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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25 02:2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共統治之下的工人階級的處境

作者 獨立工會

  近年來中國大陸工潮叠起,特別是東北地區的工潮規模最為震撼。鑒此,不少有識之士寫出許多相關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工潮進行評論。盡管這些文章立論各有不同,但亦有個大體壹致的觀點:大陸的經濟改革使工人--這個從前的“主人翁”、“領導階級”的利益受到損害,故激起他們的反對。這壹看法理應得到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的認同。不過對於工人曾是“主人翁”、“領導階級”這種說法,筆者總感到有些別扭。再看到有人把這個社會群體說成是經濟改革前中共政權的“寵兒”、“既得利益階級”。現在他們的反抗行動是“懷念大鍋飯、鐵飯碗”,是想“吃回頭草”。更感有些話如骨鯁喉,不吐不快了。

  壹、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

  中國共產黨宣稱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好,就算它是“領導階級”。那也該問壹聲它是怎麽去實施其“領導”職能的?是每個工人都任有壹定的領導職務嗎?顯然不是。是各級“人民代表”由工人擔任嗎?也不是。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都只在工人中選舉產生嗎?更不是。這就怪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這領導階級究竟怎麽個領導法?哦,對了。共產黨還有個說法是“工人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去實施領導權”的。具體地講就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中共黨員去擔任各單位和從地方各級到中央的領導職務。然而,這裏明顯又會產生這樣兩個問題。

  1)、如果這工人階級中少數的“先進分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選舉法選舉出來的,那麽,還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實施領導權。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先進”身份(共產黨員)是由共產黨各級組織認定的而與工人群眾的意向毫不相幹。這又怎麽能說他們在代表工人實施領導權呢?

  2)、共產黨員的階級成份中工人遠不占多數。農民成份數倍於工人。知識分子也占有相當數量。尤為重要的是,純工人背景的黨員只能在基層單位裏擔任領導職務。中、高級的領導職務全由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擔當。在他們中間除了李先念等極少數是在“參加革命”前做過工人的外,絕大多數都是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顯然。這些地位顯赫的職業革命家與工人階級毫不相幹。

  從以上兩點簡扼的分析已足以說明“工人階級在領導社會”這壹命題不能成立。當然,還有壹種說法是,共產黨就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階級去執掌政權。在這種說法面前,我們還有什麽好講呢?這不與“共產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宣稱同出壹轍嗎?這類以“就是”為特色的宣稱都是不必講道理,不容討論的。然而,這種強橫的邏輯不又正顯示了它理論上的虛偽和欺騙嗎?

  二、“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及“改革”後的變遷1、“改革”前工人階級真實的政治地位

  中共政權下的工人階級並非只有壹種形態。它起碼可分為全民所有制工人、集體所有制工人。兩制之下還可以再分成固定工、合同工、臨時工、發票工、乃至“妾身未明”的民工。可見,工人階級還分有許多層次。然而,無論工人階級分成多少層次,都有壹樣確定不移的是,所有層次的工人階級都原則地區別於另壹個社會階層--幹部。這裏所指的是廣義“幹部”。因為“幹部”在中共詞典中有兩種涵意。壹是狹義的。專指各級黨政領導。二是廣義的,泛指所有屬於“幹部”編制的人。

  有哪些人屬於“幹部”編制?除了黨政工團機關、司法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是當然的“幹部”外,教師、醫生護士、文藝工作者等亦屬其中。“幹部”來源主要有三種。壹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參加共產黨的人們。他們並成為狹義“幹部”。二是歷年大中專學校畢業生。三是在工人農民中遴選。

  工人與“幹部”之間有壹條極為清晰的界線。工人轉變為“幹部”謂之“提拔”。“幹部”轉變為工人只有在“犯了錯誤”後,被懲罰“開除出幹部隊伍”“下放”當工人。足見工人與“幹部”等級界線之森嚴。那麽工人在什麽情況下可以被提撥為“幹部”呢?大體只有壹個途經,就是壹貫“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堅決與壞人壞事作鬥爭”。而這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接受黨的考驗” ,“爭取火線入黨提幹”。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批林批鄧等政治運動中竭力充當共產黨的政治打手,從而被吸收到黨內並改變其身份,從工人編制轉入“幹部”編制。其人事檔案也由勞動工資科轉到組織科。有時共產黨也會吸收少量勞動模範式的工人入黨,但壹般不予提幹。用以保持共產黨中純工人成份的比率。但這類工人黨員通常只能做生產班組長,頂多是工段長。再就升不上去了。因為車間主任壹級壹般都屬於“幹部”編制。由此可見“幹部”在中國共產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是絕對高於工人的。既然如此,還奢談什麽工人階級是社會的領導階級那就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已被“提幹”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沒有“提幹”但入了黨,或“積極靠攏組織”正在要求入黨的工人,組成了“先進工人”。他們壹般占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幾。因此可以說百分之八十幾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無政治權力的人群。他們在工廠裏任憑各級領導驅使。制定工作定額的權力抓在領導手中。領導們想方設法地提高生產定額。“先進工人”和某些為獎金所誘惑的目光短淺的工人拼力幹活,使領導有了不斷提高定額的理由。“先進工人”往往可以苦盡甘來地被“提幹”或“以工代幹”來脫離繁重的勞動。而那大量沒有能力“起飛腳”的工人就只能認命地喘息在愈來愈高的生產定額之下。實際上,在領導幹部們的眼中,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是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是濕了水的海綿。他們只要加大壹些壓力,就總可以再多榨出壹些水來。對如此處境的工人,還要煞有介事地探討他們有什麽樣的政治地位,那其荒謬的程度無異於對著壹個全身浮腫的垂死者,來討論他如何因營養過剩而至肥胖。

  2、“改革”前後工人階級地位的變遷

  “改革”前後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當然有所不同。“改革”前中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主人翁”之類的話掛在嘴邊。“改革”後這類調子唱得少多了。“改革”前,無論是五十年代對資產階級和“右派分子”以及其他“階級敵人”的鬥爭,還是六、七十年代黨內派別鬥爭,中國共產黨都需要工人群眾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為之出力。鑒此,它必須用壹種虛幻政治榮譽來欺騙、也可以說是籠絡工人群眾。它利用那時工人群眾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使工人群眾真的以為自己是“領導階級”、“主人翁”。從而在經濟上忍受共產黨高積累低消費的剝削。在政治上隨著共產黨的指揮棒起舞。去鬥資本家、批右派、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工人階級所領受的政治榮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達到高峰。毛的中央下令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大中學校,領導學校的“鬥批改”。指示從青年工人中選拔所謂優秀者直接上大學。還曾特別指令全國搜尋壹萬名三代血統工人上北京天安門國慶觀禮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這“工人階級要領導壹切”的調門唱得高入雲霄之際,真正享受這壹殊勛的也只是工人群眾中很少壹部份的“先進分子”。別忽略,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大量的工人群眾被批鬥毆打、被關入監獄,甚至被虐殺。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壞頭頭、五壹六分子、二十壹種人......等等,等等。如果說以前的政治運動挨整對象是資本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話,那麽,此時挨整的主要是工人。壹個工人,他究竟是享有“領導階級”的榮耀,還是默默地做壹個會說話的生產工具,抑或淪為政權排斥乃至打擊鎮壓對象,這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政治表現、和他做人的“本事”、以及領導的需要等數種因素的綜合。如果在壹間600工人的工廠裏有300人都“積極靠攏組織、迫切要求進步” 。那仍然只有幾十、頂多壹百人能受到領導的“重視和培養”。物以稀為貴,榮譽只有為少數人擁有時才能體現它的價值。把虛幻的政治榮譽加在整個工人階級的頭上。而實在的榮譽和利益只給予少數人。共產黨就以最小的成本獲得了最大的社會資源。鄧式“改革”展開後,盡管中共照樣鎮壓政治異議人士,甚至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但無庸諱言的是,中共確實不再搞經典類政治運動了。尤其在鄧小平南巡以後,其整個重心往經濟活動轉移。此時的中共認為發展經濟要靠兩樣。壹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據此,私有企業(包括表面上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得以擠往社會中心。二是重視知識、技術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據此,科技工作者連帶整個知識階層都得到政權的重視和禮遇。此時,工人階級走完了它的“光輝歷程”,恢復了它在社會中本有的坐標。政治運動不搞了。共產黨不再需要工人階級為之出力。故也不必再向它頒發政治榮譽。非但如此,連那少數“先進工人”的實際利益和晉升(提幹)之途也予以取消。至此,除了為數很少的高級技工以其不可或缺的技藝還能在社會上占據壹席之地外,其他大量的生產工人都只是勞動力而已。而勞動力在中國是大大過剩的。世間凡屬過剩的東西,其價格和價值必然走低。與此相對的是,知識階層的價值越來越高。這不僅體現於其價格--工資待遇的升高,還體現於其走入生產管理階層乃至社會統治階層。壹些知識者被當局任命為企業的領導人,更有的被延攬到政權機構中任職。壹個被稱為“技術官僚”的階層急速勃興。在為中共政權打拼過的人們已經老去之時,其子女和“技術官僚”共同接下這個政權權柄的勢態日趨明朗。如果說從前知識分子在中共政權體系中之被列入“幹部”,那只是廣義的“幹部” ,即屬於“幹部”編制而已,那麽此時壹些知識分子則進入了狹義“幹部”範疇。他們已真正成為官吏。如果說從前“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政治運動中充當打手後,才得以“提幹”,進入“幹部”編制,然後沿著工段長、車間主任、副廠長、的升官圖緩慢地向上爬,那麽此時,某些知識分子的晉升則是極為輕松迅速的。如果說文革後期也曾有極少數工農分子作為政治標本“坐火箭”升官,但都在鄧小平緊握權柄後被狠狠摔下來,那麽此時技術官僚的官運則甚有保障而且前程未可限量。

  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在政治上是沒落了。這當然不排除其中很少數人通過在黨校或普通高校代培班中混個大專文憑以轉換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從而另拓前程。至此有必要為之正名了。這些所謂“先進分子”實際上是“工賊”。他們的利益和要求與廣大工人對立。而且,他們壹無是處。他們沒有過硬的技術本領,在生產發展中並無傑出建樹。他們政治行為卑污人格操守低下,是中共專制統治的重要工具。他們在中共政權那裏領受的政治榮譽和賞賜對整個工人階級都有欺騙和腐蝕作用。因為這會使壹些工人在恍然間以為中共政權給工人階級的虛幻政治榮譽是可見可觸的。而今這個階層在政治上的沒落當然是壹件好事。然而,當我們在為這個“工賊”階層的沒落拍手叫好時又能對那個新興的技術官僚階層寄予多大的希望呢?

  三、工人階級不是既得利益者

  首先看看工資收入。以數量最為巨大的1958年進廠的學徒工為例。16-18歲進廠。拿學徒津貼18元左右。3年後滿師拿技術工人壹級月薪35元(以中等地區類別工資額為例)。再過壹年,即1962年轉正為二級技工。工資額40元。從此工資凍結10年。直到1972年才普調為三級工。這就是說到1972年他們大多已三十出頭,娶親生子了,還在拿著學徒轉正後的二級工資,維持全家生活。(很多人都不是雙職工)。其生活之拮據可想而知。與他們相參照的是:

  19歲的中專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5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35元左右。第二年轉正40元左右。與技工相若。

  21歲的大學專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3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47元左右。第二年轉正53左右。比技工明顯優勝。

  23歲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標準是行政22級。或靠相應技術級別。第壹年試用期工資53元左右。第二年轉正60元左右。比技工優勝得多。

  不可以用現在的物價看當時。那時十幾二十元在家庭生活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若用比率來換算。大學本科生的工資額是年齡相仿的青年技工工資的百分之壹百五十。這在那個收入極為平均的時代是個相當驚人的差距。筆者列舉這些數據絕非說大學畢業生不應拿高於工人許多的工資。而只是想以此數據說明那種把工人說成是中共政權下的“寵兒”是很不恰當的。

  至於說工人吃定量供應的商品糧和享有公費醫療,那亦不獨是工人的特有待遇。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都有。說來中國農民真慘。他們的生老病死中國共產黨是不予理會的。然而,如果以農民的這種慘狀來論證工人是“既得利益”者階級,那麽其他呢?以此為論據,行政幹部、技術幹部、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新聞工作者等等也應是“既得利益”者。若只把眼睛盯在工人身上那恐有失公允。筆者之所以要費這些筆墨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對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應及時予以澄清。否則壹路沈澱下來。後世人們就會以為那是真的,以為工人階級真的曾是共產黨的“寵兒”。是共產黨政權的“領導階級”和“既得利益者”。這不但對除很少數工賊以外的廣大工人群眾不公平,也美化了共產黨。請想想,如果占城市就業人口較大比重的工人階級真的是社會的“主人翁”和“領導階級”的話,那共產黨制度也就差不到哪裏去了。

  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目前頗能流行,使筆者不能不再次感到中國知識階層與勞工階層的隔膜。知識分子,尤其是某些很敢於公開批評中共的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竟都持有這樣的觀點,這更加深了筆者的憂慮。因為對中國工人階級過去和現在的實際處境缺乏正確的評估,將會導致不能正確構思中國的民主進程。由於知識階層從來就被中共政權列入“幹部”編制,他們的生活層面壹開始就與勞工階層隔離。更何況新壹代知識階層從年齡上還與典型“工人階級”那壹代存有代溝,使之更難了解工人群眾的真實狀況。為了向社會清晰而準確地剖析中國工人階級的各個側面和橫斷面。需要有工人階級本階級的傑出人士來作努力。筆者有近二十年國營工廠“工人”編制的身份。也受過文史理工多科高等教育。但要想把中國工人階級的壹切都精辟剔透地梳理出來,亦深感自己文化底蘊的欠缺。作為把自己永遠定位於中國勞工階層壹分子的筆者,熱切期待著本階層傑出者的出現。

  四、工人階級處境的沈淪與國有企業崩潰的過程通過以上闡述可以明了,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除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幫手並有可能晉升進入中共官僚階層外,絕大多數工人群眾在政治上都是處於無權地位。“改革開放”後,他們的政治地位依舊而工賊階層的政治地位則趨沒落。換言之,工賊階層趨於消亡。

  在經濟生活領域中,“改革”前整個工人階級和當時城市裏另壹些社會階層壹樣都過著貧窮而有保障的生活。而至改革開放後,工人階級逐漸淪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這主要體現於“鐵飯碗”的打破和“公費醫療”的部份乃至全部取消。與此同時實際經濟收入也大幅度拉開。少數高級技工和腦筋靈活能及時變更自己生存方式的工人,在“改革”後取得了較高的經濟收入。他們不必為“鐵飯碗”打破而憂心。其較高收入也頗能支付日見升高的醫療費用。然而,大多數工人群眾經濟收入的微薄和勞保福利的喪失則使其實際生活水準低於七十年代的水平。於是壹股懷舊情緒在他們心中悄然而生。不妨簡扼回顧壹下工人階級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

  在八十年代初第壹波城市企業的改革中,工人階級有所受惠。那就是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的實行。在此之前工人中廣泛存在著消極怠工的情況。所謂“做不做,三十六” 。就是那時許多工人群眾心態和行為方式的寫照。“改革”之初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的實行刺激了工人群眾的生產情緒,工廠生產量和他們的勞動報酬得以同步增加。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售、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等,工人階級的受惠之泉很快枯竭,而企業管理階層卻從中攫取到越來越多的利益。工人群眾收入的增加全賴勞動強度的加大。人的體力終究是有限的。更何況獎金發放標準和計件工資單價的制定權全在工廠領導人的手中。他們會設法使工人的勞動強度達到極點而付給工人的報酬只稍高於以前。

  企業管理階層除了把工人群眾以竭盡體力的方式而多創造出來的財富盡量多地攫取外,企業擴權使之有了更為廣闊、繁多的攫取財富的方式和途經。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的生產經營全按指令進行。這壹方面限制了企業管理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也壓縮了他們作奸犯科的空間。企業改革的實行則使之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盡管工人群眾從來對工廠的生產經營都無權置喙。但在七十年代社會還存有文革民主余溫,(請閱註釋)工人群眾還可以隨時對工廠領導的過份行為以大字報予以揭露抨擊。使之不敢過於肆無忌憚。然而在“改革”之後,企業領導擁有了絕對權威。更兼鄧小平以鐵腕掐滅了民眾最後的壹點民主手段--大字報。由此,國營工廠領導人行為之猖獗就壹發而不可收了。

  “改革”浪頭卷起之時,工廠企業壹級的領導大多都由出身“工賊”階層的人們擔任。因為三八、長征級幹部業已“離休”乃至故世。“渡江”級幹部則身居較高職位。“工賊”階層是中國社會壹個無恥貪婪的社會群體。在“階級鬥爭天天講、年年講”的年代,他們充當中共政權的政治打手得以入黨提幹。從壹名勞工變成黨員幹部。這類人充滿活力、善於窺測道路風向。他們大多只有中等或以下文化水平,但卻工於心計,很能算計如何拓展自己的前程。在許多冠冕堂皇的“革命”詞藻的包裝下,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真質。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年代,他們踩著無辜者的政治屍體乃至肉身屍體向上爬。在“改革”的年代,他們也很能及時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但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且能騰飛在潮流前列。他們意識到現在不是整人的歲月,而是搞錢的時代。他們還明白,由於自己缺乏高學歷和退休制度的確立,升官圖已難再續。現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就象從前昧著良心去做政治打手壹樣,現在也昧著良心去瘋狂地斂財。

  在這狂潮中,壹些按共產黨新政策提撥上來的中青年技術官僚也迅速腐化。加入到大瘋狂的行列中。除了各種手法的貪污收回扣外,國營企業管理階層還通過各種合法方式來攫取財富。花樣百出的工作補貼使他們的實際收入遠遠超過名義工資,企業動用公款購買高級商品房和小轎車給他們居住使用。據說這是企業領導人員應有的待遇和工作需要。還有連續不斷的出國考查。據說這是企業發展長遠規劃的必要投資。除此之外,企業裏非直接生產部門的人員越來越多。許多人都設法打通關節調到可以撈到油水或工作輕松的部門中去。據筆者了解許多工廠裏直接生產部門的工人不及總職工人數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二分之壹。這就必然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大增加。對這壹切的壹切,工人群眾都無權提出半點疑問。就這樣,企業的家底積累逐漸給他們掏空了。企業債臺高壘赤字年年,企業領導階層卻風光依然。

  國營企業除了這嚴重的“內憂”還有相當的“外患”。那就是私人企業(包括名為集體所有制實為私人所有的鄉鎮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對它的夾擊。私人企業充份表現出早期資本主義的勁道。它盡量降低成本。對原材料使用節約。所雇工人工資與國營企業相仿但沒有任何勞保福利。工廠裏直接生產者所占比率極高。不似國營企業中為安置“皇親國戚”而設置大量閒差。也沒有到處開會和出國考查的開支壓力。它努力進行市場調查,積極填補市場空缺。及時創制新產品或生產轉軌,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而很關鍵的壹點是。這企業是他私人的。沒有上級領導能要他退休褫奪他的權力。他永遠是這個企業的擁有者,故他會對企業盡力愛護。早期資本主義是不人道的。企業主愛護自己的企業卻並不愛護工人。而中共國營工廠的廠長們則既不愛護工人也不愛護工廠。兩個不愛護劣於壹個不愛護。故國營工廠在競爭中敗於同類私人企業。

  如果說私人企業是小型國營企業的克星,那麽外資、合資企業則對中型乃至大型國有企業以相當沖擊。它們先進的技術、科學的生產管理、原材料的充足和產品的銷售渠道的開拓等等都是國營企業難以匹敵的。在“內憂”為主“外患”為輔的雙重打擊下,國有企業發生了大面積的虧損。國有企業是中共壹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經濟基礎。中共當然不願意它垮下去。於是極力為之輸血打氧。指示國有銀行給它發放貸款以支撐局面。朱熔基下大力解決“三角債”。最後竟使出了“債轉股”的絕招。然而還是不行。

  國有企業在競爭能力上與私有企業相較有著先天性的不足。但國有企業並非壹無是處。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在壹定程度範圍內、在民主機制的輔助下,國有企業還是可以有所建樹的。而中共政權的國有企業的完全潰爛,其最基本原因當然是在於它黨政不分、政企不分。而還有壹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企業管理階層的高度腐爛。主要由前“工賊”組成的企業管理階層非但沒有責任心而且已喪失天良。他們不但沒有把心思花在如何搞好企業上,而且是絞盡腦汁地利用權力在握之機去斂集財富。企業的前途與我何幹?幾年後這主任、廠長的交椅將歸何人?朱熔基們可以想出許多方法從經濟層面上去挽救國有企業,但卻對付不了、改變不了這個徹底腐爛的企業管理階層。黔驢技窮,朱熔基最後只得操刀向那些朽木不可雕也的國營企業砍下去。這就是所謂的“關停並轉”。鑒於許多國營工廠的產品已有私營工廠或外資、合資企業取代。停辦這些長期虧損的企業已無後顧之憂。於是,經濟沙皇除傾盡全力保住壹些有關中共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外,對其他就鐵面無情了。鐵腕之下相當壹部份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另壹部份工人被勒令“下崗”。合同工被辭退。固定工“買斷工齡”等等,朱熔基在揮動砍刀時,還不忘向工人群眾下壹道判決詞。他說:“現在工廠裏是壹個人幹,壹個人看,還有壹個來搗亂,於是我們請那兩個人走” 。直到此時,朱熔基還舍不得訓導那腐爛的管理階層,而把唾沫星子都噴到工人群眾的臉上。

  企業“關停並轉”了。被精簡的工人“日暮途窮”惶惶不可終日。而企業管理人員則是另壹番景像。有的是調任他職,依然是黨的幹部。享受各種優厚待遇。有的倒是與工廠共存亡了。不過,“亡”也有不同的“亡”法。棄屍荒野和寢墓輝煌畢竟截然不同。工廠領導們對這種結局早已未雨綢繆。憑著多年的人脈關系和掌握的產品技術購銷渠道使之能另辟蹊徑--到非國有企業中任職或自創事業。還有就是早已為自己搞妥了幾套住房,斂集了今後幾十年也花不了的銀錢。甚至有些富有人情味的廠長書記不但為自己,還為多年來追隨於鞍前馬後的心腹每人搞套漂亮的商品房,作為對他們忠心拱衛自己多年的獎賞。廠是完了,但他們都在完事之前使出渾身解數地最後大撈壹把。可嘆工人群眾則拿著那點可憐的遣散費不知如何了此壹生。

  五、工人階級的情緒和民主誌士的因應

  近年來各地掀起的工潮中常出現工人群眾扛著毛澤東大幅畫像遊行的鏡頭。對此,中共極端頑固派鄧力群之流竊喜不已。壹些民主誌士深感憂慮。因為毛澤東實際上是中共專制主義的總根和代表。鑒此,我們須對工人群眾的這壹做法作何分析和因應呢?

  無論是個人或社會群體在其處境發生大幅度變動時大多會把自己的過去和現在作縱向比較。當他們覺得今不如昔時就會產生懷舊情緒。這是很可理解的人之常情。

  昔日,就其整體而言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被統治階級。(占很小比率的工賊階層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但壹般工人群眾並無政治權力欲。他們關切的只是本身的經濟處境。當年,工人群眾以幾十元的工資養家活口固然窮困,但對比壹下,壹間中型工廠的廠長工資也只比他們高壹倍多,技術人員比他們高半倍多,而且僅此而已沒有其他隱性收入。另外,固定職工和領導、技術人員壹樣都享有公費醫療。其他開支也相當低廉。如孩子讀書的學費只需幾元。這些情況的綜合效應很自然地使工人群眾的心境趨於平衡。

  而今情況迥然不同。他們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勞動量,卻過著依然拮據的生活。而工廠領導和壹些技術人員則拿著多許多倍於他們的工資和名目繁多的補貼以及享受各種特殊待遇。公費醫療名存實亡。各種開支急劇飆升。如孩子讀書。說是義務教育不用交學費。但書雜費、校服費、午餐費,甚至還有什麽課外補習費、集體旅行費、家長會費等等加起來壹百多倍於從前的數目。而工人的工資數額只是從前的十倍左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對這種富者愈富,而自己則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的狀況,叫工人群眾的心境如何能得到平衡。

  由於文化水平所限,更由於中共政權對信息的刻意封鎖,壹般工人群眾至今仍不大了解歐美民主國家(中共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工階層的相對富裕和享有社會保障的真實處境。亦不洞悉這種處境的得來有賴於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賴於民主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遏制了官吏階層的貪瀆,和實行截富濟貧的社會福利政策。他們狹窄的視野使之把目光回溯過去,懷念逝去的歲月。而毛澤東就是那個歲月的代表和象征。

  當然,還有壹種情況,就是扛著畫像的工人群眾並非真的崇拜毛澤東。他們這樣做只是出於壹種鬥爭策略。當今中國共產黨盡管在經濟領域中已基本背離毛的路線,但在政治上則堅持毛的壹黨專政。既然如此,扛著毛的畫像就可給自己塗上壹層政治保護色。使當局在鎮壓時不無投鼠忌器之感。

  面對中國工人階級現有的心態情緒,民主誌士應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

  1)、從前工人階級享有公費醫療固然於本身有利,但應想壹想數億農民兄弟毫無保障的處境。工農是兄弟。工人群眾若要爭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不應忘記農民。

  2)、“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在反對剝削壓迫時固然有其意義,但它畢竟是壹種狹隘的觀念。前進的觀念應是“既患寡也患過度不均”。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的確相當平均。但那種普遍貧窮的“偽社會主義”難道可取?細想壹下,有誰還願意回到那以幾十元養活全家。生活“保障”到連壹塊肥皂都要憑票購買,每人每月只配售壹斤豬肉的日子?

  3)、毛澤東時代人們經濟上的平均和幹部的“清廉”是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為代價。多少人在那個時代備受迫害乃至家破人亡。即使在經濟領域中,毛澤東也是劣跡累累。大煉鋼鐵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深挖洞、辦三線廠、搞大寨田等等層出不窮的折騰胡鬧,不知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政治領域中,毛澤東的專制主義衣缽仍為當今中共領導集團所繼承。工人群眾在遊行請願中扛出毛的畫像作為壹種鬥爭策略是無妨的。但心中應該明白,毛是壹個應予否定的政治人物。不明確這壹點將走不出中共統治集團所設計的怪圈。

  4)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以經濟訴求為主是應該的。但不能凝固在這壹點上。正如馬克思說,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必須用政治手段來作保障。只是在我們看來,這個政治手段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而是建立民主制度。只有建立了歐美那樣的,尤其是北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那樣的民主制度,勞工階層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才能得到確實的保障。

  六、勞動階層和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存在決定意識。這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的。目前處於這樣境地的中國工人階級有著強烈改變現實的要求和願望。盡管目前這種要求和願望大多還停留在經濟利益訴求的階段。但我們完全可以預期,深受中共政權政治經濟雙重壓迫的中國工人階級是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主要力量之所在。

  那麽私營企業主階級呢?筆者曾在廣西南丹礦難後寫了篇題為“如果黎東明是個大共產黨員”的文章。對中國新產生的私營企業主階級作了較詳細的剖析。總地來說,就這個階級的整體而言,確難以對它寄予厚望。

  當今知識分子處境如何呢?換言之,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他們怎樣的社會意識呢?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由於中共革命的兩代業已老去乃至故去,其權柄在實行世代交替。繼承者來源於兩批人。壹是中共高官之後。二是高學歷人士。如果同時具有這雙重入場券當然進入權力場的勝算更高。至於工賊階層,如前所述,其在政治上已基本消亡。被摒棄在權力接力圈之外--這說來倒是壹件好事。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受到極大優待。其中業已為官者自不待言。未為官者也享有相當優厚的待遇。不算住房配車之類,就以基本工資而言就與壹般工人拉開幾倍、十倍乃至數十倍的距離。如此之大的差距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為西歐、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所望塵莫及。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境遇下。能起來對中共的壹些做法進行批評的實在是寥若晨星。人們聽慣了知識界名士為中共辯解說項,看慣了理論工作者們為中共黨魁的三言兩語尋找理論根據。筆者壹些六十年代末大學畢業的友人。盡管在過去的歲月中也沒少吃中共政治運動的苦頭,但由於近年頗受中共籠絡禮遇,遂都對中共持相當維護的態度,並費力地反駁筆者對中共政權的剖析和抨擊。他們尚且如此,遑論八、九十年代後境遇壹帆順風的人們了。莫說拿著幾千上萬元月薪的較高層知識者在為中共寫頌詞,就看大城市裏那些工資獎金補貼約兩千元的小學教師,許多都在課堂上下力引導娃娃們仇恨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欺負”。向娃娃們灌輸美國911挨炸是罪有應得的觀念。教誨娃娃們熱愛祖國。而中共政權則被說成是祖國的具體象征。

  知識分子階層就其整體而言實難寄予太高期望。然而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卻是中國民主之星。“存在決定意識”的定律在他們那裏失靈。他們的切身處境並不差。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當然是腦力勞動--建立自己的小園地。但是,他們對社會的觀察洞悉、他們的追求期望並不源於自身的境遇,而是源於對社會正義和人類道義的理解和求索。故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持否定態度,並敢於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與之鬥爭。已被中共抓入獄中的楊子立等就是這樣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目前堅持在中國大陸不斷抨擊專制主義的劉曉波等和獲知中共即將張開羅網及時逃離的何清漣也是。還有許多中國民主黨的仁人誌士和暫不為外界所知正在以各種形式為中國民主事業奮戰的人們都是。中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壹年多來,已在國內發展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個人際遇達到小康甚至超越小康。但他們沒有以個人的順暢為觀測事物的基點。他們為工農群眾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憤慨;為國家民族險惡的前景擔憂。他們決心為社會正義人間道義貢獻自己壹份力量。他們是中國民主事業的希望。工農勞動群眾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推進提供巨大力量。而推崇和平理性的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則致力於提煉提升這力量並引導它以正確的方式釋放。這兩方面的因素於中國民主事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共統治集團確實顢頇。它怎麽敢如此踐踏數量巨大的勞動群眾?難道他們沒有聽過那流傳了壹千幾百年的唐太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的名言嗎?

  中共統治集團真聰明。不去盤剝壓榨人口基數最大的工農大眾豈能為他們的享樂揮霍提供如此之豐厚的物質基礎?

  或有智者向他們指出險情之所在,籲請他們改弦易轍。沒門!就象當年明思宗哭請皇親國戚、朝廷重臣借些銀子出來解社稷然眉之急而無人應允那樣,要當今高官要員們收手亦確是與虎謀皮。同僚們都在大幹快上我若偃旗息鼓豈不太虧。“覆舟”之說嚇唬神經脆弱者去吧。我手中護照在握,瑞士、花旗銀行中存有巨款。新澤西州之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之地已購置良宅。壹旦“水”清洶湧,杭州西湖不能泛舟,難道不能泛舟塞納河與日內瓦湖嗎?

  中國民運人士應該明白中國民主事業成功的要訣,那就是工人階級與先進平民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中國社會存在的剝削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壹、壟斷在經營中的作用

  “服務業中的早餐公司” [1]為什麽辦得起來呢?因為大城市裏有太多“白領工人” [1]了,他們“忙碌了壹天之後加個班回家熬會夜早上匆匆忙忙起來,來不及精致地拾掇壹下自己就又忙著擠上人頭攢動的地鐵” [1]……在開始工作前,他們的“美好生活需要” [1]只是“好吃又不貴” [1]的早餐,比如“壹杯豆漿加兩個包子” [1]。

  生動形象的語言不會直接有助於深入研究,但對發現問題卻絕對有重大幫助。在政治經濟學中,壹般研究的是等價交換: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買賣價格沒有差別。但在現實中,考慮到資本瘋狂的逐利性等因素,這樣的情況往往只發生在實力具有可比性的經濟單位之間:實力強的壹方總會想盡壹切辦法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買入、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而實力弱的壹方不得不接受被盤剝的局面。

  文章[1]中研究的早餐公司,是從餐飲公司買進包子等原材料的。根據文章作者的調查結果,包子是大量按箱出賣的,可見賣食品給早餐公司的餐飲公司不是小作坊,而是比較大的企業。在早餐公司買進原材料的過程中,買賣雙方的實力大體相當,交易可以看做是等價交換,與政治經濟學壹般原理相符。

  但賣出成品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消費者是壹群“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對於價格能承擔得起又必需的東西,是壹定要照價買下的。這時候發生的交換,壹般說來不是等價交換:早餐公司賣出熟包子和熱豆漿等餐點的價格,應該高於餐點的價值壹個不低比例。

  “該公司每個攤點: 每月的營收為30000元, 成本為原料費用和人工成本15000+3600=18600元。”[1],可以確定的是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明顯在3萬元以下1.86萬元以上。但考慮到現實中的各種變動因素,餐點的價格到底比價值高了多少卻是壹個難以確定的問題。如果假定價格比價值高了1/5也就是20%,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3÷(1+20%)=2.5萬元。

  這樣的話,利潤為2.5-1.86=0.64萬元,原料費用1.5萬元,人工成本0.36萬元,壹個攤位每月的投入為1.86萬元,月利潤率為0.64÷1.86=34.4%。即便不考慮買餐點時價格明顯高於價值這壹極其有利於獲利的情況,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相當高,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6倍(5.9倍,文中沒有給出規模以上企業的利潤率是怎麽算的,但根據筆者過去的計算結果[2]看大體合理)。

  人工勞動給原料增值2.5-1.5=1萬元,比人工成本高1-0.36=0.64萬元,即剩余價值為0.64萬元,剩余價值率為0.64÷0.36=1.78=178%。接近180%的剩余價值率!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這壹因素,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剝削仍然十分深重。

  價格高於價值20%只是壹個假定,根據這壹假定計算得到的結果大體合理。但這並不準確,價格提高的比例可能是別的數值,做出其他假設後可以按照同樣方法得到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相關的結果:若價值高於價格2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為2.4萬元,利潤率為29.0%,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5倍,剩余價值率為壹倍半也就是150%,剝削很深重;若價值高於價格15%,那麽每個攤點每月賣出餐點的價值約為2.61萬元,利潤率為40.3%,差不多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7倍(6.9倍),剩余價值率超過兩倍達到了208%,剝削非常深重。

  現實中壹個早餐公司典型攤位的月利潤率更高:(3-1.86)÷1.86=0.613=61.3%,超過“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5.86%” [1]的10倍。剛得到這個結果時,筆者覺得自己可能點錯了小數點,但經過校對以後發現沒錯:實際利潤率就是高到了離譜的地步。(有壹點在數學上意義重大:投入比賣餐點的收入為1.86/3=0.62,大體上和利潤比投入0.613相等,這兩個比值都十分接近黃金分割比例0.618,看來黃金分割真的能給資本家創造大量黃金啊!)前面通過估算得到了政治經濟學意義下很高的月利潤率,約為30%~40%,但這不影響早餐公司的實際月利潤率更高且超過60%的現實;用同樣方法得到的剩余價值率大體上為壹倍半到兩倍,剝削十分深重,但這不改變“工人每掙壹塊錢的工資,就要為資本家創造超過三塊錢的利潤” [1]的更殘酷的現實。

  但筆者並不認為消費者被痛宰了。《我不是藥神》裏主角經營的平價藥生意是這樣的:印度仿制藥“格列寧”的出廠價是500元,經主角運到國內賣給患者至少要漲到三四千元。銷售價格是出廠價的6~8倍,壹轉手就大幅度漲價,提高了500%~700%。這還是走私的仿制藥,效果壹樣的正版藥價格會高達到它的10倍……與這樣的暴利相比早餐公司不愧為“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

  也許再多辦幾個這樣的“民生工程,示範企業” [1]就能改變早餐價格高於價值的現實:很自然的想法是幾個大的早餐公司競爭會導致價格降低。但要知道,大型早餐公司再多,也遠遠少於“白領工人” [1]:壹個二線城市有30萬想買早餐的“白領工人” [1],這很可能是偏低的估計;同壹個城市裏有3家早餐公司——每家1000輛餐車,這很可能是合理的假設。

  平均每個公司至少對應10萬沒有議價能力的消費者,數量差異大到這種程度本身就意味著壟斷,同行間的競爭改變不了什麽。3個公司很可能達成價格協議,不論是通過協商自覺達成的還是在經營過程中自發達成的。而“白領工人” [1]卻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其中某個公司的產品,更不可能讓100個同類不買早餐公司提供的早餐;即便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最多也只是讓某公司可能的顧客減少千分之壹,改變不了早餐的經營格局。

  3家早餐公司的價格表很可能有壹定差別,這就會導致競爭。但競爭的最好結果也只是不同公司的早餐消費水平基本壹致而已,上班狗還是得在3家中做出選擇來解決早餐問題,要付的錢基本上還是那麽多:如果競爭導致了更強大的早餐壟斷業務,付的錢會更多。不能指望通過大公司間的資本主義競爭改變消費價格明顯高於產品價值的現實,不變得更高消費者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壟斷收益本就是大型企業利潤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前面的估算結果表明:如果不考慮價格高於價值的壟斷因素,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少則下降1/3(40%與60%),多則下降壹半(30%與60%),如果不是還要更多的話。買賣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差別往往會對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明顯影響,考慮小範圍的業務時不能忽視這樣的差別。

  二、經營中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但對於“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1]這樣大範圍的經營而言,價格與價值的差別影響卻不會很明顯:這樣的差別會改變不同企業對利潤的分割,卻不會改變利潤的總量,在全國層面考察大企業時很多不等價交換已經包含在要考察的業務中了;這些企業進行的是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本身都具有壹定的實力,與它們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往往也在進行社會化程度很高的生產,彼此實力相當,整體上看價格與價值不會有明顯偏差。(當然,即便把全國規模以上企業看做壹個整體,它們也可能在不等價交換中獲利,不過靠這種手段獲得的利潤與通過榨取勞動者剩余價值而獲得的利潤相比,明顯少很多很多。)鑒於兩者實際利潤來源的這種差別,直接拿實際利潤率比較意義十分有限: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下,這其實是比較兩種不同的東西。那該怎麽做呢?拿政治經濟學意義下早餐公司大約30%~40%的利潤率同“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相比嗎?那樣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大約就是規模以上企業的5~7倍了,雖然比10倍小壹些,但差別真有這麽大嗎?

  早餐公司的利潤率就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壹點兒也沒有考慮利潤的分割問題;但對“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考慮的卻是“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 [1]而非政治經濟學意義下的利潤率,現實中的業務不可能不存在不同利益集團對利潤的分割:國家機器要來收稅,金融資本集團要收取貸款利息……兩種利潤率的計算還是不同東西,不能直接比較。

  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目前筆者無法確定現實中利潤分割的具體比例,只知道企業的利潤率被其他利益集團分割走了不少但又不會太多,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明顯高於“5.86%” [1],但又不會高太多。假定利潤被分走了大約壹半,那麽政治經濟學意義下“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應該在11%~12%之間,約為早餐公司的1/3。

  在同壹標準下,早餐公司的利潤率仍然比規模以上企業高得多,這種不算太離譜的差異應該可以用服務業有機構成較低來解釋,殘酷剝削帶來的高剩余價值率是解釋不了的,因為各行各業的剝削都很殘酷。

  有機構成代表某業務中的技術水平,大體上是指經營中的物質成本(不變資本)比上人力成本(可變資本),有機構成越高意味著該業務技術水平越高。前面說過,在本文研究的早餐公司中:每月壹個攤位的原料成本為1.5萬元,大體上可以當做物質成本;壹個工人的月工資為3600元,差不多可以當做人力成本。兩者相比,可以得到有機構成約為:15000:3600=25:6=4.17:1。

  在這裏筆者想讓考察更嚴密壹些,物質成本其實還包括餐車的損耗,人力成本其實還包括工人從保險中獲得的利益。筆者知道這兩項明顯少於原料成本和工人工資,但沒有掌握準確數字。“繳納餐車和餐車罩押金3115元” [1],假定這些用具可以正常使用壹年多(比如十五六個月),那麽用具每月損耗約為200元;由於“工人沒有社保,只有工傷保險”,不妨假定工人平均每月從工傷保險中受益100元——很可能是高估了。

  這時物質成本為15000+200=15200元,人力成本為3600+100=3700元,有機構成為15200:3700=4.11:1。不妨仍然像本文前面那樣假設:壹輛餐車每月生產的食品價值為25000元,銷售總額為30000元。壹個月的人工勞動使產品增值25000-15200=9800元,超出人力成本9800-3700=6100元,這就是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率為6100÷3700=1.65=165%,差不多是5/3。總成本為物質成本加人力成本:15200+3700=18900元,利潤率為6100÷18900=0.323=32.3%,差不多是1/3。

  前面估計剩余價值在壹倍半到兩倍之間、利潤率率在30%到40%之間大體上是正確的,比較準確的估算仍然顯示剝削很殘酷、利潤率很高。但這些仍然沒有資方的實際獲利更讓人震驚: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30000-18900=11100元,利潤率為11100÷18900=0.587=58.7%,這倒真像是“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5.86%”“的利潤率” [1]點錯了小數點;111000÷3700=3=300%,工人每賺1元錢,資本家正好獲利3元。

  但如果沒有較低的有機構成,即便資本殘酷剝削工人,也無法獲得較高的利潤率。前面的計算結果是早餐公司的有機構成約為4:1,假定某業務的有機構為14:1,剝削強度與早餐公司相同:剩余價值率均為165%,那麽這壹業務的利潤率為165%÷(1+14)=11%,和前面估計的“2019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 “的利潤率”差不多,只有早餐公司利潤率的1/3左右。

  高有機構成意味著相對於人力成本來說更多的物質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本才能榨取到剩余價值。技術水平的提高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這同時意味著壹二產業的有機構成明顯提高,而資本的利潤率就會顯著下降。靠更殘酷的剝削並不能改變這壹點,就算把勞動強度提高到剩余價值高達200%的程度,如果有機構成為24:1,利潤率也只有200%÷(1+24)=8%,明顯地降低了。且工人能承受的剝削強度並不是無限的,加大工作強度會導致勞動力的維護費用也就是工資不成比例地大幅度上漲,對於資本家來說不劃算。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追求更多利潤,資本進軍有機構成較低的領域勢在必行,低端服務業就是這樣的領域。 時代趨勢也為這壹領域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隨著生產技術的發達,即壹二產業投資中不變資本占比的增加,這兩類產業的就業人口是相對下降的,即可以用較少的時間和人力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被‘排擠’出來的就業人口只能從‘第三產業’中謀出路。”[1]

  與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的契合讓大公司在低端服務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考慮資金周轉速度的話,早餐公司真的是以極小的投入換來極大的利潤:根據公眾號上文章[1]的計算結果,“月利潤率”超過6倍,“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75倍還不止,註意這裏可沒有百分號。

  利潤率高到這麽可怕的地步主要是由於資本的快速周轉:“貨款也不經過工人,而是通過付款二維碼直接直接打入公司賬戶”,“對每個新開張的攤位,公司每月初只需要投資500元,假設貨物每日賣完,則每個月內,除了工人的工資,它只需要投入500元的資金。因為貨款在每個銷售日結束之後就已經回籠了”。 [1]

  筆者根據自己的修正結果也計算了考慮資本流動性以後的利潤率:“公司每個月為每個攤位付出的成本為”3700+200+500=4400元,“利潤為”30000-4400=25600元,“則月利潤率”m=25600÷4400=5.82,“而年利潤率竟可以高達”M=12m=69.8。 [1]月利潤率接近6倍,年利潤率幾乎有70倍,修正後的利潤率略有降低,但仍然是極高的。

  三、規模經營的條件與結果

  大好的賺錢機會,快來把握啊!早餐公司“甚至還可以有”空手套白狼“這樣的騷操作:每個工人繳納的押金是3000多元,而餐車的成本則不超過2500元,則該公司甚至可以從零成本開始進行資本積累。”[1]從白手起家到千萬富翁就是這麽簡單:“按1000個攤位計算”“每年的”“利潤額為1.368億” [1],就算考慮到筆者的修正,利潤也還是超過1個億,就算再考慮利潤的分割,業主的年收入也應該能達到以千萬計量的程度。

  這個機會難道不是誰都能把握的嗎?為什麽 “苦逼的上班狗” [1]沒有靠這樣的經營改變自己苦逼的命運呢?

  因為這樣的經營從壹開始就與大多數人無緣:就算把開辦早餐公司的門檻兒降得再低,也需要購買1000輛餐車,就算壹輛餐車的價格只有2500元,那也需要多達2500×1000=250萬元的現金。感興趣的讀者可以查查自己的銀行賬戶,看看這麽大壹筆初始投資有誰拿得出來嗎?如果妳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甚至還欠著錢呢,那當然就別想了。不幸的是網上有不少這方面的材料,講中國人平均欠債多少萬,中國民眾的財產中房子、車子等用於維持基本生活的不動產占了多麽多麽大的決定性比重。絕大多數人絕對拿不出這麽多錢——財路還沒開始就斷了。

  還有,即便妳真的拿出了那麽多現金,真的開辦了壹家早餐公司:規模和前文研究過的差不多,妳也未必能賺到像那家早餐公司那麽多的利潤。因為妳的公司還壹定得和遍布大街小巷數量龐大的早餐業務個體戶競爭,要想賺上億就必須得獲勝,而單考慮經濟因素無法保證這壹點。

  前面假定早餐公司壹輛餐車每月的物質成本為1.52萬元,成規模使用會降低單位成本,應當認為1.52萬元是經營1000輛餐車的平均成本。如果某人單獨經營壹輛餐車,成本壹定會高壹些,不妨假定每月物質成本為1.7萬元。假定這壹個體戶加工食品的能力與早餐公司的餐車壹樣,壹個月加工出來的食品總價值為2.5萬元,而且他很厚道,不像早餐公司那樣把價值2.5萬的商品賣成3萬,而是等價按2.5萬元出售,那麽他每月能賺多少呢?很少嗎?2.5-1.7=0.8萬元,也就是8000元,這就是壹個個體戶的月收入,超過早餐公司員工每月工資或收益(3600元或3700元)的兩倍。

  在早餐業務這壹行裏說個體戶價錢公道賺得又挺多,筆者是相信的。個體餐車對“白領工人” [1]來說益處多多,但卻是早餐公司營利的大敵:畢竟有便宜的誰還買貴的呢!要想讓早餐公司的利潤有保障,就要把小販的經營活動差不多清理幹凈,所以文章中才會這麽寫:“某家優秀餐飲公司的攤點,和城管是互利雙贏關系” [1],“還有不可忽略的壹部分成本是城管或各個街道的管理費。這部分費用可能不小,要不然數量龐大的城管隊伍每天熱心地驅趕地攤小販是為了什麽?能夠霸占壹個省會城市的主要路口,怎麽說也得出不少血吧” [1],把分割利潤的去向和動機講得清清楚楚。

  要想成功地經營早餐公司,至少還要與城管接洽,人脈資源的要求讓範圍又縮小了不少:就算真能靠經營早餐公司致富,那也是極少數人的事兒。

  現代社會中,成規模的經營從來就不只是經濟活動,壹定要有政治因素作為保障。政治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在之前的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明顯(但有很多資產階級學者恰恰在回避顯而易見的事實:研究純粹經濟學),恐怕這也是對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名稱的壹種解釋。

  規模經營中的經濟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前文計算得到壹輛餐車每月利潤為11100元也就是1.11萬元,1000輛餐車的利潤就是1110萬元。對利益的集中分配就是資本主義政治最重要的壹環,和前文壹樣假定分割出去的利潤占經營利潤的壹半,那麽分割出去的利潤就有1110×1/2=555萬元:作為交給國家的稅、對城管或其他各級領導的回報……而經營早餐公司的最終月收益同樣是555萬元這麽多。

  假定收益在3個老板間平均分配,那麽每個老板的月收入高達555÷3=185萬元;哪怕壹個工人把她的全部40年職業生涯都交給早餐公司,總收入也只有3700×12×40=177.6萬元。工人辛辛苦苦忙壹輩子,還不如老板清閒壹個月,階級差別在數字中體現得清清楚楚啊!

  大力發展服務業的確會使得“中共和資本家實現了雙贏” [3],但雙贏的前提是殘酷剝削早餐公司的勞動者、斷絕街邊小販的生路以及盤剝作為消費者的“白領工人” [1]。(那麽國家代表誰的利益還不清楚嗎?)四、經營出了問題以後

  這樣壓榨全社會的如意算盤可以壹直打下去嗎?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正常情況下哪怕是二線城市裏每天也總有幾十萬人排隊等著買早餐,早餐公司的生意似乎不成問題。但目前嚴重的新冠疫情不能不讓人想到其他可能:由於疫情嚴重,大家都不上街買早餐了。早餐公司的銷售額驟減,維持經營就意味著嚴重虧損,那麽資本家就完蛋了嗎?讓我們估算壹下吧!

  根據前文,正常情況下壹輛早餐車的月銷售額為3萬元,若壹個月有30天,那麽每天的銷售額為30000÷30=1000元,共有1000輛餐車,那麽正常情況下該早餐公司的單日銷售額為1000×1000=100萬元。根據文章中的調查結果可知食品賣出價是買入價的2倍,也就是說該早餐公司每天上貨需要花100÷2=50萬元。(即便只考慮高達50萬的單日流動資金量——至少有這麽多,絕大多數人的經濟條件也不足以支持成規模經營,何況經營中還有變數。)假定疫情期間公司仍正常進貨,原料共50萬元;單日銷售額驟減為20萬元,相當於賣出了10萬元的原料。還有40萬的原料沒賣出,“如果貨物滯銷,公司接受退貨,但個人需承擔30%的損失” [1], 工人要交給老板40×30%=12萬元,這樣的壹天公司虧損50-20-12=18萬元。

  假定公司的正常進貨從月初到月末維持了30天,那麽經營中公司就虧損了18×30=540萬元,月末還要給工人發工資及工傷補貼共計3700×1000=370萬元,還有餐車的損耗總費用為200×1000=20萬元,把這些加起來,公司本月壹共虧損540+370+20=930萬元。壹個月就虧了這麽大壹筆錢,怎麽說公司的老板也要垮了吧!

  得了吧!這虧損的還沒有正常情況下公司壹個月的毛利潤1110萬多,就算和每月凈利潤五百多萬相比,也還不到兩個月的。哪怕是經營了壹年的早餐公司,也有能力消化掉風險,何況公司很可能已經成立十幾年了[1]!

  假定之前11個月公司都是正常經營的,每月獲利555萬元;假定3個老板都過著每月消費100萬元的奢侈生活,那麽還能凈剩555-100×3=255萬元用於應對可能的風險,11個月共能積累255×11=2805萬元,是本月虧損額的3倍還多。刨除本月虧損也還剩2805-930=1875萬元,就算平均到3個老板頭上,每個老板也還有1875÷3=625萬元,根據前邊的估算,三百萬是可以做壹筆有效投資的,每個老板的結余就可以做兩筆有效投資。如果他們仍然願意合夥,還可以做更大更有效的投資。

  如果疫情繼續發展下去,老板們可以不經營早餐業務改行幹別的;如果疫情趨於緩和,早餐公司完全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不論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業務都可以變得更加豐富和有效率,真的不需要替資本家們擔心!

  但公司工人呢?雖然之前11個月工人正常領了工資,但那些錢不過是剛夠維持生活罷了,不會留下什麽保障性的東西,省會城市裏將近壹年才4萬又能剩下什麽呢?(3600×11=3.96萬元,3700×11=4.07萬元,差不多有4萬。)到了當下這個疫情肆虐的月份,每天1000個攤位壹共要向公司上交12萬元的損失費,平均每個攤位上交120000÷1000=120元。不考慮工傷補助,正常情況下工人壹個月30天賺了3600元,平均1天工資也是3600÷30=120元,正好等於上交給公司的損失費。疫情會導致工人白白辛苦壹天,壹般說來幹到月末就是白白辛苦壹個月,畢竟工傷補助不會真正發給大多數工人。

  疫情肆虐的這個月工人過得真的很痛苦,那麽下個月呢?如果疫情緩和,老板們覺得早餐業務能賺錢,他們便還要繼續之前被殘酷剝削的經歷。如果疫情繼續肆虐,老板們覺得再經營下去還會繼續虧損,那麽在公司解散之後他們便要自謀生路了。估計這些工人還要找壹份差不多是同樣辛苦的工作,而轉換工作的開銷和風險還要他們自己承擔。

  正常經營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賺得盆滿缽盈,工人受著殘酷剝削:起早貪黑也只能溫飽;出現問題的時候,資本家和中共可以靠賺來的錢有效規避風險:甚至工人的血汗錢也被搜刮來用於賠償損失,而工人卻只能壹無所有地面對所有風險。概括地說,這些就是大辦服務業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中共不是左派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中共把中國私有化

  當鄧小平逝世時,官方言論以致世界資本主義的報刊紛紛向這位總設計師致敬,因為他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如果拿蘇聯、東歐的經驗相對照,就好像更顯得中國經改的成功。

  不過,問題在於,那些急劇增長的財富,究竟主要落在誰的手裏呢?

  中共壹直認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蘇聯、東歐那樣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它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92年中共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上說,「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明,「公有制」已經失去優勢,而資本主義經濟已取而代之。經濟增長的好處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資本與中外私人資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經濟改革可視為壹場大規模而又隱蔽的私有化運動。

  資本主義經濟有多大實力?

  從表壹看來,似乎大陸公有制還真的占主導地位,因為集體與國有經濟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經濟」中,雖然包括資本主義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個體戶,所以私營經濟的數量似乎還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營企業共43.2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約占10%(個體經濟則占8.4%)。

  表壹 各種經濟成份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國有經濟 集體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預計) 41.5% 43.9% 14.6%

  (註:非公有制經濟包括了個體、私營經濟及外資。來源:《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趨勢與私營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 1996年第 8期)資本主義經濟(大陸忌諱這個詞語,所以改稱「私營經濟」)是指直接或間接地以雇傭工人來增值資本的經濟成份。

  按照這個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壹定遠超官方的統計。首先,在所謂個體戶中,很多實際上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中共把個體戶的定義壹開始就定得太寬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業主都列為個體戶。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個體戶,顧名思義,就是沒有雇工的小資產階級。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數達到六、七人,那其實已經是小資本家了。何況,在名列為個體戶的企業之中,多年前已經有調查顯示至少有10%其實雇工八人以上(註壹)。所以,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壹定遠遠超過43萬戶,在工業總產值中也壹定不只占10%。

  除了假個體戶之外,還有假集體。集體經濟包括了城市和鄉鎮兩方面。鄉鎮工業在1994年的產值已經占全國22.6%,雇傭了1.2億工人。這個舉足輕重的「集體經濟」,恰恰也是最多假集體。大陸有壹份調查報告表明,鄉鎮企業有 83%實際上是私營企業。(註二)許多其他報導都大致反映這個情況。由於鄉鎮工業比城市工業多,在集體工業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數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過半的集體經濟其實是資本主義企業。有位學者也指出,若按這個數字推算私營經濟,那麽,「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各項比例將會引起各層人仕的震驚」,因為單是工業,1993 年非國有工業的產值(1.7 萬億元)與國有工業的產值(1.8 萬億)已經幾乎平分春色(註三)」。而所謂非國有工業,主要的還是中外私營企業,或至少是混合經濟(例如參加了官股的私營企業)。(參看表二及表三,註四)從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費品零售總額中,1994 年國有商業也下降到只有 31.9%。資本主義成份占多少?國有、集體、個體之外的那個「其他」,如果不是私營經濟,又是什麽?如果考慮到在集體與個體中有不少實際上是私營經濟,那麽,資本主義經濟在商業中的比重壹定不比工業中的少許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表二 1995 年按經濟成份劃分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有 54.4

  集體 16.4

  個體 12.8

  聯營經濟 0.6

  股份制 4.3

  外資 7.8

  港澳臺 3.4

  其他 0.3

  (1996 年中國統計年鑒)

  因為中共刻意掩飾資本主義經濟的真實情況,所以我們沒法確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說明它今天的雄厚勢力。(註五)有人認為,在民間的壹萬六千億元金融資產中(1992 年數),約有六千多億元集中在個體戶、私營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員手裏。

  這些人約為三千萬人,占人口數的 2.8%,但擁有的金融資產占40%。(註六)這三千萬人可被視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他們擁有的金融資產等於當年國民收入的三成多。

  隱蔽的私有化

  中共對資本主義企業的態度,在過去十八年中經歷了如下變化,最初是禁止,然後是默認(1983 年中共壹號文件說對私營企業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於取締」),繼而是在 1988 年修改憲法正式承認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可以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最後是鄧小平南巡後中央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發展比例、速度、規範與經營規模),「五不限制」等等大開綠燈。對於外資也是這樣。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無限制地發展了,只差那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補充的妾士身份還沒有正式甩開而已。不過,這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了。

  但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急速發展,不僅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質上的贊助。誰提供物質支持?就是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改革之前,全國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差不多都在集體與國有經濟手中,所以,如果沒有他們向私營企業提供勞動力與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私營企業是不會發展起來的。據報,私營企業的多數創業資本都來自國家銀行或信用社,他們的四成原料與進貨來自國有企業,銷售對象中也以國企為主要對象之壹。(註七)不能確定這裏有沒有誇張。不過,這沒有妨礙上述的壹般原則是成立的。

  集體與國有經濟在向私營企業提供資金、勞力、土地、貨源等等的時候,是否都依照等價交換的原則,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有不少時候資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較高代價,其中包括賄款。但有更多時候是以低於價值來換取勞力與生產資料及資金的。(有人估計每年因官員賤價賣地而令國家損失 200 到 300 億人民幣)這其實是壹種隱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運動可以追朔到農村改革的初期。當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時候,不少集體財產,例如農業機械,都被幹部們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種種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變成自己的準私有財產。無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體財產是如此被化公為私的,因為官方絕不披露。但從各方面看,這個現象並非不普遍,尤其在較先進的公社。從這裏產生了第壹批的農業資本家。

  不過,最發財的恐怕不是農業資本,而是工業或商業資本。

  這是為什麽後兩者發展最快,規模最大。這同時也意味,他們很可能比前者從集體與國有經濟中轉移到最多財富。尤其是那些得到當地官員保護的「假集體」,不僅在申請土地、勞力、借貸各方得到額外的協助,甚至是賤價得到這些東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種額外減免稅收的方便(自然包括減少受到其他部門官員的漁肉)。

  額外減免稅收屬於壹般假公濟私行為多於嚴格意義上的私有化。

  但是種種把集體與國家財富賤售或幹脆吞並則肯定是私有化。有人報導壹個例子:

  「權力股就是政府以權力作為資本對企業投資,按股分紅。

  邵東縣鋁制品廠是壹個合夥企業,共有 8.5 股,其中政府有壹股。

  這壹股的作用就是拉著地方政府為自己保駕護航、為企業在擴建廠房批地時給予便利,給企業爭取貸款提供後盾和為企業在社區內提供安全保障。該廠的廠長說:『廠在這個地方,如果不跟鄉裏搞好關系,它就會動不動拉電。要擴展規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難。鄉裏成為企業的股東,每年企業給交 10 萬元,占鄉財政府收入的十分壹,我們也辦事方便,兩全其美,皆大歡喜」。)(註八)可見,只要讓政府部門入股,批地自然就沒有「困難」了!

