是，中國人民從中共政治人物多年的表演中，已經看透了這種政治伎倆。

　　俗話說，說的好，不如幹的好。壹些人在胡溫剛執政時對其抱有幻想，很快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中被打得粉碎。胡在這十年到底幹了些什麽政績？從表面看來，胡是熱衷於大搞形象工程，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海外的孔子學院，凡是錢能做到的宣傳效應，無不惜血本。而對老百姓的民生、民權卻在以穩定壓倒壹切的前提下，壹點點擠壓。以至於財富高度的集中，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權階層，4%的人握有國家60%的財富和資源，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相對貧困化，在維穩方針的指導下，控制言論，限制思想自由，關押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重判王炳章、郭泉、李鐵等政治異議人士，對法輪功、家庭教會的鎮壓絲毫沒有手軟。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則是空喊壹些口號，沒有任何作為。可以說，胡溫執政是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的十年；是環境污染、貧富分化、國進民退、房地產泡沫、官商勾結，全面掠奪民眾財富和偷盜國有資產的十年。

　　在胡溫執政的十年裏，中國創造了壹個歷史奇跡，這就是中國以政府的面目出現，掌握了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成為世界第壹。但是在這個世界第壹的背後，中國經濟資源被西方資本掌握了五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被外國資本控制最多的獨立國家。在中國GDP成長為世界第二強國的同時，中國百姓面臨世界第壹的貧富分化現狀，吉尼斯指數超過4。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全國百分之九十二的地區處於嚴重缺水狀態，全國百分之九十八的土地被嚴重污染。全國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沒有醫療救治，百分之六十九的百姓沒有退休保障，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造成超過二千萬私人企業破產，土地財政政策促成了房地產泡沫，而在未來必然造成中國經濟崩潰。

　　由於中共領導層政治上的首鼠兩端，弄得孔夫子和毛澤東打架，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爭鋒，終於搞出了亂子。薄王事件使中共領導層裏外不是人，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到今天為止，政治上保守主義這頂帽子，可以說還拿在人民手裏，對胡錦濤來說仍有最後壹線機會。這頂帽子戴與不戴，也掌握在胡自己手裏。如果胡錦濤在十八大拼死壹搏，還有鹹魚翻身的可能。政治改革的桃子已經熟透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胡錦濤順應時代潮流、順應世界大勢、順應天下民意、抓住歷史機遇，伸手摘下政治改革的桃子，他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否則，他就成了歷史的罪人。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胡錦濤何去何從?全國人民正拭目以待。

　　人們有時稱胡溫時代，有人甚至說，胡溫二人壹個唱紅臉，壹個唱黑臉，在根本問題上，二人大同小異。但是，從他們公開的言行看，胡與溫還是有區別的。溫家寶作為三朝元老，在中共中央工作三十多年，經歷了幾次政治大風浪沖擊，仍能站立不倒，是具有相當的政治智慧的。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反思三十多年的政治風波後，說出壹些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言論，雖然他承受著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仍然敢於說出自己的心裏話。這和那些屍位素餐，抱著毛澤東幽靈不放的既得利益者相比，還是有很大不同。人們不能因為他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外部環境而過多的求全責備，認為他是政治上作秀，而無任何實際行動。可以想像，已經是中國政府總理，處於這樣高位的政治人物，如果是保官、保位，是不會說出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而敢冒政治風險的。人的壹言壹行都是由其思想決定的，我們可以從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的政治報告和日常講話中看出其人格的高下。為何十三大以後，竟然沒有超越十三大的報告，不是黨內沒有寫作人才，而是絕少具有崇高理想境界的、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領袖。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也不可能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也許是長期在胡耀邦，趙紫陽手下工作，受他們人格魅力影響，才能有勇氣說出振聾發聵之言。溫家寶表示，為中國民主化奮鬥，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果溫家寶繼續高舉胡耀邦、趙紫陽開拓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光輝旗幟，永遠和人民站在壹起，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努力，有越南共產黨前總書記另行組織民主黨，和國民黨曾任主席的蔣經國開放黨禁的政治勇氣，他將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得到更大的空間。

　　溫家寶壹直強調世界上是有普世價值的，但中共黨內逆潮流而動的反動分子不容忍世界上有普世價值的言論。他們為了找到壹個鬥爭的目標，把西方國家人類文明以來的普世價值，作為邪化來宣傳。事實上，當今世界如果沒有普世價值，則壹切文明都會停止，聯合國也無存在必要，中國就將生活在閉關鎖國的人民公社時代。

　　世界各國的發展由於歷史、地理、社會環境的千差萬別，其社會的各種事物，社會制度有所差別，不可能照搬照套，但是在當前世界各國實行憲政民主，公民普選制，議會民主制，基本人道主義這些方面都實現了普遍的共識，這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中共黨內不接受普世價值的反動分子們壹直堅持毛澤東的所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們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壹面又讓自己的子女親屬過著西方文明中非主流的花天酒地、腐敗墮落的生活。他們批普世價值是假,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實權是真，他們把所謂西化說成邪化，正是毛左們內心邪惡理念的表現，普世價值絕不是他們主觀否認而不存在，實際上他們的吃、穿、住、行，哪壹樣離得開普世價值的存在？

　　社民黨新九評之六:關於薄王事件與重慶模式

　　薄王事件的發生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壹個偶發性的刑事案件，而實質上是壹次有深刻社會歷史原因的政治事件。首先從歷史來看，由於對毛澤東文革的個人迷信沒有徹底批判，所以毛澤東的幽靈又被薄熙來這位中共黨內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並“借屍還魂”。其社會原因是壹些人民群眾由於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政治腐敗，人民相對貧困化的壹系列所作所為存在強烈不滿情緒，企圖借毛之名來反對各級中共當權領導。其三，中共中央壹些政治反對派也企圖通過“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以“回歸毛澤東式政治統治”來獲取其執政權，改變強力維穩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在這三股社會力量的刺激下，作為太子黨中具有政治野心的領導人物，就想用唱紅打黑創造出重慶模式，以搏取最高領導權。這就是重慶模式出現的現實背景。此事因為薄妻的壹樁刑事案件引起的內訌，導致矛盾暴露，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逼使胡錦濤出手處理。

　　在這次事件中，中共處於十分尷尬的地位，中央常委想和薄王事件完全切割，已經不可能。中共作為個別刑事案件來處理薄谷事件，而對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做法，低調處理，但是墨寫的謊言，無法掩蓋血寫的事實。

　　社民黨新九評之七:關於統壹思想與言論自由

　　胡錦濤在2012年7月23日的講話，認為召開十八大就應該在黨內統壹思想。統壹思想這是中共學著蘇俄第三國際，歷來的政治口號，實際上這是壹個毫無科學理念的反動口號。這個口號的出現可能要追根求源到德國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主張要在全世界建成統壹的國家，當然要統壹的思想，統壹的領袖。中國國民黨在壹段相當長時間推出壹個國家、壹個領袖、壹個主義，這三個也必須統壹思想。毛澤東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對統壹思想是言必行，行必果。他用毛澤東思想來統壹全黨，他對思想的禁錮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英國早期啟蒙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說過，專制政體是用謊言與恐懼來統治人民。毛澤東這兩方面都做到前無古人，他對任何有思想言行的政治異己分子都采取格殺勿論的政策，不僅當事人受鎮壓，而且株連九族，使人民因恐懼而無任何思想自由。

　　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來，人的思想是不能統壹的，因為人腦的思維是因人的閱歷，生理結構，智商高下，而千差萬別。不可能做到什麽統壹，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的思想是可以統壹的，這就是沒有生的人和已經死了的人。

　　思想的外在表現就是人們的言論、行為，而如果統壹思想就不可能有言論自由，因為統壹思想的政治口號是完全不實的，所以世界各國憲法都寫入言論自由的條款。為了統壹思想，中共歷來不惜控制言論自由，毛澤東的簡單做法就是學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毛澤東認為秦始皇的坑儒人數太少了，他壹次反右運動就將有不同思想的知識分子整倒200多萬。毛澤東死後，中共仍然繼承了毛思想控制的做法，只是形式程度有所變化。新聞、出版、集會的監控，對政治異己的打壓、關押甚至殺害，仍沒有停止。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中國又出現了新的監控方式，就是動員數十萬警察專門從事網監，夜以繼日的監視著網絡上的壹舉壹動。中共這種控制思想的倒行逆施，也極大妨礙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性和科學進步的能力，造成在國際競爭中處於落後於西方國家的局面。

　　也有人講，我們作為壹個政黨，在黨內同誌是要統壹思想的，因此黨員要與中央保持壹致，但歷史事實卻證明這種方式是不存在的。胡耀邦、趙紫陽任黨的最高領導時也說過要與中央保持壹致。但事實上，作為掌握槍桿子的鄧小平卻要求和他保持壹致，成了誰掌握軍權，黨員就必須和他保持壹致。

　　壹個槍指揮黨的黨軍化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嗎，這種國家政權為政治野心家創造條件，也使軍隊內部日益腐敗。軍隊國家化作為世界上壹種普世價值也是用血的教訓換來的。僅從國家領導人自身的安危出發，也是軍隊國家化比較安全。

　　社民黨新九評之八:關於依法治國和制度反腐

　　依法治國在當今世界也應該屬於人類的普世價值，壹些反對普世價值的中共黨內反動分子，盡管口頭上不承認普世價值，但沒有壹個人敢反對依法治國。但共產黨向來是靠欺騙、愚弄人民群眾起家的，中共繼承蘇共的衣缽，壹向是玩弄憲政民主，披著依法治國的外衣，行黨治國之實。1936年蘇聯憲法被稱為斯大林憲法，毛澤東則公開聲稱自己是無法無天。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盡管中國制定了不少法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自吹已建成基本完整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也就是這位吳委員長在吹噓依法治國時，發表五不搞的公然違憲言論。最高法院院長也胡說什麽三個至上，把憲法法律排到最後。黨的領導人的言論主要就是按照列寧所說，法是統治階級工具這壹理論出發，把國家法律作為玩弄於股掌上的黨的工具。古人雲，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制度保障，那還不是壹紙空文。中國目前基本上還是以黨治國，距離法制現代化的真正法治國家差距甚遠。1982年制定壹部新憲法，1983年鄧小平卻下令嚴打刑事犯罪，用國家強制力，大規模運動式破壞法制。造成人間慘劇，冤假錯案。據法院內部負責人估計，第壹批嚴打的錯案率約20%，當時全國逮捕關押大約170萬人，冤假錯案約30多萬人。加上整個國家制度的缺失，近年來司法腐敗已無法收拾，司法人員的腐敗案件遠高於壹般企業、事業單位兩倍，司法的公信力喪失殆盡。

　　中共每次黨代會都大談反腐敗問題，但是越反越烈，真是到無權不貪、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據中共直屬機構中紀委的調查報告，中共官員已經成為中國犯罪率最高的、最大的犯罪團夥，比中國平均犯罪率高出十壹倍。而歷數各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被抓捕判刑入獄的，遠有江青、張春橋等，近有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犯罪率，高達百分之九，成為全球各國政府中犯罪率最高的團體。究其根源，是國家制度存在著嚴重結構缺失所造成，壹黨專政，黨內權力高度集中，書記專權，作為國家的民意機構成了擺設，喪失監督制約的職能，這些，只要有壹點起碼政治常識的普通公民都看得清清楚楚。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也曾講要對黨和國家制度進行改革。政治體制不改革，死路壹條，已經成為全民共識。當前的主要改革阻力是享有特殊待遇，既得利益的中共高層官員出於失去自己個人利益的恐慌，極力阻止改革的進行。不從制度上改革，腐敗問題只能導致國家動蕩，黨國滅亡。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乃是前車之鑒。望中共十八大代表深思，引以為戒。

　　社民黨新九評之九: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與憲政民主什麽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產生於19世紀初西歐工人運動，在空想社會主義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社會主義理論。主要核心的價值觀就是承認資產階級、人權、自由、民主、憲政、普世價值的基礎上，從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在政治上通過議會制與普選制爭取公民的平等權，在經濟上限制資產階級雇傭勞動剝削的私有制，增進人民群眾的社會福利，爭取公民的經濟社會受益權。馬克思在成立第壹國際時曾把自己定位於社會主義的左翼，經過多年的社會實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後期否定了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激進思想，承認憲政民主是工人革命的價值目標。有了憲政民主，工人階級才能獲得爭取全人類解放的武器，這就是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和出版自由。到恩格斯指導下成立第二國際，更明確表示只有通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

　　由於列寧、斯大林利用馬克思主義旗號在蘇聯實行的專制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在中國搞的專制社會主義，大大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使馬克思主義真正變成了壹個政治幽靈，世人無不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

　　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西歐有了長足的發展。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法國的社會黨，都大展宏圖多次登上執政的舞臺，創造出良好的政績。中國的毛式專制社會主義和鄧小平開創的權貴資本主義卻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社會矛盾的積累，已經預示著中國共產黨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黨內壹些有識之士，都紛紛提出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對癥下藥，回歸到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如果中共施行這個路線和方針，或許還有壹線生機。

　　胡耀邦、趙紫陽的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初級形式，它的最基本理念是：堅持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魔力，促使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又註意限制市場的破壞性。加強國家的調控，反對壟斷，保護競爭，禁止資源過度開發，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治理環境污染，為了人類生存創造良好空間。增加科技投入，不斷加大科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占的比重。創造更多的勞動崗位，施行充分就業的勞動政策，強調分配公正，對勞動群眾生活水準維持在壹個相對穩定的基礎上，避免少數低收入群體的社會成員陷入貧困絕境。

　　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為，國家屬於包括各個階級在內的全民族，國家政權也應當屬於全體國民，而不應當只屬於某壹個階層、階級，某壹個政黨或某壹個團體。由於現實社會還存在著不同的階層以及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社會上自然應有不同的政黨存在。反對任何政黨用國家暴力維護自己的政權或鞏固執政黨的專制地位。任何政黨其中包括工人階級政黨取得國家政權必須要經過全面投票選舉認可，只有這樣的政權才具有合法性。以選票取代鬥爭，以改良取代革命。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和團體都不可以擁有軍隊並利用軍隊幹預國家行政和司法管理。

　　中國理論界重量級人物，曾任人民大學校長的謝韜就曾大聲疾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講的救中國確切的說是救中國共產黨，當然間接地救中國人民免受社會劇烈動蕩帶來的災禍。

　　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決不是壹撮而就的事，也不是壹場忽悠人民的政治秀，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首先要開放言論自由，其次清理歷史遺留問題，再次開放黨禁報禁，釋放壹切政治犯、宗教犯、良心犯。在黨內和國家實行公權力制衡為目地的政治制度，讓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利落到實處。在制度創新的基礎上修改憲法，實行公民的普選權，真正做到還政於民。

　　從蘇共的歷史和中共的歷史來分析，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壹個國家權力結構的轉型，決非壹帆風順，是會遇到各種困難和阻力。蘇共從1956年的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到90年代初完成國家體制的轉型，用了三十五年的時間。中共從十壹屆三中全會決議改革後，也用了三十三年了，時間對中共已經日趨緊迫。我們希望十八大選出的新壹屆領導班子要吸取前面幾屆領導班子的教訓，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切不可前倨而後恭。上臺時由於畏懼毛左的壓力，去向毛朝聖，為自己招魂壯膽。下臺時又因畏懼歷史的審判，而故作姿態，搞點塗脂抹粉的化妝術。但正如美國已故總統林肯所說，妳可能在壹定時間，欺騙某壹些人，但是不可能在整個歷史中欺騙所有的人。

　　十八大是胡錦濤的謝幕式，也是下壹屆領導班子的登臺式。是在掌聲中，還是在噓聲中下臺，這對每壹個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共領導成員，都將是不可回避的留影。但，機會轉瞬即逝，切莫留下千古遺恨。

　　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為：中共舉行十八大應該以中共十三大思想理論為基礎，超越十三大會議的決議和路線，真正回歸正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進行政治改革。如果中共十八大思想路線不能超越十三大，中共就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就無法擺脫自我毀滅的道路。中國人民也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中華民族也就無法真正的復興。

　　建立憲政民主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的壹場大劇，其氣勢恢宏，跌宕起伏，悲壯劇烈，可歌可泣。中共的歷史僅是其中短暫的幾集，最終將是人民大眾登臺謝幕的大結局。讓我們滿懷信心和喜悅，為這個文明的大結局的來臨，熱烈鼓掌歡呼！

　　在這裏，我們借用孟浩然的兩句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歷史的豐碑將永遠銘刻在人民心中，此警句當與諸君共勉之。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暴力事件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唐山燒烤店事件：成因遠不止“黑惡勢力”，更源於制度性暴力6月10日淩晨，在唐山“老漢城燒烤”燒烤店，男子陳繼志性騷擾一名女顧客不成，因而惱羞成怒、毆打該名女子，並隨後演變成與一群同行男子圍毆4名女子。相關視頻在網絡流傳迅速。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強烈憤慨。眾多網民強烈譴責此事件，並且設法搜出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談及自身生活中面臨的性騷擾、性暴力威脅，亦有不少網民看到此案而聯想到之前徐州鐵鏈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雲南麗江等地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的明顯關聯。群眾意識正在大大改變，認知到這種事件不是孤立個案，而是中國廣泛的性別壓迫問題一隅，也開始看到腐敗的制度和官員是制造禍害的元兇之一。

　　事發後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並非認真對待性別暴力。毆打發生時，唐山警方收到多通報警電話，但把事件標記為“一般打架”、30分鐘後才到場，大部分行兇者是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的廊坊乃至江蘇才被抓到。從流傳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傷勢嚴重，然而官方通報卻是說遭毆4名女子“輕傷”或“輕微傷”，並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為實質是轉移焦點，把案件描繪成單純的黑幫犯罪，旨在掩蓋性別暴力，並借以加強警察對社會的控制。公安通報把重點落在行兇者的非法拘禁、洗錢等前科；各中共官媒僅是聲稱事件挑戰了法律和“大眾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調為“涉黑涉惡”；最高檢和唐山政府，則宣布常態化“掃黑除惡”。黑惡勢力客觀威脅群眾安全、應被鏟除，但官方表態明顯是掩蓋不平等的父權和階級社會制度下，對於女性的系統性壓迫帶來的性別暴力問題。事實上是中共腐敗體制下，黑幫自然與建制有相當的勾結。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將該案件轉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實施偵辦，因為當地公安部門很可能為涉案的惡勢力提供“保護傘”。

　　此外，目前已有265個新浪微博帳號因所謂“挑唆性別對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平台也在封殺很多批判性別壓迫問題的言論。唐山市以疫情防控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達唐山48小時之前獲得當地社區批準、到達後須簽署保證不外出的保證書、記錄自己市內行蹤並拍照證明等等，實則阻撓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為官方充當保護傘，女性受暴問題才一再發生卻又最終不了了之。

　　中共當然是在歪曲事實，從而為加強鎮壓、擴大警察權力找借口，把焦點從女性受壓迫問題上轉移開來。中共抹黑女權主義、宣傳女性應服從核心家庭觀念、促進生育和婚姻，並加強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導之下，加上網絡審查，目前墻內已經有很大一部分評論只說支持“嚴打”、判行兇者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等，但僅是強力的警察鎮壓，並不會改善中國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性別暴力問題。實際上，整個中共獨裁機器正是充斥並包庇著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輕判甚至無視，張高麗等權貴的施暴者常常能夠逍遙法外。

　　同時，中共卻害怕群眾對性暴力事件產生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讓步。去年爆發的阿里巴巴女員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經被裁定有“猥褻行為”但無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卻出現轉折——山東濟南一間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另一被告人張國被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顯示司法受到民眾壓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別暴力也並非憑空產生，而是聯系到資本主義階級制度——統治階級需要暴力來維系統治，當然會病態地美化暴力行為；為了試圖拯救生育率，同時不侵犯資本家總體利益，如今親資本的中共勢必強化父權制度與“陽剛之氣”，並且為了對國內民眾煽動民族主義，而鼓吹攻擊性的“戰狼”外交——這些都會衍生或鼓勵到各種暴力言行。

　　無論官方如何引導輿論，性別暴力問題已是暴露無遺。地方黑惡勢力、中共獨裁機器與資本主義彼此交織，也維系著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現狀。所謂“雷霆風暴”整治行動並不會解決問題，用意僅在於加強鎮壓，並削弱群眾自我抵抗（這也能解釋道為何案發時，旁觀男性顧客不敢勸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見義勇為，反而被警方認定為鬥毆，而自身也是社會弱勢、無力承擔司法後果）。根本分歧在於控制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和權力的極少數富豪精英，與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受壓迫群眾，而中共政權是與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體工人階級、年輕人及其他受壓迫者需要自我組織，對任何官方機構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獨裁、反資本主義的綱領，直擊性別壓迫與對女性暴力的根源，從根本上對抗性別壓迫。

極權中國的暴力事件

作者 李承鵬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他仰面躺著，堅硬的甲殼抵著床板，擡頭看了看，發現自己有許多只腿在眼前舞動，“天哪，我出了什麽事啦？”

　　一天早晨，王愛國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手機變成一個巨大的紅碼。他仰面躺著，冷汗打濕床單，擡頭看了看，許多根棉簽在眼前舞動，“天哪，我出了什麽事啦？”

　　每一個中國人都可能在某一個早晨遭遇卡夫卡《變形記》，你忽然就發現自己不再是正常人類，坐不成火車，上不了班，出不成差，被封樓里甚至關進方艙。起因不過是你曾路過一個菜市場，或存了筆錢在快爆雷的河南村鎮銀行。

　　用紅碼截訪真是一大天才發明，健康碼就變成了思想碼。更天才的是，有些王愛國並沒開始維權，可因為他有這麽個思想隱患，就被打上了紅碼，坐著動車，整列火車忽然靜止，被拉到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有人用林沖臉上刺字來比喻紅碼，以免他跑去上訪高太尉。您樂觀了，林沖畢竟殺了人，我們的紅碼故事，就像湯姆.克魯斯演的《少數派報告》，你沒有犯罪，但你存在犯罪的可能，因此你已經是罪犯。

　　別裝外賓，自健康碼問世那一刻，就必然變成思想碼、預防犯罪碼、自甘被割碼、禁止真話碼。去年有個不聽話的律師，堅持出庭辯護，出門之前，發現手機變成了紅碼；今年福建有個林先生想討個說法，剛上火車就變成紅碼，被相關人員瞬移回了老家；大家都知道的最新事情，鄭州幾百個業主投訴樓盤資金違規遲遲不交房，商量一起維權，忽然間集體變成了紅碼。這些人寫了保證書，表示不再無理取鬧毫無廉恥地維護自己的權益，思想有所轉變，紅碼才轉回綠碼。

　　你說，中國人有沒有安全感？

　　戰狼說：中國人的安全感世界第一，美國人根本享受不到我們半夜出去擼串的快樂。

　　然後就唐山了。

　　最惡毒的語言也無法表達對那夥暴徒的詛咒，最悲傷的詞匯也無法形容對這個女孩的同情。她才十九歲，那四分多鐘就是地獄般的四分多鐘，即使隔著屏幕也能感受到陷入無底深淵般的絕望，第一個發出視頻的小夥說他聽到女孩在求饒，“別打了，受傷咧”，可仍然被拖行、踩踏、啤酒瓶砸，勸架的女孩後腦勺砸在台階上，砰的一聲……以及拖進小巷後，也許永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如果你再說中國人的安全感，我只好指著唐山的方向。

　　一百年前，偉大的唐山人、共產黨早期領袖李大釗老師在《論婦女解放》有個振聾發聵宣言：有了婦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實現。沒有婦女平權的社會，就將是一個“半身不遂”的社會。

　　我只關心那個女孩，社會半身不遂了，希望她不要。

　　中國人沒有了深夜擼串的安全感。有人說：這是因為男人太慫，不敢見義勇為。有人說：別口炮，見義勇為會被定性“互毆”。雙方交戰，互罵傻逼。看，派出所還沒有定性為“互毆”，人民和人民先互毆起來了。

　　所以有關部門是非常智慧的，大家耗費精力互證對方傻逼，就沒工夫研究真正的問題了。女孩被打已經八天，你並不知道更多的信息，專家的傷情鑒定、受害者家屬的聲音、黨媒的深度跟進，那陣慘叫之後發生了什麽，為什麽當地人要去獻花……一切跟女孩被拖入小巷後一樣，什麽都不知道，不見了。只剩下確實為這個國家操碎了心的兩夥人民在內卷到底該見義勇為，還是先保護好自己。

　　為什麽中國人沒有安全感，這就是原因之一。你失去安全感，因為你首先失去了真相。很久以來，我們已不能為一個問題進行嚴肅而有含金量的討論，反倒有個固定程序：事件爆出，各界憤怒譴責……有關部門表示嚴肅查處，絕不包庇縱容……真相被捂，記者被驅被打，各種刪貼封號……被巧妙帶節奏，一群好心人互罵傻逼，各搬起理論，胸口碎大石……下一個輪回。

　　可是，中國人真的失去了勇敢嗎？

　　2015年，四川江安中華武校的小郭，在大巴上見一名色狼騷擾女孩，出於見義勇為小郭上前制止，搏鬥中踢倒色狼致其受傷，法院就以故意傷害罪判處小郭有期徒刑兩年半，賠償15萬7173.76元。

　　2018年，哈爾濱人趙宇聽到女子喊“強奸、救命”，沖過去見一男子掐著她脖子並使勁毆打。趙宇拽開男子反被毆打還被抓住手指。為了掙脫，趙宇踢向該男子……三天後，正在醫院陪同臨產妻子的趙宇，被警方當著妻子的面，以故意傷害罪抓進了看守所。

　　2014年，深圳大學生小塗在路上見一色狼對女生上下其手，在制止過程中踢傷色狼，小塗被刑事拘留14天，色狼因有傷免於拘留；同一年，吳偉青好心扶老人卻被訛詐，為自證清白只好跳河自盡，雖然後來有錄音證明吳偉青是冤枉的，但人死不能覆生；2019年，河南的小王為保護被猥褻的女同學，先挨一拳的情況下還擊一拳，致對方鼻子骨折，小王就被羈押37天，之後被迫退學；2020年，17歲女生在商場被襲胸，同行男生追擊中致使色狼摔倒受傷，被要求賠償20萬元，幾天後，警方以故意傷害罪刑拘了男生；同一年，昆明的蘇磊抓超市慣偷致其輕傷，被刑拘三個月。蘇磊患有血液病希望提前釋放，警方說他必須請求小偷諒解並賠付6.6萬元，蘇磊只好求小偷原諒，才走出了看守所。

　　你說，中國到底有沒有人見義勇為。

　　你說，誰讓中國人沒安全感。

　　我看到有人說“即使不敢打，大喊一聲嚇跑歹徒總是可以的吧”，如果我們不是魚，該記得：湖北天門一個老總見一群城管暴打村民，他都沒喊，只是悄悄拍攝，就被城管圍毆致死。官方最後結論：他死於冠心病發作。這個地方，連報警都是要引火燒身的，比如內蒙的呼格吉勒圖。18歲的他和朋友吃完飯回廠，發現有個女性死了，出於見義勇為趕緊跑去報警，結果警察認為他就是兇手，一通刑訊逼供。槍斃他時正是夏天，太陽刺眼，總共開了兩槍，第一槍沒打死，年輕的他生命力很頑強，身體還在動，就從後腦勺又補了一槍，才斷氣。

　　中國是從來都不缺見義勇為者的，他們鮮亮的血悄悄地浸於地下、泥土，消散在黑暗里，你只是沒注意到，或不小心忘記了。我之所以提醒，是不想讓曾經熱血仗義的他們像不值一提的螻蟻，被踩在污泥里。他們之中也有運氣好的，過段時間就從里面出來了，希望你能送束鮮花過去。

　　所以我並不同意專家“中國缺乏對見義勇為的激勵機制”這麽不專業的說法，不是不激勵，而是在嚴懲。拿著津貼的專家就別跟個綠色大保健按摩師似的，知道什麽點該碰，什麽G點堅決不碰，既賺了鐘費，又堅持了正能量。還不如網友們引用那句“俠以武犯禁”，這是司馬遷在《遊俠列傳序》引用韓非子的一句話，整句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書生總愛寫文章攪亂王法，俠客總用武功挑戰禁忌。這可能是歷代統治者達成的最大共識了，流氓們欺辱百姓，雖讓街市不那麽好看，但總好過屌絲們擁有武力，開始他們敢保護婦女，一時興起要是再保護點別的……所以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千萬不可讓一部分人先強起來，千萬不可讓一部分人看文章先明白起來，具體做法：淡化系統性腐敗，宣傳雷霆行動、專項打黑，形成同仇敵愾的效果，再樹立起崇高的個人道德標桿，讓一部分人民站在道德高地特別氣憤地譴責另一部分人民。

　　我很好奇，什麽時候維護市民深夜安全的職責，不交給警方而是交給碰巧在同一家店里擼串的人了，自動默認警方免責嗎？所以這里並不缺乏見義勇為者，卻有太多的建議勇為者，他們精明知道誰敢惹，誰不該惹。有人去罵燒烤店老板娘，怒斥快六十歲的老太太勸架時長不夠，一度還背著手，這是姿勢不對。還有人跑去已被關掉的店門口撒尿，他們為什麽不敢去陳繼志家門口撒尿，因為怕哪天有小弟來報覆。還有跑去BOY時裝的直播間罵主播女孩的，因為這是暴徒行兇時穿的衣服。

　　你該明白為什麽中國人沒有安全感了。不僅因為有暴徒，還因為有暴徒……到底該用法治來保護市民，還是靠路人甲的個人道德？究竟該用法律來治理社會，還是用一本熱血賁張的《遊俠列傳》進行人間擼串指南。

　　本來不想寫這篇文章的，一是因為已經找不到公號發表了，再就是最近發生了太多的事離奇中透著邪惡，邪惡中透著神秘，把我整抑郁了。本以為沒有比西安更不人性的，後來發現還有上海，本以為沒有比長沙學生樓倒塌更猝不及防的，後來發現還有重慶交警當街開槍殺人，本以為豐縣太邪惡了，現在發現還有大唐山……寫來寫去，像在比爛，像一場無盡頭的輪回。

　　我之所以寫，是因為唐山和河南真是最恐怖的一個對比：八天了，你根本不知道唐山女孩任何一點信息，但河南一秒鐘就精準掌握你全部數據，你在哪兒，訂了哪天的火車票，想去幹什麽，有沒有買杜蕾斯。

　　你知道的，是讓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永遠不會知道。

　　你只是虛擬中的一個程序。

　　你說你有沒有安全感。

　　剛在群里這麽一問，飛來無數的留言：沒安全感，沒安全感+1，怎麽會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什麽……“怕菜水果有毒，怕出門被電動車撞，怕橋塌了、火車脫軌，怕飛機掉下來”“隨時看手機，怕紅碼了被隔離，連打沒打過疫苗都不敢跟人說。”

　　“生意差，疫情管控，客戶整破產了”“政府工程回不了款，房貸車貸斷供了”“每個月都要還房貸車貸信用卡，還要供孩子，隨時擔心沒訂單沒生意或封控，哪有安全感？雖然比以前更努力。”

　　“家人住院了，每天不知道要出示多少健康碼核酸，還要寫承諾書”“每天覺得頭上懸著一口大鍋，不知道哪天掉下來，每天都很糾結。”

　　“吃的喝的，食品安全問題，恨不得各種補齊化學課的節奏，生個孩子，擔心錢夠不夠讀好一點的學校，如果異地，還要擔心爺爺奶奶帶得好不好。爺爺奶奶生病，心中默念祈禱一定是小毛病。我妹妹失去做了半輩子的工作，交了一千三在家學家政，就是月嫂、收納、保潔之類。當初，一起幹事情的朋友，年初關了廠，到別人廠里打工去了。更不要說紅碼不付錢的銀行，青龍白虎的拳腳，因封號而被好友質疑的痛苦，退休金的將來可否兌付……說不完的蕭肅與憤怒，無奈，何來安全感？”

　　在朋友圈，我看到最具科學精神的人生對話是：

　　“如果生活的痛苦值，最輕的是0，最痛苦是10，我應該是π”

　　“什麽，π？”

　　“對，痛苦值不大，可是無限循環，沒完沒了……”

　　昨天，看到有個剛出生36天的嬰兒患了腸梗阻，因為沒有核酸證明，屎尿都從嘴里鼻腔里湧出來，但醫院就是不給進PICU，最後死在方艙。這個嬰兒的母親用一年時間，寫了文字發在微博，隨手摘一些：

　　“終於夢見你了，夢見你說謝謝，你在笑，多來幾次我的夢里吧……昨天去醫院退費，看著那條抱著你進去又出來的路，好像回到了那天，胸口好疼好堵……我們盡量不要去想你，或者聊一些你再回來的時候，要準備些什麽，不敢去想你的樣子，但又害怕會忘記你的樣子和聲音，爸爸會問我，你再回來的時候會不會長的跟之前一樣，我說會的……最近雨下得特別頻繁，讓我想起你出生後第一場雨的夜晚，這個月最後一天，你就百天了，滿月的時候我和爸爸還在商量，去哪兒給你辦百天……很久沒看你了，今天還是沒忍住看了那些視頻，僅是這些已經讓我難過到不行，難以想象去取證那天，看到方艙的監控視頻我會怎樣，好想你快回來……今天中元節，我偷偷聯系東岳廟的道長為你做超度，不知道這種節日集體超度是不是足夠，但媽媽希望無論你在哪都好好的……突然大哭嚇到了老曹，特別敏感，旁人不經意的一句話就觸碰到了我。我對每個人都好，對世界充滿善意，為什麽還要這樣？……還是不行，去醫院看到那天晚上帶你抽血的窗口，去奶奶家看到你待了一小會兒的房間，不敢想你啊……夢到你回來了……

　　那些想要一躍而下的瞬間和無數個失眠的夜晚，那些想念又偷偷藏起來的照片，突如其來的淚流滿面，是那些以為可以被治愈的人看不見也想不到的艱難，反正這個世界的無情和絕望都已經徹底體驗過……”

　　以上，就是那個母親的自言自語，一次小小的急病，一個嬰兒的早夭，你說，母親有沒有安全感。對了，醫院是被定了醫療事故的，但最後鑒定上有一行字：家長負主要責任。

　　也不知是不是謠言。

　　這兩年，中國人過得太快了，像只過了兩天。許巍在《兩天》里唱：我只有兩天，一天用來出生，一天用來死亡。

　　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安全感，給你講個笑話，你別哭啊：

　　唐山市公安局連續五年被評為河北省優秀公安基層單位。去年12月4日，還被全國婦聯納入“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集體”獲獎名單。

　　人們注意到，目前三個排隊最火熱的地方：上海的銀行，唐山的公安局，米帝大使館。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的社會環境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香港疫情死亡人數超過武漢

　　香港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自疫癥爆發至3月13日，全港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26萬人，死亡人數3993人，死亡人數超過武漢，死亡率為全球最高！在幾乎不切實際的“清零”政策下，香港本就捉襟見肘醫療系統更全面崩潰，大批病人無法入院，甚至只能暫時在露天停車場等地方等候治療，場面可謂慘不忍睹。

　　在這個情況下，無論是檢測還是入院治療都已經完全超出負荷，無法及時檢測和隔離患者。筆者裘青的父母亦雙雙染疫，以家母的情況為例，她的癥狀輕微，而整整過了十一天時間才收到陽性檢測報告，事實上收到報告之時她已基本康覆。

　　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任何政府部門安排她隔離或給予任何醫療建議。因此盡管家庭內已盡量做足防疫措施，家父在不久後也出現病征，且病情相對較重，出現高燒與呼吸困難，但遲遲未收到檢測報告。公立醫院急癥室完全爆滿，而政府所謂的熱線電話根本無法撥通，令家人萬分焦急。即使有著私人醫療保險，但香港部分私家醫院無恥地拒收新冠患者，家人多番奔走下方能找到一家願意接受照料的私家醫院提供床位，但即便如此，由於入院人數眾多，所能提供的醫療照料服務亦大打折扣，僅僅聊勝於無。

　　造成這災難局面，林鄭政府責無旁貸。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一直就是殘缺不全。去年底，醫管局承認醫護流失嚴重，並預測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公營醫療系統已難以應對，但政府卻沒有任何應對措施。私立醫院拒絕接收新冠病毒病人，所以全部患者要由公共醫院承擔，而公院只有全港45%的醫生。

　　在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林鄭政府沒有正視Omicron病毒株的感染力更強，只知僵化地執行徒勞的大廈圍封和限聚政策以求“清零”，而不是適時地改變策略，發放有效的資訊和足夠的自我檢測用品，並且勒令雇主容許員工選擇在家工作。香港仍未能仿效中國嚴密的社會監控系統，加上人口比中國更為密集，不可能像內地實行“小區管理”，一味追求“動態清零”事倍功半。

　　清零政策在內地和香港都已受到動搖，連中國專家也在暗地表達異議。中國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學家曾光在網上發文提出要展示“中國式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有關帖文沒有像其同業張文宏半年前提出中國可實行與病毒共存時般受到網絡猛烈抨擊，可見輿論的轉向。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則在二月中為動態清零作出辯解，並指“香港要走出自己的抗疫路”。

　　然而，中共決不容許香港自行其事而動搖內地的清零政策。習近平在二月中命令港府穩定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假如中國開放實施“與病毒共存”的政策，在政治上相當於推翻了內地過往的“抗疫成績”，而這正正是過去兩年習近平政權一直自我標榜和吹噓的“政績”，更被用作證明其“東升西降”說法的例證。改變抗疫方針等同會重挫習主席的權威。

　　的確，如果中國現在放松清零政策，由於沒有群體免疫，必然會面臨疫癥大爆發。上海和吉林在三月中再爆發Omicron數千宗感染就響起了警鐘，甚至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此外，國產的科興疫苗對於Omicron變種病毒的預防力薄弱，根據《傳真社》參照港大研究的推論，如果維持現時港人接種覆必泰與科興的六四比例，即使全港3針接種率到達95%，預防感染Omicron的保護率亦只得約5成。如果宣布放棄國家疫苗又會使中共面子有損。即使現在科興研發針對Omicron的疫苗，能夠挽回多少市民的信心？

　　林鄭抗疫工作東歪西倒，使她失去中共的信任，甚至可能抵銷了她鎮壓2019運動的功勞，使她不能連任特首。在習近平發出命令後，中國專家接管了香港抗疫工作，淩駕了香港政府。林鄭本來想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香港的愛國政黨舉腳讚成，卻被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煞停。的確，全民檢測已經過了時機，因為病毒已在社區擴散，如果找到大量患者，也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而強檢只能令市民在街上聚集而增加感染風險。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迫切需要全面充公私家醫院，將醫療全面公營，並置於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充分調動所有醫療資源，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抗疫政策。並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培訓更多醫療人員以保障優質的公共醫療服務。而這一切必須以工人群眾組織起來、打破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親資專制政府才能達到。

　　香港：無止境的鎮壓

　　媒體遭遇鎮壓

　　去年12月，警方搜查了《立場新聞》的辦公室，這是香港僅余的自由派反政府新聞社，並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拘捕了6名現任及前任高層。同日，《立場新聞》宣布停止運作，並移除其網站上的所有文章及線上內容。

　　這是自2021年6月取締《香港蘋果日報》以來，最新一波對於新聞自由的打壓。另一網媒《眾新聞》亦在1月4日決定關閉。香港已經完全處於北京的直接統治。中共及其反革命不會容忍香港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一切民主權利，從集會自由到言論自由，都遭受攻擊。

　　假選舉

　　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自《國安法》通過以來的首次立法會選舉。過去的選舉上尚且還有一些自由選舉的元素（一半的議席為直選產生），但這次完全是一場鬧劇。只有22%的議席是由直選產生，其余的都是由中共和資本家們欽點出來。而且，當局不允許任何有意義的反對派參選，所有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層要麽被取消資格，要麽正在坐牢。

　　因此，毫不意外這次選舉投票率創下了歷史新低，只有30.2%，可以對比一下2016年的選舉投票率——58.3%。這還要考慮到，政府高調表示，任何公開呼籲“杯葛選舉”的人士將會面對最高3年的徒刑這一清況。然而，這次選舉的超低投票率表現出的是，民眾積極而有意識地反對假選舉。這次選舉結果完全不是政權的勝利，但這個結果也不會決定性地改變香港的反革命發展方向。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寸步不讓，否則會在新冷戰和政權面對的諸多危機中顯出弱勢。

　　移民潮

　　自2020年6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人口凈流失已經超過10萬人。根據政府的官方數據，去年香港人口出現了1.2%的負增長，這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甚至比1990年代主權移交前夕的移民潮更嚴重。這一方面也是受到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松綁所影響。不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為了香港的“民主”或“人權”，而是為了推動自身的冷戰方針，也是為了試圖吸引香港更富有的階層。

　　大部分離開的人是來自中產或專業人士背景，當中頭三大行業為：金融業、資訊科技和教育。根據已解散的教協在2021年5月的調查，40%的教師由於“政治壓力”增加希望離職。這樣規模的人才流失對香港的未來會帶來重大的社會經濟影響，特別是公共服務會收到影響。去年，公立醫院流失了4.9%的醫生和6.7%的護士。

　　“洪門宴”派對門事件

　　緊隨著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香港有著全世界最嚴厲的封城防疫政策之一。在1月發現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感染個案後，政府再一次地關閉了酒吧和戲院，並禁止晚市堂食。整棟住宅大樓被圍封，居民數日不得出家門，甚至有食物不足或市民被禁止向家人送藥物的情況。另外，政府已經實行了連續兩年的至少4人聚集限令，實際上就是禁止抗議集會。

　　不過，這些禁令無礙香港富豪精英們的享樂。1月，爆出超過200人參與的港區人大洪為民生日派對，當中的參加者包括政府高官和新任立法會議員。事件在其中一名參加者確診後才得以曝光，而政府才迫不得已將這一眾“愛國人士”送到隔離設施。顯然，對於普羅大眾和富豪精英們是有著兩套截然不同的規則。

　　經濟危機

　　政治打壓及疫情無疑大大影響了香港的經濟。2020年的經濟萎縮了6.1%，而縱使2021年的經濟預測會反彈6.4%，但經濟卻遠遠未完全恢覆。事實上，在疫情爆發之前，香港的經濟已經出現放緩，2019年的GDP更是下跌了1.7%。雖然香港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之一，但仍然有1/5的人生活在貧窮之中。失業率暫時還是比較低（部分源於移民潮），但人才流失的浪潮對於香港有著長遠影響。而當香港越來越依賴的中國經濟陷入更嚴重的危機，香港的未來只會日益動蕩和前景黯淡。某程度上說，中共的反革命摧毀了香港。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李家超被欽點特首，香港反革命換上新面孔香港特首假選舉於5月8日毫無意外地落幕，一如所料北京“唯一支持”的李家超以1,416票的“高”票當選。雖然，主權移交以來的歷屆特選選舉都是小圈子的假選舉，從來背後的操盤人是中共及大資本家，但本屆選舉的過程更加反映了中共對港政策的進一步反革命，加強地民主權利的打壓，而北京直接治港已成事實。

　　假選舉

　　今次所謂的“選舉”是2019年抗爭及《國安法》實施以來的首次特首選舉。去年，北京“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進一步破壞了立法會選舉及選委會僅余的民選成分。到了今年的特首選舉，在改制後的選舉中並沒有限制參選人數。然而，選舉原定2022年3月27日，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一直等候習近平的指示，沒有公布連任意向。然而到了2月，在北京指示下，港府以疫情為借口押後選舉至5月。至4月，林鄭當時已失去中共信任，中共才表明意圖，表示“唯一支持”李家超參選，而林鄭則宣布不尋求連任。

　　這變相阻止了其他建制派加入選戰。顯然中共在新的反革命形勢下，想避免過去如2012年梁唐之爭、2017年曾俊華參選，造成建制派分裂，或讓群眾借機挑戰中央權威。中共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後，更加害怕哪怕些許的民選成分都會成為民眾宣示不滿的缺口，例如選委會不滿習強硬政策的資本家會對中共欽點候選人投反對票。為免夜長夢多，北京寧願廢除所有選舉競爭的猴子戲，變成主權移交的首次“一人選舉”，而且責成梁振英成為選委會的召集人來確保李家超受到“高票”祝福。被欽點的李家超甚至在公布任何政綱之前，就已經拿下超過300個選委提名。

　　對於警察出身的李家超當選特首，有人擔心這是“武官治港”的開始。但，香港的武官不是獨立的，而是完全聽令於北京的。所有無論是文官武官都沒有根本性分別，最後還是中共治港。

　　香港的反革命大趨勢只會加劇而不會有放緩，除非大規模群眾運動作出抵抗。而當今局勢下，中國大陸工人階級爆發運動的可能性比香港更高。我們過去分析，習近平在新冷戰格局中要維持其強人統治權威，就必然會向香港開刀──反正香港已經是中共的囊中之物，而在中美脫鉤下，香港的經濟與戰略地位將會下降，西方也就基本放棄了香港，轉向台海、南海等更重要的戰略問題。

　　李家超當選後，就已經表示《二十三條》將會是其任內的任務之一。這會是比《國安法》更細致、更融入本地法律的一部法例，讓當局實行更廣泛的鎮壓，而非只靠殖民地時期的法律或猶如“核彈”的《國安法》。

　　過去一陣子，當局亦未減對抗爭者或民主派的打壓。保安局表示，2019年反威權運動有逾萬人被捕，其中2800多人被檢控、1100多人被定罪。而《國安法》通過至今，被捕人數有175人，並有8人被定罪。

　　5月中，已解散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5名信托人，包括泛民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何秀蘭，被警方以《國安法》的“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亦被控沒有為基金進行社團注冊。可見，就連最溫和的泛民也不能幸免。中共打擊泛民不是因為他們對專制制度作出真正的挑戰，而是對群眾鬥爭作出殺雞儆猴的警示。

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的掠奪

作者 何清漣 寫於 二零零八年

　　衡量鄧右的改革開放，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標準，壹個是富國強兵，另壹個是人權進步與富民。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堅持只用“富國強兵”這壹標尺來衡量這場改革。用來贊揚成就的主要是GDP總量，迅速掘起的現代化軍事力量以及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至於政府分配功能的畸型導致的嚴重社會不公、“世界工廠”的競爭力建立於勞動者權利被嚴重剝奪之上這壹事實，以及人權狀態的惡劣，卻是政府不願意檢討的話題。

　　壹個社會的進步最終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利益及權利的實現程度，而中國的改革成功與否，至少應該將社會的多數成員――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及權利的實現程度考慮在內。資本主義的分配理論認為資本、勞動及土地等生產要素均參與分配；馬克思主義理論則強調勞動是創造財富的唯壹來源。無論是按照哪種觀點，勞工權益都不應當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但恰恰是在中國這個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共產黨國家，無論是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工資收入）還是勞動者的權利，都處於近乎悲慘的狀態。勞動者工資增長的幅度遠遠落後於企業利潤特別是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幅度。社會成員勞動所得之比重長期偏低的情形，完全背離了社會正常發展的目標和經濟增長的本來目的。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改革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輝煌”成就的支柱之壹是中國成了“世界工廠”，然而，為什麽維持“世界工廠”運轉和盈利的上億勞動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國經濟繁榮的成果呢？在壹個至今仍然宣稱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理論上應該成為“救世階級”的工人階層為何會淪為世界各國藍領當中境遇最為悲慘的壹個群體？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壹、“中國制造”：龐大的血汗工廠

　　在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制造”的貢獻可謂居功至偉。

　　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依據“比較成本優勢”理論構架對外經濟關系，使中國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制造”在世界各國攻城掠地，壹些產品擁有極高的世界市場占有率。許多數據都展現了“中國制造”曾經擁有的輝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已經增長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快10倍[1]。中國制造的三大主要類別－－玩具業、制鞋業與紡織業，成了世界市場同類產品的主力。2006年，中國玩具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高達70%[2]；鞋類出口量占世界出口總量的53%以上[3]；而紡織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從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遞增，從1995年起連續10年保持世界市場占有率第壹的位置[4]。由於“中國制造”的支撐，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在GDP中所占份額不斷上升，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高，2000年還只有44.5%，2004年就已經升至69.9%。[5] “中國制造”遍及全世界每壹個角落，並以低廉價格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份額。以進口“中國制造”產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國市場為例，近年德國對華貿易的增長也非常迅速。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08年5月發布的統計數據，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產品的進口量增長了3倍，中國為德國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貿易夥伴，僅次於法國和荷蘭；與其它國家略有不同的是，當時德國引進的“中國制造”當中，辦公設備、電腦設備與元件占18.6%，其次是電視、無線電和電器元件[6]。

　　1．是什麽支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物質極度短缺的狀態迅速過渡到向世界各國源源不斷地供給各種產品，到底依靠什麽？且來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國制造”的背後。“中國制造”依靠兩大因素支撐，壹是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環境生態損耗。正是依靠嚴重透支的勞動者生命福利與環境成本，“中國制造”才得以維持價格低廉的“優勢”，成為“世界工廠”。對“世界工廠”這壹稱謂，中國最初是坦然接受，並將此當作中國經濟發展成功的重要標誌。但近年來支撐“中國制造”的兩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點，由於勞動者的人權受到嚴重剝奪，生態環境也日益惡化，到本世紀初，中國原來矜誇的“優勢”竟然成了中國經濟的軟肋。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勞動力工資低下造成了作為國民主體的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萎縮，導致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與1980年代前半期消費率維持在53%到51%的狀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本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日益繁榮，國民經濟的消費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內，就從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費率的高低和走向體現了壹個國家的國民是否從經濟發展當中獲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年報》統計，目前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在78%左右，發展中國家的消費率平均為74%，素來以高國民儲蓄聞名的東亞經濟體的消費率也在65%以上。顯然，如果用消費率來衡量，總體上看改革時期民眾並未從經濟增長中明顯獲益，而本世紀以來則處於利益受損的狀態。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在消費率過低、國內市場嚴重萎縮的情況下，必然對國際市場過度依賴；壹旦國際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制造”就會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中國制造”的三大“主打”產品玩具業、紡織服裝業與制鞋業的廠家大批破產，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國際市場寒流。

　　看起來強勢的“中國制造”其實非常虛弱。如果觀察制造業價值鏈上所處的位置，中國的制造業仍然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並未掌握制造業的核心技術，只是在全球生產鏈的最後壹道環節上組裝產品。在全球營銷方面，大部分中國產品既沒有自己的營銷管道，更沒有自己的國際品牌。可以說，所謂“中國制造”其實是全球產業鏈中流血流汗最多的壹環，也是利潤最微薄的壹環。正因為如此，當全球都在為“中國制造”的洪流驚恐的時候，中國廠商卻正在為“中國制造”的無利可圖而苦惱。

　　2．“象刀刃壹樣薄的利潤”

　　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雖為中國帶來了大量的訂單，但接到訂單的中國廠家最終能賺多少錢呢？有人算了這樣壹筆賬：美國市場上銷售的壹種兒童玩具的零售標價是100美元，玩具的設計商和經銷商都是美國公司，生產商是中國企業；玩具設計定型後，美國公司將訂單下給壹家香港貿易公司，每件價格為50美元；香港貿易公司轉手將訂單交給中國的壹家外貿公司，每件價格為22美元；這家外貿公司再向廣東和江蘇的兩家工廠訂貨，每件價格15美元；工廠的生產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國公司拿到玩具後，以每件82美元的價格賣給商場。粗略計算下來，中國生產企業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3美元，中國外貿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貿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國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場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這條生產價值鏈條中，中國內地的生產商和外貿公司總共才獲得10美元，僅占商品零售價的10%，而其余的90%則由各個經營環節參與分利。不僅如此，近年來不少中國廠商為保住美國市場，大都采取先付貨、後結算的方式；有的美國零售商和中間商收到貨物半年後才付款，甚至在貨售出之後才付錢，等於把庫存成本轉嫁給了生產者[8]。

　　多年來在國際市場占有率上穩居第壹的中國紡織服裝業，其實壹直依靠國內的出口退稅制度維持生存。在2006年下調出口退稅率之前，紡織業的出口退稅率為13%，而領取了出口退稅的紡織業的平均利潤不過5%而已；退稅率調整到11%之後，紡織業的平均利潤也相應萎縮到3%左右[9]。

　　加拿大約克大學商學院國際工商管理碩士項目主任伯尼·沃爾夫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曾形象地形容“中國制造”的利潤：“中國有許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潤卻只有刀片那麽薄。[10] ”

　　3．中國勞動力的工資到底有多低？

　　參與“中國制造”的廠商除了依靠維持過多年的出口退稅制度的優惠之外，壓低工人工資幾乎成了“鐵律”。衡量中國勞動力的工資有兩個標準，壹是絕對標準，即與他國同類勞動力相比較；二是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與勞動力市場供給狀態有關，後者完全取決於壹個國家的政治因素和相應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及勞工政策和制度。

　　從絕對標準來看，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惡劣與工資之低，壹直是國際社會杯葛的壹個話題。“三資”企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尤其是出口貿易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國的“三資”企業已達到28萬戶左右，在中國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國工業產值的14%，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7%。但許多“三資”企業的工人都在超強度、超負荷、超體能、超工時的情況下工作，工人由於疲勞過度而傷亡的事件不時發生。據調查，在“三資”企業工作的外地勞工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每周至少6天。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7到23歲，每小時基本工資僅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150美元[11]。2004年以來，由於工資太低，壹度發生“民工荒”，不少企業被迫提高勞工工資。即使如此，中國工人的工資還是非常低。據《紐約時報》2006年的壹篇報道，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大工廠的平均月工資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間，其中最低工資每月不足80美元；鑒於員工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時，按照跨國公司支付工資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計算，每小時的工資是77美分，而同期美國制造業工人平均小時工資為17.72美元[12]。《華爾街日報》曾將韓國工人工資與中國勞工收入加以比較，“現代”汽車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還因為待遇過低而引發勞資糾紛；而在中國的廣東，最新出臺的“月最低工資”規定是800元人民幣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從這個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資為什麽湧入中國，以及中國的加工貿易為何能蓬勃發展[13]。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統計，2005年度美國平均每小時工資16.16元。而在中國，許多地區工人的小時薪資僅為40到60美分[14]。該報告舉了壹個例子，“‘中國制造’的芭比娃娃單價20美元，但中國只能獲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稱為“骯臟的‘蘋果’制造業”之所以能牟取超級暴利，原因之壹也是在中國使用“廉價高強度勞動”。據報道，蘋果在中國的iPod工廠是Foxconn代工組裝工廠，位於深圳龍華的Foxconn工廠雇傭了20多萬員工，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報道稱，這些工廠生活住宿條件極為簡陋，而且不允許外人進入；廠內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時以上，每月工資僅合27歐元（約270元人民幣）[15]。

　　二、決定中國勞動者生存境況的政治過程

　　二戰之後，GDP日漸成為衡量壹個國家國力的重要指標（中國只追求“國富”，對使用GDP作為衡量國力的標準更是有狂熱的偏好），但歐美民主國家更多地用民眾福利（包括工資與社會福利在內）作為衡量本國民眾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重要指標。若用後壹種方法來衡量壹國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並作國際比較，可以采用國民的工資收入在GDP當中的比重這壹指標。中國國內互聯網上盛傳壹個說法，即“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壹般占GDP的50-60%”，筆者無從查考此數據的出處，僅以此為比較中國相關數據的大略參考。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國由於這壹指標會顯示出不利於官方的結果，所以國家統計局經常故意回避使用這壹指標，相反則偏好用“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平均工資連續四年兩位數增長16%”[16]之類來宣傳勞動者待遇的提升。

　　與中國勞工工資偏低、消費力萎縮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的政府收入在經濟增長中迅速攀升。若比較政府收入與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及相互消長，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中國當局追求“富國強兵”、忽視“富民”這壹社會發展目標的局限性。

　　1．決定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制度因素

　　在中國國內消費市場連年萎縮的背後，隱藏著壹個事實，即中國的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份額長期偏低，而過去十多年來政府財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額卻呈持續擴大之勢。表1所列數據充分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不斷降低工資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然後以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始終停留在壹種缺乏內生動力的對外倚賴式增長陷阱之中。

　　在討論表1內容之前，有必要說明兩點。第壹，判斷政府收入有多少，大體上有三種計算口徑：小口徑是預算內財政收入，中口徑即財政的預算內收入加上預算外收入，大口徑則是預算內、預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級政府的財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國內有些學者采用的大口徑來計算，那麽政府部門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過30%[17]。筆者采用了中口徑，因為資料易得，可逐年比較。第二，改革以來盡管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就業人數與全國人口總數對比，可以發現，從1978年到2004年，城鎮就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9.9%上升到20.4%[19]，翻了壹番。為什麽全國總人口中城鎮就業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鎮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例卻持續下降？這表明城鎮就業者的收入狀況惡化，除了部分領取工資的就業者工資偏低之外，還有相當大數量的城鎮就業者（約1億左右）沒有固定工資，處於半就業或臨時性遊動就業等低報酬狀態。

　　表1：中國政府收入與職工工資在GDP中所占比重之比較年 份 GDP總量

　　（億元） 政府財政收入

　　（預算內＋預算外）[18] 職工工資

　　（億元）

　　總 量 占GDP比重 總 量 占GDP比重

　　1978年 3,624.1 1,479.37 40.8%　 　568.9 15.7%1985年 8,964.4 3,534.85 　39.4% 　1,383.0 　15.4%1995年 58,478.1 8,648.70 　14.8% 　8,100.0 　13.9%2000年 89,468.1 17,221.66 　19.2% 　10,656.2 　11.9%2002年 105,172.3 23,382.64 　22.2% 　13,161.1 　12.5%2004年 136,875.9 31,095.47 　22.7% 　16,900.2 　12.3%2006年 209,407.0 45,373.38 　21.7% 24,439.0　 　11.7%2007年 246,619.0 59,304.00 　24.0%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07年數據來自國內媒體的報道，見2008年4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7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統計結果公告”（國家統計局公告2008年第1號）：“根據年度統計結果，2007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24,932元，日平均工資為99.31元。”但統計局未公布計算職工年均工資的全年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人數等數據。

　　表1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85年到1995年，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年實行稅制改革即“分稅制”後，90年代後半期這壹比重的下降速度更快。1995年至2000年，財政收入從 8,649億元增加至17,222億元，在GDP總額中所占比重從14.8%提高到19.2%；與此相對應的是，職工工資在GDP中的比重卻從13.9%降到11.9%。2006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1.7%，而職工工資的比重則降為11.7%。顯然，政府財政收入和職工工資的此長彼消是中國改革的壹個不容否認的結果。毫無疑問，建立在這樣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是不利於勞動者的增長，而且必然缺乏可持續性。

　　中國官方經常以“中國特色”的改革成就優於俄國而自得，其實，將上述中國的數據與俄羅斯的資料加以比較，就能發現，那種既無自知、又缺乏對它國準確認知的自得是如何可笑。世界銀行報告指出，1999年至2003年，俄羅斯的工業年均增長6.64%[20]，而2002年俄羅斯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為47.1%[21]；另壹方面，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壹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壹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22]；結果，從1999年到2006年，俄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從30%下降到14%[23]。與俄國相比，中國的職工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低於俄國，所以職工工資占GDP的比重也自然會低壹些，但在中國的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翻番的情況下工資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這無論如何都無法被解釋成中國改革的“成功”。從民眾受益這個角度去看中俄兩國的轉型，究竟何者才是“以人為本”，何者是“以官為本”，高下立見。面對這樣的事實，官方和禦用學者對中國改革模式的種種辯解，不是蒼白無力，就是謬導誤釋。

　　改革開放之後，比較中印度兩國經濟是熱門話題，但兩國的工資差距卻常被忽視。印度的工資連續多年以高於GDP的速度增長。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美世咨詢的壹項調查顯示，從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資水平上漲了11.6%，是亞太地區最快的國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長速度不到9%，僅2005年的GDP增長速度達到9%；考慮到通貨膨脹，他們的實際工資增長是7%。在制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24]。事實上工資差距（即國民的消費能力）已影響到中印兩國的經濟走向：中國由於缺少壹個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不得不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經濟風險大大高於印度。

　　必須指出的是，考慮到這些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與公職群體的工資增長有密切關系，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增長緩慢這壹問題就更加突顯出來。具體來看，中國的職工工資增長狀態有以下兩大特點：

　　1.在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速度遠遠落後於GDP增長速度的同時，其中公職人員的工資呈剛性增長。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85年以後，政府曾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制度作過8次調整及“改革”，自2001年以來共計三次給公職人員加薪（主要是職務工資和基礎工資），每次增幅都不低於15%[25]。單純就工資收入而言，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確實不算太高；但如果將非貨幣收入如住房及各種單位福利都計算在內，各地的公務員收入都遠遠高於當地中等水平。更何況公職群體還得到社會保障體制的全方位覆蓋，再加上職務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工作穩定等等，公務員便成為中國時下最熱門的職業。另壹組數據更能說明公職群體的實際收入水平：2003年，由國家財政預算內收入、預算外資金、企業與村民交費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業供養費高達15,766億元，占GDP的13.52%；政府部門總支出37,960億元中的37.58%由公職群體所消耗，這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花費的6,000多億元（接近當年財政收入的20%左右）。上述財政供養人口約7,000萬人，消耗國家財政收入的58％左右[26]。

　　2.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總額卻增長緩慢，甚至少有增長。比如，90年代初期到21世紀初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但在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企業藍領員工的工資竟10年未漲[27]。同時，藍領階層在享受社會保障體系的幾大社會福利如醫療、養老金、失業保險等方面，還面臨嚴重的歧視。

　　在中國，無論是公職人員的工資還是勞工工資的決定，都是壹種典型的政治過程。中國政府連續多次給公務員加薪，毫無疑問是制度偏倚的結果。與中國特色的政治相對比的是，在中國當局努力貶損的美國，公務員要求漲工資首先要經過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的批準，然後還要由全國超過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批準；最重要的是，美國還奉行“誰提出漲工資，不給誰漲工資”的原則，即本屆議會和政府通過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讓下任官員受益。

　　中國勞工在與資本的博奕中之所以會處於如此不利的境地，首先與中國政府在這壹過程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有關。中國當局確立的國策是“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以GDP增長速度作為考察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這種政績考核體系必然使地方政府不惜壹切追求當地的經濟發展，而以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吸引外資，依靠過度榨取勞工血汗獲取產品競爭力，從而保證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樣的施政手法幾乎成了地方官員心知肚明的條規。可以說，在苛剝勞工方面，中國政府與企業結成了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中國與民主國家的重要區別是，在民主國家，民眾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直接或者間接影響該國的經濟政策與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中國民眾至今尚無影響國家政策的訴求管道與制度化能力。因此，中國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面對資方的慘敗，從表面看來是勞動在與資本的博奕中失敗，但其實背後卻有制度的政治裁量。底層勞動者的工資增長緩慢，其中固然有勞動力市場極度傾斜、呈無限供給趨勢這壹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時還應該看到，勞工階層工資增長緩慢的更深層次因素是中國勞動者缺乏權利。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超低是因為政治制度起了極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國當局從不允許勞工自行組織工會，這就使得勞工在與雇主進行工資談判時，不能組織起來參與談判，無法具有作為壹方談判者的主體地位。

　　由於勞工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不能組織工會集結成有組織的力量。壹盤散沙式的勞動者是無法與資方通過談判有效維護自身權益的，更何況資方背後還有地方政府在撐腰。可以說，勞動力供給極度傾斜，是中國勞動者面臨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們能獲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權利，尤其是自由結社、示威遊行、言論自由等能夠保障權利的權利，中國的勞工群體決不至於墮入目前這種悲慘境地。

　　2．中國工會“壹身而二任”的雙面角色

　　在美國與歐洲，工人從來不會被稱為“弱勢群體”，勞資雙方在政治制度規定的權利框架之內的博奕決定了勞動者的生存境況，而工會勢力之強大，也早已令政治家必須重視。中國的勞動階層之所以被稱為“弱勢群體”，不僅在於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更在於他們政治社會權利的缺乏。

　　這裏有必要解釋中國官方工會的性質。國際社會雖然知道“中國至今尚無獨立工會”，但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定性為“較溫順的工會組織”，這完全是壹種誤解。迄今為止，中國的官方工會根本不是由工人群體中自發產生並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它只是政府機構的壹種延伸，因此中國的工會機構長期位列政府系列的“黨政工青婦”幾套常設班子之中。“全總”及其轄下的各級工會與民主國家的工會有三點本質的不同：其壹，經費來源不同，各國工會的經費均來自會員所交會費，而“全總”的經費主要由財政撥款。其二，民主國家的工會負責人乃會員選舉產生，他們不能同時具有公務員的地位，更不能由政府任命。而中國的工會負責人，從中央到省、地級市、縣，無不列入政府官員編制，由人事部門任命，國有企業的工會主席也是行政任命，處級以上的工會主席還得經過黨的組織部門考察。事實上，大多數地方政府的工會成了安排當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機關。據浙江省的壹項調查，75%以上的工會幹部來自黨政部門，只有11%的人來自工人[28]。其三，民主國家的工會獨立於政府，它為了勞工利益與政府部門討論、談判，但絕不會淪為政府的附屬品。而中國政府對“全總”及其活動保持著絕對的控制。盡管工會聲稱自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將政府的政策傳達給工人，宣傳勞動紀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表工人與雇主和政府交涉。正因為如此，在前蘇聯，工會被當局稱為企業負責人（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與工人之間的“傳送帶”。中國的工會模式至今仍然是蘇聯版，改革並未使工會的官方屬性發生什麽變化。可以說，在中共的控制下，官方工會系統即便有壹些為勞工爭取利益的功能，也必須完全服從於黨政部門的需要；與其它官僚機構相比，它處於相對弱勢。如果說，有些工會幹部能相對積極地為勞工呼籲，那也不過是因為地方黨委任命的工會負責人個人對工人有更多的同情而已。

　　總體上看，雖然中國各地的國有企業與黨政事業機關均設有工會，這些工會並非為維護職工權益而設。如果詢問任何單位的工會會員，工會發揮什麽作用，得到的答復肯定是“工會是給職工發放福利的機構”，比如節假日組織職工旅遊，或者給職工發壹點節日食品之類。90年代後期以來，各企業的工會雖然形式上代表工人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但工人從來不認為工會能代表工人捍衛或者爭取權利。

　　從2006年開始，官方工會在美國零售集團“沃爾瑪（WalMart）”等外企當中開始建立工會組織；與此同時，當局還在8,000多萬家私營企業中建立黨組織。這些舉措並非為了讓工人有維護自身權利的組織工具，只是為了讓黨的勢力更深入地滲透到企業當中，從而使黨握有更多的控制企業的籌碼。而眾多外企管理層憑多年與中國官方打交道的經驗，也很明白此“工會”並非民主國家的彼工會，只不過是中共政府打進外企中的壹根楔子，這根楔子的作用取決於黨的需要，既可以成為外企對付工人的壹張牌，又可以成為黨用來對付外企的工具。如果有外企工人自發成立工會，既得不到“全總”及其下屬各級工會的保護，外企管理層也會想方設法打壓獨立工會負責人直至將其解雇。

　　北京海澱區中日合資企業“三環相模新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環相模”）解除該企業工會主席唐小東勞動合同壹案，就很能說明工人自發組織工會的尷尬處境。2003年8月22日，“三環相模”的工人自發組織職工大會，選唐小東為工會主席，這壹選舉結果於8月29日得到海澱區總工會批準，取得合法資格。2003年9月9日，“相模”工會向企業行政方發出了第壹號工會文件，要求公司於9月30日前與未簽勞動合同的部分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並補發部分加班費、補繳社會保險金等。2003年11月3日，企業行政方發布“關於解除唐小東總務部經理的決定”，以唐小東未做好本職工作為由解除唐的職務。在各方斡旋之下，“三環相模”於2004年1月8日收回解職決定。2004年8月30日，“三環相模”以唐小東嚴重失職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唐小東認為公司解除勞動合同是對工會幹部維權的打擊報復，向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申請，但無任何結果。與此同時，清華大學憲法與公民權利中心的援助律師受“三環相模”工會的委托，向海澱法院起訴“三環相模”侵權，海澱區法院未予受理。唐小東離開“三環相模”後失業，曾以工會幹部身份向海澱區總工會申請失業求助，未獲批準[29]。此案最值得關註的是：北京市此前從未有過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會，在“全總”領導下的企業工會也未發生過工會主席被企業報復開除的先例。“相模工會”雖然成立後得到了海澱區總工會的承認，但在官方眼裏，它與中國政府領導下的工會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唐小東這個合法的工會幹部既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政治支持，也無法通過法律訴訟解決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要了解中國的勞資關系，必須了解勞工階層面臨的體制重壓，否則便難以理解，為何中國的勞資關系被扭曲成如此現狀。解讀2001年通過的《工會法》是了解中國勞資關系的壹把鑰匙。《工會法》第27條稱：“企業、事業單位發生停工、怠工事件，工會應當代表職工同企業、事業單位或者有關方面協商，反映職工的意見和要求並提出解決意見。對於職工的合理要求，企業、事業單位應當予以解決。工會協助企業、事業單位做好工作，盡快恢復生產、工作秩序。”理解這壹條文需要把握兩點，壹是參與“停工、怠工事件”的工人之要求應當如何對待，不是依法裁定，而是由工會根據當地政府的意見來判斷是否“合理”，壹旦地方當局認為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工人就面臨被迫害的危險，而工會則袖手旁觀。第二，這壹條文的潛臺詞是，如果工人自行罷工，工會的功能不是參與罷工的組織和領導，而是勸導工人（即“做好工作”），協助管理層“恢復生產”和“工作秩序”，換言之，中國的工會有責任瓦解工人自發的罷工。 正因為如此，海外的研究對中國工會的作用做如下描述：“中國工會的作用更像壹個人事部下面的壹個辦公室，它主要關心的是管理層的利益。[30]”而工會代表們對本身角色的認知比任何觀察者都更能說明問題。棠下壹家鋼廠的工會主席鄭寅斌（音譯）這樣描述自己的角色：“我代表誰？代表勞資雙方。如果我要會議上發言，我會說，‘首先，以總經理的名義……’，然後，我會說，‘其次，以工會的名義……’，我知道這讓人難以理解，但這是事實。[31]”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會只不過是政府機構對勞工實施管理控制的另壹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必然無所作為。

　　勞資雙方的博奕通常主要圍繞工資進行。從企業主的立場來看，工資是壹種必須盡量壓縮的成本；而從勞動者立場觀之，工資則是壹種應當正常增長的工作報酬。在人權昌明的民主國家裏，工會和管理層之間經常會就工資水平談判交涉，工人則擁有自由罷工的權利。在中國則全然不同，中國的勞工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無自由罷工或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而官方工會不是工人自由表達利益訴求的有效管道，在勞資雙方博奕中也不會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更何況，充當勞資雙方仲裁者的地方政府出於政績、稅收等種種利益考量，在勞資雙方的博奕中常常成為資方的保護者。許多長期觀察中國工會的研究者指出，中國工會的角色不是代表工人，而是向工人解釋為什麽公司不能給他們提高工資，為什麽裁員會幫助企業。壹位“全總”的代表對研究人員們表示：“如果工人抱怨他們的工資太低，我們不會去同工廠的主管面對面地談判，……如果這家工廠倒閉了，工人們就會丟掉飯碗，……能還是不能漲工資，最後是老板作決定。考慮到裁員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只是給工人做好思想工作，……讓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沒有做好工作，就面臨著失業的危險。[32]”

　　中國雖然也訂立了本意應是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但同時卻設置了種種制度性障礙，使得這類法律形同虛設。“資方和地方部門可以通過制度運作中的不良變通和連接制造壹些制度性障礙，從而使得壹種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現，勞工權益保護制度或失去發揮作用的前提，或以壹種變形成為工人維權的障礙。[33]”在司法程序方面，這表現為拖延時間與惡意訴訟、提高工人獲取證據的成本、利用勞動爭議發生的時效、利用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限制求助行為等。於是，在資方和政府的合謀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於勞工的法律往往成為限制工人維權的工具。2008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問世之後的情形堪稱詭異。這部新《勞動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體解讀為勞動者的“保護神”，同時也被企業管理層視為擡高經營成本的“洪水猛獸”。針對《勞動合同法》保護工人的條款可能生效的局面，壹些企業主未雨綢繆。從2007年10月開始，深圳華為、“沃爾瑪”等企業出現大規模“裁撤”員工事件，華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齡8年以上的員工為了“配合”企業，“請辭”後再競聘上崗。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規避新《勞動合同法》的如下條款：勞動者在滿足“已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的”或“連續訂立2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條件後，便可以與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永久員工[34]。此外，由於新《勞動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反而令工人擔心自己的權益會因這部法規的實施受到損害。比如2007年12月，順德壹家大型企業就出現上千員工拒簽勞動合同，原因是工齡計算與社會保險轉移接續有障礙[35]。其實，即使與新《勞動合同法》配套的實施細則出爐，只要“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況仍然存在，就很難指望這部法律會真正成為勞動者的“保護神”。

　　在與資本的博奕當中，勞動者作為分散的個體，是無法與強大的資本對抗的，他們的工資因而也成為最容易被壓縮的部分。《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記載了廣東東莞市政府想方設法降低當地勞工最低工資標準的情形。該市分管工業的副市長拒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理由是，“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會趕走外來投資者”。珠三角地區壹個公開的秘密是，為了節省人工成本，絕大多數工廠都按照最低工資水平線來確定工人的底薪。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應為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的40%至60%，中國勞動部門也已出爐了類似規定，但珠三角各地這壹比例僅為20%至30%[36]。

　　3．中國勞工極其危險的工作環境

　　工資低只是中國勞工狀態的壹個側面，而工作環境充滿危險則構成了勞工狀況的另壹主要方面。事實上，中國“經濟神話”的背後是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與中國人為此支付的異常沈重的生命代價。且看壹組數字：

　　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工作環境極不安全。那麽農民工每年因工傷死亡致殘的人數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數據來看也非常驚人：2003年中國大陸死於工傷的高達13萬6千人，其中80%是農民工；死傷率最高的是礦山開采、建築施工、危險化學品這三個農民工集中的行業[37]。在中小企業和私營經濟發達的廣東、江蘇、浙江三省，死亡人數分別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國前三位，均超過美國全國的工傷事故死亡總數[38]。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2003年是中國工傷死亡事故的拐點，從這壹年開始，工傷事故死亡人數連年上升的勢頭得到遏制，比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39]。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國的工傷事故死亡人數依然高達101,480人[40] 。

　　其實，這三大高危行業之外的其他制造業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支撐中國這個制造業大國的重要支柱之壹是鄉鎮企業，根據2007年的數據，在鄉鎮工業的38個行業中，有33個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職業（或工種）達6,533個。全國鄉鎮工業中有500多萬家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職業病危害，占鄉鎮工業企業總數的80%；接觸粉塵、毒物和噪聲等有毒有害作業的職工2,515萬人，占鄉鎮工業企業職工總數的32.80%[41]。苯污染引起的問題已經有不少案例見諸報道。中國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國，每年生產各類鞋60億雙，占世界鞋產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業的頭把“交椅”。三苯溶劑是制鞋業所需要的生產原料，在鞋業集中的福建、廣東、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其他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時有發生[42]。不獨鞋業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業的情況同樣令人觸目驚心。它們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強揮發性膠水粘合劑。這裏還必須提到從本世紀初以來在中國遍地開花的PX產業。PX在中國被稱為對二甲苯，是壹種用於生產塑料、聚酯纖維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國已經建成與正在擴建的大型PX生產基地已有10余處，如浙江鎮海、山東淄博、遼陽、青島、遼寧大連、河南洛陽與福建石獅等地[43]。這種可以通過呼吸、食物攝入、皮膚吸收，對人體危害極大的化工項目，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停產，為什麽只有中國在不計後果地引進？原因只有壹個，PX原料帶來的高利潤。從1997年以來，國際市場上PX就處於供不應求狀態。從2003年以來，PX需求幾乎以每年100萬噸的速度增長[44]，為了滿足這種需求，中國各PX生產基地也同步擴大產能，以牟取巨額利潤。這類有毒化工原料的生產，危害的不僅僅只是生產廠家的工人，企業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為了使居住環境免受污染，近年來在廈門與成都相繼發生當地民眾抵制PX落戶本地的維權活動[45]。

　　在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浙江省寧波市有壹家以斷指再造為特色的市第六醫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斷指病人就診，2004年做了上萬例這類手術。該院外科主任陳宏稱，傷者多為小型企業或家庭作坊的外來打工者，而生產事故頻發是斷指的最主要原因。據陳宏估計，除了該院之外，其他醫院也分流了近半病人[46]。寧波有壹家工廠，壹年之內有30個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這家工廠甚至還開出了壹份“價格”表：死亡或失去雙手的，賠償人民幣15,000元；大拇指人民幣3,000元；小指750元。在廈門的壹家只有600職工的刀具廠，4年中竟有142人工傷致殘[47]。

　　目前，職業病已成為影響中國勞動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國每年報告各類急、慢性職業中毒數千人，死亡數百人；重大惡性職業性中毒事件時有發生。對發生職業性中毒企業的調查顯示，有28.91%的作業場所沒有衛生防護措施，47.69%的企業工人沒有個人防護用品；在被診斷為職業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鄉下家中後才發現自己患上了職業病，即便想求助於法律的保護，卻苦於無法支付旅費、醫療檢查費而只能放棄[48]。在勞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從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發生各類工傷事1萬多起以上。據記者調查，深圳市1998年鑒定的工傷（僅含外傷）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斷指、斷掌或斷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傷致殘，每4天就有1個人因工傷死亡[49]。

　　支撐“中國制造”的“廉價”，其實是以勞動者付出生命“補貼”而降低了的價格――至於環境補貼則需要另做專題研究。

　　三、中國為何不歡迎跨國公司的驗廠審查？

　　伴隨著“中國制造”行銷天下，中國“血汗工廠”的面目也逐漸呈現在世界視野之內。應當令中國人感到慚愧的是，關註中國勞工悲慘境遇並試圖幫助他們擺脫這種不體面的工作環境的，並非宣稱“以人為本”的本國政府，而是中國政府壹直排斥、監控的維護勞工權益的跨國網絡。這個網絡由許多跨國公司、消費者運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外基金組織、公司社會責任國際組織、慈善機構以及宗教組織等構成，近年來壹直對生產基地設在中國的各大跨國公司施加壓力，促使他們對中國的生產廠家加強驗廠審查，以改善中國工人的惡劣工作環境。

　　2006年11月27日，美國《商業周刊》的壹則報道使中國的“血汗工廠”再度受到關註。這篇題為“秘密、謊言和血汗工廠”的文章，其新穎之處在於，它指出了中國的出口制造業充滿了欺騙，甚至出現了專門幫助中國供應商作偽以逃避檢查的“咨詢公司”。該文稱，在過去4年中，中國供應商遞交偽造工資單而被發現的比例從46%上升到75%，估計只有20%的中國供應商遵守薪水規定，而只有5%服從對工作時間的限制[50]。

　　這裏涉及到近年來跨國公司在中國推行“SA8000標準”（全稱為《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遇到嚴重阻力的問題。從表面上看，“血汗工廠”似乎是企業主缺乏良心的產物，只要約束企業主的行為就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看法卻很難解釋與此相關的另外兩方，即政府與工人對驗廠審查的消極反應。實際上，“血汗工廠”是中國現有經濟模式及整個社會大環境的產物，因此，反對“SA8000標準”的力量不僅來自企業管理層，還來自中國政府，願意配合驗廠審查的工人也不多。

　　個別中國媒體曾很無恥地將美國跨國公司推行“SA8000企業認證制度”，說成是美國害怕中國強大，變相設置貿易壁壘。壹篇題為“美欲向我掄SA8000大棒，珠三角恐成重災區”的文章自2003年12月12日在廣東壹家媒體發表後，幾年來在中國網站上時不時被翻出來炒作。在這種輿論主導下，中國不少媒體都將“SA8000”關於童工、強迫性勞動、健康與安全、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作報酬等標準，壹律視為美國借此“打壓”中國，意在構築壹種變相的貿易壁壘。盡管有負責任的媒體如《新京報》對此作了澄清，認為在中國推行“SA8000”有利於保護中國勞工權益，但主流媒體還是堅持這種所謂“愛國主義”的看法。如《環球》雜誌駐倫敦記者於2006年1月曾發表“美歐將中國妖魔化為世界血汗工廠，凸現恐懼心理”壹文，仍然堅持“美歐批評中國是世界血汗工廠是害怕中國強大”，並指責許多造成中國勞工惡劣工作條件的罪魁禍首是西方公司[51]。

　　中央政府對此究竟采取什麽態度，這可以用“國家認監委”的表態加以說明。“認監委”曾聲稱，現階段在中國不宜推行“SA8000認證”。其實，“SA8000認證”與中國的《勞動法》、《消防法》、《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基本壹致，在很多方面還不及中國的現有法律規定嚴格。該機構的官員還說，如果中國企業不願意遵守國外的社會責任標準，感情上可以理解；因為就連中國法律這壹強制性規定，企業都沒放在眼裏[52]。

　　地方政府出於增加稅收的考量，對“血汗工廠”的存在普遍假作不知，也不歡迎任何媒體報道此事。“沃爾瑪”的遭遇就是壹個明顯的例子。2004年2月9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報道“沃爾瑪”供應商的工人實際工資為每小時16.5美分（當時約為1.36元人民幣）。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等機構在調查後發表壹份報告，指責“沃爾瑪”公司在廣東省東莞地區的數家供應商工作環境惡劣、克扣工人工資、強迫工人加班。盡管“沃爾瑪”在法律上無須承擔“血汗工廠”的罪名，但美國公眾和媒體掀起的拒絕“血汗商品”的聲討，使“沃爾瑪”感到巨大壓力，轉而要求它在全球的供應商實施“SA8000”制度，其供應商達到了該規定設立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才有機會取得“沃爾瑪”的訂單，成為其合作夥伴。“沃爾瑪”的驗廠行為引起了中國眾多加工企業的恐慌，而這些企業又是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臺柱，於是地方政府與中國的媒體幾乎壹邊倒地批評“沃爾瑪”對中國企業實施的“社會責任壁壘”[53]。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輿論的環境中，這種壹邊倒的批評很容易造成社會認知的混亂。“沃爾瑪”尊重社會道義的行為也引起了受害工人的恐慌，因為“沃爾瑪”的“社會責任標準”使企業陷入困境，工人們將失去工作。在就業艱難的今日之中國，“包身工”式的工作境遇盡管非常糟糕，但在中國農村有2億多勞動力無業可就，城市也有數千萬失業者的情況下，有工作畢竟要比失業強得多。工人們既痛恨黑心廠主的虐待苛剝，但更害怕失業。因此，只要工廠主未將工人逼到無路可走的地步，工人們大多不會向審查員主動提供情況。所以，跨國公司的驗廠審查員要調查清楚中國企業的真實情況十分困難。可以說，缺乏中國政府的支持，跨國公司欲在中國貫徹社會道義責任，不僅收效甚微，還有可能被中國當局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在民眾中煽起不滿。

　　然而，與在中國本國企業工作的勞工相比，這些在外企工作的勞工還算是幸運的，至少還有關註中國勞工權利的跨國網絡在觀察並促進改善他們那不體面的工作環境。中國勞工的最底層其實並不是他們，而是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資源型產業――煤礦以及各種礦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窯童奴”，他們悲慘的生存處境為世界創造了壹個絕無僅有的名詞――“帶血的GDP”。我曾經撰寫過壹篇專門研究分析中國礦工生存處境的文章－－“清洗‘帶血的GDP’為何如此困難”[54]，此處就不再重復了。

　　結語：社會進步的基礎在於富民與人權進步

　　中國啟動經濟改革30年，中國以透支勞工生命與福利而營造的“中國制造”，支撐著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它帶給中國的其實不只是“世界工廠”的榮耀。從本質上看，中國勞工的悲慘處境源自中國當局的改革目標，即只追求“富國強兵”而刻意忽略“富民”及促進人權進步。這條漠視人民福祉的“富國強兵”之路，與晚清以來中國歷屆政權在百多年內所走的道路並無根本不同。只有少數被當局極力消除的聲音曾質疑過中國當局的“富國強兵”之路，絕大多數中國人至今也未認真思考過這條發展道路與自身的利害關系到底是什麽，更未體會到中國特色的“富國強兵”之結果，就是勞工階層和普通民眾的相對貧困化與人權狀況持續惡化，以及每年高達數萬起的社會反抗事件。

　　我印像最深的是這樣壹件事：自世界銀行公布2006年各國GDP總量排行榜以來，中國行將成為“世界第二強國”、若幹年後會超過美國這壹說法，幾乎成為中國媒體的最強音。同年11月，中國媒體公布了壹項來自“歐美”的民調，聲稱歐美人民“壹致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於是網上有評論說，這證明了“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實現的強國之路是正確的”。

　　當人們為“富國強兵”的結果――看起來相當龐大的GDP總量――所陶醉時，完全忽視了壹個本應認真思考的問題，即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其實，改革初期對這個問題曾有過討論，而且基本達成社會共識，那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富國強兵”之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所以必須通過改革扭轉這壹方向，讓經濟發展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務。1989年以後，不知不覺間，這場“改革”又悄悄地朝著當初被否定的毛澤東熱衷的“富國強兵”模式回歸。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壹直矜誇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富國強兵”成就，如“大大提升了國家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之類，絕口不提中國還有很多貧困人口的事實[55]。

　　作為壹位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無法忽視中國民眾的生存權經常因政府的自利性目的而受到嚴重侵奪的現實，比如本文談到的中國勞工為“中國制造”的低廉價格提供的“生命補貼”，近十多年以來到處都發生的征地與拆遷，這都是政府肆意侵奪民眾生存權並批量制造窮人的過程。在底層民眾被迫在不體面的工作環境中有失尊嚴地工作尚不得溫飽，政府依靠掠奪民眾的生存資源並犧牲生態環境而堆積出貌似強大的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不過是在流沙之上建構大廈，根基不會牢固。

傑瑞米柯賓

中共的極右意識形態

作者 王一飛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從小到大，一直被灌輸著勤勞是一種美德的教育，曾經也確實信以為真，長大後，通過自己的切實經歷，才發現，勤勞不但不是一種美德，它反而是一種罪惡。

　　2005年，我第一次參加工作，入職了世界制造之都東莞南城的一家叫華泰的皮具廠，工廠有上千人，是小姨介紹的，負責倉庫往車間配貨，皮具廠押一個月工資，包吃包住，每月休息兩天。早上8點上班，12點下班。下午13：30上班，17:30下班。晚上18:30加班，一般到21:30下班。基本工資是四百多元錢，經常加班能拿到六百左右。工廠雖然包吃，但很少有肉，在休息日的時候，奢侈一點的工友，就會到外面花三元錢吃個快餐，改善一下夥食。一個宿舍住16個人，大家輪流洗澡洗衣服，不到23:30是忙不完的。所以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時間，只有兩個休息日，這樣的作息時間之下，迫使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愛好，你活著就是為了上班，為了吃飯，為了睡覺。當一個人這樣活著的時候，他就沒有了思想，沒有了靈魂，就變成了機器。因為基本工資低，工人們反而都喜歡加班，工廠也確實強制加班。當時普遍的情況是評價一家工廠好壞最主要的一條標準就是加班的多少。實際情況確實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只要加班多，工人們不怕把自己累死，工人們不需要什麽思想，不需要什麽娛樂，不需要什麽愛好，活著就是為了沒白天沒黑夜的幹活。在當時，也沒有哪個工人知道社會保障是什麽東西，聽都沒聽說過。

　　一走入社會，就面對這樣的生存境地，讓自己迷茫。不由的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親，他們89年就一直待在東莞打工，我之前他們打工的條件更惡劣，他們有很多年常年累月都是沒有休息日的，每天12小時是常態。他們剛出去時一個月工資只有幾十元錢，到我出來時慢慢漲到了幾百元錢。雖然相比父親，我面對的環境，可以說是有點進步，但這樣的環境，還是讓我覺得壓抑，覺得透不過氣來，在那家皮具廠工作了三個月，我離職跳槽了到了一家生產耳機耳塞的小電子廠，工資，工作時間，夥食還是大同小異。中國這麽大，我不信都是這樣。於是我一怒之下一個人坐車到了汕頭的澄海，中國玩具制造之都，找工作基本上就是坐公交車，留意車的兩邊，如果看到工業園區，立馬下車，然後一家家的搜索招聘啟事。

　　最後在汕頭入職了一家玩具廠，相比東莞，汕頭地區的很多工廠也是包吃包住，這一點在很多工廠的招聘啟事上都有說明。這家工廠有幾百人，在當地規模還算是比較大的，廠方設施也很好。我負責用電動螺絲刀打螺絲，流水線作業。讓人更失望的是，這家工廠每天固定要工作12個小時，沒有休息天，只在當月發工資的時候休息一下午。這樣累死累活每月能賺到八百元錢左右，這個工資水平在當地已經是比較高的了。夥食是開水煮白菜，沒有一點油膩，而且常年就是這一個菜，從來不換樣。宿舍是兩個人一個床位，就是那種上下鋪的單人床，一個鋪睡兩個人，睡覺都翻不開身。我不知道萬惡的舊社會怎麽樣，因為我沒有經歷過，只在書本上見過，但是我知道，活在新社會的我，情況很糟很糟。

　　我無數次想逃離，因為我真的無法忍受，但是逃離，我又能去哪兒。因為當時附近大部分工廠的常態就是這樣，我又能有什麽選擇。這樣的境況，我能選擇不幹嗎，不能。因為我得養活自己，我可沒有什麽失業保險，沒有什麽下崗再就業培訓，一紙農業戶口，註定了我從出生開始就比城市戶口低人一等。所以，我沒有退路，再苦再累，我也必須幹下去，不是因為我勤勞，而是我必須勤勞。

　　在汕頭工作了九個月，有點積蓄之後，我選擇了離開，去了溫州，我想去看看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地方工人的生存環境。

　　在溫州找工作也是與在汕頭一樣，漫無目的的上公交車，看到工業園區就下車，如此反復，最後入職了一家生產轉筆刀的小公司，產品還是出口的。相比東莞汕頭，在溫州找工作我看到的很多招聘啟事是包住不包吃的，我入職的這家找公司也不例外。公司每月沒有休息，一天都沒有，每天工作11個小時，強制加班，工人當月發了工資都沒時間去存銀行，唯一讓人欣慰的是，工資每月能拿到一千五百元錢左右，在外面吃個快餐是五到七元錢，所以節約點每月能存到一千元左右。這個水平在家鄉外出務工人群中已經是比較高的了，這是在2007年。可是，這樣的收入增加又有什麽用，一年除了法定節假日，休息不了幾天，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無窮無盡，這樣的日子，會消耗掉你對生活所有的熱情，會消耗掉你所有的善良，因為自身的生活如此糟糕，使你不可能去關愛別人，去同情別人。長此以往，你麻木了，變成了一具沒有了靈魂的機器，，放眼望去，身邊都是一張張肌肉僵化的臉，他們自私，冷漠，對比生活自己好的人，即羨慕又嫉妒，對比生活自己差的人，就產生了變態的優越感。

　　在溫州工作了半年，我重新回到了珠三角的佛山，在佛山南海區裏水鎮入職了一家生產熱熔膠的企業，每天工作十小時，每月休息一天，包吃包住，工資只有六七百，雖然工資低點，但每月休息一天，好歹能讓自己喘口氣。最後因為工廠搬遷，這份工作也只工作了三個月。出廠後就就近就入職了附近的一家鞋廠，在這家鞋廠，我明白了我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非常幸福的。

　　這家鞋廠沒有休息日不說，經常趕貨加班到晚上十二點，甚至淩晨一兩點，雖然是包吃，但是早上就提供一個饅頭，18個人一間宿舍。每天累的是走路的力氣都沒有，長期睡眠時間每天不足5小時，午休有40分鐘左右，美美的睡一覺是當時活在人世最大的奢望。更變態的是這家工廠上班時間不允許上廁所，上廁所需要批準。而且必須工作滿一年才能辭職，否則扣掉一個月工資，因為入職需要押一個月工資，很多人因為忍受不了，主動扔掉一個月工資離職。那時候我也沒見過勞動合同是什麽樣子，只知道工人弱勢，只能被迫服從，根本不知道怎麽維權。從此我明白了地獄是什麽樣子的。

　　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下，我實在是扛不住，我又不想扔掉一個月工資，於是我開始自學法律，對勞動方面的法律有所了解後知道要想解決自己的問題，必須申請勞動仲裁，那時候的勞動仲裁是要收費的，當時記得是600元，這個費用讓我望而卻步，雖然最後是輸方負擔，但是我冒不起風險，最後在這家鞋廠工作了兩個月，第二個月一發工資就走人，扔掉了一個月工資，雖然工資有一千五百元左右，但這是拿命換來的。

　　因為基本工資低，工人們還都是喜歡加班，因為生活負擔太沈重了，只能放棄很多東西來追求收入，所以加班多的工廠，還是受歡迎，限制加班時間從文明角度來看，肯定是進步的，但理想與現實，總是錯位的。

　　我曾經十分的勤勞，但是如果誰認為那是美德的話，那請你自己去過那樣的生活，那樣的勤勞，是生活所迫，相信歷史上中國農民的勤勞也一樣。如果勤勞是一種美德，那麽法律就應該保護一天12小時工作制，全世界的法律都沒有那樣的條文，那只能說，勤勞從來都不是什麽美德，它更多的是一種罪惡。

　　以勤勞之名，讓你陷入無休止的勞動狀態的，都是應該譴責的。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習近平成為中國終身獨裁者的如意算盤，如今陰雲籠罩——這正是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的災難。“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癱瘓了中國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長，並將失業率推向新高；此外，還有如烏克蘭戰爭不斷加劇的帝國主義沖突。中國社會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每個社會階層都對於經濟懷著深重的悲觀態度，並擔憂著未來可能的發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經激起了對中共政權前所未有的憤怒。

　　據報，習近平已經指示高層官員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今年的GDP增長率比美國高，然而除非美國的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這不大可能發生。彭博社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預測值下調到2%，而美國的增長預測則為2.8%。當前沒有任何一間國際預測機構對中國2022年的GDP增長給出4.3%上的估算，遠低於中國政府定下的5.5%目標。

　　中共今年稍後將要召開五年一度的黨大會，習近平將在其中延任他的總書記第三任期，或者恢覆早已廢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職位。黨大會的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的儀式，而真正的決定早已由約40名官僚資本主義的頭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決定好了。

　　習近平高度集權、廢除了過去四十年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制度起源於鄧小平發起的資本主義覆辟過程）是中共政權與中國社會面臨深重危機的表現。社會、政治與地緣的緊張狀態正接近爆點。這些內部壓力迫使中國資本主義尋求更高的國際地位，並是帝國主義沖突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中美新冷戰又加劇了國內矛盾。

