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福利之弊——何不食肉糜

广宇

广州市前书记万庆良曾经说：“房价那么贵，为什么不租呢？你看我住在珠江帝景，160多平，每个月租金600，要买的话得几万一平，年轻人为什么不租房子呢？”万庆良早已因贪腐落马，如此夸张的言论当然也不是官场的共识。但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中国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制度容易使得体制内个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产生偏差。

说到公务员收入，大家一般会想到两种模式：低收入高福利和高薪养廉。中国公务员就是典型低收入高福利模式。当然经过多年多次加薪后很多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在当地已经很不低了，但高福利政策模式并没有变。他们普遍能够享受到住房福利（单位分房、补贴租或买指定小区房屋等）、医疗福利（免费医疗、高干病房等）、食品福利（单位食堂免费或低价提供特供食品）、子女教育福利等等。有的时候中央领导也出来宣传自己每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之类，但很显然他们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不用自己花钱，全部都由政策福利兜底了。为什么要提供这些福利呢？一部分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单位普遍提供这些福利以弥补职工低微的收入，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是如此。国企改革后这些福利都没有了，但政府和事业单位都尽量保留了这些福利，毕竟事关私人利益谁会去主动取消呢？另一方面早期公务员收入相对于社会上的私企确实偏低，提供福利也有养廉的考量在内。

高薪养廉的典型一般就是指新加坡。其实新加坡自己并不认可高薪这个说法。新加坡执政者的理念是公务员的薪资应当与当地私企平齐，以吸引人才为政府服务。普通公务员对应普通职员；议员对应经理主管级别；部长对应高管；总理对应CEO。新加坡定期统计私企薪资并对公务员薪资做出调整，注意这个调整可能是上涨也可能是下降。历史上发生过经济不景气时议员集体减薪导致某些议员无法负担房贷而被迫卖房的事例。既然薪资与私企看齐，那福利待遇自然也是一样，并不会有什么特殊待遇，更加不存在特供食品和住房。

中国和新加坡公务员不同的薪资福利模式对他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大都有政府大院或小区，公务员们生活在自己独立的小圈子内，衣食住行享受着特供。新建城区缺乏医院、学校等设施的不便；不合理的道路和公共交通规划导致高峰期交通拥堵；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黑帮横行；食品等物价飞涨让百姓生活困难；没有本地户口的外地打工者在获得公共资源服务等方面所遭受的歧视……这些问题公务员们都没有亲身感受，脱离群众生活日久，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何不食肉糜思想，万庆良租金600的认知虽是少数，恐怕也不罕见。可就是这些人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社会的规划者和管理者，脱离实际的认知水平必然会反映到他们的工作成效之中，这也是许多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普通公务员们下班后和普通市民并无二致。他们同样要依据自己的收入规划自己的生活：买房还是租房；购买私家车还是挤地铁上班；是否要为孩子争取名校学额而做义工；哪家超市打折，哪个食阁的饭菜好吃……他们生活在全岛各地，和普通市民使用着同样的社区服务设施，体验着生活中同样的酸甜苦辣。议员们（包括部长和总理）也要定期（一般每周一次）接待选区内民众的访问，听取他们的诉求并尽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有着这样生活经验的人群去规划和管理城市建设，想必其政策方案也会更加的接地气和符合民众的需求。

新加坡李显龙总理购买的别墅拿到了折扣价格，此举曾被反对党检举腐败嫌疑。李显龙特别在国会接受质询，阐明这是开发商为提早订房者提供的优惠。有一位高官在公务接待之后使用自己的私人信用卡支付账单以积累信用卡积分，此举被反贪部门认定为贪污。有一位部长在社交媒体上感慨现在的小孩不好教，他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肯出门随手关灯，说这点电费还比不上一碟寿司……这些例子并不都是正面，但至少说明新加坡官员上到总理部长都是在生活中有精打细算的小市民精神的。与中国的官员相比，他们更像一群了解柴米油盐价格的管家。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说，在一个标榜民主和平等的国家，其公务员和普通百姓应当有着平等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掌权者将体制内外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利用权力为统治阶级（体制内的公务员等）安排不同于外部的薪资结构和福利水平，并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优先考虑自己阶级的利益，这不就是统治阶级群体道德败坏下的制度性腐败行为吗？中共天天喊着反腐，可蛀蚀社会的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贪污受贿，中共自己霸持国家权力并在利益分配上不平等优待体制内人群的行为本身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蛀虫。怎么可能指望蛀虫的领导和管理能够让国家实现富裕和强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