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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华尔街日报报道,过去十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来越将经济决策掌控在党与他自己手中,如今他的中央集权正拖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其多年来最严重经济低迷的回应。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经济官员连月来不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前景,然而尽管经济学家建议采取大胆行动,但相关高级官员却未能推出重大刺激措施,或进行重要的政策转变,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获得习近平的充分授权。
根据知情者与习近平公开谈话显示,尽管形势日益严峻,但中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没有表现出对前景的忧虑,而且他似乎对于更多的刺激措施不感兴趣。
经济学家指出,虽然目前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可能有所帮助,但仍达不到充分稳定经济所必需的程度。他们也说,如果没有习近平更明确提振增长的授权,地方政府担心他们恐因政策错误而被究责,许多官员因此按兵不动,进一步延迟应对经济衰退。
中国今年初的后疫情短暂复苏被深度低迷取代,工厂活动萎缩、投资放缓、消费者信心疲弱,一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知情者说,早在6月,中国高级官员的急迫感加剧,他们一直指望习的清零政策解除后,迎来经济强劲反弹。
政府各部门,从最高经济规划单位,到负责金融及住房的机关与经济学家举行至少十几次的闭门会议,以寻求他们的建议。一名6月间参与2次会议经济学家说,“可以感受到房间里的焦虑;受邀专家的共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刺激增长”。
然而几周过去,几乎什么也没发生。负责日常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对于任何重大的政策措施都须经习近平的批准,这与往年国务院及中国总理在设定经济政策上有更大自由不同。
习近平的集权延迟中国政府对低迷经济的回应。(路透)
报道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不愿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部份在于其对撙节的意识形态偏好,这让公众警觉,他们越来越担心北京或许已将首要任务从经济成长转移至国家安全等其他事务。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教授裴敏欣说,“习近平的集权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1978年毛泽东死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信任危机”,对于恢复中国的经济活力,习负有更多责任。他说,“为了让人民对经济前景再抱希望,他必须授权那些懂经济的人来设定政策,如同邓小平以来,他的前任者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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