　　在今年，為了盡可能平穩地實現他的終身統治，習近平將穩定視為壓倒一切的需要。在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三月的人大會議遞交的政府年度工作報告中，“穩定”一詞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穩定卻無從得見。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傳染性的奧密克戎（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爆發，引發了專制下反烏托邦式的鎮壓行動。2022年的封城規模之大是人類史無前例的。超過3億人直接受影響，必須忍受數周的居家隔離、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療，以及官僚暴力。甚至遠離封鎖區的地區也受到嚴重影響，表現在消費的驟降——因為人們害怕他們可能也將會面臨封鎖。

　　國家的網絡審查令大眾無法質疑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衛組織的溫和批評（說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資本主義逐漸意識到，習近平政權將把這種“清零”政策至少堅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後，並且全然不顧其極深重的經濟代價。

　　經濟代價已經表現在經濟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極有可能會衰退。同時，已經有著過重財政負擔的地方政府，現在又多了一個沈重負擔：必須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時做一次的核酸檢測資金。東吳證券發布的報告顯示，為中國全部的一二線城市（涵蓋5.05億人口）進行常規核酸檢測將要每年花費1.7萬億元，而這占中國GDP總量的1.3%，甚至超過中國每年1.45萬億的軍費！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於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由於土地銷售的驟減（根源為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與稅收降低（根源在於封城和政府減稅政策）。日本銀行野村證券表示，今年中國地方政府的資金缺口總計將達到6萬億人民幣（約合8950億美元）。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對公務員減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來的獎金。

　　經濟體量等同於阿根廷的上海，從三月下旬就處於封城狀態。當局名義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隨後官方又重新實施封城，如今這座城市的部分地區仍處於封鎖。而北京名義上沒有處於封鎖，但自四月末以來，該城市的過半地區都曾在不同時間處於全面封鎖。由於大規模民意反彈（主要來自上海）大量湧入社交媒體，甚至突破了火力全開的審查機器，如今媒體不得使用“封城”一詞描述北京情況。

　　對於工人階級，“清零”政策意味著更嚴重的剝削、更少的工資與更多的債務。例如在上海就有幾乎五百萬來自更貧窮省份的農民工。在封城期間，這些工人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為了維持在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農民工不得不與數人合租一個房間——不是一個公寓，而是一個房間，甚至僅僅一張床。在平常，這些工人僅僅在睡覺時回家，加班數小時以彌補生活費用。在封城期間這樣過度擁擠的環境更是無法忍受。

　　為了滿足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越來越多地從中國撤資的外國資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間，一套“閉環”系統在部分工廠實行。這套系統意味著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廠中，數千汽車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廠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時換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蘋果公司的供應商廣達電腦的上海分部雇傭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農民工。在奧密克戎開始在廠區高墻內傳播時，約100名工人為了逃脫與保安發生打鬥。工人們控訴公司隱瞞疫情爆發且不隔離陽性患者。這個案例揭露了所謂“閉環”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保障資本家的利潤。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經出現了至少七次與疫情有關的工人抗議。一個網絡上流傳的視頻顯示，數十個穿防護服的“大白”為爭取所拖欠的工資遊行抗議。另一場五月的抗議中，出現了“大白”與警察的沖突。抗議起因是政府違背讓他們在返回家鄉前，在酒店中隔離的諾言；而是將他們送往他們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條件極差、擁擠的方艙中心隔離。

　　社會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聲稱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這同樣也能用來回應國際上一些左翼組織：他們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國的防疫政策、將其視為相對西方災難性的防疫模式更進步的替代選擇。實際上，中共的政治立場和西方政府同樣反動、反工人階級，同樣維護資本主義。

　　習近平政權重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掀起了核酸檢測行業的“淘金熱”。表現其一便是僅在去年就有超過400家核酸檢測公司成立，其中許多公司都與中共統治精英有聯系。財新傳媒有報道指出，核酸檢測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獲得巨額利潤，如迪安診斷的收益上漲了122%。北京萬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檢測的生產商，該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98%。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新冠檢測板塊中，20家公司的凈利潤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國最富有的100名億萬富翁中，超過十分之一出身於制藥業與生物科技行業。

　　習近平政權不僅在堅持“清零”，還在將其轉化為一個常態化的機制。大規模檢測和隔離的基礎設施正在迅速膨脹，全國範圍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檢測點。

　　如此一來，借用抗擊疫情這個托辭，習近平政權顯著強化了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機關。當局利用強制性的健康碼來標記全體人員，使居民的行動受到嚴格限制。人們在超市購物或在公園遛狗時，需要展示智能手機上的綠色健康碼。這項技術在兩年前新冠疫情初期並不存在。當時震驚世界的武漢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溫和得多。

　　在警察國家手中，這項技術將不可避免地被用來鎮壓工人和其他挑戰當局的人。這一點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尤為凸顯，四家地區性村鎮銀行因龐氏騙局暴雷，導致100萬儲戶無法從賬戶取錢。5月，數百名抗議者從中國各地來到鄭州，要銀行還錢。6月，當一場新的抗議活動召開時，儲戶發現他們的健康碼在抵達鄭州火車站時由綠色變為紅色。但是，鄭州是一個目前沒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圍捕並隔離了抗議者，然後於第二天將他們強制送回家鄉。

　　官媒罕見地一齊抨擊鄭州發生的這個事件。《中國日報》抨擊市政府“越過了危險的紅線”。就連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也警告稱，此類違反衛生法規的行為將“損害這一監測體系的威信”。這種有限的自我批評反映出官方知道公眾非常不滿。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和殘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續，民眾的不滿情緒有可能爆發。

　　經濟直線下滑

　　經濟危機並不只是（甚至並非主要是）因為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劇了經濟下行這個情況。去年，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裂是決定性的經濟轉折點。房地產部門占中國GDP的28%。它是中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主要動力，而這一動力現在已經失靈。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300%，這限制了中共通過金融刺激實現經濟再增長的能力。全球資本家及其中國同行對中共沒有與2008年甚至2020年規模相若的“大刀闊斧”刺激計劃，而感到越來越悲觀。

　　在過去的工國委CWI（ISA的前身）辯論中，國際書記處的前領導層認為，中國的高度國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義歷史的遺產，使該政權具有管理好經濟以避免危機的獨特能力。他們因此認為，中共能夠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這確實正確，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中國的特別之處，可能會導致分析和觀點上的失誤。包括中港台的同志們認為，僅僅指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獨特”特征（具有明顯官僚和國家幹預特征的獨裁資本主義經濟，而非計劃經濟）還不夠，還需要強調其局限性。這些差異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想象的那樣，賦予經濟無敵或免於危機的能力。歸根結底，盡管過程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進行，但資本主義經濟的規律本身是正確的。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顯示了“中國例外論”的矛盾兩面。中國房地產市值55萬億美元，是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倍。這是前所未有的債務驅動擴張的結果，這是由於中共對銀行系統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區管理部門在通過快速基礎設施建設推高地價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國家政策為龐大的私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框架，同時數百萬中共地方官員通過金融投機積累了驚人的財富。但今天，隨著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擴張（買家不足，人口危機不斷擴大，各個方向都有債務），同樣的國有銀行拒絕為苦苦掙紮的房地產公司提供資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臨著歷史性的信貸緊縮。

　　新屋銷售額連續11個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創下歷史新低。盡管北京和許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買家重返市場，但市場崩盤仍在加速。去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首先表現為恒大集團等大型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一點已經得到證實。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萬套住房，但今年的總銷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費者支出的崩潰與房地產危機有著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機、出生率下降和結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與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的境況明顯惡化。許多人受到了減薪和失業的打擊。人們對承擔更多債務的態度更加沈默。像許多公司一樣，家庭選擇優先償還現有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開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費者的習慣轉變，其根源在於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穩定狀況增加。特別在年輕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這一趨勢的一種表現。他們正在擺脫消費主義、債務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高壓生活方式。

　　與去年相比，過去三個月的零售額分別萎縮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機銷量同比下降14.1%，因為年輕人拒絕總是需要購買新款手機的狂熱情緒（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個月，新車總銷量下降了12%以上。

　　這些指標給中共政權顯現出的是嚴峻的情形。20年來，中共政權一直吹噓將國內消費（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費僅占GDP的38.5%，這一比例低於20年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間，支撐經濟的是中國強勁的出口增長，而不是國內消費。這種增長是基於暫時的趨勢，因為封鎖和在家工作為中國制造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這一趨勢正如預期的那樣逐漸減弱。今年迄今為止，中國筆記本電腦的出口下降了16%。

　　失業率飆升是中國經濟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指標。北京大學學者6月份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中國的失業率可能達到2020年的水平，當時有12%的勞動力失業。

　　官方失業數據低估了實際情況，因為排除了2.9億農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數字是16-24歲的失業率，這在5月份達到了18.4%的歷史新高。這是美國青年失業率（7.9%）的兩倍多，也高於歐盟同一指標（13.9%）。一千萬大學畢業生將在未來三個月內進入勞動力市場，到目前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經濟困難和不確定性正在塑造年輕人、工人和農民工的意識，他們對中共管理經濟事務能力的信心徹底動搖。年輕一代的激進化反映在社交媒體上——那里是中國有限的公眾討論和社會評論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網絡流行語是“內卷”，意思是因為缺乏資源而瘋狂競次。2021年，盡管還不意味著有明確的階級意識，“躺平”思潮更為明確地拒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瘋狂競爭。今年的流行語是“潤”，甚至被稱為“潤學”，盡管這不是一場運動，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樣。“潤”起源於公眾對上海封鎖暴行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渴望逃離這個國家以逃避鎮壓和極權統治。

　　這些群眾意識的轉變標志著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群眾越來越不認同中共的統治，意識到了整個社會的危機。這自然只是第一階段，還不是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但卻是對舊規範和幻想的決定性突破。

　　隨著習近平試圖在未來幾十年鞏固自己的控制，下一個時期的統治將更加動蕩不穩。中國的人口危機——勞動者和消費者規模的縮減——及其停滯不前的債務驅動經濟，越來越有可能破壞該政權超越美帝國主義的龐大野心，當然美帝自身也面臨著嚴重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和軍事強國進入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政治動蕩階段，這些發展具有巨大影響。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的防疫工作

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香港防疫政策徹底淪為政治計算

　　香港自本年首季的第五波Omicron新冠疫情全面爆發以來，根據政府衛生署的數據累計已造成超過125萬人感染，共9192人死亡，然而實際感染人數可能遠超這一數字——一般估計已有超過半數香港市民曾經染疫。近日香港似乎再次迎來新一輪的小爆發，在連續數周單日確診破百後，至7月2日為止已有連續4日新增確診數字超過2000例。

　　林鄭月娥在卸任前，雖然口頭上並無正式承認，但事實上已沒有再強硬執行清零政策——封區已經停止，也沒有計劃進行全民檢測。港府因為經濟嚴重受破壞而受到壓力，一方面想盡量放寬防疫政策，但不敢公開放棄違背習近平“清零”的旗號，因而陷入癱瘓狀態。

　　在經歷了年初的第五輪爆發後，由於Omicron傳播快速而大部分受感染者只獲輕癥，再去執行所謂的“清零”政策早已不切實際，也沒有意義。由於國產科興疫苗低下的保護能力，以及長期公共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香港疫情的死亡率在統計數字上甚至高於武漢。情況發展至當下，香港已初步達到了群體免疫的門檻。香港亦跟隨中國大陸的步調，開始逐步嘗試放寬入境檢疫隔離的限制。

　　而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下，民眾的衛生安全與利益卻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中共以“生命至上”來為清零政策辯護完全是一個荒誕的笑話。

　　疫情發展到現時，防疫政策已幾乎無關於衛生與科學而完全成為了一盤政治工作。香港在經歷過死傷慘重的第五波疫情爆發後，公共醫療系統的恒常性撥款沒有增加分毫，公共醫院的病床沒有增加一張，公共醫護人員沒有增聘一個（相反還由於移民潮而大批流失），政府依然從政治影響而非民眾福祉去考慮和制訂防疫政策，依然對公共醫療的殘缺得過且過，私人醫療系統依然以利潤為目的而對疫下社會的哀鴻遍野見死不救。

　　在這一前景下，基層民眾亦遭受漫長的折磨。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凍結3年，貧窮率創下新高達23.6%，貧窮人口高達165.3萬人。失業率5.4%且仍在升高。而即使是就業人口，在職貧窮率亦高至13.6%，達80萬人處於在貧貧窮狀態。

　　李家超新政府早已明言，與大陸通關是“首要工作”。換言之，重新開放國際邊境、重啟國際人員正常流動將遙遙無期。這對於香港的經濟而言必將是一場漫長的折磨。香港機場航空航線與航班急促萎縮，東南亞航運中心的地位已從赤蠟角機場轉移至新加坡樟宜機場，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總幹事批評，香港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樞紐之一，但現時的防疫政策“實際上已令香港從國際航空地圖上消失”，這讓政府重金修建的機場第三條跑道尚未落成就已完全淪為大白象工程。

　　外國資本企業也開始著手將總部撤往新加坡以便利人員流動。香港歐洲商務協會的調查顯示，25%的公司會員將在未來一年內完全撤離香港，24%將局部撤離，而表明一年內不會撤離的只有17%。外企資本關注的是，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個走出疫情的清晰計劃。人員流動的不便企業人員的出缺非常嚴重，甚至達到了危及公司正常營運的程度。這些因素都使香港負上沈重的經濟代價，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將只有0.8-2%。

　　林鄭最近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甚至說“香港必須要重新對全球開放”，“其它國家在平衡經濟、民生的需要之後，他們就逐步開放。那麼這對香港來說就沒了優勢。”但撇開與中國通關而直接開放國際邊境，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而言卻是最嚴重“政治犯罪”：為了突顯中共對香港的“全面統治權”，在中共的藍圖中，香港必需先與中國內地通關，爾後才可以跟隨中國內地的步伐開放國際邊境。

　　在中共的專政下，民眾的生命和安全從來都比不上政權的地位，甚至比不上專制者個人的面子。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不管是何人當政，民眾的利益也必需讓為於資本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要真正走出疫情的困境，工人群眾必需組織起來，打破專制與資本主義的統治制度。

工人階級談工作環境

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憤怒的騎手

　　沈陽美團發生騎手反抗事件

　　6月19日淩晨，美團眾包App沈陽騎手楊某意通過美團眾包App搶單加派單，訂單到手後原地直接點擊收貨、送達，在四小時裏搶到了253單，全部原地點擊了取貨和送達，隨後沒有提現，直接註銷了美團App賬號。

　　知乎有答主「海鮮活力蓋飯」認為，他雖然是在對抗平臺，但實際上導致了其他方利益受損，讓半夜沒吃飯的人吃不上飯，讓經營到半夜的商家賺不到錢，是「揮刀向更弱者」，是「用恐怖分子式的行為綁架無辜者」。

　　知乎作者一三四六九認為：

　　有問題的是平臺。平臺作為中間方，本應該是調理騎手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方便騎手和消費者以及商家的，它抽取的也本應該是它作為平臺方，應拿的那一部分資金，而不是作為寡頭去克扣騎手、商家乃至消費者……可現在平臺的作風，那就是墻頭草。如果騎手和平臺發生矛盾了，那麼平臺就會和消費者捆綁在一起。如果消費者和平臺發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騎手綁定在一起，如果商家和平臺發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消費者或者騎手綁定在了一起。

　　也就是說，不管是作為騎手、消費者、商家，如果你不願意被平臺剝削的話，那麼你必然會被平臺引導著，和某一方發生矛盾。所以挑撥離間的，不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嗎？

　　不過，更多人表示了對騎手的支持，認為這是反抗不合理的秩序。關於損害消費者利益，不是騎手讓客戶吃不到外賣，是美團的霸王條款。美團沒有處理好和外包員工的關系，導致出現違約，消費者理應向美團索賠。

　　美團騎手當眾焚燒衣服和外賣箱表不滿

　　近日（5月21日報道），一位美團外賣小哥在站點外的馬路上，親手將美團騎手服和送餐箱點燃燒毀，以此發泄心中的不滿和憤怒。

　　據網友爆料，這位小哥加入美團騎手隊伍不久，就因為一場交通事故導致腳踝骨折住院。事故發生時，由於是外賣小哥的責任，所以承擔了事故的所有責任。除了要承擔自己的醫藥費和吃飯問題，還要承擔事故中對方車輛的維修費，這讓本就拮據的小哥雪上加霜。

　　從網友爆料的內容裏考第一看到，外賣小哥醫療費支出3000多元，給對方修車2000元。在整個住院期間，美團方面無人探望，無人問候，無人給予任何人文關懷，就連住院時的吃飯問題都是自己解決。

　　在小哥休養近一個月後，勉強下地的他來到站點辦理離職，畢竟從這場事故中他看到這個行業的冷漠。在站點劈裏啪啦的一番計算下，他不但沒有任何經濟補償，反而還要倒賠站點4000多元。想著自己花錢買的衣服，自己花錢買的頭盔，自己花錢買的送餐箱，小哥心中憤怒異常。一怒之下在「三無站點」門口直接將這些裝備全部燒了，以此表達自己對這個行業冷漠的憤怒。

　　職校學生困境 | 以不發畢業證強迫實習，職校為什麼違法了？

　　導言：一直以來，HOPE學堂十分關註同學們的實習就業問題，而最近一個熱點事件 「17歲少年工廠實習墜亡：生前遭遇「曠工開除」警告 | 深度報道」，更是將職校生實習問題帶到了大眾面前，引起了廣泛了討論。其中學校以不發畢業證作為威脅的態度更是激起了眾怒，為此，HOPE學堂邀請了有著法律背景的掃地僧分享了他關於此事的看法。

　　最近，湖北十堰余同學，因為在實習過程中遭遇各種不法和非人待遇，最終跳樓身亡。這是他個人和家庭的巨大悲劇，也是我們社會的巨大悲哀。尤其是，在當下國家以各種法律政策推動職業教育的背景下，出現這樣的悲劇，不能不讓人覺得悲傷憤怒。

　　該校校長在情急之間甚至說出「如果需要，我將以死謝天下」這樣無用的豪言壯語。該校長自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此不贅言。今天我們就談一件事：學校以不發畢業證為由，強迫學生參與實習究竟有沒有法律或政策依據？

　　不予畢業的標準：僅限實習考核不合格

　　我們知道，學校一般的說法是「不實習就不能畢業」、「實習未滿6個月不給畢業」、「實習期間不遵守企業相關規定的不給畢業」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說法往往嚇到了學生和家長，所以他們遇到問題只能默默忍受，因為很多家長、學生、甚至學校對於合法實習缺乏足夠了解。那對於實習，學生或者家長就只能逆來順受服從學校的安排嗎？

　　非也！！

　　為了保護職校學生權益，強化實習的教學功能，教育部於2016年製訂《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以此來規範學校、實習單位和學生的行為。 這裏我們首先要詳細來說說：在實習過程中什麼情況下不能畢業？

　　根據教育部2016年頒布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二十九條的規定：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的考核結果應當記入實習學生學業成績，考核結果分優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個等次，考核合格以上等次的學生獲得學分，並納入學籍檔案。實習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畢業。

　　也就是說，職校學生在實習過程中不能拿到畢業證的主要依據，是在跟崗實習和頂崗實習過程中，考核結果不合格。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澄清幾個關於實習的概念。

　　不同類型的實習

　　※認識實習是指學生由職業學校組織到實習單位參觀、觀摩和體驗，形成對實習單位和相關崗位的初步認識的活動。（一般是初步進入某個專業教學中會涉及的）※跟崗實習是指不具有獨立操作能力、不能完全適應實習崗位要求的學生，由職業學校組織到實習單位的相應崗位，在專業人員指導下部分參與實際輔助工作的活動。

　　※頂崗實習是指初步具備實踐崗位獨立工作能力的學生，到相應實習崗位，相對獨立參與實際工作的活動。（一般是中職第三年）不發畢業證有前提：學校組織實習須合規合法

　　這是不是意味著，學校可以以此來要求學生，去參加任何實習，如果學生不從，就一定被「合法」地不發畢業證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為這只是就考核的結果而言的，前提是學生參加的實習是符合管理規定的實習，否則學校有可能是先違了法！

　　《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這個規定除了總則與附則，主要的是四個部分：實習組織、實習管理、實習考核、安全職責。這意味著，除了實習考核之外，這個管理規定最重要的是規範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的在組織實習、實習管理等方面的行為的。總體來說，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的前提是，職業學校與實習單位按照本規定合法地組織了實習。而且，第二十八條還規定，職業學校要建立以育人為目標的實習考核評價製度，應該與實習單位根據學生實習崗位職責要求製定具體考核方式與標準。

　　比如，第二十六條規定，對於違反本規定組織學生實習的職業學校，由職校的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對直接負責人進行處分，造成重大事故的依法追究責任，如果實習單位違法本規定的也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二十七條還規定，對違反本規定安排、介紹或者接收未滿16周歲學生跟崗實習、頂崗實習的，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依照《禁止使用童工規定》進行查處；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意味著，學生實習考核是否合格，並不是學校一句話的事情，而應該有明確的細化的標準。同時，如果學校沒有按此規定組織實習，即為非法組織實習，那麼學生不僅可以拒絕，還可以舉報，更不存在什麼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這回事。

　　因此，職校同學在實習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學校組織的實習是否合法合規，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進行監督和保護自己。

　　所以，你的實習合法嗎？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實習是合法合規的？針對目前很多同學在實習中遇到的問題，結合《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我們認為應該尤其重視以下幾點：

　　第一，實習不等於打工。實習的功能定位是學校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習的崗位應符合專業培養目標要求，與學生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

　　第二，認識實習、跟崗實習由學校安排，學生不可以自行選擇；但頂崗實習，學生提出申請學校批準後可以自行選擇實習單位；第三，不得安排一年級的學生參與頂崗實習，不得安排未滿16周歲的學生跟崗實習、頂崗實習；第四，頂崗實習原則上為6個月，但可以分階段、分學期、分次進行，6個月是一個累計時間；第五，「無協議不實習」。跟崗實習與頂崗實習，必須簽訂三方協議，協議需要寫清楚實習的內容、時間、地點、住宿等等，還包括實習考核的具體方式與標準；第六，實習期間不可以加班、上夜班、或在法定節假日上班；第七，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向學生收取實習押金、頂崗實習報酬提成、管理費或者其他形式的實習費用，不得扣押學生的居民身份證，不得要求學生提供擔保或者以其他名義收取學生財物；學校也不得通過中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和管理學生實習工作。

　　第八，學生實習強製保險。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應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為實習學生投保實習責任保險。責任保險範圍應覆蓋實習活動的全過程，包括學生實習期間遭受意外事故及由於被保險人疏忽或過失導致的學生人身傷亡，被保險人依法應承擔的責任，以及相關法律費用等。費用從職業學校學費或者實習單位費用中列支，不得再向學生收取或者從學生工作報酬中扣除。

　　第九，參考實習單位相同崗位報酬標準、工作量、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等因素確定學生報酬，原則上不低於本單位相同崗位試用期工資標準的80%，而且工資必須以貨幣形式按時發放。

　　第十，學生在實習期間有權請假，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要建立實習學生住宿製度和請銷假製度。

　　《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的內容很豐富，為了閱讀簡便，這裏僅做的了簡單的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教育部文件：《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 釋義。

　　學校究竟有沒有權力以「不實習或者實習考核不合格不予畢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職業學校只有真正做到如上所述的實習規定，才是合規合法的實習，也才能按照實習考核要求來要求學生。否則，學校的行為已經觸犯該規定，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學生服從管理呢？

　　下一次，當你聽到或者對學生說「不實習就不能畢業」時，請先想想，學校的實習安排合規合法嗎？真的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嗎？

　　走不出的按摩店｜視障按摩師的自述：我為什麼不喜歡按摩？

　　我叫王十七，2010年第一次從事推拿工作。那時候我才15歲，因為視力不好，勉強讀到初中就沒有繼續上學。當時我們縣上的殘聯有舉辦「盲人中醫保健按摩職業技能培訓」，親戚就攛掇我家人讓我去學這個，以後有一技之長養活自己。

　　眼睛看不見，以後能做什麼養活自己呢？那時候父母為此很發愁，聽到有這樣的好事，就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給我報了名。我是稀裏糊塗地去參加培訓的，那時候完全不清楚按摩是個什麼東西，做這一行有多少收入，有什麼職業風險，以後能有什麼成就？

　　事實上，大部分年輕盲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未來能做什麼，也不會去想以後做什麼。而因為由政府舉辦的按摩培訓是免費的，而且聽說很多盲人在從事這項工作，也就成了許多盲人父母的唯一選擇。當然了，像潮汕地區，很多盲女的父母還以為這是色情行業，阻止女兒出去學習。所以女的盲人按摩師在行業裏也就成了稀缺物種。因此，盲人有沒有機會出去工作，很多時候由不得自己，是要看家人允不允許的。他們習慣了被安排，讓他人代替決定。

　　我自己在按摩店約摸做了三個月後，就開始意識到我不喜歡做按摩，可是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喜歡，人生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嗎？直到做了三四年按摩後，我才知道我厭惡的是什麼。

　　逼仄壓抑的工作環境

　　相比那些裝修或是豪華、或是典雅、亦或大氣、亦或復古的養生館、Spa、美容院，大部分盲人按摩店的裝修通常是普通而簡陋，甚至逼仄和昏暗的。一個收銀臺，一張價目表，兩把凳子沙發，一臺飲水機，幾幅經絡穴位圖，通常就是盲人按摩店接待區的標配。而假若有茶幾功夫茶具這些行頭，老板多半就是來自潮汕或福建一帶的。而那些會點上線香，擱一兩盤水果點心讓客人自取的店鋪，已經算是略懂提高服務品質的做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盲人按摩店一進去就一擱著按摩床的大廳，最多就在床與床之間拉個簾子或放個屏風。隔壁顧客的交談和爽叫，都是聲息相聞。後來才與時俱進，和餐館一樣弄起了更讓生意人喜歡的包房。中小規模的按摩店少則兩三間按摩室，多則六七間，有的是單人間，只放一張床，有的是兩張或兩張以上，適合結伴而來的客人邊按邊聊天。

　　作為盲人員工，大多是不善於接待客人的。盲人不勝任接待工作的原因，實際上是因為沒法看人臉色，很多時候服務做不到多麼周到。走進門來的顧客，有時是販夫走卒，有時是好色之徒，偶爾還會蹦出一兩個名媛貴婦。有眼力勁的員工一照面就能瞧出對方沒說出口的需要，捕捉更多的信息；可盲人師傅們沒這本事，只能口頭交流，設法用眼神和肢體動作和人家表達更多，更別提奉上水果、引領顧客、還有其他主動獻殷勤的服務。因此，中等規模的盲人按摩店總要請個視力「看得到」的前臺來做接待和收銀這方面的工作，提高顧客進門後的第一印象。

　　遇到店裏生意比較好的時候，不是一起來的客人，也只能拼房按摩，共處一室。而這種常規規模的按摩店，可不會給按摩師準備休息室；如果是吃住和店面弄在一起的，盲人按摩師就等於每天都在狹小的同一空間內度過二十四小時。生意比較一般的時候，盲人按摩師就只能無聊地呆著、玩玩手機，枯燥和乏味地度過一天。

　　即使按摩師們有安排單獨的集體宿舍，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長，也不會留有盲人按摩師出去感受生活的時間——一下班就是半夜，能到哪玩去呢？個個恨不得趕緊洗個澡躺下睡個好覺。有限的可支配時間，限定的工作場所，每天見到的無非是同事、老板和顧客。比坐牢的只能見著獄友、獄警和提審官有得一拼。

　　人肉機器的強迫式勞動

　　通常按摩師進到房間內，和顧客打完招呼，就會邊鋪上按摩巾邊詢問顧客做什麼項目、身體有什麼不舒服的、有沒有需要重點按的部位。簡單溝通後，就會指引顧客趴著或躺著，開始接受按摩。

　　有的客人喜歡和按摩師攀談，有的則沈默是金；有的技師不善言辭，有的能說得客人很舒心。總之，手上技術不夠，嘴上功夫來湊，服務行業大體如此。伏低做小扮可憐，是基本的服務意識。

　　有的客人好說話，有的卻很不配合，偏要邊按邊玩手機，讓按摩師出雙倍的力氣。早期有很多客人聽信謠言，認為按得越大力，刺激得越痛，效果就越好，所以就會不斷要求按摩師加力，即使痛得哇哇叫，這種客人也會忍著，一直讓技師「加力！加力！加力……」如果我們告訴他不是越痛越好，甚至過度刺激會損傷神經末梢，他就會認為你是想偷懶，自己的錢花得不值，虧了。

　　面對這樣固執的客人，技師只好用上十二分的氣力，讓對方心滿意足，卻會把自己搞的疲倦不堪。既是勞心又勞力，有時候癥狀緩解了，客人還會嘴硬，偏說只有一點效果，要求多按一會，或者要求減少收費。甚至有的「高尚人士」還會覺得，屈尊來盲人按摩店，已經是在關愛殘疾人、奉獻愛心，弘揚社會正能量了。而女性按摩師，還會比男按摩師遇到更多的性騷擾或要求提供性服務的惡心事。

　　除了顧客看輕盲人，一些老板也是不把盲人當人看的。最常見的就體現在吃住兩方面。有的老板提供的飲食餐餐白菜、蘿蔔和土豆，這三樣乃是鐵打不動。有的一周去采購一次菜，批發劃算，不求質量。若想要新鮮和營養，盲人員工除了自掏腰包外出吃飯沒得商量。有宿舍的按摩店還不算最差的，即便環境簡陋；最差的店是連宿舍都沒有——打烊前按摩床是顧客睡的，打烊後就是按摩師睡的。對此，有些老板還覺得，給你們提供就業機會，你們就該感恩戴德了，怎還要求那麼多，真是不知好歹。

　　每天我們在按摩店裏就像一臺人肉機器，排著隊輪流給進到店裏的客人按摩。不管來的客人是男是女、從事哪行哪業、說話客不客氣，只要對方沒意見，不提出換個人，我們就不能拒絕服務，要在這一到兩小時內用按摩手法伺候得他舒舒服服的。我們都是一部人肉機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做著同樣的事情。

　　狹隘空間裏的職業傷害：勞損、傳染、過勞……有兩三年按摩工齡的技師，幾乎沒有誰手上是不勞損的。而用力不當，工作越賣力的按摩師，拇指上的變形、手肘上的老繭、以及肩關節的損傷就越嚴重。遇到很受力難搞的客人，有可能讓按摩師透支體力，半天緩不過氣來，給身體留下健康隱患。而比較罕見的風險是遇到有傳染性皮膚病的顧客，如果對方隱瞞下來，給對方按摩需要肢體接觸，就很容易被傳染上。

　　這些還只是看得見的損傷，長期處於室內，不見陽光，夏天則要一直吹空調，很多按摩師平時都沒有到戶外運動的機會，身體免疫力自然沒好到哪去。

　　九成半以上的按摩店都會從白天早上9點營業到淩晨12點，按摩師們也要等到打烊後才能去洗澡休息。而住集體宿舍的，算上排隊洗澡洗衣服，吃個宵夜也要忙活到兩三點。遇到同事打呼嚕，宿舍環境差，更是難入眠。每天的常態熬夜，白天精神狀態自然不會有多好。而那些只能「享受」睡按摩床待遇的同行，每晚睡在並不適合正式睡眠的床上，呼吸著可能是沒時間更新的空氣，日日夜夜與許多客人殘留下來的病菌相接觸。休息環境對健康的隱患可見一斑。

　　有時候客人過來總趕巧。推遲進餐時間，甚至一個接一個「上鐘」，忙到沒空吃飯是按摩師習以為常的事情。而「剛吃完飯不能劇烈運動」，這種金玉良言，按摩師們常說卻不常做，因為吃到一半就要上鐘，或者剛放下碗就上鐘的概率太高了。客人下班休息的時間，往往就是按摩店生意最好的時候。什麼時間能坐下來吃飯，由不得按摩師自己決定。所以飲食不規律，出現些許腸胃病，也是這份工作的特點。

　　服務行業裏，只有讓技師等客人的，讓客人等技師的畢竟是少數。因此建立勞動關系之初，老板就會要求員工沒事盡量少外出，全天候待在店裏；每月休息天數不要太多，一般規定最多兩三天，若請假太多太久，老板就會炒魷魚。這種情形下，按摩師如想休息一段時間，可能就會（只能）直接辭職，然後趁著跳槽的間隙好好歇息一陣子。長期的機械性勞動，透支體力，缺乏運動，加上熬夜，飲食不規律，每年總是有在工作中猝死的盲人技師。

　　靠「上鐘」賺錢，不穩定/無保障的雇傭關系

　　「工作這麼辛苦，收入應該不少吧，聽說你們月收入有兩三萬？」這是我們在客人那裏常常聽到的猜測。客人不知道的是，盲人技師是沒有底薪工資的，更沒有勞動保險，和老板的「雇傭關系」通常是老板提供吃住，酬勞按提成算。常規而言，一小時的按摩收費七八十，按摩師的提成只在三到四成之間，也就是三十塊上下。除非每天不間斷的揉上12個小時，一個月才可能有上萬的收入。但這可能嗎？暫且別說按摩店的生意能不能這麼火爆，就算有，每天工作這麼長時間，估計只會有命賺錢，沒命花錢。

　　按摩師的收入和服務時長息息相關。行業內給客人服務叫「上鐘」，一個月做不到一百個鐘，收入就很難超過3000塊，而要達到六七千的收入，則要在有限的客人中盡可能多地推薦客人加時長、加項目、開折扣卡，甚至誇大客人身上的損傷情況，忽悠對方繼續消費。有的按摩店還會設置獎勵機製來激勵員工，推薦顧客充值有抽成獎，點鐘、加鐘有階梯式獎勵。在競爭比較激烈的按摩店裏，加鐘數太少，或者讓顧客開卡太少的按摩師，則有可能會被達不到工作要求的理由被老板解雇。

　　在盲人按摩店的勞動關系中，從來就沒有簽什麼合同，更沒有用人單位買社會保險這一說。說白了，盲人按摩師就是廉價勞動力——「你不做這一行，你還能去做別的什麼嗎？你不來我店裏幹活，還有千千萬萬個盲人要工作，這是盲人的唯一選擇啊。」 許多按摩店老板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看待盲人員工的，加上盲人閱讀和簽字不方便，大部分沒上過學、也不懂法律，幾十年來的行業慣性，讓所有從業者都默認了省掉簽訂勞動合同這一點。

　　盲人按摩店這一行多數都是中小規模的企業，每月頂多有10萬的營業額，扣掉固定的房租、水電，員工們的工資和夥食這些成本，生意一直紅火的則有20%的利潤。多數則在半成不到的水平線上起伏，而悲慘些的勉強能收支平衡，如果是虧損狀態保持兩三個月以上，這樣的店便會向外登出轉讓消息，盡快脫手。

　　許多盲人按摩師也默認接受了這一點：有至少一半的盲人按摩店連工商執照都沒有，扣掉店租水電、吃住開銷的成本，小本經營的店，哪會為了幾個員工去承擔那麼多責任，甚至辦理社保這些呢？很多政府單位也「出於照顧殘疾人的想法」，對於沒有證照的盲人按摩店長期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不會去履行嚴格的監管。

　　這一行很大的流動性也決定了老板與按摩師的不穩定關系。老板不確定按摩師能在店裏工作多久，能吸引多少回頭客，能不能和其他同事友好相處；而按摩師也不確定去的這家按摩店的生意是否穩定，提供的待遇會不會越來越差，所以雙方就一直是默認處於臨時雇傭的狀態。

　　按平常的利潤平均下來，每個員工能給ta帶來的利益太少了，一口人撐死了一個月也就兩千多利潤，這還的是生意「滿月紅」的狀況下。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留下許多回頭客的員工，老板會許諾給與二到五千的保底，以此來挽留技師，度過生意不景氣的階段，這也是無奈之舉的下下策而已；不開出這樣的條件，有能力的技師都會想跳槽。故而，老板不會承諾長期的員工待遇，更不會多花成本去保障員工的健康安全。

　　不穩定的員工，不穩定的生意狀況，也不需要太多管理人員，導致這種簽訂合同和繳納社保的付出並不能給老板帶來什麼實際利益，反而會增加經營負擔。而按摩師也不確定應聘的按摩店的生意是否能保持穩定，提供的生活待遇會不會隨著生意變差而越來越不盡人意，而老板人品、管理模式、同事處不處得來，也需要一段時間來觀察和適應。不穩定的狀況成了彼此的相互選擇的結果。

　　盲人按摩師害怕生意太好，半夜兩三點被叫起來幹活，更怕生意太不好，沒有錢賺，一天摸不到兩個客人，也就不願意被一紙合同捆綁住。只要老板沒借口拖欠工資，不簽合同並不會讓他們損失什麼，反而能讓入職和辭職這事情辦得更流暢，感覺不好下周就不幹。

　　老板不和員工簽合同是出於種種利益考慮。而盲人按摩師不主動要求簽合同，是知道對方除了不想承擔責任，也是覺得對方壓根沒法提供法律上規定的保障條件。盲人按摩師認為，不簽合同還能讓自己不受更多的剝削和約束，解雇時有多一點的彈性和自由，不會因為合同上的條條框框，被黑心老板找借口扣工資，造成經濟損失。畢竟，若被扣工資也無處維權。

　　單一的職業選擇、特殊的從業環境，令盲人員工和老板談條件、爭取待遇時沒有底氣，處於劣勢；也令盲人在進行參與社會事務、經濟活動、法務普及存在極高的門檻。欠缺出行能力、欠缺文化教育和其他職業技能學習，讓很多盲人走不進社會，走不出按摩店，走不出按摩這個職業。

　　長期以來公眾、政策和盲人自己對於盲人按摩的態度，造就了按摩店老板和盲人員工這種只是達成口頭協議的雇傭關系。盲人按摩師會依賴按摩店提供包吃住的這種便利性，相對的喪失自己安排吃住品質的自主性。這種打零工似的勞動模式，是許許多多盲人按摩師以前走過的路，也是以後不得不接著走的路。

　　勞務派遣的惡｜南京祿口機場那些「卑微」的受感染女工勞務公司將大量員工推給機場，但雙方好像在勞務員工的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都在踢皮球，最終導致疫情井噴式爆發。南京擁有「徽京」之稱的樞紐地位，一下子將疫情波及周邊好幾個省。

　　勞務派遣製度，是中國當下用工製度的一個怪胎。它從一開始誕生起，就包含著用工單位權力尋租、規避風險責任的血腥罪惡。

　　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勞動合同法》第六十六條明確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我國的企業基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但不少用工單位在各種類型、各種時間長度的工作崗位上都實施了勞務派遣，甚至在其主營業務崗位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

　　《勞動法》是公民的第二憲法，但勞務派遣製度卻被我們的用工單位（基本是國字號的大企業或一些壟斷行業，還包括一些相關單位）發揮到極致，以致成為一條罪惡的製度。勞務派遣已經成為時下權力尋租的溫床。

　　一家勞務公司的成立，從業人員幾乎不需要什麼門檻。他們只要有很廣闊的資源，他們的企業成本就是維護好好用人單位的關系就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取人頭費。至於，那些如韭菜般一波波派遣員工的各種保障（如職業培訓，安全保障等）基本就不是勞務公司的事，把他們一股腦兒地推給用人單位。

　　隨著1995年《勞動法》的實施，我國雖然已經消除「正式工」、「臨時工」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務派遣的濫用，卻導致了新的二元用工體製。《勞動合同法》實施後，出現了新的「正式員工」、「被派遣勞動者」二元用工體製。在用工單位中，被派遣勞動者承擔第一線工作，為企業發展做出最直接貢獻，卻成為「二等」員工群體。

　　這種二元體製下，派遣員工不能實現同工同酬，他們很多利益被侵犯。比如在出現重大傷亡或重大事件中，一句「又是臨時工幹的」，用人單位規避了很多責任，也避開了因重大事故所面臨的巨額罰款。而勞務公司呢，會很快倒閉，不久又一家新的勞務公司出現在用工單位——人還是那些人，幹的還是那些事，只是勞務公司名字改了（別問我是怎麼知道的）。

　　再談談祿口機場那些被感染的中年女工。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爆發，誰會知道在高大上的國際機場，掃個地能掃出這麼大的麻煩。因為各種防護製度的缺失，用工單位和勞務公司之間互相推諉，存在管理真空，他們遭到隔離和反復盤查、追溯行蹤，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飽受摧殘。

　　原本機場的擴建，給他們這些農村婦女就近就業帶來方便（但也可能從外地過來打工），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們從事著最卑微的工作，他們都是家中的頂梁柱，他們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能給家庭帶來改善。

　　疫情爆發之初，本市流傳著一個段子，一位保潔大姐宴請本市最好中學的校長，想讓自己的孩子能進這所中學，結果「中標」，導致本市教育界一幹大佬50多人集體被隔離。本地人一度調侃：疫情爆發以來，全市人民苦心經營的防疫大好局面被一位掃地大姐攪合了。其實，這背後又何嘗不是一個從事底層勞作的鄉村大姐想實現家族階級階躍的夢想呢，誰能想到命運卻向她開了一個這麼大的玩笑。

　　看看這位保潔大姐，她的工作、生活軌跡就是家庭、機場和兒子，兒子是她的希望，工作是維系希望的根本。整整十天，她就是這麼生活著，忙碌著，努力地活著。

　　經濟和科技高速發展的當下，美團正在用大數據剝削著成千上萬的騎手，資本用996收割著無數年輕人的青春，那麼，勞務派遣呢？特別是那些在一線崗位仍然戴著「勞務派遣」帽子的普通人呢？製度之惡正在吞噬每一個底層的勞動者的血汗。

　　現在，是不是該好好反思一下勞務派遣製度了？

　　臺風天騎手「敢死隊」：極端天氣下勞動者的工作拒絕權？

　　臺風天的外賣騎手「敢死隊」

　　近日多地出現了極為罕見的極端天氣，從洪水到臺風，災情牽動著每個人的神經。惡劣的天氣條件不僅導致了肉眼可見的經濟損失，還對人們正常的外出勞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試想，一個996的普通白領也許尚能關好門窗，選擇居家辦公，但對於那些必須外出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來說，這意味著Ta們即將面對更為艱難、甚至有生命風險的工作日。

　　就在超強臺風「煙花」登陸前夕，7月25日豆瓣用戶吳喦發表了《臺風中美團需要騎士趕死隊》一文，文章揭露美團公司通過所謂的「驚喜跑單禮」鼓勵外賣騎手在臺風天繼續外出送餐。作者附上的「跑單禮」截圖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美團不僅鼓勵騎手冒著生命風險在極端惡劣的天氣條件下外出送餐，還用累加獎勵的製度來鞭策Ta們延長工作時間以完成更多派單量。

　　即便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臺在7月25日下午相繼宣布對部分受臺風影響的地區采取外賣配送全面置休的辦法，但我們還是在臺風天中看到了外賣騎手的身影。美團等公司顯然清楚，在惡劣天氣下平臺外賣訂單量必然泉湧，但相應的送餐效率會大大減低，而為了強化消費者依附黏性和企業盈利，唯有通過追加「獎勵」，參與到這場臺風天的舍命追逐。

　　極端天氣工作，勞動者哪來拒絕的底氣？

　　依現行勞動相關法律，勞動者完全有權利拒絕極端天氣工作。《勞動法》第五十六條有規定：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有權拒絕執行；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權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十二條另有規定：非因勞動者原因造成單位停工、停產在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內的，用人單位應按勞動合同規定的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

　　鑒於上述提到的超強臺風的破壞力，勞動者外出作業必定會承擔較大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風險，同時強臺風屬於員工不可預見、無法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由此引發的「停工、停產」並非出於勞動者自己的意願，更與勞動者無關。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依法不僅有權拒絕執行單位管理人員安排的工作，企業還需支付勞動者「停工、停產」期間正常工資。而依據《勞動法》，勞動者如遭遇吳喦文章中提及的「鼓勵」，亦有權對「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

　　但現實是，極端天氣下，勞動者哪來拒絕工作的底氣？美國Sakuma Brothers集團下的Berry農場工人就曾在自主工會的推動下簽署過這樣一份合同——允許勞動者在熱浪、火災和流行病期間就安全協議與管理層進行快速和直接的溝通和協商。這一條款幫助勞動者可及時確定特殊情形下的停工方案，避免因管理原因而自身承擔危險作業的風險。在當下國內的勞動實踐中，勞動者卻往往缺少與企業協商停工權限與停工期間工資支付的自主權利。勞動者既無權參與企業內部協商，何為「極端天氣」的定義也掌握在資方一邊；拒絕工作，卻反而可能意味著隨意的罰款。

　　我們必須清楚：無法外出作業的極端天氣條件是什麼，這個必須由勞動者自己來說了算；什麼樣的天氣會對勞動者的身體健康造成傷害，也只有勞動者自己心裏清楚。社會應該讓勞動者與政府和企業平等協商這些標準。

　　不穩定勞動也需要安全的工作環境

　　筆者曾見識過中介在工廠門口千叮萬囑地教育日結工人「要註意安全」、「只有身體是自己的」，這種看似「善意」提醒的背後其實是企業和中介方對自己所負勞動者工作風險之責的全然推脫。由於這些日結工人與企業沒有締結正式的「勞動關系」，因而Ta們的工作安全也較難受到法律的保護。不穩定勞動在今天的流行加劇了勞動者的安全風險和工傷維權難度，據服務業勞洞刊文：

　　在工傷賠償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參照《工傷保險條例》賠償，但是標準卻明顯低於有「勞動關系」的工人。山東濰坊的規定明確指出，工傷賠償中的需用人單位支付的部分無需賠付給工人；江蘇省各地的賠償標準不一，但均低於常規工傷賠償，且沒有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為最大的賠償金之一）。工傷賠償項目「缺斤少兩」、金額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勞動關系」保障政策中常見的情形。

　　企業無需在不穩定勞動者或沒有「勞動關系」的工人身上承擔明確的責任和較大的「法律風險」，因而不穩定勞動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較少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也是美團敢於不顧外賣騎手的安危，用「跑單禮」招募「敢死隊」的根本邏輯所在。

　　隨著外賣平臺下騎手交通高頻風險的不斷曝光，助力催生了相應法規的修訂。2021年6月10日，全國人大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決定》，修改後的《安全生產法》將於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該法第四條明確要求平臺經濟企業「建立健全並落實全員安全生產責任製」；第四十一條新增建立安全風險分級管控製度，旨在督促企業做好風險和事故事前預防。即將施行的新法要求平臺經濟企業「落實全員安全生產責任製」，其中全員顯然是包含了外賣騎手，無論Ta們與平臺企業的勞動關系究竟如何。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外賣騎手仍是為數不多可以被我們看到的不穩定勞動者代表，即便我們難以確認法律執行的未來成效。平臺經濟之外，其他不穩定勞動者的境遇同樣值得我們關註，如卡車司機、家政工、日結零工等，Ta們更加的「原子化」，同時也身處更為隱蔽的工作場所，怎樣推動法律對於Ta們的保護，仍舊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

　　參考資料：

　　臺風中美團需要騎士趕死隊

　　Work Really Sucks When It』s Hot

　　非勞動關系用工：單一工傷保險解綁擴面，帶來幾分勞動保障？｜觀察周報新《安全生產法》下平臺經濟企業的合規建議

　　女工反性騷擾：背後的生存束縛與權力壓迫

　　?導言：8月7日，阿裏巴巴爆出女員工被性侵案。該女員工被要求陪酒並被灌醉，後遭到客戶猥褻，當晚被其上司侵犯。事後女同事在公司反饋情況被拖延處理，最後被逼在食堂發傳單才引發輿論關註。職場性侵害的普遍性與維權難共存，重重權力壓迫之下，發聲甚至意味著工作生計的危殆，這對於經濟處境更為不穩定的基層女工更是如此。

　　自2018年羅茜茜微博長文揭北航陳小武性騷擾事件後，掀起了中國#MeToo反性騷擾運動的帷幕，並隨後迅速從高校擴展到公益界、文體界、宗教界等領域。在#MeToo中，我們看到了諸多性別意識覺醒的受教育（well-educated）女性行動者利用線上社交平臺和輿論武器，活躍地實踐對父權文化的批評與反抗。但這一波以網絡為主體的運動浪潮裏，我們不得不承認女性基層勞動者在其中的缺位。

　　2013年，來自廣深兩家女工服務機構曾發布工廠女工性騷擾調研報告指出，廣深兩地受性騷擾的女工比例分別高達 69.7% 和 71.2%，其中多數工人會以各種方式反抗但收效甚微，亦有一大部分工人選擇隱忍或者自己離職。可見職場中基層女工遭遇的性暴力極為普遍，但是卻鮮見女工的發聲和改變。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始出現數位富士康女工網上發信呼籲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但直到2020年，才有一環衛女工打破沈默，公開狀告站長長期性騷擾，這一案件也因此成為廣東省首例以「性騷擾糾紛」案由立案的訴訟。女工發聲鮮為人道，背後的行動困境是如何？本文將以「女環衛工反性騷擾」為例，試圖理解職場基層女工於父權製度下所背負的經濟和文化多重壓迫。

　　權力壓迫下的環衛職場性騷擾

　　即便在上述提及的兩項報告中，已凸顯了女工遭遇職場性騷擾的普遍性之高，我們仍然難以從中真實描繪出基層女工所遭遇的性別暴力。職場性騷擾因權力結構的束縛，長期存在極強的隱蔽性、低覺察性，而其中因交換型性騷擾的存在亦令工人難以發聲。在與一線環衛工的互動中發現，極少有女工會主動談及或認定工作中遭遇/存在明顯的性騷擾行為，而對於日常存在於工友之間的非肢體接觸類的性別註視或談及黃色段子/圖片等行為，也很少有工人會視其為性騷擾。這並不代表女工對此未曾感到「不舒服」，只是這類「感受」會被視為不重要以及被主流文化所「合理化」。工人在性騷擾方面的認知和敏感度方面上並未得到充分的教育賦權。

　　「女環衛工反性騷擾」一案揪出了基層女工群體面臨的更為巨大的困境——職場權力壓迫下的性暴力。該環衛站站長藉由其管理上的權威，長期無差別地脅迫下屬女工與其進行經濟利益與性的交換：在新的女工入職後，便不斷的發送性暗示信息；同時利用職務權力，為妥協的女工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包括更為輕松的崗位、額外的加班安排、額外福利（如珍貴的廣州戶口或美容師稱號）等，而不配合的女工則會遭遇「穿小鞋」，被重點盯梢或安排更為「臟亂差」的活，甚至可直接導致工資收入的大幅減低。進退兩難，工人可以有什麼選擇？常態的權力壓迫令職場成為交換型性騷擾肆虐滋生之所。

　　環衛工人為什麼難反抗？

　　收到性意味的信息之後，有工人直言，「看到（黃色）圖片都嚇哭了，可是又不敢懟領導，只能趕緊刪了避免老公看到」。

　　工人的直接反應折射出：領導掌握著工作生計命脈，而主流和家庭的父權文化也無法投以理解，工人如何真的能站出來？作為一個一線環衛工，當其公然站出來反抗領導的性騷擾行為，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而是會犧牲實實在在的生計保障。

　　即便在《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明確載明，用人單位在勞動場所應當製定措施預防和製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但幾乎沒有聽聞任何一個單位有反性騷擾的成文規定。投訴的下場，可能意味著無休止的「穿小鞋」，甚至是最後被迫辭職。工人必然明白這個道理。

　　環衛工是一份卑微且低薪的工作，低技能、中高齡勞動者在就業市場的弱勢迫使她們極為倚賴這份「不好」的工作，任何收入上的變動都可以是要了她們的命。首先，有權者可以通過削減加班、罰款、限製兼職等手段變相懲罰工人。環衛工等基層工人的基本工資大多為最低工資，平日/周末/節假日加班費遂成為收入的大頭，正常可占到月工資的30-40%。停加班無疑是致命的。

　　其次，單位會通過不斷的騷擾和威脅同單位同系統的親戚家人，以工作相逼，令他們成為迫使你妥協的邪惡共謀。多數環衛工人是夫妻檔工作，甚至也有老鄉近親都會聚集在同個工作單位內，以家庭為單位的「維穩」壓力體系足以令人寸步難行。此外，在發聲之後，單位亦會不斷的對你進行談話，甚至在崗位上進行長時間工作監視，以捕捉任何可能違規或有瑕疵的工作細節，令你處於極度緊張和防備的焦慮狀態；加上社會普遍的低性別意識，也會令發聲的女工遭遇來自同事和公眾多重的異樣眼光和區隔對待。

　　這都是該案中環衛工黃微發聲之後的實實在在的真切遭遇。不僅自身工作受到威脅，整一個大家族（包括自己丈夫）的工作可能都會因她而動搖，更何況其子女還必須倚賴她的環衛工身份才得以繼續在廣州繼續申讀免費公立小學。正是因為她少有的堅決令其勇敢抵禦了來自同事/領導所有的施壓，也扛下了家庭的壓力，才得以站出來反對多年的性騷擾。但更多的女工只能是永久地隱忍，或是離開。女工的發聲何其艱難。

　　女工的發聲：為的是不受壓迫的「一口氣」

　　「我就是咽不下他一直以來壓製我們的這口氣」顯然，對於黃微而言，性騷擾本身並非她全部痛苦的來源，更壓抑的是這一系列背後站長長期的權力霸淩——無法對工作安排自由地表達不滿，因權力派系分化亦無法從同事工友間建立信任和團結。性騷擾只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但也是一個爆發點。

　　基於工作場所性騷擾投訴製度的缺位和對於單位行政體系的不信任，環衛工黃微選擇司法起訴和紀委舉報的渠道，以此來爭取更多的主動權。她在行動之初，開始學習錄音功能，有意收集和保存相關的證據（包括微信聊天和電話錄音等），即便心有害怕但也能從中重獲自信自尊。而後再尋求律師幫助起訴，將環衛站長和雇主單位列為共同被告，表面是要求定性性騷擾和判罰精神賠償，但目標卻在於爭取一個與單位和施害者站長平等談判的機會，起訴和舉報成了她協商談判的籌碼。她並非執意於賠償，而是要出「一口氣」——讓施害者離開不能再做惡，且單位承諾不秋後算賬。最後，站長不得不面對全體環衛工公開道歉，辭職走人；而黃微一家得以順利安然留下。

　　一切這麼理所應當地順利嗎？其實未必。來自單位和同事等的輪番壓力，令黃微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焦慮的夜晚；立案同樣有阻力，原本廣州立案系統根本找不到「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由，多次溝通後才得以手動添加；施暴者自始自終都不願意書面承認性騷擾，只認可「騷擾」，也不斷發話要重新回歸報復，令人恐慌。能夠成功走到談判的那一步，無非就是黃微心理已經做好了丟掉工作的最壞準備——一個反性騷擾發聲承載的經濟代價——即便很荒謬。

　　因此，面對如此廣泛的職場性騷擾現象，當我們重新審視女工的發聲困境，須真切地看到其背後所遭遇生存束縛和權力霸淩的雙重壓迫，而這並非是可以通過建立和完善性暴力防治製度就可以簡單實現的問題。在當下的#MeToo 運動中，女工發聲的缺位並非僅關乎勇氣有否，其在階級和權力結構弱勢下的救濟支持同樣需要深入討論。

　　職業教育2021年度回顧：當職校生被看見以後…2021年，一系列政策與事件將職業教育推至公眾面前。「普職分流」連帶著「雙減」，撥動了無數家長的心弦；職校學生實習期間自殺的新聞，以及《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的重新修訂，引發了人們關於實習與勞動的討論；許多關於職校學生的深入報道，則解凍了職業教育的多重面向。

　　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人們對職業教育的關註與認知發生了什麼變化？2021年是中國民間關註職業教育的元年嗎？這樣大規模的關註意味著什麼？關於職業教育，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普職分流：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焦慮

　　2021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發布《關於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之後的幾個月內，「普職分流」政策被廣泛討論，引發了家長們一觸即發的教育焦慮，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也再次浮上水面。

　　但這並不是新政策。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就指出「中等教育結構不均衡」，並提出了「普職分流」。至於為何要分流，《決定》一文也講得明明白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需要高級科學技術專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萬受過良好職業技術教育的中、初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技工和其他受過良好職業培訓的城鄉勞動者。」當時，為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也由於越來越多人希望接受高中教育，中考製度被創立，用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進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分類」往往不是純粹的分類，不是「你走這條路，我走那條路」那麼簡單，它的出現伴隨著「等級」的劃分。教育體系內也是如此。90年代中期以後，職業教育不再具備就業優勢，逐漸被認為是次一等、不得已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麼去年「普職分流」引起了公眾如此劇烈的反應。其實，在「唯分數論」的背景下，教育焦慮一直都存在，「普職分流」只是一枚導火索。人們擔心越來越嚴苛的分流製度將自己的家庭選作下一個目標，擔心因此而失去依靠教育改變命運的途徑，盡管這條途徑已漸漸在實踐中被證明是一場幻夢。

　　實際上，受「普職分流」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家庭與外來務工家庭。畢竟，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受到戶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初中畢業後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辦普高，要麼留在城市念中職，要麼回老家。對於農村學生來說，由於教育資源集中化，職業教育可能是TA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

　　教育焦慮的背後，「重普輕職」的觀念在發揮影響，而這一觀念又建立在職校學生的就業狀況與勞動市場的等級化之上。如果學生們無法在職校獲得好的教育，無法在就業市場裏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狀就不可能被改變。

　　雙減襲來，職業教育是最大贏家嗎？

　　緊隨「普職分流」之後，「雙減」政策又給不少家庭帶來了新的煩惱。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對學科類培訓進行嚴格監管。在這一政策出臺之前，政府曾嘗試從學校內部入手，減輕學生們的課程與作業負擔，但效果並不理想。校內負擔減少了，家長們紛紛轉向了校外培訓機構，所以實質上，學生們的學業負擔並沒有降低。正因為此，這一次的政策采取了雙管齊下的措施，同時限製校內課業與校外培訓。

　　然而，家長們的焦慮並不會因此而減輕。說到底，家長們之所以不斷增加孩子的學習時間與課業負擔，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更「優」的教育路徑，獲得更高的教育成就。高中階段普高與中職的分流以及由此可能導致的種種差異，讓家長們不敢真正放手。事實上，「雙減」之後，在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新的現象：中午與下午放學後，出於抓成績的考慮，教師被要求留在學校義務輔導學生們的課業，教育焦慮依然存在，而負擔重新回到了教師身上。

　　當然，被影響的不只是教育賽道上的家庭，還有初嘗寒冬滋味的教培市場。2020年，疫情推動了在線教育的發展，給教培行業加了把火。根據艾瑞咨詢的統計數據，2020年教育行業累計融資1164億元，其中在線教育融資1034億元，占比89%。」雙減「政策無疑給正處於風口的教培行業澆了盆冷水。在此背景下，各公司紛紛宣布轉型，開始搶占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市場。不少公司表示，它們將把職業教育作為未來主要業務。

　　值得註意的是，國家也在大力推動資本進入職業教育領域。2021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鼓勵上市公司、行業龍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鼓勵各類企業依法參與舉辦職業教育。

　　實際上，「雙減」和「普職分流」是同一個政策導向的一體兩面：一方面試圖破除學科教育的內卷，一方面著力促進職業教育的發展。在政府與資本的雙重推動下，職業教育在輿論與資本市場上都變得熱門，但它未來究竟會如何發展，我們究竟會迎來怎樣的職業教育，還需要時間與實踐的檢驗。

　　好的，沒那麼好的；隱身的，更隱身的

　　過去一年，作為對職業教育改革政策的回應，不少媒體開始挖掘「好」的職業學校、「好」的職校學生。這些新聞報道往往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職校為例，試圖證明讀職校也能擁抱美好未來。例如，「汽修女孩」古慧晶的故事被很多人稱贊「用實力打破了性別和職業偏見」。

　　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分試點學校和試點專業湧現。但是，不同區域之間職業教育的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具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的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中部地區以有限的教育資源承載了大量的教育任務，教育經費匱乏；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規模較小，但發展較快；西部地區生均專任教師數遠落後於東中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生均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水平趨於相近，但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東西部的區域差異在逐漸緩解，但中部地區教育資源缺失現象並沒有得到顯著改善。

　　由於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於區域經濟的特征，而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平息息相關。

　　所以，當我們遵循著某種篩選機製看見了曾經被隱身的職業教育和職校學生時，要意識到這背後還有更多依然隱身的人事物。職業學校之間的差異是更多我們所熟悉的差異的延伸，例如東部沿海與中部農村、流動與留守、城市與鄉村。

　　而要想看見並理解這些分野，需要我們更貼近不同職校所構成的田野，並在其中看到具體而鮮活的職校學生。

　　實習，未解決的問題

　　2010年，調查顯示，許多工廠大量使用學生工但僅僅將TA們視為廉價的勞動力。十二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看一系列由「實習」、「學生工」構成的事件，不由得發現，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依然在發生。

　　2021年6月，湖北一名17歲職校學生在工廠實習期間跳樓自殺。20分鐘之前，他收到了來自班主任的警告：如果再有「曠工」，他將會被學校開除。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實習，也是最後一次。

　　中職的學製一般是「2+1」，即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三年去企業實習。實習作為職校教育的一環，理應是非常重要的實踐機會。但在實際操作中，職校很有可能扮演的是向企業輸入大量廉價勞動力的角色，而缺失其作為學生教育和社會化的社會功能。一些深度報道呈現了職校學生實習的各種問題：加班、夜班、工資低、沒有簽三方協議……《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明令禁止的事項，在實習過程中卻不斷湧現，甚至成為默認操作。

　　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重新修訂了《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並於2022年1月發布通知。和2016年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相比，新版規定對實習單位做了更加嚴苛的要求，也提出要加強實習監管，確保學生的權益不被侵犯。和過去一年發布的諸多與職業教育相關的政策、規定一樣，新版實習管理規定顯示了政府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心。這些規定如何落實到每一所職業學校、每一個用工單位，過程中職校學生是否能夠獲得更多的權益保障——這些問題需要更多人的關註。

　　你眼中的職業教育長什麼樣？

　　一個也許殘酷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在許多人眼中，職業教育依然是次等教育的代名詞，職校學生依然背負著「差學生」的標簽。

　　2021年8月，黑龍江職業學院學生會幹部查寢的視頻在網絡上瘋傳。網友評論眾多，其中不乏對職校學生的貶低。

　　2008年，學者伍寧（Terry Woronov）曾在南京的兩所中等職業學校進行田野研究，她指出：「人們對職業學校學生和職業教育並不關心，但有關這些學生的刻板印象卻堅固無比：TA們是失敗者。」「失敗」，不僅僅是成績上的失敗，更是道德上的失敗。人們傾向於認為，成績不好是因為個人愚蠢、懶惰、不務正業，因此學業不佳往往和道德敗壞聯系在一起。關於這一點，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淩旻華（Ling Minhua）曾在「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一文中做過詳細的論述。較低的入學分數加重了職業學校和學生的污名，TA們被認為缺乏智力、紀律和道德，甚至被直呼為「差生」和「流氓」。

　　然而，職校學生究竟是怎樣的？

　　過去這一年，一系列媒體報道以各自的視角回答了這個曾經無人關心的問題。在這些報道中，職校學生借由作者的文字，面向公眾講述自己的故事。TA們有自己的愛好，有或痛苦或快樂的過往，也有關於未來生活的期待。在翻篇如流水的媒體行業裏，這些故事只是浪花一小朵，但它們確實呈現了一些可能性。

　　社會學會社｜不被看見的職校世界人物｜「他們對於生活的想象不是這樣的」正面連接｜40%：「毫不重要」的中職世界谷雨實驗室｜落地之前，拽回那個「壞同學」

　　澎湃思想市場｜職業教育的困境：從不可見的職校生，到無保障的勞動力極晝工作室｜困在流水線，一個職校生的逃跑計劃打工談｜讀職校是混日子嗎？

　　當然，我們還應該期待更多。事實上，許多職校學生擁有表達的熱情，也完全有能力用各種方式進行自我表達。在B站搜索「職業教育」或「職校」，你會發現，不少熱門up主現在或曾經是職校學生，TA們在用第一人稱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嘗試讓更多人看見TA們眼中的職校生活。

　　2021年秋天，長期關註職業教育、服務職校學生的公益團隊HOPE學堂在職校開展了面向職校學生的戲劇工作坊。12月，學生們共同演出了一出戲《影子》。在由乒乓球室改造成的舞臺上，學生們面向觀眾，徐徐講述著。

　　「在高中，在大學，那些學生的文化成績真的比我們好，但，我們何必自暴自棄？」「後來18年的9月上初中，剛上初中就學壞了，學會打架。不過初中三年，我們班連續三年籃球比賽冠軍。」「2020年8月，不想去讀書，專業也沒幾個自己想要的，很迷茫，就選擇去電子廠打工。2021年8月26日，不想再打工了，覺得學歷很重要，父母給我找好了學校。」「上技校的不一定沒有上高中的好，上技校有上技校的好處。上高中有上高中的好處，上技校的可以學技能。」「讀高中並不是唯一的出路，就如同通往廣場的路不止一條。」這一年來，關於職業教育、職校學生的討論變得更加豐富，人們的認知空間也在不斷拓寬，一些固有的偏見正在被打破，一些成型已久的隔閡正在融化。但這些還不夠，我們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靈活又有力的聯結被創造出來。

武漢市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導言：環衛工群體之於城市衛生整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國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個部門聯合下發《關於進一步保障環衛行業職工合法權益的意見》，後全國多個城市相繼製定和發布所在地區環衛工的相關權益保障規定。但由於環衛工群體地位在城市長期隱形、話語權的失衡，公眾及工人對於環衛政策的細則、執行及監管情況皆無法得到恰當的了解和反饋。本走訪報告希望通過對武漢環衛工的訪談和交流，可以協助公眾和工人更好了解環衛行業的權益現狀。

　　武漢市是中國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有超過3.6萬的雇傭環衛工參與到城市的日常市政保潔和垃圾處理工作。針對環衛權益，2018年湖北住建廳等部門首次發布《關於加強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號）（下稱「《通知》」），確立了政府對於穩定提高環衛工待遇、勞動保障以及改善工作環境的職責。2020年6月武漢市多部門發布《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旨在細化和進一步提高武漢環衛工人的相關工資待遇。

　　為了了解武漢環衛工權益具體狀況，2021年上半年，筆者走訪了武漢三鎮核心城區，包括洪山、武昌、漢陽、江漢、江岸等區，與近20名環衛工交流和訪談，對基本情況進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訪情況受限於樣本代表性和溝通深入程度的影響，並非能夠概括全部的工作狀況，但足以一窺武漢環衛工人的基本處境。

　　武漢環衛工多數來自於湖北省內地區，但以非武漢人為主，從業人群主要為40-60歲之間的老齡群體，走訪接觸到的工人亦有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超齡工友。武漢各城區環衛工的雇傭體製多以區政府直接雇傭為主，其中武昌區省政府周邊、江漢區全區以及負責大橋周邊清潔的工人為外包例外。直雇與外包兩者之間工資待遇差別不大，月均收入多在2200-3000之間；但在工作量和工作強度上，外包環衛工負擔稍大。

　　備註：本走訪報告數據采自2021年3月份，當時武漢最低工資仍未調整，中心城區為1750元/月；2021年9月起，武漢最低工資調整為2010元/月。因此環衛工人2022年收入應該相應調高，月基本工資應為2613元/月（最低工資130%），加上其他補貼等可至4000元左右，但實際落實情況如何，仍有待考究。

　　01 走訪概要

　　經調研走訪，可初步看到《通知》和《十件實事》兩策在具體落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

　　因為缺乏足夠的透明性（如工資條等）和來自工人方面的監督，工人難以根據自身收入來監督相關環衛單位是否落實「環衛工基本工資為最低工資130%」的規定。此外，部分區域環衛工存在過度加班卻缺乏加班費的情況，實際到手收入也與政策不相符。

　　勞動保障方面，「五險一金」的強製政策並沒有在環衛行業廣泛落實，環衛女工退休待遇推遲到55歲才可辦理，對勞動者的養老和醫療等權益造成明顯侵犯。高溫津貼按日支付的方式，提供了環衛單位少發或不發津貼的灰色地帶。企業同樣沒有深入落實職工帶薪年假相關規定，管理上長期存在「以罰代管」慣性，而外包企業則甚至存在通過縮減人手、拉長路段和工人工作量的方式來增大牟利空間。

　　02 工作安排與工資待遇

　　工作排班與加班工資

　　走訪了解，武漢環衛行業的日常工作排班在各區主要為兩種模式，全天12小時工作製或7-8小時工作製。其中洪山區環衛與武昌區（由北京環衛集團外包的部分區域）采用「每日工作12小時」的安排，工人每天從早上5點或6點上班，中午只獲準有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其他區域則采取早晚班8小時製的模式（如5:00-10:30am和2:00-4:30pm)，但江漢區外包商以及武昌環衛（直雇區域）采取每日7小時製。在休息日方面，除漢陽區環衛工人有每周雙休外，其余各區工人均只有單休，即每月僅休息4天。

　　如上所述，基本上環衛工每月均存在大量的加班時長。但依據國家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洪山區和武昌區（外包區域）的「12小時工作製」下，工人每月實際加班工時超過96小時，已經涉嫌違反了《勞動法》。而武昌環衛（直雇區域）和江漢環衛則涉嫌采取「7*6工作製」以規避周末雙休的雙倍加班費。

　　談及加班工資，所有受訪環衛工均表示不知有周末雙休兩倍加班費的存在。對於節假日的三倍加班費，工人表示支付的金額不盡相同：洪山區為187元/天，武昌（外包）為240元/天，武昌（直雇）為190元/天左右，漢陽區為200+/天，江漢區為124元/天，而晴川橋上環衛工則表示無節假日加班費。而根據《十件實事》規定，「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現階段（2021年）武漢環衛工人雙休加班費標準應為209.12元/天，節假日為313.68元/天，顯然現實與政策存在巨大落差。

　　年終獎、工齡工資與崗位津貼

　　據《十件實事》提出，「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武漢環衛工人理應享有工齡工資和年終獎的福利保障，但具體多少未有公布。同時崗位津貼方面，根據1997年中央文件《關於調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環衛工人崗位津貼標準的通知》規定，城市一線環衛工人崗位津貼不低於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數計算。

　　走訪了解，每個區發放年終獎的情況和額度均有所不同。其中洪山環衛與武昌環衛（直雇）為1000元左右，年底發放，老員工會稍微多一點點；而漢陽環衛和江岸環衛年終獎為3000元左右，整體外包的江漢環衛每年年終獎僅有500元；而同樣外包的武昌環衛（外包）和晴川橋環衛工則沒有發放年終獎工資。

　　對於工齡工資，了解到僅有洪山環衛與漢陽環衛設有工齡製度，一年工齡為30-50元/月，300元/月封頂；其余各區環衛工均未有工齡工資。至於國家設定的環衛工崗位津貼一項，經走訪可基本確定武漢並未發放此項津貼，環衛工亦未曾聽聞。

　　每月工資收入與政策規定有出入

　　武漢環衛工整體普遍反應自身工資水平低下，多年未有調整工資標準，而工作量則因為人手減少或外包後增大。現階段多數環衛工人的工資收入處在2200-3000之間，扣除社保相關支出，部分工資低至1800元/月。

　　工資待遇標準相對較高的為洪山環衛，其日班每月收入約為3500元（稅前），夜班為4000元左右。但須額外提醒的是，洪山環衛每日為12小時工作製。同樣為12小時工作製的武昌環衛（北京環衛外包）僅2700元/月。漢陽環衛稅前工資為2800元左右，內含200元扶單車補助。武昌環衛（直雇）、晴川橋環衛與江漢環衛收入相近，均為2200元左右。

　　根據武漢《十件實事》規定，2021年中心城區環衛工基本工資應為2275元（為最低工資的130%），以每月做六休一、每天8小時的常規工作製度計算，環衛工每月應得稅前收入應不低於3300元/月，還不包括工齡工資、崗位津貼及相關額外績效獎等。針對洪山武昌等12小時工作製的工作安排，環衛工應得收入依法會比上述更多。

　　03 勞動福利保障

　　五險一金與女性工人退休問題

　　武漢環衛在社會保障保障上存在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五險一金」的繳納普遍性問題，另一個為女性工人允許退休年齡限製問題。

　　針對「五險一金」，幾乎所有工人均表示所在單位均允許工人自行放棄繳納社保，對於瀕近退休年齡的工友也存在勸告不繳社保的情形（洪山區）。其中洪山、武昌（直雇）、江漢及晴川橋環衛均只有購買「五險」而不繳納住房公積金，符合條件且單位允許繳納的工友，每月僅扣除300+左右的「五險」部分；而漢陽和江岸環衛工則普遍均繳納完整的「五險一金」，共約600元左右。僅武昌環衛（外包）未給予任何工人繳納社保及公積金，存在嚴重的違法行為。在整體上，武漢環衛的社會保障的強製性覆蓋上仍然存在問題，這導致實質上絕大多數環衛工人在達退休年齡前幾乎不可能滿足「領取養老待遇」的15年繳費年限要求，勞動者的養老和醫保等權益無法保障。

　　在女性工人退休年齡方面，所有受訪環衛工友均表示需滿55歲單位才可辦理退休及領取養老金。根據國家規定，「參保人員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即男年滿60周歲、女幹部（管理或技術崗位）或靈活就業人員年滿55周歲、女工人（操作、生產或服務崗位）年滿50周歲，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以上的人員，可辦理正常退休，享受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待遇」。環衛女工屬於一線服務職工，理應可在50歲辦理退休。但武漢環衛單位均要求女工只可在55歲辦理退休，不可提前，變相令符合退休條件的女性環衛工少領取五年的養老金待遇。此規定涉嫌違反國家的相關退休規定。

　　高溫費、工服與年休假

　　根據湖北省防暑降溫相關規定，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防寒保暖費，其中夏季高溫費為，每人每天12元（6-9月）。但是，據武漢環衛工人反饋，武漢市並未有發放冬季防寒保暖費，而夏季高溫津貼則是依據具體高溫天數進行發放。僅有當日高溫度數超過35度才會計發補貼，按日計算。這種計算方式直接導致武漢各區高溫津貼發放額度參差不齊，各區環衛單位自行確立發放金額，工人難以通過測算高溫天數數量進行監督。如洪山區要求工人將多發的高溫津貼退還單位，武昌環衛工四個月津貼累計僅為110-130元，而江漢區環衛所獲得津貼也在120-200元間不等。武漢環衛工人最終獲得的高溫津貼遠低於全國其他城市。

　　年休假方面，依相關法律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可享有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為10天；已滿20年的為15天。然而， 武漢環衛行業對此保障極為欠缺：其中武昌（直雇）、江岸及漢陽等區環衛工，無論工作年限長短僅有5天年假；而洪山、武昌（外包）、江漢及晴川橋環衛皆從未享受過年休假的勞動保障，多數工人參加工作已超過10年。勞保工服方面，據《通知》規定為環衛工每年發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裝、夏裝、冬裝、背心和連帽雨衣各2套、服裝顏色統一為橘黃色，具有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標識作用。但走訪獲知，環衛工每年或每隔幾年僅獲發「夠用」數量的工服，具體數量不定，但工人表示明顯少於規定。

　　04 工作管理和勞動規範

　　以罰代管普遍存在

　　武漢環衛行業同樣存在普遍性的「以罰代管」的管理行為，各區工人均有所提及，扣分罰款的數額從10元-200元上限不等，多數人都有被罰過。環衛工人表示，針對地上的綠色垃圾，如樹葉等，管理人員會進行提醒；但針對白色垃圾（如紙巾、塑料等），若被質檢人員看到拍照，一次至少會被扣10-20塊錢，有時候則20-50塊不等。公司會安排專門人員進行巡回檢查和拍照，若在崗位看不到人（如上廁所時間過長），固定時間內未迅速回崗位，或者崗位有垃圾存留，則會進行扣罰。其中晴川橋地區扣分比較嚴重，單次扣罰可達70元。

　　外包公司工作路段過長

　　走訪中根據工人的描述，我們對工人個人作業路段進行了距離上的大致測算，結果發現對於外包雇傭關系的環衛工，其所作業路段遠遠超過政府直雇的環衛工作強度。其中武昌環衛（外包）及江漢環衛工都表示，其日常的個人負責工作路段長度大約1km左右（除非個別鬧市街區），原本是有2-3人共同負責，但近一兩年逐漸減少到1人崗位，工作量大大翻倍。相比之下，洪山區、武昌（直雇）以及漢陽區環衛工負責的路段長度則處於200米-400米之間不等，總體的作業面積相近。

　　工人未持有勞動合同和工資條

　　根據《勞動合同法》與《工資支付條例》，勞動者應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並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各執一份，每月單位需定期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走訪了解，武漢各區環衛工均未獲發每月工資條明細；雖多數簽訂了勞動合同或勞務合同，但環衛單位也未發還合同，由工人留存備份。這導致整體上工人對自己的工資組成結構以及合同細則的知情和監督權缺失。

　　武漢市環衛工權益必讀（2022年版）

　　導言：本文為武漢市環衛工人權益必讀，綜合武漢相關法律條文和政策撰寫，可用於印發給工人，進行勞動法的科普教育。但需註意的是，法律條文與實際執行存在諸多差距，了解具體執行情況詳見：《武漢環衛行業權益狀況走訪報告（2021年）》

　　武漢市是作為我國中部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常住人口超過一千萬，有超過3.6萬的環衛工為城市的整潔有序保駕護航，疫情期間工友們更是堅守崗位、高負荷工作。疫情暴發以來，其中有57名環衛工感染新冠肺炎，一人不幸去世，全市環衛工人為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貢獻。作為環衛工，我們值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待遇和尊重。

　　2018年湖北住建廳等部門首次發布《關於加強環衛工人權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號）、2020年6月多部門再發布的《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規定了武漢環衛工享有工資福利待遇。這篇文章將綜合網絡資料和上面政府文件進行解讀，詳細講述在武漢的環衛工友的具體工資待遇標準和存在的問題，供廣大工友們學習。

　　01 基本工資與加班費：月基本工資收入不得低於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30%，2022年環衛工月基本工資提高到2496元。

　　《十件實事》規定，「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逢政策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相應調整」。2021年9月開始，湖南省政府規定，中心城區最低工資從1750元調整到2010元，即2022年環衛工基本工資提高到2613元/月。

　　現階段中心城區環衛工基本工資應為2613元（從2021年9月以來），每小時工資為15.02元（120.14元/天）。平日延長加班工資應按照每小時150%計算，即22.53元/小時；周末/雙休加班為雙倍工資30.04元/小時（240.32元/天），法定節假日加班為3倍工資45.06元/小時（360.48元/天）。

　　02 五險一金：公司每月必須為環衛工繳納五險一金，工人部分：五險不低於392.22元/月，公積金不低於130.65元/月；超齡環衛工需辦理城鄉保險；全體環衛工應購買意外險。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上述即為常規所講的「五險一金」，是用人單位必須給予勞動者的保障。社保保險和公積金的繳費基數一般為工人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來進行確定。對於很多超齡的工友，《通知》規定，環衛單位應將超齡環衛工人納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其辦理參保和領取相關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同時針對所有環衛工人，單位應免費提供意外傷害保險。

　　03 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保暖費：高溫補貼每天12元（6-9月）；低溫保暖費沒有公開金額標準。

　　《通知》中規定環衛工享有夏季高溫津貼和冬季防寒保暖費。其中夏季高溫費為，每人每天12元（6-9月），若每月上班26天計算，可得高溫補貼312元/月。註意：單位不得用防暑降溫飲料、藥品等勞動保護用品費用沖抵高溫津貼；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高溫津貼。環衛工也享有「冬季防寒保暖費」，但武漢市政府沒有公開金額標準。

　　04 環衛津貼：國家標準環衛崗位津貼5元/日，標準嚴重落後於其他城市。

　　1997年中央文件《關於調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環衛工人崗位津貼標準的通知》規定，城市一線環衛工人崗位津貼為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數計算。武漢沒有出臺新文件提高工人崗位津貼，工友們可參考國家標準。但是5元/日的標準已經遠遠落後其他國內一線大城市，西安規定環衛工崗位津貼為每天25元，上海崗位津貼為23元/天，廣州為20元/天，深圳為18元/天，武漢急需跟上步伐。

　　05 勞動保障：單位需提供充足勞保用品、每年一次免費體檢及環衛休息房，和特殊環衛救助基金，各地可發放霧霾天氣作業補貼《通知》規定為環衛工每年發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裝、夏裝、冬裝、背心和連帽雨衣各2套、服裝顏色統一為橘黃色，具有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標識作用。此外，環衛單位需提供充足的作息用房，可以提供工人休息、更衣、洗浴，並具備取暖納涼、微波爐熱飯等功能。

　　依規定，單位每年必須要為工人組織一次免費體檢，體檢應至少包含血液和心肺、 腸胃功能檢查，體檢費用應不低於500元/人。此外，單位也有責任發放霧霾天氣作業補貼。單位要建立環衛工人特殊困難救助機製，幫扶作業過程中意外傷害事故頻發、因病致貧等的環衛工人，設立大病救助和困難幫扶等專項救助基金。需要救助的環衛工請積極聯系工會或單位申請救助金。

　　06 環衛住房補貼與子女教育：環衛單位有責任提供宿舍或提供租房補貼；環衛子女可隨遷接受本地義務教育。

　　政府《通知》明確規定，政府和環衛部門應多渠道解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特別是外來環衛工人的住房困難問題。為環衛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集體宿舍或臨時宿舍；若無法滿足，則需要發放租房補貼。《十件實事》也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環衛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區統籌安排接受義務教育，解決其後顧之憂。」 ，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按照「相對就近」原則安排就讀，以公辦中小學為主，不收取借讀費，學校不得拒收。

　　07 其他合同規定：環衛企業須嚴格落實工資條發放、勞動合同簽訂以及年休假等規定政府《通知》規定需向環衛工人每月發放工資條列明明細避免工資不透明，同時嚴格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保障年休假、探親假等權益。

　　帶薪年休假：「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按歷史累積年限計算，而非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

　　探親假：「（1）探望配偶，每年給予一方探親假一次，30天。（2）未婚員工探望父母，每年給假一次，20天，也可根據實際情況，2年給假一次，45天。（3）已婚員工探望父母，每4年給假一次20天」。

　　08 環衛工資福利製度不完善：「年終獎、工齡工資」標準不明確、節日慰問金缺乏關註

　　《十件實事》提出，「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武漢環衛工人享有工齡工資和年終獎的福利保障，但具體多少不清楚。

　　建議環衛工友可參考廣州、蘇州等地的標準：廣州環衛工享有每一年工齡計30元補助，15年工齡則每月享工齡工資450元；廣州環衛工全年可得2400元節假日慰問金，上海等地環衛工也享有額外的技能培訓和補貼，50-250元/月不等；蘇州環衛工則可享有一個月年終獎及1000元春節慰問金。

　　09 武漢環衛工人工資待遇總結

　　綜合上述的解讀，武漢環衛工人的工資待遇組成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高溫補貼+崗位津貼，以及每年一次免費體檢，同時環衛企業亦有責任為冬季防寒保暖費、足夠勞保用品和環衛休息房等，至於工齡工資和年終獎政策有規定但是標準未明確，需要環衛工人主動爭取。

　　據武漢城管環衛處數據，目前，武漢市合同製環衛工人2020-2021年間月均收入為2300至2500元（不含五險一金和加班費）。2019年武漢人均消費月均2570元左右，2019年武漢全年平均收入已達8170元/月，比每個環衛工友每月收入的3倍還多。這個工資標準現階段仍然非常之低，遠低於其他同類一線城市，如成都環衛工3500元、廣州平均收入達4500-5000元。

　　可見武漢環衛工資待遇明顯遠遠落後於工人在城市的自身生存需要，也與武漢經濟發展嚴重不匹配，環衛工的各項工資福利待遇仍然需要提高。環衛工友可以依據政府《通知》和《十件事》文件，積極向公司和政府部門主張自己的權益，落實工齡工資和節日補貼、提高崗位津貼，改善待遇，讓自己的勞動價值得到尊重，行動會帶來改變。

　　附錄：《關愛環衛工人十件實事》

　　由市城管執法委、市人社局、市財政局等七部門，2020年6月3日聯合發布一、授予政治榮譽。勞模、五一勞動獎章等稱號推薦向環衛先進工作者傾斜，發揮表彰激勵作用，落實先模人物的政治生活待遇。

　　二、加強社會宣傳。結合「五一勞動節」「環衛工人節」等節日，加大環衛系統典型人物、事跡宣傳力度，樹立行業先進示範標桿；通過各種媒體平臺，廣泛動員、引導市民群眾自覺維護環境衛生，減少車窗拋物、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營造關心環衛工人、尊重環衛工人勞動成果、理解支持環衛工作的社會氛圍。

　　三、改善作業條件。根據不同作業區域和季節變化，優化作業班次安排。提高作業定額，定期更新環衛作業設施設備，提升現有各類環衛車輛、清洗設備等性能，全市建成區主次幹道機械化作業率達到95%以上，減少人工作業強度。

　　四、加強勞動保護。製定武漢市環衛作業防護標準，保障作業裝備規範化。依法落實環衛工人職業病防治措施，為環衛工人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建立健康監護檔案。規範作業著裝，根據實際需要發放春夏裝、秋冬裝和帶有安全警示標識的作業服裝。開展環衛工人職業衛生和作業防護培訓，指導環衛工人做好自身防護。

　　五、完善救助機製。城管、工會、婦聯等部門利用自身資源，為環衛工人提供法律維權服務。利用現有網上救助平臺或爭取熱心環衛事業的基金組織、社會團體募集資金，為因重大變故導致生活困難或患病傷殘的環衛工人給予救助。健全環衛作業風險保障機製，為環衛工人購買意外傷害等商業保險。

　　六、落實薪酬增長。建立與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環衛工人薪酬動態增長機製。一是合同製環衛工人（含勞務派遣工）基本工資按照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130%確定，逢政策性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相應調整，並納入環衛作業服務招標合同內容。鼓勵有條件的區按照限低不限高的原則確定。二是按照國家法律或省市相關規定，足額為環衛工人繳納五險一金，發放加班工資、高溫津貼等補助。工會代表環衛工人就發放工齡工資、年終獎金等內容，與環衛企事業單位進行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三是積極開展勞動技能競賽與技術創新，結果運用與獎勵工資掛鉤。

　　七、提供相關福利。為符合條件的環衛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利用現有公房、改造環衛設施、配設輔助用房等方式，為環衛工人提供集體宿舍或臨時宿舍。保障環衛工人休息休假權，落實帶薪年休假製度。將環衛工人納入工會會員管理，每年足額繳納會費，享受會員福利待遇。市、區每年組織符合條件的一線先進環衛工人帶薪療休養。

　　八、關心職工生活。各區結合自身實際，多渠道為環衛工人提供就餐、飲水、休息等便利。一是低溫雨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特殊時期可實行集中供餐送餐，有條件的單位開放城管系統單位食堂，根據實際情況試行收取成本費用，環衛工人在保潔服務區域範圍內共享內部食堂資源。二是提檔升級環衛作息間或租用門店，為環衛工人提供休息點，並具備取暖納涼、微波爐熱飯等功能。三是聯系一批公共機構（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學校、銀行和加油站），為環衛工人提供免費餐點或茶水、微波加熱器具。每年夏季高溫及春節期間組織開展環衛工人慰問活動。

　　九、安排子女就學。對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環衛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區統籌安排接受義務教育，解決其後顧之憂。

　　十、保障身心健康。將定期體檢納入環衛作業服務招標合同內容，環衛企事業單位應每年組織環衛工人進行健康體檢，體檢費用不低於500元/人。建立心理疏導製度，聘請心理咨詢師對環衛工人尤其是高風險作業人員做好心理輔導和疏導，暢通訴求表達渠道。

工人階級談勞動條件

作者 勞動觀察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導言: 「行業剪報」關註基層服務行業動態，為你呈現與服務業勞動者利益息息相關的核心資訊。本期剪報摘取1-2月份核心新聞。時隔半年，滿幫、貨拉拉、T3出行等新業態運輸平臺再次被監管部門約談；疫情下，網約車司機遭遇困境；柬埔寨「血奴」事件發酵引發公眾對互聯網虛假招聘的關註；還有一線服務業勞動者挺身而出，利用社交媒體曝光企業用工中的違法行為。

　　01 滿幫、貨拉拉等8平臺再遭約談，計價和抽成規則司機缺位#平臺企業  #權益保障

　　1月20日，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對滿幫、貨拉拉、滴滴貨運、快狗打車等4家互聯網道路貨運平臺公司再次進行約談，對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美團出行等4家網約車平臺公司進行提醒。

　　監管部門指出近期有新業態運輸司機集中反映平臺存在隨意調整計價規則、上漲會員費、誘導低價惡意競爭等問題，侵害了勞工的權益。要求有關企業就以上問題立即整改。

　　除此之外監管部門還提出平臺應積極參與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堅持公平競爭；在製定或調整涉及司機群體切身利益的計價競價規則、收入分配規則、會員費等經營策略時，要公開征求司機、行業協會的意見建議，並提前一個月向社會公布；要持續優化派單機製，科學確定從業人員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避免超時勞動和疲勞駕駛。

　　這已不是上述平臺企業第一次被約談。2021年5月14日，交通運輸部等8部門就對滴滴出行、首汽約車、曹操出行、美團出行、T3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滿幫、貨拉拉、快狗打車等10家交通運輸新業態平臺公司進行聯合約談。約談內容也是計價規則不透明、上漲會員費等問題，可見時隔半年，這些存在於交通運輸新業態企業的勞權頑疾仍然存在。

　　2月24日的交通部新聞發布會中，交通部稱會將把「實施交通運輸新業態平臺企業抽成『陽光行動』」作為2022年更貼近民生實事之一。

　　在網約車方面，督促主要網約車平臺公司向社會公開計價規則，合理設定本平臺抽成比例上限並公開發布，同時在駕駛員端實時顯示每單的抽成比例。

　　在道路貨運方面，督促主要道路貨運新業態平臺公司向社會公開計價規則，合理設定本平臺訂單收費金額或抽成比例上限、會員費上限等，並向社會公開發布。

　　要求平臺公開計價規則，設置合理抽成上限固然是好事，但在新聞評論區中，也有從業者質疑到：「什麼樣的比例全合理的，這定的什麼規定？？？滴滴說百分之五十抽成是合理的，行嗎？？？」點出了政策的不足，形成合理抽成規則還需要平臺司機的發言權，建立平臺司機參與規則製定的健全機製，而不能止步於政府監管與平臺單方面的自我約束。

　　新聞來源：

　　證券時報：滴滴貨運、滿幫等8家公司被監管約談！啥情況？網絡貨運平臺或迎強監管…網約車情報局：剛開的會，關於網約車「抽成不合理」問題，即將開始行動，確保取得實效！

　　02 蘇州、深圳T3網約車司機罷工，要求減租金、退車#網約車司機  #罷工

　　2月21日，上百名T3司機聚集在蘇州市T3出行線下服務點，集體罷工抗議。

　　據一名參與罷工的司機表示，由於蘇州疫情影響，司機收入下滑嚴重，每天收入僅100元左右，不夠車輛租金。面對司機的這種境況，T3出行的租金卻一分不降，許多司機因為收入嚴重下滑申請退車，也遭到拒絕。因此司機們決定在2月21日發起罷工，齊聚線下服務點，要求T3出行就減免租金、退車等事項給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本次蘇州疫情期間，T3出行組織蘇州市的T3司機組成誌願車隊，運輸核酸樣本、醫護人員，並在官方網站上大肆宣傳，展示「企業社會責任」，博得口碑和名譽。平臺依靠司機的默默付出給品牌貼金，但卻對疫情下司機的困境不理不睬，虛偽面目暴露無遺。

　　本次罷工是蘇州市T3司機近四個月以來的第二次罷工，2021年11月2日，因為平臺調整獎勵政策導致司機收入下滑，200多名司機齊聚T3出行在蘇州的線下服務點罷工抗議。

　　無獨有偶，在同樣遭遇疫情的深圳，2月28日，數十名T3司機在路邊拉起橫幅罷工抗議。深圳的T3司機在疫情影響下收入同樣嚴重下滑。司機們向平臺多次反映後，平臺既不降低租金，對申請退車的司機要求扣除金額不等的違約金，因此司機選擇罷工。

　　2021年七月以來，為搶占因滴滴打車受挫而空出的市場空間，T3出行大規模擴張。過去半年多以來，T3公司已因大規模開放司機加盟、將合約司機轉為加盟司機、更改獎勵政策下調司機收入等行為導致大量司機不滿，集體行動頻發。

　　新聞來源：

　　司機指南：T3出行再次出現大罷工，同一城市間隔不到4個月，T3在自食惡果？

　　營運車公社：T3出行再現大罷工？深圳T3司機罷工要求平臺減免租金！

　　03 報告揭示騎手勞權歷年變化趨勢

　　#外賣騎手  #權益保障

　　1月19日，公眾號「致誠勞動者」發布了一篇針對全網1907份外賣騎手勞動糾紛有效判決的普查報告，揭示了外賣騎手勞權的歷年變化趨勢。

　　我國外賣行業用工形式在十年內發生了諸多變化。最早是由平臺直接與騎手簽合同建立勞動關系，由平臺直接管理的專送模式；之後繼而誕生了不建立勞動關系，更加「自由」的眾包模式。專送模式到後來則繼續發展為騎手與外包配送商建立勞動關系，受外包配送商而非平臺管理的外包形式；專送模式在近兩年，甚至發展出了騎手受A公司管理，由B公司發工資，由C公司繳稅的「網絡狀外包」形式。

　　與外賣行業用工形式的變化伴行的，是外賣市場壟斷局面的形成：由最早的多家外賣平臺競爭，逐漸發展到美團、餓了麼兩大巨頭壟斷。

　　隨著外賣市場壟斷趨勢的發展，用工形式隨之變化。外賣平臺在壟斷優勢下無需再以比競爭對手優厚的待遇去招聘騎手。數據清楚顯示，勞權糾紛的判決數量呈每年上升趨勢，其中判決數量最多的是騎手受外包配送商管理、發放工資的「直接外包」用工形式，數量排第二的則是「網絡狀外包」形式。然而，由於「網絡狀外包」的用工形式中，勞動關系的錯綜復雜也有可能使得騎手求助無門，勞權糾紛甚至無法立案，判決數量相對較低可能是一種「幸存者效應」，同理眾包騎手較低的判決數量背後也可能有類似原因。