  集體與國有經濟還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種種間接的物質支持。中國很多上遊產業(煤、石油、電力、交通運輸)都是國營而且多年來維持低價制度,這等於間接津貼了私營經濟。在稅率上,中共也壹直優惠中外資本而刻薄國有企業。三資企業稅率為33%,私營企業率稅為 35%,比國有企業的 55%低很多。稅負的不公平是使國有企業無法與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重要原因之壹。

  最後,中共在政治上加緊對工農階級的專政,尤其是堅持那種把農民當作二等公民的戶籍制度,使工農群眾(尤其是那些農村集體經濟崩潰後的失業農民與城鎮的失業工人)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最起碼的合法權益,成為資本所殘酷剝削的賤價勞工。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迅速發展的另壹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有比蘇聯、東歐好得多的經濟表現,個中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壹個急進,壹個緩進那麽簡單。還要考慮到中國壹個獨特地方,就是比蘇聯、東歐落後很多。但這種落後性在特定環境中有時會變成優勢(對資本主義而言的優勢)。

  中國國有經濟從來都很薄弱。從 1949 到 1978 年,將近三十年的高速而代價不必要地高昂的工業化,並沒有真正促進農業的現代化。農業主要的還是依靠人力與畜力。集體與國有工業始終無法滿足農村人口對工業生產資料及消費品的需求。國有經濟之無力改造農村,尤其可以在農村人口占全國比例中看到。卅年工業化並沒有促使農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到 1978 年農村人口仍占 87.5%,只比 1949 年下降了兩個百份點。農村還是壹片披著集體經濟的外衣的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不過,壹天命令經濟仍束縛著農村,國有經濟還是不會感受到什麽壓力的。可是,命令經濟崩潰的壹天終於來了。分田到戶使小農經濟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體經濟的束縛。外衣丟棄了。小農經濟從兩個方面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動力。壹方面,由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由於農產品市場之局部開放,由於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在在增加了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另壹方面,個體經濟之全面恢復,大大提高了農民中的強勢戶的致富沖動。私人資本的原始累積開始了,而且在擴大了的市場中開始壯大起來了。就這樣,鄉鎮資本主義企業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日益在競爭中壓倒國有企業。事實上,資本主義經濟首先是在農村壯大起來,然後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盡管國營企業只有三分之壹是營利的,中國經濟還是能較高速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有經濟本來就很薄弱,在這個情況下,只要有其他經濟成份(個體經濟及資本主義經濟)大力填補空白,那麽即使它大多虧本,也不會即時拖垮整個經濟發展,甚至還能有增長。

  官僚資本如何侵吞國有財產

  上面談的主要是私人資本怎樣在中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而且主要是談國內的私人資本。不過,私人資本之受益於集體與國有經濟的程度還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資本。官僚資本乃是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謂官僚資本,包括了官員個人的以增值為目的的資產,也包括了名義上屬於國家,但實際上由官員自由支配並且以盈利為目的的資金。

  如果把私有化僅僅了解為把國有企業售出或無償分配給全體公民,那麽,的確,在中國這僅僅是開始不久。大概幾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規模拍賣、租賃壹萬家中小型國有企業。

  在已經結束的八屆人大,李鵬又宣布要把二十四萬家國有小企業實施「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勁頭十足,例如山東諸城,竟然在兩年間就把九成半的國有及集體企業賣掉了。這個做法還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贊賞呢。但是作價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懷疑,因為賤售國企非常普遍。(註九)不過,那種隱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締造出官僚資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瘋狂進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國企或集體企業股份化,中外合資企業,官商合營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體與國有經濟的企業,官員也通過種種方式化公為私。

  官員熱衷於搞股份制改革,是因為他們借此可以明目張瞻地化公為私。最明顯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屬於全民所有的財產劃出壹大筆變成「企業股」、「法人股」。即使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為小公。不少人更進壹步,先化大公為小公,然後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業股再私分。

  就這樣大筆國有財富以變戲法的方式轉到幹部手中。雖然有時職工也得到壹點股份,畢竟同幹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飯殘羹而已。至於采取種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鉆空子的方式化公為私,就更不勝枚舉了。這包括了低估資產值,對種種無形資產(商標、專利、商號、銷售渠道等等)不作評估或低估,國家股與個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價等等。(註十)中外合資的情況也基本如此。現時全國已有壹萬六千多家合資企業。據國有資產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資產應評而未評的約占應評總數的九成。在壹萬家合資企業中,有六千多家國企未經資產評估而以 862.6 億元的出資額與外商合資,估計因此損失六百多億元。至於無形資產,竟然只有 60 家是有計算無形資產的。

  這種化公為私行為,外資自然得益不少。但有關官員也得益匪淺。各地官員不惜賤價以求合資,最直接的利益當然是這樣可以提供外匯、出國機會、以及其他貪污腐化的勾當;可是還有其他。要知道,在那壹萬六千家合資企業中,有部份根本就是假合資,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資(例如隨便找個老外掛名合作,或是請那些拿了本外國護照的同胞掛名合作),純粹辦來騙國家,其中包括化公為私。

  另壹種私有化方式是官員個人或其親戚朋友經商,或者是政府部門同私營企業合股辦實業。

  「壹些握有經濟實權的人,多樂意與私商交鐵哥們,或者讓五親六戚去經商,自己在臺上給予關照。權力與關系密切的私商形成壹個『土圍子』—利益共同體。……權力給『土圍子』以政策、物資、貸款、減免稅、外銷配額等方面的照顧。」(註十壹)「為了避免因電力供應非常緊張造成拉閘停產現象的發生,壹些廠不得不拉電力部門入股。

  邵東某生產出口鐵錘的刀具廠,電力部門就投資 30 萬元,年利 4 分,這是明利息,實際回報要大於這個數。當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門的青睞的。拉壹些政府部門投資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經濟效益好,否則很難如願。」(註十二)究竟官僚集團在過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這幾年有壹個許多人使用的數字:1982 至 1992 年間,國有資產「流失」累計 5000 億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 億元。(註十三)不過,去年十月號的《中國工人》披露了壹個新的數字:八十年代以來,國有資產的「流失」每年高達 500 億元,到目前總共「流失」八千億元。但「據有關專家研究,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程度還要高於這個數字。」官員化公為私當然不始於改革開放。不過,毛澤東時代的化公為私同鄧小平時代的不同,在於前者的化公為私,主要不過是占有消費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後壹個時代,官員之化私,占有消費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潤的資本(不管是以有價證券的形式還是資本的實物形態),這才是主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功業不僅在於締造私人資本,更在於締造了官僚資本。

  官僚資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壹點情況:

  表四

  1978 1994 1995

  國家預算內投資 62.2 3.2 3.1

  國內貸款 1.7 22.4 21

  利用外資 4.2 10.7 11.5

  自籌投資 -- 48.3 53.2

  其他投資 31.9 15.4 13.8

  所謂自籌投資,首先包括各級政府部門通過各種亂收費,尤其通過各種化公為私以及辦公司經商的方式,自行「創收」所得來的資金。

  這是各部門自己的「小金庫」,不受中央約束。它除了用來滿足官僚自己種種請客送禮,遊山玩水的消費之外,主要的就是用來投資於高利潤的行業。表四告訴我們,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中央預算內的是少得那麽可憐,而自籌投資從零發展為過半。歷次經濟過熱,歷次盲目投資、重復投資,造成嚴重的生產過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產)(註

  十四),都同各部門這些自籌投資有直接關系。這些由各部門官員支配,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金,(而利潤又首先落在官員手中),就是官僚資本的另壹個重要來源。官僚資本加上中外私人資本,總的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恐怕已經具有主導地位了。

  官僚資本具有投機性、買辦性、壟斷性幾個特點。投機性不僅表現在盲目投資加工工業,而且現已轉向炒賣種種有價證券及房地產,其中包括國外(例如香港。經濟學家吳敬璉透露,大陸每年有 100 億美元流向香港。)的證券與房地產。買辦性表現在同外資合資、合作中經常以賤售本國資產或資源為代價;壟斷性表現在官員利用權力霸占市場、拱擡物價、強買強賣。所謂諸候經濟就是壹個明顯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資」

  近年中國的三資企業達到十七萬家;如果把港澳臺包括在內,外資現在已經在工業總產值中占了 12.8%,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占了 10.4%。不過,外資在中國的實際影響遠超過這些數字所能顯示的情況。

  近年越來越多跨國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通過這個方式吞並了中國國企,連他們的名牌和市場份額包括在內。這同樣也是壹種私有化,而且是壹種把民族工業拱手讓與外資的私有化。

  現在國內的洗滌用品行業,已為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所支配。

  15 家合資企業產量占全國總產量壹半,但賣的都是 P&G、英國利華、日本花王、德國漢高的牌子,而中國的名牌如熊貓、雙貓等俱已銷聲匿跡。(註十五)啤酒行業更厲害。中國年產五萬噸啤酒廠,已有 70%成了合資企業。而外資搞合資企業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棄自己的品牌,改采他們的品牌。結果中國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鵝等等逐漸為丹麥的嘉士伯、美國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諷刺的是,中國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給。有學者認為中國根本不必在這方面搞合資企業,更沒有必要讓外資控股(註十六)。

  後便失去蹤影,被外國名牌取而代之。

  在醫藥業,三資企業已達到 1000 多家,其中三家合資企業是醫藥業中的十大企業之壹,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現在,在最暢銷的 50 種藥品中,有 40 種是合資企業的洋藥。(註十七)自行車業,三資企業達 200 家,已經吃掉了國產的飛鴿、永久、鳳凰等九個名牌。

  造紙、輪胎、集成電路、家電業等等也紛紛陷入同樣境況。

  這可是中共官員自覺選擇的結果。為貪小利而出賣國產名牌固然如此。(註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勵各級官員繼續出賣經濟主權的。許多國家都規定外資股份不能超過合資企業的五成,然而,號稱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卻相反,在《中外合資企業法》規定外資股份不得低於 25%,卻沒有規定上限,直接幫助了各級官員把國企連同品牌賣給外資。

  有人指出中國國內儲蓄率達到 45%(金融資產達壹萬六千億元),依靠國內資金就足以支持 7%到 8%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必繼續那種嚴重依賴外資、優惠外資而令自己吃虧的政策。實情怎麽樣我們現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繼續引進外資,也沒有理由是這樣壹種引進法。

  護短經濟學

  中共堅持公有制占主導,可是,眼見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中共的辯護士又怎樣自圓其說呢?那些官方經濟學家忙著解釋:其實「優勢」並不壹定要體現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終扼控國民經濟命脈便可。對於把盈利國企賣掉或出售國有股權,他們也辯說:我們賣掉了國企,但換回了資金,這只是使國有財產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國家拿了錢還是可以再投資建廠,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雲雲—這完全是詭辯。

  且不去說,在實際上這些交易,在壹黨專政下決不會是真正等價交換的。退壹步說,即使那是等價交換,那頂多只能說,國家作為賣者沒有交換價值上的損失,卻不能說國家沒有其他損失,更不能說那不是私有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明明轉到私人手上,怎麽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廠子,為什麽還要賣?是否就絕對沒有別的方法籌措資金?賣了這些盈利的廠,能保證新的投資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嗎?如果相同,又何必要為買而賣?豈非除褲放屁多此壹舉?如果盈利更微些,豈非壹大損失?雖說盈利高些不是沒可能,可是風險總是存在而且不小。幹麽要如此犯賤,好端端有安樂錢不享,去作這樣的敗家子?

  這樣顯淺的道理,我們博學的經濟學家不會不知道。說穿了,這不過是欺騙而已。在最初搞農村承包制的時候,中共賭咒說不是恢復個體經濟,更不是允許私營經濟,而只是把家庭經營結合到合作經濟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夥,富農階級已經出現的時候,它還這樣說;在搞國企改革的時候更離譜。在第壹階段,官方理論家力證,只有把經營權從所有權那兒分離出來,也就是政企分開,才能搞活國企;到真正實施兩權分離之後(雖然並非沒有打折扣),他們又忽然改口了:國企要改革,得要明晰產權,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當經營者同時也是所有主的時候才能搞活國企。這時候他們又主張兩權統壹了,只是不是統壹到政府手裏,而是統壹到企業官僚手裏。於是明晰產權就變成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時,為了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股份會被化公為私的意見,他們又說,不要緊,不讓國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嗎!到了官僚資本強大到已經開始要把國家股出售或把國企出賣的時候,他們又出來說:哎喲,賣了也不要緊嘛,反正國家財產只是從實物形態轉變為價值形態而已!

  當年在開始局部市場化的時候,官方理論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因為我們只是開放消費品市場,而決不會開放勞動力、土地和生產資料市場。到了資產階級掘起,勞動力、土地與生產資料都事實上可以成為商品之後,他們又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生產,所以雖然我們有了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只要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我們搞的仍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好了,到現在,連這點也開始動搖了,他們又改口啦:社會主義主體地位並不體現在百份比上!鄧小平大概感到理虧,所以索性禁止人家問「姓資姓社」。其實,妳們不如幹脆認為,「我們共產黨搞什麽都是社會主義!」這不就行了!

  上述那種辯解只會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過,中共同那個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於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個騙局的得益人。鄧小平說,讓壹部份人先富起來,是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實證明,有了先富,就不會有後富,因為先富的壹定會胃口日大,妨礙著普通人也跟著富起來,尤其當這先富起來的是操縱了國家機器的專制官僚。普通人民不僅完全被擠掉,而且成為這批先富的剝削對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國家主權竊奪過去,變成自己的私產。國家財產呢,盡管它也視之為禁臠,畢竟還沒有將之完全變為自己的財產。況且,同時他也禁止資產階級財產的存在。只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勉強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權是壹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但是,至遲到 1988 年修改憲法,中共政權就已正式變質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政權了。雖然,在社會經濟上,當時還談不到已經完成資本主義復辟。不過,到了今天,很有可能連這點也已經完成了,或至少正在處於完成階段。計劃經濟已經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產業,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為利潤生產的。要完成在社會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並不需要資本主義占領社會壹切領域。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不是這樣。它只需要使利潤率成為起主導作用的調節器就行了,因為這就足以讓它支配其他經濟成份。今天中國即使還未達到這點,至少也是快達到了。根據胡鞍鋼的推算(參看表五),中國的農產品、工業產品、商業及投資的市場化指數大都超過壹半,甚至是達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過半,也接近壹半了。(註十九)此外,由於市場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多時了(參看註十四)。這是利潤率起主要調節作用的壹個反映。資產階級,特別是官僚資本,已經是社會經濟中的主角了。十多年來壹直推動中共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的知識份子們,妳們所極力爭取的資本主義,已經在妳們眼前了。

  「不!我們所要的資本主義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這不是我們所要的!」不,這的的確確就是妳們所追求的東西。

  要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就只能是妳們眼前的這種官僚資本主義。醫生,妳已經成功使死人復活了。承認科學怪人就是妳所要的東西吧。

  「難道妳們主張走回頭路嗎?」

  我們也不主張走回頭路。我們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資本主義的掘起;中共怎樣把中國私有化等等。應當走什麽路並不屬於本文探討的範圍。但是,對於現在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筆者不掩飾他的反感與反對,而且深信勞動人民也同筆者態度壹樣。各種局部反抗事實上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復辟雖已基本完成,卻不表示它能夠安安穩穩地永遠騎在人民頭上。

  表五 中國市場化指數以及其他四項市場化指數變化 單位:%年份 市場化指數 價格 市場化指數 生產 市場化指數 商業 市場化指數 投資 市場化指數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

  變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1992》、《中國統計摘要 1993》第 21 頁,第 93頁以及《財貿經濟》1992 年 11 期的數據計算。

  壹九九七年四月

  就業自由和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大力沖擊著舊有的高度集權的體制。勞動力管理體制也不例外。

  中國卅多年來在勞動力管理制度方面實行所謂統包統配制。

  所謂統包,是指國家對所有城鎮中學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全部「包」起來,保障他們的就業權利。就業權是明文寫在憲法上的權利,而且不像政治權利那樣純屬空文,而是相當落實的。就業保障權是世界工人運動壹直夢寐以求的目標。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真正提供就業保障。尤其是那些長期落後,存在永久的龐大失業軍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人壹定會羨慕中國工人。不過,如果我們具體分析壹下中國的就業保障,我們就會發現它在中國官僚政治下變形變得多麽可怕,就像社會主義已經變形到與極權統治等同壹樣。在官僚統治下,權利不是權利,而是首長的恩典。古人說,長者賜,不敢辭。恩典是不能辭的。同樣,中共賜給全國職工的就業權利,也是不可「辭」的。

  在統包統配之下,即使妳不願接受國家分配,要自謀職業,比方說,要當小販,或做小手工業者,國家決不會允許,壹定要把妳「包」下來。即使經濟困難,國家無法安排就業,那就把妳送到農村「落戶」;後來不送了,任由失業也不許自謀職業。這種政策直到壹九七八年後才開始轉變。

  其次是所謂統配。就業保障本身同就業自由並沒有什麽勢不兩立的地方。但是,在官僚政治下,就業保障就意味就業自由的消失。統配是國家有權把妳分配到任何壹個地區,任何壹個行業,任何壹間工廠,以至任何壹個崗位;妳只有服從分配之權。主管分配的是政府各級勞動部門。如果妳是這些部門官僚的親戚朋友,哪妳自然會分得優差。否則,妳也許會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邊遠省份,在那兒「支援邊疆」、「貢獻壹生」。妳也許會被分配到厭惡性行業如清潔、掏糞,等等。 —某某中學女畢業生被分配到壹間死畜處理廠當工人。第壹天上工,才知道原來要「處理」的,常常是爬滿蛆蟲的死豬、死狗。「處理」,就是廢物利用,為死畜剝皮拆骨。她不禁為之痛哭。不過,經過黨委書記的「思想教育」,她終於搞通了,明白到「寧要壹人臟,換來萬人康」的偉大意義,於是第二天便喜孜孜上班去了—這樣的政治神話在今天大陸報刊仍可見到。

  可以肯定,這位女孩子壹定不是高幹的女兒。

  統包統配制實際上把職工當作國家(實即中共)的財產,可以任意調來撥去。中共壹直宣稱,統壹分配職業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為這樣可以保證有計劃地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去安排勞動力。然而,卅多年的經驗表明,所謂有計劃,實質無計劃。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要發揮人們的才幹,必須充份尊重個人的興趣、誌向和專長。上億職工的職業問題統統由壹小撮官僚負責分配,根本就不可能顧及個人興趣和專長,也不可能顧及各地及各行各業以至每個企業單位的特殊需要。在企業來說,勞動部門的官僚常常盲目胡來,企業需要的人,勞動部門不給;企業不需要的人,卻硬塞進來。不過,最痛苦的還是個人。從個人方面來說,盲目分配的結果,是大批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專業不對口,或者沒有興趣,以至許多專才被投閒置散,蹉跎到老。例如,農林科技人員,全國僅有廿九萬,但是這麽壹點人員,竟有壹半用非所學(註壹)。學自動化的當售貨員,學理論物理的當采購員,大有人在。

  問題之所以這樣嚴重,是因為國家的分配是「壹紙定終身」。

  壹個職工未分配前,屬國家財產;壹旦分配到某企業,便轉而屬該單位所有。這就是有名的「單位所有制」。職工(包括技術人員)無法轉業轉廠,壹切都由單位「領導」所支配。要知道,在大陸,企業單位不純粹是經濟或生產組織。單位的小官僚不僅管工資、調級,而且管戶口、管糧油、管計劃生育、管政治、管「教育」、管「學習」……。壹句話,無所不管。每壹個人必須屬於某個單位,他才能生存。正因如此,單位「領導」對個人享有生死大權。

  所以,在中共「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實際上並不比封建領主統治下的農奴自由些。倘若妳用非所學,用非所長,要轉廠轉業,簡直比飛天還難。

  統包統配制不知扼殺了多少人的幸福。其中最可悲的是造成無數夫婦異地而居。至少在七八年之前,夫婦分居兩地,要申請調到壹起團聚,簡直難之又難。尤其可惡的是,有時候壹些單位「領導」,放著人材不用,但當人們申請轉業轉廠,而上級勞動部門亦已批準,但這些「領導」居然可以「卡著不放」!統包統配制發展到這個地步,真可謂腐朽透頂了。

  統包統配的「理論」根據:勞動力公有說

  最近引起了熱烈討論的經濟學家馬丁,他所寫的《當代我國經濟學研究的十大轉變》(註二)談到:卅年來政治經濟學只是「簡單地、直接地成為現行經濟政策的附庸、傳聲筒和論證工具」,「壹味地為經濟政策唱頌歌」。對於統包統配制也正好是這樣。因為在實踐上不承認個人有就業自由,所以在理論上就炮制了「勞動力公有說」的理論。卅多年來不少經濟學家都以此來為中共官僚的統包統配制辯護。勞動力公有說可以蔣家俊為代表。盡管目前不少經濟學家已改采勞動力個人所有說(雨田、孫浩、張壹德)或部份個人所有說(薛暮橋、伍昂),但是,如果仔細讀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無論雨田也好、薛暮橋也好,他們實際上和蔣家俊沒有根本分別。他們只是說目前時期應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或部份地屬個人所有而已。壹旦社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勞動力還是公有的。所以,他們骨子裏始終死抱住公有說不放,始終準備在將來把工人的人身也「共產」起來。

  「勞動力公有說」最清楚的反映了中共的「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反映了它借社會主義之名,而行官僚極權主義之實。大家知道,勞動力,就是潛藏人身上的勞動的能力,它同人身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生育能力同人身不分割壹樣。說勞動力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屬公有,等於說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成為社會的的財產,社會得任意支配他,而他卻無權支配自己。

  按照公有說的理論,工人階級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把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的財產後,須由工人聯合成集體才能進行生產。而正在這時,工人的地位發生了十分玄妙的變化,簡直比得上最出色的戲法。首先是工人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繼而是每個工人也都成為工人集體的主人。壹個工人壹旦參與集體,盡管名義上他有三個身份—股東、生產工人、個人,但是實際上他什麽都不是,因為他已把自己的人身條件全部讓渡給集體,也就等於說,他同奴隸實際相差不遠。集體對個人有無限權利(因為個人已屬集體所有),反過來個人對集體要盡無限的義務。中共的辯護士會說,不對,他不是奴隸,因為這個集體是民主的,因此每壹個人都有可能通過民主途徑去反映他個人的意願。我們這樣回答:妳們的所謂民主,實際是妳們中共「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民主。退壹萬步說,即使妳們痛改前非,真正實行民主。

  但是,首先,個人就業問題根本不必而且不應屬於集體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下文會詳細論述。現在只簡單指出,工人組成社會主義集體,決不會而且根本不必讓渡他的人身條件,他的人身自主權只會比他在資本主義時更擴大更真實)。其次,即使集體是民主的集體,但是,要知道,集體不能無所不管,它所能管的只是壹般的立法,壹般政策等等,每壹個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可能交由集體決定的(不要忘記我們所說的集體壹直是在全國平面上組成的工人集體),結果壹定是由壹個執行機關去單方面分配勞動力。

  而最後依然是官僚專權。可見,這種公有說的本質,不過是官僚假借工人階級之名以便專工人階級之政而已。妳們口口聲聲引馬克思的話去為自己辯護。可是,馬克思不是說過,工人革命後,失去的只是鎖煉,換來的卻是全世界嗎?然而,在中共統治下,工人為了得到那純屬名義的「主人翁」的堂皇桂冠,所付代價竟是自由的失去!馬克思其實很早就警告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集體,是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的集體,只有是這樣的集體,各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相反,在「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桔」。(註三)資本主義的就業自由

  為什麽工人壹旦組織成為集體,聯合占有生產資料,每個工人就必須向集體讓渡自己的人身權?蔣家俊並沒有立即就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像許多「理論家」壹樣,先把這個人類歷史中個別階段的個別問題,突然上升為全部歷史的根本規律的問題。他說,要進行生產,必須把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結合起來。只有生產者而沒有生產資料(工具、土地、廠房、機器……),是不可能進行生產的。以上這些都十分確。但是,他繼續說,「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只有在共同的基礎上才能結合起來」,「勞動力所有關系壹般是隨著生產資料所有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註四)換句話,生產資料屬誰,勞動力便也屬誰。跟著他便以歷史「為證」。他說,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都分別屬於奴隸主、封建領主和資本家,因此奴隸、農奴、雇傭工人也都分別屬於奴隸主、領主和資本家所有。

  蔣家俊不知道,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實際上把三種先後的社會制度都說成是奴隸制度。因為只有在奴隸制下面,奴隸主才既占有生產資料又占有奴隸的人身(所以奴隸不被視為人,而是工具,只是這種工具碰巧會說話而已)。領主雖支配農奴人身,但已不能占有農奴的人身。農奴不準自由遷徒,以及需付出無酬力役;但是,究竟他還可以有自己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活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雇傭工人更是在法律上正式取得人身自主權,他們誰也不屬,只是屬於自己所有。工人的這種人身自主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之壹。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註五)。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並不占有勞動力;工人占有勞動力,但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要進行生產,必須聘請工人;工人要吃飯,必須出賣勞動力,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機器。於是勞動力的供應和需求產生了。但是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並不是壹次過買去。如果是壹次過買去,他就是購買奴隸而非雇傭工人,但資本家要的是雇工人而非奴隸,因此他只是逐月地買(更通俗地說,是租入),在工人方面來看,他只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使用權,勞動力的所有權始終握在他手上,因此他可以在契約期滿時收回自己的勞動力,向老板辭職。從老板方面看,他同樣也可以辭退工人。資本家是不歡迎奴隸的。奴隸是無所謂辭退的,但資本家所需要的勞動力,乃是需要時可以大量購入,不需要時可以大量辭退的勞動力,而不是終身跟隨主人的「忠仆」。換句話,他需要的是能夠隨時依據市場的起跌來自由吞吐人手的雇傭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為市場而生產。否則,沒有自由的工人,就形不成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進行資本主義生產。

  這壹切證明,所謂勞動力所有權,決定於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理論」,是根本違反歷史事實的。

  蔣家俊企圖捧出馬克思為他辯護。他引馬克思的話說:「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所有者手裏。」(註六)馬克思的確說過這句話。但明顯地不能把這句話解釋為二者全無分別,因為壹個是喪失人身自由,壹個呢,則享有人身自由。他的意思只是,盡管資本主義比奴隸制已進步了許多,工已獲得人身自主權,但是他指出,這種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而已。工人沒有土地,沒有廠房,只有自己的勞動力。但是,僅僅占有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是毫無用處的。恰恰相反,這種「財產」如果壹天仍未「售出」,壹天就仍然是負債而非資產。如果他想永保自由,他就沒有面包吃。如果他重視面包,那他就要把勞動力逐月地讓渡給資本家,由資本家支配自己。而壹旦他進入資本家的廠房,他就沒有自由可言。勞動過程、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崗位等,統統他都無權過問;勞動成果他更無權問津。誠然,他有選擇雇主的自由。他如果嫌這兒勞動強度太高,他可以另謀高就,而不必像奴隸那樣永遠忍受下去。但是,他頂多只有在這個或那個老板之間作選擇,而不能在做不做打工仔之間作選擇。

  所以,工人的自由,不過是非出賣勞動力不可的自由,是十分不足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社會意義上,工人仍屬於資本家所有。

  我們說是社會意義,而不是經濟意義,是因為工人階級雖非屬於資本家階級不可,但絕不是可以說,資本家階級也非占有工人不可。資本家只在經濟繁榮中才需要占用工人,而在衰退期中,即使工人自願當他們的奴隸,他們也敬謝不敏呢!可見,說資產階級真正占有工人的勞動力,是多麽荒謬的說法!不,工人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同時包含不自由。就業自由包含失業自由;選擇雇主的自由同時意味受雇主束縛的不自由。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馬克思才說工人階級始終是不自由的,始終受人家支配的。但馬克思沒有否認,在壹定限度內他們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還遠遠不是真正的自由。要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有就業保障,而且必須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由工人當家作主。壹句話,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資本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變成工人集體擁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就業保障和管理生產權。

  社會主義:自由的擴大

  工人如果要占有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就必須聯合成集體,聯合地占有並運用生產資料。這是因為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是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是大工廠,大機器,必須要集體的聯合勞動才能推動。工人革命不像農民革命。農民革命可以各拿壹塊土地給自己。

  但工人革命非組成集體不可。如反其道而行,瓜分大工廠,結果只能是社會的大倒退。

  這個聯合體中,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每壹個人,壹方面是這個集體的壹份子,另壹方面仍是獨立的個人。這兩種身份不僅不像中共所說的是對立的,恰恰相反,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如果他不是獨立的,而是集體的財產,哪裏談得上他是集體的股東之壹,哪裏談得上是「主人翁」?固然,他既參與集體,他就必須讓渡壹部份權利給集體(下文將再論及),但是他的人身自主權是始終保留在他手中,不需要而且絕不應該讓渡給集體。就業自由是人身自主權的壹部份。資本主義還讓工人享有就業自由,在社會主義就更應享有。這不僅是人權的起碼要求,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所必需。因為在各種生產因素中,人是最特殊、最活躍的因素,而要發揮人的創造力,就必須尊重人的專長、興趣、誌向,沒有這個條件,要發展經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尚且如此,社會主義號稱工人當家作主,就尤其如此。要知道,人是有尊嚴的。無論妳怎樣否定工人的人身自主權,他們都會以各種消極反抗來證明他們應該享有。事實上,即使在奴隸社會,奴隸完全沒有人身權利,可是奴隸為了證明他不是工具,他同它們完全不同,他有尊嚴,因此便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毀壞工具,任性地使用工具。奴隸主為了減少損失,被迫采用最笨重的工具,而結果是生產效益的降低。這個歷史事實證明,否定人的自主權,不僅是被壓迫者的痛苦,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在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正是這種變種「奴隸制」,正是中共不承認職工的人身自由,才迫使職工像奴隸那樣消極怠工、任意浪費公物、毀壞公物等。可見人身自主權不僅是對個人有利的權利,而且是對社會十分重要的權利。沒有它,就等於否定人。

  但是,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僅是保留人身自主權。如果僅僅如此,那又何須革命?社會主義建立國有財產,使工人有可能獲得更高級的自由。這就是就業保障,和有權參與支配集體,參與管理生產。

  每個工人作為集體壹份子,自然不是絕對自由。作為個人,他可以任意支配自己,可以有選擇權利。但是,他作為集體壹份子,就需要讓渡給集體某些權利。所讓渡的權利不是個人自主權 —這我們已解釋過。所讓渡的只是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個人意誌。

  壹個小手工業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隨意安排生產的快慢。

  但是在壹間大工廠裏,就必須有劃壹的勞動過程、勞動紀律。這是大生產所必要的。而這些勞動過程、勞動紀律是每壹個人都必須遵守的。在這方面,集體意誌高於個人意誌。驟眼看去,這同資本主義壹樣沒有真正自由。可是,首先,資本主義沒有就業保障,而社會主義由於是為需要而非為利潤而生產,能夠提供真正就業保障。其次,盡管社會主義不能消除勞動紀律,但是資本主義勞動紀律是資本家強加於工人的,而在真正社會主義,這些勞動紀律是由工人集體制訂的。因此工人只是遵守自己所訂的紀律。

  當然,抽象而言,工人集體所決定的紀律,未必每個工人都適應。

  但是,我們要知道,組成這個集體的不是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而是人人都是工人,他們之間沒有根本利益沖突。如果某種勞動紀律是有害於壹個工人的,在壹般情況下也會有害於所有工人。反之,有利於集體的規條,也壹般有利個人。每個工人固然要服從集體,但由於民主的制度和階級利益的基本壹致,使「服從」的意義不同於在資本主義下的服從,不是服從別人,而是服從自己。

  最後,由於生產的公有,因此工人可以集體地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因此,只有當個人不僅能掌握自己的人身自由,而且能和所有其他工人聯合起來去支配生產,去把壹直與工人作對的生產資料變成自己集體所有,工人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才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實的(而非虛假的—筆者按)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註七)計劃經濟與就業自由蔣家俊又從另壹個角度主張勞動力公有說。他說,為了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必須把勞動力的分配也納入計劃之內。如果讓工人享有人身自主權,可以自由擇業,就無法保證有計劃地分配勞動力。

  我們同意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是有計劃的。但是,計劃就等於行政命令,就壹定抹煞個人自主權—這是極端官僚主義的誤解。

  事實上,到了今天,大概已沒有幾個經濟學家再持此說了。因為計劃可以用行政命令,但更可以用經濟辦法。國家可以通過各種經濟扛扞(如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工資差距、福利政策、職業訓練、晉升制度等)去影響人們的就業選擇。例如邊遠地區,可以用高工資和有期限的合同制,來吸引所需的技術人員和職工。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說明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利害關系上,都必須要承認,勞動力屬個人所有。否認這點,無可避免造成生產倒退、官僚極權、人權受踐踏等等惡果。本來,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把人從純粹的「生產因素」提升為主人。但是,這些理論家卻全面後退,再次把工人貶低為「生產因素」,壹句話,貶低為工具。

  進壹步,退兩步?

  近幾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經濟學家主張就業自由。這當然值得歡迎。工人如能獲得就業自由,無疑是壹個進步。

  不過,這個進步本身,會為工人帶來更大的進步呢,還是相反,帶來倒退,這是問題的所在。

  上文早已說明,在社會主義下,工人不僅應該有就業自由,而且應該有就業保障,應該有管理生產的權利。

  但是,有不少人始終是以官僚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不應再統壹分配勞動力。工人有擇業自由,相反,企業也有聘請和開除工人的自由。這些原則本身是正確的(自然實際運用起來,在官僚政治下,難保不出問題。例如,企業官僚無理開除工人的問題)。但是,被開除的工人會否繼續有就業權利?

  更壹般地說,國家會否繼續堅持就業保障?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有些人始終是不置可否。

  中國固然有許多東西須向資本主義學習。但恰恰是有關怎樣精巧地剝削工人的那套辦法不值得學習,至少是不值得號稱工人當家作主的中國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非常值得中共學習,但是它不肯學;而它們的壞東西,現在卻起勁的學。有關勞動力就業自由的問題就正是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所最近所做的調查報告就反映了這種趨勢。這份報告從資產階級那兒學來那套市場辦法,利用勞動力市場來加劇工人之間的競爭,甚至特別利用失業工人使競爭更尖銳,以便降低工人工資。這個報告這樣說:「……打破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壁壘,展開不同所有制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是從根本(!)上抑制消費基金膨脹,抑制工資總水平持續上升的機制性選擇。」「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勞動力的流動,既可以通過供給增加引起的就業競爭直接抑制工資的上漲,還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和收入預期,通過弱化攀比心理而間接抑制工資上漲。」(註十)「讓剩余勞動力進入就業競爭」,就是利用失業工人壓低工資。既然失業工人有此妙用,而且是「根本」解決消費基金膨脹之道,那何必要消除失業?「降低人們的自我評價」,就是用市場的力量,利用工人之間的競爭,來打擊工人的自信心、尊嚴,迫他們不敢擡起頭來,不敢要求合理的工資。要知道,提出這種混賬主張的不是個別經濟學家,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官方有很大影響力。中國要改革,但是犧牲工人、打擊工人的改革,難道值得我們支持嗎?很明顯,如果中共最後真的朝這個方向走(目前已有許多跡像),那對於工人來說,這是大倒退而非進步。

  壹九八六年八月

  中國往何處去

  中國人大最近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正式保護私營經濟和允許土地的轉讓。這個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途程中壹個新的裏程碑。

  到今天為止,官方理論家仍然矢口否認它在走資本主義。它始終認為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且對於那種認為中國四九年革命跳過了資本主義階段,現在非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不可的「補課論」,壹再表示了憤慨。

  所謂公有制的商品經濟

  但是,至少從壹九八四年中共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的決定》

  的文件以來,中共就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了。這份文件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的傳統公式,不再認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為主,市場為副」了,而是認為社會主義本質上還是商品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生產」。它認為「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中國未曾經歷過商品經濟的充份發展,所以現在要來補商品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共如是說)的課,要「充份」發展商品生產。它認為充份發展商品生產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不是資本主義特有,而是許多社會所共有的壹種生產方式。

  這個觀點同傳統社會主義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我們並不認為凡是傳統觀點就壹定適合中國。我們在此不談適合不適合的問題。我們談的是中共在理論上是否能自圓其說的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病,是由於盲目競爭而造成的無政府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只會有利於資本家,而對於工人階級卻非常不利。社會主義就是要結束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計劃地管理社會生產。在這種體制下,不僅資本和雇傭勞動已基本消失,而且調節生產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場,而是主要依靠計劃,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周期性經濟危機,避免企業純粹為利潤而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弊病。而壹旦實行計劃經濟,商品生產的範圍不能不大大縮小。(要指出,正統的社會主義觀點不像毛澤東那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後就能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它認為要取消的只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小商品生產—小農、城市個體戶等—則仍會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這部份商品生產才會逐步縮小。)到了整個社會已經達到了全部大生產的階段,生產力十分高,那時才談得上商品生產的消亡,而代之以實物計劃分配。

  所以,傳統的觀點都認為社會主義雖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日益縮小。

  現在中共卻宣布,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充份發展。這樣並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為商品生產並非資本主義所特有。這種觀點其實不值壹駁。商品生產當然不是資本主義特有。可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卻是資本主特有。更確切地說,「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就必然是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都不是充份發展了的商品生產,所以人們叫它做小商品生產。壹種商品經濟如果稱得上是充份發展了的,至少要社會各個經濟部門(工業、商業、農業......等等)都已納入商品生產的範圍。小商品生產之所以是「小」,正因為它在整個社會中只占極少部份,主要是在手工業和商業中,而廣大的農村卻是自然經濟占統治。要到商品經濟完全征服了主要經濟部門,才有所謂充份發展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的商品經濟。但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成這樣的呢?它就是依靠貨幣轉化為工業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這兩個條件。只有當這兩個條件都具備,小生產才有可能擴展成大生產,從手工業工場發展為雇傭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廠。沒有這兩個條件,是不可能完成這個改變的,不可能使商品經濟具有這樣強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經濟充份發展起來,就非要讓企業自由為市場生產不可,非要讓勞動力自由出賣不可。而這兩個條件恰恰就足以構成資本主義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必要而且充份的條件了。

中共政權是工人階級的敵人

作者 劉宇凡 向青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一九九八年

  股市無助改革

  至於說股市有助國有企業轉變經營機制,提高效率,政企分開—這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

  所有獲挑選上市的公司,必須本身已經是有盈利的;虧損企業根本不被考慮(這也是股市應有之義)。所以,股份上市只可以讓盈利企業獲得更多盈利,卻不能使虧損企業扭虧為盈,也就是說,無助於克服中國經濟改革最需要克服的矛盾。其次,就算是有盈利的企業,由於中國價格制度扭曲,稅制混亂,根本很難確定盈利主要是由於企業自己經營得法呢,還是外部條件促成,所以能夠上市的公司不壹定就是經營得法,因之也談不到股市壹定能起獎優汰劣的作用。第三,股市的瘋狂投機,實際已經同企業經營狀況好壞毫無關系。人們根本不是看好某個行業或某個企業而投資,反而更多是看鄧小平什麽時候講話,南巡北巡到什地方。

  這也算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吧。唯其如此,就談不上可以督促企業提高效率了,恰恰相反呢。只要放放消息、發發股份,便可以輕易賺大錢,根本不需要辛苦經營。

  至於說什麽股市有助解決「所有主缺位」問題,那就更是笑話。若就公有股而言(即仍然由國家掌握的股份),作為法律上的真正所有主(即十億人民)不論從前還是現在都始終絲毫不能過問自己的財產,從來都是由官僚越俎代庖。由於公有股占多數,而且更由於官僚體制在十年改革中只有加強沒有削弱,所以企業不論搞不搞股份制,不論上市不上市,始終都是受到原屬政府單位強烈幹預。所以,種種舊體制的弊害—負盈不負虧,政企不分,對國有財產肆意浪費—並沒有真正減少,反倒新問題則層出不窮。若就持有公司股票的小股東而言,如果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小股東也很難真正過問企業管理權,那麽,在跡近無法無天的中國,說什麽能夠讓小股東真正體現主人翁權利,那只能是笑話。

  官僚對股市的癡迷

  我們這裏不打算整個地來評價股份制,而只談股市存廢問題。

  今天(八月廿壹日)報上報導,國務院鑒於深圳騷亂,已決定對股市作出「繼續試驗,放慢速度」的決定。朱镕基更說,該熱的(指企業改革)沒熱起來,不該熱的(指股市)倒太熱了,有可能導致大陸經濟「空心化」。其實,官僚們厚此薄彼,絕不是偶然的。誰都知道,那是因為利之所趨。早就有人指出,股市既是官員貪污的聚寶盒,又是官員賴以洗黑錢的好地方。

  我們卻認為,從頭起中國就不該設立股市。理由總括如下:

  第壹,開設股市實際上令資金流向不事生產或投機部門,從而令地區差距、收入差距、城鄉差距,產業結構不平衡等問題更為嚴重。

  第二,在官僚政治下面,開設股市實際上等於鼓勵各級官僚放開生產部門的切實改革不管,壹窩蜂跑到流通部門去淘金,也就是說,不是搞國有資產增值的改革,而是搞價值轉移(從人民口袋掏錢)的「改革」。

  第三,實際上培植了以官僚資本家、個體戶、黑幫、投機家為主體的「流氓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繼續下去只會讓他們更大膽地化公為私,成為國民經濟的大毒瘤。

  本來,在壹個像中國那樣極度不平衡的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即由利潤率支配生產和投資的制度,本身就很容易令不平衡迅速加劇,令資金從最需要發展的部門(農業、基礎工業等這些部門多數利潤率偏低)流向本已較為發展的部門(輕工業、服務業、商業,因為它們利潤較高)。再加上由壹個腐敗不堪的政權去實行市場改革,那無可避免地就會出現這樣的境況:他們放著歐美資本主義中好的東西不學或少學(如企業管理,法治和民主),對於資本主義種種不事生產的東西,又或種種統治技倆—跑馬、賭博、投機、壓迫工人的種種技術,卻大學特學。這正正就是鄧小平那種「政治收緊、經濟放松」的路線的本質。鄧小平比陳雲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明白到只有在讓官僚和資本家大大發財的情況下,才能多少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多少延緩統治危機。但是,凡事物都可以壹分為二。深圳騷亂告訴我們,鄧小平路線壹樣可以激起新的矛盾、新的爆炸。誰若以為鄧小平路線保證了中國走向穩定,那只是空想而已。

  壹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壹日

  平均主義與大鍋飯

  追求壹個平等社會,壹直是無數仁人誌士的夢想。然而,幾十年來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似乎證明平等社會祇是烏托邦。追求平等,就要犧牲效率—從經濟學家到政客,都差不多這樣看。人們認為,中共堅持了幾十年平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不得不將之拋棄,改為「壹部份人富起來」,似乎就是有力證據。

  中共口頭上雖然還沒有正式向平等主義宣戰,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卻壹直向「平均主義」宣戰,指責平均主義要為中國企業效益低劣負責。

  「建國三十多年來,……在工資分配中發生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問題。這在城市經濟中表現為兩種形式:壹是企業不分經營好壞,吃國家的『大鍋飯』;二是職工不論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好幹壞,吃企業的『大鍋飯』。其結果必然是企業和集體組織缺少搞好經營管理的主動性、創造性,職工個人缺乏生產積極性。」(註壹)所以,自從壹九七八年以來,中共的改革方向都是要打破平均主義。壹九八五年開始實行結構工資制,工人所領工資,要同勞動效益掛鉤,「上不封頂,下不保底」。有些地方規定完不成勞動定額的要扣壹半工資。這種制度據說可以拉開工資檔次,達到獎勤罰懶的目的,而且最符合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越到後來,尤其自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後,那羞羞答答的社會主義面具終於撕開了;壹種赤裸的資產階級式改革被捧到半天。「破三鐵」—鐵交椅、鐵工資、鐵飯碗—密鑼緊鼓地進行。但人人都知道,破幹部的鐵交椅是假,破工人的鐵工資與鐵飯碗卻是貨真價實的。有些官員公開宣稱,為了推行破三鐵,壹定要實行「新三鐵」—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使工人「上崗有危機感,下崗有饑餓感」。(註二)很明顯,打破「平均主義」,最後歸結為針對工人階級。

  從來就沒有實行過平均主義

  但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麽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所以完全談不上要拿平均主義當作是企業效益差的原因。

  甚麽是平均主義?大陸壹本政治經濟學辭典告訴我們:「是在小生產基礎上產生的壹種絕對平均的思想,……表現為對待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要享受同樣待遇;在社會主義企業之間,不管經營管理好壞,經濟活動成果大小,要求給予同等的物質利益」。(註三)關於企業之間的問題,我們暫時不談,而主要談工資問題。

  中共建國以來,不僅從來沒有實行過「消費品分配,不管勞動多少、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都采取「絕對平均」的制度,而且相反,它那套工資制度的收入差距,與資本主義實際不遑多讓。

  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工資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大概相差三倍左右。這個差距不算高,但也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按照技術高低而給予不同報酬。何況,我們不應把目光祇集中在工人的八級工資制上面。中國的工資概念從來都涵蓋行政幹部、技術幹部以致事業單位的職員等等的工資。如果考慮到這壹點,那麽,收入差距是驚人的。「把經濟不發達的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朝鮮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2.4,南斯拉夫是 1:4,羅馬尼亞是 1:5.5),我國現在最低與最高工資是 1:13.5,顯然差距偏大。」(註四)這裏所指的大陸工資差距,大概是包括黨委行政幹部、技術幹部與工人。事實上,壹談到工資,就壹定要包括官員工資;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應當適用於所有人(至少根據官方哲學,應當作如是觀),而且更因為在大陸,企業內也有為數眾多的官僚—黨、政、工、青、婦等辦公室壹應俱全,官僚眾多。至於企業內的技術幹部—例如工程師—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黨委到政工幹部,雖然他們對生產的作用消極多於積極(而且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談到工資的時候,壹定要包括他們。

  行政幹部的最高級與最低級之間,最厲害的時候(五十年代)相差 31 倍(註五),最小的時候(尤其文革以後),也達到 14 至19 倍(註六)。這不僅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差距大,而且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遑多讓了—香港現在的公務員,最高與最低工資相差大概廿多倍(不要忘記,香港工資差距,要比歐美資本主義的為高)。工人階級雖然被宣布為社會主人翁,是「領導」階級,然而,在壹九六五年,最高級的官僚工資是 404 元,而壹個最低級工人是 30 元,二者相差 12.5 倍(註七);在壹九五六年的時候,壹個廠長與最低級的練習生的工資,相差 8.5 倍(註八)。而壹九八壹年,香港超過 500 人的工廠(在香港已算大廠),廠長與練習生(最低壹級)的工資差距祇是 7.5 倍(註九)。

  當然,這種數字比較總有欠準確的地方,因為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水平、職務性質太不相同。但總之,至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工資分配上的「絕對平均」,相反,它的工資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們再把福利差距壹並考慮,那麽,中國的實際收入差距還更大些。幹部級別越高,所享的福利越多,多到連許多日常生活必需也由國家「特供」,根本不用把多少工資用於生活,而普通工人則連壹套房子也不易獲得,全部工資僅足糊口。

  另壹個「平均主義」的「罪證」,是獎金。雖然中共發放獎金的目的,總是為了表揚先進,獎勤罰懶,但結果總是平均發放,人人有份。這本身大慨是事實。然而,要知道,這個事實頂多祇說明獎金是平均發放,卻不說明整個工資制度是平均主義。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就沒發放過多少次獎金,而且數目祇占工資壹個很小份額。至於「改革開放」後,獎金發放的次數多了,但是,由於要反對「平均主義」,所以越到後來,就越不再是平均發放—尤其近壹兩年。改革的早期雖有平均發放的現象,但不能將之誇大為整個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而且那個現象本身有深刻的根源,不能簡單歸咎於工資制或獎金制(下詳)。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有人認為,雖然不能說中國在整個前改革時代(四九至七八)都實行平均主義,但至少應當說,在五八至六○年代以及文革時代,的確實行過平均主義,或至少朝這個方向發展。毛澤東,或毛派,在這個時期,都大肆批判原有工資制度差距太大,認為要大大縮小,甚至開始恢復推行供給制,而供給制就是平均主義。

  這是大錯特錯的結論。把供給制當作是平均主義,可算是中共壹大發明。所謂供給制,就是中共在未奪得全國政權前,向軍政人員直接分配消費品的制度;它最多祇發放少量零用錢,基本上不實行貨幣工資。然而,至少從延安時代起,供給制就分為「小竈」和「大竈」,二者有相當差別,包括夥食、日用品、個人服務。

  高級官員有廚子、保姆,而下級完全沒有。這種差別,以今天看來尚不算很嚴重,但以當時經濟之極度匱乏而言,就不算太小了,而且以壹個社會主義政黨而言,也不算合理。丁玲和王實味都曾經批評過這種不合理的不平等。王實味更指責那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然而,丁玲因此被批鬥,王實味更因此被槍斃(或殺頭?)。以後,到了壹九四五年,這種差距又因增設「中竈」而進壹步拉大。所以,供給制並非平均主義。

  但問題不僅在這裏。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分析壹下毛派的理論,就不難發現,它既非主張平均主義,更非站在工農立場上去維護平等原則和反對官僚特權。

  政治掛帥與精神方面的刺激

  壹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代,張春橋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責按勞分配既是資產階級法權原則,因此不可避免會出現不平等甚至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造成資本主義復辟。在壹片反按勞分配,反差別過大的口號下,計件工資制被廢除。但是,仔細讀讀下面幾句話吧:「工人不計個人得失,為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自願取消和改革計件工資制度,實行更合理的工資制度。這種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因公忘私的作為,正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壹種表現」。(註十)「必須強調政治掛帥,加強共產主義教育,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而不應強調物質刺激。」「強調物質利益等等的『鈔票掛帥』,是把人們培養成為『按酬付勞』的、孜孜為利的庸人」。(註十壹)結論就是,要工農階級「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其實,毛派的真正用心已經昭然若揭了。對過高收入的攻擊,對特權的攻擊,統統不過是幌子。他們所反對的,主要的還是工農本身,工資本身,按勞取酬本身。他們要工農祇問拼命勞動,不問報酬;最好人人都學那些勞動模範那樣,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公而忘私,即使過勞而健康崩潰(例如,壹九五壹年,在 192 個勞模中,有 76 個因過勞而崩潰,90 個有其他問題—註十二),也不會計較工資多少。

  當時壹位海外托派這樣評論道:「現在我國許多工廠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不是嫌這種制度驅使工人工作過度緊張,或者幹得太多而工資太少,而是嫌它讓工人在緊張地勞動了(這算是它的好處)之後,還得到比較多的工資(這點才被認為是害處)。這個改革是要使工人如改革前壹樣緊張或者更加緊張地工作了之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多得壹些工資。正因為這個改革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與它同時,又實行打破八小時工作制,許多工廠改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並且加班不要報酬。」這就是所謂「要比各盡所能,不要比按勞取酬」。

  「毛澤東在農村實行公社化,主要為的是在農業增產的時候盡量限制農民收入的隨之增加,特別是限制農民購買力的增加。同樣,在工業中取消計件工資制,並且準備實行供給制,目的就是在增加產量和增加投資的時候盡量限制工資基金的隨之增加,減輕消費品市場上的壓力。換句話說,這壹切新政策,都無非是為了擺脫那種通過市場而表現出來的群眾壓力,讓統治集團在分配社會生產品的時候享有絕對的自由權,在制訂經濟計劃時,可以完全不顧群眾的要求而獨斷獨行。」(註十三)表面上,毛劉之爭,好像壹個要政治掛帥,壹個要物質刺激掛帥;因此壹個要實行平均主義,反對特權,壹個要照搬蘇式那極不平等的工資制(甚而過之);其實,這種描述是膚淺而又片面的。劉少奇那壹套雖然明顯代表官僚(特別是技術官僚)特權;但毛澤東那壹套也同樣代表官僚特權(尤其是政治官僚),所不同者祇是前者比較實際壹點,在騎在工農群眾的頭上之余,比較願意承認工農群眾的某種消費選擇權,承認市場關系不能完全取消,而毛派則要把國家主義發揮到極致,取消市場關系,實行供給制,把工農群眾像養牛養羊壹樣養起來,不許他們有壹點經濟自由(這銀幣的另壹面就是官僚的絕對自由,以及享盡特權)。這樣壹種把人民降到奴隸地位,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而又給甚麽吃甚麽的極權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為平均主義,更不能稱之為「烏托邦」吧?—除非妳把空想而又醜惡至極的這樣壹種社會也稱之為烏托邦吧。

  文革時期雖然也大肆攻擊八級工資制和收入不平等,但是壹直沒有宣布任何正式的工資改革,更沒有真正取消官僚特權,連文革中被扣發的壹部份官僚薪水,文革後也補發了。不過,對官僚而言,反特權雖是空話,但是,對於工人而言,那種鋪天蓋地的「政治掛帥」,卻別有妙用:那是上佳的鉗制方法。政工幹部往往根據政治表現(開會時有沒有發言,有沒有向黨交心……)而非工作表現來評定工資(註十四)。在這個情況下,誰還敢不緊跟毛主席?

  借腦體倒掛做檔箭牌

  附帶壹提的還有「腦體倒掛」的問題。中共的禦用文人總是把「腦體倒掛」(腦力勞動的報酬少於體力勞動)現象當作是平均主義的罪證之壹。這當然不值壹駁。既然是「倒掛」,既然是腦力勞動報酬高於體力勞動,哪裏還是「絕對平均」呢??

  其實,這些人的潛臺詞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想要說的其實是:

  過去講人人平等講得太多了,搞過了頭,以致讓工人騎到知識份子頭上去了。現在當務之急,就是撥亂反正,使知識份子工資超過工人。

  這個見解的最後結論不壹定錯,然而,問題根本不在腦體關系。我們姑且不說,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兩個概念,完全等同於知識份子與工人,本身是多麽錯誤(難道現代企業中,沒有從事腦力的工人嗎?)這裏祇限於指出:專門突出腦體倒掛這個不合理現象,而避而不談另壹個不合理十倍的現象,即官僚特權問題,客觀上不過是有意挑撥知識份子與工人的關系,以便轉移二者對官僚特權的視線吧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壹時以重酬收買知識份子,壹時又以工人名義去打擊知識份子及其高收入。

  到了工人起來爭取增加工資的時候,又拿「經濟主義」的大帽子扣到工人頭上。總之耍盡挑撥離間,分而治之的手段,而目的不過是保住官僚自己的權勢。

  有些人說,平均主義不應祇限於工資級差有無的現象,而應當將之聯系到勞動本身。中國工人多年來都是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這至少是另壹層意義上的平均主義。

  這種看法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平均主義往往與另壹個名詞 —大鍋飯—通用。甚麽是大鍋飯?壹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

  「吃大鍋飯就是不講經濟核算,不講經濟責任,幹與不幹壹個樣,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而拯救的辦法,就是:破除平均主義!「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份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份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註十五)根子在官僚管理我們自然要承認壹個事實,即今天工廠工人的勞動紀律很差,也承認有需要實行某種獎懲工資的制度。然而,我們卻可以斷言,至少在國營企業裏面,中共對工人實行再嚴厲制度,也不會使國營企業起死回生。因為,勞動紀律差的根本原因,本來就不是懲罰制度之缺如,不在甚麽子虛烏有的平均主義,不在工資制本身。

  我們認為,企業管理,尤其是勞動管理本身,是更重要的東西。

  為甚麽工人「幹多幹少壹個樣」?這首先因為管理混亂,官僚無能。壹九八五年的時候,官方報紙告訴我們:「有七成企業的標準化、計量、定額等基礎工作不健全,有壹成半至二成是沒有這些基礎工作的(!)(註十六)工人其實並非不想工作,而是因為企業官僚管理顢頇無能:

  「在壹個長時期中,企業壹直沒能真正建立健全合理的勞動定額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統計、監督、檢查、驗收、考核等基礎工作,因而造成了職工升級無考核、獎勵無標準,祇好按『年頭』升級,按『人頭發獎』。」(註十七)真是不打自招!既然如此,又怎能把罪責歸咎於「養懶工人」呢?

