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起源之谜:我们仍不知道的,以及它为何重要

Macedon

源: 纽约时报

它从何处来？经过了三年多的疫情和数百万人死亡后，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仍众说纷纭、充满争议，一大堆分析和假说使用的事实，如同挂在有刺的黑暗树枝上的圣诞彩灯。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科学上称为SARS-CoV-2的病毒是从某种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溢出地点可能是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那个杂乱无章的大卖场里曾有大量的各种鱼、肉，以及作为食材的野生动物出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目的是感染人类，给人类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出资支持的某个“影子计划”设计的一种生物武器。第三种观点虽比第二种温和，但也牵涉到实验室的工作，这种观点认为，该病毒是通过位于武汉东部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事故侵入首名人类受害者体内的，也许是并无恶意但鲁莽的基因操作使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如果这些可能性把你搞糊涂了，让你无法决定谁对谁错，对过于自信的断言持怀疑态度，或者你只是厌倦所有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话题以及是什么不起眼的小东西引发了疫情，请放心，有这样想法的不只你一人。

一些持反主流观点的人说，病毒的起源不重要。他们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病毒带来的灾难，及其继续造成的疾病和死亡。那些人错了。搞清楚病毒起源很重要。研究课题的轻重缓急、世界各地如何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准备、卫生政策，以及公众对科学本身的看法，都将受病毒起源问题答案的深远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答案的话。

但许多可能提供答案的证据要么已经丢失，要么仍然无法获得。丢失是因为未能及时收集相关材料，无法获得是由于不合作和隐瞒，尤其是中国各级官员的不合作和隐瞒。

以自然溢出说为例，它假设病毒在华南市场某处从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是貉（一种似狐狸的犬科动物）或豪猪——传给了人类。为了验证这个假设，需要从市场上的貉、豪猪，以及其他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气数将尽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血液、粪便或粘液样本。对这些样本进行筛查，寻找病毒的踪迹。如果发现了病毒本身，或者至少找到了病毒相当大的基因组片段，就可以对基因组、包括与一些来自最早的人类病例的基因组进行比较分析，以推断人类是从野生动物身上感染病毒的，还是反之。

但现在已经无法这样做，因为该市场在2019年12月期间出售的貉、豪猪或其他野生动物已在2020年1月1日前全部被消灭。中国当局那天下令关闭了华南市场，没有对最可疑的野生动物进行采样的努力（至少没有这种报道）。

或以实验室制造生物武器的假说为例，伦敦《周日泰晤士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了这个假说。该文的两名《泰晤士报》记者引用了未披露姓名的“美国调查人员”，他们说，他们“仔细研究了截获的绝密通信”后得出结论，中国军方在支持一项将冠状病毒武器化的秘密研发项目。该文还认定存在一个研发相关疫苗的努力，以便在将致命病毒释放到世界后保护中国民众。这是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据其描述，改造病毒的工作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进行。两名记者们未透露他们的情报来源，也没有为证实他们的指控提供证据，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再以实验室泄漏说为例，一些版本的泄漏说将矛头指向纽约一家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以及该组织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博士的合作关系。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尤其是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从鸟粪和来自动物身上的其他样本中提取病毒RNA片段（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用RNA编写），偶尔也提取活病毒，然后将RNA片段像拼图那样排列出全基因组。他们做实验，有时将一种病毒的功能部分结合进另一种病毒的主体，以了解该部分在野生环境中有什么作用；他们发表科学论文，对哪些蝙蝠病毒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发警告。要是石正丽领导的一名研究人员或技工在处理与SARS-CoV-2非常相似的病毒时意外感染了病毒，然后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里先是以一种怀疑出现，然后变成一种假设，最后成了一种指控。

即使现在，支持这一断言和反驳该说法的争论仍很活跃。上个月，三名作者在Substack网站上一份名为《公众》的通讯中引用未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断称，第一批感染SARS-CoV-2的人中包括石正丽实验室的科学家胡犇。这个说法意义重大，如果是真的将极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或可确定的信源支持它。10天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按照三个月前通过的一项法律的要求）发布了一份解密报告，概述了美国情报界所知的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与大流行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该报告得出的结论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与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科学家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进行过多次合作，但（就现有证据而言）这些合作“不涉及有道理可能被认为是SARS-CoV-2前身的已知病毒”。

后来在今年7月11日，由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鲁普领导的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听证会上盘问了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罗伯特·加里，因为他们是2020年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的一篇有影响力论文的作者。该论文的标题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这次听证会的调子从其名字上就可预知：“对掩盖真相的近端起源调查”，听证会那天的记录都是指控和辩护，没有为病毒溯源提供任何新线索，更不用说确定的结论了。

即使对科学而言，即使对国家情报总监、对国会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而言，确定的结论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和一种高度非分的假设。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了这点，小说家和诗人们也认识到了这点。“我有三种看法，”华莱士·史蒂文斯写道，“就像一棵树/上有三只黑鸟。”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斯找到了观察黑鸟的13种不同方法。对SARS-CoV-2起源的看法至少也有这么多种，为了公正地对待这个问题，你需要像他一样，在脑海中同时保留几种可能性。

你如何看待黑鸟，或如何看待起源假说，可能与你自身的渊源有关。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但我想起这一点是在与杰西·布鲁姆谈话的时候，他是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在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说值得进行深入调查的人中，他是资历最高的人之一。布鲁姆研究病毒的进化有两个原因：它发生得很快，因此可以解释普遍的进化；它对公共健康具有重大影响。

