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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按比例灭口 镇反运动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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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9 23:48: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50年初,中共刚夺取政权,就发动所谓“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亲自设定杀人指标和比例,要求全国各地“大杀几批”。转眼间,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全中国,或有上百万人遇害。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共这次、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杀人运动


可怕的“千载难逢时机”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稳、民心不服,一些地方爆发的反抗相当激烈。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反”运动。不过,它当时没有全面镇压力量。到1950年6月,毛泽东仍在党内说,不可四面出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失利,中共准备出兵。毛泽东认为,放手“镇反”的机会来了。据中共党史记录,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为什么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呢?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说得更直接。他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他就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10月10日,毛亲自主持通过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也就是“双十指示”,决定全面部署大规模“镇反”运动。
1951年1月,毛泽东明确表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指令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一般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
之后,毛开始给各地具体下达杀人指标。
毛下达杀人指标
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整理的史料,1951年1月21日,毛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2月,在毛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当时,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直接推动和部署,迅速引起地方的反响。各地区及省、地、市的领导纷纷表态拥护,主动多报处决计划,但多数仍达不到要求。
1951年2月中旬,毛致电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毛还说,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紧接着,毛继续指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武汉以及其它省会城市“大杀几批”。
一再施压下,1951年2月17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北京市一个晚上就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晚,又逮捕1050人,3月25日处决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捕1万人,杀3000人。
此后,上海仅1951年4月27日就逮捕了8359人,4月30日杀285人,5月9日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到11月初,上海共处决了约2000人。
为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将批准处决的许可权由省级下放到地区级,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中央定的指标杀人。
滥杀成风
其实,“镇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
运动1950年3月开始,但直到近一年后的1951年2月21日,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头落地之后,中共政务院才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民众谁是“反革命”。而且条例列出的12类所谓“反革命”,定义范围很宽,罪行界定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并规定反革命都可以处死刑。这给冤杀无辜大开方便大门。
比如,郭国汀律师在《坎坷律师路:冤杀的“恶霸”》一文写道:福建长汀的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为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被扣上他人的罪过。郑冠岑的案件既没有审判笔录,也没有检举揭发材料,更没有被告人的交代供述材料,甚至没有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他就被轻易枪杀了。
又比如,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zhā)枢卿,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散文家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等,也在镇反时被杀。
还有242名国共内战期间“起义”、投诚、被俘的民国高级将领被杀,其中上将与辛亥革命元老4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
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在《触目惊心的杀人运动》一文中写道:“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
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的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就多达约30%。
有意遮掩变大张旗鼓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到了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之后,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共党媒体也予以大力报导。


“镇反”杀害多少中国人?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抓捕150万,杀了50万,基本达到毛泽东要杀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
但是,杀戒一开,一些地方便杀红了眼,根本收不住。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全国又有20万人被处决。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说,全国共逮捕262万人,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三一。其中,有54.3万人主要在1951年2月至5月期间被杀,这个数字超过在国共内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战死的人数总和(40多万)。
而实际上,遇害的人可能远不止这些。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考证,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有人估计,实际被杀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甚至更多。
镇反的后果
古代新王朝建立后都大赦天下,收拾人心。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后,都是努力设法使民众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中共当政之后,却是用大规模杀人来制造民众的心理恐慌。
大陆著名律师张思之在《我所经历的历史——反思始于疑》一文中说:“我亲眼见过的一次在土城执行枪决,枪决了70人。我眼见那被杀的、杀人的,都在发抖。开枪的都是新兵,他们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枪,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个场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里很久都过不来。”
一场镇反运动,鲜血染红中华大地,使中国人恐惧共产党。而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共继续杀,继续加深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感,至今仍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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