  不過,企業管理混亂,本身也不過是中共對全國經濟的宏觀管理混亂無能的反映罷了。在傳統的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之下,企業的投入產出完全由中央統收統支,幾十萬個企業祇是中央各部手中的算盤算珠,撥壹撥,動壹動。企業全部的人、財、物,產、供、銷都受中央計劃支配。然而,由於中央無法真正做到把各個企業的投入的各種比例計算無誤(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造成無數混亂現象,不是短了電力,就是缺了鋼材。再加上中共長期好大喜功,追求高速度高積累,所以實際上總是無法供應足夠生產要素給企業,「三八制」於是應運而生。所謂「三八制」,就是物資局按企業申請數祇供八成,訂貨會議中又再按供應數祇供八成。到領貨時又再打八折。在這情況下,企業真正是「巧婦難為無米炊」,總是停工待料,停工侍電。這才是勞動紀律松懈的重要因素。陳子明告訴我們:

  人們「偶然到工廠裏去走壹走,看到工人不幹活、打撲克、織毛衣、聊大天,就認為工人缺乏勞動幹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並不是工人不願意幹活,而是無活可幹。……我國工業生產的大起大落,首先決定於宏觀經濟計劃,其次決定於企業生產管理,至於工人勞動幹勁所起的作用,基本上可視為生產涵數中的壹個常數。當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或者企業中最起碼的管理制度(例如質量檢查、勞動定額等)遭到人為的破壞時,工人的勞動表現更多地是事情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把工業生產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工人是不公平的。」(註十八)全國經濟由中央級和地方級官僚瞎指揮,而各個企業內部則由企業黨委及廠長瞎指揮,這,才是工業搞不上去,勞動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把這壹切歸咎於工人,實際上是推卻責任。

  毛劉之爭的後果

  企業混亂的第三個原因是文革。毛派指責劉鄧派在企業內實行的「白專」路線是卡壓工人,批評壹長制是搞獨裁。這些指責並非完全捏造。事實上從五十年代起中共的工業管理體制都是照抄蘇聯那種高度壓制工人的制度。然而,毛派自己雖然滿口革命,但實際上是在打倒原有規章制度的口號下,建立另壹種無法無天,人人動輒得咎的企業專制。在文革時期,不少工人連學技術都不敢,唯恐被人指責為走白專道路。毛派這種路線真正是搞亂天下,亂中奪權,以便毛澤東在打倒劉鄧之後,由壹人專全國人民之政。

  不過,毛澤東(以及人民)畢竟為此付出沈重代價,中國企業的內部從此元氣大傷,管理混亂,漫無標準,無數庸才、奴才、走狗、小人、爪牙寅緣而上,當上黨委、政工幹部,使企業在他們瞎指揮下半死不活。此外,似乎還可以說,由於長期實行黨委與廠長的雙頭領導(有時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有時又是「黨委監督下的廠長負責制」,總之名目不斷變而實質不變),不像蘇聯那樣長期實行壹長制,所以中國國營企業長期出現兩個「領導」互相牽制,互相扯皮;再加上文革時期毛派對規章制度的掃蕩,凡事「政治掛帥」,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所以中國企業之管理混亂已經成為死癥。可恥的是現在中共要工人而不是自已負上罪責。

  專無產階級的政

  幹與不幹壹個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企業幹部,尤其是政工幹部,倒是最為貼切的。他們實事不幹,專以整人為樂,而薪水津貼外加特權,卻大拿特拿。至於廠長,由於中共長期強調「德才兼備」(實際是重「德」不重才),所以實際上往往要看聽話與否來委任廠長(至於任人唯親就更不用說了)。這種情況,工人早已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尤其因為,幹部與工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終身身份,壹旦榮升幹部則雞犬升天,所以工人對於這些寄生蟲懷有義憤。他們不能積極反抗,就祇有消極怠工。這就是勞動效率低的第四個原因。

  「壹個調查表明,有壹半以上職工說,倘若條件具備,他們可以使自己的勞動效率再提高壹至三倍。職工不滿的原因之壹,是企業中的不公平。個人在企業中成功的第壹位因素是與廠長個人的關系好,第二位因素是是否有可靠的社會關系,而很少依賴個人的努力程度。」(註十九)「領導可以加壹級兩級(工資),而有的工人加半級工資還得求人情。獎金分配,許多企業行政領導不論貢獻大小,月獎、季獎比工人多拿,年終還要拿承包獎勵上千萬;反之,企業虧損,職工工資打折扣,行政領導卻毫無損失。……工作失職,最多調個單位,易地做官。」而「工人違反紀律,行政領導可以給工人以各種處分。」(註二十)「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本身並不錯。社會主義的原則,不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嗎?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過是蘇聯的史大林,為了把官僚特權合理化而杜撰的撒旦,為的是醜化列寧時代的平等原則)。在俄國革命早期,雖然很重視而且實際貫徹平等精神(例如規定公職人員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史大林後來將規定廢除),但是卻同樣重視和貫徹「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例如,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俄共政府規定,工人如未能按定額完成工作,會減扣工資(最多減三分壹)。大陸要實行類似獎懲制度,原則上也並不錯。然而,從頭起要記住,這種獎懲制度要合理和有效,不僅牽涉工資分配問題,而且首先牽涉工廠管理的問題,尤其是勞動定額是否合理的問題,工人是否有監督權的問題。最後壹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集體工人(不僅是企業集體而且是整個社會的集體工人)的監督,就難保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不會變成同資本主義企業壹樣,廠長可以壹人說了算,把勞動定額定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迫使工人拼命工作才能糊口。祇有確保工人的監督權,確保勞動定額合理,才真正談得上多勞多得。俄國革命時期,就是這樣規定的。工人不僅有民主權利,而且可以監督工廠管理。

  通過工會和工廠委員會(這些組織的官僚化是廿年代之後才廣泛出現的),工人對壹切切身問題,從勞動定額、勞動管理到工資福利、勞動紀律,雇傭與解雇等,都有權監督,而且參與決定,也有權罷工。祇有承認工人這些權利,才能壹面獎勤罰懶,壹面防止工人重新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

  反觀中共,祇曉得大談如何加強勞動紀律,如何懲罰工人(在這方面比俄共刻薄得多),卻完全不談如何保障工人作為主人翁(!)的起碼政治及經濟權利,甚至連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也缺如,廠長和黨委皆可隨意提高定額,克扣工資和開除工人,在這個情況下,所謂「獎勤罰懶」,拉開差距,實際上同資本家剝削工人壹樣沒有分別。事實上,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從來就不見得比資本家好多少。不管是大捧計件工資制時期,還是大批計件工資時期;不管是工資差距大為拉開時期,還是相對縮小(但從來沒有縮小到像列寧時代那樣小,更不用說絕對平均)時期,中共對待工人的態度始終是相同的:就是迫使工人拼命勞動。所分別者,祇是毛派要工人拼命勞動之余,最好少拿報酬,而鄧小平現在則完全同資本家看齊,拿小恩小惠再加鐵的紀律來迫使工人拼命勞動。鄧派這些東西決不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而是按資分配,工人多勞而少得。

  工人中老早就流傳壹句話:「壹不做,二不休」。意思是說,既不能罷工,但也不努力幹。這是對這種不公平現象的抗議,是對壹種把工人視若草芥的制度的抗議。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中共都視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為屬於國家所有。正是根據這種「勞動力公有說」,中共建立了壹種統包統配的勞動制度,工人完全聽任官僚分配工作,絕無自由擇業,自由選擇企業的權利,更不能自由脫離單位。這就是「人才單位所有制」。這樣實際上是把工人變為工奴。古時候的奴隸為了抗議那不堪的人格折磨,所以勞動時總是拿工具出氣。現代中國的工奴,也正是出於同樣原因,而經常消極怠工和破壞工具,或至少不加珍惜。他們像古時的奴隸壹樣,用這種辦法告訴現代奴隸主:他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而是人。

  雖然從八十年代起,這種工奴制度開始隨計劃經濟之瓦解而稍有松動,可是,起而代之的,卻是工人變成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可以隨意被開除、被扣減人工。官僚的壹切罪責都說成是工人的罪責。尤其惹恨的是,「砸三鐵」變成「砸民不砸官」,「祇動身子不動頭」(註廿壹)。怪不得近兩年發生無數自發罷工,以及工人謀殺廠長的故事。工人這些行動,其實是要告訴官僚:他們不是資本的增殖機器,不是物,而是人。

  壹九九四年二月

  背叛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改革

  中國國有企業的虧損,壹直以來差不多是同改革成正比的。

  所發布的改革文件越多,所采取的措施越大膽,則虧損越嚴重。

  自然,不能簡單地從中推論虧損源於改革。但是,反過來,就實際成績而論,中共的十五年國企改革是失敗的。如果中共還有壹點羞恥之心,早該下臺以謝國人了。不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是不時興這種作法的。它不僅絲毫沒有謝罪的表示,相反,還堅持繼續「深化改革」。它去年開出的藥方,就是要同資本主義的公司看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曲解公司制的背後原因

  這是中共去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決議可視為中共全力推行股份制的訊號,因為只有股份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所具有的法人地位才算是最完備的,它同股東的區分是最明確。而公司制改革,當然是仿效資本主義公司制的。不少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公司是真正的自負盈虧,所以才有盈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果實行公司化,就必然可以起死回生。過去曾經把承包制捧到天高的中共理論家,現在照例要對之棄如蔽履了。他們認為,承包制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是不能真正解決政企不分的老問題的。要解決問題,除非實行產權改革。過去國有制名義上是「人人所有」,實際上人人不負責,這就是所謂「產權虛置」的問題。承包制據說並不能真正解決產權虛置;只有實行企業法人財產權才有可能;「只有在明確界定了國家與企業的上述產權關系之後,才能有效地進行企業制度的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方式和體制的改革。」過去十多年搞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這種提法並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發展的基本線索和內在要求。基本上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恰恰是在企業層次上要求兩權合壹,即企業必須擁有實際上的資產經營權、處置權等。我國十幾年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也在於始終沒有給企業以應有的法人所有權。可是在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宏觀層次上,應當實行國家的終極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分離,可是在微觀層次上,應當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壹,而不是國家又當『老板』又當『婆婆』。」(註壹)但是,這位理論家強調,這種產權界定並非私有化,而是「要找到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其核心是改革原有體制下的國有資產權虛置、資產經營責任不明、資產運營低效的產權制度」。(註二)按照這種意見,中共之所以棄承包制而取公司制,是因為前者只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不及得後者要劃分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那樣「徹底」。但這種理解根本錯誤。資本主義的股份有限公司壹直以來恰恰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而著名的,並非以股東所有權與法人所有權分開而著名。中共在八十年代為承包制制造籲論的時候,也反復指出這點。而現在他們卻刻意忘記了。

  說股份公司有法人所有權,又有股東所有權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單提這點卻非常片面,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更加錯誤。請問:公司本身又屬於誰呢?當然是全體股東。然而,恰恰這壹點是那位作者所刻意隱瞞的,或者至少有意淡化。他們反復強調兩個所有權,完全分離,而且往往是拿法人所有權去抗衡股東的所有權,更規定股東的所有權只是屬於「終極所有權」。請問:何謂「終極所有權」?從何處體現這種「終極所有權」?公司的法人產權自然並非「終極」了,但不是「終極」,又是什麽?是「眼前的所有權」麽?二者有什麽分別?界限何在?連界限也不知道,談什麽「明確產權」?豈不是比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劃分更模糊十倍?豈不是自打嘴巴?

  財產權神聖

  根據資本主義的法律,公司股東與公司本身自然是有區別的。公司是虛擬的獨立法人,不因個別股東之死亡或退出而終結,具有行使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但不能把這種區別誇大到公司有公司的產權,股東有股東的產權,二者對立起來,更不能誇大到壹旦作了這樣的劃分,便能令國企起死回生。畢竟,公司是由全體股東組成的,全體股東決定著公司的生,也可以決定它死—清盤。所以,股東產權是第壹性,而公司產權不過是股東產權在法律上的延伸而已。誰是主誰是客是壹目了然的。自然,由於股權的分散,數量龐大的股東使他們不可能直接經營,而只能由股東大會所選出的董事會負責經營(這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開),但是,這種分開從未像那些主張「經理革命」學說的人所描繪的那樣,已經發展到經理完全控制公司,股東(包括大股東)只能靠邊站的地步,更未發展到股東的產權被壹分為二,他們只享有「終極產權」,而公司產權歸公司自己的地步。在股份制下面,小股東的所有權的確大大受到限制了,差不多變成只有收益權(股息),但不能因此推論整體的股東的產權都這樣縮小了,而同時經理的權力卻相應地、按同等比例地擴大了。因為小股東所失去的權力,並非全由經理接收過去。其相當部份是由大股東所取得。事實上,股份制就是壹種方便壹小撮壟斷大資本家通過有限股權去控制別人的(主要是小股東)財產的制度。占有兩成股權,卻可以控制全部股權,真是何樂而不為!誠然,在壹些最巨大的跨國公司(如通用),最大股東也很難取得超過百分之五的股權,但這只說明,壹個大股東很難取得控制權,卻不表示大股東就喪失了財產控制權,因為完全可以、而事實上也是由幾個最大股東來實行聯合控制,並由他們組成董事會。自然,這種控制是戰略性的控制而非日常性的,但戰略性控制已足以證明,股東產權並未分散到「失控」地步,並未發展到股東完全變成只能坐待收益的地步。每壹次經濟衰退以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危機(破產、兼並、收購戰等),都經常看到董事、經理被最大股東「炒魷魚」的情事。所以,我們可以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是,若說股東所有權跟所謂法人所有權完全分開了,以致股東已經無權幹預企業的經營了,那是不符事實的。

  企業家的狼子野心

  實行這樣的改革並不能「明確產權」,不過中共的理論家還是那樣熱心褒揚,個中原因,就是這種改革另有妙用。早在八十年代初,國營企業的經理們已經為締造中國企業家階層而大造輿論了。後來嘗過承包制甜頭的經理,胃口就更大了,夢想有壹天能完全擺脫國家的控制,享有比外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有更大的權力。而現在所謂產權改革,其背後利益動機就是完全架空國家這個大股東,好讓經理們完全獨立經營。這方面的野心簡直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了:「必須大力推進法人相互持股,使股權多元化、分散化,大幅度降低國家直接持股比例。……按照上述設想,作為終極所有者的股東被架空了,在企業經營上起決定作用的,歸根到底是經營者而非個人股東。」(註三)這位作者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他這種描寫的邏輯結論等於說,由資本家虛擬出來的法人,已經反客為主,剝奪了主人的財產控制權,並且將之交給了經理。整個資產階級即使還存在,卻已經完全靠邊站了。

  真是匪夷所思的奇談怪論!無數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多數股票仍是操縱在幾百甚至更少的富豪家族手中,因而許多大公司的董事會也壹樣操在他們手中。股權的分散和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制度,恰恰便利了大資本家支配了廣大小股東的財產(例如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公司),便利了他們把別人的財產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相反。經理始終只是仆人,而不是主人。畢竟,經理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仰賴大股東的信任;反過來,財產權相比之下簡直是永恒的。資本主義的財產權是權力中的權力。不過,這位作者盡管立論荒謬,但好處是讓我們知道了,他們搞什麽「明確產權」的改革,原來並非要物歸原主,把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真正交還人民控制和監督,而是反其道而行,正式「架空」他們,把這幾萬億財產全都交給「經營者」去任意支配!這樣壹種所謂公有制的改革,難道不就是變相的私有嗎?

  而且是壹種化公為私的、最反動的私有化呢!這位論者反映了中國的「企業家」們的野心。不過,要整個中共接受「企業家」們的方案,恐怕也是不很容易的。首先,那些自命是國有財產的監護人的政治官僚,就不會輕易讓「企業家」去架空他們的。所以,中共的改革決議在最後落實時會變成怎麽樣,還要有待政治官僚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明爭暗鬥,發展成怎麽樣。但總之,不論哪壹派,都不值得人民支持,因為不論哪壹派的方案,都不是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

  大陸上越來越多人認為,公有制根本行不通,因為公有制名義上人人所有,但由於無法劃清每壹個人對公有財產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實際上是人人不負責。只有實行私有制,讓企業的經營者同時也是財產所有者,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企業的成敗得失。

  公有制也可以實行兩權分離

  但是,要知道,經營者又是所有者,在資本主義國家只有中小資本家的企業才是這樣。而占國民生產總值最大比重的,乃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恰恰不是兩權統壹,而是兩權分離。既然這樣,那請問:通用公司那三百多萬個股東,又何嘗是「人人負責」經營?何嘗不是把經營權交給經理?既然這樣,為什麽中國國企不可以壹面保持全民公有,壹面把經營權交給有關的工人和經理具體負責?為什麽非要將之拍賣、變成私人的、同樣是兩權分離的股份公司不行?既然外國的月亮跟中國的壹樣圓,為什麽非要跑到外國賞月不可?有人說:「但過去十年不是已經實行過兩權分離的改革,而結果不是已經證明失敗嗎?」不,事實決不是這樣。過去十多年,中共的兩權分離的改革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實過,因此談不上證明失敗。其次,中共經常說國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欺騙。在壹黨專政下,作為「主人翁」的人民連過問壹下經濟狀況都有可能被控以盜竊國家機密,又那裏談得上「全民所有」?可以說,大陸只有國有制,而且是專制主義的國有制,並無什麽全民所有制。

  所以,只能說專制主義的國有制徹底失敗,不能說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本身失敗。自然,當我們說全體十壹億人民都是公有企業的「股東」,並不等於十壹億人都來直接經營。但他們可以像股份公司的股東那樣,通過民主程序選出董事和經理去負責經營。我們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同八十年代在大陸所實行的承包制,主要不同在以下幾個方面:壹、我們主張這種分離是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進行的。只有每壹個公民都有充份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才談得上監督公有企業;而只要公民有這種權利,就壹定會有人行使監督。真正的公有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二、全體公民的所有權體現在如下機制:就宏觀而言,他們通過民選代表去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的積累和分配;就微觀而言,民選的代表、消費者的代表等,都在企業的董事會中有壹定數量的席位。但壹般公民並不直接行使經營權;三、我們主張經營權不是全部交給經理,而是交給企業的全體職工;全體職工的代表應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再由他們選出的經理負責日常的管理,而不是像承包制那樣讓承包者獨攬大權、壓迫工人。

  實行真正的工人自治

  沒有人會說上述的假設就是壹字不易的定見。關於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企業,應采取何種模式;如何在防止政府的調控權力過大、妨礙了企業的自主性之余—同時又防止企業職工為了壹己利益而損害全體公民的利益,總之,整個國民經濟如何達至適當的集中和分權,那是壹個有待討論的問題,而事實上近年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在作有益的探索。但是,現在至少可以這麽說:中國沒有必要盲目仿效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沒有必要恢復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如果這樣做,不僅意味著官僚首先會乘機侵吞國家財產,而且意味著上千萬工人失業,以及工人階級整個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中共基本上已下了決心走這條路線了(雖然具體辦法仍在爭論不休)。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的工人階級沒有理由逆來順受。事實上,各地的零星罷工亦在不斷發展。但是,中國工人階級如果要真正掙得生活保障,就必須認識到:過去那種命令經濟雖然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喊得很響,實際上是連人身自由也沒有的工奴。而現在的資本主義改革呢,雖然多了點人身自由,但卻同時失去壹切起碼保障。所以,必須同時反對上述兩種制度,爭取把政治和經濟的最高權力拿到手中,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工人自治。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國有企業虧損的政治原因

  近年來,中國經濟壹方面高速增長,另壹方面國營企業的虧損卻有增無已。從前的標準說法是三分壹國企虧損,而最近官方數字已達壹半,非官方數字甚至到了八成,每年財政補貼高達壹千億。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高層似乎已經壹改過去的猶疑態度,決心大膽進行壹次「破產高潮」,大批關掉虧損企業,開除千萬計的工人。

  官員與經理的鬥爭

  讓虧損企業破產,只不過是中共整個企業改革的壹個環節。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指出了國企的改革方向,就是實行公司化:「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規範的公司,能夠有效地實現出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的分離,有利於政企分開、轉換經營機制,企業擺脫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國家解除對企業承擔的無限責任;也有利於籌集資金、分散風險。」但是,問題在於中央能否克服各級官員對政企分開的阻力﹖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央規定放權給企業,很多都沒有落實;就算是暫時落實了,很快就會被上級部門伺機收回。上壹次的大收權就發生在治理整頓的期間。

  有些廠長這樣反映:「近兩年,不該收的權也收了,如企業招工、調資、獎勵、機構設置、中層幹部任免、小額技術改造、產品銷售和定價等自主權,在不少企業已不存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十條,現在只有產品銷售自主權在市場疲軟、產品滯銷的情況下才留給企業。」(註壹)有些人為收權辯護,說收權不過是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然而,稍知情況的都知道那純粹是假公濟私的砌詞。

  例如,在彩電緊俏時,有的部門就收走企業的銷售權,同時為自己作了不成文的規定:局長可以批賣多少臺,辦公室主任可以批賣多少臺,營業部經理可以批賣多少臺等等。凡賣彩電都要經過官僚審批,這究竟是哪壹門子的「宏觀調控」﹖那純粹是私利作祟吧了。這種人家稱之為「審批經濟」的假公濟私,是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特性。農村的官僚向農民敲詐勒索,而城市的官僚則向企業敲詐勒索,方式層出不窮。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治理整頓無疾而終了,可是,繼起的全民經商的狂潮,卻依然提供機會給政府官員上收企業的權力。雖然九二年通過了《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文件,進壹步把企業權力擴大為十四條,可是各級政府官員卻打著「轉換政府職能」的幌子,通過「翻牌公司」收權。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

  所謂「翻牌公司」,是指政府部門新成立壹些公司,行使原來由政府行使的權力,而其中職能、人員、管理方式手段都未變,實際只換了壹塊招牌。「翻牌公司主要是通過上收人權、財權、收費權等形成的。所謂上收人權是指取消下屬企業的法人資格,上收人事權,是指上收企業副職和中層幹部任免權,所謂收財權是指上收企業的投資權、銷售權、外貿權、分配權等;所謂收費權是指收取折舊費、開發費、收取管理費、手續費和留利……等。」(註二)去年朱镕基不得不承認:「《條例》頒布已經半年多,還發生這樣的事情(指上收企業權力—劉按),可見貫徹《條例》

  確非易事。在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成立壹些公司是需要的,但把屬於企業的正當權益收上來,甚至取消企業法人資格,重新使企業成為行政附屬物和攤派的對象,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註三)可笑的是,對於這種違法的事情,朱沒有壹個字表示要加以懲治。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聽過有哪壹個政府大官因此被控告或被撤職。九二年的《條例》所規定的十四條企業自主權中,竟有壹條是「拒絕攤派權」,可見政府官僚隨意敲詐已達到多嚴重的地步。但更荒唐的是,最近壹個調查顯示,恰恰這壹條是最難落實的。在受調查的三百個大中型企業中,只有 7.3%表示這壹條得到落實。(其他如人事管理、投資、勞動用工等權,落實不到壹半。進出口權則不到三成落實。)(註四)「……《條例》

  實施以來,各種名目繁多的攤派行為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現在的攤派已由過去的公開攤派錢物,轉向了所謂『合法化』的『有償報告』等新名目。攤派的面也越來越廣,上至各級政府,下到街道辦事處,既有與企業直接有關的水、電、煤、等供應部門,又有與企業生產無直接關系的文教、公安、衛生、城建等部門。……有時街道居委會或派出所要裝修辦公室,購買汽車、大哥大,轄區內的企業就要各作貢獻,數目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元。據對石家莊市廿壹家大中型企業的保守統計,攤派拿走企業留利的5.3%……企業敢怒不敢言,就在於企業拒絕攤派的結果往往是『壹把贏,把把輸』;拒絕壹次,吃虧十次;」(註五)比方說,如果企業膽敢拒絕電力部門的攤派,「電老虎」可以以隨時關掉電源。各級官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經達到離心離德的程度。之所以如此,因為每壹個官員都知道他們這樣做絕少會因此受處罰。

  倘若有誰真個如此不幸竟然被追究,那只是因為後臺不夠硬吧了。

  這種官僚政治的邏輯,自然只會鼓勵而不能約束官員的違法亂紀行為—只要找到後臺便行。

  破產的下場

  正因為這樣,任何壹種改革措施壹旦實行起來,便壹定走樣。

  在這個情況下,怎麽能保證「公司化」的改革又會例外呢﹖雖然這個名稱是最近才廣泛采用,但是這個政策其實已經實施多年了,那就是股份制改革。事實證明搞股份公司和股票上市,同樣沒有達到預計的目的—即政企分開,反倒方便了各級官員大搞關系股、人情股,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倘若果然有哪壹個股份企業享有相當自主權,那多份是因為企業「領導」有壹個挺硬的後臺而已。至於大搞破產,妳以為就能做到汰弱留強嗎﹖不如說是讓官僚多壹條發財途徑吧。按照現行法律,國企法人資格的喪失,可以有兩個途徑,壹個是破產,壹個是被兼並。然而,有關部門都趁機揩油,「雁過拔毛」,收取巨額的破產財產管理費、訴訟費與及其他費用;付清費用後,「真正的債權人幾乎不能清償什麽了。

  這麽壹算,大家都望破卻步了。與其把資產送給法院,歸還國家,不如維持現生產」,「從企業破產中獲益最大的是法院。」(註六)兼並的情況也絕不好些:「目前中國企業要依法研究兼並手續,須經過多個部門審批,每個關口都要收費,包括國工部門代收房地產出讓金百份之廿壹,國土部門收土地管理費百份之三,國土評估費百份之三,國資部門收國資評估費百份之六,稅務局收營業稅百份之五點五……共計千多項收費。累計收費總額,低的占兼並資產額的百份之四十,高的占到百份之五十多。」「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法院等收的破產費還是各官僚部門收的『買路錢』除大部份繳入國庫外,多數屬於部門自立名目、自我加碼收的『小金庫』,這些錢的去向,大部是獎金、福利、小車、住房、出國、遊山玩水等。」(註七)試問,有官如此,企業又怎可能不大虧特虧呢﹖有報道說,企業依法可取得的利潤留成,有九成給上級企業收走。這個說法是否完全無訛,那很難說,但是其數額壹定不少。最近國企之所以虧損突增,其中壹個原因就是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彌補新稅制所造成的對地方官僚不利的財政缺口,竟然向企業預征明年稅款,使企業更難生存,而更荒唐的是中央對此完全壹味姑息。

  中央需要承擔的責任

  那麽,中央官僚的罪責是否僅限於姑息下面各級官員死抓住企業不放,因而造成企業虧損呢﹖不。企業效益低下的現象並不是「改革開放」之後才產生的,而是從五十年代起便已出現。中央過去實行的那種官僚集權的「計劃經濟」,再加上歷年不息的政治運動(「政治掛帥」;反對經濟核算),不僅造成企業本身嚴重的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整個國民經濟弄得壹塌糊塗,多個經濟部門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農業及基礎工業、能源、教育、科研等嚴重落後)。「改革開放」既然是在這個宏觀局面下開始的,那麽,即使企業獲得了自主權,也不容易扭虧為盈,因為經濟增長,瓶頸部門的價格水平就會暴升,增加了企業成本。尤其要指出,「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改善這種結構失衡,反而使之更惡化。強調放權和市場化,使地方各級政府取得了巨量投資權,於是在維護本地官僚利益的前提下,大力發展利潤高的加工工業,結果使加工工業嚴重投資過剩,而短缺部門更短缺;為爭奪短缺原料而造成的「棉花大戰」、「蠶繭大戰」等時有所聞。到了現在,由於投資過剩而造成工廠開工不足、設備閒置、貨物積壓的現象日益嚴重—這也是最近國企虧損加劇的原因之壹。

  經理廠長化公為私

  但是,不要以為只有政府官員才敲詐勒索企業,更不要以為經常抱怨官員攤派的廠長經理就代表「正義的朋友」。恰恰相反,企業中的黨委、廠長或經理之貪污舞弊、假公濟私,正正是企業虧損的另壹個主要原因之壹。八十年代以來普遍實行由廠長承包企業,他們就是利用這點權力去化公為私。有人指責他們:「有的企業,給他們人事權,他們可能只顧安排親友,而不顧企業素質;給了他們分配權,他們可能只顧多分獎金,而不顧企業長遠發展,給了他們外貿權,他們可能只顧出國遊玩,而不顧企業需要,等等。」(註八)有些企業表面上虧損,其實是盈利,只是利潤被廠長們私分吧了。私分的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

  合法的途徑包括:打著與其他企業聯營的旗號,投資於其他企業,盈利卻以「聯營企業共留成發展」為理由而保留在對方企業,實際供自己揮霍。又如把盈利轉到投資非生產性建設,如蓋樓堂館所、泳池等。又或借回扣刮龍,總之層出不窮。至於非法手段,就更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從做假帳到亂集資,從賤價賣出企業資產及貨物到非法炒外匯都有。怪不得壹面是國企虧損,而另壹面廠長們卻紛紛發家致富了。人們於是謔稱之為「廟窮和尚富」。

  所以俗語有雲:「壹類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中共的辯護士努力要人們要相信,十五年來不斷搞什麽利得稅、承包制,卻始終不能實現政企分開,「工人躺在企業身上吃大鍋飯,企業躺在國家身上吃大鍋飯」的局面始終不變,是因為這些改革不徹底;要有徹底改革就要劃分國家與企業的產權。

  政治因素發揮的作用

  把十五年來的國企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歸咎於純粹經濟原因,尤其簡單歸咎於各種經濟原因中的產權不明確的原因,是完全不能服人的。這種解釋暗含了壹個前提,即:十五年來各種政企分開的改革措施都試過了,但結果都不成功,所以非要進行徹底劃分開政府和企業的財產不可。然而,事實決非如此簡單。實際情況是:過去有關放權給企業的政策,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過,所以談不到「都試過了」,更談不到要這些政策本身負起改革失敗的全部責任。甚至可以說,改革之所以失敗,部份是否正正由於政策得不到落實所至,至少是值得研究的。自壹九八四年以來,尤其自壹九九二年頒布的《全民所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以來,政府明文規定的國企自主權已經很大,從投資、生產到分配,從人、財、物到產、供、銷,都有很大權力。按照這種設計,已經談不到政企不分了。但為什麽還是失敗呢﹖那就是因為各級官僚從中阻梗,拒不落實政策。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說過:「妳放權,他收權,怎麽辦﹖」到了九十年代情況依然如此。自然,同八十年初相比,現在的企業的自主權總是大了而不是小了,但是同文件上所規定的,相距仍然很遠。中央雖然三令五申,批評各級官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是,從來沒有任何成效。連自己的政令也無法落實,各級官員可以有法不依,違法不究—這同「產權不明確」有何關系﹖這明明是政治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明明是沒有法治,明明是官員腐爛濫權,明明是「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姑息養奸的問題,明明是各級官員假公濟私,死抱權力不放的問題,而中共的禦用文人卻不著壹字,輕輕化解到「產權不明確」的五裏霧中,其目的不過是掩飾自己的罪責,掩飾自己十五年改革越改越壞的事實吧了。明明是自己無法貫徹自己的政策而令到企業虧損日多,到最後不僅沒有負起責任,連學壹下封建皇帝「下詔罪已」也不肯,反而簡單壹句「虧損企業都要破產」,壹股腦兒要全國職工負起中共無能的惡果(據報將有千萬工人被開除),這又是否公平﹖「改革」越深化,官僚的無法無天行徑就更駭人聽聞。既然如此,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官僚會真正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怎能令人相信那些廠長經理會真正在守法前提下拼命賺錢﹖所以,可以相信,這次新的公司化改革,多份不能達到原訂目標,實現政企分開。只有壹點是多份可以落實的,那就是;開除工人。不論公司化的改革本身對不對,總之,再好的政策交由中共去實行,都壹定會走樣變質。畢竟,中共已經空前腐爛了。官僚為什麽可以有法不依,因為他們違法不究,而且上下級之間都只是互相利用,互相維護。有句順口溜這樣說:「下級哄上級,壹級哄壹級,上不封頂。上級吃下級,壹級吃壹級,下不保底。」政治民主才是解抉的方法

  法治的缺如,官僚之橫行,分析到底是因為政治體制上的缺陷,是因為沒有民主監督,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原因,尤其不是純粹的產權原因。壹味拿產權來模糊更根本的政治原因,不過是那種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鄧小平路線的邏輯延伸吧了。

  而這種改革路線,根本就是方便官僚壹面掩住人民咀吧,壹面化公為私吧了。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走向反動的中國革命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 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 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 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 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製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 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革命推翻了國民黨政府。但是因為缺少了工人 階級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 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 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製政府及經濟。不過由 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 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 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製卻被以斯大林為 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 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 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 僚專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 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 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 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 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 經濟體製,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沒收了民營企業,卻沒有建立 民主公有制。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 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復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 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 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變。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 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 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 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 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 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改變。對於官僚集團而言 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 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製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 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 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 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 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 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 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製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 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 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 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 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權。在城市裏 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 體製。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製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 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 產承包責任製,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產資料的 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營企業,製造出大量的農民工。 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 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 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在價格雙軌製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 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 種政策貪污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 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 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 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 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 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 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 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資本主義復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 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 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 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 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 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 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 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 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 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 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復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 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 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 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 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 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 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 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計劃經濟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 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臺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 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 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 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 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 經濟垮臺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 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 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製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 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 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 濟製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 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製度、為 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 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 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 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 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 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 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 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 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 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製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 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 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 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閒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 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 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 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 商品無秩序的重復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 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 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 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 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 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 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 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 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製度。資本主義政府為 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 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 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製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 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 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 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 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 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 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 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 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 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 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 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 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 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 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 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製,部分人僅僅主張工 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 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許多有 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 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 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 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 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 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 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 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 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製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 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 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 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 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 所控製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 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製度。 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 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 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 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 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 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 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 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 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 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 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 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 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 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 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 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 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 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 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 製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 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製,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 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 些計劃型態,去除專製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 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 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 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 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 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 製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 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 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 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 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 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 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 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 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 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 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 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 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 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 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 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 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 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製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 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 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 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 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 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 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 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 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 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製的元素,並由民主工 人的控製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 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 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 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 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製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 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 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來避免國 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 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 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 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 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 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 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 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 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 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 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製不能相容。」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 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 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 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 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 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 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製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 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 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 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 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 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 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 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 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 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 樣至關重要。

  公有製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 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 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 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 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 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製造了 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製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 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 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 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 是要進行價格管製,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 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 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 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 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 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製(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 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製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 工人政府發起抵製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 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PTB) 在其理論周刊 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製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 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 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 本家無法抵製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 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 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 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製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 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 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 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 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製 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 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 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 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 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製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 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 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 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 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 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製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 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 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 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 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 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 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製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 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 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 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 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 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 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 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 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 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 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 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 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製。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 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 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 薪資與更多閒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 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 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 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 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 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 多休閒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 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 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 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 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 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 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 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 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 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 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 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 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 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 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 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 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 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 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 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 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 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征收特別稅,作為 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丶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 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 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 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查爾斯·默裏 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負所 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 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 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 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 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 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 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 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盡管巨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 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 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 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 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 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 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製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 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 批人的利益受損。」這個發現沒什麽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 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 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 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 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 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 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 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 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 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 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麽。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 富豪們加征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 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製度來 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 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 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 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財源, 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采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 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 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為什麽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麽不是將國內各 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製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 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 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 「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 「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 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沖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 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 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 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 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 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 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 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 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 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 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 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 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 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 務丶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 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 大量的社會財富屬於少數人。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 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 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丶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 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製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製人們的工作動力比現有的福利製度更簡單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松地換工作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松地維持生計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 於創新丶休閒丶政治活動

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情況

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一九年

  意識形態情況

  (1)處於極右位置的是權貴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這是在“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而在鄧小平時代變換形態的特權統治階級,在開啟、引進、推動市場經濟以後,運用手中的政治特權控制、利用市場機制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物質財富的政治思想形態,其意識形態表層是過去賴以造反和革命的極左意識形態即官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是用來忽悠愚民和腦殘的;其深層是極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紅色江山萬萬年”的特權、權貴意識形態,這個才是其真實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忍不住發出“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用三千萬人頭來換江山”的咆哮。

  在極右這個思想政治光譜上,還有壹種與權貴官僚意識形態形成耦合的民間意識形態,或許可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這是在改革開放中捷足先登,通過與權貴官僚的錢權交易而暴富的大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當然會巧妙地隱藏起權貴官僚控制市場這個前提,而以壹種純粹形態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型(在現實生活尤其是中國語境中,這個模型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為獲得暴富的富豪階層提供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辯護;它同時認為,市場競爭出現勝負和貧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國的勞工已經獲得了其勞動力要素的合理回報,不存在剝削,從而也就否認了官商聯盟共同剝削勞工的事實。

  處在極右光譜最左端並向中右過渡的思潮是壹度風生水起的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變種:儒家憲政派、社會主義憲政派和黨主立憲派,就其擁護中共的領導而言,屬於極右,但就其宣稱憲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終目標而言,已經與中右匯合了。

  (2)處於中右位置的是中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雖然受到權貴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掠奪,經過將近30年的發育和發展,好歹還是形成了壹個以民間中小資產階級、企業管理者階層、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崇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成為其主流的意識形態,其中又分為兩派:偏右的壹派主張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反對極權、專制和權治,追求憲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應勞工和底層的平等權利訴求,在勞資關系上主張依照法律保護雙方的市場地位和市場權利,在宏觀經濟和社會層面,主張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幹預和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進壹步呼籲落實勞工階級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稱其為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

  對於這壹派,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即以擁護現存制度為左,以改變現存制度為右的話,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劃分,那麽它只是相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對於正在利用、扭曲市場經濟並阻撓公正合理的市場經濟成長的極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張激進革命的。

  (3)處於中左位置的是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及其意識形態。勞工階級是隨著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新生的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壹起出現並發展起來的,迄今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五千萬之巨,加上其附屬人口,成為當代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應該說,它的階級意識的發展,在時間上是落後於民間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發展的,但隨著市場經濟不可逆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主體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隨大流到接受、認同這壹趨勢,再進壹步則積極要求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提升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這樣壹種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是壹致的,盡管工人中知道這壹中左思潮的還很少,但在2010—2015年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第壹波高潮中,參與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數勞工機構倡導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左,比社會民主主義再左壹點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兩者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更重視勞資集體談判、產業行動和社會保障,而民主社會主義更重視經濟民主、產業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如果按中國模式的左右劃分,它與自由主義壹樣屬於右派(凡是主張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在當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劃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與偏右的自由主義(中右)相對而立的、各自代表勞資雙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競爭對手,也是共同維護普世價值、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法治的合作夥伴。當下中國的民間思想輿論,因為還沒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劃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劃分,結果是不知道有中左、憲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說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認為是馬列毛左或極左,徒然地使極左壟斷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間。這是壹種錯誤的看法。

  (4)處於極左位置的是最底層民眾及其意識形態。在權貴市場經濟社會,出現了壹個墊底的階層,或勞工階級的最底層,主要包括原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在現存權貴市場經濟中壹敗塗地並且陷於絕望的城鄉貧民,他們本能地、理所當然地趨向於接受馬列毛左或極左。這裏有兩種情況需要加以區別: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標榜的、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中國夢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共產黨的宗旨和路線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是貪官污吏,這是被官方成功洗腦的毛左或極左,本質上是極右,或形左實右,是奴才和太監思維,在網上又被人稱之為“皇左”或者“自幹五”;另壹些人則是真正的極左,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的極左,雖然他們與老的極左派(實際上是掌權的極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論和思想資源,但他們認為正在掌權的共產黨只是偽左派,是偽共產黨,是已經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是背叛了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壹個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這壹派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產黨,肩負著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

  如果中國開放多黨制與西方民主,根據階級結構與意識形態情況會形成四個政黨。

  自由民主黨:這是以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高層知識分子(兩者合稱為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市場自由競爭、保護私有財產和企業權利、減低稅收與限制政府權力和規模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由於中產階級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低,作為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的選民基礎不夠厚實,因此自由民主黨會向社會下層爭取選票,但即使它不能成為執政黨,也會成為最強大的在野黨和反對黨。

  社會民主黨:這是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為社會基礎的政黨,會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義、保護勞工權利、提高社會福利、征收累進稅和遺產稅、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等作為主要的政治目標和綱領。社會民主黨能夠影響和號召的選民人數最多,在轉型以後很可能首先成為執政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和中產階級人數的不斷增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會進入常規的政黨輪替。

  新共產黨:在壹個較長的、可以預見的轉型時期,經濟會處於低迷狀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福利還不夠,貧富差別還很大,因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下層知識分子中最底層的那壹部分,由於在市場經濟中缺乏上升的空間而陷入絕望之中,就會產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激進要求,會依據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毛主義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共產黨,也是最左翼的政黨。

  保守黨:即使完成了社會和政治轉型,在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條件下,仍然會存在並且會重新產生壹個非常富有的大資產階級,其中包括壹些投機革命、搖身壹變的前共產黨權貴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強的民營資本家,他們天生傾向於壟斷市場並且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權力,會通過金錢的力量形成院外壓力集團對國家權力施加影響,並會依據精英主義、國家主義、儒家等意識形態,形成最右翼的政黨。

中國社會的利益沖突的基本特征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專門從事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出口制造業,因為中共需要依靠提供廉價勞動力市場的方式換取西方資本家的支持。中國現在是世界第壹制造業大國,並且為了制造業部門的運轉而形成了及其龐大的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延伸(如煤炭、電力、交通運輸、電信、軟件服務業、商業等)。

  雖然中國目前在極個別的部門能夠染指高附加價值的生產環節,但是中國制造業的絕大部分仍然屬於中低附加價值。因此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賴以競爭的主要“比較優勢”仍然是相對廉價的勞動力。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無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得大量的壟斷利潤,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依靠投入大量的固定資本,從而導致了近年來中國經濟資本產出率的快速上升。資本產出率上升是導致中國經濟利潤率下降的壹個主要原因。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建立在制造業以及各種相關部門的基礎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帶來對工業以及相關服務業勞動力的巨大需求。這種需求造成了中國階級結構的巨大變化。首先是城市化,即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勞動力轉移;而城鎮勞動力中的絕大部分成為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

  現在,中國城鎮無產階級的隊伍已經發展到有近兩億人,占全社會勞動力總數的四分之壹、城鎮部門勞動力總數的近壹半。此外,還有壹億多城鎮半無產階級和大約7000萬城鎮小資產階級。

  中國的城鎮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隊伍,不僅數量增加,而且正在組織起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種鬥爭中能力和覺悟不斷提高。據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報道,2011年,全國範圍從主流和社會媒體上收集到的關於工人鬥爭的報道184起(其中參加人數超過100人的較大鬥爭102起);2012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382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209起);2013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64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301起);2014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58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650起);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77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527起);2016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2664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483起)。所以,從2011年至2015年,全國工人鬥爭不斷高漲。

  2017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257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05起)。2018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683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168起)。2019年,全國工人鬥爭報道1385起(其中100人以上的較大鬥爭87起)。自2017年以來,由於資產階級國家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封鎖工人鬥爭的消息,公開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有所下降。但是全國範圍的工人鬥爭報道次數仍然保持在每年1000次以上。

  中國城鄉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曾經在1983年達到57%。此後,由於私有化、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壹直趨於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36%的歷史最低點。但是,自此以後,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對資產階級不利、對無產階級有利的變化。由於工人階級鬥爭的加強,至2015年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上升到了43%。此後,盡管資產階級國家加強了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勞動收入份額仍然基本上保持在43%的水平。這說明,即使在當前的鬥爭困難時期,工人階級總的鬥爭能力沒有下降。

  未來,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將進壹步萎縮。從現在開始,由於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趨於減少,城鎮資本主義部門的擴張還將進壹步吸收農村的半無產階級,預計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規模將從現在的大約三億減少到2030年的壹億五千萬以下,也就是減少壹半以上。至2040年,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將基本消失。

  壹支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在過去為中國資產階級供應了充沛的廉價勞動力,也是資產階級用來威脅城市工人,迫使他們接受低工資、惡劣勞動條件、超長勞動時間的“有力武器”。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失,城市的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不必再害怕自己的工作崗位輕易被農民工所代替,因而可以有更大的底氣與資本家開展鬥爭,這將使得中國階級力量對比發生對工人階級有利的進壹步變化。

  此外,中國勞動力隊伍的老齡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和要求產生有利的影響。按照現有趨勢,到2030年,農民工中40歲及以下的比例將下降到不足三分之壹,而50歲以上的比例將增加到約40%。這意味著,到那時,絕大多數中國工人在生理上將無法再承受超長勞動時間的血汗工廠剝削模式。另壹方面,2030年以後,大約每五個農民工中就將至少有壹個具備大專以上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將大大增強工人階級的組織能力以及對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要求。

  所以,壹方面,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無法上升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地位,無法獲得世界範圍的壟斷利潤,只能用大量投資的方法來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每單位經濟產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大幅度上升。另壹方面,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能力在不斷增強,並且不僅要求提高工資水平,還將要求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中國經濟勞動收入份額的上升。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已經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趨於下降。利潤率下降到壹定程度,或者,中國資本家會大幅度減少國內投資(因為資本家的投資無法再帶來預期的回報率),或者,將可能發生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因為資本家試圖到其他國家尋找更加有利的投資場所)。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中國經濟都將或者陷入嚴重危機或者陷入長期停滯。

  自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合法性(即廣大人民群眾接受或者默認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高速經濟增長之上。高速經濟增長是中國資產階級許諾的“中國夢”的客觀前提。按照這個“中國夢”,只要廣大人民群眾服從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放棄政治自由而且甘心忍受血汗工廠式的剝削,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高速增長,從而在壹兩代人的時間裏保證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過上類似於“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壹旦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認識到,這個所謂“中國夢”是無法實現的,是水中月鏡中花,壹旦資本主義積累的危機迫使資產階級企圖逼迫廣大勞動群眾在忍受政治專制、非人勞動條件之余還要接受物質消費水平的停滯和下降,從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對於下壹代會比自己過得更好的幻想破滅,資本主義積累的要求就會與廣大勞動群眾對廣泛的經濟、社會、政治權利的要求發生尖銳不可調和的沖突。那時,中國就會出現革命形勢。

  中國革命未來的道路是怎樣的?這取決於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立場、力量、發展潛力和相互關系。

  在各勞動階級中,城鄉半無產階級(包括農村的勞動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是受壓迫受剝削最深重的。但是,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半無產階級由於從事個體勞動或者處於失業半失業的狀態,不容易組織起來,或者限於在特定地域為了特定經濟目的而組織起來(比如農村反對強征強拆的鬥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半無產階級不太可能通過自己的鬥爭產生超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要求。

  過去,中國的老壹代無產階級經歷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兩個時代,有了正反兩方面經驗,並且在資本主義復辟時代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私有化鬥爭,從中產生了壹批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馬列毛主義覺悟的工人階級優秀戰士。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老壹代無產階級及其優秀領袖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他們高度的無產階級覺悟和寶貴的鬥爭經驗將是新壹代無產階級在成長過程中可以學習借鑒的精神財富。

  中國的新壹代無產階級目前主要是開展反對資本家剝削的經濟鬥爭。由於中國資本主義政治專制的特點,這意味著中國的工人階級不能像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那樣在相對和平、“合法”的環境下組織鬥爭;工人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往往要付出比較大的個人代價。另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政治專制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從反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沒有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沒有工會等“合法組織”,這就更有利於打破工人在資本主義民主條件下不可避免要產生的對民主、法律、工會等資本主義階級關系調節制度的迷信,並且使得中國的工人不得不在實踐中發展出各種靈活多樣的、在政治專制條件下與資本家鬥爭的方法。

  中國的無產階級經常處於資本主義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之下,許多普通工人並不會天生就產生對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是,在工人的實際鬥爭中,他們會找到壹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並形成鬥爭中的積極分子。他們會在壹些具體的經濟鬥爭中取得這樣或那樣的勝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客觀上通過減少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通過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通過為工人提供新式的通訊手段會為工人組織水平的提高創造各種有利條件。這樣,在實際的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將產生自己的組織,並形成自己的階級覺悟以及經受過鬥爭考驗的優秀分子。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工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將會認識到他們各種起碼的經濟、社會、政治要求都無法在中國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得到滿足。比如,隨著新壹代工人的成長和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青年工人將無法忍受血汗工廠、無法忍受996式的勞動制度;但是,依靠剝削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出口制造業(包括像華為那樣的“高科技”企業)又決不可能在放棄996、放棄血汗工廠以後還能保持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再比如,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廣大勞動群眾要求得到基本的醫療、教育和養老保障。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又必然導致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險的私有化,從而與廣大勞動群眾在上述領域的要求發生沖突。

  這樣,中國的工人及其優秀分子將從他們自己反復的鬥爭經驗中認識到,要爭取他們按照現在的時代條件必不可少的壹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權利,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民主的方法將社會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自己手裏。這壹過程,將主要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現實鬥爭中鍛煉和成長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優秀分子也主要是在實際鬥爭的鍛煉中產生出來。以往的鬥爭經驗表明,靠少數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從外部“融工”和灌輸的辦法,不但不能起到促進工人運動有機成長的積極作用,反而毀掉了壹批本來可能有前途的進步青年。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從小資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進步分子可以為工人階級提供批判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的思想養分,還可以為未來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提供有用的幹部和人才。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統治時期,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等高技能勞動者)壹般是政治上最活躍的。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在物質生活水平、思想意識、政治態度上都靠近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壹部分主要從跨國的高技能勞動力市場中受益(即本人或親屬或者通過移民或者通過為跨國公司工作而獲得類似於核心國家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水平)。這壹部分小資產階級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意識形態領域則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主要社會基礎。他們壹方面支持各種反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另壹方面向資產階級要求某些政治自由,同時極端仇視社會主義革命及其歷史遺產。

  小資產階級上層的另外壹部分,從近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中獲得很大的利益,他們幻想在政治專制的保護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可以伴隨著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們是所謂“工業黨”、民族主義強國派的主要社會基礎。

  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在勞動過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也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如果遇到失業、疾病、個人債務等情況,還經常有無產階級化的危險。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中的壹部分,沒有擺脫上升為小資產階級上層甚至於資產階級的幻想,在思想上依賴於小資產階級上層,因而分別附庸於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或民族主義。

  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另外壹部分在物質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識上都靠近無產階級。他們是本世紀初形成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社會基礎。在過去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復辟、宣傳社會主義、支持勞動群眾和壹部分小資產階級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目前的左派既沒有統壹的組織,也沒有成熟的理論思想,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到來以前,馬克思主義仍然可以成為進步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達形式。

  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國有資本(及其背後的官僚資本家族)、跨國資本及其代理人、壹般的私人資本等幾個不同的集團。這幾個不同的集團,雖然各自之間也有矛盾,但是在擁護中國現在的以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制造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體制方面是基本壹致的。這就意味著中國資產階級的各派別都支持這樣幾項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剝削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殘酷鎮壓無產階級可能的反抗,堅持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逐步私有化,堅持貿易自由化和逐步的金融自由化,簡言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黨的領導”(後者即堅持政治專制)。

  胡耀邦與趙紫陽下臺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中已經不存在重要的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做出有限度階級妥協的派別。另壹方面,無論是官僚資本、跨國資本還是壹般私人資本都要求維持剝削廉價勞動力的體制,並為了這個目的維持政治專制。雖然壹般的私人資本家(所謂“民營”中小企業家)有時也會因為分贓不均抱怨官僚資本、跨國資本的“壓迫”,但他們更需要資產階級國家來鎮壓工人的罷工、破壞工人的組織、逮捕工人鬥爭中產生出來的積極分子。所以,在現在的中國資產階級中,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主張資產階級民主的派別。

  如上所述,中國階級鬥爭未來的發展,首先取決於無產階級能不能在未來的鬥爭實踐中產生壹大批優秀分子,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鬥爭中形成壹系列與自己的階級力量和階級覺悟相適應的基本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取決於無產階級及其優秀分子能不能在反復鬥爭中逐步認識到這些基本要求只有突破中國資本主義的狹隘界限才能實現。

  中國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也受到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但是他們各自都無法單獨擺脫這種剝削和壓迫。中國各被壓迫階級的前途取決於能不能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形成壹個包括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廣泛的人民大眾聯盟。那麽,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有了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

  中國革命在未來的前途,還取決於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否有條件有辦法克服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上所述,中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作為壹個專門從事出口制造業的半外圍國家,壹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造成無產階級發展壯大的條件,從而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必然提出越來越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要求,另壹方面,由於無法在世界市場上獲得壟斷利潤,中國資本主義又無法在滿足上述要求的同時來保證正常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利潤率。這就使得中國資本主義或者因為利潤率下降而陷入積累危機,或者因為無法滿足廣大勞動群眾的基本要求而陷入合法性危機。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擺脫上述困境的理想辦法是使得中國資本主義盡快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家,通過剝削世界範圍的剩余價值,來獲得實現國內階級妥協的條件。但是,在中國以外,已經無法再找到另外壹塊廣大的地理區域,可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的上升提供大量的可供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並向中國轉移足夠大量的剩余價值。

  此外,中國經濟目前所發生的資本產出率快速上升的情況,也決定了中國經濟無法在上升為核心國家以前阻止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

  中國資本主義也無法像俄羅斯、拉丁美洲大國那樣通過改組為自然資源出口國來克服危機、保持半外圍地位。

  中國資產階級還可以選擇的壹種策略是,當利潤率下降到危險水平時,向無產階級發動全面進攻,不僅不滿足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各項經濟、社會、政治要求,而且變本加厲,用類似“休克療法”的辦法全面私有化、制造高失業,逼迫工人階級接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這是類似於新自由主義時期許多核心國家和半外圍國家的資產階級采取過的辦法。

  對於中國資產階級來說,這將是壹種高風險的階級鬥爭策略。為了瓦解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可能不僅需要短時期的高失業,還需要放棄和毀滅相當壹部分工業,以達到長久地重建產業後備軍的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即使能夠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中國經濟也可能從此淪落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壹個外圍國家。這樣壹種策略,必然要遭到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強烈反抗,資產階級統治也有被顛覆的危險。

  如果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采取最後壹種絕望的策略,那麽為了增大政治上的勝算,他們有可能學習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歷史經驗,就是對小資產階級上層做出有限的讓步,給與他們政治自由和某種參加政權的機會,換取他們支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全面進攻。

  歷史上,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沒有這方面的政治經驗,曾經在新自由主義民主下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如果中國的資產階級玩弄新自由主義民主的伎倆,中國的無產階級將汲取歷史上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經驗教訓。此外,還有兩個中國階級鬥爭中特有的因素將有助於中國無產階級挫敗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陰謀。

  第壹,在前蘇聯和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中,那裏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和體會。在未來的階級鬥爭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下層都經歷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他們在未來鬥爭中將不僅提出爭取政治自由的要求,而且提出大量的經濟和社會要求,即直接的反剝削反壓迫的要求,而後壹個方面的要求將是中國資本主義絕對無法滿足的。

  第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各種的鄧小平主義曾經壹度得到各個半外圍國家幾乎整個的小資產階級的擁護。而中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是分裂的,其中死心塌地擁護鄧小平主義的只是壹小部分。絕大部分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相當壹部分靠攏無產階級,因而存在著加入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對資本主義聯盟的可能性。

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談中共官員是剝削者的原因

作者 楊增憲

  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

  “權力”,是社會交互主體面對利益存在[2]而主張歸屬時產生的概念,是社會主體依據規範擁有的支配利益實體或機會的力量。由於權力都產生於社會、社會交互主體之間,所以,凡是權力都屬於社會權力。“權力”的外延很寬,如前文所述,任何商品都體現著權力,任何商品交換都表現為權力交換。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學包括拙著都是研究經濟權力的學問。本章研究的“權力”,則是指經濟權力、財產權力之外的私權力或公權力,亦即通常未必具有商品屬性甚至不應成為商品的權力。由此,便相應生成了“私權商品”和“公權商品”。私權商品雖屬於非勞動產品商品,但其利益往往與勞動、勞動產品商品關聯,所以,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同時受制於兩大價值規律;公權商品因其壟斷性,其價格形成與變化則主要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對此,本章將分別加以討論,並闡述應用這些規律的經濟、政治意義。鑒於在權力商品構成中,大多是“私權”而非“公權”,因此,通常在指稱“私權商品”時,壹般通用“權力商品”概念。本章預設前提仍是市場基本規範,雖有違法交易,但交易本身不存在欺詐現象。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權力商品的生成條件及其特殊性權力本身不是實物,不能滿足人們的任何需要;人們所以看中權力,是因為權力支配著權利,即權力人能依據規範處置相應的物或決定相關人的行為,支配並享用相應的利益實體或機會。本章討論的權力,主要是指支配相關利益機會的私權或公權力,由於這些機會能滿足商品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所以,相應權力便可能被交換並獲得商品屬性,具有商品交換價值。我們須研究的是:權力及權力商品是怎樣生成的、權力商品的分類以及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壹)權力及權力商品生成的條件

  權力產生於社會交互主體之間。當社會主體獨自面對和處置利益客體,譬如甲處置自己種的蘿卜時,並不存在“權力”概念。但當乙來到田頭要拔蘿卜時,甲便要聲明這蘿卜屬於自己,“權力”概念便出現了[3]。從發生學角度講,社會權力的生成與獲得主要有兩種方式[4]:壹種是靠暴力強取,壹種是靠契約獲取。不妨再援用過獨木橋的例子做簡要闡述。當甲乙分別過獨木橋時,並沒有權力概念,但當他們同時站在獨木橋兩端時,權力概念就產生了。假設兩人互不相讓,同時上橋搏鬥,甲憑力量將乙推下了橋,此後,每當甲過橋時,他都會叫乙讓開,自己先過橋。甲的這種權力所依據便是強權規範(叢林法則)。甲擁有這般強權,自然無須與乙交易,權力也是不會成為商品的。假設甲乙皆意識到,暴力奪橋可能兩敗俱傷,彼此達成按先後順序過橋的契約規範,此後,兩人便依據這壹規範行使過橋權。當甲先到橋頭時,便有權讓後到的乙給自己讓橋,甲乙的這種權力,便是所謂“法權”。顯然,可能被交易並成為商品的,只能是這種法權。譬如,當甲乙同時來到橋兩端時,便同時獲得了過橋權;當兩人皆不棄權時,唯有通過協商交易解決。如乙給甲1銀元,優先過橋,這樣甲的過橋權便成了商品。契約社會中,甲乙的法權看似“天然”具有,由此人們往往誤認為它是“天賦”的。其實不然,“人權”只能“人賦”,公民的契約權力來自社會交互主體所履行的契約責任。譬如,當甲早於醜到橋頭時,雖然擁有了優先過橋的契約權力,但甲的權力,必須靠醜自覺守約,承擔讓橋(甚至勸阻他人上橋)責任才能行使,否則,甲的權力就將落空,甲所應享用的利益機會就將喪失。假設醜屢屢破壞規範,強行上橋,甲乙的過橋權無法行使,他們便會出資雇傭丁來監管秩序。丁根據甲乙授權應履行的職責是:監督過橋者,讓其遵守規範,使甲、乙、醜等皆享用順序過橋的權利。丁的這種權力,並不屬於自己。如果說甲乙源自“法權”的過橋權,屬於“私權”的話,丁的這種源自甲乙“授權”的監管權,則屬於“公權”。問題是,丁也有私欲。假設他以權謀私,便很可能收了醜的紅包便讓其優先過橋,把公權拿來做交易,使公權同樣成了商品。甲乙用私權進行交易,壹般屬合法行使權力[5],但丁動用公權進行交易,等於偷了主人的東西賣錢,則肯定是非法的。既然公權交易非法,何以仍承認其為商品呢?道理在於,偷竊違反的是普世法律和道德規範,並不是商品交換規範,只要竊賊按市場規範出售“贓物”,我們就不能否認其具有商品屬性。這里體現的同樣是商品不管“出身”的原則。當然,不是所有權力都能成為商品的。權力要成為商品,它所支配的機會同樣必須能滿足對方的需要,且稀缺。如果河對面沒有利益,醜根本不需要過橋的機會,則無論是甲乙的私權還是丁的公權,都不可能與醜交易成為商品。如果獨木橋被拓寬,甲、乙、醜等可同時過橋,同樣也不存在過橋權或監管權被交易成為商品的可能了。此外,權力要成為商品,還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其壹,權力的邊界明晰、相對獨立且能被交換。如果權力不能獨立授受,或權力與利益機會無法分離,便不可能成為商品。像全民共享的國家財產,無法分割,公民個人便無法把它作為商品進行交易。這好比獨木橋的兩端,甲乙背後皆有百人,且雙方只能按序集體過河,這時甲乙就只能享受各自權利,而無法將其拿來交換了。當然,甲乙可向同岸的後來者出售其權力,這種權力商品就是生活中常見的替人排隊者出售的排位權。

  其二,權力支配的利益機會相對有保障。權力商品交易以獲得相應利益機會為目的,利益機會是否有保障,自然成為權力能否被交易的前提條件了。假如庚清楚地知道,某選舉本身無效,他就不會進行賄選。同理,如庚看到醜等可隨意插隊上橋,便不會花錢購買甲乙的過橋權了。當然,“相對”不是“絕對”,權力機會在享用過程中,難免有風險——風險性也是權力商品的重要特征。對於合法的私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機會的風險。譬如,甲剛賣給了乙過橋權,獨木橋卻被突發山洪沖走,乙自然遭受損失。對於非法的公權商品交易而言,主要存在的是權力本身的風險。譬如,醜剛買通了丁,獲得優先過橋權,丁卻被逮捕,醜也被查處,兩人皆遭受重大損失。因此,風險評估也是權力商品交易者的重要“功課”,只有預期風險相對可控時,交易才可能進行,否則,權力是很難成為商品的。鑒於私權交易風險率低,所以,後面的討論我們會將這壹問題懸置;而提高公權交易風險,有利於遏制腐敗,後面我們將會重點討論。

  (二)權力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

  權力作為商品交易,有時交易的只是機會,即“權力機會商品”;有時交易的則是支配機會的權力職位,即“權力職位商品”。假設丁作為過橋監管,他收醜1銀元讓其優先過橋,出售的便是過橋的“權力機會”;假設丁作為數座橋的總監管,他收醜100銀元讓其做某橋監管,出售的便是監管過橋的“權力職位”。用通俗的話講,前者屬“錢權交易”,後者叫“賣官鬻爵”。這兩類權力商品形態盡管有區別,但其價值規律基本相同,所以,後文討論時,我們不再強調這種區分。由於“權力商品”交易的也是利益機會,與“機會商品”壹樣,皆是非實體商品,因此,兩者是很容易被混淆的。但在本質上,這兩類商品卻是有差異的;搞清權力7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商品區別於機會商品的特殊之處,對準確把握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有著重要意義。

  先看“私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任何私權包含的機會,首先是權力人自己的機會。譬如,甲的過橋權,是甲自己享用的機會。而機會商品中的機會則不同了,它們大都是機會供應商為別人創造或提供的,並非他們自己要享用的機會。譬如房介、婚介,不是給自己提供租房、婚嫁機會;情報販子的情報,對自己也毫無價值;社交、廣告和展示平台,也都是為客戶創造和提供的機會,而不是為了供自己社交、給自己打廣告或展示自身才華的。再看“公權商品”與“機會商品”的區別。公權商品不是給官員提供利益機會的。譬如,丁作為過橋監管,自己並不需要過橋,從這壹點講,它與“機會商品”相似:作為商品,它也只有出售,才能獲利;不出售,就沒有交換價值。但是,兩者間依然有兩大區別:其壹,公權商品不交易,官員嚴格履職,依然可獲得公職報酬;機會商品不出售,沒有收益,供求商就要虧損。其二,公權商品交易壹旦敗露,雙方都將受罰,非法收入也將被沒收,這是公權交易的高風險性;機會商品除個別情況(情報)外,交易本身無風險,機會商品交易完成,機會收益的風險便只由買家承擔了。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私權”的外延很寬,但把經濟權、財產權等排除之後的“純粹”私權卻未必很多,如我們反覆援用的過橋權,也是虛擬的。當然,選舉權交易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這里研究私權商品價值規律,卻不是為闡述賄選的價值規律,而是為便於後文把握經濟權力商品的價值規律——與覆雜的經濟權交易相比,我們以過橋權為例,闡述起來更直觀易懂。這里,我們必須先厘清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等概念,這些通用於經濟學的概念,都存在於權力商品交易中。