2021年2月，也就是疫情暴发一年后，当我与他交谈并询问病毒起源问题时，布鲁姆说：“我认为很多人都坚定默认了他们的先验信念。”研究人畜共患疾病（从非人类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的科学家可能倾向于自然起源假设。而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功能获得”研究（探索潜在危险病原体进化能力的实验工作）风险的科学家可能很容易假设实验室泄漏。对高压、隐秘的中国政府抱有强烈看法的国家安全专家可能会倾向于中国有不法行为和掩盖事实的情况。

最近，布鲁姆告诉我，他自己的“先验”倾向是自然溢出。“但你肯定不会认为这是可能性高达99.99%的解释，”他还说，“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让我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先验倾向。在过去的40年里，我写了一些关于自然世界和研究自然科学的非虚构作品，尤其是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这40年的前半段，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熊、鳄鱼和大黄蜂等肉眼可见的大型生物上，并关注亚马孙丛林和索诺兰沙漠等野生地区。1999年，我在执行《国家地理》任务期间接触到新兴病毒这一主题，当时我在中非森林的埃博拉病毒栖息地徒步10天。后来，我花了五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人畜共患病及其致病因子的书，其中包括SARS病毒，这是之前出现过的致命冠状病毒，现在通常称为SARS-CoV-1，出现于2002年，通过人类旅行者从香港传播到新加坡、多伦多和其他地方，让专家们深感震惊。科学家追溯SARS-CoV-1的源头是果子狸，这是一种像猫一样的野生食肉动物，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市场和餐馆中作为食品出售。但果子狸被证明是中间宿主，其自然宿主后来被确定为马蹄蝠。

在动物身上出现危险新病毒的长篇史诗中，SARS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另一个是艾滋病毒进入人类并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惨痛故事——这个故事部分通过推理，部分通过分子证据而为人所知，源头追溯到大约20世纪初的喀麦隆东南部，可能在一次猎人捕猎时，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发生了血液混合。流感也源于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接触，通常来自野生水禽。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通常通过中间宿主马从蝙蝠传播到人类。在玻利维亚，会感染人类的马丘波病毒平时寄生于啮齿动物体内。在韩国发现的汉坦病毒以及在美国西南部发现的近亲辛诺布尔病毒也通过啮齿动物传播。在孟加拉国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尼帕病毒来自蝙蝠。它通过蝙蝠粪便、唾液和尿液排出，从枣椰树采集含糖汁液是孟加拉国的习惯，当某些果蝠光顾这些枣椰树时，汁液被病毒污染，这些新鲜汁液被带到街上，出售给当地顾客，其中一些人死亡。这些例子以及许多其他类似例子都是我自己的先验经历，毫无疑问，它们确实让我倾向于自然溢出的说法。自然溢出经常发生，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在危险新病毒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研究事故，而人们长期以来对此类事故的担忧构成了一些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说支持者的先验倾向。这样的事故可能发生过数百起或数千起，具体取决于你对重要性的阈值设置以及对“事故”的定义。1977年发生的一次事件（有可能）再次引入了1950年代的流感病毒，导致当年的流感大流行，数千人死亡；2004年，小心谨慎的科学家凯莉·沃菲尔德在研究埃博拉病毒时被针刺伤（但事后证明她没有感染病毒）。同样是在2004年，即全球SARS恐慌发生一年后，北京一家病毒学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感染了该病毒，总共传播给九人，其中一人死亡。此前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例SARS病毒实验室事故感染事件，一例发生在新加坡，一例发生在台湾。

2019年底第一批已知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开始在武汉的医院出现，然后在2020年初冠状病毒疫情暴发，这个地点本身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符合不同的先验倾向，人们要么选择自然起源说法，要么选择实验室泄漏说法。实验室泄漏的潜在关联是最容易注意到的：该市有一个研究机构，即武汉病毒研究所，其中有一个致力于冠状病毒研究的著名实验室。另一方面，武汉也是全国用于食品、毛皮和传统药物的野生动物的主要贸易枢纽（每年估计超过700亿美元），这些生物——连同其携带的病毒——在许多拥挤的市场出售。华南海鲜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位于或接近最早已知病例所在范围的中心。

那么，仅仅考虑这些情况，实验室事故比自然溢出更“可能”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高压和隐瞒倾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评估其中任何一种证据的可用性？由于目前还没有关于将SARS-CoV-2传播给人类的具体事件的明确描述，即使是专家，也被迫根据数据和环境将其观点限定为概率，这些概率受到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先验信念的不同影响。

在自行评估可能性时，你可能需要从给争议蒙上阴影的喧嚣、愤怒、刻薄和政治化中后退一步，专注于我们确实拥有的证据上。为此，按时间顺序记录一些事件可能会有所帮助。

2020年1月11日，就在武汉疫情的首份报告在全球传播11天后，上海复旦大学张永振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团队通过一个名为virologal.org的网站发布了一份新型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草案。这个基因组由居住在悉尼的英裔澳大利亚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姆斯提供，他也是张永振基因组组装项目中的同事。霍姆斯在病毒学家中因其对RNA病毒（包括冠状病毒）进化的研究、光溜溜的光头和尖刻的直率而闻名。这个领域里所有人都叫他埃迪。该帖子于凌晨1点05分发布。当时，位于爱丁堡的网站站长，名叫安德鲁·兰博特的分子进化教授警觉起来，准备加快进度。他和霍姆斯为基因组撰写了一份简短的介绍性说明：“请随意下载、分享、使用和分析这个数据。”他们知道应该是“这些数据”，而不是“这个数据”，但他们很匆忙。