　　報告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判決來自專送騎手——即客觀上建立勞動關系，受嚴格勞動管理的全職騎手。但即使是這樣，在「直接外包」的用工形式下，騎手的勞動關系認定率為85%左右，在「網絡狀外包」的形式下，勞動關系認定率降到了35%～50%，可見「網絡狀外包」的用工形式在相當程度上為雇主逃避了責任。

　　新聞來源：

　　致誠勞動者：大統計：全國哪個地方的騎手最難打贏官司？

　　04 家政公司「輕松到家」，被曝光多項違法用工行為#家政工  #違法用工

　　1月23日，微博網友「涼水小青蛙」在微博上爆料了知名家政公司「輕松到家」存在多項侵犯員工權益的行為。深圳輕松到家是一家聚焦於家庭生活服務市場，業務涵蓋鐘點家政（鐘點保潔、鐘點做飯、鐘點家務等）、長期家政（家務保姆、月子保姆、育兒保姆等）、家政職培等。

　　博主「涼水小青蛙」於2021年11月30日入職「輕松到家」成為一名全職保潔師，在工作過程中，她發現了公司存在多項侵犯員工權益的行為，並且遭到工資拖欠。在向管理層申訴公司的違法行為後，她被踢出員工群，並被違法開除。博主表示在「輕松到家」工作的保潔阿姨的權益普遍遭到了侵害，只是礙於年紀較大、文化水平不足等原因無法發聲。

　　據爆料，「輕松到家」存在著以下違法用工的行為，包括：侵犯員工隱私、拒絕勞動合同副本由員工持有、不繳五險一金、請假肆意扣錢、克扣工資、不按時發放工資、惡意辭退工人等。

　　「涼水小青蛙」在微博上號召網友轉發，並要求「輕松到家」給出公開道歉，但並未得到「輕松到家」的公開回應。

　　除此之外，在「涼水小青蛙」的微博評論區以及知乎上，亦有曾在「輕松到家」工作過的家政工人控訴企業的違法行為。

　　05 連鎖餐飲「真阿婆水餃」拖欠工資，員工直播討薪#餐飲  #違法用工

　　1月26日，微信公眾號「打工人看社會」發了一位名叫小飛的工友的爆料。小飛於2021年10月14日入職西安市知名連鎖餐飲店「真阿婆水餃」，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公司在用工存在著種種違法行為侵犯了TA的權益，並且發現公司拖欠了員工十二月及一月份西安疫情停工期間的基礎工資。在向領導據理力爭後，其被踢出工作群並開除。

　　但小飛並沒有放棄維護自己的權益，而是選擇通過自媒體曝光公司的侵權行為，並且申請勞動仲裁。

　　在公眾號「打工人看社會」發布的文章中，小飛曝光在他入職真阿婆水餃後，公司並未跟TA簽訂勞動合同，也未給他繳納社保。除此之外，TA還指出公司未給員工支付工作日加班、周末節假日上班的加班費，卻通過罰款的手法對員工施加嚴苛的勞動控製，克扣工資。值得註意的是，勞動法規並未給予企業對員工進行罰款的權利，這種任意製定的罰款管理是違法的。盡管雇主通過罰款對員工進行勞動控製在基層服務業和製造業是相當常見的行為。

　　小飛還提到，門店領導為了討好老板，使喚員工在領導前來視察前突擊搞衛生，將地板拖了七次。當小飛在工作中受傷時，領導一再強調TA的受傷跟公司沒有任何關系，並要求他帶傷繼續工作。在冬至日時，門店部分員工連軸轉工作16小時，卻沒有加班工資。這些情況展現了餐飲服務業一線員工惡劣的勞動處境。

　　在1月26日文章發出後，真阿婆水餃的領導找到小飛，給小飛發放了部分停工期間工資試圖息事寧人，但小飛並未被收買，堅決要全數拿回自己應得的全部權益。由於通過勞動仲裁維權對於普通勞動者來說成本太高，因此小飛決定在元宵節當天去門店門口通過發傳單等形式維護自己的權益，曝光公司的違法用工行為，並通過微信視頻號進行了視頻直播。

　　在直播討薪過後，真阿婆水餃為包括小飛在內的全體員工補發了停工期間工資，並私下對小飛作出了更多讓步。小飛通過自己的勇敢和得當的策略維護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權益，值得所有遭到不公正對待的基層服務業勞動者學習。

　　新聞來源：

　　打工人看社會：西安真阿婆水餃非法用工，未成年工人勇敢討薪直播討薪初戰告捷，未成年工人繼續鬥爭

　　勞動監察大隊已介入，西安真阿婆水餃未成年工人討薪最新進展06 網紅餐飲新消費陷寒冬，喜茶、文和友、墨茉點心局裁員#餐飲  #裁員

　　2022開年，喜茶、文和友、墨茉點心局等網紅餐飲品牌接連曝出裁員消息。

　　據新浪財經2月9日報道，喜茶在年前啟動裁員，將裁30%員工，信息安全部門全部撤裁，門店拓展部門被裁50%，被裁的員工將獲N+1補償，也可被調去其他部門。

　　盡管後來喜茶官方聲稱公司不存在大裁員，而是年前的正常人員調整優化，但在小紅書、微博、脈脈等社交平臺上卻有自稱喜茶員工或前員工的網友發帖稱自己遭遇了公司壓工時、「砍班」等操作，被迫離職。根據媒體《天下網商》對喜茶離職員工的采訪，喜茶的裁員從去年10月份開始就初現端倪。喜茶規定一線員工每月總工時需達到200小時，但在排班上卻嚴格壓縮員工工時，甚至少計工時，導致部分員工被扣底薪與全勤補助，甚至有員工因工時不足遭開除。此外，N+1的裁員補償也並非對所有被裁員工落實到位。

　　2月16日，據「快消」報道，網紅餐飲品牌「文和友」也在年前開啟裁員，一些部門被裁人數超過60%。除了裁員，「文和友」的員工還遭到了工資克扣：「文和友」員工每月的工資並非足額發放，而是會有10%績效工資押到年底與年終獎一同發放，而2021年「文和友」並未發放年終獎。

　　2月18日，據《中國企業家》報道，墨茉點心局在春節前裁撤了40%的品牌員工，公司將從過去以打造品牌為中心，轉型為以運營為中心。

　　發生裁員的三家餐飲新消費品牌近兩年都在融資加持下大規模擴張，擴張後面臨了單店收入下降、水土不服、運營混亂等問題。去年的8月份則成為新消費行業從熱到冷的轉折點，曝出裁員消息的三個新消費品牌的融資進程都停留在去年8月前後。在新消費前兩年所依賴的「社交媒體種草、爆品引流、高密度搶占商圈」的「網紅打法」下，為了提高品牌估值，餐飲新消費品牌盲目擴張，而實際盈利能力不足，造成泡沫，最終慘淡收縮，致使大量員工面臨被裁員的困境。

　　新聞來源：

　　開菠蘿財經：「文和友們」被曝裁員，集體過冬？

　　天下網商：開年就大裁員？喜茶一線員工爆料：無年終獎、無補貼界面新聞：文和友被爆大面積裁員還克扣員工工資07 柬埔寨「血奴」事件，網絡平臺虛假招聘引關註

　　#虛假招聘 #58同城

　　2月12日，一男子遭遇網絡詐騙被拐至柬埔寨「抽血賣錢」的報道，在中文互聯網上傳播並引起熱議。該男子自稱是在「58同城」平臺上看見一份廣西邊境地區的招工信息，前去應聘，結果被詐騙集團拐去做「血奴」。

　　盡管後來「58同城」及警方經過調查否認了該男子遭遇的真實性，但此事件引發了公眾對「58同城」等平臺虛假招工信息泛濫的關註。「58同城」的微博評論區被憤怒的網友攻陷，大量網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被騙經歷。

　　「58同城」上虛假招工信息已不是第一次進入公眾視線。早在2018年6月，澎湃、央視等媒體就曾報道，從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到近年60起通過「58同城」、「趕集網」發布虛假招工信息的詐騙案例中，248名被告人通過發布虛假招工信息進行詐騙，超過5500名被害人受騙，詐騙金額近億元，甚至有人落入賣淫窩點、詐騙集團。當時新聞曝光後，「58同城」承諾推出求職者保障計劃，與警方聯合打擊網絡黑產。

　　但三年過去，虛假招工信息仍然屢見不鮮。2022年2月25日，媒體燃財經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58同城」，累計投訴量達9711條。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以「58同城」、「詐騙」為關鍵詞檢索，涉及文書為3887篇。可見虛假信息已是此類平臺的頑疾。

　　互聯網招聘平臺上的虛假招工信息往往都有一定的套路。一種是以優厚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吸引他人前來應聘，之後巧立名目對應聘者收取各種「培訓費」「信息費」「服務費」等，最後在收費後將應聘者拉黑；另一種虛假招工則是給應聘者提供與招工信息描述相差甚遠的工作，而拒不退還中介費。

　　在媒體燃財經的報道中，財經評論員吳其倫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通常只有付費企業才能在58同城等招聘平臺上查看求職者簡歷，獲取聯系方式等，「換言之，平臺賺了騙子公司的錢，平臺與之存在合作關系。」他分析稱，受害者也是通過平臺聯絡到了騙子公司，「平臺成為了騙子與受害者間的橋梁。」新聞來源：

　　燃次元：2022年了，58同城上「騙子」還是很多差評：我現在總算是知道，58同城哪來那麼大的民憤了。

　　鋅刻度：小心58同城上的招聘陷阱，數千人上當08 2021年新業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

　　#平臺零工 #生存狀況

　　1月28日，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薪寶科技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了《2021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從收入、保障、工作強度、負債情況五個維度，對網絡貨運司機、網約車司機、即時配送員、到家服務員、快遞員這五個主要的新業態零工職業進行調研。

　　從調研結果可以看出，在五個行業中，年收入最高的是網絡貨運司機，能達到100774元，排第二的是共享出行司機，年收入為90191元。但由於這兩個行業零工從業者往往需要支付貨車、網約車的貸款，TA們的負債壓力也較大。調研顯示，從職業分布上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月還貸3000元以上人數占比在35%，其中網絡貨運司機及共享出行司機該數據高達40%以上。

　　調研還顯示，絕大部分的新業態零工從業者的月收入均在7500元以下，同時40%的新業態零工從業者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總的來說，網絡貨運與網約車司機相比其他群體，收入水平較高且保險保障覆蓋面更廣，但由於車貸等原因導致負債壓力亦較大；快遞員及即時配送群體，其收入相比偏低且工作強度過高情況更普遍，但依然不改對職業前景樂觀積極的態度；到家服務員群體，工作強度過高情況好於其他群體，但面臨收入低，保險保障覆蓋有待提升的問題。

　　新聞來源：

　　薪寶零工經濟研究院最新發布！《2021年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生存狀況排行榜》

人類社會的經濟邏輯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在《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之中，曾經分析過，任何政治運動，都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基礎。

　　政治理論分析：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組織，能一毛不拔，零成本獲得絕大多數組織成員的無限忠誠，並能推廣復製，那麽此人或這個組織，就可以零成本組織政治運動，這顯然違背《政治運動的經濟邏輯》總結的結論。

　　一通演講、洗腦或法術，就可以讓成員無條件忠於某個人或某政治組織，讓成員自費參加政治運動，並不斷發展新成員。這種脫離經濟基礎的政治行為，在短期內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長期看，是完全不現實的。

　　說到底，人是要吃飯的。肉體承受的饑寒交迫會迅速撲滅頭腦中脫離物質基礎的狂熱。

　　即使宗教，這樣看似從神哪裏獲得合法性的組織也不能免俗：一個成功的宗教領袖，必須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質資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誠、最神聖的，在現實之中，他必須是世俗，絲毫不能放松對物質資源的追求。

　　只有這樣，這個宗教組織才能一方面舉辦宏大的宗教儀式、提供醫療服務、物質救濟，吸引信徒，一反面供養數量龐大的脫產、半脫產的神職人員，讓這些神職人員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義，對數量更龐大的教徒進行精神輔導（或控製）。當然，如果物質資源更加豐富，還可以建立宗教審判所和僧兵，對任何敢對該組織教義提出異議的異端進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宗教組織，也要求成員在加入組織之後，捐獻財產——天上的神不食人間煙火，凡間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決現實社會之中的物質問題。

　　如果一個組織不能維持穩定且足夠的物質基礎，那麽各種政治意誌就無法從上向下貫徹，組織本身必然分崩離析。

　　對個人來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同樣沒有無緣無故的忠誠。

　　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意識是物質世界的反映的話，人的意誌是不能脫離物質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質世界的影響。

　　電影《啊，海軍》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經濟邏輯，劇情論證了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真理。

　　電影內容並不復雜。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農、單親的窮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學畢業，是一個潛在的赤色分子。

　　在軍訓中，他表達了自己對軍訓的不滿，被教官訓斥——“讀書，讀個屁！聰明人容易變成赤色分子！”

　　為了繼續念書，他同時報考了免費的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和學費高昂的日本帝國大學預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學校。

　　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島報道。不久，平田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向分隊長提出退學，被分隊長（教官兼班主任）岡野大尉拒絕並被四年級學生森下毆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

　　此時的平田以上尉軍官的身份積極參戰，對戰爭已經毫無抵觸情緒。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參加過瓜島爭奪戰並負傷回國的平田在傷愈後，去江田島擔任教官。

　　此時的平田已經是少校，對江田島校長招自己回國任教表示異議，要求上戰場。

　　1945年，已經在校任職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戰場，地點是沖繩島。

　　此時，日本正在對美搞神風特攻，大量飛行員作為人肉炸彈，駕駛戰機沖撞美國軍艦。前往沖繩顯然難逃一劫，有去無還。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務，前往沖繩。

　　故事至此結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歲陣亡在沖繩。

　　是什麽原因，讓平田從一個左翼青年，潛在在赤色分子變成了狂熱的日本軍人？是簡單的洗腦和舊日本軍隊內部上級軍官對下級軍官、老兵對新兵瘋狂的虐待嗎？事情顯然並不這麽簡單。

　　《啊，海軍》這部電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轉變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晉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個佃農家的單親孩子，靠母親種地維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債繳納學費完成了學業。

　　平田去給地主女兒補習功課，在地主家蹭飯，減少自家的口糧支出。那時，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其實也拿不出學費。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對自己和自己同階級的勞動者的處境不滿，希望改變社會。

　　他進入江田島海軍學校以後，生活質量馬上發生了質的飛躍。

　　大家可以看到，他聽說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錄取的時候，手裏拿的是什麽？沒錯，是汽水。在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莊稼的時代，這絕對是稀罕物。

　　從他進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那一天起，他的經濟地位和生活質量就不斷上升。

　　他剛進校，聽說自己被第一高等學校錄取，要從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退學的時候，向分隊長提出要借海軍的軍服去報到，因為他甚至沒有一身完整、體面的衣服。

　　幾年以後，他從海軍軍官學校畢業，以中委身份，陪同長官去高級餐館吃飯的時候，已經西裝革履。這幾年之中，他不但生活優渥，還請了自己讀書的欠賬，還置辦了一整套行頭。

　　戰爭爆發前夕，地主家的小姐來東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時，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經逆轉，當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飯的窮孩子，現在他已經是帝國海軍的軍官。他直接婉拒了對方。

　　當時日本的經濟並沒有蓬勃發展，而是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國內矛盾尖銳激化，因此爆發了二二六兵變。

　　參與二二六兵變的軍官煽動士兵的話，讓人聞之動容：“國民苦不堪言，你們家人也一樣吧？老農吃不上自己種的糧食，在滿洲前線的士兵的姐妹要靠賣身才能活命……”

　　在一個“國民苦不堪言，姑娘還沒有牛馬值錢，政客和財閥們卻越來越富”的時代，在全民階級跌落的時代，他的生活質量卻在不斷穩步提高。

　　平田是聰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勢上漲的待遇與戰爭之間的關系。大蕭條的時代，階級固化的日本，出身貧苦的他，離開海軍，能幹什麽？能過什麽樣的生活？當政治家嗎？當大資本家嗎？當地主嗎？顯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親一樣當佃農，最多在村公所當一名貧寒的小職員。

　　海軍的地位、能獲得的物質資源與他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密切相關，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關。如果沒有對外擴張的政策，也許為了鎮壓國內勞動人民陸軍的地位和待遇還會較高，但是海軍顯然不會有這樣的地位和待遇。海軍、陸軍彼此敵對，互稱對方為馬鹿的原因，說到底，就是在國力貧窮的背景下，爭奪有限的物質資源。

　　對平田來說，反對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對自己的生活。雖然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惡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經大幅改善了。他從一個左翼青年，變成了一名職業軍人。他不再考慮國內政治，而是考慮如何在對英美的戰爭中善戰能勝。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軍人，平田孑然一身，國民的苦難，對他來說，相對間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學同學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陸軍軍官學校，因為牽掛自己深愛著的在東京工作卻沒有音訊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對左翼。不久，本多在東京色情區見到了已經成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後，訓斥阿信，質問她怎麽不去死。他準備替阿信贖身的時候，阿信卻羞愧自盡。

　　阿信死後，本多的政治態度也迅速轉向，成為一名堅定地支持戰爭的日本軍人。最終，本多戰死在瓜島。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質量沒有發生這樣質的飛躍，而是被不斷克扣軍餉，甚至裁軍、失業，或者，他們都有父母、妻兒、兄弟姐妹要牽掛，他們是否還會發生這樣巨大的思想轉變，六親不認，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農村窮人家出身的聰明孩子。除了軍職和軍餉，他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對外戰爭，就沒有他們已經擁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如果戰爭失敗，他們將一無所有。與其說忠於日本帝國或者日本軍隊，不如說忠於他們自己。他們寧願去死，也不願意接受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跌落。兩個人都選擇戰死，為戰友報仇是一方面，已經預期到戰爭即將失敗，一旦失敗，自己將一無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無疑問，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戰後必然大裁軍。作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戰爭中幸存，也大概率會失業。與其在貧困中屈辱地活著，不如在戰場上戰死。當然，兩個人都沒有預期到太平洋戰爭結束不久，中國解放戰爭爆發，國民黨反動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舊軍官，也沒有預期到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重新武裝日本。所以，兩個人都選擇了以死相拼，孤註一擲。

　　可以預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沒有戰死在瓜島和沖繩，在戰爭中幸存，晚年大概率也會是美化日本戰爭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國神社祭拜自己戰友，投票支持右翼政黨，為美化侵略戰爭，為軍國主義招魂。

　　由於大蕭條和太平洋戰爭，許多日本家庭陷入極度貧困。讀軍校不需要錢，所以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是很多窮人家孩子的選擇。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報考軍校，並不是對戰爭感興趣，打算做一個優秀的軍官，而是想找一個免費讀書的地方。這些人出身貧寒，聰明好學，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當年如此，平田擔任分隊長時，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親說，只有在江田島才能學習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征召上戰場。

　　但是，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有充分地信心把這些不想當軍官的窮人家的孩子轉變為立場堅定的軍官。

　　平田在江田島讀書時的分隊長岡野大尉和四年級學長森下下士曾經談論平田。森下認為平田內心仍然不願意當一名海軍軍官，在使用各種方式抵觸。岡野大尉則認為平田過一段就會成為出色的海軍軍官。事實證明，岡野大尉看事情更準確。岡野大尉當年，大約也和平田一樣，不情願進入海軍學校，最終卻順利的轉變了思想。所以，岡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當年。最終，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島完成了思想的轉變。

　　拋開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場轉變的是非以及江田島的軍國主義色彩不談，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轉的過程。

　　一個人轉變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訓話、反省和懺悔，而是外部現實世界的物質基礎。讓一個人思想轉變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語言的刺激、反復的懺悔和傳銷式的洗腦，而是改變他所處的物質環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經濟和社會地位。

　　江田島和海軍有充足的預算，讓新生和未來的軍官過上他們從未體驗過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讓左翼分子進來，右翼軍官出去。

　　江田島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預算，就是轉變這些年輕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島的預算充足，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提高，他們自然會考慮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徑選擇，並轉變思想，讓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選擇。否則，沒有預算，或者預算大幅下降，新生們的生活質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註入棒，那就會赤色分子成群結隊，非出兵變不可了。

　　從統計上看，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個人，沒有背叛自己經濟地位的階級。絕大多數的人的意識，都支持對自己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發生轉變，他們的思想也會發生轉變。個別人可以因為理想等原因忠於對自己現有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不利的領袖、組織、政權和政策，絕大多數人則絕無可能。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他們忠於自己的理想，不如說他們忠於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於二戰前夕的日本軍隊，就要給予他們在經濟全面蕭條期，逆勢上漲的經濟利益。同理，要絕大多數人忠於自己，必須真正給予絕大多數人足夠的物質好處，真正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共建國成功的要素，毛左共產黨的精神領袖毛澤東總結為“二桿子”，即槍桿子和筆桿子。對於鄧右共產黨來說，它維持自身的政治統治也離不開“二桿子”。槍桿子是資產階級的暴力機器，但只靠暴力機器，是無法維持長久的統治的。資產階級的筆桿子，就是為維持其自身統治服務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一書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製造出來的“關於自身的幻想”。意識形態有兩個核心特點:第一，它代表的是剝削階級的利益；第二它用虛假的普遍利益（即全面利益）來掩蓋特殊的階級利益。恩格斯指出：“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利益……”

　　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就用這種虛假的普遍意識來將無產階級動員起來為其反封建的目標服務。那時候的資產階級還具有進步性，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是代表普遍的“人類”利益的。但是當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後，感受到無產階級威脅的資產階級逐漸喪失了把握社會現實的真誠性，作為其意識形態的虛假意識遂轉變為一種虛偽意識。

　　在現代社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無孔不入，製造出了大量的“精資”。所謂“精資”，就是現實中處於無產階級階級地位的人，卻自覺站在資本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為剝削自己的資本家說話。無產階級要想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第一步就是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實現從自發階級到自為階級的轉變。

　　那麽，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有什麽樣的表現呢？

　　佐伊概括為三點：

　　第一，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最本質特征，其本質就是把結構性的社會的階級問題轉化為個人問題。在這種意識形態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掃除了封建社會中基於身份、血緣的等級製和不平等，人人都享有機會均等的權利。如果你是一個成功的資產者，那一定是依靠你自己的個人奮鬥；而如果你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失敗者，那也一定是自己個人的問題。結構性的階級不平等就在個人奮鬥的雞湯中被合法化了。資產階級是虛偽的，他們馴化擁有批判精神的基層人民的時候使用內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信奉的實際上是外歸因的世界觀，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接觸任何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他們不認為個人努力可以改變惡劣的歷史社會條件對人生的支配，他們自己的子女絕對不可以在普通的學校接受教育。

　　第二，發展主義。所謂發展主義，通俗來說就是把階級問題轉化為蛋糕不夠大的問題:與其分好蛋糕，不如做大蛋糕。只要蛋糕做得足夠大，那麽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發展的福利。這種發展主義也可以概括為“涓滴效應”，比如所謂的裏根經濟學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比如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然後先富會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民族主義。簡單說來，就是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民族主義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且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越是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的時候，民族主義的惡臭就越會散發出來。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就在全球資本主義面臨普遍性大危機的背景下，資產階級把階級矛盾轉化成民族矛盾的後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資本主義一直沒有走出衰退的困境。在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擡頭，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就是典型代表。

　　從總體來看，意識形態反映了剝削階級的特殊利益，但是它為了能夠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必須在形式上以“普遍”的面貌出現，表達一些貌似“公共”甚至底層的要求。正如齊澤克所說：“意識形態普遍性的恰當形式證明了（至少）兩種特殊內容的鬥爭：表達了被統治大多數所秘密渴望的‘公共’內容，表達了統治階層利益的特殊內容。”他舉例說，納粹的反猶主義也反映大眾的一些普遍性要求，它的產生難道“不是基於對真實的共同體生活的烏托邦式渴望，不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非理性的完全拋棄嗎？”

　　現在回過來看，30年代的日本法西斯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資本”的面貌出現的。比如日本法西斯主義教父北一輝所寫的革命綱領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主要表達了兩個思想：第一是要對權門富人毫不留情的打擊，嚴懲資本，追求均貧富；第二是要極力迎合日本年輕人，揚言通過對老賊的討伐和戰爭，為年輕人尋找出路。1929年的大蕭條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使得日本社會貧富分化更加嚴重，年輕人的怨恨走向失控的邊緣，使得北一輝主義在日本社會迅速壯大，逐漸成為年輕人中的主導思想。

　　因此，這幾年在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普遍“反資”情緒，既是一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它到底會走向何方，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真正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迷霧，取決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一黨專政不會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

　　工人階級應該審慎的思考建立兼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與防止官僚特權以及官僚專政還有極權計劃經濟的制度設計，避免屁股決定腦袋與人性就是階級性的普遍規律把原本的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成一黨專政的極權國家。

漫談勞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從哲學高度看，勞動是主體、 客體和意義的內涵集成體。

　　勞動，通常是指能夠對外輸出勞動量或 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勞動是人維持自我 生存和自我發展的唯一手段。按照傳統的勞動分類理論，勞動可分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大類。

　　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 特殊形式。在商品生產體系中，勞動是 勞動力的支出和使用。 馬克思給我們下了這樣的定義：「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力的買者消費勞動力，就是叫勞動力的賣者勞動。」 [1]

　　分類方法

　　1、勞動分為： 簡單勞動和 復雜勞動兩大類；2、傳統的勞動分類方法置疑

　　照傳統的勞動分類理論，勞動可分為： 腦力勞動和 體力勞動兩大類。因為人的內在存在主要矛盾即人的意識主體與生命本體間的矛盾。人的任何行為都是這對矛盾的外在化，都是他們的綜合性結果。體力與腦力的勞動是指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沒有完全分割體力或者腦力勞動。這在表述上不等於兩者的分隔，恰恰是兩者的實踐上的統一，這源於概念與實踐本身的關系。

　　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為了確定勞動的分類方法，首先應對人類運動的形式進行分類。人類機體是由眾多生理系統、組織或細胞有機地組合而成的，其中每一個系統、每種組織和各類細胞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各司其職，井然有序地通過新代謝來完成各種生理、心理和精神功能，以維持和發展整個機體復雜的生命運動。可以把人類機體的各組成分完成規定功能的過程稱為人的主體運動。從不同的觀察角度來看，人的主體運動可分為若幹種不同形式。如，根據生理功能的不同，可分為消化運動、 呼吸運動、血液循環運動、生殖運動、分泌運動、神經運動等根據控製方式的不同，可分為自主運動與隨意運動，總的看人的行為過程都是意識與生命的總體運動。

　　人類運動

　　根據參與運動的人體主流系統的不同，人類運動可分為腦力運動、體力運動與生理力運動。

　　體力運動

　　體力運動是指以人體肌肉與骨骼的運動為主，以大腦和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為輔的主體運動，如步行、挑水。體力運動是所有動物具有的運動形式，生物進化到一定程度，就形成動物的運動系統。體力運動的形成使動物一方面能夠通過改變自己與外客觀事物的空間距離，以靈活地選擇客觀事物和外部環境；另一方面能通過肌肉和骨骼形成一定的機械作用力來改變事物的數學與物理性質，如空間位置、形狀尺寸。任何體力運動的形成、維持和發展必須依靠機體其他生理系統的參與，並為之提供物質、能量和信息，因此體力運動必然伴隨著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

　　腦力運動

　　腦力運動是指以大腦神經系統的運動為主，以其他生理系統的運動為輔的主體運動，如思考、記憶等。 第二信號系統的形成與發展是腦力運動得以產生的前提條件，低等動物的大腦由於不具備第二信號系統，不能相對獨立地進行腦力運動，它只是為體力運動或其他運動提供必要的本能控製信號，從屬於其他形式的運動，因此腦力運動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運動形式。

　　生理力運動

　　生理力運動是指除了體力運動和腦力運動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生物組織主體運動。廣義地講，生理力運動是一切生物都具有的運動形式：對於植物來說，有光合作用、蒸騰作用、呼吸作用等；對於動物來說，有消化運動、呼吸運動、血液循環運動、生殖運動、分泌運動、神經運動等。任何形式的生理力運動都可歸結於細胞的運動，而細胞的運動實際上就是一個物質和 能量代謝的過程。人的生理系統通過一定的生理力運動對所獲取的食物進行消化、吸收、傳輸和能量轉換，為整個生理系統的正常運行提供所需的物質和能量，以保證機體協調一致地運行。

　　簡單勞動

　　簡單勞動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一般勞動者都能勝任的勞動，無需特別的技術專長、知識和技能訓練，簡單勞動一般表現為體力勞動（跟『復雜勞動』相對）。

　　基本概念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然而，勞動復雜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一、勞動復雜度的傳統觀念　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純觀念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主要根源於人們頭腦中某種觀念上的差異，持不同社會觀點的人會對勞動復雜程度提出不同的排列順序。觀念來自於人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人們既然能在某種觀念上區分復雜勞動與 簡單勞動，就必然存在某種客觀原則，使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得以區分。

　　培養費用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完全是由於培養教育費用上的差異，即培養一個復雜的勞動力要比培養一個簡單的勞動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培養教育費用。然而，培養費用的提高是形成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復雜勞動的真實內涵。培養費用上的差異只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外部表現的差異，並不是兩者本質上的差異.

　　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按勞動技能質量水平的高低劃分的。然而，到底什麽是「技能質量水平」？應該采用什麽樣的手段來度量或比較不同的「技能質量水平」？他們並沒有闡述清楚。實際上，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只能反映出勞動者在進行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技術方面等外部特征上的差異，而不能準確反映勞動者內部所付出的勞動量上的差異。

　　社會交往與交換或社會關系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倍比關系，取決於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所存在的一般社會關系。然而，人類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都是其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價值關系本身。勞動力商品的交換所反映的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的倍比價格關系，只是它們的倍比經濟價值關系的市場表現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倍比價值關系本身。

　　勞動對象上的差異

　　有人提出用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他們認為勞動的復雜性取決於勞動對象（包括勞動手段、勞動工具）的復雜性，應該采用那些能夠反映勞動對象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復雜性的具體參數來描述。然而，這種方法存在三個問題：①各種不同性質的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性通常不具有「可通約性」，因而難以相互比較和統一度量；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並不代表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對象本身所固有的某種自然屬性，而後者則代表勞動者在對勞動對象發生作用時，其行為所表現出的技術特性；③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又在本質上區別於勞動行為所引起的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後者則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內部反應形式。持這類觀點的人還認為，腦力勞動的復雜度與它所處理的信息量密度成正比。事實上，信息量所反映的是腦力勞動對象的自然邏輯特性，而不能反映勞動者的內部反應特性。由此可見，勞動對象的復雜度與勞動的復雜度如同工作量與勞動量一樣，有著嚴格的區別。

　　熱量消耗上的差異

　　此外，還有人從勞動過程所消耗的熱量情況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總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勞動復雜度的客觀本質

　　據 卡爾·馬克思的《 資本論》所述，提高 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 勞動強度；②提高 勞動熟練度；③提高 勞動復雜度。提高 勞動密度在資本主義社會會提高 剩余價值的 產生 量。由於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 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

　　勞動復雜度的生理機能

　　人的勞動復雜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現為勞動技術質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內部特征上表現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積累。人類機體（特別是大腦）是一種特殊的信息載體，它通過某種生物化學形式來承載各種信息，其生理機製是某些機體組織、細胞（尤其是大腦神經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機體的組織、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內部組織的相互協調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腦的各神經組織之間，以及它們與感覺器官、運動器官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對於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勞動對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與意誌信息）是指大腦皮層各興奮竈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暫時神經聯系，有利於提高對外部或內部刺激信號（尤其是第二信號系統）進行處理和反應的能力。總之，機體每增加一條信息都標誌著機體的某些組織或細胞之間增加了一條新的生物化學聯系。　由此可見，勞動復雜度提高的生理機製是機體內部建立和發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學聯系。人的勞動復雜度越高，各種生物化學聯系就越多、越復雜。

　　勞動復雜度的精確定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馬克思提出的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　G=Mlb/Mlbo （3-28）則 Mlb=G×Mlbo （3-29）

　　將此式代入（3-23）式，

　　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這裏需要做幾點說明：（1）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勞動強度保持不變，則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保持主勞動密度不變，那麽，就必然會引起勞動強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崗之前進行適當的 技術 培訓，可以較大幅度地減輕上崗後的勞動強度。　（3）由於受到勞動者生理極限、行為極限和精神極限的製約，勞動強度的增長是非常有限的，而勞動復雜度的增長卻是無止境的。

　　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相對的關系。同樣的勞動，相對於某一勞動可能是復雜勞動，而相對於另一勞動可能屬於簡單勞動，關鍵在於它的比較對象是什麽，在於它所比較的附加勞動密度有多大。對應於不同的比較對象，勞動復雜度可分為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相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稱為相對勞動復雜度，用Gx（或G）來表示，即　Gx=Mlb/Mlbo （3-32）　則 Mlb=Gx×Mlbo （3-33）　其中，Mlbo為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則　Mlbo=（∑Mlbi）/n （3-34）　顯然 ∑Gxi/n=1 （3-35）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任何社會區域的社會平均的相對勞動復雜度為1。　由於勞動量來自於勞動潛能，而勞動潛能又來自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因此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來自於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3-26）可得　Wlbo=（1+Rx）×Sbo （3-36）　將此式代入（3-30）式，可得　Ml=（I+1/Y）×G×Mlbo　=（I+1/Y）（1+Rx）×G×Sbo （3-37）　則 Ql=Ml×Tt　=（I+1/Y）（1+Rx）×G×Sbo×Tt （3-38）絕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之比值稱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用Gj來表示，即　Gj=Mlb/EMRbo ?（3-39）　即 Mlb=Gj×EMRbo （3-40）　其中，EMRbo為社會成員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它是指勞動者在不參加任何勞動時的能量代謝率（這個定義不同於醫學和生理學方面的定義），則　EMRbo=（∑EMRbi）/n （3-41）　最低層次的簡單勞動是動物式本能勞動，不含有任何智能成分，它所消耗的勞動潛能是純食物能量形式的勞動潛能，因此可采用能量代謝率作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的比較對象。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體力勞動在整個人類勞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人的能量代謝率與基礎能量代謝率相差越來越小，因此可以用社會的平均能量代謝率來代替社會的平均基礎能量代謝率，即　EMRo≈EMRbo ?（3-42）　其中 EMRo=（∑EMRi）/n （3-43）　由（3-30）、（3-40）式可得　Ml≈（I+1/Y）×Gj×EMRo （3-44）　人們通常所講的勞動復雜度是指相對勞動復雜度，因而可用G來代替Gx。

　　復雜勞動

　　復雜勞動是指具有一定技術專長的勞動，而獲得這些技術專長和知識，需要經受專門的培養和訓練。 復雜勞動等於倍加或自乘的簡單勞動。

　　復雜勞動是指具有一定技術專長的勞動，而獲得這些技術專長和知識，需要經受專門的培養和訓練。 　　復雜勞動等於倍加或自乘的簡單勞動。

　　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和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裏有不同的標準，因而這種區分是相對的。但是在同一國家的同一時期內，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 　　商品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是就同種商品而定的，生產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勞動復雜程度是不同的，價值量如何確定呢？是通過「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頁）來確定的，即通過把一定量的復雜勞動化為多倍的簡單勞動來實現的。少量的復雜勞動可以等於自乘或多倍的簡單勞動，少量的復雜勞動的產品可以和多量的簡單勞動的產品相交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種交換比例的折合，是在生產者背後，在無數次的競爭和交換活動過程中自發確定的[1]。

　　勞動復雜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熟練勞動同樣比非熟練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高強度勞動同樣比低強度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

　　基本概念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然而，勞動復雜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在以下勞動復雜度的傳統觀念中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純觀念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主要根源於人們頭腦中某種觀念上的差異，持不同社會觀點的人會對勞動復雜程度提出不同的排列順序。觀念來自於人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人們既然能在某種觀念上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就必然存在某種客觀原則，使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得以區分。

　　培養費用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差異完全是由於培養教育費用上的差異，即培養一個復雜的勞動力要比培養一個簡單的勞動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培養教育費用。然而，培養費用的提高是形成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復雜勞動的真實內涵。培養費用上的差異只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外部表現的差異，並不是兩者本質上的差異。

　　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按勞動技能質量水平的高低劃分的。然而，到底什麽是「技能質量水平」？應該采用什麽樣的手段來度量或比較不同的「技能質量水平」？他們並沒有闡述清楚。實際上，技能質量水平上的差異，只能反映出勞動者在進行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時所表現出的技術方面等外部特征上的差異，而不能準確反映勞動者內部所付出的勞動量上的差異。

　　社會交往與交換或社會關系上的差異

　　有人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倍比關系，取決於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所存在的一般社會關系。然而，人類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都是其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而不是價值關系本身。勞動力商品的交換所反映的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之間的倍比價格關系，只是它們的倍比經濟價值關系的市場表現形式，而不是它們的倍比價值關系本身。

　　勞動對象上的差異

　　有人提出用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度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他們認為勞動的復雜性取決於勞動對象（包括勞動手段、勞動工具）的復雜性，應該采用那些能夠反映勞動對象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復雜性的具體參數來描述。然而，這種方法存在三個問題：①各種不同性質的勞動對象在其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性通常不具有「可通約性」，因而難以相互比較和統一度量；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並不代表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對象本身所固有的某種自然屬性，而後者則代表勞動者在對勞動對象發生作用時，其行為所表現出的技術特性；③勞動行為的復雜性又在本質上區別於勞動行為所引起的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前者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外部表現形式，後者則代表勞動行為復雜性的內部反應形式。持這類觀點的人還認為，腦力勞動的復雜度與它所處理的信息量密度成正比。事實上，信息量所反映的是腦力勞動對象的自然邏輯特性，而不能反映勞動者的內部反應特性。由此可見，勞動對象的復雜度與勞動的復雜度如同工作量與勞動量一樣，有著嚴格的區別。

　　熱量消耗上的差異

　　此外，還有人從勞動過程所消耗的熱量情況來區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

　　總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客觀本質

　　實踐表明，提高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勞動強度；②提高勞動熟練度；③提高勞動復雜度。由於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

　　生理機製

　　人的勞動復雜度的提高在其外部特性上表現為勞動技術質量水平的提高，在其內部特征上表現為生理、心理和精神信息的積累。人類機體（特別是大腦）是一種特殊的信息載體，它通過某種生物化學形式來承載各種信息，其生理機製是某些機體組織、細胞（尤其是大腦神經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其中：①生理信息是指機體的組織、細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內部組織的相互協調能力；②心理信息是指大腦的各神經組織之間，以及它們與感覺器官、運動器官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生物化學聯系，有利於提高機體對於外部環境的適應能力和對勞動對象的作用能力；③精神信息（包括智能、情感與意誌信息）是指大腦皮層各興奮竈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暫時神經聯系，有利於提高對外部或內部刺激信號（尤其是第二信號系統）進行處理和反應的能力。總之，機體每增加一條信息都標誌著機體的某些組織或細胞之間增加了一條新的生物化學聯系。

　　由此可見，勞動復雜度提高的生理機製是機體內部建立和發展了一些新的生物化學聯系。人的勞動復雜度越高，各種生物化學聯系就越多、越復雜。

　　精確定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G=Mlb/Mlbo ?(3-28)

　　則 Mlb=G×Mlbo (3-29)

　　將此式代入(3-23)式，可得

　　Ml=(I+1/Y)Mlb

　　=(I+1/Y)×G×Mlbo (3-30)

　　再代入(3-24)式，可得

　　Ql=Ml×Tt?

　　=(I+1/Y)×G×Mlbo×Tt (3-31)

　　這裏需要做幾點說明：

　　(1)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勞動強度保持不變，則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等比例地提高。

　　(2)當提高勞動復雜度時，如果保持主勞動密度不變，那麽，就必然會引起勞動強度的下降。例如，工人在上崗之前進行適當的技術培訓，可以較大幅度地減輕上崗後的勞動強度。

　　(3)由於受到勞動者生理極限、行為極限和精神極限的製約，勞動強度的增長是非常有限的，而勞動復雜度的增長卻是無止境的。

　　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是相對的關系。同樣的勞動，相對於某一勞動可能是復雜勞動，而相對於另一勞動可能屬於簡單勞動，關鍵在於它的比較對象是什麽，在於它所比較的附加勞動密度有多大。對應於不同的比較對象，勞動復雜度可分為相對勞動復雜度與絕對勞動復雜度。

　　相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稱為相對勞動復雜度，用Gx（或G）來表示，即Gx=Mlb/Mlbo (3-32)

　　則 Mlb=Gx×Mlbo (3-33)

　　其中，Mlbo為社會平均附加勞動密度，則

　　Mlbo=(∑Mlbi)/n (3-34)

　　顯然 ∑Gxi/n=1 (3-35)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任何社會區域的社會平均的相對勞動復雜度為1。

　　由於勞動量來自於勞動潛能，而勞動潛能又來自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因此平均附加勞動密度來自於平均基本生活水平，由(3-26)可得Wlbo=(1+Rx)×Sbo (3-36)

　　將此式代入(3-30)式，可得

　　Ml=(I+1/Y)×G×Mlbo

　　=(I+1/Y)(1+Rx)×G×Sbo (3-37)

　　則 Ql=Ml×Tt

　　=(I+1/Y)(1+Rx)×G×Sbo×Tt (3-38)

　　絕對勞動復雜度

　　勞動者的附加勞動密度與社會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之比值稱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用Gj來表示，即Gj=Mlb/EMRbo ?(3-39)

　　即 Mlb=Gj×EMRbo (3-40)

　　其中，EMRbo為社會成員平均的基礎能量代謝率，它是指勞動者在不參加任何勞動時的能量代謝率（這個定義不同於醫學和生理學方面的定義），則EMRbo=(∑EMRbi)/n (3-41)

　　最低層次的簡單勞動是動物式本能勞動，不含有任何智能成分，它所消耗的勞動潛能是純食物能量形式的勞動潛能，因此可采用能量代謝率作為絕對勞動復雜度的比較對象。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體力勞動在整個人類勞動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人的能量代謝率與基礎能量代謝率相差越來越小，因此可以用社會的平均能量代謝率來代替社會的平均基礎能量代謝率，即EMRo≈EMRbo ?(3-42)

　　其中 EMRo=(∑EMRi)/n (3-43)

　　由(3-30)、(3-40)式可得

　　Ml≈(I+1/Y)×Gj×EMRo (3-44)

　　人們通常所講的勞動復雜度是指相對勞動復雜度，因而可用G來代替Gx。

　　相互關系

　　生理力運動、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辯證統一關系。

　　生理力運動是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的基礎。

　　生理力運動是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存在的必要條件和基礎因素；體力運動是生理力運動不斷進化的產物，腦力運動又是生理力運動與體力運動不斷進化的產物；體力運動與腦力運動的強度要受生理力運動所能提供的物質和能量的限製。

　　體力運動又是腦力運動的基礎。

　　體力運動的直接性、多樣性、靈活性是神經系統不斷發展的客觀動力；腦力運動的基本設想最終必須由體力運動來實現。

　　腦力運動為體力運動確定了基本的發展方向。

　　腦力運動可以有效地引導和促進體力運動的發展，為體力運動提供了預見性和目的性，使體力運動有了明確的動機；為體力運動提供了主動性和創造性，使體力運動不僅用於適應環境，還可以用來改造環境；為體力運動在總體上確立了未來的發展趨勢，使得體力運動朝著提高靈活性和降低強度的方向發展；使得體力運動越來越多地與生產工具相結合，以產生越來越強的放大作用；使得體力運動越來越遠離直接的自然物而與人工物相結合，越來越遠離有形物質而與信息相結合；使體力運動的分工越來越細微，越來越專業化和復雜化。

　　體力運動為生理力運動確定了基本的發展方向。

　　體力運動可以有效地引導和促進生理力運動的發展：對於生產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類的手腳分工，使人類機體的生理結構產生了一系列變化；體力運動的成果改造了機體的生存環境，也使人類機體某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發生了變化；體力運動的復雜性促進了生理力運動與生理器官的復雜化和精確化。

　　腦力運動是人類最高、最復雜的運動形式。

　　腦力運動使人類從根本上區別於一般低等生物，使人類具有極高的預見性、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腦力運動具有無限的發展潛力，而生理力運動和體力運動的發展極為有限，它受生物規律的限製；腦力運動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製約和控製體力運動或生理力運動。

　　腦力運動、體力運動是生理力運動的特殊形式。

　　人的 運動系統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系統，體力運動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力運動；人的大腦神經系統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系統，腦力運動也可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力運動。

　　兩大類型及關系

　　1．以簡單勞動為主的類型

　　2．以復雜勞動為主的類型

　　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關系

　　商品的價值量同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有密切的關系。簡單勞動是指不需要經過專門訓練和培養的一般勞動者都能從事的勞動。復雜勞動是指需要經過專門訓練和培養，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技術專長的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形成商品價值量的勞動，是以簡單勞動為尺度的。復雜勞動等於自乘或多倍的簡單勞動，也就是說，少量的復雜勞動等於多倍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勞動時間裏，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簡單勞動的價值。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復雜勞動轉化為簡單勞動，不是商品生產者自覺計算出來的，而是商品交換過程中自發實現的。

　　簡單背景知識

　　能夠對外輸出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人類運動稱之為勞動。運動並不等於勞動，它還包括消費活動，勞動只是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人的消費活動與勞動往往是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消費活動中通常有勞動的內容，勞動也伴隨著一定的消費活動。人類的消費活動從其客觀目的來說，並不是為了主觀的享受，而是為了勞動做必要的生理、心理和精神上事前之準備和事後之補償。消費活動是為勞動服務的，是勞動的前提和基礎。區分勞動與運動既不能用「是否帶來痛苦」或「是否犧牲安樂與幸福」作為判斷依據，消費過程往往也會產生痛苦的感覺；也不能用「是否有產品輸出」作為判斷運動與勞動的依據，因為許多勞動（如學習、鍛煉和培訓等）並沒有直接的產品輸出。

　　勞動三大基本類型

　　體力勞動：體力勞動是指以人體肌肉與骨骼的勞動為主，以大腦和其他生理系統的勞動為輔的人類勞動。

　　腦力勞動：腦力勞動是指以大腦神經系統的勞動為主，以其他生理系統的勞動為輔的人類勞動。

　　生理力勞動：生理力勞動是指除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以外的其他形式的人類勞動。

　　一般的人類勞動由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按照不同的比例關系組合而成。通常意義上的腦力勞動是指那些腦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體力勞動是指那些體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生理力勞動是指那些生理力勞動占主要比例的復合勞動。例如，人口的生產過程雖然以生理力勞動為主，但也伴隨著一定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生理力勞動的具體形式

　　恢復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恢復和補償原有的生理性組織、器官和體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勞動。例如，當人的大腦受到輕微損傷時，其機體通過吸收適當的 營養物質並進行良好的精神調養以後，會逐步恢復大腦的健康；當產婦出現體質虛弱時，其機體通過吸收營養物質並將其轉化為適當的化學物輸送到相應的組織、器官和體液之中，用以恢復和補償其功能特性；當皮膚擦破時，機體就自動地修補好皮膚；當機體的血液損失時（如獻血），機體將通過肝臟等器官來製造新的血液。

　　加強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改善和加強原有生理性組織、器官和體液等功能特性的生理力勞動。當人的某些生理組織、器官和體液的功能特性處於正常狀態時，其機體通過某種生理力勞動來不斷地積累生理信息，以改善和加強這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例如，對人的某些組織或器官進行適當的、損傷性的物理或化學刺激後，這些組織或器官的功能特性不僅能很快地恢復，而且還能得到改善和加強。

　　生育性生理力勞動。

　　是指用以生產新生兒的生理力勞動。婦女在懷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生理力勞動將各種 營養物質和食物能量進行消化和吸收，並轉送到胎盤裏，又把胎盤所排泄的廢物排出體外；另一方面孕婦體內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狀態是胎兒生長發育的外環境，孕婦必須付出一定的生理力勞動來形成、維持和改善這種環境。

勞動和價值

　　勞動是人類適應自然的活動和改造的獨特方式

　　生產力就是人的 勞動能力、人的實踐活動的能力和生產的本質力量。

　　從本原看，生產力是具有 勞動能力的人，跟生產資料 相結合而構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 古猿通過 勞動轉化為人，形成 勞動生產力，是生產力形成的標誌和歷史上的開始，—— 恩格斯的觀點。

　　恩格斯對生物進化、勞動進化的看法是建立在科學水平的基礎上的。從完全的意義看，所謂 生產力，乃是 人類征服 自然、改造 社會和塑造 自我的能力，歸根結底， 是 人類的 本質 力量在 歷史中的全部展開。 [2]

　　任何耗散結構都具有一定的自組織 能力，它們在自組織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基因變異的方式來形成信息（包括正價值信息和負價值信息），另一方面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來選擇信息，並通過基因遺傳的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 生物信息的積累使 生物組織之間、及生物個體之間能夠產生越來強的相幹作用與協調作用，各組織的結構越來越精細，個體之間的 協作越來越和諧。

　　用信息標準衡量，人類無疑是 進化水平最高的生物，是生物進化藤蔓上最碩大的果實。但是，人類的進化與生物的進化並不完全相同。

　　人類進化過程在基因重組和機體結構創新基礎上增加了文化創造的內容，並且隨著進化水平的提高，文化創造的部分所占比例越來越高。 人類獨占的文化積累模式使人類形成了適應自然的獨特方式。在人類獨有的 文化積累中，勞動無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 恩格斯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3] 恩格斯認為，手的使用和語言、思維的產生，都是在 生產勞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正是由於勞動，人才得以從動物界中分化出來，所以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4]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的本質就是「消除不確定性」，而「消除不確定性」等同於「提高有序性，「提高有序性」就是「提高功能有序性」，「提高功能有序性」就是「增加 價值量」。

　　因此，勞動的根本作用和本質內涵在於改變系統的價值總量，即勞動是 價值的真正源泉。

　　人類勞動

　　人類在 勞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行為方式的變換與思維方式的變換來形成信息，通過價值判斷與價值評價來選擇信息，並通過經驗和能力等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發展和完善各種形式的擴展耗散結構（生活資料、 生產資料、社會關系、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來形成信息，通過價值判斷與價值評價來選擇信息，並通過科學與技術等方式來貯存和傳播信息。第三方面，勞動促進了手與腳的分工，使人學會了製造和使用工具；勞動促進了語言的產生，加速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勞動促進了大腦和機體的進化，加速了信息的積累與處理。

　　人類勞動分為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三種基本形式。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和生理力勞動都可以凝聚一定的信息，因而都可以產生價值增值，其中生理力勞動凝聚的信息通常是以生理信息的形式凝聚於人的機體之中，主要表現為機體健康性、身體靈活性、感官靈敏性、環境適應性、思維創造性等方面的加強，有時也表現為缺陷器官的修復與強化、體液與組織的彌補和替代等。人類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來源於生物進化，它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

　　由於生物進化過程非常緩慢，它所產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計，因此人類勞動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來源。於是，「信息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就基本上等價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了。總之，勞動之所以被確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並不是因為抽象意義上的定義，而是因為勞動在信息（包括人類機體的 生物信息）的形成、傳播、處理和運行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說勞動創造了所有價值，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勞動作用

　　人類的一切活動（ 經濟活動、政治活動與文化活動）在本質上都是價值的運動，都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價值不斷轉化、不斷循環、不斷增值的過程。這種價值運動具體表現為：使用價值、 勞動潛能、勞動價值與新使用價值的循環回路，所有復雜形式的價值運動最終都可以分解為若幹個這樣的循環回路，所有復雜的社會現象都是由若幹個這樣的循環回路有機地組合而成。圖1給出了一個直觀的經濟領域的價值模型，稱為 價值循環流量圖。

　　↓←—————←——————←—————←—————←↓ ∣→新的使用價值（生活資料）↑

　　使用價值→勞動潛能→勞動價值∣

　　（生活資料） ↑ ∣→新的使用價值（生產資料）↓↑———————←———————←

　　圖1 價值循環流量圖

　　一般情況下，價值的循環運行可分為三個基本階段：消費階段（使用價值→勞動潛能）、勞動階段（勞動潛能→勞動價值）、生產階段（勞動潛能→勞動價值）。

　　消費階段：使用價值向勞動潛能轉化。人們消費各種各樣的生活資料，雖然在主觀動機上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主觀需要，但在客觀目的上是為了維持和發展自己的勞動能力，更直接的意義是為勞動過程積累必要的 勞動潛能。通常把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轉化為勞動潛能的過程稱為消費。

　　消費效益：消費過程中產出的勞動潛能Qp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Qu的比值，定義為該消費過程的消費效益，用E1來表示，即E1=Qp/Qu (1)

　　勞動階段：勞動潛能向勞動價值轉化。勞動者在生產系統中通過具體的勞動方式，把勞動潛能釋放出來並轉化為勞動價值。通常把 勞動潛能轉化為勞動價值的過程稱為勞動。

　　勞動效益：勞動過程中產出的勞動價值Qv與投入的勞動潛能Qp的比值，定義為該勞動過程的勞動效益，用E2來表示，即E2=Qv/Qp (2)

　　生產階段：勞動價值向新的使用價值轉化。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價值與生產系統中的生產資料相結合，並作用於 勞動對象，使勞動對象的品質特性發生變化，從而增大其使用價值，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勞動價值向新使用價值的轉化過程。通常把勞動價值向使用價值的轉化和增值過程，稱為生產。

　　生產效益：生產過程中新增的產品使用價值Q′u與投入的勞動價值Qv的比值，定義為該生產過程的生產效益，用E3來表示，即E3=Q'u/Qv (2-33)

　　由價值循環流量圖可以看出，使用價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勞動潛能與勞動價值都是價值的具體形態，它們之間相互轉化、相互促進、互為前提，勞動價值不再是「抽象的」，它與使用價值一樣是具體的，屬於相同的範疇，它來源於使用價值，又服務於使用價值，它是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它是「勞動力」這種特殊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它與使用價值具有完全相同的度量單位。由於「 勞動潛能」是（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向勞動價值轉化過程中的過渡形式，它必須通過轉化為勞動價值以後才能真實地體現出來，不能算作價值的基本形態，因此價值的基本形態就是使用價值與勞動價值兩種。

　　勞動認識

　　人的勞動分為市場交易型勞動和自理型勞動。有價勞動是指生產和創造 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無價勞動是說將產品從這個地方運到那個地方。同樣是勞動，有時相對獲得的利益或報酬是不同的，價值不同，人的意義也就不一樣。

　　我們知道，投資是尋找東西和地方賺錢，這種勞動就是要獲得更多更大的利潤。沒有利潤的勞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調動人的積極性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創造財富，也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獲取利潤，更不是所有的勞動都能得到報酬。勞動是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生命的需要，更是人類發展、成長和存在的需要。我們通過勞動改變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因此，不同的勞動有著不同的收益，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追求有著不同的勞動，不同的職業有著不同的奉獻。

　　無論是有價勞動還是無價勞動，都是可貴的和值得珍惜的。苦也好，累也罷，勞動不僅有關人的健康和智慧，也有關人的快樂和美好。勞動使我們生活豐富多彩，勞動鍛煉和造就了我們人類。人的偉大其實就在於會勞動、能勞動和愛勞動。沒有勞動的人生是毫無意義的，能體現勞動的生活是充滿幸福的。

　　勞動證明我們不懶惰，勞動說明我們不貧窮，勞動表明我們不落後。只要我們想進步、想擁有、想改變，勞動一定能夠為我們實現。——選自 葉千華《 千華隨筆》「對勞動的認識」第104頁。

　　勞動的量

　　統一價值論認為，人的勞動量與他所消耗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之間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經過理論論證，提出：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采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四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製：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 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 勞動保險、 醫療保險和 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余。實踐表明，當勞動和補償不能和諧統一時，如果所消費小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余」，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一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一定的對應關系。

　　社會必要的

　　同一社會時期，勞動者的 消費熟練度不同，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潛能，消費熟練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費較少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就可以產生較多的勞動潛能，因此所謂「社會必要的」就是要求勞動者具有社會平均的消費熟練度；同一社會時期，勞動者的勞動熟練度不同，相同的勞動潛能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勞動熟練度高的人，只需要消耗較少的勞動潛能，就可以產生較多的勞動量，因此所謂「社會必要的」就是要求勞動者具有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度。

　　勞動強度

　　單位時間內，提供滿足社會目標客戶質量、安全、數量標準的數量越多，表示勞動強度越大。

　　背景知識：

　　馬克思認為：「增進勞動的強度，意思就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增加勞動的支出」，他還將 勞動強度定義為勞動的內含量或勞動的密度，並認為：「提高機器的速度，和擴大同一勞動者照管的機器的範圍」、「提高勞動的緊張程度，更加細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微孔」、「增進勞動的規律性、劃一性、秩序性、繼續性和能量」（《 資本論》第1卷第438頁）等都可提高勞動強度。然而，勞動的內含量或勞動的密度是什麽內涵呢？他並沒有闡述清楚。勞動強度是一個容易進行主觀感覺而不容易進行 理性抽象的概念。過去，人們往往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勞動強度。一是勞動者主觀感覺的 緊張性、疲勞性和痛苦性，二是勞動過程所完成的工作量密度。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強度的提高，對於勞動對象來說，加大了勞動者作用於勞動對象的力度（對於腦力勞動者來說，就是加大了大腦對於第二信號系統的處理力度），表現為工作量密度在增大；對於勞動者來說，加大了內部生理、心理和精神的緊張性和痛苦性，表現為勞動者用於補償勞動耗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增加。由此可見，提高勞動強度實際上就是提高主 勞動密度，並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的相對不變。因此，對勞動強度做出如下精確定義。

　　勞動強度：主勞動密度與附加勞動密度之比值，稱為勞動強度，用I來表示，即I=Mlt/Mlb

　　勞動熟練度

　　勞動熟練度提高的基本特征

　　我們經常看到這種現象：新工人在機床上操作時，開始總是感到笨手笨腳的，心理很緊張，動作遲緩，廢品率高，不安全性大，每天下班回家感覺很疲勞，身體許多部位感到疼痛。隨著 工作時間的增長，以上現象逐漸減輕並消除。這種現象是由勞動熟練度的提高而產生的。以體力勞動為例，熟練勞動行為有兩方面的特征：(1)與熟練勞動行為無關的多余動作逐漸減少，精神 緊張性逐漸消失。例如，兒童初學寫字時，常常是手指緊握筆桿，面部肌肉緊張，並且嘴唇撅起，眼睛歪斜，表現出一些多余動作和精神的緊張。(2)熟練勞動行為中各個具體動作之間在時間和空間排列上越來越緊湊，在功能特性上越來越協調一致，並具有越來越高的精確性和靈巧性。如優秀運動員的精彩表演、雕刻家的精美作品往往使人贊嘆不已，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熟能生巧」。第一個特征標誌著勞動者在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時所耗費的勞動量逐漸下降；第二個特征標誌著勞動者所耗費的勞動量不變時所完成的工作量逐漸增加。總之，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可歸納為一個基本特征：工作量不變，勞動量下降。

　　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

　　由心理學可知，大腦皮層的機能系統性最主要的表現是動力定型，簡稱為動型，它是大腦對一定的刺激物系統所產生的反應系統。動型：就是以幾個不同的條件刺激物（聲音、光線等）按一定時間間隔和順序組成為一個定型系統，對動物進行反復訓練，動物就會逐漸形成一個跟各個刺激物的強弱、性質以及相互關系相對應的穩定的反應系統。在這個反應系統中，機體對前一個條件刺激物的反應變成了後一個反應的條件刺激物，各個刺激物只具有始動作用，而各個反應的性質由整個定型系統來決定。在動型的情況下， 高級神經活動可免除一些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活動，用以保持神經系統的活動不受次要因素的幹擾，以減少能量的耗費。動型在人的身上表現為鞏固的、習慣了的行為動作、思維方式、情感取向等。體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是：人通過對某些具體動作按照固定的時間順序和 邏輯順序進行多次反復練習，使其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動型，從而逐步實現這一行動的自動化，從而逐漸減少機體內部的物質與能量的耗費（即勞動量的耗費）。例如，工人在操作機器方面、運動員在體育項目方面的熟練都是長期勤學苦練的結果。腦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與體力勞動熟練度的生理機製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發動型的一系列刺激信號均為第二信號系統，即語言與文字信號，具體表現為大腦神經系統中暫時神經聯系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動型，從而逐步實現腦力思維「動作」的自動化。生理力勞動的熟練度的生理機製與體力勞動的熟練度的生理機製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引發動型的一系列刺激信號為機體內部組織所發出的生物化學信號，而產生的反應是機體內部組織的生物化學變化。

　　勞動的熟練化傾向與非熟練化傾向

　　由於動力定型的存在，每一個人對於任何勞動量或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潛能都是一個隨時間而不斷變化的量。不過，對於確定的 生產領域來說，同時存在著兩種變化傾向： 熟練化傾向：是指同一個人完成同一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量，隨著勞動時間的增長而呈下降的趨勢。 非熟練化傾向：是指在確定的生產領域，由於勞動力的新老交替，勞動者平均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所付出的勞動量，隨著勞動時間的增長而呈上升的趨勢。當生產領域的熟練化進程與非熟練化進程大體均衡時，對於確定的工作任務，整個生產領域每個勞動者所付出的社會平均勞動量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

　　統一價值論認為，勞動熟練度就是用來描述和反映勞動者勞動熟練化發展狀況的一種客觀尺度。顯然，它是一個相對概念。由於 勞動熟練度的基本特征是工作量不變而勞動量下降，它反映了勞動者個人相對於社會平均熟練者完成相同的工作所節省的勞動量，因而反映了勞動者相對於社會平均熟練者的熟練化狀況。為此可以對勞動熟練度做出如下精確定義：

　　勞動熟練度

　　設勞動者完成某工作所需的勞動量為Ql，該工作所需的社會平均勞動量為Qlo，則把Rl=(Qlo-Ql)/Qlo

　　定義為勞動熟練度。

　　勞動復雜度

　　職業勞動、專業勞動、跨職業勞動、跨專業勞動，涵蓋不同職業、不同專業類型越多，復雜程度更高。

　　背景知識：

　　「勞動復雜度」到底是一個什麽概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價值理論界，許多學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嘗試性研究，但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雖然，人們意識到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量相當於加倍的 簡單勞動，但並不清楚到底為什麽會這樣？也不知道復雜勞動應該以什麽原則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但是，熟練勞動同樣比非熟練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高強度勞動同樣比低強度勞動的勞動價值密度要大。然而， 勞動復雜度、 勞動熟練度和勞動強度這三個基本因素各自以何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勞動價值密度呢？

　　統一價值論認為，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其外部特征和內部反應上存在一系列的差異，這些差異存在如下的邏輯關系：引發復雜勞動的前提條件是提高勞動者的培養費用；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提高勞動者的技能質量水平；從而使勞動者能夠改造那些在組織功能上或邏輯結構上日趨復雜的勞動對象；勞動對象的復雜性必然引起勞動者內部反應的復雜性和勞動量支出的復雜性，從而產生了與簡單勞動之間在勞動量上的倍比關系；這種倍比（價值）關系必然反映在它們所體現的交換關系之中，也必然反映在它們的勞動主體所體現的社會關系之中；這種交換關系或社會關系必然為人們所反映，並形成相應的觀念與意識。由此可見，只有透過復雜勞動所表現出的外部特征，才能準確發現復雜勞動的本質內涵。

　　實踐表明，提高勞動密度可通過三個基本途徑來實現：①提高勞動強度；②提高勞動熟練度；③提高勞動復雜度。由於 勞動熟練度的提高只是改變不同勞動者之間勞動密度的相對差異，並不改變整個社會在勞動密度上的平均水平。提高勞動密度只能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提高附加勞動密度；二是維持附加勞動密度相對不變，提高主勞動密度。顯然，第二個途徑實際上就是提高勞動強度，那麽第一個途徑無疑就是提高 勞動復雜度。

　　事實上，附加勞動密度的提高，改善了機體的內環境，提高了勞動行為的 技術質量水平，從而對主勞動密度產生了一定的功能放大效應，使勞動者能夠對較為復雜的勞動對象施加作用力，這本身就意味著提高了勞動復雜度。勞動復雜度的提高通常需要通過基礎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術的培訓和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因此可以對勞動復雜度做如下的精確定義。

　　勞動復雜度：復雜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與簡單勞動的附加勞動密度Mlbo之比值稱為勞動復雜度，用G來表示，即G=Mlb/Mlbo

　　勞動的兩面性

　　任何勞動都具有能動性和受動性。能動性是指人們按照自身對自然界的規律性認識改造自然的過程；受動性是指不論人們是否認識這些規律人們總是受這些規律支配、不得不按照這些規律進行活動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這兩個過程同時並存，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唐震把人們在這個過程中能動的一面取得的成果叫做「自由自在的勞動」，並賦予其作為美的本質規定。換句話說，在勞動過程中，當「自由自在的勞動」占居對勞動的主導地位時，人的感受就是美的。他認為，勞動作為人與自然的關系狀態，是自然界給人類下的一個詛咒，人類永遠無法擺脫它，而只能在它的伴隨下實現自由。所以，人類勞動的目的不為別的，就是為了人在自然面前獲得自由，當他獲得這種自由時，他同時獲得了一種超越時空的感受——即美感。他據此提出了創造美的勞動具有二重性的觀點：1．所有創造美的勞動都是具體的勞動。個體在其與對象的對立與僵持中，需要勞動來解脫。只有勞動能把個體從對象關系中解放出來。由於個體所面臨的對象是多種多樣的，個體的勞動形式也就是多種多樣的。從表面上看，個體的勞動過程是滿足吃、穿、住、用的過程。它是那樣地實在，那樣地俗不可耐，不少人甚至詛咒是勞動使他變得辛苦起來。然而，勞動對於人，就象生命對於人一樣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說的好：「勞動改變了人本身」。如果沒有勞動，也許世界上至今沒有人類；如果沒有勞動，人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豐富的生活。人們可以改變勞動的形式，但卻不能取締勞動本身。2．所有創造美的勞動的共性是自由自在性。雖然每一種創造美的勞動都是具體勞動，比如種植活動、建築活動、舞蹈活動、歌唱活動、繪畫活動等等，但是，這些具體形式的勞動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每一種具體形式的創造美的活動都是體現勞動的自由自在性的活動，那種凡是體現了人類勞動的自由自在性的勞動成果則被看成是美的東西。

　　人類需要勞動來幫助自己生存，需要勞動來解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勞動做到了；但勞動又使人被奴役，勞動讓人在形式上變得不自由。如果說，勞動的內容使人獲得了物質方面的目的物，但卻失去了精神方面的目的物。顯然，在勞動中，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被分裂了。

　　參見《接受與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8第一版其他理解

　　1、勞動的特征

　　為自己或者他人，提供實物勞動產品，或者提供無形勞動服務過程產品。

　　背景知識：

　　1） 勞動的本質：

　　在一個 價值周期中，勞動的價值在於滿足價值主體「獲取並消耗價值客體」的需要。（換個角度，也可以這樣表述：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勞動的價值在於幫助價值客體實現自己的價值。）勞動的價值，也只在於獲取和消耗。這是勞動存在的根本價值。除此以外，勞動不存在另外的價值。

　　2 ）勞動不創造任何價值。它只能在幫助價值客體實現價值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價值。

　　3）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勞動只對價值主體有價值，而對價值客體沒有價值。這種情況的勞動價值， 我們稱之為「勞動的單向價值」。

　　4）在一個價值周期中，同一個勞動所涉及到的兩端的事物，互為價值的主體和客體。這樣的價值周期，我們稱之為「雙向的價值周期」。而這種價值周期中的勞動，它同時充當了分別為兩端的事物獲取並實現對方價值的角色，它的所具有的價值，我們稱之為「勞動的雙向價值」。雙向的價值周期向我們展示出她的許多溫柔和美好的特點：公正、平等、雙贏和可持續的建設性。

　　5 ）所謂剝削，是指單向的價值周期中的價值主體向價值客替施加的勞動。

　　我們也可以說，單向價值的勞動，我們就稱之為「剝削」。

　　2、對勞動的不正確定義. 有幾種情況

　　一， 定義範圍狹窄. 比如，"勞動是人 創造自我內、外存在的活動". 但是，勞動是生命現象，不只存在與人類. 再比如，"其包括各種生產過程",但是除了"生產過程"之外的其他勞動呢?定義不詳盡.

　　二， 定義矛盾. 比如，"人類 創造物質或精神財富的活動",人類的"財富"由兩點構成： 1,價值. 2,勞動. (詳見《資本論》第五卷說明）。用「財富」參與定義「勞動」，它就變成了：勞動，是「人類創造物質或精神 勞動的活動。」三，「勞動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生產的最基本內容。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是人類本身及自然界與社會關系的積極改造，其根本標誌在於製造工具」。以及「（勞動）是指人們在各種活動中勞動力的使用或消耗。」等這些是無效的定義。因為它使用了需要被定義的概念「勞動」來定義自身。

　　另外，「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這一點是錯誤的。是對馬克思的思想的曲解。勞動是整個生命世界共有的現象。正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如果在人產生之前沒有勞動，而人產生之後才有勞動，即，「勞動是專屬於人和人類社會的範疇」，那麽，勞動就不可能創造人，因為人已經存在。這與馬克思先生的結論是背道而馳的。

　　3．下面是各種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的勞動定義　 勞動勞動是人創造自我內、外存在的活動，其包括各種生產過程（在汽車製造廠上班，在土地上耕作，在學校裏教學、學習，或製作比薩餅等！）。在各種技術水平上，千百萬種工作和任務都是由勞動完成的。對於一切 人類文明來說，勞動力都是最重要的 生產要素。

　　①人類 創造物質或精神財富的活動：腦力勞動，體力勞動②專指體力勞動：勞動鍛煉

　　③進行體力勞動：他勞動去了

　　勞動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其根本標誌在於製造工具。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它既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界獨立出來的基礎，又是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界的標誌。 馬克思主義還認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人類生產出的人和財富，都是勞動力、生產工具、勞動對象這三種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勞動力是其中的決定因素。勞動創造文明，創造財富，促使人類發展，推動歷史前進。在一定的歷史下 生產力體現為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總體的對於自然及外在社會關系的矛盾。

　　勞動的核心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其基本規律為勞動力的與生產工具的外在創造性發展規律。發現與創新的規律，積累與重復勞動的規律。其規律的表現為勞動力與生產工具的螺旋上升及不斷擴展的生產對象。

　　勞動應該是勞動人民的義務，按勞分配應該是勞動人民的權利。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本質就是按資分配，擁有原料 廠房 設備的資本家會佔有大量的企業利潤，按生產要素分配會否定按勞分配。

美國商業資產階級與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的對立統一的關系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從視頻里得到的所謂中特百年黨慶的印象很不是滋味兒。

　　因為該集團早就正式成為了革命共產黨的對立面，對勞動群眾來說，根本就是國內的階級敵人。他們的不滿以至憤恨之情雖然還沒有溢於言表，還在內心深處長期積壓著，但是他們的郁悶之情正在發酵是可以理解的。

　　以指鹿為馬而臭名昭著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叛覆盜集團，年年黨慶而被革命群眾責難年年，這就是為什麽該集團視革命為洪水猛獸，大範圍、大規模、大撒幣之下鎮壓革命及其群眾的原因。這群現代修正主義黑幫搞起來的組織競然成為世界人民恥笑、怒罵不已的、憤恨到了極點的反革命的所謂特色共產黨即假共產黨或稱希特勒式專政的假共產黨。

　　在國外，特別是在霸權資產階級獨裁統治下的所謂民主（形式的、虛偽的、遮羞布式的民主）國家里，統治階級對特色黨通過政變篡黨奪權、非法上台的歷史避而不談，其目的無非是要刻意將民主左派和特色黨反對繼續革命的當今等量齊觀、同質化、同類化，從而將特色黨非法統治予以合法化並給以名義上的支持。這樣一來，統治階級就可以欺騙世界勞動人民說：“民主左派好不到哪里去，他們如果執政就會與當今的共產黨一個德行，所以不要支持民主左派，他們跟當前這個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腐敗無能的黨是繼承與師徒關系，是一丘之貉。”這些跟特色黨眉來眼去、合夥剝削和壓榨世界勞動人民的資本霸權主義者階級不愧是政治流氓。這些家夥知道：他們和叛覆盜集團是同一個資本霸權主義的“命運共同體”，他們共同的階級敵人不是別人，是世界最廣大的革命群眾。

　　讀者群眾或許要問：既然美、特資本霸權主義榮辱與共，其命運是一致的，他們往來盡管不是水乳交融的，但是畢竟有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雙贏的關系，怎麽有目光如豆的人在特色黨不倫不類的所謂百年黨慶上喊叫“外來勢力欺負我們的要頭破血流”呢？這是因為一切事物都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對立甚至對抗。事物內部風平浪靜、和諧無間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因此是錯誤的。就美特關系來說，分贓不均是經常發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據特色黨國社科院的一份報道說，（處於特色黨剝削和壓迫之下的）勞動群眾平均盡管有百分之六十的勞動時間是在為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做貢獻”（實際上是在被剝削），但是由於美霸在知識產權產品投入方面占絕對優勢，因此特色黨資本霸權主義受益良多，與美霸四六分成是占盡了便宜的。美霸等西方資本世界於是大興問罪之師，他們要二八分成，於是出現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對中特官買資產階級進行了打壓、恫嚇及欺負的行動與言辭。以五百個特色資本大家族為代表的官買資產階級怎會將到口的上好大肥肉憑空只手送人呢？於是一場因為討價還價不順遂導致的美、特“戰爭”就這樣沸沸揚揚地開始了。

　　事實上，美霸和特霸開“戰”都是對各自的獨裁統治有利的。把各自的內部矛盾引導至對外矛盾軌道上就會緩解資無兩大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強度，借以消解階級鬥爭日益嚴重的總體趨勢。此外還能夠壯大各自的軍工資本家階級的荷包，獲得他們的大力支持以及回報，真是何樂而不為啊？然則，災難深重的平頭百姓們可就當上了未來的炮灰並成為了資本家階級積累資本永世不得翻身的雇傭奴隸，世世代代做資本家階級的牛馬，真是三生（生存、生活、生計，與佛教指前生、今生、來生有別）“有幸”啊。於是野蠻的種族主義、反動的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偽愛國主義就這樣登堂入室了。什麽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解放所有被剝削、被壓迫人民和民族——這種書呆子氣的理想與道統統統被當做是癡人說夢而已。特色黨因此樂的可以，於是大肆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剝削階級思想和元首至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國民黨的言論。他們這種反動實質說明，苦口婆心、想方設法改正其錯誤是不可能的。歷史告訴我們後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當年的國民黨是這樣，更早的西漢末年的王莽篡漢改稱新朝的歷史也是這樣。

　　美特這兩個資本霸權主義上演的這出“頭破血流”的“戰爭”雙簧其實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了解它們之間的市場關系是什麽。說的直白些，它們是主奴之間的關系，但這還不夠深切，它們應當被理解為出賣靈魂與肉體的性服務者與大嫖客之間的關系。鄧江胡習四修不惜將一個好端端的、被世界人民所尊重的、前途無限的革命社會主義祖國改頭換面成為一個腐敗透頂、濃妝艷抹、搔首弄姿的後進資產階級妓女的國度，他們低聲下氣地與所謂國際接軌，實際上在招徠世界上最大的嫖客——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前去享受物美價廉的服務，從中合夥壓榨勞動階級的血汗與青春，並合夥進行鎮壓人民群眾日益激烈的反抗。

　　年輕人對政治而言是如同白紙一般的，是沒有自己積極的思維能力的，他們的判斷力與總結能力尤其缺乏。特色黨這個有著妓女特色的黑幫組織於是充分利用了一連幾代年輕人的這種天然缺陷，盡其可能地灌輸支持特色黨及其叛覆盜集團的政治“資本”，意圖從此江山永固，使五百個官買資本大家族能夠成為萬世流芳、令人艷羨的、悶聲不響發大財的“先進妓女資本入黨工作者”。

　　但是，這不過是暫時的、虛幻的、甚至危險的騙局。只要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出現一連串的、不間斷的危機，那時，年輕過的幾代人就必然會快速地覺悟：原來特色黨對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甜言蜜語竟然是反動的投資，因此是不懷好意的，是不利於他們切身和長遠利益的欺騙行為，那時年輕人的思想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覺悟程度就不是今日的年輕人所能理解得了的。革命群眾被反動派歪曲了的集體記憶的回覆就是革命群眾運動的火把，也是照亮哪怕最落後群眾的明燈。當前已經廣泛興起的內卷、躺平運動僅僅是群眾反對特色黨運動的前兆，而不會僅止於此。

　　這場不倫不類的“百”年黨慶在不是滋味的無奈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危機正在促進革命形勢高漲，“壞事正在變成好事”，無奈的感覺是暫時的，落後正在朝著先進的方向轉化，大亂的世界局勢正在通過革命鬥爭朝著大治的方向邁進！

　　特色黨在生存危機的迫切壓力下，不得不打破一般自由資產階級在商言商、在政言政的老式規矩，一舉推出：在商言政、在政言商的新式的，不，新時代的規則，而且還要求不得異議“中央”，更不必說妄議了。

　　森哲播主以為這是所謂內鬥使然，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其實，在下的看法與之剛好相反，這種新時代規則不但不說明內鬥，它反而是在特色黨里面處於內部矛盾中的各個派別之間抱團取暖或說得到共識的產物。

　　它們原本設想的是：在美特這兩個世界最大的資本霸權主義專政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合作共贏模式將使得兩國的資產階級如魚得水般地大發利市、資本積累越滾越大而且各自的專政政權因此越來越鞏固，但是兩國霸權資本竟然因為習近平和特朗普、拜登所各自代表的幾百、幾千、幾萬個資產階級大家族的資本積累和擴張的利益以及彼此對價廉物美的中國制造產品帶來的利潤分贓不均（四六分成和二八分成之間的爭執）而分裂和對立起來，以至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受到空前嚴重的、世界規模的戰爭威脅，連一時之間的妥協似乎也沒有可行性可言了。

　　在這樣一個所謂地緣政治的前景下，“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老套是沒有說服力的。

　　美霸和特霸之間雖然被雙方資產階級之間對立面普遍存在下的統一所約束，但是他們的大資產階級及與之相聯系的資本霸權的分配與運用是不同的。美霸受制於華爾街寡頭的鐵腕金融資本的控制，特霸受制於以所謂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本；其實，所謂國有不過是個好聽的謊言，國有企業無不是特色黨國五百個霸權資本大家族的囊中物。

　　如同華爾街頭的非生產性資本嚴厲控制並吸吮著美霸甚至全世界的唯一能夠創造剩余價值——即利潤、租賃、稅收等的這塊生產性私營資本禁臠，特色黨國的國有“企業”（資本的婉稱）也嚴厲控制並吸吮著十幾億勞動者用血汗與四十五年之久的多代青春為代價創造出來的幾百甚至幾千萬億人民幣的資本禁臠，但是為特色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中介就是與國有企業（包含金融單位在內）密不可分的（即國營與私營資本是通過官買資產階級的各種金庫、有價證券、債券等等，互通的）私營企業及其業主。

　　美霸知道要得到特霸:美霸=2:8利潤分成那樣的超高額利潤，就必須強迫特霸應允美霸資本進入特色黨國國內，特別是美霸的金融資本必須優先進占“自由市場”（即國企壟斷地位被外資強制打破的婉稱）。但是特霸沒有忘記五大紅利（原始積累紅利、人口紅利加上其他三個由美霸新自由主義帶給的紅利）曾經一度大力協助其經濟發展的歷史，因此躍躍欲試。最終由於美霸要求的二八分成實在太過苛刻，於是斷然拒絕了美霸的討價。特別是當特色黨自忖如今翅膀硬了，飛行也快了，沒有外資和國際接軌與彎道超車反而能夠獨吞禁臠，為何不自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方面的產品（簡稱為科技創新），與之一爭短長，說不定能夠鹿死己手，何樂而不為呢？再加上這樣一來還能夠得到一個難得的副產品——在無知無識的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因彼此對立以至對抗煽動起來的敵我意識高漲之下，反革命政權將為之穩定下來，這可是幾十萬億元的維穩經費買不到的、依靠政治投機和欺騙得來的果實啊！

　　一場資本混戰於是展開——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為一方，特色黨資本霸權這個新興資本主義為另一方，在資本危機無限垂危之際的泥坑里，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眼看就要進入最後階段——你死我活、不死也傷的鬥爭或說同歸於盡的危險階段。

　　但是手無寸鐵的、為資本拼搏賣命一連幾代人而落得個一貧如洗的世界勞動人民在此混戰中，該當何罪呢？難道資本混戰要遷怒到勞動人民的頭上，讓他們當資本混戰的炮灰嗎？

　　西方勞動人民幾百年來早已經看清楚帝霸修反罪大惡極，因此必須被推翻。他們拒絕當炮灰的反戰潮流與反對資本霸權主義獨裁統治的新仇舊恨隨著資本混戰而加劇；他們的鬥爭經驗豐富，必將趁機起義，把作為最後一個私有制的資本主義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倒是特色黨國的勞動人民有可能在這場混戰中迷失掉方向，因為借助指鹿為馬起家的特色黨騙術多變而且詭計多端，勞動人民往往不是這個假共產黨反革命偽政權與民為敵政策和法西斯式專政的對手，易於被它的甜言蜜語所欺騙，以至成為了特色黨國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俘虜。

　　資本混戰就是這樣一個制造革命形勢高潮的客觀條件，它一旦與勞動群眾的革命主觀願望和條件相結合，革命的勝利就不可避免了。讓反動民族主義及偽愛國主義在革命面前發抖吧，我們失去的只不過是資本霸權主義的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工人階級談收入分配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一般來說，平均價格水平的增長率取決於單位勞動成本的增長率，單位勞動成本是平均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之比。我們會在以後再來探討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怎樣決定的。

　　那麽，在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平均工資又是怎樣決定的呢？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工資的多少取決於雇主和雇員、老板和打工者，或者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在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可以決定雇傭誰不雇傭誰；只要資本主義的或者特色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不改變，資本家在勞資談判中一般就占有優勢地位。但是，工人一方，也並非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和條件。哪怕在政治上最不利的條件下，工人一方如果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有時也能爭得較為有利的工資和勞動條件。

　　在這樣的勞資談判中，工人是一方，構成一個階級；資本家是另外一方，構成另外一個階級。所以，千千萬萬個工人和資本家許多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加在一起，實際上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兩大階級鬥爭的過程。這一鬥爭的結果，不僅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影響到國民收入的分配，還影響到資本主義和特色市場經濟的興衰，進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人心是否安定、社會能否長治久安。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概括地說明這一階級鬥爭過程中一些重要的因素，再用現實觀察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相關數據來驗證模型中的若幹基本結論。

　　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模型

　　工人

　　在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工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的現實選擇，就是“老老實實”幹活，幹一天“公平”的工作，拿一天不那麽“公平”的工資，為了養家糊口，不給老板惹麻煩。

　　假設如果工人不鬥爭，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可以用英文小寫字母“w”來代表。

　　但是，總有一些較為敏銳的工人，從長時期的生活和勞動經驗中知道，如果不鬥爭，就會被資本家欺負，甚至連“w”都得不到，而如果鬥爭，則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爭取到顯著超過一般工資水平的利益。

　　設工人通過鬥爭所期望得到的工資為“理想工資”（w理想）。這個“理想工資”並不一定代表真正合理的工資水平，更不是相當於工人全部勞動成果的報酬，而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工人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自己所了解的勞資雙方的一般力量對比，並結合資本家的盈利狀況，認為自己能夠爭取到的、有一定現實可能性的最高工資水平。工人在評估這一可能的最高工資水平時，要考慮到當時社會平均的物價水平和平均的勞動生產率。

　　w理想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理想工資”必然大於普通工資。

　　如果工人選擇鬥爭，設工人鬥爭成功的概率為“s”，“s”是一個數值在零與一之間的正數；所以，工人鬥爭失敗的概率就是“1-s”。如果工人鬥爭成功，工人得到“理想工資”。如果工人鬥爭失敗，工人將被開除。

　　如果工人被開除，一般也不會完全沒有收入。這時又有兩種可能性。工人可以設法找到新的工作，並得到普通工資“w”；或者工人會失業。為簡便起見，假設工人失業的概率與全社會平均的失業率相等。設全社會平均的失業率為“μ”（希臘字母，讀“繆”）；工人失業的概率是“μ”，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的概率就是“1-μ”。

　　如果工人被開除後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那麽，如果是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工人一般可以得到失業救濟金；如果是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在特色市場經濟，大量工人屬於農民工，這時可以選擇回家務農。無論是拿到失業救濟金還是回家務農，工人都會拿到失業情形下的保底收入：“w保底”：

　　w保底 < w

　　上面的不等式表明，“保底收入”必須低於普通工資。

　　這樣，工人如果選擇鬥爭，那麽鬥爭的預期收入可以用如下等式來表達：

　　工人鬥爭預期收入

　　= s * w理想 + (1-s) * μ * w保底 + (1-s) * (1-μ) * w上述等式表明，工人鬥爭預期收入由如下部分組成：鬥爭成功的概率乘以“理想工資”，鬥爭失敗的概率乘以失業率再乘以“保底收入”，鬥爭失敗的概率乘以找到工作的概率再乘以普通工資。

　　有了這些條件，我們就可以簡單分析一下，工人在什麽條件下會做出鬥爭的決定。

　　顯然，工人要決定鬥爭，其前提是，鬥爭的預期收入（包括鬥爭成功情景和鬥爭失敗情景的按概率加權平均的收入）必須要大於“老老實實”幹活所得到的普通工資。

　　所以，如果下列不等式得到滿足，工人將選擇鬥爭而不是“老老實實”幹活：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 > w經調整後，可以得出：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w從上面的不等式，可以得出這樣幾個推論：（1）如果s = 0，即工人鬥爭永遠失敗，則工人將永遠選擇不鬥爭。

　　（2）如果s > 0且μ = 0，即失業率為零，工人將永遠選擇鬥爭。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經濟中沒有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沒有了失業的威脅，工人將不再害怕鬥爭失敗，因而必然永遠選擇鬥爭。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一般情況下，資本主義經濟都必須保持一支相當規模的失業隊伍；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什麽國有企業私有化是從打破工人“鐵飯碗”開始的。

　　（3）如果s > 0且μ > 0但 w = w保底，就是說，工人的“保底收入”等於普通工資，工人將永遠選擇鬥爭。這是因為，如果“保底收入”與普通工資一樣，工人即使鬥爭失敗、丟掉工作，生活水平也不會下降，而如果選擇鬥爭，反而有一定的可能得到“理想工資”。工人“保底收入”的多少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製度以及階級鬥爭的總的形勢。如果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經過長期鬥爭爭取到了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製度，那麽工人平均的“保底收入”就會比較接近在職時的工資水平。所以，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及其禦用文人總是惡毒攻擊社會福利製度。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過去社會主義國家的“走資派”總是用“大鍋飯、養懶漢”來污蔑計劃經濟時代的國營企業。

　　資本家

　　說完了工人，咱們來說說資本家。資本家願意付給工人一個什麽樣的工資水平呢？

　　許多有進步傾向的讀者一定會說，資本家嗎，貪得無厭，一定是希望給工人付的工資越低越好。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問題並不這樣簡單。資本家的總的目的當然是利潤最大化。具體到勞動力市場來說，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目的，是為了讓工人從事生產（或者各種非生產性的經營活動）。在付出一定工資以後，資本家的首要利益在於在正常的、連續不斷的生產過程中讓工人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使用。

　　但是工人的鬥爭，無論采取怠工、罷工或出於義憤而破壞資本家財產、傷害資本家本人及家屬等形式，都會造成資本主義正常生產過程的中斷，減少資本家在一定時期可以得到的利潤。

　　雖然資本家常常可以求助於資產階級國家，但是，一方面，即使資產階級國家出面鎮壓工人，往往耗時耗力，並不能完全避免資本家的損失；另一方面，在許多外圍和半外圍國家，由於資產階級法治並不“完善”，要讓資產階級國家下屬的警察、法院、檢察院等機構為資本家效勞，僅僅憑著資本家“納稅人”的資格往往還不夠用。在這些地方，權利被“侵犯”的資本家往往還要自掏腰包，或者行賄腐敗，或者為地方資產階級政府機關提供“贊助”；即便如此，如果資本家的“上貢”不夠標準，地方資產階級機關的鎮壓也未必“到位”。

　　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資本家給工人支付的工資，在保證資本家盈利的前提下，往往還要對工人有一定的“吸引力”，最低限度，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要略大於一般條件下工人選擇鬥爭的預期收入：

　　w > s * w理想 + (1-s) * μ* w保底 + (1-s) * (1-μ) * w經調整後，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往往還會在上述最低限度的基礎上再加上一點“保險系數”。我們用希臘字母“θ”（西塔）來表示這個“保險系數”。一般來說，θ > 0。

　　下面的等式概括了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階級鬥爭決定工資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們稱之為“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曲線”：

　　w = [s * (w理想 - μ* w保底) + μ* w保底] / [1 - (1-s) * (1-μ)] + θ在等式右側，如果“θ”等於零，那麽工人“老老實實”幹活得到的普通工資就正好等於鬥爭預期收入。如果資本家在這個基礎上再增加一個數量大小不等的“θ”，就更有把握避免工人鬥爭。

　　這個“θ”，可以理解為馬克思所說的工資中的“歷史的”、“道德的”因素，也受到一個國家階級鬥爭總形勢的影響。比如，在一個進步政府執政時期，“θ”就可能大一些；在一個反動政府猖獗時期，“θ”就可能小一些。此外，在某些國家的某些行業，為了支撐“996”式的超長勞動時間、超高勞動強度的剝削模式，資本家也可能支付較高的“θ”以吸引身體素質比較好、學歷比較高的工人，並且用支付相對較高的工資，來避免工人在巨大的非人勞動壓力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迅速崩潰。

　　對“階級鬥爭（工資談判）曲線”做進一步推導，可以得出：

　　w = s * w理想 / [s + μ* (1-s)] + w保底 * (1-s) / (1 - s + s/μ) + θ對上式做細致分析後，可以發現，工資水平“w”與失業率“μ”成反比關系。比如，如果 μ= 1，即失業率為100%，則工人的預期平均工資等於：

　　s * w理想 + w保底 * (1-s) + θ

　　也就是，如果工人鬥爭成功，得到“理想工資”，鬥爭失敗，則只能得到“保底收入”，另外再加上資本家願意支付的“保險系數”。

　　如果 μ= 0，即失業率為零，則工人的預期平均工資等於：

　　w理想 + θ

　　就是說，當失業率為零時，工人的平均工資將恒等於“理想工資”加“保險系數”。失業率為零時的預期平均工資顯然高於失業率為100%時的預期平均工資。

　　在一個資本主義或特色市場經濟中，給定一定的社會經濟製度和政治形勢，給定當時的“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在短期，階級力量對比主要受失業率（即“產業後備軍”規模）的影響。失業率越高，工人鬥爭力量越弱，工資水平越低；失業率越低，工人鬥爭力量越強，工資水平越高。

　　如果失業率逐步下降，工人鬥爭力量逐步增強，平均工資不斷上升，直至失業率下降到最低水平時，經濟繁榮達到周期性頂點。這時，發生經濟危機，失業率沿著代表經濟衰退的紅色虛線急劇上升，工人鬥爭力量下降，與勞動生產率上升相互抵消的結果，平均工資將會陷於停滯。

　　在1980-1982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經濟的失業率從7.1%上升到9.7%，同一時期，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從41508美元略微下降到41168美元。1982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恢復，隨著失業率下降，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逐步上升；至1989年，失業率下降到5.3%，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上升到46928美元；與1982年相比，在七年時間中增加了5760美元。

　　1991年，美國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到6.8%，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雖然增加到47766美元，但與1989年相比，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此後數年，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至1995年，失業率回落到5.6%，那一年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是50567美元。與1989年相比，六年時間僅增加了3639美元。

　　1995年以後，美國經濟由於信息技術革命等原因，一度出現經濟繁榮。至2000年，美國經濟的失業率下降到4%，美國工人的實際平均勞動收入上升到59715美元；與1995年相比，在五年時間中就增加了9148美元。

　　2001年，美國經濟衰退，美國工人工資再度陷入停滯。至2003年，失業率上升到6%，實際平均勞動收入緩慢增長至61473美元。2006年，美國經濟在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中達到本世紀初周期擴張的頂點，失業率下降到4.6%，實際平均勞動收入達到63238美元。

　　2009年，美國經濟陷入到那時為止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失業率暴增至9.3%，實際平均勞動收入63393美元，與2006年相比，幾乎沒有增加。

　　在奧巴馬和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經濟緩慢但是逐步復蘇。在此次新冠疫情危機爆發之前的2019年，美國經濟的失業率已經下降到3.7%，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增加到71184美元；與上一次危機期間的2009年相比，實際平均勞動收入在十年期間增加了7791美元。

　　總的來說，即使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一般來說，工人鬥爭的力量與產業後備軍的規模成反比；當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時，工人鬥爭條件比較有利，往往爭取到比較多的工資上漲；反之，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工人鬥爭比較困難，工資往往陷於停滯甚至下降。

　　在特色市場經濟中，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類似。不過，由於中國經濟中的產業後備軍主要來自於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加之官方的城鎮失業率統計很不準確，目前還無法對特色市場經濟中產業後備軍與工資水平的關系做出可靠的統計分析。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態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執行總結

　　多年來，中國勞工觀察調查了富士康幾家工廠的工作條件。調查揭露了工廠壹系列侵犯勞工的行為。 今年報告中的多名調查員在鄭州富士康工廠工作，最長的工作了了四年以上。因為調查時間跨度長，所以有充足的資料詳細說明了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環境。

　　鄭州富士康被稱為蘋果的“iPhone 城”，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制造工廠。 工人每天在占地面積140 萬平方米的工廠裏工作，生產的 iPhone 占了全球 iPhone 銷售量的壹半。 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的幾年裏，工作條件相對基本穩定。 工人的基本工資維持在 2100 元人民幣，然而這樣的工資水平不足以維持鄭州市壹個家庭的生計。 雖然社會保險繳款從 2015 年到 2018 年有所增加，但仍未達到法律要求。 2017 年開始，上崗前安全培訓從兩天縮短為壹天。

　　為了應對旺季期間的大量訂單，富士康雇用了學生工以及派遣工。 學生工被迫加班加點，在工廠完成與學位無關的實習。 富士康將招聘外包給派遣公司並吸引工人，這些公司會為在短期內受雇的工人提供獎金，獎金根據工廠工人的需求而波動。 然而，許多工人表示自己從未獲得過獎金。