  (壹)與私權商品交易相關的概念

  在討論機會商品時,我們曾刻意回避了“機會成本”概念,而采用“機會獲取成本”。這是因為,經濟學中的“機會成本”概念不是指“機會”的獲取成本,而是指主體舍“A”取“B”過程中,舍棄的“A”利益;與其對應,“機會收益”則指同壹主體獲取的“B”利益。權力商品交易中的“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則有所不同,它是指同壹權力機會A分別對應於買賣主體甲、乙產生的概念。盡管有上述差異,只要能把握住具體語境,這兩種“機會收益”概念是可以分辨開來的。至於權力賣出者甲所獲收益,則不能用“機會收益”指稱,因為這壹收益並非來自機會,而來自“賣出”機會,所以,只能稱為“機會交換收益”或“權力賣出收益”。“機會成本”。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成本”,是指權力人出售權力所舍棄的機會收益,換言之,也就是指其利益的損失。準確地講,“機會成本”應稱為“機會預期成本”,因為權力人舍棄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甲出售過橋權,放棄了優先過橋機會,不能及時到對岸,其間,他的蘿卜可能被野兔糟蹋減收,損失約10銀元。此例中,甲出售權力的“機會預期成本”就是10銀元。但實際上,甲的損失可能小於或大於10銀元,因為野兔可能來得少於或多於預期。譬如公民選舉權,對有鮮明黨派立場、公民素質的選民來說,其選票的分量非常重,是不可被收買的。而對缺少立場、覺悟的選民來說,選票毫無直接利益可言,其機會成本幾乎為零[6]。“機會收益”。權力商品交易的“機會收益”,是指權力購買者從權力機會中獲取的收益。準確地講,“機會收益”同樣應稱為“機會預期收益”,因為權力購買者獲得的是尚未獲取的利益,期間也包含著不確定性。譬如,乙購得過橋權,獲得了優先過橋機會,及早到對岸,可指揮工人多做椅子,收益約100銀元。在這壹例中,乙購買權力的“機會預期收益”就是100銀元。但實際上,乙的收益可能小於或大於100銀元,因為工人出勤率可能低於或高於預期。當然,預期收益不是即時收益,“機會”本身就存在風險,譬如獨木橋斷、利益喪失。從這個角度講,“機會收益”又是“機會風險收益”。但如前文設定的,因私權交易中的機會風險概率低,可將其忽略,所以,後文討論不涉及私權商品的風險問題。“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權力商品的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行使成本,嚴格講有區別,但現實中有時難以分開。譬如,不交契約稅,不能交換過橋權,甲就不能過橋,這時的契約稅,應屬獲取成本、交易成本;譬如,只存在過橋稅,不交稅就不能過橋,這時的過橋稅,便既是獲取成本,又是行使成本。從理論上講,社會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似乎可以無成本。譬如過橋權,契約社會中,任何人只要站到橋頭,就可得到並行使相應權力,只要雙方口頭交易並履約,也不需要交易成本。但實際上,大多數社會權力的獲取與行使都是有成本的。還如過橋權,甲為獲得這壹權力,就要耗時去占位,或耗時履行義務,等待對方過橋;同時,雙方就過橋費討價還價,也要耗費精力占用時間;最後,為防有人插隊,還須承擔聘用丁的費用等等,這些付出都是三項成本。再譬如選舉權。盡管公民都有這項權利,但前提是,他要履行公民義務、守法納稅等等;假設有人買票,也要搭橋聯絡,與選民討價還價;公民要行使投票權,同樣要花時間去投票站,這些付出同樣是三項成本[7]。至於這些成本是否真實發生、全部發生,是在交易前後還是權力行使前後發生,應由買方還是賣方承擔,需根據具體情況判斷,後文將會討論。

  (二)私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權力能成為商品,關鍵是它所支配的機會收益能滿足商品交換對方主體的需要,具有使用價值。權力通常並不是作為商品而存在的,而且可能沒有獲取成本,但權力作為商品進行交易時,就必然存在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下限。同時,對壹般實物商品言,使用價值相同者,彼此是不會交換的,譬如,木匠不會以椅子換椅子。但是,對於擁有過橋權的甲乙而言,卻可能產生交換。這是因為,權力9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作為商品,其使用價值與機會商品相同:同壹“機會”發揮的使用價值量值,可能相差千萬倍!這種權力使用價值量值的巨大差異,是權力被交換成為商品的條件,因為它可使權力出售者獲得交換盈利,使權力購買者獲得更大的機會收益。這種機會收益,構成了權力商品價格的上限。顯然,權力商品交換,只有在權力商品機會成本與機會收益間存在雙贏空間時才能進行;權力商品的價格,便在這個區間內,按不同的商品價值規律生成。當然,如果權力商品偶然被交換,是沒規律可言的。假設甲乙同時到達獨木橋的兩端,且在對岸皆有利益:乙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0銀元;甲提前2小時過橋,預期獲利10銀元。在這種情況下,甲乙必須交換、過橋權必然成為商品,否則,雙方都有損失。那麽,兩人將以怎樣的價格交換呢?毫無疑問,各自的打算都很精明,即都想在自己的機會成本之上高高賣出過橋權,或在自己的機會收益之下低低買入過橋權。盡管彼此都不知對方的底牌,但可肯定的是,他們壹定會在10-100銀元間的某個價位成交,具體成交價的高下則取決於兩人的價格談判技巧。若乙壹開始以賣家身份出價,最終可能20銀元就與甲成交[8];反之,若乙壹開始就以買家身份與甲砍價,則可能90銀元成交。從這個角度講,權力商品同樣無定價。但是,任何同類商品只要重覆交換,其價格形成便必然會呈現出規律來。我們先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設橋兩端過橋人數、各人不過橋的機會成本或過橋的機會收益大體相當,這時的過橋權便會處於供求動態平衡狀態。譬如,共有A、B、C三座橋,甲庚辛、乙丙丁分別在橋的左右岸。其中,甲、庚、辛過橋的機會收益為5、3、1銀元;乙、丙、丁過橋的機會收益為1、3、5銀元。初始,由於各人的機會收益都是秘密,大家都想以10銀元高價賣出過橋權,因沒人應價,只能漸次落價。幾輪交易下來,利己的權力主體不僅認清形勢,知道自己該做買家還是該做賣家,也知道該怎樣討價還價才能獲利最大化。譬如,甲、乙會作為買家讓庚、辛、丙、丁從2元開始減價競爭,減到1.4元時,庚、丙因感到吃虧退出,甲、乙與辛、丁成交。剩下的庚與丙以1.5銀元達成交易,庚支付丙1.5銀元,丙過河收益3銀元,最終獲利也是1.5銀元。以上討論省略了具體競價過程,但給出的結論卻經得起推敲:即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過橋權的合理價位,只能是各方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的二分之壹,交易雙方等值雙贏。這是因為,在被耽誤的時間(如2小時)內,只有壹半人在勞動並獲得收益,另壹半人在等待,其收益為零。這樣,另壹半人只有能分到大體壹半的收益,才會同意交換。而這個競價博弈的過程,與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機理基本壹樣,都是圍繞社會平均勞動收益、商品平均價位形成合理市場價格。如上例,甲庚辛與乙丙丁的平均機會成本或收益實際上都是3銀元,合理的過橋權價格便理應在1.5銀元左右。所以,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權力商品價格的形成與變化規律,基本上可套用[9]簡單的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再來討論權力商品供求失衡狀態下的價值規律。假設河上只有壹座獨木橋,壹次只能過壹人,歷時2小時;左岸甲在對面的利益很小、願出售過橋權;右岸乙、丙、丁三人早過河2小時的機會收益為100、60、20銀元;三人同意按與甲交易成功順序過河。在這種權力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應由乙決定。由於乙的機會收益最大,他只要報出60銀元[10],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60銀元支出相對丙、丁預期60、20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乙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但是,預期收益不是現實收益,需要不等於能要。假設乙、丙、丁口袋中各有現金10、20、30銀元,那麽,只要丙報出20銀元的價格,就可穩獲過橋權,預期可獲40銀元的收益。因為在20銀元價位上,乙的購買力不足[11],丁預期收益為零。又假設河上有三座橋,左岸的甲、庚、辛各占壹橋,三人先過橋2小時的機會預期收益為2、4、6銀元;右岸乙在對岸的利益很大,向三人購買過橋權。在這種過橋權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其價格是怎樣形成的呢?顯然,壹般情況下它首先由甲決定。由於甲的機會成本最小,他的出價只要等於庚的機會成本4銀元,就可在競價中勝出,因為4銀元收入相對庚、辛的預期4、6銀元收益為零或負值。甲比預期收益多獲2銀元。當然,理論上最低價不等於實際發生的最低價。假如乙是大富商不屑於砍價,他可能接受庚或辛的最先報價,以5、6銀元成交。綜上所述,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上限的,是買方最大機會預期收益;在這壹限價之內,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高出價;在權力商品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決定權力商品價格下限的是賣方最小機會成本;在這壹價位之上,決定權力商品價格的是買方的實際最低出價。這就是說,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依循簡單的市場供求價值規律。在以上討論中,我們省略了權力的獲取、行使與交易成本。若加上這些因素,權力商品的價格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我們分交易前、後、中發生的三種情況進行分析。先分析獲取成本在“交易前”發生的情況。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這些已發生的獲取成本無疑會影響權力商品價格,賣方會提高報價,買方會相應妥協,權力商品價格會相應提高(通常為付出成本的壹半)。但在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或供大於求時,這些獲取成本卻對權力價格失去了制約意義。我們在討論市場供求價值規律時已給出了理由: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其價格與賣方的成本無關,買方給出的價格越高越好;當商品嚴重過剩時,無論此前已發生的成本多大,商品能賣出便是賣方最大利益所在,如商品賣不出去,其損失將更大。再分析行使成本在“交易後”發生的情況。權力行使成本表面上隨權力轉移而轉移,譬如,誰過橋,誰交過橋稅,且在交易後發生,但它卻直接影響到權力價格的形成,雙方的機會成本、機會收益都要減去這壹成本。對權力商品買方而言,機會收益要減去行使成本,這好理解;權力商品賣方也要將機會成本減去行使成本,是因為機會成本指被放棄的預期收益,過橋成本影響了這塊收益,所以同樣只能是減法。正因如此,這壹成本不僅在權力商品供求動態平衡時雙方要考慮,而且,當權力商品供求失衡時,同樣要被其中的壹方考慮。譬如,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行使成本是買方要考慮的因素,如乙在報價時便要減去1銀元;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行使成本是賣方要考慮的因素,如甲在報價時也要減去1銀元。最後分析交易成本在“交易中”發生的情況。這壹成本對價格的影響非常單純,當權力商品供求平衡時雙方均攤;當權力商品供不應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買方承擔[12];當權力商品供大於求時,交易成本可能由賣方承擔。當權力商品獲取、行使或交易成本較小時,討論權力商品價值規律時,可將其忽略。但當這三項成本或其中某項成本很大,甚至大於權力機會成本、機會收益時,人們會選擇棄權,權力便根本不可能成為商品。

  (三)私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我們討論的過橋權交易雖是虛擬的,但它所揭示的私權商品價格形成規律卻可驗證於現實的權力商品交易中,並可延用到若幹經濟權力商品身上。現實中,最典型的權力商品交易就是農村選舉中儼然成風的買票了。買票屬於賄選,但在當下它卻具有某種合理性[13]。凡有買票的地方,選票的價格幾乎完全取決於機會收益的高下。在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因村里沒有集體財產、村官的機會收益幾乎為零,所以,無人願意當官,選票的價格便為零。這和無人願意過橋,過橋權價格為零是壹樣的道理。由於參加選舉要付出勞動、付出行使成本,所以,這些地區往往還會給投票者以獎勵。在壹些經濟稍發達的地區,因缺少競爭者,村官候選人可能請大家吃頓飯或每人給幾十元錢,就辦妥了。但在沿海某些發達地區,情況則大不同了。因這些地區的村官選舉潛規則已形成,其機會收益風險很小甚至為零[14],所以,競選人考慮的主要因素,壹是測算任職期間的機會收益;二是推斷對手的出價。前壹因素,與競選人各自能力條件相關,後壹因素,則與競爭對手財力相關。競選人開出的選票價碼,既要低於預期收益,又要高出競爭對手,同樣要依循權力商品供求價值規律[15]。在經濟權力交易中,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權力商品價值規律的制約作用。譬如在城市商品房用地拍賣中,最高的出價者,肯定是機會預期收益最大者。同壹塊土地,同樣的規劃要求(容積率、建築密度、綠地率等),不同房地產商能力不同,可能獲得的機會收益也相差甚大[16]。通過拍賣,稀缺的土地資源不僅可使國家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收益,而且可使有限土地發揮最大化的社會效益。這也是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體現。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公權屬於授權,授權不可交易,交易即屬違法,這是法理正義所在。但公權常作為商品交易卻是客觀事實,這里從經濟學角度討論其規律,不是承認其合法性,而是像研究疾病的規律壹樣,目的是為了鏟除這壹社會毒瘤。須說明的是,所謂公權商品交易,亦即“錢權交易”,其外延要小於“貪污腐敗”——“貪污”沒有交易,它直接把公款貪為己有。“腐敗”有很多類型,像“尋租型腐敗”,官員利用權力明火執仗地敲詐,其間也沒有“交易”。公權商品交易,應歸屬“交易型腐敗”[17],官員還是講市場原則的[18]。還須說明的是,這里的“公權”,不僅指黨政官員的權力,而且是泛指各種社會組織中的委托授權;這里的“貪官”,也包含各種從事錢權交易的授權經理人或專家,其外延要大於公職官員,而且可能是覆數。譬如,私企經理人員,私下收賄,高買原料、低賣產品,便同樣屬錢權交易[19]。再如前壹章提及的,某些高校、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以盈利為目的變相出售“真的”假名聲,即賣文憑、榮譽證書等等行為[20],有些也是錢權交易,有關單位屬集體犯罪。最後需說明的是,社會領域中的壹些錢權交易現象,像給老師、醫生送紅包以求更多關照的腐敗行為,其交換利益無法量化,不適用本章討論的規律;但本章關於鏟除腐敗的措施卻適用於這類社會腐敗現象。公權交易,因見不得陽光,必然呈現出某些特點。我們的討論同樣要先從梳理相關的概念入手。

  (壹)公權商品交易特點及相關的幾個概念

  相對私權商品交易而言,公權商品交易具有“三高”特點:高收益、高風險、高隱秘。公權商品的高收益,存在於買賣雙方。對貪官而言,公權姓“公”,獲取無成本[21],交易不交稅,而且,公權不為官員私有,官員不能從中獲利,不存在機會成本,所以,就公權商品本身而言,它幾乎屬於“零成本”。譬如,丁授權監管過橋秩序,他本身在橋對面沒利益,即便進行錢權交易,他也沒有損失。之所以這樣,就因為公權是貪官竊用的,它與倉庫保管監守自盜,盜來的贓物“零成本”是壹樣的道理。但貪官出售公權商品的獲利卻是巨大的。從理論上講,貪官掌握的公權力提供的機會收益有多大,他可獲取的賣權盈利就有多大,而這與其職位高低不相關:壹個“清水衙門”局長的權力可能無人問津,“兩袖清風”;壹些“油水單位”科長的權力可能炙手可熱,“肥得流油”。假設甲是縣土地局的科級局長,掌管著土地審批權,那麽,他出賣公權就可能獲利百萬、千萬。這便是官員難抵禦腐敗誘惑的原因——只須批幾個字,蓋壹個章,就日進鬥金,這錢來的實在太容易了!對於奸商而言,情況類似。他購買公權商品的對象是貪官個人,出手百萬便是大數,但其獲利卻來自公共利益,動輒千萬不算多。譬如乙花100萬買通甲,拿到壹塊黃金寶地,僅轉手倒賣可能就獲利上億!這也是奸商們願意行賄官員、在官員身上投資的原因——只需買通壹個官員,小錢就可變成大錢,這種經營實在太劃算了!之所以這樣,不僅因為公權支配的利益機會含金量高,更因為公權交易本身帶13權力類商品價值規律有壟斷性,市場上沒有競爭者。顯然,任何國家、企業及社會組織都不會聽任貪官違法亂紀,以權謀私,必然會出台嚴厲的肅貪反腐法規及措施,這便使公權交易必然具有高風險性。而非法性和高風險性必然導致公權交易出現第三個特點:高隱秘性。公權交易的這些特征無須多論,但由此產生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等概念卻須加以說明。“風險成本”“交易成本”“風險收益”等概念也是經濟學常用概念,這里加上限定詞,以強調它們只使用於違法的公權交易[22]。“高風險成本”。這里的高風險成本並非指壹般商品交易中因意外變故導致的有形或無形即期或預期損失,而特指錢權交易敗露導致的損失。譬如,醜剛向丁購買了過橋權,橋卻斷裂,這損失便不屬於高風險成本,只有丁被逮捕,醜的過橋權作廢,由此造成的損失才屬於高風險成本。壹般商品交易中,風險隨商品所有權轉移,但公權商品卻不同,交易完成、風險仍在,壹旦事發、雙方共損,這便使其存在於交易雙方。對貪官而言,壹旦被查,其高風險成本包括兩方面:壹方面包括貪官損失的既得經濟利益、預期經濟收益以及前期交易成本,如丁被撤職嚴查,便要被剝奪既有職務享用的壹切待遇,喪失從查處之日直到退休後若幹年的工資福利總和,損失他行賄上級的投入;另壹方面包括貪官受到處罰,如丁被“雙開”、被判刑甚至被判死刑等等。對奸商而言,其被查的成本也不僅表現為購買公權及“公關”行賄的投入,更表現在若自己被判刑、企業被處罰甚至被趕出相關市場等產生的預期利益損失。這塊預期損失可能非常巨大,它才構成真正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這里的高交易成本,同樣特指發生於公權商品交易中的額外成本,它分為直接、間接交易成本兩塊。在私權商品交易中,雙方可直接討價還價,未必需額外的交易成本。但公權商品交易則不同了:行賄者害怕官員清廉,索賄者害怕事情敗露,買賣雙方通常都不敢輕舉妄動——鮮見有貪官與行賄者初次會面,就公開談交易,把幾十萬賄銀裝進口袋里的。因此,現實中發生的公權交易,最初都是通過腐敗掮客,或通過雙方信得過的哥們、至親、死黨才實現的。因過程不透明,掮客中飽私囊[23]的情況很多,這使公權交易成本有時甚至超過貪官所得。這些花費構成了直接高交易成本。同時,為規避風險,雙方還要額外支出壹塊公關交際成本。貪官們要尋求保護傘,便要給上司們送禮進貢;奸商們要編織關系網,也要打點大小官員等等。這些支出構成了公權商品的間接高交易成本。“高風險收益”。貪官的高風險收益,是指其出賣公權所獲非法收益減去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奸商的高風險收益,指其獲得的公權利益機會的預期收益減去其行賄、交易成本的高收益。公權交易之所以能進行,就因為雙方都能獲得高收益。這高收益當然不是貪官送的,不是奸商掙的,而是交易雙方非法竊取的公共利益,或利用公權壟斷資源謀取的非法利益。譬如,司機向公路收費人員行賄,省下的過路費便屬於前者;礦主向貪官行賄,獲取的開礦權便屬於前者。但非法收益再高,壹旦被查處便會歸零,這種風險遠高於壹般“風險投資收益”的風險:風投失敗,只是預期收益落空,損失也止於前期投入且限於經濟範疇;錢權交易敗露,所損失的不僅是其預期收益、前期投入,而且會喪失其已有的或預期的其他合法收益,且危及政治利益,所以,只能稱為“高風險收益”。

  (二)公權商品價格生成規律

  公權商品高隱秘交易的特點,使其價格生成規律相對簡單得多。我們先設其高風險成本和高交易成本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公權商品與某些機會商品壹樣,在其“零成本”下限和“高收益”上限之間,可能在若幹價位上成交,彼此“雙贏”。與私權商品不同,公權商品交易因很難重覆進行,更不能公開競價,所以,其價格出現巨大差異是正常的。譬如,批同樣的地塊,開發商賺取同樣的高利潤,A城的甲貪官,可能只敢收10萬元,B城的乙貪官,則可能要價1000萬。開發商絕不可能以甲的開價向乙公開施壓,讓其大幅降價。盡管這樣,我們還是可通過推理大體把握公權商品的價格形成規律的。當公權的機會收益較小、買賣雙方處於供求平衡狀態時,其價格應在機會收益的壹半上下。這壹規律可在現實中找到某些例證,典型例子是收費站逃票。假定過路費為20元,司機通常只有私下給收費員10元,才能通過。假如司機給錢太少,收費員便要照章收費,司機壹分錢省不下;假如收費員要錢太多,司機則寧可按章交費,收費員也壹分錢拿不到;彼此只有利益均占才容易達成交易。在某些風景區,送客司機與檢票員串通好幫遊客逃票時,他們的收費原則也是門票價格的壹半。但是,上述情況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情況下,公權商品很難供求平衡、更不會供大於求,而只會處於供不應求狀態。這是因為公權力相對於它所控制的資源而言,必然是稀缺的,而企圖“以私謀權”盈利者卻大有人在。譬如,壹座城市,無論規模大小,都只能有相關局長、處長(科長)分管土地或規劃,再加上可插手的書記、市長、分管副市長等等,也總是有限的幾個人。而希望賄賂這些官員、進行錢權交易的開發商,則可能有幾十、幾百個。特別是在腐敗治理不力的情況下,公權交易的盈利示範效用會很快傳播開來,壹些原本正直、廉潔的個人和單位也會自願或被迫加入進來,更加劇了公權商品供不應求的局面。像壹般商品匱乏時價格上限取決於買方壹樣,公權商品的價格上限也取決於奸商報價。盡管某些公權腐敗信息往往出自掮客,未必真實,但對於怕錯失機會、鹿死他手的行賄者而言,往往寧肯信其真,不惜當“冤大頭”[24],也要高報價。但無論這公權商品價格怎樣被擡高,它也不能高出買方的公權機會收益。比如,壹座金礦的審批權在甲手中,當乙、丙、丁都向甲行賄時,各自都要考慮自己預期的機會收益。假設乙、丙、丁預期純收益為1000萬、2000萬、3000萬,那麽,甲的審批權最高價顯然不能超出3000萬。如果甲或中間人開出的價格超過這壹上限,交易顯然是做不成的。如果乙、丙、丁所擁有的可行賄資金少於機會收益,如前所述,這審批權的價格上限還要低於可行賄資金。考慮到現代金融業的存在,這種情況可以忽略,唯壹起作用的還是公權的最大機會收益。這樣,從理論上講,當三人競價時,丁只須報價2000萬,便可穩拿審批權。當然,這僅是理論推導。公權商品的實際報價絕不可能如此之高。其壹,因為公權交易的高風險和高交易成本,是買方須臾不會忘記的;其二,因為公權商品交易的高隱秘性,使買方不能公開競價,賣方不敢公開擡價;其三,公權商品交易對象是官員,官員盜賣公權,好比竊賊銷贓壹樣,是絕不會按商品固有價值要價的。這就決定了公權商品不可能像壹般匱乏商品那樣,達到買方“能要”的最高價。至於具體的公權商品能賣到怎樣的價位,要看乙丙丁在測算其高風險收益、交易成本之後,根據既往行賄經驗或對其他對手出價的估測決定。但最終究竟有幾個人與甲交易,各自報價多少,除甲有數外,行賄者皆不知道。很可能行賄者只乙壹人,他的任何報價都是最高價。因此,當甲鐵定當貪官時,他所出賣公權的最高價,只能是乙丙丁等人中的最高報價。這個最高價顯然具有很大的隨機性。現在的問題,貪官是如何確定其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的。盡管公權商品本身是“零成本”,但貪官承擔的高風險成本、高交易成本卻必然影響公權商品的價格底線。先說風險成本,盡管風險成本存在於交易雙方,但貪官會特別重視這壹成本。這是因為,對準備收買公權的奸商而言,他們都是在評估“交易安全”的情況下出手聯絡交易的;凡風聞出事的官員,他們是不會靠前的。而只要貪官敢交易、敢收錢,就意味著他自我感覺良好、風險可控,奸商這面就可放心了。但實際上,任何官員沒有不知其風險存在的,而且,大多會計算出壹旦出事,自己所損失的“高風險成本”有多大。高風險成本中包含官員既得政治權益損失。假如被查,輕則官帽被摘,重則變為階下囚。如此巨大地位反差帶來的肉體和心理痛苦,是無法估量的。不過,任何貪官,在出事之前,都是體驗不到這種痛苦的,否則,他也就不會生出貪心了。但是,對於預期經濟收益及前期交易成本,貪官卻肯定是算計過的。假如甲剛滿50歲,年薪6萬元,壹旦被革職,其經濟損失理論上最少應是年薪的30倍以上(即活到80歲),約為200萬。假設甲為避險,找官場靠山,投其所好,送禮送錢送娛樂,總金額折50萬元。又假設甲低價出讓地塊,國家利益損失達1億元,壹旦獲罪,僅此罪便應領刑10年。以上250萬加10年刑期的風險成本,都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盡管甲未必計算得很清楚,它們卻肯定影響到甲的預期價位,這也就是公權商品的最低價。在這種情況下,假設只乙壹人行賄,而報出的價格只有5萬,甲肯定是不會幹的。這倒不是甲太貪婪,而是因為如此交易太不值,與其風險成本相比,收益率太低。換句話說,他不會為壹筆小錢,去冒損失百倍收益、坐10年大牢的風險。假如乙出手就是500萬,甲的風險收益率大大提高,他很可能就與乙成交了。那麽,貪官的風險收益率多高是底線呢?或者說,貪官的預期價位是怎樣確定的呢?這顯然是沒有確切答案的。假如甲是壹老貪,多次受賄後,其丟官損失的風險成本早已攤薄了,但他未必會降低要價,反而可能利令智昏,擡高自己的預期價位;反之,甲若是第壹次受賄,盡管其風險成本很高,他卻因心理承受能力差,預期要價很低,可能50萬就成交了。但無論貪官是新手老手,只要風險收益率過低,他都不會交易的。依據以上闡述,我們可將公權商品價值規律概括如下:公權商品的最低價,由公權出售者綜合考慮高風險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後的預期要價決定;機會商品的最高價,由公權購買者判斷公權可實現的最大風險收益決定。在此區間,公權商品因其交易的隱蔽性特征,其價格生成有很大的隨機性,最終皆由買方的最高出價決定。但如果公權交易的風險成本高於風險收益,交易便無法進行,必然“流產”。這壹價值規律與前文已討論的非勞動型機會商品價值規律基本相似。

  (三)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的實踐意義

  研究公權商品價值規律,目的是為了能徹底鏟除公權交易,清除社會腐敗。中國式腐敗多是交易型腐敗,而非鯨吞國庫式、公開敲詐式腐敗,所以,依循公權商品價值規律,從經濟角度反腐,便更為關鍵。應當說,中國政府反腐敗的決心及投入都是很大的,但是,盡管反腐力度不斷加大,反腐舉措不斷出台,官員們似乎並未普遍感受到反腐震懾力,腐敗蔓延的勢頭亦未被遏制。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尷尬局面呢?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壹是與中國式腐敗特點相關;二是與目前采取的“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有關;三是基於權力鬥爭選則性的反貪腐。中國的官商之間,“交易”先“交情”,壹旦有了“交情”,彼此便要給“面子”、講“哥們義氣”。建立在群體價值和血緣關系基礎上的“面子”,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依存並服務於相應的社會圈子;國人都有為群體掙面子的義務,也有分享群體面子的權利。所以,再大的官,也要給親友、同學、戰友、哥們“面子”。當然,得到“面子”者,則必須“答人情”“來而不往非禮也”。公權商品交易就這樣在“人情往來”中完成了。腐敗官員,只要不壞規矩,拿了錢真辦事,其腐敗行為便會在情緣或熟人社會中得到“夠哥們”的輿論肯定;而那些拒絕甚至揭發腐敗行徑的人,反倒會被斥為“六親不認”“不仗義”,遭到親朋哥們的排斥,甚至變成孤家寡人、“人民公敵”!依然被儒家倫理束縛的當代中國人,就這樣在不自覺地扮演兩種角色:壹面站在公德立場上痛斥腐敗行為,壹面卻站在私德立場上幫助親友哥們腐敗!這種傳統力量,看似無形,卻是中國反腐的最大阻力。對此,筆者已有專論,此處不贅[25]。如上所論,是中國式腐敗的特征,也是中國腐敗特別難查、難治的客觀原因。而多年來以“查處腐敗大案要案”為重點,實際上“抓大放小”的反腐策略,則是腐敗查處效率低、效果弱的主觀原因。盡管所謂“放小”的說法沒正式出處,但目前的5000元受賄立案標準[26],及對個人1萬元、對單位10萬元的行賄立案標準,都在明示這壹點。由此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反腐高壓線”太高,不能對官員、對整個社會產生威懾力。目前,全國省、地、縣行政單位有3228個,獨立的部、廳、處、科級單位和大中型國企則幾乎百倍於此,而2010年全國被追刑責的縣處以上幹部僅804人。這就意味著,在大多數縣市、絕大多數單位中,官員們切身感受不到“腐敗風險”的存在。近年來,在大要案查處過程中,甚至出現過同壹地區、同壹崗位,高官“前腐後繼”的現象,壹連幾任皆成巨貪。有人對此深感困惑,不得其解。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壹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率太低了:別人被抓,那是倒黴,只要自己不露破綻,該交易還交易,該當官還當官。這與馬路上天天出車禍,人們依然天天上街是壹樣的道理。二則因為官員腐敗的風險收益率太高了:伸手壹次,百萬到手,實在禁不住誘惑,甚至不惜賭壹把。這與慣偷看到乘客身上的大錢包就“技癢”,難免要伸手是壹樣的道理。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要改造,確保官員清廉的約束制度要建設,這無疑都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正確戰略目標。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壹點:即便這些目標實現了,高官腐敗現象依然難以根除,壹些法治健全的國家,也會曝出總統貪腐的醜聞便是例證。究其原因,還是高官禁不住腐敗的高風險收益的誘惑。因此,從經濟領域入手,大幅提高腐敗的風險率,讓腐敗行為不被查處成為小概率事件,大幅降低腐敗的風險收益率,讓人們不願冒險腐敗,才是根除腐敗的最有效策略。而這,就需要學習實施歷史上的香港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零容忍”反腐策略,強調反腐“抓大不放小”。國內之所以形成“抓大”反腐策略,除腐敗查處成本高等原因外,關鍵還在於認識上有誤區,認為小腐敗危害小,大腐敗危害大,查處了大官的大腐敗,就能震懾小官的小腐敗,但事實證明,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對此,香港廉署認識很清醒,也很正確。“大貪小貪都是貪,放過小貪等於縱容大貪,繼而縱容貪得無厭,那時,調查的成本會增加幾十倍,上百倍”。而引起市民強烈憤慨的,恰恰不是大貪,正是小貪。在1974年廉署成立前,香港社會的腐敗也蔓延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連救護車送病人前,也要索取“茶錢”,消防隊員滅火前,也要收“開喉費”。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今天,大陸蔓延的腐敗現象,同樣是這種小貪:去年少數家長給阿姨送紅包,今年就變成全體家長壹起送了;過去有錢人給醫生送紅包,現在窮人借錢也要給大夫意思意思;至於各種學術、藝術類的評獎、評職稱,更要想法禮敬評委了……問題是,這些送或拿紅包的行為,因數額所限,根本談不上違法。但香港廉署卻根據“貪壹塊錢也不行”的原則,就能對這些“小貪”動用“大法”。壹名郵政人員因春節期間索要了幾塊錢紅包,結果被控收受利益罪成立;電影《2046》拍攝時,壹名娛記為進現場塞給門衛三百元港幣,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內地壹學生,給老師塞了壹萬元希望得到照顧,被老師舉報,結果被判監禁六個月和壹萬元充公。當初,也有人質疑:“壹塊錢也要調查的話,廉署豈不忙死了。”但結果是,廉政公署零容忍、香港社會零容忍,查處了小貪,震懾了大貪,廉署沒有“忙死”,香港的腐敗現象卻被有效遏制住了,成為華人社會廉潔的標桿。為什麽香港廉署這壹反腐策略能近乎立竿見影呢?沒什麽秘訣,就在於它符合讓公權商品交易“流產”的規律:壹是提高腐敗風險率;二是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大貪難查,小貪易查。大陸只要能借鑒香港經驗,果斷從嚴立法從嚴執法[27],兌現相應獎懲政策,就不愁沒人舉報或自首;只要能把小貪關進大牢,案例不需多,就必然大大會提高腐敗風險率,大大降低腐敗風險收益率,使當事人痛感小腐敗導致大損失太不值,便會自覺抵禦各類受賄行賄行為。“高薪養廉”放到大貪身上不起作用,放到小貪身上卻絕對靈驗。我們的公職人員,即便收入再不高,也會算賬,若為區區幾百元便喪失公職外加服刑,丟掉最少百萬的預期收益,這種賠大本的買賣任誰都是絕對不會幹的,阿姨、教師、醫生以及學術名家、藝術名流們便會極端恐懼紅包了,腐敗掮客們也將失業了。如果說抓大貪、打死幾只老虎警示作用有限的話,那麽,抓小貪,則可殺雞嚇猴、懲壹警百、敲山震虎,真正威懾了潛在的大貪——十幾元的小貪都不容忍,何況妳圖謀的幾百萬元了!在這種人人看得見的反腐“高壓線”下,“銬子”會撕破“面子”,“法律”將驅逐“禮規”,肆意蔓延的社會腐敗現象便會被遏制,滋生腐敗的傳統文化土壤也將逐步被改造。這些議題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只能就此打住。

  貪污在任何社會對財富生產都沒有正面意義,而只能使社會財富大量耗費。而交易型的腐敗,則只是增加企業的“非制度化”經營成本,並不壹定影響社會財富的生產。它的負面效用是損害法治尊嚴、加劇社會不公。

  轉載者的結論

  中國的社會建設本質上工程師完成的,中國的社會建設規劃本質上是社科院學者制定的,中共官員並不負責具體的社會建設,中共官員主要負責人事任命與行政審批,很多中共成員刻意模糊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以及中共官員三者之間的界限,把中共的貪腐美化成在潛規則層面的合理勞動報酬,事實上中共官員本質上是瓜分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寄生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貪腐本質上就是剝削,中共如果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應該反對貪腐,事實上中共的反貪腐是選擇性的,站錯隊就要被整肅,沒有站錯隊就可以繼續撈錢。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決定官員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國家的官員擁有工程師與社科院學者的社會角色,中共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而且不從事具體的社會建設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中共貪腐中共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中共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污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中國政府對工人階級的禍害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制[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制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制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讚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讚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制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台,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制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制,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制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覆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制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制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志。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制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制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覆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台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制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里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里。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里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里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台資鞋廠“台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台籍管理(即“台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里的升級制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里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台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除了賺錢少,台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台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台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台幹還必須敬禮。台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台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台幹都很下流,有的台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台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里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台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里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里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里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里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里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台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里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里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台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注,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里,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讚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里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里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里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里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里的臉色變白了

  說

  “恐怕我在意見箱里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里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里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里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里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里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里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閒,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里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里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覆的期限。不能讓廠里主導話題,要不然廠里就給我們拉到雲里霧里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覆。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里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注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里給工人提了幾條注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里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里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里提意見。”[3](有才)附:2004年廣東某制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里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制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制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制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里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覆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里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里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覆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里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覆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覆。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里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里,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里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里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里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里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覆,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里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里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里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里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覆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里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閒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里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里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里。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里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里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閒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

工人階級談超時工作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996慘劇:上海設計員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網友發布《尤安設計員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發熱烈討論。文章爆料,上海名為“尤安巨作”的建築設計公司,26歲設計師趙磊在15日清晨因過度加班在出租屋內猝死。隨後,趙磊生前的同事向媒體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現象,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上午九點到晚上六點,但是員工能十點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趙磊在畢業後就來到這家企業工作,整整兩年沒有回家,結果卻被克扣了年終獎金,這種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見。然而,17日上午媒體記者采訪該公司負責人,負責人卻矢口否認員工猝死與加班存在關系,“加班猝死純屬造謠”。

  這樣的悲劇是中國996勞動制度的又一起“傑作”。所謂996制指的是員工從早六點工作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這樣的勞動時間並不包含午休、午飯等休息時間,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時工作時間的上限,而且員工為了不被公司開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給他們的各種工作;就算沒有額外的工作,他們也必須加班來賺取更多薪水,以便養家糊口。這樣殘酷的壓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殺,而猝死結局。在盤剝員工的同時,老板們也學會了如何回避責任、將悲劇的過錯推得一幹二凈:他們會想辦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統的記錄,然後派出水軍四處壓制輿論,再用威逼利誘,迫使受害人家屬和同事沈默,最後用一些空頭支票消散公眾的不滿。

  獨立工會的力量

  面對企業的壓榨,員工個體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靈於中國政府的仲裁和調解,然而中國政府早已選擇與企業家首鼠兩端,他們聲稱“一切都為企業家讓步”!中國政府的統治基礎是資本主義,它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反對“資本”。數年來的鬥爭經驗都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我們,唯一能與資本抗衡的便是員工團結起來的力量。“團結就是力量”證明了工會的意義,它並非中共和企業家控制的、只會發月餅甚至打壓罷工的“工會”,而是為了保護員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戰鬥性工會。也許最開始的鬥爭只是磨洋工和勞動仲裁,但是鬥爭的激烈與殘酷會讓勞動者開始走向這條道路。

  社會主義者強烈抨擊996等極端不人道的勞動制度,認為勞動者應當享受充足的休息時間與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階級為改善自身條件而進行的種種鬥爭。我們必須認識到,勞動者應當組建戰鬥性的獨立工會,才能在於老板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建立戰鬥性的獨立工會只是第一步,徹底結束996工作和剝削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勞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業,以及民主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此全體無產階級都應團結起來,反對資本家與官僚的獨裁統治。

工人階級談校園霸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漁溝中學“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紅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漁溝中學發生了一起校園欺淩慘劇,少年王鑫磊在學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級學生帶領6名同伴毆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長來到校門口,其父身著軍裝申冤哭訴,並拍攝視頻請求公眾關注。該視頻一經傳播,迅速激起廣泛關注和同情,成為當下最熱點的公眾事件。

  不久後,當地警方就此事發布了情況通報,稱“王鑫磊系與另一名同齡同學的肢體沖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毆情況。王父為普通農民,並非軍人。”公眾對此並不買賬——事實上,中共近年常常對網絡熱點事件進行蹩腳地“辟謠”對民意堵嘴,已經徹底失去了公信力。民眾紛紛到當地警方的社媒帳號下斥責當地警方的無恥、政府的腐敗,廣泛上傳自媒體視頻,提出要求政府公開調查、伸張正義的訴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應則是要求各媒體平台采用取消相關熱搜、刪除評論、屏蔽視頻等手段,強力壓制高漲的民意。官媒“山東觀察”甚至因不顧禁令持續關注報道漁溝中學事件遭到抖音的封號。王父也再次發布視頻要求網友不要再傳播此事,眼細的網友發現其身上有被毆打的痕跡。

  官方此舉讓許多義憤填膺的“小粉紅”們大感寒心,紛紛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壓,就再也不相信黨和國家了”。面對這些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失控民族主義者,為了維護中共統治所培養的民族主義,中共出動了另一批網軍,指責他們是破壞社會穩定的“1450”(台灣間諜、境外勢力)。

  “校譽”

  這種指責顯然是荒謬的。來自中國的讀者一定親歷或目睹過校園暴力:中國學生不但要長期遭受到來自學校、老師的體制的恐怖高壓,同學之間的關系也遵循恃強淩弱的叢林法則。學校在處理校園暴力事件時總是罔顧校規法紀,根據家庭背景、學習成績偏袒一方或幹脆大事化小,而且為了所謂的“校譽”而掩蓋事件。相當部分網絡上的小粉紅都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下層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願成為民族主義的擁躉,與其對現存生活感到不滿、渴望得到虛假的民族共同體給予的庇護有直接關系。中共公開庇護行兇者,自然讓部分小粉紅幻想破滅,深感背叛。 可見民族主義勢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統治更加不穩。

  我們的認為,應對如此慘烈悲劇,必需包括學生、教職工與家長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追究責任。學生有權成立獨立的學生會,團結起來參與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園欺淩。可是,中共各級官僚不可能容許任何挑戰其權威的自治組織、威脅獨裁政權穩固的民主訴求發展,他們只會粗暴地鎮壓民意,縱容行兇者、學校和警察沆瀣一氣,為“負面新聞”洗白,炮制6+1=1的謊言;因此,中國青年只有在革命社會主義的綱領指引下團結對抗整個反動的獨裁政權,才能根絕這種暴虐恐怖。

工人階級談民族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義宣傳泡影

  在經濟、國際政治多重危機交織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亂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危機。在疫情這場針對工人階級的官僚+資本主義慘劇中,中共政權希望以更強民族主義宣傳掩蓋社會根本矛盾,扭曲群眾的激進化情緒。其威脅需要被揭穿,而現實亦不斷展現其宣傳僅為虛弱的謊言。

  上海在爆發性疫情下,在這座以所謂現代化行政管理著稱的都市里,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官僚基層管理混亂、資本家囤積居奇等現象成為市民生活的主導,為工人階級造成了深重災難。問題不僅指向殘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資本主義—官僚統治體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壓制階級對立又成為中共以至所有資本主義政權的宣傳伎倆。中共不斷宣傳“集中力量辦大事”及“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等抗疫概念,並以美國為案例進行拉踩,向工人們灌輸只有中華民族團結和受黨一致領導才能渡過危機的觀點,並將異議者在網軍協助下打為民族叛徒等。

  同樣,中共利用鼓吹“國產疫苗”、“國產抗疫產品”等轉移矛盾,一方面煽動民族熱情,另一方面將造成危機的官員大而化小為一小撮賣國的“買辦壞人”,將根本性的體系問題偷換成部分問題,許多受毛派思想影響的青年在此時亦被這種民族主義宣傳所蠱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發文支持疫苗外國進口,毛派將此舉視為上海官僚進行賣國買辦活動的體現,將階級矛盾偷換為民族矛盾。

  必須揭穿這些謊言,譬如將無人道的全封閉式管控,美化為中共領導下的“全域靜態管控”,作出動態清零可持續的假象,亦或是對外宣布上海物資充足,掩蓋囤積貪污物資與饑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慘狀,這些謊言都以虛假宣傳維持著搖搖欲墜的中國抗疫“神話”。於中國而言,中共政績至上的僵化動態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惡化工人階級蒙受的災難,而背後的資本主義秩序則是根本原因。所謂團結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階級的反抗行動,打壓異見者,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穩固。

  民族主義宣傳幻滅

  其次,我們也看到這種民族主義宣傳在危機不斷深化下的脆弱性。網絡上流傳的諸多關於上海疫情中基層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貪污浪費物資的錄像,以及群眾訴說生活艱辛的音頻,正在激起愈來愈多的失望與憤怒,這讓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受挫。中國網民將2022年的上海與1945年國民黨統治下的物價飛漲、囤積居奇的上海相比,不僅將矛頭指向資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廣泛的,“潤學”(研究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學問)也成為墻內網絡討論的風潮,可以見得許多在疫情中受到打擊的群眾,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感到幻滅。

  在民族主義宣傳暴露出脆弱性時,我們亦要看到中共的宣傳工具由強大的輿論管控工具所配合,並在統治危機加深時,必將加大民族主義蠱惑的力度。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仍在群眾意識中仍擁有一定市場。粉紅群體與激進化的群眾意識的對立將進一步加深,必須妥善應對這種政治意識兩極化的趨勢。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的觀點,並有需要將工人群眾組織起來,用國際工人團結抗爭回應民族主義幻想,只有追求團結抗爭,對抗中共領導下的獨裁資本主義體系,才有機會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體系來改善疫情中的社會治理,不讓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

中共政權對國際社會的精神剝削

作者 滕彪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聯合國人權高專巴切萊特結束訪華行程,她浪費了一次就維吾爾種族滅絕和其他嚴重的人權侵犯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機會。這次訪問在開始之前就引起很多爭議,它不出所料受到中共操控,成為中共洗白罪行和政治宣傳的工具。

  巴切萊特曾在專制的智利因政治原因入獄,理應知道專制政府如何控制信息、操控宣傳,如何蒙騙和利用每一次參觀訪問。

  在她決定訪華時,沒有與任何國際人權組織就這次行程進行溝通。我和西藏、維吾爾和香港等220多家人權團體聯合發布聲明,強烈呼籲她推遲行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次訪問會成為有利於中共的宣傳秀。在國際壓力之下,在她啟程訪華的六天之前,終於答應與民間組織的代表見面。起初受邀參加會談的,並沒有來自維吾爾和西藏的代表;在我們的強烈要求下,才加上了他們的代表。在會談中,我們介紹了嚴重惡化的中國人權狀況,批評她上任以來對中國人權事務的不作為。我強調,中國政府一貫對國際訪問進行精心安排,聯合國人權高專到底采取了什麽措施來防止訪華行程成為中共宣傳工具?

  2005年11月,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諾瓦克(Manfred Novak)訪問了北京、西藏和新疆。一位受訪者、人權律師高智晟被中國當局緊密跟蹤和監視。諾瓦克後來抱怨說,調查受到了中國當局的阻撓。他被禁止使用相機,經常有情報人員監視和試圖竊聽他的談話;官方還阻止受害者家屬與諾瓦克見面,包括軟禁、恐嚇等。

  聯合國極端貧困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阿爾斯通(Philip Alston)於2016年8月訪問中國。事後他的報告記錄了中國當局如何幹擾他的訪問的細節,比如恐嚇、軟禁甚至拘留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警告阿爾斯通不要與民間組織直接接觸,要求提供任何私人會議的全部細節,以及安全人員冒充普通公民對阿爾斯通教授進行跟蹤。他還被帶去參觀昆明市一個模範民族村,官員安排他觀賞少數民族舞蹈,但完全不提和訪問相關的教育權或者對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保護。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大量上訪者被關在形形色色的黑監獄,我和一些維權人士曾到這些黑監獄為訪民提供法律援助。其中一座黑監獄的鐵門上是大大的廣告牌,寫著“北京歡迎你”。

  在弄虛造假方面,中共可以說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沒有一個極權政權不依賴對歷史的篡改和對信息的控制,因為極權體制的基礎不是自由選舉和多元主義,而是它自己編造的政治神學和歷史神話。共產黨把自己描述成“偉大、光榮、正確”,也需要不斷依靠暴力和謊言來維持自己一貫“偉光正”的形象。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雷鋒形象,離不開一次又一次的擺拍和文學創作;著名的油畫《開國大典》里面的人物,也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而重畫了一遍又一遍;大躍進時期,1958年8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一版,刊登一幅名為《歡悅在早稻衛星上》的新聞圖片,4個幼童站在水稻穗上,“證實”了畝產三萬斤的神話。 這個衛星一放,該公社(湖北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先後接待了中外各界參觀訪問者10多萬人次。當時,麻城縣委指示:對參觀者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於是沿途十余里,路邊都是招待吃飯的指示牌。社員們經常放下手中農活,敲鑼打鼓前去迎客。

  這種荒誕圖景不僅僅發生在大躍進和毛時代,它是共產黨擅長的事情之一。每當中央官員訪問,所見之人、所經之地都是精心安排的。為了領導檢查綠化工作,陜西華縣把山體塗上綠油漆。河南省方城縣廣陽鎮為了應付上級領導視察,在廣陽大道突擊栽種了上千棵無根的香樟樹。陜西省山陽縣村幹部在馬鈴薯高產示範點雇人覆蓋了大片地膜,看上去蔚為壯觀,實際卻並未播種。山西運城曾發生轟動全國的“假滲灌工程”案:為了迎接山西省農業節水現場會、全國農田基本建設現場會的代表,運城各地迅速修建了大量假的滲灌池,在馬路上坐車經過,看上去是一個完整的圓池子,其實很多只有半邊,背向馬路的那邊根本就沒有修。揭露這件事的記者高勤榮還被構陷入獄。習近平訪問農戶的時候喜歡掀人家鍋蓋,這些農戶以及鍋里的東西當然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安排、造假、演戲,中央領導同志都心知肚明,地方官員也知道領導知道,領導也知道下面的人知道他們知道……,一邊是瞞和騙,一邊是假裝相信。

  造假當然有穿幫的時候,而說出真相的人就會遭到報覆。2008年“314抗議”之後,中國外交部於4月9日精心安排外媒記者團到藏區參觀。在訪問拉卜楞寺時,二十多位僧人舉著自己畫的雪山獅子旗和寫的標語跑出佛殿,用藏語呼喊“我們要求人權,我們沒有自由,我們要達賴喇嘛回來”。 37歲的僧人嘉央金巴當時用英語喊“西藏要自由”,他於當晚被捕,拘押15天後放出來時,“不僅雙目失明且全身骨頭都被砸碎,站不能站、睡不能睡”,不到三年即悲慘離世;至少另外兩人被判無期徒刑和15年。2013年9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進行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曹順利計劃去日內瓦參加民間社會活動,結果在首都機場被阻攔,2014年3月被迫害致死。

  阿爾巴尼亞裔的加拿大歷史學家Olzi Jazexhi曾對國際媒體表達關於迫害維吾爾人的報道持懷疑態度,2019年8月,他和其他被中共認為是自己人的國際學者被中共邀請去訪問新疆,參觀了所謂的職業培訓中心。他還是看出了很多馬腳,但中國官員警告他不要發布任何負面的報告。他不予理會,堅持說出真相;結果中共長臂伸到阿爾巴尼亞大學,Olzi被停課。

  巴切萊特的先遣隊到達中國後,中國政府出錢雇維吾爾人在喀什清真寺前跳舞慶祝開齋節。在集中營遍布的恐怖氣氛下,這種雇傭和強迫幾乎沒有區別。巴切萊特訪問期間,一些海外維吾爾人說,他們在新疆的家人受到了威脅、甚至軟禁。現居美國的維吾爾人熱納古麗·艾尼說,她在Twitter上發帖請求巴切萊特調查她被監禁的姐姐之後,收到了中國官員發來的威脅短信。(《紐約時報》,2022.5.30)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自稱“不是調查”,沒有記者隨行,也沒有試圖去尋找真相。她在發言中避免對中國政府的直接譴責,還附和中共的一些宣傳說法,讚揚中國的扶貧、醫保和性別平等之類。她接受中國官方的一個禮物——《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一個超級人權惡棍去論述如何保障人權,這是個諷刺;而聯合國最高人權官員去接受這本書,這是個更大的諷刺。我覺得,中共選了這麽一個禮物送給巴切萊特,既是為了羞辱聯合國,也是為了羞辱全世界每一個人權捍衛者。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表示,“這次訪問成為中國的宣傳機會,為其對維吾爾人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進行粉飾。”非政府組織Arise主任裴倫德(Luke de Pulford)說,這 “是一次災難性的失職行為”。無論是出於愚蠢、冷漠還是利益,她浪費了一次為人權災難發聲的機會,成為粉飾罪行的共謀。這次訪問對人權受害者沒有帶來任何改善和希望,而是帶來更大的傷害。

工人階級談極端防疫對中國社會的危害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劇:一場無可推卸的人禍

  至五月,上海終於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這個樂觀的聲明所不能掩蓋的,是上海市的災難很大程度上絕非天災,純屬人禍——這場人禍並沒有隨著官方所說“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終止。

  我們處於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習近平政權卻沒有汲取任何科學的教訓。連之前與中共友好的世衛組織最近也客氣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續的”。

  在封城後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資、哪些企業能成為保供企業,統統由官方拍板決定。於是,受嚴格管制的物資供應為當地留下了巨大的貪腐空間。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跡斑斑的企業成為了紅頭文件上的“保供企業”。

  上海因為官僚的低效與腐敗而出現了生活物資的緊缺,反過來生活物資的緊缺又使官僚與投機者得以更加瘋狂地盈利。就這樣,上海出現了一幅奇觀:在京東等相對有保障的電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資格審批上不得送貨的同時,一些資質存疑的“保供單位”卻順利獲得批準,一路綠燈地為居民送來了臭掉的榨菜、變質變味的豬肉等各路劣質食品,而各地無償捐贈的物資有的被捂在倉庫里,有的被高價倒賣,有的甚至被扔進了垃圾桶。

  有人會問,難道社區居委會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嗎?他們難道不能從基層做起、抗衡這種惡劣行徑嗎?

  很遺憾,不能。居委會名義上來看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他們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級命令的體制末梢,嚴格聽從上級“從嚴從緊防控”的指揮,既不群眾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幹部更是頗有官老爺風範,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寶的,有放任菜蔬在倉庫里爛掉的,不一而足。群眾即使試圖參與到社區工作中去,也只能擔任服從命令聽指揮的志願者,進行一些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民主、自治的機會。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據習近平的講話,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於“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

  可事實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計五百餘例;而作為對照,上海群眾自發記錄的、不計入衛健委報告的疫情“次生災害”死者不完全統計就已經有近兩百例。這些死者中很多本來可以救回來。但是,有的醫院“為了防疫”已經關掉了急診和發熱門診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醫院要求病人必須先做核酸檢測再搶救,哪怕病人已經不可能活著看到核酸結果;有的社區底氣十足地攔住準備就醫的重癥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們“想出去就別回來”;而因為封控而斷藥、斷氧、救護車調度困難則使眾多病人只能在小區、養老院里等待已經來不及抵達的治療,然後默默死去。

  他們沒有死於疫情——他們死於疫情“防控”,而他們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連疫情死亡數字都不是。

  “大概在10號到11號,氧氣瓶就完全沒了,有三個老人很明確是因為氧氣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們養老院在一個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醫院包圍,平時救護車也就是5分鐘的車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撥了120,車子得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要2~3個小時。等待的過程中,老人氧氣跟不上,手指、腳趾慢慢發黑,呼吸頻率加快,最後死掉了。”

  ——上海一家養老院長的口述

  自始至終,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慮了疫情數據與經濟數據的權衡取舍。對他們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經濟數據與疫情數據面前分文不值,所謂“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過是政績單子上的“數據至上”。

  在中國官方的神話里,黨中央的方針和官僚集團的領導仿佛已經成為了萬靈的處方,但在群眾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搖擺,並為官僚集團的“政績”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這一套謊言就再也不能欺騙他們了。群眾政治意識的逐漸覆蘇——從觀察與思考現狀出發,他們積累下了對官僚的無能、殘暴、腐敗、亂指揮的憤怒。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民主的救災委員會,接管分配物資和管理社區的權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組織起來,並嚴懲扣押物資的腐敗官員。

工人階級談中國經濟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注。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制和資本管制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制。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閒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制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注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里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志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制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制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覆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制。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覆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制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覆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制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制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制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制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志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制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制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里。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制度,但僅僅取消戶口制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制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制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志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制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制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里根1981年上台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制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里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制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制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覆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制,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里,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制。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覆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制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制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制,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制。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覆雜的社會制度因素——戶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制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台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制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制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台,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制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志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覆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制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制,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注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注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制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制,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工人階級談帝國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里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里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這里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 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這里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透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透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自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0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自己區內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注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工人階級談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製,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臺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誌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製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製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贊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2020年11月,贊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製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製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工人階級談共同富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為例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時普工拿著最低的底薪努力掙加班費,一個月幾千塊錢,而公司每年的利潤超百億,怎麽分配,老板說了算;第二次分配時,政府覺得富士康老總等人收入相比普工來說有點高,便多收老板們一點稅,怎麽分配,政府說了算;兩次分配下來,貧富之間還有一道鴻溝,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來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錢人自願捐獻。

  社會經濟運行覆雜,但基礎是生產,離開了勞動生產,再高明的資本家也得喝西北風。現在是社會化大生產,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公司為主,我們就以世界級的大廠富士康為例,來看看其通過三次分配能否實現共同富裕。

  據說富士康老板郭台銘信佛,當年“富士康十三連跳”之後他還請了和尚來做法事,我們就假設他有善心參與第三次分配,願意把工人的血汗錢捐出來一部分實現共同富裕。

  我們再假設,富士康老板的捐款只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采取“精準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錢捐給富士康的員工。

  都是捐款,沒必要馬雲的錢非得捐給富士康工人,郭台銘的錢卻要捐給阿里的碼農。如果能夠捐款,捐給誰並不重要,只要最後能保證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說,資金由慈善機構分配,錢從哪里來再到哪里去。

  資本家願意捐款,這筆捐款也能用到本企業的員工身上,我們就會神奇地發現,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給工人漲工資不就行了。一步就能辦妥的事,為什麽要多費幾道手續呢?

  如果企業家有善心,願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時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資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損害工人的身體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樓自殺呢?

  把肉從人身上剜下來,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後再大發善心給他補回去,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嗎,這還能叫作“慈善”嗎?要是割肉的時候剔得幹幹凈凈,做慈善的時候只是給他補上一層皮,又怎麽能填平貧富差距的鴻溝呢?

  據說企業家參與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減稅的優惠,那也可以給那些願意在初次分配時搞慈善的企業減稅,表揚“共同富裕模範企業”,何苦要繞來繞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願,但還要給予減稅的優惠,如果企業家權衡利弊之後,覺得減稅優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錢,還有多少人會捐款呢?如果減稅優惠超過了捐款額,那不是“劫貧濟富”嗎,貧富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先富起來的企業家轉移資產跑路的不在少數,“三次分配”的新聞一出,不少企業家的走狗們就已經吵開了,說這不利於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家來投資就是看準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要分享人口紅利,現在卻要他們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來,有多少人會願意呢?即便他們願意吐,又能吐出來多少呢?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帶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難道說,現在資本要改變嗜利的本性而要給自己洗個澡做慈善了嗎?他們常說“大鍋飯養懶漢”,實現了共同富裕之後,企業家難道不擔心打工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嗎?

  二次分配時,不少企業家想法設法偷稅漏稅,例如各大影視公司的花式操作,什麽陰陽合同啦,什麽在霍爾果斯注冊公司啦等等。連法律這把利劍他們都不放在眼里,靠“自願”又何異於緣木求魚呢?