霍姆斯和一小群同事立即开始分析基因组，寻找有关病毒进化史的线索。他们利用了已知冠状病毒的背景，以及他们自己对这种病毒在野外如何形成的理解（参见霍姆斯2009年出版的《RNA病毒的进化和出现》一书）。他们知道，冠状病毒的进化可以迅速发生，由频繁的突变（在大约3万个字母的基因组中发生单个字母的变化)、重组（当两种病毒同时在一个细胞中复制时交换基因组片段）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作用于这些随机变化所驱动。霍姆斯在爱丁堡与他30年的好友兰博特和另外两位同事交换了意见：他们是加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公司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以及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医学院的罗伯特·加里。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的伊恩·利普金后来也加入进来。这五个人组成一个远程研究小组，旨在发表一篇关于SARS-CoV-2基因组及其可能起源的论文。

霍姆斯、安德森和其他人认识到这种病毒与蝙蝠病毒的相似之处，但经过更多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这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些特征是基因组的两个短点，在整个基因组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对病毒捕获和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却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它们是病毒学家熟悉的技术元素，现在已成为新冠病毒起源术语的一部分：一个呋喃裂解位点(FCS)和一个意想不到的受体结合域(RBD)。所有病毒都有RBD，这有助于它们附着在细胞上；而FCS是一种帮助某些病毒进入细胞的功能。最初的SARS病毒曾经吓坏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但它只导致了大约800人死亡，而它与新型冠状病毒在这两方面都不相似。SARS-CoV-2是如何成为这种形式的？

起初，安德森和霍姆斯确实担心这可能是人为设计的。这两个特征是不是故意添加的，通过基因操作插入到冠状病毒的骨架中，故意使病毒在人类中更具传染性和致病性？这一点是必须考虑的。霍姆斯打电话给疾病专家杰里米·法拉尔，后者时任惠康基金会负责人，这是伦敦一家支持健康研究的基金会。法拉尔理解这么做的意义，很快安排了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的电话会议，讨论该基因组令人困惑的地方及其可能的起源情况。该小组包括杜兰大学的罗伯特·加里和其他十几个人，其中大多数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欧洲或英国杰出科学家，如爱丁堡的兰博特、荷兰的马里恩·库普曼斯和德国的克里斯蒂安·德罗斯特恩。参加电话会议的还有时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和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福奇的上司弗朗西斯·柯林斯。就是在这次著名的2月1日电话会议上——如果你相信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福奇和柯林斯说服其他人压制了病毒可能是人为设计的观点。

“坊间流传的说法是，福奇告诉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诸如此类。我们被收买了，"霍姆斯对我说。“这完全是XXX（此处是一句脏话）。”

安德森也是这么说的。“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他告诉我。最近，根据公开的私人电子邮件和Slack对话记录，安德森和同事们被指控隐瞒和欺骗：批评者认为，他们的邮件和对话记录证明，尽管他们私下里对病毒系人工或源自实验室的可能性深感担忧，但他们却努力让这两件事远离公众讨论。但正如这些研究人员所云，这些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只是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在快速变化。例如，他们最初担心SARS-CoV-2中的受体结合域可能是人为操纵的标志，但在2月1日的电话会议后不久，他们就得知，在感染穿山甲的冠状病毒中存在非常相似的RBD。它是由休斯顿的生物信息学家马特·黄（音）从一个公共数据库中发现的，并发布在《病毒学》网站上，最终引起了该小组的注意。研究表明，这种RBD系野外进化而来，很可能通过重组（自然的基因交换过程）进入了SARS-CoV-2。安德森和其他人还意识到，在其他冠状病毒（如MERS病毒）中，呋喃裂解位点也会自然出现，尽管在SARS-CoV-2所属亚属的其他成员中却没有出现（迄今为止尚未发现）。

这些新数据导致了一个新结论，用安德森推文中的说法，这是“科学过程的一个清晰例子”。那次电话会议的16天后，他们发布了（尚未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预印本，四周后，这篇论文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标题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安德森及合作者开门见山地陈述了他们的结论：“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CoV-2不是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病毒，也不是有意操纵出来的病毒。”尽管如此，仍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动物宿主中演化出来的天然病毒，通过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给了人类，或者，也许天然病毒意外泄漏出来？在论文快结束的段落，他们使用了一种更细微的说法：虽然可以排除病毒经过了有意设计的可能性，但“目前仍不可能证明或反证本文所述的其他有关病毒起源的理论”。话虽这么说，他们补充道，“我们不认为任何以实验室为基础的情况有道理。”

还有一种冠状病毒很快就被发现是与SARS-CoV-2已知亲缘关系最近的病毒。实际上发现的不是一个“活体”病毒，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基因组序列，该序列是很多年前的2013年，研究人员用从一个废弃矿井采集的蝙蝠粪便样本中提取的RNA片段组装出来的。那个矿井位于距离武汉约2000公里的西南省份云南。该基因组与新冠疫情初期从感染人群中采集的 SARS-CoV-2基因组有96.2%的序列同一性。这种程度的同一性（或者说3.8%的差异性）暗示，它们几年前有过一个共同祖先，在那之后经历了独立的演化。所以，该冠状病毒是SARS-CoV-2的一个近亲，而不是其祖先。

