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限,却苦于找不到相关专家。紧要关头,有人推荐了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但老人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一台微型计算机,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 这位老人,就是天才物理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束星北。对于这样有重要影响的人,海洋研究所的领导一心想把束星北“发展”成中共党员,但束星北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根据《束星北档案》等资料,说说背后的原因。
一生辉煌在民国束星北,1907年生,江苏邗江县人,在中华民国接受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之后,1926年考入美国堪萨斯州贝克大学物理系;不久,转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19岁时发表第一篇论文《行星距离和轨道速度新规律》。 1928年10月,束星北经同学介绍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E. T. Whittaker)和达尔文博士(C. G. Darwin),仅用一年多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达尔文博士引荐,他入剑桥大学,从师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930年8月,爱丁顿博士又推荐束星北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助教,师从著名数学家斯特罗伊克教授(D. J. Struik)。仅用一年时间,束星北再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束星北奉母亲之命回国完婚,从此再没出过国。他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最后落脚浙江大学。在浙大的近20年,是束星北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1937年,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尔应邀访问浙大。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师生给他写信,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回信说,你们有束星北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当时,中国有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浙江大学有开明的校长竺可桢。在美欧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束星北,如鱼得水。他与另一名物理学家、后来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教授,经常就学术问题争辩,思想火花不断碰撞,结出不少重要的科学成果,也培养了李政道、吴健雄等一批后来闻名世界物理学界的精英人才。 王淦昌教授说:“束星北的教学经验很丰富,我对他的教授方法,非常钦佩。他既不用课文,也不写讲义,常常结合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那时候的束星北踌躇滿志,雄心勃勃,即使有人称誉他是“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下去。” 束北星的学生、“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3年去世,34年间,束星北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挨整中度过的。 第一轮被批判1950年,在浙江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束星北坚决不写有辱人格与尊严的“自传”,为此,他被围攻三个月,也没有屈服。 之后,浙大教务长、数学家苏步青受到诬告、批斗、侮辱,准备以死抗争。束星北得知后,气愤至极,亲自去找干部理论,结果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重点对象。 第二轮被批判1952年,束星北被调到山东大学当教授。 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紧跟形势,特别“讲政治”。束星北对此反应强烈,他说:“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 中共当政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束星北说:“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 他认为,必须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他曾公开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言论是自由的,既不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不到,说错话甚至骂人也没有人斗你,而这个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 1954年下半年,束星北因为反对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抵制“全面学习苏联”,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 第三轮被批判1955年,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随后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山东大学对“旧知识分子”进行一遍又一遍排查后,将束星北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 有人检举他1944年至1945年,在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工作过,有重大反革命嫌疑。他因此被列为重点进行斗争。 束北星第三次受到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他被批成“高级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等。他的妻子、儿子也遭到批斗。 被打成“极右派”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同年5月,束北星被请到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帮党提意见”。他发言的题目是“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总共讲了三十多分钟,被台下的掌声打断二十多次。他反对“人治”、力主“法治”,最后用四句诗总结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但不久,毛泽东就翻脸了,“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束星北的言论,成了右派言论。一段时间,他平均每天被批斗一次,最后被打成“极右派”。 “反革命分子”从1950年至1957年,历次政治运动中,束星北屡次被批斗,但他一直不服。到1958年,中共跟他新帐旧账一起算,经中央十人肃反小组批准,将他打成“反革命分子”。 1958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法院以犯“反革命罪”判处他“管制三年”。 之后,束星北被押往青岛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当时,他每月仅20元生活费,妻子无收入,七个子女受株连,被迫退伍、失业、失学,一家人生活极其困难。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被批判是家常便饭。 月子口工程完工后,他又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扫厕所,一度被安排制作尸体标本。1961年底,束星北修复了青岛医学院一台损坏多日的脑电图机。此后,青岛各大医院的仪器坏了,都找他修理。他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 但是,到1962年青岛医学院开“摘帽”大会时,名单里却没有束星北。事后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手中。此后,年复一年的监督改造,他身上的锐气逐渐被磨掉。他变得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不断反省,争取有一个能干点事的机会。
重出江湖已暮年束星北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72年,促成这个转机的,是他的学生李政道。 1972年10月,已入籍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应邀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希望他介绍一些海外专家到中国讲学,以解决中国人才“断层”问题。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只是你们没有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因为李政道的关系,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掉“反革命分子”和“极右派”两顶帽子。 1978年4月6日,束星北被调到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被剥夺正常教学与科研权利23年的束星北,终于重返教学、科研第一线。但此时,他已年过七旬,虽奋力拚搏,却已来日无多。1983年10月30日,复出工作仅5年的束星北,因病撒手人寰。 以束星北的天赋和能力,如果在欧美国家,他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只可惜,在中共统治之下,他一次又一次挨整,饱受屈辱与折磨。观众朋友,在了解他的悲剧人生后,您应该不难理解他为何拒绝加入中共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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