  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或許有所不同,我們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進共同富裕而不是淪為“雞肋”。如果富士康的老總和普工實現了共同富裕,那《資本論》必然得改寫,我們的發展將會邁上一個嶄新的台階。

  最近共同富裕成為了網上熱詞,三次分配也出現在了公眾視野,一些分析人士更關注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問題,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這里我們必須說,以道德為導向的三次分配確實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輔助手段,但三次分配並不等於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體,在市場和資本為經濟發展主要推動力的社會,我們要想通過道德約束來實現共同富裕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必須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主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主體中去尋找能夠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過道德約束和稅收引導讓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體自覺地將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捐贈給社會,形成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這顯然是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解決超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但這顯然並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否則資本主義早就解決了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而不致於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問題。因此我們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尋找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顯然是尋找不到根本的解決辦法的,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就是制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論問題,弄清楚中央是怎麽說的這次會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這里提出了幾個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四是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四條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核心要義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體系。

  會議還強調了共同富裕的幾個關鍵點: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三是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四是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

  五是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覆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這次會議對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三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四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五是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六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八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重點解決的幾個根本問題一是解決資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例過大的問題。這些年來,中國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將資本或者大資本放在了無以覆加的高度,中國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卻幾乎跟美國相當,就因為中國的資本家或大資本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獲取了超高收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產生超高收入群體的溫床,中國的絕大多數大資本家群體都是從資本市場上獲得的收入。還有一些超高收入群體是通過市場或平台壟斷獲得的收入,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犧牲社會其他群體的利益而獲得的。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鏟除不是通過勞動、科技創新、實體經濟,而是通過資本市場、通過平台壟斷獲得超高收入的群體,徹底封殺那些靠資本運作、搞上市公司獲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是實體經濟、必須是制造業的科技創新企業,那些虛擬經濟、平台經濟、金融買辦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進區域均衡發展。區域發展不均衡是造成國民整體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內市場沒有進行劃分、沒有對中西部地區進行保護,無論是資本還是人才都流向了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西部地區經濟出現坍塌,雖然後期中央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區,但由於產業落後、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東部沿海地區落後很多,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當大,現在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東部和中西部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國家在產業布局、重大項目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應該考慮還中西部地區的欠賬,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在一些高端制造業、高科技產業、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產業等全國布局方面應該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布局和投資。將國家重要產業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區也有利於國防戰略安全,可以考慮第二次國家工業體系的三線建設,無論從國家戰略安全還是從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考慮,新的三線建設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須的。

  三是推進教育資源均衡發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有沒有發展後勁主要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在全國非常不均衡,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省區始終難以追趕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城市的中小學條件跟農村地區相比要優越得多,這些條件包括師資條件和教學設施條件。而從大學來看,除少數985、211在中西部地區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東部地區城市。我認為,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收入應該統一,然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密度大、條件艱苦的西部地區農村應該給予專門的教師補貼。從教育撥款來說,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應按人均不低於東部地區或高於東部地區撥款,以吸引更多優質教師到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應該將更多優質大學遷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撥款在中西部地區開辦新型大學,由國家和地方共辦,以國家撥款為主。有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特別是有了高質量的大學,中西部經濟才能帶動起來,才能持續發展,才能有趕上東部地區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礎。

  四是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向農村、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當前中國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的醫療資源遠比城市、大城市、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的醫療資源落後,三甲醫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認為,要實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資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須重點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三甲醫院,使每個縣至少有一家條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然後大力推進基層鎮村的醫療體系建設,使農村生病人員小病可以在村鎮治療、大病可在縣醫院治療的體系。要擴大大病醫保覆蓋範圍,將更多農村人口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切實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五是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關心的是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讓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成為增加收入的主體人群,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因此抑制資本在收分配中的過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後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應該就是普通勞動者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我認為造血比輸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讓中低收入群體能夠有工作做,能夠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讓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產業在國家布局、調整中得到體現,使中西部地區能夠以教育和產業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我認為,僅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靠富人發善心搞捐贈是無法真正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得依靠我們體制優勢,通過產業布局、教育布局、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導實現共同富裕。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僅靠富人的捐贈,那只能是施舍而不是政策普惠。

  對於超高收入群體,我們要通過政策監管,禁止或限制其通過資本運作而不是實體經濟獲得超高收入,加大資本市場監管力度,加大外國資本通過市場壟斷、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從中國獲得超高收入和利潤的監管。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2015年中國的股災,那次股災讓中國的中產階級慘遭屠戮。如果中國要大力培養擁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就必須為這些中產階級的財富尋找投資出路,在中國,只有股市和房產。自2015年股災之後,中產階級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產,如果房產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產階級的資產向何處安放是一個大問題。因此通過整頓,維護中國股市投資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共同富裕,靠所謂的三次分配即資本家的捐贈是靠不住的,也是無法實現的,還得靠國家政策調整,靠國家區域發展、產業布局、教育支持、醫療配套等手段去實現,還得靠對資本市場亂象的打擊、對大資本通過平台壟斷、資本運作獲得超高利潤的監管和限制。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資本家是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共同富裕還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數人利益為本,以勞動和科技創新為本,以農村、城市底層、中西部地區為本,以社會主義體制為本,以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作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體,在發展中穩步推進,高質量推進,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摘 要】構建我國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應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即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首先弄清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讓勞動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物質條件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主義的其他特點和規定都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我國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是否是貧富兩極分化?什麽是兩極分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貧富分化?需要明確回答。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什麽?要分清淺層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敗、壟斷、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簡單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現看作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還要看富人群體的產生是否同時導致了低收入的困難群體的產生。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貧富分化的根源存在於所有制關系中。

  一、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我國在改革與發展中,高度強調並致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其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就顯得尤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台,如就業扶持、扶貧政策、全民醫保、社會保障、安居工程、興農富農、國家助學,等等。另外,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與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關。惠民生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都是體現了國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決心。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怎樣認識和看待這一問題?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正面看,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與實踐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的體現,是完全正確的,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從反面看,新中國建立已60多年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麽會積累了這麽多的民生問題,甚至出現了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悖的兩極分化?為什麽直到近些年來才認識和認真著手解決這類問題?還有個問題: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保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完善?還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與研究。

  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產生、存在與解決,又涉及和回到一個老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前的“左”的理論與實踐,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也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是否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論。

  還可以補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目的是什麽?弄清這個問題,才能弄清什麽是社會主義。而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既可以從宏觀層面的總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從具體的實際層面來回答。馬恩列和鄧小平從兩個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

  首先,從直觀的具體層面來看,從廣大老百姓最關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來看,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擺脫在舊社會制度下遭受剝削、壓迫與窮困的處境,過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寧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這一點。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於了解這一真理。”鄧小平批駁了“四人幫”宣傳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和兩極分化,但沒有共同富裕,沒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為生產力極端落後。在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著剝削、奴役和兩極分化,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與廣大勞動者無緣,只有少數富人——剝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領會列寧的話:第一,“要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勞動者”,不是部分勞動者,更不是少數剝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這是社會主義區別於以往一切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是搞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實現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富裕,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特別是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實現,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會實現”;第四,搞社會主義必須“了解這個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難所在”,也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靈魂,離開社會主義的“這個真理”,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弄懂和實現“這個真理”,又是搞社會主義的“全部困難所在”。

  如果離開“這個真理”,即離開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是使全體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轉而去講社會主義的其他方面,即使強調得再多,也會失去本質意義。比如,只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雖然也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但只能是貧窮的公有制,貧窮的按勞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在“左”風盛行時期,不但將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還把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也批之為“經濟主義”、“福利主義”。生產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講為革命而生產,工人為革命而做工,農民為革命而種田。也不能言富,宣傳“窮則變,富則修(修正主義)”。粉碎“四人幫”以後,還需要理論界進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以明確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生產。

  怎樣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發展生產力作為其物質基礎。社會主義能夠也應當比舊社會制度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生產力更是一個緊迫的任務。如果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忽視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如果發展生產力不是落腳於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視勞動群眾的利益訴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會重資本,輕勞動。如果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工農群眾淪為弱勢群體,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會日益增多。

  必須明確,只強調和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不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但造成的結果是嚴重的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私有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實現,要以宏觀層面的社會主義總體框架的存在與完善為條件。共同富裕要有制度安排作為其必要基礎,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這就要求應有的制度安排即所有制基礎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會產生兩極分化的。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P149)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勞動貢獻有差別,收入分配也應有差別,但差別不會很大,公有制排除了憑借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獲取高額收入的關系,特別是排除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可能,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會條件。

  因此,快速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都是由讓全體人民“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引申出來的。

  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其出發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落腳點是實現共同富裕。判斷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是三條“是否有利於”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強調的還主要是發展生產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馬克思指出:在未來新社會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3】(P336)他們都強調兩條:一是迅速發展生產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為什麽要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什麽,那麽,什麽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明確了。從本質規定上回答什麽是社會主義,可以講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緊抓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設和搞好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判斷社會主義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這兩手抓得如何。我國1957年以前,兩手都在抓,生產力發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風盛行時期,兩手都變軟,轉向抓階級鬥爭一手硬,結果是共同貧窮。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中,抓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結果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

  什麽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幾點:首先,共同富裕是個動態概念。沒有也不應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全面小康水平實現了,就可以說初步走進了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至2020年,我國人均GDP可達一萬美元左右,等於現在的兩倍。但不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極大積累,共同富裕水平會不斷提高。

  其次,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盡管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卻只有5000多美元,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一些高收入國家。根據美國《全球金融雜志》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的收入排名,卡達爾人均90149美元,盧森堡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國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國大陸處於世界後列。但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於各國,人均GDP的增速也處於世界前列,共同富裕應當也能夠作為目標逐步實現。就是說,我國目前還沒有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必須將共同富裕作為努力的目標,緩解和消除已出現的兩極分化,通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國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水平。發達國家和其他高收入國家,都存在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蓋了1%和99%財富占有上的對立。我國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到三萬美元(等於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僅僅講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還不夠,需要有制度安排做保證。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既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基礎,也是快速發展生產力的制度保證。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私有制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漩渦中掙紮不出就是明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消除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快速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就需要遵從科學發展的主題,使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改革,搞好、搞活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就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經濟制度。這就從宏觀層次的總體框架上回答了當前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然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頭上,而重在落實。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事實有兩個,一是貧富兩極分化,二是腐敗蔓延(腐敗的蔓延也與兩極分化、中外富商腐蝕某些官員和國企高官有關)。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標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還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弄清下面的問題。

  二、怎樣認識和看待我國目前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

  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披露: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應比例為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只是8年前的統計數據,而現在這個差距更是擴大了。

  從基尼系數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以後不斷擴大:1994年為0.434,2000年為0.458,2004年為0.469,2006年為0.49。目前,估計已達0.5或0.5以上。

  財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國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表明,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已達百萬人以上,個人凈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達5400名,僅次於美國,德國為4135名,日本為3400名,俄羅斯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國富豪榜顯示,中國個人或家族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46人,胡潤富豪報告的創始人霍格韋在2012年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人數其實可以翻倍,達260人。有大批富豪隱藏在人們視線之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富豪數量,超過了除美國之外的一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類統計數字未必準確,且互有差異,但依然可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參考。

  不斷增多的富豪是怎樣產生的?從富豪排行榜來看,大富豪都是私營企業主,因而主要是靠發展私有制經濟起家的。此外,中國還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體育明星和金融證券業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區報》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報道,指名道姓地講,海派清口相聲演員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萬。據周自己講:“我兩年票房一億五千萬,我一個人頂得上幾個中型企業!”他除演出賺錢外,還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動,自曝活動出場費分三檔:“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萬元;外地剪彩一次88萬元;商業演出一次100萬-150萬元。”所以,一年收入總數不止8000萬。

  電視劇的片酬幾年來暴漲,某些明星的片酬過去一集只兩三萬元,現今漲到20萬-30萬元,有的喊出一集50萬元甚至70萬元的高價。大陸的片酬高過台灣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時間,可賺到600萬-900萬元甚至更多。許多歌星,一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機會賺錢。《深圳特區報》2009年10月23日按實名制報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級別墅的情況,所住豪宅都在億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買一個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萬元;到2009年該豪宅漲到8500萬元,凈賺7500萬元。從現在的價格看,可凈賺億元。

  另一方面,我國還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有些富人,在國內外大量購買高級奢侈品,高盛公司將中國列為超過美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又報道“中國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

  怎樣分析和看待這種貧富差距呢?這是否肯定是貧富兩極分化呢?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但直到本世紀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體一般只講我國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提兩極分化。是否已出現兩極分化,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這與怎樣認識“兩極分化”有關。有的學者否認出現了兩極分化,是根據我國不存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事實做出的判斷。的確,我們應全面地、辯證地認識和看待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我國雖出現不斷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階層,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貧者愈貧的窮人階層。應該肯定,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從總體上來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階段邁進。應當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還存在2.5億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困人口,現在已絕大部分脫貧。雖然還存在一部分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的城鄉困難群體,但國家已將他們作為扶貧對象進行救助,且扶貧標準也逐漸提高。應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獲得的巨大成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應指出我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從存量財富的占有來看,一方面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難群體。從增量收入來看,大款大腕們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考察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不能只從絕對意義上著眼,還應從相對意義上著眼。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一問題的方法。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他在分析資本主義關系時說:“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而言的性質。”【4】(P729)以這種分析方法來判斷,應當肯定我國的貧富分化是相對性質的而不是絕對性質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國存在的具體事例形象地說明這種分化的相對性。《參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報道:一名中國年輕女子用400萬元買了一只藏獒,用飛機運回來的時候,派30輛奔馳車去機場迎接。讓狗住在恒溫的空調房間,每天吃雞肉和牛骨湯,喝礦泉水,1月花費約3000元。而一個普通清潔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報道說,“這個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潔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費水平。與這位富姐的財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在哪里?

  社會主義要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對平均主義。改革,就要改變傳統體制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就要根據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拉開收入差距。對貢獻大的科學家、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給予較高的報酬是公平合理的。簡單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並不科學。針對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各自勞動貢獻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應反對。需要緩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是貧富分化的出現。水稻專家袁隆平,為水稻高產做出重大貢獻,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會有意見。體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億元,也不會引來不滿,錢學森的收入與他的貢獻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講財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不應也不會包括上述這種情況。事實上人們的不滿與批評指向並不在這里,而是指向貢獻與收入脫節,或是低貢獻、無貢獻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壓低職工收入進行剝削致富,或是靠投機鉆營致富,或是通過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這類富人階層。

  造成我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有多種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淺層次的、枝節性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敗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體分析。腐敗,是指為人民所痛恨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非法行為。如果把腐敗只理解為貪污受賄,那就難以說明它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在貪官的行為暴露前,他一般作隱蔽狀,其所貪財富不會計入基尼系數。而當貪官敗露後,其所貪財富一律交公。再者,貪官畢竟是少數,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將貪官納入暴富階層,他們至多是增加點富人數量,影響點基尼系數,而不會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不是造成弱勢困難群體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到:貪官接受開發商的賄賂後,會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讓開發商獲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數量。

  分析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兩個方面:一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占有財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階層;二是弄清為什麽會出現一個所占財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二者的統一才形成貧富分化。貪官與前者有聯系,但與後者無因果關系。

  如果講腐敗,應看到腐敗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國企改制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腐敗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與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們的腐敗(包括經濟腐敗與政治腐敗)行為有關。這既造就了一批損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營企業主,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體。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張平親身見聞的材料作為事例。由張平小說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曾在國內產生過重大影響。張平2008年被選為山西省副省長。張平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原以為天下只有農民苦。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工人一旦下崗失業,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他曾采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他發現“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我沒想到工人這麽苦,原來的三線工廠X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集體自殺40多人,他們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張平還具體講述了企業蛀蟲們侵吞國有財產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驚人事例(見《報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據宗寒的《兩只眼看中國資產層》一書提供的統計資料,1982年至1992年,國有資產年均流失500億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億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個千萬、億萬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營企業中,有25.7%的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根據2005年的調查,私營企業中的35.2%原是國有企業。2007年的資料表明,私營企業的7萬億元的資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國企和集體經濟轉移來的。這種轉移,除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而來。而原公有制經濟中的職工則成為由私人資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還有大量國企工人下崗,成為生活困難群體。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崗,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途徑。但需要將其與私有制經濟的大量發展和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逆向發展聯系起來統一考察,才能說明問題。

  認為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源也難成立。首先,國有企業並不都是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居少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7日發表的由三位記者撰寫的《競爭讓國企更優秀》一文明確指出:“提及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會想到‘壟斷’。事實上從目前的行業分布看,90%以上國企處於高度競爭的行業。”即使是壟斷企業,利潤額高,但上繳稅收額一般高於利潤額,也高於私企外企稅收與利潤之比。國企利潤的主要部分用於積累,擴大生產,仍歸國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營外資企業,利潤全歸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國企高管的收入偏高,為世人所詬病,需要調整,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在數量、產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根據《人民日報》2011年8月10日的報道,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私營企業達903.49萬戶,外商投資企業44.59萬戶,個體工商戶3601.13萬戶。而國有企業則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雖已減少很多,還有238000個。2007年下降到112000個,減少了一半多,現在更少了。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只剩9105家。中央國企2003年有196戶,2011年減少為117戶。年收入幾十萬、百萬元或以上的國企高管數字未見到統計,但億萬富翁統計中未見國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幾千個或上萬個國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構不成全國貧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有企業內部,無論屬於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都不會造成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人指責國企職工的工資偏高,但國企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高於私企和外企職工,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正是社會主義企業優越於資本主義企業所在。正好說明認為壟斷是產生兩極分化的原因的觀點不能成立。還應看到一點:私營外資企業從銀行貸款還本付息後,其增殖的部分除繳稅後全部歸業主私有,而國有企業貸款還本付息後的稅後利潤,用於積累仍歸公有,而且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由此看,國企普通職工收入高一點、相當於私企職工的近兩倍也並非不合理。當然,有的企業連抄表人員也年薪高達10萬元,是會引起非議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獲得暴利,影星、歌星、體育明星、金融證券行業從業人員、國企高管、畫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獲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擴大了高收入群體,會增大基尼系數,將其算入貧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藝界、金融證券界和國企高管的過高收入與低收入困難群體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過高收入應予以調節。但這不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並沒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難群體。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不規範。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承認分配不公平。例如,《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講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人們,在私有制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除自發配置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外,還會促進兩極分化。從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事實來看,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轉載了德國學者舒爾茨的《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個最富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99%對抗1%。文章又說:連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報告中也說:“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於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的納稅者的腰包里。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尋找造成全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須是既造成了一批財富日益增大、人數日益增多的富人群體,同時又造成了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問題。應當注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抽象地談論“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錯誤。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里所講的“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指生產資料條件分配在誰手中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著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馬克思尖銳批評“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學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為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麽又要開倒車呢?”所謂“真實的關系”,就是分配關系取決於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離開這種真實關系,不考慮所有制關系去圍繞著分配兜圈子,空談“公平分配”,是在開倒車,解決不了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大量發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產就會產生分化,我國有些私營企業就是從小商品生產起家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會擴大兩極分化的範圍和趨勢。私營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兩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會發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資方與勞方的貧富分化。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是天然矛盾的。資本處於強勢,追求利潤最大化;勞動處於劣勢,工資被盡量壓低。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有的還嚴重侵犯工人權益,迅速發展,擴大資本積累,而工資一般低於勞動力價值。加之地方官員重引進,重維護外商利益;重內外資本,輕勞動;忽視維護工人權益,勞資利益分化就更加明顯。億萬富豪群由此產生,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群體也由此形成。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貧富分化的趨勢已較明顯,基尼系數已超過警戒線,2000年已超過0.45。但多年以來,還宣傳處理收入分配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公平。事實上,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縮小差距的,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健全。這是重抓發展生產力而輕抓共同富裕的表現。

  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在私企和外企就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據《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據《京華時報》2012年3月27日文章顯示,我國國有企業員工與就業總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體企業的數量和就業人口也已很少。這表明,我國絕大部分城鎮職工,成為受中外私人資本支配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勞動處境遠遠低於國有企業。從2009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私營單位工資調查的主要數據。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大,但平均工資較低,約為17071元。”這個平均數中包括收入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收入,純工人的年收入比這個平均數會更低。有統計資料表明,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多年來幾近私企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國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35053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僅18199元,只相當於國企的52%。

  再看看外資企業的情況。美國蘋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員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於10萬美元,但它在中國搞“血汗工廠”。2010年1月至5月,蘋果公司在華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公司的員工因不堪諸多壓力發生連續12起跳樓事件,震驚社會。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在華三家富士康工廠,經國外維護勞工權益協會進行廣泛抽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它“違反中國法律以及行規,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有時還要求員工連續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時也是常事。該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說: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國工廠存在“重大用工問題”,“有相當多的工人對自身健康和安全沒有把握”。經過對3.5萬名以上的員工進行調查,“發現了多處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美國多家環保組織和公平勞工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的產品是以“毒害環境、傷害社區、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嚴重的健康與安全危險,以及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等問題。工資低,60%以上的員工工資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員工拿不到加班工資。富士康擁有120萬中國員工,靠剝削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高利潤。據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3月31日的報道說,“在擁有數十萬富士康員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從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現在的1500元”,“以美元計算的工資由於人民幣升值,增長更快。在2005年,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最低工資為80美元,而現在已經達到240美元左右”。這個增加了的工資水平也遠遠低於我國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調查和富士康員工抗議的壓力下,在“西方消費者對工人工作條件的種種擔憂”下,富士康宣布要減少加班時間和大幅提高員工薪酬。決定加薪25%,達到月薪約400美元(合人民幣2600元)。大幅加薪後依然低於中國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

  總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國強調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民生為重、共同富裕,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以扭轉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確決策也遇到種種雜音的幹擾。有人反對公平分配,說什麽公平不能用秤稱,沒有衡量標準;有人仍主張效率優先,認為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會趨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種種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和被扭曲的結果;有人主張私有化,認為國有企業壟斷、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繼續宣揚“國退民進”,並謊稱這是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其實,中央是一直不讚同這一提法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都是不正確和不符合實際的。

  我國要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和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的基本制度。只有公有制才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當然,國有經濟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運行體制與機制。但是,如果把已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也進行資本主義私有化,讓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則決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達的市場經濟狀況,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前面講過,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是隨著蛋糕的做大而趨於縮小,而是擴大了。另據統計,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國人的稅後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同期收入只增長了1/3,美國企業主管的收入與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現在的300倍。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又出現的債務危機,宣布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破產。西方民眾和學者在紛紛議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行不通”、“歐美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全面危機”、“應為資本主義看病”、“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最大考驗”、“資本主義體系行將瓦解”、“資本主義制度不再適合世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終結”,等等。從這些媒體的報道標題可以看出: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已日暮窮途,私人資本主義制度正處於危機,需要變革。而有人卻主張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實施,主張我國放棄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如果這種主張在我國實現,還會有什麽以人為本、民生為上、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將不覆存在!

  將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外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所占比重遠遠高於公有制經濟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否定或輕視私營外資企業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著主張“國進民退”壓減私有制經濟,也不意味著主張限制富人人數的增加和財產的擴大。只是主張應按鄧小平理論、我國憲法以及中央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定,堅持和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要繼續窮。富人應回報社會,盡些社會責任。除多交稅外,還應有善舉,關心和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仇富情緒。私有制經濟可以繼續發展,但不應妖魔化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排斥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做大做優做強,有效發揮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為全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關於”三次分配”的一點看法

  當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色中國已經被”先富論”,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摸石頭過河”,以及在各個企業, 科技界,教育界,衛生界等大搞自負盈虧,大批國營企業被賤賣促使私營企業大發展以及有的變成壟斷企業—富可敵國,少數人掌控全國大部分財富,不少企業被外資控制,造成了貧富懸殊。國外強敵窺視,國內各種矛盾突出。極右分子企圖配合外人搞”顏色革命”, 出現了各種帶路黨。 由於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不少勞動者選擇”躺平”。。。。。。

  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場本身由於污泥濁水的沖擊而腐化墮落,腐敗官員盤根錯節,道德滑坡,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 各類犯罪頻頻發生,當前根據現實拍的電視劇”掃黑風暴”掀起”熱”點,只不過反映的是中國黑社會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現在面臨重重困難,他們企圖利用”三次分配”來欺騙勞動人民。 這是國內一個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關於所謂的“三次分配”,一開始我沒怎麽關注,還以為又是哪一個經濟大家的發明創造,搜索了一下發現是厲以寧這個老匹夫提出來的,那就沒必要去細看他的理論了,也不值得花時間去聞他的那一大坨“理論”。不過可以猜測他應該會根據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論述他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懷疑“三次分配”這個奇奇怪怪的玩意兒是誰在中央的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厲大師的好學生李中堂正當其位,舍他其誰?當然,將這麽一個明顯有違憲法的“理論”當成寶貝疙瘩納入會議結論的人也相當奇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這一條里面明確指出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則,這個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點了呢?阿姨您應該還記得《武訓傳》吧?武訓這個依靠“三次分配”辦學的“民間教育家”,當時感動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對這樣的大善人,毛主席當年硬是親自撰文批《武訓傳》,一丁點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販賣同情、塑造個人慈善形象的機會主席不曉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惡人”,在大家都感動得稀里嘩啦抹眼淚的時候去當頭棒喝,為什麽?就因為這個“第三次分配”與社會主義制度是相違背的,當時主席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他還真是目光如炬、見微知著,我等後輩不得不服。這里就不扯遠了,還是回到現實中來吧。

  現在特色中央想通過“三次分配”來平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我的評價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歸納:避重就輕、莫名其妙、癡心妄想。為啥這麽說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輕,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關鍵環節是一次分配,就是勞資在新增社會財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決定性因素。以前數學網友曾經將“剝削”這個概念歸納為“老板,你的工資給少了”,社會貧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剝削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異。最近中央采取一連串的手段遏制資本,起因有兩條,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人口形勢嚴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國上市囂張的出賣國家安全。為了促進人口增長,目前中央不計後果的打擊一切有礙年輕人生娃娃的資本集團,年輕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勝利。無產階級不生娃這件事情,其實在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很普遍,這其實是無產階級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消極怠工——既然你們狠狠的“996”,那麽我們就拒絕生娃供你們繼續剝削。所以,當剝削超過某個閾值之後,生育率就直線下降,這似乎有一定的規律。現在中央不敢直接幹預“一次分配”,一邊縱容資本的深度剝削,一邊又想緩和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這當然是避重就輕。

  2、莫名其妙,一個憲法里明晃晃寫的“社會主義”四個字的國家,居然想要祈求資本家大發善心來體現社會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癡心妄想,我們記住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定義就行了。資本這玩意兒眼睛里只有利潤,那里會講道德,如果他們講了,那麽一定是有利可圖。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最終會成為資本的奴隸,貪婪會不知不覺的附著資本家的身上。這一次騰訊反應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億來搞共同富裕的項目,只能說騰訊公關團隊精明,只要他們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對他們的核心產業(遊戲)下手,一個王者榮耀一年就會把他們的500億賺回來。阿姨您沒有看到關於遊戲是精神鴉片的文章被撤下來了嗎?這就是資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帶後富”,如果社會公平能夠得到體現,也就無所謂先富後富了。

  當然,局勢發展到目前這種狀態,我也能夠理解特色提出的這些政策,算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會制度(公有or私有)決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於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說好聽一點,就是對一次分配造成的貧富差距的調節。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這幾天耳朵被磨出繭子的一個詞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過制度規範和道德動員的方式讓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錢接濟窮人?本質上難道不就是“劫富濟貧”?

  無非是“劫富濟貧”這個詞太刺耳了。

  在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富人而言,“涸澤而漁”是不可持續的發展。長此以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無力消費,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可避免;更進一步,窮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調節貧富差距是資產階級被迫而為的“治理理性”。

  至於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何時需要對富人點頭哈腰、用道德感化規勸富人“行善”了?

  須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來自血腥的“原始積累”,或是“化公為私”。雙匯“廢太子”控訴其父化公為私、肥美損中、偷稅漏稅、和秘書姘居的長文,看得吃瓜群眾一楞一楞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體發文《不要為雙匯“廢太子”的“大義滅親”叫好》,玩起了“親親相隱”的那套封建倫理。:

  老公知說,“(監管部門)因為兒子的舉報而去執法,可能為投資人和國家能挽回一些損失,但與對基本人倫的傷害相比,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大清亡了這麽多年了,怎麽還冒出這種又臭又長的裹屍布,還好意思吹噓自己代表“普世價值”?

  鉆著各種制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撈錢、榨取窮人血汗的時候,就宣稱自己是“民營企業”;這會兒蓋子被從里面掀開了,醜惡暴露無遺,就改口說自己是“私人企業”、“家醜不可外揚”、“外人無權過問”……給資本充當乏走狗的大小公知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嗎?

  不僅僅雙匯是從漯河肉聯廠“化公為私”來的,幾千國企職工幾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後富了一個萬家;號稱“北雙匯、南雨潤”的另一冷鮮肉巨頭“雨潤”,同樣是先改制一家國營肉聯廠,再蛇吞象般地先後廉價兼並十幾家不同城市的國營肉聯廠,才有了後來的規模;今天數得上號的巨頭,至少半數以上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特別是某些房地產巨頭分明就是靠著將老國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帶的土地起家的。

  至於現在已經發家的資本企業,本來通過“雇傭勞動制”榨取工人剩余價值已屬不義。然而,企業家們還不知足,連作為維系勞資關系最低準則的《勞動法》都從來不打算遵守,或是肆無忌憚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時限制還不支付加班工資,或是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不給員工繳納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對員工實行慘無人道的壓榨……富人的每一分錢,無不浸染著勞動者的血淚!

  說“劫富濟貧”都算是客氣的了,窮人只不過是想要拿回他們該得的那一部分財富而已,何時變成“富人的施舍”?

  不過,富人們終究是不打算“歸還”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個人所得稅為例,2016年據官媒經濟之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幹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稅制下,占有社會財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到個稅總收入的10%。

  富豪們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避稅,例如“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

  在類似“開曼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注冊公司的好處非常多,除了逃避個人所得稅,企業家們還可以讓在內地的關聯企業把盈利做成虧損,把利潤做到離岸公司掌上,這樣連企業所得稅也能逃避。

  劉強東和“奶茶”結婚的時候宣布,未來十年他在京東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網民以為他是防著“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著稅務。阿里創始人馬雲曾在央視一檔節目中透露,從1999年開始創建阿里至今自己就沒有拿過1分錢工資;曾陷入天價年薪醜聞的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在2009年也決定將開始領取“零元年薪”。

  這樣的做法是中國富豪從美國“取經”的結果。已故的蘋果創始人喬布斯、Facebook的紮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里、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錢伯斯、惠普的梅格……這些巨頭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樂部”。

  某財經老幹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業高管拿一元工資,這樣就可以避免繳納個人所得稅,然後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的費用上。”

  參照2018年8月31日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個人所得稅的構成是:

  (一)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二)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舉個例子,某企業高管原本年薪1200萬(月薪100萬),那麽他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就應該是1200×35%=420萬。

  如果他將年薪調整到12萬(每月1萬),剩下的1188萬變成股息和紅利,他所繳納的稅就變成了12×5%+1188×20%=238.2萬。一下子少繳四成多、近200萬的稅。

  如果他是企業股東或者老板,還可以選擇不分股息和紅利,將錢存在企業,進一步變成股份或企業資產,這樣可以少繳更多的稅,還不影響自己的身家。這一大筆錢將來怎麽變現?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會就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具體運作方式見筆者之前的文章《讓比爾·蓋茨在中國湧現,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在筆者看來,與其指望富人發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該收的稅收了。既然明知富人們逃稅的套路,難道還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這些一個都不能少,且要精準瞄向那些頂級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為了地方財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稅,例如,農民辛辛苦苦進城打工在老家蓋了新房、在縣城月供了一套房,你還要以住房面積超標為由對著這樣的群體收“房產稅”,那就說不過去了。

工人階級的反中共宣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中共已經徹底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麽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系,壹種生產關系。這種關系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系變成了物的關系。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裏,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與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麽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余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余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余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余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余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余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裏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余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麽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采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麽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著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麽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麽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呆;雇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制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雇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復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裏,我可以幹,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麽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幹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裏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

  6,正是因為雇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污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污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污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雇傭勞動制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後,獲取壹層利潤後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系,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雇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制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我們必須要審判中共 審判共產主義的叛徒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系、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系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占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余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占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只有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權力尋租的時候政府才會存在。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系。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余價值的舞臺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余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絡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余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余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系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系。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系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

  中共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敵人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麽,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四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誌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系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亞細亞所有制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中國完全可以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和工業的全民所有制,在壹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建立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雇傭勞動的制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雇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雇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制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雇傭勞動者。這種雇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雇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制造者。改革開放後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制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裏,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裏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這種生產的特征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系配合、協作配套關系。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誌著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制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系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著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麽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制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系混亂的制造者。所謂社會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系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拒絕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系,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系!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占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系!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制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制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制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污染後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制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污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制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四十多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世界各國的左派人士,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工人階級談中共成員的反智傾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社會主義這四個字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可以真正說出其中含義的估計不多。在歷史上,社會主義曾長期停留在空想階段,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到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批判繼承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以《共產黨宣言》發表為標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批判了當時形形色色的各種假社會主義,但假社會主義並不會因為理論批判而結束,他們去世後,修正主義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又出來了,列寧經過艱苦的鬥爭,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當前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危機愈演愈烈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重新興起,但是伴隨的是假貨也在興起。

  張維為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以壹本《中國震撼》開始走紅,後來用壹部《中國人,妳要自信》的短視頻進入公眾視野,據說這個視頻點擊量已經過億了,按照張維為教授的說法,“很多人看過那個視頻後,幸福感增強了”。

  張維為的文章著作頗多,也經常在電視和網站上發表言論, 他的優點是語言比較生動,也願意與大眾對話,而且他的觀點已經形成了壹定的體系,最突出的是所謂中國模式論,他把這種模式概括為八大特點,分別是實踐理性、有為政府(或中性政府、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是壹個相當駁雜的體系,穩定優先和民生為大,兩者從形式上來說,就有些沖突。他的整個理論體系,自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2019年年底,他在壹個視頻中頗為動情地說:“社會主義才是未來!”

  但很遺憾,筆者在學習了張維為教授的理論之後,不得不說,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假社會主義。

  這個話說也許說的有些重,那麽我下面就有理講理,娓娓道來。(此處化用張教授的壹個節目名字“有理講理,維為道來”)首先,張教授所講的實踐理性,實質是實用主義。但凡創立壹種理論,壹般都要有其哲學基礎,張教授的中國模式論就是以實踐理性為哲學觀,按照張教授的說法,這種哲學觀“表現為壹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大膽而又慎重地推動體制改革和創新。”但不搞本本主義、大膽創新是不能逾越壹些原則的,不然的話就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了。

  舉壹個例子。張教授經常比較中美兩國的優劣,奇怪的是,他不是從公私所有制、分配制度等方面去比較,而是從基建速度、生活的便利程度、社會治安、危機應對等去對比,可惜的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並不壹定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啊。日本的社會治安和危機應對能力也是很強的。為什麽張教授不能從公有程度和社會平等程度去比較?

  張維為教授在衡量社會發展的時候,從來不用貧富差距的指標,而喜歡用家庭凈資產,但社會主義的發展非但不能用家庭凈資產來衡量,而且要逐步消滅私有財產,《共產黨宣言》就提出要廢除繼承權,消滅私有制。類似的是,很多號稱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經常說,社會主義就是讓人們過上好日子。但科學社會主義認為,人們的日子不好過,壹方面是因為物質不豐富,另壹方面就是私有制以及帶來的勞資矛盾、家庭矛盾和人的不自由,就像郭沫若概括的,孔子是不患寡而不均,馬克思是既患寡又患不均。而要讓人們日子普遍好過,就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打破貧富差距、腦體分工等帶來的階級分化。上海人的家庭凈資產高,那是全國的高凈值人群去那裏競相買房的結果,而給只有壹套自住房的上海人帶來的是什麽?他們能賣掉房子,享受這些凈資產嗎?

  社會主義不是不維護人民的利益,而是要把人民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結合起來,如果放棄這些基本特征,而以社會治安、家庭凈資產、出國的人有多少回國來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是不是有些滑稽?

  第二,以強勢政府為名,鼓吹超階級的國家論。張維為的原話是:“中國有壹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中性政府這個詞是經濟學家姚洋首先使用的,他指的是政府“不設定社會階層偏好”、“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體”,姚洋認為,“政府變得中性的原因有很多。在這裏我只講壹點,就是平等”。這個概念被張維為借用過來。張維為認為,共產黨已經不是代表部分利益的階級的黨,而是代表“整體利益”的黨。在他們兩人的理解中,國家已經不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了,而是壹個不偏不倚的調節矛盾的機構,這個觀點類似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理論。

  我們知道,人群是分階級的,而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的存在壹定代表有利益沖突,按照列寧的說法,就是“壹個集團能夠占有另壹個集團的勞動”,國家的存在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換言之,國家的存在證明了階級矛盾已經尖銳到矛盾不可調和了,而現代政黨就是代表特定階級利益的,怎麽可能有國家、政黨是代表整體利益的?姚洋舉了國企改革的例子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認為政府沒有偏向工人,而且改革後還給工人創造了就業機會。我想說的是,政府不偏向工人,難道就不能偏向其他群體嗎?警察數量的增多和權力變大,本來就是不平等結果,怎麽會是平等導致“中性政府”?

  張維為在文章、著作和視頻當中,經常舉“東部發達板塊”、“我們上海”、“每年壹億人出國”的例子,經常比較中美家庭凈資產,這不恰恰證明他所鼓吹的模式代表的是壹小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群的利益嗎?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曾經集體編過壹本《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這本書明確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政治權力是階級的權力”、“政治黨派劃分基於階級劃分”(見該書寫作說明部分)。這些觀點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不知到了同是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的張教授這裏,怎麽突然全部變成了完全相反的歷史唯心主義觀點?

  第三,張維為的理論背離了工人階級立場。張維為有時也會提起工人,但總是與能幹、奉獻聯系在壹起,但科學社會主義是要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是主張按照工人階級的意誌來改造這個社會的。但當張維為教授參加國際頂級論壇“思想者大會”,面對西方學者質問為什麽禁止工人罷工的時候?張維為顧左右而言他,顯得有些尷尬,壹個號稱堅持社會主義的學者不能正面維護工人的基本權利,這是不是壹個大笑話?

  如果說這裏還不明顯的話,那麽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壹期節目中,張維為徹底暴露他的立場。他的助手說,在編前會搜集問題時,有網友提出“中國快遞員是不是被殘酷剝削了?”張維為笑了壹下,說這個問題要與時俱進,“多勞多得,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他的助手緊接著還說快遞員還有五險壹金!

  這是典型的混淆視聽,人家網友問的是有沒有剝削,妳首先應該界定什麽是剝削?而不是扯其他的來回避問題。剝削就是工人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這造成了工人的絕對和相對的貧困。多勞多得符合馬克思主義是就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而言的,而不是在資本剝削下工人拼命工作的多勞多得。舉例來說,劉強東的暴富難道不是建立在對快遞小哥的殘酷剝削的基礎上的嗎?當這些快遞員合理合法地爭取自己的權利時,劉強東可曾善待這些“兄弟”?比如2014年,上海青浦倉庫京東員工因為倉庫搬遷爭取補償而停工時,劉強東居然說:““寧可貨爛掉,也不會賠員工壹分錢!”這難道不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嚴重的階級對立的表現嗎?

  有人會說,沒有資本家,工人是不是就沒有就業機會。這裏面要搞清楚資本家的資本是從哪裏來的?在中國的金融體制下,銀行基本屬於國有,發放貸款的權力掌握在政府手裏,國企改制前,私企在絕大多數領域無法做大,除了外國投資,個人白手起家獲得大筆資金的可能性幾乎為零。這個時候,政策傾向就很重要了,銀行把資金貸給誰,誰就發財。張維為教授也經常說:“經濟十年壹個周期,傻子都發財”,但是不是誰都能當傻子?當然不是。這裏無法詳細分析具體過程,但中國資本家階層的誕生並不是壹個自發的過程,裏面伴隨著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改制後的工人淪為打工仔,但他們本來就有工作啊,而那個時候並沒有資本家。

  有人說農民工,其實也是壹樣,因為公有制還有壹種實現形式,就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農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本來可以就近組織起來,成立各種社隊企業,避免離土又離鄉造成的社會危機(春運、留守人口、大城市病),但我們最終選擇了讓資本來組織社會生產的方式。

  社會主義壹定是工人階級才能組織起來的,他們與社會大生產緊密結合產生的先進性,在集體勞動中產生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城市社區生活中形成的集體意識和公德心,是其他任何階級階層都無法相比的。正如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在調查家鄉揚州國企改制情況報告中寫道的:“在調查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過程中,最為感人至深的是通裕集團工人的強烈的責任感和主人公態度。他們的那壹份滲透著血淚的呼籲書,以及由職工代表起草的壹大批上訴文稿,並不僅僅是在要求改變他們個人的命運,而是從壹個歷史的高度出發,重新伸張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揭示著這個由上至下的、問題叢生的改制過程所導致的嚴重危機和社會不平等。這些工人代表寧願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而不斷地追問:中國正在往何處去?”

  張維為作為壹個自稱堅持社會主義的學者,不維護工人階級立場,也是壹個大笑話。

  第四,張維為向年輕人灌輸個人主義價值觀,否定集體主義。張維為在各種節目比較中國夢和美國夢的時候,不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去比較,而是經常說“年輕人只要努力,都有出彩的機會”、“經濟十年壹個周期,傻子都發財”、“年輕人在中國,通過自己奮鬥改變命運的機會最多”,他看似隨口說的幾句話,恰恰表明了中國不僅存在類似西方的經濟危機,而且存在嚴重的階級分化。張維為經常說:“中國是世界上唯壹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大國。”這是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1994的分稅制改革的背景難道不是財政危機?1998年國企大下崗難道不是經濟危機的結果?1999年高校擴招不是應對危機的措施嗎?2008年,中國股市從6100點暴跌到1600,難道還不是金融危機?

  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相對過剩,中國換了個說法,叫產能過剩,2013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指出:“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於國際通常水平。鋼鐵、電解鋁、船舶等行業利潤大幅下滑,企業普遍經營困難。”稍微懂得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段話意味著什麽。當然,危機對壹些是危,對壹些人是機,每次危機往往造成更嚴重的階級分化。而面對這種情況,社會主義是要想辦法從所有制入手,實現供需平衡,制止投機,逐步消滅階級差別的,而他卻主張個人奮鬥解決問題,這也是他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表現。社會主義道德的原則是集體主義,核心是為人民服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另外,作為壹個學者,張維為的壹些說法是違背歷史常識的。比如,張維為認為中國工業革命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完成的,他的原話是:“在過去四十年內,中國人幾乎完整地經歷了第壹次、第二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開始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按照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和能用機器生產機器兩個標準,中國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經完成了第壹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歷史上壹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沈陽機床廠在50年代生產的機床與日美德的機器已經同步了。美國學者邁斯納指出:“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壹變成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壹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壹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 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對歷史的誤讀與他的人生經歷也許有些關系。張維為經常說自己是中國底層出來的,“我在中國底層生活過,在上海做了三年工人。”他所說的底層經歷指的是1974年在上海雕刻二廠做工人,我們知道,文革時期上海的工人絕對不可能是社會“底層”,我這裏不是說那時上海工人生活有多好,但如果上海工人都是底層,妳叫當時的農民情何以堪呢?張維為的這種底層的記憶是在改革開放階級分化重新開始後的壹種認識,就是工人階級重新淪為弱勢群體,而張維為讀了大學,做了鄧小平的高級翻譯,成為張維為所說的中產階級的壹員了。這裏我們不做價值評價,但至少張維為教授不能歪曲歷史吧。

  總之,張維為所鼓吹的模式根本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壹種模式,這種模式比較美國資本主義模式來說,確實有它的壹些特點,比如承包制名義下的私有制、壹次性的高額土地稅、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過於龐大的政府及附屬機構、幾千年來豐富的治理經驗、大量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中間階層的存在。但這些特點不能掩蓋本質的相同。最近喬木的美國疫情日記,生動說明了小資產階級在兩國不同的境遇,但作為無產階級代言人的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在審視這些的時候,認為無論是喬木的痛苦,還是圓圓的控訴,無論在哪裏,社會苦難的最大的代價都是由無產階級,即沒有辦法獲得利潤、分紅、利息、地租、房租等資本收益、只能靠勞動生存的人來承受的,他們不分國界,都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他們無法發聲,力量分散而微弱,所以社會主義壹定是國際主義的,所以馬克思高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不是張教授鼓吹的“中國就是未來!”(見2019年年末的演講,張教授講的後半句“社會主義才是未來”還是對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作為壹個政治學學者,張維為教授大可以著書立說,自立門派,但把自己的私貨包裝成社會主義,就不得不讓人反感了。

  批判完張維為的假社會主義,那麽到底什麽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思想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就是大家所俗知的羊吃人運動,那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勞動人民悲慘的狀況促使人們開始思考更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家由此產生,從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開始,最後到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實踐,盡管內容會略有不同,但大體上他們都主張財產公有,人人平等。空想社會主義者們著書立說,闡述他們心目中人類大同的理想社會圖景。他們並不都是僅僅停留在思考階段,有些人進行了壹些實踐,最為突出的是歐文,他通過經營和計算的方式,發現了資本家剝削的秘密,而他作為壹個資本家,卻苦惱於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他說“工人們都是我的奴隸”。為了改善工人的狀況,他在工廠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創辦了世界上第壹所幼兒園,把婦女從帶孩子解放出來,但他發現自己賺的錢反而更多了,這使得善良的歐文開始思考人類的未來更合理的組織形式,他把自己的財產拿到美國去進行社會主義的實驗,財產充公,人人參與社會管理。最終因為他無法改變整個資本主義大環境,靠小修小補無法實現社會主義,最終走向了失敗。作為思想家,歐文指出社會主義實現的三大障礙,私有制、現代家庭婚姻形式和宗教,這到現在還是非常正確的。他的思想和實踐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壹大來源。科學社會主義在批判繼承空想社會主義之後,指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有計劃地生產、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當家做主、消滅階級、人人平等。

  而張維為所概括的混合經濟、民生為大、穩定優先根本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首先,因為社會主義壹定要實行公有制,暫時不能完全公有,也要逐步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而且公有必須同相應的運行機制(計劃經濟)和分配機制(按勞分配,按需分配)結合在壹起,才是壹種真正的公有。混合經濟是壹種不分主次、沒有方向的折中主義提法。

  其次,社會主義也不會刻意強調民生,因為社會主義生產本來就是反對資本邏輯,而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標的。共運史上,共產主義政黨壹般會有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不會有單獨的民生政策,因為只要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民生問題壹般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解決,如果生產力的發展,沒有解決民生問題,或者使民生問題變嚴重了,就必須從生產力的性質去理解並解決了。

  社會主義也不需要強調穩定優先,因為共同所有,共同勞動,沒有剝削,所以犯罪、社會沖突、家庭矛盾、心理問題都會大幅度下降。

  當然我們不否認由於客觀條件所限,在生產力不發達階段,社會主義的這些特征不能完全實現,但必須要有走向它的具體措施,而不能推到“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之後,比如分配問題,按照毛澤東1959年的說法,“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麽社會主義?”現階段,教育、醫療、住房和食堂完全可以作為社會福利品供應,而不需要進行市場化供應,即使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市場調節只有在能充分供應、買賣雙方信息對稱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教育、醫療是典型的市場失靈的領域,試問家長能和學校議價嗎?病人能和醫生議價嗎?這些領域的改革,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提供了非常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方案。張維為應該享受過中國的公費教育和教育均等化供應,那個時候,沒有擇校,沒有沈重的學業壓力,兒童快樂成長。現在用民生來壓榨老百姓,這就是張維為所說的社會主義嗎?

  壹般這個時候,張維為就會舉出美國的例子,在《中國人,妳要自信》視頻中,他對農民工說妳的盒飯“比美國中產階級吃得好”,對年輕人說“30歲之前買房,任何國家都做不到”,但是社會主義並不是跟資本主義比爛,而是必須要堅持張教授自己也經常強調的制度自信,而這種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及有計劃按比例生產的運行機制,比如,我們為什麽不能實現公費醫療制度,而非要采取資本主義的保險制度,讓保險公司、藥廠和腐敗分子從中謀利?我們為什麽不能取消開發商制度,政府直接在公有土地上建房,平價租給進入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使用?為什麽不能建壹些托兒所,解放青壯年勞動力,讓他們安心上班?學校食堂為什麽不能改為直營?而壹定要搞承包(至少大多數是這樣),讓祖國的下壹代的在極其不安全的情況下用餐。我不知道美國中產階級吃的到底怎樣,但我確實看到周圍的農民工、年輕人每天都在吃著不衛生、營養不夠的食物。我也不認為每個人都要買房,但住房附加的福利,住房所承載的幸福,能否惠及每壹個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而買不起房子的人?

  張維為教授總是喜歡說,中國可以平視西方,中國模式雖然還有缺點不足,還可以改進,但是經得起國際比較,完全可以和西方模式可以競爭。張維為的幾本書,電視節目我基本都看過了,但是我沒看到過他講中國存在的問題,印象當中真的沒有。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張維為似乎連這種面對問題的勇氣都沒有。但當別人真正指出中國問題的時候,張維為教授總是顯得有些急,比爛的邏輯就是經常出現在這個時候。

  中國的假貨很多,比比皆是,張維為的假社會主義就是其中的壹件,而且流毒不淺,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個人奮鬥的價值觀,虛幻的幸福感,狂妄的沙文主義,急需清理。今天我們講歐文,講馬克思,就是告訴大家這些偉大的社會主義者畢生追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哪些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不能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把實用主義、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包裝成社會主義進行販賣。而高揚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集體主義價值觀,堅持工人階級的立場,強調所有制問題,強調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壹切問題的唯壹途徑。借用張維為教授演講中的壹句話:“這樣的社會主義才是未來!”

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一年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使用國內社交媒體交流敏感問題,結果還沒聊兩句,大使館一通電話打過來:你們留學生還是要提高自身的政治覺悟!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妄議祖國雖遠必誅;All your passport are belong to us.

  這種來自大使館的恐嚇,在新一代中國留學生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陰影。

  因為我是學計算機的,懂網絡工程,所以我知道,只要你在國內,花錢買非中共背景的VPN/代理翻墻,例如“迷霧通”

  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不要在任何中國社交媒體平臺上交流敏感內容(最起碼應該換Telegram),因為他們隨時會把你的信息交給中國政府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不要用中國手機號註冊任何海外平臺賬號(除了Signal),因為根據中國手機號可以快速查明你的身份不要在含有敏感內容的電腦上安裝常用國產軟件(360 微信 qq 阿裏旺旺……),因為他們隨時會把你的信息交給中國政府那麽中國政府通過現有技術手段就很難監控、審查你的發言。

  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留學生都不是計算機專業的,他們無論費多大的努力,也搞不清楚究竟監控審查技術發展到了什麽程度,只好采取保守態度沈默退縮以求自身平安。他們中的多數人被大使館恐嚇之後因噎廢食,即使在國外平臺上也小心翼翼,對敏感內容不僅不敢評論,連看都不敢看了,怕影響家人工作和自身前途。

  等他們回國的時候,又把這種恐懼從國外帶到國內,形成惡性循環。一百年前的留學生組織政黨軍隊搞革命,今天的留學生連愛國都要先去大使館求簽,說明這個民族已經失去生命力,在走向衰亡腐敗了。

  針對留學生的監控審查,給國安在海外增加了許多邀功行賞的機會,也給海外華人華僑帶來了許多毫無必要的麻煩,然而最終掏錢買單、承擔後果的卻都是中國的老百姓,這既是對國家資源的低效浪費,也是對國民權利的嚴重侵害。按今天發達國家的標準,共產黨就是黑社會,如同當年的大清那樣,是要被新秩序淘汰的。

  共產黨堅信境外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而監控審查能防止思想滲透和平演變,乃事關我黨生死存亡之大計。大多數黨員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監控審查恰恰是使中國人貧窮落後的剝削手段,在給反動勢力提供可乘之機的同時,也為他們自己準備了一口水晶棺材。

  鄧小平1987年接見外賓時指出:

  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然而包括鄧小平在內,誰也沒有想到,30年後共產黨出了一個叫習近平的領導人,他一面宣稱中國消滅了貧困,一面將大規模的監控審查推向極致,使中國人變得易於剝削,進而重新陷入貧困。

  為什麽監控審查是使人貧窮的剝削手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說過: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工人之所以能抵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榨工資),是因為工業進步(尤其是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工人從分散走向聯合(組建工會),他們通過聯合行動(發動罷工)抵制工人之間的自相競爭(比誰的工資更低),挖掉了資產階級賴以積累財富的基礎。

  反過來,如果工人不能互相聯系,不能從分散走向聯合,不能聯合行動,就沒有辦法抵抗資產階級的剝削,從而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貧窮,而資產階級越來越富有。

  今天各種監控審查技術在中國的廣泛運用,正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在中國,公安機關、國安部門可以隨時查看任何公民的微信、qq聊天記錄。人們因為擔心當局的懲罰而不敢發言;勞動者因為擔心資本家的報復而不敢聯合,這使他們更容易被資本家剝削。

  2018年發生在深圳的佳士公司工人運動,完美地體現了這一點:

  https://zh.wikipedia.org/zh-cn/佳士事件

  員工發布的公開信稱,2018年5月10日,佳士員工余浚聰被開除,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情況,區總工會表示可以組建工會解決問題[10][11]。6月,深圳佳士科技管理層組建“職工代表大會”,實質上將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所提出的候選人排除在外[12]。

  7月21日,這些工友發布的公開信顯示,帶頭的工友從16日起陸續被毆打或者開除。20日7點40,他們試圖上工,被十余名保安架出場外,其中一名工人直接被打倒在地,10點30分,20多名工人被抓。7月20日中午,20多名佳士科技工人及聲援者到深圳坪山區燕子嶺派出所抗議,被警員抓捕。21日下午,他們被釋放。22日,佳士工人到燕子嶺派出所門口,要求建立工會,嚴懲警察,並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13]

  可以看到,資本家對於工人的自發聯合是十分警惕的,對那些敢於抵抗剝削的工人,要“毆打”、“開除”、“架出場外”。

  監控和審查技術,在壓迫工人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監控:警察通過監控聊天記錄,可以提前知道工人私下對話的內容,提前部署警力應對工人運動,防止工人利用抗議活動傳播他們的口號;審查:為了進一步阻止各地工人以及同情工人的學生、知識分子相互聯合,政府對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屏蔽,對內容的發布者封號。

  8月18日,新浪微博上多條消息稱中國各地高校已開始統計去過或正在廣東的學生,據信與此事件有關。微博中相關話題無法找到任何相關內容,微信群只要提到相關信息就會封群封號。

  8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聯系嶽昕,嶽昕表示有人受國保指使,冒充學生家長跟蹤,進行幹擾。北楓表示,相關人員通訊工具受到幹擾,大學生聲援團嶽昕的手機已無法使用。8月21日,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致電嶽昕,嶽昕表示尚在核實赴粵學生遭到調查的事件,另外她的微信號也被封禁了。

  微信被封號,微博被屏蔽,這一切都是為了避免工人在知識分子的幫助下發生更大規模的串聯。

  像佳士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已經非常普遍了,任何一個能“翻墻”瀏覽資訊的人都不會陌生。前段時間??的“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微信群組建者、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因為在微信組織外賣騎手維權,抵抗平臺對勞動者的剝削,被警察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他在微信上的所有發言,警察想看隨時可以看;他本人的精確位置,警察利用手機網絡直接就能對他定位,至於抓不抓完全看警察心情。資本家只要賄賂政府、警察,就可以借助這些技術去破壞工人運動、抓捕工人領袖,讓工人沒辦法聯合,變成任資本家宰割的羔羊,在被壓榨殆盡之後走向貧窮。

  這就是為什麽監控和審查技術是資產階級剝削勞動者的工具,是勞動者的敵人。一個勞動者如果要避免剝削、遠離貧窮,那麽他就必須主動抵抗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讀到這裏你也許會問,如果我不是勞動者,而是資本家呢?