对蝙蝠的病毒进行采样和基因测序，然后将基因序列组装起来的工作（开始只是部分序列，后来在更好的技术帮助下，几乎组装出全部基因组），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领导下进行的。石正丽及其团队用RaTG13来标记那个冠状病毒序列，因为它来自一只学名是Rhinolophus affinis (Ra)的中间宿体马蹄蝠，是在云南省墨江县通关镇(TG)的一个矿井中捕获的，时间是2013年。RaTG13名声大噪，不仅因为它为SARS-CoV-2起源于蝙蝠病毒提供了有力证据，也因为墨江矿井是一些更骇人听闻的实验室泄漏起源说的重要部分。

墨江这个名字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部分原因是，2012年，在墨江矿井的井下工作了几天后，三名工人死于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感染。他们的肺里进了什么东西，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是真菌？还是病毒？他们的死亡在两篇晦涩难懂的中文医学论文中有描述，一些支持实验室泄漏说的人认为，这三人的死亡代表着冠状病毒（可能是RaTG13）造成的已知最早死亡，这种病毒或已经演化为SARS-CoV-2，或是在石正丽的实验室里演化为SARS-CoV-2或其直系祖先病毒的（直系祖先与SARS-CoV-2的序列同一性高于近亲与SARS-CoV-2的序列同一性）。他们由此推论，石正丽的团队可能是在矿工死亡一年后将该病毒带回武汉的。但墨江矿工的死亡事件也在科学家们2014年发表在《新型传染病》杂志的文章中有描述，他们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这种病毒也有潜的危险，因为它与尼帕病毒和亨德拉病毒有相似之处，而且，墨江矿井中这种病毒的携带者是老鼠，不是蝙蝠。这篇文章提示人们：对矿井中的老鼠、蝙蝠和其他动物进行病毒采样时，很可能会发现多种对人类肺部有害的病毒。

实验室泄漏说中RaTG13的作用存在另一个问题：它的序列与SARS-CoV-2的序列在1100多个分散在整个基因组的位点上存在差异。霍姆斯和其他研究冠状病毒基因组学的专家说，以RaTG13为起点制造SARS-CoV-2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切实际。再说，不要忘记RaTG13只是个基因组序列，不是活病毒；它是信息，不是生物实体；这点也很重要。将蝙蝠粪便中潜伏的病毒放在细胞培养物中生长不容易，这种努力通常以失败告终。石正丽在回答《科学》杂志资深通讯员乔恩·科恩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她的一系列问题时写道，她从来没有在实验室里培养过RaTG13。她在与我进行的两小时Zoom通话中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培养过从墨江那个洞穴中采集的任何样品。”

这是石正丽告诉我的情况：2019年12月30日晚，她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时收到消息，一种奇怪的呼吸道疾病正在武汉人群中危险地传播。实验室的初步结果表明，导致疾病的原因可能是一种冠状病毒，不是SARS，但是一种类似的病毒。她被要求帮助确定病原体。她马上叫实验室团队开展有关工作，并在第二天乘火车返回了武汉。几小时内，她的实验室就收到了另一个实验室发来的部分序列。她的本能反应是将其与他们自己在实验室里研究过的病毒序列做比较，“我们发现不是同一个东西，”她告诉我。“所以，我在12月31日下午就已经知道，这与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无关。”

石正丽早就知道，一些批评者暗示，她急于检查自己的记录是不直接言明地承认错误或有罪。她的回应是，“这很正常！”

在2020年1月31日发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报道中，乔恩·科恩提到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他指出，并非所有最早确诊的病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某种直接联系。据一项研究，最初的41名患者中，有14人与华南市场无关。这些人是否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感染了病毒，而且也许根本就不是从动物身上感染的？科恩描述了一些清晰但未经证实的指控，包括SARS-CoV-2类似一种蛇病毒的观点（武汉的一些农贸市场有蛇出售），然后他补充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研究蝙蝠和人类冠状病毒的最重要的实验室，该实验室已受到严厉批评。”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设施和管理系统是否有漏洞表示担忧，他写道。

在疫情暴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除了能从基因组本身读取的信息外，有关病毒起源的证据仍然很少。取代证据的，一边是科学权威的分量，另一边是大量的强烈抗议。2020年2月19日，英国期刊《柳叶刀》在线发表了一封有27名科学家署名的公开信，其中有些是病毒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著名资深人士，有些是正在职业生涯高峰的杰出研究人员。发公开信的目的是对当时处于研究和控制病毒第一线的中国科学家和医护人员表示支持。公开信由英裔美国疾病生态学家、生态健康联盟主席、石正丽的合作者彼得·达扎克组织起草。除了表达对中国同事的支持外，信中还写道：“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暗示新冠病毒疾病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这种过早的自信表述很快被证明适得其反，“阴谋论”一词像火上浇油那样引发了怀疑者的愤怒和谴责。

与此同时，实验室泄漏说在一些政界人士当中盛行起来，部分原因是它与人们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它的高压政策以及缺乏透明相吻合。2020年1月底，甚至在科恩1月31日的文章发表之前，《华盛顿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的一个秘密生化武器项目之间存在联系。这篇文章（后来附上编者按重发）主要是基于一名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官员的说法。几周后，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在福克斯新闻上表达了类似怀疑。“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疾病起源于那里，”科顿说道，“但由于中国从一开始就撒谎、不诚实，我们至少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很快，特朗普的想法开始改变。在疫情暴发的头几周里，这位总统一直对中国表示支持，并在2月7日谈到习近平主席时说，“我认为他处理得很好。”之后风向就变了，四个月后，特朗普在集会上煽动群众，称新冠为“功夫流感”。

