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中共离休高官，每年挥霍知多少？

FRANKSTON

中共内部物质待遇极为敏感，分级待遇，等级森严，名目繁多。现职官员待遇优越，离职官员也不例外。官员离职，县级以下叫“退休”，市级以上叫“离休”。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高达1000亿人民币；最高级离休官员，包括江泽民、李鹏等11人，享受的特权待遇每年耗费公款10亿元，平均每人近1亿元！

　　江泽民等人享受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江泽民离休后，可以任意享用的行宫包括：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玉泉山中央军委招待所5号楼，上海西郊宾馆，上海大公馆，苏州太湖，等等。江泽民所用专列，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其专列超越而过。

　　次一级的高干也耗费大量公款。如江泽民的老上级汪道涵，在其死亡前几年，每年公费开支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当局专门为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和大公馆设有两个包括全套医疗设施的“汪办”。其他即便是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也都高达500万元。

　　中共高官中，一旦有人站在民众一边，就被中共定义为“危害党的利益”，作为惩罚，立即被剥夺相应级别的特权待遇。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被定性为“分裂党”，立即被赶进一个小院子。前往参观者感叹：“院子小而简陋，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中共上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中共官员反对“政改”、并以各种借口阻扰“政改”的根本原因。

　　农村贫困，儿童失学，矿难频发，下岗工人生计维艰，民工工资惨遭拖欠，至少两亿多中国人民还挣扎在温饱不济的贫困线上。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打动中共高官的恻隐之心。他们忙于分赃，穷奢极欲，一掷千金，挥霍无度，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生活。口口声声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招摇过市的幌子。在他们内心深处奉行的，正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张戎举证：中共从建政起，就穷兵黩武。为了扩充军工，有意从老百姓口中夺食，明知会大量饿死人，还是大举出口粮食，以换取军备。为此下令：对粮食，“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对肉类，“压缩国内市场，保证出口。”这一政策，连同“大跃进”的“瞎胡闹”，导致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贫如洗，外援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当中国民众大量饿死之际，接受中国粮援的东欧国家，却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同期，中共援助阿尔巴尼亚、印尼、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难以数计，但最后都以“翻脸”告终。

　　至今，中共外援有增无减。当中国成为“第三大粮食出口国”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90%的外援粮，都输送给了朝鲜。事实上，为了支撑金正日政权，中共几乎包养了整个朝鲜，除供应粮食之外，还提供该国所需石油的70%、所需燃料的60%.但朝鲜的首次核试爆，选择地点，却远离韩国和俄国，而最靠近中国。被中共喂饱的金正日政权，直接威胁和损害的竟是中国。

　　当大量中国民众还挣扎在贫困线上，农民负担沉重，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人失业，儿童失学，民众看病难、上学难、居住难，但中共大笔一挥，就减免了非洲国家所欠中国的大部分债务、柬埔寨所欠中国的全部债务、以及东南亚等国所欠中国的大部分债务。

　　中共罔顾自身国计民生，大量援外，目的只有一个：纠集独裁国家，合组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迫使文明世界承认中共的强权地位，进而对中共的独裁和暴政保持低调或缄默。如此，中共便可在国内随心所欲，放手镇压，将一党专制进行到底。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人口历来居于世界榜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饥荒。导致饥荒的原因，大多是蝗灾、洪灾、地震、战争等。大多数时期，尤其和平时期，中国民众丰衣足食。没有外援，也无需外援。这说明，中国历来自给自足，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

　　194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中国从未发生因政府行为不当而导致的饥荒。1949年之后，中共执政，在既无外患也无内乱的和平年代，却爆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3800万人（另说4300万）被活活饿死，超出此前中国历史上死于饥荒人数的总和。创造了中国历史记录，打破了世界历史记录。

　　穷兵黩武和大举援外，中共硬是抠尽了老百姓的活命粮。更有甚者，毛泽东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恶意阻挠民众发展经济。民众仅有的一点私产或自留地，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割掉；民众自发的一点小买卖，都被当成“投机倒把”，予以扫除。作为政府，公然限制经济发展，中共是历史上的第一，也是唯一。