  資本家通過組織生產商品、提供服務賺取利潤。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裏,如果一個人能夠以比他人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質量的商品或服務,那麽他就能夠賺取高額的利潤,並利用這些利潤進一步擴大生產。

  要比他人的成本更低,就必須掌握他人所不掌握的先進技術,並確保這技術不被他人(包括勞動者)竊取,這是所有資本家的共識。英國在這方面開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先河,分別是法律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以及專利制度,它們和英國科技的飛速進步、資產階級的繁榮發展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沒有這些保護,對個人而言,任何人想通過技術革新賺取利潤都非常困難;對國家而言,則會使本國在技術競爭中持續落後於其他國家。

  監控和審查技術,正在越來越多地被用於中國政府對資本家的監控。一位私營企業主開發出一種新的技術,他通過微信將技術資料發給他的員工,這些技術資料以及聊天內容,公安機關都可以在後臺隨時瀏覽,毫無保密性可言。在新疆,公安機關就是通過這種方式,監控維族人的通信,找出是誰傳播了宗教錄像文件,最後將當事人送進集中營的。前兩年郭文貴在爆料中指出,公安通過各種監控手段,以打擊犯罪為名,編制各種莫須有罪名對私營企業老板、員工進行抓捕,侵吞私營企業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各種財產,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從早年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搞出的“李莊案”,到最近大午集團因為習近平“打黑除惡”被調查導致無法正常進行經營活動,無數案例都印證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

  隨著監控和審查技術的逐年深入,情況正在越來越惡化。最近開庭審理的“惡俗維基”案,幾名年輕人在網上公布他人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戶籍信息,被抓捕判刑。新聞曝光之後人們才知道,他們掌握的這些戶籍信息,大多都是花錢賄賂公安人員,在公安內部的戶籍數據系統查詢到的。然而公安不僅可以查所有人的戶籍,也可以查所有人的微信聊天記錄,換言之,只要有足夠的錢,你就可以查到你的競爭對手說了什麽話、發了什麽文件。中國企業不管研究出什麽先進技術,都根本沒有任何保護,只要花錢就可以在公安買到,這樣國家的科技怎麽可能進步,怎麽可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呢?我所了解的很多科技企業,尤其是擅長計算機技術的互聯網企業,對員工都會作嚴格的保密培訓,例如文件不能在微信上發,電腦不能裝360,公司內部開發專用的通訊軟件、社交平臺……監控和審查技術,令企業主無法保持秘密,從而剝奪企業通過技術壁壘實現盈利的能力,是資產階級的敵人。一個資本家如果要避免偷竊、遠離破產,那麽他就必須主動抵抗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作為統治階級,借助監控和審查手段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對勞動者(無產階級)和資本家(資產階級)進行同時剝削,使自己越來越富有、其他人越來越貧窮。

  馬克思指出,技術進步造成生產關系的變化,從而產生新的階級。但他沒有預料到,借用他的理論所誕生的這個新階級,也就是共產黨,並沒有也不可能服務於原本被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反而成為了剝削無產階級的幫兇,同時也順帶剝削資產階級。共產黨現在奉行的制度,是“權貴資本主義”,他們自己則是“權貴資產階級”,同時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頭上,並做好了隨時消滅挑戰他們的人的準備。

  要停止這種剝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家和勞動者、窮人和富人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共產黨的監控和審查技術,不管是通過技術手段(加強防範)還是政治手段(遊行示威)。這是你們除了移民以外,為自己的後代創造更美好生活的唯一選擇。

馬克思主義者大戰龐巴維克主義者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龐巴維克主義經常成為右派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龐巴維克主義把商業利潤歸咎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根據龐巴維克主義右派得出了因為商業利潤是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所以商業利潤應該被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家支配的結論,右派根據龐巴維克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次要的社會角色,資本家只要給工人階級工作機會,工人階級就應該感謝資本家,然後不要再向資本家爭取利益,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不如資本家的個人勞動,甚至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增加之後,工人階級集體沒有資格要求增加薪水,龐巴維克主義為鄧右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龐巴維克主義是錯誤的,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就會發覺龐巴維克主義是資方為了打壓勞方編造出來的謬論。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及其內在運動規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反復地生產那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者使用一定的勞動工具(比如機器、工具、建築物)對一定的勞動對象(比如土地、自然資源、原材料)進行改造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不是由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在市場上買賣的方式在生產者之間發生交換,然後再被消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一部分勞動產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務勞動的產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換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與另外一種商品相交換。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交換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

  在任何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交換都不是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換,而要以貨幣為媒介。起初,人們往往是采取在某一個社會中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某一種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後來,由於金、銀等貴金屬質地均勻、便於分割和攜帶、不易腐敗變質等特點,貨幣商品逐漸集中在金、銀等貴金屬上。以後,又出現了以國家法令強製發行的紙幣。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形成了以銀行存款等信用手段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咱們一般所說的商品價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錢;一斤玉米面2元錢等。

  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相對價格)到底是由什麽因素來決定的呢?在經濟學說史上一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的主觀滿意程度(所謂“效用”)決定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 新古典經濟學 —— 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各大學中經濟系的學生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所教授的價格理論就是從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出發的。但是,從用科學方法來認識世界的角度來說,主觀效用價值論存在著一個顯然的問題。因為所謂“效用”來自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因而是無法觀察、無法測量,甚至在不同個人之間也無法比較、無法加總的,因而也就無法從科學上加以驗證。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應對這個問題的辦法,是采用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顯示偏好”理論。簡單說,如果我們觀察到一斤大米的價格是一斤玉米面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個消費者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觀滿意度一定是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玉米面得到的主觀滿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間的“邊際效用”之比是1.5倍)。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實際上還有更加致命的缺陷。關於這種更加致命的缺陷,我們會在以後進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這裏,直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生產一定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所直接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活勞動”);間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為了生產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所包含的在過去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物化勞動”或“死勞動”)。凡是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觀點,就是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並不否認,在短期,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因為需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但是認為,在長期,各種商品之間的相互價格歸根結底是由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勞動價值論的產生,最初是來自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中世紀晚期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商品交換的長期經驗的總結。如果是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可以從理論上證明,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圍繞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所謂簡單商品生產,就是勞動者自己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

  比如,一個農民在同等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一個季節可以種10畝地,可以種水稻,也可以種玉米。假設農民種10畝地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一樣,每畝地所使用的種子、肥料、農具等所需要的間接勞動時間也完全一樣。如果種水稻,畝產800斤,每畝可以出500斤大米,10畝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種玉米,畝產1000斤,每畝可以出750斤玉米面,10畝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面。同樣是在一個季節花費在10畝地上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面。就是說,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是每斤玉米面的1.5倍。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5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水稻就會比種玉米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水稻的種植面積,減少玉米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大米價格就會下跌,玉米面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2元一斤,玉米面的價格也是2元一斤,那麽農民種玉米就會比種水稻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玉米的種植面積,減少水稻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獲季節,玉米面價格就會下跌,大米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所以,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派都承認。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那麽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在長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勞動投入所決定的。

  馬克思比較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認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在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從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較、相互加總。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那麽,兩斤大米就可以換3斤玉米面或者相當於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面。但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恰恰在質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學性能,滿足人們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較和加總。比如,一斤大米與一磅咖啡的使用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是作為商品它們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換。

  馬克思認為,商品能夠相互交換,說明它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擁有的並且還可以用一定數量來表達的因素。這種共同的並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將人們的勞動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比如,種地、流水線裝配、開車床、快遞外賣、編程序等種種具體勞動)抽象掉以後所剩下的單純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這種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如果更加確切地說,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正常生產條件和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如上所述,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可以說,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

  生產一件商品的總的勞動時間包括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勞動時間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間接勞動時間。所以,一件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的直接勞動時間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已經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價值(或者說,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價值通過生產過程的消耗,從生產資料中“轉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產商品的全部價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購買生產資料所支付的資本,馬克思稱之為“不變資本”(C)。意思是,這部分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只是把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帶來價值增殖。

  資本家為了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資本,也就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可變資本”(V)。那麽,可變資本的大小或者說工資的多少,是怎樣決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那麽顯然,資本家所支付的不變資本就必然等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樣,倘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在勞動中新創造的價值,那麽資本家所付出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就必然等於商品的總價值,那樣,資本家就不會賺到任何利潤。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作為一種一般的、平均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上,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實際上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因為勞動是一種人的活動或者過程,是不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要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就必須進行生活消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都由工人用來購買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儲蓄”實際也要用於子女未來的必需消費或者工人本人未來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必需消費)。所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也圍繞勞動力的價值上下波動。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工人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著工人家庭勉強維持生存。此後,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勞動力價值都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如果工人勞動所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那麽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要獲得利潤的一般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剩余價值要大於零,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工人所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這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資本家會虧損,也不妨礙另外一些個別的資本家獲得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說,工人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工人自身的勞動力價值就意味著工人的勞動時間長度必須要大於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金融資本家,這樣,全部剩余價值都歸生產資本家占有,後者的利潤也就等於剩余價值(用S來表示)。那麽,資本家的利潤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

  利潤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余價值率。剩余價值率反映了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之間分割的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或者某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剝削程度。C/V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機械化水平或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程度。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發達,各個行業的工人之間相互競爭,那麽這種競爭會使得各個行業同工種、同等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趨於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時間一樣(從而新創造的價值也一樣),勞動力價值也一樣,那麽他們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一樣。所以,可以認為,在各個行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剩余價值率有著相互趨同的趨勢。

  但是,一般來說,各個行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不盡一致,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來,如果商品都按價值來交換,各個行業的剩余價值率趨同或大致相同,但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卻不一樣,那麽各個行業的利潤率必然不一樣。所以,如果商品按照價值來交換,就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行業利潤率低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行業利潤率高的情況。

  然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如果各個行業的利潤率不一致,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中的資本家就會減少投資,將資本努力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行業。這樣,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生產就會減少,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生產就會增加;這會進一步造成原來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原來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產品價格下跌,直至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利潤率平均化。

  在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各個行業的產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價格來交換,也就是說不再嚴格地按照價值來交換。在利潤率平均化以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價格圍繞波動的重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也就是在長期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大致平衡時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數學關系到底是怎樣的?生產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不是違反或者顛覆了勞動價值論?這些問題,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著名的“轉形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導致各個行業之間剩余價值率趨同;但是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盡一致。這樣,如果各個行業的產品都按價值來出售,就會發生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每單位資本可以獲得的剩余價值)有高有低的情況。這時,資本就會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這種流動會壓低原來利潤率高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擡高原來利潤率低的行業的產品價格,導致價格偏離價值。當利潤率完全平均化以後形成的新的長期均衡價格,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因為利潤率平均化而引起的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轉形問題”。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來說明轉形問題。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只生產兩種商品,一種商品用於工人的必需消費品,我們稱之為“工資品”,另外一種商品用於生產資料,我們稱之為“資本品”。假設一開始所有的商品都按價值出售,兩種商品各自投入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價值、利潤率如表一:

  表一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商品按價值出售)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剩余價值

  100

  100

  200

  總價值

  400

  30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

  1

  1

  利潤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資本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2:1),工資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1:1)(可以設想資本品部門代表的是重工業部門,而工資品部門代表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部門)。兩個部門投入的活勞動都是200,剩余價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單位活勞動中,100單位用於補償勞動力價值(資本家花費等量的可變資本),另外100單位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剩余價值。

  嚴格來說,利潤率應當用剩余價值除以資本家投入的全部預付資本。這裏,我們忽略資本周轉的問題,假設預付總資本等於資本家實際使用的總資本(相當於假設資本周轉率為1)。這樣,利潤率就可以用剩余價值除以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計算結果,如果兩個部門的產品都按價值出售,那麽,資本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33.3%,而工資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50%。因為假設所有商品都按價值出售,所以每單位價值所對應的商品價格現在都是1。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當兩個部門的利潤率不一致時,資本必然要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直至利潤率平均化。所以問題就在於,怎樣計算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形成的生產價格,並解釋由此形成的生產價格與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系。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做了計算生產價格的嘗試。我們在這裏先介紹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然後再說明為什麽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是不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有的資本家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當商品按價值出售時,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40%。如果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都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由此可以算出,資本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300 * 40% = 120;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結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利潤

  120

  80

  200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後,資本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420,比總價值多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1.05;工資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380,比總價值少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0.933。但是,總生產價格仍然等於總價值(都是700)。此外,總利潤仍然等於總剩余價值(都是200)。“轉形”以後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仍然等於轉形前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是40%)。馬克思據此認為,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並不改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在整個經濟中,商品總量仍然按價值出售,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也就是來自於工人的剩余勞動)。唯一的變化,是一部分剩余價值(在表二中,20單位的剩余價值)從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工資品部門)再分配到了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資本品部門)。

  但是,如果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並不完全正確。在表二中,最終產品是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的。但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各自購買的商品卻仍然按價值計算。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按生產價格計算後,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了,從而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麽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變資本應該也要上漲。另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計算後,工資品的價格下降了,這樣如果工人的實際工資不變,資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勞動力價格,從而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變資本也會發生下降。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需要重新計算。由此計算得出的結果見表三:

  表三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馬克思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16.7

  81.7

  198.4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兩個部門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最終產品的價格都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利潤則用最終產品的總價格減去總成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但是,這樣計算以後,就會發現,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又發生了不一致。資本仍然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資本品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工資品部門)。此外,社會平均利潤率也從原來的40%變成了39.6%。這樣,就必須重新計算新的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的新生產價格。如果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潤率(39.6%)來重新計算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應得的利潤,然後重新計算生產價格,由此而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稱之為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是第一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計算結果見表四:

  表四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20.1

  78.5

  198.6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6%

  39.6%

  39.6%

  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資本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上升,工資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轉形以後所計算出來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但這是由計算中的四舍五入誤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論意義。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又發生了偏離。為了消除這種偏離,又需要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得結果見表五:

  表五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二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3

  78.6

  197.9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兩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轉形。用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39.4%)計算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所得結果見表六:

  表六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8

  78.1

  197.9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所得結果見表七:

  表七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三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2

  106

  318

  可變資本

  92.1

  92.1

  184.2

  利潤

  119.8

  78.2

  198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慮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誤差,表七所得到的兩部門利潤率已經差不多完全一致,與表六所使用的利潤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各自使用的價格也已經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認為是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的長期均衡價格。

  如果將表七的結果與表一和表二的結果相比較,可以發現,在設定總價值仍然等於總生產價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是由四舍五入誤差造成的),總利潤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比總剩余價值要少2),按生產價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也不完全等於按價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前者比後者略小0.6%)。不過,經過反復疊代計算後,在第三次轉形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與馬克思第一次轉形後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相差並不大。所以,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雖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可以認為是近似正確的結果。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噪一時,紛紛宣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實際上放棄了勞動價值論,承認商品價格不再由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由此引起的關於轉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學無術的右派分子宣傳什麽轉形問題推翻了勞動價值論、資產階級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讓馬克思“傻眼了”一類的低級謠言。

  對數學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從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經意識到了,上面通過反復疊代來求解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解決。

  如果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轉形問題,將得到怎樣的答案?最後“傻眼”的到底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探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形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在關於轉形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常常假設有N個部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並用線性代數方法來求解。這裏,為了通俗起見,我們還是假設一個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但是所講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仍然假設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只生產兩種商品:資本品和工資品。兩種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生產的總價值、剩余價值都與表一中所介紹的數據一樣。

  這樣,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各自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總價格、平均利潤率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下面兩個等式來表示:

  資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工資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其中,P1 是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P2 是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r 是轉形完成以後的平均利潤率。這兩個等式的意思是,在資本品、工資品部門中,各自的總成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乘以(1 + 利潤率)以後等於各自的總價格。

  這裏,有三個未知數(資本品價格、工資品價格、平均利潤率),但是只有兩個等式。粗通代數的讀者知道,這樣無法將三個未知數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兩個未知數。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根據上面兩個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潤率以及兩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P1/P2),而無法求出兩個商品各自的絕對價格。

  這實際上與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無論是簡單的勞動價值論(即認為商品按價值來交換)還是經過轉形以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實際上都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相互之間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應當與由價值或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某種長期均衡價格成比例。因此,嚴格來說,勞動價值論只能用來解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能用來解釋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用以前用過的例子來說,勞動價值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麽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面,而不是一元錢可以買多少大米或玉米面。後者(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而是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即絕對價格水平)是由總的商品供應量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的,這裏暫且不討論。

  但是,為了與馬克思所計算的轉形問題的解相比較,還是可以另外做一個假設,再增加一個等式。這樣就可以分別計算兩種商品的絕對價格。這裏要說明一下,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計算做比較的目的。無論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樣的假設,都不影響兩種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可以完全由前兩個等式計算出來。

  在第三個等式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總價格在絕對量上等於它們的總價值:

  (假設)總價格等於總價值:400P1 + 300P2 = 700現在共有三個等式、三個未知數,經過求解,可以算出,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1.06,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0.92,平均利潤率是39.4%。如果與表七的數據相比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四舍五入等誤差,這些結果實際上與用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轉形以後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怎樣來理解轉形問題呢?我們知道,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滿足人類某種需要或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商品的某種物質特性,反映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交往的結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

  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商品生產者也是勞動者,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在付出等量勞動的前提下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這樣,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在均衡狀態下(供求一致時),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相對價格)與各個商品各自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成比例,也就是與商品的價值成比例。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者也是資本家。資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勞動後獲得盡可能多的貨幣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資本後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長期均衡價格(即生產價格)。如上面的聯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相對價格,不僅要了解各個商品的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和間接勞動時間,還必須要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所創造的新價值怎樣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或者說,必須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怎樣再分割為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時間)。可以證明,無論是在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還是在N部門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間接勞動時間以及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以及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唯一解。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轉形問題”無非是說,隨著簡單商品生產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代替,從而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變化,那麽反映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關系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也必然發生變化。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只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就可以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因為勞動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要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就不僅需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還需要知道工人新生產的價值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在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之間分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對)價格,不僅要反映資本家之間的關系,還要反映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

  在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初步求解中,馬克思發現,在第一步轉形以後,商品總生產價格等於總價值,同時資本家的總利潤等於總剩余價值。馬克思據此得出結論,在轉形以後,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余價值。但是,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並非完全正確。在經過多次轉形以後,或者用聯立方程式對生產價格求解以後,所得出的資本家的總利潤在數量上並不完全等於總剩余價值。這一結果,是否會引起對於資本家的總利潤來自於總剩余價值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質疑呢?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線性代數方法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研究,結果得出了“當且僅當剩余價值率為正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才得為正”這一基本結論,在有的文獻中也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換言之,只有當工人的勞動時間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時),整個社會的資本家階級才能獲得正利潤。這就從數學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如果假設資本品和工資品各自投入的可變資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時工人在兩個部門中各自生產的價值不變,那就相當於剩余價值率從100%變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產價格和社會平均利潤率。那麽,就會發現,如此得出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大大變小,同時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會大大變小。

  如果再進一步假設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繼續提高,直至兩個部門的可變資本都變為200,從而剩余價值率為零,那麽,社會平均利潤率也會為零。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就變成了簡單商品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就會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關於轉形問題的辯論一直在純理論範圍進行。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統計的發展,特別是有了連續多年的多部門投入產出表以後,人們才可以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來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對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價格的解釋能力。結果,讓人們吃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來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很多國家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價值)可以解釋大約80-90%現實中所觀察到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化。最近,有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間中國各部門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馬克思的價值也可以解釋80%以上所觀察到的中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有科學研究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一種科學理論,如果能解釋80%以上它所關註的自然或社會現象,那麽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理論已經牢牢地把握了這些現象背後的客觀規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品價格仍然有著很強的解釋能力,無論對於分析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指導階級鬥爭,都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黨專政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反對一黨專政,大多數人只是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開創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實同時也是民主主義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實到處體現著他們對於政治民主的熱忱。晚年的恩格斯這樣說過:“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間反復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唯壹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盡管恩格斯在這個文獻中澄清過“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 [ii]。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但是他對未來社會應該采取民主制度無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恩格斯的這段表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的前提是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體制下才能實現。本文將簡要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自由、民主和憲政以及個人自由的理論,以便於人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體系。

  壹、關於國家和社會的理論

  壹般說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源被認為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不過除了上述來源,恩格斯也認為他們的理論來源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和歐洲憲章運動的理論成果的發展。恩格斯對科學社會主義作這樣的曾經論述:“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統治於現代社會中的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統治於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iii]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會體現上述社會進步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本人也是歐洲憲章運動的直接積極參與者。馬克思擔任《萊茵報》和《新萊茵報》編輯和主編期間,壹直利用這些報刊積極鼓吹民主憲政,支持憲章運動,反對普魯士和其他國家政府對思想、言論和新聞的控制和檢查。而恩格斯則投身於爭取國家民主的憲章派的武裝起義,成為起義軍的壹名軍官,親身參與戰鬥,以至於以後很多社會主義運動及工人運動的領袖以“將軍”來親切地稱呼他。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壹個民主主義者。並且,民主主義的思想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稱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這種思想實際上壹直貫穿於這兩位偉人的壹生。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始終是民主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而至於把民主提升到了與共產主義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產主義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結果,來強調民主對於無產階級的巨大意義。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國問題說過:“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經在討論德國問題時說過:“因為在我國對工人階級來說,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壹個東西” [v]。

  在思想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民主主義者,這首先體現在他們的“人民主權”思想,也體現在他們的憲政民主、消滅政治國家的政治主張上。

  1、人民主權和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

  “人民主權”是民主這個概念的核心,所謂“主權”即是“最高權力”,人民主權的主張意味著人民才是國家的主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把“人民主權”看作未來國家的必然。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 [vi]恩格斯在《法蘭克福議會》壹文中指出:“國民議會的第壹個行動必須是,大聲而公開地宣布德國人民的這個主權。它的第二個行動必須是,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制定德國的憲法,消除德國現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權的原則相抵觸的東西。” [vii]

  在人民主權思想下,馬克思把人民視為未來國家本身,強調人民在國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體地位。馬克思說:“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組成的社會永遠高於國家。他還說:“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真正的構成部分,是意誌所具有的現實的精神實在性,它們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 [ix]在他看來,國家就應該是人民意誌的體現,他說:“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壹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壹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國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啞謎。在這裏,國家制度不僅就其本質說來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說來也日益趨向於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並確定為人民自己的事情。國家制度在這裏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也許有人會說,在壹定意義上,這對於君主立憲制也是正確的。然而民主制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制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制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黑格爾從國家出發,把人變成主體化的國家。民主制從人出發,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壹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裏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特定內容,因為國家就是壹種政治制度。” [x]

  馬克思把人民主權跟國家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講的立法權,不是指在現有國家制度下的立法權,而是指人民重新創立壹個嶄新的國家制度的憲法和法律的創制權:“‘立法權本身是國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國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權直接規定的’。但國家制度也畢竟不是由自己產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規定’的法律,也應該壹開始就確立下來。在國家制度以前和國家制度以外,立法權就應該存在或者早就應該存在。所以立法權應該存在於現實的、經驗的、確立了的立法權之外。” [xi]

  馬克思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過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提出,國家要服從人民的意誌,使人民的意誌能夠在國家法律中得到體現,但是這需要先掌握國家權力:“人民!妳們不僅對原則,而且對細節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妳們得首先取得政權。” [xii]

  普選權和人民制定憲法的創制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極其重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民主權時,是把人民主權與普遍選舉制度、人民創制憲法權緊密聯系在壹起的,認為普遍選舉制度是人民獲得制定憲法權利的前提:“憲法的基礎是普選權” [xiii],指出“它(無產階級)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xiv]馬克思甚至直接把普選權看著是“社會主義的措施”:“普選權就等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因為在英國,無產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長期的、雖然是隱蔽的內戰過程中,無產階級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而且甚至在農業地區也不再有農民,而只有地主、資本主義企業主(農場主)和雇傭工人。因此,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壹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裏,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 [xv]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有史以來的國家都具有階級性,而社會主義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獲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滅“政治國家”,即消滅國家的階級性,使國家不再是階級的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的國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先目標。為此,馬克思指出:“現代的法國人對這壹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中,政治國家本身,作為壹個國家制度,已經不是壹個整體了。” [xvi]

  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馬克思早在1843年所著的《論猶太人問題》壹文中就提出來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發生的情形那樣,壹旦國家取消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國家作為國家就廢除了私有財產,人就宣布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已被廢除。……財產資格是從政治上承認私有財產的最後壹個形式。”“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盡管如此,國家還是任憑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按其固有的方式發揮作用,作為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來表現其特殊的本質。國家遠遠沒有廢除所有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地,只有在這些差別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這些因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會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這壹段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論述,有以下幾個含義:第壹,消滅政治國家意味著消滅了政治私有制,實現了人民主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國家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具有階級性。消滅國家的階級性就是消滅了政治國家,國家也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屬性,因此是從政治上消滅了國家的私有性質。第二,意味著實現了社會民主,也就是階級差別和階級的消滅。消滅了國家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意味著階級在國家範圍內消亡,所以的社會成員在政治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當國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的時候,當國家不管這些差別而宣布每個人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參加者的時候,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時候,國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也就是實現了“消滅政治國家”。

  為了消滅政治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消滅人的階級差別,從而廢除階級,包括廢除無產階級,才是實現消滅政治國家的唯壹路徑:“共產黨人認為,廢除國家的意思只能是廢除階級的必然結果,而隨著階級的廢除,自然就沒有必要用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力量去統治其他階級了。” [xviii]“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的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壹個團體手裏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壹個階級用以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壹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末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壹切階級,從而也就壹並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xix]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沒有階級統治的國家:“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所以,那種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無產階級專制”或“無產階級獨裁”,並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意。在這裏,我們應該對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麽‘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這句話做壹些說明。這句話看起來像是否認社會黨在普選下通過獲得選民的多數取得政權,其實不然,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當時盡管議會道路為社會黨進行政治鬥爭提供了新途徑,但是從當前的政治環境看,還不能確定社會黨成為多數並不絕對代表壹定能夠獲得執政機會,因為社會黨還面臨資產階級背棄社會民主拒絕把政權交給多數的社會黨,所以社會黨為了獲得國家權力應該做議會和暴力革命兩手的準備;同時他也是在指出,社會黨取得政權並不是不管國家政體的性質,簡單接受舊的國家制度,而是應該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民主國家形式和對經濟革命的要求,對國家進行改造。仔細品讀《答可尊敬的卓萬尼博維奧》的文義可以得到這樣正確的理解。

  為了達到消滅政治國家的目的,馬克思強調把社會置於國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國家服從於社會,而不是社會服從於國家。他說:“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壹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麽程度。” [xxi]從這壹主張我們應該得出這種結論,馬克思在對待國家的態度上,主張以人民或者社會的權利去限制國家的權力,使得國家服從人民或者社會的意誌。而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同時也是馬克思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這就是說,在對待國家權力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是壹致的,這也是馬克思認為在無產階級在自己的解放鬥爭中,應該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原因所在。這將在下文提到。

  盡管馬克思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把政治自由當作人類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個組成部分和壹個民主發展階段,人的終極自由還有賴於消滅人對於資本的依附,從資本的支配和剝削下解放出來。所以馬克思說:“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現在:即使人還沒有真正擺脫某種限制,國家也可以擺脫這種限制,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國家也可以成為共和國。” [xxii]“政治解放當然是壹大進步,盡管它不是壹般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範圍內,它是人類解放的最後形式。不言而喻,我們這裏指的是實在的、實際的解放。” [xxiii]可見,馬克思在當時把政治自由視為人類當前先壹步爭取的解放目標,是人類爭取社會主義的第壹個階段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政治民主就無法實現人類的最終自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但是,對照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長期以來世界許多社會主義政黨在爭取實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的理論,把階級鬥爭無限上升到從肉體到精神的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利益要求的壓制,對基本人權造成侵害侵害,違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中關於政治自由和消滅政治國家的原則,不僅使得民主被嚴重損害,也損害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聲譽。這其實也正是蘇東國家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歷史的教訓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拋棄馬恩學說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則,是不可能成功和穩定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在民主主義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民主的壹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正確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概念,無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既講“無產階級專政“,又講”民主”這樣的矛盾,這是因為他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僅僅從字面上解釋為“無產階級政治獨裁”,是要對其他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剝奪政治權利。實際上,這種認識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誤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就是在社會民主基礎的普選基礎上上,無產階級依靠選民優勢而單獨獲得領導社會的權力,也就是獲得獨立執政的機會: “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普遍選舉的結果。恩格斯曾經解說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時說:

  “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那裏的無產者現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這種統治,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城市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分化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愈來愈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壹定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過馬克思在他的《國際工人協會章程和條例》中所作的明確闡述:“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 [xxv]。因此無產階級要成為未來社會的領導階級不是靠階級特權或者是因為它天生具有優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選。通過普選獲得執政機會,從而可以通過壹系列的國家法令,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最終導致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建立。但是無產階級即使獨立執政也並不意味著將要剝奪其他階級行使正常的公民權利,因為無產階級只剝奪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剝削勞動的權力,但不會剝奪資產階級成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權利的權利。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還體現在他們的關於國家軍隊的主張上。他們主張以武裝全體人民代替常備軍。“武裝全體人民。今後,軍隊同時也應當是勞動大軍,使部隊不再象以前那樣光是消費,並且還能生產,而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多於它的給養費用。” [xxvi]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民有武裝自己的權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確是屬於人民的,這首先是因為,它是全民的財產,其次,它是人民所爭得的有保證的武裝權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確主張讓“每個人家裏都有槍械和裝備,象瑞士那樣”,讓每個公民掌握軍事。他公開主張:“如果每個公民家裏都有壹支槍和五十發子彈,還會有哪壹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武裝全體人民的主張,從另壹方面印證了他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非無產階級的政治專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權下的憲政的社會民主。

  2、憲政和共和制

  憲章運動是歐洲無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爭取國家在憲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運動,無產階級是這個運動的主力軍。恩格斯說道:“因為工人並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變它的時候才屈服於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這種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他對當時的憲章主義和憲章派作出這樣評價:“憲章主義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會的活動和罷工中,這種反抗總是分散的;總是個別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個別的資產者作鬥爭。即使鬥爭有時普遍化了,這多半也不是出於工人的自覺;當工人自覺地這樣做的時候,這種自覺的基礎就是憲章主義。在憲章主義旗幟下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是整個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權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護自己的這道法律圍墻進攻。憲章派是從民主黨中產生出來的。民主黨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時並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時期強大起來並且在締結和約後成為‘激進的’政黨。那時,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聯合起來迫使舊議會的寡頭政客通過了改革法案,從那時起,它已是壹個愈來愈鞏固的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工人政黨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為首的倫敦工人協會(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會,草擬了人民憲章,裏面包括下列“六條”:(1)精神正常並且沒有犯過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議會每年改選壹次;(3)議會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當代表;(4)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選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選區以保證平等的代表權;(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個選民都同樣有被選舉權。這六條只涉及下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卻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院徹底毀掉。” [xxix]

  從恩格斯上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以爭取包括普通工人階級在內的公民普遍的選舉權為主要目的修改憲法,使憲法成為代表人民意誌的國家制度的憲章主義和憲章運動,是完全贊同並且也是積極參與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憲章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利用了《萊茵報》和他們共同創辦的《新萊茵報》積極宣傳憲政思想、反對政治專制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要求國家實行人民憲政,而且明確提出建立共和制國家的要求。前面談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壹文中明確指出了“如普選權、直接立法權、人民權利、人民軍隊等等”“這壹切美麗的東西都建立在承認所謂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只有在民主共和國內才是適宜的”的論斷,而且曾經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權性質的各個階級、階層共同享有政治權利的,同時也是壹個工人階級作為選民多數的共和制國家:

  “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是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 [xxx]馬克思把巴黎公社這種共和制民主視為“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並且斷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 [xxxi]。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xxxii],而是壹個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權。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強調共和制民主國家對於社會主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說有什麽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xxxiii]

  應該註意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論,又是和他們關於“消滅政治國家”的主張是相得益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系統論述,以及關於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論斷,代表著他們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設想,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巴黎公社這種可以給予所有階級的公民以政治權利,而無產階級得以在普選制度下,以其絕對的選民優勢成為國家執政者的民主國家制度。

  3、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

  有不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錯誤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社會主義不需要這些。真是大謬不然!

  的確,馬克思曾經抨擊過資產階級虛偽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搞虛假的民主因此就跟著拋棄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選權在法國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裏因受波拿巴政府濫用而獲得了壹種惡劣的名聲。公社之後,就沒有工人政黨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選權也是自共和國成立時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絕參加選舉早已成為壹切嚴肅的反對黨派的通例。瑞士試行普選權的結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黨。羅曼語各國的革命工人都慣於把選舉權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騙工具。在德國,就不是這樣。‘共產黨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鬥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壹,而拉薩爾重又提出了這個要求。當俾斯麥不得不實施普選權作為使人民群眾對他的計劃發生興趣的唯壹手段時,我們的工人立刻就很認真地對待了這件事情,把奧古斯特倍倍爾選進了第壹屆制憲帝國國會。從此以後,他們就壹直這樣使用選舉權,以致使他們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並成了世界各國工人效法的模範。如果用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的話來說,選舉權已經被他們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 馬克思曾經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說過:“憤恨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實現這種改造的工具,團結在作為決定性革命力量的無產階級周圍,——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黨即紅色共和國黨的壹般特征。” [ii]在《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壹文中恩格斯說道:“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人想從我們手裏奪走這個武器,難道我們能夠袖手旁觀和放棄政治嗎?有人說,進行任何政治行動都等於承認現存制度。但是,既然這個制度把反對它的手段交到我們手中,那末利用這些手段就不意味著承認現存制度。” [i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所以他們不能不十分鮮明地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獲得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等的民主權利,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而借助直接的普選權並與上面所說的鼓動手段相結合,就可以爭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們告誡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民主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義還末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鬥,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確要求,社會主義者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資產階級自由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但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不要去聽他們那壹套娓娓動聽的說什麽資產階級的勝利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以下這些:(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壹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臺的那壹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鬥爭了。從這壹天起,共產黨在這裏所采取的政策,也將和在資產階級已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裏所采取的政策壹樣。” [vi]

  事實上,專制主義不僅限制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權利,同樣也限制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在爭取政治自由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與無產階級是“同路人”,資產階級所爭取的言論、結社和普遍選舉等民主要求,也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資產階級,它們是更為重要的要求。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時,為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他們不得不口頭承諾給予無產階級同樣權利,盡管這些承諾在資產階級獲得國家權力以後不會輕易予以兌現:“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不能使這種政治統治在憲法和法律中表現出來。針對著按出身區分的各種舊的等級,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針對著行會制度寫上貿易和工業自由;針對著官僚制度的監督寫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堅決徹底,資產階級就應當要求直接的普選權、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廢除反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壹切特別法令。然而這也就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壹切。” [vii]

  顯而易見,支持資產階級的這些民主要求,讓無產階級也爭取到的這些權利,對以後爭取無產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的解放,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恩格斯明確指出爭取出版、結社和集會自由、普選權、地方自治等等“盡管這壹切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是怯懦的資產階級沒有它們也能過得去,而工人沒有它們卻永遠不能為自己爭得解放。” [viii] 他立場鮮明地要求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無產階級跟資產階級有著利益對立的同時,支持資產階級要求民主的立場是如此鮮明,充分顯示了科學社會主義反對政治專制的鮮明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權利的獲得,也就是民主權利的行使。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沒有否定過暴力革命的在無產階級爭取鬥爭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對於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來說,實際上從來不是首選的也不是唯壹的變革社會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說過:“如果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我們的現存關系的必然結果,那末我們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們能夠在實現社會關系的變革的時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壹種辦法,就是和平實現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是和平準備共產主義。所以,如果我們不願意用流血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我們的無產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狀況之間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銳到像我們對人性的理解所啟示的那樣,必須要用暴力來解決,要在絕望和強烈的復仇心中來解決,那末,諸位先生,我們就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就應當盡壹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時,恩格斯看到了各國社會民主黨在普遍選舉和議會選舉中獲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過政治民主的途徑去實現社會主義。他說:“暴力起義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國在國外重新陷入嚴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條開展合法運動的道路,這個運動已經在地方自治即“自己來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幟下開始了。” [x]當然,恩格斯並沒有絕對認為以後永遠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並不壹帆風順,在有些國家如果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可能沒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當性),而無論是通過暴力革命還是民主道路實現社會變革,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都離不開國家的民主化。

  當然,恩格斯也明確指出,民主對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著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別,而是民主深度和廣度的差別,因為資產階級本身並不從概念上否認人的自由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他們無意把普選等權利落實到無產階級,也不想改變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無產階級被資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當資產階級為了對付無產階級的鬥爭時,他們或者轉而和專制主義勾結,或者當資產階級壹旦獲得政治權利以後而轉為保守,就會拒絕把民主徹底地推進到社會的所有層面和社會所有的階級、階層,以維護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支配或者統治地位,並鎮壓無產階級的進壹步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這時,言論、結社和普選等民主要求,就不僅是無產階級反對專制主義的武器,也將是反對資本主義、把民主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推進到社會民主階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當資產階級由於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動派的背後,並且為了防禦工人而求救於它的敵對分子的時候,——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工人政黨也只有繼續進行資產階級背棄了的、違反資產階級心願的爭取資產階級自由、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權的鼓動。沒有這些自由,工人政黨自己就不能獲得運動的自由;爭取這些自由,同時也就是爭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條件,爭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氣。” [xi]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經常批判資產階級和專制主義那種抗拒社會民主化的假民主、假憲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馬克思揭露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關於人民權利保障內容的虛偽性:

  “請註意,法蘭西憲法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樣都保障了自由,但是總是附帶著壹些法律已經規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規定的例外情況!” [xii] “憲法壹再重復著壹個原則: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例如,結社權、選舉權、出版自由、教學自由等等)的調整和限制將由以後的組織法加以規定,——而這些“組織法”用取消自由的辦法來“規定”被允諾的自由。奧地利和普魯士資產階級從法國原版中抄襲來的這種花招就在於,賦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則,把有關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問題即細節留待以後的法律來加以解決;在1830年的法蘭西憲法和在它以前通過的壹些憲法裏就用過這種花招。” [xiii] “這個虛偽的憲法中常常出現的矛盾十分明顯地證明,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法國真正的“憲法” 不應當在我們所敘述的文件中尋找,而應當在根據這個文件通過的我們已經向讀者簡要地介紹過的組織法中尋找。這個憲法裏包含了原則,——細節留待將來再說,而在這些細節裏重新恢復了無恥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馬克思揭露了拿破侖三世壹方面在憲法中確立了公民權利,又通過其他具體的法律的限制條款而事實上剝奪了這些權利:“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種自由權的必然總匯),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壹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壹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憲法的每壹節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當然是根據合法的理由——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xv]馬克思揭露普魯士政府憲法上寫著公民權利,但實際上是極權政治:“如果妳從這些寫在紙上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轉過來看看它們體現在現實中的可憐樣子,那末妳就會充分認識到——如果妳過去從未有過絲毫認識的話——理想和現實之間、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何等驚人的矛盾。妳每邁壹步,甚至只是走動壹下,都要受到萬能的官僚制度這個純粹普魯士土生土長的第二天神的幹涉,沒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沒有當局的許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結婚、不能寫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買賣、不能教書、不能學習、不能集會、不能開工廠、不能遷徒,什麽都不能做。至於科學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領主裁判權、廢除等級特權、消滅限嗣繼承制和長子繼承權,所有這壹切都純粹是瞎說。……原來普魯士憲章所恩準的這壹切自由受到壹個重大保留條件的限制。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範圍內”被恩準。但現行的法律恰好是專制獨裁的法律,它是弗裏德裏希二世的時候制定下來的,而不是隨著普魯士憲法的誕生問世的。這樣,在憲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內容之間就存在著壹個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事實上後者已使前者成為泡影。另壹方面,憲章在壹些最緊要的問題上要人去看構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應該由構成法加以詳細發揮。但這些構成法本身是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制定的。它們取消了甚至在君主專制政體最反動時期都有的那些保證,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權力幹涉的獨立性。憲章還不滿足於這些攪混在壹起的溶解劑——舊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還給國王保留了在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時候使憲章在任何政治問題上停止生效的權力。 [xvi]“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xvii]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這種假政治民主,目的在於提醒無產階級,在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民主鬥爭的同時,也應當提防不要跟著資產階級自欺欺人,而是要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

4、經濟民主

  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xviii] 。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就是為了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這個目標,因此,實現人民對經濟的權力,實現經濟民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必然之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經濟解放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實現“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稅制、累進稅制等要求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存在著兩種權力的社會:壹種權力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即資本的權力:“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壹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壹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的權力。” [xix] 這兩種權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對人民的自由構成侵害。對於國家的權力對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過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實現政治自由而加以解決;而資本因為它的雇傭勞動這種生產方式,它使工人階級事實上淪為奴隸壹樣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勞動的社會地位,因而同樣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過消除雇傭勞動制度的辦法去加以解決。“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制。” [xx] “工人應當摒棄‘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 [xxi]

  在主張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關於未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原則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和“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這樣壹些概念。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困擾著壹些學者,人們試圖理清這些概念的異同。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其實是同壹個概念,只是因為當時他們所要表達的概念是壹個新的事物,當時並沒有壹個固定而準確的概念來表達,所以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暫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達。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概念可以發現,它們都是指未來國家的階級性或者說政治性已經不存在,在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態下的所有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公有制就是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也就是社會所有,所謂“自由人的聯合”也就是國家已經是社會本身的社會或者國家,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所有制罷了。

  那麽社會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聯合的個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種什麽樣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解釋說“馬克思是說:‘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但這是以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勞動者的協作以及他們對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人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壹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這就是壹切。可見,靠剝奪剝奪者而建立起來的狀態,被稱為以土地和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對任何壹個懂德語的人來說,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包括產品即消費品。為了使甚至六歲的兒童也能明白這壹點,馬克思在第56頁設想了壹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的許多的個人勞動力當做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也就是設想了壹個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聯合體,並且說:‘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些話甚至對杜林先生的黑格爾化的頭腦來說,也是足夠清楚的了。” [xxii]

  的確足夠清楚了,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這樣壹種制度: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任何自由的個體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聯合,共同生產,也就是在國家已經是“社會的國家”狀況下生產資料的公有,而自由聯合起來的人民或者說勞動者,他們共同使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勞動;他們因為是自由人的聯合,所以他們的生產勞動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們的分配是在補償了生產資料的損耗以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聯合的勞動者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顯然,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是勞動者依照民主原則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對勞動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時,恩格斯批判了那種單純地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的錯誤觀念,指出:

  “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壹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壹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壹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末拿破侖和梅特涅就應該算是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產資料“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裏,這壹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卻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 [xxiv]

  恩格斯實際上是強調了工人階級如果不能把國家真正變為整個社會的代表,不能改變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改變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的雇傭勞動者地位,國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社會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所有制。

  恩格斯認為“公有制”本身並不代表社會主義的觀點應該引起社會主義者的重視。長期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視為社會主義,這種觀點甚至在歐美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有表現。事實證明,如果公有制沒有國家民主化作為基礎,不能成為反對雇傭勞動制度的積極手段,就未必是社會主義;它說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國家搞公有制,國家就會變味成為壹個特殊階級或者利益集團的“總資本家”,從而損害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聲譽。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主張實行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直接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抑制資本的經濟手段,促進社會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提出,“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也可以通過實施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等措施 [xxv]。

  馬克思還提出廢除間接稅,以便於人民監督政府財政,他說:“如果需要在兩種征稅制度間進行選擇,我們則建議完全廢除間接稅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稅;因為,間接稅提高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商人不僅把間接稅的總數,而且把為交納間接稅所預先墊支的資本的利息和利潤也加在這些價格上來了;因為,間接稅使每個個人都不知道他向國家究竟繳納了多少錢,而直接稅則什麽也隱瞞不了,它是公開征收的,甚至最無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稅促使每個人監督政府,而間接稅則壓制人們對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關於個人自由

  許多人認為,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集體主義者,而是理性的個人主義者。 集體主義 強調社會、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但是理性個人主義是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應當和他人、也就是社會或者集體的利益相協調的同時,強調個人自由是社會整體自由的先決條件。理性個人主義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後來的邊沁發展了愛爾維修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贊賞說:

  “邊沁根據愛爾維修的道德學建立了他那正確理解的利益的體系,而歐文則從邊沁的體系出發去論證英國的共產主義。” [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引用愛爾維修的話批判了把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做法:“人並不邪惡,但卻是服從於自己的利益的。因此,應該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總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對立起來的立法者的無知。” [2]他們贊成邊沁的反對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利益的虛假道德,他們說:

  “我們只引證邊沁駁斥‘政治意義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話。‘個人利益必須服從社會利益。但是……這是什麽意思呢?每個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樣,構成了社會的壹部分嗎?妳們所人格化了的這種社會利益只是壹種抽象:它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如果承認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犧牲壹個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為此而犧牲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以至於無數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個人利益是唯壹現實的利益。’” [3]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4]

  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時認為,個人的自由與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相互聯系的,如果每個人缺乏發展他的自由發展的能力,那麽個人自由不可能實現;而恰恰只有處於集體之中,每個人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發展的能力:“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壹方面強調個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強調人的聯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個人與社會、集體的利益的關系上,馬克思反對種種否定個人自由的“冒充的集體”桎拷個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階級差別的社會裏,個人自由只有當個人屬於統治階級時才存在,被統治階級是不存在個人自由的:“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壹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於這種集體是壹個階級反對另壹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 [5]。因此像國家、民族這樣的“集體”中,如果某些個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證,那麽國家和民族對這些人就會變成馬克思所稱的“冒充的集體”,而成為個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馬克思認為,集體應該成為個人自由發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個人自由的手段:“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壹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馬克思認為每個人都同時對國家和社會擁有權利和義務:“壹個人有責任不僅為自己本人,而且為每壹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 [7] 馬克思也不認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是純粹出於人類的“博愛”情懷,或者出於“利己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既不會是“愛的原則”或dévouement〔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會是利己主義”,它只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8] ,所以人們才會去追尋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專制政府那種常常以社會利益壓制個人自由的行徑予以強烈抨擊:

  “只要軍事長官‘為了防止騷動’宣布戒嚴,‘人身自由’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審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廠主的保護、結社的權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違反刑事法規’的‘社團’——娛樂場和跳舞廳,也只有得到衛戍司令先生的恩準才能存在,而決不是根據‘權利’存在。” [9]

  因此,他們在具體的個人自由權利方面,完全主張每個人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學術、集會和結社等自由權利。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主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傳播憲章派思想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斷遭受各國專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經責問普魯士當局:“妳們贊美大自然愉悅人心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妳們為什麽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妳們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壹種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壓迫人民的同時,也在對人民進行著思想的統治,指出壹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也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誌的表現,所以馬克思提出,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就要同時反對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 [11]

  面對普魯士當局嚴格的書報出版檢查制度和動輒查封書報的專制行徑,馬克思怒斥專制政府用法律禁錮人民思想:“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壹個黨派用來對付另壹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壹種破壞團結的法律,壹切破壞團結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12]

  思想自由是與言論、學術、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強烈要求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針對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為了控制人民的言論而實施的實名制、開征印花稅等措施,馬克思指出這是“資產階級要在陪審法庭上來消滅工人的報紙” [13] 。恩格斯嚴厲指責德國政府:

  “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壹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但夢寐以求的秩序卻正好要壓制階級鬥爭,要堵塞被壓迫階級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寧和秩序的人就必須消滅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必須通過出版法、禁令等等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自己對市場的壟斷,尤其是必須直接禁止像招貼和傳單這樣的免費文學。” [15]

  對於招貼(海報或大字報),馬克思認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權利,馬克思竭力得捍衛工人階級的這種最廉價的言論表達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談的問題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貼方面的限制。必須說明招貼的作用,捍衛‘街頭文學’,特別是捍衛工人享受免費文學的權利,而招貼則是免費文學的壹種。不應該對用招貼引起激憤情緒的權利含糊其詞,而應該公開地維護這種權利。” [16] “但是有什麽東西能比招貼更有助於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貼可以把每條街的拐角變為壹張大報紙,過路的工人能從中得悉當天的事件和這些事件的意義,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及這些觀點的反對意見,他們能在這裏同時遇到不同階級和不同見解的人,跟這些人討論招貼的內容;簡而言之,招貼對於工人來說同時既是報紙,又是俱樂部,並且這壹切都是不要花費分文的!但正好這壹點是右派先生們所不喜歡的。到底還是他們對。他們從無產階級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險;那末大權在握的他們為什麽不力求用盡壹切手段來消除這種危險呢?” [17]

  馬克思反對通過國家實施國民教育,反對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認為國家應該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說: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員的資格、學習的科目等等,並且像美國那樣通過國家視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和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兩回事!相反地,應該使政府和教會壹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在普魯士德意誌帝國內(他們會說,他們談的是“未來的國家”,但是這種空洞的遁辭在這裏也無濟於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方面是怎樣壹回事了),倒是國家需要從人民方面受到嚴格的教育。” [18]

  在針對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中的“教學自由”權利規定,馬克思揭露道:

  ‘教學自由’,但是‘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個部門的主管機關是4名法國大主教所領導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員會。這項法律規定,所有地方學校的教員,即使他們是市鎮委員會或老教區委員會推薦的,都必須服從recteurs,即督學的意誌。教員必須接受與軍隊中的服從和紀律相類似的條件,服從督學、市長和牧師;可見,根據上述法律,教學自由歸結起來,就是沒有民政當局和教會當局的允許,誰也無權教學。” [19]

  在對待宗教方面,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都毫不遲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在談論人權時說:

  “公民權利,如上所述,決不以無條件地徹底地廢除宗教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進行‘文化鬥爭’的時候,要想提醒自由主義者記住他們的舊口號,那末只有采用下面這樣的形式才能做到這壹點:每壹個人都應當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實現自己的肉體需要壹樣,不受警察幹涉。” [21]

  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要求“以國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極端主張予以批判,同時他並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結果,他說:“取締手段是鞏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點是毫無疑義的:在我們時代能給神的唯壹效勞,就是把無神論宣布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征,並以禁止壹切宗教來勝過俾斯麥的關於文化鬥爭的反教會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應該實行政教分離,主張把宗教從國家機構中分離把它變成私人的團體,並且停止國家對宗教團體的資助時,曾經明確提出應該允許宗教團體興辦學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們用自己的資金創辦自己的學校並在那裏傳授他們的胡說。” [23]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強烈要求集會和結社自由。恩格斯針對德國政府強制關閉民間組織和禁止民間集會,指出:

  “結社自由權的基本條件是:警察機關不能解散或封閉任何壹個社團,任何壹個協會。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決某壹社團或它的活動和宗旨多非法的,從而要懲處有關過失人員的時候,才能采用。” [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築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築在無產階級的不團結上,建築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對立上。” [25]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工人的組織,認為“沒有出版自由、結社權和集會權,就不可能有工人運動。” [26] 指出“在階級反對階級的政治鬥爭中,組織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們本身也壹輩子為爭取結社自由壹生進行著不懈的鬥爭。

我們通過以上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自由、民主和憲政的理論的簡要回顧,已經能夠得出這樣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他們其實同時壹生都是民主主義者。他們的理論成果,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淵源於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空想社會主義本身也是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是對歐洲思想啟蒙運動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是不能與他們的民主主義思想分離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憲政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無視、割裂和拋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主義思想,想跳過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片面地實現社會主義,是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那樣做的唯壹結果就是將會招致蘇聯和東歐諸國那樣的潰敗。對於中國來說,完善憲政和法治,通過實現政治民主進而實現社會民主,那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左派自由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觀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哈耶克,這個名字幾乎成了當今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許多自由主義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卻以為,哈耶克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的前途,都是壹個危險的邊緣。我是壹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社會民主主義者絕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價值觀念上,自由思想與社會民主主義是重合的。許多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其實都可以算作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可能自己並不這樣以為。這壹點在當今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尤甚。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主要是看其具體的政治和經濟主張。壹般來說,但凡是傾向於同情和救助弱勢群體的觀念的,不說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至少也是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外國,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信奉與支持者常常都是互變的,許多人今天是自由黨或保守黨,明天又可能是社會黨、民主黨或工黨,後天說不定又變成自由黨或保守黨了。就本人來說,今天主張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為社會主義除了講“自由”的重要外,還強調“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覺得中國人現階段除了“自由”必當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貼近民生,更容易喚起人們的變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對於普通的民眾可能是可閒置的資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國社會中最與每壹個人貼近的,最為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下崗、賣國企、城鄉二元、腐敗、官僚主義、孫大午之類問題,等等等等,都與“平等”問題直接相關。而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他們所關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競爭”,而於“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就不重視。而我恰恰以為,中國現在最先要解決的除了人的自由問題,還有就是要解決人們在如何的社會條件下競爭的“平等(公正)”問題,然後才能談得上“競爭”。也就是說要在社會競爭之前,先要解決人們起跑線盡可能壹致的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最註重“平等”(特別是結果的“平等”),所以我現在只會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我曾多次說過:自由主義往往在“自由”問題上走得太遠,社會民主主義者則往往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當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平等”問題上走得太遠時,我也可能變成壹名自由主義者。但是現在畢竟“平等(公正)”問題還沒有解決(自由問題更沒有解決),所以我還只能是壹名民主社會主義者。

  哈耶克的理論為什麽是壹種危險呢?因為他的理論不僅對於我們中國的民主進程無太多的益處,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對理性的錯誤理解和認識

  盡管哈耶克聲稱他“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然而就其實質來說,哈耶克是懷疑理性的價值的。他說:“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著審慎謙恭的態度,采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他又說:“我們的理性就像我們的道德觀念壹樣,是壹個自然選擇的進化過程的產物。但是它並不是從另壹種分離的發展中產生的,因此絕不應當認為,我們的理性是處在壹個更高的檢驗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認可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這種對於理性模棱兩可的說法,正是表現了哈耶克對理性的懷疑。在其認識中,理性應當並不具有多少的積極意義,理性的意義是只能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至於更為積極的作用,則僅限於“點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認為理性的作用只限於作“點滴”的“改進”,那麽為什麽“點滴”的“改進”是“正確運用理性”,而設計壹個社會制度就不是“正確運用理性”呢?這“點滴”的具體尺度是什麽呢?哈耶克並沒有提出壹個具體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個具體尺度。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不能不說是學術上的缺陷。同時,人類的理性本來是認識的進化過程,是壹個試錯的過程。理性既然是壹個認識進化的試錯過程,就是說理性並不是個絕對的東西。它既檢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我們也在思維和行動中檢驗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這不斷的“檢驗”和自身“校正”過程中指導人類的壹切行為。哈耶克認為理性只能消極地用來檢驗和“點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導人類的行為,不能不說是哲學上的壹個重要錯誤。另外,哈耶克還有壹個理解上的錯誤,他把理性與智力行為混為壹談。智力行為可能是沒有在思維和行動中被檢驗和校正的東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謂的理性,不僅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類在長期的各種實踐過程中,不斷對認識進行檢驗和校正的結果。在我看來,蘇式“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結果。

  蘇式社會主義的錯誤,絕不在於整個社會運用理性結果的所謂的“理性的自負”,而是恰恰在於這種智力行為違背了人類的理性!它,只是少數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設計和對大多數人的蒙蔽、煽動和強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主張自然主義,其結果是無視結果的不平等遵循其哲學和對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發秩序”觀點,認為秩序只能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理性的結果。他說:“我們能夠讓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辦法就是誘導它自己產生秩序。對於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有時當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發的有序化力量,卻不能隨意地為各種因素安排我們希望它們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極力主張經濟市場拒絕國家的幹預。他的看法就是國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為了維護“自發秩序”。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對於以“強制”為特征的蘇式社會主義來說,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發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都是“自發秩序”;人類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個人人為設計出來的(比如說給雇工的工資由雇主決定)。同樣,人為設計出來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權力制衡)。所以,用“自發秩序”理論來批判蘇式社會主義,在邏輯上並不嚴密完整。

  在這裏,哈耶克搞錯了秩序的產生過程。殊不知,任何社會行為本來都是受理性指導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來也都是社會力量均衡的結果。奴隸社會的秩序是以強大的奴隸主的暴力與弱小的奴隸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隸的順從)而取得的,封建專制等社會是以強大的君主政權、官僚集團和農民、市民在力量鬥爭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會的秩序是在社會各階級、階層、社會分工之間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經人的刻意而為,其實無不浸透著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只不過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時,可能不再是某個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在妥協後的結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動”,而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

  正因為哈耶克看不到所謂的“自發秩序”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價值追求的結果,看不到“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他認為只有“自發秩序”才是合理的。於是,哈耶克理論的第壹個危險出來了:如果我們循著他的觀念去進行政治實踐,這無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樣的呢?是長期以來壹直因為稀缺而處於強大地位的資本和長期以來壹直因為過剩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勞動力的不平等的競爭;是以“自由”為借口的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不平等。這種“自由”已經經過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所否定。20世紀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國家幹預告訴人們,自由必須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訴人們,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為,而是具體的社會問題;作為自由和平等主體的人不是抽象的毫無差別的人,而是壹個個有著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先天稟賦的人。如果國家不讓社會每個成員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這種自由下的競爭就是不平等的競爭,這種“自由”本質上只是少數強勢階層的“自由”和少數弱勢階級無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須由國家立法,允許雇員組成工會,允許工會為勞方代表進行勞資分配談判、允許國家二次分配以補償分配的不平等、允許教育補貼、醫療補貼、食品補貼、住房補貼。沒有這些,社會的窮困階層就是在另壹條起跑上和富人競爭!

  對於中國來說,自由和平等還只是個追求,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們壹無權力資本,二無經濟資本,而“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官商、官僚已經蓄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未來的變革,無疑應當是先要讓十三、四億中國人盡可能站在壹致的社會競爭起跑線上,然後才能展開競爭。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主張“自發秩序”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的“自由主義”,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歡迎國家無所作為的“自發秩序”!要知道,所謂的國家幹預,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實力強大階層,他並不損害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與哈耶克相反,當代另壹位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就很註意事實上的或結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兩條正義原則中,“社會及經濟的不平等分配,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它必須對社會中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差異原則);在公平的平等機會的條件下,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開放”的第二原則,就使得他的理論在價值上遠遠高出哈耶克。羅爾斯的理論對於今天和將來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大於哈耶克很多。

  三、否認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積極自由”,最終陷入紙上清議的“自由主義”

  哈耶克輕視理性的作用,主張“自發秩序”,其實質就是否定了“積極自由”。因為他的“正確運用理性”和“點滴”的“改進”,是個任何人也無法具體把握的尺度。在“自發秩序”這個戒律下,人們除了無所作為,也只有無所作為。這種自由主義,無異於是紙上清談,它不能成為向專制主義開戰、向自由和民主邁進的動力。對於現實中反抗專制制度國家的人民來說,遵循這種“自發秩序”理論,無異於向專制主義妥協和退讓。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第二個危險所在。顯然,對於既存的專制制度,沒有積極鬥爭的心態、理論和行動,專制主義是不會自生廉恥而走向民主的。沒有壹個國家的民主自由體制,不是依靠社會公眾的“有所作為”取得的。這“有所作為”不僅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獻出生命,更是偉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會契約理論、權力制衡理論、政黨理論、工會理論等等理論學說在起著主導、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國人的歡迎,主要是因為哈耶克的理論中有著對專制主義更多的批判內容,而羅爾斯理論則缺少這些批判。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哈耶克的這種批判是在只是對專制制度的設防,而並不是對現實的專制制度的反抗。盡管羅爾斯沒有更多地批判專制制度,但是他創建的理論,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社會主義,都是反抗專制制度最強大的武庫,它可以裝備所有反專制爭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論只是盾牌(而且這個盾牌並不堅實牢靠)。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來說,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義,那麽,請不要選擇哈耶克,而應當選擇羅爾斯——壹位偉大的自由論者!他才是我們更應當取法和敬拜的。因為羅爾斯對於蘇式社會主義在內的壹切專制體制,不僅僅是盾牌,還是匕首、長矛和來福槍!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

  作為終生都在為自由而鬥爭的「自由之子」,馬克思對「自由」及其實現有著相互關聯的「三部曲」。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宗教神權」統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過「服務哲學」來喚醒「自我意識」而實現的「哲學自由」。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是擺脫「封建王權」統治的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即通過「出版立法」來保障政治權利而實現的「政治自由」。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認識到追求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徹底擺脫「資本」這一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統治的人之「個性自由」,也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否定資本主義的私有製而重建「個人所有製」,從而實現人之個性全面發展的「最高級自由革命」。

  「歐洲的自傳始於對自由的愛」( 赫勒語) 。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作為為人之自由而奮鬥的「自由之子」,馬克思的自傳也始於「對自由的愛」。馬克思就是為自由而生、為自由而戰和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奮鬥的永恒主題,但自由似乎也是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爭議不斷的主題。實際上,在馬克思及其相關著作中,自由是有著其自身發展和演進的清晰歷程和具體內涵的。在此,筆者嘗試總結出馬克思自由思想發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論文》時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馬克思是一個深受青年黑格爾派影響的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18 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一直影響和鼓舞著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從一切對超驗對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借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學) 宣言」: 「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裏跳動著,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 瀆神的並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於眾神的人。」並強調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認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的神性」。對青年馬克思來說,伊壁鳩魯和普羅米修斯代表著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權威,不管它是來自宗教教義還是希臘神話。尤其是在伊壁鳩魯這裏,青年馬克思還找到了最明顯、最關鍵的反抗宗教神權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見,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現實的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在這裏,馬克思還是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為了獲得絕對的精神自由,反對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開戰是當時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主流。

  馬克思之所以選擇把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和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進行比較研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與斯多葛派、懷疑主義都是古代自我意識哲學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鳩魯代表的是「抽象的個別的自我意識」,馬克思此時正熱心於自我意識哲學和精神自由的張揚。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只關註原子的「直線運動」,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質存在,而伊壁鳩魯則還說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質料和形式: 「伊壁鳩魯以原子的直線運動表述了原子的物質性,又以脫離直線的偏斜實現了原子的形式規定。」原子不僅是現象世界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抽象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形式原則。馬克思認為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最大區別,就是前者否認原子的「偏斜運動」。原子的「偏斜運動」並不僅是一種物理現象,而是意味著一種擺脫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識和精神自由。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作為德謨克利特直線運動的「反題」,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識對物質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類思想超越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最終勝利。馬克思之所以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持截然相反的觀點,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直線運動仍然受盲目命運和自然法則的必然性的束縛,而否認偶然性的意義。而馬克思認同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觀點,認為偏斜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表述了原子的真實的靈魂即抽象個別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認原子偏斜運動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運的束縛」而追求個性和自由的意義上,馬克思稱伊壁鳩魯是「古代真正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說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先聲,他的哲學給人類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裝」( 馬克思語) 。不難看出,青年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選擇,雖然還沒有完全超出黑格爾的哲學唯心主義,但也預示了未來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 列寧語) 之路。

  在馬克思這裏,宗教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喪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喪失,他反對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類精神變成單一的黑色。在《博士論文》中,為擺脫宗教束縛而獲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馬克思訴諸的已不再是對神的順從和屈服,而是作為哲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馬克思主張自我意識哲學自己創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識哲學能使人從「阿門塞斯王國」的陰影中脫離出來,投入塵世的「茜林絲」的懷抱。有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能夠進行獨立哲學思考的人就擺脫了宗教命運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說,馬克思是主張通過確立自我意識哲學來通達精神自由的。因此,馬克思此時與伊壁鳩魯有著共同的哲學理想,也即哲學的「目的在於求得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於對自然的認識本身」。在這裏,馬克思認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心靈的寧靜,比自然本身更有利於精神自由的獲得。所以,馬克思也認同和主張到哲學即人的自我意識中去尋找和實現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鳩魯的說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誌地獻身於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意義上,馬克思把哲學與自由等同了起來,其實質就是自我意識擺脫神的統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和確立。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指認的反對宗教的「哲學( 自由) 狂歡」,以致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甚至說「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由此可見,此時的馬克思是徹底站在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立場上來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他作為黑格爾的最優秀的學生頒給自己的「畢業證書」。

  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此時的馬克思還帶有青年黑格爾派的強烈的反對宗教色彩和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思辨意味,還意識不到唯心主義哲學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歡幽靜孤僻、自我直觀的實質。雖然他批評康德和費希特只是在天空飛翔,也不太喜歡黑格爾的古怪調子,並強調自己只關心地上的事情,但這時馬克思所追求的作為擺脫宗教束縛也即神權統治的自我意識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種抽象的、脫離現實的「哲學自由」,還缺乏穩固的現實基礎做支撐。而這正是馬克思後來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接觸,並最後在《資本論》時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萊茵報》時期: 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如果說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追求個性和自我意識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擺脫了「宗教神權」的統治,那麽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追求的「新聞出版自由」則是為了擺脫「封建王權」的統治。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強烈反對的就是普魯士政府的「封建王權」。但這也同時表明,馬克思開始從關註一般哲學問題轉向分析具體的政治現象,也即從「哲學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對此,馬克思的傳記作家梅林有著明確的指認: 馬克思已經被一種遠比哲學更強烈的興趣吸引住了。自從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的文章以後,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現在他在《萊茵報》上繼續進行這個鬥爭,而不再是去「紡他那哲學的線了」。特別是在《萊茵報》上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更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鬥爭」和新的自由追求。馬克思此時最為關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謂精神自由———哲學自由,而是具體的新聞出版自由———政治自由,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從書齋走向社會,面向和解決具體現實生活問題的開始。

  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對「自由」馬克思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活,不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這些事。不然,建築師同海貍的區別就只在於海貍是披著獸皮的建築師,而建築師則是不披獸皮的海貍。」在這裏,馬克思通過與現實的親密接觸而深刻認識到: 「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 因此,他們想把曾被他們當作人類本性的裝飾品而摒棄了的東西攫取過來,作為自己最珍貴的裝飾品。」由此可見,作為人的本質的自由,已不再是被當作人類本性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就是人類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貴的「裝飾品」。馬克思對作為人類本性的自由的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義上回應了盧梭的觀點: 人生而自由,但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所以,馬克思在該文的最後借斯巴達人之口號召人們奮起、甚至用「斧頭」去「為自由而鬥爭」: 「你知道做奴隸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卻從來也沒有嘗過。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為只要你嘗過它的滋味,你就會勸我們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鬥了。」但此時,通過報紙與現實親密接觸之後,馬克思已不再認為「服務於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強調「新聞出版就是人類自由的實現」。在這裏,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內在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和保障,自由報刊就是號召廣大人民為徹底改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鬥爭的有效手段和直接體現。在馬克思看來,書報檢查製度是不自由的體現,而新聞出版自由卻是自由的體現,自由報刊的本質就是自由的本質,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剛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質,自由報刊就是現實的自由。如果人們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體的現實自由: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鬥爭升華為精神鬥爭,並且把鬥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鏡子,……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湧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可以說,在《關於新聞出版自由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把自由的本質及其獲得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了,而不再單純依靠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演繹。為此,德國那些脫離現實、喜歡幽靜孤僻而空談自由的所謂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 「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狂熱者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因此「對我們德國人說來,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由此可見,在走出書齋開始接觸現實之後,馬克思已不滿足於抽象的、空洞的、單純說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來越關註具體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應該享有的各種真實的政治權利的自由。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穩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

