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习近平的行为很难预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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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事务》杂志8月4日刊文《不可预测的独裁者——为什么预测威权侵略如此困难》（The Unpredictable Dictators，Why It's So Hard to Forecast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读后颇有感想。文章由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学者Keren Yarhi-Milo and Laura Resnick Samotin撰写，文中一些观点和我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有不少重合。

文章开篇指出，拜登政府去年二月初屡次发出警告，指俄罗斯会攻击乌克兰，还摆出大量证据表明莫斯科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但法国、德国都不相信普京会发动袭击，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制造恐慌。文章说，这不是官员们第一次错误地忽视一个国家将袭击其邻国的警告。1973年，以色列决策者否认了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计划袭击西奈半岛的报道，理由是他的空军无法深入敌后；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不相信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可能会入侵越南的警告；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美国一直坚信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不会发动袭击。后来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两位作者认为，官员们未能预见到上述不幸事件是有原因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通常使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做出预测，该模型认为，政策制定者会在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并权衡不同行动的成本后，确定既定目标，然后采取理性行动。但人们很容易犯错误，因此这个模型在预测政府将做什么时用途有限。特别是在预测独裁者的行为方面，它做得尤其糟糕，独裁者可以在不受国内阻力的情况下追求不合逻辑的想法。这两位作者的这一见解对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思考如何对抗对手，具有重要意义。

独裁者的行为很难预测，同样适用于独裁者习近平行为的难以预测性，用“理性行为者模型”来预测习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很难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

第一，习近平在作决策前不会仔细搜索“所有可用信息”。他周围都是他亲手提拔的Yes-men，Ye-men只会说习想听的话，做习希望他们做的事儿。他们不会披露对习不好的消息。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很有可能就是产生于信息不完整造成的幻觉上。这一点习和普京十分相似。普京入侵乌克兰，只有少数高级官员知道他的计划，而且他们都和普京一样对俄罗斯获胜的机会抱有同样的信念。普京和他的将军们对快速获胜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当他们入侵时，士兵们被告知收拾好制服，以便在基辅举行胜利游行。

第二，中共体制对习近平独裁的制衡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习近平的固执与专断，和毛泽东相比，有得一拼，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习大权独揽时，中共体制即已失去对他的约束力。《纽约时报》2018年3月刊文评价习取消任期制时说，如今让习近平变得更强大的东西，可能会在未来让中国共产党变得弱小。这几年实际上变得弱小的中共，显然已经无法有效地约束为所欲为的习近平。由于习为所欲为，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和习近平打交道，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两位作者告诫说，专家们必须记住，在与独裁者打交道时，没有确定性可言，独裁者领导人并不总是受到冷静的理性主义的指导。

第三，习近平有不同于理性思维者的成本收益计算。理性行为者要全面衡量成本和收益，如果成本远大于收益，决策者可能会放弃预定的行动。但习近平只算一笔账：是不是对他的政权巩固有利，只要有利，不管收益多小，成本多高，他都会做。比如，习近平摧毁东方之珠香港，残酷打压中国民企，都是理性思维难以理解的自伤自毁自杀等高成本行为，但习近平就是做了，使得香港的自由与繁荣去而不返，中国民企至今难以喘过气来，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难以改变。可是习坚信他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对共产党的统治其实是对他个人的统治有利。而理性思维者会认为，这些都是不合逻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