　　工廠的內部推薦計劃是另壹種在旺季雇用更多工人的策略。 工人會有推薦配額，工廠可以取消沒有達到推薦配額的工人的加班時間來作為壹種懲罰。

　　中國的勞動法的規定: “工廠的派遣工不能超過 10%的比例，壹個月加班時間不超過 36 小時”。

　　蘋果公司和其供應商富士康十分了解法律上關於派遣工數量的限定以及加班時間的限制，但是他們並未確實執行。中國勞動法律的執行監督體系又有待完善，特別是針對勞工權益方面。跨國企業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同時也鉆了中國勞動法的漏洞。

　　因為中國的法律規定，蘋果必須在蘋果中國商店撤下超過兩萬五千個應用軟件並把中國用戶的雲端服務中心設在了中國。在中國政府的權力面前，蘋果必須要遵守規定。除此之外，對於蘋果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除了宣稱會善待每壹個生產線上的工人以外，實際上做的非常有限。所有的生產線員工都是領取當地最低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工資。這難以維持工人們的最低生活要求。加班成為蘋果流水線上的福利，工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加班，以加班費換取足以維持生活的薪資。每天工作十小時或者更久，成為了蘋果供應工廠吸引工人的前去工作的有利條件。

　　2016 年以前富士康只有很少的派遣工，而現在派遣工的比例達到 50%或者更多。使用派遣工可以滿足蘋果產品季節性量產的需要，富士康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招大量的派遣工。派遣工的工資會比正式工會高壹些，但因為使用短期派遣工，工廠不需增加正式工的工資，相對用工成本反而更少。

　　十年來，我們壹直在做工廠的調查研究，並且對壹些生產線上的工人進行法律和人權知識的普及，我們經常收到來自蘋果生產線上的工人們的抱怨，有些工人說他們每天要用有毒的化學原料，但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有些時候生病了，還會被強迫加班；管理人員會經常性的罵員工，有時員工還會被罰站；有些女性工人在生產線上會被性騷擾。我們不斷宣揚西方的人權和價值觀念，而這些西方大公司的產品卻是在侵犯人權的過程中，甚至是由被剝削的工人們生產的。

　　蘋果公司每年都會發布供應商責任報告，並有自己的供應商行為準則，以確保其供應商「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尊重和尊重員工，公平合理地行事......」。然而，我們最近對鄭州富士康工作條件的調查結果顯示出了幾個違反蘋果公司自身行為準則的問題。蘋果公司有責任和能力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商的工作條件，但蘋果公司並未改善，反而把目前因貿易戰造成的利潤損失通過供應商轉移到工人身上。

　　蘋果的 CEO 庫克最近宣稱要遵守企業社會責任。雖然距離達到國際標準可能還很遙遠，但是蘋果可以做到的是讓其供應商們遵守中國的勞動法。在中國政府的強權制度裏，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力被剝奪了。而蘋果不能利用工人不能自由結社的權益，去侵犯工人的法律權益。中止供應商們讓員工非法加班和過量雇傭派遣工可以是壹個好的開始。這些都是中國勞動法所規定的權益。

　　鄭州富士康的侵權與不道德行為摘要：

　　● 試用期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

　　● 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正式工人辭職不會被批準● 尚未結算的工資會在離職後兩個星期內打款到工資卡上，但是離職當月的工資沒有工資條● 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應有的返費獎金● 工廠沒有依法為被派遣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並辦理社會保險相關手續● 2018 年，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而法律規定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 10%。2019 年 8 月派遣工比例在 50%左右。

　　● 未成年工人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必須加班

　　● 旺季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壹百多個小時，旺季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休息壹天● 工人若不想加班必須先得到批準。 如果工人沒有得到批準並且選擇不加班，他們將受到線長經理的警告，並且以後都不會有加班。

　　● 如果工作在輪班結束時沒有完成，工人必須義務加班。 如果工作中出現異常，他們也必須義務加班，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 工人有時不得不無償地留在夜間會議上

　　● 工廠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 工廠未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 工廠內定工會主席，由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 工廠內基層管理人員有瞞報或不報員工工傷現象● 領導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很常見● 工廠通過派遣公司招收學生工，以躲避招學生工的工作時間限制● 違反了學生工不能由派遣公司招的法律規定鴻富錦調查報告（鄭州富士康）公司背景富士康集團在鄭州開設了三個工廠（公司），工商註冊名分別為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泰華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富鼎精密工業（鄭州）有限公司。其中，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航空港區綜合保稅區，2010 年 7 月 23 日由港澳和境內合資成立，法定代表人為薛波，從 iPhone 4 到 iPhone XS 系列都是在鴻富錦公司這裏進行加工組裝，並包裝運送到世界各地的蘋果用戶手中。本報告的調查就是針對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展開的，以下內容會用“鴻富錦工廠”或“工廠”來替代該公司名稱。

　　鴻富錦工廠的廠房建設面積約 140 萬平方米。2011 年底開始入駐鄭州以來廠區內外及周邊配套設施逐步建設完善，現已發展出背殼制造、主機板制造、成品組裝以及售後維修四種成熟穩產的產品線。這裏是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生產工廠，人們把鄭州工廠所在的航空港區稱為“iPhone城”。

　　2017、2018 連續兩年的旺季（8 月至 11 月）鴻富錦工廠的在職工人超過 30 多萬。在 2018 年的淡季也有 6 萬左右工人，2019 年正在大量招工，人數也在有 8 月也超過 15 萬人。工廠職工男女比例為 4:3（依據調查人員所在車間男女工人比例所估算）；基層全技員（基層管理者）的男女比例在 5:1 左右；組長和線長的男女比例則在 10:1 左右；課長及更高級的管理者的男女比例懸殊更甚，約為 30:1 或更高。絕大多數職工來自河南省各地區，來自外省的職工比例相對來說很低。

　　組織架構

　　鴻富錦鄭州工廠的航空港區的主要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組成。 前者主要負責蘋果手機主機板制造和成品組裝，需要較多勞動力。後者主要負責生產手機背殼。因為都是自動化由機器切割，所以對勞動力的需求較低。2015 年起，鄭州富士康工廠提出“CAA 產品事業群”理念，其用意在於合並工廠的由 iDPBG 和 SHZBG 兩個事業群。現在，整個鄭州園區對外稱之為 CAA 產品事業群。

　　事業群同時從地理位置上又分為多個小型廠區以便於管理，以英文字母進行排序命名，分別為A、B、C、D、E、F、G、K、L、N 區。有些區，比如 H、M、J 是當時規劃建設的廠區，現在還沒有實施建設。鄭州富士康工廠職能部門組織結構，從小到大分為：線組級、課級、部級、處級、事業群級、園區級。

　　iDPBG 事業群（數位產品事業群 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時尚移動通訊終端設備及影音數字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其研發及制造團隊，需具備極強的快速爬坡、大量量產能力，可以滿足每年 iPhone 新品發布之後帶來的巨大訂單需求。

　　iDPBG 事業群又主要分為三個“事業處”（處級單位），處級單位以下下轄多個部級單位。分別是主機板制造壹處，主機板制造壹處是制造 iPhone 手機內部主板的產品線。成品組裝壹處，成品組裝二處都是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位於 N 區的售後維修部（部級單位）隸屬於成品組裝壹處的維修部門，負責將客戶返修的手機進行售後維修。

　　另壹個是 SHZBG 事業群（鴻超準產品事業群 Super Precision Mechanical Business Group）主要從事精密模具、光通產品、3C 產品機構、自動化設備、自動化機器人、精密刀具、光學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鄭州工廠 A 區，B 區是 SHZBG 事業群，主要是生產組裝 iPhone 的金屬背殼，而剩下的幾個區則是 iDPBG 事業群的，負責把下遊供應鏈廠商提供的各種物料組裝為成品 iPhone。

　　壹、入職和離職

　　招工要求

　　因為工廠工作內容都是重復的機械勞動，所以對普工的要求比較低。只要符合招工年齡 18 到 45周歲、身體健康就可以入職，招工年齡會在赴貨的時候放寬。不需要持有任何技術證書，也沒有地區，民族 ，學歷等限制。入職時只需要攜帶本人的第二代有效身份證原件即可。

　　工廠為了體現壹定的社會責任，對外招工時候會聲稱殘疾人可以報名，但其實殘疾人報名通道並不是全年開放的。而且對殘疾人的招聘大都安排在淡季，並且要求殘疾人必須雙手正常，生活能夠自理，有言語聽力障礙者能夠進行手語或者文字交流，面試入職之後，工廠會安排壹些簡單適合的工作。

　　工廠招募不收任何費用，主要通過內部渠道和派遣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內部渠道有三種，分別是“微信公眾號”、“內部推薦”和“離職返聘”。

　　入職途徑

　　微信公眾號

　　工廠開設壹個名為“鄭州富士康招募中心”的微信公眾號，有入職意願的求職者可以在上面填寫資料，需要輸入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和預計面試日期。

　　填寫完成之後工廠內部的系統會自動審查此人的入職資格。如果是剛從離職，或者剛從其它富士康工廠離職，並沒有滿 90 天，都沒有入職資格。系統還會審查此人在富士康工廠的工作經歷，如果是在工廠的黑名單上，也是同樣沒有入職資格的。如果審查完畢沒有問題，系統就會自動發送短信到預留的手機號上，告知面試者的面試日期及相關事項。

　　由於通過微信渠道入職得到的獎勵最少，因此以來通過微信報名入職的人數都是最少的。2017 年9 月，富士康鄭州工廠 iDPBG 事業群發布了手機應用“愛口袋”。屬於富士康員工專屬的手機應用，可以查詢工資，加班信息，請假信息和政令宣導等等。 求職者也可以通過該應用來申請正式工的工作。

　　內部推薦

　　內部推薦，通過在職員工推薦自己的親朋好友入職，並給予壹定獎勵獎金的方法。工廠在急需人力的時候，內部推薦有壹定的強制性，每個部門都有壹定的推薦指標，指標會均攤到每條線以及每個全技員，然後會進行績效評比。如果拒絕完成推薦指標的工人可能會被全技員取消其幾天的加班資格。從 2015 年開始，工廠的內部推薦還只是大力宣傳，並沒有強制要求員工推薦親友入職。2016 年到如今，旺季的時候每條線都會有六七個內部推薦的名額，生產線的人數越多推薦的名額也會越多。

　　對沒有達到內部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其線長當月的獎金會減少很多，所以線組長們會以不讓加班來威脅員工。因為工廠的底薪較低，員工們通常希望通過加班來獲得更高的工資。所以他們很看重加班的機會。對於已達到推薦指標的生產線，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可以留下加班，沒有完成推薦任務的員工依就沒有加班。

　　因為新員工只要入職三天領了廠牌，工廠的員工管理系統就會有入職記錄。所以有些員工為了完成內部推薦指標，寧願自己花錢讓人來面試，頂替壹個推薦名額，等人領了廠牌後再離職，這樣既完成了推薦任務，又可以加班。很多工人沒有人可以推薦，可是又想要申請加班，就會用這種辦法來應付內部推薦指標。

　　申請內部推薦的員工可以在手機應用上填寫推薦人與被推薦人的資料，也可以在部門助理處領取紙本的內部推薦單。工廠人事部系統審核通過後，就會發送信息通知被推薦人前來參加面試，內部推薦獎金分兩個月發放。被推薦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之後獎金隨工資壹並發放。獎金發放時，推薦人與被推薦人必須同時在職，若有其中壹方離職，獎金不予發放。2015 年的推薦獎金是從 100 元/人民幣，最高上漲到 1000 元。獎金數目和工廠的人力需求有很大關系，急需用人的時候獎金會隨之上漲，反之人力需求下降，獎金也會隨之降低。2018 年內部推薦獎金最高調整到3000 元人民幣。旺季時由於高額返費的存在，內部推薦非常困難。

　　內部推薦的入職程序和其他的渠道入職程序是壹樣的。

　　工廠的最終目標是要求員工完成訂單和生產指標，所以可不可以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相較來說並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線長和組長有時還是會因為員工沒有完成內部推薦的指標而不允許其加班。首先完成內部推薦指標的工人在申請加班的時候會被提前考慮。

　　離職返聘

　　以前從工廠離職的前雇員，可以通過這個政策再次入職。前雇員再次入職之後沒有試用期。離職返聘的前雇員需要重新參加入職培訓。因為有在工廠的工作經驗，所以通過離職返聘渠道再次入職的工人沒有試用期，進廠就是 2100 元的底薪。

　　在每年的旺季，通過離職返聘再次進廠的工人，工廠會免除四個月的每月 150 元的住宿費。與內部推薦的政策相同，離職返聘也享有壹定的獎金獎勵。獎金數額和同時期的內部推薦獎金壹般是保持相同，2018 年同樣最高 3000 元獎勵。

　　招聘程序

　　根據多名調查人員提供的信息，每年的招工情況不壹樣，在 2016 年之前大部份是工廠直招，而現在是由派遣公司進行招工。

　　2019 年，調查人員在網上看到派遣公司發布的招聘信息。調查人員和該派遣公司取得聯系後，隨即乘坐火車趕往鄭州。該派遣公司位於鄭州市二七廣場附近。在鄭州二七廣場地鐵站外，派遣公司安排了接車的師傅。師傅負責接送求職者們去派遣公司的門店進行統壹面試。調查人員發現派遣公司門口有很多前來面試跟體檢的求職者。等候人數達到壹定數量之後，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簡單地講解了壹下面試要求和面試流程，同時也告知壹些和面試官的對話技巧，以便求職者成功入職。

　　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給每位求職者發放了壹張“面試單”。求職者們需要把自己的個人信息填寫上去，包括姓名、性別、年齡、學歷、身份證號、手機號，還有之前的工作經歷。其中學歷壹欄只允許填寫初中或者高中，就算是大專畢業也必須填寫高中學歷。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解釋說是因為工廠不允許大學生做普通工（正式工），會有人審查。此外，還有壹欄是面試的崗位名稱。

　　選項包括普通工（正式工）、叉車工、生產管理員、服務後勤等崗位名稱。但是通過派遣公司招聘進廠的求職者這壹欄必須全部寫普通工（正式工）。填寫完畢後，面試者拿著自己的“面試單”，來到二樓排隊進行面試。

　　面試過程

　　當輪到調查人員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問：“妳對富士康了解多少？”調查員回答道：“第壹次來富士康，對工廠沒什麽了解和印象”，面試官問：“為什麽要來富士康上班？”答：“沒有工作，想找份工作賺錢”。面試官又問：“說出以前的兩段工作經歷”。他說：“以前壹直在酒店打工，沒有去過別的地方”。面試官身前的桌子上貼了壹張英文字母表，面試官拿筆隨機指認幾個字母，面試者需要念出字母讀音才算通過。在旺季急需要人的情況下，這個環節會被省去。不認識 26 個英文字母的求職者也可以通過面試。然後面試官拿起面前的印章，在技術工面試單上蓋壹個“Pass”，就可以進行面試的下壹項了。

　　下壹項是形體檢查，檢查人員會檢查面試者身上有無大面積的紋身和煙疤，不明顯的都可以過關。同樣在旺季工廠缺人力的時候，即使求職者有大面積紋身與煙疤也可以過關。然後求職者被要求伸出手臂，伸出手指。面試官會檢查其手臂手指有無殘疾。再要求其做幾個蹲起、跳躍，檢查腿部是否正常。

　　通過形體檢查的人，檢查人員會在面試單上蓋章表示通過查驗。若求職者以上兩項都通過了就表示面試合格。下壹步就會開始入職準備程序：照相，制作廠牌，錄入指紋，錄入個人信息。錄入完成後求職者需繳納 50 元人民幣/人的體檢費，該費用將會隨第壹個月工資壹並返還。繳費後就去壹樓進行體檢。

　　因為鄭州富士康工廠和當地的幾家醫院有合作，所以在壹些比較大型的中介門店，當地壹些醫院會派醫生和護士上門進行入職員工體檢。檢查項目有三項：1、測血液（檢查肝功能）2、形體檢查（看是否雞胸或者發育不良）3、X 光（肺部檢查）。等到求職者都體檢完畢，中介的工作人員會把剛制作好的廠牌發給每個人，並告訴他們這個廠牌很重要，是在廠工作的唯壹身份證明，千萬不要弄丟。從開始面試到發廠牌結束這整個過程只有 3 個多小時，有的人也稱之為 “富士康速度”。

　　2019 年 8 月，調查人員通過微信聯系上給富士康鄭州工廠招工的派遣公司。根據該派遣公司的工作人員說，目前富士康鄭州工廠很少招正式工。大部份工人需要通過派遣公司招工。只要年齡在16 歲到 35 之間就可以。如果能夠工作 70 天以上，派遣公司可以提供壹次性 5000 元人民幣的返費。派遣工在工作期間不能請假，不能曠工，而且需要加班。工作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定，在工作合同上面沒有寫返費獎金。調查人員聯系上好幾家自稱富士康直招的機構，最後發現都是派遣公司。進廠的時候有 500 多人，都是派遣公司的招入的。

　　入職培訓

　　培訓從早上八點開始，工廠講師會準備講課的素材，當天講的是工廠內部的公安消防，例如：遇到火情怎麽處理？滅火器材的簡單使用步驟等等。下午，工廠的工作人員給每個人發了壹張試卷。這是壹份工廠對入職新員工做的心理健康調查問卷，共有十幾個問題，比如：妳是否經常看見壹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是否經常對異性抱有性幻想？遇到問題是否會向別人傾訴，還是會選擇自殺？等類似的問題。回答的選項是：從不，偶爾，經常，總是。做完以後需要寫上員工姓名和工號，再由培訓老師來打分。該測試得分過低者將不能入職。調查問卷結束後，工作人員拿來工廠的勞動合同，讓工人簽字，簽字後的員工就可以拿著自己的那份合同離開，培訓就結束了。

　　2016 年的培訓宣稱是帶薪培訓三天，其實只有兩天。第三天分配部門崗位。從 2017 年開始只培訓壹天，第二天就分發崗位部門了。2019 年的培訓也只有壹天。

　　流水線工人入職以後，如果處在爬坡量產期間會看作業指導書作為工作培訓的壹種方式。

　　重點工站的工人需要考核上崗證。當然，這只是形式主義，考核很簡單，壹般員工都能考過。若有不認識字的員工考不過的，線長和全技員也會簽字通過，因為工廠流水線的工作實在是很簡單。如果是在生產高峰期入職，老員工教壹遍幾分鐘就學會了，然後就可以上崗了。

　　崗位分配

　　工廠把當天需要分發的人力集中在壹個名叫“分發大廳”的地方。人多的時候會聚集到兩三千人，人少的時候壹般也有幾百人。壹般在分發部門的時候，員工都是碰運氣被隨機分發。但這個時候工廠裏的各個輔助部門的人會首先過來選人，長得好看的女孩在工廠是搶手貨，是各部門的首選目標。這明顯帶有性別歧視。例如選壹些長得漂亮的女性做文員和報表類的工作。有些也會選當過兵的男性。大家都希望被挑走，因為輔助的工作要比生產線上的工作輕松很多。除此之外，如果員工在工廠有認識擔任組長及以上的職務熟人（有的線長也可以），有時也會被分到好工作.工廠的裙帶關系非常嚴重。然後沒有被挑走的人排隊領取壹張“識別碼”，是壹個數字，數字代表的就是被分到的部門。

　　分發部門對於壹個正式工來說，就決定了他/她以後的工作環境。因為進入部門之後要想調換部門會很難。要想調換工作部門，首先得找到願意接收妳的部門，然後同時現在工作的部門領導也需要同意放人。若是采取賄賂領導，或者有高層領導的關系，那轉換部門會簡單很多。

　　領取完識別碼之後，再次排隊把手裏的識別碼交給工廠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看到數字會讓員工刷卡，那時候工廠的系統裏就已經錄入了工人信息，刷卡之後就可以免費領取壹件工廠定制的 T恤，壹個帆布腰帶，壹個廠牌繩，壹雙黑色靜電鞋。之後，在部門的帶領下來到工廠的 E 區，這裏也有壹個“分發大廳”，來到這裏又分了壹下早晚班。接著發了壹套免費靜電衣帽。分到了早班的人，第二天早上在車間門口集合。分到了晚班的人第二天晚上再來集合，正式進車間工作。

　　然後調查人員回到豫康北區臨時宿舍。因為新員工已經被分好了指定的部門，所以臨時宿舍豫康北也不能住了，需要搬遷，還好工廠提供交通車。調查人員收拾好個人行李，去了被分發到“豫康南區”的長期宿舍。

　　正式上班

　　第二天開始上班，來到車間門口集合，車間內部的各個線長組長再出來選人，被選中的人以後去他/她們線幹活。第二天車間進入權限便已經開通，在線組長的帶領下，新員工正式進入車間工作。

　　離職

　　2018 年以前，新員工入職是三個月的試用期。試用期期間離職需要提前三天申請，正式工離職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2018 年開始，試用期縮短為壹個月。旺季急需用工的時候，辭職不會批準，只能通過連續曠工（連續曠工三天，壹個月內非連續曠工四天）來自動解除勞動關系。

　　離職之後，員工管理系統會發送短信通知，需要前往易服中心（2018 年以前叫做壹站式服務中心）辦理離職手續，把廠牌還有領用的勞保用品，靜電衣帽，靜電鞋退回工廠。辦完之後，未結算的工資將會在離職後的壹個月內發放，但通常會在離職後的兩個星期收到工資。而離職當月的工資是沒有工資條的。

　　辭職，曠工自離甚至被開除都算是離職。

　　勞動合同

　　工廠在培訓結束後統壹簽訂勞動合同。合同是壹張黃色的 A3 紙，上面各種條條款款寫得很清楚。

　　合同年限是三年。入職日期從面試的那天開始。如果三年合同到期，工廠會提出續簽合同，續簽的合同就是無期限合同。

　　勞動合同上面寫入職之後有 3 個月試用期，試用期底薪 1900 元人民幣，試用期過後為 2100 元。

　　甲方需要填寫的都是已經提前打印好的。講師在屏幕上顯示出壹張模板，只需要按照模板把自己的信息填寫在乙方信息處即可，然後工作人員把甲方的副本收走，乙方的合同留給個人收好。

　　派遣工的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按天結算工資。

　　二、工人分類

　　派遣工

　　工廠壹直在使用派遣公司進行人力招募，2015 年及以前沒有“勞務派遣工”，也沒有“返費”這種說法。2016 年開始，派遣公司為工廠輸送了壹批名為“派遣工”的工人。派遣工就是通過派遣公司入職工廠，名義上是派遣公司的工人，實際上在工廠上班。

　　派遣工和工廠沒有勞動合同關系。派遣工入職滿三個月之後就會轉為正式工，這時候工廠會正式簽訂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派遣工廠的廠牌是綠色的，上面寫著“綜保區工作證”，下面有工號和姓名。派遣工的工號是大寫字母 P 開頭。正式工廠牌是藍色的，上面寫著“FOXCONN 科技集團”，工號是由大寫字母 H 開頭的。

　　工廠急需用工時，為了更快速地招收到更多的工人，工廠會直接花錢向派遣公司買人。而派遣公司為了更容易更快速地招收工人，會把工廠給的介紹費拿出大部分給工人，以吸引工人入職。獎金是壹次性發放，工廠內的正式工是不會有這個獎金的。而派遣入職的工人必須遵守派遣公司和工廠制訂的規則才能把這個獎勵金拿到手。打卡工作 30 天，45 天，55 天，70 天，獎勵金都有所不同。這種獎勵金就被稱之為“返費”。返費的價格會隨著工廠的用工需求和派遣公司市場價格的多少而出現波動。這個返費的變動非常頻繁，壹星期之內可能調整好幾次。

　　2016 年，派遣公司為了招募工人，推出“返費”政策。通過派遣公司入職滿壹個月可以拿到派遣公司給的兩千元左右的返費。同時，2017 年工廠為生產 iPhone X，大量招人，給出的“返費”開始激增，最高達到八千或者九千人民幣。很多工人為了拿這個錢選擇通過派遣公司入職。雖然返費很高，但是也是有很多派遣工被騙，沒有拿到返費。

　　工廠不直接給派遣工發工資，是由派遣公司發放。派遣公司也沒有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2017年，通過中介入職的派遣工，工資發放模式調整為和正式工壹樣，每月七號發薪，不再通過派遣公司發放 。

　　2018 年 1 月 6 日，壹派遣工因疑似索要返費未果跳樓身亡，跳樓地點在鄭州市航空港區的富航公寓。工廠給出的理由是該員工因欠下巨額債務無力償還，產生輕生想法，隨後跳樓自殺。

　　2018 年，工廠的返費同樣誘人，返費最高達到 8500–-9000 元人民幣。提供的最高獎金是在 2018年 10 月，當時派遣公司提供了 55 天的工作 9000 元的獎金。在鄭州市經濟開發區第八大街也有壹個富士康工廠分廠，主要是制造 iPhone 背殼的。2018 年，12 月 13 日，早上七點多，近兩百人拉了壹個條幅，圍堵加工區西大門。上午八點半開始所有維權工人站在第八大街馬路中央圍堵近兩個小時，大約在上午十點半被工廠的相關人員通知，下午到廠區開會然後解散。

　　如果工廠采取加薪的手段去吸引更多旺季的人力的話， 他們需要給每壹位在職員工都加薪，所以工廠選擇雇傭派遣公司來幫助他們找派遣工， 由派遣公司負責發放返費，節約開銷，同時增加人力。派遣工通常都是聘請來做旺季的短期工。旺季結束後，工廠不需要辭退大批員工，也不需要付派遣工補償金，因為派遣工合同就是三個月，加上很多派遣工會因為旺季結束後沒有加班，基本工資又低而自行離職。

　　學生工

　　2017 年以前工廠壹直有未成年工人，但不是很多。大都是技校中專的學生被學校安排到這裏來實習的，未成年工人可以不上夜班、不做有接觸工業酒精的工作，比如各種外觀檢查站，因為清潔需要，會用到工業酒精。未成年工人壹般是沒有加班的，不過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他們也被要求必須加班的，未成年工人會佩戴壹個紫色的靜電帽，其他工人則是白衣白帽。學生工從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人壹樣。工廠對實習的學生也設置了三個月的試用期，學生工的工資和正式工的工資是完全壹樣的，試用期都是 1900 元的底薪，只是學生工壹般都是工作兩個月還沒到轉正到 2100 就離開了。

　　2017 年 9 月，Apple 公司發布了十周年紀念款 iPhone X。而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則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制造訂單，這也造成了巨大的勞動力缺口。2017 年 10 月份以來，河南省境內的多家中專技校陸續與鄭州工廠開展“校企合作，共創雙贏”的合作。隨後大批未成年學生工來到鄭州工廠工作，工作待遇和正式工是壹樣的，也必須加班兩個到三個小時。

　　2019 年大部份學生工都是通過派遣公司招入，通過派遣公司招入的學生工需要和其它工人壹樣加班和上夜班，2019 年調查人員在工廠工作期間發現大量的學生工，有些是由學校安排的，有些是自已來的，大部份學生工計劃在 9 月開學以前離開工廠。

　　三、工作時間

　　工廠平均每月工作 21.75 天，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時。超出的時間算加班。工廠是兩班制。由於工人眾多以及工作性質的不同，有 7 點，7 點半，8 點不同的班次。夜班最早的是 19 點，有 19 點半，也有 20 點的和 20 點半的，和白班相對應。

　　淡季都是五天八小時，很少有加班，有的月份甚至是零加班，旺季壹般是上六天休息壹天，每天加班兩小時，工作日加班是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是雙倍工資，訂單多的時候，每天加三個小時班，上十三天休息壹天，每個月最少加班壹百多個小時。每年最忙的是 8，9，10，11 月，這個幾月份，算是旺季。調查人員 2018 年 10 月加班了 130 多小時的班。有人加班到超過 150 個小時。

　　早班晚班表

　　壹班 二班 三班 四班

　　白班 7:00 - 16:00 7:30 - 16:30 8:00 - 17:00晚班 19:00 - 4:00 19:30 - 4:30 20:00 - 5:00 20:30 - 5:30旺季和淡季加班時間比較旺季 淡季每天工時 11 小時 8 小時

　　每周工作天數 6-7 天 5 天

　　每月工作天數 28-29 天 22-23 天

　　在 2017 年 10 月，工廠生產 iPhone X 時普遍加班超過了 130 個小時，11 月的時候，加班 100 個小時，12 月份，生產線慢慢地減少但也需要加 70 個小時的班。

　　2018 年 10 月，調查員加班了 130 個小時，去趕工 iPhone XS 系列。不論是哪壹系列的 iPhone 手機產品，10 月總是最忙、最需要加班的時候。不同的產品加班時間也有所不同。工廠同時也會生產壹些老版本的手機。壹般在這些組裝老版本手機的車間，沒有那麽多生產線，所以工人們的加班時間反而就越多。即使是在同壹個車間，不同崗位的加班時間也是不壹樣的，比如在包裝車間工作的工人就要比其他崗位的工人要多加班 10 個小時。

　　2019 年 8 月工人每周工作 60 小時左右，每天工作 10 小時。

　　如果訂單真的很緊急，工廠可以每天都加班，壹個月只休息壹天，用以轉換白晚班。旺季的時候必須加班，不加班會影響產量，不想加班需要和線長說明情況，線長同意才能下班，沒有同意直接下班可能會面臨線長的責難，以後的加班也別想了。有個工人說就是因為家裏有事，星期五不想加班，想早點回家，星期六也不加班了，和線長說了，線長不同意。他直接走了沒加班，星期壹再來上班，線長懲罰連續兩周都只需要工作 40 小時（5 天 8 小時）。

　　工廠上下班計考勤是打卡制度。2017 年 4 月份開始，上班時間需要刷指紋，對比考勤，如果出現忘記刷卡，或者廠牌丟失的情況，可以告知助理線長幫忙修正。車間門口有義警把守，上班時間，包括加班時間是不允許自由出入車間的，想要出去，除了吃飯時間沒人管，其他時間必須要由線長帶領才行。

　　工人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個小時，但是流水線不能停，所以工人吃飯需要分兩批。算上走到鞋櫃和來回換衣服的時間，工人還得提前幾分鐘回去換班，讓別人出來吃飯休息。所以午飯時間根本達不到壹個小時。回來晚了全技員會責罵。

　　工廠有時候會在每天的早上 10 點及下午 3 點關閉流水線 10 分鐘來讓工人休息，可是線長為了產量，很少會讓流水線停的。

　　有的工作需要提前上班來準備工作，下班需要盤點，盤點不完不準下班。如果產品有什麽異常的話壹直要義務加班，直到解決問題。個別工人存在義務工作的情況。有的流水線上的全技員會給工人開早晚會。早會需要提前 10 分鐘來上班，如果產能達成了，晚會將提前五到十分鐘開，開的時間長了，也會耽誤工人的下班時間。開會超過刷卡考勤機的時間是不記薪的。有的工作到了下班時間還沒幹完，就會存在義務加班。

　　2015 年工廠的訂單很多，因為 iPhone 6 的銷量很好，F 區的某些車間壹直在保持三十休壹的狀態，也就是說壹個月只休息壹天。而下半年開始生產的 iPhone 6s 系列也保持持續加班直到 2015年 12 月份才開始出現減少，員工離職的現象。

　　工人們說 2017 年的工廠的產量顯然不如往年了，前半年基本都是零加班狀態。往年八月份算是旺季，可是 2017 年八月份普遍才加班了 20 多個小時，甚至更少，工人們都是怨聲載道的，埋怨工廠不讓加班。聽某些領導說是“iPhone X”量產過程遇到了問題，遲遲沒有大量生產，所以很多工人選擇離職。

　　工廠也為了合理利用勞動力，讓很多工人去“支援”其它工廠，有的去了煙臺富士康工廠，有的去了廊坊富士康工廠，工人們為了加班，多賺壹些，也都踴躍報名支援其它工廠。九月份有所好轉，工人加班在 70 個小時左右，但生產“iPhone X”機型的工人還是加班很少，很多工人因此離職。

　　iPhone X 這款產品的生產直到 2017 年 10 月份才開始正式量產並安排加班，但是生產車間太多了。直到 2018 年元旦就已經陸陸續續開始停產拆線，也沒有留守激勵政策，生產 iPhone X 的車間春節放假 15 天，這是工廠入駐鄭州市以來的最長假期。2018 年的 1 月到 3 月份工廠都是處於“零加班”狀態。到 6 月的時候開始安排加班，到 8 月加班時數恢復代旺季平水。每天要工作 10小時左右，有時候還會更長。

　　生產指標

　　工廠每天生產有指標。壹個班次最高峰，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旺季每個車間每個班次（白班夜班）生產 11000 臺 iPhone，淡季只有 3000 多臺。雖然產量很低，但是人力也減少很多，分擔每個工人身上的工作反而可能會更多，完不成生產任務，將會受到責罵。

　　工廠的產量壹般都可以達成，除非是因為工人請假缺勤得太多，或者是生產物料、生產設備有異常，才會使產能達不到。

　　工廠的崗位有作業指導書，上面規定了作業手法還有配置人力，可是很多崗位的人力都沒有配齊，有時會存在壹個工人幹兩甚至三人份工作的事情。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工人享有每年十壹天的法定假日。每月 7 號準時發工資，如果恰逢節假日可能會延遲壹兩天。淡季工人零加班的情況下，平均工資 2000 元/月左右，旺季平均 3500 元/月左右。2015 年 8 月至今，工人的底薪沒有任何變化。

　　工廠是計工時制度。正式工人正常工作日平均每小時 12 元。工廠有開發內部員工使用的手機應用，在應用上可以查詢工資明細，壹般工人工資組成包括：

　　底薪

　　新人入職以後底薪 1900 元/月，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過後工人就是正式員工，底薪調整為 2100元/月。2018 年 9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新人試用期從三個月降低為壹個月，壹個月之後轉正為正式員工。試用期內享有 200 元的新人入職獎金。2019 年工廠的試用期是壹個月。

　　加班費

　　工廠正式工工作日加班費是 G1 加班 18 元/小時，周休日是 G2 加班 24 元/小時，國家法定節假日是 G3 加班 36 元/小時。

　　重點工站津貼

　　重點工站是對工廠良率品質影響較大，操作動作較為復雜的工作崗位。重點工作分為三個標準，K工站每月 80 元，K+工站每月 120 元， K++工站每月 200 元。重點工站按天計薪，比如說是 K 工站每月 80 元， 計算方法是 80 元/21.75 天工作日 =3.7 元/天。但是只有周壹到周五工作日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周休日加班不計算重點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津貼

　　特殊工站是指某些可能對身體造成健康危害，或存在職業病隱患的工作崗位。特殊工站津貼根據所在工站分為兩個級別：有電離輻射的工作崗位每月 200 元津貼；有接觸化學品底漆和酒精的工作崗位每月 70 元。（整個車間只有 X-ray 工站的四，五名員工享有 200 元的津貼，只有參與罐裝和管理酒精底漆的人員享有 70 元的補助，正常使用酒精清潔的人是不會有這項津貼的。）夜班津貼每上壹次夜班有 8 元的夜班津貼。夜班津貼不分工作日和周休日。

　　管理津貼

　　在工廠有管理職務的人員的獎金。工廠劃分資位等級，分為“員級”和“師級”兩大類。員級是員工的意思。師級是工程師的意思。員級有三種分別是員 1，員 2，員 3。師級從師 1 壹直排到師16。正式工是“員 1”底薪是 2100 元，全技員是“員 2”底薪是 2200 元，線長是“員 3”底薪2300 元。全技員管理津貼每月 300 元，線長的管理津貼每月 600 元，管理職務津貼是核算到底薪裏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加班費比員 1 的普工要高出很多，資位越高底薪越高，而師級的人是組長以上的領導。

　　留守獎金

　　春節期間提前返崗工作，從初五開始正常上班的員工的獎金。2016 年 1 月左右，工廠開始生產iPhone SE 這款產品。臨近春節，工廠推出“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0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8 小時就可享有）。2016 年底，工廠推出 2017 年春節留守政策，放假五天，從農歷二十九到大年初四，初五正常上班可以享有 1150 元的留守激勵獎金。（其中 50 元是開工紅包，初八正常返崗工作 8 小時就可享有）。

　　持續成長獎金

　　從工廠 2011 年工廠建廠以來，正式員工享有名為“持續成長獎金”的福利獎金。獎金按月發放。

　　新人入職三個月，試用期過後，將轉為正式員工。正式員工，工作滿壹個月享有 50 元的持續成長獎金，以後每個月遞增 50 元，直到 300 元封頂。也就是說正式員工在崗工作滿六個月，以後每個月會發放 300 元的獎金。2017 年，工廠取消了持續成長獎金。

　　旺季津貼

　　旺季津貼是給在工廠旺季期間工作人員的補貼。2016 年八月份開始量產 iPhone7 系列，八，九，十，這三個月份是旺季，工廠首次推出旺季津貼的政策，這三個月如果全勤，每個月可以享受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還有壹天的帶薪休假。如果沒有全勤工人可以獲得 200 元，沒有休假。直到 2016 年 11 月初，限制產能了，導致部分車間沒有加班。但是 F 區生產的是 iPhone 7 Plus，加班很穩定。

　　2017 年 7 月，工廠發出官方通告，取消現“持續成長獎金”合並為 2017 年“旺季津貼”。2017年 1 月 1 日之前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500 元，持續 5 個月，從七月份開始到十壹月共計 2500 元。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後入職的員工是每月 400 元，持續 5 個月，共計 2000 元。

　　2018 年的旺季津貼只有四個月，7 月到 10 月。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500元的旺季津貼，2018 年 1 月 1 日以後入職的工人每人每月享有 400 元的旺季津貼，而有全技員，線長管理職務的每人每月享有 600 元的旺季津貼。當月有曠工記錄者，請事假超過兩天或者大於16 個小時者，發薪日之前離職者，不予發放旺季津貼。遲到，早退或請有薪假，比如病假，喪假等，按照實際缺勤天數進行扣除。

　　技術津貼

　　2018 年 5 月，工廠發出對鄭州富士康大陸籍員工的調整方案，調整方案裏第二條指出：增加壹個「技術津貼」獎金。這個技術津貼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壹是需要工作年限超過壹年，第二是2017 年的年終績效，需要線長評為乙以上，工廠才會發放。乙以下的丙、丁是壹分錢都沒有的，績效乙是壹百元，甲和優是二百。

　　每個月的薪資單上也包括各種扣減項目。

　　社保代繳款

　　社保代繳款每年都在穩步上漲。2015 年每月需要扣除 190 元/月的社保費用。2016 年調整到 220元/月，2017 年上漲到 250 元/月，2018 年 7 月份調整到 290 元/月。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社保。繳費費率如下：

　　養老保險的繳費比例：個人 8%， 工廠 12%

　　工傷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生育保險繳費比列：個人不繳費，工廠全部承擔。

　　失業保險繳費比列：個人每月繳納 1%，工廠繳納 2%醫療保險繳費比例：城鎮居民醫保： 個人 2% + 130 元/年，工廠未知；非城鎮戶口職工社保：個人不繳費，工廠未知根據調查人員的訪談，絕大部分的工人每個月平均應得工資為 4000 元左右，應得工資扣除了各種應繳和工廠代繳的費用以後，工人們每月實際得到的工資為 3000 元左右。然而，工廠壹直以工人每月的應得工資來扣除工人們的社保費用而並非以工人們實得工資作為基數進行扣除。

　　公積金

　　住房公積金從 2015 年之後到如今壹直保持不變（不變的原因是公積金繳納比例是底薪的 10%，自2015 年到如今沒有漲過底薪，所以公積金沒有上漲）。公積金每月繳納底薪 2100 元的 10%，意即每月扣除個人 105 元，工廠繳納 105 元。公積金在離職的時候可以全部提取。試用期工廠也會給工人買公積金，但是按底薪 1900 元的標準繳納，繳納 10%，就是每月 95 元。

　　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職工住房公積金的月繳存額為職工本人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乘以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而工廠按的是員工底薪，並沒有按員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資來進行公積金繳納。

　　住宿費

　　工廠提供宿舍但是不免費。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人也可以選擇外租，若選擇外租，房租費用自己承擔與工廠無關。

　　夥食費

　　廠牌裏每月有 400 元夥食額度，每天額度 20 元。當月消費多少，下個月發薪直接從工資中扣除掉。

　　遲到早退

　　遲到：遲到 15 分鐘以內不扣錢，超過 15 分鐘的按照實際缺勤時間進行扣除工資。早退：工廠對早退管的比較嚴格，早退壹秒，扣除整個小時的薪資。

　　工廠有的崗位非常重要，工廠會給予壹點補貼，按天計算。但是很多線長，卻給線上的全技員還有和他關系好的提報，真正努力工作的員工卻什麽都沒有。

　　休假

　　工廠規定工人每年最多請 15 天病假和事假。病假是支付 70％的工資。工廠也有喪假，婚假等有薪假，需要提供各種證明，比如病假需要提供正規病例和發票，才能申報病假。否則按無薪事假處理。在工廠工作滿壹年的工人，第二年開始就可以享有每年 5 天的全薪年休假。

　　福利設施

　　宿舍區有洗衣房，還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樓下的商鋪不定時會放映幾部過時電影以聚攏人氣。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食宿但是不免費。

　　工廠的食堂很大，足足有三層樓，每層都可以容納兩千多人同時就餐。食堂的飯食也很全面。有米有面，各種菜品也很豐富。2015 年壹碗蘭州拉面賣 6 元，刀削面，茄汁面還有米線等，各種飯食也都是六元。2018 年飯菜都漲價，原來六元的飯菜都漲到七元，八元了。工廠常年提供六元「民生套餐」，包括三種葷素選擇，和免費的米飯或者饅頭。 雖然沒漲價，但是越來越難吃。

　　中午時間食堂吃飯的人非常多，工人需要分批吃飯，排隊時間長。食堂的菜品價格不算便宜，有時甚至比外面的還要貴，許多工人選擇中午不吃飯或者吃點零食，下班了再回去吃飯。食堂的衛生狀況不是很好，碗筷都是公用的，很久都沒有換新了，有工人會帶自己筷子。吃完飯需要把碗筷餐具送到餐具回收點。2019 年 8 月，工廠的菜裏肉變得很少。

　　宿舍條件

　　住宿需要每月扣除 150 元住宿費。工廠提供的宿舍是八人間，床位上下鋪結構。宿舍安裝有空調，熱水器。每個房間有壹個獨立的衛生間和壹個小陽臺可以晾曬衣服。壹樓到六樓的宿舍熱水器是太陽能的，熱水總是不夠用。高層公寓是電熱水器，熱水供應還可以。

　　24 小時供應熱水，可以淋浴洗澡。宿舍的墻上安裝了壹個空調，不過空調開放時間是物業統壹管理的，開放時間和季節相關。春季和秋季，空調是不能用的。

　　宿舍八個人分早晚班，但早晚班的比例是隨機的，很多都是早班 6 個人，玩班才兩個人，很不合理。早上衛生間可能會很擁擠。工廠在宿舍裝了有 Wi-Fi，也是收費的。2017 年是每月 30 元。

　　2018 年下調為每月 18 元。宿舍區每層樓有壹臺飲水機，24 小時可以提供飲用水。在工廠住宿有洗衣房，可以免費洗衣，在登記相關信息之後，就可以免費洗衣。但是，這項福利政策在 2018 年1 月 1 日之後宣布取消。之後員工洗衣的費用需要自理。宿舍區有籃球場，乒乓球臺，臺球桌等運動設施。

　　工人可以選擇外租，工廠不會扣住宿費，也不對外租的工人補助。選擇外租的工人大都是住在廠區的東北方向，有個叫“張莊鎮”的地方。那裏的房屋建設的也是公寓式建築，壹間房有十幾平米的樣子，有個獨立的衛生間。每個月的房租在 300 元左右，安裝空調的房間每個月多繳幾十元的空調使用費。使用的水電費需要自理，水費很多都是免費的。 電費是每個房間安裝的有獨立的電表，每個月水電費在 100 元左右，但是外租的工人可以生火做飯。

　　每年在 9 月份前後，處於高峰期，工廠的住宿資源十分緊張，各個宿舍的人員都會爆滿。這時候工廠會提供壹個“鼓勵外租政策”。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退宿，讓出自己的床鋪，去外面租房子，就可以獲得 1000 元的獎金。獎金分 3 個月發放，第壹個月 200 元，第二個月 400 元，第三個月 400 元。在每年的春節過後，工廠回歸淡季，這時候工廠會有“外租返宿政策”，就是在外面租房的工人，這時候可以返回工廠提供的宿舍居住，但是沒有獎金。

　　六、職業安全勞動保護

　　工廠的工作環境是在封閉的場所內，進出需要過安檢門掃描，員工上崗之前沒有經過本崗位健康、安全的培訓。根據工人反應車間裏面存在噪音，但不知道是否符合國家標準。線長從未發放過耳塞之類的用品。有的工作是操作自動化機器，存在電離輻射。

　　調查人員表示，壹條主要用於測試和充電的生產線會使工人暴露於大量的電離輻射。例如：X-ray工站，通過 X 光照射 iPhone 透視每臺 iPhone 內部結構是否達標，有無漏裝物料等等。X-ray 工站有很強的電離輻射。上崗前需要體檢，離職也要體檢。該站的工人可獲得 200 元的特殊職位津貼。 根據調查人員的觀察，該站沒有保護措施。 然而，自 2018 年以來，工人們必須佩戴“劑量卡”。 “劑量卡”是工人佩戴用來測量他們所暴露的輻射量的工具。

　　此外，CG 點膠工站是將半成品屏幕進行點膠。在這個工站會用到底漆進行塗抹，這就是化學品工站。這個工站每天會發放壹個棉紡布口罩。另外整個工廠內所有需要工業酒精的工站，每天上班後也會發壹個棉紡布口罩。

　　在這裏工傷事故很少發生，因為工廠的機器操作有防呆設計，需要雙手按壓按鈕，設備治具才能運行。反而因為交通事故產生的工傷相對較多。工廠的生產車間內部為了防止偷盜，所有的窗戶還有安全逃生門都是封閉的，只有安檢門可以進出車間，每個車間都有中央空調設施，用於通風調溫。中央空調有專人定期檢查維護。

　　工廠的基層管理者，壹般見到發生工傷事故了都極力地隱瞞。不幫員工上報，反而哄騙員工，因為上報工傷，連帶三級責任，對他們的績效獎金影響很大。工廠的工人在這裏堅持上班四五年的非常少見，大都是幹個壹年半載，甚至幾個月，或者幾天就走了，沒聽過有發生職業病事故的。

　　從事有害工作的工人離職後工廠會發短信通知去參加免費的職業病離職體檢，但是有些工人那時候都已經回家了，所以都沒人去。有的車間有壹個急救箱，裏面有紗布，碘伏，創可貼，棉簽等壹些簡單的救護用品，但是有的車間沒有見到。像這樣的急救箱，工廠的宿舍區每層樓有壹個，但是很多工人都不知道有急救箱這回事。工廠每天的廢棄勞保用品，比如說廢指套，廢口罩，臟污的無塵布，舊鑷子等等，都有專人每天進行回收，然後統壹送到工廠的廢棄倉庫處理。

　　七、消防安全

　　車間內部還有工廠的宿舍區，都規劃有消防通道，還有綠色逃生標識，在人流密集的通道安裝有應急照明燈。各種消防器材也很全面，有消火栓，滅火器等等，但是沒見過有人檢查消防器材是否正常。

　　工廠每半年會組織壹次消防演習。消防演習當天，工廠會降低壹個小時的產量，這壹個小時就用於做消防演習。各個線長組織工人從安檢門排隊慢慢走出來，然後到樓下集合，工廠公安消防的有關人員，會發表講話，告訴大家壹些消防知識，這就是工廠的消防演習。

　　工廠每年對每個工人有公安消防的學分考核，可是工廠除了入職培訓以外並沒有進行消防和其他知識的課程培訓。工廠車間內部有個教育訓練室，線長會讓兩條線的工人互換簽名，以證明工人接受教育培訓了，可是正式工根本沒進過教育訓練室，也不知道自己的學分從哪來的，底層工人的學分完全是作假的。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員工手冊，規定了員工的日常操守。工廠有警告，小過，大過，開除幾種處分，對應嘉獎，小功，大功幾種獎勵。工廠在旺季壹些小問題是不管的，比如隨地吐痰，亂扔垃圾這種小事，但是到了淡季工廠就會狠抓紀律，搞“整風運動”，車間裏面也是。再比如打架，在淡季不管是因為什麽原因，只要妳還手了，不管誰先動的手，還是有什麽隱情，壹律開除拉黑名單。但是在旺季這種情況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有可能就會記壹個或者兩個大過。正式工想要記功，也就是在旺季內部推薦的時候，推薦三個人是嘉獎，四至七人是小功，八人以上記大功壹次，記功對工廠的升遷有很大好處。工廠對產品安全的懲處比較嚴厲，工人倒垃圾倒出報廢物料就是壹個大過，工人出安檢門不小心帶出了壹只手套被發現也是小過。工人如果記過將會影響年終獎，壹個大過扣 500 元，而且在有大過的情況下，年終獎是按最低標準底薪 2100 元發放。

　　工人偶爾做出壹兩臺不良品，線長和全技員會將工人叫過去談話。如果不良品太多或者是損壞了重要的物料比如說 iPhone 的屏幕或者是主板，會叫工人填寫大過處分單（壹般都是嚇唬人的，因為有連帶責任，線組長也怕責怪到自己）。情節嚴重的會生效。若工人之後還是沒有改善，會酌情調整崗位。若調整崗位之後還是制造不良品，工廠的基層全技員會想辦法擠兌工人回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讓加班，不讓請假，工作出錯就言語羞辱，提高工作壓力迫使工人自己離職。如果有工人壹天犯了錯誤，他們將不被允許在那壹天加班，並且被要求提前下班。

九、生產結構

　　iPhone 的各種配件物料及各種耗材，是從下遊的供應商運送到鄭州工廠車間的物料倉，每天開線生產的時候需要各線的物料員前來物料倉，並按照當日的產量領取物料。物料倉也分為兩部分，前段和後段。前段是負責發放物料以供生產；後段是每天把做完裝箱的成品 iPhone 打包向車間外運送的，壹些不良的物料報廢處理也是物料倉的後段負責。在旺季高峰期，壹個完整的物料倉有30 多個員工，每天向外運輸壹萬臺左右的成品 iPhone。

　　從物料倉領取的物料，還需要加工處理，比如說主板，主板領回來還需要貼兩個石墨散熱片。這個部門叫做“前加工”，前加工不是流水線，是幾排擺放整齊的工作桌組成的。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配件，才可以送交給流水線開始組裝 iPhone。2018 年前加工部門的人數可以達到 50 人左右。

　　前加工處理完的物料，需要移交給組裝線，組裝線有三種，每種兩條，分為 CG 線（顯示屏幕組裝線），HSG 線（背殼物料組裝線），PRE 線（成品物料組裝）CG 線是顯示屏幕組裝線，把壹些相關的物料組裝到屏幕上的線條，比如：HOME 鍵，聽筒等物料。

　　每天的產能在五千臺左右。由於這條線人數較少，每條線有 120 人左右。

　　HSG 線是組裝 iPhone 背殼上的相關物料的線體。比如安裝電源音量按鍵及馬達揚聲器等物料到手機背部。HSG 線工作崗位較多，人數有 220 人左右。

　　PRE 線又稱為主線，是把 CG 線和 HSG 線組裝好的半成品扣合到壹起，組成壹個完整的成品iPhone，這條線最為復雜人數在 180 人左右。

　　測試線是測試的成品線體，組裝完成的成品 iPhone 經過各種測試後才能確認是良品。測試線有三條，每條線測試檢查的項目是不同的，每條測試線有 100 人左右，每條線每天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

　　測試線測試過關的成品 iPhone 將會轉移到包裝線進行打包裝箱。在經過外觀檢查之後，每臺iPhone 會配備產品說明書，耳機，充電器等，連同主機和配件壹起裝進包裝盒裏。包裝線有兩條，每條包裝線的人力有 150 人左右，每天每條線的產能在壹萬臺左右。打包好的成品 iPhone 會被物料倉的工作人員運輸到車間以外。

　　整個制造流程中出現的各種物料不良品，由維修部負責拆機維修，或者更換物料。維修部在高峰期也有 120 人左右。

　　此外，還包括周邊部門如下：

　　PQC（Production Quality Control），品管負責稽核改善整個車間的品質問題，員工違規作業、作弊操作都是不允許的，高峰期品管的人數在 20 人左右。

　　OQC(Outgoing Quality Control)，這個部門也是屬於品管，但不上線稽核問題，是負責抽檢外觀不良品的部門，高峰期人力在 20 多人。

　　PE(Production Engineering), PE 是負責車間的設備治具的日常維護與維修，高峰期人數 40 人左右。

　　生計，生產技術的簡稱，是負責整個制造流程中出現的制程問題，可以做到追蹤不良原因，改善制程不良品等作用，高峰期人力也在 20 人左右。

　　十、工廠近年生產情況介紹

　　2015 年 9 月，工廠生產制造的是 iPhone 6S 系列。工廠車間內部各個部門的分工非常明確，每個車間有兩名“生管”（生產管理的簡稱）。在 9 月和 10 月，每天的產能都在壹萬臺 iPhone 左右。在淡季因為人力不足，每天的產能大約四千到五千臺。

　　2016 年 1 月份，工廠已經開始生產 iPhone SE 這款產品，iPhone SE 的產品制程比起 6S 相對簡單，每條線的人力比 iPhone 6S 少壹點，但是每天的產能還是在壹萬臺左右。

　　iPhone 7 系列，2016 年 8 月份開始量產。從 iPhone 7 系列開始，車間的前加工線，有了制程上的改變，工廠把容易加工處理的物料，集中到壹個車間內壹起生產，這樣前加工線減少了很多工站。人數從以前的 120 多人，降低到 50 多人。整個車間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7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8Plus，和 iPhone X。由於 iPhone X 的構造比起前幾代 iPhone更為復雜，所以設立的工作崗位也更多，需要的人力也更多，每條 HSG 線的人力都在 220 人左右，PRE 線 240 人左右，別的線體沒有大的改變。每天的產能在壹萬壹千臺左右。

　　2018 年，工廠生產的是 iPhone XS 系列，和 iPhone XR。iPhone XS 的工作崗位可能會比 iPhoneX 多壹些。而 iPhone XR 由於工序較為簡單，要比 iPhone XS 工作崗位少壹些，人力也降低壹些。每代 iPhone 的人力需要和這款 iPhone 的結構有很大關系，結構越復雜，工廠設立的工作崗位會越多，人力標準也會越多。

　　2018 年是工廠歷年來人數最多的壹年，在“成品組裝壹處”總人數最高達到 88000 多人，而當時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派遣工就有 49000 多人，派遣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 55%以上。派遣工沒有跟派遣公司和鴻富錦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 派遣工在工廠工作三個月之後，只有部分人拿到返費。而部分沒有拿到返費的派遣工組織了抗議活動。派遣工工作滿三個月後，如果想繼續在廠工作，可以和鴻富錦工廠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2019 年 3 月份有壹些派遣工反饋通過派遣公司入職之後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是有簽署壹個返費協議。上面規定了領取返費的條件。

　　2019 年 8 月，工廠的派遣工比例達到了 50%左右。

　　十壹、其他

　　工廠管理情況

　　在工廠人數最多的組裝線上，每條流水線都有 120 多米長。壹個組長可管理兩條甚至更多條線。

　　每條線有壹個線長，多個全技員（甚至十幾個全技員），每個全技員負責其中的壹小段（就是三四個工站）。

　　工人上班以後不忙的時候可以講話聊天，但是音量必須很小，不能影響到別人。但是工廠規定上班時間是不能講話聊天的，也會有人經常“巡線稽核”工作紀律，如果被發現需要可能會被取消加班資格，上班時間說話也是需要長眼色，不能明面上講話聊天的。

　　工人上班以後不能隨便走動。工人離崗上廁所需要和全技員報備，不能超過 15 分鐘，超過了報曠工。次數也有限制，壹上午最多去兩次，去的多了，全技員線長會責難，最常見的辦法就是調整崗位或者取消加班，讓不聽話的工人幹最苦最累的工作。

　　如果工人不聽話，他們會被調到更累的工作崗位。 如果他們仍然不聽話，他們會換到不同的生產線。 如果其他生產線的領導也不希望工人在這條生產線上工作，那麽工人每周只工作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而且沒有加班。

　　根據工人反饋有些領導很糟糕，即使工人來上班，他們也不會為工人安排任何事情。並要求妳站到線外，同時還提報工人“曠工”。

　　因為組裝線上的“機臺”（半成品 iPhone）流動得很快。壹人離開崗位，剩下的人工作壓力很大。有的時候機臺流動得非常快，從流水線上拿都拿不過來，更別說進行加工處理了。做不完機臺會堆積，堆積嚴重影響每小時的產能。

　　經常有人“巡線稽核”，檢查工作紀律。比如查是否存在講話聊天和打瞌睡的情況，也有檢查品質安全的，例如機臺擺放和作業手法。如果是白班，巡查項目和頻率會更多，如工人被抓到有違規行為，首先面臨的就是寫“改善報告”（類似個人檢討）和不讓加班作為懲罰，流水線上的工人工作壓力很大。

　　工廠每天有生產安排，壹個班次旺季產能最高的時候，滿量要做壹萬兩千多臺 iPhone。工人必須努力達成。而每個工站根據工站的人數也有相應的產能，如果工人動作慢，產量不達標，線長全技員就會過來責罵員工，罵得很難聽。動不動就是“妳 TM 的能不能要點臉，別人壹天幹多少，妳壹天幹多少？”、“妳是比人家少長了什麽東西還是怎麽回事？不能幹給我滾蛋！”，或者是“妳能不能要點臉，別人能幹為什麽妳不可以？”。如果工人不吭聲，線長和全技員罵壹會兒也就算了。

　　如果工人敢頂嘴或者罵了以後還是產能不達標，那麽壹旦有人力調動的機會，線長就會把不聽話的員工調走。

　　辱罵員工的現象在工廠的生產壹線非常常見。有壹位工人因為身體不適，工作狀態不是很好，產能沒有達標。線長直接問他：“能不能幹了？不能幹可以回家，富士康最不缺的就是流水線工人，不好好幹活，完不成產量，可以辭職滾蛋，別在這占著茅坑不拉屎，耽誤我的產能！”這是線長當時的原話，後來直接線長讓他打卡下班了。

　　有許多老員工在工廠工作了三四年，甚至五六年，績效卻被評為丙丁。這類工人是沒有技術津貼的。線長給員工評績效並不是公開透明的，是他自己說了算。有的線長完全就是憑個人喜好在評比，而且工廠評績效還有名額限制，必須有壹部分人評得不好。所以很多工人覺得不公平，許多老員工都很氣憤，績效評價低，不僅年終獎少了，而且還影響今後整整壹年的薪資。很多因此工人去找工廠內部的員工關愛，工會等部門，這些部門也是口徑壹致說這是公司規定，沒有辦法更改，會和上面的領導溝通反應，但是需要時間，讓工人們回去安心工作等消息，過了壹段時間沒有消息，也就不了了之了。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也有工會，但是工人們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是管什麽用的，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工人代表是誰，如何選舉，他們有沒有定期會議就更不知道了。工人都說他們是富士康內定的，因為工會主席都是本部門的領導擔任。

　　員工關愛

　　除了工會，工廠還有員工關愛和關愛熱線 78585。但是大部分工人都不知道，打投訴電話的人就更少了。線長們不會大力宣傳，因為不希望工人知道之後去投訴或讓他們添麻煩。知道的工人去投訴線長壹般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員工關愛壹般是不管的。而且還會規勸工人，線長做的沒有錯。工廠的某些領導曾說過工廠成立員工關愛的目的是維護生產，只為了旺季能正常大量生產。

　　工廠並不是慈善機構，別人能做的，妳只有做的比他更好在這個地方才能上進。

　　有個工人身體不適和線長請假明天休息壹天，線長非得讓他明天早上再跑過來請假，沒有辦法，第二天來了請假，線長竟然不批。工人只好去找員工關愛中心，員工關愛中心的人沒有幫忙解決問題，反而勸員工回去正常上班。該員工只好曠工了壹天，第二天來上之後線長不讓加班，還說曠工必須記大過壹次。該員工就又去員工關愛中心投訴了，這次員工關愛中心幫忙。但是卻說曠工按公司規定是應該記大過的，要記大過壹次，後來還真記了，不過提報之後沒有生效而已。

　　晉升

　　在工廠的普通工人要想晉升，如果有能力的員工，在壹個正牌的全技員需要工作兩年以上，壹個線長職務需要工作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有的線長工作了七八年其實還是個全技員，實際上幹的是線長的職務，但是級別只是全技員的級別，領的是全技員的工資。

　　工人滿意度

　　調查員詢問工們為什麽選擇來到這裏，工人們說：“生活所迫，這個工廠最起碼不拖欠工資。就是每年的淡季時間太長了，希望每個月能發差不多三千元工資就滿意了，工作很累但是也期望能夠加班，因為有加班才著能拿到三千多的工資，誰想生活得那麽累呢，逼我們加班的不是工廠，是生活。工廠對我們很殘酷，急需勞動力的時候工廠想方設法通過各個途徑把工人招來，不幫忙推薦還不讓加班，壹到淡季馬上搞“整風運動”，進行內部檢討，稽核工人問題，提高內部壓力，零加班，軟性逼我們自己離職。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調查人員日記

　　2018 年 11 月 12 日

　　自從進入工廠以來，我看到工廠如何想辦法在生產高峰期的時候來招聘工人。 他們實施了這個“內部推薦”計劃，讓工人將家人和朋友推薦到工廠，並為每個生產線分配推薦配額。 如果妳不推薦其他人到工廠工作，生產淡季妳將無法在工廠加班工作，這是壹種常見的懲罰形式。 大多數工人都希望加班加點，因為古國沒有加班他們每月只能賺 2000 元左右的底薪。

　　上周，我們被調入制造 iPhone XR 的車間。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好消息，我過去 10 天沒有加班，但是接下來幾乎每天都可能可以加班 3 小時，我很高興，因為他們壹直在為 iPhone XS 減產，我的工作時間也被削減了。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加班加點，在這個月能拿多壹點錢。

　　我今天也在壹條生產線上看到有人好像生病了，感覺是無法完成今天的生產目標了。線長走到他面前說：“妳能幹嗎？如果沒有，就回家吧！富士康從不缺流水線工人。如果妳不幹而且還不能滿足生產目標，那就滾吧。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我嘆了口氣，這種辱罵經常發生。如果妳反駁，線長可能會把妳送到最幸苦的位置上去工作，或者他們不給妳加班時間。

　　我路過壹間叫做“Run-in”的房間，向工人詢問裏面是什麽。他告訴我，在“Run-in”房間工作的工人會使用 X 射線檢查 iPhone 內部，以確保沒有任何缺失部件。這裏的工人長期暴露於電離輻射，必須進行崗前和崗位後的體檢。但我沒有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看到任何的保護措施。

　　我們的生產線在我們的班次結束時並沒有完成 12,000 部 iPhone 的生產配額。為了能拿到更多的工資，我們繼續義務加班。輪班結束後，當我準備回到宿舍的時候，我們卻被告知會有壹個夜間會議。會議續了大約 10 分鐘。我站著都已經快睡著了。我基本上壹整天都不停的工作，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宿舍休息。

　　在旺季結束後的幾個月裏，大部分工人都沒有加班加點。他們說好事是工廠總是按時支付工資。

　　今天，我問壹個工人為什麽決定來這裏工作。他的說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未來很迷茫，不知道離職之後應該去幹些什麽。這裏是就好像壹個囚籠，離開這裏還是什麽都不會，短暫的自由之後是進入下壹個囚籠，明知道在這裏是浪費人生，但還是只能被囚禁在這。對目前的生活狀況不滿意也只能默默承受，無法反抗”。

　　單臺人力成本

　　壹個班次旺季共計 2080 人。（物流倉 30 人，前加工單線 50 人，CG 線 240 人 ，HSG 線 440 人，PRE 線 480 人 ，測試線 300 人 ，包裝線 300 人，維修線 120 人，周邊部門，120 人左右 ）每年旺季，壹個班次的人力可以生產 11,000 臺 iPhone（其中包括了每天 3 小時的加班）。在工廠普工最多，白班普工壹天的底薪是 96 元外加三個小時的加班費 54 元和旺季津貼 18.4 元壹共是168.4 元。

　　旺季津貼以 2018 年來算。2018 年後入職的旺季每月有 400 元，400/21.75 工作日，每天有 18.4元2080 人×168.4 元 = 350,272 元350272 元 / 11,000 臺 iPhone =31.84 元（4.64 美金）由此可得: 每臺 iPhone 成本的估計值在 31.84 元(4.64 美金)派遣工返費的通知富士康（鄭州）工廠對於今年十壹月份工人維權活動的通知聲明，然而部分至今仍未返費。

　　工人故事

　　故事 1

　　小張 21 歲，他是今年 8 月中進入鄭州富士康工作的，他是在網上看到富士康招工廣告，工作 55天提供 5000 元的返費。最開始以為是富士康直接招工，但是到了鄭州富士康後發現實際上是派遣公司，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的，派遣公司說工作滿了 55 天，會給 5000 元的返費。簽了合同之後就由派遣公司安排進了富士康，經過了半天的培訓，下午就分配去了 K 廠區，晚上就住進了宿舍。宿舍壹共住了 7 名工人，三個上白班，四個上夜班。

　　他進工廠的時候，正好車間在換了新的生產線準備生產蘋果 11，和他壹起分在生產線上的當天壹共有 6 名工人。和他分到生產線上 6 名工人都是派遣公司招進來的，通過派遣公司招的工人比富士康直招的返費都要高。他們這個班有三十幾個人，除了幾個老工人，大部份都像他壹樣是最近通過派遣公司進廠的工人，還有十個左右是學生工，也是通過派遣公司招進工廠的。這些學生工以經在生產線上工作壹個多月了。他和這些學生工聊天的時候得知 ，這些學生 8 月底就要回學校去。

　　小張每天工作十小時，每周工作六天。工作非常單調，就是檢查手機的機殼，有時候看的久了，眼睛會痛。鄭州富士康是他工作的第三個電子廠，雖然工作很累，他也能努力適應。

　　因為是生產蘋果新手機，線上產量壹至上不去。中午吃飯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吃完飯馬上要回來上班。班長要求他們早上和中午在上班之前就要到線上準備，因為打卡要排隊，有時會占用很多時間。大部份的工人都會提前到線上。小張上班的第二天，就是沒有提前到車間，線長對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當時想沒有計劃在富士康工作長期工作，所以就忍受了。

　　小張只想工作到是有返費拿的第 55 天，到了時間就離職。他覺得在富士康工作，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故事 2

　　在工廠工作了壹年以後，我選擇了離開，因為這裏的工作呈現兩個極端，在每年的旺季也就是 8，9，10，11 這幾個月份，加班很多。工作很累，但是工資也能拿到 4500 元左右。剩下的幾個月人員減少，沒有加班可是工作還是很累，因為分擔到每個人頭上的工作量並沒有減輕絲毫，還要面對頻繁的人事調動，和產線搬遷。這樣的日子裏，工人們拿到的工資數目幾乎不會超過 3000 元。

　　工廠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模式在我看來可以說是官僚主義，可能在這個新社會可能有點言過其實。

　　但是工廠的管理者，以及管理者建立的員工關愛機構首先保證的是是工廠的利益。擴大生產，維持產能這是管理工廠的前提。工廠的工人很多，管理者同樣很多，也滋生了深厚的裙帶關系，這裏就是壹個小型的社會集團。壹個普通的工人期望得到升職，在保證自身能力的情況下，得到線長的職位最快也需要三年時間的打磨，當然三年得到線長職位，這已經是能力很強的人才了，更多人是在 5 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得到職位提升的，線長的上司是組長，線長爬到組長位置更難，百分之 90 左右的線長永遠無緣組長職位。在這個工廠升職加薪的空間對於普通工人來說非常緊湊狹小。

　　我和很多人壹樣，離開的時候義無反顧，信誓旦旦的在嘴上也說著以後再也不會進這個垃圾工廠了。可是每年的旺季工廠為了大量招攬勞動力，給出的返費最高達到工作 35 個工作日就獎勵 6500元的地步，所謂財帛動人心，在財富面前當初的誓言顯得那麽無力。很多工人選擇再次復職，我想我以後或許也會因為高額返費的誘惑再次復職吧。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論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價值

　　馬克思的價值概念可認為是他思想主體中最有爭議的概念。非馬克思主義者普遍地宣告價值概念是馬克思主要的邏輯錯誤的根源，而不管承認馬克思在其他方面有什麽見解（龐巴維克的《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仍然是最有權威的論述，見“參考書目” ①），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價值概念也是有極大爭議的問題。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對資本主義具體經濟現象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對剝削進行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價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價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貨幣、資本和資本主義動態的基礎；因此，沒有價值概念，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就崩潰了（前者見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後的馬克思》，1977年英文版；後者見“參考書目” ③、 ④、 ⑤；同這兩者觀點極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見“參考書目” ⑥）。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價值把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的社會性所具有的特殊的歷史形式，表現為社會勞動力的耗費。價值不是一種技術關系，而是人們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關系采取了一種特殊的物質形式，從而表現為這種物質形式的屬性。這首先表明，人類勞動作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對價值這一概念的分析同樣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其次，這也表明，價值不只是一種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種現實的存在，價值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就是商品。因此，這就決定了商品是馬克思分析的出發點。馬克思在他論述政治經濟學的最後著作之一中，把他論述的程序總結如下：

　　“……我不是從‘概念’出發，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並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裏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對後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換價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的‘表現形式’，獨立的表達方式，而後來我就來分析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頁）。

　　由於商品是為交換目的而生產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換價值“，交換價值被定義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交換價值。但是，這是一種使人誤解的說法。交換價值總是隨時間、地點和環境不同而不同，一個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換價值，同它所交換的不同的商品一樣多；在某種意義上，同它交換的每一商品也同樣如此。因此，存在著使所有的相互交換的商品相等的某種東西。這就是說，交換價值是同它相區別的某種東西的表現形式。這種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屬性，因為它們是異質的。在交換過程中，表示同質的某種東西，並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交換過程使生產商品的的所有不同類型的勞動在質上相同，生產商品的這種同質勞動叫做抽象勞動。價值就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或物化，價值的表現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還是使用價值和價值。

　　從龐巴維克以來，批評者們都把《資本論》第1卷開頭幾頁的論證，解釋成馬克思試圖證明價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認為，這一未被證明的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馬克思忽視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屬性。例如，所有用於交換的商品，對它們的需求相對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物就可以無償地贈送，而不要進行交換），因此，在心理學上，即在人們對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的動機上，也能發現馬克思所探尋的共同屬性（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走的路線）。從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這種論證是極為有力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馬克思極不相同的哲學傳統；馬克思並不是通過得出我們所體驗到的全部現存的異質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屬性，對價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論證。相反，他分析的是實際存在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人們之間的典型關系──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的交換關系。這是因為：首先，政治經濟學範疇是特殊生產關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過對這些範疇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資產階級關系的內容才得到闡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辯證的分析永遠領會不了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因為它同所涉及的具體關系沒有任何內在聯系。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

　　“即使我的書中根本沒有論‘價值’的一章，我對現實關系所作的分析仍然會包含有對實在的價值關系的論證和說明。胡扯什麽價值概念必須加證明，只不過是由於既對所談的東西一無所知，又對科學方法一竅不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8頁）。

　　在得出作為抽象勞動對象化的價值定義之後，馬克思進一步對價值的計量作了考察。價值是用生產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時間單位，通過對抽象勞動的計量來計量的。因而，在所有生產者生產率普遍提高，勞動時間縮短時，商品的價值就下降。因此，商品價值的變動同對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量成正比，同生產這一商品的具體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在簡要考察了同其表現形式相獨立的價值之後，馬克思進一步證明了交換價值是怎樣成為價值的必然表現形式的。直到目前為止，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視；利用交換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然後再利用價值引申出交換價值，這終究似乎還表明了某種循環論證。但是，這采取的又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它並不適合對本質和現象，或者內容和形式問題的說明。魯賓對這一點作了評論：

　　“人們不能忘記、在內容和形式關系問題上，馬克思采取的是黑格爾的觀點，而不是康德的觀點。康德把形式當作同內容具有外在關系的某種東西，當作從外部依附於內容的某種東西。從黑格爾的哲學觀點來看，內容本身並不是形式上從外部依附於它的某種東西。相反，通過內容的發展，內容本身產生出已經潛在於內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從內容本身中生長出來”。

　　事實上，馬克思對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前輩，特別是對斯密和李嘉圖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認為他們忽視了價值形式，把價值形式看作是外在於商品本質的某種東西。因此，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為什麽表現為價值，為什麽價值計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現為貨幣額。馬克思認為，這種錯誤的原因在於，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這種最抽象的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最普遍的形式，沒有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而被看作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價值和價值量就同特殊的社會關系相分離，所作的分析就成為形式的，而不是辯證的。只有證明了價值怎樣必然地表現為交換價值，才可能理解價值怎樣表現為貨幣額，價值形式怎樣含有貨幣形式的意義。因此，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同時也就是他的貨幣理論。

　　作為商品，勞動產品同時具有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但是，價值形式只是在一種商品同另一種商品交換時才表現出來。價值並不是離開同別的商品的交換、單個商品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而是反映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分工，商品生產者勞動的社會性質只有在交換行為中才顯露出來。因此，價值是一種純粹的社會現實，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間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馬克思把所作的這種考察稱作“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在這種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換。由於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價值相對地得到表現，商品A就處在“相對價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現商品A的價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總是同時存在於價值表現中；在這一價值表現中，它們顯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對價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價值的物質對象，但是，商品並不只是物化勞動的量，因為這並不能賦予它們以不同於自然形式的價值形式。商品A的價值作為物化勞動，必定具有一種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觀存在；這樣，商品B的物質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價值形式。只有不同種商品之間的這一等式，才揭示了創造價值勞動的特殊性質，因為正是交換過程本身，才把物化用於交換的不同種商品中的不同種勞動，歸結為一般勞動的共同性質。進而，由於商品A的價值在商品B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這就產生了商品A的價值量的變化，並不必然地在相對價值量的變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這種潛在性的發展包藏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核心。）其次考察等價形式。馬克思指出了他所稱作的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B表現商品A的價值，它根本不表現自身的價值；商品B的物質體是抽象勞動的對象化。第二，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成為抽象勞動的表現形式。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B的具體勞動盡管是個別人的私人勞動，但它同其他種類的勞動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勞動采取了直接社會勞動的形式。這三個特點，即使用價值表現為價值、具體勞動表現為抽象勞動和私人勞動表現為社會勞動，是理解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雖然商品既是使用價值又是價值，但只有在它的價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價值形式相獨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時，它才表現這種雙重作用。這種獨立的表現形式就是交換價值。價值的性質使交換價值成為它的獨立的表現；在交換關系內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使用價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當作是價值形式。在這一意義上，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在對立被外在化了。

　　通過指出商品A不僅同商品B交換，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換，馬克思把簡單價值形式展開為“擴大的或總和的價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商品A顯示了在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中的地位；每一種其他商品表現為具有價值的物質對象，表現為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實現形式。因而，同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換調節價值量，而是商品價值量調節商品交換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價值的一系列代表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由於存在著無數的等價形式，因此所有的具體勞動都表現抽象勞動，一般人類勞動沒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表現。

　　這通過倒轉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引出“一般價值形式”就易於得到糾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價值表現在無數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這些商品也就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商品A上。這樣，一種單一商品就被分離出來，表現所有的商品的價值，使每一種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價值相區別，以此表現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東西。這一商品被稱作“一般等價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價值共同承認的形式，是所有勞動的有形的代表，馬克思稱之為“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為其他所有商品的價值形式，這種特殊商品就成了“貨幣價值形式”中的貨幣商品，這就完成了商品的價值表現同商品本身的分離。商品價值除了交換價值沒有其他表現形式，而交換價值也只有在貨幣上得到表現。價值決不能用價值的實體即抽象勞動來表現，也決不能用價值的尺度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現。價值表現的唯一形式和價值能夠表現的唯一形式，就是貨幣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從價值的一般特點……同它表現為某種商品的物質存在等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出貨幣這個範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頁）。在早先論述價值和貨幣的手稿中，馬克思在手稿的括號內指出：“往後，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法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法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因此，首先是弄清這樣的說法：產品（或活動）成為商品；商品成為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成為貨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頁）。經濟範疇是人類活動的反映，馬克思把同一範疇的邏輯起源同歷史起源相比較。他強調，歷史上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形式的發展同價值形式的發展是一致的，在總體上他總是把他邏輯分析的結果同現實的歷史發展的結果相比較。但是，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強調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之間的主要不同之處。他認為：

　　研究的方法“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資本論》第1卷，第23—24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馬克思克服了他在價值和價值形式敘述上的巨大麻煩。馬克思聽從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校樣的批評，寫了第1章附錄，《資本論》第1卷第2版和以後各版中，這個附錄重新寫進了第1章。第1版的這一附錄是馬克思價值形式理論的最清楚的陳述（參看馬克思：《價值形式》）。雖然馬克思承認他的陳述是困難的，但是他認為，他對價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棄，“這部分對全書來說是太有決定意義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頁）。這並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不是“一些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價值形式的這一抽象是一種現實的抽象，因為交換過程是現實的過程，由此而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產品相適應。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價值的先驗規定，因為只有交換過程才使生產成為社會的，才建立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聯系，並保證在交換中實現的價值是而且只是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商品的價值只有在商品的生產之後才能在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得到表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中，這另一種商品就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一旦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就能進一步從貨幣和貨幣的關系這一最高形式上，探討了“價值規律”（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詳細內容，通過對資本和資本積累範疇的闡述，最後探討那些在資本主義表面上似乎同價值規律相矛盾的現象。與此相對應，在貨幣和貨幣關系的最高形式上，馬克思也有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是怎樣顛倒的，這種顛倒是怎樣在意識中得到反映的根據。

　　價值與價格

　　為了使對象化在商品中的個別勞動時間具有抽象勞動的一般特征，一種特殊的商品必須采取對象化的、一般的勞動時間的形式。商品作為價值的一般性質和它作為使用價值的特殊性質之間的矛盾，只有通過它本身的對象化才能得到解決；交換過程在物質上把商品的交換價值同商品本身區別開來；這樣，所有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就同作為表現它們價值形式的貨幣同商品對立起來。因此，馬克思把價格定義為價值的貨幣形式，商品的價值在貨幣商品（例如黃金）量上得到表現。

　　貨幣商品也象價值尺度的作用一樣，必然起著價格標準的作用。它能起到價值尺度的作用，只因為它本身就是勞動產品，因而在價值上潛藏著可變性；作為價格標準，尺度的穩定性顯然是重要的。那麽，為什麽價格可能發生波動呢？這或者是因為商品價值已經改變，而貨幣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貨幣價值已經改變，而商品價值保持不變；或者是因為這些變化的某種結合。因此價格總是對價值作出精確計量的假定是決不可能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在概念上這總是一種準確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現為特定交換中的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比率；由於涉及兩個獨立的商品，因此這種交換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價值量，也可能表示較大的或較小的貨幣量，因為它是在特定的交換環境中出售的。因此，價格和價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馬克思評論道：“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資本論》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價格代表了它的觀念的價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貨幣商品相等；但是，要使這個價值形式得到實現，必然進行交換。在這一意義上，價格形式既意味著商品同貨幣交換的可能性，也意味著這種交換的必然性；對這種交換的分析，為馬克思進一步闡明資本概念提供了基礎。一種通常的誤解就是認為《資本論》第1卷談的是價值，《資本論》第3卷涉及的是價格。情況正相反，《資本論》第1卷一開始就對價格形式作了闡述。然後，馬克思再從所有資本共同性的角度，使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動態發展。通過競爭過程，資本之間的差別要求價格形式進一步發展成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是，這種競爭只有在對資本主義生產作了展開分析之後才能分析，因此，在《資本論》第3卷才作充分探討。

　　勞動力

　　勞動力就是從事增加商品價值的有用勞動的能力。工人出賣給資本家換取貨幣工資的就是勞動力。勞動力同勞動是有區別的，勞動是人類生產力為改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實際使用。勞動產品能作為商品買賣。但是，要對勞動本身即生產活動的買賣這一概念賦以確切的含義，卻是不可能的。不能出賣勞動產品的勞動者必然出賣勞動力，並同意從購買者的利益出發和在購買者的指揮上消耗其勞動，以換取一定的貨幣量即工資。

　　勞動力範疇是在用勞動價值論解釋余價值源泉中提出來的。資本家支付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又出售商品換得比他支付的貨幣更多的貨幣。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經常不斷地出現，只是由於存在某種在使用時能夠增加商品的價值的商品。勞動力就是這樣一種商品，而且是唯一的這樣一種商品；因為在購買和使用勞動力中，資本家榨取了勞動，而勞動就是價值的源泉。從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來看，剩余價值的源泉在於資本家付給勞動力的價值，小於他們所榨取的由勞動加到商品上去的價值。對剩余價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資本家按低於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或者按高於商品的價值出售商品，但是這只能解釋個別剩余價值，而不能解釋整個生產體系的剩余價值，因為用這種方法獲得的價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產者失去的價值。

　　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勞動力這一現象產生的歷史前提條件就是“自由”勞動者階級的出現：首先，他們有“自由”處置自己勞動力的合法權力，以在交換這一限定的階段中同潛在的購買者談判；其次，他們同樣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由”。因此，勞動力現象要求消除奴隸製和農奴製，消除對人們在交換中處置自己勞動力權力的一切限製。它也要求直接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樣他們就不可能生產和出售他們的勞動產品，從而迫使他們為了生計而出賣勞動力。

　　盡管在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點，並引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盡管勞動力表現為市場上出售的一種商品，但是這一商品的生產卻同其他商品不一樣。勞動力的生產是工人作為人的生物上和社會上的再生產。這一復雜的再生產過程涉及在總體上和資本主義關系或商品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例如，在極為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是由不拿工資的家務勞動再生產出來的；在較不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常常是由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生產出來的。這些過程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觀念形態；純粹的資本主義關系的邏輯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

　　其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它創造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樣，為了使用勞動力，購買者即資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間建立一整套全新的關系。從勞動力中榨取勞動，引起了購買者和出售者之間超出通常談判商品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工資）範圍的附加的鬥爭條款；引起了勞動強度和勞動條件上的鬥爭。這些對抗階級的鬥爭，本質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上的和政治上的問題。

　　最後，勞動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產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轉到了資本家手中）相異化，同對勞動產品的控製相異化。在勞動力商品出現後，商品形式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再現為工人同他或她的勞動和產品的異化。

　　盡管在李嘉圖的著作中，在對價值理論的有條理的闡述上已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沒能解決“勞動的價值”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亂，在有些場合“勞動的價值”指的是工資，在其他一些場合指的卻是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馬克思通過把勞動概念分解為勞動、勞動力這一對概念，消除了這種混亂（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和第17章）。這就使我們明白，出賣勞動力來換取資本家的工資這種交易，發生在生產之前，發生在產品中價值的出現之前；這也使我們明白了資本主義生產占有剩余價值的確切機製。馬克思把區分勞動和勞動力的這一發現，看作是他對經濟科學作出的最重要的積極的貢獻。

　　勞動過程

　　在最簡單的意義上，勞動過程就是勞動據以物化或對象化在使用價值中的過程。在這裏，勞動就是從事勞動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識地改變了。因此，勞動過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勞動本身，即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第二，勞動所作用的對象；第三，用於從事勞動過程的資料。通常由先前的勞動過程所提供的那些勞動對象被稱為“原料”。勞動資料既包括基礎結構或同勞動過程間接相關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這樣的勞動借以影響勞動對象的直接要素。它們總是以前勞動過程的結果，它們的特點既同勞動發展的程度有關，也同勞動在其中完成的社會關系有關。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一起被稱作“生產資料”。由於勞動的作用而改變了勞動對象，這就是使用價值的創造；我們同樣可以說，勞動已對象化了。由於生產資料就是勞動過程所消費的使用價值，因此，這一過程就是“生產消費”過程。由於使用價值由此而被生產出來，因此，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所完成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勞動過程是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所有的人類社會形式都是共同的：人們一方面依靠他們的勞動這一主動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無生命的世界這一被動要素。但是，為了理解勞動過程中不同參與者相互之間的關系，就需要對勞動過程在其中發生的社會關系作一考察。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也購買勞動力。然後，資本家是通過使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在他們的勞動中消費生產資料而“消費”勞動力的。這種勞動是在資本家監督、指揮和控製下完成的，所生產的產品是資本家的財富，而不是直接生產者的財富。勞動過程只是資本家已購買的物和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一過程的產品就屬於資本家。

　　這些產品對資本家具有使用價值，只是因為它們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目的就是生產在價值上超過生產過程中消費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價值的商品。因此，這種生產過程既是創造使用價值的的勞動過程，也是創造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過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存在著差額。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就是把勞動力的價值同勞動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增殖的價值區別開來。只有後者超過前者，剩余價值才可能創造出來。再者，資本控製了勞動力，這是由於人們在歷史上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了，因此人們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只能進行工資交易。而資本家控製勞動，這是因為勞動力的使用是在資本家監督下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工人階級被迫完成比維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勞動。因而資本是一種強製的社會關系。

　　勞動過程涉及的是生產的質的運動，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內容的、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過程。從量的觀點來看，價值創造過程把這一過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對象化的勞動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按照社會必要的持續時間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產過程都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統一。一旦價值創造過程超過一定點繼續下去，我們就有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形式，或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即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

　　在現代許多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馬克思主義論著中，在用語上存在著某些不準確之處：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往往被確定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而不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堅持區分這兩個過程，對於堅持為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使用價值和價值過程的兩重性是重要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具有類似的雙重特點。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是用於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資料，工人在實體上同生產資料發生聯系，生產資料成為勞動活動對象化在產品中的本質要素。然而，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看，生產資料就是用於吸收勞動的資料。在工人消費作為生產活動物質要素的生產資料（勞動過程）的同時，生產資料也消費勞動，以使價值得到增殖（增殖過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一旦資本家的貨幣轉化為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就立即轉化為資本家對其他人的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即有私人財產權證明為正當的、並最終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強製力量維護的所有權。已經對象化的勞動或死勞動和運動中的勞動力或活勞動之間關系的這種顛倒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上就是對以生產資料價值為一方和以他們所擁有的自行增殖的財產即資本為另一方的混淆。這樣一來，就把生產資料看作是具有生產能力的，而實際上只有勞動才能夠生產出東西來。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況的這一闡述，強調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馬克思（在《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區分了他稱作的“勞動對資本從屬”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同前資本主義歷史和資本主義歷史這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第一種形式出現於資本主義從以前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過程中，它涉及的純粹是榨取剩余價值方式上的轉化。為了描述這種在迄今為止勞動得以完成的同樣的生產技術基礎（相同的生產力水平）上勞動從屬於資本的過程，馬克思把這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所有的個人之間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封建城市中行會生產和封建鄉村中農民生產的特征都在現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勞動條件商品和勞動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間只是一種以買賣為基礎的關系，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由於這種“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從屬”並沒有改變勞動過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長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工作目的長度。馬克思認為，形式從屬是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在英國它存在於16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最後30年，在這一時期，勞動過程最初以協作為特征，後來又以工場手工業為特征。但是，隨著機器和大工業的出現，勞動過程本身不斷地發生轉化，或者說發生了追求生產率提高的革命化。機器成為勞動過程的主動因素，它把連續的、統一的和重復的任務強加給勞動，並使強製的嚴格的工廠紀律成為必需。科學知識作為機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隨物，創造了一種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等級製度，先前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分工被消滅了。馬克思把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及其生產稱作“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並把它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聯系在一起。英國進行“產業革命”之後，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就不斷地轉化為追求價值積累的勞動過程，一般地說，這標明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成熟的生產方式。

　　在馬克思論述這個問題的著述之後，大約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幾乎沒再作過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分析極為成功。馬克思逝世以後，工廠生產的發展似乎有力地證實了馬克思的著述。盡管有蕭條、法西斯主義和世界大戰等等，但是，在追求生產力增長中對科學的利用，還是引起了資本主義極其巨大的增長；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即把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看作是勞動過程的必然的組織形式，而不論社會生產關系為何。這就是說，技術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獨裁主義和等級製度的本質則被看作是占優勢的生產關系的機能。這同一種不同的觀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觀點把歷史解釋成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技術的發展被看作是一種平穩的、直線的前進過程，它決定了特定的時間點上的合適的生產關系。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成為歷史的動力。列寧在熱情地把弗雷德裏克·溫·泰羅的“科學管理”原理作為蘇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種手段時，極大地推進了這兩種觀點。1918年列寧對泰羅製的評論就是：

　　“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它在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於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頁。）這種策略對蘇維埃社會的社會主義發展起了步人後塵的影響作用，因為蘇維埃的勞動過程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對手幾乎沒有什麽不同。回顧起來或許並不令人驚訝，1929年到1932年蘇維埃工業化就是依靠大規模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然後再對這些技術進行模仿；在復製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創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蘇聯始終存在著難題。如果要想說明技術是如何地由階級關系決定而不是適得其反的話，那麽這倒是一個十分清楚而又有爭議的事例。

　　歷史上“技術主義”概念在西方所產生的主要後果就是，馬克思主義對正在變化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分析變得停滯不前了，從而使各式各樣的後資本主義或後工業的社會學應運而生，這些社會學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從6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者的註意力逐漸轉到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重新發現上來，這成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分析復興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布拉維爾曼著作的出版，證明對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程和階級結構演變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推動作用。布拉維爾曼的分析結構圍繞著作為資本主義根本動力的資本積累，恢復了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擴大和勞動貶黜同時發生的理論。關於前者，布拉維爾曼的分析涉及壟斷資本主義，他強調壟斷資本主義中管理和機械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特別的重要性。寡頭大公司的出現、市場結構的變化和國家經濟活動的發展，綜合成這樣一種分析思路，即證明資本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布拉維爾曼特別強調勞動後備軍的特征和構成的變化。強調性別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在辦公室工作和勞務產業的勞動過程和職業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對勞動的貶黜，特別是對手藝勞動的貶黜，因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結構不斷關心的是使勞動變得低廉，關心的是通過排除有礙於資本實現其重新組織生產的企圖的一切技能和知識來保證對勞動過程實行有效的控製。布拉維爾曼認為，這後者構成了通過對手藝技能的貶黜而形成勞動對資本實際從屬的一般趨勢。

　　對布拉維爾曼著作的批判大體上集中在：他試圖把現代工人階級看作是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階級，從而避開了對工人階級意識、組織和活動進行全面的分析。人們認為他的這種方法使工人階級僅僅成了資本的對象，即被動地適應著增殖動態的變化，這就忽視了在生產的一定點上階級鬥爭是理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發展的關鍵的方法。此外，還可以認為布拉維爾曼的分析表明資本家的控製和統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產過程內部進行的，而沒有考慮到政治關系和資本主義國家機構的意義；如果把生產內部的階級關系看作是經常地對資本產生疑難的關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機構和過程看作是能使這些關系保障資本安然無恙的東西。

　　盡管布拉維爾曼著作中的工人階級不論在生產過程內部還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都具有被動性，但是，他的著作對於使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註意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來說，以及為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中心論題提供了焦點和參照點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會必要勞動

　　關於價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寫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資本論》第1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會必要勞動是抽象勞動即價值的實質的同義語，它的衡量是按時間單位計算的。這個詞是和個別勞動對照而言的。一個特殊生產部門的不同公司進行生產，技術效率的程度不同，生產工藝也不一定相同。隨之，每個公司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個別勞動時間就會不同。但是，不管商品來自什麽生產過程，它是按同一價格出售的。顯然，個別勞動時間低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得法的公司，比個別勞動時間高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經營不當的公司，將從每一產量單位實現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利潤。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的差額，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刺激著不斷引用新的生產方法，每個公司都盡量降低個別價值，以便在競爭中對對方占優勢。

　　對於生產一種商品為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可能根據某種特殊的“平均”的生產技術，先驗地確定為某種物化勞動量。根據相同的理由，價值只是作為一定數額的貨幣的交換價值的形式出現；市場價值是競爭過程的產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只有通過市場交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社會聯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過貨幣，私人勞動才具有社會勞動的形式。

　　究竟市場價值決定於市場的某種平均過程，如以上所說暗示的，還是決定於最經營得法的公司的個別勞動時間，有時還不清楚。答案有兩種：價值的決定不是一種靜止的平衡狀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剛一確定，由於經營不當的生產者的破產和經營得法的生產者的革新，它又發生變化。

　　剩餘價值

　　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製度下剝削的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潤的形式，剝削產生於工人階級的純生產額出售所得比工人作為工資所得要多。因此，利潤和工資是剩余和必要勞動在受資本雇傭時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潤和工資都是貨幣，從而只是勞動通過一系列歷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價值概念具有決定性作用）對象化的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商品生產形式，的確，是最普遍的商品生產形式。因此，產品的生產是為了按價值出售，價值是通過價格形式，那就是說，作為一定數量的貨幣衡量來實現的。產品屬於資本家，他從產品的價值和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的價值的差額中獲得剩余價值。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相當於在生產過程中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可變資本，用於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給他們所出售的勞動力的價值。其所以叫可變資本，是因為從生產過程開始到結束，它的數量是在變化的；作為勞動力價值開始的東西卻以勞動力發揮作用所產生的價值而告終。剩余價值就是二者的差額，即資本家沒有付給等價物作交換而占有的工人所生產的那部分價值。這裏，沒有不公平的交換；然而，資本家得以占有無償剩余勞動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為勞動力是具有能夠創造價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分。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們的使用價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而且將以新的形式在產品中重新出現。它們的價值只是轉移到產品價值中去。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勞動力的消耗就是勞動本身。既然勞動在商品生產中具有既是具體勞動，又是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具有二重性：勞動力既有能夠創造使用價值（具體勞動）的使用價值，也具有能夠創造價值（抽象勞動）的使用價值。資本家感興趣的就是後者。當勞動力消耗掉的時候所產生的價值是新的價值，只是預料這種新的價值將大於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資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階級是由除開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們組成的。因為工人沒有接近生產資料的其他途徑，為了糊口必須出賣點什麽，他們就勢必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且無法自行利用它的創造價值的特性。所以，工人們不是在勞動市場中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因為他們是按價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他們卻是通過被迫加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階級地位受剝削的，剝削實際上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雖然每一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換合同一樣，不是強加於當事人雙方的，工人們卻根本無法不去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謀生。所以這種自由雖然從單個的雇傭勞動合同來看是真正的自由，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謂工人的雙重的自由：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的自由或是挨餓的自由。