  當然,馬克思此時還只是看到和反對封建王權對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還不能深入王權背後深刻認識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約和束縛人的自由背後的強大「物質力量」———經濟利益根源。也就是說,馬克思在這裏還不能具體確定是何種社會關系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系。所以,馬克思此時反對的還只是作為普魯士政府王權的外在體現的書報檢查製度,並意識到「在法國,為革命準備基礎的不是新聞出版自由,而是書報檢查製度」。正是書報檢查製度阻礙了人們追求和獲得現實的自由,並引發了革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張通過關於新聞出版的「立法」來保障新聞出版自由: 「新聞出版法就是對新聞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法律不是壓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措施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獲得了一種與個人無關的、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獲得和實現,寄希望的還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權統治的「革命」,而是資產階級的「立法」,認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強調「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同時,針對封建統治者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派」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擔心,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聞出版自由不會造成『變動的局勢』,正如天文學家的望遠鏡不會引起宇宙系統的不斷運動一樣。」與之相反,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而決不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裏,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實的自由,也是一個社會政治民主文明的體現。

  與《博士論文》時期相比,馬克思此時對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實現的理解和追求,確實前進了一大步,他已經從宗教批判前進到了批判政治與社會製度,這也是馬克思離開書齋開始走向社會的真實反映。但總體上看,馬克思對新聞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還是處於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善良願望和理想主義階段,幻想著通過和平的「立法」來實現和解決問題,仍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在《萊茵報》的實際工作,卻使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從而埋下和獲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的「種子」和「原動力」。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後來為什麽特別強調對「自由」( 市民社會) 問題的解決必須到「政治經濟學」中尋求,而這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資本論》時期: 全面的人的「個性自由」如果說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是到「哲學」和「法律」中去尋找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那麽到了《資本論》及其相關手稿時期,馬克思開始逐步認識到對自由的真諦及其實現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學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語) 。對此,恩格斯後來也有著深刻的認同: 對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到「經濟」中去尋找,實際上意味著人的自由的獲得,不僅需要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更要擺脫「經濟權力」———「資本」的統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認識到資本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後來又在作為《資本論》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裏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而在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集大成的《資本論》中,資本更是搖身變成了具有「幽靈般現實性」的統治一切的「自動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獲得和實現真實的自由,僅僅擺脫「神權」和「王權」的統治是不夠的,還必須擺脫資本這一「神權」和「王權」附體的「經濟權力」的支配。這也是馬克思第一次真正認識到實現自由背後所必須擺脫和克服的巨大物質力量。而馬克思此時已經深刻認識到,要想徹底擺脫資本這一「經濟權力」的支配,僅僅「獻身哲學」和「出版立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進行最徹底的「政治經濟學」解剖和批判。

  自馬克思開始真正接觸和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後,就逐漸認識到商品、貨幣和資本等這些「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作為支配力量的物與物背後所隱藏著深刻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獨特性和革命性,就在於揭示和強調資本的本質並不是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可感覺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超感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但這一關系又是以資本與人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顛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現出來的。這一關系,像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天網,把包括人在內的一切都納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裏「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的現實。這一「抽象統治人」的實質,是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的,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這實際上體現的就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馬克思語)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在資本作為「經濟權力」的這一強大抽象力量的統治和壓榨之下,工人確實毫無自由和個性可言: 「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所以,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工人對資本都是一種「絕對從屬」和「被統治」關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時期通過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和實現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學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人之自由」,也即從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走向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個性」。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革命性,還在於使政治經濟學由關於「物」———資本增殖的理論,轉變成了關於「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論。所以說,《資本論》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類從壓迫他們的種種勢力的支配下解放出來的思想,對自身命運和全人類命運負責的個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在資本邏輯的全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問題。因此,突破資本牢籠的無形統治,形成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仍然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特別是《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中心主題。

  在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辯護士們看來,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為「看不見的手」支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規律」,在進行「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同時,就已經在實現著所謂的自由。也就是說,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通過「私有製」和「價值規律」完全實現了自由,歷史在資本主義這裏「終結」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在這裏殊途同歸了。但馬克思卻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私有製正是異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謂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也只是資產階級所享有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財產的自由和資本的自由,對廣大無產階級來說,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義,只是一種「自由的錯覺」,而決不是真實的自由。為此,馬克思批評資產階級及其辯護士們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人的自由發展的「同義語」的妄斷: 「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說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戶們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價值規律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最大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它掩蓋了為什麽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反而走向了不等價交換的剩余價值規律。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也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神聖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識形態批判」和「哥達綱領批判」。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們要想擺脫資本的權力統治,獲得真實的個性自由,就必須通過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製」。正是這種重建的「個人所有製」,才能徹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傭勞動和異化,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這實際上就是用「自由勞動」來代替「雇傭勞動」,用「合作化生產」來代替「私人化生產」,用「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的個人」,從而真正使人從「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獨立性」走向共同生產的「自由個性」,最終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 馬克思語) 。在馬克思這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徹底的、絕對的和全面的: 人應當從一切類型的非人的統治關系———統治、壓迫、奴役、剝削、疏離和異化中解放出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真正還給人自己,使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所以說,正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實現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成為可能。

  在馬克思這裏,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實際上也就是「自由王國」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質都是使人徹底擺脫外在「必然性」———資本、必然勞動和自然的盲目控製,獲得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強調: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聯合生產」的基礎上,也即「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在馬克思這裏,「自由王國」的建立和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是同一個過程,都是人擺脫資本的統治而獲得獨立性和個性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即人的個性擺脫勞動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覺的自主勞動中展開和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註定要「讓位於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在此意義上,《資本論》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追求的廢除雇傭勞動的「勞動解放」,的確是「最高級自由革命」( 塔克語) 。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實質,就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正是在「勞動解放」這一「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我們說體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勞動自由」才是《資本論》的靈魂,這一靈魂像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也同是在「最高級自由革命」的意義上,勞動才不僅僅是人單純「謀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馬克思這裏,作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勞動自由」的實現,也就是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說到底,《資本論》不僅是唯物史觀的科學的證明,更是人的「個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義實現。

  馬克思「傾其一生」並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寫的三大卷《資本論》,決不是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賺錢作合法性論證,更不是為了自己發財致富,根本上是為了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自由而鬥爭」。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為自由而鬥爭,正是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諦,他的一生都是在迎著「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飛奔。中共實行共產極權統治,中共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的自由觀水火不容,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成為反對中共的反共人士。

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之間的區別

作者 季鵬 寫於 二零二零年

  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審視

  上世紀20年代以後,壹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鑒於前蘇聯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壹味作出“極左”的解釋,便以其所掌握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後來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眾多流派。其研究內容主要在兩個方面:壹是對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證、註釋;二是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應對馬克思主義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復其在新時代的“活力”雲雲。蘇聯瓦解崩潰後,這種研究減少了,但仍有繼續。

  應該指出,以上這些倡導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大多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執政的共產黨國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對於對主流派的“異見者”。 他們原來多是共產黨的高官、要員,因受到當權者排斥退出政壇,轉而從事學術研究。所以,這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總的說仍然對馬克思主義持肯定態度,他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明顯抵觸的壹些成分,使它變得“溫和”、“人道”壹些,讓它為新時代所兼容。所以他們的共同之點主要是反對被列寧、斯大林無限強化的“無產階級專政”。

  近年來,國內也有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呼聲,有的學者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鑒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傳灌輸的毒害,重新審視、全面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審視和評價馬克思主義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

  (壹)從馬克思所追求的未來社會的藍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涵,還原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層面的本來面目。

  如果僅從階級鬥爭,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將馬克思主義與後來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暴君、惡棍如斯大林、毛澤東們混為壹談。但是,如果認真考察,卻會看到它們之間存在重要區別,雖然馬克思在他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沒有明確、專門解釋這種專政制度的具體方式、內涵,但從其有關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種專政與後來打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所作所為存在巨大差別甚至背道而馳。

  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指階級的、集體的專政,而不是壹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這是它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根本性區別。

  馬克思在受第壹國際總委員會委托而撰寫的對巴黎公社起義的總結宣言《法蘭西內戰》壹書中,對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贊揚,說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次預演”。為此我們就可以認為,巴黎公社的專政模式就是馬克思心目中“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式。那麽,“巴黎公社專政”的主要特點是什麽呢?首先,它是壹種工人階級的集體、聯合專政,而不是某壹黨某壹派的單獨專政。當時,巴黎公社中有眾多的革命黨派、團體,它們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雖然他們在總體上都擁護社會主義,但其具體的政綱和政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是其中壹派,此外還有布朗基派、新雅各賓派、蒲魯東派等等。其中蒲魯東派就反對消滅私有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它傾向無政府主義,所以又稱為公社中的“反對派”。可就是這個反對派,在公社65名委員中占據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各個派別的工人政黨的聯合執政,它的各項政策措施,是各個工人政黨相互融合、相互妥協的結果。這種執政形式,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贊揚,這就說明,這種由各類工人政黨形成的工人階級“整體”聯合執政的方式,正是馬克思所倡導的“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 的充分肯定和贊揚,這等於闡明了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和內涵。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是馬克思對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則的概稱,它充滿了民主精神,馬克思對它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些“原則”貫穿其始終的基本上有三條:壹是實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內部的民主,保證人民即公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權利不被侵犯和虛化;二是取消官員特權,保證官員的清廉並與人民群眾打成壹片;三是改變原來國家機器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領導人手裏。具體點說主要是:

  實行選民直接選舉的普選制。公社委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壹律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並規定其任職期限,定期改選。同時把人民的選舉權和監督、彈核權結合起來,對不稱職的代表和官員選民有權隨時彈核、罷免和撤換;廢除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公職人員只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內部適當拉開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過6000法郎(而過去法國政府的部長年薪可達26萬法郎);把警察和軍隊變成直接對人民負責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務員代替警察,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民兵武裝。馬克思壹貫認為,常備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支柱和鎮壓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則是人民自己的武裝,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馬克思贊揚說,公社制度“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形式。

  這樣,如果我們把它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壹對比,他們的騙子嘴臉就暴露無遺了:列寧等實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黨專政,而且最後都轉變為領袖個人獨裁;共產黨國家不管是國家領導人或黨內領導人,從來沒有進行過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選、普選;這些國家無壹例外地實行等級特權制,在黨內黨外都實行恐怖的警察、特務統治,如此等等。可以說,與巴黎公社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則、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公社便垮臺了。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執行情況和後果,也就無從知曉、無從置評了。不過,馬克思此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無容置疑的。

  還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領導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敗後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員、工人出身的詩人鮑狄仁·歐仁寫下了著名的、熱血沸騰的《國際歌》歌詞,其中的名句“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已”。 這首詩被譜曲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戰鬥號角,這表明馬克思對它的肯定、贊揚。可見,公社追求的目標是建立壹個沒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國家、新制度,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馬克思絕對不可能設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新的 “皇帝”“皇權”統治。由此也就可見,其後出現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變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背叛。

  (二)、在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經對他們早年提出共產主義學說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長期以來被當局有意掩蓋了。因此,必須給予恢復和從新認定。

  最先是,由於股份制的出現和發展,馬克思意識到“改變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剝奪的辦法,股份制可以解決資本私有跟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並把私有、“共有”兩種所有制融為壹體,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明確指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揚棄……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與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達的結果是壹個必須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候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和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這樣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私人所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由此產生必須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理論給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給推翻了。

  《資本論》第2、第3卷是經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對社會發展趨勢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紀後期,歐洲的民主政體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選舉權,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和提高,同時,資本家應對經濟危機的辦法也有了長進,經濟危機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垮臺,經濟危機和繁榮交替出現。更重要的是,議會民主制不斷健全,工人政黨為實現自已的政綱,通過參與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成為了議會的第二大黨……,這壹切,促使恩格斯對自已過去的理論和行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國選舉》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認:“暴力革命在許多年內是不可能了……只剩下開展合法鬥爭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節致德國工人》-文中他更明確地說:“工人越來越清楚他們的出路,與其說在於靠同個別企業作鬥爭以取得較高的工資和較短的工作日,不如說,首先在於組成獨立政黨爭取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爭得議會。” 實際上,第二國際也主要從事罷工和議會鬥爭。

  這種情況下,恩格斯晚年對他自己早年與馬克思共同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不足和錯誤,已經了然於心。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合法的議會鬥爭不僅贊同,而且認為這在其他國家也有普遍意義。他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這就表明,恩格斯此時已承認他與馬克思原來所認定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實際上是代表全民多數人意誌的“公民政府”;既如此,這種政府也就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數人意誌的工具。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原來關於國家性質的學說,動搖了(或推翻了)只有通過暴力手段砸碎舊有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社會變革的理論。這樣,恩格斯就明確接受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首領凱澤爾等人關於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的觀點。從而拋棄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反對以暴力方式實現兩種社會更替的觀點。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個月,他在為再版馬克思在40多年前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書所寫的“導言”中,再次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已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共產黨宣言》中倡導的暴力方法——筆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式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們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認當年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鼓吹的武裝革命方式“只是壹個幻想”。他們鼓吹的以暴力奪權的革命方式已經過時,社會主義“和平長入資本主義”,己成為現實的可能。

  不過,這並不表明恩格斯己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在寫於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來的意大利和社會黨》中,恩格斯提醒道:“社會黨不能忘記自已的最終目標: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就 在上述“導言”中,恩格斯也說:“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我們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變革辦法要獲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說,他只是認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議會鬥爭方式,工人階級政黨就可以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標。這與後來被稱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路線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國際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奪取政權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的可能則是,只要放棄暴力奪權而改行合法鬥爭,暴力馬克思主義就必將被拋棄,經過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必然融入社會民主主義體系之中。第二國際就是走的這條道路。

  總的說,由於恩格斯較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據客觀形勢變化對原來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確、更徹底些,他還說了壹些對他與馬克思的早年理論帶有反省、總結性質的話,如:“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麽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妳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見,雖然他還有沒有完全放棄、認輸,但與《共產黨宣言》中那種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氣相比,已經明顯地“軟”下來了,底氣不足了。

  根據上面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和審視,對照前面我們曾經批判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我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呢?筆者以為:

  第壹、我們在前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完全正確的,那是針對早年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列寧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而言的。但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版”,經過馬、恩自己的“修正”,馬克思主義放棄了暴力奪權為唯壹道路的觀點,這就為它的整體“變質”提供了可能性。後來列寧出於個人野心,有意隱瞞、掩蓋最終版馬克思主義,恰好表現了列寧-派心術不正,實際上他只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為自已建立新的專制獨裁王朝服務。

  第二、從實際看,馬克思主義後來作為壹種影響巨大的政治學說和社會制度,世人認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經過列寧歪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廣泛傳播,主要得力於列寧及其建立的蘇聯國家政權。

  第三、馬、恩本人在對他們早年的“主義”作出了修正,但沒有完全放棄其原來的理論、觀點。例如,對於《共產黨宣言》這本早期馬克思主義提綱挈領的著作,馬、恩後來壹再聲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還重申:“《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在此後恩格斯壹個人寫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這壹觀點。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寫於他臨終前5個月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恩氏同時也維護他原先的壹些觀點,如:“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誌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總是唯壹真正的‘歷史權利’”。又嚴厲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壹些人的“絕對守法”,“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策略”。就是說,他在肯定合法鬥爭的同時,仍然不放棄暴力鬥爭,堅持這種兩手策略,更沒有放棄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標。

  為什麽馬、恩晚年發現他們早年創立的“主義”有嚴重失誤,卻又不明確放棄、或明確加以改變呢?筆者以為,這是由於,他們晚年的新認識只是壹種覺醒的開始,尚不成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還要繼續發展,後事難料,不可能給出結論性的答案。而他們早年創造的理論已經有了壹定影響力,他們顯然不願意由自己去扼殺這個“親生子”。只好任由後人去理解、去實踐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們必定要對自己早年的“主義”作出明確、重要的修正,或許作根本性的改正。

  總括起來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與後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們的社會主義的最大、最根本區別是:前者是建立、脫胎於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建立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從這壹角度說,蘇聯、中國等列寧牌的社會主義都是冒牌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地球上還沒有出現過,也不可能再出現,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它的荒謬,錯誤,它完全是壹股歷史逆流。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明確廢棄馬列主義,向著自由、民主、憲政的道路並軌,是當今壹切仍然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必然、唯壹選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在中共的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中,都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並稱為“馬列主義”,有意將兩者混為壹體,目的自然在於說明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傳承和發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兩者當作壹回事。比較專業的著述則介紹了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內容,當然都系正面的評價,說明列寧對馬克思思想主義的重大貢獻雲雲。

  其實,按照真正“正規” 的排序,馬死後是恩,恩死後則是他親自指定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馬克思主義“合法”繼承人。伯氏後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重大修正,這種修正其實是對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理應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承傳。後來的列寧,則從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將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發揮,使之向更為激進的布朗基主義靠攏,形成壹種馬克思主義與布朗基主義結合的極左怪胎。

  但是由於列寧後來奪得了俄國政權,便以國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輸出列寧版的馬克思主義,致使在後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寧主義被作為壹種“主義”稱呼,與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壹樣,都是其政敵在論戰中攻擊它的壹種貶義詞,由此可見暴力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傳承者從來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後來他們的信徒將計就計,把它們當作正面的詞義加以使用。

  列寧主義的主要特征是什麽呢?它的傳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寧主義基礎》中對它的定義是:(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氏的意思是說:當時的資本主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了,它已發展成了“帝國主義”,按照列寧的解釋,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別瘋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戰爭。列寧說,由於資本主義發展成了帝國主義,它們為了爭奪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市場,爭奪殖民地,產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讓,於是就發動戰爭,第壹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發生的。列寧主義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觀奌就是“修正” 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必須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並且要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列寧認為,這時的帝國主義已經不是鐵板壹塊,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並取得勝利,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其他落後國家取得勝利。而不必考慮這些國家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階段。

  列寧的這壹修正,其實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這樣壹來,共產主義革命就可以不是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壹切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推翻了社會發展必須由低級到高級的邏輯。它在客觀上把共產主義革命等同於壹般的改朝換代了,而這種改朝換代的結果,也就很難說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共產主義社會”了。

  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無論哪壹種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細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列寧完全推翻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壹“原理”, 因此他所創立的“蘇聯” 到底是什麽性質的的“國家”和“社會”,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認定。

  其實不管列寧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知道自己從事所謂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借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名義,不過是壹種手段,壹種策略。這個手段、策略必須為自己所用,為自已服務,而不是倒轉過來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俄國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那還拿什麽去號召、組織工農群眾呢?所以,經過權衡,列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篡改馬克思主義。只要能奪取政權,其他壹切都不重要。從這壹角度說,列寧是壹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在同壹著作裏,斯大林進壹步指出了列寧主義的“精髓”:“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怎樣鞏固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斯氏在這裏亮出了列寧主義這壹“底牌”, 也說出了壹切追求專制獨裁者的心聲,這乃點睛之筆。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說出這壹點,也是為自己日後繼承列寧的位置,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的獨裁統治制造輿論。果然,斯氏掌權之後,就進壹步發展了“列寧主義”,實行比列寧更加殘暴專制的“斯大林主義”。

  列寧和斯大林說他們實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那麽,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什麽樣子的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明確說過,未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應遵從“巴黎公社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參與“專政”的政黨應代表無產階級各階層、各派別(左、中、右各派),而且,這個政權的各級官員、法官都由公社社員直接選舉產生,選民並有權監督他們,並可以隨時彈核和罷免他們。

  然而,列寧在實踐中卻完全拋棄了這些基本原則,他首先把無產階級各黨各派派共享的“專政”變成“布爾什維克”壹黨壹派的專政。接著,很快又將“布爾什維克專政” 變成他個人的獨裁,並且宣布:“個人獨裁(應)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這樣,馬克思所說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員必須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接受選民監督並可以彈核、罷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寧毫不猶豫地將官員的任免權變成他壹人的專利,他壹人隨心所欲地獨裁。列寧並且如此解釋“專政”這壹概念:“專政的科學概念無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而直接憑借暴力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釆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全集》第3卷第216頁、623頁)由此可見,所謂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壹種虛晃的托詞,列寧主義的真正含義是壹種為達到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目的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全拋棄並加以篡改,它釆取馬克思主義的壹些做法,如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等等,不是忠於馬克思主義,而是這樣做更有利於其實行極權專制統治。它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壹種新型的、更加惡劣的“君主制”( 有人稱之為“黨主制”)。 後來,蘇聯及所有蘇式“社會主義國家”, 都遵行列寧這種模式,所以稱其為“列寧主義國家”更為合適。。

  列寧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還沒有來得及辦,繼任的斯大林進壹步發展、完善他的這壹體制,使其變得更完善,更惡劣。

  蘇聯垮臺後,中共曾經宣傳壹種觀點,說列寧選擇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個錯誤,而且在最後關頭列寧察覺了這壹錯誤,想加以糾正,故在臨終前寫下了壹封遺囑,要求在其死後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宣讀。遺囑中提到斯大林的個人性格粗暴、專斷、不善於團結同誌,不適合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壹職。這封遺囑的原文未見公布,據說被斯大林扣下並燒掉了。當局宣揚的這個故事意在說明後來蘇聯出現斯大林的專橫暴政主要是列寧選錯接班人所致。這就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正如中共創始人、首任和連任五屆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樣:“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產生了獨裁制。”“我們若不從制度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 壹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陳氏的點評可謂壹針見血。就拿列寧遺囑這件事來說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寧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領袖獨裁制給打敗了,因為新的總書記有權扣壓他的遺囑並把它給燒了!

  下面我們具體看壹看列寧主義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這裏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壹)提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不壹定發生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可以發生在很不發達的、落後的俄國;可以不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同時取得勝利,而是可以在壹國內取得勝利。從而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質。

  關於這壹點,上面己經說過了。經過列寧這壹篡改,於是後來出現了如中國、北朝鮮、印支三國、古巴等-批更加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實際上己淪為落後國家造反奪權的野心家蒙騙人民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則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實行獨裁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起來辟謠,指斥包括前蘇聯在內的所有 “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冒牌貨!實際上,迄今為止,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革命根本沒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沒有過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二)修正、歪曲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馬、恩所說的“無產階級”,是特指近代產業革命後的產業工人,並非是指壹般的手工業工人或“窮人”。產業工人的特點是自己沒有生產資料、完全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同時又具備大生產所必須的技能和組織紀律性,是直接與資本家對應的人群。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特別說明他們所說的工人階級不包括農民、城關市民;宣言中把農民、市民和城市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統稱為“中等階級”(或“中間階級”),說“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指其力圖保留小私有制,並努力成為資產階級——筆者)。《共產黨宣言》第三部分專門辟出壹小節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針對此類人。而對於窮人中的流氓無產者,馬恩持更鄙夷的態度,說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寧出於實際的造反奪權需要,擅自把“無產階級”的概念擴充為“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是“工農兵蘇維埃專政”。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無產者參加“革命隊伍”。這就使這場“革命”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在中國,因為產業工人更少,共產黨的奪權戰爭,是壹場完全的“農民戰爭”,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無產者”(參見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

  其次,馬氏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整個階級的專政而不是-黨專政,更不是個人獨裁。列寧完全背棄了這-原則,把它變成自己個人的獨裁。又按照馬克思的解釋,這種專政是在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建立的壹種過渡形式,它的任務除了鎮壓敵人反抗、保護政權以外,壹個重要的、不同於其他政權的特殊使命是,要創造條件,逐步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消滅它自己的統治。

  可是,列寧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俄國沒有多少“無產階級”,只得改提“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 後又攺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或“工農民主專政”、“工兵農專政”等等。 雖然本質上都是共產黨壹黨專政,但已經遠離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

  據學者考證,“專政”壹詞始出自古羅馬共和時期,本是羅馬共和國在遭遇戰爭時的壹種非常體制,即臨時中斷共和,授予軍事統帥以不受羅馬法限制的短期獨裁權力,戰爭結束後獨裁官即卸任交權於議會,而議會則許諾不追究其在獨裁期間的行為。馬克思采用這壹詞語表明,他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種過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確立之前,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廢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

  然而,列寧為了給自己專制獨裁制造理論根據,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裏,以國家尚不具備消亡的條件為由,提出在整個由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社會主義)向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需要而且還要加強,實際上把專政永久化。又由於列寧在奪取政權過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黨都消滅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成了-黨(布爾什維克)專政。

  壹黨專政剛剛鞏固,列寧就又著手實施黨內的領袖獨裁制。他從改變黨內選舉制度開始,將原來由下至上的民主選舉各級領導人,改變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黨內民主被廢除。然後,他利用原來的肅反組織“契卡”,作為對付黨內、外的異見分子和政敵的特務組織,“契卡”後來發展成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為斯大林剪除異己、實行個人獨裁的的恐怖組織和斯氏個人的專政工具。

  在國家學說方面,列寧主義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極權主義本色,列寧公開宣稱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 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就是用於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這是赤裸裸對啟蒙思想家關於國家“契約性質”的踐踏和倒退,甚至連封建帝王的“奉天承運”、“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寧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為首的少數政客對人民的極權統治,此外-切都是偽裝和欺騙。

  杜撰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理論,瘋狂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

  早在1916年,列寧發表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壹文。列寧所稱的“最高階段”即“最後階段”,他斷定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成了“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世界進入了“無產階段革命的前夜”。他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段立即行動起來,與帝國主義作鬥爭,將這個“垂死的”、“萬惡的”帝國主義送進墳墓。

  列寧編造出“帝國主義”這壹“新概念、新理論”之後,隨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專事向各國“輸出革命”, 統壹指揮各國共產黨的造反奪權活動。可是,它的擴張首先在歐洲碰壁,共產黨在德國、匈牙利等地的“起義”被鎮壓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終失敗。現實使列寧及其繼承者認識到:暴力共產主義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市場。於是迅速轉變策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將貧窮落後的東方國家作為它擴張、滲透重點的決定,中國則成了首選。

  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這壹戰略轉移是“正確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貧困、落後、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才有市場。而這壹事實也恰好證明了列寧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蘇共的走狗在貧窮落後、傳統統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變相復辟君主制,達到將蘇聯建成世界共產黨超級帝國的目的。

  從理論上考察,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過去了,這個“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語)不僅沒有死去,反而比過去更好,更加生機勃勃,並成了無可爭議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及其“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自行解體、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湊起來的衛星國,殖民地也樹倒猢猻散,連同它們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資本主義陣營”中去了。

  “列寧主義”還用得著批駁嗎?!

  (四)提出並實行了壹套與極權主義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黨建理論,將共產黨改造成淩駕於國家權力之上的超級暴力、黑惡組織。

  列寧的布爾什維黨(後改稱蘇聯共產黨)的母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是帶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黨。布黨從其中分裂出來後,列寧對其進行了徹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與極權主義相適應的黑惡組織性質,如建立鐵的紀律,實際上能進不能出,活著進去,死著出來;領袖獨裁,高度集權,黨員必須無條件效忠黨的領袖;建立嚴密的全黨監控系統,實行特務統治。在奪得全國政權後,將黨組織淩駕於政府之上,實行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共產黨壟斷全國的政治、経濟和意識形態,還變成為遍布全國各個角落、對全民實行監控的超級特務組織。這-切後來都被推廣到所有蘇式共產黨國家中去。

  領袖專制獨裁不可避免地要引發黨內矛盾和鬥爭,於是,殘酷的“路線鬥爭”連綿不斷,內部清洗、屠殺成為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殊“風景線”,並被所有共產黨囯家所仿效。

  (五)創造了在落後國家中進行俄式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理論”, 即首先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騙民眾,籠絡人心,然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實行“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為共產黨壹黨專政。

  列寧的這壹策略非常成功,從此,壹些東方落後國家的共產黨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騙取本國人民的支持,待到奪權成功,立即変臉,宣布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接著又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壹策略首先在中國運用成功,並被毛澤東加以發展,成為中共奪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壹的“統戰”法寶。所以,列寧及其繼承者,實為超級的“政治詐騙集團”。

  總而言之,列寧主義是比早期馬克思主義更加暴力、更惡劣的極權主義。

  最後,探索壹下列寧主義的淵源。筆者認為,列寧主義除了發展了早期暴力馬克思主義的之外,還受到法國早期激進和冒險主義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義”的影響,並與之結合。布朗基雖然出身於官僚家庭,但卻是個狂熱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實幹家,曾多次組織領導過武裝起義。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未執行),壹生大半時間在牢獄度過。布朗基也贊同共產主義,但他褪去了馬克思主義那壹套煩瑣的、騙人的“哲學”外衣。他說得幹脆、直接,不加掩飾。他認為只要能奪得政權,不管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管社會處於何種階段,通過暴力專政,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專政”,不過他並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都是騙人的幌子。他明確宣稱,革命和專政都是靠少數革命家去實現的事!妳看,除了沒有馬克思主義那套繁瑣騙人理論之外,其他與列寧主義如出壹轍。由於布朗基否認了馬克思主義那套“理論”, 所以被馬、恩及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嚴加攻擊,樹為“敵人”。其實兩者本是孿生兄弟。到了列寧,他在實際上與布朗基合流,但他學布朗基主義只做不說,主要是因為布氏說話太直白了。列寧還要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欺騙功能,因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壹些適合勞苦大眾口味的東西,對民眾更具欺騙性。

  關於布朗基主義,恩格斯在晚年對其有壹段極中肯的評語,恩格斯指出:“由於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現實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壹個或幾個人的專政。” 這與幾十年後列寧的“革命”多麽吻合。

  不過,就個人品格來說,列寧以及其後的斯大林,毛澤東之流,卻遠遠不能與布朗基相提並論,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誑語,不騙人;他是壹個真誠的革命者,傳統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當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還辦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爺》的報紙。

  與壹心想當新沙皇,當當今秦始皇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關於“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義”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歷史擋案的解密,壹些長期以來被共產黨當局刻意隱瞞、歪曲的歷史亊件,其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所謂“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謂“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讀過書的人無不受到這樣的教育:是蘇聯共產黨發動“十月革命”武裝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而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毛澤東則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譽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最偉大的事件”。

  然而,根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原來這也是壹場騙局。

  真正的情況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國帝制的武裝起義,沙皇政府已經在俄國各個革命黨派聯合行動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謂的“十月革命”實際上是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黨策劃的壹場對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的“軍事政變”,是列寧排除其他革命政黨、獨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陰謀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個革命政黨的聯合行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沒有采取鎮壓措施,而是主動退位,成就了這壹結束帝制的偉大革命。所以這位沙皇被稱為“赤誠的愛國者”。沙皇退位後由國家杜馬(議會)選舉出了-個委員會執行過渡政府的職能,以便籌備召開制憲會議,選舉正式政府。這個委員會就是史稱的臨時政府。所以,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籌備召開全俄各黨各派都參加的立憲會議。在當時,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各政黨中占絕對優勢,而俄國社會革命黨則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張實行立憲民主制的社會主義。經過初步磋商,各黨各派大致同意這壹主張。如果這壹進程不被破壞,革命後的俄國無疑將是-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二月革命時列寧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臨時政府後立即指示他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黨羽不要支持它,同時要立即組織工人赤衛隊,準備武力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

  臨時政府接管政權後,俄國繼續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壹方對德國的戰爭,同時,采取措施進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開了黨禁,釋放政治犯等。但制憲會議的籌備工作卻進展緩慢,各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滿意。臨時政府改換了五屆,但立憲會議仍未能舉行。

  列寧於4月從瑞士回到當時的俄國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國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動推翻臨時政府。當年7月,列寧制造了旨在推翻臨時政府的“七月事變”, 但以失敗告終。臨時政府公布了列寧叛國投敵(德國)的大批證據,被作為“俄奸”通輯。列寧無法在國內立足,再次逃亡國外。此後列寧主要在國外從事籌集政變所需資金、武器的活動,準備武力奪權。

  由於其他革命黨派對臨時政府的工作也不滿意,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了幾個政黨策劃推翻臨時政府,但是指揮這次行動的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各黨派組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軍事委員會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最大比例,布爾什維克只占少數。

  俄歷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晚,軍事委員會發動了對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的突然襲擊。此時臨時政府的軍隊在前線與德軍作戰,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臨時政府本來就不是鞏固的政權組織,它的成員也沒有繼續執政的意願,也想就此把政權交還給各個革命黨派,因此進攻冬宮幾乎沒有受到抵抗。守衛冬宮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學校的學生,士官生們並沒有進行抵抗,因為他們也願意臨時政府下臺,以便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建立正式的國家政權。實際守衛冬宮的只有壹支幾十人的婦女,但她們也無心、無力抵抗。攻擊冬宮的工人赤衛隊、紅水兵也是軍事委員會臨時召集的烏合之眾,但冬宮衛隊隊長主動打開了宮門,他們便壹擁而入,大批看熱鬧的市民、流民跟在赤衛隊、紅水兵後面也蜂湧進入冬宮,形同壹場鬧劇。所以,隨後“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 在當晚發表的“公告”中稱:“攻占冬宮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勝利”。

  列寧是在事發之後才趕回來的,他事後也說:“在俄國奪取政權輕而易舉,就像取壹根羽毛-樣。”

  輕易就取得了推翻臨時政府的勝利,當晚,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宣告:“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以便由立憲會議決定俄國的未來。

  然而,列寧卻在緊張策劃獨占革命成果的陰謀。為了麻痹其他黨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開立憲會議。但實際上則釆取步驟,將其他革命黨派排除在權力機構之外,不久,臨時權力機構彼得格勒蘇維埃,換成布爾什維克的人馬,繼而又強行撤銷了蘇維挨下屬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然後宣布:“壹切權力歸蘇維埃”。實際上壹切權力被轉移到布尓什維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手中。

  下壹步,列寧的如意算盤是: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進行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如果他的布黨能夠獲得立憲會議的多數,便可“和平地”實現布爾什維克-黨專政;否則,便取消立憲會議,以武力實行政變,奪取政權。

  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在順利進行中,幾千萬選民參加了選舉。列寧以為,由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主持的這次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布黨肯定會獲得多數,屆時就可以按他的意願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是:全部707個議席中,布爾什維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對手社會革命黨獲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維克獲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個民族政黨獲86席,其余分屬各個小團體。

  列寧黨的慘敗,反映了俄羅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對暴力社會主義的唾棄,對建立民主憲政國家的壹致認同。這時,列寧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憲會議的召開,他召回了布黨制憲會議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開制憲會議,他轉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會就可開會。結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讓會議如期舉行。

  這時列寧己決定使出他的最後招數:以武力武力驅散制憲會議。他事先在會議召開地塔夫利達宮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還事先擬好了“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只等會議開始便立刻采取行動。

  1918年1月5日,立憲會議開幕。列寧在會上立即發表“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隨後便召來大批武裝士兵,強行驅趕與會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範,他們硬頂軟磨,直到到次日淩晨才被全部驅走。列寧這壹野蠻行徑引發了全城工人、學生、市民的強烈抗議和示威遊行。老羞成怒的列寧早有準備,立即下令全城戒嚴,對示威遊行者實行武力鎮壓。頓時,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籠罩全城。俄羅斯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被扼殺、葬送了。壹個比沙皇專制十倍、殘暴百倍的政權上臺了。

  由此可見,所謂“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並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政變的產物。

  這裏必須補充的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什麽能擁有武力優勢,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呢?除了布黨歷來重視武裝鬥爭之外,主要是列寧靠出賣俄羅斯國家利益向其交戰敵國德國交換得來。列寧長期在國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戰初起,列寧便認定亂中奪權的時機已到,他向各交戰國的共產黨發出指令,要求他們加緊武裝起義和搗亂,以便促使本國政府戰敗,趁亂奪取政權。但是這壹“賣國” 號召, 受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抵制。列寧只好在俄國身體力行,他不惜與正在與俄國交戰的敵國德國政府勾結,許以在俄國制造內亂,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戰爭,並促使其垮臺,由布爾什維克黨亂中奪權,掌權後,與德國締結和約,並向德國割地賠款。以此換取德國對他援助足夠的金錢,購買武器彈藥,建立武裝,作為在國內發動暴亂奪權的資本。德皇威廉二世親自批準了這壹交易,向列寧提供5000萬金馬克(約合900噸黃金)的援助。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資本。列寧靠了這筆資本,組織起了強大的雇傭軍,終於奪取了俄國政權。

  在這場可恥的交易中,列寧充當了德國間諜。俄國臨時政府偵察到了列寧的叛國活動,在列寧組織“七月事變”失敗後,臨時政府便在報紙上公開了列寧的叛國罪證,以“德國間諜”的罪名通緝捉拿列寧。同時,列寧還與敵囯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爾其等國也進行了類似的骯臟交易。

  列寧的“革命”成功了,德國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寧兌現承諾。雙方開展了談判。德國要求俄國割讓15萬平方公裏國土,外加30億盧布“償還”德國。不料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領導層的反對,眼看列寧無法兌現承諾,德國政府惱羞成怒,向列寧發出最後通牒:限令俄方48小時內答復,否則下令向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發動軍亊進攻。雙方開戰了……最後,為了保住剛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列寧以辭職、退黨相威脅,終於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強同意與對方妥脅。可是,這時德國將賠償的價碼提高到了60億盧布,割讓的面積也要進壹步擴大。列寧無可選擇,只好全部滿足對方的條件。於是於1918年3月蘇德邊境的俄方小鎮布列斯特,蘇俄與德國及其盟友簽訂了蘇俄退出戰爭,向德國割地百萬平方公裏,賠款60億盧布的條約,即“布列斯特和約”。實即-個最大的賣國條約。

  不過幸運的是,9個月以後,德國及其協約國盟友在壹戰中戰敗投降。蘇俄趁機廢除了這個條約,收回了大部分割讓的國土,但其賣國行徑已經鐫刻在俄國的歷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歷史真相,也是列寧這個俄國和全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偉大導師”的真面目。

  列寧用武力扼殺了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以後,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譴責,引發風起雲擁的叛亂。即使如原來同情列寧和布黨的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忍不住淚水在當天憤怒地寫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將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對革命者的那場屠殺,高氏發出絕望的吶喊:

  “列寧黨用他的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為了掩蓋1918年1月5日武力政變的事實,並證明自己的政權是靠流血從沙皇手中得來的,列寧和斯大林等在其後大肆編造“十月革命”的神話和謊言,說冬宮當時有二千余名士兵駐守,攻占冬宮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打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角”,等等。並命令偽造了大量文學、影視作品,向人們灌輸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開創了社會主義新紀元。而對自己通過軍亊政變奪取各個革命政黨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殺立憲會議於血泊中的罪行則嚴密封鎖,用謊言強行代替了真實的歷史。

  列寧及其布黨1月5日政變奪權成功後,全國各地隨即爆發了廣泛的示威遊行和起義、暴動,均遭到血腥鎮壓。但是鎮壓並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變成全國性內戰,並引來了國際幹涉。這就是後來蘇共宣傳的外國帝國主義對蘇俄革命的武裝幹涉,“企圖將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的由來。

  由於蘇共取得了最終勝利,這壹期間的歷史真相被長久歪曲、隱瞞、篡改,掩沒。為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下面摘引幾則俄羅斯的解密擋案,聽聽當時民眾對布爾什維克的聲音,以窺見當時俄國之真實情況。

  下面是壹支農民起義軍對奉命前來鎮莊的紅軍發出的文告:

  “……難道說妳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壹樣,不是在忍受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壓迫嗎? 請看哪裏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這壹切都被蘇維埃毀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妳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幾乎在紅軍占據的每壹個村莊,在妳們的眼皮底下都有強奸婦女的事情發生。而妳們,應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諒的無動於衷面對野獸般的共產黨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遊擊軍向們最後壹次以至永遠號召:離開紅軍,帶上妳們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遊擊隊,掙脫共產黨人的桎梏。”(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頁署名左鳳榮的文章。)下面是壹個喀瑯施塔得-位市民寫給親戚的信:“我們喀瑯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聞就是天天發生暴動,因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飽,可又不能用錢買,警察到處攆人,不讓隨便做買賣;市民殺死了4個警察,現在暴動鬧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後會怎麽樣。水兵也在鬧暴動。人們都希望允許自由貿易,看樣子春天就要爆發壹場反對共產黨的戰爭,因為這裏所有水兵和紅軍戰士都不想要公社,他們高喊:‘打倒公社,讓我們自由生活。”(同上第88頁)-個紅軍司令部電工梅利曼發表退黨聲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共產黨制造的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流血亊件,認為留在這個黨的隊伍裏是壹種恥辱,因此聲明退出共產黨並請同誌們吸收我加入我同樣會為之效力的我們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頁)-個女教師瑪麗婭·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黨聲明:“我被共產主義學說及其‘壹切為了人民’ 這句口號的聖潔和美好而深深感染,於1920年2月成為俄共預備黨員,然而就在有人對和平居民、對我深愛著的喀瑯施塔得的近六七千個孩子打響第壹槍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當作那些濫殺無辜者的同謀,因此我從打響第壹槍的時候起,便不再認為自己是俄共預備黨員了。”(同上第91頁)-個機械工希舍洛娃的退黨聲明:“我請求不要把我視為俄共黨員,因為我打心眼裏覺得共產黨員就是壹幫暴徒。他們就象兇殘的野獸那樣不肯放過自己的獵物,恨不得吸幹人民的鮮血。”(同上第92頁)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殘暴地鎮莊下去了。這期間,列寧還背信棄義,下令將當年主動退位、讓出政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傭人、廚子全部殺個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幾點啟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陰謀、欺騙手段上臺的獨裁政權,都要篡改歷史,偽造歷史。斯大林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宣傳的歷史都是虛假的,偽造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愚民是-切極權政權不可或缺的兩翼。

  第二、壹切極權政權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骯臟歷史,和不能見諸陽光的真相,因為它只能靠這些不光彩的、見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奪取政權並鞏固政權。

  第三、俄國人民,以及後來不斷被列寧、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人民,決不是主動選擇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而是在暴力脅迫下無可奈何的順從。

  第四、在壹定時期,壹定情況下,暴力確實可以左右壹切、改變壹切,這就是社會實現,也是人類的悲劇。列寧就是靠著優勢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脅迫的民眾充當他的炮灰和工具,將俄國各民主革命政黨和民眾的反抗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建立並維持了他的赤色帝國長達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從人類總的歷史發展趨向來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方向邁進仍然是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潮流。七十四年後,蘇聯這個龐大的、曾經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國終於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證明。

  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另壹位魔王級人物,但他本人並沒有刻意建立什麽“主義”, 是後人和他的政敵幫他總結出了壹個“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作為壹種“主義”,他自己以及蘇共從來都沒有承認過,只是強調斯大林是繼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偉大領袖。這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斯氏的馬列主義“正宗”傳人的形象。不過從理論角度來說,他也確實談不上什麽“主義”,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義”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說的那樣,斯氏在理論上確實談不上有什麽建樹、更無體系,“斯大林主義”不過是壹套極權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制度的大雜燴而已。但是,作為列寧的繼承者和長期統治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獨裁者,他總還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東西的。據後來他的政敵鐵托的概括:“斯大林主義”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權主義和暴力專政,經濟上是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意識形態上是教條主義和專制統治,國際關系上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主義。這雖不全面,但大概不錯。壹句話,斯大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創建者、統治者。

  雖然斯大林主義在本質上與列寧主義沒有什麽區別,但他在實踐方面也確實發展了列寧主義。它的主要“貢獻”有:

  通過殘忍、醜惡、卑鄙的黨內鬥爭,完成了由蘇共黨內高層集體專政到斯氏個人獨裁的轉變。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紀30年代斯氏發動的內部大清洗的肅反運動,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導演的“莫斯科大審判”。

  列寧去世後,蘇共領導集團面臨著新的權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強的狠毒和狡詐,運用極其殘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敵,建立了較列寧更為專制、更為殘暴的個人獨裁統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敵、最終死於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這裏順便說明,托氏本身也是個極左派,他與斯氏之爭,完全是狗咬狗的內部權力之爭),曾指責斯大林實行的是法西斯主義。筆者以為,這真是太貶低斯氏了,照實說,不管是希特勒、墨索裏尼或其他法西斯頭子,他們都沒有資格與斯大林相提並論。舉個淺顯的例子,希氏執政之初,由其密友,納粹“二把手”戈林親自導演了壹出“國會縱火案”,目的是嫁禍給當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頭頭、共產國際西歐局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將季氏當作“縱火犯”懲辦。於是準備了半年多,由帝國法院在萊比錫搞了場公開大審判。但結果卻壹敗塗地,季氏趁法庭辯護之機大肆攻擊納粹當局,宣揚共產主義。最後季氏被無罪釋放,還被引渡去蘇聯。希特勒當局可謂偷雞不著蝕把米,顏面盡失。

  妳看法西斯頭子多麽笨拙!多麽無能!這麽壹件“小事” 都辦砸了,毫無疑問,如果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裏,恐怕100個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認罪,自願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剛剛過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幾場“國際大審判”,被審判的都是馳名世界的前蘇共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蘇聯的“建國元勛”,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驚人的大罪,如叛國、謀殺斯大林、充當外國間諜、破壞蘇聯工業和國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項指控都足以判處死刑。可這些曾經多次上過沙皇俄國的法庭,對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論家、雄辯家卻無壹人為自己作無罪或輕罪辯護,相反,他們都當場痛徹地懺悔自己、辱罵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並對偉大英明的斯大林贊不絕口,懇切要求處死自己,以贖罪於萬壹……。乍壹看,這些人仿佛在演戲、背臺詞。但這壹切是真的,他們由衷地願意赴死,願意以死謝罪,而且他們真的都被處決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知道加給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們自己招供的罪狀也全是自己“編造”出來的。可事情就是這樣奇妙,這些人寧願背著這些莫須有的黑鍋去做冤死鬼,而且還對加害他們的人大唱贊歌。可這就是斯大林!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實說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沒有什麽特別之處,他只是做到兩點就行了:壹是折磨得這些人但求速死(後來這些犯人出庭都經過整容、休養、以還其“人樣”);二是以其本人認罪赴死換取其子女家屬的生存,否則斬盡殺絕。試想“犯人”們該怎樣選擇呢?受盡酷刑折磨,對他們來說,“死”其實是最奢侈的要求了(這壹點,也許只有在在中國的文革中被處死的人可解其中奧妙)。總之,斯大林輕易地就演出了那場完美的大戲,戰果輝惶,據後來披露,大肅反之前的1934年,參加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或死於獄中;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被槍斃。從1935年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六年半中,全蘇聯在肅反中約有2000萬人受到各種迫害,其中700萬人被處死,在被處決者之中,有2萬名是肅反運動執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滅口”的壹群所以,相對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來,只有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堪與斯氏比肩了。

  (二)經濟上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體制和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戰略,使蘇聯成為“短缺經濟”的始作俑者。

  在經濟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師列寧更“左”。當年列寧曾被迫實行過退卻性的“新經濟政策”(這類似中國1961年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躍進殘局而采取的“放寬農村經濟政策”)。渡過難關後,斯氏便全面恢復了單壹的國有和集體農莊經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斯氏將全國最精銳的人、財、物集中用於發展軍事工業和強化軍隊,農業和輕工業等人民生活必須品的投入被壹再壓縮,迫使全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過著勒緊褲帶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須品全面短缺、限量供應的現象,這種現象後被稱作“短缺經濟”,成為壹切蘇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特點。斯大林理所當然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世界性的以產品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樣樣都短缺的蘇聯當然不存在這種危機。於是,斯氏開動全部宣傳機器,在全球制造“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的神話。還制造了很多反映蘇聯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視文學作品,向世界宣揚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實際上,單是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就有七十萬農民因為反抗被屠殺或死於流放地。自然,這壹切都是蘇聯倒臺後才被揭露的。

  與此同時,斯大林建立並強化了等級特權制度,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按權分配”,統治階層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成為新的貴族。

  斯大林所作所為,後來被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黨國家全面仿效。

  (三)窮兵黷武,向全球輸出“共產主義革命”,大力擴張殖民地和衛星國。

  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提出的口號。因此共產黨政權天生具有侵略、擴張性。列寧按照這壹原則,在1919年初立國未穩之際就組建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為蘇聯向外擴張的前線指揮部。接著進軍蒙古,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使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和殖民地。最後,讓最初只有三個“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的最終擴展至16個。還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勞動黨、工人黨),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種子”。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又因禍得“福”,在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支援下(蘇聯因此欠下美國三百億美元的債,戰後只歸還給美國3億美元),蘇軍在反擊德軍的過程中,將東歐八個國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為自己的“屬國”兼殖民地。還在東亞扶植、幫助中國、北朝鮮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奪得了政權,大大增強了共產黨世界的實力,湊成了龐大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身份開展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爭霸戰,將全世界拖進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歲月。

  (四)將“專政”擴展到文化、教育、學術和思想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密不透風的思想控制和意識形態壟斷,開“全面專政”之先河。

  在列寧掌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對全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監控。1918年普列漢諾夫就指責:“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裏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面對指責,列寧在1920年12月10日接見西班牙工人代表時對此答復說:“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接班以後,出於鞏固其獨裁統治的需要,加強了對言論、思想的控制。他第壹個“改造”的對象就是史學界,按照“黨性原則”重塑歷史,要求史學要“圓滿地解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即完全為政治服務。開了篡改、歪曲歷史之先河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史學界的問題以後,斯大林以同樣的方法,將矛頭轉向新聞出版和文藝界,明確提出新聞和人文科學的首要任務就是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的“宣傳功能”。為此,他對所有人文科學界進行了整頓,大肆焚燒那些被認為是“毒害和腐蝕人民靈魂的‘反動圖書’”。斷絕這些領域所有的專家學者與外國的聯系,使他們完全生活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與此同時,大批知識分子被從自己的專業崗位調離,對有不滿和反抗者則實施逮捕、判刑、流放。

  綜觀上述,斯大林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沒有什麽建樹,但他對列寧主義確實所有發展、完善,使之更加惡劣、殘暴。所以從總的方面看,說斯大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主義是符合實際的。斯氏的另壹開創性“貢獻”,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開展長期針鋒相對的鬥爭,向全世界宣揚、傳播、滲透、推廣列寧式的共產主義。

  我們在論述斯大林主義時,總覺得有壹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原因是這壹切全都被毛澤東搬到中國來了。當然,毛還有更多創造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之間的對立

作者 王海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句話來看,把列寧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人在中國大有人在。但是,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至少不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說列寧主義確實與馬克思主義有點關系,也只能將其稱之為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那麽,列寧主義裏面到底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呢?肯定是有一些的。否則,列寧主義就無法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欺世盜名了。正如假冒偽劣在產品包裝方面必須貨真價實一樣。列寧主義所產生的最為惡劣的影響,就是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的一些話不放,惡意鼓吹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蓄意抹殺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任意擴大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不僅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只教條主義的替罪羊,而且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塊極權主義的遮羞布。列寧主義的這種最為惡劣的影響,全部來源於一本極盡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之能事的書。這本書就是《國家與革命》。目前,國內種種反對憲政改革的言論,無一不是以這本書作為理論依據的。要想為憲政改革掃清思想障礙,就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把這本書批倒批臭。

  (一)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包括國家起源、國家性質、國家機器、國家消亡等重要內容。

  關於國家起源,恩格斯指出:“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在這段話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表達了三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第二個觀點是: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第三個觀點是:國家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由於恩格斯將這裏所說的社會解釋為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所以我們可以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存在著階級和階級矛盾的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的存在表示社會不可能通過原有的各種社會力量自我解決階級矛盾。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理解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如果我們這樣理解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就毫無區別了。如果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毫無區別,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如果恩格斯的第三個觀點變得毫無意義,恩格斯的前兩個觀點也就變得難以置信了。這樣一來,我們就變成了《國家與革命》的受害者。不僅會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不屑一顧,而且會對歪曲篡改這種科學論述的歪理邪說深信不疑。不錯,恩格斯在論述階級矛盾時確實使用了“不可調和”這四個字。但是,恩格斯在使用這四個字的同時還使用了另外四個字“無力擺脫”。由於階級矛盾既是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又是一種“無力擺脫”的矛盾,所以矛盾雙方要想避免“在無謂的鬥爭中將自己和社會消滅”,就必須“有一種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就必須通過這種力量來“緩和沖突”,以便達到“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的目的。由此可見,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來看,國家和社會在如何對待階級矛盾的問題上不是毫無區別而是有所區別。對於社會上的不同階級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能階級調和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對於國家中的所有成員來說,也許只能用階級調和的方法不能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階級矛盾。

  關於國家性質,恩格斯指出:“由於國家是從控製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第一種性質就是國家的階級性,第二種性質就是國家的超階級性。從國家的階級性來看,國家是統治階級鎮壓和剝削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製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從國家的超階級性來看,國家是與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社會需要相適應的工具。因此,國家的主要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說:“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的兩種不同性質簡化成了一種性質:“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用來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這就是說,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如果國家只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性,國家就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了。如果國家不是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我們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了。如果我們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表示懷疑,我們也就不得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迷惑不解了。由此可見,在國家起源和國家性質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理論問題上,《國家與革命》采取了一種瞞天過海的騙子伎倆: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起源的科學論述的目的,是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性質的科學論述。

  關於國家機器,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常備軍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對那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通常累贅和必要偽裝的君主製度的否定。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製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價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極目的,而只是伴隨它出現的一些現象。”“公社的真正秘密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摧毀,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誌們的嘗試正是這樣。”在這段話中,馬克思指出了國家機器的兩個不同組成部分。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民主法治機器,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官僚軍事機器。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已經表明:民主法治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相適應的、可以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利用的國家機器,官僚軍事機器是一種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不相適應的、必須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之後加以摧毀的國家機器。正如恩格斯所說:“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製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製下差。國家最多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國家製度這一整堆垃圾拋掉為止。”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國家機器的這兩個不同組成部分混為一談:“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暴力的組織。”這就是說,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如果民主法治機器同樣是一種官僚軍事機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對於國家機器就只能有兩種選擇了:要麽全部摧毀,要麽全部利用。不管全部摧毀還是全部利用,被摧毀的只能是民主法治機器,被利用的也只能是官僚軍事機器。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機器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引向一條用官僚軍事機器替代民主法治機器的邪路。

  關於國家消亡,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的階級對立,也就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製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製、農奴製、雇傭勞動製)。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任何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現代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和極端行為都消失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麽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在這段話中,恩格斯指出了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這個實現條件,就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全面建立。因為,生產資料公有製一旦全面建立起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不復存在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復存在,階級社會就變成了無階級社會。階級社會一旦變成無階級社會,社會就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了。社會一旦不再需要國家來充當自己的代表,國家就開始自行消亡了。從國家消亡的實現條件來看,國家消亡不必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出現。只要將資本主義社會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必然會踏上自行消亡的不歸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說:“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即使已經全面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製,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可能自行消亡。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法權’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範圍內,也就是在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有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個方面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麽階級可以鎮壓了。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這樣一來,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就變成了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如果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是國家消亡的又一個實現條件,那麽在無法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情況下,我們就只能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了:“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一旦相信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我們就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盡管這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許只能以思想分歧作為劃分標準了。由此可見,《國家與革命》不僅歪曲篡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消亡的科學論述,而且試圖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尋找理論根據。

  (二)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包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當階級鬥爭日趨激化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有必要性。當階級鬥爭日趨緩和的時候,暴力革命就沒有必要性。而階級鬥爭的發展趨勢又取決於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否充分發揮。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不能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激化。如果控製階級對立、減少暴力沖突的國家職能能夠充分發揮,階級鬥爭就必然會日趨緩和。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解釋成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必須不斷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的話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頭上了。

  關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你們看,真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據說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盡管在每次革命勝利以後,道德和思想都有顯著的提高,他還要這麽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沖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沒有生氣、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竟要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這就是說,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如果試圖用不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縱容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不具有合法性。如果試圖用符合社會道德規範的革命方法即避免作惡來進行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具有合法性。由於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不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且取決於革命方法,所以社會道德水平就必然會成為判斷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提高了,我們就可以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如果社會道德水平在革命勝利之後降低了,我們就不能得出暴力革命具有合法性的結論。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僅僅取決於革命目的而不取決於革命方法:“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暴力革命說成了一種可以肆意剝奪少數人合法權利的多數人的暴政。

  關於暴力革命的適用範圍,恩格斯指出:“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者階級的組織。”“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上的東西。相反地,它標誌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麽財產差別了。”在這種情況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製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裏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製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製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製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應該怎麽辦了。”“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舊社會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英、法、美……”“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這就是說,暴力革命僅僅適用於不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並不適用於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因為,在那些存在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中,也同時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恩格斯的說法早已過時了:“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製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製國家,由於要對無產階級加強鎮壓,‘國家機器’就空前地加強起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也就駭人聽聞地擴大了。現在,整個世界歷史無疑正在比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去‘破壞’國家機器。”那麽,恩格斯的說法是否過時了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只能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加以回答。

  從當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來看,恩格斯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國家與革命》的預言徹底破產了。產生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這一階段從十六世紀開始,在經歷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漫長發展過程之後,十九世紀達到高潮,二十世紀走向衰落,大約持續了四百多年。當這一階段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當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的蓬勃興起為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發展掃清所有障礙的時候,資本主義才開始進入了一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這個自身發展的最高階段就是社會主義。由於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有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且必然會通過兩條途徑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第一條途徑是股份製經濟,第二條途徑是福利國家。馬克思曾經指出:股份製“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麽,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研究過股份製經濟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但是他們卻從未研究過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作用。這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理論缺陷。不過,這個理論缺陷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其原因在於: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略露端倪的福利國家,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逐漸變得羽翼豐滿。福利國家一旦變得羽翼豐滿,福利政策就必然會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福利政策一旦變成資本運行的決定因素,雇傭勞動就必然會轉化成為福利勞動。雇傭勞動一旦轉化成為福利勞動,勞資雙方就必然會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資雙方一旦將勞動力視為人力資本,勞動力就不再是一種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了。正如日本學者武川正吾所說:“到了資本製高度發達階段,社會政策具有促進勞動力去商品化的作用(即勞動者的生活依賴於勞動力市場的程度減弱)。”“資本製作為福利國家的環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如上所述,福利國家有可能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這一資本製的前提條件相抵觸。”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過程中,股份製經濟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私人資本轉化成為社會資本,福利國家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是將勞動力商品轉化成為人力資本。股份製經濟和福利國家一旦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必然會同時出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一旦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就必然會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旦同時出現,按勞分配就必然會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按勞分配一旦變成社會公認的分配原則,利潤分享就必然會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利潤分享一旦變成勞動收入的重要來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就必然會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差別一旦不斷縮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就必然會逐漸緩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一旦逐漸緩和,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會失去人心。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失去人心,議會鬥爭就必然會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議會鬥爭一旦變成階級鬥爭的主要表現形式,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一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不得不低下頭來,向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了。那麽,社會主義究竟在哪裏呢?是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呢?還是在那些自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呢?看來,這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無論在哪個國家中,資本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少,社會主義都必將變得越來越多。

  (三)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等重要內容。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取決於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承擔著兩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一個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一個歷史使命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製度。從這兩個歷史使命來看,無產階級不能只解放自己,必須在解放自己的同時解放全人類。否則,無產階級就不能最終解放自己。因此,只有把專政對象局限於無產階級的敵人,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必要的。如果把專政對象擴大到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不必要的了。但是,《國家與革命》卻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政對象從無產階級的敵人擴大到了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集中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的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為的是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描繪成了無產階級暴政。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取決於生產力發展。如果能夠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能夠具有合法性。如果不能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如果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具有合法性。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不是取決於生產力發展而是取決於階級鬥爭:“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為了完成階級鬥爭的任務,《國家與革命》把建立高度集權的領導體製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條件:“馬克思在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運用的階級鬥爭學說,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即承認不與任何人分享而直接憑借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為那些試圖利用恐怖手段實行個人獨裁的極權主義者找到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借口。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適用範圍,馬克思指出:“……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適用於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社會一旦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為,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已經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個基本特征是公有製,第二個基本特征是計劃經濟。後來,馬克思又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為社會主義社會補充了半個基本特征。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按勞分配。因為按勞分配保留了資產階級法權,所以只能算作半個基本特征。馬克思認為,這半個基本特征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唯一區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將會繼續存在,按勞分配將被按需分配所替代。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都可以稱為無階級社會,都不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但是,《國家與革命》卻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因此,“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樣一來,《國家與革命》就把無產階級專政從過渡時期延長到了整個社會主義時期。

  綜上所述,我們從《國家與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寧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一種罪大惡極的歪理邪說。從十月革命到現在,這種歪理邪說不僅欺騙了我們將近一個世紀,而且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屢遭重創。曾經使我們深受其害又被我們拋入歷史垃圾堆的斯大林模式及文革鬧劇,就是這種歪理邪說的兩大歷史罪證。是時候了!是徹底肅清列寧主義的惡劣影響的時候了!讓我們一致行動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請到中國來,把列寧主義趕出中國去!