实验室泄漏说的吸引力并不完全是因为党派之争。杰米·梅茨尔是一名作家和政治评论员，曾供职于克林顿政府，并一度在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与参议员乔·拜登联系协作。梅茨尔的履历光彩夺目，且有自由派倾向，包括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13次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作为世卫组织人类基因组编辑问题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前成员，梅茨尔很早就呼吁对疫情的起源展开调查，用他的话来说，包括“这场危机很有可能源于武汉的一起与研究相关的事件”。

在2020年初的几个月里，梅茨尔曾谈及此事，但他遭遇了阻力，看来这让他感到震惊和委屈。“当我看到了这个不同的说法时，”他告诉我，“我开始公开谈论它，而我的朋友们会做出两种反应。”第一个是，“你是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但是——“你现在却在传递有利于特朗普的信息。”言下之意是：梅茨尔应该站回正确的一边。他说，第二种反应是：“你他X以为你是谁？那些资深的科学家、诺奖得主和其他人都说病毒来自大自然，难道他们不如你？你他X是谁，就凭你的分析和演绎推理，就有更多疑问了？”

像梅茨尔这样看到除自然溢出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的人转变立场——加上特朗普的言论影响力，以及不信任专家的文化氛围，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对民意和媒体的关注点，甚至还有科学共识，是有影响的。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的一项对美国人的调查，43%的人认为病毒是自然出现的，认为来自实验室——无论是否出于故意——的人不到30%。到了2020年9月，另一个民调组织发现，自然说和实验室说的支持者几乎是持平的。2021年6月时，一项Politico-哈佛调查得出的结果是，52%的美国人支持实验室起源说，几乎是支持自然溢出说（28%）的两倍。

梅茨尔本人持着较为不可知论的立场，认为意外释放是可能的，但并非唯一可能。他最终于2023年3月在国会作证，呼吁“全面审视一切相关的起源假说，其中当然包括实验室起源，但也包括市场起源，一些我尊重的专家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他例举了其中一位专家，亚利桑那大学演化病毒学家迈克尔·沃罗贝。

生于加拿大、毕业于牛津的科学家沃罗贝语调和婉，有时也会考虑一些争议性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是OPV，也就是关于HIV/艾滋病疫情起源的“口服脊灰炎疫苗”假说。我在十几年前首次采访沃罗贝时听他讲过。OPV假说认为，病毒（HIV-1，M组）是在一项鲁莽的口服脊灰炎疫苗试验中意外输入到受试者体内的，“志愿”参加该试验的非洲人，包括数十万儿童，对此不知情。疫苗是用黑猩猩细胞培养而成——该假说声称——并且被一种后来成为HIV-1-M的黑猩猩病毒所污染。2000年初，沃罗贝离开在牛津的博士研究项目，飞到战火纷飞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在那里的丛林中花了几周收集黑猩猩粪便，以验证该假说。

他的这场不计后果的冒险有一位资深合作者，著名牛津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他认为OPV假说是合理的。沃罗贝和汉密尔顿在当地森林向导协助下收集了黑猩猩样本，然后狼狈地离开基桑加尼，沃罗贝因为在林中受伤导致严重感染，手臂吊着绷带。汉密尔顿则因疟疾生命垂危。回到英格兰后，汉密尔顿很快就死于并发症。样本先是在行李中转过程中丢失，后来又被找回，然后黑猩猩病毒检测呈阴性，只有一份被证明无效的样本是例外。

科学本就这样，充满了劳苦与沮丧。沃罗贝和其他科学家一起，最终依据其他的证据证明，口服疫苗假说是错的。对争议性假说持开放性的态度，坚持用证据来证实或否定它，是他的首要原则之一。

20年后，对于SARS-CoV-2，沃罗贝同样倾向于对这一具有争议性的非正统假说给予应有的考虑。他认为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过早，出于这一担忧，他于2021年春季与其他17名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认为“进一步澄清这一流行病的起源是必要且可行的。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无论是自然溢出假设还是实验室溢出假设，我们必须都要认真对待”。这封信的其他共同签署人之一是杰西·布鲁姆，实际上他排在名单的第一位。沃罗贝是发起人之一，并于当年3月21日向布鲁姆发送了电子邮件，其中包括这样的建议：“我一直在考虑发在类似《科学》的观点板块或《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之类的地方。”

这封信最初是由布鲁姆和另外两人起草的：分子生物学家艾琳娜·陈（音），她是2020年一篇预印本论文的作者，论文认为SARS-CoV-2从一开始就已经充分具备感染人类的条件，这引发了对其起源的质疑；另一位是杰出的微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戴维·雷尔曼，他长期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和一些功能获得性研究。该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提供了意见，这封信于2021年5月14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标题为《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但从那时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出现了更多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充分的数据”，沃罗贝与立场最鲜明的几位共同签署人产生了分歧。

2021年春天掀起了强烈的舆论浪潮。世界卫生组织招募了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参加对SARS-CoV-2起源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研究，他们在武汉待了一个月后归来，发布了第一阶段报告，称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沃罗贝、布鲁姆和其他共同签署者致信《科学》杂志并在几周后发表，在信中批评了该结果。甚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本人也希望进行进一步调查。在发表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谭德塞表示：“就世界卫生组织而言，就目前而言，所有假设仍然存在，”并指出需要继续研究。尽管谭德塞抱有希望，但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所谓第二阶段后续研究，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抵制。相反，世界卫生组织创建了“新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SAGO)，这是一个由疾病科学家组成的机构，他们将继续研究SARS-CoV-2以及其他危险的新细菌的起源。

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科霍夫毫不掩饰地说出是什么在阻碍。她最近告诉我：“人们能接触到的关于实验室泄漏、违反生物安全或生物安保的信息很少，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说，她已直接与中国官员讨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她还说。“由于缺乏信息，你就会留下这些空白。”

