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民调掺入“中国因素”就成变相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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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起有关中国的民调，一个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一项以中国全国各地民众为受访者的调查，调查主题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另一项是中国国际电视新闻网（@CGTNOfficial）自5月26日在推特发起投票，就北约在东京设联络处做个网络民调，这是中国机构作为调查主体，以推特受众为主体。前者是在受控的环境中做民调，后者是在完全不受控制、而且是中文世界“反贼”集中之地做民调，结果完全是两重天。

中国因素之一：调查机构与受调者并非自由状态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这一民意调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收集了2,009份来自中国各地的答复，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看法。

在世界各国中，俄罗斯得分最高，既是受访者首选的移民目的地，也被评为最值得信赖的全球伙伴，平均得分为5.4分（满分7分），而日本和美国仅为2.6分，加拿大、欧盟、印度和英国为3.8分。在对全球影响力的看法上，俄罗斯仅稍稍落后于美国，击败了其它所有国家，包括欧盟。受访者表示，俄罗斯是对中国最具有长期重要性的国家，在处理新冠疫情上，俄罗斯被受访者排名第一，在中国应扩大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的国家中，俄罗斯也被排名第一。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代理所长王佳说，个人观点深受国家媒体影响，民调显示出的对俄罗斯的明显倾斜，其中有受调者务实的考虑，比如与许多西方国家的签证相比，中国公民更容易获得前往俄罗斯的签证，而疲软的卢布也为持有人民币的人提供了较强的购买力。

这个结果与中国官方2018年、2020年、2021年三次《中俄关系民意调查》有连续相关性。以2021年为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俄头条客户端、北京益派数据有限公司，委托国际样本服务机构，于2021年10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1%的俄罗斯受访者和超过98%的中国受访者对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充满信心和期待。72.6%的俄罗斯受访者和8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俄应该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受访者普遍赞同中俄为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展的合作，持“中俄协作可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观点的俄罗斯受访者达83.3%，中国受访者达95.9%。

该调查还显示，对于“西方某些国家干涉中俄两国内部事务、遏制两国发展振兴”这一问题，90%的俄罗斯受访者和9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俄应该加强协作，联手应对，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俄各自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这项调查显然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后，大量挺乌的中文帐号几乎淹没了推特、脸书，中国知识界大多数支持乌克兰与北约，其中对俄罗斯的用语与批判都有极强的敌意。

“中俄友好”民调是官方主导

中共从1921年成立迄今百余年，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敌、以俄为友这三种状态，每个阶段的宣传策略与形象差别极大。仅毛时代，就经历过“苏联老大哥”成“苏联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剧烈转变，21世纪之初-2010年勉强可算进入“以俄为友”的预热阶段，但中国的宣传主旋律还停留在苏联崩溃之后的惋惜与俄罗斯陷入困境、对普京略有赞美这一阶段；直至2012年习近平成中共掌门人之后，提出中俄重塑特殊伙伴关系，进入战略“背靠背”阶段，“中俄友好”这话题才算正式登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在西方压力与敌意下，不得不对华友好，中俄关系算是进入现任中共高层希望的战略“背靠背”状态。

历次中俄关系民意调查从程序上看，做足了抽样调查的形式，比如2021年中俄关系民调是当年第四季度在中俄11座城市（中国：北京、广州、哈尔滨；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实施，通过对两国普通民众进行线上抽样调查，以分析样本数据为基础，形成最终调查报告，但这种调查从样本抽取，问题设置再到分析，过程严格受控，与其说反映的是民意，不如说更多反映了官方希望看到的民意。

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区域（或网络区域）做调查，结果就会不一样。比如5月26日，中国国际电视新闻网（@CGTNOffecial）在推特发起投票，询问网友“是否支持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办公室的计划”，这条消息获北约和日本官员证实之后，引发外界热烈讨论，中国、俄罗斯、北韩等国均跳脚指责北约将触手深入亚太，威胁地区安全。截至美东时间5月28日下午5:17分，结果是：

I strongly oppose（我强烈反对），13.6%

I am in favor of this（我支持），86.4%

评论区留言更是丰富且多为讥嘲：“中国共产党到底哪来的勇气问外国人这问题？”、“我不只支持北约在日本设点，更支持在台湾也开一个办公室”、“比起日本，台湾更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北约也应该在台湾开设，气死你中国”。还有人说：“怎么敢到全是反贼的推特来做这民调，自取其辱”。

我在推特上公布了上述投票结果之后不久，@CGTNOffecial已将该调查删除，至今也未看到在任何媒体上公布这项民调结果。

几点结论

一、民调从舆情窗口变成宣传品是趋势。自民调这行业诞生以来，一直被各国视为了解民情的动态窗口，也是涉足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搜集手段。中国1980年代引进西方的民调方式，当时我们这些学子参予过一些民调（包括一些联合国项目），我在西北黄土高坡的农村拿着问卷逐一访谈农民，多数是一一问答并代填，当时真的以为这很接地气，反映了真实民情民意。如今30多年过去，民调已经严重变味，各国民调大都变成为政党利益服务的工具，在完成委托方要求的民调之时，不同程度地扭曲民调真实性。即使在美国，选举民调也成了为政党利益服务的工具。2020年大选期间，美国民调界就已经有人认为，民调作为一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将大受质疑。

二、凡民调中加进“中国因素”，沦为宣传品的可能性更大。

所谓民调的“中国因素”当然是指与中国有关的各种因素，例如：一类是在中国本土以中国民众为调查对象的民调，比如本文所述中方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两个调查即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民调内容的调查，在几大洲内挑选一些国家的民众，回答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比如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十年一项主题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的调查，2016年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为55%，202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2%，则从侧面印证了中美关系的变化。

总之，以民调形式出现的各种数据，参考价值完全不同，决定因素取决于调查机构与受调查者受政治控制因素的有无、强弱，受控越强，宣传品的意味越浓，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各种调查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