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李强，中国的“隐身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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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