大约在这个时候，支持实验室泄漏说法的热门文章也开始在杂志、报纸和网络平台上涌现。2021年1月，《纽约》杂志刊登了尼克尔森·贝克撰写的一篇新冠病毒起源的文章。贝克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1950年代初美国生物武器研究以及他对《信息自由法》的不满的书。现在，贝克针对新冠病毒研究提出一个问题：“万一呢？”2021年5月，尼古拉斯·韦德（曾供职于《纽约时报》）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描述了石正丽实验室与生态健康联盟之间的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威胁——韦德表示，这样的研究会有意制造对人类更加危险的病毒，有可能会泄漏。不久之后，另一位曾与《纽约时报》有关联的科学作家小唐纳德·G·麦克尼尔受到韦德文章的启发，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和质疑，并发表了一篇更加审慎的文章，总结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只是猜测，所有的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6月初，《名利场》杂志随后发表了记者凯瑟琳·埃班的专题报道，报道指出，无论病毒是否经过改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或者说，蝙蝠样本的野外采集，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意外感染——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播到了人类身上。

接着，乔恩·斯图尔特出现了。2021年6月14日，这位喜剧演员在斯蒂芬·科尔伯特的节目中以超群的自信和超凡的浅薄宣布，他有理由确信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你看名字就知道！”他喊道。“看名字！”事实上，斯图尔特把这个机构的名字搞错了——他把武汉病毒研究所称为“武汉新型呼吸道冠状病毒实验室”——城市的名字他倒是没弄错。我们不知道科尔伯特那数百万观众在不在乎这些。

整个2020年和2021年，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专业知识的科学家们也很忙碌，尤其是分子进化病毒学、兽医病毒学和分子系统发生学（通过比较基因组绘制家谱）领域。他们的努力为天平另一端的自然起源说法添加了数据和分析。

两名中国研究人员和三名西方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17年5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武汉的生鲜市场——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华南海鲜市场，还有其他三个市场——都有许多档口出售供食用的野生动物。这其中包括貉、果子狸和马来豪猪。许多动物身上的伤口似乎是枪或陷阱造成的，这表明它们是从野外捕获的（与农场饲养的野生动物不同），但缺乏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求的用于合法销售的文件。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疫情的蔓延，地方当局有关闭市场（就像他们在2020年1月1日所做的那样）并隐瞒当地执法人员忽视的任何违法行为的动机。如果假设中国有掩盖实验室泄漏的动机，值得记住的是，他们也会有其他类似的动机——包括那个价值700亿美元的全国产业——来掩盖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市场泄漏。

2022年7月发表在《科学》上的另一项研究，第一作者是迈克尔·沃罗贝，合作者包括埃迪·霍姆斯和马里恩·库普曼斯等人，论文考虑了2019年12月以来超过150个Covid-19早期病例的空间分布模式。沃罗贝和同事们发现，在市场附近生活的病例中不仅有华南市场的顾客和工人（以及与这些顾客和工人有接触的人），还有一些与市场不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病人。因此，如论文标题所示，市场是疫情的“早期暴发中心”。

大约在同一时间，沃罗贝和其他共同作者进行了一项不同但相关的研究，研究了SARS-CoV-2谱系的形状（这一次乔纳森·佩卡尔是第一作者）。结果是出乎意料的。通过比较大流行开始时采集的人类样本基因组测序结果发现，它包括从主干分出的两个粗大的分支，然后每个分支爆炸成许多微小的茎，没有中间分支。

这两个主要分支是病毒的谱系，分别被称为谱系A和谱系B，五花八门的病毒都是从它们产生的。B谱系更为高产和成功，是全球大部分Covid-19病例的来源，包括与市场直接相关的所有早期病例。在该市场被立即关闭后，中国小组对其进行了抽样检查，在市场中也发现了A系病毒。A系病毒的污染出现在一副被丢弃的手套上。住在市场附近的两名患者体内也发现了A系病毒。佩卡尔和同事们对病毒的树型——那两个大分支，然后每个分支上都长出了小枝——做了高科技分析，并得出结论，病毒可能多次进入人体。他们判断，人类感染的暴发很可能有（至少）两个互无关联的起点。

为什么这个发现很重要？与两名分别受到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带着感染各自前往同一个市场相比，一个市场摊位上的受感染貉两次向人类传播这一场景的可能性更大。这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原因：正如乔恩·斯图尔特试图指出的那样，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确实位于武汉市，但它位于长江的另一边，与华南市场的直线距离超过11公里。

从今年年初开始，自2020年到2022年稳步积攒人气的实验室事故说又得到了几次推动。2月2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拜登总统早些时候指派研究来源问题的机构之一美国能源部提出了新的判断。此前并未得出结论的能源部现在认为，虽然属于“低置信度”，但这次大流行很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开始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是从“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中得知这一结论，报告本身无法供公众查阅，但已提交给白宫和“国会关键议员”，具体是哪几位议员尚不得而知。

第二天，CNN的网站发布了一篇后续报道，称三位同样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告诉CNN，能源部的转变，部分是基于有关武汉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信息，这是该市另一家与疾病相关的机构，距离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超过11公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我知道武汉疾控中心前不久刚刚搬迁，离华南市场只有几百米。让我不安的是，我突然想到，正如沃罗贝和他的同事们分析的那样，从疾控中心泄漏的病毒可能符合市场周围早期病例的空间聚集性，而从假定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病毒却不符合。