　　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分析大大不同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早期作者的分析。後者，特別是李嘉圖傾向於認為剩余價值產生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勞動和工資的不公平交換。工人被迫低於它的價值出賣他們的勞動；那麽，剩余產生於交換。但是，馬克思對勞動和勞動力作了區分，就能說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換的條件下，勞動力能夠按它的價值被出賣並在生產中產生剩余價值。這樣，他證明，資本主義剝削，像以前一切生產方式中的剝削一樣，產生於生產過程中；確定公平交換比例，並不能消滅剝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地位是階級地位，取決於能否取得生產資料，而不是如後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認為的取決於個人收入，因為個人收入是交換合同的個別協商的結果。

　　既然價值是一定的量，剩余價值的數額也是一定的量。一個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他或她生產的價值和他或她的勞動力的價值的差額。前者決定於特定的工人參加的勞動過程的條件以及它的產品的市場。後者決定於個別的勞動過程以外的勞動市場條件以及工人消費的必需品的價值。價值規律傾向於保證不同生產部門的工人生產的價值相同，勞動市場的競爭傾向於保證勞動力有平均價值，至少是對於普通勞動。這樣，我們就可以談一種經濟的平均剩余價值率，其中剩余價值率（有時稱剝削率）規定為下列比率：

　　剩余價值

　　s/v= ────

　　可變資本

　　如果熟練勞動生產的價值被認為是非熟練勞動的若幹倍，並得到與此相稱的額外報酬，即使這樣，它的剩余價值率也保持不變。

　　雖然工人所產生的價值可以這樣區分，那麽工人創造價值所花費的時間也就可以這樣區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樣區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他或她得到的工資的等價物；剩余勞動，在這段時間內，工人只是為資本家而生產。顯然，這兩部分這樣區分，那麽，剩余價值率就是：

　　剩余勞動　　 工人為資本家工作花費的時間

　　S/V= ──── = ───────────────

       必要勞動　 工人為個人消費而工作花費的時間

       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可以看作是資本家極力提高剩余價值率而工人則極力反對以致彼此鬥爭的歷史。這發生在兩種主要的情況下。第一，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涉及通過擴大每個工人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而不改變必要勞動的數量，來提高剩余價值率。這可以通過在強度上或長度上延伸工作日來實現，但是二者不僅遇到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為整個資本（即使不是個別資本家）所依賴的階級的健康狀況由於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高和工資過低將日益惡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的組織、博愛的資本家以及在長遠利益上跟小資本相對立的大資本三者結合在一起，使10小時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過（參看《資本論》第1卷第8章特別是第6節）。

　　當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達到極限的時候，增加每個工人生產的全部價值的另一種辦法，是按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比例來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說，在工作日的時間不變的條件下來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時間可以作為剩余勞動時間而被資本所占有。這就需要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那就是說，降低勞動力的價值。這就是榨取相對剩余勞動，可以通過兩種辦法實現。必須減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價值的數量，或是縮短生產同等數量的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前面這種方法將遇到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所遇到的那種限度；工人階級的反抗和它的身體條件的惡化。後面這種方法使資本主義成為迄今為止最有生氣的生產方式，不斷改變它的生產方法和實行技術革新。因為只有通過技術改革，生產特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能縮短。生產率由於實行死勞動以機器的形式取代活勞動的新的生產方法得到提高，使生產的個別商品的價值降低。如果這種情況涉及其價值在勞動力的價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構成工人的部分消費品的商品，勞動力的價值就會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勞動方面。

　　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導源於一切資本分享某一生產工人的消費品的部門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好處。這種分享是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競爭的產物。一旦競爭者都采用新技術，產品價值下降，那革新的資本家的額外利潤便逐漸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資商品生產部門，這種好處便以降低勞動力價值的形式為一切資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終於進入工人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效果將同樣被感到，因為工資商品的價值將同樣縮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專為資本家消費而生產的部門中，或是在生產專供這種部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部門中，最後的結果就不會是剩余價值率的變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價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就資本家來說，並不是作為一個自覺過程而發生的，資本家的目的在於減少他們自己的單獨成本以便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競爭將促使他們喪失他們對他們的競爭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好處最後將在一切資本中間普及。究竟最後結果是不是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那就是說，產品是不是能對勞動力價值有任何影響──對於個別革新的資本家是無關緊要的。在兩種場合下，他都受競爭勢力的約束，最後喪失一切個人優勢。

　　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從榨取絕對和相對剩余價值的角度加以考察。雖然前者是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的特點，二者攜手並進，隨著技術的改革，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又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新的勢頭奠定基礎。許多過程也能分析為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婦女參加有酬工作，這既容許榨取相對剩余價值，因為她們的低工資代表勞動力的較低的個人價值，這同時也為榨取絕對剩余價值打下基礎，因為更多的創造價值的勞動是整個家庭完成的，而她們的成本再生產和資本付酬的必要勞動量並沒有相應地提高。

　　剩餘價值與商業利潤

　　資本家墊付貨幣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工人們借助生產資料生產一種新的商品以後,資本家通常出賣商品取得的貨幣比他墊付的要多。馬克思用M—C—M′（貨幣—商品—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個過程，M，即出售商品獲得的貨幣超過M，即墊付的貨幣。如果支付和取得的價格與價值相當，額外的貨幣就是剩余價值，它在這種表現形式下相當於傳統會計項目的毛利，即銷貨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馬克思認為，就整個資本來說（而不是就個人資本來說），從價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剩余價值相當於從價格觀念來規定的全部利潤，即使每一件商品的價格並不等於它的價值。和馬克思的其他原理同時存在的這種“相當於”的可能性一直是生產價格和轉化問題理論中的爭論問題。

　　勞動價值理論闡明，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的剩余價值的來源是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時，或任何單位勞動時間）生產一定數量的貨幣價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資只是這個價值的一部分的等價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給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價物，在其他部分即無償部分中生產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工資的形式使這個事實模糊起來，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時都到報酬，但是，從勞動價值理論來看，一部分勞動被耗費掉，工人都沒有得到等價物，因此，它是無償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中，對工人的剝削，並不違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人看成是一種商品即勞動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的交換中他能保證這種商品的全部價值，才受到保護。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給勞動力的全部價值，這個價值還是低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因此，從一種社會觀點來看，他們的一部分勞動被資本家階級作為剩余價值占為己有。

　　工資被工人們用於自身的再生產。與工資相當的勞動時間可以認為是生產為工人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我們撇開不以商品關系為中介的對社會勞動再生產的貢獻，例如家庭和家務勞動，或在非商品生產方式中耗費的勞動，總工資就相當於生產者本身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剩余價值則相當於社會剩余勞動。從社會再生產的觀點來看，我們把剩余價值看作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勞動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資本家階級占有剩余價值乃是占有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象其他階級社會一樣，建立在特定階級占有社會剩余勞動的基礎上。能夠發展的一切社會，都生產一種剩余，從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勞動；在一切階級社會中，剩余勞動都被一個階級通過某種剝削方式所占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的剝削形式就是通過剝削雇傭勞動占有剩余價值。

　　資本家被迫放棄一部分剩余價值，作為向土地所有者交納的地租。全部剩余價值中剩下歸他的那部分，對於資本家來說，就是利潤。這種利潤一部分還要支付給其他人。資本家要對非生產勞動付給報酬，非生產勞動包括監督生產和維持生產秩序以及推銷商品的工作。如果資本家以借款作為生產經費，那麽一部分剩余價值就要作為利息支付給貸款人。在這些支付之後，資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馬克思稱之為企業利潤。國家可以對這種剩余的利潤課稅，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運用常規的利潤核算方法時，必須找出每一種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價值量。馬克思通常用“利潤”一詞表示全部剩余價值，因為他在他的許多分析中，撇開了地租、利潤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業利潤，等等（參看《資本論》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投資的平均利潤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潤”或“利息”，或“資本服務的要素成本”；而“利潤”或“經濟利潤”一詞是專供壟斷或革新的額外利潤用的。在這個意義上，正常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剝削

　　剝削這個詞是馬克思是在兩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詞的：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即為潛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種東西；比如開發自然資源、利用政治形勢或利用道德偽善，他曾寫道：“身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憤慨地象十足的奴隸販子那樣販賣兒童。……資本主義的偽善們，卻在那裏攻訐這種他們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並加以利用的獸行”（《資本論》第1卷，第434—435頁中的註122）。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剝削是一個實用的、包羅一切並具有獨特辯論力量的貶義詞，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於攻擊資本主義。

　　它所具有的另一個更確切的含義，使它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主要概念。在任何社會中，只要其中的生產力的發展超出維持人們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從而有潛力發展、改變和維持自然的代謝，生產的剩余便可能產生剝削，這是階級社會的基礎。當一部分人生產出來的剩余產品歸另一部分人支配時，就出現了剝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各個階級的存在雖只是就彼此的關系而言的，但這種關系則取決於一定生產方式中存在的剝削形式。是剝削導致了階級沖突，因此，不同類型的社會，其中的各個階級以及為任何社會提供動力的階級沖突，都可以具有產生剝削的獨特方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表現為工業資本家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但其它的剝削階級或階層也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權，因而資本主義的被剝削的階級即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來維持生存，雖然他們所擁有和出賣的勞動能力的具體素質也把他們分為若幹不同的部分。

　　資本主義不同於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資本主義的剝削通常並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幹預，也不利用非經濟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具體特征，特別是它與交換過程相聯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其所以產生剩余價值，是因為資本家用與工人勞動力價值相等的工資來購買工人的勞動能力的，但是由於資本家控製著生產，所以他們榨取的勞動大於他們所付工資的等價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把剝削看作是由勞動與工資的不等價交換造成的，馬克思與他們不同，在他看來，勞動與勞動力是有區別的，後者按其價值進行出賣，而前者則創造了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是在參與者背後，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換的虛偽口號下進行的。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於自己的自由意誌。……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但如果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裏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賺錢”恰恰是資本家的剝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馬克思揭露了這一秘密以來，傳統的經濟學仍一直致力於再次掩蓋其真相。以前的生產方式並不需要上述的腦力勞動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蓋其剝削方式，因為在以前的各種社會中，剝削方式是很明顯的，付出多少天勞動，或統治階級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資本主義是唯一把它的剝削方法隱藏在交換過程背後的社會，因此，為了洞察它，就必須對社會經濟過程進行研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使用的或適用於這種生產方式的計量剩余價值的方法，也掩蓋了剝削。因為利潤率（S/[C+V]）是剩余價值同包括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全部預付資本相比來衡量單個資本獲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據全部預付資本的量來占有剩余價值的份額的。但是隨著資本的擴大，利潤率會下降，從而掩蓋了剝削率會同進上升的情況，剝削應定為為剩余對必要勞動之比，所以剩余價值率是S/V（剩余價值/可變資本）。

　　反對剝削的正當性

　　工人承擔著失業之後基本生活面臨困境的風險，工人背負的精神壓力很多時候比資本家還大。部分資本家雖然參與勞動，但是資本家的收入與付出是不匹配的，以某服裝公司為例，即使這家服裝公司的老闆參與經營管理，這家服裝公司的商業利潤是由他個人的經營勞動加上紡織車間的藍領工人的紡織工作以及在服裝專櫃負責銷售的粉領工人還有在辦公室裡邊從事會計與經營規劃工作的白領工人共同創造的，他個人憑藉對這家公司的所有權獲得的商業利潤包含著這家公司的藍領工人與粉領工人以及白領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他如果不是因為佔有了這家公司，他不可能獲得相當於工人集體的全部收入的數倍的收入，最多只能獲得一份白領工人的收入，現實生活中的客觀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比如甲乙二人分別經營規模類似的甲乙兩家公司，甲是甲公司的資本家，乙是乙公司下屬的子公司的白領工人，甲可以獲得商業利潤，乙最多獲得工資與獎金，資本家獲得的利潤本身並非按勞分配的結果，而是按資分配的結果，已經超出了對先進生產力的合理獎勵，而且他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對被他僱傭的工人階級的統治構成了工人階級的勞動異化與個性異化，他本質上是剝削壓迫工人階級的剝削者。資本家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會因為無序競爭引發經濟危機，馬克思並非徹底否定資本家的勞動，而是認為違反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與資本所有者對僱傭勞動者的統治是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會危害廣大勞動人民，中國歷史上的部分地主並非完全不參與勞動，部分地主屬於參與管理基層社會的鄉紳，部分地主會指揮佃農勞動，但是地主本質上依靠土地尋租獲得的土地租賃收入是不合理的。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處境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執行總結

　　玩具在許多人的童年回憶裏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夏天的時候到遊樂場轉壹圈，您很大可能會見到這壹幕場景：小朋友們拿著 Nerf 槍互相追逐或手持迪士尼公主娃娃在玩過家家。在遊樂場見到的場景看起來或許很天真爛漫，但孩子們手中的玩具的制作過程並非如此的美好。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工廠位於廣東省韶關市，主要生產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的產品。這些品牌的代表商品包括備受大眾喜愛的玩具，例如上文提到的 Nerf 槍及迪士尼的公主娃娃等。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7 年 8 月展開了對旭日的第壹次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工廠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存在嚴重超時加班、招聘歧視及無有效工會等壹連串問題。讓人更為擔憂的是兩起旭日工人從工廠建築跳下的事件，事件釀成壹死壹昏迷的悲劇，進入昏迷狀態的工人在數個月後才恢復意識。

　　在這壹系列的侵權行為和工傷事件的背後是跨國企業的供應商行為守則所許下的承諾，他們許諾“在所有運作中都嚴守職業道德並承擔責任”

　　1和“做好防範措施，防治工作場所危害”

　　2，但似乎

　　這些承諾都沒有被履行。

　　工廠惡劣的工作條件在 2017 年被曝光後，中國勞工觀察在 2018 年 4 月再次展開了跟進調查，以查證工廠是否有在工作條件上作出改善。我們在本次調查過程中發現工廠作出了改善，例如提供急救箱給工人，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以及在消防措施上升級，但是許多原本就存在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改善。

　　持續存在的勞工侵權問題

　　· 存在招聘歧視的問題。擁有韶關戶口的工人不能應征臨時工，只能成為正式工。

　　工人需自行承擔入職前體檢，工廠不提供報銷。

　　上崗前安全培訓不足，培訓時間遠少於法律規定的 24 小時。

　　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75 小時，遠超過法律規定的 36 小時。

　　工廠的請假制度不明確。生病的工人無法請病假，只能請無薪事假。

　　工人沒有獲得充分的勞保用品。車間內雖然有張貼安全告示牌提醒必須穿戴護耳器具，但是工廠沒有配發棉線手套和廠服以外的東西。

　　工廠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工人也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培訓。

　　工人不知道工人代表是誰，也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

　　除了面對這壹連串不符合標準的工作條件，正式工每個月的工資大約只有 2600 元，臨時工的工資因為不繳納社會保險所以稍微高壹些，大約有 3100 元。相比之下，韶關市的平均工資是 65739元，月平均為 5478.25 元3。因此工人被迫依靠加班費以維持基本的生活生平，但這在工廠淡季時很難做到。

　　當小孩終於得到壹個盼望已久的玩具時所展露出的喜悅是無法估量的，但這份喜悅不應該以工廠工人的利益作為代價。大眾應嚴厲譴責這壹系列不公平的做法，而以上的品牌公司應確保其供應商有遵守及履行其供應商行為準則，並且迅速解決在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報告中所發現的問題。

　　公司簡介4

　　韶關旭日電子玩具廠是香港旭日國際集團在韶關新建的壹家大型外商獨資企業。公司主要生產電子玩具、手袋、旅行袋、旅行箱、制衣等產品，產品全 部遠銷美國、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公司創建於 2004 年，是韶關市政府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之壹，目前也是粵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企業。 公司占地面積約 3900 畝。

　　工廠全名：韶關旭日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韶關市沐溪大道 26 號

　　聯系方式: 0751-8828888 陳錦銘

　　產品：塑膠五金電子玩具、服裝、手袋、背包、電子電視遊戲機、攝錄機、家電音響、文具用品、旅行袋、塑膠工模、遊樂車、紙箱、鞋類、紙制品、電池、電子產品、塑膠制品、包裝制品、醫療器械設備.

　　主要客戶：迪士尼、沃爾瑪、孩之寶、美泰、萬代員工總數5： 三萬。

　　工人人數： 27000

　　男女比例：3:7，根據在車間以及上下班路上的觀察推測，工人平均年齡當在 35 歲左右。裝配部門流水線的正式工人，幾乎都是是 40 歲左右的女工。

　　受訪人數：50

　　受訪者的男女比例： 3:2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旭日招工處的普工招聘信息：18 周歲以上的城鄉男女青年。

　　在韶關市西聯鎮上廟背村的壹份中介招聘信息上顯示，旭日玩具廠限韶關以外戶口加入。

　　調查期間確認，韶關戶籍者可應聘正式工，但該廠不招收韶關戶籍的臨時工。 當時問詢該廠多名老員工，說不出具體原因。有壹個說法是“不好管”，未確認。個人推測，可能是為了降低用工成本。

　　臨時工全部是移民工人，多數來自毗鄰縣市，以湖南郴州下屬各縣農村戶籍者為主。4 月13 日入職當天的培訓，正式工約 15%，其余都是臨時工。裝配車間，根據自己帶飯盒的人數估測，正式工可能有 50%。工廠宿舍內沒有插座，工人無法使用任何自帶電器，能自己做飯帶飯盒的人，肯定是有廚房的，也就是在外租房的人，而臨時工因工作時間靈活沒有租房的需求。

　　招聘程序：

　　自主應聘時，應聘者先到招工處大廳的文員處交身份證，身份證復印件三份存檔，證件照兩張，身份證原件掃描，未見扣押證件，工廠未向工人收費。

　　文員查看應聘者的文件了以後，沒有問話，直接發了壹張空白的工人職位申請表，填完後交給文員，就又發了壹張體格檢查表。次日體檢完畢，交體檢表給文員；發了壹張員工報到通知單。入職整個過程沒有被問。

　　臨時工壹般通過中介介紹進入該廠。向臨時工了解過大致的情況。入職流程與正式工人沒有區別。

　　入職途徑：

　　A.自主應聘

　　B.中介輸入。

　　崗位分配：

　　工人的車間由招聘文員安排，具體崗位由拉長分配。同壹條流水線上的不同工位之間的調換，必須有拉長的許可。

　　未成年學生工：

　　未發現使用童工。未成年學生工的情況，主要來自對老員工的訪問。獲知暑寒假期間會招聘大量 16～18 周歲的學生工。2017 年暑假的學生工薪資是 10.5 元/時，未知是否有生活補貼，收入應略高於正式普工，低於臨時工。臨時工與學生工全部分配在裝配部，工作內容與正式工人壹致。

　　體檢：

　　入職體檢，指定在西聯鎮粵北第二人民醫院，費用 40 元，由工人承擔。

　　該院體檢內容，男性為兩項：抽血化驗、X 光胸透，女性多壹項：驗尿。身高、體重、視力部分工人自行填寫。

　　體檢結果能當天獲取，沒有離職體檢。

　　入職培訓：

　　培訓時間為上午 10:10～11:05，內容為介紹旭日玩具廠的組織架構、考勤制度、薪資福利、獎懲制度、辭職手續辦理、糾紛溝通渠道。培訓時間有工資。培訓室內的《新員工入職安全教育安排》完全沒有執行，形同虛設。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六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個月告知主管。

　　辦理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 合同沒有寫當日能結清。問老員工，基本是上午辦理辭職結算，下午工資到賬。調查員結束車間工作離開韶關是在星期六，當天各行政部門沒有上班，無法辦理手續，徑行離開，5 月 9 日再去辦理的辭工手續，交還廠牌、飯卡，當天下午收到工資。

　　沒有發實體的工資單，發了手機短信。

　　離職沒有難度，調查員向拉長提出辭工，拉長說自己沒有權力批辭工，應該找車間主管。

　　到車間辦公室，車間主管安排文員發壹張辭工申請表，當場填寫，交還文員，文員拿給主管簽字存檔。到下午下班時，文員發還壹張員工離廠記錄表，說三天後就可以結工資。辦理辭工手續，在辭工結算中心，交還廠牌，文員會拿出壹張表格，記錄有當天全部辭工人員的當月的考勤、薪資信息，找到調查員的名字，調查員在結尾空格內簽名確認。當天下午六點前，工資已經發到調查員的銀行卡中。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上午 8:30 應聘者憑《職員工報到通知單》到招工處壹樓大廳集合，排隊進入二樓培訓室，9:00 開始簽培訓簽到表，發空白合同，講解合同內容，簽訂合同，交合同，10:10 開始培訓，11:05 培訓結束，發合同副本。該廠簽合同，壹般為固定期限三年，比如調查員2018 年 4 月 13 日入職，合同終止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13 日。48 歲左右的人簽的合同，終止日期為她們的 50 歲生日。

　　合同內容：

　　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制度；合同變更；經濟補償；合同解除和終止手續；爭議處理；其他。

　　三、工作時間

　　上午 下午 加班

　　工作時間 7:45～12:45 13:45～16:45 16:45～18:45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制。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打卡機記錄工時。上班打卡不需要排隊，但下班打卡需要排隊 5 分鐘，該時間計入工資。

　　調查期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周六加班 10 小時。合計每月加班 75 小時。

　　根據老員工反饋，在暑假工較多的 6、7、8 三個月，加班時間有時會延長至 3 小時，19:45 下班。 加班自願，不想加班的工人口頭告知拉長即可。調查員所在的流水線，每天生產指標是 4000 個玩具槍，不易達到。

　　據了解，噴油、裝配、成型等部門沒有夜班，都是長白班。可能其他部門有夜班，未能接觸到了解相關情況的人。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工廠執行日薪制，工資結構為：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工人底薪 64 元/日，生活補貼 12 元/日，平時加班 12 元/時，周末加班 16 元/時，法定節假日加班 24 元/時。工人綜合月薪約 2600 元。

　　該廠沒有全勤獎。每月 15 日發工資條，確認上月考勤、薪資，20 日發上月工資。工資打到工人的中國銀行賬戶上。

　　臨時工薪資為時薪制，不論平時上班、周末，都按 13 元/時計薪。月綜合工資約 3100元。臨時工的生活補貼每周 70 元，直接打入旭日通卡（飯卡）。正式工人的工資條上，有 “增加款項——津貼” 欄目，就是生活補貼，每天 12 元，僅限上班日，周末、請假則沒有。

　　工人很少有升職的機會，偶爾有的人會成為拉長。根據拉長自述。她的月綜合工資，只比正式工多 28 元。調薪也只是在獎懲制度提到過，老員工沒有漲過工資。

　　請假制度：

　　因為該廠無全勤獎，工人請普通事假基本可以獲批。

　　該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婚假、喪假的相關制度。有工人因感冒發燒請假壹天，只能請事假。 請事假就算當天沒有上班。請假壹天，當天沒有工資、沒有生活補貼。

　　休假：

　　5 月 1 日為國際勞動節，放假壹天，當天有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享有為期五天的年假。

　　社保：

　　該廠為合同工購買社會保險，包含五個險種：養老、醫療、生育、工傷、失業。工人繳納264.86 元，廠方繳納 586. 46 元。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

　　調查員註意到買社保的正是工人壹般為中年女性，因為她們希望能長期穩定地工作到退休，領取退休金，然而沒有買社保的正式工壹般是青年男性，對於該廠的低工資感到很無奈，有辭職的念頭。

　　福利設施：

　　該廠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觀影廳、KTV廳、圖書室。KTV 廳在 7 號食堂三樓，桌球室、觀影廳、乒乓球室、圖書室在 3 號食堂三樓。籃球場、KTV 室是工人下班後常去的地方，其他設施使用者較少。圖書室辦公桌旁邊貼有圖書館理規定，工人只能在圖書室內瀏覽，不能辦卡外借圖書，職員交 50 元押金可辦卡借書壹本。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食堂、宿舍在生活區內。A 區開放兩個食堂；E 區建有五個食堂大樓，目前啟用三個：3號食堂、6 號食堂、7 號食堂。3 號食堂壹樓、二樓面向工人開放，菜品比較豐富，微辣為主，每餐價格 4.5 元起。7 號食堂二樓每餐 7.5 元。

　　6 號食堂為 “職員食堂” ，不對工人開放，調查員試圖在該食堂購買午餐，食堂工作人員檢查廠牌後，說： “這裏是領導食堂，妳不能在這裏買飯吃。” 經觀察，6 號食堂菜品迥異於其他幾個食堂，以清淡的粵菜、燉湯為主，沒有放辣椒。

　　因為中午時間有限，在外租房的工人壹般會自帶午餐，省去往返食堂、排隊買飯的時間，可以在車間外面打個盹，睡壹個午覺。

　　宿舍條件：

　　旭日玩具廠生活區與生產區緊鄰，從車間到宿舍，步行約 10 分鐘。有門崗值守，需刷廠牌出入。臨時工住宿舍，只有少量的正式工住宿舍。

　　該廠宿舍有電風扇、衣櫥、陽臺、蹲廁、洗澡間，但是洗澡間無水管、花灑、衣帽鉤，不能淋浴，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在陽臺的熱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4 張上下鋪的鐵架床，壹般住 4～6 人。宿舍內沒有空調。

　　在該廠宿舍居住的工人，需要繳納住宿費、水電費，每月約 50 元，在工資中扣除。

　　六、職業安全與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裝配部門為開放式車間，無空調設備，窗戶上安裝有風扇。調查期間，調查員遇見有人更換排氣扇。車間整體環境幹凈、衛生；各通道暢通。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出辦公室使用。

　　勞保用品：

　　裝配流水線上裝配工人壹般不會接觸到毒害物質，其他車間，根據培訓講師描述，噴油部會接觸到油漆，需要戴防護口罩，要定期體檢，且噴油部的生活補貼是 16 元，高於裝配部門。但調查期間沒有接觸到噴油部門的人。

　　車間油倉門口張貼有毒害物質警告標誌，丁酮、DSP8160A 助劑、環己酮、白電油、異佛爾酮、異丙醇、甲苯、二甲苯、甲醇、丙醇。

　　油倉門平時不打開，偶爾有人進出取用物品，但沒有防護措施，沒人戴口罩、防護眼鏡。

　　裝配工人的勞保用品，只有壹雙棉線手套，每周發放壹雙。工廠發兩套藍色的長袖廠服。

　　制服是免費的，辭工時退還給車間辦公室。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配發護耳設備。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人普遍不知道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調查期間也沒有聽說這個名稱。

　　工人入職培訓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全方面，車間也沒有做任何培訓。

　　工傷：

　　在調查期間，調查員沒有發現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提示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車間內塑料玩具、零部件、包裝紙盒都是易燃品。車間具有禁止吸煙的標誌以及天花板上噴淋管網。

　　3 號食堂三樓的幾個消防栓、滅火器，沒有做到定期檢查，不僅檢查日期被塗改，而且沒有 2018 年的檢查記錄，可推測此處的消防設備至少半年沒有檢查過了。

　　根據老員工回憶，工廠每年會安排消防演習，展示怎樣用滅火器、消防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參加的，是隨機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有工人入職四年多，只被抽到過壹次參加消防演習的機會。

　　八、獎懲措施

　　該廠對工人的獎懲制度是扣分制，每人進廠時默認滿分為 10 分，根據違紀情況扣分，扣分達到 10 分以上就開除。

　　扣分雖然不會扣薪水，但會減少升職、加薪的機會。

　　該廠連全勤獎也沒有，其他獎勵更是聞所未聞，只有舉報盜竊、破壞的壹個獎勵通知。

　　該廠也不會在傳統節日向工人發放慰問品：端午節不會發粽子，中秋節不會發月餅。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該廠在招聘大廳、宿舍樓道、車間走廊都張貼了工會代表名單。問詢老員工，都不清楚工會代表怎麽產生的，因為她們沒有投票過，也不曾開職工大會。

　　員工關愛熱線的電話也貼在車間醒目位置。該熱線能打通。工人有問題會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十、其他

　　客戶訪問及審計：

　　4 月底，車間通知，有客戶驗廠，流水線的拉長給工人開早會，提醒工人維護自己工位的整潔。4 月 25 日，車間辦公室人員在打卡機旁張貼工人熱線電話的告示、在流水線各工位掛上新打印的作業指導書。

　　工作環境：

　　工人進出廠不會被搜身，但如果工人背包出廠，會被保安用探測儀掃描。

　　工人滿意度：

　　工人在求職網站上反饋曾遭管理層辱罵，該廠薪水較低，壹天工作十小時，基本工資、加班費、生活補貼合計 100 元，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難以有所積蓄。工人期望能掙三千以上。韶關戶籍的工人聲稱，很想做臨時工，多掙壹點錢。

　　工人認為工作時間太長，下午上班會困；期望中午有足夠休息時間。

　　正式工在旭日工作的，主要是韶關本地戶籍的農村女性，她們選擇旭日，主要是該廠穩定、工作門檻低（玩具裝配工作對視力、雙手靈活度要求都不高）、有社保，如果能做到退休，可以拿退休金，獲得壹定程度的養老保障（中國農民普遍沒有退休金）。

　　臨時工在旭日工作的，壹般是湖南郴州下屬縣市的農民子弟，由當地熟人帶到韶關打工，有事做、有錢掙就行，進入哪個廠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談不上他們“選擇”旭日玩具廠。

　　調查員日記

　　早晨 7:40 左右到車間打卡，7:45 之前必須到各自的工位，開始壹天的工作。我的工位在流水線的最末端，內容主要是堆疊已經封箱的成品到卡板、登記產量，為紙箱蓋印，有時給紙箱貼標簽。

　　我所在的裝配流水線是做玩具槍的，壹天的目標任務是 4000 個成品，四只玩具槍裝壹個紙箱，每個卡板需要堆 108 箱貨，平均壹小時堆滿壹個卡板。玩具槍是塑料產品，裝箱後也不重，總體來說這個工位不算累。

　　但是因為自動封箱機只封紙箱中軸線，有的訂單需要把紙箱所有的縫隙都封上，那就需要在紙箱通過封箱機後，我再手動封箱，用透明膠帶封好剩余的四個邊。手動封四個邊的速度當然比不上封箱機的封兩邊的速度，因此常常會堆貨，在流水線下貨慢的時候再趕時間封。遇到這種訂單，就比較累，需要連續壹個多小時手腳不停封箱、堆箱，很少有時間休息。

　　上午的上班時間是 7:45~12:45，五個小時整，因為早餐壹般吃不了多少，所以在中午十壹點多會感到餓，有些經驗豐富的老員工會帶壹些餅幹、水果，放在飲水處，趁著上廁所或者去喝水的空兒，悄悄吃壹點零食。剛開始幾天，每到十壹點半左右，就又累又餓，沒什麽氣力。幸好流水線上的工人也餓得沒什麽勁頭，手腳會慢下來壹點，不至於堆太多箱子。

　　到 12:43 左右流水線就會停下，工人們擁擠到車間的兩個打卡機排隊。

　　壹個車間 6 條流水線，每條流水線大約 60 個工人，整個車間大概有三百多人，排隊打卡需要五分鐘左右。打卡後步行五分鐘到食堂，中間需要穿過壹個門崗，又得排隊刷廠牌，到食堂後還得排隊五到八分鐘分鐘才打得到飯。

　　吃過飯後，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就要回到車間上班，這樣導致下午三點多的時候很困，經常有人打瞌睡。有時候看到旁邊流水線的壹個裝箱工人站在操作臺旁邊就睡著了。

　　為了避免下午打瞌睡，大量工人會選擇不去食堂吃飯，省去來回走路、排隊的時間。他們早上自己帶飯到車間，存在車間外面，中午下班就直接在車間附近吃，吃完飯才壹點鐘，這樣他們可以擠出半個小時來午覺。

　　因為車間大門在中午打卡後就被辦公室人員鎖起來了，工人並不能到車間工位睡午覺，只能在車間外面找地方。有的工人直接躺地上就睡著了，有的會躺在空的塑料籃上，有的坐在卡板上打盹，有的靠著墻根睡覺。能自己帶飯、有空睡午覺的，只能是在廠外租房的老員工，可以自己做飯。新員工往往不會租房，也只能吃食堂。所以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常常看到工人們打瞌睡，壹邊手上的動作不停，近乎機械的勞作。

　　到下午五點鐘左右，拉長會統計產量，估算到下班時能不能做到 4000 個貨。如果做少了，這個時候拉長就會催促整條流水線的人，要大家手腳快壹些。這時就是壹天中最忙累的時候，壹箱箱貨不停地滾下封箱機，封箱、堆箱必須聚精會神，飛快地進行，直到下班前五分鐘。因此到下午下班的時候，往往會有氣無力，沒有精神。剛開始幾天，下午很困，下班後直接回宿舍睡覺，睡醒才去食堂吃晚飯。

　　2017 年與 2018 年的工作條件比較

　　2017 2018

　　招聘 旭日工廠的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

　　齡介於 18-45 歲的男女員工。

　　自從 2009 年的韶關事件後，工廠不再

　　招收來自新疆的應聘者。

　　招工要求明確註明招收年齡介於 18-48 歲

　　的男女員工。48 歲左右的應聘者所簽署的

　　合同，終止日期為他們的 50 歲生日。

　　旭日工廠的正式工只限韶關戶籍者應

　　聘；臨時工則不招收韶關戶籍的應聘

　　者。

　　學生工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大量招用

　　年齡介於 16 至 17 歲的學生工，學生

　　工的工資是每小時 10 元。

　　調查員得知工廠在暑假期間招收大量的學

　　生工，學生工的工資為每小時 10.5 元。

　　體檢 工人共有兩次體檢，分別是入職前

　　後。體檢費為 40 元，由工人自行承擔

　　工人有壹次入職前體檢，費用是 40 元，

　　由工人承擔。

　　入職培訓 工人出席壹個為時三小時的培訓課

　　程。培訓時間未計入工資。

　　工人上崗前出席壹個不足壹小時的培

　　訓課程。培訓時間有計入工資。

　　試用期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

　　為 6 個月。

　　根據旭日玩具廠的勞動合同，試用期為 6

　　個月。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至壹星期通

　　知；合同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

　　辦好離職程序後，工人次日可以結清

　　工資。工資在辭工後的壹周內到賬。

　　工廠不向辭職工人提供工資條。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三天告知車

　　間主管。合同期內辭職，需要提前壹

　　個月告知主管。

　　完成離職手續當日能結清工資。離職

　　後，調查員通過手機信息收到工資

　　單，而工資也在離職當天下午到賬。

　　勞動合同 培訓人事員要求工人必須填寫“本人自願申請廠方在空余時間安排加班”

　　的條款。

　　沒有提及自願加班的條款

　　工作時長 正常工作為每天 8 小時，每周工作 5天，每月工作約 26 天。

　　工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外加班的工時經

　　常沒有被計入工資。此外，工廠也規

　　定工人上班時必須提前 15 分鐘內完成

　　合同規定為八小時工作制，每周至少

　　休息壹天。工人上班考勤打卡時不需要

　　排隊，但下班打卡時需排隊五分鐘，該時

　　間有被計入工資。

　　打卡，但是這 15 分鐘並沒有被計入工

　　資裏。

　　加班 淡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10 小

　　時；旺季時，工人每月平均加班 140

　　小時。選擇不加班的工人必須提交書

　　面申請，並且經過車間主管的同意後

　　即可。

　　在 2017 年的 9 月份，工人被迫連續上

　　班 13 天。多數工人在該月內只有兩天

　　的休息日。

　　調查員工作時是該工廠的淡季。調查期

　　間，每周五下午加班時間為 16:45 到

　　18:15，其余每天加足 2 小時，到 18:45

　　下班。工人平均每月加班 75 小時。選擇

　　不加班的工人，口頭告訴拉長即可。

　　勞動報酬 工人的平均工資是 3000 元左右，其中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按工時計算，正常工作時間為每小時

　　8 元，平日加班費為每小時 12 元，周

　　六周日全天的加班費為每小時 16 元。

　　對於正式工人，工廠執行日薪制，其中包

　　括基本工資為每日 64 元。

　　平日加班每小時 12 元，周末加班為每小

　　時 16 元，法定節假日加班為每小時 24

　　元。工人的工資每月大概 2600 元左右。

　　臨時工的工資為時薪制，不論平日還是周

　　末上班都按每小時 13 元計算，每月平均

　　工資為 3100 元。

　　請假制度 據員工說，工廠只有工傷原因允許請病假，工資按基本薪標準每日 64 元發放。請病假需要醫院的證明以及報告，向工廠提出書面請假，經主管簽

　　字同意後即可。

　　工廠未按合同規定向員工提供帶薪婚

　　假、產假和喪假。

　　該工廠無全勤獎，所以工人請普通事假基

　　本都可以獲批。工人請假當天沒有工資。

　　工廠沒有公開病假、產假、喪假的相關制

　　度。感冒發生的工人想請病假壹天卻只能

　　請事假。

　　休假 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以在春節期間獲

　　得 5 天的年假。法定節假日工人享有

　　補償。

　　工人五月壹日享有勞動節休假，當天可獲

　　得基本薪資 64 元。工作滿壹年的工人可

　　以獲得 5 天的年假。

　　社保 工廠不為工人繳納社保。 工廠為合同工購買社保。臨時工壹般默認不買社保，但也有壹部分合同工選擇不買社保。工人繳納 264.86 元，廠方繳納586. 46 元。

　　福利設施 工廠為工人提供籃球場、羽毛球、乒乓球、圖書室、桌球室、卡拉 OK室、電腦室等。

　　該廠的體育、娛樂、文化設施有籃球

　　場、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桌球室、

　　觀影廳、KTV 廳和圖書室。

　　夥食條件 食堂提供的夥食質量差，工人覺得價格較貴。工人每個月的夥食費平均600-700 元。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

　　人開放。

　　有壹間食堂是領導專用食堂，不對工人開

　　放。

　　住宿條件 宿舍包括水電費每月 50 元，沒有水管或者任何洗浴設備，工人洗澡洗漱全都是在楊濤。選擇在外租房的工人，平均每個月房租和水電費大概在 300

　　到 500 元之間。

　　宿舍費每月 50 元。宿舍有洗澡間但沒有

　　水管，所以工人須自備水桶或盆到陽臺的

　　水龍頭取水，再到洗澡間擦洗。

　　職業安全

　　健康

　　調查期間沒有發現工廠環境健康安全

　　委員會。工廠在工作期間只給工人提

　　供口罩作為勞保用品。

　　很多工作崗位都會接觸到有毒或化學

　　物質，但這些工作崗位的工人往往沒

　　有得到任何勞保用具或者防護措施，

　　工廠亦沒有對有毒化學品的使用方法

　　進行詳細說明。學生工也被安排在有

　　職業危害的崗位上。

　　車間和宿舍內並未發現急救箱。車間

　　沒有空調，壹些通風設備和機器設備

　　都沒有定期接受檢查。

　　調查期間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

　　會。工人入職培訓也沒有涉及環境健康安

　　全方面的。

　　裝配部門的工人每周得到棉線手套壹雙。

　　工廠給每個工人免費發兩套藍色的廠服。

　　超聲機上雖然張貼“必須戴護耳器”的安

　　全提示，但車間沒有給操作超聲機的工人

　　配發護耳設備。

　　車間辦公室、宿舍樓梯間有急救藥箱。車

　　間裏的藥箱在車間辦公室裏，藥品不可拿

　　出辦公室使用。

　　工傷 A11-2 裝備部的劉春波，在車間工作

　　時不小心滑倒導致左腿骨折。廠方付

　　了 8000 元的醫療費，但只批準了壹個

　　月的帶薪工傷假，逼得劉春波只能選

　　擇辭職離廠。

　　楊宗方遭工廠開除後從工廠建築跳

　　下，當場斃命。但是他的家人只得到

　　了 130,000 元的補償金。

　　調查員在調查期間沒有發現任何工傷事故

　　林金華從工廠建築跳下，導致他進入

　　了昏迷狀態。廠方負責繳納他的醫療

　　費用。

　　消防 大部分車間及樓道出口都堆放著大量

　　物品及雜物，阻塞通道。

　　宿舍區緊急出口有標識、照明充足，

　　未發現雜物阻塞，緊急出口沒有上

　　鎖。

　　調查期間未見到消防演習，詢問過的

　　很多工友也不清楚。

　　車間、宿舍區域的消防設施比較完善，標

　　誌也足夠清晰，檢查表也在更新。

　　工廠每年都會安排消防演習，但都是隨機

　　在各車間抽幾條流水線的工人參加演習。

　　獎懲管理 報告內沒有提及 工廠沒有任何獎勵措施。獎懲制度是扣分制，根據違紀情況扣分，累積罰分達到 10分以後就開除。

　　工會 沒有發現工會或者工人代表。工友往

　　往不了解工會的職能。

　　調查員發現工廠內貼有工會代表名單的海

　　報，但受訪的工人表示沒有給工人代表投

　　過票。

　　投訴渠道 工廠沒有提供工人熱線號碼給工人，調查員多次嘗試聯系該號碼都沒有打通。

　　工廠設有意見箱但未有工人使用過的

　　跡象

　　工人熱線能打通，但是工人有問題會

　　直接向拉長反饋，很少使用熱線。

　　工人待遇 調查員曾目擊工人被辱罵 工人反饋曾遭到管理層辱罵客戶訪問及審計受訪的工人表示，客戶驗廠前會先讓

　　工廠知道，好讓工廠準備應付方法。

　　車間開早會通知工人有客戶要驗廠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困境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八年

　　執行摘要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中國勞工觀察收到了壹份來自東莞東原電子廠的壹位工人關於該工廠工作環境的投訴舉報。據這位工人稱，工人每月要工作 170 個小時，並只有 15 分鐘的用餐時間。另外，這家工廠還雇傭了大量派遣工，其數量遠超法律規定。在接到投訴後，中國勞工觀察派遣了壹位調查員深入該工廠進行秘密調查，與工人們壹同工作，並對工廠工人進行訪談。這是中國勞工觀察第壹次調查東莞東原電子廠。

　　東莞東原電子廠位於廣東省，是惠州三星電子的主要供應商，主要生產手機充電器以及車載充電器。這家工廠雇傭了大約 500 名工人。

　　調查員在該工廠連續工作了幾周，發現了該工廠壹系列違反勞工權益的問題：

　　沒有職前安全培訓。調查員只接受了三分鐘左右的關於如何使用他工位的機器的演示指導工資並非在辭職當天付清，無論辭職、在職，工資統壹在當月 28 日左右發放工人簽署空白合同工人經常每個月加班大約 55 小時，在生產高峰期期間，工人每月加班超過 100 小時臨時工沒有加班費。不論加班與否，他們的工資均為壹小時 15 元人民幣工廠未能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勞動安全保護設施。焊接工位會產生有害煙霧，沖壓機工位會產生大量噪音，然而這些工位的工人並未得到勞動保護設施調查員所居宿舍中有臭蟲該工廠沒有任何關於工會的信息，工人也不確定工會是否存在。調查員並未聽說過工人熱線。如果工人遇到問題，他們只能找線長或者車間領班公司簡介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系韓國著名企業東原應肯株式會社的下屬企業，是惠州三星電子重點供應商，於 2002 年 6 月在東莞成立，註冊資金 1500 萬港幣。公司地處東莞市寮步鎮浮竹山工業區。隨著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公司先後在山東威海、越南等地投資建立生產基地1。公司主要生產手機充電器及車載充電器2。主要客戶包括韓國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

　　工廠全名：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三星手機充電器

　　法人代表： 河棅朝

　　工廠地址：廣東省東莞市寮步鎮浮竹山工業區

　　聯系電話：0769-83228000

　　主要客戶：韓國三星、惠州三星、天津三星、越南三星員工總數：約五百人男女比例：約 1：1受訪人數：約 30 人

　　受訪者男女比例：2：1

　　受訪者所在部門：生產二部

　　訪談形式：匿名面談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該廠在招聘簡介中對工人無要求：“男女不限，符合法定工作年齡，具有本人有效身份證件”，但是在該廠生產車間門口張貼的壹份《關於內部介紹員工獎勵的通知》，有明確的入職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男 18-38 歲，女 18-40 歲。

　　招聘程序

　　該廠正門貼有招聘簡介，每周壹、三、五上午安排招工面試，應聘者到該廠門口保安室道明來意，保安會打電話給人事文員到工廠大門口，文員來了之後，問幾個基本問題：“妳怎麽知道東原電子的、有沒有老鄉在廠裏？”、“以前做過什麽工作、有沒有電子廠的工作經驗？”、“是否已婚、有沒有親戚朋友住在附近？”，之後就帶應聘者進入工廠，到宿舍樓壹樓南側的辦公室辦理入職手續。先讓應聘者拿身份證，聯網掃描確認身份信息真實有效，然後每人發壹張《員工信息登記表》，帶求職者到隔壁的食堂大廳填表。填好後由文員收起，拿出用訂書機釘在壹起的幾張空白表格，要求職者照著壹份模板簽字，需要簽字的表格有《入職承諾書》、《錄用條件確認書》、《職業病危害告知書》、《關於加班聲明》、《東莞東原電子有限公司員工協議書》、《勞動合同補充協議》。而後文員收起表格，告訴應聘者到泉塘民眾門診部做入職體檢，下午兩點鐘再來廠裏，交體檢結果，簽合同。

　　入職當日在將體檢表交給文員後，應聘者與工廠簽了兩份合同，簽完合同後，文員就發廠牌、分配宿舍，通知大家明天早上八點鐘到人事辦公室報到。次日早上到辦公室，文員安排工人到辦公樓二樓的行政辦公室錄指紋，每人錄三個指紋。錄完指紋，回到人事辦公室，分配工作服：壹雙袖套、壹件藍色短袖靜電服、壹頂藍色靜電帽、壹雙拖鞋。然後文員帶著大家到生產車間大樓北側，分配鞋櫃。大家穿戴靜電鞋帽，由壹個車間管理人員帶到生產車間二樓的休息區，等候安排工作。

　　入職途徑：

　　工廠直接招聘, 中介招聘, 內部推薦

　　崗位分配：

　　員工被安排工作。壹般情況下，輕松的工位安排給了女工，累壹點的安排給男工。

　　未成年工：

　　招聘過程需要身份證原件掃描驗證，很難有未成年人混入。根據調查員在工廠的觀察，沒有發現未成年工人，大部分工人是 35 歲以上；車間、產線管理人員年輕壹些，很多是二十出頭的。根據對工廠中層管理人員的訪談，往年秋冬會接收由中介安排到東原的學生工，今年不知何故，中介帶來的壹大批臨時工，都是 30 歲以上，比較大齡的，沒有大批學生工進入。

　　體檢：

　　應聘者到門診部壹樓領取體檢表，繳費 50 元，填寫個人信息後，到二樓體檢，體檢內容主要是兩項：驗血、心電圖。結果當即打印出來，交給醫生簽字確認，填寫體檢表。體檢費由應聘者個人墊付，該廠會在第壹個月工資裏返還。沒有離職體檢。

　　入職培訓：

　　入職前無培訓。據調查員所述，入職前僅由線長展示了如何操作機器，過程不足三分鐘。

　　試用期：

　　工人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期內辭職，需提前三天通知廠方，填寫辭職單。

　　離職政策

　　合同期內辭職，需提前壹個月通知。該廠只在每周三辦理辭職手續。辭職不結算工資。無論辭職、在職，工資統壹在當月 28 日左右發放到工人的銀行卡。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入職當日在將體檢表交給文員後，應聘者與工廠簽了兩份合同，應聘者被要求當即填寫乙方個人信息、在末頁簽名、按手印，有應聘者問合同內空白處怎麽填寫，文員說“這個妳們不用管，我們收上去後會填的”。簽完合同後合同被當即收回，壹般在入職壹個月後發還合同副本。因調查時間有限，調查員未能獲取勞動合同副本。簽署勞動合同的過程中沒有人對合同內容做過講解。

　　合同內容

　　簽署合同的時間不足五分鐘，應聘者甚至沒有時間看完合同全文，文員全程盯著，無法拍照記錄，合同內文具體款項未知。

　　三、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

　　每天正常工作 8 小時，每周工作 5 天，每月工作 22 天。壹般情況下，每天加班 2 小時，星期五不加班。白班部分產線的加班時間會延長，有時候加班 4 小時。雙休日偶爾需要加壹天班。月總加班時長壹般為 55 小時左右。旺季壹般在九月、十月，常常加班 4 小時，月總加班時長達到 100小時以上。不願意加班的工人口頭通知所在生產線的線長即可。每天的休息時間可以達到 10 小時。每周至少休息壹天。每個月白班和夜班對調，兩班制工人換班時有連續 24 小時的休息時間，每班次吃飯時間壹小時。

　　調查員在組裝車間上夜班，該車間有七條流水線，白班時候是七條全開，夜班時候只開三條。因此白班尚有四條流水線可以安排加班。夜班的加班壹般是兩小時，最長也上不會超過 2.5 小時，在白班上班之前夜班已經下班了，不會和白班沖突。

　　夜班補貼是 18 元，相當於壹個小時的加班費。如果白夜班月總工時壹樣，那麽夜班人員工資會比白班多 500 元，這會引起工人的不平衡心理，可能導致有的工人主動要求連續上幾個月的夜班。間歇性地輪流安排白班的各線加班時間延長到 3 小時或 4 小時，也是為了讓白夜班工人工資總額基本相等。

　　作息時間

　　上午（上半夜） 下午（下半夜） 加班

　　白班 8:00——10:00

　　10:10——12:00

　　13:00——15:00

　　15:10——17:00

　　18:00——20:00

　　夜班 20:00——22:00

　　22:10——0:00

　　1:00——3:00

　　3:10——5:00

　　6:00——8:00

　　生產線根據自動化程度，規定了不同的的產量指標。調查員所在的生產線，指標是每天 10000～11000 個充電器；有的流水線自動化程度高，工人安排得多，指標會達到 17000 個充電器。在機器穩定無故障的前提下，可以完成產量指標。如果沖壓設備故障，常常需要半小時以上維修處理，就不容易完成指標。有的充電器外殼尺寸偏小，導致安裝電路板工序的工人很難準確地完成，則會大大降低流水線速度，基本完不成產量；遇到這種情況，工人手指則皮膚破損、疼痛，需要休息或者輪流換人操作。

　　對工人而言，完不成指標沒有處罰。根據工人講述，如果某條流水線多次達不到產量目標，管理人員很可能不安排該線的加班，導致工人們沒機會拿加班費，只能領基本工資。在調查期間，沒有完不成指標的情況，大部分情況下，可以在六點半之前完成任務。

　　因為兩班制，沒有提前上班、延時下班的情況。工時記錄通過指紋打卡機，因為該廠工人很少，打卡排隊壹般不超過 2 分鐘。工時記錄會在每月初由線長打印出來給該生產線的每個人過目，如果記錄有誤，可以立即提出，要求行政人員糾正。大概每周開會壹次，壹般不超過五分鐘，開會時間在工作時間內。

　　以 2019 年 2 月份的第 7 線加班工時統計為例（如下圖所示）。該工線共 22 人，有 20 人是 2019年 2 月入職的新員工。該月工人周壹至周五加班以 4 小時為主，周六周日上班產生的工時屬於加班。該線工人有壹半是中介派遣工，中介公司有佳信、眾才、宏成、鑫達。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正式工月薪壹般是 3000 元左右，薪資為計時工資，包含 1770 元基本工資（大約 10.17 元/小時），以及加班費（平時加班 15.26 元/小時，周末加班 20.34 元/小時）、夜班補貼（18 元/日），工作滿壹年有每月 70 元的工齡津貼。沒有全勤獎勵，也沒有補助。該廠固定每月 28 日發放上月的工資，直接進入工人的銀行卡賬戶。

　　臨時工的工資統壹由中介發放，壹般是發現金，或者直接轉賬到工人的微信。中介給臨時工的招聘承諾是不論加班與否均是 15 元/時，保底 3600 元。如果工廠正常運轉，每月上班時間達到 240小時以上，那麽，臨時工的工資就是工時*15，高於 3600 元。如果工廠因為排班不合理或者訂單減少導致開工不足 240 小時，那麽不按照 15 元/時計算，在臨時工沒有請假或違紀的前提下，該月薪水 3600 元；如果該月開工不足 240 小時，而臨時工有請假記錄，那麽該月薪資仍然按照工時*15 計算，實際少於 3600 元。

　　正式工有工資條，臨時工沒有工資條。調查期間沒有獲得工資條，未知工資條明細。

　　根據對資深工人的訪談，調查員了解到，在 2018 年度裏，大多數時候月薪是三千元左右，只有九月、十月訂單多的時候加班多，月薪達到四千七。因為收入偏低，該廠工人流動性較大，多數人做幾個月就辭職離開了。少數在廠時間長的，有機會被提升為線長，線長的基本工資按每月2800 元計算，月綜合工資可以在五千元以上。

　　休假：

　　法定節假日休息，支付基本工資。工作滿壹年，有 5 天年假，期間有基本工資。該廠沒有員工手冊，調查期間沒有得到有關病、喪、產、婚假的情況。

　　社保：

　　社保個人繳納部分 276 元，在工資中扣除；該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

　　福利設施：

　　廠內唯壹的福利設施是籃球場，只有壹個籃球架，位於行政辦公樓門口。下圖是消防演習時，工人在籃球場集合，管理人員在講解消防安全知識，背後黃色建築為行政辦公樓。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食宿免費。食堂飯菜品質普通，米飯供應充足，工人可自取。因為菜品往往缺油少肉，味道寡淡，部分工人自己制作腌漬酸菜，或者買辣椒醬、豆腐乳，帶到食堂下飯菜。工人可以自主選擇是否在食堂就餐、在宿舍住。不在食堂就餐的，沒有補貼。因為該廠周邊環境荒蕪，沒有商店、飯店，因此大多數工人別無選擇，只能在食堂用餐。少部分工人自己有摩托車或電動車，有條件離開廠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吃飯。

　　宿舍條件

　　工廠食宿免費。普通工人宿舍額定住八人，四張雙層鐵架子床，兩只電風扇。兩個洗澡間，兩個衛生間。不住廠裏宿舍，也不會提供租房補貼。有大量工人在工廠附近的城中村租房，壹室壹廳房租約 300 元。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是開放式的，沒有開空調，門窗長期敞開通風。車間是有空調的，但很少開。部分工位如焊錫作業，有專門的抽風換氣設施。各通道暢通，車間內保持開燈，明亮幹凈。車間內氣溫壹般在30℃左右，比較燥熱。冬天偶爾會降溫到 16℃，需要關窗禦寒。車間內有急救箱，是空的，貼有藥品目錄。工人如果需要使用藥品，必須到車間辦公室找管理人員領取。

　　勞保用品

　　焊錫作業會產生有害煙塵，沖壓作業會產生噪音，工位上方懸掛著相應的標識和危害告知卡，但是這兩個工位的工人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勞保用品。如下圖，沖壓機器操作員沒有耳塞或耳罩，焊錫作業員也沒有護目鏡、口罩。其他工位的工人會每天發放手套，使用過程中磨損、破壞，可以隨時向線長索取。再無其他勞保用品發放。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員工沒有聽說過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上崗前也沒有受到任何培訓。

　　工傷

　　沒有了解到工傷事故的信息。調查期間，廠區內為東原電子廠供應充電器外殼的相誌電子廠312月 20 日發生壹起死亡事件，據工人傳聞，死者是相誌廠的司機，因飲酒過量猝死。調查員多方查探，未能得到更確切的消息。

　　七、消防

　　車間、宿舍的通道、緊急出口有清晰標識、照明充足、無雜物阻塞，緊急出口通暢無障礙。車間、宿舍大多數消防栓、滅火器有定期檢點，點檢日期多在每月上旬。調查期間發現宿舍樓內有滅火器上點檢表是空白的，沒有定期檢查的記錄。該廠每半年舉行壹次消防演習，最近的壹次是12 月 14 日，上午 8:00-8:40。

　　八、獎懲管理

　　該廠不提供員工手冊，也沒有公開任何規章制度。車間入口張貼壹份《關於內部介紹員工的獎勵通知》，該廠人員每介紹壹名親友入職生產工人，廠方會獎勵介紹人 150 元。根據壹份火警處理通告了解到，該廠有《宿舍管理規定》，並因為在宿舍用電磁爐做飯觸發煙霧報警器，而取消了兩個宿舍的宿舍長津貼。據了解，該廠只有女工宿舍安排有宿舍長，津貼每月 30 元，負責宿舍衛生環境、安全管理。男工宿舍沒有宿舍長。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該廠沒有公開有關工會的信息，工人們普遍不知是否存在工會，也沒有聽聞職工大會，沒有職工熱線。

　　投訴渠道

　　工人遇到問題，只能找線長或者車間領班。

　　十、其他

　　員工關系

　　沒有過罷工情況，沒有接觸到審計相關情況。

　　沒有搜身，也沒有檢查行李。工人與直接管理者就是流水線的線長，關系相對融洽，沒有起過沖突。但是更高層的管理人員，在工人心目中就比較兇。比如有的工人在上班時戴著耳機聽歌，會被車間主管大聲辱罵，要求工人把耳機收起來。

　　工人滿意度

　　夥食條件和住宿環境基本上沒有人滿意，經常有工人在打飯窗口看壹眼裏面的菜就面露嫌惡，放棄排隊，去小賣部買方便面吃。該廠沒有福利，談到全勤獎的時候，有工人說：“這個廠摳門得很，連全勤獎都沒。”基層工人沒有機會與管理層、行政人員打交道，對他們無感。工作環境滿意度尚可，車間除了機器聲比較嘈雜，總體環境比較幹凈。

　　人身自由

　　上班期間工人需要飲水、如廁，得通知線長來頂位，才能離開。流水線的傳送速度、產量額度是基本固定的，任何壹個工位臨時缺人，都會導致生產停滯，影響整條流水線的運行，因此離崗人員留下的工作量需要有人接替完成，壹般是線長。

　　進出工廠、車間不會搜查。車間入口安排有門禁，保安值守，工人出車間經過門禁時，保安會用金屬探測器掃描每個人。如下圖，車間入口貼有壹張《通知》，第四條“因所有金屬物品都會引發報警，進出安檢門時需將手機、鑰匙等金屬物件放在旁邊的滑槽再通過安檢門，以免引起報警；建議大家更換塑料的皮帶頭、內衣等穿戴物品，以免引起誤報，如有報警時， 請配合保安進行安檢檢査！”

　　調查員沒有發現人身侵害、侮辱、性騷擾的情況。

　　調查員日記

　　到東原電子廠的第壹天，辦理入職手續、分配宿舍後，就和新同事壹起去采買床墊、枕頭、毯子等生活用品。東原廠四周要麽是荒草，要麽是樹林，問工廠門口的保安才知道，需要走五分鐘，穿過高速路的地下隧道到路對面浮竹山村，那邊集中有數百家工廠，配套的商業服務比較完善，會有小賣部、餐館。買好東西，我請新同事吃了晚飯，然後壹起回到廠裏。我選了壹個下鋪，把床鋪好，洗漱後躺下睡覺。不到半小時，感到身上奇癢難忍，起身壹抓，壹只臭蟲啪地掉落在床單上。我大吃壹驚，趕緊檢查床鋪，只見好幾只臭蟲飛快爬來爬去，立刻捏死它們，又看到墻上也有臭蟲。不得已，我把毯子、床墊都拉下來，抱到陽臺上拍打抖抻，確保沒有臭蟲，鋪到另壹個架子床的上鋪，才睡到壹個踏實的覺。剛進來的時候還奇怪，為什麽宿舍裏的工人有下鋪卻空著不睡，都睡在上鋪，原來是躲避臭蟲的侵擾。雙子鐵架子床鋪上下扶手、踏梯、鐵柱表面都刷過油漆，光滑無比，臭蟲基本爬不上去，只能待在下鋪的木板縫隙裏。

　　到第二天下午八點開始上班，我被分配在裝配流水線的測試工位。線長帶我到工位，示範了三分鐘操作測試機器的步驟、方法，就讓我上手了。剛開始動作生疏，手腳慢壹些，線長反復過來催促“測試的快壹點！”，我跟他說“我才剛上班，總要有個適應的過程，慢慢地做熟練了才能快啊”，他說“不能讓妳慢慢來，我們都是有產量任務的”。管理人員反復催促叫喊，給我們新工人施加了挺大的心理壓力，有的人忍不住抱怨“我們拿的都是計時工資，又不是計件工資，有必要催命壹樣催催催嗎？”後來與壹些進廠稍久的工人討論這個事情，才知道，雖然大家都是計時工資，但是產線都是以做得更多更快為目標的，因為這是廠方考核線長、生廠管理人員的主要標準，如果月度總結哪個線的產量連續排在倒數，線長會被廠方批評。

　　手忙腳亂地度過兩個小時，還是跟不上流水線的速度，我面前積壓了幾十個半成品充電器等待測試，線長只好讓我休息壹下，他到我的工位來測試，手速飛快，五分鐘就清理完我積壓的半成品。車間規定是每上兩小時班休息十分鐘，流水線暫停運行。這時感到肩膀有點酸痛，就跟旁邊工位的人說了。他說，“妳沒來之前，我在妳這個工 位頂過壹天班，也是肩膀疼得不得了，這個工位就這樣的。我之前認識壹個人在妳這個工位做了三個月，也堅持下來了，人家能忍的，妳也可以忍過去的”。然後他給我展示他的手指頭，已經磨得指肚上布滿毛刺，裂了口子，直接看到裏面紅色的肉，他說：“妳看我這個工位裝蓋子，每次只需要按壹下，很簡單吧？壹天按壹萬個，手指頭怎麽都會磨破的。妳說疼不疼？能不疼嗎？每次洗澡，手指泡在水裏面的時候，疼得直叫喚。疼也要做啊，不然吃什麽？”

　　休息十分鐘後，流水線開動起來了。忍著肩膀傳來的壹陣陣酸痛，繼續測試，慢慢地找到技巧，怎樣省時省力，盡可能做快壹些，跟上產線的節奏。壹般習慣是坐著測試，手拿取、拔出測試機器上的充電器時，是曲臂懸空前伸，類似坐在電腦桌前打字的姿勢，然後依靠肩膀帶動大臂和手指的力量，拔出充電器或者插入充電器，這個過程肩膀的力量在傳導過程中壹半損耗在平行擡高手肘的動作上了，很不經濟，這樣的動作重復幾十次，肩膀就會酸痛。如果換壹個姿勢，站起來操作，手臂下垂，插入、拔出測試機器上的充電器的時候，不再依賴肩背用力，而是用手腕帶動手指施力，相對來說就很輕松了。因此每當工位上積累較多待測的充電器，我就站著測試，可以很快地跟上產線速度。但是站立工作也有弊端，因為測試工作需要盯著測試儀表的液晶顯示盤，觀察測試數值是否在規定區間，站立測試就得保持低垂著腦袋的姿勢才看得到顯示盤，這個姿勢超過十分鐘，頸椎會承受比較大的壓力，而坐著測試基本可以保持平視顯示盤。所以壹般情況下，仍然是坐著測試，只有感覺堆貨太多或者上遊來料加快的時候，才會站立測試。總體上說，要麽坐著肩膀疼，要麽站起來脖子疼腳疼。

　　到十二點鐘，車間電鈴響起，就可以下班吃飯了。工人們在食堂吃過之後，要麽在樓下抽煙聊天，要麽在花壇邊坐著玩手機遊戲、看抖音小視頻，也有壹小部分工人會到車間休息區躺下睡覺。快到壹點的時候，陸續到車間門口打卡上班。下半夜的車間整體相對安靜壹些，大家基本上都有點困意，在工位上默默地做事，手頭動作也慢壹點，只聽到機器哐當哐當的聲音。三點鐘、五點鐘各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這兩個時間，好多人就會因為熬不住困，在工位上打壹個盹兒，睡上幾分鐘，減輕疲勞感。到五點半的時候，已經是不少人壹邊哈欠連天壹邊流著眼淚，線長這時候就會來回鼓勁：“別睡覺啊，快達到產量了哦，再加把油，六點半就可以收線了。”。壹般情況下，六點半之前是可以完成產量目標的。有時候流水線上某臺機器出故障，維修時間長了壹點，就必須做到六點四十五才能停下來。收線，就是停下流水線，清理物料，計算產量，打掃衛生，準備下班。即使是完成產量了，也不能提前下班，必須等到七點鐘打卡才能下班。有壹次，等待下班的工人聚集在休息區聊天，工廠的幹部偶爾看到了，發了壹通脾氣，命令工人們必須回到工位上開工，直到七點鐘下班才可以停下。有的人不滿，說我們已經做夠目標產量了，可以休息了。那個幹部立刻否認說：什麽產量不產量的，現在是上班時間，妳們就必須在工位上工作，立即開工。線長只好乖乖地打開流水線，工人們忿忿不平地做到七點鐘，到下班時，總產量比平時多了近壹千個。

　　七點下班後，工人們聚集到食堂吃早餐。十二點吃壹餐，壹直到七點，中間上六小時班，沒得吃，大家都很餓。食堂早餐壹般是水煮方便面，或者是蛋炒飯，煮細粉。吃過早餐，就會到宿舍睡覺了。有個與我同壹批入職的工人，下班後我看到他的左手食指、中指各起了壹個大水泡，疼得厲害，他旁邊的工人說：“剛來是這樣的，過壹個星期，水泡消了，就好了，忍幾天吧”。

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的本質

作者 中國勞工觀察 寫於 二零一九年

　　執行摘要

　　1）背景：中國經濟奇跡背後的陰影

　　自 1970 年代後期，中國經濟迎來了長達 30 年的爆炸性增長。擁有 14 億人口，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奇跡使數億人脫離貧困，也使中國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主要參與者。現今的中國還出現了壹批中產階級，他們消費各種商品及服務，並對中國繁榮富裕的未來充滿信心。

　　但是這種經濟轉型有其陰暗面。它犧牲了很大壹部分中國人口，而外來勞工正是壹例。外來勞工在中國又被稱為「農民工「（下稱農民工），通常來自中國較貧苦的農業地區。據估計，大約有 2.9 億的農民工在中國的製造業工廠工作，例如：電子業、紡織品業以及玩具工廠等。農民工的付出，使中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因為中國戶口制度的規定，這些農民工終其壹生也仍然是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外來者，例如在擁有大量工廠的城市，像廣東省，因為嚴格的法規限制，農村居民幾乎不可能取得當地的戶口。而這樣的後果是嚴重的，新興的無產階級無法享受和其他公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例如兒童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中就存在不平等現象。約有三分之壹的農民工是女性。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壹直試圖轉變自己的定位，由世界工廠轉變為服務型經濟，但這群被邊緣化的農民工仍然是玩具製造業等加工廠中的主要勞動力。據 2018 年的調查，大約 30%的農民工在製造業就職，50%則是在服務業工作。中國政府頒布了詳盡的勞動法，儘管缺乏結社自由，但工人能享有壹定的保障，例如，工人有權利按時獲得全額的工資、正式的勞動合同、每周 40 小時的正常工作時間、合法加班費（加班費為時薪的固定倍率）、社會保險以及合同結束時合理的遣散費。此外，勞動法里還包括了同工同酬，以及針對職場歧視的相關保護措施。幾項保障婦女權利的法律也明文禁止僱主對婦女的職場性騷擾。然而，這些勞動法及相關保護法律實際沒有得到有效執行，特別是在農民工就職的工廠，勞動條件尤其惡劣。許多人權活動家、記者調查員以及勞工權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記錄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工廠侵犯勞工權利的情況。中國勞工觀察組織對玩具產業進行了多次的調查，發現許多嚴重違反中國勞動法的行為。這些侵權行為包括加班時間過多，極低的基本工資（低到不足以保障工人有尊嚴的生活）。同時中國勞工觀察也發現，許多工人在工作中會接觸到有毒的化學物質，暴露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然而地方政府因為高度依賴外來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對於這些工廠中權利侵犯的狀況視而不見，也未能妥善地施行勞動法中的規定。

　　對於外國的跨國公司而言，為了避免損害聲譽，它們通常會頒布供應商行為準則，列出供應商必須尊重的權利以及應保障的工作條件，其中包括：合適的工資、合理的工時、解決歧視問題的投訴渠道等。公司方經常聲明，他們會利用審計系統來核實工廠是否遵守了這些規範。雖然他們的意圖是好的，卻沒有帶來什麼改變，也說明了跨國公司只是在做表面功夫。原因很簡單，不僅跨國公司不會專註解決供應鏈中的問題，而且它們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對問題推波助瀾。跨國公司會壓低製成品的價格，並要求短期內交貨，迫使數家工廠競爭壹份短期合同或訂單。這要求工廠生產有極大的靈活性。年復壹年，跨國公司的要求使得工廠對勞工的剝削不斷加重，甚至那些承諾維護人權的公司也在公然侵犯為他們製造產品的工人的權益。

　　此外，由於近期政治環境逐漸收緊，開展針對中國勞工權益問題的活動越發困難。自 1990 年代初起，勞工權利活動家以及非政府組織開始向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以提高工人對於勞工權利以及法律的認識；也舉辦了不少培訓班，教會工人如何與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大部分勞工權益活動家活躍在珠江三角洲，那裡也是製造業最蓬勃發展的地區。然而，自 2013 年習近平主席上台以來，對維權活動加大管控，甚至鎮壓活動，拘留女權活動家、勞工倡議分子以及人權律師。在曾經相對開放的環境中，勞工權利組織尚能運作，現在卻必須縮減規模或者轉變為社區服務組織。

　　部分勞工權利組織甚至不得不選擇關門大吉。在去年夏天，由工會組織的深圳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就受到工廠的嚴厲打壓。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表達了對工人的支持，其中壹些人甚至自發前往深圳參加抗議活動。但政府的反應卻是逮捕學生和工人，拘留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組織的工作人員。任意的逮捕與拘留壹直延續到了今年，甚至波及到與佳士事件無關的人們。小結：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自 2001 年起，中國勞工觀察陸續發布了壹系列關於中國境內玩具工廠的工作環境報告。我們的目標是曝光剝削中國工人的大型玩具工廠。令人震驚的是，許多原本就有的問題壹直延續到了今天依然存在。

　　· 工人只能獲得最低收入標準的薪資，並不能維持日常生活水平。工人只有在旺季時通過超額加班才能掙到足夠的錢。

　　· 儘管中國勞工法規定，每個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 36 小時。在我們調查的工廠中，工人旺季每個月卻要加班 60 到 126 小時。永輝工廠的工人甚至連法律規定的每周壹天休假都沒有。

　　· 上崗前安全培訓是必要的，包括如何處理有害物質、如何安全地操作有造成永久損傷風險的機械等。工人們卻沒有參加法律要求的崗前 24 小時安全培訓。工人也沒有拿到足夠的個人防護用品，只有部分工廠會偶爾發放面罩手套和耳塞。壹方面發放個人防護用品與否是個問題，而另壹方面，發放的用具能否真正起到防護作用也有待商榷。

　　· 工廠宿舍樓通常環境惡劣，房間擁擠、衛生條件糟糕、臭蟲滋生，也沒有熱水和存放貴重物品的設施。

　　· 至今沒有壹家工廠有獨立的工會來代表工人的利益，廠里也沒有有效的投訴渠道。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組長反映問題，很多時候工人只能選擇辭職或者繼續忍耐。

　　· 女性工人經常是被言語暴力和性騷擾的對象。相較於男性工人，女性工人也很少晉陞到管理層。懷孕的工人不會得到任何特殊對待，會照常加班、上夜班、暴露在有害物質中。

　　當然，對比早年的調查結果，玩具廠也有壹些進步。儘管改善很有限，但是說明曝光品牌商和工廠的工人權益問題對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以下是壹些主要的改變：

　　· 旺季每日工作時間從平均超過 14 小時降到了現在的平均 11 小時。

　　· 工人薪資隨著本地最低工資標準上漲而得到了提高。例如廣州最低工資標準從 2013 年的1550 元提升到了 2015 年的 1895 元，去年更是升到了 2100 元。然而生活成本也上升了，所以即使最低工資提高，在絕大多數玩具廠所在的中國南方城市裡，工人也很難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 越來越多的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保，儘管實際支付部分往往沒有達到法律要求。

　　· 健康和安全管理也有進步。但是劇毒致癌化學物質苯還沒有被禁絕，在玩具廠內依然廣泛使用。這表明工廠還遠遠沒有實現安全的工作環境。

　　· 拖欠薪資事件越來越少發生。以前即使被工廠拖欠工資，工人也不敢辭職， 因為辭職後就越發拿不到被拖欠的部分了。

　　· 前些年有過童工的報導。但在最近的調查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童工。

　　· 工人現在能夠享有帶薪病假、帶薪產假、喪假和國家法定假期。

　　3) 玩具工廠的深度調查

　　今年我們對五家玩具工廠進行了調查，它們負責為世界各大玩具集團生產產品。五個工廠的工作環境類似。儘管我們的樣本相對於全中國幾千個玩具工廠來說只佔極小壹部分，但是如果這些規模較大的工廠也無法確保工人的良好工作環境，那我們只能假設其他更小的工廠只會更糟糕。

　　工廠名 品牌商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

　　有限公司

　　迪士尼, BuzzBee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Basic Fun!, 迪士尼, 孩之寶, fGTeev.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

　　公司

　　美泰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

　　公司

　　樂高樂園, 樂高，迪士尼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

　　有限公司

　　孩之寶 (Plumber Pants, 金 剛 戰 士 , Toilet Trouble, 變 形 金 剛 ,Por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 Works, Melissa & Doug今年玩具報告中的重點現象關於中國玩具工廠今年的重點，我們想要強調五個現象，將在下文中詳細陳述。正如報告所述，若想保持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包括玩具業在內的製造業需面對巨大的挑戰。

　　維生工資，不能再少

　　維生工資的定義是「壹個工人正常壹天的工作報酬足夠支持他壹家四口的生活支出。生活支出指食物、水、住宿、教育、醫療、交通、衣物和包括應對意外狀況的儲蓄金在內的其他必要支出。」《人權宣言》第二十三條闡明，維生工資是人權的壹部分。那麼，中國的維生工資應該是多少？

　　全球維生工資聯盟在 2015 年調查了壹個家庭基礎的維生工資。機構得出的結論是，想要在深圳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那麼家庭中每個人各需要 2818 元。玩具工廠壹直以來都將薪資維持在接近或等同於最低工資標準的水平。中國的最低工資這些年雖然隨著住房和物價而上漲了，但是仍遠少於維生工資。在廣東省這個大量工廠的聚集地，最低工資標準有三年都沒有變動，用以抑制不停上漲的生產成本，降低生產成本對中國經濟競爭力的威脅。今年報告中的五個工廠都位於廣東省，所在地最低工資從 1410 元到 1720 元不等。只有佛山美泰的 1860 元月薪比法律要求的最低工資要高壹點。即使與三年前的維生工資水平相比，這些工廠現在的薪資也遠不達標。如果不超額加班，工人的工資就不能維持生活所需。因此，推行玩具產業的維生工資迫在眉睫。此外，許多玩具廠的工人都是農民工，因為無法承擔城市的高消費而只能把家人留在鄉下，而工人們大部分的工資都寄回給了老家的家人。

　　旺季時，即使算上超額加班所得，在華登工廠工作的工人也只能掙 3000 元，在港鑫的工人掙3400 到 3800 元，在佛山美泰 3400 到 4000 元，在永輝 3500 到 4000 元，在盈峰 3600 到4200 元。

　　超額的加班時長

　　超額加班與低薪資相輔相成，因為工人更傾向於通過加班掙 1.5 倍或者周末 2 倍的工資。據調查，儘管加班時長從 2001 到 2005 年間平均每月 150 小時，降低到現在旺季的月均 100 小時，但還是遠遠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壹個月。超額加班是玩具廠普遍存在的壹個問題。因為當聖誕節促銷季之類的玩具銷售旺季來臨時，工廠就會逼工人加班趕單。

　　今年華登工廠工人平均壹個月加班 60 小時，雖然還是超出了合法的 36 小時，但是相比去年的加班時間極大地降低了。因為在去年的調查中，華登的加班時間是最長的，壹個月可達 175 小時。

　　在盈峰工人壹個月加班 109 小時，港鑫工人壹個月加班 99 小時。佛山美泰的工人壹個月加班110 小時。永輝的工人在旺季要強制加班，加班時間也是五個工廠中最長的，達到了 126 小時壹個月。工廠中也出現了工人連續工作十壹天沒有休息的問題。儘管壹般可以自願加班，但是工人往往選擇加班以維持生計。今年我們發現，永輝和港鑫的工人在提前完成晚上的生產目標而提早下班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拿到滿額加班費。這是壹大進步。然而同時我們也發現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提高了產量指標，工人的工時卻沒有變化。這樣壹來，工廠訂單量和出貨日會直接對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勞工保護

　　玩具廠的工人需要直接接觸壹系列有害物質，包括天那水，洗面水和其它的溶劑。車間里常常有壹股刺鼻的氣味。儘管這些情況都有所改善，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保護措施。工人不確定自己接觸的物質是什麼，工廠也沒有給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設備和訓練來確保他們在工位上受到了足夠的保護。

　　今年大部分的工廠提供了壹些基本的個人安全用品，比如手套或者面罩。然而盈峰只有在審計時才給工人提供這些用品。在佛山美泰，只有部分工位上的工人有頭盔和手套。但儘管發放了安全用品，工人們還是不確定這些用品是否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保障。例如永輝工人們帶著簡單的面罩還是能聞到車間里有毒的化學物質。

　　中國的勞動法要求，接觸有害物質的崗位需做入職和離職體檢。今年只有港鑫和佛山美泰要求工人必須體檢。盈峰會給噴油部的工人提供入職體檢和月度體檢。華登和永輝並沒有提供任何的體檢。

　　儘管政府要求工人必須接受 24 小時的入職前安全培訓，但是所有的工廠都沒有達到這項要求。

　　港鑫、佛山美泰和盈峰提供了部分訓練，但是教學中並沒有包括工人會接觸的化學品種類和其他生產風險以及防範措施。

　　生活條件與社會安全

　　玩具行業中大量的工人是從農村地區來到廣東省的農民工。因為他們多在工廠里工作與生活，所以工廠的宿舍條件是評估工廠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由於工人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工廠里，工廠的管理文化不僅僅影響他們的工作，也影響他們的生活。另壹個影響工人生活的重要因素是社會保障。隨著中國製造業勞動力老齡化，許多工人為了社會保險的問題而掙紮，仍然有許多工廠沒有主動無條件地為所有工人繳交足夠的社會保險費用。中國的社會保險法規定，僱主必須向所有工人提供社會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工人及僱主雙方都要繳納壹筆費用以參加社保。中國的社會保險包含了五個方面：養老金、醫療、生育、失業和工傷。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存錢購買、租用或者維修房屋的資金。最後，強制性的帶薪休假也是農民工問題的另壹項重要議題。

　　華登工廠的生活條件不佳。八至十名工人共享壹間宿舍房，而且浴室沒有熱水。自去年以來，休假政策得到了改善，因此工人現在可以休假。然而，並不清楚華登工廠是否提供帶薪休假。工廠會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但僅適用於年齡小於 50 歲的工人。管理文化已經明顯放松，但罰款制度依然存在，工人會因為輕微的違規行為而被罰款，例如：在宿舍開燈。

　　盈峰工廠的宿舍條件壹樣糟糕。十至十五名工人共享壹間房間及壹個風扇。因為宿舍房間非常熱，有時後會有工人在走廊上睡覺。工人需要自帶毯子和枕頭。宿舍非常髒亂，壹些上下鋪的床板很薄，甚至邊角會翹起，房間里也有臭蟲的問題。因為有太多的工人，排隊淋浴大約需要等兩個小時左右。工廠提供了帶薪休假併為工人依法購買保險。但總體的管理文化是建立在辱罵員工之上的，工人得不到正常的尊重，也經常被主管大吼大叫。

　　佛山南海美泰工廠在宿舍里安裝了空調，但因為宿舍空間不足，壹間房仍然擠了八位工人，甚至部分工人要住到另壹家工廠的宿舍里——因為宿舍空房不足。而另外壹家工廠的宿舍環境相對更差。佛山美泰支付了必要的社會保險費用，並給員工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然而，佛山美泰的管理文化並不友好，有時候會侮辱員工。管理人員對新員工相當粗魯，甚至大吼大叫。在受採訪的十位女工中，有三位表示自己在工廠受到騷擾，調查員本人也覺得在工廠不安全。

　　港鑫工廠的生活條件相對良好，六至七人住壹間宿舍，房間里有空調和衛生間。工廠提供帶薪病假以及法定假期。但工廠沒有主動給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要求工人自行向工廠提出申請購買。

　　港鑫的管理文化總體而言相當寬松，工人可以自行離開生產線去衛生間，也可以在工作期間相互交談或聽音樂。

　　永輝工廠提供免費的宿舍給工人，但住宿條件非常糟糕。通常三至四人住壹間房，但房裡有臭蟲，同時，禁止工人在白天使用電燈。因為只有在宿舍走廊有熱水房，所以工人必須去熱水房打水回衛生間洗澡，而且熱水只在特定時段提供。工廠會為正式工購買保險，但並沒有替臨時工購買。

　　但工廠會提供帶薪休假給工人。

　　工人代表

　　在中國，工人代表是壹個微妙的問題，工人沒有權利自由地組建社團。工人組織的工會都隸屬於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這也是全國唯壹合法的工會。儘管中華全國總工會招募了 3 億多名會員，並致力於增加會員數量，但在工作場所中的工會往往只有壹個形式，很少成為協助工人解決問題的渠道。我們先前的調查工作顯示，即使我們在工廠中看到了工會，工會領導人也壹般是由工廠管理層任命的，而不是由工人選舉產生。通常工人也不知道工會的功能。因為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實際有效的工會，大部分的工人只能無條件接受工廠的要求或者向他們的車間線長反映問題。

　　4） 女性工人面對的不公平的對待、歧視、性別暴力IETP 的數據顯示，全世界的玩具工廠的勞動力中女性工人占 60%。在中國女性占勞動力的57%，但是平均收入比做類似工作的男性要低 35%，在「全球性別收入差指數」中排倒數第三。

　　在招工廣告上強調性別的很少。但是性別不平等會特別體現在男女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的比例上，其中男性工人占管理層職位絕大多數，女性工人占普通工人、線長和組長中的大多數。這個現象的理由很多：玩具業，儘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並不像如建築業壹樣要求體力。雖然收入很低，但許多學歷低的大齡女性工人依然願意長時間待在玩具工廠。因為比起高薪資，這類工人更在意穩定的工作，以及避免離職後找不到工作。

　　許多工廠傾向於招聘女性工人，因為中國社會仍然將女性看作為更容易馴服、聽命令、很少製造麻煩的人。然而與此相反的是，女性工人常常會在罷工和抗議中站到最前線，面對警察的暴力威脅時將男性工友護在身後。她們越來越有組織，積極參與集體談判，並且擔任工人代表去和管理層談判。例如去年三月的國際婦女節時，專門做奢侈提包的世門工廠爆發了罷工，工廠中 80%是女性工人。工人們的要求包括，補償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在公司同意了各項要求後罷工才終於結束。而在 2015 年的利得鞋廠罷工中，工人抗議的重點在於搬遷補償和社保。其中女性工人不僅積極參與罷工，還擔任工人代表與管理層談判。在生產線上，女性工人也面臨許多挑戰。她們升職到管理崗位的機會更少。工廠也缺乏對懷孕工人的保護，懷孕工人也要加班和接觸有毒化學物。因為資金拮據和戶口系統的限制，農民工的小孩很難接受到和當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和教育，女性工人常常需要把小孩留在老家。另外，2013 年的壹項調查顯示，70%的女性工人曾遭受過性騷擾。MeToo運動去年已經成為了壹場國際性的運動，儘管中國的網際網路上關於女權主義和女性權益的內容受到嚴格審查，性騷擾的受害者站出來指認侵犯者的新聞還是上了全國頭條。儘管如此，在工廠里的女性工人卻很少能夠讓公眾聽到她們被騷擾的經歷。唯壹的例外是 2018 年 1 月的壹封來自中國大型電子廠富士康女工的信，要求工廠建立壹個反性騷擾的機制，並且要求著力解決兩性不平等的問題。在這封信里，她寫到: 「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在工廠車間里，普遍存在著像這樣的『性騷擾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騷擾的情況尤其嚴重），而且很多人對此都習以為常。」今年的玩具廠報告關注的不僅是總體的勞工權益侵犯現象，還包括了急需加強保障的女性工人權益。這份報告發現，男性工人常常被提拔到管理崗位，而懷孕女工人則是需要照常加班。此外還有女性工人被性騷擾的案例。壹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提到，她被兩個來自同壹個生產線的男性工人尾隨，還用手機拍她的照片。並且該廠的女性工人總體相較於男性工人更容易被罵。社保在中國包括了生育險，如果工廠沒有付社保，懷孕工人則沒有生育險，其中包括醫療檢查費用和生育補貼。根據《女職工保護特殊規定》第十二條，工會應該監督企業遵守該項法律。但是中國並沒有獨立的工會或者駐廠工人代表和工人接觸，工人只能跟線長或者管理部門反映問題。公開性騷擾案例本身已經足夠困難，而缺乏工會和工人代表就愈發使問題雪上加霜。

　　5） 結論

　　我們每年都在呼籲品牌公司解決其下轄工廠中持續發生的侵權行為，並且確保供應鏈中的工人都能獲得平等的對待。實際上，品牌公司和工廠非常了解中國的勞動法以及國際勞工待遇標準，然而，他們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斷鉆中國法律的漏洞並逃避法律規範。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生產成本不斷上升，工廠及品牌公司可能被迫將業務移轉到國外。然而，這些不良的工作條件及環境只會移植到勞動法更加薄弱且難以執行的其他國家中。因此，品牌公司有責任認真嚴肅地開展改革措施，並從根本上改善其供應鏈中工人的工作條件。

　　在今年的報告中，中國勞工觀察組織採訪了 42 位女性工人，從中了解到在中國玩具工廠工作的女性權益現狀。我們歸納總結出了 4 項關鍵議題，詳細內容請見下文。

　　升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在晉職、晉級、評定專業技術職務等方面，應當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不得歧視婦女。」然而，在玩具工廠中，管理層級別的職位仍然存在明顯的性別歧視。女工的工資和勞動強度通常和男工相同，但即使女工擁有和男工相同的技術水平，玩具工廠的女工卻更難晉陞。根據調查人員觀察，儘管大多數正式工人、線長（拉長）或小組領導都是女性，但男性工人卻更有可能被提拔到更高的管理崗位，例如部門經理。

　　在華登工廠的某條生產線上，兩名負責的線長均為男性，沒有女性線長。而另外壹方面，在有30名工人的生產線上，調查員又只發現了 3-4 名男性工人，其餘皆為女性工人。港鑫工廠的主管男女比例為 7:3。根據調查人員的分析，正式工的晉陞與否高度依賴他們與主管的關係好壞，而不是實際的工作績效，而工廠的男工和主管之間的關係通常要比女性工人密切，晉陞也比較容易。

　　在永輝工廠，大約 40%的工人是女性，儘管線長大部分是女性，但經理及經理以上的管理職卻多為男性。在盈峰工廠，正式工人的男女比例為 6:4。佛山美泰工廠方面，工廠大多數的工人是男性，女性則是擔任線長的職位。

　　懷孕及生育保護

　　生育保險

　　中國勞動法規定，僱主除為工人購買住房公積金外，還應為全體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中國的社會保險涵蓋五個方面：生育、養老、失業、工傷和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則是幫助工人儲蓄和提取資金來購買、翻新和租賃房屋。對女工來說，生育保險尤為重要，它涵蓋了懷孕和節育期間的所有醫療檢查費用，同時也給女工提供產假津貼，讓女工在產假期間有除了僱主工資外的其他收入。

　　對於沒有為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也就是沒有為工人繳交生育保險費的僱主，根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因為沒有生育保險的津貼，僱主應該為女性員工提供補助，貼補其醫療費用及生育開銷。然而，在那些工人無法領取社會保險津貼的工廠中，調查人員都沒有找到有關此方面的信息。

　　港鑫工廠並未主動為所有工人購買社會保險，而是讓想買保險的工人在工廠工作滿壹個月後，自行通知其部門負責人購買。在永輝，只有正式工才有資格購買社保。同時，工廠也沒有強制要求所有崗位的工人都擁有社保，只有在特殊崗位的工人才必須購買。

　　華登工廠只為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會保險。佛山美泰工廠的工人在工作壹個月後才加入保險。

　　而盈峰工廠的正式工可以在入職後的第二個月加入社會保險，臨時工則是在工作滿兩個月後可以獲得壹個月的保險。

　　帶薪產假

　　中國政府在 2012 年將工人的產假天數從 90 天增加到 98 天，達到了國際勞工組織《保護婦女生育公約》中所規定的最低產假天數。這是國家級的規定，中國各地區也都制訂了自己的產假規定，以廣東省來說（今年報告中五個工廠的所在地），法定的休假天數為 178 天。24佛山美泰和盈峰工廠都達到了廣東省的標準，工人有 178 天的帶薪產假。華登和永輝工廠也提供了工人產假，但調查人員並未收集到天數的資料。除此之外，調查人員並未了解到港鑫工廠對於產假的相關規定。

　　針對孕婦的特殊設施及保護措施

　　根據永輝工廠工人所說，工廠懷孕的女工將繼續在相同的位置工作並持續加班，工廠並未制訂規範替換懷孕女工的崗位。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婦女在月經、懷孕、生產及哺乳期間應受到特別保護」；在中國的《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在女職工懷孕七個月或以後延長工作時間或安排夜班工作，並應在工作時間內給予壹定的休息時間。」佛山美泰採取了壹些措施來保護孕婦。例如注塑部門有明顯刺鼻氣味，所以懷孕工人被轉移到其它部門。工廠也不允許懷孕七個月以上的孕婦加班。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也提到，有大量女性職工的工作場所「應該依據其需求建立相關設施，例如女職工診所、孕婦休息室或者哺乳室。」但調查人員並沒有在任何壹家工廠找到類似的設施。

　　留守兒童以及流動兒童

　　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壹項主要問題。因為父母前往城市尋找較好的工廠工作機會，這些孩子只能留在自己的家鄉，而他們的家鄉壹般在農村或較偏遠地區。孩子們通常由祖父母照顧，甚至有時不得不由孩子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父母所賺的工資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鄉。留守兒童的困境在玩具產業中並不少見。2015 年，在中國的壹個農村，有 4 個孩子因為父母拋棄他們出外工作，而選擇喝農藥自殺。他們的母親在廣東省的壹家玩具工廠工作。此外，流動兒童，即和父母壹起移居城市的兒童，也常常遭到歧視。

　　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都缺乏父母足夠的照料。在今年的調查中，永輝的壹位女工請她的姑姑照顧她 11 歲的女兒。另壹位女工有兩個孩子，都交給自己母親照顧。佛山美泰的壹位女工表示她有兩個孩子，但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賺錢養家，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只好讓孩子與祖父母同住。

　　由於婦女繼續承擔照顧孩子的重擔，許多女工必須仔細考慮後才做出選擇，到底是將子女留在家鄉還是將子女帶到城市。玩具工廠的工作時間很長，工人平均每個月要加班 100 個小時，因此女工壹般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再者，工人的基本薪資通常就等於當地的最低工資，他們必須依靠過量的加班時數來賺取足以維生的工作；同時，工廠的宿舍房間只給工人居住，家人和孩子不能壹起入住，壹間宿舍房通常也會住 4 位或以上的工人。大多數工人選擇住工廠宿舍，因為宿舍有時是免費的。就算收費，也比租當地的壹般公寓便宜。城市的生活費比農村高許多，工人的工資不足以供養整個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在淡季期間，工人的收入更少，實際薪資甚至接近基本工資。

　　中國的戶籍制度給流動兒童的教育造成了許多障礙。持農村戶口的兒童在當地公立學校入學時面臨歧視，因為許多學校要求農村兒童在入學前提交大量文件，或者參加其他額外的入學考試。農村兒童成功入學後，老師也可能將他們分配在單獨的班級。因此，農民工只好將自己的孩子送到未經許可私辦的學校，這些學校的基礎設施較差，教學質量也相對不好。鑒於玩具產業的工作性質，農民工的孩子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農民工為了賺取足以維持家庭的工資，會將工作放在第壹位，而忽視建立家庭情感支持。他們的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通常無法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和足夠的支持。由於孩子很少見到父母，這也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成長和心理健康。

　　性騷擾

　　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針對性騷擾的專項法律，儘管有幾項國家法律提到性騷擾問題。《中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的第十壹條特彆強調，「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利保障法》第四十條規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儘管當前的法律沒有對性騷擾進行定義，但最新的民法草案還是包括了該定義，並且通過強調雇傭方在預防性騷擾中的責任，以保護僱員免受性騷擾。今年的玩具產業報告中發現了壹些性騷擾的案例。佛山美泰的女性工人舉報過幾起性騷擾事件。

　　基於她們的反饋，我們了解到工廠里有很多男性工人，其中不少還是正式工，會經常試圖約見女工人或拉著她們聊天。而許多暑期臨時工是年輕女性。其中三個受訪者說，她們被做正式工的男同事給性騷擾了。其中壹位說壹個男性工人總是來邀請她壹起吃晚飯，哪怕她多次堅定拒絕也還是繼續。另壹個暑期臨時工則提到，壹個比她老的男性工人在休息時間不停來找她聊天。還有壹個女性工人提到她曾被兩個男同事尾隨，還被偷拍了照片。她感到非常不安，但她並沒有想過跟工會提起這件事情，因為她沒有任何證據，並且覺得可能是自己的錯覺。她也沒有跟工廠投訴這件事情。如果她去和那兩個男性工人對質，他們也可以說只是恰巧跟她走了同壹條路。

　　佛山美泰的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住在同壹個宿舍樓的不同樓層里。男性工人住在壹樓和四樓。女性工人住在五樓和六樓。壹樓和二樓之間有壹道安全門，只要穿過了這道安全門，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在四樓和五樓之間走動。在調查期間，有壹個男性工人上到五樓並站在女廁所外與另壹個女性工人聊天。男性工人實際上禁止進入到女性宿舍樓層，但是並沒有人監管。

　　在華登、港鑫、盈峰以及永輝工廠，女工們並未舉報相關性騷擾案件。然而，由於受害人通常對性騷擾事件難以啟齒，因此即使我們沒有調查到相關內容，依然無法確定此四家工廠完全沒有此類事件發生。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位於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園。

　　工廠主要生產塑膠玩具、電動玩具、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產品銷往美國、日本、歐洲、澳大利亞等國家。廠房面積約四萬餘平方米，職員約 2000 餘人。

　　工廠基本信息28

　　工廠全名：華登（河源）玩具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河源市源城區高塘工業區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電子玩具，金屬玩具，木製玩具，電動玩具， 洋娃娃，毛絨玩具，塑膠玩具，禮品，紀念品及贈品主要客戶：迪士尼29，Buzzbee工廠工人男女比例：未知