　　中国沦于一穷二白，中共却借口“中国人口太多”、“难以发展”，为自己开脱。毛泽东死后，迫于国内外压力，中共开始恢复生产，接受外援。1979至2006年，中国不得不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连续26年的粮食援助，这也是历史上中国首次和最长一次接受外来粮援。民众逐渐回复温饱，但贫困人口依然众多。此时，中共竟又自我贴金，借花献佛，吹嘘是中共“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

　　一船接一船的偷渡者，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海岸，驶向美洲、澳洲和欧洲。于是，有了“金色冒险号”的故事，有了无数偷渡者闷死货柜车厢的故事，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悲惨离奇的故事。更有明的偷渡，施展“隐身术”或“遁形术”：有人组团到了国外，即全团失踪。有人说，美国梦是房子加汽车；而中国梦就是出国，就是移民美国、移民西方。

　　中国人偷渡，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前30年所做的，都是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人为破坏，把整个中国变成人间地狱。之后，才做贼心虚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面上似乎也取得了若干“发展”（准确而言，是恢复或弥补，外加变相掠夺），但政治上的独裁与高压丝毫未变。老百姓依然被奴役。

　　越南民众曾大量偷渡海外，滞留香港等地，但随着越南启动经济改革（1986）并取得相当成就后，这一“国耻”现象就完全消失。反观中国，经济改革比越南早（1978年），经济增长比越南快，民众偷渡潮却有增无减，数十年如一日，继续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特色”的“国耻”。

　　中国民众大举偷渡，不惜代价、甚至甘冒生命危险，释放出强烈的信息：只有逃出中国，才有“人过的日子”。国外生活未必尽如人意。但中共的倒行逆施，早已造成中国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除了偷渡，还有资本外逃和人才外逃。循“正常途径”出国的，大多有去无回；少数出国后还打算“回归”的人，也得先弄上一张绿卡，“留一手”，再“衣锦还乡”。

　　除了普通民众的偷渡和外逃，更有中共大小官员的外逃，他们人手几本护照，早已“预留后路”，先安排家属在外，秘密转移款项，自己则随时准备开溜。中共涂抹当今中国为“盛世”，然而，中国人偷渡成风，外逃成风，连中共官员本身都不例外。无疑是对这一“盛世论”的直接嘲弄和否定。如果大开国门、大敞边界，人们将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逃亡，胜利大逃亡，或者失败大逃亡。不仅仅是一种“国耻”，更是一种崩溃。信心的崩溃，赶在这个政权崩溃之前的崩溃。

　 将异议人士流放海外，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是专制政权的一贯做法。前苏联曾精于此道。当今世界，持这种做法的国家已经极少。中共是继续从事这一行当的极少数政权之一，而且明目张胆。不能回国的中国流亡人士数量，创下了世界之最。

　　祖国，是国民共同的家园。任何人，只要出生和成长在那片土地上，他就是那个国家的天然主人。仅仅因为彼此观点不同，一部分握有权力的人，就把另一部分人驱逐或排斥于国门之外，这是公权私用。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合法。即便在中共自己的“法律”中，也找不到相应的条款，来证明此种手段的“合法性”。中共自知心虚，根本不敢把“黑名单”之类的做法列入其“法律”条款。

　　中共对付异议人士，通常有两种手段：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这样做，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强行将异议人士与民众隔离。中共自知其政权并非来自于民众，其意识形态更是荒谬透顶。他们惧怕批评，也惧怕讨论，更惧怕选举。

　　有人误以为，异议人士“没有什么用”，那不过是他们处于被监禁或被流放的状态下，所造成的表象。如果中共不将异议人士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而听任他们与民众接触，可以想见，即便只有一个异议人士，都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专制的基础。只要这个异议人士走到民众中去，表达观点，感召同类，伸张民意，与中共展开平等竞争，中共的非法统治，便随时可能瓦解。这正是中共的极度恐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