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CNN或其他任何新闻媒体都没有再报道这一引发争议的观点。有人提醒我，武汉疾控中心直到2019年12月2日才搬到市场附近的新址；这个日期，再加上实验室工作恢复工作可能需要的时间，或许同最有可能在11月底开始的病毒暴发无法匹配。无论如何，两个与中国研究界有良好接触的不同消息来源告诉我，武汉疾控中心（与北京的国家疾控中心不同）在大流行之前没有冠状病毒研究项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出生在中国的独立记者简·邱（音）补充说，武汉疾控中心的任务主要是疾病监测等技术任务，而不是研究。（由于简·邱的消息来源在中国面临潜在危险，他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

最近，在6月中旬，我之前提到的Substack文章发表了，声称胡犇和石正丽实验室的另外两个人是“第一批感染病毒的人”，因此是大流行的起点。这篇文章由迈克尔·谢伦伯格和两位合著者发表，引用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未具名消息来源。胡犇是2017年一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该论文描述了石正丽团队在中国南方一个洞穴（不是墨江矿）的蝙蝠中发现了与SARS-CoV-2相关的多种冠状病毒，并对其中三种病毒进行了实验研究，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研究具有风险性。根据谢伦伯格及合著者的说法，胡犇和另外两名科学家在2019年11月感染了“类似Covid-19的疾病”，这表明他们是实验室泄漏的渠道。胡犇本人在给《科学》杂志乔恩·科恩的电子邮件中断然否认了这一指控：“我在2019年秋天没有生病，当时也没有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此外，胡犇告诉科恩，他和两位同事在2020年3月的检测中均未发现近期感染新冠的迹象（即未发现抗体）。

今年3月，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科学家弗洛伦斯·达姆巴雷发现了另一组有趣的证据，它失踪已久，但现在被发现了。这一事件影响了人们对实验室泄漏说的看法。这组证据就是2020年初在华南市场收集的基因组数据——来自对门的表面、设备和其他物品（包括那双丢弃的手套）的拭子取样，但此后一直被封存。这些数据被泄露了，也许是因为不小心，达姆巴雷足够警觉地发现了它们，并认出了它们是什么。包括沃罗贝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在数据中发现了一种模式：含有貉DNA的样本和含有SARS-CoV-2片段的样本（以及一些同时含有这两种片段的样本）非常接近，这些样本来自市场西南角的摊位，那里的野生动物被当作食物出售。在病毒附近也发现了马来亚豪猪和阿穆尔刺猬的DNA，但由于貉被证明对SARS-CoV-2易感，因此格外受人关注。

这些发现并不能证明是貉将病毒带入了市场。但他们为这一设想增加了合理性和细节。

尽管有来自达姆巴雷小组的披露，实验室泄漏说仍然得到强烈的民意支持，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截至2023年4月，62%的意大利受访者、56%的法国受访者和5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实验室泄漏说最令人信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尚未决定（或感到困惑）的人，只有少数人接受自然溢出。早些时候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其他国家，与实验室相关的假设甚至更受欢迎，从肯尼亚的73%、匈牙利的64%到巴西的58%不等。

公众倾向于实验室外溢假说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在我看来，实证证据优势不是其中之一。我同意对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支持这种可能性的大多数论据都归结为对某种情况的猜测和毫无根据的指责。

以单数形式描述“实验室泄漏假说”自然是具有误导性的。实验室泄漏假说有许多种，就像自然溢出假设有多种发生方式一样。杰米·梅茨尔和其他一些批评人士更偏向于“研究相关事件”这一涵盖范围更广且温和的说法。它涵盖了几种可能性，包括可能由拙劣的功能性获得研究引发，无论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还是武汉疾控中心，或者某个未知的地方，这样的研究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新型混合病毒，从有故障的高压釜逃逸，或通过感染了技术人员或研究生而溢出。（该假设的支持者以一项名为“DEFUSE”的资助提案为论据，该提案由生态健康联盟于2018年向美国国防研究机构提出，但从未获得资助，其意在资助一些在批评者看来具有潜在危险的功能获得研究试验。）另一种“研究相关”的可能性是一场噩梦：中国的某种生物战计划故意制造了一种致命的病毒，但某种灾难性的失误让病毒逃逸到世界上。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名科学现场工作人员在从墨江矿洞等地的蝙蝠身上采集样本时被感染，石正丽的团队就是在那里发现了RaTG13。

它们都很生动，但并不都合乎逻辑，在我看来它们并不能相互佐证。例如，如果来自墨江矿的野生冠状病毒能在人类之间感染和传播，那么在鲁莽或恶意的实验室工作中，它就不需要插入呋喃裂解位点。如果它在2013年感染了一名野外科研工作者，而该工作者回到了武汉，那么病毒又在哪里徘徊了六年，然后到2019年才在该市的人群中暴发？如果这种病毒是在石正丽的实验室里，使用复杂的基因编辑方法进行改造的，或者是通过细胞培养物或活体小鼠传递一种危险性较低的病毒而转化成这种危险的病原体（这似乎有些牵强），然后逃逸出去，那么墨江矿及其险恶而又精彩的叙事就瓦解了。换句话说，各种与研究相关的事件假设可能都是合理的（合理的程度不一），但它们互相矛盾。你不能把它们都堆在磅秤上，然后根据它们的总重量来判断是非自然起源的可能性。