　　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

　　受訪人數：10

　　受訪者男女比例：2:8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工無性別限制，但有年齡歧視，申請者規定年齡為 18-45 歲。入職面試需攜帶身份證原件和兩張壹寸彩色照片。

　　入職途徑：

　　工廠通過網路平台直接招聘

　　崗位分配：

　　男工和女工分配的崗位大致相同，工作內容相同。但男性工人數量很少，大部分被派去拉重貨物的工人都是男工，調查員只看到壹或兩個女工負責需要提重物的工作。

　　今年因為訂單減少，所以工廠加班數隨之也減少，工廠基本上也很少招新員工。

　　未成年工：

　　工廠沒有未成年工。

　　體檢:

　　工人入職不需要體檢，離職同樣也沒有體檢。受訪工人並不清楚生產車間是否有傷害身體的化學原料。他們也從來沒有被工廠安排體檢過。

　　入職培訓:

　　工人沒有參加任何入職培訓

　　離職:

　　工人離職需要提前申請。因為現在訂單很少，工人基本上不加班，導致很多工人申請離職。離職手續辦完後的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工資。調查人員沒有見過工廠主管辭退工人，通常是主管要求工人主動離職，因為只有這樣工廠才不用給經濟補償。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要求工人在簽訂合同時候同時簽署自願加班同意書。同意書中寫明，工人自願加班，沒有被工廠強制加班。

　　三、工作時間

　　周壹到周五不加班壹天工作 8 小時，加班壹天工作 10—11 個小時，周六若加班，加班時間 8—10 個小時，周日休息。

　　根據對華登工廠的觀察，調查員發現現在工人加班很少。即使在 8 月的時候，工人加班時間也大多低於每月 60 小時，而其它玩具廠這個時候的加班時間在每月 100 小時左右。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基本薪資每月大概為 1500 元，總共薪水加起來約 2000-3000 元。

　　工人的薪資包括：基本工資+基本加班費+周末加班費+法定假日加班費+帶薪年假+崗位津貼+社保。旺季中的每日薪資約為 120-130 元。旺季之外時，每日薪資約為 80-100 元。

　　目前工廠沒有什麼訂單，生產目標很低，所以每天加班時間很少，工人的薪水相較於去年旺季減少了。

　　請假制度：

　　工廠整改前請假不容易，但是整改後基本上請假都會獲得批準，甚至是請較長的假，只要有正當理由。工廠整改後還有產假，訪談中曾提及：「去年有女工因其兒媳婦坐月子請了二十天的假」。

　　休假：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是否按照法定假期放假。

　　社保：

　　工廠會給 50 歲以下的工人購買社保。正式工的工資單上會寫明每月扣除 308 元的社保費用。工廠規定，年滿 50 歲的工人不得購買社保。

　　五、食宿條件

　　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在工廠的宿舍和食堂吃住，可以在外面吃或者在工廠附近自己租房。在工廠宿舍住宿是免費的，如果工人在外租房，也不會有任何住房補貼。

　　夥食條件：

　　工廠里有兩個員工食堂，大壹點的那個稍貴壹些。早晚餐食堂會提供米粉，大致在 3 到 5 元左右。

　　至於午餐，壹個食堂的套餐 6 元左右，另壹個的套餐價格在 7 元左右。雖然有兩個食堂，中午餐吃飯的工人還是很多，兩個食堂都會被擠滿，只要稍稍晚去壹點就很難買到飯菜。

　　若不想吃工廠的食堂，工人可以在下午下班時間到工廠外的路邊攤上買小吃，或者去廠門外街邊的餐館，價格不壹。涼皮和涼麵都是 4 元，肉粽 2 元壹個，粥 2 元壹份，米粉 3 元壹份，盒飯 8到 10 元。

　　宿舍條件：

　　工廠的宿舍分為普工宿舍和管工宿舍（給線長以上的職位入住）。普工宿舍壹般為 8-10 人壹間，非常簡陋。每間宿舍沒有空調，只有兩台電扇，和壹個儲物櫃。宿舍有獨立的洗手間，但是洗澡沒有熱水。所以工人每次洗澡必須要提著桶去樓道處提熱水。宿舍牆壁上沒有插座，工人需要手機充電的時候需要去壹樓宿管的房間。工廠男工和女工住同壹棟宿舍樓。女工住在二樓，三樓和四樓。 男工住五樓和六樓。管工宿舍分散在各層。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工廠有在車間安裝醫藥箱。

　　勞保用品：

　　工廠會給工人每日發放手套和口罩。包裝部里會接觸膠水或者酒精的工人每天都會有手套和口罩提供。其它的工位則沒有手套和口罩。調查員不清楚其他部門的狀況。根據工人敘述，生產部門的薪水比包裝部門更高，可是車間里有刺鼻的味道。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委員會在往年沒有辦過培訓和活動，從 2019 年起有壹些健康宣傳以及安全培訓，但是培訓都只有 2 個小時。

　　工傷：

　　調查期間沒有遇到工傷事件。

　　七、消防

　　2019 年有消防演習。工廠有消防設備，可以看到滅火器。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很長很詳細的懲罰項目清單，大部分違規行為均以罰款為懲罰形式。犯錯的工人需要將罰金以現金形式直接交給拉長。部分懲罰的項目如下：

　　上班穿拖鞋——罰款十元

　　曠工半天——罰款十元

　　曠工壹天——罰款二十元（連續曠工三天及以上，會被開除）遲到五分鐘——罰款五元遲到十分鐘——罰款十元宿舍無人情況下未關燈——罰款（數目未知）

　　因為入職期間並沒有員工培訓，所以工人們也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工廠獎勵和懲罰的書面通知。所有的懲罰項目均由線長口述為準。調查人員發現工廠車間的宣傳欄上貼有員工手冊。紙張已經泛黃變舊。加上頁面字跡太小，看不清楚。

　　受訪工人表示不清楚工廠的獎勵措施。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受訪工人不清楚是否有工會存在。他們從未被工會聯繫過。有事情通常是主管先開會，再把解決方案傳達給工人們。

　　投訴渠道:

　　工廠有員工關愛熱線，工人若遇到問題可以打關愛熱線投訴。但是工廠並沒有公開告知員工熱線號碼，很多受訪工人表示都沒有聽說過有關愛熱線，也並不清楚其他投訴渠道。

東莞港鑫實業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 2 月，公司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佔地面積 15000 平方米，目前有約 700 名員工。主要生產各種玩具和文具禮品，包含塑膠玩具、電子玩具、軟膠玩具、毛絨玩具等。產品主要銷往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等國家和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東莞市港鑫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謝崗鎮第五工業區

　　工人人數：700

　　主要產品：文具禮品、塑膠玩具、毛絨玩具、軟膠玩具、電子玩具等主要客戶：孩之寶（Hasbro）、迪士尼（Disney）、基礎樂趣（Basic Fun Inc.）、FGTeeV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工廠主管男女比例：7:3受訪人數：18

　　受訪者男女比例：1:1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5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招聘要求年齡在 16 周歲以上，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限制，入職面試需要提供身份證原件、身份證複印件和照片。

　　招聘程序

　　入職的時候，人事先讓工人將身份證複印件粘在報名時填好的個人資料表上，然後讓工人填寫背景調查，簽自願加班書、危害告知書、新員工入職培訓簽到。自願加班書寫明工人們是自願加班。

　　之後人事給新員工作入職培訓，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等。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薪。

　　培訓結束後，新員工進車間工作壹小時左右，人事開始陸續給新員工照相、錄指紋、辦廠牌。工廠給員工提供有工作服，工作服在員工工作壹到兩周後發放。

　　入職途徑：

　　工廠以直招的形式招聘工人，除招聘正式工外，在生產旺季還招收臨時工和學生工，非旺季不招臨時工與學生工。調查期間並未發現工廠與派遣公司或中介合作，所有勞動力皆為工廠直招。

　　調查員調查期間，正式工與學生工的人數比例為 9:1（約為 10%）。學生工並非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而多是透過親朋好友推薦，自行到工廠應徵。

　　崗位分配：

　　工人應聘時可自行選擇想去哪個部門，但確切的崗位由拉長分配。

　　儘管生產目標相同，男工崗位的工作量壹般比女工略重壹些。男工通常被分配到需要操作機器或者加壓和鉆孔的工位。

　　未成年工：

　　生產旺季招收臨時工（包括學生工）。

　　學生工合同和薪資待遇與正式工相同。因為裝配部門沒有夜班，所以裝配部的學生工沒有上夜班的問題。也有學生工在注塑部門上班。

　　體檢：

　　為追蹤會接觸到有害化學物質的工人的職業病問題，需要做入職和離職體檢。

　　裝配部工人不需要體檢，根據調查員了解，因為裝配部崗位的工作幾乎都是無害的，工人也不會接觸到任何有毒物質。但裝配部的未成年工仍需要體檢。噴印、注塑等部門也需要體檢。

　　體檢費 70 元先由工人支付，壹個月後工廠退還給工人。體檢費用由工廠負擔，工人也能拿到自己的體檢報告。體檢流程是工人自行去謝崗人民醫院，提交工廠給他們的體檢單，然後接受常規體檢。

　　入職培訓:

　　入職培訓的過程中，人事向工人介紹工資結算、工資發放、工作時間、考勤打卡、年假、社保、福利津貼、食宿、離職手續。培訓過程大約半個小時，培訓時間計入工時。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試用期間薪資相同，但沒有全勤獎金。

　　離職

　　試用期內辭職需要提前 3 到 7 天申請。合同期內，正式工辭職則需要提前壹個月申請。如果是臨時工，要提前半個月申請。人事在每周壹、三、五辦理離職手續。

　　在離職當天，上午 10 點左右，員工須上交帽子、袖章、工作服，以及核對工時。若員工不慎將帽子、袖章、工作服等遺失，工廠不會要求賠償。下午 3 點左右，交廠牌、簽工資單領工資，下午 6 點退宿。上個月的工資將發放到銀行卡裡邊，當月工資發現金。按正常程序可以辭職，聽工人說這個廠辭職很容易。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在員工入職後幾天內批量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可能在入職兩天或三天後拿到合同，也有的工人在壹周後才拿到合同。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合同副本。

　　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由人事將填寫好內容的合同拿給工人，只要求工人簽上名字和按手印，人事對勞動合同內容沒有作任何解釋。工人們似乎並不了解勞動合同的作用，對合同內容也不了解。

　　他們覺得勞動合同沒什麼用。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和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合同的變更、合同的解除和終止、調解與仲裁、服務期，以及其他。

　　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合同內容壹樣。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目前裝配車間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 8 小時或者 10 小時，周日不加班。平均每月加班 99 小時，包括工作日加班 65 小時和周末加班 34 小時。根據調查員訪談與估計，4-9 月應為旺季，其餘月份為淡季。

　　淡季時，每天加班 3 小時或者不加班；旺季時，壹般每天加班 3 小時，有時會到 4 小時。4 月是加班最多的月份，該月每天加班 4 小時，壹直到 22:30。據員工說，工資在該月達到最高，能拿到 3800 多元。不是每個部門都有夜班。裝配部門沒有夜班。注塑部門有夜班。

　　目前裝配部實行壹班制：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壹班制 8:00-12:00 13:30-17:30 18:30-21:30工人可以選擇不加班，但需要在下午下班之前口頭通知拉長，不加班沒有處罰。工人每周日休息壹天。工人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是 1 小時。

　　生產線有生產指標。前壹段時間產量是 16000 個，工廠允許工人完成產量就回去休息。工人趕得快的話，能在晚上 8 點鐘左右完成產量，但是需要在晚上 9:30 回來打卡，算 3 個小時加班，而實際加班 1.5 小時。目前車間新領導上任後要求加 2000 產量，但並不容易做到，需要員工加班到晚上 9:30。很多員工對工廠增加產量卻不增加工資表示不滿。

　　工人上下班通過指紋打卡記錄工時，下班時打卡排隊需要兩分鐘，不計入工時。工時記錄完整，如果有錯誤，可以在每月 2 號核對工資的時候提出修改。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裝配部工人每月工資 3400 元左右，除了底薪 1720 元外，其餘部分工資幾乎全靠加班。工資包括正常班工資、平時加班工資、休息日加班工資和全勤獎。裝配部除了工齡補貼外沒有任何補貼，但注塑部可能有崗位補貼和高溫補貼。工人是按工時計酬，每小時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周末加班 19.78 元/小時。全勤獎每月 50 元，如果有請假、曠工或者當月補卡超過 3 次，就沒有全勤獎。如果在廠里住宿，要從工資中扣除住宿費 45 元。

　　工廠每月 2 號和工人核對工資，20 號發工資條，27 號發放工資，工資由工廠直接發放到工人的工商銀行卡。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符。

　　請假制度：

　　工人請病假時依然有工資。想請病假找拉長要請假單填寫即可，通常不會被刁難。病假回來後工人需要提交由社區門診或人民醫院出具的建議病休證明。

　　休假：

　　工廠有帶薪年假，和 11 天帶薪法定節假日休息。不清楚有沒有帶薪產假、婚假和喪假。

　　工作滿壹年未滿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5 天。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享受帶薪年假 10 天。工作二十年以上者，享受帶薪年假 15 天。

　　社保：

　　工人購買社會保險需要在入職壹個月後找部門文員申請，購買的種類及金額不明。大部分工人都沒有購買保險，因為工資不高，不願再多扣壹部分工資。相關勞動法律規定，工人和僱主建立了正式的雇傭關係後必須購買社保。

　　購買了社保的工人的每月工資單上會顯示扣費項目、金額和明細。

　　福利設施：

　　工廠內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2019 年開始，工人在工廠吃飯三餐免費。工人可以自行選擇是否在工廠的食堂吃飯，但沒有額外餐補。

　　每天每餐的夥食都不壹樣。早餐有皮蛋瘦肉粥、稀飯、包子、饅頭、油條、炒河粉等。中午和晚上提供兩葷壹素的套餐，還有肉湯、紫菜蛋湯或者西紅柿蛋湯。

　　宿舍條件：

　　壹個房間住六七個人，有空調、沖涼房、洗手間、電風扇、陽台。宿舍沒有上鎖，廠里規定離職人員需要在中午或者下午休息的時間，也就是宿舍人員都在的時候搬離，避免有個人物品丟失的可能性。每月住宿費為 45 元人民幣，包含了水電費。若未住滿壹個月，水電費扣費以每天 1.5元計算。宿舍沒有配備急救箱。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車間里有專人打掃衛生。 車間較寬敞，大部分的通道暢通，但是偶爾有物料和生產設備佔用人行通道。車間里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壹點。車間機器設備有定期檢查。此外，每個車間備有急救箱，沒有上鎖。

　　勞保用品：

　　調查人員在裝配部三樓沒有發現有毒有害物質，只是裝填粉袋的工人被要求戴口罩。裝配部壹樓工人會接觸到有害物質，據估計為某種油漆，工人戴有防護面罩，但沒有提供手套。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不清楚工廠是否設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裝配部工人上崗前沒有經過崗位的環境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

　　工傷：

　　調查期間未發生工傷事故，沒有職業病患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但是車間人行通道有時被物料和生產設備阻塞。

　　車間內紙箱是易燃物質，也會堆放在通道附近。

　　車間在四周的牆邊放置有滅火器，廠區滅火器每月檢查壹次。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宿舍區沒有易燃物質。宿舍區滅火器沒有做到每月檢查壹次，調查員在八月份看到最近的壹次滅火器檢查是在六月份。

　　工廠每半年有壹次消防演習， 但不是全體人員參加。根據工人反映，七月份工廠在生產區域有過消防演習，讓壹部分員工觀看滅火器操作的過程。

　　八、獎懲管理

　　工廠有廠規廠紀，但是沒有看到獎勵措施。培訓期間，只提到連續曠工三天按自離處理。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沒有工會，工人有問題只能找車間領導或者行政部。

　　投訴渠道:

　　在廠牌後面的卡片上有「ICTI Ethical Toy Program」工人熱線，但是工廠沒有介紹，工人不知道這是什麼電話，從來沒有工人打過。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廠管理比較寬松，工人有行動的自由，上班時可以去洗手間、喝水，下班後可以自由進出宿舍。

　　工人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沒有受訪工人遭遇過侮辱、毆打或性騷擾。

　　客戶訪問及審計:

　　客戶會派人來驗廠。工廠在驗廠的那天，安排員工將堆積壹周的不良品處理掉，並且將其餘物料擺放得非常整齊。調查員詢問過主管，主管也不清楚是哪個品牌的客戶。

　　工人滿意度:

　　工人們選擇這家工廠，有的是親戚朋友介紹過來的，有的因為這裡的裝配車間只上長白班，而且活不是很累。

　　受訪員工覺得目前和其他廠比工資有點少，平時月總工資為 3400 元左右，這是壹年下來的平均工資。加班的時候也只有 3700-3800 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資 1720 元，平日每天 3 小時加班費和周末 11 小時加班費。以 8 月為例，工人工作 22 天，另有 5 個周六需要上班。 所以，平日工資為 22*8*9.89= 1740 元，工作日加班工資為 22*3*9.89*1.5=929 元，周末加班工資為5*11*9.89*2=1087 元，外加全勤獎 50 元，扣除住宿費 45 元。總共能拿到 3811 元。

　　有的員工覺得加班時間有點長，但也有員工希望加班時間能更多壹點，因為每個月的工資主要靠加班，不加班就掙不到什麼錢。

　　工廠管理比較寬松。儘管車間規定不可以穿拖鞋、戴耳機聽歌，但是如果有人違反，也沒有受到領導指責。喝水上廁所也都安排有助拉來頂崗。沒有看到因違反規定而被罰款的實例。好的方面是，活不是很累，宿舍有空調，壹日三餐免費。工廠在學生工離開前還專門給他們開了茶話會，用好吃的招待他們。工廠在勞保方面做的比較好，在壹些對身體有害的崗位上都有相應的勞保用品。不好的方面是，工資有些低了，另外加產量讓工人不滿。

　　受訪員工有的表示將來會找壹些更自由的臨時工做，還有的打算找壹份工資更高的工作。

　　調查員日記:

　　東莞今天溫度比較高，37 度，天氣預報里說體感溫度有 48 度，這是很熱的壹天，還好宿舍有空調，我在東莞這麼多玩具廠呆過，這是頭壹次遇到有空調的玩具廠，還免收電費，連吃飯也是免費的，真是很良心了。宿舍人也不多，就七個人，三個學生工二十幾號就要走了，然後就剩下四個人了。

　　我在三樓的裝配車間上班，做的是迪斯尼的冰雪奇緣 2 的玩具，我的崗位是檢查塑料球（用來裝玩具人物的袋子）的牢固程度，需要在產線上敲壹下，看看是否漏粉和掉落。工作很簡單，也比較輕松。我通常是用壹只手來工作的。每天的產量是 16000 個，看著很多，其實很快的。我們上午和下午各上 4 小時的班，按通常的排班，每天加班三小時，但是我們通常晚上 8 點左右就完成了產量，然後就可以走了，等到 9：30 再回來打下班卡就可以了。不要以為每條線都是 8 點做完，我前壹天在另壹條線上可是確實幹到 9：30。

　　車間里大量的年輕人可能都是學生工，他們壹走到時候又會重新分線，不知道又會要我做什麼，不知道還能不能八點下班了。如果我還在這條線上，到時候我就是老員工了。無聊的時候，除了聽歌就是聊天，線上人都比較和善。我發現越來自是偏遠的地方的人，越是樸實善良。吃完飯回宿舍躺下，玩手機，睡覺。中午休息時間是壹個半小時。下午 1：25 從宿舍離開去車間。

　　下午 1：30 打卡上班。我這個位置風扇吹的很少，我都聞到腋下的汗酸了，今天實在是熱。

　　回宿舍躺會，還是宿舍里涼快。期間有個室友辦完離職手續準備回去，他回房整理的時候正好是我們休息的時候，這時候人都在，不會有東西失竊的情況出現，後來，宿管又過來確認了壹下。

　　我覺得這樣子挺好，起碼安全壹些。

　　回到宿舍里，有兩個小夥子，學生工，下午請假了，待在宿舍吹空調。八點的時候，注塑部的和噴油的也下班了。後面還有幾個人也陸續下班了。宿舍里兩個想離職的長期工，是嫌工資太低，第壹個月三千多塊，但他們沒有做滿壹個月。而用錢的地方又比較多，物價又那麼貴，三千多確實不夠養家糊口。

　　這麼熱的天，還是呆在宿舍吹空調舒服。晚上 9：30，我去打了下班卡，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躺床上玩手機，11：00 睡覺。

　　佛山南海美泰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佛山南海美泰精密壓鑄公司於 1999 年 6 月份建成投產，位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官窯永安大道東路。佛山南海美泰是美泰集團在佛山的 7 個生產基地之壹。主要生產費雪（FisherPrice)品牌的塑膠和電子類玩具。工廠佔地共 9 萬多平方米，現擁有超過 3000 名員工。

　　工廠基本信息

　　工廠全名：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壓鑄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區官窯辦事處永安大道東

　　工人人數：未知

　　主要產品：生產經營合金玩具車、塑料合金產品及其它玩具產品等主要客戶：Mattel 美泰（托馬斯小火車，迷妳托馬斯小火車，Fisher-Price 遊戲手柄系列）工廠工人男女比例：平時為 7:3 / 暑假時期為 8:2工廠主管男女比例：2:8受訪人數：14受訪者男女比例：4:10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未知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收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符合法定務工年齡（16 歲及以上），身體健康，持有效身份證。面試需帶齊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兩張和壹寸彩照兩張（持有效殘疾證的有勞動力的殘疾人士亦可）。根據工人，旺季時因為缺工，工廠也招收退休工人以及16-18 歲的未成年工。

　　壹般裝配崗位免入職體檢，特殊崗位如注塑部門會安排上崗體檢，體檢費由公司支付。面試不收取任何費用。

　　招聘程序：

　　正式工和暑假工壹起面試，暑假工填應聘申請表時需填寫工作截止時間。調查人員在 58 同城上了解到佛山南海美泰在招聘，所以自己打電話聯繫了工廠。因為工廠之前招了很多暑假工，所以現在只收正式工。

　　正式員工基本工資 1860 元/月，每天工作 8 個小時。旺季每天可以自願加 3 個小時班。加班費為平時工資的 1.5 倍，周六為雙倍加班費，每周休息壹天。

　　美泰工作人員通過微信通知面試，若當天應聘者沒有住宿可以安排臨時住宿。面試地點在位於美泰工廠左邊的招聘中心。

　　調查員到達美泰工廠的時候是中午，正值工作人員午休。壹位保安引導調查員和其它應聘者進入辦公室填表。調查員和其它幾個應聘者在招聘中心等到 13:30，壹個穿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員和壹個戴吊牌的工作人員開始工作，讓應聘者交表再去裡面的壹個房間。進去後檢查是否穿長褲、不露腳趾和腳踝的鞋子和不露肩膀的衣服，如是則需馬上換掉。接下來參觀廠內環境，工作人員帶領大家逛了 5 分鐘工廠，主要是壹樓注塑二樓移印和裝配部門。

　　回到辦公室後開始面試，工作人員先介紹每個部門的職能。工廠壹共五個部門，其中四個部門正在招人，分別是手噴、裝配、移印和注塑部門。物料和列印部門目前不招人。其中移印和注塑有危險工序補助。移印部門補助最高為 350 元/月。如果想被分到移印和注塑部門，則需要另外做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和聽力。

　　戴廠牌的工作人員會徵詢應聘者工作意向，並要他們將選擇的部門寫在申請表上。除了裝配部，其它所有部門都需要體檢。選擇部門並報名後，工人們拿著身份證到最前面辦公桌照相。人資提醒工人們第二天需帶建設銀行賬戶的複印件用於辦理工資卡。從未在建設銀行開戶的可由工廠辦理，開過的則將自己的卡帶來即可。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三種:

　　1. 工廠直招：工廠通過人事部門直招和網上招聘。

　　2. 內部推薦：現職員工可以推薦新人來面試。被推薦入職的工人做滿三個月，推薦人與被推薦人雙方均可拿到 300 元人民幣的獎金。

　　3. 離職返聘：工廠聘用之前離職的員工。但返聘的工人沒有任何的優惠優待。

　　入職培訓：

　　工廠的入職培訓應該有二十四個小時，但實際上只有四個小時，其餘二十個小時的培訓時間，新進工人都在廠房工作。四小時的培訓時間里，工人還花了兩小時簽各種文件。

　　早上工人們先到壹個教室簽到，培訓老師發給每個工人壹份員工守則，工人需要在最後壹頁簽字證明已讀過員工守則。工人們接著看了幾個有關於培訓的視頻，分別是安全，工作義務，工作環境，薪酬與福利，保密協議等內容。保密協議又分為競業禁止協議以及保密協議。工人必須在每段視頻結束後簽字。最後壹個視頻播放結束後，培訓老師講解了關於公司的待遇問題以及工廠的全勤獎政策，例如：每個月做滿 168 個小時就有 150 元人民幣的全勤獎。接下來簽訂合同，壹式兩份，工人有拿到屬於自己存底的那份。簽完合同後，老師發了壹份關於環境安全健康的試卷，結束後老師發答案讓工人自己對照改正。在試卷背後有壹個預支工資申請報告，用於預支工資吃飯。培訓結束後老師依次發放廠牌和工作制服。整個過程除去簽字大致為兩個小時。

　　下午，員工分配到各自崗位，去相應部門開始工作。培訓時間都算正常的上班打卡工時。根據調查人員的體驗，職業安全培訓以及車間級培訓的部分，並沒有講到危險源等壹系列關於生產安全的知識。另外，工廠里每條生產線產品不同，各條生產線員工會輪換崗位，但是工人開始工作之前並沒有收到培訓或通知，不知道哪壹條生產線是危險化工品或存在危險機器。新進工人只在培訓期間看了壹個簡短的視頻介紹工作安全，甚至需要自己和工廠工作人員要勞保用具，如帽子和手套，工廠工作人員並不會主動提供這些勞保用品給工人們。

　　未成年工：

　　工廠旺季時會招收 16-18 歲的未成年工，但沒有由學校統壹組織來實習的學生工。

　　體檢：

　　工人由工廠統壹組織到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體檢，體檢內容包括抽血、測視力及聽力。

　　由於裝配部不屬於特殊部門，入職和離職都沒有體檢。

　　注塑和移印部屬於特殊部門，工人在工作期間可能會接觸到有毒物質，因此除了入職體檢外，還被要求做離職體檢。但公司表示，臨時工若要公司出離職體檢費，那麼明年暑假必須返廠做暑期工，如果自己出錢則不用。體檢是在工廠外的壹家醫院進行的。

　　體檢工人不能拿到體檢報告。

　　試用期：

　　試用期壹個月，試用期工資和正式工資壹樣，但沒有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離職：

　　辭職需要提前遞交辭職單。正式工必須提前壹周交辭職報告，還在試用期的員工和學生工可以提前三天遞交辭職報告。辭職後下個月十號之前能收到工資。離職當日，工人需要先收拾行李退宿舍，再去離職辦理處交還工作服和廠牌。最後結算工資，確認無誤後可簽字離開。

　　二、勞動合同

　　正式工和暑假工都要簽訂壹年的勞動合同。兩者的試用期皆為壹個月。合同簽訂只需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和最後簽名即可。

　　合同的內容包含：合同期限、工作內容與地點、工作時間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勞動保護、勞動條件與職業危害防護。

　　三、工作時間

　　具體時間安排:

　　天 周 月（31 天）

　　正常工作 8 小時 40 小時 176 小時

　　平時加班 3 小時 15 小時 66 小時

　　周末加班 11 小時 11 小時 44 小時

　　最長工時 約 286 小時

　　調查員在旺季入職，外加辭職的員工較多，所以每天都有加班。據老員工稱，淡季每天只需要加班兩小時且星期六不加班。每壹條生產線的生產目標不同，有的每人壹天生產 1200，1400 或1600。調查員所在裝配部門規定兩個人壹天需生產 4800，三個人 5200 壹天。注塑部門的產量目標統壹是壹人壹天 2900。部分生產線的產量目標不容易達到。如果有工人沒有達到生產目標，拉長通常會辱罵他們或者替換其它手腳比較快的工人來這個位置工作。

　　每天早上需在提前上班時間十四分鐘之內打卡，下班在規定時間後十四分鐘之內打卡，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條。如果哪天打了卡沒顯示可以聯繫拉長糾正。美泰每半個月換壹次班，每次換班在每個星期休息日之後。

　　工作時間:

　　兩班制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工作時間白班 7:00～11:007:30～11:30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夜班 7:00～11:00

　　7:30～11:30

　　11:00～11:40

　　11:30～12:10

　　11:40～3:10

　　12:10～3:10

　　3:10～3:30 3:30～7:00

　　3:30～7:30

　　加班 4:00～7:00

　　4:30～7:30

　　早晚班和加班各有兩個排班表，時間相差半個小時。注塑部門上班時間為早上 7：00 到晚上19:00，星期四休息。（雖然注塑部門星期天要上班，但是實際上每周只有壹天是雙倍工資。這在勞動法上是合法的，因為勞動法只規定工人每周需有壹天休假。）四、勞動報酬及福利調查期間工廠正值旺季，如果不請假、不遲到也不早退，實得工資平均為 3400-4000 元人民幣（扣除住宿，社保和個人所得稅後凈收入）其中包括普通工資 1860 元/月，以及加班費和各類補貼。加班費及各類補貼如下：

　　· 工作日加班為 1.5 倍加班工資，周六加班為 2 倍加班工資。

　　· 夜班津貼 10 元/天

　　· 夥食補貼 260 元/月（工廠會預支員工第壹個月夥食費）· 全勤獎勵 150 元/月（請事假、曠工以及病假，壹月內遲到早退三次以上，或其中任何壹次達到五分鐘，照扣該月全勤獎）· 高溫補貼 最高為 200 元/月（只有部分部門有此補貼，裝配部員工沒有，注塑部門可以領取 200 元）· 重點工站補貼 移印和注塑部門的工人有危險崗位補貼，移印部門工人最多能拿到 350 元/月。

　　不在廠里住宿的工人沒有額外的住宿補貼。暑假工和正式工壹樣，只要工作了壹個月就會扣除457.69 元/月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工資支付方式：

　　每個月最遲十號發工資，工資發到培訓時填寫的銀行卡里。每個月都會有工資條，顯示工資明細。

　　扣款包括住宿扣款，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的扣款還有個人所得稅扣款。如果工人曠工，工廠會扣當天的工資。

　　福利：

　　社保 不管是暑假工還是正式工，只要進去有壹個月就會扣除社保，只有滿了兩個月公司才會辦理社保卡，如果只扣了壹個月社保，那麼就需要自己單獨去銀行辦理社保卡。（社保卡是可以使用各項社會服務的壹種憑證，例如，在線查詢社保支付情況，申請失業保險等。只要公民正常繳納社會保險，即使沒有社保卡，他們的權利也不會受影響。但是沒有社保卡會讓他們使用壹些社會服務的時候多壹些手續，有時候會比較麻煩。）很多暑假工都不知道還有社保卡。拉長也不會說。

　　假期工資 病假有工資，事假沒有，病假需要醫生開具證明。醫生證明需要由工廠里或者廠外的醫生提供。醫生必須在證明上明確寫出病假時間。如果是廠外醫生開具的證明，則需加蓋至少縣級及以上醫院的公章作為批準憑據。

　　帶薪休假 喪假，婚假，病假，工傷假，產假，年休假 （具體見錶帶薪休假）法定節假日 工廠付薪帶薪休假：

　　喪假 三天

　　婚假 三天

　　計 劃 生 育 假

　　（產假）

　　通常為 98 天（產前休假 15 天），外加生育獎勵假 80 天。共為 178 天。若難產增加 30 天，多胞胎每胞加 15 天。

　　病假 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下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3 個月；本廠工作五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工人個人工齡五年以上者：

　　本廠工作年限未滿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6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未滿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9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帶薪病假共計 12 個月；本廠工作年限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帶薪病假共計 18 個月；本廠工工作年限二十年以上，帶薪病假共計 24 個月。

　　工傷假 依據醫院證明時間而定

　　年休假 服務年限五年以下，4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五到十年，56 個小時；

　　服務年限十到二十年，80 個小時；

　　服務年限二十年以上，120 個小時。

　　（以下員工不享受年休假：服務滿壹年未滿十年者，請病假累計兩個月以上；服務滿十年未滿二十年者，請病假累計三個月以上；服務滿二十年以上者，請病假累計四個月以上）工廠產假為 178 天。工人壹般選擇出產前壹個月開始請假，以留出時間照顧嬰兒，所以會工作到預產期前壹個月。女工可以請事假照顧孩子，但是會沒有工資。

　　福利設施：

　　電視房，免費 Wi-Fi（連上不能用），多功能廳（星期六晚上開放），圖書館，醫務室，小賣部（八點左右關門），健身房，羽毛球場（設在宿舍二樓），籃球場，足球場（沒看見過）五、食宿條件宿舍：

　　工廠給工人提供宿舍，廠區內有兩棟宿舍，另外七月份因為暑假工較多，美泰本身的宿舍已經住滿了，所以向中美玩具廠租了宿舍，有許多員工被安排到了中美廠宿舍。男工臨時宿舍是壹樓的房間，女工臨時宿舍則是在五樓和六樓空閒的床位。

　　服務年限 住宿費（元/人/月）

　　第壹年 45

　　第二年 35

　　第三年 25

　　第四年及以上 15

　　住中美廠里有免費的往返巴士，十多分鐘能到，走路大概四五十分鐘。

　　美泰廠里的宿舍八人壹間，沒有單獨的衛生間和淋浴間，洗漱上廁所要去樓道中間的洗漱間。基本每個宿舍都配有空調和四個風扇，還有壹個陽台。每層樓有二十個獨立的淋浴間和廁所供大約兩百個工人使用。

　　中美廠里的宿舍六人壹間，只有壹個風扇沒有配空調。據說等暑假工走了後會安排正式工搬回美泰廠里的宿舍住，如果有空房的話也會讓臨時工搬回來住。

　　工人宿舍旁邊壹棟樓是職員宿舍，供拉長和主管居住。職員宿舍四人壹間，配有冰箱空調等全套設施。

　　僱員的住宿費用第壹年是 45 元/月，第二年是 35 元/月，第三年是 25 元/月，四年及以上住宿費為 15 元/月。另外每年 5 到 9 月會加收空調間宿舍的 50 元/人/月的費用。

　　食堂：

　　工人可以自行選擇在食堂用餐與否，如果在食堂吃，第壹個月預支工資 260 元作為餐補。如果在外面吃，不會收 260 元。食堂有 2 元套餐，包括三個素菜。還有麵條、湘菜和其他自選菜，壹般自選菜為 3-4 元壹盤。

　　據老員工反映，食堂衛生條件不好，曾經吃出頭發絲、鋁絲和青蟲，碗筷也只經過很簡單的沖洗。

　　服務餐飲 服務時間

　　早餐 6:30～8:00

　　午餐 11:00～13:00

　　下午活動 15:10～15:30

　　晚餐 18:00～20:00

　　夜宵 23:00～00:30

　　星期天裝配部門基本放假，只有注塑部工作，所以星期天食堂營業的窗口會變少。

　　夜班淩晨 3:10 食堂有飲料部開放，賣麵包、雞腿、烤腸、奶茶。

　　廠門口也有各種小吃：麻辣燙、炒粉和沙縣小吃，平均七到八元。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員工宿舍沒有急救箱，但宿舍樓下有醫療室。工廠辦公室配有急救箱。

　　勞保用品：

　　試用期間工廠會發壹件馬甲給工人，壹個月後會發制服。

　　調查員負責的崗位沒有分配到其他勞保用品，但去其它崗位支援時發現工人有帽子和手套。但因為調查員只是支援，儘管她也在做相同的工作，拉長沒有給其該有的配備；有壹次她在另外壹條線工作壹小時後，壹個線長給了她壹副手套；當她負責協助超聲波縫紉機的工位時，工廠人員也沒有提供耳塞；使用天那水的時候也沒有被提供手套和口罩。另壹個工人接替她的工位時也沒有得到勞保用品。接替調查員超聲波縫紉機工位的工人自己去問了線長要手套和口罩，他抱怨味道太重了，需要勞保用品，所以他決定自己去申請。

　　調查員在接觸天那水時沒有相關勞保用品，並且工廠未曾說明超聲波壓機器對耳朵有傷害。如果工人接觸天那水並且需要勞保用品，他們需要自己去申請。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廠未設置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工傷：

　　調查期間，調查員因為早餐吃的少所以有壹點頭暈，被扶到醫務室，醫生建議休息半天，沒有進壹步檢查。

　　七、消防安全

　　每層樓設有滅火器六個，消防拴報警器九個，緊急出口五個。

　　沒有消防演練，但壹樓有電視循環播放消防安全知識。

　　車間和宿舍的通道以及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八、獎懲管理

　　工廠對考勤制度也有具體規定，員工上下班必須親自打卡，委託他人打卡或代打卡都屬於違紀行為。打卡時間為：實際上班時間前的十四分鐘內和實際下班後的十四分鐘內。違紀行為可能被工廠辭退，但是這些規定並沒有被嚴格執行。

　　如果因為公務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正常打卡，可以聯繫主管及以上領導，由人力資源部確定，然後補卡，不然視為曠工。曠工只扣當天工資。

　　根據工廠員工守則，紀律處分具有遞進性：壹年內 2 次口頭警告升格為 1 次書面警告；壹年內 2次書面警告升格為辭退。員工壹年內受書面警告的，當年不得升職調薪。

　　關於每條拉的操作流程，每次會有專門品質檢測員來拿樣品檢查，以及隨時會有品質部門到處巡查。但是實際上有人來檢查時才會按照標準來製作，若沒人檢查就怎麼方便怎麼做。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工廠有工人代表，但是沒聽說有工會。員工們壹般有事直接聯繫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

　　員工服務中心位於廠門入口。員工有問題或者需要投訴，以及正式辦理離職手續都在這裡處理。

　　在調查期間，調查者沒有看見或者聽說任何工人去服務中心投訴，也沒有了解到任何處理性騷擾或性侵的特殊程序。除了在服務中心辦理辭職手續，工人還需要到工人宿舍樓壹樓的辦公室簽署書面協議。開放辦理時間是每周壹，三，五。以前員工投訴與離職辦理在同壹處，但因為離職的人太多了，怕其他員工看見也想離職，所以工廠就安排了單獨壹個房間來辦理離職。

　　投訴渠道：

　　在工人的廠牌背後和工人手冊上有壹個熱線電話號碼。雖然設置有渠道，但是受訪工人們表示只是形式。有問題都是官官相護，根本投訴不了。如果反映的是工廠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會得到很有效率的處理；如果投訴的是不想管理的問題，這個渠道就只是給員工發泄的心理安慰。例如壹個工人曾經抱怨車間太熱了，第二天車間生產線上就有車間管理人員擺上了風扇。另壹個工人抱怨了拉長的管理問題，工廠卻沒有調查，拉長也沒有受到懲罰。

　　十、其他

　　工人選擇原因：

　　美泰的工人有壹部分是本地人，為了社保才壹直留在這裡上班。其他很多外地人，多數是老鄉壹個帶壹個介紹過來。因為有內部推薦獎勵，只要被推薦人做滿三個月，雙方都會有 300 元。

　　工人滿意度：

　　部分員工抱怨，這幾年產量越來越高，而工資卻沒有上漲。當調查人員問他們想投訴什麼時，大多數員工第壹反應也是能否將產量減少。壹般旺季都會有很多新人進廠，但相對的辭職的人也比較多，辭職的原因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許多員工抱怨拉長不停催促他們工作速度加快，如果工人犯了任何錯或者工作不夠快，線長就會大罵對方，許多男員工和女員工受不了這種環境就走了。

　　受訪員工表示，這個廠不把人當人看，產量特別高。好多員工都是新員工，還不熟悉崗位就被要求有老員工壹樣的速度，達不到還會被罵。受訪者看到被罵哭的例子有不少，那些人壹般兩天後就離職了。

　　客戶訪問及審計：

　　沒有遇到客戶訪問和審計。

　　調查員日記

　　第壹天

　　負責人讓我們填了表，表格檢查完後就由負責人帶著看工廠，看完工廠就回去培訓室讓我們了解了幾個次序，問我們願意去哪兒。第壹個看的地方是移印車間，噪音特別大，裡面工作人員都有帶壹副耳機。第二個去看噴漆車間，裡面有很大壹股味道，但是帶我們的培訓老師強調是無毒的。

　　最後第三個廠年輕人多壹些，應該是組裝部門，壹條線壹般十幾個人。最後培訓老師推薦我和壹個妹子進的裝配部，我被分配的是托馬斯小火車安裝部門。

　　第二天

　　下午我被分配到裝配部門其中的小火車組裝部。我聽老員工說這個部門相對其他裝配部會更容易請假。壹般這家工廠旺季是在九月之前，九月之後屬於淡季。淡季壹般就有很多人離職去其它地方，因為淡季工廠就不會讓工人加班。這樣工人每個月只有基本的 1860 元底薪，加上扣去保險金和公積金，能拿到的工資就更少了。

　　離職的人多的另壹個原因就是產量要求壹年比壹年多，但是工資還是不漲。以前是 1680 元然後到今年漲了兩百元。但是有個獎勵金兩百元沒了，就相當於沒有扣也沒有漲壹樣。所以離職的人就變多。很多人願意忙的時候回來，不忙的時候去其它廠。

　　老員工還說那個注塑工序雖然公司強調是無毒的。但實際上有很濃的氣味，有這種氣味的其實有害。壹般懷孕的會調來我們這個部門，因為這裡就沒有氣味。

　　第四天

　　下午三點我被抽中去參加茶話會。會上都是新人，因為人事部管理想聽聽新人意見。有新人就說了部分拉長對新員工不友好，橫幅說幫助新員工結果全是欺負新員工的，以及部分拉長因為最近是旺季所以才提升上來,所以管理經驗不足等壹系列問題。人事部管理說會糾正。（後來有老員工說茶話會只是讓新人發泄壹下，並不會實際解決）。茶話會開完結束回去生產線。

　　夜班第壹天

　　今天中午休息四十分鐘和舍友回去拿東西。另壹個上白班的舍友告訴我們說她那壹條線的小姐姐被騷擾。被同壹條組裝線的兩個男員工跟蹤和拍照。本來她不知道，但是最近因為和她壹起的那個朋友是夜班，所以只剩她就壹個人在那條線。那兩個男員工就開始有偷偷拿手機拍她，她說她特別害怕。她也沒有想過去聯繫工會，因為沒有證據，怕是她自己的錯覺。

　　第八天

　　今晚是第二天夜班。今晚的工作是給昨天每個包裝好的小火車按照批數號分別裝進壹個展示盒子里，站了壹個晚上，到下班的時候已經特別累了，比第壹天累很多。

　　至於產量指標，在這個部門有個姐姐和我說，之前她進來時兩個人產量是 3800 個，今年產量變到了兩個人 4500 個。

　　第九天

　　我今天被借調到其他的裝配部幫忙。拉長先是讓我貼貼紙。貼了大概壹分鐘後，那個男拉長走過來叫我去了另壹條拉。這條拉是專門焊電線的。拉長是個穿粉色衣服的小姐姐，她叫我去焊電線。

　　我不會，結果她就把我派到隔壁的壹條拉。這條拉上都沒有什麼員工，是專門組裝壹個球。步驟是先把壹半的四個點粘上天那水，然後和另壹半組裝在壹起，然後壓壹下再貼上貼紙就算完成。

　　天那水其實是不能直接接觸皮膚的，但是拉長並沒有給我什麼防護措施。天那水粘在手上了過幾秒就會幹但是會有很大壹股味道。

　　最後壹天

　　旁邊淑姐和福哥聽見我要辭職，就過來問我為什麼。我說太累了。福哥說，和我壹起到部門的那個男生也要辭職了，也是十九號。我問福哥他為什麼要辭職，福哥說他天天晚上都被外面的拉長罵，不是做的太慢就是做不好，然後就生氣了。福哥還說美泰的管理人員完全是在逼著人走，剛剛去的新員工怎麼可能跟上老員工的速度。

　　淑姐說現在之所以產量那麼大因為希望把十月份之後的訂單做完，那樣才能讓之後的周末不加班了。之後淡季只有星期壹到星期五每天加班兩個小時，如果不加班兩個小時，工廠走的人更多。

　　工人故事

　　張小姐

　　面試那天認識了二十歲的張小姐，她是來當暑假工的，因為她同學在這個廠工作所以她也進來了。

　　第二天培訓的時候，本來廠里是不招暑假工了，但是因為廠忘了給她發消息通知她不來，所以最後協商了壹下還是給她辦理了入職。她每年都在其他廠當暑假工，然後工作到哪兒就玩到哪兒。

　　羅小姐

　　也是壹個暑假工，和我壹個寢室的，她已經來壹個多月了，但是因為之前有點事請了幾天假所以那個月就沒有全勤獎。

　　她是注塑部門的，她們部門男女比例壹般三比七，其中很多都是結了婚的大姐，年輕人很少。她們部門調機員基本都是男生做，但是有什麼問題大姐問他們他們不回回答，年輕女生問他們才會理，調機員通常負責維修機台。

　　她和我說這個廠的男生特別多，只要是妹子就會被很多人找聊天，因為她經常被找，但她似乎沒有覺得困擾。

　　她的每日目標產量是 2900，但是因為她是新進工人所以每天壹般只能做 2400-2500。她說如果是老員工的話都會很認真的坐滿產量，因為怕被組長罵，大部分會罵人的組長都是女性組長。壹般來說，年輕的組長較年長的組長罵人少。

　　羅小姐準備做到十六號就不做了，她說上夜班太累了，而且她十九號就要回家拿畢業檔案。

　　福大叔

　　福大叔是和我壹個部門的壹位大叔。我們部門是組裝小火車的，每條線只有三個人。壹個人負責組裝輪子底板和車板，還有壹個人負責把頭按在組裝好的車板上，最後壹個人負責打螺絲。福大叔說他已經來這個工廠三年了。他剛剛來的時候，工資只有 1680 元，到現在漲了兩百塊，但是之前有壹個獎給取消了也是兩百塊，所以工資沒有變。但是這三年來，每年的生產產量都在漲。

　　我問他如果工會讓他去提意見他會提什麼。他就說，希望產量可以少點。他說人資有時會安排壹些茶話會的活動，但從來不會讓老員工參加，因為老員工通常有比較多的問題和抱怨。但因為茶話會佔用休息時間，所以儘管老員工不能參加，還是沒有人會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投訴。

　　福說我們這個部門算是比較輕松的，部門規格比較小，但是卻有兩個拉長壹個主管，所以算是獨立的壹個部門。壹般主管的工資有壹萬多，我問他他怎麼知道的。他說他有個朋友的老公就是當主管的，所以四捨五入的也就知道壹點。

　　福哥還說過關於注塑部門其實呆久了對身體有害。有毒材料容易讓女人子宮受損。

　　麗小妹

　　她是我們宿舍的壹個小妹妹，也暑假工的。今年 6 月 20 日進廠到現在已經做了接近兩個月了。

　　我聽她說，有些女性幹部特別兇，罵哭過小姑娘。

　　她說壹般男員工都會做物料員，因為物料員會去庫房拉很多貨，都非常重，女員工是做不動的。

　　她有壹次被分配到男員工做的體力活，結果也差點哭。那次她是打包裝，需要把壹個盒子安好然後把東西放進去然後貼膠布，結果做完後她手都打出水泡腫了。

　　她媽媽已經在這個廠工作了十多年，成為工廠幹部。她媽媽說注塑部有很重的味道，身體不舒服，所以去醫院檢查，可是並沒有檢查出來任何異樣。醫生讓她換個工作環境，結果她換了崗位後，身體就好了。

　　我認識她的這段時間，她都抱怨壹直工廠里有個叔叔騷擾她，想約她出去吃晚飯。她只向其它工人抱怨過這件事，沒有向工廠幹部投訴，也沒有想過向服務中心投訴。

　　宿舍大姐

　　來了接近壹個月了，她說她準備把今年做完再走。因為之前她夜班我白班所以接觸比較少，今天夜班所以白天就閒聊了幾句。她說她老公可能壹個月之後就來這邊找她，她準備去外面租房住。

　　她有兩個孩子，在家裡都是父母在幫忙照顧，因為她和丈夫必須外出工作養家，沒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孩子。

　　她覺得她們拉長都不罵男生（大部分拉長都是女性），即使男生速度慢或產量低也不罵。她說她們拉長之前還罵哭過女員工，結果那個女員工做了兩天就離職了。

　　大姐說這個裡面很多機器和物料員本來應該男的做，但很多讓女的來做，有點不公平。因為物料員通常需要拿很重的貨物，工作量也比較大，所以很多女工認為應該由男性來當物料員。

　　老鄉阿姨

　　老鄉阿姨來美泰十七年了，還有壹個多月就退休了。她準備下個月把她的年假全部休完，向她這樣的資深員工每年都有 48 小時的帶薪休假，她跟我說，她每次請年假都是只請早上幾個小時而不是請壹整天，如果壹次請壹天，同壹天還得回來加班三個小時。如果不回來加班，工人將不會拿到任何的補償金，即使工人是請了自己的帶薪休假。所以她都只請假幾個小時，晚上還可以繼續加班，賺 1.5 倍的加班費，比請壹天假劃算很多。壹次休壹天的都是本地人。之前有個阿姨發了工資發現休了年假之後工資少了點，然後問福哥，福哥說是因為她雖然休的是年假但是壹天假期也只有八個小時，還有三個小時的加班沒來，肯定沒有加班工資。

　　她有個女兒是她媽媽幫忙照顧大的，所以和她不親。

　　她說她之前在電子廠、鞋廠、五金廠都做過，她覺得電子廠是最乾淨的，而五金廠是最髒的，因為她負責疏通管道。她說這個廠里很大壹部分人都是來混保險的都是本地人多壹些，但是那些本地人特別看不起外地人。

　　她來這個廠做了兩年多迷妳托馬斯部門，六年多注塑，六年多品控部，還有三年左右是剛剛進來那會那時廠里還是做鋼製玩具。她說這個廠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的，因為壹般拉長都是物料員提上去，那些物料員沒事就會給拉長買壹大堆東西。我問她這個員工服務中心有什麼用嗎，她說那基本上都是做樣子的，這邊員工有什麼想說了基本都會憋著，也不想去哪裡找事。

　　媛

　　媛也是暑假工，她和小麗壹起到的工廠。她現在的生產線上包括她只有兩名女工，其他都是男工。

　　她說也有壹個叔叔經常騷擾她，每到休息時間就會過來找她。她很害怕，也不敢在休息的時候呆在自己的工位上，所以總是來找我聊天。

　　她們拉壹般任務是 1400。如果她做的快的話，每天六點半能結束下班。做的慢的話，七點鐘才能結束下班。

東莞永輝輕膠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9 年，隸屬的香港永豐出品有限公司。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現有員工 200-300 名，位於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公司廠區佔地面積兩萬多平方米。 工廠的主要經營範圍為 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等產品。 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日本、東歐等國家及地區。

　　工廠基本信息32

　　工廠全名：東莞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廣東省東莞市清溪土橋村金橋工業區興業二街 1 號工人人數：約為兩百到三百人 （正式工：20%；臨時工：80%）主要產品：EVA 玩具、禮品、文具、幼教器材、工藝品、鞋以及箱包主要客戶：樂高，樂高樂園，迪士尼33工廠工人男女比例：6：4 （裝配部基本均為女性）工廠主管男女比例：未知受訪人數：十人受訪者男女比例：1：9

　　訪談形式：面談，微信（受訪者所在部門： 生產部、絲印部）工人平均年齡：未知正在加工的樂高樂園盾牌壹、 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正式工和臨時工。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歧視。只要符合法定務工年齡， 十八周歲以上，就可以入職。最高入職年齡無硬性規定，現在職工人中最高年齡為 50 歲。入職面試時，求職者需要持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和壹寸彩照兩張。面試不需要交任何押金，也不會被扣押證件。

　　求職者可自行選擇成為臨時工或正式工。但是工廠的人事在面試時會鼓勵求職者應聘正式工。

　　招聘程序：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面試程序壹樣。將行李寄存在保安室後，由主管帶去人事部。人事會首先要求求職者填寫入職申請表，其中包含學歷信息，住址電話等。人事根據相關資歷分配崗位。人事部要求員工看過入職須知和壹份自擬的勞動保護條例後並簽字蓋手印。其中勞動條例主要解釋了壹周有壹天休息的規定。期間，人事沒有提及入職培訓內容，只是講解了入職須知表，並再次確認入職申請的內容。講解並簽字結束後，工作人員要求求職者上交身份證複印件以及彩照。到此面試結束，就算正式入職。工作人員安排新員工去保安室領取宿舍鑰匙，入住工廠的宿舍。

　　入職途徑：

　　工廠的入職途徑主要有兩種。1. 工廠通過各類網上招聘平台發布招聘信息來直接招聘員工。2. 工廠通過中介公司來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

　　入職培訓：

　　工廠沒有對新員工進行入職培訓。唯壹和培訓相關的內容是面試時介紹的入職須知表。面試時候，工作人員會解釋入職須知表裡的內容，比如，晚上十二點之後嚴禁進出工廠；工廠里嚴禁吸煙，吸煙要去吸煙區；工資在每個月二十八號左右以現金發放；上下班打卡應當在正式時間的十四分鐘之內等等。

　　試用期：

　　試用期為壹個月。

　　崗位分配：

　　工人不能選擇在哪個部門工作。壹共有 5 個部門：生產部，製造部，絲印部，噴油部，轉印部。

　　另外還有品質管控，不單獨設部。幾個部門中，裝配屬於生產部；製造部是製造材料然後由生產部組裝包裝；絲印部使用絲網印刷技術，要接觸 EV 塑料；噴油部主要負責表面上色塗裝；轉印也是壹種印刷工藝；品管負責定時取樣品送檢。 工人會被安排到缺人的部門。絲印要求有工作經驗。工廠也會根據工作崗位所需的體力來分配男女員工。壹般女員工會被安排進需要較少體力勞動的生產部，而男員工則會被安排去體力需求較大的崗位，比如製造部，因為需要操作機器。

　　未成年工：

　　根據調查人員觀察，未發現工廠使用學生工。

　　體檢：

　　工廠沒有對任何部門的任何員工進行體檢。

　　離職：

　　根據工廠自擬的勞動保護單，如果是工廠直招工人，只有月中和月末才能辦理離職。正式工需要提前壹個月報告申請離職。工作未滿壹個月的臨時工，報告離職後十五天後才能離職。中介帶來的臨時工提前壹天申請，第二天就可以離職。

　　若是離職時沒有提交離職申請報告，工廠就會定義該員工為自離。自離的員工就拿不到當月工資。

　　二 、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不會在工人壹入職時就和工人簽訂合同，而是等工人工作了半個月或壹個月後才簽訂勞動合同。工廠與正式工或臨時工會簽署同樣的勞動合同，也會拿到副本。調查員離職時，仍未和工廠簽訂勞動合同。

　　合同內容：

　　勞動合同就是廣州勞動合同。

　　三、 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八小時工作皆是白班。旺季期間（8 月之後），周壹至周五每天加班 3 小時，周六加班壹天，周日休息。調查人員進廠期間正好碰到旺季，工廠在趕單，所以周日休壹天也被取消，用來加班完成訂單。工人們最長連續上班十壹天無休。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外加 3.5 小時加班時間，共為 11.5 小時。生產部工人旺季這段時間每天的生產指標為4000 件，壹般情況下晚上八點半可以能完成當天的產量，其它時間壹般沒有指標。如果提前完成任務可以提前下班，等到指定的下班時間再回打卡下班。工資也是按照三點五個小時算的。

　　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七點五十九可以打卡，上午工作四個小時，到中午十二點下班。

　　中午吃飯和休息時間是 1.5 小時。下午壹點半到五點半上班。晚上若有加班，加班時間為六點半到晚上十點。如果沒有打卡應該要扣工資。若有工人忘記打卡，可以找組長解釋。

　　工廠里除了絲印部門有夜班外，其他的部門都沒有夜班。夜班補貼為 13 元/晚，加上壹碗泡麵。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正式工 正常工作 加班

　　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

　　每周 5 天 1 天（周六）

　　每月 22 天 最長加班時間為 126.5 小時

　　工資 1720 元/月 周壹到周末加班 1.5 倍，周六或周末加班 2 倍臨時工 正常工作 加班每天 8 小時 3.5 小時每周 5 天 1 天

　　每月 22 天 最長時間 126.5 小時

　　工資 13 元，13.5 元，14 元，14.5 元/小時 沒有加班補貼按小時算淡季期間，工人可以不加班。若不想加班，需要每日下午 3：30 之前和自己所在的組的組長說明情況。旺季期間，工人必須加班。調查人員聽到某車間的組長說「除非起不來了，不然都不準請假。」上班時間上午 8：00-12：00

　　午餐休息 12：00-1：30

　　下午 1：30-5：30

　　（加班） 6：30-10：00

　　四、 勞動報酬與員工福利

　　工資：

　　正式工工資分為底薪和加班費。每月底薪為 1720 元。加班費是按工時計算，壹般工作日內加班為 1.5 倍工資，周末加班為 2 倍工資。正式工除了底薪和加班費以外，還可以領取 150 元/月的職位補貼，職位補貼依據崗位不同而浮動，裝配職位補貼最低。

　　臨時工工資也分為底薪和加班費。不同的是，臨時工按進廠時間不同，每小時的工資也不同。壹般分為 13 元/時，13.5 元/時，14 元/時，和 14.5 元/時。每個部門每批進來的臨時工工資都不壹樣，所以在入職須知最下面有寫嚴禁工人討論薪資。此外，臨時工不會享受 1.5 倍或 2 倍的加班工資，也沒有職位補貼。臨時工加班統壹按照每小時工資計算。

　　旺季期間，正式工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領到 3500 元左右每月。臨時工的實領工資（不包括社保）可以拿到 4000 元以上。臨時工工資較高是因為他們以小時計薪，而正式工是基本薪資外加加班費。此外，工廠工資壹律以現金支付，每月的 28 號工廠會發放工資。聽工人說這樣可以不扣個人所得稅。工人需要當面領取，再去銀行存錢進賬戶。

　　休假：

　　正式工有帶薪年假和產假。臨時工若做滿兩年後有四天的帶薪年假。

　　若是員工放棄休年假，可以領取相當於 4 天的工資作為獎勵。

　　社保：

　　社保 假期工資 帶薪休假 法定節

　　假日

　　正式工 無論本省外省工人均可購買社保，但是需要自己去和人事部說明，工人可以自己選擇是否購買。

　　社保按照廣州市最低要求購買。每月工人繳納

　　306 元，公司幫忙交 600 多元。但是第壹個月屬於試用期沒有社保。而特殊部門必須要買社保，比如壹樓開機製造部。公司還會單獨給每個員工購買壹份十幾塊的商業保險，不需要員工自己出錢。員工需自行辦理社保卡。

　　病假和工

　　傷假工資

　　不明

　　帶薪年假產

　　假

　　工廠付

　　薪

　　臨時工 沒有社保，也沒有商業保險 沒有 滿兩年有四天年假。不想休假按照正常上班則

　　正常付薪。

　　沒有薪

　　資

　　沒有住房公積金。

　　福利設施：

　　工廠里沒有任何福利設施。只有壹處吸煙區提供給需要吸煙的員工。

　　五、 食宿條件

　　工廠提供宿舍，不加收任何費用。但住宿條件很差。普通宿舍壹般 3-4 人壹間。宿舍內白天不允許開燈。樓道內有熱水間，並且熱水只有固定時間段才提供。（早上 7：00~8：00，下午 5：

　　30~6：30，晚上 8：30~12：00）洗澡需要帶桶到走廊兩頭提熱水回衛生間洗澡。

　　男女員工住同壹棟宿舍樓的左右兩邊，分別使用不同樓梯，每層樓中間用鐵門隔開。女員工宿舍走廊兩邊各壹間夫妻房。夫妻房公用壹個衛生間，只有這裡的衛生間有花灑。宿舍區域里二三樓有監控器，四樓無監控器。

　　調查員住的宿舍有天晚上暴雨，洗漱間門被吹倒了。宿舍職員告知需要打報告寫申請才可以修門衛生間的門也是壞的，有的宿舍上衛生間要把門整個搬起來。調查人員發現寢室內有臭蟲，工人經常會被蟲子咬的滿身是包。如果員工選擇不住宿舍，在外面租房子沒有補貼。宿舍樓有 WiFi但是連接進去也是用不了。

　　工人可以在食堂用餐。每個月會有 26 天的餐錢補貼。每天補貼 14 元夥食費（早餐 2 元；午餐 6元；晚餐 6 元）。如果當月額度沒有用完，月底會清空。食堂做什麼，就只能吃什麼。早上壹般是麵食。六元的飯壹般是兩個小份肉菜和壹素，七元的餐大小份肉菜壹素。食堂晚上不開門，但工廠大門晚上 12 點後會關，夜班工人也不能出廠了。所以夜班會補貼壹盒方便麵。

　　如果不想再食堂吃飯可以去零食窗口買零食，方便麵和飲料。員工食堂的餐具以及洗潔精需要自備。餐廳里還有壹個專門放碗的架子。刷卡每天最高額度是五十元，早飯以 10 元為上限。中飯和晚飯都是 20 元，超過這個數字今天就不能再刷。只要過了飯點，食堂下班就不能買零食了。

　　食堂的零食普遍比工廠外要貴壹些。如方便麵在廠里賣 4.5 元，外面小賣部的是 4 元。

　　工廠外面走五分鐘會有壹個市場。市場里有些賣夜宵賣飯的攤販和商店。

　　六 、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工廠里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臨時工和正式工上崗前都沒有經過崗位培訓和環境健康安全培訓。廠房有急救箱，但是員工宿舍的急救箱是空的。

　　調查員上班期間，有人手被卷進機器，流了血，聽那位員工說當時工作人員有準備帶她去打針但是她怕疼就沒去，然後第二天就調離了那個職位。

　　工廠裡面說不允許穿著拖鞋上班，但是實際上是沒有人管的。三樓用了天那水以及其它化學用品所以有很刺鼻的味道，工廠每天會提供口罩，但是需要員工自己去拿。但就算工人帶上口罩也還是能聞到刺鼻的氣味的。

　　工廠有提醒帶防護用具標識，但是沒看見過工廠發口罩外的防護用具。除口罩外沒有其他護具。

　　廁所門口有洗眼器，但已經壞掉了，目前工人用它來洗手。

　　七、 消防

　　每層樓都有消防用具和滅火器，但是檢驗時間標籤都被撕掉了，外面也都是灰塵。調查人員發現有些滅火器是 2013 年檢驗的，有些時間甚至更久。

　　宿舍每層樓有緊急逃生標誌。

　　工廠里的滅火器裝置和宿舍壹樣，很舊，標籤很多被撕掉了。工廠里也沒有舉行過消防演習。

　　八 、獎懲管理

　　工廠里沒有特殊的獎懲管理制度。工廠里禁止吸煙。晚上十二點不能進出廠門。不打卡算曠工壹天，扣當天的工資。

　　九、 勞動協會和投訴

　　工廠內沒有設置工會。工人們若有問題，沒有任何投訴渠道。投訴或抱怨會被視作不適應工作，組長以此勸退工人。

　　十、 其它

　　很多工人選擇永輝工廠的主要原因是除了絲印部，基本沒有夜班。除了趕貨期間，其他時間工廠不算很忙也沒有壓力。工廠管理不是很嚴苛，上班時間上廁所喝水都比較隨便。進出車間不需要打卡，進出廠門也不需要刷卡和檢查隨身物品。但是上班期間出廠必須由組長開具放行條或者請假條，不然不允許出廠。

　　調查人員日記

　　2019.第壹天

　　今天和我壹起進廠的有十幾人來，管理人員讓告訴包工頭讓工人不慌簽合同，試試能不能做。我問管理人員明天是不是有培訓，他叫我明天早上七點五十五到辦公室弄指紋，這邊打卡是提前十四分鐘之內都可以比如說八點上班，七點四十六到八點之前是可以打卡有效的。然後給我安排了宿舍。然後進了宿舍，七張床位但是只有四個人住很簡陋，地上是水泥地坑坑窪窪的，只有兩個風扇，插頭也只有兩個，每個宿舍有壹個廁所和洗漱池，要洗澡要在時間內去樓梯口接熱水到衛生間里洗，同宿舍阿姨說四樓還有很多空的宿舍應該人少沒人住。

　　旁邊宿舍的阿姨洗完頭發就在門口吹頭發，她說這裡有幾個部門絲印部，裝配部，噴油部，還有幾個她也不是很清楚，絲印部在忙的時候會趕班就是加夜班，她說裝配部好些，沒有那麼重的味道，絲印特別臭，還有個部門噪音很大，應該是製造部。但是裝配部也有用難聞氣味的材料的時候，比如壹種叫多正噴膠的膠水。

　　2019.第三天

　　中午吃飯，聽對面的姐說因為食堂吃飯時間人多要分成兩個班吃飯。

　　吃完飯基本上還有四十多的時間，聽工人說 ，207 的宿舍是最壞的，四樓有很多空房間但是沒有攝像頭，樓道盡頭的兩邊是夫妻房，兩個房間共享壹個洗手間，攝像頭只有二樓和三樓才有，三樓有個房間修好了但是不讓人住，現在的 207 衛生間也就是洗澡的地方的門是壞掉的，每次洗澡得先把門搬出來，門很重。後來找了保安保安說換門需要打申請報告，要找人事部。

　　我那天下去看公告，本來以為中秋節放三天，結果工人告訴我這個月在追產量，所以只會放中秋壹天的假。（下面公告說的是十三號星期六上班提到了八號星期天來上）意思就是工人們從二號壹直要上到十二號，然後休壹天假又是連續六天（不知道下個星期會不會有星期天休息）當時進去說的是每個星期固定有壹天休息的。這個廠沒有離職返聘優惠也沒有內部推薦獎，而且所有的職業都沒有體檢。而且臨時工加班費是沒有幾倍的，還是正常的是多少壹個小時就是多少，只有正式員工才有。

　　在公司里不許討論每個人的工資是多少，但是如果每個月壹直加班，那麼正式工扣完社保能拿到三千二左右，而臨時工沒有買社保可以拿四千以上，所以大部分人都願意做臨時工，然後等旺季過了再去其他廠。 臨時工每小時的的工資的是不變的，加班費也是按正常小時工資支付。

　　壹個女工說她們選擇在這裡上班主要是沒有夜班，而且不會催產量比較簡單所以願意在這兒上班。

　　2019.第四天

　　晚上在小窗口刷的方便麵，熱水在保安室旁邊有，宿舍的阿姨說，她們絲印部有夜班，夜班補貼是十三元壹晚上，而且發壹桶方便麵，但是都很少有人願意上，覺得累。

　　夜班正常上下班時間是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

　　我說我晚上想出去洗個頭，這邊沒有淋浴怕洗不乾淨。然後英告訴我說兩個夫妻房中間衛生間有沐。我去看了下沒看見。她說二樓左邊夫妻房有壹個房間住了壹個叔叔，可以去洗。我問她這棟樓有男職工住嗎？她說壹般男職工都是夫妻房，我們宿舍有壹棟，左邊是男職工，右邊女職工，每層中間有個鐵門隔著，但是女生這邊每壹層都會有夫妻房四樓也有，所以晚上有男職工上樓。

　　很多時候有些阿姨的老公也會來宿舍找人，他們沒有住夫妻房。晚上經常有男工上樓，很不方便。

　　2019.第五天

　　早上壹進去就開了壹個早會，主管說不管做幾天走，反正在這裡做壹天就好好做，只要每天產量夠了就可以下班，不夠他就陪著呆到十點，這兩個月是特殊時期，這批貨要在十月十多號之前出。

　　這兩個月要忙著趕貨，如果有不想加班的員工他不需要，如果要請假頭天下午三點半之前和組長說加班也是，三點半後說就是曠工。

　　工友故事

　　阿姨 1

　　和我同壹天來這個廠的，她說她侄子在這個廠里就壹起過來了，之前在汕頭那邊的工廠做過，但是很累也只能拿四千多，這邊也能拿四千多會輕松壹些。她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十八歲在讀高二，小的那個女兒才十壹歲，是她姐姐在她家裡帶孩子。她老公也在外面打工，因為他老公那兒太累了所以她沒有壹起。

　　阿姨 2

　　在這裡做了三年了，是絲印部，他老公也是在外地工廠上班不想在這邊，她女兒都 23 歲了也是沒有讀大學就直接工作，現在已經不需要她管了。阿姨最近是上的夜班，每天晚上八點上班，她說絲印部味道其實特別不好，而且很多人都不願意上夜班就算有補貼也不願意，她也沒有聽說過這個廠有什麼投訴渠道，也沒有工會。

　　阿姨 3

　　和我是老鄉，她來這個廠已經兩個月了。我壹去的時候她就和我說這邊這個味道特別難聞聞久了會長痘還容易不孕不育。她有壹個兒子在上大學，她老公也沒和她壹起在外地打工。

　　阿姨 4

　　和我壹起去辭工，也是才來幾天的，但是她是中介介紹過來的，她說她老公來找她了，但是這個工廠不收男員工所以就準備搬出去。

　　英

　　她也是臨時工，來這個廠不到壹年。我問她會不會壹直呆下去，她說不會。她比我大兩歲，和我說這個廠裡面關係特別亂很多人都有情人。廠房壹共有兩棟，我們現在是在左邊那壹棟的三樓。

　　英說，因為這邊生產的樂高的玩具檢驗標準更高，所以用的膠水以及設施都會比對面二樓的好。

　　英還有個弟弟經常問她要錢，她父母也沒怎麼管她了。

　　波波

　　再來這個工廠之前去過很多工廠，已經工作十年了但是這個工廠沒有夜班相對輕松壹些就壹直呆在這個工廠。她有兩個孩子但是都是她媽媽在幫忙帶，這次中秋節還請了幾天假回家。

　　波波來這個工廠來了兩年了，第壹次進來是去年，十個人裡面就她壹個正式工。當時還沒有工作她就準備去轉臨時的，但是工廠都不同意。當時正式工還得交壹百元夥食補貼。然後過年的時候她就辭職回家今年又進來的這個廠然後是臨時工。在去年正式工的時候她不扣社保有個月壹直加班拿到了三千六，那是最多的壹次。然後現在臨時工可以拿四千以上。波波說這個部門這邊味道特別重，但是偶爾聞壹兩個月是沒有問題的。波波是在外面租房住，晚上下班回家那壹條路其實沒有燈特別黑，但是她說她已經習慣了。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調查報告

　　公司簡介

　　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位於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法定代表人為張賽娥。是華盛玩具集團眾多生產基地之壹，華盛集團是大型港資企業，新加坡上市公司，隸屬於香港南華集團旗下公司。華盛集團在香港以及中國南部有七家工廠，壹家研發中心以及壹家造模工廠，擁有超過 3000 多名員工，以生產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為主，產品主要銷往日本，美國。

　　公司基本情況

　　工廠全名：東莞盈峰塑膠電子製品有限公司

　　地址：東莞市虎門鎮龍眼工業區東十路

　　工人人數：3000

　　主要產品：塑膠、電子、布絨和機械玩具產品及禮品主 要 客 戶 ： 孩 之 寶 （ Plumber Pants, Power Rangers, Toilet Trouble, Transformers,Pocupine Pop, Nerf), MGA Entertainment (L.O.L! and Poopsie Slime Surprise), InspirationWorks, Melissa & Doug工廠工人男女比例：1:1工廠主管男女比例：6:4

　　受訪人數：20

　　受訪者男女比例：7:3

　　訪談形式：面談

　　工人平均年齡：30 歲

　　壹、入職及離職

　　入職政策

　　招工要求：

　　工廠招聘正式工和臨時工。對正式工的年齡要求是 24-52 歲，而臨時工的最低年齡的要求是 18歲。根據工廠張貼的招聘海報，招工並無無地區、民族、宗教、性別上的限制。面試者前來面試時，需要攜帶本人身份證以及身份證複印件。裝配車間招人幾乎沒有要求，任何願意做的人都可以進來。因為注塑和噴油部門可能有其他要求，工廠會派專人面試。

　　招聘程序：

　　面試：不管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工，裝配部工人都基本沒有面試。招聘時只是問年齡多大，然後讓填寫入職申請表，沒有其他問題。只有裝配部招臨時工。對於其他崗位的工人，招聘要求不同，比如噴油工人，會有相對應部門的人員來面試。

　　筆試：面試者需要接受筆試。然而筆試相當沒意義，面試者只需將人事部員工報出的答案寫在試卷上即可。

　　辦理入職手續：第二天早上 9 點，正式工開始辦入職手續。新工人按照人事念的內容來填寫勞動合同、聲明書和其他表單。人事對合同內容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讓新員工自己看。填寫完所有表單之後，新員工被安排拍照做廠牌，以及進行接受簡單培訓。

　　臨時工辦理入職手續的時間是下午兩點，按照人事念的內容填寫合同、聲明書和各類表單。表單和合約都是和盈峰廠簽而不是和中介簽定的。工資和正式工壹樣，底薪 1720 元，正常班工資9.89 元/小時，平時加班 1.5 倍工資（14.83 元/小時），周末加班雙倍工資（19.78 元/小時)。

　　臨時工要在入職申報聲明上註明「勞務公司沒有要求做多久才可以離職」、「在入職本公司之前，勞務公司已確認臨時工和正式工同工同酬」。這些明顯違背事實。

　　調查員向勞務公司駐廠人員咨詢工資條款時，得到回復以私下口頭協議為準，合同只是形式。而調查員徵詢廠里的臨時工時，工人們表示按照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發放。

　　除此之外，臨時工沒有跟派遣公司簽訂任何協議。

　　入職途徑：

　　應聘者可以通過工廠的直接招聘入職或通過派遣公司的面試入職。

　　工廠會在廠門口設招聘點直接招聘正式工。旺季時除了周日基本每天都在招，淡季時不清楚是否招工。招工地點在工廠正門左側，立有壹個小棚，有桌子和長椅。調查人員應聘了正式工。

　　而派遣公司則會通過在各地的分支機構來招聘臨時工。臨時工入職時在壹張小紙條上要填寫所屬派遣公司，派遣工職員會告訴新員工他們派遣公司的名字。

　　工廠大部分工人由各家中介和三家派遣公司招聘，稱為臨時工。由中介招收的臨時工也會掛在某個派遣公司名下。臨時工和正式工的比例約為 7:3。臨時工 7 月份工資是 14 元/小時，8 月上漲到 15 元/小時或者 16 元/小時。

　　崗位分配：

　　調查員被分派到裝配部門。正式工若滿足其他部門要求，也可以申請去其他部門，但要接受其他崗位的面試。由派遣公司招募的臨時工只能去裝配部。

　　裝配部負責把其他部門生產好的零部件組裝成產品並包裝起來，屬於生產過程的尾段。穿橙色廠服的工人都是裝配部的。據觀察，裝配工大概占工人總數的 85%以上，具體人數不明。

　　未成年工：

　　工廠不收未成年工(16 歲以上 18 歲未滿)。但有學生工。

　　體檢：

　　調查員所屬的裝配部不需做入職體檢，注塑部的人員也無需體檢。噴油部門則需要在面試時體檢，體檢費由工廠負責。入職後，噴油部還會每月對員工進行壹次體檢，體檢費同樣由工廠負責。具體體檢流程不明。此外調查員沒有遇到其它需要做體檢的員工。

　　入職培訓：

　　根據調查人員親身經歷，新員工進廠僅需簽署壹系列表格。人事讓工人簽保密協議、員工確認表、背景調查表、員工手冊等。由於員工手冊第 18 章節記錄了廠規廠紀，是獎懲依據，所以人事也讓新員工在那壹張上面簽字，表示新員工知曉並同意這些廠規廠紀。在新員工入職培訓時間里，人事要求工人按她念的內容去填寫入職培訓試卷。

　　事實上，培訓中對於新入職員工應該知道的工資組成、安全教育、職業安全防護等等都沒做介紹。

　　人事只是在給工人拍辦理廠牌所需的照片之後提到了進廠注意事項。事項包括：第二天早上 7：

　　50 廠門口集合、不能穿拖鞋上班、不能帶玻璃水杯、遲到早退請假均扣 100 元全勤獎、準備建設銀行卡複印件交給文員、食堂吃飯需要充現金、至少要幹壹個月、離職需提前壹周申請等。這位人事語速很快，介紹這些不超過十分鐘。填完所有的文件加上人事對新員工宣導，整個流程下來平均 15 分鐘左右。

　　進入車間以後，車間領導還會有 10 分鐘左右的介紹，例如請假流程等。分配到崗位後會有人指導操作流程。

　　整個入職過程持續了 1 小時 20 分，培訓時間不計入工時。培訓最後，要在工廠內住宿的就留下來分宿舍，不住宿的就可以回自己的租屋處。

　　第二天早上，新員工在工廠門口集合，排隊領廠牌，在新入職員工培訓記錄表上面簽名，之後錄入人臉數據。文員告知了新員工壹些車間規矩，發放防頭發掉落的帽子，接著讓新員工在《有害物質 RoHS 培訓表》上籤名。但是新員工並沒有受到入職培訓和有害物質 RoHS 培訓。

　　試用期：

　　員工的試用期為三個月。通過三個月試用期後，員工可以轉正。試用期期間工資與正式工相同。

　　離職：

　　勞動合同上寫明，工人在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三天遞交申請。這和人事跟調查員說的不壹樣，人事告訴調查人員，實際操作中，工人試用期內離職要提前壹周申請。合同期內離職則要提前壹個月申請。

　　臨時工要遵循和所在的派遣公司的約定，通常至少需要幹滿壹個月才能申請離職。臨時工不滿壹個月辭職，其組長或線長不會批準。除非確實有緊急情況才可以提出離職。自離沒有當月工資。

　　辦理離職時，工人要先在人事部通知的時間地點核對工時，辦理離職手續。第二天退宿，簽工資單，然後當天發工資。臨時工工資也是當天拿到。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里發放；另壹部分是補差價，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

　　二、勞動合同

　　簽署過程：

　　工廠和工人在入職時簽訂勞動合同。人事給員工發壹式兩份的勞動合同，讓員工填寫個人信息並簽名，對合同中的內容無任何講解。員工對自己的權利和福利都壹無所知。人事要求合約生效日期寫第二天的日期。簽完這些文件之後，人事給每個人拍照用來製作廠牌。

　　第二天早上集合的時候，人事和派遣公司的人員給新員工發放了保密協議和勞動合同的副本，都是和盈峰工廠簽訂的，而和派遣公司無關。

　　合同內容：

　　臨時工和正式工的勞動合同內容相同。合同期限均是兩年。但是沒有嚴格執行。

　　勞動合同的內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和地點、工作時間、休息與休假、勞動報酬、社會保險與福利待遇、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規章制度、合同變更、合同解除。

　　三、工作時間

　　工廠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每天加班三小時，周六加班十壹小時，周日休息壹天。平均每月滿額加班 109 小時。加班最長的月份壹般在六、七、八這三個月，每月加班 109 小時左右。

　　目前裝配部 A 棟三樓實行壹班制，早上 7：30 上班，也有其他棟的工人在 7：45、8：00、9：

　　00 上班；上夜班的工人只有壹條拉，作息時間不明。休息時間為中午用餐的壹小時 12:30-13:30，下午從 13:30 壹直工作到 19:30，中間沒有休息時間。

　　工作時效部門 上午工作時間 下午工作時間 加班時間裝配部壹班制 7：30-12：30 13：30-16：30 16：30-19：30可以不加班，要跟拉長申請。但是據員工說比較困難，也不清楚有什麼懲罰。

　　工人每天工作十壹小時，每周休息壹天，每個班次的中午吃飯時間是壹小時。

　　調查員沒有見到明確的生產指標，但是有新工人說工作很累，手中的活基本沒停過，喝水上廁所的時候都要找人頂替。

　　工時靠上下班打卡加人工簽到來記錄。上班要在上班時間前 15 分鐘之內完成打卡，遲到 3 分鐘以上扣全勤獎 100 元。早退和請假也會各扣全勤獎 100 元，直到每月的 250 元全勤獎扣完為止。

　　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時候，車間下班的人很多，非常擁擠，佔滿了樓梯道。在生產區打卡機前，七八百人蜂擁在壹起打卡，非常混亂。雖然打卡機有十幾個，但是很多打卡機打不上卡，工人只能壹個壹個的去試，打卡效率低下。工人從下班到完成打卡需要 7-12 分鐘，這段時間不計入工資。

　　工時記錄完整，有錯誤可以糾正。上班前有車間開會，每次大約 5 分鐘，主要講壹些工作中的不足和今日的注意事項。開會時間計入工時。下班不開會。

　　四、勞動報酬及福利

　　報酬：

　　每月工資：底薪 1720 元 + 全勤獎 250 元 = 1970 元據受訪工人所講，正式工人旺季工資有 4200 元，淡季工資 3200 元。平均下來，每月工資大致3600 元左右。

　　調查期間，臨時工的月薪是 4500 元-4800 元不等。

　　工資包括各類補助：

　　生活補助（外宿補貼 150 元/月）

　　夜班補助（10 元/天）

　　崗位補助（接觸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等補助 130 元-500 元）餐補（180 元/月 臨時工的發到飯卡里，正式工的則算進工資）全勤獎（250 元/月）績效獎（最高至 728 元/月）工齡獎（就職滿壹年為 100 元/月；滿兩年 120 元/月；滿三年 140 元/月）各類扣費（從工資中扣除）：

　　扣費項目有住宿水電費（50 元/月）

　　社保（最新社保標準，每月扣 300.7 元/月）

　　工資主要靠加班，其中加班工資差不多佔了總工資的 45%。

　　裝配部工人按時計薪，每小時工資 9.89 元，平時加班 14.84 元/小時（1.5 倍），周末加班 19.78元/小時（2 倍），法定節假日加班 29.67 元/小時（3 倍）。

　　臨時工資以和派遣公司或中介的約定為準。依照條款或招工時間不同，可能為 15-17 元/小時。

　　假如壹個月工作 270 小時，有些人可能拿到最低薪的 15 元，有人可能是 16 元，有人和派遣公司達成協議能拿 17 元（可能有額外條款，例如：需做滿 55 天）。總工資為每月 4050－4590 元，外加餐費補助，約為 4200-4800 元。

　　工廠每月 15 號發工資，工資發放到工人的建設銀行卡。正式工由工廠發放。臨時工的工資分兩部分，壹部分是和正式工壹樣，由廠里發放，另壹部分由派遣公司的駐廠人員發放。工人會拿到工資條，列有應發和應扣的工資明細，實領工資和工資條上顯示的金額相同，工資條和考勤記錄相同。扣款項目有住宿費和社保。根據員工確認表，住宿費為 1.67 元/天，壹個月大致為 50 元/月。

　　請假制度：

　　工廠有提供帶薪的年假、產假、婚假、喪假和病假。

　　病假：工人請病假時會得到薪水，工資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 80%支付。請病假的程序為，和線長口頭報告並寫請假單。病假回來上班後，需出示醫生開具的證明。但工廠並沒有具體說明病假能請多少天。

　　除帶薪年假以外，請假都要開具證明。帶薪產假（178 天）、婚假（3 天）、喪假（3 天）的請假程序和病假壹致。

　　帶薪年假：員工連續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已滿 1 年不滿 10 年的，年休假為 5 天；已滿 10 年不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0 天；已滿 20 年的，年休假為 15 天。

　　休假：

　　法定假日休息有薪水。

　　社保：

　　正式工人必須從開始工作的第二個月開始買社保。臨時工每工作兩個月就可以購買壹個月的保險。

　　工廠也會為戶口非東莞本地的外省的工人購買社保。

　　工廠給工人買的社保並不包括住房公積金。

　　購買社會保險內容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生育保險。

　　所有社保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繳納。員工自費承擔 300.76 元/月，工廠承擔 561.53 元/月。

　　離職時通常社保不退保，可直接轉移到下壹家公司或工人的老家。離職工人需要先聯繫好轉入單位，再到社保局填壹張轉移社保的表格。

　　東莞社保繳費明細表

　　項目 繳費基數（元） 企業部分 個人部分 合計比例 繳費金額（元） 比例 繳費金額（元）養老保險 3376 13% 438.88 8% 270.08 708.96醫療保險 4895 1.6% 78.32 0.5% 24.48 102.80失業保險 3100 0.48% 14.88 0.2% 6.2 21.08工傷保險 3100 0.25% 7.75 0% 0 7.75生育保險 3100 0.7% 21.7 0% 0 21.7

　　合計 - - 561.53 - 300.76 862.29

　　福利設施：

　　工廠內除了走廊上的椅子，沒有任何福利設施。

　　宿舍和食堂旁有壹個籃球場，但空間被貨物佔據，通常沒有人使用。

　　五、食宿條件

　　夥食條件：

　　工廠提供早中晚三餐。早餐有包子、油條、豆漿、稀飯等等，壹餐 2-3 元。中餐和晚餐有提供麵條和套餐，麵食 6 元/份，套餐 7-10 元/份，有葷有素。有工友覺得比起工作過的其他廠，收費略貴。

　　工人可以自由選擇在工廠食堂和宿舍吃住，不在廠里吃住不扣錢，且壹樣能拿到每月餐補 180 元。

　　臨時工的 180 元補貼會提前打到飯卡，正式工的 180 元補貼會在發工資時補上。員工需要花自己的錢到食堂充卡。

　　大部分員工都不在食堂吃飯，因為工廠工人實在太多（三四千人），食堂只能滿足壹千多人同時吃飯。要排很長的隊，隊伍能排到食堂門口，食堂裡面也很熱。大部分工人都去工廠附近的大小餐館吃飯，餐館的餐價要比工廠食堂略貴壹些，這段路程差不多要七八分鐘。

　　宿舍條件：

　　壹個宿舍住 10-15 人（大多數住 15 人），有洗手間、電風扇、沖涼房，手機 USB 充電介面，個別宿舍有儲物櫃。工人在宿舍使用的褥子和枕頭等，都需要自行準備。

　　宿舍樓 B 的下三層樓是女員工宿舍，上三層樓是男員工宿舍。樓層之間沒有門禁。男員工宿舍沒有門鎖，調查員不清楚女員工宿舍有沒有門鎖。

　　宿舍又臟又亂，有的鋪位床板很薄，有的鋪位床板變形翹了起來，有的上鋪沒有欄桿，很不安全。

　　USB 充電口離睡的床鋪很遠，且不能直接給手機充電，只能先給充電寶充電，再用充電寶給手機充電。有些上鋪的床沒有欄桿，睡在上面的工人有掉下床的風險。下鋪的工人表示吹不到風扇風，睡覺時很熱，壹般自己另外買壹兩個小風扇。太熱的時候，有些工人會睡在走廊上。

　　宿舍有臭蟲，有些工人被臭蟲咬得過於瘙癢睡不著覺。但工廠也不會報銷員工因此看病的錢。好多宿舍壹整夜開著燈，防止臭蟲夜間出來活動。工廠組織過滅殺宿舍臭蟲，之後有壹定改善，但並不是太徹底。直到近期，工廠全部更換了床板，將木床板換成了塑料床板，效果很好。

　　宿舍門沒有鑰匙，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出，安全沒有保障。除此之外，有的宿舍沒有儲物櫃。宿舍人太多，排隊沖涼大約需要 2 個小時。壹層宿舍只有壹個熱水器，冬天同壹層樓的工人得共享壹個熱水器的熱水來洗澡，很不方便。

　　有很多工人選擇不在宿舍里住，他們在距離工廠兩三公里的地方租房子，上班的時候騎自行車或者電動自行車。房租大約是 300-400 元/月，加上水電費大致為 500 元以上。

　　宿舍有住宿管理規定，例如：禁止外來人員進出宿舍；未經他人同意不得進出他人宿舍；空床不得擺放物品；不得在宿舍使用電爐電飯煲；不得上宿舍天台。違反宿舍管理條例並達書面警告兩次者，取消住宿資格。

　　六、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

　　安全設備：

　　生產線上方有風扇，溫度較室外涼快，車間整體衛生乾淨。

　　但是有物料箱壓住黃線的情況，使得生產線旁邊的人行通道非常狹窄；甚至物料箱和箱紙會佔據整個人行通道。由於生產過快，生產線下遊物料堆積在工人身邊，堆積的物料箱使工人的活動範圍很小，還會擋住生產線工人走向人行通道的路。

　　車間和宿舍有急救箱，都設置在辦公室裡邊。

　　勞保用品：

　　工廠在新工人工作兩天後發工作服（淡粉色 T 恤衫兩件），裝配車間還發了防散落頭發的頭套，工作服不需要自己付錢，離職時需要交還給廠里。若是工作服遺失，離職時需要賠款。

　　壹些檢驗崗位會使用到慢幹天那水（香蕉水），這是壹種非常強效的溶劑，用來溶解掉玩具上面的黑色油漆污跡。其人體有壹定的毒性，但工廠沒有為接觸到這些藥水的工人做好安全防護。只是在客戶前來審計那天給這些工人發了口罩（據工人說是迪斯尼公司來審計的人員）。這些崗位無職業病體檢，也沒有崗位調動。

　　裝配車間裡面的某些小車間，有著濃厚的油漆味，有的是香蕉水味，裡面的員工根本不戴口罩。

　　車間里空氣流通也不好。這些崗位大多是臨時工在做。

　　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

　　調查員不清楚工廠有沒有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管理人員在訓練期間也沒有提到過該委員會。工廠沒有任何健康安全方面的培訓，工廠只是在上班第壹天讓員工簽《裝配工崗位有害物質 RoHS（歐盟危害性物質限制）培訓簽到表》。儘管車間有些崗位會接觸到洗面水和天那水等化學物品，但是工廠沒有對工人進行相關培訓教育。

　　調查過程未遇到有害廢棄物。

　　工傷：

　　調查過程未遇到工傷事故。

　　七、消防

　　車間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通道有時會被雜物佔據。

　　宿舍通道和緊急出口有清晰的標識，照明充足，沒有雜物阻塞。

　　緊急出口的門沒有上鎖。

　　廠區和宿舍區沒有發現易燃物質。滅火器充滿氣，每月檢查壹次。

　　有半年壹次的消防演習，六月至九月間有消防演習，最近壹次在 6 月份，在生產區域，工廠組織工人集合，教工人使用消防設備。

　　八、獎懲管理

　　工廠的懲罰措施：

　　· 口頭警告：未穿戴工作服，未佩戴員工卡，大聲喧嘩嬉戲打鬧等。

　　· 書面警告：兩次口頭警告等於壹次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在同事中打聽散布他人收入，不履行保密義務，擅自將工資、獎金等信息透露給他人，消極怠工等。

　　· 嚴重書面警告：兩次書面警告等於壹次嚴重書面警告。其餘事項包括，故意損壞公司財務造成經濟損失 100-500 元，上班時間睡覺等。

　　· 開除：壹年內收到三次書面警告，員工連續曠工三天，在公司打架鬥毆，煽動他人罷工及參與罷工。

　　工廠的獎勵措施：

　　· 培訓過程未提及獎勵，工人未被告知可以獲得何種獎勵。

　　九、勞工協會和投訴

　　工會：

　　從廠門的牌子上可以看到有工會組織，但是工人不清楚工會是否存在。

　　投訴渠道：

　　工人有問題主要找班組長，但不清楚班組長通常如何處理。入職考試中提到員工有問題可向工會反映，但是工人都不知道工會是什麼或者工會在哪裡。

　　工廠張貼了關於工人熱線的告示，但幾乎沒人使用熱線。

　　十、其他

　　員工關係：

　　工人有行動的自由，進出工廠不會被搜身。

　　有工人曾遭遇拉長使用侮辱性詞彙。

　　客戶訪問及審計：

　　有客戶到工廠審計時，工廠會在當天暫停新聘工人進入工廠，以免讓審計人員看到工廠不夠充分的入職培訓。審計當天，工廠要求每個工人必須穿廠服，物料不要多做，不要亂堆，接觸有害化學藥品的檢查崗位必須帶口罩，還要把化學品放進二次容器中，打孔的要戴耳塞。然而在平時，檢查崗位沒有戴口罩，打孔的不壹定戴耳塞。

　　工人滿意度：

　　工人選擇這家廠，主要是因為只用做長白班（極少數產線有夜班），也因為其它工作不好找，而這家廠好進。

　　受訪員工表示工資不高，開銷卻不小。日常開銷大致有吃飯，電話費，洗漱用品。外宿的有餐飲花銷，還有房租水電費。住工廠宿舍的工人每月要花七百多元的日常生活費。外宿的工人每月要花壹千多元。

　　有些新員工說，等到九月份，暑假工走了，再去找其他工作。

　　有些員工覺得工廠管理很糟糕：壹個是宿舍亂，壹個是打卡系統亂，壹個是生產車間物料堆放很亂。

　　調查員日記

　　今天是我在盈峰上班的第三天。上個周末雙休，僅僅個別老員工在周六加了班。早上七點鐘室友手機鬧鈴聲響起，然後他看起了電視劇，吵得我心煩，記得昨天晚上也是他看這個電視劇看到十二點多。宿舍挺破，十六個鋪位，六個是空的，我們宿舍大概只剩下八個人住，還有兩人住外面了，只是偶爾回來壹下。7：10 我起床洗漱，7：25 穿上廠服去廠門口打卡上班。今天是個好天氣，下雨了，比較涼快，我們工作時可以少出很多汗了。打卡後，進入裝配 A 棟三樓 13 線。可能是我今天感冒了，腦袋有些昏沈，竟然走錯了線，後來看到同壹條線上的員工才覺察到走錯了線，然後我又看到自己居然穿了拖鞋上班，還好沒人說什麼，他們自己也都穿著不是拖鞋但近似拖鞋的涼拖鞋。

　　進車間後，所有人在拉長前面的排隊開會，由各自的拉長開會，很擠很擠，每個隊的員工之間沒有間隔，拉長也只是在各自的拉前面隨便講幾句，後面的員工估計也沒聽清。我們拉長是個女的，年紀四十多歲，她說今天迪士尼審核，要求每個人必須穿廠服，玩手機的開除，然後要求我們物料做多少放多少，不能亂放，不能在消防通道放東西，人行道也要清理開，使用化學藥品的要戴上口罩，並要求把藥品瓶放進二次容器中，我覺得並沒有什麼用，藥品是揮發性的。她還要求打孔的必須戴上耳塞，然而平時並沒有戴。昨天看到中介的微信說今天廠里驗廠，所以不帶新員工來了。