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作者 付勇 寫於 二零一五年

  無論哪個國家,要想確保科學發展,確保和諧繁榮,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除了在政治方面建立完善的民主體制,更要在經濟方面構築科學的管理體系,最終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的所有制形式,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進壹步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以至於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最終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1、公有經濟地位

  迄今為止,經濟形態不外乎三種:壹種是私有制,壹種是公有制,壹種是公私混合制。而經濟運行方式卻僅有兩種:壹種是市場經濟,壹種是計劃經濟。

  相比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運行方式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影響人類發展的進程,也影響社會發展的水平,還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由於計劃經濟是生產由統壹安排、產品由統壹分配的經濟方式,完全寵信壟斷而扼殺競爭,以致機制僵化,效率低下,缺乏生機。而市場經濟則不僅是生產由各個生產主自己安排,生產主之間互相交換產品的經濟方式,還積極維護競爭而禁止壟斷,所以富有活力,以至長盛不衰。市場經濟有兩個特點:壹是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分散決策,二是產品以交換為目的進行生產。經濟活動雖然應該有宏觀的調節,但大量獨立的決策主體才能反映經濟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而不是自給自足。簡而言之,由於市場經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因此不僅實現效益最大化,還實現效率最優化,以至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是市場經濟的壹般規律,又是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

  盡管私有制崇尚競爭,推崇市場經濟,不僅機制靈活,還講求效率,富有活力,可因是個人擁有生產要素,只顧追求個人利益,從而造成社會不公,最終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

  盡管公有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切生產要素,講求分配公平,可因推行壟斷,以致不僅排斥私有生產要素,還扼殺經濟競爭;不僅寵信計劃經濟,還推崇平均主義;不僅生產效率低下,還機制僵化,缺乏生機。

  盡管公私混合制是全體人民共有壹部分生產要素,另壹部分歸個人所有,但由於兩者不僅同時對經濟產生作用,還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更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及時進行彌補修正,因此既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又符合人民生活需要。

  具體地說,公私混合制是指在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分工進壹步發展的條件下,各種不同所有制經濟按照壹定的原則,主要以入股的方式將生產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統壹經營、按股分紅並負有限責任的所有制經濟形式。公私混合制中的私有成分,並不改變公有經濟的性質,而其公有經濟成分通過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融合,不僅能更好地發揮公有經濟凝結其他經濟成分形成規模經濟效益,還能保證和促進公有資本保值增值。

  如今,公私混合制分為兩種,壹種是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壹種是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而以私有生產要素為輔的公私混合制,前者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演變來的,而後者是從社會主義公有制高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演化來的。其中以私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雖能彌補市場缺陷,但不能遏制社會不公;而以公有生產要素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盡管推崇公平公正,並能修補市場缺陷,但由於實行政治壟斷,不僅致使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也致使公有資產損失慘重,還致使腐敗到處泛濫!

  在公私混合制中,代表公有生產要素的為公有經濟,而代表私有生產要素的為私有經濟,由此可見,公有經濟不等於公有制,所以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表現形式;同樣私有經濟不等於私有制,因此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標誌。此外,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並不象公有制和私有制那樣相互排斥,以至彼此水火不容,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融為壹體,不是形成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就是形成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

  相比較而言,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優越,還比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科學,因為公有經濟不僅能集中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混同私有經濟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以至於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促使社會繁榮文明,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簡而言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可使公有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因此既有利於公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於非公有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更主要的是,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不但要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還要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體系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

  此外,不管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還是從經濟運行規律來看,如果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壹方面導致貧富懸殊,導致社會變形,導致國家失衡;壹方面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而不斷引發經濟危機,以致既危害國家發展,又損害的多數人的利益。由於私有經濟導致社會財富都積累在少數人手裏,因此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不僅促進社會消費,還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總之,由於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制不僅借助公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也借助私有生產要素對經濟產生作用,並推行新凱恩斯主義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其指導思想是國家在通過市場需要配置資源、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借助市場監控和調節,對市場缺陷進行彌補修正,使之不但符合國家發展要求,也符合社會發展目標,還符合人民生活需要,因此,不管哪個國家,都應確立並維護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進而確立並維護公有經濟在國家中的主導地位,這樣不但符合社會客觀要求,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還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戰略意義,從而既有利於國家科學發展,也有利於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

  盡管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存在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之分,但彼此並非勢不兩立,反而能在共同利益驅動下有機結合起來,不但形成合力,也能相互制約,還能同甘共苦。另外,雖然公有成分超過私有份額,可兩者享有平等權利,誰都不能鑄就壟斷,只能控股經營,因為限制公有資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資本化整為零,只能混同私有資本組成股份制企業。而在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公有股份至少占有壹半;對於壹般行業,公有經濟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這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

  由於這種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國家以公有經濟為主體,以私有經濟為輔助,因此公有經濟不僅是國家的命脈,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還是國家財政收支重要的來源,既肩負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使命,又擔負調整微觀產業結構的重任,並基於市場需要,配置公有資源,分布公有資產,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指引公有資本流動方向,監控公有資本流動速度。也就是說,為了優化調配公有資源,為了防止公有資產流失,為了促進公有資本增殖,不但酌情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還要酌情調整公有經濟運作戰線,以至酌情調整公有資源全盤布置,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調整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及其流動速度。凡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重點產業、大型企業,公有資產都占主導地位,私有資本只起輔助作用。而其它普通行業、壹般產業、中小企業,公有資本或控股或參股,或退出或不介入。對於富有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公有資本通過風險投資,或控股或參股。如果公有資產因為企業倒閉,或者因為經營虧損,而遭受損失,壹方面通過資產重組,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壹方面通過追究項目經理人的責任以儆效尤。而即使有些公有資本損失殆盡,只要確保絕大多數的公有資產繁衍生息,也就確保公有經濟的總體利潤不斷攀升,從而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2、公有經濟管理

  過去,不論是推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地區,公有經濟都由政府托管,因而,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導致政府機構臃腫不說,還不務正業;導致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配置公有資源,直接調配公有資產,以至於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涉企業經營等。

  盡管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已經廢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而漸漸轉向市場經濟,但因為公有經濟壹直都由政府托管,所以不僅導致改革成本不斷增加,還導致開放支出不斷加大;不僅導致政府不堪重負,還導致腐敗泛濫成災;不僅導致社會怨聲載道,還導致公有經濟發展緩慢……為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公有經濟不能與市場經濟融合造成的,可事實上,公有經濟會使得市場經濟更有效率,而這壹論斷理論的依據出自1977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詹姆斯?米德,他不僅是凱恩斯的學生,也是現在世界各國使用的GDP核算法的兩個發明人之壹,而他最深刻的論證就是:“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對稅收和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和國債。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而發行國債過多又會擡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西方“自由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在此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所以不僅鼓勵人們創業,還增強人們工作的積極性。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的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原因就在於香港政府有壹大塊公有資產——土地,而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在以公有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中,公有資產可以發揮類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出賣公有資產作為發展的指導思想,尤其不能腐敗性的、運動性的、指令性的售賣公有資產。為此,米德提出“倒轉”英國的國有化模式,政府減少行政管理,但從國資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場收益。

  以往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直接管理公有經濟,直接調劑公有資源,直接調理公有資產,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直接參與金融管理,直接幹預企業經營等,尚且越俎代庖,尚且貽害國民經濟,尚且貽誤各行各業,既分散政府精力,又浪費公有資源;既加大政府管理費用,又損耗公有資產;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又亂用公有財產,結果政府焦頭爛額不說,國民經濟還每況愈下,何況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更會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不但損害政府基本職能,還不利於公有資源配置;不但加劇政府機構擴張,還不利於公有資產布局;不但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還不利於公有資本流動,因而,致使政府沒有幹好本職工作不說,財政赤字遞增不說,管理成本攀升不說,還使公有資源不斷亂置,還使公有資產不斷流失,還使公有資本不斷虧蝕!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基本的職責在於捍衛人民利益,在於捍衛國家主權,在於捍衛民族尊嚴,在於維護社會安定,在於維護公有資產和私有產權,在於維護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的秩序,在於主持社會公平公正,在於保護公民及團體的合法權益,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於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在於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務,在於制定對外政策,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於保障公平競爭,在於加強市場監管,在於推動可持續發展,在於促進共同富裕,在於彌補市場失靈……而不在於確定經濟增長指標,不在於直接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在於直接管理經濟,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經濟戰略布局,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源宏觀配置,不在於直接調整公有資產分布結構,不在於直接操控公有資本流動方向和流動速度,不在於直接從事金融管理,不在於直接幹預企業經營……因此,為了確保政府集中精力,幹好本職工作;為了確保政府精兵簡政,提高服務質量;為了確保政府輕裝上陣,切實履行職能;同時,為了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了確保公有經濟持續增長;為了確保公有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為了確保公有資產不斷增殖;為了確保公有資本不斷贏利,必須專門設立壹個不受政府管制的權力機構,全面負責公有經濟的管理,而其基本職能在於調控宏觀經濟運作,不但制定公有經濟的發展戰略,也制定公有經濟的運行方針,還制定公有經濟的運作機制,並且指導公有資源配置,指導公有資產布局,指導公有資本流動。

  表面上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同行政管理部門壹樣,都屬於國家權力執行機關,實際上是國家擁有的巨型財團,也是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不僅負責管理公有經濟,還負責配置公有資源,還負責監管公有資產,還負責經營公有資本。

  具體下設有工業管理部、農林管理部、金融管理部、科技管理部、文教管理部、紅利分配部、衛生及綜合管理部、財務管理部、審計管理部。除了紅利分配部負責每年分紅,其他各部的職責在於優化配置公有資源,指導公有資產布局,監管公有資本流動,監控下屬各局運作。僅以工業管理部為例,其下設信息產業管理局、航空航天管理局、機械制造管理局、冶金煤炭管理局、石化輕紡管理局、軍工管理局等。

  而各局的基本職責在於指導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融合,監管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監控公有資本流動。而各公有資產經營主體,直接管理公有資產,直接調動公有資本,直接調整產品結構。必須說明的是,凡是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經營主體,不管是選人管理,還是聘人經營,都必須建立內部制約系統,建立內部監督網絡,建立內部獎懲機制。

  更主要的是,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實行有工會參與的民主管理、民主經營、民主決策,以防揮霍公款,以防貪污腐化,以防損公肥私,以防資產流失,以防資本虧蝕,以防無的放矢。

  展開來說,工業管理部的職能壹是在於根據現代企業制度,不但確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還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經營者能上能下、人員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市場化經營機制。

  二是在於不僅打造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公眾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還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支持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而推進企業上市發展規範運營,不但利用國內外多層次資本市場,推動企業整體上市、核心業務資產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成為公眾公司,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經營機制市場化,還根據上市公司管理模式和運作規則,建立企業真實、準確、完整、及時披露相關信息的制度體系。

  三是在於建立公開透明規範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通過統籌規劃,優化完善公有資本流動平臺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功能,推動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開放性市場化重組整合,實現資源、資產、資本、資金的良性循環。另外,既健全公有資本收益保障機制,又完善覆蓋全部經營性公有資本控股企業、分級管理的公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

  四是在於明確功能定位並實施分類管理,不僅突出企業市場屬性,也兼顧股權結構、產業特征、發展階段,實現差異化管理。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國家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而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項目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五是在於規範設置法人治理結構,競爭類企業,推進以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建設,強化董事會專門委員會功能,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而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公有多元投資企業原則上董事長為法定代表人,非多元投資企業設壹名執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委派或推薦監事會主席和外派監事,與企業內部監事組成監事會。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外派財務總監。

  六是在於建立市場化導向的選人用人和管理機制,不僅全面推行企業領導人員任期制契約化管理,也明確責任、權利、義務,還嚴格任期管理和目標考核,保持合理的穩定性和必要的流動性。競爭類企業,按有關規定落實董事會選人用人、考核獎懲、薪酬分配權。合理提高市場化選聘比例,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積極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此外,加強對董事會市場化選聘經理層工作的指導,明確選人用人標準,規範管理辦法,完善配套政策。

  總之,建立完善企業領導人員發現培養、選拔任用、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制,建立壹支勇於創新的企業家隊伍。

  七是在於完善註重長效的激勵約束分配機制,不僅企業領導人員收入與職工收入、企業效益、發展目標聯動,連行業之間和企業內部都形成合理的分配激勵關系,從而建立健全企業核心骨幹長效激勵約束機制、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分配機制。符合法定條件、發展目標明確、具備再融資能力的公有資本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或激勵基金計劃。人力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型企業,則實施科技成果入股、專利獎勵等激勵方案。另外,完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以至健全與長效激勵相配套的業績掛鉤,財務審計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約束機制。

  八是在於完善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監管體制機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公有資本控股企業監管,健全經營性公有資本集中統壹監管的公有資本管理體制,同時,以產權為紐帶,推進產業與金融結合,加快產業與金融等各類資本優化配置,切實履行資產收益、選擇管理者和參與重大決策等出資人職責。另外,優化公有資本監管方式方法,不但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法制定或參與制定公司章程,使之成為各類治理主體履職的主要依據,還加強戰略管理、發展目標、布局結構、公司治理、考核分配和風險控制等管理,從而構建科學合理的公有資本監管體系。

  總之,公有經濟管理機構作為國家公有資產監管機構,主要是對全國公有資產進行價值形態上的監管。在這個平臺上,實行統壹的公有資產價值管理、財務管理,建立以“價值管理”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立統壹的壹體化的信息系統,不僅使公有資產集中統壹管理和分層次、分行業管理相結合,也使統壹規範管理和個性化管理相結合,還使價值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資產形態管理與運行同步,使價值形態與資產形態管理、運行同步等。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國家可隨時了解和把握公有資產總體狀況、運行態勢,及時有效地進行宏觀調控。

  顯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不但有助於政府減肥,有助於政府加強基本職能,有助於政府幹好本職工作,有助於政府提升服務水平,有助於政府降低管理成本,有助於政府減輕財政負擔,有助於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有助於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周全的公共服務……而且,有利於公有經濟混同私有經濟建立科學的經濟體系,有利於公有資源優化配置,有利於公有資產茁壯成長,有利於公有資本百花齊放,有利於公有經濟不斷結出碩果,有利於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如此,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掌控社會大量經濟資源,既能根據市場需要進行科學配置,又能借此帶動、吸納、引導私有經濟資源,投入國家各項建設,而且,還以公有資本為龍頭,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既帶動各方面投資,又能實現共同增殖;既帶動內需,又能擴大出口;既帶動相關產業,又能不斷擴充就業崗位,因此不但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水平,也有利於促進生產關系的完善;不但有助於宏觀經濟平穩運行,也有利於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不但有助於創造各種就業門路,也有利於通過全民分紅提升社會福利標準,最終不僅促使國家健康發展,也促使社會繁榮文明,還促使生活日新月異!

  更重要的是,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只受法律約束,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控制,並同行政部門壹樣,也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雖然彼此職能各異,卻都擁有同等權力,因此,不但相互制約,也相互監督,相互促進,既擴充了分權制衡系統,又加強了分權制衡的功效。

  3、公有經濟分紅

  由此可見,既然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脫離政府獨立,那除了是國家權力執行機關,也是國家最大的企業集團,還是全民所有的經濟實體,而其職責則在於:既要根據市場需求配置公有資源,又要借助股份制吸納私有資本投入國家各項建設;既要肩負公有資產增殖的重任,又要擔負每年向全民分紅的使命,既要確保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又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而最終確保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確保綜合國力越來越強,確保全民生活蒸蒸日上。

  其中,全民分紅也就是“社會分紅”,是指每個公民,沒有任何其他條件、僅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就可以獲得免稅的社會紅利。而設立社會紅利既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基本的、無條件的收入來促進平等,又提供壹部分不受勞動市場靈活性所要求的變化的影響的收入,來減小個人風險。

  早在1936年,米德就在《經濟分析與政策導論》壹書中已提出了“社會分紅”的構想,即國家把從投入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獲得利潤的壹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消費者,而將另壹部分作為對社會化企業的再投資。1938年,米德又在《消費者信貸和失業》壹書中進壹步明確將直接分給每個公民的“社會分紅”作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經濟蕭條時期的擴大消費的作用。

  其實,在米德看來,“社會分紅”的作用遠不只是作為“反周期”

  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會分紅”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能促進就業。“有條件”是指只有失業了才能領救濟,而且失業者還得證明自己在不斷找工作。而“社會分紅”則給每個公民提供同樣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即無論就業與否均享有“社會分紅”,這就調動了“社會分紅”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職業的積極性。這乍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分紅”似乎比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更加削弱了接受低報酬工作的積極性。但米德用下面這個例子來反對這種直覺:

  如果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則是,無條件的社會分紅80元,如果失業再加20元。這樣壹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的社會分紅。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就會激勵失業者去找工作。

  1978年,以米德為首的“米德委員會”發表改革英國稅制的報告。

  該報告認為,當代西方稅制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有嚴重缺陷。例如,雖然名義上英美等國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但有著極為復雜的減免條件,富人有很多合理避稅途徑,而工薪階層則成為納稅主體。更重要的是,當代西方稅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員會”經測算後認為,可以選擇不太低的單壹稅稅率,廢除現有的稅收減免,並同時對每個公民進行無條件的“社會分紅”。這種“單壹稅”加“社會分紅”比起現行的名義上的累進所得稅,更促進效率與公平。而米德委員會所設想的社會分紅的來源,不只是稅收,還包括公有資產的收入。

  同樣,利用公有資產的收益進行社會分紅,現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實踐。比如自1982年以來,美國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該州的石油資源收入撥款設立壹個獨立於政府之外來運營的資源永久基金,迄今連續24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社會分紅,每人每年幾百至上千美元不等。

  盡管米德並不主張公有資產的全部收益都用於對公民個人的社會分紅,但認為把壹部分收益用於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有多種益處,除了擴大消費,除了促進就業,除了簡化稅制,直接對個人的社會分紅還可以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還能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

  事實上,英國在布萊爾推動下,已經向社會分紅的方向邁出了第壹步,即英國已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童壹筆錢,存入該兒童的“教育賬戶”。

  過去,以私有經濟為主的國家普遍通過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渠道,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可並沒有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進社會消費,促使經濟持續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而大力發展公有經濟,借助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每年向全民分紅,並綜合利用社會福利制度、捐贈鼓勵措施、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途徑,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那不但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還既促進社會消費,又為多數人牟利;既加強人們對公有資產的關心度,又使社會保障體制更完善;既促進就業,簡化稅制,又促使經濟持續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與把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有所不同,原因就在於公有經濟股份分配給全民是壹種將公有資產私有化的行為,雖然分股時的行為與公民身份有關,但之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的分紅行為只與股份的所有權有關,也許若幹年以後,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會同其它股份制企業沒什麽區別。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全民分紅只與公民身份有關,因而保存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

  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盈利而不分紅,不但導致利潤留在內部而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以致造成社會內需不足,還導致自身資金充裕,導致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不僅向社會添加了經濟持續運轉的強勁動力,直接帶動消費而拉動需求,而促進經濟增長,還能減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資金留存,防止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以至於既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又能抑制通貨膨脹。

  不消說,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使各類企業更好的盈利,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盈利增加又可向全民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是壹個不斷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留存,那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由於私有經濟使得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如把利潤留存而不分紅,必會導致社會購買能力嚴重不足,使社會經濟循環中斷,以致不斷引發經濟危機。而通過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向全民分紅,壹方面促進社會消費,壹方面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此外,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壹部分利潤直接分給全體公民,並沒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而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公有經濟管理機構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

  這樣全民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才是真正的財產性收入。而通過普遍加薪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全國性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向社會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全民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社會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這也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等所不具備的。因此,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把利潤按壹定的比例向全民分紅既是自己的責任,又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還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不但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還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不但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還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

  第壹,就公有經濟分紅具有重要的戰略和現實意義來講。毋庸置疑,公有經濟分紅可以大力促進社會消費,而社會消費的增長可以使企業更好的盈利,而企業盈利的增加又可以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分紅,這洋就形成良性循環的發展過程。如果公有企業利潤留在企業內部或者留在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內部,就起不到這樣良性循環的作用。而如果被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收繳後用來投資,那同留在企業進行投資沒什麽本質區別,如不繼續投資就起不到拉動經濟的作用。

  如今,無論是依靠投資拉動經濟,還是漲工資都容易使經濟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而漲工資會使企業經營面臨更大壓力,因此,都只能解壹時之需,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大投入,雖然也有助於刺激內需保增長,但這部分投入見效時間太長,以致陷入遠水解不了近渴窘境。而公有經濟分紅在拉動內需方面由於能惠及每個公民,具有非常精細的渠道,受益非常均等,有利於營造壹個公平的經營環境,避免了經濟發展在時間和範圍上的忽熱忽冷,而這是其它拉動內需手段(如基礎建設、招商引資等)所不具備的。

  因此,不管是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還是在拉動內需方面,還是在促使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公有經濟分紅都會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公有經濟分紅不僅能大力刺激消費,還能有效拓展消費市場,從而使消費成為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以至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以出口或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而這不管是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對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增長,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二,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言。如果占主導地位的公有企業不分紅,壹方面使得企業的盈利留在企業內部,無法進入社會形成購買力,因而導致社會內需不足,另壹方面使得企業資金充裕,投資旺盛,造成局部經濟過熱。而這樣日積月累,就會產生通貨膨脹與內需不足兩種特征重疊的現象。以致經濟越發展,企業盈利越多,這個問題也就越突出,這種現象在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曾多次發生。

  這種矛盾的存在,既給宏觀調控管理帶來極大的難度,又使調控政策經常在刺激經濟與控制通脹之間周期性頻繁轉換。遠的不講,就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開始實行低利率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不斷調低銀行準備金率。但時隔壹年,經濟剛有起色,還達到真正好轉之時,通脹來臨的征兆卻已十分明顯了,致使央行不得不再次調增銀行準備金率。雖然國家壹再重申寬松的貨幣政策沒有改變,但已很明顯的流露出對通脹的憂慮。

  如果把公有企業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那壹方面能直接迅速地拉動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另壹方面又可以減少企業內部資金留存,防止企業投資主導的通貨膨脹,因而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抑制通貨膨脹。可見,如果不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不落實公民享有公有經濟分紅的權利,那國民經濟就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就公有經濟分紅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最佳措施來說。

  其實,把公有經濟壹部分利潤直接分配給全體公民,並沒有改變社會中流通貨幣的總量,改變的只是貨幣分配的方向。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體現,而公民得到的貨幣與社會中的財富是相對應的,公民多消費壹點,企業相應就少消費壹點。因此公有經濟分紅使百姓得到的收入成為財產性收入。而借助提高工資水平,借助政府通過財政支出發紅包消費券,並不能提高百姓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通過行政手段大範圍短時間的增發工資等,向社會中投放的貨幣與社會中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掛鉤,也就是說購買力的增加與社會供應並不同步。這樣增發的工資只不過向社會中多投入了壹部份貨幣,只會造成貨幣貶值,從而轉化成為物價上升,使拉動內需的效果化為烏有,而這也是歷次加薪時社會反映的實際情況所驗證的。

  由此可見,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既是增加百姓財產性收入的良策,更是拉動內需最佳的措施。

  第四,就公有經濟分紅是是順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言。顯然,科技的發展在帶給人類福音的同時,也使就業崗位不斷縮減。過去,工業的發展曾為社會提供了許多就業渠道,但工業自動化的發展將使無數的傳統工人陷入失業狀態,而隨著信息及智能技術的發展,連不少白領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即便國家千方百計提供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但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車輪,將把壹個個就業崗位碾碎。因此不論是通過增加就業來發展經濟,還是通過發展經濟來增加就業,這種措施在壹段時間裏是可行的,但放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徒勞無益的。

  那麽,要想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使人們共同受益於科技的進步,即建立起利益共享機制。具體來說,社會保障可以起到部份作用,而采用公有經濟分紅則更為恰當,因此,建立公有經濟分紅的長效機制是最適合不過的選擇。

  這樣,國家無需在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與保就業之間左右為難,以至無論企業如何壓低人工要素成本,如何裁員,只要企業能將壓縮成本所帶來的盈利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或通過公有經濟分紅讓百姓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那麽即使所有工作都由機器人生產線來完成,每個人照樣衣食無憂!

  第五,就公有經濟分紅為宏觀政策精細化調控打下堅實的基礎來講。大家都知道,要想灌溉先得修好水渠。為什麽中國的很多宏觀政策往往在執行中走了樣,效果打了折,這是因為水渠沒修好,基礎不完善。就拿美元來說吧,美元可以做到持續大幅貶值,而人民幣卻不敢去做。為什麽?因為美國在市場分配之外,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補貼、捐贈等再分配渠道,使國民得到壹部份額外收入。這樣美元貶值後,如果每人再補貼壹部份收入,每人的相對收入還等於是不變。而美國之外美元的持有人手中的鈔票卻是實實在在發生了貶值。

  如果人民幣貶值,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幣全部貶值。這樣不但毫無意義,反而所冒風險巨大。

  正因為美國有這樣完善的基礎制度,所以,美國可以將很多宏觀調控手法運用得揮灑自如,以至為本國人民篡取盡可能多的利益。同樣的事情,中國總是煞有介事地進行這樣那樣的宏觀調控,比如利率、存款準備金等,其實也就是充當擰擰水龍頭角色,卻弄得管理層很累。

  豈不知別人也是同樣擰水龍頭,可效果卻不壹樣,別人是精細化的滴灌,而我們是漫灌,效果可想而知。

  由於全民分紅賬戶具有唯壹性,因此將來既可以進壹步作為精細化社會管理的基礎,也可以作為稅收制度改革及反腐的監管賬戶,而全民分紅渠道的快捷性與精確性,還可以使其用作扶貧賑災的快速發放通道等。

  壹旦建立起來全民分紅機制,無論有沒有紅利可分,不管對中國而言,還是對世界來說,都開創了壹個新時代,必將會為未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帶來更大的施展空間。

  第六,就公有經濟分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來講。由於公有濟分紅讓百姓重新認識到公有企業的重要性,因此對公有企業的種種批評將會轉化為對公有企業的呵護,以至將到處縈回百姓要求增強和壯大公有企業的呼聲與訴求。

  所以,公有經濟分紅不僅不會使公有企業實力削弱,反而會使公有企業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如此,公有經濟分紅還會使百姓增強主人翁意識,既加強了對公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又會使國企的經營管理者更加清楚自身的使命感,也會使公有經濟管理機構所擔負的責任更加清晰具體,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意識。

  此外,全民分紅不僅使公有企業成為全體國民永久的福利源泉,還有助於使全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順利普及,使國家早日實現幼有所養、老有所扶、孤弱病殘皆有所依,經濟發展全民共享的和諧社會。

  總之,全民分紅不僅能全面解決經濟問題,更能有效地解決政治、文化、教育、醫療、道德、環境保護、社會治安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使百姓的生活水平越來越高。

  第七,就公有經濟分紅是經濟終極發展的必然產物而言。從經濟運行的規律來說,如果社會貧富差別過大,財富嚴重積累在少數人手中,將會導致社會經濟循環停滯,從而產生經濟危機。而市場經濟中的叢林法則是大資本家和大企業占有更大的生存優勢,也更容易獲得財富,從而使整個經濟生態失衡。

  為此,西方國家借助反托拉斯法、社會福利制度、鼓勵捐贈、個人收入調節稅、遺產稅、財產稅等,千方百計想把自身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同時,不但通過法律手段防止企業獲取壟斷地位,而且普遍采取市場經濟之外的各種措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以達到經濟持久健康發展的目的,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個人、強制與公益等多渠道多層次分配方式。甚至連他們的股票交易市場也在體現著這種理念,盡可能使企業向社會分紅,並向社會最大範圍內分紅。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濟波動的幅度都不大。

  由於公有經濟可以使國民經濟永遠處於國家可控範圍之內,而全民分紅機制又像遍布整個國民經濟的毛細血管,可源源不斷地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著新鮮的營養和動力,因此,公有經濟分紅是根除兩極分化的有力手段。而要想實現全民分紅,那就必須發展公有經濟,並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效率,來實現企業的最大盈利,然後把這些盈利的壹部分,通過全民分紅機制公平地分配到全社會,從而產生新的社會需求。

  當然,確定公有經濟分紅比例,不僅要根據公有經濟管理機構可持續發展需要,還要滿足全民對公有資本投資的報酬率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既確保公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又確保全民享有應得的紅利。

  總之,由於公有經濟管理機關象行政管理機構壹樣只受法律約束,只受其它權力機關制約,只受社會全面監督,而不受任何權力機構管制,更不受哪個政黨操縱,而其首腦完全通過普選產生,任期有限,到期更叠,壹旦走入邪門歪道,必將遭到嚴懲,因此,可根據自身的職能,不僅調整宏觀經濟運行,也調整微觀產業結構,更通過發展公有經濟每年向全民分紅,調節社會分配,並為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為社會保障系統輸送給養,為失業人員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進社會消費,避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沈澱,從而既達到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又能為多數人牟利。

工人運動與經濟民主的積極意義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我認為人類的民主運動,應該分兩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選舉政府首腦、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權利,以及直接通過自由結社、執政黨競爭選舉、全民投票、街頭行動等直接方式參與和影響國家政治的權利。接著便是向社會壹切層面深化的民主,即社會民主,社會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生產的民主與分配的民主。生產民主也稱產業民主,也就是通過爭取制定民主的勞動法令,使得勞動者獲得參與勞動的經營和管理權力。分配民主,也就是通過制定民主的企業分配制度和社會的分配制度,達成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盡力縮小分配差距,達到社會共同幸福。產業民主的關鍵在於勞動者能夠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企業經營和勞動管理的權力,使得資本不再具有對勞動進行支配和統治的天然特權,實現勞動和資本的權力平等。企業應該像壹個民主的政體,而所有的人,不論是企業主、管理者還是壹般的勞動工人,他們應該像國家的公民壹樣,成為平等的企業中的公民;資方和勞方應當像主體平等的共同組閣的兩大政黨壹樣,相互通過平等的協商談判,共同制訂企業的憲法——《企業章程》,在《企業章程》的框架下,勞動和資本實現共同地經營和管理企業;而分配民主的關鍵是,不僅在國家層面公民要能夠對國家財政擁有最高權力,國家財政要為整個社會的福利服務,為弱勢群體消除他們參與社會競爭的障礙服務,而且在企業層面,勞動者應該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分配決策權力;企業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由勞資雙方通過平等的議價過程確定,並且是對企業全部新增價值的分配,而不只是工資即勞動力價格的改變。

  我上述的主張,是建立在人與人平等基礎之上的,因為人不能因為壹部分人因為掌握有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人要仰賴他們的生產資料才能勞動而獲得生存,因此就受另壹部分人的支配甚至統治。我們認為,如果人類不改變這種壹部分人對另壹部分人的支配和統治,勞動就本質上不是勞動,而是奴役。

  資本的存在是為著所謂的利潤這個目的。而利潤的本質就是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是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壹部分,當工人的勞動為企業創造了新的價值時,資本所有者只把其中的壹部分當作工資支付給了工人,卻把其余部分據為己有。所以,資本和利潤因為它要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本身就成為了不正當的東西。但是人類現階段的發展,仍然在壹定程度上還需要資本的作用,所以,還暫時無法讓它滅亡。勞動在利用資本的同時,為了使資本甘於被勞動所用,必須給予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勞動雖然可以給資本以壹定的利益回報,回報的方案應該由勞動和資本經過協商談判壹致達成,而不能再把企業分配決策權交給資本,更不能讓資本壟斷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

  我相信資本的消亡具有歷史必然性,但這需要通過產業民主而漸進地達致,而不能通過強制力去實現。因為資本是歷史的產生,只能靠歷史去消除,只有通過推動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和平理性的相互磨合,和推進國家法制的進步,才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道主義精神,並避免給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帶來動蕩。產業民主將帶給人類社會的是勞動的解放,勞動效率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和所有辛勤勞動的人們共同幸福,它使每壹個人免於匱乏和對未來的擔憂。在產業民主下,每個勞動者不再是被迫的勞動,勞動者中懶惰的現象將必然大為減少。因為他們的每壹份辛勤都會變成他們自己的財富,他們不再是為資本的利潤在勞動,而是實現了為自己的幸福勞動。勞動者即使給資本壹些利益回報,也是在勞動者同意的基礎上;每個勞動者不再是流水線的壹個部件,他們既從事體力的、技能的勞動,也可以認真地關心工廠的經營情況和未來發展計劃,並親自參與或者委托他的代表參與決策。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給勞動者的不再是不斷增長的失業率,而是勞動者勞動時間的不斷縮短,從而讓他們有掌握發展的自由機會;勞動者雖然要給資本壹定的利益回報,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在《企業章程》中確定的壹定的企業積累金,逐步增加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比重,逐步減小對他人資本的依耐,最終實現自由人聯合的生產。

  產業民主並不拒絕競爭,在產業民主下,勞資共同民主制訂的《企業章程》等企業規章仍然會對每個企業中的“企業公民”“獎勤罰懶”,而市場的依然存在又必然使得每個企業重視生產效率。盡管競爭仍然存在,但是,國家的經濟民主將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制度將為那些在競爭中失利者提供再次參與競爭的機會和能力。

  我也會看到,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會具有強大的頑固性。壹方面,資本家階級已經在漫長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深深地嘗到了資本壟斷帶給它的巨大經濟利益的甜頭,他們會希望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權力壟斷;另壹方面,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家權力,壹貫把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壟斷當作既有秩序和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它也不會很情願地改變這種既有秩序和統治基礎;再次,資本主義不僅會通過既有國家制度、國家體制來維持對勞動權力的壟斷,它還會把符合這些他們利益的價值觀融入到社會的文化之中,使得許多人不僅不能看清資本權力的壟斷和雇傭勞動制度的所包藏的巨大的社會不公,反而甘於服從資本的支配還統治,甚至希望有朝壹日能夠通過個人的奮鬥也能側身於資本家階級的行列。所以,要推動產業民主,就要有壹個強大的力量來推動,使得壹切阻礙產業民主發展的保守力量不得不向進步的力量讓步。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壟斷了生產過程控制的權力和價值分配的權力,對勞動進行壓迫和剝削。那麽,只要壓迫和剝削存在,勞動者階級對這種既有制度就不會不服從,就迫切需要改變。所以,千千萬萬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者階級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力軍。讓他們團結和組織起來,對資本特權制度和試圖維護資本特權制度的國家體制展開壹致的鬥爭,也就是階級的鬥爭,是推動產業民主的根本辦法。我們所說的階級鬥爭,指的是勞動者作為壹個階級的整體所開展的壹致的反抗行動。它以達到與資產階級平等的地位,獲得分享昔日由資本壟斷的權力作為目的。勞動與資本雖然共生與生產的共同體之中,但是它們之間的利益是此消彼長的不可調和的關系。雖然不可調和,但未必是“妳死我活”的,只要勞動者階級不受到暴力的侵犯,階級鬥爭就是理性的、非暴力的。

  資本主義力量為了達到維護既有制度和利益的目的,要分化勞動者階級。為了達到分化目的,資本主義把勞動者階級分為藍領和白領,分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其實,無論是藍領、白領,無產、中產,他們基本都是受雇傭的勞動者階級,他們之間可能在生產過程中與傳統工人的角色不完全壹樣,在分配中獲得的分配也可能差別不小,但是他們相對於資本的地位並沒有不同。資本壹樣地對中產階級壟斷著對他們勞動過程的支配權力和分配權力,壹樣從他們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所以,白領、中產,都是資本主義給勞動世界挖好的壹個陷阱而已,它讓勞動者階級在這些概念前迷失自己的真實身份,而削弱了勞動者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力量。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白領和中產群體會越來越龐大,但這不代表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會減小。恰恰相反,世界的統計數據表明,資本世界與受雇的勞動者世界的財富差距壹直在擴大。所以在壹些中產占多數的國家,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在減少,而是無產階級的傳統特征發生了改變而已,也就是由以前的體力勞動者占多數的無產階級,發展成了具有更高學歷、知識和能力的無產階級而已,無產階級的勞動方式發生了改變而已。所以,未來的產業民主運動,需要把這個階層深深的動員起來。推動中產階級對資本特權的鬥爭,對於那些發達國家推動產業民主尤為重要。所以,未來推動產業民主的力量,不僅僅要依靠傳統的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還要依靠包括“中產”在內的所有反對資本特權的壹切社會力量參加的社會運動。階級鬥爭和社會運動,應該成為人類爭取民主和在爭取到政治民主以後深化民主的主要手段。

  我堅信,只有民主,並且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民主才是徹底的民主。僅有政治民主而不把民主向著社會的經濟以及壹切產業深化,那就不是社會的民主,而是只是階級的民主。階級的民主只有利於某個階級,而只有社會的民主,才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福祉。整個社會的民主就是勞動者階級的解放,也就是整個人類的解放。

  社會主義的最初涵義,就是通過消滅雇傭勞動,解放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從而讓整個人類社會都獲得平等的社會地位,公平地享受到社會進步,包括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的進步的壹切成果。從社會主義思潮產生的那壹個時代起,無論是哪壹種流派的社會主義,無不看到了雇傭勞動的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人的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雇傭勞動在道德上的卑污。但是,現在人們似乎忘記了這個信念,忘記了這個理想,再也不提勞動者的解放!

  事實上,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

  在企業裏,雇傭勞動讓企業主在整個的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中,壟斷了壹切的權力(在西方則是壟斷了大部分或者部分的權利),而勞動者卻沒有任何的對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進行控制或者幹預的權利(在西方則可能是僅有部分的或者很少的權利)。

  我們看看目前中國許多私營(包括外資)企業中的情況,就能馬上理解“雇傭勞動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資本的專制的生產制度”這壹論斷。在這些企業裏,那些與雇傭勞動者(勞動者)利益緊密相關的權益,勞動者是絲毫不能與企業的所有者們平等分享的:

  分配的決策權。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或者稱為“勞動果實”吧),它的分配的決定權完全操控在企業所有的手中,勞動者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包括保險)的水平,完全由企業主們決定,工人事實上沒有議價的權利。是,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本來是勞動與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共同作用的結果”並非說資本也能夠創造價值,而是說資本對於勞動創造價值具有作用。資本並不創造價值,而只是具有價值)。從“公平”的意義上來說,唯有勞資雙方在價值分配上實行共決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生產過程中的民主參與權。不僅企業價值的分配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生產過程中,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也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基本完全壟斷了制訂工廠規章制度的權利,他們可以隨意規定勞動者每天的勞動時間長短,可以隨意決定對工人的經濟處罰,可以隨意限制工人在工作時間去洗手間,可以隨意解雇任何壹位他們看不慣的工人。這些企業主們掌握的這些不公平的權力,在習慣了資本文化的人和保守主義者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認為企業主必須為他們的企業資產負責,為他們的資本風險負責。但是,殊不知這卻是違背道德、違背公平理念的。勞動者選擇進入企業打工,無非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不進工廠幹活就要全家餓肚子。而企業主們卻乘人之危,脅迫勞動者服從他們的絕對權威,放棄人皆有之的自由價值。這不能不再受到人類文明的譴責和反對。所以,只要資本需要勞動,勞動者就不能不為自己的尊嚴、權利和利益向資本去爭取。

  自由主義者們往往認為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企業資本積累和資本的增減都是企業主的事情,它應當由企業主和市場決定。但是,企業經營策略的制訂與執行,甚至企業資本積累等問題,也都與勞動者的利益緊密相關。因為這些問題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自然也就關系到勞動者的就業穩定和他們福利保障的穩固。因此,勞動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和幸福問題完全交由資本方擲股子。

  把壹切都交給資本決定,資本成為統治工廠、統治生產過程和壟斷分配的權證,勞動淪落成資本的奴隸,勞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成為主仆關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就是雇傭勞動的本質!它集中了人類的反平等、反公平、反道德這些最卑污的東西!

  現有的文獻顯示,西方的社會,由於壹百多年以來不斷的工人運動,各國工人階級不同程度爭得了壹些權利;特別是在瑞典、挪威、丹麥、芬蘭等壹些北歐國家,工人已經開始分享曾經是資方獨享的壹些權利,他們獲得了與資方集體議價的權利、參與企業管理決策的權利、占有企業股份的權利等等。這些權利的獲得,已經在悄悄地改變了雇傭勞動制度,使其逐步地變“雇傭勞動”為“勞資合作生產”。在其它歐洲國家,雖然不如北歐國家進步巨大,但是以工會為勞方利益代表的資方集體議價制度已經普遍實施,工人已經可以不同程度地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壹定程度的幹預。

  不過我們也看到,壹些歐美國家的工會組織似乎也忘記了消滅雇傭勞動和解放勞動者的偉大信念和理想。他們往往滿足於增加工資鬥爭的勝利。但是,增加工資和福利並不能夠改變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本質上的主仆關系,不能改變受資本壓迫奴役的命運。單純工資的增加也最終要被物價的潮水吞沒。因為資本總是希望利潤得到保障,工人工資的增加最終要通過物價的上漲來抵消。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長,必須通過控制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來獲得。壹句話:未來的社會生產關系要讓資本家不要掙得太多了,也不能讓勞動者掙得太少了!勞資之間多少的問題應當提供勞資之間平等的談判獲得平衡,切企業所創造的價值的這塊蛋糕的刀子,應當由勞資共同掌握。勞資之間自願同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真正實現了勞動者為了自己的福利而勞動,而不再是為了資方的利潤在勞動。這樣的生產不再是雇傭勞動,而是勞資之間平等的合作生產。

  中國社會公平公正的實行和勞動者解放的路還很漫長,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公民權利意識和團結意識還有待培養與增進。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工人鬥爭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在中國工人階級成長和鬥爭的過程中,消滅雇傭勞動,爭取勞動者從資本的壓迫下的解放,應當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明確目標!

  雇傭勞動不僅存在於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也可能蛻變成為專制統治集團的企業。在這樣的企業中,勞動者依然可能缺少與企業(背後實質上是專制統治集團)進行議價的權利,缺少參與企業民主管理和決策的權利。這樣的企業,其生產關系依然是雇傭勞動。所以,是不是雇傭勞動,與企業的所有制沒有關系。消滅雇傭勞動並不是要消滅私人資本(至少人類還將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需要資本),而是要通過與資本共享企業的統治權讓雇傭勞動自然終結。所以,消滅雇傭勞動的過程就是勞動者作為企業中的公民,獲得企業公民權利的過程,是通過和平、民主的手段不斷在自由選舉和立法方面不斷爭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把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的自然延伸,但經濟民主是比政治民主更加本質,因為政治的目的就是經濟。因此我們絕不能只要政治民主卻不要經濟民主,否則那僅僅是虛假的民主。

  我們中國工人應當和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在壹起,共同朝著消滅雇傭勞動的方向前進,最終實現把勞動者從資本奴役之下的解放!沒有全世界勞動者的聯合,就不會有這個解放,因為資本總是喜歡鉆向勞動者鬥爭力量最薄弱的國家,這樣它既可以更多地榨取利潤,又可以給勞動者鬥爭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的工人形成就業壓力。從這個方面說,任何壹個國家的勞動者要最終獲得完全的公平公正和解放,都依賴整個人類社會公平公正發展的進程。

  中國工人工資占GDP之低,在世界是名列前茅,而且勞動時間之長,恐怕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盡管8小時工作制早已經是世界通行的勞動制度,中國的法律也確立了8小時工作制,但對中國很多的工人來說,他們8小時所能拿到的工資,根本不能保障他們有足夠的生活保障,不要說現今國際勞工組織所倡導的“體面生活”了。對於中國的普通工人來說,要想多掙錢,只有多加班,依靠加班費來彌補8小時工資對基本生活開支的不足。於是很多工友在確定在哪壹家工廠工作以前,往往先要打聽這家工廠的加班多還不是多。

  其實,工人們這種希望有更多加班的現象,都跟他們不懂得工資的原理有關。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工人朋友講壹講“工資四定律”。了解了“工資四定律”,就能理解工資與勞動時間的反比關系,懂得要有效提高工人的生活質量、改變工人階級苦難的命運,應該采取什麽的行動了。

  “工資四定律”的第壹定律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我們知道,資本為了占有更加廣大的商品市場,為了使己方跟同行競爭的競爭力更加強大,為了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總是希望給予雇傭工人的工資是越低越好。但是,因為工人的勞動需要有勞動力的存在為前提條件,這就使得工資有壹個能夠維持工人的勞動力存在的最低限度。資方給予工人的工資,通常就是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也就是工人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水準。之所以稱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是因為生存有質量差異,從工人只能維持“餓不死”的最低的生理存在,到“總是感到生活不易”,都是壹種生活質量有所差異、但是都處在貧困生活的狀態區間。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進行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狀態下,工人之間存在著相互競爭。工人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因而沒有自由勞動的能力,只能依附資本家的企業進行勞動從而獲得生活資料,他們為了競相爭取獲得就業的機會而只能相互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導致至他們的工資徘徊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他們常常因為不滿意目前的工資而頻繁變動工作,他們的工資待遇也可能因為不同的工作單位而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辦法跳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他們擺脫不了“餓不死但總是感到生活不易”的生存狀態。在壹些工人組織較好的國家,由於工人有比較強的集體議價能力,他們的工資就會處於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上層,比起缺乏自我組織的國家的工人生活,水準要好壹點。

  在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的國家,即使政府通過立法強制規定了剛性的最低工資標準,這個剛性標準也不會比恰好維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強多少,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好,他們不僅沒有跟資方議價的能力,跟政府“議價”、也就是迫使政府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的能力就更不會有。而在工人沒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的國家,壹定是把資本家階級當作統治的基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家。這樣國家的政府必然只是與資本的利益相壹致,當然不會把最低工資標準離得最低生存成本底線太遠。當然,資本及其政府也不能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底線。這是因為如果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生存最低成本底線以下,就意味著工人所獲得的工資不能維持勞動力的存在,不能持續為資本創造利潤;對於工人來說,與其進企業勞動也不能維持溫飽,還不如在家餓死。

  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再來談工人的加班。因為工人沒有自我組織起來,他們只能從資本手裏拿到“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工資”,但是作為人,工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不會泯滅的,因此他們想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工人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卻又沒有能力跟資本議價,所以他們只能依靠更多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增加收入。可說殊不知對於資本而言,它追逐利潤的欲望壹點也不差於工人增加自己利潤的願望。資本與其讓妳勞動8小時獲得能夠維持工人最低生存的工資,倒不如讓妳勞動更多的時間才能獲得同樣的工資。既然妳可以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更多時間,資方為什麽不讓妳幹呢?反正他打算給妳的工資就是“最低生存成本區間”,資本家只需要把8小時的工資壓低,把這個差額變成加班工資支付給妳就可以。這樣,工人就進入了這樣壹個怪圈:越希望多加班、加班越多,每天8小時的基本工資的增加反而更加成為奢望,甚至長期停止增長。妳看看吧,在東莞,如果沒有每天2~4小時甚至更多、沒有雙休日的加班,每月領取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1310元,能夠維持壹個工人和他的家庭過什麽樣的生活呢?我做過壹個調查,東莞工人的工資有超過40%是加班工資。如果我們理解了工資第壹定律,我們就會明白,如果能夠有辦法減少我們的加班,我們的工資水平其實不會有什麽下降,因為我們的工資本來就處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我們的工資本來就沒有什麽可以負增長的余地。

  所以,第壹工資定律“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提示我們,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不能靠拼命加班,而是靠工人有效的團結和組織起來的跟資本的集體議價,老老實實地做牛做馬就只能過牛馬壹般的生活。工人的自我組織可以防止工人之間為了就業而相互競爭,並使得跟資本的議價行動具有強大的力量,使得他們的工資可以經常性維持在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較高層面。

  工人的反抗其實隨時隨地都存在的,不管工人是否已經自我組織好。工人為提高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鬥爭被稱為經濟鬥爭。隨著工人鬥爭規模、力度的不斷增強,工人的工資水平會由最低生存成本區間的底部向上擡升,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壹個暫時的改善。但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是把工人的工資當作產品的成本構成之壹,因此,工人展開的為著經濟利益的鬥爭規模和力度越大,工資的提升就越意味著市場商品價格的提升,意味著工人經過艱難的鬥爭才用右手從企業老板手中拿到的多壹點的工資,最後又在他們購買作為生活資料的商品時,用左手交還給了狡黠的資本家。這是工資的第二定律。因為它有點像水漲船高的比喻,我們姑且稱為“舟船定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次在政府頒布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後就會有壹場物價上漲,然後剛剛有所改善的工人生活,又隨著物價的擡升而又再墮入生活艱難之中,迫使工人周而復始地為工資而鬥爭。“舟船定律”提示我們,工人階級如果僅僅進行經濟利益的鬥爭是沒有多少解放工人階級的意義的,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身故以後的100多年的世界工人運動,很大程度上都在做這種重復的爭取擡高工資的運動,以致無產階級的解放至今仍然只是夢想! [ii]

  但是“舟船定律”絕不說明工人不需要開展經濟鬥爭。工資經濟鬥爭作為工人運動的初級階段,壹方面具有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作用,另壹方面,它也是為了日後開展旨在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從而變革社會制度的團結、組織和訓練工人的作用。沒有工人階級不斷的局部的集體的經濟鬥爭,就不能有未來工人階級要擺脫雇傭勞動地位的變革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制度、社會制度的鬥爭,工人階級就不能有自由的未來。

  第三個關於工資的定律是“加薪自危定律”。任何壹個企業的工人提高工資福利的集體抗爭行動,雖然可以暫時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但是因為工資是商品的成本構成之壹,所以,單個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的提升,會因為該企業產品成本的增加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導致企業以外利潤下降而搬遷、關閉,增加工人失業危機。這個定律不是提示工人為了就業穩定而放棄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而是提示我們工人看清工人階級作為壹個整體進行聯合鬥爭的重要性。工人為了爭取更高工資水平的鬥爭,必須和推動整個行業、所有產業的抗爭聯系在壹起,才能避免本企業工人因為提高工資而帶來失業風險。這裏要說明的是,工人加薪從來不是資本搬遷和關閉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資本要追逐更高的利潤。因為工人的勞動從來是為了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為了利潤,而資本壹旦沒有利潤甚至因為利潤減少就不會繼續他們的經營。另外,壹國相對於別國,也存在“加薪自危定律”。資本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就是“加薪自危定律”的結果。歐美國家的工人因為工資水平普遍高於中國,所以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拋棄了他們的工人,把他們的工廠搬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搬遷的企業往往這樣對要求提高工資福利的工會和工人說話:“妳們不要逼我把工廠搬到中國或者越南!”工會和工人為了保住飯碗不得不更多地向資方妥協。資本流向工資福利更低的地區和國家在中國現在也已經是現實情況。所以,現在世界工人需要支持中國工人的抗爭,中國工人未來也要像歐美國家工人支持中國工人那樣,去支持其他國家工人。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工人不團結基礎上的”,所以在資本全球化下,工人階級的自由是無法在壹個國家和部分國家實現的,因此“工人階級的聯合”在現在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是真理!

  關於工資的第四個定律是“價值工資定律”,也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下,工資僅僅是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力的成本,而不是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資方將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扣除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得到了剩余價值。為了得到超額的剩余價值,資本必須使勞動成為資本的附屬,即讓勞動處於服從資本的地位,這樣資本就天然地成為生產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成為分配的主宰。資本的這種天然權力事實上是對工人階級人權的蔑視、對勞動所有權 [iii]的剝奪、對工人階級個人自身自由發展的妨礙。勞動者對勞動價值享有所有權是壹個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資本主義世界卻成為被嘲弄的對象。

  “價值工資定律”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工資本身代表勞動價值被資本占有,工資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勞動力的價值。工人階級的最後解放,只有通過自己集體的反抗行動,變革工人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逐步消滅資本對勞動天然的組織和領導的權力的壟斷,消滅資本對分配權力的壟斷,從而消滅勞動對資本的依附,實現誰勞動創造,誰擁有整個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只有當全部勞動價值而不是勞動力價值即工資成為勞動者的勞動回報,工人階級才能走出最低生存成本區間定律、舟船定律和加薪自危定律的陰影,擺脫資本的壓迫和剝削,最終真正成為自由人。所以“價值工資定律”又可以稱為“工人最終解放定律”。當工人階級真正獲得自由解放,就因為沒有雇主,也就沒有雇工的身份;因為沒有資本,也就沒有利潤的概念 [iv];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互自由聯合,組成生產單位,並通過由他們民主制定的猶如《五月花號公約》般公平的企業章程,共同治理他們的生產單位,共同創造勞動價值、民主地進行分配。

  “價值工資定律”不同於“分享經濟理論”。分享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提出的主張,這個理論盡管提出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但整個理論不是建立在勞動所有權基礎之上的,也不強調工人在生產過程的權利。這個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利益存在,而不是為了提供勞動者最終獲得經濟自主。威茨曼的分享經濟理論主張實際上不過是把相當固定的工資轉變成按照壹定比例的分紅,由於資本仍然壟斷著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力和分配權力,所以事實上工人不僅未必能夠獲得更高收入,而要更多地承擔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帶來的風險。

  而“價值工資定律”建立在勞動者打破資本對於生產組織和領導的天然特權的基礎上 [v],它是通過“產業民主”逐步向擺脫資本對勞動羈絆的結果。產業民主是在國家首先實現國家體制民主化以後,民主向著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的深化,是把公民從政治的獨立發展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完全獨立、成為真正自由人的壹個必然過程。產業民主把每個企業視為壹個小型的政體,在這個政體內部必須引入或者說實現這個政體的民主化。它有自己的“公民”,所有與生存相關的內部成員,無論資方還是勞方或者管理者,都是這個政體的平等公民;勞資雙方因為不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不同的公民群體,各自自由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企業通過勞資集體談判和企業公民大會,共同制定的憲章——企業章程,依照企業章程民主治理企業,實現集體談判的分配,並變企業主的資本積累為包括全體勞動者的積累,通過這種更加公平的分配和積累方式,實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也即社會所有制 [vi],逐步使資本逐步淡出社會生產領域,真正實現自由人聯合勞動的夢想。

  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其實已經懂得了勞動時間與工資之間的關系,所以他們決心不再受資本的愚弄,傻傻地靠拼命加班來增加收入、維持生活,他們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睡眠、8小時生活娛樂”的訴求,要過人的生活。可悲的是在今天我們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還像一百多年前的人壹樣在8小時以後還要拼命加班才得溫飽。

極權計劃經濟與民主計劃經濟之間存在的本質區別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讚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覆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里,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里“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里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覆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里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里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里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里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注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覆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制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污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污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民主社會主義概論 思想背景

作者 景祥 寫於 二零一八年

  馬克思理論的思想體系,哪些東西過時了?哪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的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壹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壹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壹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壹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妳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妳就更要記牢這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歷史文獻可考的事實。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壹轉變。1890年3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壹個“青年派”,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壹”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只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壹,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壹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歷史事實壹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1891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壹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妳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壹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1848年)、《法蘭西內戰》(1871年)和《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誌。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壹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制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制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壹樣,是壹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壹定壞事,壹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

  可以這樣說,馬克思前期(1848~1875),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處於發展初期,還不成熟,科技也比較落後,因此工人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再加上民主還是有錢人玩的遊戲。因此勞資關系緊張,工人暴力鬥爭此起彼伏。在這個時期,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可以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理論。可是,馬克思到了晚年(1876~1883),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入成熟期,科技也有了極大提高,資本家大幅提高工人工資,減少勞動強度,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工人福利,壹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壹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和紡織工業,壹個部門接著壹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壹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壹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壹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壹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資本家甚至允許工人持有公司股票,成為股東,參加公司利潤分紅,工人階級已經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極大地緩和了勞資之間的矛盾;政治上進壹步開放,民主已成為全民的遊戲,工人階級可以通過參加選舉取得政權。因此,馬克思及時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論,全盤否定了自己曾經提出的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提出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壹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壹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壹項分離是壹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壹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壹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壹個壹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壹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沖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壹年——壹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壹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壹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壹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壹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壹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壹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壹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壹八四八年要以壹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麽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壹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麽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壹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采用,並且迅速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壹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壹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壹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十月革命是壹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列寧通過血腥的戰爭奪取政權以後,實行政治壟斷、經濟壟斷、真理壟斷。

  政治上,蘇聯掛著無產階級民主的招牌,實際上,無產階級和人民無權選舉國家領導者,也無權監督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牢牢地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每壹分權力,人民只能乖乖地勞動,做壹個任由領導擺布的順民。而幹部卻擁有各種特權,如:不受人民監督,有豪華別墅,有專車,有司機,有警衛,有特供商品,他們貪污受賄,欺壓百姓,個人財產不用公示於眾,他們只要對領導負責,不需對人民負責,他們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關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經濟上,蘇聯共產黨壟斷了所有土地、礦山、工廠、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蘇聯人民是徹底的無產者,蘇聯人民只能象奴隸壹樣被捆綁在集體農莊和工廠裏,沒有私人財產,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產品支配權,只有被迫的勞動。人變成了牲畜,變成了工具。國家註重發展軍工和重工業,忽視民用的輕工業,因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蘇聯壟斷了真理。蘇聯壹切言論出於“真理報”,人民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對那些敢幹講出良心話的人抓起來投進監獄。表面上壹片寧靜,實際上醞釀著火山,所以壹旦火山爆發,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壹系列國家也壹個個地改旗易幟了,這就是有名的蘇東波事件。

  在中國,也在走和蘇聯相似的道路。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壹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558000人。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系。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掘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意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壹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塞浦路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耳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壹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在恩格斯第二國際領導下,北歐諸國取得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功,人們常說:北歐行資本主義制度,走社會主義道路。

  北歐五國(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無論共和還是君主立憲,無不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實行議會、多黨、票決的政治制度。

  在北歐所有城市的公共建築物中,政府樓是不起眼的,芬蘭市政大樓,北歐大都市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的廳堂,每年設諾貝爾頒獎晚宴的地方,還沒有杭州人民大會堂寬敞。政府辦公樓壹般設在幾百高齡的建築物中,供遊人參觀,均可自由出入。君主立憲制的,國王居住的寓所就挨著遊人參觀的皇宮。因此,遊人和總統在走廊相遇握手,和國王在皇宮後的林間邂逅交談,那是平常事。

  社民黨在北歐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實現了人民均富,人人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全社會福利。瑞典人富足安詳平靜,那裏沒有貧民窟也沒有富人區,那些海邊別墅住的人家,不乏因金融危機失業的,但不妨礙他們壹生無憂的高品質的生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通過實踐,證明了列寧和毛澤東實行的是馬克思已經拋棄了的錯誤的暴力鬥爭理論,在大量人員死亡的基礎上奪取政權,執政後又壟斷政治和經濟,窒息了人民的思想,挫傷人民勞動積極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而民主社會主義堅持了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精華,順應歷史潮流,通過和平競選,不斷修正錯誤,工人階級也可以奪取政權,繼而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工人和資本家互相包容,互相依賴,共同發展,促進科技進步,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也使社會文明有了飛躍的提升。

  英國工黨理論家托尼 賴特(Tony Wright)曾經指出:“社會主義有著不同的種類,其中壹種(民主的)應當被接受,而另壹種(專制的)則應受到抨擊。”壹在世界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理論家們看來,他們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認為,這種社會主義以“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為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目的是建設政治民主、社會民主、經濟民主並推進國際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實現這壹目的的政治手段是民主。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起源,學術界存在著分歧。壹種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修正主義”思潮;另壹種觀點則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肇端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並在後來的反對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民主運動中形成的壹套相當完善政治理論體系。作者贊同後壹種看法。因為從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來看,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價值觀都是直接來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而“修正主義”思潮只是僅僅試圖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專政思想和暴力革命主張,試圖讓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回歸到謀求階級平等的社會民主的道路上,而他們的思想基礎仍然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的民主思想。

  盡管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應當說,最早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為什麽說民主社會主義起源於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