实验室泄漏说的拥护者一直专注于石正丽和她的实验室，但重要的是，要记住，石正丽的职业成就是发表研究成果和发布有关野外发现的潜在危险冠状病毒的警告，而不是对其进行保密。如果在2018年或2019年，她的实验室里有这样一种极其危险的病毒——类似于最初的SARS病毒，但具有适合人类感染的受体结合域和呋喃裂解位点，这些特征可能会使它更加危险——她可能会在权威期刊的页面上宣布这一重要发现，这不仅会给她带来职业上的益处，也会让全世界受益。但她没有这么做。

最近发现的一小部分丢失的证据似乎支持这一逻辑。2018年，一位名叫崔杰的科学家领导了一项关于蝙蝠中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研究。他的目的是通过将最初的SARS病毒置于其近亲的家谱中来阐明其进化过程。崔杰曾是埃迪·霍姆斯实验室的博士后，毕业后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了几年，然后在上海找到职位。崔杰和包括霍姆斯和石正丽在内的同事分析了2011年至2016年收集的蝙蝠样本中检测到的60种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组序列。他们写了一篇论文，并将其提交给了一家首屈一指的病毒学杂志。论文被拒绝了。他们又投了一次。还是遭拒。期刊的审稿人想要完整的基因组序列，但该团队只有部分。所以在2018年10月，他们放弃了那篇论文，将其从投稿程序中删除了。他们忘记了这篇文章。与此同时，他们将虽然只有部分、但很有说服力的基因组数据提交给了一个国际数据库——GenBank，并附带了一项常规的约束条款，即这些数据将被封存，具体的禁期为四年。该禁令允许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保留对数据的独家访问权，以备重新启动项目之需。

四年过去了，2022年10月，禁令到期。这些在大流行之前被封存、现在已经公开的数据，揭示的不是它包含了什么，而是不包含什么：一种大流行病毒的祖病毒。数据中包括石正丽等人在2018年认为值得关注的60种冠状病毒。但没有与SARS-CoV-2匹配的病毒。

“那种病毒在哪里？”艾迪·霍姆斯最近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绝对不在那里。”

另外两个关于实验室泄漏说的论点也值得关注。两者都可以表述为一个问题。为什么SARS-CoV-2从一开始就似乎非常适应人类？如果它的自然宿主是某种蝙蝠，为什么在三年半之后，宿主还没有被发现？

第一个问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SARS-CoV-2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相当有能力感染其他哺乳动物（猫和狗），并最终的确感染了各种哺乳动物（老虎、大猩猩、水貂、白尾鹿等），而不仅仅是人类。第二个问题暴露出提问者对新出现病毒的历史缺乏了解。当一种新型病毒突然出现在人类身上，引起疾病和恐慌时，寻找其天然宿主向来是当务之急。但是，这种生态学工作很难在疫情暴发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进行，而且一旦疫情（或流行病、大流行）得到控制，紧迫感和可用的研究资金往往就会消失。

找到宿主动物有时很容易，有时很难，都要靠运气。以极高的置信度确定菊头蝠可能是最初SARS病毒的宿主花了15年时间。追踪马尔堡病毒的宿主埃及果蝠用了41年（算上发表时间则是42年）。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至今未知，尽管你可能认为你已经听说过，47年前，它出现在当时扎伊尔的一家偏远教会医院。埃博拉病毒与某种蝙蝠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假设，而不是确定的科学事实——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假设与这个宿主纠缠在一起。

那么，是什么让公众的观点倾向于实验室泄漏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深藏我在本文提到的晦涩数据中。在我看来，让天平倾斜的是多疑和叙事诱惑。

在和生物安全专家、与杰西·布鲁姆一同起草那封“调查”信的戴维·雷尔曼交谈时，我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当你播下不信任的种子，或暗示你没有将你的所知充分透露出来，”他对我说，“你就会面临一种持续的、潜伏的、难以消除的不信任。”这会让人们倾向于假设“这里面存在某种有意的东西，或故意的隐瞒”。

不信任的种子很久以前就已经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公民花园里生根发芽。据过去几年进行的一项民调，超过60%的美国人至今拒绝相信约翰·F·肯尼迪的死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人所为。是因为人们看了沃伦委员会的报告，觉得缺乏说服力，并对“神奇子弹”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研判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学会了疑神疑鬼，因为一个重大事件的阴谋论总是比那些不起眼的蠢解释更有戏剧性，更让人满足，一个总统怎么会被一个无能的废物用一把13美元的步枪三枪两中杀死呢？

我们的观点大多不是通过严格求证得出的。正如杰西·布鲁姆所说，我们会自动选择先验，或乐于接受那些情节简单、善恶分明、跌宕起伏的故事，看上去跟相关的事件可等量齐观。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个复杂的故事，包含数据收集、假说检验、假说证伪、假说修正和进一步的检验，这些工作都是才能卓绝但也会犯错的人类在做。另一方面，狂人的科学恶行导致失控的大麻烦，就是个简单的多的故事了，至少可以追溯到玛丽·谢利的1818年小说《弗兰肯斯坦》。

演化生物学家卡尔·伯格斯特罗姆就科学不实信息写作了许多文章。他思考的问题包括如何向学生教授科学——至少是应该如何教授——不仅关于科学在讲什么，还要讲到什么是科学。我就人类受大事件的阴暗理论的吸引这一点问了伯格斯特罗姆。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里提到了这个，他告诉我。“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是注定不幸的。实在太惨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受不幸的命运摆布的世界。”

我没读过《德伯家的苔丝》，觉得很丢脸，于是只能继续说SARS-CoV-2。“在公共领域，现在不是一场证据和证据之间的较量，”我表示。“这是叙事之间的竞逐。”

“是啊！”伯格斯特罗姆说。“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