　　今天好幾個新員工沒來，估計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我留意到這個車間的 13 條線全部都是Hasbro 專線，產品也都是 Hasbro 的。開線後，我回到自己原來的位子上，戴上紗帽，在簽到表上面簽名，接過物料員發的刀片，物料員又發了個口罩，畢竟今天驗廠，樣子是要做的。因為我這裡沒有夜班，所以，物料還都是我上次剩下的物料。我的工作是把旁邊壓合好金屬軸的兩塊料 跟線上留下來的壹塊料拼合在壹起，並用棉簽沾上慢幹天那水，也就是香蕉水，把產品上面的黑色油漆擦掉，擦不掉的時候要用刀片刮掉。拼裝玩具對我來說並不難，難的是擦黑點，以我的速度，這三天來沒有堆過料，但是我後面的大姐堆了三框料，她應該比我早來幾天，她不讓我把料往下流，都放在我這裡，於是這幾框料也就堆在我這了，記得上壹個班，我沒聽到她說什麼，把料放了下去，結果被她罵的很難聽。後來物料員發了壹張記錄表，用來記錄生產過程中的不良率。旁邊的靚妹好心提醒我，填了這張表就有 4 塊錢，物料員給的時候壹定要拿。上午上班的過程相當無聊， 壹開始做的很快，後來也有停頓，物料壹陣壹陣的下，快到下班的時候，物料下的慢多了，中午 12：30 停線下班，脫下帽子，排隊出車間。車間的樓梯被人群擠得滿滿當當，廠門前等待打卡的人群也是擠得滿滿當當。我有時就感嘆，這盈峰廠的空間真是狹小，工作空間小，有時候都挪不開腿，物料有的時候會擋在人行道上，小商店也擠得很滿，食堂排隊都快排到門口了，廠門口下班打卡要擠 7-10 分鐘，十分擁擠，每次下班我都拍了照片，今天看到正對我的攝像頭，以後還是小心點好。看到這麼擁擠的人群，我真懷疑這廠是否真的只有三千多人。

　　因為食堂人太多，飯菜價錢和外面也差不多，還很熱，所以大多數人都在廠外吃飯，我騎著共享自行車到我熟悉的那家食店， 要了份 7 元的午間特餐，我看到很多盈峰廠的人也都來這裡吃飯。吃完飯身上出了壹身汗。我買了瓶礦泉水喝掉。中午休息時間壹小時。

　　下午 1：25 我回到廠里打卡上班，繼續上午的工作。為了和其它工人聊比較深入的工廠問題，我試著和他們混熟悉壹點。下午幹活的時候，我看到大組長在訓斥壹個人，可能是乾的慢了吧。兩點多的時候，我們拉長要求換線，就是把全部工作物品除了生產線都搬到裡面的壹條線。我們快速搬好位子，拉長多次要求我們挪動，有個員工煩了，抵觸了壹下，拉長當著眾人的面罵她「妳媽的」。給我供料的那個員工還沒搬好位置，拉長就讓我們趕快做。下午六點鐘，還有壹個半小時就下班了，我們又簽了壹次到。物料下來的速度慢了很多，旁邊幾個員工聊起了租房，有兩百多租到的，也有四百租到的，但是都沒有空調。在廣東這邊，空調似乎真的很奢侈，大多數的商店、食店都只有電風扇。聊著聊著 7：30 下班了。然後是排隊打卡，我不想在食堂吃，我又去了上午的食店吃飯。然後在網吧連上 ssr，用火狐登錄 google docs，寫了壹會文檔又回去了。

　　宿舍他們有的玩抖音，有的看電視劇，有的跟好友聊天，他們之間似乎也不是很熟悉，除了固定的好友，壹般很少說話。我沖了涼，回到床上， 打開 google docs，把調查報告缺少的部分列出來，準備在接下來的這些天里做好訪談和記錄。宿舍晚上是不關燈的，因為宿舍有臭蟲，燈光可以阻止臭蟲晚上出來活動。宿舍晚上 12：00 基本上就安靜了，第二天都要上班的。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社會環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經濟社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這已經是身邊的朋友第四例開店失敗了。其中一例是三人合夥開民宿，投入超過100萬元，結果剛開業遭遇2020年的疫情，損失慘重；其他三例開的是飲品店，兩家店是賣奶茶，一家店是賣燒仙草。持續最長的奶茶店開了三年，算下來勉強收支平衡，等於朋友這三年白幹了；燒仙草店開業後僅持續了三個月，營收實在太過慘淡，朋友及時止損，剛好有人要接手，就把店面轉讓了。

　　開店是很多年輕人的理想職業，不少人心中一直有著一個開店夢，開一間小小的店鋪，可以賣咖啡、奶茶、甜點、書籍或者鮮花 …… DT財經與智聯招聘的《2020年輕人理想工作報告》顯示，從80後到00後排在第一位的理想工作都是“自己開店”。移卡聯合艾瑞咨詢共同發布《小店經濟活力報告》，對18-50歲的核心從業人群進行調研，結果顯示目前37%的民眾已經開了小店，對於未開小店的人群中有71%的民眾未來有開小店的打算。其中，咖啡廳、奶茶店、甜品店、面包店、花店、書店最受人群青睞。

　　誇張一點說，很多年輕人不是在開店，就是有著開店的想法，在準備開店的路上。只是開店真如此美好嗎？年輕人對開店的玫瑰色想象是怎麽建立的？

　　當年輕人按照大眾傳媒鼓噪的模板去實踐時，幾乎註定要碰壁了。

　　我們重點來說說茶飲店（包括純茶、傳統奶茶與新式茶飲），它是不少年輕人的創業首選。無論是數據還是身邊直觀的例子，都在說明著茶飲店的生意很紅火，茶飲店的利潤很可觀。艾媒咨詢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國新式茶飲行業發展現狀顯示，33.8%的用戶每周消費一次新式茶飲，16.0%每天消費一次，新式茶飲逐漸成為中青年群體的高頻消費品。從長期來看，新式茶飲還將呈擴大態勢，預計2021年，新式茶飲將恢復甚至是超過疫情前水平，市場規模接近2800億元。

　　乍一看，新式茶飲是新的風口，但數據的另一面是，喜茶、奈雪の茶、茶顏悅色、coco都可、一點點、貢茶、蜜雪冰城等知名的新式茶飲品牌，基本壟斷了市場，並收割了大部分利潤。小眾品牌的茶飲或者自主創業的茶飲品牌，並沒有太多存活空間。數位線下大數據發布的《2020年中國新式茶飲行業數據分析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新式茶飲門店數量還只有19萬家，到 2019年，這個數字就漲到了50萬家。企查查的數據則顯示，去年註冊的奶茶相關企業的數量達到了十年之最，共8.54萬家，其中有九成面臨虧損。有人形象地總結道：“現在的新式茶飲行業已經不是紅海，而是‘血海’了。”

　　不久前閒魚根據平臺的轉賣數據總結出了《2021創業避雷指南》。2021年第一季度，創業者最應該避開的項目是：奶茶店、咖啡館、花店、茶葉店、服裝店、便利店、劇本殺店、美容院、密室逃脫店等，相關商品轉讓最多。不少用戶選擇在閒魚出售店鋪設備回血。茶葉店使用的泡茶長桌，用於灌裝奶茶的封口機以及咖啡店中的商用萃取咖啡機，是閒魚上轉讓數量最多的設備。

　　不少年輕人感到不解：怎麽會，不是說奶茶凈利潤最高可以達90%？怎麽會變成90%的店經營不善？

　　年輕人顯然低估了開一家奶茶店的成本。網易數讀結合了幾個品牌茶飲品牌的加盟費做了統一，開奶茶店的第一年，加盟費、保證金、管理費、設備費、裝修費、原材料費、裝修費、店鋪租金、員工租金，你至少需要支出48萬元。這些還不算水費、電費和設備折舊的費用。

　　單單一杯奶茶的材料成本可能很低，這讓利潤看上去很高，但利潤還得扣除掉租金、人工等大頭的成本支出。招商證券2019年的《新式茶飲深度報告》顯示，成熟門店凈利率僅有10%-15%，遠低於人們猜測的90%暴利，且凈利率對於日單量極度敏感，800單左右是一個門店前臺的盈虧的平衡點。這個數據遠遠超出了外行人的想象。

　　不少人輕信了網絡上“0元加盟”的鬼話，最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公眾號“人間theLivings”一篇《0元加盟奶茶店，讓他3個月負債20萬|人間騙局》的非虛構寫作，清晰展現了這一騙局的運作內幕。當你以為0元就可以加盟時，前面有無數個坑等著你跳。文章底下不少有著相似經歷的受害者紛紛留言，教訓堪稱慘痛。但不少不諳世事、對這個行業並沒有清晰認知的年輕人，還在輕信一些“快招公司”加盟商的各種話術，使勁往坑裏跳，賠掉自己的積蓄甚至負債累累。

　　茶飲店如此，書店、鮮花店等也大同小異。雖然後者無須加盟費，但經營一家店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網購的沖擊下，很多實體店僅僅依靠情懷也是難以為繼的。創業者可以拿情懷做生意，消費者就務實得多：網上更便宜，為什麽要線下買？

　　除了得考慮生存和盈利外，開店所需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並不遜色於他們在職場上的付出。比如開一間茶飲店，你得早早起床，熬茶底、製作奶蓋、燒配料，生意忙碌起來，你得重復點單、收款、做奶茶、攪拌、搖晃、打包；如果請了員工，你得為他們的工資負責，得培訓他們形成良好的服務態度，甚至得提防員工聯合起來做陰陽賬 …… 你以為當了老板就隨心所欲了，但顧客就是上帝，你會為點評網站上的一個差評焦慮上火；你以為可以看心情開店，客人少了你就靜靜讀書曬太陽，但房租或員工的人力成本可能會讓你靜不下心來。不少開店的人自述：開個店比上班累還累，自負盈虧，全年無休。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與美團研究院聯合發布《服務業小店店主生活和工作報告》顯示，87%的店主每天工作時間8小時以上，也有不少人超過14個小時。

　　因此，微博上超過2.5億次閱讀的話題#辭職開店是年輕人的退路嗎#，實在太天真了。辭職也許還有退路，但草率地開店搞不好會走入一條死路。

　　自由的錯覺：另一種形式的打工

　　不少人開店，沖著自主和自由而去。為老板幹活就得看老板臉色，接受老板的“剝削”；自己當老板了，就真的掌握自主權，並免於“剝削”了嗎？

　　對於任何實體店來說，房租成本都是最大的支出之一。在網易數讀“在黃金地段租下一個15平方米的小店”的統計裏，深圳的平均月租金是27135元（平均最高為41445元），廣州是17280元（平均最高為26190元），上海是13860元（平均最高為44055元）；二三線城市也不見得便宜，青島是7065元（平均最高為20385元），南昌是5625元（平均最高為7200元）…… 這也意味著：除非店面是自家的，否則自己當老板，首先是在給房東“打工”。無論你做多做少，老板都得付你工資；但自己開店，無論你是否有收入，你都得給房東支付房租。

　　在馬克思理論的視域裏，勞動的異化的根源是，生產資料並不掌握在勞動者手中。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為了生存只能出賣勞動力，勞動成為可自由出賣的商品，不能體現勞動者的自由本質，勞動產生了“異化”；並且勞動所生產的勞動產品也不能由自身占有，這就造成了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相異化……前文所談到的工作倦怠，就是異化的表現。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這樣說：“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之後才能獲得自由。”與之相對的，“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所奴役。”通俗地解釋，老板有生產資料，那麽他在生產過程中就占有優勢，他就可以占有你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

　　人們不免會以為，如果我自己當了老板，設備是我的、原材料是我的，是不是就占有了生產資料了呢？利潤是不是就都是我的了？

　　開個奶茶店、開個水果鋪、開個理發店、修理摩托車，甚至是開設私立幼兒園，都屬於個體經濟。社會通行的對個體經濟的定義是：在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私有製經濟。個體經濟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個人所有；二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

　　但具體的勞動實踐中，卻很難說個體經濟完全掌握了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除了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也包括土地、廠房等。對於一家小店來說，店面才是成本最高的部分之一，只要仍需要支付房租，就存在某種形式的“剝削”，不平等的異化勞動一直存在，你就仍然在為別人打工，也就不存在那種絕對的自主和自由。“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這是馬克思想象達到的一種理想狀態。這說的是，在生產資料共有的基礎上，允許個人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只是，目前我們的生產力還沒發達到這樣的程度，它也是我們社會前進的目標。

傑瑞米柯賓

工人階級談勞權狀況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北京月壇街道將防疫工作外包給北京的寶威隆保安公司，保安每天需要工作24小時。蚊蟲肆虐，熱浪滾滾，無法洗澡，一天只能掙260元，幹不到30天還不給結工資。公司還想單方面撕毀勞動合同卻不給賠償，資本的貪婪再一次暴露無遺。防疫工作中還暴露出重重漏洞，這個街道離天安門大約只有8公裏。聯想到南京祿口機場疫情擴散，同樣是勞務派遣和外包，同樣漏洞重重，怎能不讓人擔心呢？以下是一位保安兄弟發來的爆料文章，他們正在申請勞動仲裁，和違法行為鬥爭到底！

　　我們是每天工作24小時每天260元壓3天日結的防疫人員，工作由月壇街道辦事處承包給寶威隆保安服務公司，寶威隆公司承包給黑保安機構，黑保安機構再通過黑中介招工。

　　雖然經過了層層轉包，無論月壇街道還是寶威隆公司，都知道我們被公然違法地壓榨著。但經過幾層轉包，他們似乎自以為自己承擔的壓榨勞動者的責任已經撇的幹幹凈凈了。

　　來的時候簽合同，一天260元，30天周期，都在上面寫的很清楚。我們把這張按手印簽字的合同拍照後交給他們了，但他們沒有依法給我們一份合同。上面沒寫工時，那個地方是空白的。

　　我們被告知一天在崗24小時，晚上10點之後可以在崗上睡帳篷，被褥三餐都給提供。工作內容是讓我們在小區門口值班，督促進小區的人掃碼登記，有外地回來的人我們要向社區報備。

　　這個工作簡直是開玩笑。月壇街道位於北京二環到三環之間，小區裏住的好多都是“物理上”的“老北京”，不方便用手機，我們帶隊的黑保安頭頭也沒給我們硬性規定必須掃碼，只是讓我們服從社區人員的指揮。社區人員跟我們說，碰到脾氣倔的就放他們直接過去，不要起什麽沖突，惹出什麽岔子。

　　記得第一天在他們那報道是不算上工的，報道地點是一個農村宿舍，交通非常不便。我們自費到那個宿舍都花了不少錢不少時間，我坐地鐵+公交去的花了4個多小時19塊錢，一個同事打車去，花了72塊錢。

　　很快宿舍50多人的床位住滿了，但為了高工價而來的兄弟們仍舊源源不斷，他們通通打地鋪睡在地上（這符合防疫規定嗎？）。接待我們的人都操著東北口音，滿口粗話，滿臉橫肉，遍身紋身。半夜有個不知為何、不知被何人打的頭破血流的家夥進了宿舍，拿了自己的東西就走了。

　　第二天淩晨三點我們被叫起來，我們這撥二十多個人被塞進一輛限乘11人的金杯車裏，拉到了北京市西城區月壇街道。按照街道人員的指示，每個崗位下一個兄弟，被告知接下來一個月我們都在這個崗位了。我們這一片防疫的一共36個崗位。

　　其他的兄弟有的被他們以“個頭不夠”為由安排去了一個商場做保安，每天12小時，工資一百多少一天我忘記了。中介招工時明明說的個頭身高不限……他們三令五申吩咐我們，如果碰到領導檢查，一定要說自己是8小時4000的待遇。哦，原來我們是一個人做三個人的活啊，怪不得24小時給260元呢！第一天我們一個同事就碰到區委書記詢問，他說的8小時4000。

　　我們剛來的幾個小時挺熱情，畢竟在疫情復發的當下做疫情防控工作，身上也挺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可是很快，我們發現這裏年紀大的很不買賬，自己不帶手機下樓遛個彎回家沒法掃碼被攔下來，自己家回不去，脾氣好的就嘀咕幾句，脾氣不好的直接開口罵人。

　　我們在裏向帶隊的反應了這個問題，帶隊的依舊沒有給我們下硬性規定，只是重申不能與居民發生沖突。想必他們也沒怎麽在乎這個事（這不是形式主義是什麽？）。

　　很離譜的是，我和好幾個兄弟的崗位只是小區的一個出入口，小區其他出入口是沒人看守的，我們對自己的職責產生了深深地懷疑。

　　我們跟社區人員反映後，社區給我們一把大鎖讓我們把小區另一邊鎖上。我的小區大門在地上砸死了，我和一位經常在樓下乘涼的居民代表大叔又推又拽的也沒搞動鐵門分毫。

　　我和居民代表向社區反應門關不上，社區那邊也沒管說那就這樣吧。還是第二天我借了把撬棍把門一寸一寸撬到位置鎖上的。

　　但只要和附近街坊處好關系，這些大爺大媽叔叔阿姨都對我們特別好，看公司不給我們送早飯，給我們送包子、雞蛋、火腿腸、餅幹啥的。聽到我們被極限壓榨，他們對我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看到我們被蚊子咬的全是包給我們送風油精、幫忙掰蚊香。（社區發的花露水不管用，這麽熱的天一出汗，花露水有效期只有一個小時）我們這邊的兄弟沒有一個不感謝這些熱情善良的街坊的。

　　我們飯有時候不給送，有時候送到的特別晚。但最離譜的是公司不提供水，要我們自己花錢買水。曾經答應的帳篷兩天沒有送到，保安公司一開始讓我們在樓道、長椅睡，可第一天晚上就碰到三撥查崗的，還被蚊子叮的胳膊腳腕密密麻麻的包，我們根本沒睡好。

　　北京天氣熱，我們沒地方洗澡，只能在公共衛生間擦一擦，但這又管什麽用呢？

　　如果是這樣只是條件艱苦，我們自己創造條件克服困難，撐過一個月把錢拿到手也行呢。

　　但我們來的第三天他們告知他們公司被居民和居民代表舉報超長時間用工，不能再進行24小時工作了，要調整成上36休12小時，兩天給430，相當於每天工資比合同少了45元。

　　我們好多兄弟不願意，這麽辛苦給他們幹活，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為了錢咱們就忍了。可是單方面更改合同降薪，我們絕不同意，出來都是為了賺錢的，咱們之所以吃的了你這個苦就是為了你高工價的。我們第三天早上在群裏提出辭職，要求根據勞動合同法第38、46條給予結清工資並依法給予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賠償。

　　群裏黑保安頭子跟我們說領導正在過來，我們要求下午6點結清工資，他們也同意了。

　　那又是一個充斥著蚊蟲、高溫的白天，我們艱難地撐過去了，沒有一個人脫崗。那當然是為了我們在崗上堅持三天的工資而沒有擅離職守。

　　我們下午快6點的時候換上便裝去結賬，他們給我們結了3天的工資780元，但是絕口不提經濟賠償的事。我們一個小兄弟來的晚了，不給結錢了，他跟一個紋身男吵起來了。

　　我們趕緊給街道的值班人員打電話，因為出現了吵架讓他們過來一趟處理問題。可惜打了兩個電話，最終都接到寶威隆保安公司的負責人那裏去了。保安公司派了一個別著黨徽穿襯衫的人跟我們14個人交涉，想讓我們說出一個數字（很有可能是陷阱！最後告我們敲詐勒索！我們有全程的錄音攝像！）我們讓他自己說，他們用手勢比劃這個數（2000），我們點頭了（按照勞動合同法，這種情況應該依法至少賠償3900元！）。但他們後來反悔了，讓戴黨徽那個把我們拖住，我們看他們遲遲不給錢準備離開，明天去勞動仲裁。離開的半路我們被警察攔下來了，警察是當地街道轄區派出所的。原來是黑保安公司以我們要去“圍街道”為由報的假警。

　　沒一會，警察過來說你們說個數字吧。我們表示說出數字會不會被他們反咬一口說我們敲詐勒索？警察說我們在這呢，有執法記錄儀，你們當我面說沒事。我們就說我們不多要，幹三天拿2000其實心裏也不踏實（有個球的不踏實？拿3900都踏實，這些黑保安和街道騙了政府多少防疫的錢？一個月幾十萬幾百萬，按一個崗8小時4000算，不踏實的應該是他們）就按北京市最低工資2320的一半1160要求賠償。

　　我還是挺有疑問的，我們勞動者討薪叫警察，警察會說經濟糾紛勞動糾紛不歸他們管，我們就只打了12345市長熱線和街道電話。怎麽老板一叫警察，警察就給老板處理問題呢？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警察過去跟保安公司負責人說了，但保安公司的人不同意，他們表示最多給300打發我們走人（我們到現在還沒解除一個月合同呢？！）警察也說那意思差不多得了，你們勞動仲裁打官司可能幾個月的……但已經到這個地步了，保安公司從一開始沒把我們當人看，後來叫來警察驅散我們，他們真的是一點協商的意思都沒有。我們大不了多花一天時間集體去勞動仲裁，就算街道、勞動仲裁、保安公司是一夥的，我們也要跟他們爭鬥到底，讓這些草菅人命（讓防疫人員72小時沒睡好覺）罔顧法律的人被繩之於法！

　　我們約好8月8日上午去勞動仲裁，晚上找附近的賓館住。

　　我的老家有疫情，即使我一年沒回老家了，近21天都在北京工作，賓館也不讓入住，我在賓館大廳椅子上準備熬過這漫漫長夜。

　　我們從第一天上班3點鐘起床到現在第三天馬上半夜12點，幾乎已經70小時沒睡床了。我們14個人裏至少有4個老家在疫區或者是手機停機的今晚都得和我一樣這樣對付一宿。

　　還能說什麽呢？明天的勞動仲裁就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部門。我們會贏嗎？法律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嗎？公理會站在我們這一邊嗎？壞人能被繩之以法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知道居民大爺大媽叔叔阿姨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們知道全國的善良的人們，有良知的人們會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急需社會的援助！

　　南京祿口機場防疫不力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希望北京月壇街道能吸取教訓，認真反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疫情一旦擴散，你們承擔的起責任嗎？同時督促寶威隆公司趕緊按《勞動法》規定對保安兄弟進行勞動補償，作為甲方，你們對保安公司的非法用工難道沒有責任嗎？希望能夠做出嚴肅處理，拖得越久，對你們越不利啊。

　　工人階級談經濟環境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今年的互聯網大廠，真是外憂內患。

　　今年以來，反壟斷的大幕拉開，股價帶著市盈率連續下跌，互聯網公司集體失去了曾經的光環。阿裏格外艱難，去年開始，螞蟻上市IPO暫緩，讓員工手裏的巨額期權難以兌現。

　　對許多員工來說，大廠們，已經不是從前的大廠。夢想不再有金邊，公司畫的餅也不再那麽香，手裏的期權也隨著股價愈發不值錢了。要留住手下那幫幹活的人，公司也需要老老實實給出更多的薪資。

　　6月，阿裏巴巴內部結束了一輪普調，幅度是歷年之最。

　　按照過往的習慣，阿裏會在4月開始一輪調薪動作。當時，路透社就報道稱，阿裏巴巴集團已凍結2021年高級管理人員的薪水，轉而給初級員工更大的薪水漲幅，目的是挽留其員工隊伍。

　　阿裏內部數百名高管平均每年獲得5%至10%的加薪，並且還獲得了股票激勵。而知情人表示，除非他們今年表現出色，否則今年的高層將無權加薪。

　　一位阿裏P7工程師張弛對全現在透露，身邊很多P5、P6都拿到了超過50%的漲薪，“看到調薪包的時候，他們自己都驚呆了，覺得不可思議。”張弛表示。尤其很多以較低薪資和職級，通過社會招聘進入的員工獲得了較大幅度的調薪。其他基層和中層崗位，各個部門的幅度不一樣。

　　另一個電商巨頭京東也在近期高調宣布漲薪。

　　京東的公告宣布，從2021年7月1日開始到2023年7月1日，將用兩年時間把員工平均年薪從14薪逐步漲到16薪。根據公開信息，京東本次漲薪範圍包括MPT序列員工（包括管理人員、項目經理、產品和技術人員），OS序列（包括配送員等基層員工）會按地區和工種做“適當調整”。

　　對企業而言，反壟斷的大幕拉開，強者恒強的固有邏輯出現松動，過往被認為戰局已定的市場再添競爭，大廠們也需要花大錢，留人才，應對這場被延續的市場競爭。

　　一位資深互聯網公司HR認為，京東的調薪只能說跟上現在互聯網大廠的趨勢，達到平均水平，調薪幅度並不算高。

　　幅度不高，但漲薪範圍是實打實的大，屬於普天同慶式的漲薪。按照漲薪計劃，覆蓋範圍內的員工不分職級全部漲至16薪，原本的月薪也不會因此減少，不同員工之間的區別，僅有達到16薪的快慢之分，最晚的會在2023年完成。

　　在一年一度的秋招季即將到來前，已有多家互聯網公司相繼發布了不同程度的股權激勵、漲薪計劃。

　　7月2日，小米集團發布公告稱，向集團3904名員工授予7023.17萬股股票，按當日股價計算，約合人民幣15.34億元，人均獲得39.29萬元人民幣。

　　僅僅過了一周不到，雷軍在7月6日宣布，向小米集團的技術專家、新十年創業者計劃首批入選者、中高層管理者等122人，獎勵11965萬股小米股票。根據當時小米股價，這輪十年長期激勵價值約25億元，人均達到2400萬元。

　　作為金山軟件公司董事長，雷軍在7月5日還宣布，將贈予每位金山員工600股股票，總計約480萬股。

　　7月14日，騰訊宣布計劃將增發240.32萬股新股份授予給不少於3300位受獎勵人士，獎勵人士包括雇員、行政人員或高級職員、董事、專家、顧問或代理。目的是獎勵部分員工做出的貢獻，吸引及挽留人才。

　　根據當天股價，240萬股騰訊股票約合人民幣11.14億元。以3300名員工計算，平均每人可獲約34萬元。

　　一位大廠HR任夢對全現在分析，企業漲薪和提高福利待遇，一般是對內穩定“打工人”的民心，對外提升招聘品牌和企業影響力。“比如最近被挖人挖得太多了，或者要做新的業務，需要吸引人才；再就是馬上校招季了。”

　　去年11月，螞蟻集團IPO被叫停，中國對互聯網的反壟斷拉開了大幕。從那時開始就漂浮在互聯網行業上空的反壟斷預期，也在今年開始一一兌現。

　　在那幾個月期間，巨大的不確定性壓著阿裏巴巴的股價接連下跌，市值一度縮水三成。對奮鬥了多年的員工來說，跟著上市然後兌現巨額財富的機會被擱置。

　　於是從今年開始，阿裏如何留住更多人才，成了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方面來自對股票期權的補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對其他電商大廠的挖角，調薪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張弛坦言，最近還剛參加了字節跳動杭州的面試，“面試的是比現在高一級的崗位，可惜最後一輪沒過。”

　　據了解，字節跳動杭州主要為電商相關部門，在地理位置上伸入了阿裏的腹地。從去年開始，字節就在阿裏很多部門挖角，力度大，給出的薪酬待遇也相當豐厚，“去了至少漲50%，甚至有些崗位會直接翻倍。”張弛表示。

　　一位淘系員工也表示，近段時間身邊很多同事在密集關註外頭的機會，不少同事已經把美團、字節、快手都面試過一遍。

　　或許正是為了應對挖角，今年6月阿裏的普調力度為歷年之最。

　　據悉，螞蟻金服有百人的團隊，一次性拿到千萬級別的調薪包。大面積薪資調整一度讓阿裏成為脈脈上互聯網打工人的討論熱點。

　　對於張弛來說，這次漲薪幅度雖然比不上跳槽的收益大，但心裏也可以接受。“至少和字節這些新巨頭的差距不大了。”

　　從2020年開始，字節、快手加快布局直播電商，美團入局拼好貨，拼多多新開創社區團購，阿裏的電商，新零售相關從業者，京東的電商、拼購、社區團購等領域的從業者都成為其他大廠挖角的重點。

　　一位京東人士表示，京東此次調薪屬於“跟上行業步伐”。他對全現在表示，京東最早是13薪製，2018年開始變為14薪。目前市場上一線大廠基本為16薪，維持14薪確實比較缺乏競爭力。

　　從企業的角度，提高薪酬競爭力是一直要做的事情，此次京東調薪反響巨大，原因可能是調薪幅度較大，範圍也大，公告提到的員工都會覆蓋到。

　　“但是無論怎麽調薪，到手的錢可能還是趕不上字節跳動開出的價格。”上述京東員工表示，按照之前字節大幅加錢挖人的做法，已經不是簡單調16薪就能應對的，而且此前字節挖人力度之大，對全行業來說都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

　　另一方面，從去年開始，反壟斷壓力正在重塑互聯網競爭格局，強者恒強的固有邏輯被撬動，過往被認為戰局已定的市場，再添競爭。

　　既要打市場，也要守江山逐漸成為新的競爭範式。競爭的延續，為此招兵買馬，為這一輪大廠漲薪再添一層邏輯。

　　不過最後，一線大廠強大的薪資預算不斷擡高員工市場上的薪資水位，京東這樣的巨頭尚且需要努力追趕。但中小型公司則可能愈發掉隊，強者恒強的問題，或許又會在員工薪資上進一步放大。

　　漲薪之外，困擾張弛的還有兩件事——股票升值空間小，期權不值錢了。

　　張弛作為一個985研究生，在畢業後直接進入阿裏，如今已經超過5年，但是職級一直未上升，停留在P7。

　　期權縮水和升職困難，是目前大廠漲薪的大背景。

　　至少在幾年前，互聯網人很少稱自己是打工人。包括畢業生在內的求職者，把進入大廠看作是搭上一輛財富增長的快車，隨著行業、公司急速增長實現職位和收入增長。

　　應屆畢業生動輒幾十萬的薪水自然不低，但要人們為公司996，更重要的是期權。選擇一家成長中的公司，前期工資可以不高，但攢期權，熬到公司上市，動輒幾百上千萬的期權一旦可以變現，就是過去幾年的努力給到的一次性大獎，財務自由不是夢。

　　這個以阿裏巴巴為代表的早期互聯網公司開創的造富模式，在過去十幾年時間裏被不斷復製。周期也越來越短。

　　最典型的就是28歲退休，實現財富自由的郭宇。2013年，帶著3年工作經驗的他從支付寶跳入當時還叫今日頭條的字節。

　　作為字節的早期員工，郭宇陪跑了字節增長最快的幾年，最後在去年宣布退休，外界猜測郭宇的期權價值過億。從普通家庭出身，到28歲財富自由，成為互聯網打工人最美好的想象。

　　在蛋糕無限做大的時代，每個人能分到的自然更多。

　　騰訊、百度、京東、美團、拼多多、快手等公司早期員工，成了企業增長最大受益者，在公司上市時通過期權創造了無數個“一夜暴富”的神話。

　　先低價發放期權，公司上市之後價格的長幾十上百倍，最終兌現，期權成了連接公司和人才利益的紐帶。

　　2018-2019年開始，包括科技、互聯網公司等在內的新經濟領域遭遇融資難、上市難等挑戰，的新經濟公司上市潮中，估值、市值增長有所放緩，導致期權承載的“財富自由”幻想在很多大廠員工中破滅。

　　股權激勵變得不再那麽有激勵作用，其鉗製員工的一面開始顯示出來。互聯網大廠一樣，每年可以行權一部分股權，想要拿到全部份額的股權，需要待上數年時間。

　　互聯網hr和應聘者在提到薪資待遇時常給出“總包”，包含底薪、年終獎、獎金、股權期權、等在內的年薪總數。

　　其中，當期權的誘惑力降低，年薪相當的情況下，天平逐漸傾斜，實打實的現金工資，比摸不著的期權更讓人有安全感。

　　財富自由的窗口日漸縮小，除了要高薪，另一種情緒也逐步蔓延：摸魚、躺平。

　　今年6月開始，快手、字節等大廠先後宣布取消大小周，騰訊光子工作室也強製6點下班，奮鬥了這麽多年的互聯網員工，迎來了陌生的周末時間。

　　從員工的角度，這是反對996之後，又一種抗拒奮鬥的集中體現。

　　對於企業而言，取消大小周也有很實際的原因，互聯網行業的增長正在逐步趨緩，從高速增長時代進入存量競爭時代，加班帶來的收益不再像曾經那麽明顯，而大小周製度本身卻意味著高昂的成本。

　　當造富夢越來越遠，勞資博弈也在尋找新的平衡點。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的社會危機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要感謝向東網友推薦的署名王陶陶的文章 —— “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現狀與隱憂”。作者以一個沒落自由派的立場，從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狹隘眼光出發，最大限度地、比較誠實和公正地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如何導致“新生代”拋棄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以及“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為什麽必然“仇恨有產者”、必然“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

　　這個王陶陶是什麽人呢？查了一下知乎，得到了有趣的回答：“（在知乎上）有三個王陶陶。第一個王陶陶，是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王陶陶。這把他和絕大部分逆民、公知區分開來。第二個王陶陶，是作為右翼保守勢力的王陶陶。… 他寫了很多關於革命的書，但是並沒有表現出對革命者的同情。相反，他往往維穩反革命。那麽，他維的是誰的穩？在知乎問題‘誰是中國最偉大的人’中，他回答是鄧小平，在提問‘為什麽中國科研落後’問題中，他回答中國科研體系被官僚控製，基層科研人員很難保護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被領導篡奪。從零零總總的回答中，都表現出他是個欣賞私有製西式國家的人。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私有化、市場化、西化的中國。因此，他本能地反感任何反資思想，華為251等反資運動中，王陶陶從沒有站過勞動者的邊。而知乎的主流言論同情勞動者，這是王陶陶口碑逆轉的原因。第三個王陶陶，是作為英美文明崇拜者的王陶陶。雖然他是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內心中是極度崇拜英美文明的。他內心中是希望中國人像盎格魯薩克遜人一樣，戰略上充滿侵略性，戰術上堅韌而懂得隱忍。而他對侵略文明的崇拜最終摧毀了他的理智，導致他變得像公知一樣仰望英美的一切。最終在疫情的判斷上，他失手了，堵上全部聲望，梭哈到了輸的一方。從王陶陶在知乎的起落，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網上民族主義者已經分成了兩派，一派向左，一派向右。入關學能夠成為顯學，是因為入關話術體系中，正好回避了左右辯經，以切美國人蛋糕為目標，暫時團結了民族主義者中的左右兩派。然而我認為，入關學遲早會在左右問題上分裂。用嵩縣的話來說，異端比異教更可惡。”

　　中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尤其是階級矛盾迅速激化的年代。這種激化必然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得到反映，在網絡時代就必然要在所謂“網絡輿論”上得到反映。王陶陶說：“從2015年以來，中國網絡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為了解釋這種“巨大的變化”，王陶陶認為有“兩種關鍵性的因素”。“第一種因素 ... 即中西關系自2015年底以來的不斷惡化”。關於這個“第一種因素”，我們暫且不做深究。比較有意思的是王陶陶所講的“第二種因素”：“代際認知分化或者說代際矛盾”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這個欲言又止、雲山霧罩的“代際矛盾”到底是個什麽矛盾？且看王陶陶的解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代代的中國人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知識青年，更是如此。60後、70後大學生畢業後，很快以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過上了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他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規則認同度是非常高的，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難理解任何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反感情緒。這種心態大致一直持續到80後左右，但到了90後年輕人中，則發生了真正的變化，至少相當一部分90後知識青年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認知與前輩不同。我們很難理清變化的時點，但新一代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看法確實是負面的，至少比前輩更不好。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中國新一代知識青年尤其是小鎮遷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識青年，在經濟上更崇尚財富平等而非自由競爭，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復雜化，甚至偏負面。”

　　原來，在王陶陶看來，“一代代的中國人”都受惠於“開放和市場”，包括了60後、70後、80後。然後，突然間，不知在什麽“時點”，“開放和市場”就不再給“年輕人”帶來好處了，從90後開始，“認知”就不同了，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的看法就“復雜化”了，甚至“偏負面”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這裏，王陶陶口口聲聲講“代際矛盾”。不知道王陶陶是因為太年輕（如果是這樣，為什麽王陶陶不像別的年輕人那樣反感“市場和開放”呢），還是眼界太狹隘、還是立場太偏頗，整整一代、幾千萬60後、70後國企工人因為“受惠於”“市場和開放”而下崗和失業乃至淪為赤貧就這樣被輕松無視了，另外幾千萬60後、70後的農民工為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為了王陶陶筆下的“中產階級”享受物質繁榮而付出青春和血汗、付出數以億計的斷手斷腳、終於老無所養也被很淡定地被忽略了。

　　至於90後、00後，也不是全部都拒絕贊美市場、贊美開放、贊美私人產權的。網絡上大膽炫富甚至不惜“坑爹”的富二代、官二代按絕對數量來說沒有成千上萬也有成百上千。

　　王陶陶所看到的，果然是“代際矛盾”嗎？王陶陶是讀過一點馬克思的：“馬克思說過，經濟地位決定意識形態的流向，事實也果然如此。”但是，王陶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階級矛盾”這個詞，哪怕想一想，恐怕對於作者王陶陶來說都是十分恐怖的，因此，還是不提為好，不提為好。

　　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上述“三個王陶陶”中的哪一個。但是，從作者的自我介紹來說，我們可以了解一些梗概。據作者的自我介紹，他（她）當年也是在媒體行業裏工作的，“我以前曾經在一個媒體公司工作，剛開始一個月薪水是稅前4800，稅後3000多，後來上漲到稅前6000，稅後4900，最高時達到稅前8000，稅後6000左右。租房每月花費是2000元，吃飯花費每月也是2000左右，一個月省吃儉用，結余1000-2500左右”。稅前月工資8000左右，年薪就是10萬元左右，已經超過中國經濟的正式部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了。按照這個工資水平，王陶陶先生（或女士）已經可以位列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甚至摸到了上層小資產階級的邊了。

　　王陶陶所描述的工作環境也帶有資本主義正式部門的特點：“我過去工作過的媒體企業還是非常人道的，至少基本保證雙休，上班時間也不會超過8個小時，工作環境是比較安逸舒適的，雖然收入不高（？），但個人時間卻也豐富。”（問號是筆者加的）後來不知道為什麽，是不是像付國豪先生一樣在一線城市混不下去了，王陶陶轉進回到了“老家”，最後謀了個“鄉鎮公務員”的位子，勉強還算在“體製內”。

　　所以，從王陶陶個人的事業來說，是有些失敗的，但是他（她）的可貴之處在於：雖處江湖之遠，不忘憂其君。王陶陶的“君”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和私人財產”，曾經“苦口婆心地”勸“年輕人”對市場經濟要“感恩”、要“尊重”，卻得到了令他（她）啞口無言的答案：

　　“我憑什麽尊重這種狗屁規則？憑什麽比我畢業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沒有我優秀，卻買到了一座我現在需要三倍價格才能買得起的房子？憑什麽那些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深圳房東什麽都不做，一個月收的房租比我這個勤勞好學的優秀工程師幾個月還要多？憑什麽那些房東打打麻將，一年房價上漲的好處比我一年勤勤懇懇工作還要多？我現在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時間，很快連青春和希望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讓尊重市場經濟和私人產權？憑什麽？”

　　是啊，一種讓所有的勞動者都沒有房住、沒有“錢”（於是就沒有醫療、養老、子女教育）、沒有男女朋友、沒有可自主支配的時間、沒有青春又沒有希望、又被逼著996和007的社會製度，難道還值得任何“尊重”嗎？不要說“尊重”，應當問，“新生代”還能夠忍耐多久？

　　從這裏，王陶陶感受到了危機，感受到了恐怖。恐怖首先來自於“頹廢思想的出現”，但是更加恐怖的是“仇富思潮的出現”，是“新生代年輕人的激進左化”，是年輕人認識到“自由主義”就是“自由的壓迫員工、自由的炒作房價”。

　　怎麽辦呢？“自由主義”還能挽狂瀾於既倒嗎？不得不說，王陶陶的觀察比絕大多數自由派以及一些還在幻想著“聯合”自由派的“左派”都更加敏銳。他（她）為老自由派們的麻木和遲鈍而焦急、而惋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數源於體製內外的有產階層，他們往往傾向於將這種本質上服務於自己利益的思潮視為人類道德的唯一追求，並虛偽地自我感動不已。 ... 這些人不能理解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為何對自由主義如此反感 ...”

　　王陶陶得出了一個可怕的結論，在一切“英美之外”的國家，“自由主義”行不通：“現代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有產者思潮，她體現了有產者實現有產後對政治權力和更大經濟利益的追逐。從本質上看，他對更渴望追求基本經濟利益的無產者毫無吸引力，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義者歷來只會把事情搞砸的原因 —— 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人數稀少的自由主義者依賴於無產者的不滿，卻在事成之後無法建立無產者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進而引發新的動蕩。”

　　這樣，王陶陶就用他（她）自己的方式，從他（她）自己的眼光，得出了一個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中國這樣的半外圍資本主義沒有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實行自由民主、福利國家等階級妥協的歷史空間。於是，“自由主義”或者任何“有產者思潮”就對無產者“毫無吸引力”，因為這樣的“主義”或“思潮”滿足不了無產者的“基本經濟利益”。

　　王陶陶對於“自由主義者”的尷尬分析地也很透徹：“自由主義者”要奪權就離不開“無產者的不滿”，但是“事成之後”又給不了無產者他們“真正渴望的經濟秩序”。於是，等待著“自由主義者”的大概只有兩種前途，一種是，“事不成”，還有一種是，“把事情搞砸”—— 等待著真正的“王者”無產階級來收拾殘局。中國的自由主義於是正在無可挽回地沒落下去：“中國自由主義無論從各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既沒有時勢，又缺乏群眾的沒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識分子聊以自嘲的沙龍。”

　　對於這樣的沒落，王陶陶當然很不甘心。怎麽辦呢？王陶陶想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祭出幽靈，一個是告誡“體製”。

　　王陶陶祭出的幽靈叫做北一輝：“我讀世界歷史的時候，常常感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被激烈的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意識形態所吸引，締造了北一輝引領之新生代激進民族主義和仇富思潮的迅速崛起。... 歷史不會忘記，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生代年輕人，在北一輝民族主義和均貧富思潮的引領下，打著‘尊皇討奸、斬殺國賊’的旗號，先是猛烈攻擊日本的財閥，隨後則是猛烈攻擊日本的官僚，最後發展到挑戰整個日本體製的程度。”

　　王陶陶祭出的這個幽靈確實能嚇到一部分小資，準確地說，一部分小資“左派”（有人管他們叫“學院派”）。這些“學院派”說：看看，中國青年的思想一旦被北一輝俘獲，成了“國家主義者”，那麽將會多麽可怕啊！對外侵略擴張、對內法西斯式鎮壓，天塌下來了，這可怎麽得了？對於這部分同誌杞人憂天的錯誤，我們另找機會批評（過去，紅色中國網已經論證了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既不會發展為帝國主義也不會發展為法西斯主義，也不可能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裏僅僅指出，就算北一輝的幽靈能夠嚇倒一部分小資“左派”，甚至嚇得他們急急忙忙要與自由派“聯合”，這著實無補於整個中國自由主義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大局。對於廣大的中國無產階級以及正在無產階級化的大批小資群眾來說，他們才不管什麽北一輝、南一輝。他們的實際問題是，誰能夠解決住房、雙休日、八小時工作製和男女朋友？誰能夠為他們自己帶來希望、為他們的子女帶來青春、為所有人帶來尊嚴？

　　但是王陶陶還有一招殺手鐧，是隱藏在北一輝這個幽靈後面的：“無論與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存在多少分歧，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這就決定了 —— 隨著資產價格的上漲和工薪收入的停頓，大多數新生代年輕人在經濟上與現有規則的矛盾會越來越明顯，而自由派的瓦解和資本的低頭，會讓這種矛盾愈來愈難以掩蓋 —— 這種沖突，最終會難以避免地指向官僚階層 ... 裹紮著對富裕前輩的仇恨不斷升級的，最先被新生代攻擊的將是被稱為資本和買辦的企業家，隨後則是官僚階層，如果這種經濟矛盾不能緩和，那麽這種趨勢將很難停止。”

　　這一段，句句都是大實話。別看我們“自由主義者”與“官方”表面上互相攻訐，大家都是吃資本飯的，所以，“官方依然是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的支持者和捍衛者”；在要不要捍衛“市場競爭和私有產權”—— 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 —— “自由主義者”和“官方”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是一家人。所以，“自由主義者”解決不了 —— 毋寧說，已經無法再用“自由主義”掩蓋 —— 的矛盾，“官方”一樣解決不了。只要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也掩蓋不了，“越來越明顯”，那麽，先是“自由派的瓦解”，接下來，“新生代”就會攻擊“資本和買辦”，隨後，就會攻擊“官僚階層”。

　　王陶陶接著說：“這樣的意識形態必然是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的，也是必然反體製的 ... 對此，應該盡早引起重視。”“自由主義對國家構成的威脅，絕不可能與之匹敵。”

　　這裏，有點圖窮匕首見的意思了。王陶陶在對“體製”、對“國家”喊話，你們眼瞎了嗎，你們腦子進水了嗎，你們難道看不出來，我們與你們一樣，都是“市場和開放”的支持者、“私人產權”的捍衛者，我們對你們是構不成真正的威脅的！真正的“威脅”、真正的“反體製”來自“一個貧窮的新生代群體”、來自“激烈沖擊現有經濟秩序”和“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

　　實際上，一個“鄉鎮公務員”能夠看到的問題，難道“體製”看不到嗎？只不過，“體製”也有“體製”的難處，“體製”也是困在系統裏。要是鎮壓能解決問題，早就鎮壓了；要是收買和讓步能夠解決問題，也早就收買了。如今這年頭，“體製”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保江山的事都外包給“輔警”了；王陶陶之流的自由派不當“體製”的家，哪裏知道“體製”的難。至於什麽“星辰大海”、“切美國的蛋糕”，也就是讓那些荷爾蒙旺盛卻又找不到性伴侶的男青年們權充一下性想象的替代品，能騙一天是一天。真到騙不了的時候，“體製”倒不害怕北一輝。不過，還有比北一輝更加可怕的幽靈 —— 那顆真正的精神原子彈！

　　工人階級談商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如今，濟南警方的情況通報已出，“阿裏女員工被性侵事件”熱度也迅速在阿裏投資的微博等平臺上衰退，關註者也斷崖式下跌。

　　雖然最後留下了很多疑團，比如為何兩位猥褻者都未“強奸”成功，為何女方要在次日早晨呼來李姓客戶，為何直至8月4日才報案李姓客戶，這些都有待解答。

　　但隨著事件已經進入尾聲，這些東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場風波並沒有“反轉”，同時其暴露出的很多問題亟待我們關註。

　　不要因為這個姑娘不是“完美受害者”，就對阿裏本身存在的問題閉上雙眼。這場羅生門本身，正是如今我們一窺阿裏內部痼疾的機會。

　　以下內容，來自於一位阿裏前員工。

　　王成文（花名曲一）這種人在阿裏絕不是個例，即便把錦衣衛總管派出來，把此人開除、繩之以法也沒辦法杜絕這種事情。因為這是管理文化導致的系統性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並不是最後處理幾個人就能扭轉的。

　　不從阿裏管理製度和管理文化上改革，這種上司對於下屬的壓榨、PUA、潛規則、職場性騷擾甚至性侵，領導不把下屬當人的事就不會停止。

　　從事件發生開始，同事群就開始討論這個事情，欣慰的是大家的正義感還是在的，所有人都在譴責曲一（王成文）這個人渣。

　　以往這類事情都是通過內網十大熱帖發現，但這次把受害人逼到在食堂發傳單，才形成輿論浪潮。所以你要說內部沒有進行帖子降級，封鎖消息，我是不信的。

　　可大家紛紛譴責人渣，但是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很多人的想法還停留在女生應該保護自己，拒絕勸酒，身體比工作重要上面，這是遠遠不夠的。

　　被勸酒、被逼加班、被逼做不情願的事情在阿裏的文化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拒絕就會被扣上“沒有執行力”價值觀不及格的大帽子，而價值觀是一票否決的。

　　即便你業務再出色，價值觀不及格也會導致不能晉升、不能加薪，甚至被勸退。你去復議的時候，你的領導和hr直接一句Ta價值觀不合格就行了，根本不會啟動對這個領導的調查，是否有公報私仇、以權謀私、壓榨下屬的情況。

　　以我個人來說，我在阿裏工作的4年多期間收獲頗豐，無論是技術能力、管理能力，還是收入，都得到跨越式發展，我本人實現了脫胎換骨，可以說是阿裏重塑了我，無論技術、管理還是思維模式、行事作風。阿裏重塑一個人的能力非常強。

　　雖然在阿裏這幾年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每次跟別人分享阿裏的工作經歷我都充滿了感激和敬意。

　　但是我會強調：我很幸運，我遇到的都是好領導。我的經歷並不可復製。

　　在阿裏的公司管理思路下，一個人在公司的職業發展乃至職場命運完全掌握在直屬領導手中。

　　而我跟隨的領導，都是相對正直的並且有良心的人，我們相互成就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東西。

　　可如果你遇到的是類似曲一這樣的領導，你的付出並不能得到回報，你必須要迎合領導，甚至是出賣靈魂和肉體，才能得到提拔，甚至僅僅是生存下去。你在阿裏的職場生涯會非常痛苦，無論男女。

　　曲一只是個P7，在今天職級縮水的情況下算不上高P。我當年在阿裏的下屬基本上都是P7了，前幾個月還有幾個升P8了。

　　可以我多年的觀察，比曲一級別高的，但是生活作風有問題的領導有很多。甚至有的部門就是高P和他的情婦把持的。

　　· 阿裏的企業文化的本質是領導的絕對權威，管理的本質是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 這就賦予了領導絕對下屬的絕對權力

　　· 絕對的權力會產生絕對的腐敗

　　阿裏的價值觀和管理製度沒有任何一條是強調絕對服從，但是所有的製度和文化匯聚在一起就是絕對的服從。

　　我也是早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在阿裏混的如魚得水（連續4年個人年度績效375，入職第一年就開始帶團隊並晉升）。

　　領導的絕對權威，體現在不允許低級別的人提跟戰略決策相關的話題，哪怕是討論都不可以。

　　風清揚（馬雲花名）曾在阿裏味上發文稱工作不滿3年的員工提公司發展戰略一律開除。

　　戰略決策、戰略方向製定、公司發展戰略、戰術執行都是高層的事情，下面的人就執行就好了，其實就是領導的權威不能有任何質疑。

　　說是工齡不滿3年，其實跟工齡沒關系，蔣凡、俞永福加入公司沒多久就可以參與高層的戰略會議，而P8以下員工沒有任何機會發表業務發展方向相關的意見和建議。我也是作為老板的頭馬（負責給老板寫技術方案和ppt）才有機會參與聆聽。

　　絕對的服從，體現在強調執行力，強調擁抱變化。

　　即使領導的指令並不合理你也不能不執行，甚至最後失敗了，只要你執行的時候非常努力你也是375，因為你執行力強。

　　如果領導的指令是錯的，你沒有完全按照他的指令執行而是按照正確的做，最後成功了，你也可能325，因為你沒有執行力。就是這麽魔幻。

　　強調擁抱變化也是絕對服從。經常會因為錯誤的決策導致業務的調整甚至組織架構的調整。

　　這個時候你去找HR說我明明沒做錯任何事為什麽被調到其他部門？為什麽被325？為什麽被辭退？

　　HR說擁抱變化就可以解決。你說我不去新部門可不可以，一般回答都是不可以，因為你要擁抱變化。

　　存在既合理，任何製度都有其成形的原因和生成的土壤，不是憑空產生的。阿裏的絕對服從和領導錯了沒責任的製度和文化形成於互聯網早期，在互聯網野蠻擴張時逐步發展到巔峰直到今天的地步。

　　在當時互聯網剛剛興起的市場環境，其實是合理的存在，也是阿裏能崛起的原因之一。

　　我同國企跳槽到互聯網公司的高管聊過，為什麽移動等國企擁有大量資源，推出的飛信幹不過微信，商城幹不過阿裏。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國企的領導是不敢做事情的。

　　比如飛信的推出影響了短信的收入，就會定性為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所以決策發展飛信是錯誤的，做這個決定的領導要為國有資產流失負責。只要做決定就有可能出錯。有的決定在未來是對的，但在當下可能是錯的。

　　所以對於很多企業來說做錯一件事就有被拿下的風險，不如什麽都不幹，這樣自己的位置是穩固的，而且可以憑借資歷一步一步高升。

　　阿裏是另外一個極端，做錯事比不做事強。在21世紀初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代，做出幾個錯誤的決定不要緊，但是有一個選擇是對的，大概率就能做起來。

　　早起崛起的幾個合夥人的履歷就能說明情況。Lucy分享她接受支付寶時的經歷，他們關門討論了很久沒發決定是否要做金融方面的創新，馬雲直接告訴她說，大膽去做不要怕犯錯誤。

　　在互聯網早起階段，做事情就算是錯的也比不做要強。如果做錯了被懲罰，那麽沒人敢做決策、也沒人敢創新了。所以為了鼓勵高管大膽做事大膽創新，從文化和製度上保障了決策層。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這些都慢慢發展成了領導做決定，成功了，就是領導高瞻遠渡，先見之明。領導做錯了決定，最終失敗了，就是基層執行力出現問題，要整風。

　　這就導致了領導的權威和權力都被極度的放大，但是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產生這麽惡劣、這麽明目張膽的領導對下屬的罪行就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還有一個皮實，這也是HR非常喜歡用的詞。

　　來源於彭磊的內部信，信中說“我們需要皮實的員工”。

　　皮實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即便你受到了委屈也必須忍耐而不能抱怨更不能反抗。我其實在阿裏經常被打擊，每次都選擇默默接受，但是還被HR說不夠皮實，導致晉升P8被否決。

　　這都導致了領導的決策錯誤沒有任何成本，所有的成本都是下屬承擔，包括錯誤決策導致的業務調整、組織架構調整。越是高級別的領導越不會因為錯誤的決策被懲罰。這其實是違背通常的管理哲學的。

　　羅家英在大話西遊中說的“送死你去，黑鍋我來背”很好的闡述了管理的本質。

　　下屬的責任和義務是為解決問題完成業務實現而努力拼搏，領導的責任和義務是為自己的決策負責，尤其是結果不好的時候，要出來背負責任。通俗說就是“你放心大膽幹，出了問題我扛”。

　　可阿裏的管理文化是：“你放心大膽的幹，出了問題不聽我話的人扛。”

　　我再強調下，我在阿裏追隨的領導沒有這樣幹的。但是在阿裏這樣幹的領導絕對不止曲一，絕對不是少數！

　　有一次我們這邊一個開發引發了嚴重的啟動崩潰。復盤會議上，這次事故定級為P0級別，我以為是記錄在這個人身上，要麽就是我。沒想到我的leader主動承擔了責任。

　　我還是很驚訝的，因為這個事故的根本原因是開發違反了編碼規約，而我沒有review出來，把事故定在我身上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我的leader承擔了這個責任。

　　他當然不僅僅是幫我扛事，但是他主動幫下屬抗事的行為也令我欽佩，但是這也導致了他在阿裏體系下得不到進一步的晉升。

　　眾所周知，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在這種情況下，向漂亮女同事下手就不奇怪了。甚至很多女生被逼主動投懷送抱。

　　這也是為什麽很多領導不喜歡招聘女下屬尤其是漂亮女下屬的原因，因為一旦你的team中有一個漂亮的女生，其他人就會會心一笑，默認你和她有一腿。即使你對她一點想法也沒有，你們之間毫無瓜葛，你也是因為能力而不是皮肉通過的面試。

　　我分享一個我親身經歷的真實經歷。

　　我參加過阿裏的百阿（新員工培訓），有兩個項目我今天還記得。

　　兩個人抱在一起，必須是異性，互相給對方加油。

　　男女混合排成一圈，前一個人坐到後一個人的腿上，必須是男生坐在女生的腿上，女生坐在男生的腿上。沒有提前通知不要穿短裙短褲，這畫面可想而知了。

　　即便作為男性的我也覺得很尷尬。放不開也是我在阿裏發展的一個瓶頸。我們還是技術團隊，不需要太開放，女受害人所在的運營團隊，經常需要跟外界打交道，只會更嚴重。

　　這本身就是一種篩選，抗拒異性身體接觸的人經過新員工培訓自己就會離職，或者被淘汰。

　　我帶項目團隊時，項目團隊有一個剛畢業的QA女孩，她跟我抱怨過，有些人跟她溝通的時候總喜歡抓她的手，不經意的觸碰她的腿和腰，她覺得很苦惱。我也幫不了她，大環境如此，只能自己註意不要觸碰到異性的身體。

　　在這種工作氛圍下，你如果因為別人觸碰了你的身體就抽身離開，會被別人說是小題大做，執行力不足，不夠皮實。

　　之後，你就會拿到一個很差的績效，甚至因為價值觀不合格而被勸退。那麽在有家庭要養以及績效壓力面前，被客戶碰幾下就只能忍氣吞聲了。

　　這也是為什麽，當女事主去到飯店吃飯過程中就知道客戶的不正常行為，卻不當時不立馬離開的最真實原因。

　　阿裏辟謠了“破冰文化”不實圖片，卻沒有辟謠“破冰文化”本身，這也說明了很多。

　　我在阿裏離職前夕非常糾結，內心備受煎熬，根本原因是為了錢我應該留在阿裏，有幾千集團股票和上萬支付寶股票還沒有行權。

　　但是如果不對下屬心狠手辣，我就會成為‘不合格’的領導。

　　很多人勸慰我說，你不對他們下手，換個領導他們可能更慘。

　　我也不是聖人，也要養家糊口，在良心和利益兩個方面不可能完全不要利益。在糾結了幾個月後還是選擇接收了降薪offer離開了阿裏。

　　離開阿裏後到新的公司又遇到奇葩的事情。有一天我的一個很漂亮的女下屬突然找我說想跟我聊聊。原因是隔壁部門的一個領導在追求她，雖然這個領導生成自己單身，但是已經30多歲不太可能沒結婚，所以問我她該怎麽辦。

　　剛好這個領導也是阿裏過來的，我認識，我知道他已經有老婆孩子了。所以我讓我的下屬別搭理這個渣男，如果再被騷擾就告訴他“我老板已經知道這個事了，你的底細我老板都知道，你以後再騷擾我，他會幫我出頭” 。後來這個渣男沒再騷擾她了。

　　阿裏領導的劣根性都帶到其他公司了，可見這是普遍現象。

　　曲一事件不是孤案，其實已經發生很多，只不過像這個案件的受害人一樣站出來並且有家人支持的女性太少了，她們不敢聲張，才讓這種人敢於幹下這種無恥案件。

　　再強調一遍，警方已經認定他猥褻的事實了，並沒有所謂“反轉”發生。

　　曲一事情曝光出來，很多人都是不可思議難以置信。不是感嘆會有人道德底線這麽低，而是這麽蠢。因為一旦女方報案，必然會身敗名裂，絕沒有逃過懲罰的可能。

　　其實不是他蠢，我推測他可能得手了不止一次，是這種事情的老手。

　　受害者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首先是已婚女性，一般已婚女性因為擔心家庭破裂，還背負房貸，明知自己被玷污也只能忍氣吞聲或者離職。

　　其次是利用出差的機會。人在陌生的環境更容易對熟人降低防範和警惕，同時異地也割裂了受害人同熟人的聯系，更容易得手。

　　最後，受害人發現自己就算身敗名裂也拿這個人渣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就只能打碎牙活血吞，忍氣吞聲。

　　基於此我很佩服這次事件的受害人敢於站出來的勇氣。要知道沒有她的威懾，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受害，會有越來越多的家庭被摧毀。

　　這個事件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完美受害者不重要，和李姓客戶的奇怪糾葛更加不重要。重要的是，猥褻確實發生在上下級之間了，阿裏確實拖延處理了，內部管理存在的問題也暴露出來了。

　　既然事件本身已經得到警方的偵查和定性，我們就不該著眼於期盼“反轉”，而是借此對這種蔓延於各大互聯網公司的歪風邪氣來場真正的整風，以使得我們的妻子、姐妹和女兒能有更安全的人生發展環境。

　　工人階級談商業資產階級的精神剝削的本質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近日，一位行業知名的女性投資人在一堂“心靈課程”的課程中意外暈倒，經兩天全力救治之後，醫院急診部宣布醫治無效，離開人世。

　　令人震驚、扼腕、不解之余，這件事也引爆了公眾對這類課程的關註，一時網上眾說紛紜，出現了對投資人和課程的各種猜測。盡管女投資人的家屬仍沈浸在悲痛之中，但也迅速展開了規模極大的網絡辟謠行動，澄清所謂的“精神控製、洗腦、辱罵”等都是不實消息。

　　實際上，“心理修煉”“提升靈性”的課程在國內並不罕見。打開搜索引擎，彈出的相關企業與課程鋪天蓋地而來，類型也是五花八門。但與之相伴的卻是大量提醒和警示，不少人甚至直接現身說法，告訴大家“心靈課程”與“精神控製”之間微妙的關系，這或許也是引爆這次輿論的主要原因。

　　不得不說，這類課程面世多年來，始終有源源不斷的學員報名參與，他們的身份從普通白領、創業者到企業高管都有，普遍都是人們眼中的高知群體。如果上述女投資人參與的並不是精神控製類“心靈課程”，那麽讓大家談之色變的這種“心靈課程”到底是一門什麽課？課程的內容主要有哪些？又為何會引起這麽大的爭議？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找到了一位曾經參與過“心理修煉”課程、但中途因為“感覺不對勁”又退出的企業高管，他自述了這段親身經歷。以下即是其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

　　從日出到半夜，每天高強度培訓16～18小時

　　2018年，我在一家大型企業擔任高管。在這個行業，滿世界出差和熬夜加班都是常事，強度和壓力也非常大。在多位公司同事的推薦之下，我決定前往深圳參加一門可以“清理人生、突破自我”的課程。在同事的介紹中，這門課程美其名曰要幫大家“減輕壓力，打破固有的心理性格、重塑自我，變不可能為可能”。

　　雖然當時我對這些沒有太強烈的需求，也並不寄希望於一門課就能改變我的人生。但架不住有人反復推薦，同時也抱著一絲好奇，我和其他一些同事都報名參加了。後來才聽說公司有同事此前就參加過另一家公司的“心理修煉”培訓，並且這兩家公司的老師都是共用的。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暫且不表。

　　上第一節課之前，培訓機構給了我們一份介紹材料，還讓報名的學員（在課程中叫做“CP”）簽了一份“承諾書”。其中最重要的三點分別是：服從指引、保密以及對教材和版權的保密。

　　整個課程分為三個階段：初級班、中級班和高級班，每個階段連續上三天課。在深圳，初級班的價格是9800元，中級班大概是1.6萬，加上高級班，一共9天的課程就超過3萬元了。這是2018年的價格，現在聽說又漲了很多。

　　每個月三天的課程是全封閉培訓，上課的時候會集中把手機收走。老師會一再強調不準錄音、拍照，一經發現立即開除。教室也是采取全封閉模式，連窗簾都是兩層的，可以說是嚴絲合縫。上課的時候，除了導師在臺上講課，通常還有五、六名教練分散在課室內，幾乎無死角，就算有心也做不了什麽小動作。這也是為什麽大家在市面上基本看不到任何這類課程照片、視頻的原因。

　　課程的強度也很驚人，基本上每天的上課時間都在16個小時左右。如果從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開始算起，到淩晨約12點，可以達到驚人的18個小時。初級、中級、高級班都是兩位老師輪流講課，一個老師講一天，中間只有課間和吃飯的時候才能休息。體力不支的其實大有人在，但在那種氛圍下，強撐也是很正常的。

　　學員互斥：“你就是不要臉”

　　我知道所有人最關心的問題都是：這個課到底講了些什麽內容？

　　如果一定要說，那我覺得是用各種方式把老師或者這個課程的核心理念灌輸給學員們。這個“方式”，不限於自我剖析、互相批評、大聲吶喊、集體唱歌、做公益活動乃至催眠。

　　這是當時給我們的部分資料，也就是教材：

　　我上的這個培訓班，最核心的理念其實可以概括為三點：“放下一切臉面；窮盡一切，目標必達；剖析靈魂，破鏡重生。”對於這些理念，單純老師講授的時候其實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與學員的互動上，因此設置了大量的互動環節。

　　比如，學員進入教室的時候，老師首先會播放一些非常抒情、令人動容的音樂，先營造出一種帶有情緒的氛圍。接下來大家會進行共同或者分組的自我剖析，尤其是對於記憶中的一些消極創傷更是要深度反思，直面這些創傷從而達到“自我重設”的目的。

　　我不知道這樣做的依據是什麽、對學員有多大幫助，但從現場大家的反饋可以看出，這種做法確實很容易就能調動人的情緒。

　　有一個環節叫做“吶喊”，要求學員大聲喊出自己需要的東西，並且要持續喊叫三分鐘。現場有人喊自己需要愛情，還有人需要的則是錢。

　　三分鐘大喊足以讓人聲嘶力竭了。和我同組的一位從事外貿行業的老板喊著他需要的是“訂單”，還沒喊出幾聲，自己已經先流下了眼淚。

　　學員們還會被要求分組圍坐成一圈，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比如做過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麽，最遺憾的經歷又是哪些。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和其他學員會對發言者進行點評，有的時候還會出言不遜。

　　有一位年紀在50歲上下的企業副總，真誠地談到自己工作太忙，無暇照顧家庭，但現場立即有同組學員指責他“你這個偽君子”。還有一個女生，在現場熱烈氛圍的感染之下事無巨細地剖析起了自己的情感歷程，講到最後情緒崩潰、放聲大哭。有的學員在分享之後，會被其他學員辱罵“你就是不要臉”。他們被罵的時候頭垂得低低的，臉憋得通紅。好在參加這個課程的很多人素質不錯，老師也會一直引導，所以基本上不會出現對罵的情況。

　　說實話有時候我都懷疑這些罵人的到底是不是托，不然誰會去這樣對待一個此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事後回過頭來想，參加這種培訓就得臉皮厚，甚至“不要臉”。臉皮薄的勸你別去了，承受不了。

　　除了這些，老師還會在現場進行催眠。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但課程現場就是會讓大家都躺在地上，把燈全部關掉，只有老師的聲音作為引導。等他講到七、八分鐘的時候，很多人就已經忍不住開始嚎啕大哭了，這種感覺真是怪異又奇特。

　　我沒有哭，我只是覺得不對勁。可能我不是這種課程的受眾。

　　因為“不聽話”，我“反抗”了教練

　　讓我進一步感到不適的，是一次對教練的“反抗”。準確地說，是我們大吵了一架。

　　沖突爆發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上課期間我想去走廊喝杯茶提提神，本著不打擾課堂秩序的原則就自己悄悄去了一趟，沒想到回來的時候被所在小組的教練“抓個正著”。

　　更沒有想到，經過多年奮鬥已經是一名企業高管的我，會因為這樣一件小事被這位教練當眾痛斥：“你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嗎？”並且還通過停課、發動學員集體勸解等方式來向我施壓，一定要我認錯並向他道歉。

　　不過我沒有遂他的意，反而在課堂上和這位教練據理力爭了一番。在我看來，我沒有因為這個動作影響其他學員與課程的進行；適當提醒可以，但沒有必要非讓我當眾認錯，甚至不惜停課也要達到這個目的，那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一直到後來在其他“心靈課程”學員的剖析中看到類似情況，我才明白，這位教練當時可能是試圖在所有學員面前用這些方式實現打壓我、樹立他的權威的目的。雖然不懂什麽是“PUA”，但我的拒絕道歉大概讓他們意識到，我是一個難纏的刺兒頭，也為我後面順利退出打了點基礎。

工人階級談右派理論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這幾天許多人轉發過來張維迎的《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一文給我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作了一個如下的點評。

　　張文一開始就說：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去捍衛，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了。

　　這話就好像在回答我這些年在與人辯論時所提的一個問題似的。我的那個問題是： 如果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安排好一切經濟活動，那麽還要經濟學家們幹什麽？ 經濟學家們早就會全部下崗了，為什麽他們至今還在為各種問題而絞盡腦汁，爭論不休呢？

　　現在張的意思就是說，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經濟學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問題，而是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們來捍衛。

　　我的天，這也是太能說會道了吧！

　　首先，張維迎在這裏混淆了兩個概念：一般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

　　像張維迎等這些人口中所說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不受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已。

　　所以，在下面的點評中，當我批評張維迎們所講的“市場經濟”時，我指的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這也符合張維迎們的本意。

　　許多人會說：市場經濟就是以私有製為前提的，所以說市場經濟必然就是私有的和自由的市場經濟，否則就沒有市場了。因此根本不用提自由私有製的定語，直接說市場經濟就夠了市場經濟與私有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混為一談。

　　市場只是人們交易的平臺，它並不一定需要私有製為基礎的。我在多年前所寫的“ 關於中國經濟的對話” 的有關章節中澄清過這個問題。實際上，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分工，而不是私有製。

　　因為人的需要是多樣化的，而分工卻使大多數人從事一種產品的生產，許多產品還只是生產鏈上的中間產品，或者是生產者畢生都不曾用過的產品，那麽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是如何才能滿足其自己和家人的多樣化需要呢？

　　這就需要有市場的存在。在市場這個平臺上，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以貨幣為媒介，買到自己所需的產品，從而滿足其生活的多樣化需要。這樣的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不管是國有製還是私有製，分工越發達的地方，市場就越發達。相反，在分工不發達的時代和地方，市場也就越不發達，比如在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和時代，盡管是私有製和自由經濟，沒有任何國家的計劃經濟，但是由於分工不發達，所以市場也就很不發達。

　　可見，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只要分工存在，不管什麽所有製，都需要市場做交易的平臺。誰反對過這樣的市場經濟呢？ 沒有的。

　　既然根本就沒有過人反對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那麽張維迎所謂的“捍衛” 豈不是與風車作戰嗎 ？

　　張維迎們所捍衛的其實是私有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但是他沒有這樣說，要麽是他自己還不清楚，要麽是為了混淆視聽，包裝一下。

　　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市場經濟的平臺來交易產品，以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同的多樣化需要。但這並非張維迎所要的“市場經濟”，所以張維迎籠統地用“市場經濟”一詞，並不嚴謹規範。

　　張在該文中繼續說道：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要捍衛“市場經濟”、（註：他的本意其實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因為他認為他所謂的“ 市場經濟”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製度。

　　張維迎這個的話既不客觀也不中肯了。

　　難道中國那些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們與千千萬萬個楊改蘭們是非常平等的嗎？ 這是睜眼說瞎話呢。

　　當然張維迎們會說，他們所說的“平等” 並不是結果的平等，而是起點的平等。就是說，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私有的市場經濟可以給每一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按張維迎的話就是可以使出身貧寒的窮光蛋也能變成百萬富翁。

　　起點平等？ 難道中國楊改蘭們的孩子與王健林的兒子和柳傳誌的女兒都有起點的平等嗎？ 都有變成億萬富翁的平等機會？這是哄鬼的瞎話。

　　張維迎還說：正因為市場經濟是平等的, 所以招致了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

　　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既得利益集團是誰呢？ 不正是千千萬萬個資本家富豪們嗎？ 他們的熏天財勢讓他們擁有的特權不正是來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嗎？這些利益集團怎麽能會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呢？這不是胡說嗎？

　　在市場經濟中，特別是在張維迎們所主張的不受幹預的完全市場經濟中，連看病都成了有錢人的特權, 沒有錢的人只能等死。硬說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平等的，這並不符合事實。

　　張維迎接著又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是出於無知。包括愛因斯坦，羅素那樣的人和一些經濟學家，他們反對市場經濟都是中了科學主義的毒，是無知。

　　我首先需要再次澄清一下：愛因斯坦也好，羅素也好，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

　　至於誰更無知，說清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太長。因為張維迎的文章已經很長，我不能全部都作深入點評。

　　至於張所說的第三個原因，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都是出於嫉妒，這純屬他個人的猜想而已。這樣的話題過於無聊, 略過。

　　下面就到了張維迎所講的：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跡”這一節了。

　　這大概是張維迎自己最得意的重點章節了。

　　這一段張維迎講的很長，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張維迎認為：人類目前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近200年來的市場經濟所創造的成果。

　　在張維迎看來，今天的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物質文明成就，並不是現在的人們比古代人更聰明了，也不是現在的資源比古代更多了，甚至也不是由於科學技術進步了，而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完全應該歸功於市場經濟。所以張認為現在人類的物質文明成就完全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奇跡。

　　我認為，張維迎說的不對，犯了歸因錯誤。

　　實際上，人類物質文明在近代的大幅度提高，是科技進步與工業革命帶來的。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也不會有汽車輪船，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地下資源了，那麽，即使再有更多的陶朱公，沈萬三們的商業努力，也不會讓人類擁有現在的物質文明的進步，更不會提高全社會的生活水平。

　　就像如果沒有萬維網的發明者Tim Berners-Lee，那麽再有一千個馬雲，一萬個李彥宏，也不會有互聯網經濟一樣。

　　所以人類現代巨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完全是科技的進步與工業革命的成果。而這種科技進步正是人類的認識革命帶來的。現在一個中學生所擁有的科學知識，遠遠超過了中國諸子百家的知識總和。從知識擁有量來衡量，完全可以說現代人比古代人更聰明了。張維迎說現代人並沒有孔子們聰明是錯誤的。

　　另外，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也並非是近200年的近代產物，而是古已有之，很長歷史了。比如在中國的商代，商品經濟已經很流行了，殷人就是因為善於貿易活動而崛起的，所以被稱為商人，建立了商王朝。實際上，不但中國的歷代歷朝不缺從商而富的百萬富翁億萬富豪 ， 比如陶朱公呂不韋沈萬三們，而其西方國家特別是中東阿拉伯國家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商業活動也有上千年了。然而，在科技進步帶來的工業革命以前，這上千年的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並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什麽重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清朝人與2000年前的周朝人的生活水平沒有什麽大的區別。這說明了，私有製和商業活動在二千多年歷史中，並沒有創造什麽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和奇跡。不論是中國的商人，還是地中海國家或者阿拉伯的商人，他們的商業活動並沒有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的奇跡。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織布。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也許可以使沈萬三們有穿不完的綾羅綢緞，卻無法讓天下人都可以免於貧寒。

　　實際上，中國到了清朝時期，盡管中國已經有了悠久的商業歷史，也有過許多商品經濟所創造的富豪們，但是由於沒有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工業革命，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並沒有什麽起眼的進步，特別是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與2000年前的周朝一樣，沒有什麽不同。

　　張維迎又繼續侃侃而談，說在市場經濟中，因為私有製，私人老板需要對利潤負責，所以就會對產品質量等等負責。文中雖然說了一大堆，大都是在復製亞當斯密們的陳詞濫調。

　　當然，在張維迎這樣的市場經濟的迷信者們看來，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擺平一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因為私人企業家需要對自己的利潤負責，即使出於私利也一定會對自己的產品的質量等等負責。

　　這個觀點與事實是不符的。實際上，自從中國實行了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以來，假藥假酒假蜂蜜假奶粉等等層出不窮，無不是出於私人老板們對利潤的不懈追求而來的。為了利潤，不惜偷工減料，造出的豆腐渣工程觸目驚心，可謂罄竹難書。而且，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還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在許多行業普遍競相降低了產品的質量，比如自來水管，使得廉價的有毒的水管通往千家萬戶，很多假冒偽劣產品，比比皆是。這是所有中國人每天都看見的事實。

　　所以，作為一個人，起碼要事實求是，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信口雌黃。

　　如果硬說這些事的發生，不能怪罪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只能怪國家監管不到位，那就是強詞奪理了。實際上，當把這些問題歸因於國家監管不到位時，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機製或者“看不見的手”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失敗的。

　　張維迎這裏的觀點來源來自亞當斯密們。亞當斯密的兩本書，我上大學以前就看了。亞當斯密其實只是在一個簡單的思考層次上說過：國家和教會不用教育商人們任何商業道德規範。因為，在亞當斯密看來，商人們出於自己的私利，也會盡量把事情做好，把產品質量搞好，不會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的，因為那樣會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完全不用去管，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也會讓為自己打算的商人們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做出有利於他人的商業活動。

　　不知道為什麽，亞當斯密如此簡單淺白的見解，為何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引起如此廣泛地共鳴？說實話， 亞當斯密這個觀點其實與中國農村的老年智者們的思考水平一樣，只包含了一部分相對合理的成分而已。可能正因為其膚淺明了，所以被中國人廣泛接受。 張維迎只是其中之一。

　　現實生活已經證明了亞當斯密的這個觀點太樂觀，太簡單，太天真了。實際中的商業世界充滿了欺詐；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弄虛作假層出不窮。

　　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還不是亞當斯密們的理論的根本缺陷。

　　在我看來，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則是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所沒有觸及到的。

　　這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必然失去平衡，導致了生產過剩和經濟下行。

　　這個機製完全是數理邏輯的問題，與商人們的道德水平如何，或者政府是否嚴管都沒有關系。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就包含有一個基本悖論，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一定會發生相對過剩，這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個問題是我提出來的。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理科思維，需要從系統論和動力學的觀點去分析觀察問題，讓經濟學從政治啦人性啦道德啦心理啦等等文科範疇內走出來，成為一門理科學。其實經濟學在西方的大學已經被歸到理科了。而中國的經濟學人，尤其張維迎那一代，當年考大學時都是文科生，善於言辭，但思維只能停在事物的表層，無法深入，也無法處理稍微復雜一點的邏輯關系，所以他們反對“科學主義”進入經濟學，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們只能拉來像亞當斯密那種粗淺的初級經濟學作為自己的虎皮唬人，靠販賣亞當斯密的牙慧混飯吃。

　　然而，他們的觀點雖然膚淺簡單，卻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因為一般人只能接受憑直覺和經驗就能理解的東西。所以，越膚淺的東西越受眾廣泛。而理科理論則需要推理和思辨能力, 不容易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維迎又羅列了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種種現象，以證明改革後市場經濟的巨大成就。這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思想狹小。因為，中國經濟的並非只有改革前與改革後的兩種選擇，還有其它選擇的。

　　至於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的種種問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性質，至少對於中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說，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盡管它是計劃經濟，但這種計劃與富士康的計劃一樣，仍然是資本主義。所以，改革前的中國的貧窮等等，主要是為追求國家資本的積累而壓製勞動者的收入這樣的資本家的理念造成的。改革不過是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了私人資本主義。

　　然而，中國的改革智囊們，卻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由於缺少了資本主義殘酷剝削造成的，所以他們的改革就是要中國補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課，開始了“補課論”指導下的改革。

　　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有點大，這裏就不展開談了。還是讓我們回來看看在張維迎在這篇文章中還談了什麽。

　　張維迎在文章中說到：“政府和慈善組織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政府和慈善機構能做的只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裏轉到另一部分人手裏，不可能無中生有。正是企業家創造了財富”

　　對此我要簡單說幾點：

　　（1）如果承認政府可以通過二次分配解決社會貧困問題，那麽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會產生社會貧困問題的，而自由市場經濟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導致了貧富懸殊的加劇，導致了貨幣沈澱，商品過剩，市場蕭條，爆發經濟危機。

　　我認為正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這些問題，才催生了現代經濟學，而不是張維迎所辯稱的那樣：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太美好了，所以需要他們這些人來領薪捍衛之。

　　（2）政府二次分配所轉移支付的資金是來源企業，但是可以來源私有企業，也可以來源國有企業呀，並非離開了私有企業，國家就沒有了財政收入。相反，在中國，目前的私有企業的產值早已已經超過了國企，但是納稅卻少於國企。以中國製造業500強為例，在2013年製造業500強中，國有企業以66.65%的收入份額貢獻了85.07%的納稅份額。國有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率為8.69元，是民營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的3.05元的2.85倍。（數據來源杜建國）這沒有什麽奇怪的。私企天性是不願意繳稅的，所以私企普遍偷稅漏稅成風。國企除了依法交稅，還應該繳納稅後的利潤。各國的國企的利潤都是國家的社會保障和公科教文衛等等開支的重要來源。如果聽從自由經濟派的主張，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小政府，少收稅，那麽別說社會保障製度，而且全國的公教科文衛的開支都必將萎縮，包括張維迎所在的公立學校也要關閉了，只有到私立學校去就業。

　　問題是這樣的私有自由市場經濟的理想國，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問題，導致了宏觀經濟在整體上失去了平衡。國家的二次分配不僅是為了緩解私有化經濟所帶來的貧富懸殊社會問題，也是宏觀經濟整體保持自我平衡的主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經濟學意義。在我看來，高稅收~高福利不但提高了社會進步指數，而且對於維持貨幣循環，保持宏觀經濟的整體平衡也是至關重要的。二戰後，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過去周期性發作的生產過剩危機，享受了多年的經濟繁榮，從而進入了富裕社會。正是因為西方國家放棄了過去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實行了大政府的國家幹預，從而克服了自由經濟周期性發生的經濟危機的破壞，才取得了這樣的進步。可以說，一個國家的二次分配在GDP中占比越高，經濟的自由程度就越小，社會貧富差距也越小。這是西方國家在財政上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幹預政策帶來的。然而給西方國家帶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宏觀經濟政策，卻是與西方國家的私有企業製度的經濟體製相矛盾的，所以在經濟上造成了西方國家的資本外逃，在政治上造成了的兩黨激烈鬥爭，引發了社會撕裂。

　　但是腦子被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的生活經驗所籠罩的井蛙們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們誤以為西方國家的富裕是資本家們殘酷剝削積累的結果，所以主張補課論，即讓中國補上資本殘酷剝削的課，只是現在給這個資本主義補課論包裝一個市場經濟的名稱而已。

　　總而言之，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介入，進行經濟調節，就已經不再是自由經濟了，而是受調控的市場經濟。這是全世界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信徒們所堅決反對的。

　　張維迎還以財富排行榜上的富翁排名會換人的“ 垂直流動” 為由，來證明其私有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階層，沒有階級，可以讓收入更公平，所以張維迎據此斷言：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公平的製度，是唯一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獨木橋。

　　我不知道中國首富從王建林換成馬雲，與中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的六億人有何關系。印度，印尼，墨西哥，海地，等等上百個國家，一直實行的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很多年了，他們的首富也換過多次，他們因此實現了共同富裕了嗎？

　　即使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也不是皇帝永遠是一家的，地主也不會永遠是地主。貧民朱元璋也做了皇帝，難道那時中國就是只有階層，沒有階級的共同富裕社會嗎？

　　張維迎最後引用“賣拐”小品節目，說反對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人都是“賣拐者”, 把健全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疾病纏身。實際上真正的賣拐者是在販賣私有製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拐，還把這個拐包裝成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獨木橋。

工人階級談資本主義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生產資料私有化是社會不公和動亂的主要原因

　　一、“計劃經濟的失敗表明，那些想以其他的生產、分配和生產資料占有方式來取代個人財產權的荒謬嘗試，總是以事與願違的方式告終”，不對。計劃經濟並沒有失敗，只是暫時因為極權主義受到挫折。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並不取消個人財產權，而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製。相對於幾乎和人類社會一樣長的私有製，公有製計劃經濟無疑是非常幼稚的，只有短短幾十年的實踐，過程中暴露很多缺點和不足，本來通過逐步完善就可以解決，但有人想改弦易轍，一些無良文人借機對計劃經濟大肆攻訐，污蔑誹謗。

　　二、“財產權不僅僅限於合法占有牙膏牙刷等小件生活用品，而是允許人們合法占有土地、廠房、設備等生產資料”，不對。財產權僅限於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衣服、金銀財寶以及銀行存款等，改開後放寬到包括廠房、設備（也屬於生產資料），而不允許占有土地。土地必須國有化，這是底線，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主要區別點。人類有史以來的社會形態除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外，自奴隸社會以來基本上都是私有製，而私有製社會的特點恰恰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不占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和簡單技能為生的基本上都是窮人，靠出賣知識和頭腦為生的基本上都屬中產，只有占有生產資料才有成為富人的可能。富人財富的多寡除經營好壞外，主要與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少有關。占有生產資料越多，雇傭的工人越多，榨取的剩余價值才能越多。官僚階級雖不占有生產資料，但可以憑借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從而獲取大量財富。

　　三、“土地所有權被剝奪之後，不僅因土地而產生的沖突繼續存在，而且變本加厲，性質更為惡劣，更有利於強者和權勢者”。中共將土地收歸黨有有利於官僚資產階級，不利於工農大眾。改開後出現的強拆和暴力執法，恰恰是土地黨有造成的惡果之一，這在自由人聯合體社會是不可想象的。

　　四、“土地所有權的出現表明人類達到了更加遠離動物界的文明程度，否則人類會繼續像在電視裏《動物世界》中見到的動物那樣為爭奪領地和食物惡鬥不休”，不對。在私有製社會裏，土地私有化與動物世界的領地宣示沒有本質區別，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戰爭和矛盾沖突與動物“為爭奪領地和食物惡鬥不休”沒有本質區別。

　　五、“財產權作為每個人平等享受的權利，不允許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當作財產加以擁有。所以，財產權排除了奴役的正當性，因而確保了每個人的自由”，不對，財產權沒有那麽大能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排除奴役的正當性，才能確保每個人的自由，才能使每個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財產權。在私有製社會，“一個人把另一個人當做財產加以擁有”司空見慣，如父債子還的奴仆和長工，父債女還的丫鬟仆女和肉償等。唐詩中描述的“陶盡門前土，房上無片瓦”、“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景象歷經一千多年，至今在私有製社會並不鮮見，平等享受財產權就是一句笑話。

　　六、“人不怕窮，怕的是沒有致富的權利和自由”。這句話不能算錯，但不完全，更怕的是沒有致富的基礎。私有製社會是沒人限製“致富的權利和自由”，但如果你生來就家徒四壁，債務纏身，吃了上頓沒下頓，上不起學，成年後靠出賣勞動力、同時打幾份工才能勉強維持生活，一輩子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想發家致富只能是幻想。而權貴富豪家的孩子生來就家財萬貫，上貴族學校，無需學而優，成年後就是官二代、富二代。

中國社會的商業資產階級的本質

作者 萬洪建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萬隆曾是我眼中神明一般的父親。

　　我從小在漯河肉聯廠長大，親歷雙匯的長大，見證了反複歌頌幾十年的“砸三鐵”、“兩分錢”等傳說。

　　你們都年輕，聽到的不過是故事，而我作為親歷者，更知道老強人一步一步走來的艱難困苦，步步荊棘。

　　老強人一手諦造了兩個上市企業，其中一個，是他在漯河與上千位漯河精英，在一起奮鬥中創立的雙匯，另一家千億企業，它叫萬洲，是萬隆先生在香港與楊摯君精心設計，大律師李署峰出謀劃策所造出來的套錢工具而已。

　　萬洲沒有實際的生產運營，它實際上就是雙匯與史密斯菲爾德的拼盤，它的作用，就是通過各種眼花繚亂的財務手段，複雜的架構，將國內雙匯的錢不露痕跡轉出境外，從來沒有逆向回流過。

　　“咱沒做過壞事，咱不怕！”

　　慈祥而偉大的老爺爺對小姑娘這麼說。他當然不覺得是壞事，對他而言，能多掙錢的都是好事。

　　利用自己雄厚的勢力，在員工處於一盤散沙的弱勢背景下，巧取豪奪，從員工持股的興泰公司，強行用一半的低價交易，萬隆先生自己獲利50多億港幣，這種損人利己的事情還不是壞事？

　　迫不及待，以收購（史密斯菲爾德）成功為借口，聯同自己祕書自我獎勵50多億港幣仍不滿足，再把原來承諾授予管理團隊的3.5億股萬洲獎勵股票，在2017年，也全部抓入他一個人的口袋。這種化公為私的行為，如果不能稱為壞事，難道還是好事嗎？

　　2021年2月26號，萬老板攜郭麗軍一起簽發“關於調整美國六分體價格建議”，不理會國內雙匯管理人員的強烈反對，繼續大量進口美國六分體，2月底進口六分體的市場平均價格只有21500元，你們卻強行將美國產品進口結算價格從21000元/噸大幅提高到25800元/噸，進口量接近10萬噸。

　　目前這批從美國史密斯出口到中國的六分體，給中國雙匯造成的損失多達8億人民幣以上。這種肥美損中的行為，還不算壞事嗎？

　　“咱沒做過壞事，咱不怕！”

　　顯然在萬老板的眼裡，無論巧取豪奪也好，還是化公為私也罷，這些行為在萬老板的世界觀裡，都不算壞事，那這個道德底線也太低了吧！

　　或許他覺得，雙匯與萬洲所有一切，都是他個人的，其他人的份額，都是他的賞賜，他願意給多少，其它人根本無權置喙。

　　於家來講，你和沈瑞芳姘居時間近20年，每個家人出於各種原因，保持了對你的沈默與寬容。

　　這種寬容卻被誤解為我們這些家夥太軟弱——像你對興泰的小股東的評語一樣，無情把母親一個人孤零零拋棄在漯河，也不允許別人把她接到香港。

　　這種冷血的行為不是壞事是甚麼？

　　從公司到家庭，你後期所做的壞事與前期做的好事一樣多。

　　郭麗軍是個好同志，他精通財務，忠心體貼。有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就是好人，放在不合適的位置就是個壞人。

　　郭麗軍作為萬洲的CFO是盡職盡責的，每天準時陪老板走路，貼身防護到晚上九點才離開，老板在香港的每一天均如是，仿佛楊摯君的身影再現。

　　從私人感情上說，老板非常喜歡他，老人總喜歡有人陪伴。

　　雖然精通財務，郭麗軍同志並不懂雙匯的產、供、銷、研，連自己本身主導的萬洲外匯對沖，這兩年給萬洲帶來的累計虧損，超過千萬美元。

　　今年為了迎合老板的重美戰略，不顧雙匯的強烈反對，強行將進口美國六分體價格提高5000元/噸。

　　如今，這些昂貴的凍肉正躺在雙匯的倉庫裡，成為雙匯的巨大潛虧，大把鈔票，又從太平洋上空飄到了美利堅合眾國。

　　五年前，郭麗軍同志開始每日津津有味地觀看youtube，並引導萬洲的高管一起觀看。

　　他特別喜歡聽一些海外人士的政經言論，並將其部分言論作為萬洲國際外匯對沖與戰略規劃的依據。

　　作為五百強企業的CEO，這種制定規劃的依據來源實在荒謬。

　　我與父親曾經交流過對郭麗軍水平的看法。

　　2018年，父親談到郭麗軍不懂英文，盡管沒有經商頭腦，沒有肉制品和屠宰業的業務綜合運營能力，但是他聽話、老實，最容易被馴服，更便於被駕馭。

　　郭麗軍同志與萬老板制定的雙匯十四五規劃，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分歧點，其中空洞地指出雙匯肉制品的銷量在2021年應達到170萬噸。

　　時間已近在咫尺，數據在驗證規劃的荒謬。

　　我這次與萬隆先生的沖突，導火索在於CEO的人選問題。

　　我希望在後萬隆尾期，CEO的人選要有德，可以服眾；有可以駕馭雙匯各項業務的綜合能力，最好可以穩定跨越十幾年，實現萬洲國際的平穩過渡。

　　我還沒有開口，強人就開始暴怒，談話變為怒罵。

　　8月12日，萬洲發出人員任免公告，在目前郭麗軍操作的進口業務巨虧過8億多人民幣背景下，萬老板卻仍冒天下大不韙，任性般擢升郭麗軍做萬洲CEO，這種深厚的私人感情真令人嫉妒啊！

　　再把郭麗軍同志派往雙匯董事會任董事，萬洲國際的CEO在職位上遠高於雙匯總裁一職，外行指揮內行，對於雙匯，又將是一重災難。

　　昔日睿智的萬隆先生，現在步步昏招，這是咋了？

　　“咱沒做過壞事，咱不怕！”

　　2021年2月26號，你與郭麗軍同志一起簽發“關於調整美國六分體價格建議”，以香港萬洲國際為據點，高價進口10萬噸美國凍肉，給中國雙匯造成的損失多達8億人民幣以上。

　　這樣的關聯交易明顯違規，且事涉大股東利益輸送，雖然大家知道你神通廣大，但是我還真替你害怕！

　　2007年，雙匯的國企改制進入尾聲，參與國企改制的鼎暉公司不知何故，私下無償授予萬隆先生5%的雙匯股份，由於雙方無法或不願公開此項交易，於是這5%的股份就直接轉賣給了香港一家公司，而萬隆先生私下獲得了2億美元的對價款項，之後你興奮地將這筆巨款存放在香港DBS銀行。

　　從2007年至今已經過了14年，這筆巨額收入至今沒有申報，至今沒有納稅，你難道不怕相關部門向你追繳稅款嗎？這種壞事，如果你不怕，恐怕楊摯君的股票不可能在港交所自由交易。

　　楊摯君的股票得以全流通的事實曾令大家大跌眼鏡，這個結果相當於老板向自己的祕書低頭，和萬隆先生強悍的人設形象大相徑庭，只有一個可能：楊摯君手裡有你私下收受上述2億美元的證據，才迫使萬老板不得不向楊摯君屈服。你還敢說你真不怕嗎？

　　昔日的輝煌，不可能成為現在貪婪與昏庸的擋箭牌。我相信，在一片萬歲聲中，總有清醒而明白的人看清這事情。

工人階級談經濟犯罪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河南村鎮銀行爆雷　儲戶維權示威遭流氓暴力襲擊自上月開始，河南多家村鎮銀行“爆雷”，涉及全國共十幾萬儲戶共計近400億元人民幣存款。河南政府當局為阻止民眾到河南維權，將1317名外地儲戶及其家人的“健康碼”轉紅，不管他們是否有意到河南維權都令他們寸步難行。這種公然濫權的行徑令中共中央政府都無法包庇辯護，象征性地處罰了幾個官員。這也令民眾對“健康碼”的信任完全破產。

　　而銀行危機依然懸而未決，地方政府搪塞稱這是個人的金融犯罪行為，會繼續追查並追回贓款，但這一承諾遙遙無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對事件發展聽之任之，也顯然無意動用銀保基金賠償儲戶以平息事件，這種奇怪的態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測要麽同類型的銀行問題可能遍及全國各級銀行，規模遠超想像，將來爆發同樣危機的話銀保基金將無力支付；要麽在官僚腐敗操作下銀保基金根本已全面虧空，連現時400億的存款金都無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國各地的村鎮銀行儲戶到鄭州人民銀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敗、反暴力、反濫權，要求人權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標語。地方政府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示威者圍困在銀行門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組成人鏈圍堵示威者。隨後白衣人出手襲擊毆打示威群眾，從網上流傳的片段可見，白衣人以整齊的隊形小跑沖入示威群眾當中施暴。這次暴力襲擊絕非自發，而是有謀劃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懷疑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員偽裝。

　　這一熟悉的畫面馬上令人聯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況，當時同樣多次發生警察暴力，國內民眾開始將兩者作出類比。民眾憤怒於政權暴行之余亦開始反思及懷疑中共2019年對反對警察鎮壓、爭取民主權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謊言。這反映了中國民眾意識的改變。這一改變也突顯於上海封城，當時民眾已開始表示自己開始理解香港民眾為何奮起抗爭，表明民眾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不公待遇正瓦解過去中共所編織看似牢不可破的種種謊言。鄭州這一重大事件僅是中國將要發生的事情的預演。深重的經濟危機、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愈發無理與殘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點燃爆炸性階級鬥爭的導火線。工人與青年需要獨立的工會和學生會等民主控制的集體組織，確保鬥爭能夠勝利。

工人階級談台灣社會

作者 社會主義台灣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臺灣：解決住房危機　需要群眾鬥爭

　　「這四年來你過的好嗎？你買的起房子嗎？」九年前蔡英文臉書貼的宣傳圖文被翻出來引起網上眾怒。

　　蔡英文在2016年選前承諾實現居住正義，但執政六年來房價不僅沒有下降，反而2021年成為房價創新高的一年。臺北住房所得比為16，意味著平均每人要不吃不喝工作16年才能買到中位價的住房，這數字已是世界排名第十高的城市。然而這卻只是表面的數字，臺北市擁有三房的房價平均2500萬元（新臺幣，下同），臺北服務業與工廠工人薪資中位數4.2萬元，實際上對一個基層工人來說，要不吃不喝五十年才能買得起家庭式住房。如果選擇不買房而租屋，臺北市電梯大樓租房平均4萬3000元，就算是雙薪家庭租屋也超過了總收入的一半。

　　民進黨拒絕囤房稅

　　2016年蔡英文提出「八年二十萬社會住宅」政策，實際上只完工0.1%，且還是2017年時世大運選手村改建而成。蔡政府主要推動過向房東妥協的軟弱政策，例如讓房東減稅為誘因，讓其租屋成為社會住宅。但即使包含這項政策帶來的數目，16年承諾的政策仍留下12萬間社會住宅的缺額。

　　房屋囤積在少數人手上，且這些少數人手上的空屋越來越多。根據統計，擁有10戶以上房屋者手上的空屋有18%。2015年到2021年，非自住房屋從54.6萬戶成長至69.7萬戶。蔡英文為了回應住房問題的壓力，元旦演說中提及會重視居住正義，但隨即兩天後財政部就宣布不修改囤房稅，揭露了民進黨親財團本質。

　　蔡政府知道高房價壓製住經濟發展，使民眾生活負擔嚴重，以致消費力低下，並且使生育率處於危機水平。然而她作為資本主義體製的代表，並不能、也不願意傷害資本家的利益。而時代力量在立院提出，要求提高房屋稅最高限製從3.6%稅率升高到10%，並根據持有者的房屋數目而調整累進稅（囤房稅）。但它並不是一個主張工人鬥爭的政黨，沒有群眾鬥爭，在議會內提出相對進步的方案註定會被否決。

　　臺灣經濟和房地產已經形成了緊密關係，統治階級害怕倘若推動有力的打房政策，會導致經濟陷入更嚴重的低迷。根據惠譽國際信評的統計，臺灣自用住宅的貸款，占GDP比重已達85％，可見住房負擔極為嚴重。

　　政府大量賣地，而後建商高價標下成為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由於地方政府依靠賣地作為收入，在18年後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增加賣地，建商再透過高價標下土地，進一步讓周圍住宅與土地價格、租金上漲。而蔡政府因為避免地方政府陷入財政短缺，也必需要縱容這種行為。光是臺南市在18-21年就賣出了300億的12萬坪的土地（1坪約等於3.3平方米），賣地的金額比起14-17年成長了23倍。

　　工人階級不應相信藍綠財團專製能解決住房問題。在2020年立委選舉中藍綠立委有一半的政治獻金來自於建商財團，遠東集團（旗下擁有遠揚營造、亞東水泥）在2016年就資助了藍綠兩黨政治獻金共5800萬，而知名的地產業者興富發就資助了藍綠兩黨1160萬元，註定他們是為財團建商服務，而非基層工人的住房需求。

　　組織群眾抗爭實現一個免費公共住宅政策

　　正如我們美國西雅圖Kshama Sawant推動與組織租客運動，歷史性阻止租金上漲一樣，並迫使市政府大量增建公共住房。這證明要靠群眾鬥爭的力量才迫使議會改變政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囤房累進稅這種改良政策，同時也要知道其局限性，因為資本家往往有辦法避稅。目前所囤積的空屋，早就能滿足全臺工人的住房需求。全臺租屋需求共300萬人口（包含學生與工人），全國空屋高達166萬間。一間空屋能住兩個人，已足夠立即滿足300萬住屋需求。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將所有空屋公共化，分配予所有租戶。

　　當然這政策會引來銀行和建商拼命反對。在資本主義下金融銀行與建商把持著經濟命脈，且給予藍綠兩黨龐大的政治獻金，藍綠財團專製並不會挑戰財團與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我們需要透過群眾抗爭奪走資本權貴的權力，把全國的金融銀行與建商、住房公有化並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取消所有基層工人的房屋貸款，讓每一個人都能夠住得起房，讓房屋不論為資本炒作工具。

　　台灣：帝國沖突激化 要抵抗民族主義

　　2021年尤其下半年以來，蔡政府明顯更加強硬回應中共的政治和軍事恫嚇，依靠美帝國主義日益積極和公開對印太區的幹預，更大力利用“抗中保台”的旗號煽動台灣民族主義。民進黨的策略是利用台灣國民團結來刺激今年九合一選舉的支持，並且壓制階級鬥爭。這並非台灣獨有的情況。中共以及世界各國政府都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習近平發表元旦演說稱“統一是兩岸同胞心願”後，蔡英文在元旦演說上台前自己趕忙修改講稿、增加兩岸局勢的篇幅，警告中共“不要誤判局勢”。所謂的局勢，顯然是警告習近平不要低估美帝國主義援助台灣的力度。這次也是蔡英文演說首次全文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加強所謂“身份認同”。

　　帝國主義沖突升溫

　　拜登上任後印太區的地緣政治鬥爭政策更加全面和一貫，首先延續特朗普政府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更新倡議了澳英美聯盟（AUKUS）這個所謂“亞洲版的北約組織”。台灣也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延續去年在美國驅使下拉攏東歐國家的做法。

　　中共將於今年秋季舉行二十大，加上國內經濟嚴峻使中共陷於困局，而且想避免外交沖突破壞即將舉行的冬奧，習近平面對中共敵對派系以及資本家的施壓，要他減少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因此，自去年年底稍為想為中美沖突稍微降溫。例如面對美軍駐台訓練一年多的事件曝光只是低調回應，並在習拜通電話時也向美國示好。當然策略的暫時調整並不會帶來具體政策上的轉變，可預見中美沖突在大體上會繼續升溫，因為權力和政治存亡攸關，兩方都不可以讓步。習近平在帝國沖突上是不可以作出重大讓步和示弱，因為這會損害他的民族主義權威，甚至威脅他在獨裁政權內的權力。

　　去年台海沖突也來到空前水平，解放軍機穿越台海和進入西太平洋次數破紀錄，將近1000架次，是2019年和2020年的兩倍以上。今年這些數字將會繼續增加。此外，去年11月中共懲罰親國民黨的台灣集團遠東在中國的工廠20億台幣，因為遠東被媒體揭露同時巨額金援民進黨。可預計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後，由於要向中共不同派系鞏固自己的權力，為了展示權威將會再對台灣作出強硬的行動。

　　有習近平演劇本裡的惡霸角色，使蔡政府煽動台灣民族主義的確有相當成效，據近期一份《天下雜誌》民調，六成受訪者認同台灣人身份，且四十歲以下超過七成。40歲以下過半支持獨立。這吊詭地使台灣群眾對兩岸沖突的危機意識低落。大過半台灣人相信中國不會武力統一台灣，超過六成不擔心台海戰爭。同時，對軍事化的幻想也在提高，7成受訪者認為需恢復征兵制。

　　親美的幻想固然在擡頭，但同一份民調顯示，台灣大部份民眾都不信任習近平和拜登，只是不信任習近平的比例高於拜登。雖大部份人認為台灣不該選邊站，但愈年輕愈親美。馬克思主義者固然支持台灣的民族自決權，但這是不會中美帝國主義的存在下實現的，而需要建立獨立的國際主義工人運動，反對所有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否則民族意識只會淪為其中一方統治者的籌碼。

　　民族主義資本必將耗盡

　　疫癥恐慌和民族主義荼毒暫時壓制了群眾鬥爭，在巨大政治真空的情況下，藍綠互鬥占據了政治版面。綠營在四公投和兩席立委的補選／罷免案可以險勝而松一口氣，主要原因是公投以至相關挑戰民進黨政府的抗爭運動被藍營騎劫，例如秋鬥主辦方錯誤地容許國民黨參加，使民眾厭惡自己的支持淪為藍綠或任何資本家政黨的籌碼，因而對運動顯得冷淡，而產生對政府有利的結果。這次投票率僅約四成（低於超過五成的2018年公投），投票者多數是藍綠的保守選民。可惜群眾運動欠缺一個獨立於藍綠的鬥爭力量而錯失一個機會，但經濟和社會危機下政治真空巨大，而且政府統治仍然不穩定。

　　運動中另一教訓是，蔡政府有意識地利用中美沖突合理化危害民眾利益的政策：“為了討好美國抗中保台，我們必須犧牲”。例如宣傳台積電在新冷戰的戰略意義以合理化三接；宣傳為了拉近美國和日本而進口萊豬和核食。中美沖突固然是統治階級之間的沖突，但歸根究底是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展開的鬥爭，為了維護腐朽的統治而犧牲多數人的社會民生。地緣政治鬥爭使階級鬥爭變得複雜，建設一個獨立於藍綠之外、並且獨立於中美帝國主義的工人政黨實在是迫切的任務。

　　台灣：戰火漫天　建設國際主義革命力量

　　自從2月普京入侵烏克蘭，全球多國掀起反戰示威，但因為缺乏運動的領導力量，群眾中產生了親西方、軍事化和民族主義的幻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積極介入在反戰運動中，提出真正停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方案。在英國、比利時、德國、瑞典等，我們組織都介入了大大小小的反戰抗議；而在俄國，反戰抗爭遭到嚴厲鎮壓，任何反戰團體可以被控叛國罪，最高刑罰為判監15年，ISA多名成員亦因為發聲和組織抗議而被捕及囚禁。我們在國際上號召工會和反戰團體捐款支持俄國的反戰人士。

　　在台灣，ISA不只獨立舉辦每周的街頭宣傳，也參與了6場集會，包括2月26日莫斯科駐台辦事處門前、2月28日共生音樂節、3月10日反核集會等。我們在反戰行動中提出“停止普丁（普京）戰爭 不靠歐美帝國 要靠全球反戰運動”以及。“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以警告新冷戰正在升溫，群眾需要戒備。在統治階級輿論宣傳的掩飾下，目前台灣民眾對兩岸危機的意識比較松懈。雖然習近平望見西方強硬制俄，加上害怕受制裁牽連，目前會對攻台較為收斂，但這不能阻止中美新冷戰繼續升溫，中台沖突也勢將尖銳化。我們同時提出反對軍事化、主張中台工人團結鬥爭挑戰中美帝國主義。

　　中港台國際主義會議

　　在3月19日，ISA在中港台成功地舉辦了“烏克蘭戰爭如何顛覆世界政局”的線上公開討論會，邀請了我們國際委員會的瑞典同志主講，與會者來自中港台三地，超過50人參加。在港台，左翼分子面對親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而在中國，主要得對抗親俄與親中的官方宣傳。只有ISA有能力舉辦一場跨越三地的會議，並在國際主義綱領下回應兩方統治階級的謊言，克服民族主義的離心力，深化團結工人階級的綱領。

　　民族主義的挑戰

　　台灣民族主義升溫，使我們的反戰鬥爭面臨挑戰。我們反對中美俄帝國主義的立場受到綠營的攻擊。在2月，就有親美台派分子企圖不民主地阻止我們宣傳，並污蔑我們為“中共同路人”。如果綠營真正以反戰為首要目標，理應在反戰的大原則下團結最多團體和人數，並容納不同理念的團體在運動中，但看來推動台灣靠攏美日帝國主義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他們歡迎藍綠政客出現集會上利用烏克蘭戰火推動親美和軍事化政策，並煽動“國民團結”來轉移對當權者的憤怒。

　　我們ISA支持行動上的最大團結，同時捍衛自己獨立的立場，並借此向更多集會者耐心解釋我們的觀點，賣出超過140本刊物。不少群眾表示第一次聽到我們國際社會主義的觀點，引起他們反思。

　　左翼政治力量薄弱

　　很可惜我們是唯一投入到上述反戰集會的左翼團體，其它自稱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例如去年因走向民族主義而與我們分裂的ISF（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以及火花（IMT台灣）都缺席。他們更簽署了由綠營NGO外圍組織發起的一份連署書。該連署單方面譴責俄羅斯，卻對西方帝國主義毫無批評。在新冷戰時代，如果單方面批評其中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壓迫，無論該批評本身有多正確，都會墮入支持對面帝國主義陣營的陷阱。悲哀的是，ISF並沒有因為幫綠營背書而受到他們歡迎。近月他們發起“奧運正名公投”這個民族主義的運動，並嘗試拉攏極右翼民族主義的台聯卻吃了閉門羹，同時又受到綠營攻擊為“統派”。

　　烏克蘭戰火將制造500-700萬名難民，使國際輿論再次掀起討論難民危機。蔡英文在2019年借助香港抗爭的聲勢而當選，但上任後對香港尋求庇護者無所作為。現在社會就難民揭穿了蔡英文違反承諾，使綠營顯得尷尬。部分綠營網軍為了轉移視線，攻擊我們ISA要求蔡政府立即給予全面庇護權是“過於貪婪”、“喧賓奪主”。為了幫蔡英文保駕護航，他們完全背叛了香港的示威者，他們認為難民的庇護權不是理直氣壯的通過鬥爭贏來，而只能“謙虛”乞求庇護國的當權者施舍。ISA主張世界各地群眾團結鬥爭，向各國政府施壓爭取所有難民的庇護權。

　　台灣：國際勞動節——拒為戰禍和通脹埋單！

　　2022年國際勞動節這一天將至，同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全球民生物價飛漲，加上疫癥帶來的不景氣和4%失業，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受到打擊。蔡英文附和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論調，趁此宣傳“國民團結”來掩蓋國內階級矛盾，企圖愚弄勞苦大眾為統治階級制造的災難承擔代價。這種輿論宣傳即使目前有一定作用，使蔡英文民望在四月高於8成，但只要根本的經濟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群眾鬥爭早晚會重新興起。全世界勞工階級必須加倍團結，對抗資本主義的種種剝削、壓迫與分化！

　　支持台鐵罷工

　　台鐵工會準備於五一勞動節發起罷工，率先為階級鬥爭發揮示範作用！資產階級為分贓台鐵資產、炒作車站腹地，利用去年太魯閣慘劇鼓吹台鐵公司化。台鐵企業工會發動五一勞動節集體請假，台鐵產業工會也響應這場行動，並準備以罷工來實現工人參與決策等訴求。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此向台鐵工人致敬，並呼籲全體工人以台鐵工人為模範，準備為自己而鬥爭。

　　公司化的真相是有利部門賣給大股東，無利部門留給政府轉嫁全民償債。現時台鐵新員工待遇只有24K、25K，因此難以招聘人才。這不能防止下一場太魯閣車禍，還會加劇剝削和對工會的鎮壓，使工人更難監督運輸安全。我們支持全台勞工團結反對台鐵公司化、爭取工人民主控制的安全台鐵。

　　貧富差距擴大

　　全球陷入通貨膨漲，如今台灣面對實質薪資近十年來第三次倒退。勞苦大眾的主要開支都在柴米油鹽，而這些民生物資的漲幅是整體兩倍，使工人的生活水平最受通脹影響。像雞蛋價格漲幅為三成，面包價格三月也比去年上升超過6%。

　　民進黨政府將通脹和降薪歸咎於俄烏戰爭等“國際因素”，企圖置身事外。政府作為大財團的奴仆，不願也無能舒緩民困。民進黨立委鄭運鵬甚至表示台灣與國際連結，所以去年出口強勁經濟成長、今年全球通脹理應共擔。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創新高，但工人階級從未受惠，貧富差距卻也是8年來新高，有錢都是財團獨享、痛苦卻由窮承擔，勞苦大眾必須對抗“國民團結共體時艱”的謊言！

　　基本工資僅僅提高5%至每月25250元。勞工團體的訴求是每月三萬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增加速度率，還要12年才能達到這一水平！政府還好意思說，去年每月人均薪資為5萬5千元，就遭致許多人諷刺為和總經理平均、排除失業者的統計結果。工人階級不會再幹等政府施舍，而要團結鬥爭爭取工資提升。

　　台北市房價所得比已上升至15倍，意思是勞工平均要不吃不喝工作15年才能買房。全球通脹下建材價格上升，只會使房價火上加油！蔡政府去年以來只落實了軟弱的打房政策，卻不願意大量增建社會住宅、實施租金管制、將私人建商公有化這些真正對抗建商的措施。單靠罰款和稅收來打擊炒房，炒房者不但總有方法規避，而且還是把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普遍消費者。

　　反對軍事競賽

　　去年決定輸入萊豬後，蔡政府現正打算開放日本福島具核污染風險的核食。政府犧牲廣大群眾的食品安全，只是為了與美日簽署更多貿易協議。輸入核食明顯是為了加入CPTPP，因為日本是CPTPP重要的成員國。CPTPP是一個以跨國企業利益為本的貿易聯盟，將會推動更多大企業的投資協議，加強企業的私有化並削弱對勞工法律的保障，並且沖擊中小企業和農業，促進財團進一步壟斷。現在政府聲稱會嚴格把關食安，但倘若大門一開後日後門檻只會變逐步降低，這是政府慣用的手段。

　　在中美新冷戰的局面下，民進黨政府不斷推動親西方帝國陣營的路線，加強與美日的聯盟。從萊豬和核食就知道，帝國主義老大給台灣小弟的“保護”並不是免費的。美國準備再向台灣出售9500萬元的軍事設備和技術服務。在美國施壓下，台灣亦準備由現時當兵4個月的制度，恢覆至1年的征兵制。2022年台灣軍事預算就超過4700億，比教育經費的3200億更高。這筆公帑本應用於托育、長照，或社宅等公共開支，緩和民生困境。

　　蔡政府高舉抗中保台的旗幟來煽動台灣民族主義，實質上就是為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各國政府的軍事化只會令帝國沖突進一步激化。對抗中共入侵以至新冷戰的升溫，只能依靠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鬥爭，而不是依靠任何一方的資本主義政府。

　　台灣：反對利用戰火推動親美親商政策　揭穿“國民團結”的謊言去年台灣實質薪資五年來首次倒退，而在未來又可能出現因戰爭產生薪水跟不上物價的“停滯性通貨膨脹”。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市場經濟，面對通貨膨脹的無能，在烏俄戰爭中表現的最突出：烏、俄兩國掌握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小麥出口，戰爭導致強化國際原物料通貨膨脹。台灣面粉1袋已從兩年前的400元（新台幣，下同）漲到600元，進口奶油從20公斤4000元上升到8000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吉仲回應面包與面食昂貴時，叫民眾改吃炒飯、飯團，實在是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現代版！這還未包括外食13年來最貴，油價相較去年上升兩成等。顯然，烏俄戰爭的爆發重挫全球經濟，付出代價的是各國基層工人的生活水平。

　　民族主義的命名維穩

　　蔡英文支持度在三月高達87.3%，蔡英文因烏俄戰爭、中美新冷戰升溫下民族主義情緒提高支持度。但種種社會問題與犧牲工人階級的政策不絕：總共七次停電事件、1月份雞蛋短缺、強制通過日本福島核食進口、前年進口美國萊豬，以及反對藻礁公投等。

　　民進黨不斷掩過飾非，掩蓋自己政策對勞苦大眾的傷害與防疫無能。例如，把“核食”說成是“福食”、案例延遲公布說成是“校正回歸”。而近日基隆疫情爆發時，普篩政策被陳時中說是“類普篩”，但又在幾天之後被民進黨基隆市長林右昌命名為“全民防疫愛心篩檢”。民進黨議員參選人陳嘉行曾說：“誰談共存，誰就是中共同路人”，但是面對四月疫情爆發，為了掩蓋民進黨曾經反對共存的立場打臉自己，蘇貞昌把推動共存政策說成是“新台灣模式”。

　　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歲月靜好、經濟看好的年代，而是中美新冷戰日益尖銳，經濟泡沫越吹越大、面臨爆破的時代。許多歐洲的資產階級政客呼籲，經濟變差是為了幫助烏克蘭制裁俄羅斯，所以為了伸張正義，國民要團結起來，忍受生活水平倒退，不要向自己的政府反抗。民進黨也隨聲附和，企圖用國民團結來壓制受壓迫階級的反抗聲音。這不過是轉移視線的伎倆，台灣工人階級必須警覺，揭示權貴的謊言！整場戰爭是各國統治階級自己為爭奪地緣政治利益而造成的災難，經濟受破壞也是他們自己為保護資本家利潤造成的惡果。

　　建設工人政黨，抵抗“國民團結”騙局

　　面對這股民族主義宣傳，許多NGO與抗爭團體陷入癱瘓。因為他們依賴建制的捐助，並以商業模式運作，沒有基層群眾的基礎，在政治上並不是獨立於政府和財團。例如去年底藻礁公投時，民進黨宣傳“台積電需要用電、需要蓋三接”時，地球公民基金會屈從於和台積電團結的綠營宣傳，沒有獨立於政府的替代方案，只好同意民進黨提出的小修小補“改良”方案，而公開鼓勵投下藻礁公投反對票，徹底出賣運動。

　　“國民團結”只是用來愚弄和壓迫勞苦大眾，要我們相信與權貴是站在同一陣線。我們要戳破這種騙局。蔡英文要工人階級為台灣拉攏美日的經濟政策作出犧牲。據樂施會的數字顯示，自2019年12月新冠疫癥爆發以來，全球首十名富人的財富翻倍，而99%的人口變窮。與此同時，蔡英文借機戰火推動台灣的軍事化，向美國購買價值9500萬美元的軍事技術支援。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軍事化，加上這些金錢如果用來投放在住房、教育和長照等公共服務，將可以有大大減輕工人階級的生活負擔，真正對抗通貨膨脹。

　　但蔡政府並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台灣人”並不是她口中的一個共同體。勞動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是對立的。現在工人要團結鬥爭，要求漲薪和向富人征重稅，並將糧食、醫藥、原材料等基本民生企業全面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才可以進行有效的價格管制。蔡英文所謂穩定物價的措施，不外乎向財團減稅保障他們的利潤，但在大企業壟斷下它們隨時可以繼續漲價、投機。

　　資本主義危機極為嚴重，建設工人政黨的需要會因此越來越突出。我們需要建設一個全球基層工人階級的反戰運動，反對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從這場國際危機的焦土中，我們一定要建設新的工人運動，通過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結束帝國主義戰爭。

　　台灣勞動節集會：支持台鐵產業行動！反對公司化、爭取政治罷工權！

　　台鐵勞工將在國際勞動節發動集體休假，站務人員多達五成參與，而關鍵的駕駛將有九成，據估計將有1.2萬人，占全部1.58萬員工人數的76%，規模將是華航空服員罷工人數的20倍。這場罷工將有效癱瘓台鐵運作，展示工人階級的力量！起身抗爭的台鐵工人是值得全體勞工欽佩的勇敢模範，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全力支持這場行動，並樂觀期待能鼓舞全體工人更有信心與經驗對抗來自蔡政府和資本主義的種種打壓。台鐵工會將於五一勞動節當天，下午一時半於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集會，我們在此呼籲所有工人和青年到場聲援。

　　從普悠瑪到太魯閣車禍，官僚把持台鐵並排擠工人監督，已經制造太多事故，而今台鐵局違反職安法案件數創新高之際，政府卻利用事故兜售“公司化＝安全”的謊言，同時將增設19名董事恭請資產階級入主，幫助他們炒作車站腹地、分贓公產，並瓦解工會！我們呼籲全體勞動階級支持這場產業行動、捍衛工會與勞權、抵抗草菅人命的台鐵公司化。

　　塗上“專業”顏料的鐵道學會攻擊工會貪婪，而綠營與財團喉舌《自由時報》動用官僚害死的死者家屬來反罷工，行政院長蘇貞昌則威脅說“不要跟衣食父母（乘客）作對”，而勞動部長無所作為地呼籲勞資理性溝通好讓工會能繼續挨打。整個資本主義建制的瘋狂攻擊，也反映出勞工一旦集體運用自己在產業中的力量，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因此交通部長王國材趕忙溫情喊話，而台鐵局長杜微無奈地說“能開一班是一班”。

　　面對打壓和抹黑，根據一份網絡聲量統計，四月底台鐵罷工支持者仍然遠多於反對者。這反映對於經濟民生的不滿使工人團結的意識正在提高。此外，目前至少已有機師職業工會、醫勞盟、日本鐵路工會總聯盟等國內外工會支持，並將之與自己職場的鬥爭連結起來，而太魯閣事故的幸存者也不信任台鐵官僚要求外部監督。

　　國民黨執政時曾反對國營事業公司化的範雲、郭國文、林宜瑾等民進黨立委如今再次背叛工人支持公司化，立委曾銘宗也代表國民黨團支持，藍綠兩黨為了財團向來十分團結，如今為了用強硬的態度震懾工人，只花1分鐘就將公司化草案強行通過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隨後總統府發言人強調落實公司化刻不容緩。這場鬥爭很可能會持續一段長時間，台鐵企工也規劃在五一之後繼續發起“端午、中秋、國慶不加班”，台鐵產工也正準備在調解不成立時發起罷工投票。

　　政府為了削弱瓦解台鐵罷工，勾結以血汗惡名昭彰的運輸業壟斷寡頭，動用所謂“類火車”路線，強迫客運司機勞動節加班疏運，這是官資聯手對抗罷工的伎倆，也如同網民諷刺，壓迫工會是政府在“預演公司化後的情景”。客運司機和台鐵工人同樣受盡剝削，如果客運司機擁有強大戰鬥性的工會，也可以組織起來抵抗這種破壞罷工的惡行。可以見到建設勞工的聯合組織的重要性。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反對公司化，支持工會的訴求，包括安全改革、產業民主化、要求同工同酬、提升員工待遇等。我們主張鐵路產業應保持公有並由工人民主控制，即由工人代表成為董事民主控制台鐵決策。此外，民進黨樂於繼續保留限制政治罷工權等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鎮壓工運的法律，迫使工人只能以集體請假方式抗爭，削弱罷工工人的權利。我們呼籲全體工人團結支持台鐵罷工，參與五一勞動節，並以建設工會之間的聯合組織為目標。工人階級也需要一個與藍綠和一切親資本主義勢力決裂的工人政黨。

　　台灣勞動節凱道集會：支持台鐵工人鬥爭

　　五一勞動節，“五一行動聯盟”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集會。當天台鐵工會集體拒絕加班，對抗圖利財團、草菅人命的公司化，展示了工人階級鬥爭力量。工會打出“抗通膨、要加薪、要職安、保年金”等訴求，在疫情下仍有約1000名工會人士和青年參加。

　　工人階級正目睹全球資本主義的無能失序如何導致物價飛漲，實質薪資面臨倒退，但科技業為首的台灣財團卻從國際貿易中賺了金山銀山。蔡政府只顧著保障資本家的利潤，將通脹歸咎於國外因素而無法控制。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參與在集會當中，除了支持台鐵工人鬥爭，亦主張爭取政治罷工權。我們反對蔡政府利用烏俄戰火來推動親美親商政策，支持基本工資增加至每月三萬元（新台幣），並且將糧食和能源企業公有化，進行物價管制。

　　台鐵產業行動展示力量

　　台鐵企業及產業工會在勞動節展開了1.2萬人集體拒絕加班的產業行動，反對政府當前所推動的台鐵公司化方案。這是台灣多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場產業行動，成功癱瘓了98%的火車班次，影響約40萬人次！

　　政府動用高鐵和客運路線等，企圖削弱罷工的力量，讓工人清楚看見蔡政府是站在資本方的一方。台鐵高層在慌亂中只勉強湊足18列次區間車，而政府動用的類火車也搭乘冷清。

　　資產階級的媒體要麼用其他新聞轉移視線，企圖淡化罷工的影響力；要麼就攻擊罷工“造成交通不便”。資本家和政府害怕工人階級認識到自身的經濟力量，並為之鼓舞群起效尤，相繼發起抗爭。不管官資怎樣聯手操弄輿論，都無法掩蓋動員的成功。雅虎新聞的調查中，近八成的網絡受訪者支持罷工，顯見網上不乏支持聲音。

　　台鐵產業工會動員上百名會員參與這場集會。會員代表徐仲能表示反對台鐵公司化，認為是官僚無能導致危險，如今只想卸責；另一名台鐵產工會員柯先生看到主流報道扭曲他們的抗爭也表示：“國際工會聲援對我們有很大的鼓勵，更有信服力地讓大眾看到日本鐵路公司化的真相是事故頻傳。”

　　台鐵產業行動也得到許多工會的支持，例如台灣郵政產業工會副理事長黃柏維說：“郵政已經公司化20年，政府把它當作公司化成功案例，但其實是負面教材。我們反對公司化，郵政公司化讓資方可以輕易用新舊人員的雙軌制來分化勞工。很高興看到國際工會聲援台鐵工會，職場上和國際上的勞工團結都很重要。”

　　行動需要繼續升級

　　這場勞資鬥爭只是剛剛開始，工會正在商量下一步的策略，例如未來在更具威脅性的日子發起產業行動。台鐵企業工會不排除在端午、中秋及國慶，以及11月26日的九合一選舉投票日，繼續拒絕加班的產業行動。由於合法罷工的門檻更高，加上要經過繁覆的勞資“調解”，這次工會只能發起集體請假。為了使罷工工人得到更大保障，台鐵產業工會也正在籌備合法罷工，使鬥爭的規模更廣、更有力量。

　　主流媒體必然站在財團一方的，最有效迎擊輿論圍剿的方法，是面向公眾進行街頭宣講和派發傳單，並動員各大工會和工運組織發起大型集會，將社會支持工人聲音凝聚起來。此外，面對官資聯手以客運和類火車去打擊抗爭，可以見到工人階級需要跨企業、跨行業的工會聯盟，以團結更廣泛的工人到工運一方，避免他們成為破壞罷工分子。工人階級是命運共同體，台鐵工人的勝利是全體工人的勝利，台鐵工人的受害也是全體工人的受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將全力支持工人的鬥爭！

　　台灣疫情新高峰：“超前部署”的破功

　　台灣新冠疫情進入前所未有高峰，每日確診人數從加零飆至五萬人，成為世界第一名。揭露了民進黨兩年來吹捧的“超前部署”，民進黨的“新台灣模式”歷經一個月後仍看不出與共存有任何區別，甚至比其他共存模式的國家更缺乏準備。其中，藥局前快篩試劑搶購、朝令夕改政策、缺乏清晰居家隔離指引、延遲收到隔離單、病例上傳系統持常卡住未解決，以及七十五歲以上疫苗施打率仍未突破75%，落後於韓國與新西蘭。總總反映了民進黨政府缺乏抗疫所需的準備。

　　嚴重缺乏醫療量能，染疫醫護上班

　　蔡政府就算經歷去年五月疫情高峰，仍無法、也不會改善醫療量能力不足的問題，而民進黨黨內公開分歧對杠、各親資政黨相互踢皮球推托責任，同時犧牲的卻是每日上萬確診的基層人民與血汗過勞醫護人員。這是因為醫療長年市場化、以及撙節公共醫療開支所造成的惡果。

　　5月10日各醫療相關工會至衛福部抗議，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急診醫師陳亮甫說：“過去一周經歷地獄般的工作生活。醫護人員已經沒辦法給大家像樣的照顧品質。疫情越演越烈，輕重癥患者都在不斷增加，每當問及醫療資源短缺狀況，指揮中心只會拿出全國還有50%的空床率來粉飾太平；問及醫護人力不足，就只會請染疫醫護繼續回來照顧確診患者，完全不肯重視本來就已經嚴峻的血汗問題；輕重分流徒具形式，再多的呼籲和口號都解決不了急診外的排隊人潮。”

　　北市聯醫工會曹蕓華說：“護理人力嚴重不足狀況下，CDC（疾管署）竟直接下令（照顧新冠肺炎病人）的專責病房護病比，從原本的1:5上升到1:10-20，也就是一個護理師同時照顧10至20位確診患者，同時還得身著厚重的隔離衣、不能喝水吃飯擦汗、每次進出病房區都要重新清潔消毒洗澡。”

　　藥局前大排長龍搶購快篩試劑成為日常，面對群眾的抱怨、憤怒，就連兩位民進黨市長林右昌與鄭文燦也皆指控陳時中給予地方政府的快篩試劑嚴重不足。而台北市長柯文哲一邊抱怨中央給予的快篩試劑嚴重不足，一邊卻不提高社區篩檢量能，造成民眾湧入各大急診而癱瘓醫療資源、醫護人員的血汗過勞，這就是柯文哲掛在嘴上的“務實”政策的破產。

　　鈔前部署

　　民進黨急忙找各家企業尋求快篩貨源，過程被揭發裙帶資本的利益勾結。其中代理商高登環球被爆出代理人是民進黨蔡煌瑯的哥哥蔡朝正，且公司是“小吃店變生醫公司”，而獲得1700萬劑、16.5億元（新台幣，下同）政府快篩大單。高登害怕被進一步揭露而棄單，陳時中虛偽地為其辯護是“殷實商人”，但又爆出高登在去年拿中國生產不具醫療級口罩，混充台灣醫療級口罩，違反藥事法，可見這就是民進黨兩年多來的“鈔前部署”。

　　財團只關注利潤不願為了防疫提高成本，提供給工廠移工的宿舍狹小擁擠，成為疫情傳播的溫床。各工廠（華通、欣興及仁寶等）發生移工宿舍發生群聚，但確診者和健康移工卻住在同寢室、共用衛浴，導致上百名移工嚴重交互感染。另外台鐵台北車站主管確診，但確診者接觸的工人卻維持上班，同時台鐵也沒有提供快篩試劑，可見台鐵高官寧願花心思推動犧牲工人與交通安全的公司化政策，拼“月底三讀”公司化犧牲工人的惡法，也不願意多花時間與成本制定相關防疫政策。

　　疫情加深金融保險的貪婪，過去金融保險推出防疫保單，賣給希望在疫情中受保障的基層人民，共賣出600萬張。疫情爆發後，估計在15%人口感染的情況下，須理賠超過400億，而保險公司只想限縮理賠範圍、提高理賠條件、降低理賠金額。例如：反對“快篩＝確診”，反對“數位健康證明代替醫療診斷書”，只理賠中重癥，甚至狂言“會串聯拒絕賠償”。陳時中一邊假惺惺的說：“這是保險業自己的事情”，另一邊著手準備未來新冠肺炎降級法定傳染病降為四級——幫保險金融產業開脫、降低理賠金額與責任，縱容保險公司違約。

　　建設防疫小組，挑戰藍綠白財團專制

　　蔡英文政府“超前部署”的破功，證明資本主義無法也無能進行有效的防疫政策，無論是共存或清零皆是由工人階級犧牲為代價。一個可靠有效、靈活的防疫政策，並不能靠蔡英文政府，也不能靠金融保險或“殷實商人”，而是需要靠工人團結鬥爭。我們需要將醫療系全面公共化，由醫護人員民主決策防疫工作並大幅增加醫療資源，給予全面充足的醫護人力。

　　工人需要在各產業中建立防疫小組，推動合理的防疫措施，包含：全面給薪防疫照顧假與家庭照顧假、免費且充足的防疫設備與環境、全面的醫療保障、根據不同產業中工作場域的實際需要，制定檢疫政策。

　　台灣：多名兒童染疫去世，揭露醫療資源徹底不足！

　　新冠疫情急劇升溫，累積確診人數突破兩百萬，兩千三百條人命也因此喪生。同時，蔡英文政府與陳時中仍矢口否認醫療資源不足問題，並表示這是“危言聳聽”。實際上，對於蔡英文政府而言，只要對其不利、危及其權威的言論，就算是描述現況也會被民進黨與其網軍說成是“造謠”。

　　多名兒童染疫去世

　　當民進黨忙於辯解“沒有醫療量能不足”時，截至6月9日已有17個兒童死亡，重癥兒童累積43人，全台新冠肺炎兒童死亡率高達10萬分之5，這是日本的10倍、韓國的8倍！

　　兒童疫苗在新冠疫情延燒了一個半月的五月中才陸續到貨，揭露了民進黨政府聲稱要“延緩疫情高峰”推動“新台灣模式”真相——醫療資源與準備的不足下讓疫情蔓延。

　　醫療擠兌現況處處可見，民進黨執政的基隆市中一名確診兒童高燒42度由母親陪同連續跑五家醫院均無空床，在到院前就已經死亡，其父親表示“都在等待救治”；另一個民進黨執政的屏東縣中媽媽帶著高燒確診的兒子連續跑三家醫院都遭拒收。四月中新北中和2歲男童高燒，父親撥了4通電話等待81分鐘救護車才到，六天後不治身亡，而指揮中心在此例後才調整規定，讓確診者、居家隔離者不適可自行去醫院——這就是民進黨引以為傲的“超前部署”！

　　血汗健保與醫療商品化

　　台灣自豪健保制度，並非服務於基層人民需求，面對新冠疫情就被“打回原形”，健保近三十年與醫院營利配合起來，健保中低廉的護理費也是造成血汗護理師原因之一，又因健保給付制度有住院天數限制，過限制天數就不會給付給醫院，造成醫院想把病人在規定天數後請病人出院，不顧病人需求。

　　兒童急診長期被醫院資方認定為“長期虧損”的部門，因健保是依造“病人量”和“檢查、處置、藥費”給付給各大財團醫院，但兒童急診看診量不穩定、檢查與處置少、藥費低廉，所以健保給付給各醫院也少，造就兒科急診醫師薪水比成人急診醫師低的慘況，而兩年來疫情使兒科急診病人變少後，有些資方甚至把兒科夜間重癥醫師砍半裁員！造成如今面對新冠疫情，兒科急診醫師人力不足——而這實際上是台灣醫療營利至上的制度造成的惡果！

　　傾聽護理聲音？

　　陳時中假惺惺的在5月25日舉辦“傾聽護理聲音”座談會，但在三天前，衛福部放寬專責病房護病比，比照一般急性病房。

　　座談會只是把不合理的現況合理化，在會中提高專責病房中護病比上限至一比七（一個護理師照顧七個病人），但也完全沒有強制醫院落實的機制。而護理師提出“一比五”的照顧重癥患者已經是上限的心聲。陳時中卻只回應：“想不到其他辦法了”、“我能想到的就是給錢補償大家”。

　　醫院為營利增開30%專責病房，卻不願增加人手而讓護理師不勘負荷。發放津貼只是為醫院不願花錢補足人力的現況開辟道路，繼續使用治標不治本、讓護理師更加血汗過勞的政策。而過去許多醫護人員的防疫津貼延遲發放，甚至津貼“被迫打八折”頻頻出現。況且能全面有效補足醫療資源，對抗新冠肺炎疫情的並不是增加津貼，而是應全面補足各大醫院的護理人力。

　　建設職場抗爭

　　去年五月疫情爆發時，蔡英文曾下令“補足醫護人力”，歷經一年後的疫情卻要護理師被迫接受血汗過勞狀況！可見民進黨從來就不願挑戰醫院資方，只想開空頭支票而不願兌現。

　　新冠疫情兩年來造就全球各地醫護抗爭浪潮，醫療產業工人不應繼續相信親財團的藍綠兩黨，而醫院常成為大財團用慈善名義節稅、而開設的營利場所。因此我們需要在職場中組織工會力量，團結向資方和政府抗爭，推動職場民主化，反對血汗過勞制度，並團結各產業部門的工人階級，挑戰資本財團統治。所有私人醫院應該公共化，同時大大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讓醫療產業部門交由工人民主控制，才能全面補足醫護人力、實現全面充足且免費的公共醫療，滿足基層人民的需求，進而對抗百年一次的全球新冠疫情。

　　台灣：反對台鐵公司化！迫切需要重建鬥爭　糾正企工領導的錯誤五一勞動節台鐵發起產業行動（由於工會法律使正式合法罷工相當困難，工會往往要從拒絕加班開始），迫使超過九成火車停駛，盡管資產階級媒體淡化事件，社會大眾對工運的支持度仍相當高。政府害怕工人鬥爭會取得信心，以至未來組織更強大的罷工，於是采取“閃擊”的策略趕緊通過公司化方案。

　　在所有資產階級政黨的支持下，立法院在5月27日通過了《國營台鐵公司設置條例》。該方案完全沒有落實工會提出的安全改革和員工權益等訴求。最後工會代表只占台鐵董事會的五分之一，比民眾黨提出的小修小補的建議更保守。就算有負責審查行車安全的“安全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的組成還是由董事會訂定，勞工代表根本難以發聲。而規模較小、但更基進的台鐵產業工會（簡稱產工）提出的六大訴求，包括“安全改革、提升待遇、同工同酬、勞動條件、永續經營、產業民主”都完全被無視。

　　自從去年太魯閣車禍發生以來，這些親資政黨不斷鼓吹公司化，為的是讓他們代表的財團能肆意分贓台鐵資產、炒作車站腹地，並更有效的分化和打壓工會的力量。

　　抗爭受挫

　　台鐵工人在五一產業行動中展現力量，可惜的是，台鐵最大規模的工會——企業工會（簡稱企工）的領導選擇背叛基層工人。在5月18日工會與政府協商後接受了政府空洞的承諾，沒有拿到任何具體方案，卻就決定取消端午節的罷工，在關鍵時候瓦解了鬥爭。在同一天企工進行的調查中，超過96%的司機員（火車駕駛）和許多基層工人堅決表示願意在未來國定假日和選舉日響應罷工，如此規模將甚於勞動節罷工。企工領導的決策是不民主的，沒有將這一關鍵決定交由全員投票，這也就自然得到交通部長的公開感謝。

　　政府現在違反與工會協商時的承諾，企圖在子法協商中排除工會的參與。企工領導在關鍵時刻主動解除了鬥爭的武器，無疑對這次工運作出了打擊，阻礙了積累抗爭力量的機會。如果企工領導沒有取消端午行動，本來工運可以在士氣更高、組織更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將抗爭升級。

　　很多工人現在難免質疑工會領導是否真的想領導罷工。部分工人不免感到憤怒和灰心。例如一名工人表示想撕掉自己簽署的不加班聲明，更有許多台鐵勞工完全不信任企工所謂的“政府已有善意”、質疑取消端午不加班行動就不可能真正取得有利的談判。為了重整鬥爭的力量，工運需要汲取這次教訓：工會在重大決定時必須進行民主討論，使領導受到工人的民主監督，因為小圈子領導層往往會因為面對資方或政府巨大的壓力而作出背離工人利益的決定。

　　現時企工後知後覺質疑被政府欺騙，而三大工會（企工、產工以及多數由台鐵司機員組成的“全國火車駕駛產業工會”）都表示如果子法協商排除工會參與，將於接下來的國定假日及投票日“拒絕加班”。其中產工繼續推動拒絕加班的“罷工”，同時正為合法的罷工作準備，作為將鬥爭升級的方案。合法罷工需要通過冗長的法例程序，但可以使工會取得擇期發動罷工和糾察的權力。

　　為工會民主而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繼續支持台鐵工人繼續鬥爭。現在迫切需要重新準備一場更大規模、更有力的產業行動，糾正企工領導層取消端午行動的錯誤。台鐵工會以至所有工人需要舉行聯合大會，使台鐵內不同工種的工人獲得最大的團結，民主商討並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案和訴求。產工主張建設合法罷工從而獲得更大的罷工權利是值得討論的方案。此外，舉行抗議活動以重振工人之間的士氣並爭取公眾的輿論支持也是重要的抗爭手段。台鐵工人受壓迫就是全體勞工受壓迫，全體工人都要聲援這場抗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主張：

　　1. 台鐵工人受壓迫就是全體勞工受壓迫，聲援台鐵工會團結抗爭2. 撤回公司化條例，支持工會的所有訴求

　　3. 舉行全台鐵工人的聯合大會，民主討論並決定下一步的鬥爭方案4. 將台鐵交由工人民主管理，驅逐官僚和資本於董事會外5. 建設工人政黨，打倒正醞釀更多太魯閣車禍的資本主義制度台灣：民進黨威權化　台灣不是“民主堡壘”　需要群眾鬥爭！

　　民進黨政府最近連串加強國家機器打壓，企圖打壓言論及網路自由。兩年來疫情爆發以及中美沖突大大升溫，社會陷入更大危機，因此統治階級更不能忍受群眾享有“過多”的民主權利，害怕他們有空間組織起來反抗。現在只有群眾鬥爭才可以捍衛民主權利。

　　近年政府加強使用《社會秩序維護法》，尤其針對“散播疫情假訊息”的罪行進行檢控。此舉無疑是利用疫癥來打壓言論自由。最近，藝人郭彥均在臉書發文與醫護人員對話中談到“看到這麼多孩子，就這樣走了。”行政院長蘇貞昌曾表示要究責、查辦，而刑事局一度威脅要介入調查。雖然郭彥均最後沒有被起訴，但政府已達到其想要的政治目的——企圖以打壓公眾人物來制造恐懼氣氛，使普通民眾也會噤聲。

　　這並非單一事件。《社維法》中的“散布謠言罪”俗稱被警察“查水表”。2020年“查水表”暴增至 320 件，數量是前年兩倍之多，更是2018年的15倍之多。而在20年到22年的疫情期間，因疫情成案的散播謠言總共高達490件！

　　民眾發文或轉貼抨擊蔡政府施政、質疑選舉作票、諷刺政治人物等各式論述都可以被檢控。2019年底，台大政治系教授蘇宏達因先前批評故宮政策而被起訴，即使最後沒有成案，但已對言論自由造成打擊。

　　《數通法》限縮言論自由

　　此外，民進黨準備推動《數通法》通過。法例下只要被認定“違反國家安全、資訊通訊安全”，則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就有權力介入管制網絡平台。NCC名義上是所謂中立機關，但還是行政院下的一個單位，因此數通法根本就是擴大國家機器的權力。

　　《數通法》管制的範圍廣大，許多網絡平台都將被政府管制，臉書、YouTube、Instagram等社群網站都包含在內。民眾平台發文，業者在知悉行為或資訊違法後，要立即移除。近年社群網站越來越多限制發表政治言論的權利，《數通法》無疑會惡化這一情況。一旦網絡管制的大門打開，權力必然會不斷擴張。去年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發表文章，認定為PTT“反政府單位”，甚至可能是“中共同路人”，可以看到統治階級未來真正打壓的目標。

　　民進黨首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打假新聞，而要加強控制媒體，確保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親美帝國主義路線得到鞏固。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固然反對中天等散播謠言的媒體，但民進黨加強管制新聞自由，最後受害的是廣大群眾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除了反對資本主義政府的專制統治，捍衛現有的一切民主權利，更主張需要將新聞企業和網絡企業全面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才能確保媒體為公眾利益服務。

　　全球威權化 群眾團結鬥爭

　　民進黨挾著香港2019年反威權運動的聲勢，在抵抗中共的情緒下贏得選舉。但上任以來，蔡政府越來越大力打壓民主權利，更完全沒有落實庇護權。在所謂“抗中保台”的旗號下，凡是不支持當權者的人都被打成“中共同路人”，這將包括堅定反對蔡政府社會政策的團體以至獨立的工人運動。捍衛民主權利的人士不應信任任何加強資本主義國家機關的政策，包括國安法例（例如反滲透法和保防法等），日後都會被利用來鎮壓群眾運動和民主權利。

　　在疫情下，蔡政府仿效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政府，通過呼籲“國民團結”來煽動民族主義，意味著底層勞動者為了和壓迫他們的統治者“團結”而不能發聲和反抗。民族主義和專制統治是緊密相連的，不僅是中國，各國政府都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加強鎮壓，包括警察暴力、限制言論自由、打壓抗議的權利等。因此，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權利都在倒退，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IDEA）去年發表報告指，全球民主狀況正在倒退，有更多國家走向專制，五年間民主國家數量從 104 個減少到 98 個。

　　民主權利是歷史上群眾鬥爭贏回來的。但只要資本統治階級仍然存在，民主權利就會有隨時被奪回的危險。尤其在資本主義危機和帝國主義沖突下的今天，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民主堡壘”。群眾需要團結抵抗資本主義的威權化，而最重要的力量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和鬥爭。

傑瑞米柯賓

工人階級談保守黨對英國的禍害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八四年

　　在經濟繁榮時期，確立了一種廣泛的共同意識。左翼和右翼的主要政黨普遍接受了一種“混合經濟”的概念——即帶有一些國營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他們也承認工人作為工人應有的某些權利，尤其是關於自由工會的權利。另外，他們讚同政府作為政府應負的一定責任，特別是提供各種福利服務和保持大致的充分就業的責任。這種共同意識的確切參數，因國家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在整個繁榮時期略有變化，同時對這種意識的界限問題也有過爭論。盡管這樣，主要政黨之間的意見仍帶有廣泛的一致性；在英國，這種共同意識被稱為“伯茨克爾主義”（Butskellism），這是用保守黨領導人伯特勒（Butler）的前一半姓和工黨領袖蓋茨克爾（Gaitskell）姓的後半部分拼起來的詞，表示保守黨和工黨的意見一致。

　　到70年代末，由於經濟狀況不允許繼續安排好就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服務，這種共同意識陷入了日益緊張的狀態。在一些國家中這種共同意識已完全破滅。兩種對立的觀點已經或者正在出現。左翼選擇的觀點（雖然至今還是猶豫不決）正是本書下一章的主題。這里我們先考察一下新右翼政黨在80年代初期雷厲風行的經濟政策。

　　首先采取這種政策的主要政府，是英國1979年當選的保守黨政府。一年以後，美國一位提出類似綱領的總統當選。因此，這種政策便把撒切爾和里根這兩個人的名字連接起來了。

　　要解了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必須拋開經常用來描繪這兩個人的簡單化的口號，所以我們一開始便討論用來論證這些政策的修辭和政治、經濟理論，然後考察這些政策的實質和邏輯。

　　修辭

　　政治家們用來宣揚這些政策的引人注意的言辭，主要不外集中於兩個概念。一是認為通貨膨脹既不道德，又是頭號公害。因此撒切爾曾講到有必要恢覆“有信譽的貨幣”，她所委派的英格蘭銀行總裁羅賓·利伊彭伯頓也說，通貨膨脹對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產主義更大。這些口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

　　另一核心概念認為：以前的歷屆政府，乃至整個國家一直在肆意揮霍浪費。因此，“我們必須量入為出”的老調被作為一種深奧的見識一再重彈。受到削減教育經費打擊的學齡兒童並不僅僅是那些被告知停止供應免費午餐的學生。我們大家都必須為了“當好家”而“勒緊褲帶”，這些牧師式的說教主要目的是為攻擊就業、生活標準和福利供應提供依據。這種充滿高尚道德的論調有助於把犯罪思想逐漸灌輸給任何一個不願作必要犧性的人。

　　政治經濟學

　　對這些說教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點進行理論論證的，是一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機構，該機構最著名的撰稿人就是哈耶克。

　　這種觀點強調的中心是要“讓國家停止對人民的幹預”。共同意識所認可的愈來愈多的政府幹預，用哈耶克一本書所用的書名來說，就是將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制的道路》。一旦政府卷入，經濟結果就不再反映與人力無關的市場力量，而變成政治性的了。利益集團聯盟以一種實質上是專橫獨裁的方式，把他們的意圖強加於他人。這種情況與經濟效率和自由權利本質上是不相容的。

　　人們可能會得出非常激進的政策決斷：“那些巧妙地保留國家權力觀的自由意志論者，把這種權力僅限於‘守夜人’的活動，主要著重於法律、秩序和國防方面。……當然不會有征兵，不會有反吸毒的立法，也不會幹涉私人性行為，但同樣也沒有社會保障——甚至連最低程度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也沒有起碼的保健服務，更說不上市鎮和鄉村建設的規劃條例”（布里坦，第55頁）。哈耶克本人主張取消國家發行貨幣的壟斷權，提倡私人發行通貨；實行貨幣的競爭性流通。

　　不論是撒切爾還是里根都沒有采取這種辦法。但是他們確實接受了這種理論的基本內核，而又不帶有任何真正自由意志論者的色彩。

　　在政治經濟學的這類主要觀點之中，可以辨別出兩種比較狹義的經濟理論。一種是貨幣主義，這個理論的出發點是認為通貨膨脹的原因在於貨幣供應增長率過於迅速。因此，對於政府來說關鍵的經濟任務是控制貨幣和信貸的增長率。使貨幣供應增長放慢的最好辦法是減少政府的赤字（即減少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赤字的壞處在於它必須通過增發更多的貨幣或借款來籌集資金。在前一種情況下，貨幣供應增長太快，而在後一種情況下由於政府吸走了那些原本應該投向工業的資金，利率提高，故而“排擠”了私人投資，導致長時期的就業不足和低收入。

　　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特別是用赤字支出推動就業的辦法更是災難性的。無論如何，就業總是傾向於一種以自由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自然”率。所以任何新職業的產生之後不久就將被經濟領域中其他方面的失業所完全抵消。政府的開收越大，其唯一的最終結果是：私人投資更少，或通貨膨脹率更高。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試圖提供比經濟自發產生的就業更為充分的就業。

　　撒切爾政府起初支持純貨幣主義的論點，盡管後來它的觀點變得更實用主義了。里根政府總是分別采用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方法。供給學派所提倡的就是構成新右翼經濟觀點的第二種理論。

　　歐洲人錯誤地理解供給經濟學這個詞，他們把它與政府對工業的幹涉聯系在一起。這與美國對供給經濟學的理解幾乎完全相反。

　　供給經濟學的核心是認為使經濟覆蘇的方法是大幅度地減稅。降低所得稅意味著儲蓄、工作和投資可以獲得較大的收益。所以，減稅以後人們工作將更努力，工作時間也將更長，投資也會更多。產量將會上升，失業率則將下降。供給學派相信雖然降低了稅率，但收入增加將使課稅基礎增加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稅收總額反而上升。但是，供給學派認為政府的支出還是應該削減，一來可以更大幅度地減稅，而更重要的是因為政府的大量支出，尤其是福利費的支出因降低了勞動的必要性從而破壞了對人們工作的刺激。與失業是由於需求不足的解釋（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礎）完全不同，供給學派斷言失業來自於缺少刺激工作的動力，經濟蕭條則來自於對投資的刺激不足。雖然大多數貨幣主義者同意供給學派注重減稅及增加刺激的觀點，但是他們對這種方法能使自然失業率降低到什麽程度以及會以什麽樣的速度來降低都持有很大的懷疑。所以貨幣主義者們並不認為應當在相應地削減政府支出之前，先削減稅率，因為政府赤字將引起通貨膨脹或利率上升，或二者共同上升。相反，供給學派卻認為貨幣政策如卡得太緊，將導致利率上升和破壞以減稅促進投資的良好效果，從而有害於經濟覆蘇。

　　實際的方案

　　雖然上節所述的觀點確實對撒切爾和里根的思想有所影響，但是，就像他們用這些理論來闡明政府的共同目標一樣，他們也用這些理論使政府的這些共同目標變得模糊不清了。這是因為這些理論故意完全避而不談階級問題。

　　新右翼害怕的主要不是決策本身的政治化，而是做出一個工人階級有很大發言權的政治決策。他們所擔憂的不是任何老的利益集團的聯合，而是工人運動的政治力量。

　　哈耶克明確表示：“一個多世紀以來，政府關於勞工工會的政策，已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工會所做的事，如果不是完全被禁止，也很少是合法的。而現在工會成為一般法律規定對其也不適用的、唯一擁有特權的組織。工會已成為唯一重要的例外，政府的基本職能——防止強迫和暴力行為——對工會明顯失效。我們自由社會的整個基礎受到工會僭取的權力的嚴重威脅”（哈耶克，第66—68頁）。

　　同樣，新右翼的目的不是使政府削減任何人和所有人的負擔，而是要減輕工人運動和在繁榮時期按工人意願制定的進步法律對雇主們的負擔。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構成了一種很清楚的而且是非常激進的企圖，即按資本主義的條件去解決近15年來的經濟困難。它企圖通過從根本上改變所有政黨過去已經同意的參數來對付繁榮時期最後幾年出現的主要問題——工人們逐步增長的獲得改善工資、國家福利和工作條件的能力。換句話說，它企圖將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恢覆到30年以前的狀態。而且，哈耶克很清楚這將意味著什麽。

　　“然而，這條道路仍然被所有時髦理由中那種最愚蠢的理由，即‘我們不能使時鐘倒轉’堵住了。人們不禁要感到驚訝，那些習慣性地使用這種陳詞濫調的人是否意識到，這種論調只是表達了我們不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宿命論信條。……只有把已被放棄的原則再次用於現行的政策才能使我們避免對自由制度的成脅”（哈耶克，第87—88頁）。

　　對於哈耶克來說，“自由制度”只能是“資本主義”。新右翼認為，如果為有利可圖的生產和持續積累重新創造條件需要恢覆人們獲得共同意識以前的那種政治，那就應該這樣做。

　　現將為達到這些結果而謀劃的一些最重要的政策對照60年代的正統作法概述如下。

　　緊縮貨幣政策。政府的責任決不是去保證充分的就業，而是要防止因“過多的”就業（新右翼的語言）給物價和利潤帶來的後果。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傳統的需求管理僅僅是“以不負責任的態度把責任推卸給繼任者。在這方面我們自然正在遭受開創了這一處理方式的那個人（即凱恩斯）的報應，因為我們已經處在凱恩斯知道我們將會死去的那種結局之中”（哈耶克，第109頁）。

　　削減福利供給。政府與其去保證改善福利事業，倒不如應該把福利服務減到整個經濟能夠負擔的較低水平，以便不致損害“創造財富”的私營部門。

　　減稅。不是按富有者多負擔的方式征收為籌集福利事業資金所必須的各種稅款，而是應該減稅，尤其是減少收入最高層的稅收以減少政府對於收入分配的“幹預”。這種收入分配是市場產生的，並且是市場本身的高效率運行所需要的。

　　私營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府不必限制企業以損害工人和消費者利益來追求利潤的方式，應該擴大而不是限制私人謀取利潤的範圍。

　　削弱工會組織。政府不應承認組織起來的工人擁有保障工會權利的立法，而應削弱勞工立法以便允許雇主擁有破壞工會組織的更大自由。同時政府應在與愈益重要的政府部門工會打交道方面，做出榜樣。

　　在考察這些政策在英國和美國的實施情況時，我們把重點集中在這些政策的邏輯性和一貫性上。因為在寫這本書時，這兩個政府還在台上，所以要作出最後論斷，還為時過早。

　　緊縮性貨幣政策

　　在撒切爾政府執政初期，認為緊縮貨幣可以降低通貨膨脹而對其它方面毫無影響的意見很流行。這種觀點認為只要簡單地宣告對貨幣供應的增長規定強硬的指標，就足以抑制工資和物價的增長。貨幣主義理論的領袖米爾頓·弗里德曼在1980年談到英國時聲稱：“到1982年通貨膨脹降到1位數時，其副作用將僅僅是生產和就業的微弱降低”（斯圖爾特，第172頁）。毫無疑問，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荒謬的樂觀想法。緊縮貨幣的政策是通過引起經濟衰退甚至蕭條而起作用的。對經濟問題的治療，恐懼往往比魔術更有效。

　　如果政府使信貸的增長低於通行的通貨膨脹增長率，那麽，利息率將會上升。這就減少了企業投資的收益，使得分期付款和抵押貸款更加昂貴，並由於籌集資金現在變得更昂貴而促使業企賣掉存貨。對這些影響的力量，多年來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急劇的信用緊縮無疑會降低支出。這種緊縮的動力是靠浮動匯率來支持的。高利率將吸收能提高通貨價值的外國資金，從而使出口品失去競爭力，而進口貨更有吸引力。國內生產的產品銷售進一步下降。這對一個象英國這樣的國家（其對外貿易額占產量的比例較大）要比對一個象美國這樣經濟開放程度較低的國家的沖擊更大。

　　引發一次衰退的目的是要恢覆生產和投資的贏利。這一目的是否成功主要不是取決於用衰退（即降低通貨膨脹）來降低工資和物價增長的程度，而是靠比降低物價增長更多地降低工資增長的程度（即壓縮實際工資和提高利潤）。衰退在促進生產率方面可能具有的影響也是同等重要的。

　　在經濟衰退中，那些生產率最低的弱小企業首先破產。他們的退出使平均生產率上升。持續的通貨膨脹緊縮同樣給管理部門造成壓力，迫使其改變工作實踐——縮小經營規模，強迫工人加速生產而不增加工資等等。這種機制是可怕。經理們確實認為企業已到存亡攸關之時。最關重要的是，通貨緊縮削弱了工人對這些改變工作實踐的抵抗。害怕確實是問題的關鍵。工人意識到對抗可能使企業因冗員過多而裁員或倒閉，而且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在同樣的壓力下，工資的上升已被壓低，可望降到低於物價的增長率。

　　強調采取貨幣政策，而不是運用財政政策來促成通貨緊縮並引起一次衰退，不過是經濟方面的次要問題。無論如何，只要激進的供給學派熱衷於減稅，削減政府支出也會在這方面起同樣的作用。但是，利用貨幣政策時，由於它的所謂對通貨膨脹的直接沖擊，可能在總體經濟政策的制定中成為決定性因素。對於新右翼的觀點來說，主要困難是如何贏得選民對緊縮經濟方案的支持。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像貨幣主義那樣學究式的教條起作用了，它們作為一種基本原理被用來服務於背棄戰後各政黨共同意識的一個基本特征——政府的職責是保持充分就業。

　　英格蘭銀行總裁的顧問福德在為該銀行頗有聲譽的《季度公報》撰文時，概述了這一策略：“……以眾所周知的凱恩斯關於有管理的需求趨於下降的解釋，以及將更多的努力集中於最終目的而不是中間目標，作為這樣一種策略的基礎和出發點將是可能的。但是這將意味著要專門宣布生產和就業的目標。這將是一種非常危臉的做法，這些目標，或是不會為公眾輿論所接受，或是不足以保證通貨膨脹率會大幅度下降，還可能是兩種情況同時發生。利用貨幣供給和政府借款這種有力的中間目標，能使當局與產量和就業問題保持距離，而只需強調工業成本趨勢在產量和就業方面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總之，不管利用中間目標的工作會帶來什麽樣的困難，為表示與過去決裂的決心，並能使當局滿懷信心地在沒有航標的海上航行，從一開始，它們就是極其重要的”（1983年7月，第207頁）。所以貨幣主義在推銷保守黨的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政黨的廣告代理處一樣重要。

　　撒切爾政府最初幾年確實采取了激烈的貨幣緊縮政策。利息率從低於通貨膨脹率的5％，增加到幾乎10％以上，這就打擊了商品銷售的機會，從而在各個方面打擊了生產和就業。高昂的借貸成本阻礙了固定資本投資。從1979年第二季度到1981年第二季度，固定資本投資的下降相當於產量的1.5％。強加於公司現金頭寸的限制，導致庫存的大量減少。在同一時期庫存的減少相當於產量的3.5％。高利率加上由於英鎊作為石油貨幣的新地位而產生的信心，明顯地扭轉了先前英鎊貶值的局面。英國制造業的競爭能力令人震驚地降低了50%。這使出口大受打擊，兩年中出口的下降相當於產量的2％。進口的增長則相當於產量的2.5％，排擠了國內的產品。這些發展彼此助長，他們的混合力量成為1980—1981年經濟下降的原動力。

　　後果是嚴重的。產量的下降比60年來任何一次衰退（包括1929—1932年的經濟衰退）都要巨大。到1981年春，官方統計的失業率增加了一倍，失業人數占整個勞動力的12％。1982年，一年中宣布清理的公司達12000家，是1979年清理率的2倍半。工業部門受到的打擊最重。在1979年12月以後的12個月中，制造業的產量下降了15％，遠遠超過30年代的任何一年，那時最大的年下降率只有5.5％。1983年初，制成品的進口量比1979年高出24％，而國內制成品的產量卻停留在比1979年下降16％的水平。

　　經濟的衰退集中於工業，尤其是制造業，這是至關重要的。這些部門最受國際競爭的制約。如果這種策略成功，這些部門必然要經受最強大的壓力，而對他們的回報也必然最為有利。

　　1982年美國發生的經濟衰退的程度同1980年—1981年英國的經濟衰退差不多。但是，因為持續時間比英國短，所以產量只下降了大約2％，而英國則下降了4％。同時，利息率上升很快，實際利率達到了10％左右，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同英國一樣，庫存減少成為導致產量下降1％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私人投資也明顯下降。由於美元升值，美國工業競爭力下降了20％，促使出口迅速下降。同英國一樣，政府購買貨物和勞務的支出微有增加，轉移支付增加很多，有助於緩和收入降低對消費的沖擊。工業受到最沈重的打擊。1982年工業生產下降了8％，失業率上升到10％以上。

　　摧毀福利事業

　　撒切爾政府和里根政府都大大減少了國家的福利撥款。在第一屆撒切爾政府執政期間，廢除了許多現款救濟金。與原收入掛鉤的失業福利補助也取消了。在1983年，對拿平均工資的人來說，這筆補助金將是每周18.60英鎊。工傷福利補助也被取消。

　　其他許多現款救濟金按實際價值也降低了，救濟金與物價或收入掛鉤的辦法也被削弱或取消了。養老金也不再同平均收入的變動掛鉤，這個變化在1983年使一對領養老金的夫婦每周少拿2.25英鎊。對喪失工作能力的救濟金削減了5％，並取消了與收入的掛鉤。這使得一個已婚的領傷殘救濟金的人，在1983年每周失去4.25英鎊。

　　削減了對地方政府的補貼以及對經費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當年經費的實際價值減少了3.5％。地方政府的資本開支下降了40％。這嚴重地打擊了對住房、學校和老人之家等等的撥款。

　　在教育方面，從1980年至1982年，撒切爾政府裁減了18000名教員。在1978／79年和1981／82年期間，對每個中學生書本費的支出，從22.70英鎊下降到19.90英鎊，考慮到通貨膨脹率因素，這一下降是很大的。學校夥食費的價格失控，平均上漲了一倍。社會大學（Open University）的收費在1981 至1983年期間上漲了79％。

　　健康方面，盡管實際支出增加了，保健水平卻下降。主要是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超過75歲的人口在保健方面的花費幾乎是就業年齡人口的8倍。而超過75歲的人口每年大約增加4萬5千）。處方收費上漲了600％。一般牙科收費上漲了170％。

　　在美國，1981年當里根試圖削減社會保障支出時，他在國會中首次遭到重大失敗，只好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但是許多其他方面的福利撥款被砍掉了。

　　貿易調整補助用於對因大量進口而失業的人提供一年的失業救濟。當里根上台時，有50萬工人領取這種救濟款，多數是被汽車工業及其配件工廠解雇的工人。1982年的預算把這個項目的經費砍掉了一大半。1981年，有14萬新的退役軍人加入領取失業救濟的大軍。現在救濟金不再發給那些可以重新應征入伍和因品行不良被開除的人。

　　華盛頓也采用了許多州已經采用的“勞動福利”計劃。這些計劃迫使人們要麽在一周內花費很多時間去找工作——通過組織“職業俱樂部”，人們必須每周花費40個小時在這里閱讀招工廣告和填寫申請表——要麽按最低工資率為國家工作足夠的小時，取得用救濟費支付的工資。

　　勞動福利計劃主要靠折磨領取救濟金的人，而不是給他們找工作來節省資金。新澤西州推行這種計劃後，有2879個人找到了工作，同時卻有9016個人失去了救濟金。在密執安州，任何個人脫離了這個計劃，就會按“不合作行為”被除名。

　　具有領取食品券資格的4口之家的年收入上限已從14000美元下降為11000美元。福利費中生活費用的增加被長期拖延。有資格領受學校午餐津貼的條件更苛刻，午餐津貼的基金也減少了。結果，里根政府執政的第一年，在馬薩諸塞州，學校夥食的平均價格上漲了50—85％，就餐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

　　1983年，美國人口普查局關於美國貧窮狀況的報告中談到：有3440萬人生活在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9862美元——約合6500英鎊）。這就表明大約有七分之一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是196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福利的削減采取了多種形式，它從不同方面打擊個人生活。他們可能砍掉一個人作為公民或者作為公民之中的一個特殊部分以現金和實物形式享有的權利。削減養老金的實際價值就是一個例子。削減的辦法還可能是使人們難以得到某種福利的權利，而不是正式廢除它。醫院等候住院的名單越來越長就是實例。另一種可能是要取得權利必須花很多錢（低收入階層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享受這種權利）。處方收費是這方面一個明顯的例子。但所有福利的削減表明，政府削減了它應保證公民享有充分福利水平的責任。這樣就等於他們試圖從根本上破壞戰後確立的共同意識的一個參數。這一破壞起了兩個主要作用。

　　首先，削減福利意味著政府不必花這麽多錢。這樣就緊縮了通貨、降低了赤字，如果達到足夠的程度，就使減稅成為可能。

　　其次，與政府削減其它經費不同，削減福利使人們更加迫切地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人們愈是不能忍受失業，就愈能接受較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削減獲得補助金的權利使工作與獲得足以生存的物品和服務的能力二者之間的聯系加強了。這有助於強化資本主義強加給工人的主要紀律，即為了生活就要按照雇主的意願為雇主幹活。

　　減稅

　　里根在競選活動中，曾許諾對個人所得稅全面削減30％。他說他將實行“對任何人的稅率都同等削減”，而不是“納說人檔次之間的財富轉移”。實際情況卻是，不但削減稅額較小（三年中才削減23％），而且很不均衡地專對富人有利。首先，最高一檔稅率降低了29％，超過平均減稅率。其次，這個減稅法案中納稅等級越高，獲利越大（如：全部稅率一律減去一半，使原來要將收入的三分之二付稅的人的實際所得翻了一番。但是所有不用納稅的人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第三，不論是個人補助費水平，還是各累進稅等級的起征水平，都沒與通貨膨脹掛鉤。這就意味著最窮的人，其納稅等級將迅速上升，其速度將決於各納稅等級的減稅率。計算表明在1980年，年收入1萬美金的家庭實際要付更多的稅，而年收入25萬美金的家庭稅後收入將增加五分之一左右。

　　里根的預算局長戴維·斯托克曼非常直率地說：“供應學派的減稅法案的困難在於要把最高納稅等級的稅率從70％下降到50％，其余都是次要的。最初的論據是最高納稅等級稅率太高，對美國經濟有著最大的破壞作用。後來，為了把減稅作為一項政治問題使大家滿意，不得不降低所有納稅等級的稅率。但是我認為肯普·羅恩提案（最初的減稅建議）始終是為了降低最高稅率的特洛伊木馬”（阿克曼，第43—44頁）。不要忘記，這個特洛伊木馬不是為了吞服苦藥用的白糖，而是實施一個騙局。

　　這些新的逃稅法門是專為特殊集團開放的。例如，免除石油暴利稅將使石油公司從1986年開始，每年節省30億美元。戴維·斯托克曼在總結特殊利益集團為了使減稅法案得以通過而進行的遊說活動時說：“你知道在經濟的最前線出現的貪婪行為嗎？自私骯臟的人確實被喂肥了，貪婪的水平和機會主義的程度正在失去控制”（阿克曼，第50頁）。

　　對於企業的最大減稅是加速折舊，這將使美國財政部到1986年時每年損失530億美元，而且以後的年份還將更多。

　　總統的經濟報告，實際上承認了所有這些稅收減免的作用不是讓企業因繳納公司稅而使利潤率下降三分之一，而是使其稅後利潤率高於稅前收益率。正如有人評論所說：“我們大家都應該得到這樣的鼓勵”（鮑爾斯等人，第185頁）。

　　撒切爾夫人卻沒有按照里根逐步實行全面減稅的步驟制定龐大計劃。她的政府雖然反覆聲稱它的長期目標是大幅度削減所得稅的基本稅率，但又試圖回避宣布明確的指標和時間計劃。

　　撒切爾的第一屆政府削減了所得稅。1979年所得稅基本稅率從33％降到30%，個人津貼的提高也比4年來的物價上漲率超過5％。但是財產增值稅率在1979年從8％上升到15％。國民保險特別稅分三個階段從6.5％增加到9％。以750英鎊為起點的應納稅收入的所得稅率則從25％上升到30％。稅率平均水平也提高了。

　　所有這些改變的真正結果和里根所制定的計劃一樣，大多數人最終要付更多的稅款。一個拿平均工資的工人全部稅款的負擔從1979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48％。但是那些收入高的人結果是付稅更少。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84％降低到60％。一個年薪4.5萬英鎊的公司董事每周實際所得增加了120英鎊，即上升了四分之一。

　　到目前為止，發生在大西洋兩岸的稅制變化，等於是把經濟不富裕者的收入重新分配給那些同兩個政府成員有著同一背景的人。

　　所以，所有有關減稅的討論無非是掩蓋大規模地把窮人的收入再分配給富人的騙局。正象J．K．加爾布雷思所指出的，提倡改進刺激，以便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是最應時的理論。普遍減稅可能有這樣一種經濟邏輯：即以減稅從工人身上換取對工資的節制。工人的實得工資將會增加。因勞動成本增長緩慢而獲得的任何收益都將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但是在英國和美國並沒有出現在政治上可能出現的對福利國家的更大攻擊。大規模減稅相應地意味著巨大赤字，從而破壞財政政策的緊縮立場。所以至今他們要麽不予實施，要麽增加其他形式的稅收，足以抵消減稅而有余。因經濟衰退引起課稅基礎的收縮，意味著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實際上是上升了。如在英國已從1979年的39％上升到1981年的43％。

　　私營化和放松管制

　　兩國政府都采取了“不幹涉”經營管理的政策。他們認為最好是由資本家在盡可能不受政府幹預的環境中作出生產的決定。在美國，這方面的動向主要是采取對現存私人資本活動“放松管制”。在英國，其突破點是將以前國家擁有和控制的企業改為“私人”經營。兩國側重點的不同主要反映了美國強調的是國家通過法規而不是用國有化的辦法去控制私營企業（電力工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不動，做一些放開的工作”，這是放松管制的主要倡議者，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第一任主席默里·韋登鮑姆說的話。1981年政府放棄了要求汽車制造商在所有車輛里安裝防撞“氣袋”或其它消極的安全制動器的法律規定。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說這種改變將使他們每天節省50萬美元。如果確實如此，美國所有的汽車制造公司在4年中將節省大約15億美元，可是消費者的意外死亡、藥費和保險費等等所花費的錢估計達45億美元。

　　供應學派聲稱企業已被煩瑣規章的蛛網牢牢地捆住了手腳，這種做法正在窒息創新和投資，正在限制個人自由。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控制工作安全、能源消耗、環境污染以及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韋登鮑姆把這描繪為“社會管理規章的新天地”。

　　這些控制當然要企業花錢，據估計大約是120億美元。但這也同樣對生活的質量有確實的好處。整個70年代散發到大氣中的有害微粒下降了一半，二氧化硫下降了六分之一。平均每輛汽車行駛一英里所造成的污染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使水生物在一些重要水域又得以生存。對社會福利起作用的四個方面的常規分析表明，每年從“空氣清潔法”中得益210億美元；控制水污染年得益120億美元；因汽車安全水平提高而使死亡減少，能減少損失60億美元；工廠事故減少而節省的費用達100億美元。所有這些作用都被看成是放松管制的主要目標。

　　能源工業是要求放松控制的特別強大的院外活動集團。代表石油公司的美國石油協會迫切要求開發美國本土屬聯邦政府擁有的第三大油田。他們保證說，國家公園、森林、大草原等等只會受益。動物是喜愛石油公司的：“可以看到北美馴鹿、駝鹿以及它們的幼仔在鉆井架周圍幾百碼以內的田野里吃草，或者在橫貫阿拉斯加的一部分高架的輸油管道下休息和吃草，因為那里氣候更溫暖，草更青蔥”（阿克曼，第131頁）。

　　政府放松管制的熱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1980年詹姆斯·米勒第三在一份聯名報告中論證說：回避缺點不是無代價的，那些不願意在錢財上冒險的人，很可能買到價值便宜而不可靠的產品。政府機構把質量指標強加於人的行為與有效地表達消費者偏好是相抵觸的”（阿克曼，第119頁）。他後來被任命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

　　在第一屆撒切爾政府時期，私營化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把政府資產，或是這類資產中政府的少數股權，賣給私營部門。英國航天公司、有線和無線電訊局、阿美善姆國際和英國合營港口都完全私營化了，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公開出售。全國費運公司售給了“雇員”（主要是管理人員）。英國工藝技術集團（以前的英國國營企業局）賣掉了在弗蘭提（Ferlanti）的幾家高級技術公司並出售了在弗雷的英國國際計算公司還有其它24個小企業的股票。最大的一筆現金交易是英國國家石油公司的出售股票。

　　國營工業的附屬機構也被賣掉了。英國鐵路公司賣掉了氣墊船服務部、洗衣廠和旅館及其公司在蘇波布雷克的假日驚險遊樂場。英國煤氣公司把他們懷奇農場油田股票的50％投入市場。政府部門也拿出資產出售。這些資產有國家海事研究所、11個皇家兵工廠、24個公路服務站、倫敦北部的1個小酒店和1個家畜詞養中心。

　　國家的建築物和土地也被出賣。40多萬棟地方當局營造的房星，以低於市價多達50％的價格出售。整個房地產都賣給私人開發者，包括默色賽德的3312棟住房的地產。英國國民保健事業的建築物和土地也同樣在出售中。

　　私營化的另一主要形式是雇用私人承包商承辦原先是國家雇員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簽訂契約，把活包出去。政府各部門、國民保健事業局以及保守黨控制的一些地方當局承包出去的工作，從清潔工作、垃圾收集、洗衣、下水道的保養到供應夥食，從安全保衛、打字、照相覆制、車輛維修到計算機服務、攝影、設計以及審計工作。里根政府把這種做法更加推進了一步。他打算將政府準備花400萬美元在得克薩斯建造的監獄交給美國教養協會管理，並按每個犯人每天23.5美元付酬。

　　放松管制的作用是非常簡單的，即允許資本通過合法地打破壟斷而賺取更多的錢。巨大的社會性開支之所以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是因為這些費用基本上都不用企業承擔。這樣放松對私營企業的管制表明，戰後確立的共同意識中政府應負的一項責任己差不多被政府放棄了，這項責任是保護工人免受“過度”污染、危險工作和劣質產品的危害。

　　私營化有著更覆雜的影響。它為私人資本開辟了一些有利可圖的活動領域，但是它對私人積累可獲得的總財力的影響卻不顯著。在政府拋售國營企業資產的那幾年，以及隨後的幾年中，如果企業原先是為了使投資額超過當時的利潤而借款，那麽私營化的作用肯定會降低政府的債款數額。但是，如果私人資本貸款給國營企業或是貸給做同樣事情的私營企業，私營化在這方面就基本不起什麽作用了。如果政府賤價出售資產，那麽很明顯，投資者或購買股票的投機商人將獲益，然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但是假如政府按實際市場價值出售其資產，那麽，私人投資者僅僅是從持有政府公債轉變為持有同等價值的股票。

　　如果私營化能夠增加這些企業的贏利，那也只能是增加了私人積累能夠得到的總盈余。害怕被新的資方解雇，可能迫使工人接受較低的工資或增加勞動強度，特別是在以工會組織較弱的私營部門工人接替工會力量很強的國營部門工人的地方。資方作為一個整體從增加了的利潤中得到了好處，但私營化工業中的工人卻付出了代價。如果私營化使企業服從市場的壓力，刺激資方砍掉虧本的服務部門，那麽利潤的總額還要增加，這一次付出代價的就是消費者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是，資方只是在生產上組織得較好，以致於效率的提高不需要工人付出較大的努力，那麽這一次利潤的增加就是以工人被解雇為代價。國營企業的工人本已贏得有利條件，或者說，那些企業的行為反映了社會的考慮，就這方面來說，私營化只是對工人所得權利發動攻擊的一種方法。

　　打擊工會

　　1980年10月，主演過電影《邦佐的壞時光》的前明星——不久就將成為第一個曾擔任過工會領導人的美國總統，里根——寫信給支持他競選總統的少數工會組織中的一位主席時說“請你放心，一旦我當選總統，我一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給你的會員們提供可能得到的最先進的設備，調整職工的層次與工作日，以便使他們相應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公共安全。……我向你保證，我的政府將與你們攜手共事，來實現美國總統與你們會員之間相互合作的精神”（阿克曼，第110頁）。這個工會組織就是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10個月之後，1981年8月3日，里根下令解雇了這個組織1萬1千名全體成員，這個工會的領導人都帶著鐐銬被粗野地投進了監獄。打擊工會一直是里根處事方式的特點。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主席羅伯特·波立本來應該更多地注意他的候選人的演說，而不是去注意他信里寫的什麽。1980年4月23日，里根曾說道：“我們應該密切注視是否應當對工會組織進行限制，就像用反托拉斯法去限制企業一樣。勞工力量已變得如此強大，他們是在全行業基礎上與資方進行討價還價。我已考慮了一段時間，他們應受到與施加於工商企業的同等限制”（阿克曼，第101頁）。里根還沒有嘗試用反托拉斯法去對付工會組織，也沒有提出廢止最低工資和其他保護勞工的法律（盡管他從來沒有停止公開指責這些法律），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懲罰了工人。

　　航空控制專業人員組織事件是個典型例子。此事可追溯到70年代初期，當時聯邦航空局己斷定控制塔台上的士氣不佳。一份1978年的專家報告書責備了苛刻的管理辦法（航空控制人員對監督者“限制自由”的評價，比士兵對軍官的評價還低）。這個報告提出一項由“工會和管理當局共同合作，提高工作活力的方案”。聯邦骯空局采納了這個方案，因而避免了一場預料中的罷工。

　　1978—1981年間航空運輸增長了五分之一，控制人員或設備卻沒有任何增加。為了移動飛機就不得不扭曲規章和冒生命危險。像這樣過度緊張的工作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控制人員得潰瘍病的比率高於其他大多數人，並且有許多人成為酒徒。盡管工作25年以後可以退休（如果超過50歲，工作20年就可以退休），但只有11%的人做滿這樣長的時間，半數的人因病而退職。

　　里根在聯邦航空局打擊罷工的計劃里加進了兩個新辦法。一個是立即解雇（卡特也曾打算以解雇相威脅），另一辦法是制定一項極為重要的減少飛行的計劃以減輕對控制空運的壓力。這個計劃還可以使主要航線得以減少虧損，因為那些航線正苦於飛機容量過剩大約50%和新近放松管制後來自其他經營者的降低價格的瘋狂競爭。罷工失敗後，新的空運控制人員不得不簽署同意不參加工會行動的協議。

　　政府對航空控制專業人員工會組織的處理辦法，威脅著其他國營部門的職工。在私營部門，工人被迫以降低工資、凍結工資、過早調整現行合同和放松了的勞動規章等形式向資方做了重大的讓步。1982年在貨車運輸業出現了最大的工資讓步：不再普遍增加工資，生活費的調整既低於過去（只能彌補通貨膨脹率的一部分即70％），也不得經常進行。汽車制造業工人接受了這樣的合同，即不再普遍增加工資和推遲調整生活費（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得到90％的保護費）。勞動規章的重大改變，也被接受了。這也許是更有深遠意義的事——它加速了已經發生的變化過程（見第十七章）。《商業周刊》報導了鋼鐵工業、汽車制造工業、鐵路運輸業、肉類加工業、橡膠工業，航空運輸業、建築業以及其它工業的很多實例，即通過增加職責和合並工藝使工作範圍“擴大”，以及資方在采用新技術後在規定工作時間和改變人員配備上取得更大的靈活性。一個觀察家評論道：“你可以退回到任何一次經濟衰退中去，找到有工會組織的企業更放肆地追求勞動控制的例子，但是你只有回到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才能找到眼下出現的追求勞動控制的如此多的事例”（《商業周刊》1983年5月16日）。

　　撒切爾在她執政的頭兩年對待政府部門工會組織的辦法，同里根對付航空控制專業人員工會組織的辦法截然不同。1979—1980年，她批準了一系列大幅度提高工資的解決辦法，這是前工黨政府建立的類似做法的結果。甚至在1981年，一些勢力較強大的政府部門工會也贏得了很大的成功：礦工和自來水工人均增加工資9%，消防人員人均增加工資10％，地方政府工作人員增加工資了7.5％。只是在1982—1983年，政府才有準備地安然渡過了一次自來水工人罷工和兩次鐵路工人罷工。盡管制定了在1976—1984年間裁減15％文職人員的目標，但在頭18個月中，撒切爾卻幾乎沒有裁減過一個多余的行政人員。早期私營化運動主要集中在那些很少有工會反對活動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國家石油公司，英國航天公司和電訊局。那些本來是私營化對象的但預料將會有強烈反抗的企業，如英國航空公司和英國電信公司一開始就被擱起來了。一眼就可以著出，這種情況同政府的整個激進方針是很不一致的。

　　對這種情況的解釋是，要力圖避免國營和私營部門工會聯合起來反對政府。1970—1974年，就是這種工會聯合行動曾反對希思領導的前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政策，並最終導致希思政府下台。從那以後，國營部門的工會勢力已經增強，並成為1978—1979年冬季罷工浪潮的先鋒。所以在失業已經把私營部門工會削弱到足以防止他們對國營部門里的兄弟姐妹們作有力支援之前，對國營部門工會要慎重對待。而對於1982年以前的情況是否已經如此還不能作出判斷。

　　希思政府的教訓同樣也體現在對待私營部門工會的方針上。他們的策略集中於以立法來限制工會的權力，把權力從工廠轉移到國家手中，準許雇主到法院去控告工會破壞新限制規定的行為。雇主普遍不願利用這種立法手段，並且直到希思政府執政末期，雇主同盟——英國工業聯合會的總裁仍在明確地譴責這一方針。在利用這種法律手段的少數場合，工會住往拒絕履行法院的判決，而政府只好被迫讓步。

　　撒切爾夫人從希思的慘敗中得出兩個主要的結論。其一是立法手段作為一種調整勞資關系的武器其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她決定在用其它方法削弱工會組織以前，不進行重大的法制改革，換句話說，她把反工會的立法主要是看作在用其它手段達到改變勞資力量對比時起支撐作用的方法，而不是作為改變這種力量對比的首先采用的手段。

　　1980年和1982年的就業法要比希思的勞資關系法溫和一些。第一次立法還規定可為舉行秘密罷工的投票和選舉提供資金，但是，是否使用這種方法由工會決定。它限制工會在罷工期間設置的糾察人員不得超過6人，並取消了從豁免到民事訴訟的幾類次要訴訟。最後，第一次立法規定，在一座現在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工人的工廠里，將工人開除工會或拒絕工人參加工會都是非法的，同時，成立這種只雇用某一個工會會員的新廠，要求這一工會的會員必須占全廠工人的80％以上。

　　第二次就業法案規定行業糾紛的定義和範圍，不包括工會之間和政治上的爭議，並使得工會要對他們的代表的非法行為負責，除非這些行為明顯地與工會無關。這個法案還宣布規定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商業合同是不合法的，並要求對於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而被開除的工人給予補償，但在一些主要問題上，如宣布只雇用某一工會會員的工廠為不合法，將非正式的罷工視為非法或要求協商合同應受法律約束，這一法案並沒取得什麽進展。

　　勞工大臣詹姆斯·普賴爾在總結了希思政府三個方面的教訓時說：“保守黨沒有打算使自己卷入到試圖通過雇主們要求我們通過的法律，然後又不去執行的困境中去。……如果我們現在采取某些行動表明我們僅僅是以反保守黨政府的姿態再次與工會聯合，那將是大錯特錯了（《商業周刊》1979年4月16日）。

　　繼而采取的“溫和再溫和”的策略非常有效地起到了分裂工會運動的作用。1983年大選後不久，印刷工會，即英國全國書畫刻印協會，由於它的會員試圖阻止一家工廠只雇用單一工會會員而采取的行為，被這家小雇主控訴於法院。在以格外強硬的警察行動來對付工會設置的大量糾察員之後，法院對全國書畫刻印協會強行課以總數達50多萬英鎊的罰款，並下令凍結該協會的全部財產。英國工會理事會面臨是否全力支持這個工會組織與政府鬥爭的困境。工會理事會會議匆忙作出支持這一鬥爭的決定，但法院卻不予理睬，隨後工會理事會同意只支持合法行動。這就剝奪了全國書畫刻印協會為取得罷工勝利而可能采取的任何方法。這對政府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但是法律措施只是對政府主要策略起了輔助作用。為了改變私營部門勞資間的關系，政府采取了“雙刃劍”的策略。其主要目標是大規模的工業工廠——即那些廠一級的工會組織最強大，並使雇主在工作程序和操作標準上作出了最重大讓步的工廠。

　　這把利劍的一邊是強制性的懲戒。政府利用了其在英國雷蘭德汽車公司里占多數股的地位試圖並且顯示了：甚至在像汽車工業那樣有強大的工廠工會組織的陣地上，強硬的新型的管理方法也能夠達到目的。一位觀察家作了如下的概述：“政府宣布要獲得持續的財政補貼要靠在減少虧損方面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雷蘭德汽車公司管理部門的目的在於單方面地控制基層車間，以便減少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配備過多的現象並引進節省勞力的機器，特別是焊接和噴漆工藝方面的機器。他們的方法是，向車間工人直接傳達工作要求。威協說要開除那些要罷工的人，並警告說：如果引起政府撤消補貼，就關閉工廠。如果工會號召罷工，就從勞動大軍中挑選工人。1980年2月和4月，英國運輸工人工會和英國機械工人混合工會（後者情緒不高）先後號召罷工，遭到了大多數人的拒絕。從那以後，資方一直實行一種單方面控制的體制（雖然各工廠之間有些不盡一致）。結果是：降低了熟練工人的職業界限；提高了裝配線上的勞動強度，尤其是大量地減少了多余的半熟練和不熟練工人”（索斯凱，1984年，第26頁）。

　　這把利劍的另一邊是猛烈的通貨緊縮。迫使那些本來願意和工廠工會組織商議“君子協定”的經理們，只得按雷蘭德汽車公司的樣板行事，同工人努力進行面對面的較量。

　　所有與工會較量、繞過工會、降低工會的合法地位、或者以大量解雇工人來削弱工會組織的企圖集中到一點，就是實行從根本上改變舊的共同意識的參數的策略。自由工會有效地行使代表權的權利本身就是原先共同意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但是由於強大的工會對於工人來說始終是共同意識的其他部份——就業和福利服務的保護者，削弱工會的重要性現在更普遍地認識到了。

　　政策見效嗎

　　對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經濟學作出最終評價，還為時過早。但是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激烈的通貨緊縮對利潤率帶來的好處似乎只限於眼前。1981年英國制造業的生產率確實引人注目地上升了10％，但這僅僅補償了幾個月以前經濟衰退間的下降幅度，當時產量下降之快使企業來不及著手解雇工人。把第一屆撒切爾政府的4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制造業生產率年增長3.1％，比前工黨政府執政時1.4％的年增長率要高，然而這不是大量投資和較快引進新技術的結果。1982年英國在戰後第一次出現制造業新投資低於通常的舊設備報廢水平的情況。所以固定資本存量下跌，如果把由衰退導致的強行合理化所造成的額外報廢計算在內，其下跌的幅度是相當大的。

　　所以生產率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對效率低的領域進行合理化和實行提高工作強度、改組生產的計劃而取得的。少數公司聲稱已經取得可觀的效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英國鋼鐵公司和雷蘭德汽車公司，它們利用國家所有制取得很好的效果，辦法是威脅工人，如果不接受管理局的計劃，就關閉工廠。在進行了4年“撒切爾試驗”以後，現在還不清楚這些情況是不是一種更為普遍的進程的先導。有些生產率增長僅僅是靠實現了一種更集約地利用生產能力的改進而取得的。1981年的一個調查表明，企業只須增雇工人20％，產量就能增加10％。在產量下降的1979—1982年間，實際工業利潤下降了19％。1983年扭轉過來了，當產量稍有增長時，利潤增加的速度卻是工資增長的3倍。但是這時的利潤率仍低於60年代的水平。

　　1983年，以庫存和消費者支出的增加為基礎，美國的生產有了明顯的恢覆。頭三個季度利潤回升的速度大約是以前的平均回升速度的兩倍，反映了工資的緩慢上升趨勢以及許多企業在過去困難的4年中對降低成本所作的努力（摩根保險信托銀行的調查報告，1983年11月，第6頁）。經過計算，1983年生產率大約增長了3％左右，反映了在70年代生產停滯下後“成本的降低”，它是對進口貨不斷增長、廢除管理規章以及經濟衰退的反應（同上，第11頁）。但是1983年利潤率的上升，不過是扭轉了前一年的下降，生產率還遠遠低幹高水平，這就使人們懷疑，企業的投資是否會躍增到足以保持產量和生產率恢覆勢頭所需要的程度。

　　里根經濟學的實施中有一個重要方面，與撒切爾夫人熱切支持的緊縮政策截然不同。當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正忙於削減政府的總支出和增加稅收時，里根卻在推行供應學派削減高收入者的稅收和增加軍費的政策，使得1982—1984年期間用於促進美國經濟發展的政府支出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1％。美國政府的赤字從70年代末期微乎其微的數字上升到發達本資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即占國內總產值的4％。預計還會進一步增加。在財政上受保守的銀行家控制的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出面制止擴張，他們極力壓縮信貸，並把實際利息率保持在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由於對防止資金外流無法進行嚴格控制，其它國家只能跟著提高他們的利息率而別無選擇。所以當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從高值美元中獲利時，高利率就成為其它地區經濟回升緩慢的一個合適的理由。

　　最後，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成功是由什麽構成的。這並不是政治家和金融評論員們通常引述的那些準則。通貨膨脹並不是根本的問題，主要基於增加庫存、住房貸款和消費信貸而取得的微小回升幾乎也不相幹。真正的成功是由於進行有利可圖的生產和持續積累而重新建立的條件所構成的，這些條件包括對勞工運動給予嚴重打擊以便足以阻止勞工運動在積累上升和經濟條件大幅度改善時進行有效的反擊。到1984年初，還未能做到這一點，現在還看不到更加擴張的政策的總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